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协议篇1
西南地区的旱情,使得气候问题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距离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已经过去了3个月。就在人们对这一次举世瞩目的会议普遍感到失望的时候,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却有了“突破性”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70多个缔约方作出了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量之和占世界总量的80%以上。
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对《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于2012年到期后之后全球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行动进行了艰难和激烈的讨论,并发表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协议设立了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同时各国将设立各自的2020年减排目标。
目前,包括美国、中国、印度和欧盟在内的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其中,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24.7%之间
除了冰岛、乌克兰、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马耳他(上述国家没有提交承诺函,或者已经递交承诺函,但联合国文件中没有显示其历史排放量数据),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国家(包括欧盟和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欧洲国家)到2020年共计减排33.6~43.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24.7%。
其中,欧盟27国的减排承诺是20%-30%,美国和加拿大提出按2005年基础减排17%(相当于以1990年为基础减排20%),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有三个5%、15%和25%(基准年为2000年),日本25%,俄罗斯为15%至25%,挪威30%至40%,白俄罗斯和克罗地亚的基础减排目标为5%。
需要注明的是,由于官方的文件中,主要国家的基准年有所不同,大多数按1990年的排放数据计算,只有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的基准年是2005年。因此笔者将各国基准年的排放数据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0~2007国家温室气体排放资料文件提供的数据为基础进行计算。
此外,发展中国家减排目标则各有特色,大多是相对减排量。印度和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是类似的,都是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基准年均为2005年。
而巴西提出减排36.1%-38.9%的减排目标。根据减排计划,巴西到2020年减排9.74亿吨至10.5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最主要的减排来源是保护森林,增加碳汇约6.7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据此计算,巴西的基准年碳排放总量为27亿吨。但其他国家的碳减排目标大多不包含森林碳汇相比较,巴西的减排目标具有亚马逊森林的特色。
印度尼西亚的减排目标是26%至41%,也含有森林碳汇部分,但印尼没有说明基准年或基准排放量。
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有条件,一是要形成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印两国。
根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1990年至2005年碳排放量增长了129%,印度92.6%。同期美国增长19.9%,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16.4%,全球平均28.3%。
根据粗略估计,如果中国GDp“保八”,每年降低4%的碳排放强度不足以避免出现碳排放峰值。如果GDp增速降至6%,加上新能源的大力推广,中国的碳排放量也会接近或者超过100亿吨。中国的减排形势日益严峻。
哥本哈根协议篇2
哥本哈根对减排的狂热,绝对不是从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谈判主办城市开始的。199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问哥本哈根时,哥本哈根市政府送出的官方礼物就是一辆特别设计的自行车,名为“城市自行车一号”,从那时起,交通工具在哥本哈根的重视程度排名就是自行车、公共交通、轿车。
作为世界首座自行车之城,城市面积4万多平方千米,自行车足以应付。目前36%的哥本哈根人骑自行车出行,他们还想让这一比率在其他国家也不断上升,哥本哈根的交通灯变化频率甚至是根据自行车踩踏平均节奏来设置的,专门开辟的自行车道上,匀速骑行完全不会遇上拥堵。
全市街头有一百多个免费停车处,20克朗(折合人民币19元)的押金就可以随意租借,在任意一个停车点还车都行,当然,如果没有停放在规定区域,就会承受高达1000欧元的罚款。
“丹麦的经济在过去25年时间里增长了70%,但能源消耗却没有增加,一直保持在稳定的水平上。”丹麦环境与资源部部长ConnieHedegaard介绍。哥本哈根采取了50多项减排措施,自行车只是其中之一。但是,所有的减排措施都成为一种风潮,政府官员赶赴气候峰会,要想不迟到,骑自行车甚至比开车保险。
自行车开始排挤轿车,那些大型停车场都是为自行车开辟的,现在,若轿车要建同等规模的停车场,政府的答复肯定是“让我想想”。像海上发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都是从因地制宜出发,但自行车,完全是政府引导的潮流。
从官员到民众的狂热让哥本哈根的碳排放量怎么也高不起来。这座著名古城中的新建筑,已经揭下了砖和瓦的厚重,清一色的落地玻璃窗、人工景观湿地,为了自然采光和保暖。在丹麦住家的玻璃窗要比其他国家贵一些,北欧城市的窗户防寒能力要求较高,成本自然也高,但高出的这部分政府补贴,不用市民自己掏。
“根本不需要谈判”
“一出机场就看到海上的风力发电设备。”10月份,前往哥本哈根参加环境会议的记者说,几轮筹备会议追踪报道下来,记者黄山甚至觉得,哥本哈根人的环保情结不只是狂热,已经几近偏执。今年3月开始就持续不断的会议,将世界上所有跟环境气候有关的官员和媒体,从曼谷、波恩、巴塞罗那一路聚集到这里。
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世界的减排目标是与“京都议定书”二期减排目标无缝对接,还是使用新的协议,走进“后京都”时代。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从主办城市的选择上可以看出端倪。目前,丹麦能源消费的20%以上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包括风能、生物质能以及生物柴油等,哥本哈根当地12%的森林面积在给这座城市做碳汇。
为了迎接哥本哈根大会,市中心和机场中心之间,正在修建新的会议大楼。从市内到会议大楼的地段,专门为参会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媒体准备了公共汽车和自行车,公交也是以生物能和混合动力为主,这些准备和工具在持续的国际会议和大量人口涌入的情况下,也能保证国内的碳排在标准之内。
和其他国家地区相比,丹麦和瑞典一直是减排急先锋,按照欧盟的减排新标准,瑞典已经提前完成了目标。而在2008年推出的对汽车二氧化碳的排放新标准,也比2007年排放量还要下降25%,这一度把欧洲的汽车生产商逼上绝路。尽管这样,欧盟的减排标准仍然是其他国家可望不可及的。
国内交通实现自行车和纯电动车,在丹麦环境大臣为本国制定的10年至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之中,事实上,丹麦已经在实施比协议还高的标准,还在不断制定更高的标准。在波恩第三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上,丹麦环境大臣甚至表示“根本就不需要谈判”,减排低碳是解决气候问题必须要做的,没什么好商量的。
一个人说了不算
从2005年的G8峰会到2008年G20峰会,正好是“气候变化”从议题初现到全球极度狂热的过程。在能否缔约还是未知数的情况下,至少全球首先达成共识―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
为了最终形成“一个声音”,2009年12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至少3场峰会,一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二是全球大城市气候变化市长峰会,该峰会将把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提上日程。三是儿童气候变化论坛,由哥本哈根市联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召集世界各地年轻人参加论坛。
哥本哈根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即使“框架”搭建不起来,美中印无法达成共识,《京都议定书》2012年之后失效,哥本哈根人仍全力减排。这样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不要说丹麦一国,就算全欧洲实现零排放也只减掉全球30%的排放量。
事实上,减排在丹麦已经变成了传统。像瑞典等国家,还试图将这一传统产业化。世界上碳排最低的房子可能就在瑞典的乡间,这里的房子比市区的节能三分之一,中国人民日报驻斯德哥尔摩记者陈雪霏刚刚拜访了一座这样的房子,冷空气进入房内立即变得温暖。零下的大冬天,房子只在亲朋做客时生火,“为了烘托一下热闹的气氛。”陈雪霏说。
哥本哈根协议篇3
当时，联合国要求，气候协议的达成，必须建立在与会193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这迎合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但因各国的情况和要求迥异，大会陷入无止境的磋商和调停，有关框架协议最终未能达成。
为避免该会议彻底失败，美国和四大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联合介入，最终勉强给大会提呈一项协议。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表示，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
争吵不休的哥本哈根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发展中国家、小国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明显对立，相互谴责，而大国和联合国官员则摆出成功的姿态，说已大有进展，取得“空前突破”。
两派人马恶言相向，图瓦卢等几个发展中国家痛批大国进行黑箱作业，“出卖人民和未来”、“焚毁非洲”、“二战大屠杀”等指控全浮出台面，最终大会主席动用不寻常程序，以各方同意“注意到（takenoteof）2009年12月18日产生的《哥本哈根协议》”之形式，耍硬达成草案决议。
据联合国政策计划助理秘书长罗伯特解释，“注意到”在联合国的法律术语中，等同于接受(accept)，即各方一致同意该文件成为联合国附录文件，但持有保留意见的国家和地区不必签署。
这样的协议不但和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提出的目标，即力求达致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相差一大截，连峰会前大家预期的政治协议都未及。
最后公布的《哥本哈根协议》重申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得超过摄氏两度的目标；同时，发达国家同意在2020年前，每年集资1000亿美元，协助穷国适应气候变化，其中在未来三年，发达国家将先提供300亿美元，但是对于排废高峰年限和减排目标，草案决议只字未提。各国可以在2010年1月前，各自提出减排计划。
哥本哈根峰会结果凸显了联合国谋求共识的议事程序，制度上行不通，最后总是几个大国在拿主意，这或许标志着联合国的地位和角色日渐式微。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则承认，新协议无法取得全球共识，也令许多人失望，但最终不至于胎死腹中，令他松了一口气，“许多人会说它缺乏志向。无论如何，大家已经颇有建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德布尔称《哥本哈根协议》令人“刮目相看”，但在2010年11月墨西哥举行下一轮气候大会之前，“我们有许多工作得做”。届时，各国将力求完成大家能够签署的新条约，在《京都议定书》届满后，于2013年生效。
较早时，号召四个发展中大国达成协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形容新协议取得“空前突破”，回国后，他再度辩称：“有史以来，全球经济列强第一次一起为对抗气候变化的威胁承担责任这项突破为往后的国际行动奠定了基础。”他承认全球排废国必须做得更多，并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通过气候法案，设定减排强制性目标。
虽然《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但参加大会的各方代表并没有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行动、资金技术支持等方面达成具体共识。
而且，所谓的《哥本哈根协议》只有短短六页纸，两个有关减排的重要附件全是空白。协议内容充满了空洞的愿景和承诺。这样一份协议实在难以具体实施。
绿色和平组织在大会闭幕后发表声明，对峰会的最终成果表示“极度失望”，认为“各国元首错失了拯救人类气候的最佳历史时机”。
各种利益集团皆有
尽管美、中、欧、印、日等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意了《哥本哈根协议》，但部分拉美、非洲和小岛屿国家对此协议作了消极的反对。这说明从气候变化1990年开始谈判以来将近20年过去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日趋碎片化，各种利益集团皆有，否则无从解释哥本哈根谈判的破裂原因。
比如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集团至少有两个变化。第一，从经济方面来讲，发展中国家在分化，贫富的悬殊已经越来越大了；第二，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来说，主要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在过去的20年排放是非常多的，47个小岛屿国家和部分的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也对发展中大国快速增长的碳排放对他们生存的影响颇有微词。
与此同时，欧盟提出的30%减排计划和日本的25%计划，都是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强制减排作为附带条件，美国4%的减排目标更加微不足道。这些做法其实表现出发达国家不愿意实现“巴厘路线图”既有的承诺，因此采取各种手段转嫁责任，搅乱谈判格局。
总体而言，小岛国担心海平面上升，因此对排放大国持坚定的批评态度；最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担心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因此这些国家更多地关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的问题，并要求所有排放大国都承担减排义务；石油输出国担心减排会降低世界石油需求，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帮助其转变经济结构，对减排的态度比较消极。
在哥本哈根谈判中，我们可以通过报道看到，海平面上升会导致小岛屿国家生存出现危机，所以他们参与行动意愿最高，采取极为激进的态度立场。欧盟是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旗手”，气候变化谈判和低碳经济有利于欧盟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技术水平和管理相对薄弱，一方面深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快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需求快速增长，需要维护经济发展空间；美国能源消费模式是奢侈和浪费型，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会伤及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始终坚持技术上可行的减排。
因此，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特点就是每个国家并非完全平等地从应对气候变化中受害或者受益，一个地区所遭受的气候变暖影响可能很大，另一些地区的影响却是正面的，一个国家既可以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污染源，也可能是受害者，而更多的则两者兼有。各国从全球气候变化中受益和受损有差异，有的过度使用别国能源，有的过度使用本国能源，有的基线过低，有的使用效率甚高，因此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涉及的利益非常复杂，利益多元化导致了全球谈判阵营的碎片化。
全球谈判阵营的碎片化的结果是此次哥本哈根会议出现了十多种谈判草案、政治宣言的版本，导致气候变化谈判最终难以达成共识。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哥本哈根协议》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步，未来还有许多路要走。
气候变化问题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事关人类生存和各国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点不在于谁是受害者，谁应该付出代价，而是如何建立共识，通过共同的规范和标准进行合作以减缓变暖的趋势。在后哥本哈根进程中，防止各种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局面将是人类拯救地球的可行之道！
在此必须坚持减排规则的公平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和基石，应当始终坚持。
近代工业革命200年来，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总排放的80%。如果说二氧化碳排放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谁该承担主要责任就不言自明。无视历史责任、无视人均排放和各国的发展水平，要求近几十年才开始工业化，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其应尽义务和能力范围的减排目标，是毫无道理的。
发达国家如今已经过上富裕生活，但仍维持着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且大多属于消费型排放；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排放主要是生存排放和国际转移排放。今天全球仍有24亿人以煤炭、木炭、秸秆为主要燃料，有16亿人没有用上电。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安排，决不能以延续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
显而易见，发达国家必须大幅减排并帮助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非洲国家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
中国决定自主减排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不是从零开始的，国际社会已经为之奋斗了几十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是各国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成果，凝聚了各方的广泛共识，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础和行动指南，必须倍加珍惜、巩固发展，必须遵循而不能偏离“巴里路线图”的授权，必须锁定而不能否定业已达成的共识和谈判取得的进展。
这是中国政府的态度。
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截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相当于少排放8亿吨二氧化碳。
时至今日，中国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经过4年努力，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从7.5%，提高到目前的近9%。
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通过大力植树造林，中国森林覆盖率已经从18.2%达到了20%。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但是，中国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1990年至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中国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到45%。在如此长时间内这样大规模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减排目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证承诺的执行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工作，在2007年就颁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经过努力，有希望实现单位GDp能耗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的目标，这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5亿吨以上，在世界各国中减排量都是非常大的。
尽管如此，要实现2005年至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至45%的目标，中国仍然面临很多困难。可以用“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形容中国政府的决心和态度。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面临着既要发展经济、摆脱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还要面临着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增速的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实现减排目标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将尽最大可能采取政策措施和切实行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全球气候不断做出贡献。
中国在没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情况下自主减排，既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保护全人类的利益。
哥本哈根协议篇4
然而，会议开始各国的喋喋不休的争吵使哥本哈根会议又像正在变暖的气候消融冰雪一样正在慢慢化解人们的希冀。
即使从政治和科技两个方面看，哥本哈根就有着太多的阻力和负荷。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之后伴随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向大气中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这自然引起发展中国家内心的不平衡和不满。
然而，发达国家也有不满的理由。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在正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取高GDp，向大气中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也应当负起减排二氧化碳的责任。
因此，站在道义和公正的立场，各方都有义务检讨自己的立场。作为发达国家应当毫不犹豫负起道义的责任，不仅要承担主要的减排任务，还应当资助那些贫困的国家，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困难和负担。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变暖也负有责任，也应当有一定的具体承诺，减排二氧化碳，并把保护环境纳入国民的行为和生活准则中。
在科学的层面，过去和新的研究一再说明，地球气候的变暖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基本事实。如果我们相信科学，就得相信全球变暖确实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当然，谁也说不清楚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所造成的危害将来会有多严重，但按目前的情况，全球变暖的严重后果到2020年就会毕显无遗。只是，如果到那时再采取行动已经为时太晚。地球上的所有人，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将面临大自然的灾难。
无论哥本哈根出现多么大的争议，无论各个国家能够承诺的减排二氧化碳的数量是多少，达成像《京都议定书》一样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应当是地球人的公约数。如果达不成有法律约束性的协议，或者一部分国家并不签署这样的协议，都将是哥本哈根的失败，也是人类的失败
哥本哈根协议篇5
2009年12月，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寒冷的天气并没有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而稍稍变暖配合。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发生在英国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气候门事件”却告诉人们，人为因素似乎确实可以“影响气候”，这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科学问题的不确定性。但随后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人们很快就淡忘了这一需要审慎对待的气候“科学”问题，而去追逐大家都在追逐的气候“公共”问题。与2007年及以前的气候变化大会相比，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化正在分裂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需要更多、更冷静、更细致的工作和更长时间才能进一步验证的气候变化科学事实及其真正科学原因；另一方面是认识空前统一，热情日益膨胀。应对气候变化成为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义等因素错综复杂和相互纠缠的较量。当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在国际科学舞台、政治舞台上取得了绝对的政治正确性和话语权。在大会已经结束的现在，再来回顾一下会议的过程，我们愈发感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正在演进为一场全球性的科技、社会与政治运动，一场关注程度不亚于以往战争的运动，只是此次面对的不是特定的人群，而是更难以把握的气候系统。从巴厘岛到哥本哈根：没走多远但很艰辛2007年，多位学者称之为“气候变化年”。在这一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从年初就开始陆续第四次评估报告，以强大而有说服力的数据向全人类展示了地球气候的现状和未来，将气候变化的概念传递给了更多的人；在这一年，联合国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召开，虽然大会的成果——“巴厘岛路线图”，也是在最后一刻达成，但却让人们对两年之后的哥本哈根会议给予了更多的希望；在这一年，ipCC的众多专家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可能是诺贝尔和平奖覆盖人数最多的一次；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国际社会似乎已经与气候变化问题紧密捆绑，气候变化已成为所有政治和公共问题的核心议题。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气候变化问题因为哥本哈根会议而有了更多期待和更多表现。但随着哥本哈根大会召开日期的临近，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将“巴厘路线图”带到哥本哈根却相当困难。尽管若干工业化发达国家纷纷表态积极减排，但其实其中可能危机重重，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空间将越来越小；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却在作着积极努力——适应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威胁，会场上的眼泪让人们相信，对一些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而言，要适应ipCC预测的气候变化确实很难；非政府组织（nGo）在这次会议的表现尤其值得一提，气候变化议题成为众多nGo展示的平台，他们在传播大量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在以多样的方式影响着应对气候变化运动的走向。《哥本哈根协议》在会议延期的情况下达成，尽管其执行力还有待于后续的完善，但还是有若干非常具体的进展或成果达成。相对2007年巴厘岛会议，哥本哈根会议显得更为沉重，更加的步履蹒跚。应对气候变化：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型挑战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应对气候变化运动中，各个国家阵营、社会团体、公众媒体等纷纷调动，积极参与，众多组织和集团的热情足以感动和带动更多的人群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列中，人类社会也因气候变化而再次集中地站到一起，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在这样的一场运动中，肯定避免不了利益的冲突、观点的碰撞，正如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全球协调行动（如国际联盟）一样，气候变化也摆脱不了妥协、调停、再妥协的命运。但我们也看到气候变化正在改变我们的传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转型发展的挑战。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气候变化而更加具体，传统发展模式因应对气候变化而面对新的挑战。高碳发展的成本（这不仅包含排放的环境成本，也包括资源消耗的成本）正在增高，而且，可以预见这一成本还会进一步升高。这对掌握先进低碳技术的发达国家而言，在未来新一轮的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的发展蓝图中，将占据更为主动和重要的位置。这可能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不仅错过过去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机遇，而且可能错过即将到来的低碳技术革命的发展机遇。尽管低碳发展仍有很多重大障碍，但在文化、伦理和技术等方面的准
哥本哈根协议篇6
位于波兰中西部、瓦尔塔河畔的波兹南,是波兰最古老的城市,人口不到60万。近日却因在这里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4次缔约方大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2月1日开幕前,人们对于这次会议并没有过高的预期。毕竟,在2007年12月举行的巴厘岛会议上,各方刚刚达成了“路线图”(参见《财经》2007年第26期“巴厘岛‘风向标’”);而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15次缔约方大会,才是各方确定达成未来气候变化应对协议的“最终期限”。
即便如此,在两周的争吵之后,谈及会议的成果,也几乎可以用“一无所获”来形容。各国代表只是同意将在明年进入正式谈判状态,而用于哥本哈根正式谈判的文本,也要等到2009年6月的波恩会议时才能最终出炉。
难填“基金”缺口
早在11月,《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YvodeBoer)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就明确表示,希望在波兹南会议上,发达国家能就如何在技术和资金上帮助发展中国家,拿出更为详细、切实可行的方案。
在一年前的巴厘岛会议上,各方已经就“适应基金”(adaptationFund)的急迫性达成一致。适应基金将用来帮助签署《议定书》的发展中国家来开展具体的项目,尤其是最贫穷国家以及小的岛国,来更好地抵御气候变化的冲击。
在波兹南,各方则进一步同意,从明年开始,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直接向适应基金委员会提出具体的项目申请。这也是本次会议惟一的一个亮点。
然而,即使在适应基金的问题上,此次会议也仅仅是前进了一小步而已。就在会议结束之前的几个小时内,人们还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最后一项议程,那就是讨论适应基金的资金来源问题。遗憾的是,这一谈判却最终以破裂告终。
与确立委员会的法人地位以及执行机制相比,资金来源是困扰适应基金的最大难题。目前该基金惟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只有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收入2%的“提成”。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自己为适应基金来埋单。
根据《议定书》,在2012年前承担强制减排任务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来替代其自身的减排指标,这种机制称为清洁发展机制。
然而,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香港政策研究员苏培健告诉《财经》记者,这笔资金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相比,“仅仅是九牛一毛”。因为根据该机构测算,每年全世界需要花费500亿美元,才足以帮助这些国家去适应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而目前,如果仅仅依靠这一来源,仅能筹集到数亿美元。
可能的解决办法之一,是迅速做大CDm市场,包括加快项目的审批速度。中国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副主任、CDm执行委员会委员吕学都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全世界共有3000个至4000个项目在走审批程序,其中仅中国的项目就有1700个。囿于现有繁琐的审批程序,这些项目往往要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获批,最长的甚至要等上六年之久。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提出的简化CDm流程的建议虽然被采纳,但CDm毕竟盘子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满足这么庞大的资金需求。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建议对Ji(联合履行机制)以及etS(排放贸易机制),也加以课税。与CDm不同,Ji和etS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项目合作以及碳交易,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另外两种灵活机制。
不过,由于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等反对,这一提议最终并未被采纳。这一挫折,也给整个会议的最后一幕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我谈判生涯中感到最悲伤的时刻。”曾十多次参加气候变化谈判的印度代表语气沉痛地说到。1997年的《议定书》就奠定了适应基金的基调;但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即使如此具体的问题,仍难以达成共识,这让发展中国家感到难以接受。
“适应基金谈判的破裂,伤害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未来气候谈判中)的信任。”绿色和平(中国)气候和能源项目主任李雁说。
“共同但有区别”之辩
在苏培健看来,即使课税的对象扩大至Ji和etS,每年“适应基金”至多也只能增收上亿美元而已,仍然只能是短期的应急之策。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就技术和资金转移问题能够达成长期的“一揽子计划”。
实际上,这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在波兹南会议召开伊始,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曾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美国政府行将换届,导致发达国家普遍观望,就气候变化的减缓问题进行的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但中国仍希望这次会议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能够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在波兹南谈判正式启动之前,中国经过三四年的酝酿,还提出了一个技术和资金转让制度安排建议。
参与技术谈判进程的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邹骥教授告诉《财经》记者,这一提议包括要求发达国家从公共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一个公共基金。然后以这一基金作为杠杆,来撬动私人资本在技术转让和扩散方面的投资。
在他看来,发展中国家所急需的绿色技术,往往面临知识产权障碍,“仅靠市场机制,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
但中国的提议并未获得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各方均在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这一全球“共同愿景”,但在谈及责任时,却陷入了“各自表述”的怪圈。
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看待《公约》和《议定书》已经确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原则。
此次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减排潜力”的概念,暗示这种区别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12月11日下午,美国和日本的谈判代表在发言时,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世界格局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已经发生了改变,暗示发展中国家中的排放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也应该承担量化减排指标。
而在12月12日下午,英国负责气候变化谈判的副部长JoanRuddock更是明确地对《财经》记者表示,“在现阶段,我们没有考虑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年之后),我们考虑的是一个新的协议”;而这个新的协议,将必须包括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
在参与这次谈判的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应对气候变化办公室副主任李婷看来,来自发达国家的这种声音,显然是在把“战火”引到发展中国家阵营。
因此,在12月11日下午的高级别讲话中,针对美国、日本代表的发言,随后发言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回应说,《公约》和《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基本法律框架,只有坚持《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公约和议定书,沿着“巴厘路线图”所确定的双轨进程推进谈判,才能在哥本哈根达成公平、有效的成果。
“任何偏离、违背或重新解释《公约》、否定《议定书》,或试图将《公约》进程与《议定书》进程合二为一的行径,都将是破坏性的,最终将导致哥本哈根会议一无所成。”他说。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解振华重申了这一点,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再加以区分,明显超出了《公约》和《议定书》要求。目前最重要的,是沿着现有的框架朝前走,而不是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哥本哈根前途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代表看来,发达国家之所以试图把“战火”引向发展中国家阵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少发达国家难以实现2012年的减排目标,因此希望通过这种策略来转移注意力。
以加拿大为例,2006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大幅增加了21.3%;而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它必须在2012年把排放削减到比1990年低6%的水平。日本也承担同样的削减目标,但在2006年,其排放仍然比1990年要高出6.2%。
当然,从长期而言,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确必须考虑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问题。然而,如何敦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2012年的短期目标,并明确到2020年的中期目标,或许才是最为紧迫的。
解振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没有(2020年的)中期目标,何谈(2050年的)长期目标?”
在12月9日举行的新闻会上,《公约》执行秘书德波尔在批评此次会议对“公共愿景”的关注不够的同时,就明确表示,如果一年之后的哥本哈根议定书中,没有包括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具体数字,“那么这份议定书就意味着失败”。
不过,或许是意识到了任务艰巨,在12月10日的记者会上,德波尔的措词就缓和了许多。他强调,不能指望一份哥本哈根议定书可以厘清所有的问题。哥本哈根会议应该在“巴厘路线图”所规定的核心问题上形成框架性的文件,之后各国可以再继续协商落实当中的具体问题。
代表中国多次参加部长级会谈的解振华,对于在哥本哈根最终达成协议的艰巨性,也有着切身的体会。
他告诉《财经》记者,去年“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几个核心问题,到现在仍然处于“各说各话”的状态;即在过去的一年中,几无实质性的进展,“总体和我们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明年(谈判的)压力也很大”。
中国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也对《财经》记者说,波兹南会议整体上反映出,发达国家在边缘问题以及琐碎的技术问题上无休止地增加内容,以达到拖延时间从而绕开核心问题的目的,“他们缺乏的还是政治意愿”。
或许,对于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多国谈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语)来说,不到最后一刻,谁也无法准确地做出预测。只有到了明年,参与谈判的各方才有可能真正亮出自己的“底牌”。
在会场之外,也还有乐观的信号。12月12日,欧盟正式通过了气候变化方案,确定了到2020年,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20%的目标;此外,它还承诺,一旦哥本哈根达成协议的话,其减排目标还将进一步调整为30%。
哥本哈根协议篇7
哥本哈根的真正意义所在
笔者一直相信，哥本哈根会议很难达成实质性的一致。首先，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宏大课题和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不能指望一次大型会议就定能取得重大进展；其次，这次会议开得也是生不逢时，在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是囊中羞涩，甚至希望本次会议能成为未来的提款机，既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输血，又怎能谈得上缔造？
但这并不能抹杀其意义所在。笔者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开到目前为止，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其树立了两个里程碑：1、主要发达国家终于已能坐到一张桌上，开始共同协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掠夺，打着“低碳”旗号的联军已经集结完毕；2、对于气候问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责任这一命题，得到了最终确认和进一步夯实，这样，拆除防御城墙的准备工作也已基本就绪。
目前还仅仅是文攻
低碳经济格局是国际政治经济利益博弈、角逐的结果。美国、欧盟目前还拿不出相当数量的资金来发展本国低碳产业及援助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借助低碳经济让自身获益，那后续唯一的办法只存一个就是强压发展中国家。因而，笔者将哥本哈根更多看作是一场文攻，是文明的协商，如不能达成一致，后续到来的将是直接的、裸的压制和胁迫。不要忘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联合。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难有实质性进展的会议，与其将大量精力投入在会上进行合纵或争吵，不如好好想想哥泰哈根之后将要面临的景象。
首先，碳关税的到来已不可避免。美国国会于今年6月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法国也已宣布，将从2010年开始对那些在环保立法方面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如果欧美等国家联合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的话，“中国制造”将会进一步丧失原有的低成本优识还应看到，这种行贸易保护之实的碳关税，将可能引发其他领域贸易保护主义的连锁反应式扩大，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出口的遏制。
其次，石油价格的上涨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国际原油交易发展至今，石油早已成为投机性工具，其价格更多由投机商决定，而背后则是欧美政府在推波助澜。油价的上涨必然大幅增加石油消费国的成本（其中又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和通货膨胀压力，从而逼迫其重返谈判会场，接受既定游戏规则。
第三，发达国家还会在国际舆论、国际交流、文化合作等方面进一步施压。发达国家既然已经占据了冠冕堂皇的道德制高点，就必然会借此大做文章，向“不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施压。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其目标所指。
中国应加紧制定整体国家战略
没有战略高度的国家注定不会成为一个成功国家。
面对如此风云变幻而又影响深远的局势，中国应从未来10年、20年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角度来思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是说，将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中，与其他诸多战略性要素建立整体关联，并基于此拿出具体的策略举措和行动路线图。
此外，任何一项重大的战略或策略，都需要相当时间的储备和积累。今天的哥本哈根会议，正是欧、美、日等国家十几年、几十年储备、积淀、布局的结果。而在此领域我国则基本上没有话语权，相关研究和技术创新工作也刚刚起步。所以，中国的应对策略不应操之过急，不能去打没有准备的仗，更应避免作出太多的承诺。
在具体应对策略上，笔者有如下建议：
首先，我国既要参与游戏规则的确定，避免后续的被动应对，但也要看到，低碳经济毕竟还是一个带有前瞻性（类似能源危机问题）和一定程度上被利用的课题，作为始作俑者的发达国家其后续态度是否具有持续性，值得关注。
其次，探索低碳发展之路对我国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相对于目前国情而言还有些超前，适宜稳妥推进，避免大干快上，更要避免人为炒作。
第三，我国经济发展在相当―段时间内还离不开“碳”。所以，面对低碳经济，有必要从投入产出角度进行测算，估算短期、中期、长期的成本结构和受益情况。
哥本哈根协议篇8
全球变暖仍是事实
从历史来看，ipCC公布的研究数据表明全球一直在变暖，而且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750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280ppm(280／100万)。1898年，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尤斯发现，煤和油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会使地球变暖。他创造了“温室效应”这一名词。1955年美国科学家查尔斯・基林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上升到了315ppm，1986年研究人员发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又升到350ppm。2001年，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认为，新的和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人类活动改变了气候。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全球变暖最可能的原因是人类的活动，而且全球的温度从1906年到2005年上升了0.74℃。2009年，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到390ppm。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位于瑞士的联合国气象组织(wmo)、其他科研机构和个人的研究结果。wmo综合许多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指出，2000年至2009年是自1850年有气温记录以来最为温暖的10年，第二热的10年是20世纪90年代。wm0的总干事米歇尔・贾劳德指出，2009年是有记录以来热度排第5的年头，而非洲、南亚在2009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头。阿拉斯加在2009年7月是有记录以来热度排第二的时期，不过美国和加拿大2009年经历了比平均气温更冷的气候。
wmo还指出，在2009年5月印度经历了热浪，6月中国北部经历了热浪，而且中国的部分地区2009年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时期。温暖的天气也更频繁和更强烈地出现在南美地区。连澳大利亚也经历了历史上热度达到第三的时期。
美国科学院2006年的报告指出，根据树木年轮、冰川退缩和其他科学方法追踪的气候变化，在近400～1000年的时期内，最近的几十年是最温暖的时期。尽管由于自然的原因全球气温在不断波动，但人类的活动现在已经成为气温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人类在沿海建立了很多城市，并且要养活更多的人口，因而人类正在造成危险的温暖气候。如果人类不采取全球性的行动，在本世纪末地球的平均气温就会上升2℃。
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也是全球气温变化最剧烈的10年。在2007年到2009年夏天，北极冰盖消融达到有记录以来最小的体积，而且这几年南极也是有记录以来最温暖的时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冰川都在消融退缩。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气候学家托马斯・斯托克则认为，现在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最近80年来最高的。他的结论是来自对极地古老冰芯样本的研究。研究表明，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速率至少比古气候史上所记录的快10倍。
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naSa)研究人员的研究表明，自1850年以来，地球上最热的年头依次为2005年、1998年、2007年和2006年，而2009年排在第5位。而且，这几年热度的差别很小，以致没有统计学意义，几乎都一样热。naSa也及时公布了根据科学研究发现的全球变暖的一些数据和证据。在21世纪的前9年(2000～2008年)，全球的温度比1951年～1980年平均升高了0.6摄氏度，而且地球北部的温度升高比其他地区更快。在21世纪前10年(2000～2009年)的最后3年，北极海冰的融化速度超过了以前。在此期间，格陵兰巨大的冰盖每年有3％融为海水。在每年的夏天，北极的融化达到了最深的北极永冻层，造成了另一种威胁――可能让大量的甲烷(另一种温室气体)释放出来。
wm0的统计数字也表明，2009年的1月～10月，全球海面和陆地表面的平均温度比1961年～1990年每年平均的14摄氏度高出0.44摄氏度，误差在正负0.11摄氏度之间。
另外，中国公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过去50年，中国平均气温升高幅度为1.1摄氏度，比全球或北半球同期升温的速度都要快。如此下去2020年中国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
对人类，生物和环境的影响
全球变暖对人、生物和环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总体而言，全球变暖可导致水资源短缺、荒漠化；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海岛和沿海城市会被淹没；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受影响；公众健康受到威胁。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在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时，提供了美国专家多年来多方面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来自汽车、发电厂和工厂的温室气体是主要的二氧化碳污染源，而且对人的健康构成了威胁。
温室气体并非只是二氧化碳，还包括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化硫，但是二氧化碳对人、生物和环境的危害更大。迄今可以明确的是，二氧化碳威胁人类的健康，有直接和间接的两种。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可导致莱姆病，可增加过敏症的发生，二氧化碳污染空气后诱发和增加哮喘，同时造成肺病，当然也有可能增加肺癌和其他癌症的发病。
一般人也许不在乎过敏这样的普通疾病，但是，对于过敏体质者，如果处理不当和不及时，过敏也会危及其命，即使不致命，生活也会不胜其扰。而温室气体则是促发过敏和增加过敏的重要原因。温室气体增多，全球气温上升，这不仅让每年的花期提前来临，并且让花粉生成量增加，这些过敏原刺激人体，必然造成过敏的增多。
气候变暖造成的环境危害导致洪涝、淹没海岛和近海国家，如马尔代夫、图瓦卢等。研究人员早就预测，如果按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50年内图瓦卢会被淹没，100年内马尔代夫会被淹没。
当然，全球变暖对生物和环境的影响有一些也是不确定的，无法说是好还是坏。因为适者更能生存。全球变暖让春天提前来临，由于植物提早进入繁茂期，按照常规迁徙的动物可能会得不到食物。这最终可能改变整个种群的基因面貌。另外，全球变暖也会让一些生物的外壳变厚，因为二氧化碳水平上升可让海水的酸度增加。这会使得一些海洋生物难以形成保护性外壳，但是也让一些有壳生物把外壳构筑得更厚，因此对不同的动物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
全球交暖广泛地威胁到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存。新的研究表明，一些我们知之甚少的物种正受到全球变暖的威胁。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选在哥
本哈根大会举行期间公布了一份因气候变暖而受到伤害的动物名单。选择这个时候公布这份名单的目的也是要使各国领导人在哥本哈根了解，不断发生的事实继续在证明，全球变暖是实实在在的。
新发现的受到全球变暖影响的动物有下面一些。
火烈鸟：火烈鸟的群体数量在剧烈下降，它们生活的世界各地的湿地的生态质量也在下降，如加勒比地区、南美、亚洲和非洲。
玳瑁：这种类似乌龟的动物属于海洋爬行动物，它们极大地依赖环境的温度而生存。如果海洋变得更温暖，雌性玳瑁的出生就比雄性多，失衡的性别比例会危及这一物种的繁衍。
麦哲伦企鹅：这些企鹅在繁殖季节孵蛋，同时游离其巢穴很远的地方觅食。由于气温上升的影响，20年来南美巴塔哥尼亚最大的麦哲伦企鹅群已经减少了20％。
麝牛：这是一种生活在北极冻原的牛类。当北极变得更为温暖时，北极熊和其他熊类会向北极冻原移居，它们会捕食麝牛为生，麝牛的生存因此而受威胁。
白唇猪：这种哺乳动物生活在中南美，在干旱的季节它们在浅池塘中生活。但是，气候变暖正在让池塘干涸，导致这类动物的种群在减少。
其他受到气候变暖威胁的动物还有，北美画眉、中国的藏羚羊、伊洛瓦底江(缅甸)河豚、多种灵长类动物、珊瑚、旅鼠、鳟鱼、北极露脊鲸和生活在北半球寒冷气候中的狼獾等。
各国需要采取什么行动?
尽管ipCC主席帕乔里表示要对“气候门”进行调查，但他却认为ipCC过去关于全球变暖的结论是权威的，可信的。因为，这是全球2500名气候科学家的工作成果，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贾劳德也认为，如果因为怀疑而不做任何事，那么本世纪末全球的气温上升就决不仅仅是2℃。
根据1997年的东京协议，37个发达国家在2012年时二氧化碳的减排要在1990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姑且不论2012年时发达国家的减排能否达到目标，这次的哥本哈根会议为2050年的长远减排规划已经失败。哥本哈根会议的争议首先在于丹麦提出了一个最后协议草案。该草案将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再细分为发展中国家和最脆弱国家，最脆弱国家仍无约束性减排目标，但发展中国家将有强制减排目标。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人均温室气体年排放量限制为1.44吨，而发达国家人均年排放量限制为2.67吨，这使得2050年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大约2倍于发展中国家。
对此，77国集团与中国小组表示强烈反对，该小组主席迪阿平12月9日在哥本哈根表示，这显然对发展中国家相当不公平，因此77国集团与中国坚决反对丹麦提出的协议草案。这一协议的文本内容是极其危险的。它完全违反了透明与公开的原则，破坏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平衡的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应该为过去200年里气候的变化情况负历史责任。
抛开全球各国的具体减排任务不论，世界未来应当如何减排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呢?
根据ipCC此前的估算，2050年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0年削减一半，届时气温可能上升2℃，并将造成各种灾难。
国际绿十字会创始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现任主席亚历山大・利霍塔尔提出了一些设想。他们认为，首先，减排行动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各国都应该有一个框架性的政治承诺，这包括总体目标，机构性框架和初期行动的具体步骤及资金来源。相关的宣言必须在2010年以法律的形式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确立下来。第二步是2015年召开一次回顾检讨会议，进一步调整目标计划，使其更具有可行性。
其次，要打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僵局。气候问题的产生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背负着巨额的包袱，富国必须援助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国家需要提供确实的财政援助，特别是初期启动资金的提供，对最穷国提供至少200亿美元的援助。这样才能换取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回应和承诺，赢得他们一直缺失的信任。
最后是把减排任务定得更高，因为其中还有管理风险。全球在2050年之时应该将二氧化碳控制在350ppm之内，而不是目前的450～500ppm之间。这就需要发达国家在2020年将碳排放减少45％～50％，到2050年几乎完成脱碳目标。但是，哥本哈根会议讨论的是，到2020年减少15％～25％和到2050年减少60％～80％的目标。现在的这种标准较低，并不利于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以及让全球的生态转为良性。
如果要达成目标，发达国家应当先行一步而不是宽以待己严以律人，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做出承诺，采取适当的减排行动方案。
哥本哈根协议篇9
或许意识形态、伦理和信念的改变才是哥本哈根会议的根本。与成熟的生态系统原理类似，调整能源消耗应实现人类与生态价值的一致，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更加合作而非扩张的社会哥本哈根口水战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的焦点集中在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美国和中国之间，奥巴马政府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清楚地让外界了解排放承诺，美国将坚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做的控制排放的任何承诺进行独立核查，而且不准备紧随欧洲之后具体阐明美国今后10年将提供多少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中方重申发达国家应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援助的呼吁，强调除非减排得到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或支持，否则与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拒绝作出可接受国际核查的减排承诺，国家之间的傲慢与偏见令与会方各执一词，口水之争在所难免。口水战集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美国的排放目标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问题：鉴于西方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历史责任，这意味着工业化国家必须加大减排力度；在未来20年中，几乎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都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争论的焦点就是经济实力大增的中国是否应该从美国和欧洲获得援助来帮助其转型为更清洁的经济增长模式，两国对政策细节的争论是未来数十年两国广泛经济实力较量的一个缩影。人类的贪婪和自私是生存环境恶化的根源，面对生存危机现有经济发展模式未必能够体现人类的意愿，这场漫长的口水战基础是显而易见的。缺乏统一标准美国宣布在2020年之前将把碳排放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17%，中国提出在2020年前将碳强度（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较2005年削减40%45%，由于缺乏统一的减排标准，美国方面认为即便中国实现这一目标，到2020年碳排放量仍将比2005年激增逾75%，并且在发表减排声明之前，这一目标就很有希望实现；中国方面则认为美国的远期诺言缺乏诚意。选择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指标是容易的，温室气体的减排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权，历史排放、人均排放、转移排放各种指标模糊了国际责任界限和国际政策标准。哥本哈根上演了一幕幕的辩论、指责、离场，负责批准碳减排信用的联合国机构本月初拒绝了中国的10个风电项目，并指责中国捏造数据以获得国际补贴，这场围绕着少数风电项目的纷争彰显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一场规模更大的较量──如何以及谁来为遏制全球变暖埋单、哪些国家将从新技术的开发中获益？缺乏一个可度量的标准引发无休的争执，使人们对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该机制建立的初衷是帮助贫困国家为减排所需的昂贵升级埋单，通过碳减排信用让富裕国家通过为贫困国家原本难以建造的减排项目埋单来兑现本国温室气体排放承诺，批评人士称这一机制被歪曲和滥用，有些国家对于盈利的减排项目，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为达不到联合国标准的项目获得投资。对于如何分配限制碳排放责任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世界最重要的几个经济体还在你来我往地争吵，标准的缺乏决定了这种争吵旷日持久。至于碳交易价格由于已经形成了一些大型的碳交易中心，根据总部设在伦敦的碳市场信息提供商newenergyFinance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为1200亿美元，2020年时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交易都发生在欧洲。虽然目前有一些现行的排放交易系统，如位于伦敦的气候交易所（Climateexchange）运营的系统，但还没有被广泛采用。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排放交易市场可能比欧盟大出3倍，在没有达成全球协议的情况下，区域性体系最终可能汇聚为一个全球标准。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将推动全球碳排放市场进入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哥本哈根会议尘埃落定后，为碳交易建立长期可靠的定价机制可能是可以确定的一个领域，这甚至将是更稳定有效的通往同一个最终目标和可靠的碳排放价格的途径。利益过度分散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国家利益过度分散，美国希望中国和印度承诺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顶峰时间，并要求两国政府制定严格的有关报告、监控和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和减排量的标准。中国则重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印度政府表示不会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认为在考虑固定的排放峰值之前，需要发展和经济增
哥本哈根协议篇10
1938年，从纳粹德国传来一条惊人的消息：核裂变会产生巨大能量，足以毁灭一座城市。为了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1939年8月，物理学家里奥·斯宙拉尔德和恩里考·费米决定请业内威望最高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一封信。
这封信由罗斯福的非正式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转交，罗斯福看完后并没有任何表示。萨克斯转而给罗斯福讲了一个故事：发明家富尔顿曾求见过拿破仑，建议他以蒸汽动力舰船代替帆船，以便在任何天气都能横渡英吉利海峡，但拿破仑态度轻蔑，最终迎来了自己的滑铁卢失败。罗斯福沉默良久，忽然严肃地说：我不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随即批准成立铀顾问委员会，但给予这项研究的资金，仅为6000美元。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寻找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的物理方法，以及将铀238转变成一种能高度裂变的新元素钚。
1941年12月，美国海军基地珍珠岛被突袭，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不久，一份关于加速原子弹研究进程的报告被放在了总统办公桌上，原子能的研究实践使科学家得出结论：制造一种可以用于战争的核武器是可能的。
此时，纳粹德国的核计划早已秘密实施，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为研究拨款100万马克，相当于74万美元。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1942年6月，美国研究原子弹工程正式启动，最初的总部设在美国曼哈顿区，因此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工程负责人是陆军准将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曼哈顿计划被赋予“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作为这一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必须找到一位合适的科学带头人，他不仅在量子理论有极高的天赋和声望，还应该是一位游刃有余的学术组织者。
为什么是奥本海默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5年在哈佛用3年时间修完了4年课程，成为哈佛荣誉毕业生，后在德国科学中心哥廷根大学研习理论物理，主攻量子力学，1927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
1942年，奥本海默已经是一位超凡的理论物理学家，头脑敏捷，记忆力超强。他正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两所大学同时任教，在几年时间内，使这两所大学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形成了一个可以同哥廷根大学、剑桥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相媲美的庞大理论物理学派。
奥本海默很高，出奇地瘦，总是喷吸着香烟，或是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它。他从不安排期末考或小测验，他的课程也没有课本，很多内容都是正在发展当中的量子理论，课本中根本没有。
奥本海默的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快速的演讲，伴随着许多在黑板上飞快写下的方程式，动作神速，计算却极少有差错。如果学生想问问题,可以随时打断他，奥本海默总是很耐心地回答，但是如果问题很愚蠢，他也会很不客气。
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难民逃离欧洲日趋恶化的政治气氛来到美国。奥本海默的学生有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14岁的天才少年洛马尼兹、有曾在犹他州做过卡车司机的哈特兰德·斯尼德、有从达豪集中营逃出的德国犹太人彼得斯，这些人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都成了一流的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准将一下子看中了奥本海默，决定任命他为核武器研究的新实验室主任。
对奥本海默的推荐并不顺利，一来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来他早期曾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奥本海默的哥哥和嫂子是美国共产党员，他自己也参加了左翼组织。即使在科学界著名如爱因斯坦，也会因为是“极端激进分子”，可能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而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军方对奥本海默的审查长达半年，由于格罗夫斯的坚决态度，最后被特批过关。
奥本海默的一切行动都被监视。1943年，他会见昔日恋人时被跟踪监视，这位恋人有着共产党员身份，会面不久就“自杀”了。他的妻子因为长期与世隔绝，并遭遇监视和盘查，得了抑郁症，酗酒成性。即使是这样，奥本海默还是竭尽全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后来说：“如果在你的面前也发生了一个技术上很有趣的问题，那么你一定会努力设法解决它,而不是思虑以后结果如何。”
没有任何人感到自卑
根据奥本海默的建议，当局决定在洛斯阿拉莫斯建立一个新的快中子反应和原子弹结构研究基地。格罗夫斯与美国杜邦公司达成一项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杜邦公司负责全部基地的设计、建造和安全运转，将公司的约6万名员工西迁4345公里。整个计划中的所有新设计都归陆军军方使用。根据协议，除却成本费用，杜邦公司在这项计划中的利润仅为一美元。
早在一战时，杜邦公司就被指责为“借战争发财的军火贩子”，如今的这个协议显然是为了挽回公司声誉。讽刺的是几年后，原子弹爆炸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制造原子弹的杜邦公司又被很多美国媒体称为“人类大屠杀工厂”。
基地选定后，奥本海默用极短的时间在全国招聘了近百名科学家，其中有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康普顿、劳伦斯、弗兰克和费米等。他们代表着美国当时一流的水平，分别承担着部分研究工作，洛斯阿拉莫斯也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营。到1945年时，实验室已经发展到拥有2000多名文职研究人员和3000多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1000多名科学家的超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