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1
关键词光学matlab虚拟实验杨氏双缝干涉
o1-4；G434
1、引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的发展，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使得高校的实验教学设施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而另一方面，光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如果只是推导理论公式，没有实验演示的话，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基于数值技术或虚拟仿真技术开发实验演示软件是扩大实验教学规模和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是目前高校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
matlab是美国mathworks公司开发的一款商业数学软件。matlab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及接近数学表达式的自然化语言，因而相比C、Fortran等语言，更方便与初学者入门。在光学课程教学时，使用matlab等软件编写实验仿真软件，将抽象的概念经仿真实验过程直观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能力，可以实现仿真实验参数的反复、快速的调整，大大提高实验效率。
杨氏双缝干涉是物理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实验之一，在物理光学以及原子物理中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拟使用matlab软件实现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的仿真，使学生能够直观地学习双缝干涉现象及干涉理论。
2、杨氏双缝干涉相关基础理论
杨氏双缝干涉实验的原理如图1（a）所示，图中双缝间距为d，双缝所在平面与观察屏平行，二者间距为D。屏上o点到两个狭缝的距离相等。当两个狭缝发出的光在屏上相遇时，会发生干涉现象，屏幕上可观测到干涉条纹。双缝到达观察屏上p点的光程差满足
由光程差导致的相位差为（2）。
假设两个光波在p点的振幅都等于a=1，则两列光干涉叠加后p点的光强为：
（3）。
3.仿真过程及结果
基于上述原理分析，主程序编写如下：
lamda=632.8e-9；d=2e-3；D=1；%设置波长，双缝间距，双缝与屏的距离
xm=5*lamda*D/d；%设屏上观测点离中心最大距离
x=linspace（-xm，xm，101）；%屏上取101个预测点
phi=2*pi*（d*x./D）/lamda；%计算相位差
i=4*（cos（phi/2））.^2；%根据相位差计算光强分布
subplot（211）；plot（x*1000，i）；title（'干涉光强'）；axis（[-xm*1000xm*100004]）；
B=i*255/4；%定巳255个级别，使i/4对应最亮
subplot（212）；image（x*1000，xm*1000，B）；title（'干涉图样'）；%以图案表示干涉条纹
图1（b）为双缝干涉的光强分布及干涉条纹的仿真结果，在平面波入射时可以观察到等间距的平行直条纹。由理论分析可知，双缝间距d，双缝与接收屏的距离D，波长将影响干涉条纹的分布。可以让学生改变参数，并观察这些参数对干涉条纹的影响。
4课外拓展
在掌握上述内容后可以引导学生做些拓展实验，提高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近来，涡旋光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涡旋光在粒子囚禁、量子信息处理等领域都有潜在的应用价值。涡旋光具有exp（imφ）的相位因子，其中φ为光束截面上的方位角，m为拓扑荷数。当涡旋光入射双缝时，S1和S2之间具有一个附加的相位差φ=φ1（y1）-φ2（y1），其中φ1和φ2分别表示双缝S1和S2处的相位。则观察屏上的干涉光强分布可以表示为。假设涡旋光的相位奇点落在双缝中心，联立（1，2）式可得
（6）。
由（6）式可知，涡旋光束经双缝干涉的光强分布不仅与x坐标有关，而且与y’坐标有关。
下面以m=1的涡旋光的双缝干涉为例，编写程序如下：
lambda=632.8e-9；d=2e-3；D=1；xm=5*lambda*D/d；x=linspace（-xm，xm，500）；
phi=2*pi*（d*x./D）/lambda；%计算相位差
n=500；m=500；y=linspace（-8*d，8*d，n）；x=linspace（-5*d，5*d，m）；i=zeros（m，n）；%设置采样点
phi1=pi/2-asin（y./sqrt（y.^2+d^2））；phi2=3*pi/2+2*asin（y./sqrt（y.^2+d^2））；
phi3=phi1-phi2；%计算附加相位差
forn=1：m
form=1：m
i（m，n）=4*（cos（phi（m）/2+phi3（n）/2））^2；
end
end
imshow（mat2gray（i'））；
5结论
本文使用matlab软件编程对杨氏双缝干涉实验进行仿真，直观地展示双缝干涉现象。此外，还把常规的平面波的杨氏双缝干涉现象拓展到涡旋光的杨氏双缝干涉。这种课程教学与科研前沿的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动手和独立思考能力，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姚启均.光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徐金明.matLaB实用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2
一、对教材的学习――教什么的问题
1.为什么要选编这篇教材――把握编者意图
这篇短小的文言文共55字，选自南朝刘义庆编的《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杨氏之子》属于《世说新语》中机智应对的小故事，讲述了梁国姓杨的一家中九岁男孩的故事，故事情节简单，语言幽默，颇有趣味。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学习了二十来首古诗，由此可以理解为学生对古文的学习有一点潜在的、无意识的基础，比如古文字词的理解，整体意义的把握等，真正意义上的文言文并未接触过，编者将此文作为学生学习的首篇古文。
2.课文传递出哪些信息――对教材内容学习思考
通读全文，很直观的感觉是一个“趣”字：一是大人幽默风趣，孔君平故意拿姓氏逗杨氏子，虽没有十分具体的描写，但大人逗小孩儿的表情、动作如在眼前；二是小孩巧妙机智，仅九岁，反应如此之快――“应声答”，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读来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核心句――“甚聪慧（聪惠）”。一是待人有礼，“父不在”，儿“为设果”；二是反应快――“应声答”；三是言语有节，注意方式，他听出孔君平是故意逗他，既未不理，更不顶撞，反而也用孔君平的方法作答，还注意表达的方式――“未闻”，一个词加上，就显得语气平和、巧妙。
文言文语言简练，朗朗上口，读来抑扬顿挫，自有一种音韵之美。一是读准字音，其中有“诣”、“为设果”中“为”，读四声；二是正确断句，难点在尾句，正确的断句是“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学生可能读成“家禽”。初次接触文言文，要让学生克服畏难情绪，喜欢这种语言形式，才能更好地学习。
3.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的确定
王崧舟老师认为学习教材，除了弄清楚内容――“写了什么”之外，还要弄清楚文章的语言形式――“作者是怎样写的”，语言意图――作者“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依据这个指导思想，结合学生特点，恰当确定教学目标，也就是教师“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学生“学什么”，“学”到什么程度。本课篇幅短小，用一个课时进行教学即可。
根据以上分析，确定本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如下：
（1）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熟读成诵。
（2）理解课文意思，讨论交流：杨氏之子的回答妙在哪里？借此初步认识怎样与人交往。
（3）通过读文，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特点。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和教学环节的设计――怎么教的问题
1.采取一个方法――读
阅读教学要采用“读”的方式来学习，建议设计如下环节：
一读：正字音，正确断句。本课没有生僻字，学生自己完成正音并读通句子；尾句的断句是一个难点，要引导学生联系上文――“此是君家果”读准，通过多种形式的读，让学生能正确、流利地读文。
二读：理解词义、句意。在学生自己借助注释和工具书读文的基础上，组织小组交流与集体交流，达到理解文意、感受文言文特点的目标。
三读：深入理解文意，读出表情与神态。围绕中心句――“甚聪慧”，引导学生充分理解。在深入理解文意后，读出表情和神态来，通过展示读、评价、范读等形式让学生读出“趣”，读出孔君平对孩子的“逗”，读出小孩子的有礼有节，达到深入理解文章，为升华主题做足铺垫。
四读：升华主题，熟读成诵。组织学生谈谈学习收获，教师进行总结，再通过表演读文，熟读成诵的目标自然就能达成。
2.围绕一个核心句――甚聪慧
关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教学已经讲过，不再赘述。
3.简化教学环节――教结构
教师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阅读方法，以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目的。本课四个层次的读，从字音、句意、文意到中心，是一个完整的结构，环节简洁，层层推进。
三、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1.教学目标的达成是一个逐步积累、逐渐上升的过程
教学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比如，熟读成诵的目标，是在读准字音、正确断句、完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对杨氏之子的“聪慧”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品析语言感受到的等。在教学时，要着眼整体，分步实施。
2.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关系处理问题
语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语言，德育目标是在品析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自然内化的，所以要在对语言文字的学习、阅读上做足文章，德育目标自然达成。
3.使每个学生都有所发展――小组合作学习的实施要兼顾每个学生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3
关键词：川东南土司地名文化
中国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1-108-114
土司制度是我国封建王朝在统一的领土内的某些地区（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处），采取有别于汉族地区的措施而进行统治的一种制度，是由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它大约兴于宋，发展于元，在明时进入鼎盛时期。自1949年以来，有很多的专家学者在研究这方面的取得了成就，其中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李世愉的《清代土司制度考论》、王承尧、罗午的《土家族土司简史》、田敏《土家族土司兴亡史》等对土司制度有整体性的研究。川东南地区自古以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地与黔东北、湘西、鄂西南三地构成我国土家族最大的聚居区，是历朝各代较难以治理与管理的地区之一。这一地区自宋开始，便开始实行了土司制度。但土司制度涉及地域较广，川东南土司研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故至今尚无川东南土司制度研究的专著问世，其相关信息散见于土司制度研究的各专著中，如长江师范学院教授李良品主编的《西南地区土司问题研究》中几篇研究川东南土司的论文、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杨花的论文《明代渝东南地区土司制度研究》等。这些研究多存在“制度论制度”、“以土司论土司”的问题，却忽视了土司制度对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或者将其影响一笔带过。土司制度在川东南实施，对川东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制度在川东南所衍生的“土司文化”，在今重庆文化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这一地区是现今重庆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唯一在历史时期实行过土司制度的地区。其中，地名作为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与交往中对某一地理实体或区域的专用称号。因此，地名也可以说是史实的“见证人”和“传真录像”，以其特有的方式记载着当地的历史。本文即拟从文化的分支——地名文化出发，探讨土司制度对川东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地名命名的影响，并以地名为线索探讨这一地区以及与这一地区相关联的土司文化。
一、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统治概况
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湘鄂渝黔边四省交界处，区域与今重庆市东南地区一致（即习惯上所称的“渝东南”地区）。因本文所研究的地名多以20世纪80年代的各地地名领导小组所编之地名录为对象，时渝东南地区在行政区划上仍属四川省，因而以川东南命名。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除了苗族、土家族两大少数民族外，还有蒙古族、满族、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散居于此。当然，这一地区还生活着较多的汉族，因此，这一地区又不同于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历朝历代难以治理的地区之一。自有秦一代开始，中央王朝便对这一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进行管理，以达到统治者“以蛮治蛮”的目的。北宋时期，这种“羁縻”政策开始逐渐转化为更为严密的土司制度。宋、元、明、清时期，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主要有酉阳、石硅与秀山三大土司（详见附表1）。其中酉阳土司为这一地区土司中影响最大、势力最强、统治区域最广的土司，与湘西永顺宣慰司、鄂西容美宣慰司一起称为川湘鄂三省边区三大土司。
酉阳土司辖地，宋时为酉阳州，南宋建炎三年设土司，元为宣慰司，明为宣抚司，清雍正时期改土归流。至乾隆元年，将末任土司冉元龄之子广煊、广杰等及其家属迁出酉阳，同时升酉阳为直隶州，彻底结束了酉阳土司的统治，宣告土司时期的结束。酉阳土司为冉氏世袭，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四《土官志》一载“冉氏土官二十六世，二十九人，自宋绍兴元年始至国朝雍正十三年止，共袭职六百二十二年”。酉阳土司统治期间，其对酉阳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均有一定影响，一方面，土司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的团结；而酉阳土司积极经营文教，兴建学校，更促进了西阳的文化发展，如《冉氏家谱·世系录》载，“（冉）兴邦‘请建学校，初设儒学训导一员，族中子弟皆令人学。时文教既兴，夷风丕变。司中土民及明初避难者，耳濡目染，亦渐知读书识字”。另一方面，酉阳土司在迁至忠孝坝前，不断地对外斗争，后又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石硅土司，据《补辑石砫新志》载，“石柱土司之设皆昉于赵宋南渡，沿于元，著于明，我朝因之，历百有五年，至乾隆二十六年乃该归内地，为石硅直隶厅”。另《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概况》载：“南宋建炎三年（1129），马定虎征‘五溪蛮’有功，分南宾县地置石硅安抚使，以节制‘九溪十八洞’。”乾隆二十六年（1761）废土司制度，升石砫厅为石硅直隶厅，宣慰司改授土通判，不许干预民事，但据王萦绪《石硅厅志·承袭志》载：“故地虽改设直隶厅，犹为世袭，其后裔通判职……二十五年土宣抚改为土通判……自宋高宗南度至乾隆二十六年，计承袭六百四十五年”，说明土职的世袭仍然存在。又据1994年《石柱县志》所载，一直到民国时期，土通判才逐渐名存实亡。因而石硅土司统治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前面所说的六百四十五年，也是学术界普遍认为的石硅土司统治年限。一是这里所提到的将土司统治时限延长到土司真正名存实亡的民国时期，即八百多年。余贻泽在其《中国土司制度》中称，土司平时与朝廷交往最多的是承袭与朝贡两件事。石柱土司也不例外，据《蜀龟鉴》载，“四十八年秋八月，石硅宣抚秦良玉援辽，与子祥麟守榆关”，是其效力朝廷的表现之一，正史中有关这部分的记载还很多。同时，石硅土司对石柱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如《马氏族谱·马宗大传》载，“雍正间（马宗大）承袭宣慰司职，乃建学校，延师儒教子侄及民间俊秀。建文庙，兴学校”。但石砫土司统治严酷，如《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载，“万历十六年，马千乘聚众苗蛮，攻围县治，烧毁民房三百余处，不许人民脱离土籍”。
秀山土司辖地主要有石耶、平茶、邑梅和地坝长官司。其统治除地坝外，多起于宋理宗淳祐年间，止于清乾隆年问，历时四百余年。《秀山县志》载，“思州沿边万户都总管杨再思之孙杨通晟带领其子光辅、光彤、光隆、光贵，督兵平息争斗，相继建立了邑梅、平茶、石耶、地坝四洞土司”。邑梅长官司为秀山四大土司中势力最大、统治地域最广的土司。地坝长官司是设置最晚、势力最小的长官司。此外，秀山土司还包括绞娄土千户、寨娄土千户、马蹄溪千户、绞乜土千户、彭水县巡检司。其中彭水巡检司为田氏世袭，其余皆为杨氏世袭。秀山土司与酉阳土司及石硅土司一样，服从朝廷的征调，在明代及清初，曾多次奉命参加各种军事活动，如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五《土官志》载，“邑梅土司杨光斗·奉调援辽”。其统治秀山期间，邑梅土司曾与酉阳土司仇杀，平茶土司相互争袭，扰乱了当地生活秩序，对当地造成了些许不好的影响。
土司制度在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几百年的时间，在其统治过程中，逐渐形成川东南“土司文化”，这种文化渗透于土司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至今仍有影响。如现存的酉阳土司衙署铜鼓滩镇、石柱县土司官署建筑遗存三教寺，是有形的土司文化的实物遗存，而与之有关的地名则是另一种无形的“土司文化”遗存。地名通常是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但又有含有丰富的信息量的一种无形的文化载体。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受土司统治了数百年，因而在川东南地名中必然存在不少包含了土司时期土司活动的信息。本文拟对以川东南各县地名录所收录的27484个地名进行分类统计，并将土司类地名单独成类进行分析，希望以此进一步深化对川东南土司的研究。
二、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地名
土司时期，川东南土司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酉阳、石柱、秀山三地，但川东南作为一个地域性概念，其范围内各个小地域之间必然因其特定的地理相邻关系而相互影响。因而，川东南土司地名的研究当不仅包括酉阳、石硅、秀山土司活动显著之地，还包括了川东南的武隆县、黔江县、石柱县等地。
1.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彭水在土司时期，曾设过巡检司一职，族属为土巡检田氏。但彭水县地名中未见有与田氏巡检司相关的地名，与土司相关的地名只有三义乡一处。三义乡的石坝子“此处有一石铺大坝，是明代女将秦良玉祖居之地。”秦良玉作为“巾帼英雄”在正史中记载颇多。石坝子地名释义提出此地是秦良玉的祖居之地，这与《明史》卷二百七十所载：“秦良玉，忠州人”，似有矛盾。据《秦氏家乘》载“先世有名安司者，元季避徐寿辉乱，由楚入蜀，居绍庆路。传二世，国宝徒居忠州，遂为忠人。”又《秦良玉》载：“秦良玉的先世本是湖北麻城人，到了元朝末年，徐寿辉作乱，扰害荆楚，他的祖先秦安司为避免流寇的蹂躏带着眷属，逃到四川绍庆府黔江县来居住……良、恭兄弟二人以黔俗僻陋，徙居忠州，可称为秦氏迁忠的始祖”。三义公社“清置三义乡，属黔江县辖。民国三十一年调整插花飞地，由黔江县划属彭水”。将这几条信息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地名的释义与正史记载并不矛盾。只是在叙述秦氏家族移居过程中交代不清，秦良玉的先辈曾居住在三义乡，后来其父辈及其本人长期生活并定居于忠州，因而有关史籍多记为“良玉，忠州人”对其祖先曾居住三义乡一段省略了，我认为这种描述欠妥。
2.黔江县
黔江，土司时期未置过土官，但因其地处石砫、酉阳、彭水及利川土司之间，必然受土司活动的影响。黔江县有14个土司地名。黎水乡土城“相传明朝时忠路土司在此地筑过一座皇城，故名土城”。透露了土司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点出了“忠路土司”曾在此活动。另一方面，提到了土司遗存——皇城。忠路土司位于今黔江县邻县利川县境内，现为忠路镇。《利川县志》卷十四载：“忠路，明玉珍据蜀，始置宣抚司。明洪武四年改安抚司，二十三年废。永乐五年，以英为安抚使。雍正十三年，请改流，其地入利川县。”又，黎水乡位于黔江与利川接壤处，因而忠路土司极有可能活动于此地。因此尽管此地名前有“相传”加以限制，仍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可以肯定忠路土司与黔江县存在各种经济或文化上的交流活动。皇后寨上有土城，而皇后寨在今黎水公社境内，也可佐证忠路土司曾在此地活动。其实，活动在川东南地区的土司，除了本土的各大土司外，还有相邻地区的土司，如这里提到的忠路土司，此外，还可能存在相邻的唐崖土司、容美土司、永顺土司、保靖土司以及川东南南面的播州土司等的活动痕迹。
各大土司为了拓展自己的领地、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存在相互之间的斗争，而这也是土司制度的一种普遍现象。川东南土司地名释义中对此描述较多，如黔江县大险坪“冉、何二土司打仗，何土司险些战亡于此，故名”；鞍落坪，“从前冉土司与何土司交战，战败者把马鞍丢落于此，故名”；金洞州“原名京洞州。相传何土司与冉土司在此交战，冉胜后，拟置州府于此，后因酉阳的水比京洞水重，未遂，后故称。因无文字可考，于1980年取谐音而更名”；官庄坝“因冉土司曾驻此地而得名”等地名释义文中频繁出现的“驻”、“交战”、“打仗”等词语，说明土司曾在黔江县境内频繁交战。而交战的双方都为何土司与冉土司，冉土司是酉阳世袭土司，正史中记载较多。而关于何土司，正史中几乎没有此人的记载。
在土司研究中，公认且研究较多的有冉氏、杨氏、田氏、马氏、陈氏、冉氏等土司，唯独没有何氏。近年新发现的《何氏族谱》载：“二十九世祖何贞公……因平苗有功，迁居酉阳铜鼓、忠孝坝，在铜鼓官塘设土司衙门，统治当地居民……1196年，冉氏土酋冉思通在西阳铜鼓潭向何氏土酋发起战争，何氏土酋败，退守酉北地区……何应坤置马喇湖等地，其大湖小湖皆版土。何氏失去铜鼓潭及忠孝坝等大片土地后，退守以金洞为中心。何氏土酋卧薪尝胆，在辖区内悬崖峭壁人们出行必经之地修筑了大量军事没施，知州府城南边建有城墙口、北边建有卡子门等防御工事。”“因平定武陵蛮有功，各酋长自封为土官，世代进行统治……何姓驻守酉阳铜鼓潭、忠孝坝（现酉阳县城）及酉北（黑水、金洞、马喇、两河、濯水、冯家坝）地区设‘京洞州’”与邹明星在《酉阳土司》中所记述的：“冉兴邦其人素有大志，极具开拓革新精神……在酉西北西沙河彻底打败何氏土酋，占领今黔江之马喇、两河、濯水、冯家等地”相一致，均说明确有何土司的存在，且冉土司与何土司一直都存在争斗。《何氏庐江谱》对何、冉土司在金洞之争的史实亦有记载。冉土司与何土司之斗争，最后以冉土司胜而告终。弄清这一段史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土司研究宏观研究上的不足。
3.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石硅土司有马氏、陈氏与冉氏，但主要以马氏为主。学术界研究最多的石硅土司是土司马千乘之妻秦良玉，如文公直的《女杰秦良玉演义》、秦良玉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秦良玉史料集成》等。石柱县的地名中有7个土司地名，且每一个地名都与秦良玉相关，金彰的官坟，“相传明代女将秦良玉死后，埋有四十八座假坟，此坟是其中之一，故称。”三店的报信寨，“相传此寨，为明末女将秦良玉报信的寨子，故名”。悦来的古城坝，“传说明末清初巾帼英雄秦良玉准备于此建城，未成而后迁石砫，故称”。万寿寨“在蚕溪公社境内。原名万寿山，后因明末女将秦良玉在山上筑寨御敌，习称万寿寨。”这些地名释义中有70%的地名前有限制性词语“相传”或“传说”，表示了地名释义的不确定性。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秦良玉在石柱的重要地位，也能看出秦良玉对石柱县的影响极深。
4.武隆县
武隆县元明清时多隶属涪州，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属于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范畴。但其所处地理位置，又属于川东南，其地名中存在极少数土司地名。如白果的官庄坝，“此坝早年有土司住宅，故名”；土坎的花天，“传说，此地设过土司衙，因建有美丽的花厅而得名。谐其音而为‘花天’”。武隆县的历史记载多散见于《涪州志》等史志中，而正史中对此并无记载。新编县志中亦无任何有关土司的记录。因此，这部分地名需要结合田野考察与实地访问的方法考察其可信度。
5.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土司时期，秀山土司分布较多。其地名中有10个土司地名，38%与杨氏土司相关。如龙凤的司城大队“此地早年是杨姓土司驻地之一，故名”；司城街“早年是农村集市。杨土司的衙院驻地，故名。司城即土司驻守的城池”，等都曾笼统提及杨土司，未写明土司的具体名称。但由此亦可知，杨氏土司在当地的影响甚大，与《杨氏家谱》所载“世袭宣慰长官司，故黔楚连界之地，星罗棋布，唯我杨氏居多”相符。
中和的雅都，“元代，邑梅洞长官司曾设边蛮总管于此，名牙阻，后演化为雅都”，指的是有关邑梅长官司的地名。地名释义中，邑梅长官司是秀山土司中实力最强、统治区域最广的土司。其在元时为佛乡洞长官司，明玉珍据蜀时为邑梅沿边溪洞军民府，明洪武五年，杨金奉归，改邑梅司，至乾隆元年结束土司统治。释义中提到的边蛮总管是土司所置的一种土职，是土司为更好的管理土兵以为朝廷效力的下属机构。在正史中尚未发现有关这一官职的记载，地名中出现的有关内容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土司地区兵制的研究。
秀山石耶区，不用参照地名录中的释义，可知其是以秀山石耶土司而命名。据考证，石耶区确为石耶长官司的治所。通过地名录所记，可知石耶土司于宋末设在石耶洞，明改为司，清改为里。据《石耶杨氏谱》载：“光隆从父兄，平定苗人，开辟平、石、邑等地，类请分茅，敕授以石耶顺德军民土知府”，是为石耶土司设置之始。《杨氏谱》记：“延祐二年以平诸蛮功加忠顺大夫”之后，石耶土司为杨氏世袭。杨光隆之后，共有杨氏十七人世袭土官，共十七世，自宋理宗淳祐年间始，至乾隆元年改土归流结束土司制度，共历时四百余年。寨楼大队“原为石耶司下辖的千户衙院所在地，寨中建有防卫用的大楼房，故名”，亦提到石耶土司。地名中所说石耶司千户衙院，千户实质是石耶土司下辖的一个管理机构。通过这个地名，千户衙院遗址，可探寻石耶土司千户衙院的运作体制等。另外，其所修建的防卫大楼，体现了军事防卫的思想，说明土司之间存在争斗。
太平营：“明代天启年问，平茶司长官杨昌元所设五个兵营之一，以保境安宁之意，取名太平营”中，首先提到了平茶司长官杨昌元。据《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中记载，有平茶长官司世袭的杨氏土官有杨光彤、杨昌兰、杨胜都等二十位，但其中并无杨昌元其人。又秀山其他土司中昌字辈者有石耶土司杨昌安、地坝副长官司杨昌玉与杨昌基、寨楼土千户杨昌牧、绞乜千户杨昌奇，亦无杨昌元此人。此地名记载出现差误，也可能是受人们口传记述影响的误记。另，地名中提到平茶土司设置五个兵营，从侧面反映土司土兵机构的设置情况。
6.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酉阳土司是川东南地区土司中、也是川湘鄂黔四省交界处影响较大的土司之一。学术界有关研究较多，如冉光大《土司在酉阳》、邹明星《酉阳土司》、彭福荣《酉阳冉氏土司的沿革、族属与民族关系》等。酉阳县土司地名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土司寺庙地名，这类寺庙供奉的不是神而是土司。酉阳土司地名中有三个地名同名三抚庙，“清代建庙于此，供奉三个宣抚使，故名”，而《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载称“三抚庙，按：……大约此三土司皆生有惠政，民戴不忘，于其没世，而祭之乡社神，又颇灵验，故相沿而不可废”，证明此地名释义是正确的。现三抚庙早已不存，但其内涵作为地名却保存下来了，这说明土司在历史上确有影响，以致人们将贡献突出的土司当作神来供奉，形成为一种信仰，即土司信仰文化。在其他土司统治区也存在这种对土司信仰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还需指出的是，与土司官相关的地名问题。在传统观念中，官是高贵富有的象征，在川东南山区亦有突出表现，如酉阳土司地名中近40%的土司地名都带有“官”字。如官山坪、官塘沟、官坟地等，具体如官坟地是因“冉土司的以为将军死后葬于此，故名”。还有与土司的日常生活相关地名，如，楼房是因“清代冉隆弟在此建有楼房，故名”等。这类地名，可以帮助我们追寻土司的活动轨迹或发现与正史记载不同的土司生活，以弥补正史的不足。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4
关键词：《颜氏家训》；魏晋旧士族；唐代新晋士族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制兴起，门第隔阂被打破了，真正有本事者，无论士庶，均可凭真才实学进士及第；有的旧高门大族失去了世袭封爵的路途后，则走向了衰败。但士族在唐代并未消亡，甚至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毛汉光《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一文就指出，唐代官吏社会成分中小姓414人，占12.3%；寒素724人，占21.5%，而士族有2233人，占官吏总数的66.2%；故得出结论：“士族仍然占官吏的三分之二弱。唐代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差别之一，是唐代已有若干比例的寒素入仕，入仕的寒素中，亦有能升至士族者，所以唐代的社会变动（socialmobility），除了个人的上升变化之外，还包含着家族的升降。有的魏晋旧族萎缩或退出政治统治阶层，有的寒素由小姓而士族。所以在唐代官吏百分之六十六点二的比例中，有一部分是唐代新进的士族，称之为唐代新士族。”
魏晋旧族的萎缩、唐代士族政治地位的保持和“新士族”的异军突起，实与当时部分士族重视文化传承的家族内部教育有关。山东琅玡颜氏就是典型的一例。该家族在唐代能出现像训诂大师颜师古、书法家颜真卿和忠臣颜杲卿等文化名人，保持由颜含、颜延之、颜竣等奠定的高门大族地位，跟该家族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无干系。关于此点，前辈学者已有充分论述。作为中古士族的代表人物，颜之推又超越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人家族的焦虑，转而为对士族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状态的整体审视和深层思考。在中古家训的代表著作《颜氏家训》中，他或批判，或肯定，或鼓励，明确指出权势不可常保，文化却可以承传，这种重视学术文化家传的教育思想在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选士制度以后，对旧士族、原来的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保持或上升都有重要影响。
一、对魏晋旧士族委顿表现的批判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部分魏晋旧士魏晋旧士族族在南北朝的种种丑行劣迹有着极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旧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品格是群体性的全面下降。书中很多未具体指出姓名者如“北齐士大夫”、“梁朝贵游子弟”、“梁世士大夫”、“当今士大夫”、“梁初衣冠子孙”等实是指整个旧士族或可认为即是指魏晋门阀士族群体而言，而且之推对他们贪得无厌、慕求虚名、自作清高、道听途说、迂腐迷信、不识时务、不事学业、败名丧家等行为无一例外的持讽刺贬低态度，而全书没有一句对此群体称赞的语言，可见在作者眼中，旧士族群体正在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败。在全书批判的131人中，士族占了113人，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士族琅玡王氏族中有6人，陈郡谢氏有4人，此二家族在东晋权势无人可比，可是进入唐代之后，他们便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陈郡谢氏后人极少还有彪炳之才，琅玡王氏的政治地位也从第十三代开始下降。这都体现出颜之推对魏晋旧族失去文化优势后必然走向衰落命运的先见。
旧世族衰败的原因，颜之推认为在于其子弟居于先世荣耀光环之下，只凭借家族先代功绩荫资生活，不重视学术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传承，不思进取，“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以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凶吉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故而失去了士族可以维持家声的文化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败。故他以这些事例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要“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样才能避免败家之祸。之推之先见是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许多士族也从《颜氏家训》中汲取了有益经验，注重对后代的教育，特别是重视家族内部文化学术的传承，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这些士族的后人凭学识入仕，重新进入到重组后的官僚集团中。
二、对魏晋旧士族优良家风、家学的肯定
颜之推在书中对承先人余绪，凭借旧有家学家风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正面例子也加以肯定。这些例子中人物的家族则又多是在隋唐通过科举入仕，有很大影响力的士族；而也正是这些士族一以贯之的在中古时期重要的地位，才保持了整个士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如书中论及河东裴氏家族中三人：“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与主无别也。”养成了良好家门风气。“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表现出裴氏子弟对礼仪的注重和重孝的风操，可见其家教之缜密。“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则赞扬了裴子野不仅正直善良，还注意对家族中人的体恤照顾。河东裴氏乃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三子尊为三祖，望高士族。”到唐代“裴为显姓，入唐尤盛。支分族离，各为大家”。据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统计，这个家族在唐代任宰相者有17人，权位极盛。
又如所论兰陵萧氏有9人，萧氏为南齐、梁宗室，家学家风优良。书中所论梁元帝生辰常设宴，但自母阮修容死后不再有饮乐之事；梁元帝好学，身患疥疮仍手不释卷；武烈世子萧方等擅长绘画等事均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文学方面尤有突出成就和丰富的家学积累，书中对此大为称颂：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颖川荀仲举、琅玡诸葛汉以为尔。
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
兰陵萧氏中的“四萧”是著名的皇族文学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萧氏在唐代位例宰相者有十人，且多为重文学的进士第进阶。
再如清河崔氏，书中论及二人：
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
赵郡崔氏（多为清河门）任唐代宰相者有12人。赵郡李氏在书中出现的人物除上文言及之李祖仁、李蔚外，还有李构、李季节，之推所论均为对其孝悌和博学的称赞；赵郡李氏在唐任宰相者有17人。弘农杨氏在唐亦为著名士族，中唐杨凭、杨凝、杨凌兄弟时称“三杨”，“皆孝友，有文章”，“天下号文章家”，可见文学乃其家学。此家族在唐担任宰相者有11人；《颜氏家训》论及杨遵彦“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内外清谧，朝野宴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刑政于是衰矣。”弘农杨氏有如此政治才干的渊源，能在唐仍居大士族之例自不足为奇。
三、对唐代寒门庶族的鼓励
唐代寒门庶族晋为新贵士族的例子不少，史家已有明析。这些寒素之人，在以九品常流为选官制度的魏晋，限于门资，无入仕之途；但入隋唐后，随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步确定，他们有了进身之阶。而庶族入仕的钥匙在于知识文化的掌握，唐代科举尤重明经与进士二科，明经须试儒学九经，要求应试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进士考试涉及经史、文章、策论三方面，要想高中，都必须通过勤学。而《颜氏家训》中《勉学》篇多次提到：
何惜数年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懒裁衣，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仗之易习而可贵者，莫过读书也。
均乃是劝诫世人向学的箴言，而且其劝诫对象，不仅使士族中人，更扩大到一般“世人”，此对寒门子弟实是极大的勉励。之推还认为人们应该读的书乃是儒家经典：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颜氏家训》又是历代家训中唯一将文学作为传家之一途写入书中的，显示出他对文学的重视，以及他认为文学亦应作为家学的一种传教子弟以期籍以扬名的远见卓识。而他提出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的文艺理论，对唐代进士科策文、杂文的衡量尺度和举子应试写作又具有指导意义。“六朝时，文学之与士族仅仅是一种素质修养，而在唐代，文学则变成了士族谋求仕进的工具。”以文学作为进仕之阶是魏晋旧士族保持门第声誉的重要手段，更是无父祖荫资的寒门庶族摆脱贫贱命运的首选途径。所以阅读《颜氏家训》，对庶族子弟发奋勤学，撰写应试策文有很大的帮助。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小学，《书证》篇举注疏不当之例近五十条，《音辞》篇也例有许多注音不确的例子，世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杂艺》篇又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而唐科举考试“常贡举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书学须墨试《说文》、《字林》，算学须“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虽此二科不如明经、进士那样炙手可热，以致“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但是“书、算从九品下叙排”对寒素之人仍是摆脱贫寒命运走入官场的极好选择，寒素在唐代通过科举入仕，成为新进的士族，与《颜氏家训》一书的教育亦不无干系。
《颜氏家训》一书广泛的流传在士人群中，儒家对其大肆宣传，佛教徒也多征引该书，小学学者更多加称赏，故此书的影响面极大，不只是颜氏后人，甚至不只是士族中人，当时寒门庶族和后世百姓俱“由远及近，争相矜式”，所以明代傅太平年少时，其父亦以此书为教材，“尝援引为训，俾知向方”，王钺《读书丛残》又称该书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张璧《〈颜氏家训〉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亦认为：“乃若书之传，以禔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所以，该书对唐代整个士族群体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毛汉光《中古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玡王氏》一文有细致分析，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p40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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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5
关键词杜甫杜妻贤良品质奉献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ConjugalLoveinthesetroubledtimes
——theimageofDuFu'swifeinHispoems
YanGYang
（westanhuiUniversity，Liuan，anhui237012）
abstractDuetothelackofthehistoricalmaterials，YangShi，thewifeofDuFuisunknownbypeople.therearetwopoemsforintoningorthinkingofhiswife.andmorethan20poemsreferredtohiswife.DuFu'swifeisoldandthininhispoemsbutshelovesherhusbandandchildrendeeply.Sheisadotingmothervagrantcontinuously，sharinghardshipsandlivingtogetherwithDuFu.
KeywordsDuFu；DuFu'swife；well-disposedcharacter；Contributedspirit
史料中关于杜甫的妻子并没有过多的记载，能够看到的仅有两则。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简略记述了杨氏夫人的出身：杜甫“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①有学者据此考证，杜甫之妻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大家闺秀，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成婚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当时的杜甫29岁，杨氏19岁。此后二人不论人生得失，遭遇浮沉，总是患难与共。
另一则见于唐人冯贽的《云仙杂记》卷四“夜飞蝉”条：“杜甫每朋友至，引见妻子。韦侍御见而退，使其妇送夜飞蝉，以助妆饰。”②三品大员韦陟知晓杜甫“朝回典衣”的困顿又见到杨氏衣裙已无法再补缀，于是派夫人送去装饰品夜飞蝉，表示出对二人的关怀和敬重。遗憾的是杜甫未能用他的生花妙笔为妻子立传，而史料中的信息又有颇多争议，我们甚至连她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也无从知晓。但杜甫诗集中述及妻子的诗歌有二十余首，从那饱含深情的笔墨中，一位”诗圣”的妻子形象就在字里行间映现出来，让读者不由得肃然起敬。
1“老”与“瘦”——外在形象的简笔勾勒
所有言及妻子的诗中杜甫使用了近十种不同的称谓去描述，除了一般的“妻子”、“妻孥”、“妻儿”等称呼之外，还经常用“老妻”（8次）、“瘦妻”之类的词。杜甫以“老”、“瘦”称妻，其中融入了深深的情感，饱含着夫妇二人历经乱世的沧桑之叹。
杜甫第一次在诗歌中将杨氏称为“老妻”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老妻既异县，十口隔风雪。”③天宝十四年（755）冬诗人由长安往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时年妻子杨氏33岁，以“老”相称可见诗人因妻子过早憔悴而怜惜、感伤。
这位“老妻”终生跟随贫病的杜甫在乱世之中颠沛流离，无怨无悔地与诗人并肩经受磨难。杜甫在许多诗篇描绘了其安史之乱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的生涯，他的妻子杨氏既要抚育儿女又时刻担忧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诗人漂泊在外，杨氏设法捎去书信慰藉“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在丈夫两手空空归家时，也能够体谅，“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即便是一份微薄的礼物，也足以让“瘦妻面复光”（《北征》）。诗人在成都草堂时期生活相对安定，杨氏的情趣与才识得以展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夫妻二人享受着难得的惬意温情的生活。但最终诗人不得不离开草堂携全家乘舟漂泊，“偶携老妻去，惨淡陵风烟”（《寄题江外草堂》）。在南北奔走逃难的日子里，诗人无时不在盼望着战乱平息结束挈妇将雏的动荡生活，“何日干戈尽，飘飘愧老妻”（《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其二）。
杜甫用完全平实的手法，舍弃过多的容貌形体语言描写，简笔勾勒中，倾注了杜甫对妻子深厚的情感，刻画出处于乱世流离的特殊历史时期的杜妻形象，尽管这个妻子是老的、瘦的，但她深爱丈夫孩子，在苦难中支撑着家庭，顽强生存。
2“思”与“泪”——夫妻相离时牵挂与深情
杜甫专咏妻子的两首作品《月夜》和《一百五日夜对月》，作于诗人被叛军拘押长安期间，分别从诗人和妻子的角度道出乱世中夫妻两地相思的伉俪深情。“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从《月夜》一诗中可以看出在杜甫的眼中杨氏是位美丽的女子，云鬟生香，玉臂微寒。诗人设想妻子痴情地在月光下眺望，陷入相思，因相思痛苦而泪流满面，甚至夜已渐深也浑然不觉。短短几句写尽了杨氏心中的孤寂和凄凉，“双”与“泪”道出了虽分隔两地，诗人和妻子一样忍受着相思之苦，盼望着团圆之日，抒发了夫妻二人异地而同心的双向情感。④《一百五日夜对月》一诗则借浪漫的牛女传说，同样传达了夫妻相离期间双向的相思与悲苦：“仳离放红蕊，想像颦青娥。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想象妻子双眉紧蹙的愁颜，既美丽又哀伤。诗中又以牛郎自喻，道出寒食之夜思妻思家的牵挂和盼望团圆的愿望。
至德二年（757）八月杜甫自鄜州还家，已经分离了一年多的一家终于重聚。《羌村三首》（其一）便记录了当时一家相聚的情景，妻子对他的深情更令人动容。“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唏。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丧乱中，妻子无时无刻不思念着自己的丈夫，甚至一度认定他不会生还了，忽然间竟又出现，如同坠入一场梦境。⑤
一个“怪”字体现出妻子的相逢惊讶，兵荒马乱，人命危浅，亲人忽然出现在眼前，着实叫人不敢相信。确定真是丈夫归家，妻子由“惊定”到“拭泪”，悲喜交加，流下了辛酸喜悦的泪水。“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夜深了，仍秉烛相对生怕这劫后余生的相聚是梦境一场，这幅画面足以见出一个妻子痴情的形象。
3“怜”与“忧”——患难与共的贤良品质
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辞官归家，从此过上了没有俸禄，衣食无着的漂泊生活。为躲避叛军，他率领家人从华州、秦州、同谷至成都、梓、阆等地，后一家放船出峡，漂泊于荆湘。一路上，野果充饥“野果充糇粮”（《彭衙行》）常向朋友求助“计拙无衣食，穷途仗友生”（《客夜》），甚至“饥藉家家米”（《秋日荆南述怀》），或是靠奉赋赠诗取得地方官员的一点接济度日。
杜甫用惨淡的诗句记录下投亲靠友的无奈和生活难以维系的艰难处境：“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屏迹》之三）。尽管杜甫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艰辛，杜妻却始终无怨无悔地与丈夫共同支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即使在丈夫缺位的情况下，也能尽心尽力地抚育一群儿女。“女病妻忧归意速”（《发阆中》），女儿重病，此时的杜甫只身流落川东。“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徒步归行》），逃难途中，杨氏带着一群儿女跋涉山间，无助地向天哭泣，此时的杜甫亦远离妻儿，身处凤翔赴鄜州的路上。⑥
《北征》一诗中，诗人痛心地描绘了妻子独自抚育儿女的生活惨境。“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妻子衣服破烂，打满补丁。“平生所娇儿，颜色白如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儿女们饥瘦的身容，东拆西补极不合身的衣服，从诗句中可以想见杨氏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操持针线尽力地照顾家人。
五十岁左右，杜甫身染多种疾病，诗中提及的有：头风病（《龙门阁》“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风痹病（《客堂》“卧愁病脚废”），肺病（《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病肺卧江沱”），耳疾（《清明》其二“此生漂泊若东西，右臂偏枯半耳聋”）等。杜妻更将主要精力用来照顾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筋力妻孥问”（《秋日夔州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正是因为杨氏具有患难与共的贤良品质，疼爱子女，关爱丈夫，才使得杜甫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文学创作颇丰。⑦
在许多杜甫提及家事方面的诗或诗句中，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杨氏对家庭的奉献，如《遣兴》一诗中“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两句道出了杜妻在战乱之中独撑全家生计的艰辛，以坚强母爱顾全一群儿女的伟大。诗人对妻子的赞誉也包含了感激、内疚、不安等种种复杂情感，他在诗中自嘲“笑为妻子累，甘与岁时迁”（《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儿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正如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一书中所说：“中国言夫妇之情最好者，莫如处乱离之世如杜甫，处伦常之变如陆放翁等之所作。”⑧诗篇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贤良的、有教养的女性形象，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伴侣。杜甫之所以能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杜妻，留世的不朽诗篇无疑也凝结着杜妻的心血。
历史上关注杜甫妻子的人不多，使得后世读者对这位诗圣的妻子几乎一无所知。今天我们却应该重视对她的研究和宣扬。杜夫人身上所体现的奉献牺牲精神，对于今天精神文明建设仍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其与丈夫患难与共的贤良品质亦是现代女性所应继承和发扬的。
基金项目：《古代文学》安徽省精品资源共享课（2012gxk087）皖西学院校级2011年度应用项目（wXSY1105）
注释
①[唐]元稹.元稹集（卷五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2.
②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修订本）[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③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本文所引二十余首诗作皆出自此书）.
④周达也.杜甫夫人与杜诗成就.杜甫研究学刊，1996（2）.
⑤李欣欣.杜甫对乱世亲人的关爱与牵挂.邵阳学院学报，2010（2）.
⑥蔡川右.杜甫和他的妻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4）.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6
湘绮门下悟帝道
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18年后出生的同籍，本名杨承瓒，字皙子。他早年那首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有几段说的便是自家身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
只知霸道不知儒。
家人仗剑东西去，
或死或生无一居。
杨氏先世自明洪武年间由金陵(今南京)迁湖南，世代务农，为乡绅之家。至洪杨起事，杨度祖父杨礼堂人湘军，从哨长做起，官至正四品的都司，战死疆场。杨度伯父杨瑞生，15岁起即随父征战南北，官至正二品的总兵。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案。所以杨度说他家“数世皆武夫”。年方9岁时，因父亲病故，杨度与妹妹杨庄被伯父杨瑞生带到驻守地归德府(今河南省商丘市)，数年后伯父奉命移驻关外朝阳府(今辽宁省朝阳市)，杨氏兄妹回籍。正是在将军府邸，他将名字改为“杨度”。
有趣的是，至杨度一代，虽弃武从文，但步人中年后的他却曾意外成为军中大佬，担任过张宗昌的安国军副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不过这是题外话了。
我年十八游京甸，
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
学剑学书相杂半。
还是那首《湖南少年歌》。18岁那年，杨度赴京游学。“京甸”指京城附近地区。第二年，他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很是少年得志。但两年后的会试，他却落第。彼时，甲午战争失败的悲愤氛围正笼罩着各地在京考生的心，他与湖南应试举人曾光绪皇帝，请拒绝与敌国日本议和。此为他参与政治活动之始。
返湘后，杨氏兄妹三人被本省硕儒王闽运一并纳入门下。
杨皙子遇上王运，可谓一生最重要的人际相逢。王夫子号湘绮，人称“湘绮老人”，公认的国学大师，素抱帝王之学，据说曾策动曾国藩拥兵自立以代清而未遂。王先生收弟子，唯才是取，不问出身，与杨氏兄妹同窗的，有后来给袁世凯当过大秘书的夏寿田和乡间木匠兼人像画师齐璜(晚年改号齐白石)。本就自命不凡的杨度，遇上恃才傲物洒脱无羁的老师，想不立大志都难。他以天下为己任，苦读经、史、子、集，并深研帝王学，为成为一代帝师而努力打基础。
其间，维新派二号人物梁启超应聘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虽名满天下，却只比杨度大一岁。两位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政见相同的“少年”，虽学问上各从师说且每有辩论，却自此结为至交。转年(即1898年)，梁氏被光绪帝赏六品衔，调往京城与康有为主持变法大业；而23岁的杨度则二度赴京赶考。这一年，康、梁潜往海外避难，杨度的同乡与好友谭嗣同等六位维新派京官则身首异处。好友的从政经历，无疑会给杨度以深刻的启迪。
“庚子之乱”后，太后开始支持新政。湘省一向领风气之先，“因此，杨有良好机会获知新政新学，对于他的思想甚多新启示，更形成他经世致用合我其谁的壮志”(台湾史学家吴相湘语)。随后，湖南省有志且有钱的“少年”们纷纷东渡。已经不满足于坐而论道的杨皙子，为寻“今日夷务应付之方”，不顾恩师和妹妹杨庄(时已成为王运的四儿媳)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留学，成了黄兴等湘省“少年”才俊的同窗。此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舂，杨氏27岁。
东洋踏上“经济”途
杨度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痛痛快快受到了西洋文明的浸润。这个以“勤学”著称的师范生，五个月结业后，即在黄兴等湘籍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下创办了《游学译编》，此为各省留学团体的第一本期刊。卷首，是落款“湘潭杨度”撰写的《叙》，他明确表示其办刊宗旨：要将被外国人蔑称为“老大之国”的中华“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此月刊存世一年，刊出大量有思想性的编译文章和自撰的时评与白话小说。吴相湘称该刊“在当时严肃刻板的士大夫社会中实为空谷足音”。
杨度留学日本的第二年，清廷已痛感人才之匮乏，接受了贵州学政严修等人的提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此“经济”乃“经世济民”之意，即专为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特别考试。经济特科的开考，绕开了既有的选拔官僚的八股科举制，三品以上的各部、院和各省督、抚、学政，必须保荐各地“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由皇帝审批后，诏令其进京直接参加“殿试”
。
于是，1903年7月9日，28岁的杨度和全国各地的i86位“拔尖人才”，在紫禁城保和殿里参加了考试。成绩发榜，杨度高居一等第二名，仅次于日后当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的广东人梁士诒。数日后，他又顺利参加了复试，封官加爵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朝廷准备为政坛新生代分配工作之际，养心殿里猝然传出不祥之讯――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瞿鸿横时，听说此次通过考试者有“新党”。这个老瞿，竟然把小老乡杨度送上了俎板。紧接着，又有两江总督魏光涛两次电奏朝廷，举报杨度等曾与上海革命党“通同一气”。老太后正为录取的头一名的名字而生气呢――有多事的官员上奏说，“梁土诒”这名字竟是“梁头康尾”，即“老佛爷”最痛恨的梁启超的姓、康有为的名(康氏原名康祖诒)。老太后勃然大怒，传谕查办。一夜之间，“新科状元”和“榜眼”皆沦为通缉犯。杨度只好潜逃出京，转道上海再渡东瀛。
再度赴日的杨度，因清廷缉捕而名声大噪，长达246句的《湖南少年歌》，就是那时写成并刊发于梁启超的《新民丛刊》上的。早在日本流亡的梁启超，曾以长文《少年中国说》打动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杨氏的《湖南少年歌》，算是对梁之呼唤的应答。杨氏以韵旬详说湖南人文地理，历数本土先贤名流，讴歌湘军血性精神，警醒同乡奋起救亡。尤其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更是沸腾了包括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与、蔡和森一起发起成立湖南新民学会的萧子界，后来成为政府的高官，晚年寓居乌拉圭时，曾回忆说，当年毛“曾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
一曲《黄河》动天下
《湖南少年歌》虽为杨氏的经典之作，却不易流传。倒是他创作的一首歌词，传回国内，乘着歌声的翅膀，让其“杨皙子”的大名四处飞扬：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就在杨度留学日本那一年(1902年)，清廷第一次在《钦定学堂章程》里明确规定，今后各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即音乐课。翌年，清廷又为此事颁诏督促。于是，中国第一代音乐教材应运而生。此为杨度撰写《黄河》歌词的小背景。
大背景则是沙皇俄国正于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鼓动外蒙独立。祖国的边关之危，让杨度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此歌词在梁启超的《新民丛刊》发表后，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尤以沈心工所谱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爱国歌曲。令人扼腕的是，此歌从清朝唱到民国，传唱了16年之后，1921年，“饮酒乌梁海”的我唐努乌梁海地区，最终成了附属于苏俄的“乌梁海共和国”，即现今的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又过了70多年，上世纪末，中国音乐界评选“二十世纪经典歌曲”，杨度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且排名第一。
“金铁主义”救中国
当年的杨度，能写一流的歌词，更有一流的政见。
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少年”们那里，自“泰西”传来的各种主义风生水起，但特立独行的杨度，毅然独创了自己的主义，即“金铁主义”。他认定，只有金铁主义才能救中国：
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
对内：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对外：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那会儿还是大清光绪三十三年
(1907年)。等清统治者终于被迫组成责任内阁时，却已是1911年5月，距龙旗坠地只剩下半年时间了。
杨度还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的人。在此之前，最先把“中华”与
“民族”连缀起来的梁启超只把它当成了“汉族”
的同义词，是杨度第一次将其定义为文化上而非血统上的概念。杨氏版的“中华民族”问世后，马上得到吾国知识精英的认可，口口相传中，最终演进成现在的一个全球华人认同的文化概念。峻拒孙文“勿相妨”
就在杨度风头正健之时，清廷通缉的要犯――广东香山人孙文找上门来，拉这个立志以立宪改造中国的青年领袖加入革命队伍。
杨度的老乡兼好友章士钊曾于60年后描述过当时的情景：……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合留学生、议起大事。而留学生时以杨度为有名，彼寓富士见町，门庭广大，足以容客。于是中山与杨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病，畅言无隐。
“孙大炮”说了三天三夜，愣是没说动有“骡子”之谓的杨度，他很认真地告诉孙文：度服先生高论。然投身久，难骤改，橐鞋随公，窃愧未能。
对不起，政见不同，我不能随您出征。不过嘛……
杨度想起了一个与来客志同道合的同乡，于是，话锋一转：
度有同里友日黄兴，当今奇男子也，辅公无疑，请得介见。中山喜。
是杨度促成了孙、黄相识。
此时的杨度，已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与同班学习政法基础课程。其间，他发动湘、鄂、粤三省学生，发起将粤汉铁路收回自办的运动，被留日学界推为总代表，已经是颇负盛名的人物。
分手时，杨度对孙中山说了这样一段很不客气的话：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末一句，实在刺耳。
杨度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确实不认同，他认为，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
随后，在日本人的参与下，留学日本的反清志士大结盟，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孙氏被推举为总理，黄兴成为二号人物。而不肯做革命党发起人与领袖之一的杨度，则高票当选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会长)。
倡言第一人
因悉心研究并奔走宣讲各国宪法及政体，杨度成了“”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北京。光绪三十一年岁末(1906年1月21日)，奉旨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的五大臣中的两位――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率团经过日本。当年的湖南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此时正以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为该团随员，他见到杨度，请其撰写东西洋各国情况的文章，以供五大臣回国后写“考察报告”时作参考。对杨度来说，此番受托，实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锋芒与非凡文采的“殿试”。于是，他奋笔疾书了《中国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程序》两篇文章。当年8月五大臣回京后，杨氏的“答卷”获一致颔首，润色成官样文章上报后，深得养心殿里那位老妇人之心。9月1日，清廷即颁旨：“预备仿行”。
这一年，为了跻身于体制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杨度不惜“纳赀”(花钱买官)，让自己成了正五品的候选郎中。有清一朝，花钱买官是进入国家官吏体制的一条正当途径，是科举人仕的重要补充，与当下行贿上司为自己买官有本质的不同，属官家认可的合法行为。
翌年，杨度再接再厉，创办了《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有了自己说了算的报纸，他便把自己的“金铁主义”从从容容地公之于世了。之后，他又创立了政俗调查会，后改名讲习所、公会，以会长和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力推国内“之实行”。他的中心目标很明确――“设立民选议院”。
秋风起时，杨度返回湖南为伯父杨瑞生奔丧。孝服在身的杨度仍念念不忘大事，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公会，以全省市民名义发起人京请愿运动。并起草了《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老师王运改定后领衔发出。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908年4月20日)，在接到张之洞和袁世凯联名保荐杨氏“精通宪法，才堪大用”的上奏后，慈禧太后传谕：候选郎中杨度著四品京堂候补，在编查馆行走。显然，老妇人原谅了与“乱党”有染的杨度。
编查馆，是清廷于前年设立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由军机处的大臣领衔。级别虽高，却一直没有得力人手具体办事。把杨度调来“行走”，正是人尽其才。“行走”虽非专任官位，却等同于后来的秘书，名义不高，位置却很重要。
同样认定中国必须走道路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期间，请杨度前来回答官僚们的相关质询。杨度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越说越
勇，至后来，竟胆大包天地宣称：
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本人)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an,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得意忘形纳雏妓
人京出仕的杨度，一跃而为新政中枢的“大秘”，难免得意忘形。按常规，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没个十年八年，是很难走到正四品的。
寓身京华，名满天下，杨度虽早有家室，却纵容自己于胡同，且被一雏妓迷得不能自拔，遂以两千元的超高价购回作妾。中国传统社会，允许官吏纳妾，却不容其，尤其看不上假戏真做娶妓为妾者。况且杨度是一向高喊“伸张民权”的新派人物，怎么能像没文化的暴发户一样，豪掷千金买个小姑娘来家呢?这简直就是蹂躏人权!如此心口不一之人，何以担当大任?一时间，议论汹汹。
纳雏妓为妾的丑闻曝光后，杨度吓出一身冷汗，赶忙在一次集会中公开申明，已将此女转赠友人，以示本人从善如流。忍痛割爱后，杨度又回到了吁请立宪的正道上。皇族内阁做局长
在全社会一片催促声中，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责任内阁终于问世。不过，却是“皇族内阁”。自大清人关以来，便是满汉并重的格局，此“皇族内阁”非但不符立宪规则，更是集权于满人的倒退行径。
令立宪派人士失望的是，八月，杨度竞出任了内阁统计局局长。曾经风骨铮铮的杨氏，此番恋栈，让人看到了中国士人在得到统治者青睐时的另一面。
正是皇族内阁的成立，大清国为自己的坟坑挖完了最后一锹土――两个月后，武昌起义的炮声隐隐传到京城，紫禁城摇晃起来。非常时期，36岁的杨局长没坚守工作岗位，却坐火车到了河南，找他所佩服的下台老干部袁世凯去也。
擅自南下佐项城
当年，正是袁世凯联手张之洞的保荐，杨度才一跃而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隔天而逝，主持国政的摄政王载沣竟将老袁“开缺回籍养疴”。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仓促带着两房姨太太与仆人惨淡登上南下的火车。没有满月台的“红顶子”来为他送行――官场上下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众多军政界故旧门生即使想来道别也因避嫌而不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汽弥漫处，却有两位内阁高官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一位是学部侍郎严修，一位即统计局局长杨度。老袁感动得落了泪，慨言：“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副部长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局长则回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是上世纪30年代以创办《青鹤》杂志而著称的陈一在其《新语林》书中的一段记录。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粘上恶味。
在袁宫保的家里，杨度遇到了袁之老友兼旧部阮忠枢。阮氏带来了总理大臣奕助的亲笔信，恳请袁氏出面挽救危局。
杨度力劝老袁不要应命，以观事态发展。老袁深思熟虑了一番后，果真复电清廷：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
载沣明知老袁耍花样要权，却一筹莫展，只好把前线指挥权全部交给老袁，在政府军攻克汉口后，又授其内阁总理大臣之职，将其调回京城主持全局。当然，那会儿，杨度早回京城上班去了。
在老袁重组的内阁里，杨度成了学部副大臣，是正二品的高官。
杨度与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国事共济会”，即为南北双方说和――他主动给黄兴发电报，敦促南北停火，促成清室逊位。12月9日，杨度收到黄兴回电：只要袁氏促成清廷逊位，即可举袁为民国大总统。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7
关键词：李渔；语言架构；重复性情节；喜剧效果
李渔是中国古代戏剧创作与戏剧理论研究之集大成者，他将市井生活引入艺术创作，同时主动将喜剧元素加入生动曲折的情节变化中，令自身的艺术创作独具风格。韩南曾这样评价李渔：“中国文学史上最多产的喜剧作家，他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喜剧效果的自豪超过别的一切。”[1]李渔作品中幽默滑稽的喜剧语言，独具匠心的喜剧氛围的营造，富有夸张意识的喜剧情节安排构成了他艺术创作中总的特色。
一、多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架构凸显戏剧的喜剧化语言特点
在李渔的《笠翁十种曲》中，无论是其总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其中具体的艺术呈现手法全部充满了喜剧性。剧作中那些独特并富有李渔个人特征的语言架构——语音飞白、贯口，体现了他文学语言的机巧，凸显了戏剧的喜剧化特征。语音飞白就是将相似或相近语音故意混淆，这种明知错却又故意效仿及运用的手法极易产生谐趣。因为这种“两组相互独立的事件相互干涉”，正是“滑稽效果的真正源泉。”[2]李渔在戏剧中使用语音飞白，不仅能借此烘托喜剧氛围，更能制造幽默的语言效果，使戏剧充满张力与活力。在《奈何天》第十一出《鹞误》中，詹爱娟的奶娘捡拾到一个被误放进东院的风筝，奶娘道：“闻得是戚公子的，当日就讨去了。”爱娟听后马上道：“他那一个是七公子的，我这一个，自然是八公子的了。”误解的缘由在于“七”与“戚”同音，原本数字“七”与姓氏“戚”风马牛不相及，可二者相互干涉，造成意义冲突，将荒谬与幽默展现——由“七公子”自然而然引出“八公子”。这一系列的荒谬尤其突出了詹爱娟愚顽性急以及无才无德的个性特征。詹爱娟的自以为是和无知会使得观赏者产生心理上的优越感，从而发出笑声。这种语音飞白是幽默的，是凭借机巧取胜，误读者的“错误”被深深地掩盖在作家的机智与观赏者对这一机智的欣赏中。李渔在《玉搔头》第十八出《得像》中，通过语音飞白的使用，将高贵降为低俗，将低俗伪装成高贵，在展现封建社会真实生活的同时，制造了极佳的谐谑效果。故事中太原城的篾片马不进、牛何之假装县官与皂隶来审问朱彬。马不进唱到：“休得胡遮掩，休得强折辩。你若从直言，我还看同行面，免犯讳，用竹篇。”用竹片鞭打人人明白，为何“竹片”变“竹篇”，令人一头雾水。牛何之问询时，马不进解释说：“篇者，片也。若说‘片’字来，尤犯我篾老爷的尊讳。”“篾片”在当时即指富贵之家需要的清客帮闲，他们本身已像寄生虫一样为人不齿，可是马不进却还为了避自己的身份——“篾片”的“尊讳”，采用语音飞白将“竹片”改为“竹篇”。避讳所避的应是原本高贵、尊崇的名称或姓氏，而这里却用来回避“篾片”这个本已约定俗成的蔑称，这里降低了“避讳”本身的精神和文化价值，高贵与低俗的相互转化令观众在联想中情不自禁失笑。贯口是李渔热衷于采用的另一种语言架构，通过一气呵成地、有节奏地把大把台词连续说出制造喜剧效果。李渔有时以宾白形式用滔滔不绝、一气呵成的贯口刻画人物肖像，暴露人物独具的性格，继而在刻画中实现突出的喜剧效果。如《奈何天》第二出《虑婚》中阙里侯的自我介绍：“道我眼不叫做全瞎，微有白花；面不叫做全疤，但多黑影；手不叫做全秃，指甲寥寥；足不叫做全跷，脚跟点点；……忽动忽静，暗中似有人提；还馀两道出不全之眉，或断或联；眼上如经樵采”——贯口的流畅与连贯、表演者的诙谐与夸张让观众全部禁不住开口大笑。流畅的诨言无疑有趣，如果再与押韵相配合，更能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喜剧效果也俞浓厚。《风筝误》第二十二出《婚闹》中，戚友先因发现新娘与人有染，对岳母梅氏说道：“赐教赐教，还是不说的妙！若还要我说来，只愁你要上吊！都是你治家不严，黑夜里开门揖盗，预先被别人梳拢了宅上的粉头，如今叫我来承受这乌龟的名号！”这段贯口虽不长，但押韵增强了句子的节奏感，既表现了戚友先的怨愤不满，又突显了他的顽劣、无赖，取得极佳的喜剧效果。贯口是李渔有意为之的，那些贯口将文字的机巧、人物的幽默诙谐尽情展现，并推升了其中的喜剧元素。
二、重复性情节的设置，产生极佳的喜剧效果
李渔在重复性情节设计中，往往用主要人物作为事件的主导因素，由其在一系列相似的情节中不同的行动、语言、情绪、感受表现其丰富而复杂的性格，让其在波澜起伏的喜剧命运中不断前行。重复性的情节既可以展现人物的性格，更可以为事件的发展营造具有强烈表现力的节奏，艺术主旨与文化情趣都从中得以彰显。传奇《奈何天》中的阙里侯三次成亲经历就是典型的重复性情节，各个人物在三次类似情节中不同的表现不仅推动了整个故事的发展，丰富了人物形象，更呈现了浓浓的喜剧效果。新娘邹小姐、何小姐、吴氏或因为无奈、或因为被骗、或由于受逼，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阙里侯成亲，并都在成亲后采取不同的方式逃入净室。这种多重重复性情节全面挖掘了主体人物身上内在的与外在的喜剧特点，并且三个重复性情节又构成了整个故事主题上的矛盾——阙里侯丑陋外貌与娶妻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的进展与解决处处显露着喜剧情趣。在李渔的艺术创作中，重复性情节绝不会拖沓整个故事，相反它们被设计得复杂多变，而其发展也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李渔利用前后照应的结构手法，令重复性情节中的误会与巧合不再是单纯的滑稽笑闹，相反其中充满了智慧机巧的喜剧韵味。传奇《意中缘》中有两处相同的骗婚，被骗的是同一个女子杨云友。虽然人物遭遇雷同，但骗婚的意图却迥异，因之两处相重复的情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几番周折与笑点不尽相同。这两处重复情节设计得复杂曲折，既布满误会与巧合，又毫无牵强做作、生硬拼凑之感。第一次被骗婚，杨云友巧妙识破黄天监假冒董其昌，与侍女设计将真正的幕后黑手僧人是空沉入河里。正因为第一次受骗，杨云友对媒人的说词慎之又慎。江怀一本想帮好友董其昌将杨云友娶进京，结果杨云友认为是另一骗局而拒绝。江怀一又让才女林天素女扮男装向杨云友求亲，不想马上成功。新婚之夜，杨云友发现异常才令林天素道明实情。杨云友经历的两次骗婚在时间上密切相接、情节上紧密相联，又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两次重复性情节中多个故意为之的巧合使得杨云友的一系列误解成为必然。如第二次江怀一真心帮朋友迎娶杨云友入京，这恰好与第一次是空和尚骗杨云友入京格外巧合；江怀一的媒人与当初的骗子是空同为出家人构成了另一个巧合；尤为巧合的是，在成亲之夜杨云友两次被婉拒同宿。两次看似重复的情节却被设计得婉曲复杂，各类误会与巧合在曲折发展中自然流畅，绝无牵强附会。杨云友第二次被骗后，整出剧的喜剧气氛在她的种种惊讶与疑惑中到达顶点。李渔在艺术创作中有意识地通过多种手段增强作品的喜剧效果，这是李渔艺术创作的最大特色，也是其区别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标志。他独特的、多类型的语言架构，细心地、巧妙地情节结构安排共同构建了作品中的喜剧性情境，形成独具特色的喜剧效果。
参考文献：
[1]韩南.创造李渔.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第七章.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8
早在秦汉时期，纳西族先民就与汉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汉代的《白狼歌》据许多学者考证，认为是纳西族先民的作品。但是，在丽江纳西族地区，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是从元代开始的，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号称六十万的大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忽必烈亲率中路兵马，经今盐源、永宁一带，乘革囊及筏渡过金沙江，丽江纳西部落首领麦良到江边迎降，立茶罕章管民官，后又改置丽江宣慰司、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特别是1275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结束了长期以来云南与内地隔离的状况，同时也开始了丽江纳西族地区一页新的历史。
元朝在云南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在云南首建孔庙、创庙学、购经史、授学田，在中庆、大理设儒学提举，并先后在包括丽江在内的一些路、府设立学校，积极提倡和传播汉文化。
这时期，王沂、李京等中原内地的汉族文人，先后以官员的身份到丽江考察，写下了《麽些诏》、《雪山》、《雪山歌》等描写丽江山水景物和纳西族风土民情的诗作。如王沂的《雪山》：“山高摩苍穹，积雪何年始?沟壑下萦回，水奔石齿齿。方夏偶经过，肌肤犹栗起；绝顶人莫升，仙灵应会此。”又如李京的《雪山歌》：“丽江雪山天下绝，积玉堆琼几千叠：足盘厚地背摩天，衡华真成两邱垤。平生爱作子长游，览胜探奇不少休；安得乘风凌绝顶，倒骑箕尾看神州。”这些诗篇，是元代中原内地汉族文人留给丽江、留给纳西族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
明代，进一步在云南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汉文化。明洪武十五年(1382)，纳西族首领阿甲阿得率众归顺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钦赐“木”姓，封木得(阿甲阿得)为丽江军民府世袭土知府。永乐十三年(1418)，在丽江府所属通安、宝山、巨津、兰州等地设立学校，给境内封建领主贵族子弟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为使他们的子弟读儒书、习汉字，接受中原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不惜重金从内地聘请汉族文人做家庭教师；为了应取功名，还将其子弟送往鹤庆、大理等地入学、应试。《明史・丽江土司传》称：“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守礼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由此说明，学习和接受汉文化已成为明代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盛事。
明朝丽江第六代土知府木泰(1455―1502)，字本安，号圣介。木泰是第一个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纳西族文人，以而被他的后人们誉为是“不学而识本方文字，旁通百蛮各家诸书”的先祖麦宗再世。木泰写的七律《两关使节》，是现存最早的一首纳西族汉文诗。其诗曰：“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飞驰易往还。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全诗表达了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明王朝的忠心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从中可以看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密切关系和纳西族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和联系。
纳西族第一首汉文诗的产生，标志着汉文化在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深入传播，是元、明以来纳西族、特别是贵族阶层热心学习汉文化的结果。木泰之后，相继出现了用汉文字写诗作文的木氏作家群。他们文学造诣较高，作品数量也相当多，仅木公、木青和木增三人，就一共创作了十四部诗文集，并全部付梓刊行。
木公(1494―1554)，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自幼深受其祖父木泰的影响，勤奋嗜学，好为诗。木公袭职以后，每当政务之暇，以诗书自娱，广交名士，常与永昌张禺山、蒙化左黄山相唱和，时称“三山”(因自号雪山)。与谪居来云南的新都状元杨慎交谊亦深，常有诗书往来，互相酬唱。
《雪山始音》是木公的第一部诗集，也是纳西族的第一部汉文诗集。木公二十九岁时，将他自己历年来所写二百余首诗求正于滇西名士、永昌进士张志淳。由于丽江地处边徼，交通闭塞，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麽些”还是个未开化的少数民族。起初，张志淳也以“地殊俗异”而不相信木公能用汉文字写诗作文。后来，他认真阅读了木公寄来的全部诗稿，并经过详细了解木公的生平和为人，深为木公的勤奋嗜学和艺术才华感叹不已。张志淳将木公寄来的全部诗稿编订为一集，写了序文，并题诗集名曰《雪山始音》。张志淳在序文中写道：“雪山者，丽之望也；始音者，丽初无诗而今创有也。”深切地表达了这位老一辈汉族诗人、学者对兄弟民族青年诗人的深挚情谊和殷切期望。
之后，木公又相继创作了《隐园春兴》、《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五部诗集，由杨慎、张含、李元阳、贾体仁等名人分别作序。另有《雪山诗选》，为木公的诗选集，由杨慎编选并作序。收入集中的作品，是从木公的六部诗集中精选出来的代表作，体现了作者各个时期的艺术特色和风貌。
木青(1568―1597)，号华岳，又号松鹤，为明朝丽江第十二代土知府。《六公传》称：木青“游意述作，怡情声律，其所著撰，如仙跨鹤，渺不可即；又如胡马嘶群，声振万里。其书法，秀骨森然，飘洒若仙。”他自幼聪颖好学，能诗工书，且精于音律，惜英年早逝，年仅二十九岁而卒。遗作有诗集《玉水清音》。部分诗作收入《滇南诗略》、《列朝诗选》、《清诗略》中。《列朝诗集・小传》曰：“木青诗‘轻云不障千秋雪，曲栏偏宜半亩荷’、‘含烟翠筱和春瘦，啄麦黄鸡佐酒肥’、‘堤岸绿销应有限，渚莲红褪岂无愁’，皆中土诗句也。”
木增(1587―1646)，号华岳，又号生白。他十岁时，其父木青逝世，十一岁袭职，为明朝丽江第十三代土知府。木增力倡学习汉文化，他于万历年间兴建的万卷楼，以藏书丰富而闻名于世。《新篡云南通志・古迹》：万卷楼“为木氏藏书之所。楼中凡宋、明各善本数以万计，群书锓版亦能备其大要。”木增还在芝山解脱林创设印刷所，从内地请来印刷工匠，刻印木氏历代诗文。锓版印刷的大藏经《甘珠尔》，被称为丽江版大藏经。
木增三十八岁退隐，让位给儿子木懿，自己则在芝山解脱林南林别墅静居著述。徐霞客、周月泉、担当等先后来到丽江，木增以上宾相待，视若良师益友，结为文字交。木增请徐霞客为其四子授课，并说：“此中无名师，未窥中原文脉。”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又特意为担当在玉龙山西麓修建了一寓庐，以待交游。与董其昌、周延儒、张邦纪等中原名士交谊亦深，常有诗书往来，互相酬唱。木增有诗、文、词、赋共1000多篇(首)，分别收入《芝山云p集》、《山中逸趣》、《啸月堂诗》、《空翠居集》、《光碧楼诗抄》、《云p淡墨》等六部集子中。其中《云蔼淡墨》六卷，是木增的读书札记，曾经徐霞客校订，分门标类。清《四库全书・子部杂家》对此书有提要介绍。木增还工于书法，大学士周延儒称其“字逼钟王”。有行草中堂“谈空客喜花含笑，说法僧闻鸟乱啼”，现收藏于博物馆。
木高(1515―l568)，字守贵，号端峰，又号长江主人。他主要以武功著称，但也擅长于写诗。最为著名的是他题在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水台石岩上的一首七律：“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云波雪浪三千垄，玉埂银丘数万塍。曲曲同流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长江永作心田玉，羡此当人了上乘。”这首诗以其浓郁的画意诗情为人们所喜爱，也为后人研究东巴教史提供了重要信息。此外，木高还留下一首摩崖诗，与其父木公的诗一同刻在白沙崖脚村西石壁上。
木靖是明代木氏作家群中的最后一位诗人。七律《雪山》是木靖唯一流传下来的一首诗：“边关一窦隔m瘢固守提封去路难；玉垒千年存古雪，金沙万里走波澜。舆图虽尽天犹广，月令无凭夏亦寒；磅礴远呈精白意，忽从日下见长安。”此诗在纳西族文人中广为传诵，认为是木氏作家群中题咏雪山诗的压卷之作。
元、明以来，丽江虽称建有学校，但由于文化教育被木氏土司及其它贵族垄断，一般平民子弟没有入学读书的机会。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孔子六十代孙山东曲阜人孔兴询到丽江任府通判，“见丽山水清奇，人才秀美，请置学校，为土舍所挠”。他力排阻挠，捐出俸银，几经周折，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建成了丽江第一个初具规模的学宫。康熙四十五年(1706)，设府学于学宫，正式招收平民子弟入学，从而开创了丽江平民子弟入学读书的先河。
雍正元年(1723)，丽江改土归流。改流后首任丽江流官知府杨e，以及以后继任的流官知府管学宣、儒学教授万咸燕等人，是几位有真才实学、为官清正廉洁的知识分子。他们热心丽江的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创建了雪山书院，重修了兴建于康熙年间的玉河书院，又在各乡镇创办了十二个义学馆，动员鼓励平民子弟入学。一时间，读书识字蔚然成风。管学宣、万咸燕还修篡了丽江的第一部地方志――《乾隆丽江府志略》。杨e在玉龙山石崖上题写了“玉柱擎天”四个骨力雄健、气势磅礴的大字，成为丽江又一重要摩崖景观。
丽江改土归流以后，入学就读在一定程度上已不受门第的限制，纳西族和各民族的子弟有了入学读书、接受汉文化的机会。《光绪丽江府志稿・选举志》载：“自雍正初改流，而后士之争，自濯磨，出类拔萃者胪有其人。未百年间，掇科捷南宫者相继接踵，而后先辉映焉。”从雍正初年到清末的180年间，丽江学子经过应试考取功名的，计有进士7人，举人60余人，副榜10余人，优贡3人，拔贡20余人。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些故事：
丽江古城西，正对碗豆桥有一叫科贡坊的小巷，纳西语叫“牌坊过”，意为有牌坊的巷子。科贡坊虽然不大，却很有名气，十几户人家就出两个进士、好几个举人和拔贡。清嘉庆六年，巷里的杨兆兰、杨兆荣俩兄弟，一个中了举人，一个考上了拔贡；道光十七年，杨兆荣的儿子杨硕臣又中了举人，人们称之为“一门三举”；道光九年，巷里的学子王春藻中了进士，成为继龚渤之后的丽江第二位进士。为此，官府在巷口修建了一座两层的牌坊，取巷名为“科贡坊”。光绪十八年，科贡坊巷的和庚吉也考中了进士，为丽江历史上的第七个进士。之后，有一当地富商捐资，将科贡坊改建为三层门楼。从四方街朝碗豆桥放眼望去，科贡坊巍然耸立，成为丽江文化辉煌的见证。
古城里有一杨氏家族，是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据说在清代，族中先后有九人考取举人，六人考取拔贡。因此，在杨家老宅的大门上题有这样一副对联：“六酉拔贡第；九世大夫府”。
光绪十五年(1889)，丽江纳西族和庚吉(松樵)、王成章(竹淇)、李怀忠(梅卿)、周(兰屏)同时中举，一时传为佳话，时称“松、竹、梅、兰四举”。
与此同时，先后涌现出一大批来自新兴的各个阶层的诗人、作家，他们大多是汉文化素养很高的纳西族文人，作品风格各异，运用传统的表现形式，抒写情怀，描绘家乡的山水景物，反映社会生活、风土民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上世纪八十年代编写的《纳西族文学史》中，称这一时期纳西族文人、以及明代木氏诸人创作的诗、文、词、赋等为“纳西族作家文学”，以区别于民间口头文学和用纳西族象形文字记载在东巴古籍中的“东巴文学”。清代丽江众多的诗人、作家中，较著名的有：
周之松，字鹤亭，乾隆三十九年(1774)甲午科举人。曾长期主讲丽江雪山书院，当时纳西族科贡之士，多出其门下。周之松是丽江江改士归流以后，最先有作品传世的平民出身的纳西族诗人。《丽郡诗征》收录有他的一组咏物诗。
李洋(1770―1840)，嘉庆五年(1800)庚申科举人。曾任云南通海县教谕多年，但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其弟李溢存拉萨经商，捐资修建丽江文笔峰灵洞，李洋在洞上题书“南瞻第一灵洞”及跋语。他的《文笔峰》、《茶花》等诗作，至令为人们传诵。李洋的诗现存二百余首。(手抄本，丽江县图书馆收藏)
桑映斗(1782―l850)，字聚伍，号沁亭。他的作品内容十分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造诣，成就比较突出，在丽江流传广，影响大。《铁砚堂诗稿》收录了他一生创作的诗歌二千多首，后失散，仅余四卷，存诗441首。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9
一、个人生平简介
谢霖，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现常州市武进区）罗墅湾。1905年东渡日本求学，先在日本明治大学专修法律，后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商科，获商学学士学位，1909年（清宣统元年）学成回国，从此与会计结下不解之缘。期间，1907年与孟森（1869～1937年，历史学家）合著《银行簿记学》一书在日本东京出版，中、日两国发行，展开了谢氏会计理论研究壮丽画卷的序幕。
回国后的第2年，清朝政府开考经济特科，以优异成绩被收录商科举人学衙（亦称商科举人学位），获举人“功名”。随即被派第一次进川任四川总督衙门秘书（文案委员），后改任劝业道署商务科员、科长兼成都商学堂教员，开始了会计教育生涯。
1912年（民国元年），坐上了大清银行（即后来的中国银行）总司账（总会计师）的交椅，踏上了终生难以割舍的会计实务之旅。翌年，与钱应清、杨汝梅（予戒）先生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会。之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邮政司科长、中央银行总会计师兼两湖明德大学讲师、交通银行总会计师；1919年4月至1922年2月，担任戊通航业股份有限公司第2任总经理。期间，他一边从事会计实务，一边对会计实践系统化、规范化，编著《实用银行会计》一书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民国初年，拥护孙中山，积极投身辛亥革命，受聘担任广州大元帅府会计长，使自己的会计职业仕途达到了顶峰。
1918年，对于谢氏和中国会计事业都是值得牢记的日子。6月，他上书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呈请执行会计师业务获批。受两部之托起草的《会计师暂行章程》（以下简称《章程》）10条9月公布试行。被授予第1号会计师证书，成为中国会计师第1人。同年末至次年初，先在北京开设我国第1家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正则”），后在天津设立分所，开创了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之先河。
同年，受蔡元培校长之聘，到北京大学讲授新会计。此后，兼任国立上海商学院、光华大学、复旦大学、河北法商学院、光华大学成都分校、四川大学、成华大学、川康农工学院、四川省会计专科学校等院校教授，担任复旦大学会计系主任、光华大学会计系主任及商学院院长、光华大学成都分校副校长等职。与此同时，还担任华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南京大同面粉厂厂长。
1926年，发起成立京津会计师公会。1927年，加入以刘大钧（1891～1962年，经济学家）为社长于1923年创立的中国经济学社。1932年，在上海创立正则会计事务所并任中央银行秘书长。1935年，入川，他被任命为四川财政特派员，第二次入川整理四川财政。后因四川地方钞票兑换率过低，有损民众利益，愤而直谏，遭到当局不满，被免去职务。
1937年是他人生中的又一大转折，时任上海光华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谢氏辞去中央银行秘书长职务，受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委托，始任光华大学董事，第三次入川赴蓉负责筹办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现西南财经大学渊源之一）并担任筹备主任。翌年，受聘谢担任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副校长，主持校务。1943年，因教育经费得不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支持，学生闹，被迫辞去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副校长职务，继续担任学校董事、常务董事，兼任成都各高校教授，在成都、重庆开办会计师事务所，到乐山、雅安、自流井等地开办分所。1945年担任私立光华小学董事长。
谢氏在百忙之中仍不忘履行会计师职责。1944年，应重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之邀，赴美参与同加方的经济合同谈判，为民生公司挽回了经济损失，被加方称为“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会计师”。由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成都市商业局顾问、市人民代表、四川省工商联委员、省政协委员等职。1956年，在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代被扣上“”帽子，随后由子女迎往北京居住，颐养天年。
1969年2月，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的“三朝元老”，我国会计学界的鼻祖，走完了艰难曲折、辉煌壮丽的会计人生，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4岁。
20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会计学界名人被收入《中国会计学界百年星河图》（郭道扬，《财会通讯》2000年第1期），列入37位一星人物之中排第2。
2001年，被列入20世纪19位中国会计人物收录于《中国会计的世纪决算（世纪凭证――人物）》（王建忠，《财务与会计》2001年第1期），排第2位。
二、《银行簿记学》及其理论贡献
谢氏为传播会计和经济管理知识，在簿记与会计、银行簿记与会计、成本会计及政府会计等多个领域，独著和与合作撰述教材、专著、会计制度等共30多部，独撰和与他人合作撰写会计学术论文及会计公文30多篇。
会计簿记类教材。主要有《实用簿记学》（与徐炎合著，正则会计事务所1946年）和《实用改良中式账簿》（同前1937），《实用基础簿记》，《会计学》、《簿记学》、《成本会计》和《改良中式会计》等。
银行簿记与会计类教材。主要有《银行簿记学》（与孟森合著，日本江户簿记学会1907年），《实用银行会计》（商务印书馆1912年），《实用银行簿记》（同前1925年），《实用银行簿记学》（同前1935年），《银行簿记》（正则会计师事务所1936年）和《银行计算法》（与李澄合著）等。
会计制度类。主要有《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规程》（商务印书馆1936年），《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计规程账簿表单格式》（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重庆市自来水厂会计规程》（上海北成都路美术印书馆1936年），《中国自由职业会计制度兴所得税・简易中式会计制度・所得税法规及报告表式汇编》（与陈德荣合编，正则会计事务所1937年），以及《实用改良中式账簿》（同前）。
会计与商法类教材。主要有《银行簿记法》（与李澄合编，中国图书公司1920年），《公司法要义》（商务印书馆1934年），《票据法要义》（同前1937年），《海商法要义》和《破产法要义》等。
此外，还有《实用政府会计》（与林树湘合著，正则会计师事务所1941年），《中国之会计师制度》（同前），《银行经营论》（与李澄合著，中国图书公司），《银行制度论》（与李澄编，同前），《运输学》（与徐炎合著，1949年），《铁道会计》、《审计学要义》、《商人通义讲义》教材和专著。还校阅《会计数学入门》（余介石、余子合著，中华书局1946年）。
从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先生撰写的文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会计理论文章。主要有《论股份有限公司分次缴股方法不宜适用于中国》（《银行周报》1937年第1期）和《新式会计方法在中国之过去与未来》（《会计杂志》，1934年3卷2期）等。
会计制度与法律类论文。主要有《新式工商业会计之必要事项》（《四川经济月刊》1935年第5期），《工商业会计与法律之关系》（《光华大学半月刊》1935年第2期），《中国现在实行的所得税》（同前1936年第3～4期），《呈实业部解释会计师条例第16条疑义由》（与奚玉书、江万平合作，《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6年第60期），《全国工商会计制度简易改革之方法》（《与汉口商业月刊》1937年第1期）和《会计法律与工商业》（同前1937年第1期）。
会计实务工作报告。主要有《［民］廿三年度第二届决算报告》（与王海帆、江万平合作，《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5年第56～58期），《［民］廿四年度第一届决算报告》（与王海帆、江万平合作，同前1935年第59期）和《廿年来从事会计工作之经过》（《光华大学半月刊》1936年第10期）等。
会计公文。主要有，在《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上，1935年与王海帆、江万平合作《呈覆遵令设立识字学校文》，《呈社会局检送会员名册请各法院备案函》，《呈市社会局请监督工商业清算文》和《呈司法行政部检送会员名册请令行本市各级法院遇案轮流选任文》（以上第59期）；《呈市社会局呈报会员兼职情形文》和《呈市党部及社会局为定期举行会员会请派员会指导文》（以上第53～55期）；《呈社会局请遇案轮流选任文》（第56～58期）等；1936年与贝祖翼、奚玉书合作《呈立法院请规定核办人民请求事项应有一定日限由》（第60期）一文。
此外，还有《成都自来水与市政建设》（《成都市》1945年第1期）和《序》（1949年）等。
谢氏的会计论著，对我国会计理论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为我国会计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给会计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下面以《银行簿记学》一书为代表，介绍谢氏对中国会计理论的贡献。
《银行簿记学》一书，是继清末外官吏蔡锡勇著《连环账谱》之后，由国人用中文介绍西方借贷复式记账法的第二部会计著作，溶会计方法介绍与会计理论阐述于一体，既是谢氏的处女作，又是其代表作，于1907年由日本江户簿记学会印刷发行。该书兼容了西欧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其理论部分以日本学者森川镒太郎所著《银行簿记学》的基本内容为蓝本，银行账簿设置方面借鉴了早稻田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一些基本问题的阐述参考了日本学者米田喜的《簿记学讲义》。其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引入了一系列新的会计理论与方法，给国人以新的启示。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一是为我国第一部专业簿记著作。《银行簿记学》一书，虽是继蔡锡勇著《连环账谱》（1905年）之后我国近代第二部会计著作。两者相比，蔡氏的著作可称为一部普通簿记学，谢氏的著作则是一部专门针对银行业的专业簿记学。所以，它虽为我国第2部会计著作，但在专业会计领域，尤其在专业簿记学领域实为我国第一。
二是为中国会计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与方法。除首次将西式记账凭证（专用“传票”）的格式及运用方法，会计报表（借贷平衡试算表、借贷对照表、损益计算书）的格式及编制方法，借贷记账符号及借方和贷方的明确含义与账项处理方法传入中国之外，还详细地介绍了包括会计科目的设置与具体运用，以及主次分明的新式银行账簿组织等新的簿记概念与方法。
三是引进了融中西式簿记为一体具有日本银行簿记特色的“现金式借贷分录法”。这种经过改良适应东方人语言习惯的“现金式借贷分录法”，虽然与原滋原味的“普通借贷分录法”有一定距离，但同《连环账谱》中用“有该（收）必有存（付），该（收）存（付）必相等”，来解释西式簿记“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的记账规则相比，既适合中国人的习惯，又同“普通借贷分录法”更为接近，确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为后来兴起的中式簿记改良与改革提供了范例。
四是为指导我国会计改良的重要著作。由于该书既以日本会计学者的簿记理论著作为蓝本，又有谢氏等人的学习心得体会，并结合国人的习惯而阐明发挥，克服了《连环账谱》“设例详备而释理不足”之缺陷，更容易被国人所接受，更有利于西方簿记成为中国化、大众化的普通商业语言，从而为作者后来在大清银行等企业推行“现金式借贷分录法”，初试会计改良，提供了理论指导。因此，该书实为指导我国会计改良之重要著作。
该书的出版问世，给沉寂几千年的中国会计之海荡起层层漪涟，为1930年中国掀起的中式簿记改良与改革运动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对于《银行簿记学》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正如杨时展教授所言：它“和《连环账谱》并辔联镳，带动了中国会计学术的发展。……作为商品经济的灵魂的会计，其著作终于也在老大封建的中国‘实现了零的突破’，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了。……如果说，帕乔利的书使帕乔利成为目前世界公认的会计学的鼻祖，则蔡、谢两位的书当然也使他们成为我国会计学术的鼻祖。”
三、实务及“正则”与中式簿记改良的主要贡献
谢霖会计大师，对中国会计实务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创立注册会计师制度，开办我国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探索中式簿记改良。
谢霖先生是我国会计师制度的创始人。1918年以前注册会计师制度在欧美及日本已经比较普遍，我国尚无此制度。当时的上海已有对外经济往来，其中的经济纠纷、涉讼案件都由上海外国会计师――法国的达理（Daremareell）、英国的麦克劳（a.mclure）仲裁，即使原告被告双方都是中国人，也得由外国会计师清算账目，或作出鉴定，往往丧失。谢氏出于爱国义愤，维护民族利益，于1918年6月呈请北京政府农商部、财政部，建议制订会计师条例，得到两部响应，受托代拟《章程》10条及批文底稿。《章程》从会计师资格、申请会计师执业手续、会计师执业范围及取酬、会计师执业纪律及处分等方面，规范了会计师制度，特别是对会计师资格的规定比较详细，要求比较严格。其具体规定为：凡是要取得会计师资格者，必须是本国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且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在本国或外国商科或商业专门学校3年以上毕业，得有文凭者；在资本50万以上银行或公司充任会计主要职员5年以上者。《章程》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第1部“会计师制度”的诞生，催生了我国第1个会计师和第1个会计师事务所。从此，我国会计事业迈开了崭新的步伐，进入与国际会计接轨的快车道。
谢氏为我国创办会计师事务所第1人。1918年，他领到第1号会计师证书后，于7月在《银行周报》第58号封底刊登“农商部、财政部批准谢霖会计师事务所广告”，向社会公告该事务所承办：检查账目并出证明书、清算账目并制报告表、规定会计章程及账簿组织、编制统计报告、答复关于会计之咨询等事务，标志中国注册会计师开始执业。是年末至次年初，谢氏与秦开、杨曾询等人合作在北京开设了我国第1个会计师事务所――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复又于天津开办分所。后因业务发展需要，1930年将总所迁至上海，再发展到汉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又迁到四川成都。经过数10年的发展，“正则”的分支机构遍及祖国大江南北，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镇江、扬州、杭州、芜湖、南昌、长沙、常德、汉口、广州、重庆、成都、青岛、济南、开封、太原、衡阳、湘潭、沙市等20多个大中城市，都开展了执业会计师业务。1957年，因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而结束业务。当年，“正则”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齐名，在全国会计界中享有很高的信誉。时至今日，“正则”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是民国时期创办并延续下来仅有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
谢氏不仅创办正则会计师事务所，执行会计师业务；而且在事务所内附设正则会计补习学校，以此为基础，宣传西方复式簿记方法和理论。他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任职期间，将两行总行及各分行的会计人员分批调京，让他们在正则会计补习学校学习新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培养了一大批新式会计人才。后来，会计补习学校从北京的“正则”本部发展到外地的其他分所。抗日战争前夕，在汉口正则会计师事务附设了补习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成都、重庆的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也先后增设了会计补习学校。可谓会计事务所开到哪，补习学校就办到哪。“正则会计补习学校，是我国最早的一所会计补习学校，（周舜臣、李凤鸣，1987）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初、中级会计专门人才，而且为我国会计职业教育积累了经验。此外，“正则”还利用事务所编辑出版会计书籍，既普及和传播西方簿记知识，又为正则会计补习学校提供教本。如前，谢霖先生的不少会计著作和教材就是通过正则会计师事务所出版发行的。
谢霖教授是改良中式簿记的先驱。清末民初，一些官办、商办企业相继出现，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业务的逐渐增加，中国旧式收付会计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旧式收付簿记势在必行。1912年，他担任中国银行总会计师后，对该行推行了一系列会计改革措施。5年后的1917年，在履行交通银行总会计师职责时，又对交通银行实施会计制度改革。他根据西方借贷复式记账原理和银行业务特点，设置了适合中国的银行账簿组织体系，首次采用西式账页和阿拉伯数字，以传票为记账依据，用“借贷”作为记账方位标志取代了“上收下付”式垂直型账户，成功地将中国传统收付记账法改革为“现金式借贷分录法”。使我国由传统的单式记账向科学的复式记账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借贷复式记账在我国的推广运用奠定了基础。谢氏推行的会计改良，得到会计同行的高度赞扬。有关资料表明，顾准先生在1934年6月回顾此事时说“中国银行由谢霖、杨介眉（1884～1942年，银行家）改革会计试用新式制度，实为银行应用新式会计的嚆矢”。（毛伯林，2002）
1934年山西省政府修建同蒲铁路，邀请“正则”代拟会计制度，谢氏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后为之设计的中式铁路会计制度，实施效果明显，改变了以往由哪国修建铁路便采用该国会计制度的惯例，挽回了民族尊严，得到了国内铁路会计专家的高度赞赏。
谢师还长期活跃在经济与会计学界，发挥着引领与主导作用。1913年，与杨汝梅（予戒）、钱应清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会；1926年，继我国第1个会计师公会――上海中华民国会计师公会成立之后，发起成立京津会计师公会。为广大经济与会计学界，进行经验交流、学术探讨搭建平台。
四、教育的主要贡献
谢霖教授在开办会计实业、改革旧的会计制度，著书立说、引进会计理论的同时，致力于会计教育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会计及经济管理专门人才，在他门下走出了薛迪符、钱培钧和归润章等众多会计大家名师。
谢师是我国早期复式会计的传播者。清朝末年，在他步入职场不久，即担任劝业道署商务科长之初就举办商务传习所，自任所长讲授复式会计，为我国培养了新式会计人才。此后，他被当时的教育家胡元先生聘为两湖明德大学教授，讲授复式会计；谢师数十年先后在全国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系主任，讲授新会计、复式会计、银行簿记、银行会计和铁路会计等课程，为改善我国旧式会计教育状况，推动会计教育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
谢师是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的创办者。1937年，他受命第3次入川，亲手创办了光华大学成都分部。这是一所多层次（包括本科、专科、预科、附中、附小和幼儿园）、多学科（含文、法、商3个学院和中文、外文、政治、数学、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经济等）的综合性大学。在教学中，谢霖教授除亲临教学一线为学生讲授会计课程外，还延聘了叶圣陶、罗章龙、薛迪靖、杨佑之等一大批各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真可谓教授如云、人才荟萃，使这所学校很快就成为全国有影响、有成就的高等学府。
谢师推崇的“母实业父教育”的办学宗旨，倡导的“严谨、勤奋、求实、为公”的校训，贯穿着办学岁月，赋予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与正则补习学校的无尽活力，激励着无数会计学人奋发向上。
谢霖，武进才子入“明治”，银行簿记第1著；中华注会制首创，中国注会第1人；力改中式旧簿记，兴办“分部”育英才；“正则”执业开天地，永载华夏会计史！
杨氏之子教学设计篇10
太极阴阳颠倒之理明明白白写在杨式太极拳老拳谱里，深藏在《易》理里，体现在杨式太极拳体用练习的过程中。
“试述杨氏太极拳太极阴阳颠倒之理与太极劲道”一文，试图阐明太极阴阳颠倒之理与太极拳劲道的关系及实用价值，体现出传统拳理的时代性。限于水平，望同仁及爱好者指导。
一、何谓太极阴阳颠倒之理
太极阴阳颠倒之理，是太极拳运动发展到杨禄禅时代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太极拳运动实践的产物。太极一词最先出现在孔子为《易》做的糸辞里“是故《易》有太极生两仪……”。《易经》是我国古代文化哲理的集中体现。在64卦卦辞中，在大圣人孔子为卦作的糸辞里，均未使用太极阴阳颠倒的词语。我们苦读《易经》彻夜不眠，云里雾里走了一圈之后，回头一看，第63卦不就是上下、水火颠倒的卦位，再统盘查一下64卦。不难发现凡颠倒的卦位都有吉利之象。那么为什么孔子以及以后历朝历代的大牌易学家都没有明确提出阴阳颠倒之理呢？这是因为他们研究易经是从书到书本，没有太极拳运动实践的体会和经历。从这个角度来说，太极阴阳颠倒的理论是太极拳人对祖国传统哲学的一大贡献，是易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太极拳是用传统的哲学名词“太极”冠名的拳种，因此太极拳运动必须遵守太极哲理的指导，不得违反。如果侧重于用阴阳两议论说太极拳，就不是太极拳，而是阴阳拳了。我国二百多个拳种无不含有阴阳拳理。这怎么办呢？只有一个理论，这就是本文要交代的杨氏太极拳的阴阳颠倒之理。
以63卦为例，卦中的坎离两卦反映的是客观世界中相互对立的事物属性。就属性而言，坎卦代表阴属水，离卦代表阳属火。这个自然现象告诉我们，火自然向上燃烧，而水自然向下渗润。这种自然现象就不是颠倒。如果将水（坎卦）置于火（离卦）上。这个卦象就是水火（阴阳）颠倒。63卦就是颠倒卦，卦名叫既济卦。
以生长的树木为例。阳光热能为阳，照射树根以上部分是自上而下直达树根。树根以下根系为阴水顺树杆上行，水份直达树叶。这个阳向下行，水往上行，支持树木茂盛生长的道理就是水火既济。阴阳颠倒的道理。
在物理现象中，如发射火枪、火箭。枪、火箭的动力只有先向后挫才能向前发出，后挫力越大，向前推的速度就越快。
在太极拳运动中，必须贯穿太极阴阳颠倒的理论，王宗岳拳论中有“动之则分、静之则合”。静之则合是合为太极不用去说。动之则分，显然是分出阴阳。这话没错。但如果真的这样操作，阴阳不既济，就要成了阴阳拳。如何实现“动之则分”，为太极呢？只有用阴阳颠倒的方法，使阴阳不致分离才能视为太极运动。这就是，不管动之则分也好，静之则合也罢，太极拳运动自始至终都处在太极运动的状态之中。
二、太极劲道
太极拳运动，人们必须树立起太极是一，不是二的理念和意识，才能练出太极劲道。如上所述这个劲道，是将经过太极阴阳颠倒的思维方法把阴阳合之为一的劲道，即太极劲道。
这里用“劲道”来表述，是因为要分清“劲”与“力”的区别。杨家藏本老谱，将劲与力做了严格区分，认为“劲由于筋，力由于骨”。太极拳运动主要练的是筋劲而非骨力。在太极拳体用运动中，自身之劲遇到外来阻碍时才表现为力。所以，这里不以力道论。
这里说的道，是指太极劲的走向方法，即思维走向。
练体，树立太极是一，不是二的理念。要清楚知道太极是含有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阴与阳的一个整体。我们练的是太极拳-必须练出太极是一的一个整体之劲。脱离开这个理念，就会练出阴阳劲，就等于将一分开，打出是的半截子劲。这就是太极阴阳颠倒之理论与太极阴阳论练出来不同劲道的区别。
实用，必须树立一下子致胜的理念。就是与对方相合为一，不管对方进攻还是退让防守，都要与对方阴阳相合为一。对方给阴我用阳去合，对方来阳我用阴去合。一合就有。就是人们常说的杨式太极拳，用时只有一下子，不是两下子。太极阴阳颠倒相合为一之劲道不存在攻防转换。
太极阴阳颠倒，阴阳既济劲道图推演：
三、太极劲道的练法及实用价值
太极、阴阳是说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形成变化的一种认识，是一种观念，是人们常说的世界观。认为太极由无极而产生，存在阴阳互感而生变化，产生客观世界的五彩缤纷的万物。人是这个客观世界万物的一个种类。自然，人的身体灵感意识，思想都不能与其无关。太极拳运动必须符合这个客观世界的规律。杨氏太极拳，白杨禄禅创拳以来，至到1934年，历经祖孙三代人的努力，众多弟子和广大从学者的参与，总结出太极拳与天地同体的一句话叫做“太极拳之主体贵在动静有常”。明明白白的写在了杨禄禅的曾孙杨澄甫著作的《太极拳使用全书》中重要的例言部分。我说的太极拳与天地同体，是说孔子在为《易经》作系辞时用“动静有常”这句话来表明天地的运动规律。两书合一，表明：“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见孔子糸辞上）。我托孔子这句话引伸说：“太极拳的标准，应该与天地均速，圆转，动静有常的规律为准，这个标准才能弥纶太级拳之道。”
劲道的练法不能脱离开这个标准，《太极拳体用全书》与杨家家藏太极拳老谱《32目》，虽然相距近200年的跨度，可两者仍是一脉相承。《太极拳体用全书》中处处贯串着太极阴阳颠倒之理的思维方式，我们按要求去练就能练出太极劲道。
太极劲道的使用价值已被越来越多的练者所证实。
据杨澄甫著《太极拳使用全书》记载：杨禄禅在北京授拳，广授于人，发现从吾学者中经过练拳出现了瘠者肥，赢者艘，病者健的情况后，杨禄禅大喜！当今，在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只要坚持练拳，就能达到上述效果。重要的是按杨澄甫在《太极拳体用全书》的十三项要求去练。在松静圆活、缓慢、匀速、圆转、动静有常的运动状态下习练，就能养成“深、慢细匀”的呼吸习惯，同一天24小时的平静呼吸状态相一致。使更多肺泡在平静状态下，让气血得以充分的交换，使更充足的新鲜血液充入人身机体。祛病、养生、延年益寿！。
在肢体放长的状态下，使肢体的骨胳肌、膜胳、竖纹肌、横纹肌、脏腑等，各机构的平滑肌得以充分的舒展，使体内“第六感”（即本体感应器）与中枢神经系统联结便捷、有效，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注重处处留意在腰隙，加强肾上腺功能。让各种激素参与身体内分泌的均衡调节。平静时参与调节机体，急用时迅速发出超平时百倍的能量。展现出太极劲道的实用价值！
太极阴阳颠倒，阴阳相合，合为一太极，用颠倒思维建立起“一”的理念、意识、在竞技体育项目中都是适用的。
如球类，个人撑控球时的动作衔接顺畅：二人传球，二人对打时的转换，流畅为一。如甲乙二人传递球上篮。甲将球传给乙，球到乙手，就像球碰到篮板一样，入筐流畅得分。这就是太极是一的理念所要求的效果。
如果甲将球传给乙，乙又多了一个动作起跳投篮，这就不是太极的一下子，而是阴阳的二，是两下子。多出一个动作，浪费时间，往往错过机会。运动场上有很多球都是由两下子错过得分机会。乒乓球比赛时，能打出太极球的高手，都是接对方来球，与之合一，将球送还给对方最难受的位置。足球接发的衔接达到太极水平的应该是看不见球员的动作转换。
最能说明太极劲道的是举重项目，一个运动员在举重场上举重时，如果先没有下挫之意，达到理想举重重量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向上举起重物，必须先有下挫之意。举重运动员为什么会自然而然这样呢？是因为他手中有客观存在的物体。他们同环卫大姐用扫把扫地一样，想向右扫，自然先把扫把向左摆去，扫地才能用上劲。因为她手中有扫把。
各类徒手运动，运动员用上太极劲道就必须用意识去假设假借。用上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前先后，欲左先右的太极劲道。充分运用杨氏太极拳为我们展现的太极拳阴阳颠倒思维，发挥太极劲道的作用就一定会提高运动水平。太极劲道，可以贯彻到包括田径、拳击、球类、水上、举重各类项目中去-为尽早实现体育强国梦做出贡献。
吴致敬先生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