科学翻译论文篇1
建构主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于90年代随着多媒体的普及而充分发展。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尤其重视真实学习情景的构建。同时，协作学习也是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建构主义强调“知识不是被动地接受的，而是认知主体在先前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建构的”（黄梨，2011），围绕“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构建”四个主题展开建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应“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对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使学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构建目的”(王湘玲，宁春岩，2003)。“建构主义理论无论是对我国外语教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还是教学实际效果的提高都有重大启示作用”（黄慧，王海，2007），建构主义在科技英语教学师资不足的情况下，能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带动外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条件、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变革”（同上）。
二、建构主义对科技英语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建构主义指导下，科技英语翻译教学围绕以下环节展开：
1.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注意激发其创造性科技英语自身晦涩难懂的特点会让学生难以建立兴趣。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设计环节精心准备，注意兴趣的调动和学习动机的引导，从而让学生带着问题去主动学习，并能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学习过程中锻炼其创造性。
2.发挥教师在建构知识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教师应注意角色转换，改变“一言堂”式的被动传授，通过各种预设问题逐步把学生带入自主探索的过程。
3.重视“协作”在知识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师生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协作机制，而非上对下的管理机制。同时，学生之间以集体讨论等形式开展活动，促进团队精神的培养。
4.利用先进教育技术教学引入多媒体、慕课、微课等先进的教育技术，在知识建构的过程中能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优化最终的学习成果。
三、科技英语为主体的翻译教学模式及策略
理工科院校的优势集中在理工科专业上，学生对本专业知技能的掌握，对本专业前沿理论的了解将极大促进学生的择业和职业发展。因此，依托院校的理工科优势学科，在翻译教学环节引入理工科专业的英文文献，不仅利于跨学科、跨专业发展理念的实施，还能培养学生翻译技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英文文献语言特点的了解，也拓宽了专业知识面。科技英语翻译教学模式的确立要求在教学意识形态、师资建设、教学手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上投入精力，开展系统的建设工作。
1.教学意识形态转变教学管理部门及教师改变意识，统一行动，让管理者、教师、学生都能正确认识科技英语翻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校方的大力支持和政策引导是实现科技英语翻译课程体系顺利建设的重要保障。
2.师资建设英语教师对科技英语存在畏难情绪，使科技英语相关课程难以开展。因此，选派优秀教师赴国内外进修科技英语是师资建设的必要环节。同时，在本院校理工科专业中，选择有海外教育、深造背景，具备高素质英语能力的教师，配合英语教师共同开课也是师资建设的可行途径。只有不断开拓思路，遵循跨院系、跨专业发展的理念，才能充分利用现有师资力量，建设翻译教学团队。
3.教学手段积极引入微课、慕课教学手段，积极建设网络在线学习平台，改变教师被动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局面，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带着兴趣、任务、问题去主动完成翻译任务。
科学翻译论文篇2
关键词：翻译标准；时代性；科技文体；信、准、顺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6-0-02
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对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作为搭建交流桥梁的翻译活动也越来越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翻译学科及翻译事业的发展。
关于翻译定义的回答有众家之说。而作为翻译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却是众家之说均有不同。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在不同的时代很多学者曾经提出过很多的不同看法及见解。这充分表明翻译标准理论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一、文献回顾
（一）严复翻译标准“三原则”
19世纪末，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1898）《译例言》中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也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他还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顾信达而外，求其尔雅。”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正是对我国翻译理论产生极大影响，至今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信、达、雅”“三原则理论”。
（二）学界对严复“三原则理论”的争议
严复“三原则理论”中的“信”，指在翻译活动中，译入语（targetlanguage）要忠实于源语（sourcelanguage）的内容，风格形式，特点以及文化。这无疑是极具道理的。
但是严复提出来的这种翻译理论是具有时代背景的。在严复时代，通过翻译介绍到我国的各种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没有现代小说中那些粗俗的内容和文字，而且当时的读者都是比较崇尚高雅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故而无论是从译入语忠实于源语的角度来讲还是从读者的角度来讲，这一原则的提出是无可厚非的，在当时的时代来讲是具有时代意义的。
随着翻译学科以及翻译事业的不断发展，关于翻译理论的标准问题，傅雷、钱钟书、刘重德等著名学者相继提出“神似论”、“化境论”、以及“信、达、切”等观点。这也进一步体现了翻译标准的发展时代性。
很显然，这些观点所关心的只是文学翻译的标准。翻译理论学科是一门综合的，广博的学科。“文学翻译只占当今翻译总量的0.5%，大量的翻译文本是非文学性的（比如政治文件，法律文书，科技资料等。）”。正如前文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翻译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一些比如科技，经贸等领域的沟通，交流与合作方面扮演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翻译的成功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的发展。正是这种新时期下的新形势赋予了翻译鲜明的时代性。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亦如此。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及其标准
科技性文体亦即科技英语(englishforScienceandtechnology,简称eSt)，是一种重要的英语语体。科技文体与非科技文体相比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故而其翻译也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翻译。必须把翻译的普遍标准理论指导与其特定的文体特点结合起来采取灵活的技能技巧进行翻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理论对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具指导意义。
（一）科技性文体的特点
关于科技性文体的词汇、语法、句法、修辞等特点已有很多学者对此做过专门的论述，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科技英语既涵盖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知识和技术,也包括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特点总的说来强调事实存在的客观性，重事实，内容信息量大，结构紧凑，数据精确，逻辑严密，专业性强。因此，翻译的要求要简洁，清晰，准确，严密。
（二）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基本原则
正是由于上述科技性文体自身的一些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须了解和熟悉所译材料相关的科技信息及内容。如技术操作基本原理，工程技术要求等；第二，须掌握相关科技内容涉及的词汇。特别是一些专业性词汇；第三，明确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性。特别要避免“英化汉语”和“汉化英语”的出现。
（三）科技性文体翻译的标准
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仍属于翻译学科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严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仍需遵循。但由于其学科的独特性，翻译的标准亦应有所不同。可概括为：信、准、顺。
1.标准之一：信
虽然关于翻译的标准问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但很多学者以及译者们均认为“信”是一切翻译的根本基础。脱离这一点翻译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甚至不能称之为翻译。对于科技性文体的翻译亦如此。科技性文体特点之一就是所述信息的客观性，毫无疑问，译入语（targetlanguage）必须立足于源语（sourcelanguage）。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能直译的就尽量直译，尽量避免意译。例如：
thepolitelampstoppedtorepresenttheterminationoftheoperation.
译：指示灯熄灭，以示操作终止。
磁力线从不相碰或相交。
译：Linesofmagneticforcenevertouchorcomeacrosseachother.
2.标准之二：准
“准”，即准确无误，精确。科技性文体数据讲究的是精确，对专业术语来讲，讲究的是准确。由于很多词汇采用的是合成词的方式，以及有些词是一词多义现象，因此，在翻译中选词就要慎重而准确，切忌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准”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关键。例如：
ifadesignerweretodesignabrackettosupport1001b.whenitshouldhavebeenfiguredfor10001b,failurewouldbeforthcoming.
译：如果一个托架应当被设计为1000磅而设计者却将它设计为100磅，那么肯定会出事故。
这种微波的传播原理要用方程式来解释.
译：thepropagationofsuchmicrowaveswillbeexplainedintermsofequation.
3.标准之三：顺
“顺”，即通顺。指译文表达要连贯，明晰，畅达与简洁。这是科技性文体翻译的较高要求。
noconvincingsignsofplantoranimallifehavebeendetectedbyinstrumentssoftlandedonmars.
译：在火星上软着陆的仪器目前还没有探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动植物生命迹象。
软钢不如中碳钢硬，因为其含碳量较低。
译：mildsteelsarenotsohardasmedium-carbonsteelsbecausetheycontainlesscarbon.
三、结语
总的来说，翻译学科是在不断发展的。作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翻译标准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正是翻译标准时代性的体现。本文所论述的对科技性文体翻译标准的看法是立足于传统翻译标准又结合科技性文体的特点而提出来的一点浅薄看法。然而，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翻译方法是灵活多变的，是“信、准、顺”三者的结合。笔者认为，任何文体的翻译都应该是在一些基本理论原则的指导下，结合不同文体的特点，与时俱进，灵活处理以达到成功翻译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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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翻译论文篇3
关键词：翻译机构；译学载体；应用翻译研究；译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84-5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6
1.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兴起使得翻译研究突破了语言学研究的藩篱，开始从文本层面扩展到超语言学研究的诸多维度，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甚至经济等因素都纳入到了翻译研究的范畴，翻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扩大。翻译机构是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与翻译相关的实体机构，伴随着翻译活动的产生而出现，从不同角度参与并影响着翻译活动及译学研究。翻译机构是译学存在的“硬件”，支撑着译学发展，也自然该纳入译学研究之列。而当今的翻译研究对其重视不够，翻译机构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阶段。
2.我国译学发展简述
在我国，“翻译学”一说最早出现于1927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之后，吴曙天的《翻译论》中涉及了翻译学的阐述。1932年，林语堂发表名为“论翻译”一文中提到“译学”之说。1940年，黄嘉德编写《译学论集》一书，收录了译论研究文章。新中国成立不久，董秋斯于1951年在《翻译通报》发表《论翻译的理论建设》一文，首次提出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主张，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强调翻译过程中有客观规律可遵循，其中渗透着语言学研究倾向。文中提出翻译理论建设的三个基础：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但是当时也存在着“翻译是一门艺术”的观点。1953年，姜椿芳在《略谈口译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的主张。这是建国之初关于翻译研究的第一次针锋相对。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关于翻译学建设的问题进入了沉寂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青岛召开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被重新提及，再次掀起译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学者关于“究竟要不要建立翻译学”、“翻译学应不应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究竟有没有翻译学”等话题展开了讨论，深化了译学研究，唤醒了译学学科意识。20世纪末《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曾以“翻译学科是不是梦”为题，唤起译界讨论，译学学科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国翻译》杂志也曾开辟专栏，组织学者就翻译学中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阐述、梳理和界定。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就译学理论框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比如黄龙、谭载喜、刘宓庆、杨自俭、许钧、张南峰等，以完善译学理论建设。当前，翻译研究维度的扩展将语言之外的诸多因素纳入到译学研究范畴之内，彰显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Lefevere&Bassnett，1998：1，转引自曾文雄，2006）。于是各派翻译理论研究在中国全面开花，这有利于丰富我国的译学理论体系，而译学理论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可为学科发展提供方向。然而，纵观我国译学研究，理论研究部分着墨偏多，而应用研究部分却略显单薄，将翻译理论研究看成译学研究核心，而应用研究却置于边缘地带。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讲，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应是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研究，偏向某一方结果均会导致学科体系的不完整、不和谐，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厚此薄彼不利于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穆雷（2009）也提到，我国翻译学研究目前较多地倾向于宏观、抽象、框架层面的思辨，对实证研究、个案研究不足，应加强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翻译教学与实践。译学理论体系建设是译学学科建设的根基，译学理论体系本身全面发展方能确保整个学科的健康发展。
翻译机构是实际存在的翻译实体，涉及翻译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与翻译学科存在极强的相关性。翻译机构出于某种目的组织与翻译相关的活动，或进行翻译实践，或培养翻译人才，或组织译学会议进行理论探讨，等等，涉及译学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翻译机构研究用以指导翻译机构有效运行，保持其与外部联系的和谐性，以实现译论研究的充分落实，属应用翻译研究部分。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多，这不利于译学应用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也不利于译学学科建设。
3.翻译机构研究内容及其定位
3.1翻译机构研究内容
翻译机构伴随具体翻译活动而出现。我国有翻译记载的历史始于周朝，当时翻译主要见于政府外事交往中，并无独立的翻译机构，而与政府外事翻译部门融为一体，译员兼有其他外事职能。在以后千年的发展史中，伴随翻译需求的增加，翻译机构也随之增多，历史上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佛经翻译时期的译场，明朝的历局、四夷馆，清朝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等等。而翻译教学和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培训机构和译学研究机构到了近代才出现，翻译机构也是到了近代才更为成熟、完备。
这里凡是与翻译相关的机构都纳入了翻译机构研究之列。任何研究都包括理论和应用两部分，翻译机构研究也不例外。翻译机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部分。应用研究部分可进行再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如图1所示：
理论指导实践，但需借助应用研究发挥其指导作用。应用研究本身也属理论范畴，也发挥指导作用，只是距离具体实践较理论研究更近一些。如何将理论的指导作用真正落到实处，中间需要相应实体机构来有效运作以确保具体实践的顺利进行和翻译终端产品的产出，以使翻译产品（这里涉及译作、译论及培养出的翻译人才等）真正达到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预期效果。翻译机构的运作是距离翻译终端产品最近的程序，没有翻译机构，翻译学的任何研究无法落到实处。翻译机构研究通过对翻译机构的描述，找出其中的运行规律，来指导其有效运行，以推动译学学科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翻译机构的理论研究部分主要涉及翻译机构的基础性研究，涉及翻译机构的实质、宗旨、职能、类型等。翻译机构就实质而言，属翻译发展的“硬件”，支撑着整个译学学科的发展，组织译论研究、培养翻译人才和负责翻译产品的产出，构成了译学学科建设的外部条件。其意义在于促进译学学科发展和满足社会对翻译的需求。因职能不同，翻译机构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有以进行学术研究为主的译学研究机构，有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的翻译培训机构，有以出版发行翻译产品为主的翻译出版机构，有提供翻译服务的翻译服务机构。按照其与译学理论的相关性排序应是这样：译学研究机构>翻译培训机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服务机构。不同翻译机构宗旨、活动、目的等不同。翻译机构的应用研究部分包括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涉及内部机构操作方面的研究，具体来讲涉及相关工作程序、译者权益、人员分配、部门间的协调、翻译产品的推销、部门内部的管理等等。外部研究涉及翻译机构与相关翻译政策间的互动、机构间的联系、翻译产品的满意度考查、翻译机构的宏观管理等等。
3.2翻译机构研究在译学体系中的定位
Holmes于1972年发表了“翻译的名与实”（thenameandnatureoftranslationStudies）一文，被普遍认为译学学科的创建宣言。文中作者描述了译学学科架构，将翻译学分为纯理论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纯理论翻译学包括理论翻译学和描述翻译学。理论、描述和应用三者构成翻译学三大分支，存在辩证关系。描述和应用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资料，后者指导前两者。应用研究部分包括翻译教学、翻译辅助工具、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如图2：
翻译机构是译学发展的载体，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机构，直接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负责译学理论的组织落实与展示。翻译机构研究可以指导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并研究其与外部的联系，属于翻译学应用研究范畴。所以将其列入Holmes译学研究体系中的应用研究部分，如图3所示：
翻译机构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其他子领域之间联系密切，是双向的平级关系，不存在从属关系。翻译机构均可以为其他四项子领域理论的实现或研究成果的展现提供现实的可能性。没有翻译机构，任何关于翻译的研究只能束之高阁，无法指导实践，也无法将研究转化成现实的研究成果。翻译机构研究通过指导机构本身有效运作来确保理论指导顺利转化为现实，同时对翻译机构成品的研究又是检验其他相关翻译理论的过程。翻译机构本身的运作程序，内部各部分的协调以及与外部条件包括政策指令甚至宏观上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关系，均会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和翻译辅助工具产生影响，促进或阻碍它们的发展。对翻译机构的研究旨在发现其本身的运作规律及其与外部条件的互动关系，以实现内外连贯发展，进而有效推动翻译学的发展。
皮姆（pym，1988：4；转引自munday，2001：22）曾指出，Holmes的图表没有提及任何参与翻译过程的译者的个人风格、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这是翻译机构研究所涵盖的内容。翻译机构组织翻译活动，会直接选择具有某种翻译风格的译者，也会因遵守翻译政策或据自身某种需要来影响译者的翻译风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过程和工作实践方面，目的论者Vermeer（维米尔，1989/2000：221，转引自munday，2007）认为，翻译是一项目的，这一行为需要委托人与译者就译本的对象、目的、应用场合等进行商定，这势必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影响译者对文本的整个操作过程。而委托人有时就是翻译机构本身，或者委托人通过翻译机构实现与译者的沟通。
后来，munday对Holmes的译学研究体系的应用研究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将应用研究各子项进一步细分，研究更为具体，如图4：
后来随着译学词典研究的发展，孙迎春又对其中的翻译辅助工具部分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如图5所示：
翻译工具是为了满足译者使用。一方面，这些工具可为翻译机构组织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服务，供译者使用；同时，翻译机构属于译学实体机构，是译学词典收录的对象之一。翻译机构的编纂属于事物型译学词典编纂范畴，成为专科词典的一种。另一方面，任何词典的不断问世，均需借助翻译机构的具体操作来实现，以有形的形式呈现在使用者面前。翻译机构的发展均可收录到译学词典之列，一部翻译实体词典的问世可以见证翻译机构的发展，而一部译学词典的问世又是翻译机构本身的成果之一，二者存在较强的互动关系。
3.3翻译机构在译学学科建设中的作用
穆雷（2009）提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科体制的建设；二是学科理论的建设。“根据国际通例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一门学科的形成和被确认，除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有专门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外，还需要具备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它至少包括具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团体、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在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部门中有自己的系科和研究所，设立专任的教授职位和系统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教育体系等”（陈跃红，1999；转引自穆雷，2009：57）。到翻译学这里，这些外部条件就是翻译机构涵盖的内容。目前来讲，这些外部条件已经具备。我国于1982年成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2005年起改名为中国翻译协会translatorsassociationofChina，简称中国译协），下设九个专业委员会，全国设有五十多个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其他协会也有的设有翻译研究会。中国译协有自己的会刊――《中国翻译》（其前身是《翻译通讯》）。在翻译教学方面，主要体现在翻译学学位点的建设上。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授权点基础上获得“翻译学”二级学科授权点，2005年起招收翻译学硕士生和博士生，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建立。2006年，教育部批准三所高校设立翻译学本科专业。至此，我国翻译学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完整的教育体系就形成了。大批高校已建立或正筹备建立翻译系、翻译学院以及翻译学本科专业，部分高校已建有或正在建设翻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以组织进行翻译研究。翻译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建立。
我国翻译学学科建设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学科体制不断完善，并且得到了官方认可，翻译学获得了其合法地位。但是，翻译理论建设仍有不足，翻译学术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我国的翻译机构尤其是翻译研究机构应在理论建设方面发挥其推动作用。具体来讲，应更多地加强译介同行间的联络沟通，增强国际、国内译介同仁的交流，提供更多理论探讨的机会，对翻译学研究薄弱领域加强探索研究。同时，针对翻译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翻译出版机构在选题方面要有所倾斜，推动这些领域学术成果的产生。Holmes构建的译学研究体系是开放的，要结合我国的译学研究现状与时展，不断对之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应该加强本科、研究生、博士生教师的培训，提高其教学和科研能力。《中国翻译》编辑部与一些高校联合举办的暑期培训班已做出了很好的示范。高校翻译教学培养的人才也会部分地加入将来的翻译学术队伍，所以，高校的翻译教学应和翻译研究中心（所）结合，提高硕士生、博士生的科研能力。
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翻译需求日益增多，翻译产业也日益成熟、壮大。据统计，“2004年全球翻译产值超过130亿美元，中国约为127亿元人民币。2005年全球翻译产值达227亿美元，中国约为200亿元人民币”（转自吴希曾，2007）。据估计，2004年以后，全国的翻译公司数量已达4000多家。翻译服务机构的日益增多也带来了翻译市场的混乱状况。现在众多的翻译服务机构在服务质量、专业性、行业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这使得原本混乱的翻译市场更为失序。宏观上来讲，应该制定统一规范加强行业管理，避免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引导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微观上，机构内部必须严肃准入制度，雇佣合格译员，加强译员考核培训；同时加强自身管理，确保内部运营程序高效顺畅，提高翻译服务质量。
译学学科建设应该有效利用其自身发展的外部条件――翻译机构来不断完善自己，同时，后者也应充分发挥自身功能保持译学学科长效发展并不断壮大。
4.结语
我国译学理论体系伴随着译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扩大而不断完善，翻译机构研究作为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仍处于初始阶段，有待进一步丰富来充实应用翻译研究，以完善整个译学理论体系进而推动译学学科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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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翻译论文篇4
大凡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这是不足为奇的。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认定翻译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这其中除对“科学”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科学翻译论文篇5
[关键词]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研究范式
[基金项目]2012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与其它翻译研究范式对比研究”（编号：L12DYY035）。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07-1
译学要上升成为科学体系，要正确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必须依靠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库恩在科学的革命一书中提出了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他认为，科学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简单堆砌，科学的发展也不是知识的简单积累，而是通过范式的不断转换所进行的不断革命的进程。赫曼斯指出，范式为翻译研究制定指导原则，是研究特定问题的手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范式实际上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理论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和形而上学的原则。范式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范式，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就生动地体现了新旧研究范式的演进与交替。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研究范式的不同划分，笔者将翻译研究置于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解构主义范式和综合研究范式等四个范式之下进行讨论。
一、翻译研究的语文学范式
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出版之前，西方译论一直处在语文学阶段。在这漫长的时期内，西方的翻译研究一直处于一种主观式的评论之中，无科学可言。译者以自己所喜好的方式来翻译，而评论者也以个人的好恶来评论，重点在于遣词用句之精当，欣赏所谓神来之笔，注重神韵，所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这种翻译观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又带有神秘主义色彩。
二、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
这一阶段的翻译研究表现为翻译的语言学派或科学学派。该派将翻译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研究应该在语言学的框架下进行，每一翻译流派都可以找到一种语言学理论为依托。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特福德、费道罗夫、奈达、纽马克、威尔斯、列维等。翻译的语言学派以先进的语言学为背景，主张对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模式，使翻译研究摆脱了点评式、随感式和印象式的翻译方法，对传统译论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结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因而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其作者，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之间的等值。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无论是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功能对等，卡特福德的等值翻译，还是威尔斯的受者等值等，强调的都是等值或对等。
三、翻译研究的解构主义范式
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的理论也被引入到翻译研究领域中来。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在翻译领域开始遭到愈来愈多的冷眼，出现了所谓的理性危机。一些翻译理论家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陆续将其他领域的一些理论引入翻译研究领域，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应运而生。德里达认为，结构主义大师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被赋予了一个既制约结构又逃避结构的中心，而自柏拉图直至结构主义以来的许多哲学观念都存在着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于是，消解中心和本源，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论变成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基本内容。解构主义翻译观轰轰烈烈了二十年左右，对打破传统的翻译一元论的单一标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不但没有证明它是我们翻译研究的终极目的，相反，它炽烈的发展势头更快地暴露了它自身的严重缺陷。
四、综合研究范式
学者们意识到，翻译研究应当把语言的内部研究（语言层面）和外部研究（文化层面）结合起来。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施奈尔霍恩比所提出的综合范式。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一书中，她回顾并分析了翻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并试图将翻译研究的各个分支归结于一个能够包罗万象的综合法之中。斯内尔.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各自的优点和长处，提出了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霍恩比立足于翻译研究学派和翻译文化学派的基本立场，批评语言学派将翻译研究划归为应用语言学。
结束语：西方翻译理论研究范式的嬗变，对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意义重大。语文学范式中的翻译理论缺乏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现代文艺理论的指导，把翻译行为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之中，各翻译学派都以先进的语言学理论为背景，主张对原文文本的意义进行科学的分析，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翻译理论模式。文化学派和解构主义者意识到翻译已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权利等因素。所以，解构主义很快就暴露出其弱点。翻译研究呼唤一种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出现。霍恩比提出了翻译研究的综合法，主张将语言内部研究和语言外部研究相结合，为翻译研究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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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翻译论文篇6
摘要：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包含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语言教学与翻译教学和个体思维与集体思维几对矛盾，运用辩证法原理辨析相关性，把握规律性，用以指导翻译教学，从而全面、灵活、辩证地思考翻译教学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翻译教学中的盲目性、片面性，克服思路窄、教得死的毛病，以取得良好的教学实效。
关键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辩证关系；基本原则
中D分类号：H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2010805
一、我国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法纵观
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给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是因为它是语言教学，师者必须具备较高的包括本族语在内的双语能力；二是因为翻译本身同其他学科一样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授翻译的老师，自身起码也应该是一位译者，而译者也应该是‘有实无名’的作家兼学者，若以战争为喻，则翻译教师不但是军事学家，最好还是名将”[1]196。我国的翻译教学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一部系统的、全面的教科书，但专业教师和学者对于翻译教学的研究已卓见成效，不仅研究出了好的教学法，而且在这些非常实用的方法指导下，自编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教学内容。翻译教学法已从过去单一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向多层面、多角度教学法发展。有些学者借鉴西方教学法、教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对我国翻译教学提出了翻译作坊式教学法、建构主义理论教学法、功能目的论与翻译教学法；有些学者利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提出了网络交互式翻译教学法、计算机辅助教学法、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法；还有些学者研究和创新了操作性强的翻译教学法，如语篇翻译教学法、“自主―协作”翻译教学法，等等，无不为我国英语专业翻译教学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我们在实际教学和教改过程中，如果长期盲从某一种教学方法，会使翻译教学片面、枯燥，失去趣味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基于他人的研究，笔者认为可用辩证关系来探讨翻译教学，进而比较以上各家长短，综合创新适合本专业特色的教学法，提炼出相应的教学原则，结合市场和社会的需要在翻译课堂和课外予以实施。
二、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的辩证关系
好的翻译教学法必须有好的教学设计，而好的教学设计必须符合系统科学的教学理论，这就离不开辩证关系的指导。通过英语专业笔译课程的多年教学实践，笔者认为，翻译教学实践过程存在的问题，不但有迹可寻，解决之道亦有章可循，如果能运用辩证关系着重处理好翻译教学中的问题，则尤可得运用之妙。
（一）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辩证关系
翻译理论来源于翻译实践，又反过来指导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必须密切联系翻译实践[2]73，指导翻译实践，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否则，翻译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翻译实践的发展，必然会牵动翻译理论的发展。在中西翻译史上，只要翻译实践出现发展高潮，翻译理论就势必会随之出现发展高潮[3]214。各个时期的翻译实践总是带动了同期翻译理论的发展，因而使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在互动共进的传统中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翻译教学既要重视翻译理论，也要重视翻译实践。翻译实践决不是毫无理论指导的盲目行为，非凡的译品来自译者的素养和才智、原则和方法――即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必须有翻译理论的指导，决不是单凭翻译经验。有的老师在课堂上只讲自己认为“应该怎么翻译”，不讲甚至不希望学生问“为什么只能这样翻译，而不能那样翻译”。这样就造成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的教师面对学生的提问只简单地回答：“这是语感问题，没有多少道理”或“一切凭经验”。这种长期止于感觉和表象的经验只是初级层次的感性认识。语感虽然是可贵的经验，但它只是一种表象，认识不能止于感觉、止于表象，必定要有超越具体经验的理性认识，才能获得理论的正确指导。
（二）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的辩证关系
巴黎大学让・德利尔教授在其专著《翻译研究与翻译》中把翻译划分为实用翻译和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注重作者的主观思想，文学文本所传达的是作者对世界的主观看法和对现实的个体认识，作者总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自己的反应和自己的情绪；而实用翻译注重客观事实，实用文本往往不署名作者，其指称意义多于内涵意义，主要目标是传递信息。
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两者并行不悖，并且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两者的翻译方法和翻译理论原则都有很多相似之处。翻译教学既要把文学翻译内容列入教学大纲，提高学生的美学鉴赏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想象能力等，同时要兼顾实用文本的翻译教学，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认知能力、交际能力、语用能力等。应把两者结合起来，相互比较，相互借鉴，不可使两者孤立。鉴于文学翻译难度大，笔者在教学课时设置时笔墨浓重，并补充实用文本的翻译进行比较教学；同时，对于专业性、实用性较强的实用文本的翻译，因课时有限，除进行基本翻译技能训练之外，更要鼓励学生多选择适应其志趣和能力发展的多样化选修课程，主要涉及新闻媒体、科技资讯、财经商务、法律政务等，以扩大知识面。
（三）语言教学与翻译教学的辩证关系
语言是翻译的载体，翻译是语言学习的手段。对于翻译教学而言，两者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互相贯通的。因此要求既重视语言教学技巧，又重视翻译理论和实践教学。
如何学会应对与翻译相关的问题不完全等同于语言本身的学习，虽然它们经常结合在一起。如修饰性语言、特殊文化术语、宗教文本和其他与功能相关的文本类型的翻译都有很多困难[4]32。为了取得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双成功，教师应该把他们认为最好的语言教学技巧与翻译教学技巧结合起来。在揣摩翻译和语言技巧时，应注重翻译理论的回顾，忽略这一点易致学生思维混乱、缺乏动机、对课程失去兴趣。
要做到语言教学与翻译教学的辩证统一，不仅要教学生英语学习技巧、正确的表达方式、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等，还要注意不同民族的思维习惯以及文化差异，这有利于翻译教学的成功实施，因为“对于成功的翻译，译者的双文化能力甚至比双语能力更重要，因为只有文化才赋予词语以真正的含义”[5]110-111；[6]75。但单靠教科书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再好的语言教程和翻译教程也难以弥补文化及常识方面的严重不足，而且文化及常识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是传授不了的。因此，教师在搞好课堂语言教学和翻译教学的同时，还要注意养成学生课余积累与语言和翻译紧密相关的多民族文化常识的习惯，为翻译课堂教学打基础。笔者在翻译课堂教学时，常会有意识地插入一些因文化冲突而给语言学习或语言翻译带来的尴尬，既为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为强调异域文化习得的重要性。
（四）个体思维与集体思维的辩证关系
个体思维是集体思维的构成因素，没有个体思维就没有集体思维。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既要注意激发学生的个体思维，又要注意引导集体思维的交流与撞击。如果时间充分，最好先让学生独立思考，不可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一咕脑儿“打包”给学生或一开始就讨论。知识是需要每个人独立掌握的，掌握科学的思维过程也必须独立进行。这是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有了独立性，大脑才能处于积极、主动的活动状态中，才能深入领会知识的真正奥妙。
有效的教育包括鼓励学生通过主动学习法和小组讨论法来习得。教学应该采取阅读、演讲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因此，除学生的个体思维外，还需组织学生合作学习。在翻译过程中，学生们互相交流，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翻译中的实际问题，交换思想和看法。“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各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交换之后却各有两种思想”。小组讨论法能促进学生在比较和互助中学习，通过翻译实践学习翻译理论，这也符合“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规律。教师在小组翻译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既是组织者和监督者，又是向导和顾问，而学生是翻译过程的主体，是当事人、学习者和合作者。
笔者在翻译课堂教学时，总会把教学班级（30人一个班）分成6个翻译兴趣小组，每组5人（最好每组都有男生），学生自由组合。当课堂练习需要以小组讨论形式进行时，先让大家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再按组讨论。课堂上讲解练习时，每组自选一名代表按讨论后所达成的一致结果发言。通过个体思维与集体思维相结合的统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涨，有了“集体智慧的结晶”之后，课堂抢答声不断，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趣大增。这种教学法类似于“作坊式”翻译教学法，能大大增加学生的自觉性和自律性，通过提高翻译活动参与者的主人翁意识，使他们主动地学习翻译技能，而不是像传统翻译教学法那样用单纯由上而下的方式把翻译知识灌输给学生[7]32。
教师除了组织学生从个人到小组的课堂练习外，还要指导学生课外多参加各种翻译比赛、加入翻译协会、参加翻译资格证书考试、承接翻译实务、帮亲戚朋友翻译各种说明书等。这些课外任务由公众和市场对他们做出评价，学生更乐于接受。笔者除教学生做好以上课外活动外，还别开生面地布置了一些课外作业，如要求学生检查校园内所有中英文标识语的翻译得体性、以分组的形式利用寒暑假到大城市宾馆、地铁、公厕以及旅游景区核实中英文的翻译情况等，小组通过BBS或QQ小群把得出的最后讨论稿和他们在现场拍摄的照片做成ppt，再分组上交。收集上来的结果将作为平时成绩的一大参考，到下学期再分析讲解一些有代表性的课外作业。这种课外作业的补充无疑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展了学生的知识面，也使学生增加运用所学知识的机会，并锻炼和交流了翻译技巧。
三、翻译教学原则设想
翻译教学课时有限，缺乏科学性、系统性教材，正处在摸索阶段。根据上文所论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原理，可以推演出以下四条翻译教学原则，以科学地、合理地实施翻译课堂教学。
（一）理论教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原则
我国翻译教学和研究发展到现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仍然呈现“两张皮”现象，特别是科技文体教材及教学，大都是翻译实例和翻译技巧的罗列，对于各种特殊句型“不惜笔墨，具体而微，但读后给人的印象却是杂乱、零散、不得要领”[8]52，缺乏翻译理论和翻译原则的宏观指导，不注重对翻译过程的描写，不注重跨学科理论的指导，读者依然不知其所以然，只能看着所提供的译文又是羡慕，又是嗟叹。
再好的翻译教材和教师都难以从微观的角度穷尽翻译实例和翻译技巧问题，却可以尽可能多地从宏观的角度比较成熟地把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语用学理论、篇章分析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学理论、文体学理论、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美学理论以及其他边缘学科理论整合到教材中或直接传授给学生（见表1），而这些理论正是我们当今翻译教材和翻译课堂所缺乏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应该与这些跨学科理论相结合，在系统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合理地、科学地把它们应用于翻译教学实践当中去，打破以往仅介绍翻译技巧的教学模式，加强翻译教学的理论基础。笔者在翻译课堂除了介绍一般翻译理论知识和各类跨学科理论以外，国内重点介绍了严复、鲁迅、刘重德、傅雷、钱钟书、林语堂等的翻译思想，国外重点介绍了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理论、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等。同时，因材施教的实际教学过程中，还应该注意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或例示）在整个课堂或教材中所占比重的协调合理（见表1）。
内容讲授内容约占全学期课时总数的比例理论
教学中外著名翻译理论；翻译史；语言学理论；文学理论；文化学理论；文体学理论；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美学理论等40%翻译
实践文学文本翻译；实用文本翻译；翻译测试；翻译竞赛；计算机辅助翻译；网络交互式翻译等60%（二）文学文本翻译与实用文本翻译相结合原则
翻译实践课堂要做到文学文本翻译与实用文本翻译相结合，不可偏废。彭娜[9]指出，目前翻译教材和翻译课堂译例的选择大多倾向于文学文本题材，学生所学的基本上是文学翻译的基本技巧和评价标准，而当他们走上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翻译实践时，他们才发现文学翻译的经验并非对任何文体都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意义，他往往对实用文体翻译个案束手无策。非文学翻译在翻译技能课中也要占相当大的比重（见表2），原因很简单，包括商贸、医学等应用文体翻译在内的应用翻译“已成为翻译实践的主流”[10]49。因此，我国高校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除了必须继续强调语言基本功训练和翻译技巧的传授以外，还要加强各类实用文体的翻译训练，多开设与实用文体相关的选修课程，加强经贸、法律、新闻、医学、广告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及其翻译技能培训（见表2），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课程内容讲授内容约占翻译实践课内容的比例文学文
本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文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文本翻译；国外现代文学文本翻译等60%实用文
本翻译法律翻译；医学翻译；新闻翻译；旅游翻译；菜单翻译；商务翻译；企业产品翻译；经贸翻译；政论文翻译；广告翻译；涉外合同翻译；外宣翻译等40%（三）语言能力培养与翻译能力培养并重原则
语言水平是翻译的根本，英、汉语言水平是英汉互译所依赖的根本语言能力。要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翻译能力必须先从语言能力上开始，然后以英汉双语的形式对翻译学习者分别输入广博的知识，这是培养翻译人员要遵循的基本模式。因此，要想获得和提高翻译能力，译者必须从培养双语能力这一翻译的根本做起，同时兼顾，齐头并进。
双语水平是翻译的根本，提高翻译能力首先要加强语言能力。翻译能力是一种建立在语言能力根本之上的结合行业知识发挥出来的语际言语行为，要获得和提高这样的语际转换能力，首先就要具有足够的双语运用水平，然后在翻译工作过程中积累行业和专业知识以及翻译经验，从而逐步完善个人翻译能力的职业化。语言基础训练是翻译训练的第一基本功。没有语言能力作保障，就没有翻译输出的语言质量；没有充分的行业知识与专业术语，则没有专业的准确度和翻译职业水准。因此要搞好翻译教学，除了教好理论和指导实践外，还要注意提高学生的双语能力，包括英语语言技巧和汉语水平以及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知识；同时，要多传授学生翻译技巧，多举实例进行练习、讲评、分析、对比和赏析，以提高学生翻译能力（见表3）。有了这样的充分准备才能使以后的翻译训练进行得更为顺利。
内容讲授内容约占翻译实践课内容的比例语言
技巧词汇；语法；句子；段落；篇章；修辞；语用；语义；现代汉语；文化知识；各行专业知识等50%翻译
技巧重复法；增译法；减译法；词类转译法；词序调整法；分译法；正说反译，反说正译法；语态变换法；释义加注法；褒贬法；具体抽象法等50%（四）个人活动与集体活动相结合原则
翻译课的课时设置偏少，一般为两个学期72个课时，有的高校翻译教学课时甚至设置得更少。要想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既让学生掌握好上文提到的翻译理论、翻译技巧、语言知识等，又做好课堂翻译实践，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教师要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翻译理论的有力支撑下，把翻译教学延伸到课外，精心安排和引导学生参与大量的课外实践活动，包括个人活动和集体活动（见表4），以作为课内知识的补充，消化课内知识。同时要注意活动的趣味性、实效性，做到有的放矢。通过个人活动与集体活动相结合，学生在互动和交往中能动地学习，互动和交往能引发、保持和促进对学科的兴趣[11]189。参与各种活动以后，学生能养成独立学习和思考的习惯，也能借助工具和他人的帮助，相对独立地获得认识，并常常有可能做出创造性的、推断式的思考。其中参与“作坊式”五人组活动，学生会关注他人的想法，通过了解他人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观点，同时学生之间关系密切，彼此合作，互相帮助。
内容指导内容约占学生总活动的比例个人
活动参加翻译比赛；加入翻译协会；参加翻译资格证书考试；承接翻译业务；帮亲戚朋友翻译相关资料等70%集体
活动“作坊式”五人组活动；班级活动；跨年级活动；自愿者活动；网络讨论活动；实习活动等30%四、结语
翻译教学有章可循。翻译教学存在着辩证关系，即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辩证关系、文学翻译与实用翻译的辩证关系、语言教学与翻译教学的辩证关系以及个体思维与集体思维的辩证关系。专业教师、学者、编者明辨这些辩证关系无疑会给翻译教学带来长足的发展。而基于以上四种辩证关系所确立的翻译教学原则，即理论教学与翻译实践相结合原则、文学文本翻译与实用文本翻译相结合原则、语言能力的培养与翻译能力的培养并重原则以及个人活动与集体活动相结合原则能给一线教师提供很好的宏观指导，把握翻译教学的总体方向，在翻译教学原则的指导下综合、合理运用先进的教学法和教学理论，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从而成为“打开窗户让光线进入房间的人，敲开硬壳让大家吃到杏仁的人，拉开帷幕让大家看到更加神圣的地方的人，揭开井盖让大家取到井水的人”（钦定圣经英译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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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彭爱民：英语专业翻译教学辩证思考
科学翻译论文篇7
关键词：认知体验隐喻关联顺应
一、认知翻译学综观
传统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语码转换为标志的一种语言活动。然而，现代认知语言学已经揭示，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反映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解码，因此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翻译决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正如同杨自俭、刘学云（1994）所言：“翻译不但是语言活动，而且是心理活动。联系翻译转换过程、研究心理机制是翻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依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翻译的认知观是：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两种语言的心理转换，涉及复杂的双语信息转换加工的认知过程。同时，这种认知是以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
认知语言学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
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来建构，再现可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然而，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力。这给强调翻译是“过程”而非“产品”的当代翻译研究，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这也正是翻译研究“认知转向”的意义所在。
二、国外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的引进与探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国外学者相继发表过相关成果。1998年切斯特曼提出以文本为内容的认知性研究，旨在识别和描述翻译过程中的决策点与翻译决定采取的路径，并把它分为比较模式、过程模式和因果模式。2006年奥格汉编著了一本关于文本与认知的翻译学研究论文集。该书所选论文角度多样，但都突出了对翻译活动的认知性研究，尤以德国Kussmaul的翻译认知研究最为突出。1971年，Kussmaul（2000、2006）在翻译策略研究中就萌发了对认知研究的兴趣。
此后，Kussmaul将认知语言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他受到Lackoff动觉意向图式样和形式化空间理论的影响，并且结合了Fillmore的框架理论，专门从创造性思维认知过程角度研究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Kussmaul的研究在创造性翻译的分类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理论论证过程主要是用现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透视翻译创造性的一个侧面，而且对翻译充分性和创造性之间的关系还解释得不是很清楚。Bell（1991）的翻译心理模式研究也是基于心理语言学和人工智能的视角，尽管该模式存在一定问题，但也是对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随着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口/笔译学者与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日益加强，翻译认知研究取得了一批新成果。由JohnBenjamins公司于2010年出版的《翻译与认知》一书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诞生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该书实际上是由Shreve和angelone主编的认知翻译学论文集，集中了许多专家对翻译与认知的思考，体现了自Danks等（1997）以来翻译认知研究的新进展，对相关课题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上述研究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了认知翻译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潜力。的确，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当前中国及世界方兴未艾。
三、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实践与丰硕成果
严格来说，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是对认知语用学中关联理论以及顺应论的探讨与研究。后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深入发展，我国学者也顺应国际认知翻译学研究的潮流与趋势，逐步将认知语言学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与探讨。如今，已经在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关联理论、顺应论、隐喻和转喻的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认知翻译学本质的探讨与研究
王寅（2005）认为，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派哲学分别聚焦于交际的三个环节：作者、文本、读者，同时还产生了相对应的翻译观。这些理论过于偏重某一环节，似有以偏概全之不足。Lackoff和Johnson所倡导的体验哲学正好可以弥补这些理论的不足，而且也能对翻译作出较为全面的解释。文章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翻译。此模式特征如下：1.翻译具有体验性；2.翻译具有互动性；3.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4.翻译的语篇性；5.翻译的和谐性；6.翻译的“两个世界”。
2009年，中国认知翻译学领域的首部专著《跨越语言的识解――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探索》诞生了。该书作者谭业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翻译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它吸收了关联翻译理论和翻译图式研究的成果，结合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创建了翻译中意义建构的认知模式。该书以“识解”作为文本对比分析的终极概念，刻画了具体翻译过程中涉及的多样化认知运作，并对若干翻译案例在系统描述的基础上结合三个认知原则进行了解释，构拟了翻译认知文体分析的框架。
（二）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探讨
1.关联理论的探讨与研究
最早引进Gutt（1991）关联翻译理论的是林克难（1994），他介绍了关联翻译理论的一些主要观点。作者认为关联翻译理论的立论基础是：翻译是一个推理过程。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大脑机制。其基本论点是最佳关联性：处理努力/语境效果。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求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期待相吻合。之后，赵彦春（1999）认为关联理论是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它的使命虽然不是解释翻译，但却能有效地解释翻译这一“宇宙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现象”（Richard，1953），它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奠定了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文章阐述了关联理论与翻译的关系，讨论了关联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的本质区别：在关联理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语内或语外）进行阐释的明示-推理过程，译者要根据交际者的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取舍，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作者以关联理论为工具，证伪了翻译理论界的两个“超级酵母”：不可译性和对等原则，由此佐证了关联理论的合理性和解释力。文章初步建构了能解释翻译现象、并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模式，并对关联翻译现存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评论。
王斌（2000）指出：关联理论作为语言交际理论，尤其是单元文化的语言交际理论，揭示了人类语言交际的某些本质，其理论基础是相同的文化认知心理图式，对最佳关联赖以存在的缺省模式之一――文化缺省模式是如何传递到另一个文化认知心理图式中去的，关联理论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文化缺省如何传递得不到解决，对跨文化的翻译交际也就难以作全面的解释。关联理论能够解释的翻译现象至多包括同化翻译、可译性与重译，而这些绝非翻译的全部。同样，孟志刚、陈晦（2001），钟勇（2014）依据关联理论认为：等值翻译只能是相对的、近似的，不等值才是绝对的；译文的质量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
另外，芮敏（2000）总结道：关联理论认为，对话语的理解应依靠语境来寻求信息的关联，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求得语境效果。通常情况下，关联性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小，语境效果就好；关联性弱，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大，语境效果就差。按照这一理论，口译人员提高话语理解的速度和质量的策略在于尽量建立或寻找与话语信息密切关联的语境假设。最后，王建国（2004）首先对“关联理论语境观”和“系统功能语境观”作了简要介绍和对比，然后从与翻译研究相关的两个角度――“译文连贯”和“翻译单位”――进行了对比研究，综述了这两种语境观应用到翻译研究当中各有优缺点；但是，在描述和解释翻译现象时可以互补。
2.顺应论
戈玲玲（2002）、张美芳（2005）等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旨在探索翻译的顺应论解释及顺应论对翻译研究的启示。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从顺应论的视角看，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基于语言内部与外部的原因，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不断作出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
顺应性是语言使用过程的核心。任何语言在使用过程中都要作出动态顺应。在顺应论的框架内，翻译是一个对源语的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作出动态顺应的过程。由于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动态的，译者只能根据语言结构和语境去识别源语交际者的意图，并把它传达给译语接受者。译语文本是语言结构和语境之间动态顺应的结果，译语接受者的解读过程也是语言顺应的过程。源语文本与译语文本不可能完全等值，而只能是在“信达切”标准中的语用等值。
3.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
师琳（2011）认为：翻译不但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通常由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输入。在输入过程中，因为读者及译者认知的差异，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在翻译过程中对作品进行若干改写：大到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小到字、词、句的改写，以此来迎合强势文化的认知认同。同样，王德丽（1999）认为，按照认知语用学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到其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制约。译语语境与源语语境的最佳关联产生于译者与作者对认知环境的共同心理感应，即在具体语境中的思维耦合。这是认知推理再现源语信息和意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知道，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石。所以，认知翻译中有关体验性的讨论与探索颇多。如宋德生（2005）提出：人以“体验认知”方式认识世界，心智离不开身体经验。语言作为心智的表征和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工具，具有体验性。语言结构反映着人类的经验结构。人的生理结构以及所处环境的相似性决定了经验结构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这是语言互译的认知基础。经验结构是一个丰富的意象图式网络。意象图式是人在认识世界的主客观互动中，外部世界的物理能量转换而成的心理事件，是我们经验和知识的抽象模式。因此，思维带有具象性，这决定了信息的意码和形码的双重编码结构。翻译的过程即是以意象图式为媒介的、源语与译语文化意向之间的辨认和匹配，翻译中的“等值”只不过是经验结构的相似性。
于建平（2006）基于Lackoff和Johnson的体验哲学的语言体验观，研究汉译英时语言体验经历对译者翻译认知能力的影响。用实证方法考察了汉译英翻译的两个重要过程：1.对汉语原文的理解；2.对语义的转换和英语表达。首先，通过对比有不同语言体验经历的两组二语学生对同一汉语语篇英译的译文，考察学生对零代词的意识和还原能力、识别代语回指的能力和识别情态意义的能力，从而观察语言体验经历对源语的理解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通过比较中国大学生和翻译家w.Jenner对同一段汉语英译的译文，统计并分析中国学生在汉译英翻译的语义转换和英语表达中存在的问题，揭示语言体验经历对其翻译认知能力有哪些影响。最后，提出了在翻译教学中培养汉英翻译认知能力的方法。
最后，也有我国学者，如王寅（2008）基于体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将Langacker的“意义概念化”修补为“体验性概念化”，并尝试以此为理论基础论述翻译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有了体验性，就可限定“读者中心论”“译者自主性”；有了“概念化”（识解），就可解释翻译的主观性。作者通过“体验性概念化”分析《枫桥夜泊》的40篇英语译文，详解翻译中的体验性和客观性，同时揭示主观性在翻译认知中的体现，尝试为翻译的主观性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4.隐喻的认知翻译
刘明东（2003）认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承。反之，语言也受到文化的影响。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文化图式具有可译性，可以通过“a-a”“a-B”“a-zero”三种对应方法实现。文化图式的翻译有助于引进外来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同样，赵登明、丁瑶（2002）把比喻式复合词分为明喻式和暗喻式；并且从构词法的角度谈了比喻式复合词翻译的几种可能性，目的主要在于呼吁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时，尤其是把中文翻译成外文时，尽量把我国文化有的内容向外介绍，不应该一味迁就译文读者，尤其是欧美读者。正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才应该尽量平等地介绍文化的方方面面，逐步使译文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这种了解有助于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接受和认同。
冯国华（2004）认为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因而取譬设喻，有同有异。有鉴于此，在英语和汉语的互译中，若要传达原文的喻义，必须把握原文的喻底；要把握原文的喻底，必须立足原文的喻体。翻译以“信”为本，力求“形神兼备”。涉及譬喻，亦无例外。同时，社会文化不同，语言类型有别，翻译并非“相行比制”，译文不能“貌合神离”，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对待，不能“形神兼备”，则不妨“得意忘形”――离形而得似，以意为工；不能“辞不达意”，更不能“以辞害意”。
5.转喻的认知翻译
谭业升（2010）认为在传统对等理论框架下，转喻被当作一种偏离性的语言来使用，其所得到的有关翻译的认识非常有限，无法反映转喻翻译中体现的人类认知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作者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探讨了在翻译过程中以语境为基础并受规约限制的转喻图式的例示，阐释了基于多样性邻接关系的转喻图式-例示级阶与翻译转换、翻译变体的关联，以及它为译者提供的认知创造空间；最后，提出了对今后开展转喻与翻译关系研究的建议。
四、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趋势
当代世界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得益于现代认知科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翻译学等学科的发展，同时又反过来对这些相关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纵观我国认知翻译学三十五年研究的蓬勃健康发展，并且结合当前认知翻译学发展趋势，笔者预测今后我国认知翻译学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大必然趋势。
1.认知翻译的宏观理论研究与微观实践研究相结合。翻译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对认知翻译进行宏观翻译理论研究与微观翻译实践研究都很重要。客观而言，认知翻译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不可偏废，应该互相促进，共同和谐健康发展。宏观方面，总的趋势是把言语现象放在人类文化、社会活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语用和认知为核心的认知翻译学仍将是热点。语言学家开始从认知心理角度来考察翻译的运作机制及其心理过程。当然，运作过程不仅涉及认知心理，也与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微观翻译实践方面将继续探讨翻译与文化、语用、认知及外语教学等的关系。在这种认知翻译理论与实践探讨中，认知翻译学的科学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会进一步合理紧密结合起来。
2.认知翻译学的多学科、多层面的综合科学深入研究与探讨。从修辞、语义、语用、认知、心理、文化、语篇等多学科方面着重探讨认知与翻译现象，因而也导致了认知翻译学等新型交叉学科的诞生。传统翻译静态研究也注入当代认知科学与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成为洞悉与探索全人类普遍有效的心理思维方法与认知手段。不难预见的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学者会大胆吸收其他学科领域理论的长处，走认知与翻译综合深入研究、交叉互补的必然道路。
3.立足英语与汉语等传统与现代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的理论。引进国外认知翻译理论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味盲目跟风国外学者的一时之言，终究不会有太大建树。从我国近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发展来看，成就卓著的老一辈翻译家，如严复、钱钟书、赵元任、王力、吕叔湘、刘宓庆、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等，无一不是自觉地借鉴国外先进理论和方法深入地研究汉语，从而从汉语的角度对语言理论作出贡献的。中国的翻译学研究也必须依靠外语界和汉语界“两张皮”的融合与共同努力，以汉语为语科，从汉语运用的实际出发，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流派。只有这样，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尤其是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才能立足于世界翻译学研究之林。
的确，我国早已经是语言学与翻译学大国，我国目前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语言学家与翻译家队伍，但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成为世界大师或翻译大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的确并非语言与翻译强国。所以，我国语言学家以及翻译学家必须知耻而后勇，在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语言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地结合我国语言与翻译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革新中国与世界的先进语言与翻译理论。只有这样，我国语言学与翻译学研究才会有质的飞跃。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五年是认知翻译学研究收获颇丰的三十五年，是翻译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突破的三十五年。这一时期也见证了我国当代认知翻译学研究由传统翻译学科走向现代翻译学科，由单一学科研究走向综合式交叉研究大学科的必然历史趋势。
（本文为孟志刚主持的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4Q01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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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翻译论文篇8
论文摘要：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改革以来，四六级考试中新增加的翻译题目的得分率并不高，这一点反映了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状况。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四六级考试，更重要的还为翻译行业储备力量。本文重点分析了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提出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能力的培养同样可以向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借鉴。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研究逐渐深入以及四六级考试改革，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也引起更多关注。然而其现状却并不乐观，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了非英语专业相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然后提出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提高翻译能力的途径。
一、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翻译能力方面的现状及原因
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得分率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首先是因为教学大纲对翻译教学的忽视，历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中对翻译能力一直没有重视。其次是四六级考试对翻译能力考查的遗忘。据统计，自1987年9月到2007年12月的43次四级及198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40次六级考试中，四级出现翻译题仅7次，出现频率为16.3％，其中4次出现在2006年新题型改革后；六级出现翻译题型3次，频率仅为7．5％[1](p86)。再次是大学英语翻泽教学科研滞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最后是教材和师资的缺乏。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教材在学习目标、内容、过程方面认识不足，更没有专门翻译理论教材。师资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翻译理论素养和严格的翻译实践训练。
二、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一方面，翻译能力不仅是英语的一项基本技能，而且是英语综合能力的反映。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以及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也反映了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翻译不仅要求学生仔细分析句子结构、语义、词义记忆正确理解原文，而且要求学生掌握消化输入内容又要能够输出所输入的内容，与简单的客观题相比更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的培养还可以为翻译行业输送大批量的翻译人才。现在翻译行业的缺口非常大，仅仅靠英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人才的储备力量的培养可以很好地缓解目前翻译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相关统计数字显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完全有能力从事翻译工作，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具备英语专业的学生所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翻译专业培养的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翻译工作，远不能满足翻译行业的需求。其次，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分散在各行各业，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对机械、化工、医药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往往难以胜任。再次，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等领域非外语专业背景学者翻译的。
三、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分析
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有共同之处；但作为非专业的翻译教学，也有其独特之处。
共同点：从培养目标上来讲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与专业翻译教学是一致的。翻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不同点：一方面，两者在教学大纲、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就大纲而言，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的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几乎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1999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首次将“译”的能力列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大纲，在借助一定的工具下，笔译速度达到每小时300个英语单词左右。一方面学生误认为有了字典这一工具，生词的难题解决了翻译也就不成问题了。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材没有系统、全面介绍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的独立单元，其间穿插的一些翻译练习题充其量只是一种造句，一种语法词汇的综合练习，算不上是翻译方面的系统训练。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对象不同。首先，英语基础薄弱。没有词汇，人们就无法传达任信息，词汇是构成话语的基础也是理解的基础。其次，汉语表达水平低。遣词造句能力不高，词汇贫乏，很难翻译出通顺流畅的语言。最后，缺乏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了解，不谙翻译技巧。这也是上文中我们提高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与英语专业的学生差别最为明显的地方。翻译实践证明一旦找出英汉不同之处及表达方式之差异，问题便迎刃而解。从结构上讲，英语重形和；汉语重意和；前者主要靠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后者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关系。因而英语结构紧密，汉语结构简练。在词义方面，英语词义灵活，突出表现为一词多意而汉语用词精确，严谨。英语句法形式紧凑，语法结构严谨，而汉语句法恰恰相反。学生语法不清晰，在理顺原文句子结构问题上束手无策。英语从句一个接一个，修饰语连绵不断，句子威分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把一个语法知识欠佳的学生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也只好随意切割句子成分，理解荒谬。
四、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可以借鉴专业翻译教学成功的经验
（一）根据翻译专业教学，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都必须具备，首先需要培养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打好语言基础、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提高汉语素养，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明确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编写专门的大学英语翻译教材，并且要改进大学英语课堂的翻译教学方法。
（二）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特点，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新闻、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翻译工作，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应该定位于机械、化工、医药、电子等领域。并且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不包括文学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翻译的，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非外语专业背景。所以从翻译教学的文体和翻译素材的选择上，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要有意识地向这些方面侧重。
（三）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教学，培养翻译技能意识。相关语料库资料调查显示，就翻译单位来说，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学生所采用的翻译转换的基本单位是词[2]，这就导致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更关注短语在译入语中的对等转换，译文结构受源语限制比较严重，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地道的汉语表达，甚至翻译腔。在其他方面诸如时态、语态、衔接词、句式结构的转换技巧上，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处理起来也受英语原文的影响比较严重，对原文结构调整非常有限。这表明学生缺乏基本翻译技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而不能打破原文结构的限制，译出符合译文语言表达规范和表述习惯的句子。导致译文语言不通顺流畅，可读性不强。
结合刘宓庆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的论述及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在分析英语专业八级英译汉翻译试题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提高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翻译理论的讲授中，不仅要使学生知道这些翻译理论知识，而且要让他们把翻译理论知识内化，再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翻译技能意识，这样他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就会有意识地去运用翻译理论来作为指导，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除了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还要具备策略能力，策略能力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需要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外的能力，包括心理能力，才能顺利地完成整个翻译任务。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
五、小结
虽然教学大纲已经把翻译能力列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项考察技能，然而从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来看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状况并不乐观。作为翻译行业储备力量的重要来源，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非英语专业的非专业性，在教学对象、教材、师资方面具有独有的特点；然而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鉴其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注重翻译理论的灌输和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培养学生具备翻译的各项子能力，再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将理论内化熟练运用，最终达到提高综合的翻译水平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汪晓莉.基于实证视角看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9,(2).
[2]周宁,徐剑.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汉翻译规范的语料库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6).
科学翻译论文篇9
美学思想源远流长，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才只有两百多年。1750年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嘉登（alexanderGottliebBaumgarten）以美学（aesthetics）为名，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并用这个术语把美学规定为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本书被看作是美学成为正式学科的标志。在中国，尽管美学思想历史也很久远，千百年来门类派别也很多，但却一直没有美学这样的学科，美学这门学科，还是从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典型的中国传统译论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人学、文学、美学、文章学、文艺学、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其发展可归结为：佛经序翻译理论、正名论翻译理论、哲学化理论、文艺学理论（王宏印，2003：220-221）。中国译论从理论命题到方法论都与哲学–美学紧密相连（刘宓庆，2005：59）。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译论，而且“美”与“信”、“文”与“质”的统一协调始终贯穿于中国美学译论的主流。此外中国传统译论还呈现出其他美学命题，而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到目前，可以说已经进入晚期（王宏印，2003：227）。
面对蕴涵浓厚美学思想的译论终结，我们的译论路在何方呢？中国翻译美学思想又是如何在中西结合的译论中得以新生呢？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回顾和探索近十年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新发展。
2.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
王秉钦（2005：4）总结出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史以十大学说为重要标志：古代的“文质说”（以支谦为代表），近代的“信达雅说”（严复），现代的“信顺说”（鲁迅），“翻译创作论”（郭沫若），“翻译美学论”（林语堂），“翻译艺术论”（朱光潜），“艺术创造性翻译论”（茅盾），“神似说”（傅雷），“化境说”（钱钟书），“整体论（焦菊隐）。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王秉钦，2005：36）。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茅盾还是迄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如：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在翻译美学和风格的研究上，刘宓庆也有独到之处，如他的艺术观赏中的“超脱”、审美认识转化中的时空差和智能差以及再现审美体验规律的三种手段等。再如黄龙把“神韵”这个抽象范畴分成风雅、韵律、情操、灵感四个要素，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文化视角考察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其主要特点有三：儒学色彩浓厚；强调实践技能；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紧密相关。从整个翻译理论历史可以看出，翻译理论从最初的“案本”等的“重质朴，轻文采”，玄奘的“求真”和“喻俗”，到后来的“善译”，和严复著名的“信、达、雅”，“直译、意译”，“信、达、切”以及鲁迅等人的“忠实、通顺、美”和揉合其它多种因素而形成的一种最高的翻译境界的“神韵”、“神似”、“化境”，到当前我国译界普遍认为比较恰切的标准“忠实、通顺”。据此，罗新璋在他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指出“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步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家、理论家的努力，已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逐渐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应当开创新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翻译理论大致是沿着这样一条轨迹发展的：从最初一丝不苟模仿原文句法的“质”（直译）发展成允许在句法上有一定自由的“信”（意译），最后在“信”的基础上，演变成充满创造精神的“化”，其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但王宏印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经过反复磨合，多方结合，已经进入一个综合得不能再综合的阶段了。
王先生以著名诗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为例，指出——许先生的“美化之艺术”，即“美”指意美、音美、形美“三美”；“化”指等化、浅化、深化“三化”；“之”指知之、好之、乐之“三之”；“艺术”指“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中国传统译论的高度综合，许的译论总结是一种促进传统译论终结和消亡的努力。但中国传统译论的终结意味着传统在现代的新生，而非消极的消亡（王宏印，2003：230）。
3.中国翻译美学研究与发展
3.1翻译美学理论研究
傅仲选所著的《实用翻译美学》是我国首次以独立形态出现的翻译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翻译美学研究的深化。该书论述翻译中的审美客体、翻译中的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活动、翻译美的标准和翻译审美再现本书的主导思想、论述内容与体系框架，正是当今翻译美学研究所应具备的指导原则、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现代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它是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与融合的产物。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既是中国现代美学产生、发展的文化背景，又是中国现代美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以及对翻译的指导作用。奚永吉的《文学翻译比较美学》则重点在于“比较”，通过中外名著译例，从美学的角度，以宏观和微观比较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进行跨文化、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美学研究。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从美学的角度探讨格式塔意象理论，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影响、所产生的美学效果进行研究。毛荣贵教授在其《翻译美学》著作中回顾了中国译学美学，从四个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美学，即(1)主体篇，从语感与美感、美感的生成要素、译者的审美心理结构等层面探索了翻译美学；(2)问美篇，探讨了英语、汉语的各层面翻译美学的体现；(3)朦胧篇，从汉英语言的朦胧视野探索多维视角的翻译美学与美的语际转换；(4)实践篇，从汉英互译的角度讨论和分析了翻译美学，包括科技美学的再现。此外，张柏然、黄龙、侯向群、葛校琴等学者也在翻译与美学结合方面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例如，葛校琴（1999）论述了翻译“神似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张柏然（2001）论述了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赵秀明（1998）探索了中国翻译美学；郑应杰、郑奕（*）论述了美学研究的三个面向。
3.2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
美学与翻译理论研究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当代美学思潮的发展对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翻译接受美学可以界定为：自觉运用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相关原理研究翻译过程中主体（译者和目的语读者），通过对客体（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的阐释（包括译者对源语文本的阐释和目的语读者对目的语文本的阐释）接受文本信息的有效度的一门学科。当代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姚斯是伽达默尔的学生，其主要论点是：文学作品不经阅读就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生命力，正是读者的阅读理解才赋予了作品以无穷的意义，其价值才从中体现出来，读者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文本，而是能动的参预者。接受美学的全新创意和新鲜活力在于扬弃了“文本中心论”的主张，强调接受者的需求，强调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对艺术作品的调节机制。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运行轨迹表明，我们应尽快建立翻译接受美学。从现有的翻译美学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注重接受美学与翻译相互结合的研究，例如学者王松年（2000）、姜苏（2001）、陈谊娜（2002）、张小平（2002）、宋安妮（2005）、刘凤梅（2005）、宋华（*）、韩子满（*）、杨松芳（2005）、张锦兰（2003）、贺文照（2001）、曹英华（2003）、周政权，刘艾云（*）、王著定（2005）等讨论了翻译研究的接受美学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3.3国内翻译与美学结合研究
回顾中国美学与翻译结合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翻译中的翻译美学理论与案例实践分析、美学理论与美学价值、科技翻译、广告商标翻译的美学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文本的语音、词语、句、段、篇章等各个层面，翻译主体的译者、读者的认知、文化、社会、社交、审美意识等因素，以及美学的再现策略等，包括文学翻译与美学结合的研究，例如，对文学语境的美学体现与信息传递（孙迎春，2002；王树槐，2000）；文学翻译的多角度及其美学效果（张保红，2002）；从美学功能看诗歌的语言变异（林小平，2000）；从美学视角看散文翻译（朱伊革、卢敏，2000）；文学翻译中美学认知的多元性（包通法，*），等等。对作品的翻译美学进行分析的包括：《围城》比喻翻译探美从翻译美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杨义德，2005）；从《红楼梦》英译本看委婉语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刘鹏，2000）；从《天净沙》的六种译文看接受美学理论（刘敦萍，2002）；从翻译美学观看戴乃迭对《边城》中美学意蕴的艺术再现（刘小燕，2005），等等。此外，翻译美学研究还涉及到许多翻译与美学结合层面，例如：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策略（李敏杰、陈永丽，2005)；一种形式美学的翻译观（吕俊，1998）；文学翻译中的读者想象（刘东霞2000）；译汉中美学价值体现试析（丁慧艳、窦成君，2005）；读者反应与跨文化语篇的阐释（郝文杰，2002）；等等。诗歌翻译美学主要还是围绕“三美”进行探索或深化。相关的论题包括：英语变体词的美学效应（王盼妮，2005）；英语拼写变异的美学功能及其翻译（辛红娟，*）；诗歌翻译的“立形以传神”（唐琪，2005）；论英诗中分行的功能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应用（张保红，2005）等。科技英语翻译美学涉及美学的标准、美学特征与体现、美学再现及其功能，探索通过忠实和准确的翻译来再现原文的音韵美、形象美、简约美等语言艺术美。例如：科技翻译中的美学思考（张会欣、李德煜，2002）；女用商品商标汉译的美学原则和翻译方法（肖美清，*）；论广告翻译的美学策略（唐艳芳，2003）；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与英语商品名称的翻译（胡开宝、陈在权，2000）等等。
3.4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趋势
上述的论文资料源于中国知识网，同时从中国博士、硕士优秀上通过关键词“美学”搜索，我们发现，有70余篇硕士论文探讨翻译美学等相关问题，研究内容包括接受美学、美学理论、美学的解释力、美学与翻译结合研究、翻译美学案例分析、美学史等方面。但是从现有的研究看，中国翻译美学研究的研究面不够宽，缺乏新的视角，大多围绕接受美学去探索，缺乏运用中西新的翻译理论、美学理论、语言学理论对翻译美学进行系统的论述。那么，面对中国传统翻译美学的终结与发展临界点，王宏印教授认为，中国现代译论诞生的途径有：(1)西学为主的理论途径，强调以现代西方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的翻译理论以及借鉴其他科学和理论流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翻译理论；(2)国学为主的译论途径，即适合于文艺学类翻译和汉外-外汉互译的阐释和转变；(3)中西结合形态的译论发展途径。同时他强调，由于翻译学本身除了单纯的科学性之外还具有浓厚的人文社科的综合性质，一如包括中国历代文学作品及其文艺学美学理论在内的中国文艺学甚或中国美学的综合性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不妨从和汉语有关的事情做起，从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译学、译事基础做起，来考虑建立中国翻译学的基本条件问题，作为向着建立普遍翻译学这一终极目标的一种努力（王宏印，2003：230-232）。这方面，我国近代美学奠基者王国维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他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的某些观点，进行中西美学思想的“合壁”。
20世纪是一个翻译的时代，在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流派层出不穷，出现了语言学派、文艺学派、多元系统学派、描写学派、文化学派、综合学派、解构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学派等，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更应开展中西结合的译学发展途径，探索中西结合的翻译美学译论。毛荣贵（2005：345）教授认为，符号学、符号美学、接受美学或格式心理学都是语言学和文艺学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他们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笔者认为，现代翻译美学应扩大其研究的理论体系，加大翻译文化美学、翻译认知美翻译交际美学、翻译语用美学、翻译篇章美学等跨学科层面的探索。我们应该多借鉴西方的美学理论、翻译理论、语言学理论等跨学科的理论，从中吸取丰富的思想营养，进行批评性地接受，关注审美接受的过程，着重探索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作者、作品与接受者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以及原语被读者接受的条件、方式、过程和结果，更重要的是关注文化转换美学、审美意识的认知、审美再现的共性与特性，从语言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社交层面等多维角度探讨动态的翻译美学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运用理性的交际观，合理解释翻译美学，使译语再现原语的人文精神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心理、审美风尚等美学。为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必须扎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从西方美学、翻译理论乃至其他民族美学中汲取养分，与其固有的优良传统融合、碰撞、消化，从而才能创新。笔者（2006）从语用学的角度探索了语用学翻译美学，透视了哲学渊源及其实质、认知再现美学、灵感美学、文化美学，为美学研究提供了新视野。在当今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范式主流背景下，如何避免起解构主义的过分怀疑思想，过分夸大主体意识，把翻译引向无政府主义；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泛滥思潮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应建立合理的翻译美学观，关注翻译美学的社会性、文化性、语用价值等，动态的研究其过程所涉及的各因素，在视界融合的环境中寻求美学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美学效果，合理的再现原语的美学效应。
科学翻译论文篇10
关键词：非英语专业 翻译教学 特点 借鉴
随着翻译学科的建立翻译研究逐渐深入以及四六级考试改革，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也引起更多关注。然而其现状却并不乐观，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却没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分析了非英语专业相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然后提出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提高翻译能力的途径。
一、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在翻译能力方面的现状及原因
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得分率低，究其原因在于大学英语教学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首先是因为教学大纲对翻译教学的忽视，历年来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在培养目标中对翻译能力一直没有重视。其次是四六级考试对翻译能力考查的遗忘。据统计，自1987年9月到2007年12月的43次四级及1989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40次六级考试中，四级出现翻译题仅7次，出现频率为16.3％，其中4次出现在2006年新题型改革后；六级出现翻译题型3次，频率仅为7．5％[1](p86)。再次是大学英语翻泽教学科研滞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论文中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少。最后是教材和师资的缺乏。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教材在学习目标、内容、过程方面认识不足，更没有专门翻译理论教材。师资方面也缺乏应有的翻译理论素养和严格的翻译实践训练。
二、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重要性
一方面，翻译能力不仅是英语的一项基本技能，而且是英语综合能力的反映。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以及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也反映了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翻译不仅要求学生仔细分析句子结构、语义、词义记忆正确理解原文，而且要求学生掌握消化输入内容又要能够输出所输入的内容，与简单的客观题相比更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学生的英语综合水平。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能力的培养还可以为翻译行业输送大批量的翻译人才。现在翻译行业的缺口非常大，仅仅靠英语专业培养的翻译人才很难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人才的储备力量的培养可以很好地缓解目前翻译行业的人才短缺问题。相关统计数字显示，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完全有能力从事翻译工作，而且在某些方面他们还具备英语专业的学生所不可比拟的优势。首先，翻译专业培养的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从事翻译工作，远不能满足翻译行业的需求。其次，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分散在各行各业，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对机械、化工、医药等领域的翻译工作往往难以胜任。再次，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等领域非外语专业背景学者翻译的。
三、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的特点分析
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有共同之处；但作为非专业的翻译教学，也有其独特之处。
共同点：从培养目标上来讲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与专业翻译教学是一致的。翻译教学的目标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不同点：一方面，两者在教学大纲、教学任务、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就大纲而言，在非英语专业本科的英语教学中，翻译教学几乎处于完全被忽视的地位。1999年教育部新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首次将“译”的能力列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大纲，在借助一定的工具下，笔译速度达到每小时300个英语单词左右。一方面学生误认为有了字典这一工具，生词的难题解决了翻译也就不成问题了。另一方面大学英语教材没有系统、全面介绍翻译知识和翻译技巧的独立单元，其间穿插的一些翻译练习题充其量只是一种造句，一种语法词汇的综合练习，算不上是翻译方面的系统训练。
另一方面，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对象不同。首先，英语基础薄弱。没有词汇，人们就无法传达任信息，词汇是构成话语的基础也是理解的基础。其次，汉语表达水平低。遣词造句能力不高，词汇贫乏，很难翻译出通顺流畅的语言。最后，缺乏对英、汉两种语言差异的了解，不谙翻译技巧。这也是上文中我们提高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与英语专业的学生差别最为明
显的地方。翻译实践证明一旦找出英汉不同之处及表达方式之差异，问题便迎刃而解。从结构上讲，英语重形和；汉语重意和；前者主要靠语言本身的语法手段，后者主要靠句子内部逻辑关系。因而英语结构紧密，汉语结构简练。在词义方面，英语词义灵活，突出表现为一词多意而汉语用词精确，严谨。英语句法形式紧凑，语法结构严谨，而汉语句法恰恰相反。学生语法不清晰，在理顺原文句子结构问题上束手无策。英语从句一个接一个，修饰语连绵不断，句子威分之间的复杂关系，足以把一个语法知识欠佳的学生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也只好随意切割句子成分，理解荒谬。
四、非英语专业本科翻译教学可以借鉴专业翻译教学成功的经验
（一）根据翻译专业教学，作为一个译者需要具备的基础能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也都必须具备，首先需要培养的就是以下几个方面：切实打好语言基础、掌握文化背景知识、提高汉语素养，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明确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地位，编写专门的大学英语翻译教材，并且要改进大学英语课堂的翻译教学方法。
（二）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特点，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外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长于文学、政治、法律、新闻、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翻译工作，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应该定位于机械、化工、医药、电子等领域。并且中国80％以上的西方经典著作(不包括文学著作)是由科学、工程、经济、历史、哲学等领域的学者翻译的，这些学者大部分都是非外语专业背景。所以从翻译教学的文体和翻译素材的选择上，非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要有意识地向这些方面侧重。
（三）进行系统的翻译理论教学，培养翻译技能意识。相关语料库资料调查显示，就翻译单位来说，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学生所采用的翻译转换的基本单位是词[2]，这就导致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更关注短语在译入语中的对等转换，译文结构受源语限制比较严重，这样就会出现很多不地道的汉语表达，甚至翻译腔。在其他方面诸如时态、语态、衔接词、句式结构的转换技巧上，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处理起来也受英语原文的影响比较严重，对原文结构调整非常有限。这表明学生缺乏基本翻译技巧，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原文而不能打破原文结构的限制，译出符合译文语言表达规范和表述习惯的句子。导致译文语言不通顺流畅，可读性不强。
结合刘宓庆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和翻译能力提高的论述及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在分析英语专业八级英译汉翻译试题的基础上，可以得出结论要想提高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的翻译能力，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翻译理论的讲授中，不仅要使学生知道这些翻译理论知识，而且要让他们把翻译理论知识内化，再结合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以此来培养学生们的翻译技能意识，这样他们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就会有意识地去运用翻译理论来作为指导，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pacte翻译能力模式研究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指导，除了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之外，还要具备策略能力，策略能力贯穿了整个翻译过程，需要我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运用各种翻译理论外的能力，包括心理能力，才能顺利地完成整个翻译任务。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
五、小结
虽然教学大纲已经把翻译能力列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一项考察技能，然而从四六级考试翻译题目的得分率来看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状况并不乐观。作为翻译行业储备力量的重要来源，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非英语专业的非专业性，在教学对象、教材、师资方面具有独有的特点；然而同为翻译教学，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与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的翻译教学在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上是相通的，所以可以借鉴其成功的方法和经验。在培养过程中，一方面要针对非英语专业本科阶段翻译教学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注重翻译理论的灌输和翻译技能意识的培养，培养学生具备翻译的各项子能力，再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练习将理论内化熟练运用，最终达到提高综合的翻译水平的培养目标。
参考文献：
[1]汪晓莉.基于实证视角看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009,(2).
[2]周宁,徐剑.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汉翻译规范的语料库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