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格言篇1
1、幽默乃是尊严的肯定，又是对人类超然物外的胸襟之明证。
2、贫莫贫于无方，贱莫贱于无志。
3、高度的自尊心不是骄傲、自大或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同义词。自尊心强的人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只是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伊谢科恩
4、忌妒，是心灵的肿瘤。——艾青
5、虽然尊严不是一种美德，却是许多美德之母。
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7、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认定自己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美国总统林肯。a.）
8、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DDD屠格涅夫
9、生命的尊严正是超等价物的一切事物的基点。
10、一个人开朗豁达，就会感受到自尊的快乐。
11、哪里有理性智慧，哪里就有尊严。——马丹杜加尔
12、国家的尊严比安全更为重要，比命运更有价值。
13、一个人人的尊严并非在获得荣誉时，百在于本身真正值得这荣誉。——亚里士多德
14、把尊重自己与尊重他人结合起来，就会散发出高贵的气质。
15、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
16、过度的自尊，则使我们越发敏感，作茧自缚，最终体验不到生活的乐趣。
17、生命的尊严使普遍的绝对的准则。生命的尊严是没有等价物的，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池田大作
18、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于思想。——巴斯葛
19、只有当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而又没有其他办法时，漂亮的衣服才能派上用场。——塞缪尔约翰逊
20、一个人如果能懂得知耻，就格外珍惜自尊，就会主动维护他人的尊严。
21、人的尊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他的信念。它比金钱、地位、权势，甚至比生命都更有价值。--海卡尔。
22、尊重他人是人生的一道底线，是人生的一个亮点，自尊是无价的。
23、没有自我尊重，就没有道德的纯洁性和丰富的个性精神。对自身的尊重荣誉感自豪感自尊心，这是以块磨练细腻的感情的砺石。——苏霍姆林斯基
24、高度的自尊心不是骄傲、自大或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的同义词。自尊心强的人不是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而只是对自己有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克服自己的缺点。DDD伊谢科恩
25、其他生物和宇宙献身的这种情况。DDD汤因比
26、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斯大林没有自我尊重，就没有道德的纯洁性和丰富的个性精神。对自身的尊重、荣誉感、自豪感、自尊心——苏霍姆林斯基
27、人们将永远赖以自立的是他的智慧、良心、人的尊严。——苏霍姆林斯基
28、要人敬者，必先自敬。——陶行知
29、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财物、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DDD蒙田
30、根本不该为取悦别人而使自己失敬于人。——卢梭
31、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少不为不成。
32、骄字不倒，前进不了。
33、我们的尊严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懂得什么。——桑塔亚那
34、尊严是文明，但又像一层贴在脸上的东西一样容易脱落。——陈家琪
35、一个真正伟大骄傲而又勇敢的民族宁可面对战争的任何灾难，也不愿在牺牲其民族尊严的情况下换得卑贱——西罗斯福
36、不知道他自己的人的尊严，他就完全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席勒
37、不知道他自己的尊严的人，便不能尊重别人的尊严。——席勒
38、人要想对自己的尊严有所觉悟，就必需谦虚。的确，人性是尊严的，但这样说还是不甚明确的，也是不完整的。说人是尊严的，这只限于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于怜悯的、有感情的、肯为。
39、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
40、尊重他人是一门学问，是人生的一片风景，尊人优雅。
41、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屠格涅夫
42、诗人的想象力支配现实的程度，说到底，是衡量他的价值和尊严的精确尺度。——桑塔亚那
43、于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
44、哪里有理性、智慧，哪里就有尊严。--马丹杜加尔
45、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啃嗤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马克思
46、人的尊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他的信念它比金钱地位权势，甚至比生命都更有价值。——海卡尔
47、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该维护自己的尊严。——卢梭
48、本能有它自己的途径，而且是最短的途径。——罗曼罗兰
49、对别人的意见要表示尊重。千万别说：你错了。——卡耐基
50、当你没有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该休息的时候。——西德尼
51、人与人之间需要一种平衡，就像大自然需要平衡一样。不尊重别人感情的人，最终只会引起别人的讨厌和憎恨。——戴尔卡耐基
52、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53、擦地板何洗痰盂的工作何总统的职务一样，都有其尊严存在。——尼克松
54、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弗洛姆
55、对人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是尊严。——普列姆昌德
56、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57、不要让一个人去守卫他的尊严，而应让他的尊严来守卫他。——爱默生
58、尊严是文明，但又像一层贴在脸上的东西一样容易脱落。DDD陈家琪
59、不可能这三个字只存在与愚人的字典里——拿破仑
60、自尊自爱，作为一种力求完善的动力，却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渊源。——屠格涅夫
61、人的尊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他的信念。它比金钱、地位、权势，甚至比生命都更有价值。——海卡尔
62、珍视思想的人，必然珍视自己的尊严。——苏霍姆林斯基
63、人要想对自己的尊严有所觉悟，就必需谦虚。的确，人性是尊严的，但这样说还是不甚明确的，也是不完整的。说人是尊严的，这只限于没有私心的、利他的、富于怜悯的、有感情的、肯为其他生物和宇宙献身的这种情况。
64、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的身上找到。——罗素
65、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66、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财物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蒙田
67、哪里有理性、智慧，哪里就有尊严。——马丹杜加尔
68、人受到震动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脊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的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约翰高而斯华馁
尊严格言篇2
内容提要: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上虽然仅有“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和条款，而缺落了可以与诸多立宪国家宪法上的“人的尊严”又或“个人尊严”相提并论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但彼此之间在语义脉络上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就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正因如此，同时也基于对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内部规范结构的规范分析，吾人也可以对这一人格尊严条款作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此即本文所提出的“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一、引论
“人”在公法上的问题，应可理解为宪法学的一个重大原初问题。有鉴于此，近年来笔者较为集中地关注“公法上的人”之学理，并在此延长线之上,进而思考“人的尊严”这一主题。而在宪法之中，“人的尊严”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乃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甚至被德国学界定位为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obersteskonstitutionsprinzip）、“宪法之基本要求”（grundforderungderverassung）、“客观宪法之最高规范”（oberstenormdesobjektivenverfassungsrechts）或“实质基本规范”（materialegrundnorm）等等，可谓构成了宪法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之一。
然而，综观迄今为止有关“人的尊严”原理的研究，特别是联系到中国宪法上的自身状况，这一论题也面临着如下两点问题。
其一，有关“人的尊严”之研究，在国外许多国家的法学界已有汗牛充栋之观，既便在当今华人圈法学界之内亦并不鲜见，但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仅有“人格尊严”（第38条）之谓，而无“人的尊严”之说，为此,如何在中国宪法的语境中把握这一概念及主题，也便构成理论上的一种挑战。
其二，这一论题还因其本身直接派生于“人”在公法上的问题之故，为此，许多研究多从抽象的理论层面加以探究，而结合有关宪法规范之理解的诠释，则往往受到了忽视。这一点在国内的已有研究中尤为显见。诚然，这与我国现行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人的尊严”之文本状态不无干系，但也正因如此，在把握“人的尊严”之原理的同时，如何理解我国现行宪法上与此最为近似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并对相关的条款（第38条）作出合理解释，就成为宪法解释学上的一个悬念。
基于以上情形，本文一方面将避开在前人研究上“架床叠屋”之畏途，另一方面则因应上述两个研究状况，力图从比较宪法学的角度，通过对有关“人的尊严”的七个相类似或相近似的宪法（学）用语之意义的比照与澄清，考察“人的尊严”之宪法原理的具体内涵及思想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规范宪法学的方法，直接返观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条款，尝试对其提出一种具有填补意义的解释方案。
二、关于“人的尊严”之概念：一个综观性的比较考察
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这是我国现行宪法总结了中大量发生侵犯和蹂躏人格尊严事件的惨痛历史教训，并参考了国外主义的经验所作出的一项规定。
然而，现行宪法第38条中所言的“人格尊严”，乃是一个极为难以界定的概念。在我国宪法学界，过往的一种极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从道德上讲，人格尊严是指人的自尊心和自爱心，就是指作为一个正直、品质端正的人，都有他的自尊心和自爱心，不允许别人侮辱和诽谤”；而“法律规定公民人格权的内容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人身权”。较为晚近的一种观点明确地指出“人格的尊严是人格权的基础”，同时亦认为“其内容包括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与人身权”。
其实，就用语而论，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
在这些用语中，“人的尊严”一词较为广泛地得到采用，其典型者首先可见诸德国基本法的条文（第1条第1款）及其有关的宪法判例和学说之中。但值得指出的是，该词的德文原文diewürdedesmenschen一词，在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学界则同时也被译为“人性尊严”与“人类尊严”，质言之，所谓“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以及“人类尊严”，均是同一个德国宪法（学）用语的不同中文译法而已。此外，除了德国基本法之外，意大利宪法在第41条第2款中也沿用了“人的尊严”（alladignitàumana）这一用语，而环顾英语世界，国际人权公约中即有“人的固有的尊严”（theinherentdignityofthehumanperson）之表述，美国宪法理论中同样也有“人的尊严”（humandignity）之用语。
然而，在此需要特别澄清的是，美国学者虽然使用“人的尊严”这一用语，但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道德哲学，其本意强调的乃是“个人的尊严”（individualdignity，thedignityofindividuals）。在这一点上，美国式的“人的尊严”或“个人尊严”，其实有别于德国式的“人的尊严”，因为后者并非完全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是含有人格主义的哲学底蕴。
这种人格主义视角下的“人的尊严”观念，乃是在将人作为人格的存在之前提下，强调“人格”（pers?nlichkeit）的尊严，而这种“人格”则被认为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与发展的。德国联邦就曾在判例中明确指出：“基本法中的人之形象，并非一个孤立的绝对化的个人”，而是在“共同社会”中受到社会关系约束的人。毋庸置疑，这种观念其实乃源自于康德哲学，其中的“人”，即是那种在道德上自治并负有伦理责任的人。易言之，这种“人”，一方面并非国家作用的客体，其拥有“人格的自主性”，并“以其自身为目的”，而另一方面，借用德国宪法判例的经典表述而言，“作为不会丧失人格的人的尊严”，正是存在于“人”作为“承担自我责任的人格”而得以获取的承认之中。
对此，日本的研究者也曾进一步指出，德国的“人的尊严”之中的这种“人”，既非全体主义国家中单纯作为受命者而存在的“个人”，亦非立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抗式结构之上的那种“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独立自足的“个人”，而是在与他人共同生活中为了形成“亲自承担责任”的生活而拥有的一种“人格”。这就是所谓的“人格主义”。质言之，它既不同于西方其它国家(包括当今日本)的个人主义，又有别于那种与个人主义根本对立的全体主义（如历史上的纳粹主义）。如果说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个人尊严”，强调的是人作为“个人”而拥有尊严的话，那么，从人格主义哲学立场出发的“人的尊严”，则强调的是个人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而拥有尊严。
受到美国的影响，战后日本宪法也引入了“个人尊严”的观念，但在宪法条文上，作为体现了基础性价值的用语，则采用的是“个人的尊重”。这一用语可见诸于该国宪法第13条中“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表述，但日本宪法在其第24条有关婚姻、家庭、两性的条款之中，则采用了“个人的尊严”这一用语。而根据日本有力说的见解，所谓“个人的尊重”与“个人的尊严”，在含义上并无二致。
相形之下，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所采用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则并不多见之于外国宪法条文之中。曾有一种可能影响了我国现行宪法文本表述的重要见解认定：战后的意大利宪法在其第32条与第41条中采用了“人格尊严”的用语，然而，该宪法第32条原文中相当于该用语的dalrispettodellapersonaumana，实际上可译为“人格的尊重”；而第41条原文中所沿用的alladignitàumana，实际上也未必可译为“人格尊严”，而乃相当于德国式的“人的尊严”。更饶有趣味的是，前述德国的那种人格主义的精神在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的文面上并没有直接得到明示性的表述，但在意大利宪法第2条中，类似人格主义的意涵则得到了颇为明确的宣明。该条规定：“共和国承认并保障作为个人的、且在作为其人格发展之场域的各种社会结合体中的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同时要求其履行不得有悖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性之连带的各种义务”。
综上所述，有关“人格尊严”，各国宪法所采用的类似或近似的用语虽有一些交叠或相通之处，但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而我国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这一概念，则更是俨然有别于其它各国宪法所采用的相应用语，甚至可推断为有可能是出自对意大利宪法中有关近似用语的一种误译。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的是：无论是在（法）哲学还是在法教义学中，其实“人格尊严”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仍然可以成立的。稽诸西方思想史，表达了“人格”一词的persona，原本具有哲学以及神学上的含义，乃源自经院哲学，在整个中世纪均通用于表明“具有理性之本性的个别实体”，为此既被用于指称天使，也被沿用于指称世俗的人。而托马斯?阿奎那则应是最早将“人格”与“尊严”直接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家，其精要的表述就是“人格即含有尊严”，甚至指出“人格可认为是尊严的名称”。时至近代，康德哲学就在继承这一传统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是有理性的，能够作为伦理上自由的主体，不依存于必然规律而服膺于道德律（sittengesetz），并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为此具有“人格的尊严”，故谓“人是目的本身”。这种观点，也被称之为“人格尊严”理论。
以上追溯的虽然只是西方（法）哲学上的概念发展史，但我国现行宪法上的“人格尊严”，其实与其他国家宪法中的这些近似性用语，在意义结构上也可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有关这一点，则留待下文详论。
三、作为基础性价值原理的“人格尊严”
通过上文的比较考察与梳理，“人的尊严”以及其它各种相近似的用语之规范内涵，业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澄清。而在此过程中，吾人也不难发现：无论是德国基本法、意大利宪法上的“人的尊严”，还是美国宪法观念以及日本宪法中的“个人的尊严”或“个人的尊重”，在更为直接的意义上，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表明了人权保障之哲学立场、价值基础或逻辑起点的概念，为此一般也均运用于人权保障的原则性的概括条款之中。
就以采用了“人的尊严”的德国基本法而言，该法乃将“人的尊严”与“人格权”的保障分别规定在第1条第1款与第2条第1款之中，而主流的宪法理论和主导性的宪法判例虽然均认同二者共同处于由基本权利所形成的那种“客观的价值秩序”的核心地位，但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础，诚如我国台湾学者李震山所言，这种人的尊严乃“居于人权保障的核心”。而根据德国法研究者的概括，围绕着“人的尊严”的含义，在解释学上已然确立了如下四个重要命题：（1）人的尊严乃是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德国基本法的“最高价值”（deroberstewert）；（2）人因作为人格而拥有尊严；（3）所有的人权均立足于人作为人格所拥有的尊严这一基础之上；（4）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2条保护的是人的人格性（personhaftigkeit），但与第3条保障各个人的人格的自由发展不同，第1条所强调的与其说是个人，毋宁说正是这种人格性。由此也可看出，人的尊严虽然也可定位为一种基本权利，但其在宪法上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而有别于此，德国基本法之中的人格权则被理解为直接体现了“人的尊严”之内在要求的一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其主要内容具体包括有关个人一般私生活的权利以及隐私权、名誉权、肖像权以及自我决定权等与人格价值有关的各种权利。
与此不同，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则似乎难以谓之为是一个体现了宪法的本质性价值或整个人权保障体系之价值基础的概念，甚至也未像德国的“人的尊严”那样，可被视为处于宪法价值秩序或人权保障的核心地位之上，相反，如果在严格的意义上而言，它容易被解释为一项个别性的权利，而与它最为近似的权利类型，就是宪法上的人格权。
之所以如是说，理由也是颇为充分的，主要有三。第一，从立法原意而言，如前亦有所述，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乃是总结了中大量发生肆意侵犯和蹂躏特定公民（尤其是当时的国家高级领导人）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人格利益事件的惨痛历史教训所作的一项补救性规定，但在规范的根本依据和价值基础上，并未抽象并上升到某种可与“个人主义”、“人格主义”之类的哲学原则并驾齐驱的层面；第二，也正因如此，在整个宪法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中，第38条乃被置于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条款（第37条）之后、住宅不受侵犯条款（第39条）之前，而这种勾连结构的具体形态也意味着“人格尊严”可被倾向于理解为只是一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利；第三，从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的整体内容及性质来看，该条与德国基本法所揭橥的“人的尊严”之条款（第1条第1款）或日本宪法所宣明的“个人的尊重”之条款（第13条）判然有别，虽然其前段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也含有一般性规定的性质，但第38条整体并非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原则性条款。也正因如此，我国迄今的许多学说虽然也苦于探寻我国宪法又或其人权保障的基础性价值原理，但如前所述，一般均只好承认现行宪法第38条所规定的“人格尊严”只是一项个别性的权利。如此说来，我国现行宪法就一个缺落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一种基础性价值原理或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之明示性表述的宪法。
有关这一点，吾人必须承认，我国现行宪法的确存在了一种缺憾，至少不得不说是存了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为此有待于未来通过修宪加以圆满的解决。但在此之前，通过宪法解释来补正有关规范内涵，则无疑乃是最佳的选择。在此须指出的是，如果我们不刻意拘泥于那种类似于“原旨主义”的解释立场，即仅仅只去寻求立宪者在过往的时代那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意旨，而是努力探求存在于该条文自身内部合理的规范性内涵，俾能与当今转型时代里业已变化发展了的中国社会实际乃至人权保障的国际化潮流相应合，那么，对上述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的把握，确实也可获得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方案。
窃以为，在第38条规范性语句本身的结构中，其实也存在了可容纳新解释方案的回旋空间。如所周知，本条的规定颇为简约，全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根据传统解释学的技术规则，该条虽然仅有一款，但可分为前段与后段两个部分，而如若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其中的前段与后段之间，其实存在了某种微妙的双重关系。第一重是颇为直观的直接勾连关系，即：前段是具有一般性的规定，后段则是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对前段进行补充性的展开，使前段的抽象内容在解释学的框架里可得以具体的确定与理解。第二重则是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彼此相对独立关系，表现在前段可视为一个具有一定概括性的一般规定（类似于一般条款），而后者则可视为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特别规定（类似于特别条款）；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但后者只是对有关禁止权行为类型的不完全列举，未已完全将前者的内容加以具体化。
以吾人之见，在上述双重关系之中，前后两段之间所存在的直接勾连关系自然是无可完全否定的，但如若重视第二重的相对独立关系，那么，前段的“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亦可相对独立地视为相当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中“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或日本宪法第13条前段中“所有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那种原则性的概括条款，为此体现了整个人权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价值。
如此说来，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于：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在规范性表述的语句形式上，是否可以容纳类似德国的“人的尊严”又或日本的“个人的尊重”之实质内涵的解释学空间。这就涉及原理性的问题了。然而，对此的答案应是肯定的。诚如日本当代宪法学家初宿正典教授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绵密分析之后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其本意实际上也就是将人作为人格的存在而强调这种“人格”的尊严。也就是说，“人格尊严”实际上与“人的尊严”具有相通之处。而日本著名宪法学家佐藤幸治教授也曾更为明确地指出，日本宪法第13条有关“个人的尊重”的条款，其实就是宣明了“人格的尊严”或“个人的尊严”之原理。质言之，人格尊严与（个）人的尊严，在语义脉络上具有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在规范性表述的语句形式上可以容纳类似德国的“人的尊严”又或日本的“个人的尊重”之实质内涵的空间，那么，吾人是否应该在“人格尊严”的概念之中充填“人的尊严”这种概念之中的价值理念。对此，答案也应是肯定的。笔者就曾指出：前述德国的人格主义，其实最为适合于作为建构或诠释我国宪法权利规范的核心原理，甚至可借鉴以作为当代我国法秩序整体的哲学基础。这也是因为，如果考虑到“人格主义”这一思想的脉络，德国基本法上的“人的尊严”，在规范意义上其实恰好也可转换表述为我国宪法上的“人格尊严”。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德国的这种人格主义，其实既不排斥我国正统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也不完全排斥个人主义的精神，甚至还可容纳美国90年代之后沛然兴起的、以阿克曼（bruceackerman）等人为代表的有关共和主义的观。
当然，最后的问题是，在我国现行宪法整个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之中，毕竟存在了前述的双层勾连结构，即包括第38条与人身自由保障条款（第37条）和住宅不受侵犯条款（第39条）之间的勾连结构，以及第38条自身前后段之间的那种直接勾连结构，为此，将第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条款，单独提升为可与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中“人的尊严不可侵犯”或日本宪法第13条前段中“所有国民作为个人而受尊重”的原则性的概括条款相提并论的地位上加以理解，究竟在解释学上是否可行。
必须承认，现行宪法在权利规范序列结构上的这种安排，就属于前文所言的那种立法技术上的缺陷了。但从解释学的立场而论，考虑到我国现行宪法整个权利规范的序列结构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非规整性倾向，而从一般的理论上而言，作为政治决断之产物的宪法，其规范序列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非逻辑性，本身也就是立宪主义无法完全克服的一种宿命，其他典型的国家的宪法亦有将“人的尊严”或“个人的尊严”置于类似结构之中的情形，为此，将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条款，理解为宣明了“宪法枢纽的基本原理”或“人权保障的核心”之观念的基础性价值原理，在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亦似无不可。
四、作为个别性权利的“人格尊严”
尽管如上所述，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前段有关“人格尊严”的规定，可相对独立地理解为一项体现了人权保障之价值基础的一般性准则，但这仅是该规定之规范属性的一个面向，而另一方面，从前述的各种理由视之，尤其是从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直接勾连关系来看，前段的规定，同时还可理解为是确认了作为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人格尊严的条款，而后段则是以禁止性规定的形式，对这一权利进行补充性的展开。而这项个别性的基本权利，乃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
综观中外法学迄今的主流理论，人格权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概括性权利，乃有广狭两义之分。广义的人格权，被视为广泛地包括了生命、身体、、名誉、信用、姓名、肖像以及像隐私权这样的与私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权利等。现代日本宪法学家芦部信喜就曾指出，对于各个人的人格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身体、健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生活等有关利益的整体，均被广泛地称为人格权。而狭义的人格权的定义，虽因受到各国不同的实定规范之约束而呈多歧状况，但一般主要指的是包括了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以及隐私权、自我决定权等与人格价值具有密切关系的权利。无需赘言，从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尤其是从其后段的禁止性规定加以逆反推演，该条所确认的人格尊严，作为一项个别性权利，似乎应可理解为乃相当于狭义的人格权。
然而，究竟这种狭义的人格权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基于前述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双重关系，这也相应需要从两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基于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直接勾连关系，吾人可从后段的禁止性规定中去直接反向推演人格尊严的内容。但由于后段只是列举了有关特定的侵犯行为类型，即只是规定了“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为此，其所对应的应受保障之人格利益，也就主要只限定于名誉权与荣誉权，在宽泛的意义上至多可延至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利。如前所述，我国迄今的主流学说，除个别观点例外，基本上也只认同此种范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仅是“人格尊严”最低限度的内容。
第二，然而，如果我们从第38条前后段之间的相对独立关系出发，将二者视为一般规定（“一般法”）与特别规定（“特别法”）的关系，而且考虑第38条前段在整个人权保障体系之中所兼具的原则性条款之规范性质，那么，对第38条中“人格尊严”之内容的理解，则可以不完全拘泥于该条后段的限定，而是同时可相对独立地从前段的规定之中直接推演其所可能包括的各种具体内容。
当然，这并不等于可把人格尊严视为一个极为宽泛的概括性权利，因为，除了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背景的约束之外，这种扩大解释在宪法价值秩序内部也仍然需要规范意义上的“客观”依据，为此也存在着解释学意义上的守备范围。以吾人之见，这一价值依据就是基于前述人格主义的立场，个人应享有作为人而在人格意义上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这一原理。与此相应，人格尊严的内容，从最为宽泛的意义而言，也就应理解为包括了对于各个人的人格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身体、健康、精神、自由、姓名、名誉、肖像以及私生活等有关利益的整体。如此而论，第38条所保障的人格尊严，就接近于前述的广义人格权了。然而，由于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中的人身自由已经包含了这一广义的人格权中有关身体的权利，所以，最后确定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之内容的范围，必须对此进行排除。
通过如此界说，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之内容的范围大致已臻于清晰，惟其中所包含的“自由”则需略加说明。
从宪法原理而言，此处的“自由”，自然并非指的是一般自由权，亦不完全等同于诸如美国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中的那种“自由”（liberty），而是指与人格的自律之形成与发展具有本质意义的自由，如自我决定的自由（在宪法学上通常被称为“自我决定权”或“人格自律权”）以及具有人格利益的一般行为自由等等。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自我决定权也可被理解为包含了隐私权，或与隐私权的概念互相交融。在美国宪法的理论及实务中，其所谓的隐私权即是如此。而所谓的“一般行为自由”，则指的是人在诸如着装、饮酒、跳舞、健身、吸烟、讨厌吸烟（厌烟）、恋爱、在校园里接吻等等通常行为上的自由。这种自由虽然亦伴随着内在的界限，但从理论上而言，亦受宪法的保护，只是从严格的意义而论，宪法所保护的一般行为自由，同样仅限于那些个人作为人在人格的自律之形成与发展上具有本质意义的“一般行为”的自由。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在理解我国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之解释学意义上的守备范围时，德国宪法理论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亦具有较大的借镜意义，第38条前段中的人格尊严，在一定的意义上就也可理解为一般人格权。德国的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就曾将《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所言的“以人格的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权利”理解为是以“人的尊严”（《基本法》第1条第1款）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它自然不包括基本法第2条第2款中所规定的生命、身体不受侵害的权利以及人身自由，但其内容也颇为丰富。如在1980年的艾普拉案中，德国联邦就曾重复强调了过去业已指出过的观点，即必须从第1条第1款所言的“人的尊严”的角度出发理解第2条第1款中的一般人格权，并明确判示，其所包括的具体法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私人领域、私隐领域以及个人私密领域；
2、个人的名誉；
3、对有关个人记述的处分权；
4、对有关个人肖像、特定语言的权利；
5、免受被歪曲捏造地加以描述的权利。
由于受到实定宪法规范的约束，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前段的人格尊严所涵盖的范围，则未必可理解为与此完全均等，但由上可知，即使在解释学意义上的守备范围之内，现代宪法上的人格权之内容也已有了新的发展。对此，当代德国著名法学家阿列克西（robertalexy）的观点值得参考。他认为，按照德国联邦的解释，亦可认为一般人格权不仅保护个人“做”(does)什么，而且保护其“事实上和法律上是”(factuallyandlegallyis)什么。
五、结论
总之，由于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上仅有“人格尊严”这一用语与条款，而无与德国基本法上的“人的尊严”相提并论的“最上位之宪法原则”或“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宪法理论上也不存在像美国宪法中的那种“个人尊严”的基本观念，加之迄今的主流学说一向对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加以较为严格的限定解释，使得我国现行宪法俨然缺落了一个可以体现宪法之基础性价值或整个人权保障体系之出发点的概念与原理。这不得不谓兹事体大矣！
然而，从规范宪法学的角度出发，吾人可以发现，尽管西方各国有关“人的尊严”或“个人尊严”有着种种不同的表述，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人格尊严”这一用语，其实与其诸种近似的用语在语义结构上也存在着某种相通之处，尤其是与德国基本法中的那种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人的尊严”这一概念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可互换的意义空间。
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同时基于对现行宪法第38条本身内部规范结构的规范分析，我们也可以对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作出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解释，从而实现其规范意义的重构。而这种解释方案的要点如下：
第一、该条前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一句，可理解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类似于“人的尊严”这样的具有基础性价值的原理，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或基础性的宪法价值原理。
第二、该条后段“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同时又与上述的前段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规范性语句，结合成为一项个别性权利的保障条款，而这项权利乃相当于宪法上的人格权，其所包涵的具体范围大抵可确定在国际学术界所厘定的人格权的狭广两义之间，而在有关语义的关联结构中，前段中的“人格尊严”也可理解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
上述这一解释方案，姑且可简称之为“人格尊严条款双重规范意义说”。
尊严格言篇3
1外国宪法上关于人的尊严条款的规定
与我国宪法中所采用的术语人格尊严不同，外国宪法及国际人权文件的规定大多采用人的尊严(humandignity，也有的译为人类尊严、人性尊严、个人尊严或人格尊严)这一术语然，即使在使用相同的人的尊严这一术语的场合下，其用法也有不同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宪法规定人的尊严方式有以下三种:
一是将人的尊严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和最高价值，统率各种基本人权，团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的首要位置或整部宪法的前面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即规定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一切国家机关负担尊重和保障的义务1967午玻利维亚宪法在第一章《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一条，即第6条第2款规定:人的尊严和自由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和自由是国家的首要义务相类似的，1987午韩国宪法在第一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第一条，即第10条规定:所有公民的人的尊严和价值受保障，享有追求幸福权个人享有基本的、不可侵犯的人权，国家负担予以确认和保障的义务而1949午印度宪法将人的尊严条款规定在序言中，1994午塔吉克斯坦宪法则规定在第一章《宪法制度的基础》中。
二是将人的尊严仅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与人身自由、人格权等具体的基本权利并列规定在宪法中例如，1993午俄罗斯宪法第21条规定:(1)人的尊严受国家保护不得以任何情况为借口予以贬低。(2)不得将任何人置于酷刑、暴力或其贬低人格的对待或处罚未经本人自由地表示同意，不得将任何人置于医学的、科学的或其他的试验，1922午拉脱维亚宪法第95条规定:国家保护人的荣誉和尊严禁止酷刑或其他残酷或贬低人格的待遇任何人不受不人道的或贬低人格的待遇1992午斯洛伐克宪法第19条规定：(1)每个人都有权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个人荣誉和名声，保护自己的姓名;(2)每个人都有权保护其个人与家庭生活不受无端干预;(3)每个人都有权反对未经许可就收集、披露或滥用其个人资料另外，摩纳哥、巴布亚新几内亚、匈牙利、越南、乌兹别克斯坦、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自俄罗斯等国宪法有类似的规定。
三是既将人的尊严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规定在重要位置，又重中其作为一项具体的基本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并列规定例如，1982午洪都拉斯宪法在第三章《原则宣言、权利与保障》第一节原则宣言中的第一条，即第59条规定人是刹一会和国家的最高目标所有的人都必须尊重人、保护人人的尊严不受侵犯又在第一节个人权利中的第68条又有规定:所有的人都有身体、心灵和道德完整受尊重的权利任何人不应受到残酷的、非人道的或侮辱性的拷打、刑罚等对待所有被刹夺自由的人应由于人固有的尊严而受到尊重，希腊、葡萄牙、土库曼斯坦、斯洛伐克、吉尔吉斯坦、乌克兰等国宪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统观上述各国宪法对人的尊严的规定，不难看出，人的尊严可以做两种理解:一是作为基本原则，是一种元权利或母权利，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具有不可侵犯、不可忽视、不可替代的地位如德国基本法中的人的尊严，其更倾向于是属于基本权利体系之出发点，或是最上位之宪法原则，用于指导国家权力之运行，网其强调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具有覆盖和补充全部人权的作用，即当在具体争议中，难以准确界定某一权利在宪法列举的各项具体权利中的范围，但不可排除其对人的侵犯，则可直接诉诸人的尊严一是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可称之为尊严权，其仅仅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与名誉权、荣誉权、姓名权、隐私权等那些所谓人格权是并列的，在其保护与适用上也不存在区别。
2我国宪法上关于人格尊严条款的规定及其评价
我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是我国宪法对人格尊严公民基本权利地位的确定和保护的具体规定。
这一规定相对于以往的宪法内容来说，是一重大突破和进步，但从宪法教义学角度出发，并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对人格尊严宪法保护成熟的国家的相关规定，这一规定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内涵和外延的价值性和开放性不足从体系安排来看看，此条处在宪法第33-50条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内容之中，说明制宪者仅将其作为一个具体化而内容狭窄的基本权利规定下来的，从条文表述来看，可以认为我国宪法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护范围仅仅局限在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上，而这也从条文结构上限制了人格尊严的内涵和外延。
其次，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适用范围被限缩在实践方面，由于我国宪法缺乏司法适用性，并且目前也没有健全有效的宪法审查制度，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宪法上的人格尊严一般是被当作民法上的人格权来看待和保护这样使得对作为概括意义的宪法的人格尊严的保护最终缩小到了民法中所规定的狭窄意义上的人格权，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地位和宪法保护力度。
最后，人格尊严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无法体现从立法规范意义上看，在我国，人格尊严到现在为止仅仅只是在民法中作为一个极为狭窄的民事权利体现，在其他法律中均无体现诸如实际上可能对公民人格尊严影响更为重大的刑事法律、行政法律等严重缺乏对人格尊严的保障规范换言之，现有法律中的人格尊严，只能对抗私权利而不能对抗公权力由此，这种缺乏的对抗公权力的效力，使得我国宪法中的人格尊严，在实际上丧失了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
3完善我国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
鉴于我国宪法关于人格尊严条款有上述诸多弊端.借鉴国外人的尊严宪法保护的成熟经验，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能对完善我国人格尊严的宪法保护有所助力。
3.1重新确立人格尊严条款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
由于重权力、轻权利的政治法律传统和集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得到切实的尊重和保护基本表现为法律上还未将人格尊严上升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基础和核心来认识，宪法上的规定倾向于将其仅仅视为一项具体的公民基本权利，尊重人还未成为一种国家的法律或宪法义务，立法上未预料到国家对整体上的人的可能侵犯。然而，这种状态急需改善人格尊严作为与人权息息相关的概念，应当是人享有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宪法中应将人格尊严条款定位为基本人权条款之一，尤其是在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之后，更应该将人格尊严作为宪法保护的核心人权加以规定，将保障人格尊严置于宪法核心地位，以揭示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
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改革方案是林来梵教授的宪法权利分类模式，他将人格尊严列在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顶端，认为如果有什么权利是所有其他实在权利的价值基础、本身又无界的话，那这个权利就是人格尊严他认为其与第_位的平等权均为引领其他六种具体宪法权利的原则性的、概括性的权利在主要是借鉴大陆法国家尤其是德国基本法及其联邦宪法法院判例的角度，他主张应该从-般人格权的角度来认识人格尊严条款。
3.2建立人格尊严宪法保护开放性的体系结构
作为集中体现人权价值的概括权利，随着公民自我意识的发展，对自我人格形成与发展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就会有更多的权利主张以人格尊严为诉求，人格尊严保护规范的内涵和外延也会随之不断扩充这就要求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保护在体系和结构上应该具有开放能够性和包容性，从而为司法实践中对人格尊严进行展开保护提供了尽可能的空间。
3.3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增强对人格尊严的救济功能
尊严格言篇4
人类对自身尊严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普罗泰哥拉就强调人的尊严之价值至高无上。苏格拉底进一步把哲学的任务理解为认识人类自身，第一次真正发现了人类自己。[1]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从共同人性论的角度，主张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分子都具有他人必须尊重的价值，即使人们在地位、天赋、财富等方面存在差异，维护人的尊严也是最起码的原则。[2]这几个时期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认识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是基于人类文明发展中对于自身的认识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受当时的社会现实所局限，这些关于人的尊严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作为法律价值来认识的高度上去。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神学思想假定人的价值与尊严的至高性。此时的人的尊严与价值，都是为神学统治俘虏信众所服务的，无法摆脱被神学牵制的命运。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以意大利人为代表的思想先驱们倡导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人性”对抗“神性”，抬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地位，他们在反神学斗争中发现了人，要求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2]
但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认识，仅仅是将人的尊严与价值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尚未将人的价值与尊严上升到宪法性的重要地位上去。18世纪末期，康德在人权思想领域发动了一场新的革命。他第一次系统地说明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哲学基础，从而为人的独立自主和尊严提供了哲学理论层面的注解。康德哲学以“人”为核心，它的起点是人，而其最终的落脚点也是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3]康德强调人是目的的绝对价值性意味着人格的独立应超越一切价值之上,人的尊严应该是无价的。[4]经历漫长演变，“人的尊严”的价值终于在文明社会中取得尊崇地位。如今，以下观念已经是世界共识：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人永远是先于国家存在的目的，一切制度建立的最终目的也是服务于建立者——人的价值上的。宪法作为国家运作的根本法则理应重点反映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甚至可以说，人的尊严应当在价值取向上统领宪法，从而使人的尊严成为宪法基本权利中的最重要一种来起到人权保护的最高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多国宪法明确写入“人的尊严”[5]，将人的尊严作为宪法基本权利原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我国宪法中亦有明确规定保护公民“人格尊严”的表述。一国宪法的价值，不仅表现在宪法作为国家运转的根本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其他法律据以作成的根本法所能起到的原则性纲领性意义，更应该体现在宪法作为法律所能应用的具体作用，也就是宪法诉讼所能起到的作用上。我国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中的重要一种，必定会在宪法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以宪法诉讼为指向，对“人格尊严”条款的用语做简单探析。
二、名称辨析我
国现行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用“人格尊严”这一表述是否恰当？
（一）一个流行的误读
我国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尊严即是指民法上一系列人格权的总和在宪法中的反映，支持根据是其“人格”尊严的表述以及宪法第38条后半句。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读。民法中的“人格权”相较宪法中“人格尊严”所代表的公民基本权利，其内涵要小得多，价值层级也要远低于作为宪法权利的“人格尊严”。民法上之“人格权”是一个集合权利而非单一概念，它由多种民事权利组合而成，因此主要价值面向是民法性的。有学者认为，人格权是为了也是为了在民法的权利体系中与物权、债权等相区分而提出的。[6]这一观点更能反映民法上人格权的民法性面向，其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体系和基本价值体系之冠的“人的尊严”相比，是下位权利，内涵要窄得多，价值层级也不同。将宪法中的基本权利视作由民法权利的集合，有本末倒置之嫌。从发展宪法诉讼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误读也不利于将来在宪法诉讼中运用“人的尊严”作为原则性规定和价值取向，扩展宪法条款规定的内涵以在立法空白领域中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之所以招致误读，宪法条款中的“人格尊严”与民法中规定的“人格权”共用“人格”一词是主因。我国宪法所用的“人格尊严”的表述，在世界各国的宪法中也不多见。就用语而论，参酌各国宪法条文、宪法判例及宪法学说，与“人格尊严”相类似或相近似的用语（包括其外文中译用语），至少尚有其它六个，即“人的尊严”、“人性尊严”、“人类尊严”、“个人尊严”、“个人的尊重”以及“人格的尊重”。[7]其中，我国台湾地区的论述中多用“人性尊严”来表述，但是在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第五项中则规定：“国家应维护妇女之人格尊严，保障妇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别歧视，促进两性地位之实质平等。”此处用了“人格尊严”的表达。德国学者的论述中多用德语“人之尊严”（Diewurdedesmenschen）来表述。在世界人权公约、美国宪法等一些英语文献中，则用了人的尊严（Humandignity）、人的固有尊严（theinherentdignityofthehumanperson)来表述。这些概念的内涵大致相同，但是转换成中文的话，一个能使读者迅速把握住概念重点的译名很重要。
（二）“人格”尊严、“人性”尊严、“人的”尊严
下面就“人格”尊严、“人性”尊严、“人的”尊严这几个中文常用的名称进行分析。
1．人格尊严
新华字典中，人格有以下三条解释：（1）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的尊严、名誉、价值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公民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2）在心理学上，即“个性”。（3）人的道德品质：人格卑下｜高尚的人格。单独解释“格”字，是“表现出来的品质”。西方语言中“人格”一词（例如法文的personnalité、英文的personality），多源自拉丁文的persona，即“面具”，暗示了“人格”的社会功能。综合以上解释看人格的意义，新华字典中第一条解释最为贴近法律上人格的内涵，指出了人格所具有的社会性指向；其他两条属于人格在道德和心理学上的解释。对于“人格”一词的认识，应当综合这三种解释来看。既然“格”是指“品质”，那么人格最初的意思当是指人具有的社会性品质，包括有姓名、有名誉、有人身自由等等。同时，“格”是中性词，人格既可指高尚的人格，也可指卑下的人格。但是，当“人格”进入法律的领域，成为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对象时，它的含义却不能完全与法律保护对象贴合。首先，法律上所保护的人的尊严，不仅仅聚焦于“人格”所指代的人的社会性品质上，更是隐含着“不能将人作为手段”，这对人来说从根本意义上给予的尊重。其次，法律所保护的“人格”，是正面意义上的。因此也就不存在“高尚”与“卑下”之分。最后，鉴于民法上“人格权”的概念之深入人心，宪法权利的表述理应与民法权利表述有所区别，以避免混淆所可能带来的限制宪法权利发挥的情形出现。
2．人性尊严
人性尊严这一表述多见于台湾学者的表述。“人性”一词较“人格”具有更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人性”，即人的本性。《社会科学大辞典》这样解释人性：“人性，指人的属性或共性，与‘神性’、‘兽性’相对。”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人性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中性词，在中国文化中，对人的本性，有人性本善的观点，以儒家孟子为代表，也有人性本恶的观点，以儒家荀子为代表；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一种含义指的是作为人应有的正面、积极的品性，比如慈爱、善良，包含所有正义性的人类价值观，以人为本，也包括对“人”个体的尊重，无论国家功能机器还是社会资源对于“人”的不可凌驾性，不走极端路线，在英文中称Humanity。通常所说的“人性”，也指同情心与同理心，是隶属于人性这一定义中的分支。文艺复兴后的欧洲资产阶级把人性看作感望、理性、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他们大都从人的本质存在、天然权利等角度来阐发人性，起因则在于反对封建制度对个性的束缚。在宪法中采用“人性尊严”这一表述，固然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传统，令民众易于接受和理解，但是“人性”一词的伦理性意味强烈，且内涵边缘较模糊，能否满足法律用语的要求还值得商榷。
3．人的尊严
人的尊严这一表述，相较前两个表述来说，比较简单明晰。首先，仅用“人”一字而非“人格”、“人性”能够传达最大范围避免歧义、最广泛地给予人类尊严之保护的意愿。“人”即指生物学理论上的人，不需要以美德、劳动能力等“善”的性质作为要件，更多侧重在人的自然性特征。从世界宪法发展趋势来看，逐步去除任何可能招致歧视的条件，对“人”作最大范围的保护和尊重是一个趋势。其次，用“人的尊严”，与西方语境中的Humandignity或者theinherentdignityofthehumanperson也更好对译，便于比较宪法理论研究的发展进步。综合上述分析，相形之下。“人的尊严”这一表述，因其清晰、简洁和准确而更为适合被宪法采用。
（三）“尊严”的宪法意义
“尊严”一词古已有之。它的本来含义是指庄重肃穆，崇高威严。《荀子•致士》：“尊严而惮，可以为师。”梅尧臣《汝州登慈寺阁望嵩岳》诗：“少室出天外，巍巍何尊严。”尊严一词，既可指人物所具有的气度和地位，亦可指事物的气派。作为宪法用语的“尊严”，与汉语中“尊严”非出同源，而是英语dignity的对译词。英语的dignity一词，有主观和客观上两个向度的含义。主观上的dignity，是“自尊、自重”的意思，指个人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并因此而为正确的行为。客观上的dignity，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价值，即值得别人尊重的重要品质。作为中国宪法用语的“尊严”一词，在宪法解释上应该综合汉语语义以及英语原意来解释。宪法中的“尊严”，从汉语语义上来说，当是取了尊严的“高贵的地位”之含义。宪法前言中所说的“维护宪法尊严”，就是指维护宪法在国家生活中的高贵地位。从英语语义上说，宪法语境中的“尊严”，主要取了客观意义上的品质、价值之意。也就是说，宪法语境中的尊严，既是一种地位，也是一种正面价值。尊重人的尊严，首先要意识到人在国家生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所具有的本质品质的正面价值。
（四）宪法第38条之不足
尽管人的尊严之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已得到公认，在我国宪法规范体系中，“人格尊严”条款却并未被制宪者置于恰当的位置。从宪法规范安排的体系来看，它被规定在基本权利条款的中间部位，出现在平等权（33条）、选举权与被选举权（34条）、言论自由（35条）、自由（36条）、人身自由（37条）之后，这种体系安排并未突出人格尊严条款的特殊地位，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普通的基本权利条款来规定的。从第38条的表述上看，在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一句“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似有将保护人格尊严限定在狭小的“禁止侮辱诽谤诬告陷害”范围内之嫌。[8]这样的规范设计和表述反映了人格尊严条款在我国宪法中实际地位与其学理地位的不相符合。制宪者对于人的尊严的理解受时代所限，尚未意识到人的尊严的重要价值。而近年来，强制拆迁、征收征用、刑讯逼供等问题所引发的讨论和思考，多是围绕人的尊严这一宪法基本权利而展开。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相形之下宪法规范的所反映的立法者的思想滞后性显得尤为突出。完善宪法中人格尊严条款，进行宪法规范修改，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人的尊严作为宪法“核心价值”的地位可以弥补此项不足。
尊严格言篇5
关键词：人的尊严；自由；权利；权利尊严说；尊严基础论
中图分类号：B8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4-0001-05
自由、权利和尊严寄托着人类理想。在生命伦理学实践中，尊严与自由、尊严与权利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这些关系也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领域。厘清尊严与自由、尊严与权利的关系，不仅是生命伦理学理论建构的任务之一。
人的尊严，是人高于物和其他生命形式的那份尊贵和庄严，以及由此伴生的对人的敬畏之情及其神圣不可侵犯、俨然不得损害的身份和地位之认同。基于这一点，可以把人的尊严定位为关于人的基本价值观，它蕴含着人类对于自身的庄肃情感和不可侵犯的道德要求。针对理性主义尊严观把尊严来源完全归于理性、把尊严内容局限于精神层面并等同于人格尊严的认识，多年以来，笔者致力于拓展尊严的外延和内涵，从哲学上论证生命尊严的存在，以期为生命伦理学奠定价值论基础。因而，笔者在所有著述中都强调，人的尊严包括人之生命尊严和人之心理尊严即人格尊严两个方面，它们分别表达对人的物质生命的价值确认和对人的精神生命的价值确认。而生命尊严、人格尊严的实现必须以对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为前提。
一、尊严与自由
自由的基本词义是由自己作主；不受限制和拘束。在哲学的意义上，自由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消极自由是可以做一切无害于他人和社会的任何事情；积极自由是人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并有计划地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实现自己目标的人生状态，即对自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是人类自由的最大障碍，所以自由的前提是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自由就是冲破私有制及其上层建筑桎梏和文化枷锁束缚的全新文明状态；自由还是在物质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旧式分工被打破情况下，人对闲暇时间的自主支配，人的兴趣和创造潜能获得全面发展的状态。可见，自由和尊严都是人类向往的重要价值，而且被看作是超越衣食住行、功名利禄的高尚价值。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Henry）以“不自由，毋宁死”作为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的演讲结句；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是在我国广为流传[1]。
尊严与自由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首先，自由意志是人之尊严的依据。人为何享有尊严？在康德看来，理性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自律是关键因素。若没有自由意志，人类社会就不可能是一个“目的王国”，人的“自立法”将无所凭据。人类不能自立法，即不能就道德法则达成共识，形成社会认同的道德和法律规范，那么“守法”便不再是道德自律，而是外在于人的他律，“自守法”将会落空。“我们如不预先假定意志自由，我们就不能想到自己是有理性者，意识到对于我们的行为有起因作用，即赋有意志。我们还发现，在同一理由上，一切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人，都必须在他们的自由观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2]换言之，自由是理性者、道德自律者、自立法者和自守法者的共同前提。人没有自由，一方面意味着他将完全按照外在的必然性行动，必将丧失独立自主的能力，其尊严从何而来？另一方面，他没有行为选择的可能，必将丧失道德自律的条件。因此，当且仅当意志能够不受外来原因的限制而对自己的观念或行为发生作用时，意志才是自由的，意志的自我立法、自我规定即自律才成为可能。人类因有道德自律性才变得崇高和伟大，才从万物中被提升出来而成为独享尊严的种类。
其次，消极自由是避免尊严受侵的前提。自由不仅是尊严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也是现实生活中实现人之尊严的一个前提条件。当人被剥夺自由之后，沦为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就将成为其难以逃脱的命运，其尊严也将无时无刻不处于受侵的危险境地。如果我们尚有消极的人身自由，在生命、人格遭遇伤害或威胁之时，我们至少可以采取躲避或逃离的行动来避免侵害，以保存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反之，当我们的身体、思想、言论、行动都被他人或强权控制，无比高贵的人将在瞬间沦为奴隶，其身体也将成为刀下肉俎而任人宰割，其人格也成为羞辱和发泄的对象，任人践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集中营里被关押的战俘和犹太人、被侵华日军强制进行人体试验的中国同胞等无不如此。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斯金纳从环境刺激与行为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自由与尊严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对于来自环境的威胁或剥夺价值和尊严的行为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刺激”，人们会对其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逃离和削弱威胁的来源。若不能自由逃离，那么尊严就必将受到损害。推广开来，自由与尊严之间的联系可被区分为追求尊严的自由和逃避尊严受损害的自由[3]。前者属于积极自由，后者属于消极自由。
再次，积极自由是争取尊严的条件。人之为人的资格只能使人保有底线尊严，即保有生命尊严、遗体尊严和最起码的人格尊重，而更高层次的尊严（主要是人格尊严），不仅需要消极守卫，更需要积极地塑造和争取。人格尊严（包涵社会尊严）涵盖着自尊、尊人、他尊以及履行社会责任等复杂内容。一个人在生活境遇中实际享有的尊严水平之所以会出现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后天的人格塑造。人格塑造的结果通过社会评价形成个人的社会尊严。社会对个人的褒奖、钦慕、敬仰，通过行为“强化”的心理机制，激励着个人不断重复社会需要的价值创造，以克制、牺牲一定的自由和休闲为代价，去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去赢得更大的社会尊严，从而展现出一幅幅以积极自由争取更大尊严的人生图景。“自由这一问题是因行为的厌恶性后果而产生的，而尊严与正强化作用有关。当我们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有了强化意义时，我们表扬和奖励他，使他可能重复自己的行为。”[4]所以，在一定社会价值导向上，选择的自由、作为的自由、奋斗的自由、创造的自由乃成个人争取尊严的前提条件。丧失这样的社会条件，人实际享有尊严的水平将大大降低，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将枯萎。所以，为使社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提升社会成员的尊严水平，为个人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是必须的。在无害于他人和社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自由应当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一个价值取向。
最后，尊严对自由具有导引和规范作用。十年“”中，“公检法”被砸烂，批斗、写大字报、游行、抄家、打人骂人成为每个人的“自由”，践踏生命、侮辱人格的恶行每天都在街头上演，社会陷入恐怖和混乱之中。这从感性经验上强烈昭示着“自由之恶”的存在。自由，只有当它被控制在尊重他人生命、人格以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之内时，它才是保障和实现尊严的条件，反之，自由则可能酿成摧毁尊严的暴民政治。这里也反映出自由和尊严之间有一种群己相互制衡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的界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资产阶级高扬的自由当作一种绝对价值，而是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强调前者对于后者的条件性，同时也强调后者对于前者的目的性，未来社会应是一个人人共享自由和尊严的社会。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发展，但个人自由的边界正是他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在未来社会中，每个人都应享有尊严，但维护尊严的行为不能突破损害他人尊严的限度。2004年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起因是罪犯认为其人格尊严受辱，但其残忍杀害4名同窗的行为远远跨越了正当维护尊严的边界。生命尊严高于人格尊严，生命健康权高于自由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主观权利。任何人不得以维护人格尊严为由伤及他人生命。在尊严对自由的导引和规范中，生命尊严是一道不可跨越的道德屏障。以捍卫人格尊严之名义滥用自由权是造成一些校园谋杀、暴力伤医、报复社会等极端事件的伦理实质。人的尊严可以且必须为个人自由提供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因此，尊严（尤其是生命尊严）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仅是个人行为的考量维度，也应成为国家立法和构建社会治理体系时的考量维度。
总之，自由和尊严作为人类向往的两种重要价值，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没有尊严的导引和规范，我们不知道自由所向的目标和边界；没有自由的合理空间，我们必将沦为受制于人的工具和玩偶；没有激发自由创造的社会机制，人们自塑尊严的道路将受到阻抑。因此，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要争取自由和尊严，又要防范自由对尊严的僭越，尤其需要坚守不侵犯他人生命尊严的道德底线和法律禁令。在此前提下，自由就是一个美好和值得向往的目标。为个人自由划定边界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须的，但自由的边界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进步，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大趋势是保障公民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尊严。正因为如此，自由和尊严才会成为中国富强以后一个新的社会关切。美国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指出：“纯粹完全的平等和自由在实践中很难实现，但正是这些概念给予政策和行动以意义。”[6]提升国民尊严的行动内含着保障公民自由的措施。
二、尊严与权利
当从人的尊严价值观推演出尊重人的伦理原则之后，理论走向实践的道路还必须经过“权利”这一中介。
权利在静态上有道德权利和法律权利之分，在动态上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道德权利通常指由道德体系所赋予的，由相应的义务所保障的主体应得的正当权利，它独立于法律权利而存在，形成批判或确证法律权利的基础[7]。法律权利是指具有法定资格和能力的利益主体依法享有，能自由主张，并能通过国家权力依法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来实现的自己依法分配到的权能（实现权利的可能性）、自由和利益。消极权利即自由权，是要求排除国家妨害、国家相应不作为的权利；积极权利是指通过国家积极介入保障公民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的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如参政权和社会权。人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和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的关系同理。人权是人之作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人之作为人”是一个道德判断，不是一个法律判断，因而，人权在本质上是道德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并不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国家法律却有保障人权的责任和义务。即便法律剥夺公民权利，也不可能剥夺人权，因为每个人享有人权不是凭据其公民资格和法律赋权，而是凭据人之作为人的道德资格。没有公民资格的人（如无国籍的人）不享有公民权利但享有人权。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公民权利与人权的根本区别在于，公民权利要依赖国家的法律而存在；人权却只依赖主体之人。当然，在迄今为止的世界格局里，绝大多数人在身份上都是归属于某一国家的公民。因此，人权实现的途径主要还是通过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签约国按照《国际人权公约》确认公民权利，依法确保其公民权利的实现，就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实际贡献。
当以道德、法律手段实现人的尊严时，权利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尊严和权利之间是互为价值目标与实现手段的关系。人的尊严作为关于人的基本价值观，由此引申并以此论证人的各项道德权利。人权经过国家的法律确认之后，转变为公民权利。各国通过法律手段强制性地保护公民权利，在本国推进人权事业和提升人的尊严。与此同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国际法、政治宣言、国际舆论等途径也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可见，人权和公民权利是法治时代保障人的尊严之价值观和伦理观得以实现的最为有力和最为有效的手段。尊严和权利互为目的与手段、互为价值目标与实现途径。人的尊严是权利正当性的根据，这种正当性包括价值来源和道德正当性两个方面；权利是实现人的尊严的道德和法律手段。这种手段通过道德约束、伦理制度化、国内国际立法、司法和执法活动等保护和实现人的尊严。尊严与权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是现代法治文明和政治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基础。我国自2004年人权入宪以来日趋认同这一文明走向，尊严权、尊严伦理、尊严政治、尊严制度化等概念的出现及其实践影响，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尊严与权利、尊严与人权的关系。
学界普遍把人的尊严视为人权的基础、源泉、价值来源或伦理根据，把公民权利和人权视为实现人的尊严之途径或手段。质言之，人的尊严不是一项单独的人权或权利，而是所有人权共同的“根基”。从这个“根基”出发，可以形成一个开放性的人权谱系，其中每一项具体人权都要在价值和伦理论证上求助于人的尊严，而人的尊严可以根据时代和具体情境的需要，推演出新的人权。尊严与人权的关系是一种以一生多、以一统多的关系――就像树根与树枝的关系，尊严是根，人权是枝。与这一观点相反的是，国内外均有一些学者认为，不是尊严是人权的基础，而是人权是尊严的基础；尊严不是所有人权的根基，而只是一项单独、具体的权利，即不受侮辱的权利。由此，形成“尊严基础论”与“权利尊严说”的鲜明对峙[8]。就国内而言，对“权利尊严说”的传播和论证首推甘绍平研究员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作为一项权利的人的尊严》一文，该文明确提出“尊严是人权的一部分，而不是人权的根基”，认为人的尊严根源于“人的脆弱性、易受伤害性”；“人们自然地拥有一种需求，希望他人不伤害其脆弱的自我，希望获得一种他人对其个体性的最起码的尊重。正是从这种基本的精神性的需求中，产生了对尊严的价值诉求”[9]。尊严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意味着维护自我，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意味着避免侮辱。自我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维护，这是不容易界定的。但人是否遭到侮辱，则是清晰可辨的。所以，“尊严从本质上讲就是不受侮辱的权利”[9]。因而，尊严不是人权的根基，而只是一个单项人权。
关于“尊严基础论”与“权利尊严说”的争论还可进一步展开。二者的分歧主要反映在理论层面，一是在尊严的性质问题上，前者把尊严定性为价值观和伦理观，后者则定性为一种单项权利；二是在尊严与人权的关系问题上，前者认为尊严是人权的基础，后者则认为人权是尊严的基础。但在实践层面，“尊严基础论”与“权利尊严说”的一致性是明显的――它们都把权利视为脆弱的个体之人的保障，都非常强调国家和执政党要“认真对待权利”。两种论点均可在当代中国发挥促进权利保障的作用。但在回答“人权从何而来”“没有羞耻感的人（如植物人、婴幼儿、以耻为荣的人）如何拥有尊严”“人权增减的价值根据何在”等问题时，“权利尊严说”会遭遇困难，而“尊严基础论”则有较大的理论解释力和理论运作空间。中国当下提升人之尊严的社会诉求不可被完全等同于保障人权之诉求。提升人之尊严的社会诉求直指和反对的是把权力、利益等非人价值凌驾于人之上的价值观以及由此支配的种种贬低人、不尊重人、伤害人的思想和行为，其中也包括不尊重人权、侵害公民权利的行为。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量，特别是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尊严成为人权基础的世界性政治实践以及生命伦理实践的考量，笔者支持“尊严基础论”的观点，主张把人权看作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实践的开放体系，已有的和待增的人权及公民权利均深深扎根于人的尊严。在未来，个人还会遭遇许多预想不到的侵害，就像曾经发生过的器官黑市交易、刑讯逼供、暴力强拆和强征、网络“人肉搜索”、电子监听个人信息等行为。对这些侵害行为的思想批判均可从人的尊严找到通向实践的出口。没有人的尊严在价值观、道德观上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就难以形成同仇敌忾的舆论氛围，相应的权利增设、权利保障措施也就不可能如人所愿地及时出台。
生命尊严、人格尊严、人类胚胎和尸体的尊严等都是价值概念和伦理概念，它们的实现需要经过一个从价值到道德权利（人权），进而再到法律权利（公民权利）的转化过程。没有对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论证、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护卫生命尊严就是一句空话；没有对知情同意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名誉权、非歧视平等权、免遭侮辱虐待等权利的论证、法律认可和法律保障，保护人格尊严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在生命伦理学语境中，“尊严”主要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价值，是所有相关权利的基础、来源或根据。没有人的尊严，人的各项权利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末。不借助赋权、行权和维权的实践活动，人的尊严在法治社会也就犹如水月镜花，很难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思想或行为。简言之，没有人的尊严，我们不知道人为何享有权利；没有权利，我们不知道如何借助国家的权威和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权利没有被落实，尊严就被悬空；权利被侵犯，等于尊严被践踏；权利失去了强有力的保障，等于尊严被扒光了衣服，任由强者[10]。尊严受尊重和受重视的程度标志着一个社会人权的发展状况，在尊严得不到尊重的社会中，人权被侵犯是迟早的事情[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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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格言篇6
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种人权价值，人的尊严在法律评价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胡玉鸿认为：法律的根本目的即在于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从法治时代对法律评价的要求来看，法律只有保障人的尊严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实现，才能既彰显出法律的人权价值，又彰显出法律的人性基础。然而人的尊严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我国宪法中，人的尊严是如何体现的?人的尊严有哪些具体内涵?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是如何实现人的尊严的?这些既是反思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又是研究法律评价如何实现人权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人的尊严首先体现为我国宪法第38条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我国宪法学界一般把该条款解释为公民人格尊严条款，从法律上讲，公民人格权的内容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人身权。在这里，人的尊严是作为人格尊严来理解的，人格尊严就体现为宪法上的人格权。这里的人格权是公民的一项具体权利。这是因为，第一，宪法第38条的规定前一句是对人格尊严的一般规定，而后一句是用禁止的方式对其作出具体规定。这样人格尊严就被具体化为公民的人格权。第二，从宪法第二章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款设置来看，从第33条到第56条都是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条款。第38条人格尊严条款被置于第37条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条款之后，第39条住宅不受侵犯条款之前。这说明从立法原意而言，人格尊严条款是被当作公民的一项具体权利条款。虽然第38条把人格尊严理解为公民的一项具体权利有利于在法律评价中界定侵犯人格权的案件，但这一规定无法充分体现人的尊严的本质意义。因为人格权从本质上来说是有关人的尊严的权利。而人的尊严并非仅限于人格尊严。林来梵认为人的尊严本身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被誉为现代宪法的核心价值。按此理解，人的尊严是比人格尊严更为核心的一种宪法价值。胡玉鸿认为人的尊严源于人自身所特有的价值，法律只能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为人的尊严添加任何新的内容。这说明作为宪法的核心价值，人的尊严的价值源自于人自身所特有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人作为人所具有的最高价值。陈新汉认为人的尊严使人以人的方式而生存和发展。
这就说明人的尊严作为人自身所具有的最高价值，在人的生存和发展中是以人的方式得以体现。庄世同认为德沃金提出的两项人的尊严原则，即内在价值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是理解人自身所具有的最高价值的重要思想。他的这两项原则分别对应于平等和自由两大价值。平等的价值来源于每个人都应当具有的客观内在价值，因而人人皆平等，都应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自由的价值来源于每个人都负有实现自我成功人生的特殊责任，所以，除了承认人人皆有实现自我成功人生的权利以外，也要承担与之相应的尊重他人追求美好人生的责任。这说明人的尊严是作为一般意义上客观存在的个人所具有的最高价值。因而当前法律评价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个人所具有的诸如平等和自由等价值，使个人能够感受到人的尊严的实现。陈瑞华就关注到，司法程序能否维护人的尊严及其程度是判断其正当性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这种体现于司法程序本身之中的价值，就是以人类客观存在的人性价值为基础而提出的。他们可以有诸如自尊、平等或自治等不同的价值要素。世界上的主要发达国家无不将人的尊严作为宪法得以存在的基本价值，藉以保障人的尊严的实现。对此，有必要借鉴这些国家将人的尊严引入宪法的做法。而宪法就是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最高权威依据。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一切国家权力的义务。这两句话被写入德国现行基本法第1条第1款，被公认为是世界宪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这告诉我们，人的尊严是德国宪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则。为了贯彻该原则，基本法第1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义务，第3款作了约束国家权力的规定。之所以在基本法的条款上作如此安排，就是为了强调一个思想：对于一个人而言，其自身的主体地位应当予以尊重，否则即视为侵犯了人的尊严。意大利现行宪法将人的尊严作为基本原则，并在第41条第2款中将人的尊严规定为社会利益范畴，与公共安全和自由并驾齐驱。这表明人的尊严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日本现行宪法第13条规定：所有国民，均作为个人而受尊重。对于谋求生存、自由以及幸福的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政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这说明人的尊严是每个人都具有和享有的权利，国家应当保障每个人的尊严及其实现。法国现行宪法就通过宪法条文明确了这一思想，保障人的尊严免遭任何形式的奴役和贬损是一项宪法权利。美国的《独立宣言》也随处可见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可见，国际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将人的尊严视为该国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此外，被世界各国视为对人权达成一致共识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就明确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综上可知，人的尊严是一国宪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价值和原则，而非仅仅作为一项人格权而存在。那么就有必要对我国现行宪法关于人格尊严的规定进行重新审视，司法机关也要在司法程序中加大对人的尊严的保护力度，这是法治时代对我国法治建设保障人权的迫切要求。虽然我国宪法第38条仅对人格尊严作了一般和具体规定，但是我们可以从相对独立的关系来分析第38条的前后两句话，这样就可以重新诠释宪法中的人格尊严条款。我们可以把第38条第1款视为对人格尊严乃至人的尊严的一个具有概括性的最高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凡是侵犯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人身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与人身密切相关的权利，以及宪法和法律未作规定但作为一个人应当享有人的不可或缺的权利，都可以在法律评价中援引该条规定。之所以对该条款作独立性解释，是因为人的尊严是人所具有的最高价值，因而是宪法首当其冲要保护的最高价值。在法律评价中，当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侵犯，尤其是受到政府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公民就可以援引该项条款进行维权。一个典型案例是**女网络示众案。之所以会频繁出现类似事件，有诸多原因，也反映了法治建设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其一，我国普遍存在一种以道德判断代替法律判断的社会心态。在**女示众事件中，该公安机关认为**嫖娼不仅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不道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应当用铁的手腕予以坚决回击。公开对**女进行示众宣判就是当时的警方用铁的手腕予以坚决回击**嫖娼行为的做法。这种滥用职权肆意侵害当事人尊严的做法，是我国公权力行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该公安机关越俎代庖行使了法院的审判评价职权，属于严重越权的情况。
其二，公安机关肩负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使命。为了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该公安机关不惜以**女示众的方式严厉打击**嫖娼行为。这种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行为是以牺牲法律为代价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不惜以突破法律底线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治理创新。检察院就可以对这种违法行为行使检察权中的法律监督职权。检察院通过对案件的司法审查，在司法程序和法定权限内就对公安机关形成了监督和制衡。
其三，该公安机关之所以敢对**女游街示众，并取得一些人的拍手叫好，说明全社会还存在着一种不尊重人的尊严的社会风气。接着又出现**女网络示众案，说明这种社会风气直到现在依然蔓延着。这表明宪法所保障人的尊严的最高价值在现实社会中依然没有得到很好落实。那么，这些**女就可以援引我国宪法第38条第1款的规定，对在网络上肆意侵犯其人格尊严的行为进行维权。法院和检察院更应当通过法律评价活动维护**女的尊严。而禁止用任何方式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是独立于第38条前款规定的相对独立部分。该款只是对前款规定的不完全列举。随着法律评价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在今后修改和完善宪法时，将人格尊严换成能体现人的最高价值的人的尊严概念是法治时代对保障人权的呼声。并将第38条的两款分别予以独立设置，在此基础上，可以增加若干条关于侵犯人的尊严的具体条款。而在修宪之前应当将第38条的规定解释为是具有独立内涵的两个部分。如果第2款规定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侵犯人的尊严的情况，则基于维护人的最高价值的需要，独立适用第1款关于侵犯人的尊严的一般规定就成为正当性的选择。
二、人权认同：法律评价对人是目的的实现
人是目的是法律评价要实现的绝对价值。康德认为：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东西，而且是一种无法用任何其他目的来取代的目的，别的东西都应当仅仅作为手段来为它服务，因为若不然，就根本不能发现任何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在中国步入法治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法律评价只有通过对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实现，才能真正捍卫人的尊严，彰显出人自身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从而落实保障人权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法律评价通过对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实现，彰显出人自身具有绝对价值的东西。法律评价并非仅以维护现存国家秩序为主要目的，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本身并不是唯一目的，国家之所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乃是由于它是能满足和实现人是目的的条件。这就要求在法律评价中，法院和检察院及其工作人员要把涉案当事人当成具有绝对价值的人来看待，把他们的具体诉讼标的当成能够体现人是目的的东西来对待。事实上，在以前的很多司法案件中，一些司法工作人员把涉案当事人当成了可以利用的手段或工具，经常是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就违背了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而非仅仅是手段的思想。最近几年，全国多地密集平反冤假错案。最高法高层领导在谈冤假错案时，用了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词语。这表明，在司法体系内部，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具有实质性公正的判决比费尽心机追求不正确的政绩观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冤假错案对涉案当事人带来的是不可逆转的毁灭性打击。它不仅毁掉了当事人的一生，还毁掉了他的家庭。而一个人的一生对他本人而言无疑具有绝对价值。
他的家庭对他而言可能意味着他人生价值的全部。所以，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才说：万分之一的错案，对当事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的不公平。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法律评价中一定要做到公正判决，而要想一个案件获得公正的判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当得到切实保障，这是维护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和体现人是目的的人权要求的根本途径。其次，法律评价既是当事人诉讼目的的实现途径，又是普通民众生活目的的实现途径。一般而言，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目的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他自身不需要维权时，说明没有遭受不法侵害或不法侵害较轻微而在寻求其他解决途径。而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则意味着他自身的某种合法权益需要通过诉讼得以恢复。于是就产生了具体的诉讼标的，实现这个诉讼标的就是该诉讼的诉讼目的。当事人不惜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个合法权益对他而言就是自身目的的具体实现。只有通过实现自身的合法权益，当事人才能感到我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因而才能切身地体会到自身人权价值的实现。法律评价就是通过实现具体的诉讼目的，让当事人感觉到法律为人的尊严、目的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当事人是处于具体生活场域中的普通民众。他在诉讼过程中的诉讼目的只不过是他在具体生活中的生活目的的转化而已。生活中的具体需要促使他编织出一套对他而言有价值的生活关系，这就是为我关系。其实质是，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我而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人为自己建构的为我关系的目的就是人的生活。法律评价所要保护的正是人为自己建构的生活世界。法律评价只有实现人的生活目的，才能真正建构起人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图景。这是法律评价所追求和向往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法治境界，是法律评价最高层次的目的。最后，法律评价通过对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保护，实现社会公共的善。菲尼斯认为公共的善的观念是指：一系列的条件，它们允许社会成员为了自身的原因，来实现某些合理的目标，或者来理想地实现某些价值，而正因为这些价值的原因，他们才有理由在一个社会中彼此合作。按照菲尼斯的理解，公共的善源自于人的存在自身。那些由于自身的原因而被追求的价值正是公共的善的体现。并且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过程。因而法律评价不仅具有技术层面的东西，即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包括司法程序设置、法律逻辑推演等)维护社会公共的善其更应当具有道德层面的东西，即法律评价对完全一系列的、唯一正确答案的诉求本身，就是服务一个更广泛的善。它正如其他人类根本的善一样，虽然不能简化为一个确定的目标，却更是开放性的善。
可见，公共的善具有开放性。正是因为其具有开放性，法治价值才能不断适应时展的要求，而不会停滞不前。这就要求，法律评价只有关注到当事人的合理诉求，才能通过实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理念来体现出公共的善。这样看来，保障人权不仅是对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关注，更是实现社会公共的善的一种主张。然而需要指出，人的目的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词汇。理解法律评价对人是目的的实现，还必须意识到：其一，法律评价是在实现人的权利的过程中实现人的目的。从法律规定的意义上来说，人的权利是法律赋予人实现自身目的的一种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权利指向人的自身利益。人就是在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彰显自身存在的价值。然而人的自身目的并非没有边界，公共的善是人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必须予以尊重的前提。宪法和法律以相关的权利义务条款规定了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义务。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合法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就有权力向司法机关提出积极作为的诉权。而司法机关正是通过法律评价恢复被侵害的正当权利实现公民的正当诉求，以此来维护公民的诉讼目的。在法律评价中，对人的权利的实现就是对人是目的的实现。我国宪法第二章以24条的形式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表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对人的权利的实现就是对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实现。尤其是在今天，每个人都越来越重视宪法赋予人的各种权利，如言论出版自由权。然而仅就言论出版自由权而言，我国就需要加大保护力度。这就对法律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法律评价只有在现实生活中切实解决好关涉人的切身利益的各种权利，才能让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法律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其二，法律评价在实现当事人的特定目的的同时，引导着人们的社会行动，并在其中产生或实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目的。人的活动都是有目的的活动。法律评价活动也是有目的性的人的活动。在法律评价活动中，司法机关之所以动用各种司法资源，旨在矫正被侵害的法律权益，使被侵害的社会关系得以恢复。这一过程就是当事人特定的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司法机关运用法律评价活动对当事人以及普通公民进行法律教育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能感受到人权的力量，进而对法律评价保障人权的社会作用产生认同。通过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普通民众的基本人权，法律评价活动就能起到普及法律常识，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培养人们遵守和维护法律的行为习惯的作用。
三、人权要求：法律评价对人的权利的维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治时代就是权利时代。权利时代是一个权利备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是一个权利话语越来越彰显和张扬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法律问题，来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在彰显权利的法治时代，法律评价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人的权利的维护，来实现人的存在自身就是目的的东西，这正是保障人权的要求。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就认为法律评价中的法律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他说：法律乃是权利在法庭上得以承认的问题。因而，法治时代要求法律评价能够有效维护和实现人的权利。其一，法律评价通过实现人的权利就能有效维护人的尊严和目的。人的尊严和人是目的的实现是法治追求的核心价值。在具体的法律评价中，司法机关是通过维护人的权利来实现人的尊严和人是目的的理念。在这里，人的尊严和目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项项具体的权利来体现的。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都能在法律评价中决断涉己的事物。于是，他在法律评价中所主张的权利就可以看成是对自身利益的有效判断。司法机关要对当事人的这种自身利益进行判断，判断其是否合法合理，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的权利是合法合理的，并且能够得到有效实现，那么，他的尊严和目的就能实现;如果他主张的具体权利是合法合理的，但是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就不能说他在法律评价中受到了有尊严的对待，更谈不上他所主张的法律目的的实现。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主张的权利就代表着他的尊严和目的。法律评价正是通过保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来体现当事人的尊严和目的，从而实现人权。正如哈耶克所言，如果不承认每个个人自己拥有他有资格或有权遵循的价值，就不可能尊重个人的尊严。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有瑕疵，要么不合法，要么不合理，要么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首先要维护当事人作为一个人而具有的人的尊严和权利，如辩护权等权利，这是有效维护人权的基本要求。在满足当事人正当而合理的诉求的前提下，司法机关有权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不合理的权利诉求予以驳斥。其二，人权表现为人的基本权利，法律评价就是通过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蒋德海认为基本权利是人民民主最主要的表现之一。现代民主国家从基本权利的保障中去寻求其正当性和合法性。那么什么是基本权利?基本权利为何如此重要?许崇德认为基本权利是由国家根本法规定的，是公民必不可少的也即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焦宏昌也认为：公民基本权利是指宪法所规定的，那些首要的、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权利和义务。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赋予，在公民的权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权利。
宪法就是通过确认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宪法地位。于是，基本权利就与民主相联系，成为现代民主的根本体现。于是，在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权利就成为目的和基石，国家权力只是维护基本权利的手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最重要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基础，因而是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最主要基石。在法治社会，司法权应当是国家权力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司法权存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在个案中，通过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作为人而存在的公民的尊严、目的和价值。在法律评价中，司法机关是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而存在的。于是，最大程度上尊重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成为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首要目标。如果司法机关违法行使职权，公民就能够根据基本权利来监督和评价司法权的行使是否违宪，是否需要提起违宪诉讼或违宪审查，这时公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成为约束司法权的一种重要力量。在法律评价中，公民的基本权利越是能够得到有效维护，就越能表明司法机关是能够依法行使职权，整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化程度就越高。正是在此意义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是国家法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公民的基本权利除了能够体现公民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另一方面还体现着权利对权力的制衡和约束。关于后一个方面，下面集中进行论述。其三，法律评价对权利的维护要求在制度层面建设上要由权利-权力向权利-法律-权力的结构转变，这是人权在法治时代的要求。用法律保障权利，是法律评价要实现的主要目的。以往在对待权利-权力的问题上面，公民的权利往往被置于国家权力之后，因而国家权力就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其实质是在国家本位的传统社会里，当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权利时代正好与此相反。权利时代要求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国家最基本、最主要和最优先保障的社会利益，因而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围绕公民权利的实现而运作。国家是通过法律途径来实现这一目的的。
自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来，通过加快司法改革和审判方式的转型，有利于司法机关在法律评价中公正司法，严格依法办案，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真正做到司法为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在权利时代的新要求。因此，司法民主和司法独立在司法改革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全国正在推进的司法改革中可以看出，通过制度层面建设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防止其他公权力对司法权和公民权利的不正当侵犯，是此次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更确切地说，通过法律这种制度层面的建设可以达到用权利制约权力的目的。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过去的权利-权力结构已经转为权利-法律-权力结构。通过法律这种制度力量的保证，就能有效减少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在治国理政方面，法律与权力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靠程序正义来保证实质正义，即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只有这样，通过法律评价才能真正保护公民权利，限制政治权力，有效保障人权。可以说，在法律评价中，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通过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另一方面，通过法律评价保障公民权利，把政治权力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实现规范和制约政治权力的目的。正如有学者指出，法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越多，就越能有助于公民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也越能构成对公权力行使的有效制约，从而促进选择法律成为国家和民众共有的生活方式。
四、统一于人本身：法律评价对人权的自觉回归
在探讨法律评价对人权的保障时，人是目的还是手段的关系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关系到司法机关在案件评价中如何看待人的尊严、目的和权利的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理涉案当事人的价值问题。马克思对此有过深刻阐释，对司法机关在法律评价中保障人权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说：(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当作自为的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他的存在，而他人只有把自己当作自为的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前一个人的存在。这段话告诉我们，人首先就是自我目的，然后才是为他的存在。于是在法律评价中，司法机关首先要尊重涉案当事人，在努力实现其权利的同时彰显其存在的价值，使人是目的而非仅仅是工具或手段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得以实现。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频繁出现滥用职权、耍弄特权;玩忽职守、推诿扯皮;知法犯法、弄虚作假;执法不公、徇私舞弊等司法腐败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司法机关中的某些工作人员仅仅把当事人作为假公济私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尊重他们的尊严，实现他们的目的，维护他们的权利，体现他们的价值。这就对司法机关在法律评价中切实维护人权提出了紧迫的现实要求。
尊严格言篇7
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仁爱”思想上。作为道德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行仁的最佳途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体现的对他者的尊重和对他人的一视同仁是儒家人格理论的精确表达。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界从伦理道德和公法人权的角度已有较多论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孔子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行民法学的思考，力求在经典文本中寻求中国传统的人格理论的特殊表达形式。在民法文化凸显的今天，希冀能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求民法资源。
一、“以人为本”：民法的发展趋势
人作为万物之灵长，世界是属人的世界。古希腊思想家普罗泰戈拉曾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对人的主体性精神的高扬。马克思认为，人应当“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估这些关系，真正依据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5页。）我们必须以人的眼光来审视和评判属人世界的一切现象和存在。自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从神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人类开始追求世俗的幸福和自由，人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凸显。同样，人本理论在法律发展史上也得到弘扬。从根本上说，法是属人的存在，衡量法的根本尺度是人的尺度。“我们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而要建立民主与法治制度；民主是保障人的自由与人尊严的手段，而法治，如果它是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的话，则是维护人的自由与人的尊严的架构。”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9页。）当今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实践均力求体现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台湾著名的民法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民法典的伦理基础则在于“人的互相尊重”：“即每个人得要求他人尊重其存在及尊严，而此更须以尊重他人为前提。”“人及人之尊严是整个法律秩序的最高原则。”（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39页。）在民法的权利的保护中，“人格较之财产，尤为重要。其应保护，盖无疑义。”（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所谓人格权，指存在于权利人自身人格上的权利，亦即以权利人自身的人格利益为标的之权利。人格权因出生而取得，因死亡而消灭，不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得让与或抛弃。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均属于人格权。（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1页。）因为，人格利益体现在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人格尊严等方面，而这些人格利益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自然要素与伦理属性，因而保护这些人格利益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然而，在近代民法中，人格权并未像财产权那样被明确地加以规定并纳入私权体系。一直到20世纪，法、德、瑞、日诸国民法及判例学说才普遍确立独立的人格权观念。（[日]星野英一著，王闯译：《私法中的人》，载《民法总则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人的尊严不受侵犯。日本民法典新增第1条规定：对于本法应以个人尊严及两性实质的平等为主旨而为解释。中国汲取期间大规模践踏人格尊严的沉痛教训，在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我国民法通则也对人格权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近年来，人格权制度在国外民法中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对人本身给予关怀的人本主义理念逐渐渗透到现代民事立法之中。
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人格理论实践的逻辑基础
对中国古代有无民法以及民法思想，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持肯定说的代表性人物有杨鸿烈、戴炎辉、、杨幼炯、梅仲协、张晋藩、叶孝信、徐道邻、张镜影、林咏荣以及浅井虎夫等。他们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形式民法，但一定有实质意义民法。持否定说的有梁启超、王伯琦、梅因、滋贺秀三、寺田浩明等。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市场、贸易和货币都有相当的规模。既然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民事法律行为，该民事法律行为必然要受到某种规范的调整，以“礼“的形式出现也好，民间法也好，习惯法也罢，总之，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民事法律规则。只是这些规则是以不同于近代民法典的形式出现而已。叶孝信认为：“先秦时期的民法，被包含在国家综合大法——‘礼’之中，秦汉以后，民法主要也被收在主要是行政法的综合刑法典‘令’之中，此外，历代还有一些单行民事法规。”（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蔡元培也认为：“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93页。）所以，探究中国古代民法不能只以成文刑律中关于户役、婚姻、田宅、钱债等条款为据，而还应细心究论礼经、礼典、礼论，以及二十五史中的礼志，不然难以把握古代民法文化的底蕴。（俞荣根：《道统与法统》，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1页。）从《论语》一书的考察，我们发现孔子的思想中凸显了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他无意于探讨神灵和人死后的问题，他更多关注于现实的世界，怎样让活着的人生活得更幸福，怎样让社会更和谐才是孔子关注的焦点问题。孔子相信“人能弘道”，而不是“道能弘人”（《论语·卫灵公》二八）孔子对鬼神是回避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一一）为了能够构建和谐的美满社会，孔子主张清廉的政府应该以德治国。他认为衡量善恶的标准是“义”而不是“利”。孔子主张对于家庭秩序的维持要重视孝道。而对于一般社会层面上，孔子主张“礼”，其核心内容为“仁爱”。儒家法文化中的民法规则和民法精神也具体体现在“礼”上，民事法律行为的实施的基本原则是看该行为是否符合“仁爱”精神。儒家人格理论的具体体现也就是“仁者，爱人”。
“仁”的体现是“忠恕”。“忠”者，“己欲立而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立”和“达”是每个人所希冀和追求的理想。但是孔子认为“立”和“达”都不是单方面实现的。有仁有德之人自己要自立，就必须使他人自立；自己有成就也必须使他人有成就，两者相辅相成，实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同时，对他人必须宽容和尊重。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求他人去做，自己所不愿意得到的也不要强加给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论语》中有两次出现。第一次出现在《颜渊》中：“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焉。’”孔子的回答包括了三个方面“仁”的内容。一是对人、对事要恭敬和谨慎，要诚心诚意。
二是自己所不愿意做的事情不要强求他人去做，自己所不愿意得到的也不要强加给他人。三是说施仁政可以使家国无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次出现是在《卫灵公》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一以贯之”的“恕”。“恕”是应该终生信守的，是永恒的信条，是人人都应该遵循的。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体现人性之“仁”的真正方法与途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古老的道德规则,在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均有类似的说法。西方的表达是“爱人如爱己”。该表述在西方称之为金律或黄金规则(goldenrules)。尽管因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的不同,东西方对该金律有着某种差异,但其所体现道德精神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他者的尊重和人格上的平等。如前所述，民法典的伦理基础就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平等,每个人所具有的尊严,人们彼此间应有的相互尊重与宽容”的基础之上。具体人格权利益，诸如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等均是建立于人的平等、人的尊严和人们相互间的宽容之上。在社会层面，社会的一切法律、政策、规范都应该从维护、体现上述人格利益出发,都应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为逻辑起点,通过各种具体的手段、方法、途径以及特定的法定权利,使人们享有基本权利。
三、“仁”：儒家人格理论的基本体现
在孔子的《论语》中，社会规范的种类有“道”、“仁”、“义”、“直”“礼”、“政、刑”等规范形式（参见张伟仁辑，陈金全注：《先秦政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至第18页。）这些规范形式共同构建了孔子博大精深的“礼治”体系，而“礼治”的核心内容体现为“仁”。在孔子的人本思想中，体现人的平等、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的人格利益也是围绕“仁”而展开。孔子从道德伦理出发，以其独特的言说方式来对人之所以为人进行论述。在《论语》四百九十九章中，有五十八章专门讨论“仁”，其出现次数共达一百零五次。其他的主题，甚至包含孝道在内，都未曾受到孔子师生间如此的注目。（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论语》中的“仁”字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解释，由“仁”引申出的规范有“孝”、“弟”、“爱”、“牺牲”、“谦让”“恭敬”、“忠信”等。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慧。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慧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在诸多关于“仁”的例子里，孔子认为“仁”即是完人，即真正的君子，也就是金律之人。孔子对人的平等权、生命权、人的尊严的关注正是通过怎样达到金律之人而展开。平等权是享有其他人格权的前提。怎样才能体现对人格权中的平等权的尊重？孔子说“仁者，爱人”。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当中，在个体和个体的人际交往中，孔子提倡对他人之爱，即：“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六）尽管孔子认为社会的个体之间是讲求等级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是从维护社会和谐的角度而要求社会成员要“正名”，社会成员要“名正言顺”、“各得其所”。但是孔子并非不讲求平等。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二）孔子认为所有的人在天生的人性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异。在教育的平等权方面，孔子说“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三九）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而首开私人办学之先河。他对每个人都可以加以教育，没有贫富贵贱的等区别。在参政议政方面，孔子不赞成世袭，社会要“举贤才”（《论语·子路》二），社会选拔人才要“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上，孔子同学生平等相待。他对弟子们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二四）孔子对学生以诚相待，平等相待。孔子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应该“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十九]。生命权是人格权系统中最重要的权利，他是其他一切人格权的基础。面对春秋末期的战争频仍、杀人盈野，孔子反对杀戮，尊重人的生命，主张与人为善。“‘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十一）孔子对乱杀无辜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怒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俑者不仁。”（《礼记》）孔子认为，活人殉葬要反对，就是俑葬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近乎用人了。从该记载中，可以看出孔子对人之生命的极端珍视。在万物生灵当中，孔子更关心人，因为人才是万物之灵长。《论语·乡党》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对人生命的重视可窥其斑。自由权是个体生存的必要权利，对自由的追求是人类价值实现的最高目标。民事关系主体只有享有自由权，其才能参加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的意思自由是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有效的必要条件。尊重人的自由权是孔子人格权思想的重要内容。孔子认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应该享有独立的意志，而且该意志是不可剥夺的。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作为普通民众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也是不可夺的。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表述中，我们也能看到孔子对他者自由的尊重以及维护他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孔子还主张言论自由，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三）思想言论无法自由表达出来便不会知人。孔子还主张“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思想言论是自由的，不应受法律的制裁。
人格尊严是一个极抽象的概念，是指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及应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重。换言之，所谓人格尊严，即把人真正当做“人”。（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97至第98页。）我国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了对自然人人格尊严的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也有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孔子对人格尊严是极力维护的，他非常强调人格的独立性。孔子说：“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这是对一个普通民众的人格尊严的尊重。鲁哀公轻儒，孔子说：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可杀不可辱”，“其自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孔子的这些表述极力地维护了人的尊严和权利。
四、“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人格理论实践的方法和途径
（一）“中庸之道”
孔子通过“仁”衍生出来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规范，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这当中存在着怎样把握“度”的问题。在人格权的实践方面，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概念，来作为实践“仁”的方法，同时也作为最高的道德要求。孔子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孔子就是以“中庸”为“至德”。所谓“中庸”，指的是不偏不倚的日常行为规范，它要求待人处事，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也就是“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符合“中庸”的行为，既是孔子所谓的“中行”。一个中行之人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处理问题时积极进取，同时又考虑了全局，而且还善于与人合作，该中行之人就达到了“中庸之道”的要求。《礼记·中庸》说“君子极高明而道中庸”，这里的中庸就是指“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其含义主要有“中和”和“时中”两层含义。“中庸”的实质是寻求人际关系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是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时中”指的是审时度势，讲的是要顺应时势作不离原则的变通处置。所以就有了“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之说。从哲学方法论上讲，“中庸之道”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辩证法，不同之处是“中庸之道”赋予了更多的人文精神。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庸之道是指导人们行为的最佳准则。如前所述，在孔子的人本思想中，体现人的平等、人的尊严、人的生命等人格利益是围绕“仁”而展开。而孔子体现“仁”的君子之道正是通过“中庸之道”而得以展开。
（二）“忠恕之道”
“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冯友兰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另一种说法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这是“仁”的积极方面，尽己为人谓之“忠”；而“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则是“恕”，是“仁”的消极方面。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为“忠恕之道”，这就是孔子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孔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礼记·中庸》）这里的“忠”指尽己之心，“恕”指推己及人。因此，孔子是从两个方面表达忠恕的，一方面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违道不远”就是指离中庸之道不远，可见忠恕思想与中庸之道是密不可分的。孔子曾自叹不能把握中庸之道，但他却实践着忠恕之道，因此，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忠”和“恕”的做人原则也是“仁”的原则。因此，一个人按照“忠”和“恕”的原则来为人处世，也就是“仁”的具体实践。这种实践引导人去完成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其中就包含了“义”这种人的品质。因此，“忠”和“恕”乃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头，也是它的完成。每个人内心都有衡量行为的一把尺，随时都在使用它来衡量别人和自己。（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以人度人，由己推人，由己及人。孔子思想中的“仁爱”精神所体现的平等权、生命权、自由权等人格利益就是通过“忠恕之道”而开始和完成的。
五、《论语》中人格理论的当代意蕴孔子的儒学所体现的人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她使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明在世界的文化中大放异彩。孔子的“仁爱”思想所体现的人文思想已融进当代世界的权利保护体系之中。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已逐渐成为世界普遍接受的公理。
1948年12月10日经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首先论述了人权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条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第二条人人皆得享受本宣言所载之一切权利与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他种主张、国籍或门第、财产、出生或他种身份。且不得因一人所隶国家或地区之政治、行政或国际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地区系独立、托管、非自治或受其他上之限制。”“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
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同《世界人权宣言》是相通的。自己想生存也帮助别人生存，自己想发展也帮助别人发展。这是一个普遍原理。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通过法典化促进民法的现代化，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无疑会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法典是一部同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典，因此，法典的创立必须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要求我国民法典以私法自治、人格独立、权利神圣为价值取向，让人成为真实的、自由的、有尊严的人。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当充分贯行这些价值理念，将其作为精神元素内化于民法制度之中，以此昭显“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自清末修律以来，我国的法制变革走的“外援型”的法律移植之路。西方法文化的精华内容被我国借鉴和吸收，并且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得到更好的改进和完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国的法律法制改革的进程中，仍然出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怎样看待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们怎样面对“本土资源”是一直困扰法制改革的难题。
尊严格言篇8
关键词：辅导员师德修养大学生人格教育
当前，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物质主义至上的风气挤占了一些大学生的心灵空间，侵蚀着他们的思想信念，其价值取向逐渐趋向功利。同时，由于当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自小受到过分的溺爱，不仅缺乏生活的磨练，而且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个人主义”相当严重。诸如此类因素，导致很多学生的人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失，其人格发展产生了重大问题。高等院校的辅导员作为大学生的直接管理者和组织者，对学生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深刻，是学生灵魂塑造过程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具有重要的导向和促进作用。为此，高校辅导员应自觉加强自身师德建设，发挥其人格教育的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其形成健康健全的人格体系。
1热爱、尊重学生，用师爱彰显人格教育的力量
热爱学生是辅导员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也是衡量辅导员师德的重要标准。热爱学生，需要辅导员有民主的教育态度和作风，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如果辅导员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光凭自己主观臆测和经验想象去实施人格教育，是不可能做到“有的放矢”的。因此，辅导员要充分信任和尊重学生，“将学生视为一个生命体，关注组成学生生命体的各种要素，从而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1]
尊重学生是教师有效实现教育教学的需要，也是辅导员对学生进行管理和人格教育的前提。辅导员如果不尊重学生，不仅反映了其本身的人格缺失，实际上也是在不自觉地向学生示范不尊重人的行为品德。在其影响之下，日积月累，耳濡目染，学生也会因之而不尊重人。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只有教师关心学生的人的尊严感，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而受到教育。”[2]
在校大学生的年龄一般在18-22岁之间，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均处于走向成熟而又未真正完全成熟的阶段，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处于形成的阶段。面对大学生的这种生理和心理特点，辅导员不能盲目地用成人的人格要求来衡量、批评他们，而应该热爱、尊重他们，用爱心真诚地帮助他们。辅导员只有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循循善诱，建设民主平等、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才能使学生产生“亲其师而信其道”的情感，进而使辅导员的人格教育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3]
2为人师表、言传身教，发挥自身人格感召力
孔子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教育实践证明，如果教师善于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好思想、好品格、好作风为学生树立学习的榜样，就能对学生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如果教师不能以身作则，则会对学生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4]高校辅导员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师，其人格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格教育的成败。辅导员的言谈举止，品行操守作为一种教育力量，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在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时候，辅导员一定要树立榜样意识，加强自我修养，提高自身素质，为学生做出表率。
首先，辅导员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辅导员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就是严格要求自己，用实际行动去影响和表率学生。高校辅导员在对大学进行人格教育的过程中，只有做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才能树立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只有用自己的好思想、好道德、好作风为学生树立学习的好榜样，才能给学生以巨大的启迪和激励，才能“用纯洁无暇的品行去熏染学生，用美好的心灵去影响和矫正学生”。[5]为此，辅导员应该有自省自励意识，以高尚的人格影响和感染学生，在师德、师学、师才、师风等方面做学生的表率。[1]
其次,辅导员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是一种正派的作风，是一种美德。辅导员在平时的工作中要经常检点自身，要切实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积极地影响和教育学生。辅导员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要首先不做，辅导员的一言一行都应当成为学生学习的表率。如果辅导员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会给学生树立反面的榜样。因此，辅导员只有重视言传身教的人格育人作用，不断提高自身师德修养，才能使学生从其言行中体会和理解人格的魅力和内涵，从而促使其形成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良好品格。
3立身公正，处事公平
所谓公正，是指公平、公道、理公、道正、公而无私、正而无邪。[4]教育公正是社会公正总体原则和实现公正化教育目的的要求，也是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必要条件，更是辅导员进行人格教育的先决条件。“教师持之不公，学生心之不平；教师行之不正，学生心之不敬。”“教师之公正，利于树立威信，端正师表，在人格上为学生所敬重，在言行上为学生所信赖，在道德上为学生所仿效。”[5]
首先，辅导员在教育和评价学生态度和行为上，要做到公正平等、正直无私，克服偏见和歧视，不偏袒、不偏心；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把握每个学生的优点和缺点，对待不同相貌、不同性别、不同智力、不同个性、不同出身、不同亲疏关系的学生，因材施教，尽量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其次，辅导员在日常的工作中，经常处理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在处理此类事务的时候，辅导员必须遵循公正原则，做到处事公平、办事公道。例如，在处理学生评奖评优、入党入团、选举团学干部、资助贫困生、成绩鉴定等问题时，辅导员要充分尊重学生的民利，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做到公正无私、不徇私情、不图私利。同时，在对学生作出处罚时，也要泾渭分明，使用同一尺度和标准，而不能前后两样，因人而异，从而造成形式上和事实上的不公正。
大学生人格教育的目标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培养大学生良好的人格品质与健全的人格，高校辅导员不仅仅是学生事务的管理者，更应该是其健康人格的培育者。在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过程中，辅导员要增强自律意识，重视品德修养，不断完善自我，锤炼人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影响学生，升华自我。总之，大学生健康人格体系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它是一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需要不懈的探索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张兴华，王铁军.教师职业道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221.
[3]亓志学.加强辅导员师德建设提高班级建设实效性[J].张家口：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3）：48.
尊严格言篇9
教师语言暴力，即教师在学校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中乃至生活中，直接或间接地对学生使用谩骂、底毁、蔑视、嘲笑等侮辱岐视性的语言，致使学生的人格尊严、精神上和心理健康遭到侵犯和损害。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的语言是一种什么也代替不了的影响学生心灵的工具。语言暴力，大多后果一时难以为人们所察觉，且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教师把语言暴力赐予学生，从近期后果看，它会使学生终日神经紧张，提心吊胆，其后果只能是挫伤孩子的进取心，养成怯弱无能、胆小自卑的性格；从长期影响看，它将烙印于学生的心灵深处，伤害学生纯洁的心灵，对学生的人格尊严、心理健康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严重的会使学生丧失正常的人格和健康心理，从而导致心理问题。
二、教师语言暴力的产生的原因：
1、教师素质存在严重问题。很多可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素质是一个人综合性的东西，对教师这个群体来讲，你有了学科背景，仅表明你有了掌握教授这门学科的专业知识；你明白了如何育人的知识和道理，也并不表明你身体力行地付诸于实践，真正地作到为人师表，总之一句话，教师素质亟待提高。
2、教育观念陈旧。
应该说存在语言暴力的教师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都是希望学生学有所成，但是对严师出高徒理解的太偏颇，认为打骂、恶语讥讽才能取得效果，意识不到对学生身心所造成的摧残，忽视了学生是未成年人，接受不了老师这一教育方法的现实。
3、法律意识淡薄。
教师在实施语言暴力的时候，恐怕只想到的是在教育，而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实施违法行为。新修订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师应当尊重学生的人格，不得歧视学生，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得侵犯学生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也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两部法律都严令禁止侵犯学生的人格尊严。
4、教师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国外调查表明，教师职业所带来的公众压力多于其他行业的人。香港曾将教师职业压力列为第二位，仅次于警察职业。我国一个进行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课题组曾对某省14个地市、168所城乡中小学2292名教师进行检测，结果显示32.1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障碍，16.56%的教师属于中度心理障碍，2.49%的教师已构成心理疾病。其中不少被检测教师自卑心态严重，嫉妒情绪、焦虑水平偏高。
据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陈伟分析，教师心理压力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教育体制当中引进的激烈的竞争，比如职称评定、教师聘任、末位淘汰、按绩取酬等等，学校片面强调升学率、平均分，使每位教师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第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教师常常扮演的是为人师表的角色，他们接受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种职业，就不得不尽量满足人们对这个神圣职业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常常掩盖和压抑自己的一些真性情，从而造成心理状况的失调。第三，教师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紧张的脑力劳动，需要高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因此易形成孤独、乖僻和感情抑郁，进而会导致心理问题。
三、教师语言暴力的防范
1、加强教师的培训，扎实有效地开展继续教育工作。职业倦怠是制约教师专业化成长的瓶颈，长时间的教学工作，非常容易使人沉溺于旧的方法方式，拒绝接受新鲜事物，有时甚至明知不对但却故意为之。通过开展继续教育，提高教师的师德修养，增强教师的法律意识，提高教师的教育水平。
2、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教师的心理健康虽然已经开始得到关注，但还没有从实践层面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必须认真调研教师心理问题的现状、原因和危害，弄清症结，找出办法，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的培训，建立相应的心理干预机制，健全教师心理教育机制，改革现有的教育体制，减轻教师承担的心理压力，杜绝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保证教师健康的心理。
3、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尊严格言篇10
关键词：性骚扰人格权人格尊严权
性自主权不是具体的人格权，在一般人格权中它应该归为人身自由这一类。人身自由指公民在规定的范围内享有人身不受侵犯和自主行为的自由。人身自由的包括身体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婚姻自主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自由、住宅自由。⑥在这些人身自由的权项中并“性自主权”一说，性自主权不但在法律上找不到任何依据，在法理上也并未得到普遍承认，更为重要的是，女性在遭受性骚扰时，她的“人身”不见得受到侵犯，她的“性自主”行为并未受到限制，伤害的可能只是她作为人的尊严。而人格尊严则是指公民基于自己所处的环境、地位、声望、工作环境、家庭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而对自己或他人的人格价值或社会价值的认识和尊重。⑦性骚扰行为的特点决定了骚扰者不可能骚扰了别人还四处张扬，去毁坏女性的名誉。虽然有些人喜欢动手动脚，可能侵犯女性的身体权，但大多数性骚扰行为只会让女性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是异性对自己的不尊重。长期对性骚扰行为忍让会让家人、同事、朋友对自己产生猜疑，这种猜疑虽不足以毁坏自己的名誉，但还是会使女性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动摇，让女性感觉到自己在异性眼里不是有点轻佻就是生活作风有些随便，使自己得不到他人应有的尊重，使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侵犯。
性骚扰是侵犯人格尊严还是侵犯性自主权是性骚扰概念首先要解决的，虽然笔者认为性骚扰侵犯一般人格权比较准确，但仍将性骚扰定义为：性骚扰是一种以侵犯他人人格尊严权为特征的民事侵权行为，它以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行为、信息、环境等方式侵犯他人的人格权。⑧笔者提出性骚扰侵犯的是人格尊严权而不是人格尊严，是因为一般人格权只是法学上的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人格尊严权能在现有的司法解释中找到依据，那就是2001年2月2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有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受到侵犯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首次明确规定了人格尊严权。
杨立新教授也认为性骚扰行为侵害了人格尊严，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同时认为：在有具体的法律规定来界定一个侵权行为的时候，不应当引用人格尊严这样抽象的法律规定作为其法律基础，因为所有的人格权保护问题，都涉及到人格尊严问题，以侵害人格尊严界定性骚扰，帽子太大。⑨
人格尊严权这顶帽子确实有点大，在人格尊严后面加一个权字也引来不少法学家的非议，但在的法律中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帽子戴在骚扰者的头上。笔者是律师，首先要考虑的是法律如何规定，不能像法学家考虑的是法律应该如何规定。既然现有法律中有人格尊严权，以它为基石可以解决目前法律所面临的性骚扰问题，说性骚扰侵犯的是人格尊严权有何不妥？
确立人格尊严权要求每一个民事主体把别人当成“人”，不但不能进行侮辱、诽谤，当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不欢迎时，自己就应该立即停止这种行为，这是对他人的起码的尊重。男人骚扰女性动机各不相同，有些人出于“揩点油”“占点便宜”的心理，那是典型的对女性人格尊严的不尊重；有些人骚扰女性是出于对女性的爱慕，但女性明确表示反对后仍纠缠于她，那也是对女性人格的不尊重。从骚扰者的主观故意来看，他并非想毁损女性的名誉，也非想伤害女性的身体，更非想限制女性的性自主，他的所作所为是无视女性人格尊严的存在。
受本国传统习俗和礼仪的，不同国家的人对性的问题有不同的思维习惯和处理方式。西方人见面相互拥抱或贴面是一种礼仪，我国男女之间相互拥抱或者贴面就很有可能构成性骚扰。如果一位外国男子无意中按照其本国礼仪拥抱了一位女子，该女子是不是可以告他性骚扰？法律具有规范性，它需要有判定某一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尺，这一标尺应该具有本质性。西方人见面可以相互拥抱是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了自己的人格尊严，而我国一般男女之间拥抱会被视为非礼，是对自己人格尊严的极大冒犯。
不仅从行为方式，从“性骚扰”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用侵犯性自主权、身体权或名誉权都无法给受害者以法律救济。如果说性骚扰侵犯的是性自主权，是不是判决停止侵害就可以了呢？性骚扰行为的损害结果以精神损害为主，多数情况下未在受害人身上留下印记，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主要是精神上的痛苦。侵犯名誉权和身体权往往根据受害者遭受损失的大小确定赔偿金额，有人会因遭受性骚扰而终生痛苦，但这种痛苦有可能因为拿不出病历和药费单而不被法院认可。如果认定性骚扰是以侵犯人格尊严为主要特征的民事侵权行为，只需要证明骚扰者实施了侵权行为，根据侵权行为的过错大小、持续时间长短、手段是否恶劣就可以确定赔偿数额，而无须受害人拿出遭受多少损害的证明。因为精神损害大小很难拿出准确的证据证明，按照一般的民事侵权审理会让很多性骚扰受害者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性骚扰不单是男性对女性的骚扰，还存在女性对男性或者同性之间的骚扰，对于这些另类的性骚扰行为用侵犯身体、名誉、隐私、性自主权来解释都难解释得通，用侵犯人格尊严权就比较容易解释，任何人都有权拒绝不受欢迎的性骚扰行为，不管这种骚扰来自同性还是异性，只要这种行为侵犯了他的人格尊严。
面对社会上存在的种类繁多、轻重不一的性骚扰行为，对可能出现的同性或女性对男性性骚扰行为，只有从人格尊严的角度才能解释其侵权本质。也只有从人格尊严的高度才能更好地保护广大受害女性的合法权益。
①．曹丽辉 《“性骚扰”第一次进入我国立法程序》：2003年6月18日《广州日报》
②．杨立新：《性骚扰到底侵害了什么权利》，《检察日报》2003-11-12
③．同②
④．王利明、杨立新等，《人格权法》第23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⑤．王利明、杨立新等，《人格权法》第26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⑥．王利明、杨立新等，《人格权法》第30~34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⑦．王利明、杨立新等，《人格权法》第35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