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1
在西方世界有数百年、在中国则大概只有数十年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历史，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存在的生态伦理思想，已多有识者指陈和论列，本文的目的是试图从“行为规范”、“支持精神”和“相关思想”三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区别、分析和比较。所据材料主要是来自儒家，包括由孔子整理过的既是古代原典、又成为儒家经典的典籍。
我想首先对我使用的这三个划分的范畴略作说明。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支持精神”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它或它们──因为这种精神可能是单纯和统一的，也可能是驳杂和复合的──构成人们如此行为的基本动机和内在基础。没有这种精神信仰支持的生态伦理很可能是不完整的，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相关思想”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我在这一范畴内不仅要考虑一些支持人们自觉遵守某些生态伦理规范的中介思想观念、或与之相容、互补的思想观念，也包括一些与其他文明相比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或从今天的观点看显示出某种局限性的思想观念。
一、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 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亦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和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古代中国人对这种自然和生命的节律十分敏感并有各种禁令，据《礼记》“月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
不可以内。
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孟夏之月：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
毋伐大树。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而直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趋民收敛，务畜菜，多积聚。”到“季秋之月”，则“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内，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并且，“是月也，天子乃教于田猎。”总之，当春萌夏长之际，不仅特别不许破坏鸟兽之巢穴，不许杀取或伤害鸟卵，虫胎、雏鸟、幼兽、也一般地禁止人们各种有害于自然生长的行为。所禁的行为对象范围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涉及到山川土石。而其中的“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则可视为基本的原则。
这些“时禁”有其长远的渊源。在那时的人们看来，它们就已经是“古之训”，是“古圣王所制”了，例如，《荀子》“ 王制”篇谈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之所以有这些“时禁”，固然一方面有为了人的利益的一面，即如上文所说，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但另一方面也有让各种生命自然成活和生长、“无伤”、“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意义，亦即不仅人的生命、所有其他的生命也都有其价值、有其意义。《礼记》里的“王制”篇也记载道：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止，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夭，不覆巢。
又《国语》“鲁语”上“里革断罟匡君”一节记载：宣公夏滥于泗渊，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鸟翼 卵，虫舍 ，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师存待，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侧之不忘也。
《大戴礼记》“易本命”则直接对帝王提出警告：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
对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和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
第三，即使是作为时禁，它们还可能并非叙述这些规定者的当时之制，即叙述者还只是说这些规定是“圣王之制”，是“古之训”，是古“王制”，也就是说，在产生这些文献的春秋晚期及战国时代，各国的法令政策中可能并不一定就现实地包括了它们，或者全面和严格地执行了它们，它们可能还主要是一种思想观念的追溯，但是，这些思想的存在又是确定无疑的，它们确曾体现在制度之中，也是有相当根据的。
第四，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些禁令的对象（或者说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包括非生命的木石、山川。当然，有生命的东西被置于无生命的东西之前，能够活动的生命又被置于不能活动的生命之前。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我们甚至在上述主要针对自然物的行为的行为规范中也看到人事的影子，它们或者也同时是作为劝谏君主亦应如此处理人事的一个手段（如孟子、里革语），或者也主要是从如此做将对人有利的角度订立这些禁令（如荀子语）。从道德的主体或人、能动性方面，人在此无疑是居于中心地位，甚至在价值论上也是如此，但由于儒家实际把天、地、人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天道与人道紧密地联系起来思考，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儒家初见雏形的生态伦理既是人类中心的，又是生态中心的，它在行为规范方面主要是人类中心的，是天人有别的，而从其后面的支持精神和宇宙哲学看，它又是生态中心的，是整体论的，天人合一论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一节还要论述。
以上是国之禁，在个人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方面的行为规范呢？如何具体地处理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的矛盾呢？这是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孟子》中的那个著名的故事：有一次，齐宣王想问孟子有关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却要给他讲用道德的力量统一天下保民而王的“王道”，宣王怀疑自己旦是否有能力这样做，孟子就从宣王自己的一个故事入手：曰：“臣闻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鱼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据此告诉齐宣王，有这样一种设身处地的不忍之心，把它用于人事，用于百姓，自然也就有能力去实行王道，既然“恩足以及禽兽”，怎么可能“功不至于百姓”？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种惜生爱物是作为一个要君主保民爱民的劝谏提出来的，仍然是与政治相关，具有政治的涵义，但也看到孟子主张把对动物、生命的怜悯之心包括在“仁术”之中的，并且由此提出了一个“权”的问题。动物的生命也同样是生命，所以君子对禽兽也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 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并不因对象是动物就不一样，但人又不可能不食肉以维生养生，至少大部分人做不到这样，做不到素食（且不说素食也同样有一个损及植物生命的问题），人还可能在某些仪式中要杀死和使用动物（在此是祭钟），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宣王的办法是以大易小，以羊易牛，而重要的当然还是他亲自看到了牛而没有看到羊的哆嗦发抖，从而引发了他的不忍之心，孟子的一个办法是既然“闻其声”，就“不忍食其肉”，而一般又不能不食肉，那么君子就不如“远庖厨也”. 这是不是一种虚伪？我想并不如此，当然，这是一种回避，但这种态度自然胜过认为这类事是理所当然甚至得意扬扬的态度。它还是表明了人对动物内心深处的一种歉疚和不安。人作为一种动物，自然也一样处在某种生态链中，就像其他有些食肉动物一样要以摄食其他生命为生。但是，有些可能不得不做的事并不一定就要大张旗鼓。“远疱厨”至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个人还可以考虑其他的办法。而以上行为态度的择取也反映出这里的论据主要是感觉论的，是对动物同样具有的痛苦及死亡的感觉的体会以及引发这种体会的亲见。设身处地的不忍之心在此起了关键作用，这种不忍之心并不以人类为限，虽然两种感觉还不能相提并论。
二、支持精神
支持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故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先秦其他流派、尤其是道家的思想学说之中。《老子》第25章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试图说明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则表明了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虽不独占，但却独特地表述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尤其是在对易经的解释中，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贯通天人的宇宙和人生哲学。其述大略如下：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卦彖）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卦彖）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彖）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糸辞上）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之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糸辞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糸辞下）
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糸辞下）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况于人乎，况于神乎！（文言传）
这是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中庸》篇更详尽地发挥了这一观点：“唯天地至诚，故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能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与天地叁”并非是指天地有隔，更非与天地分庭抗礼，而是说人只有如此至诚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在地位上才能与“天地”并称，加入“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 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 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但其主旨在人事，尤在通过天谴，灾异来试图约束统治者，其说多是论作为最高主宰的“天”而非作为自然界的“天地”. 由上述“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而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的工作是在宋儒那里实现的。邵雍（1011-1077 ）认为：道为天地之本，而天地为万物之本。“人亦物也，圣亦人也”. 而所谓“圣人”，就在于“其能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在于“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以及能“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 人要以物观物，而不要以我观物，“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这是通过“圣人”把人推到理想的极致，但这一“极致”并不是与天地自然对立，而是与之融洽，不是“任我”由我宰制万物，而是以物观物，顺应物之性。
周敦颐（1017-1073 ）认为由“无极而太极”，动静中立“两仪”（天地），生万物，而“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而又唯圣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圣人之道至公，是法天地至公，圣人亦法天之春生万物而秋成万物，即生民养民而又置刑以治。“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最为生动有力，而又简明扼要地表现了宋儒之宇宙人生哲学的一段话见于张载（1020-1077 ）的“西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颖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於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浅忧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此铭以天地为父母，视天地间万事万物皆与己同为一体，同为一性，不仅所有人都是自己的同胞，所有事物也都是自己的朋友。人是由天地所生，是天地中的一员，人也要把天地放在自己的心中，与大地上的万物确立一种相与互友之道。在此篇宁静自然的叙述中，却寓有一种巨大的震撼力量，使人们深刻思考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2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B82-058；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85-04
作者：刘镇江、肖祥敏，南华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肖明，南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南，衡阳，421001
人类经历了20世纪的辉煌，并带着困惑进入21世纪。21世纪的人类应该如何发展?从上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得出了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和可持续发展的时代，其中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来说，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我们挖掘其中的积极合理因素，对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将产生有益的启示。
一、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丰富内涵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儒家把整个自然界看作是个统一的生命系统，既表现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理性，又体现了保护自然的道德精神。儒家认为，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万物。
(一)“仁民爱物”的惜生重生观
孔子奉着惜生、重生的原则，主张用生态从善的道德情怀来对待自然界，对自然界及自然界的万物施以爱心。提倡天道生生，仁爱万物，将义、礼、仁等伦理道德范畴推广至自然界。《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言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这表明孔子懂得维持生态平衡的道理，包含有对于兽类、鸟类、鱼类不可过量捕杀、珍爱生命、尊重生命的含义。人对万物应持一种同情的善待态度，否则就是不入道，所谓“启蛰不杀则顺人道，方长不折则恕仁也。”。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惜生与爱人悯人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指人类对搏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在孔子看来，保护动物，既是仁爱精神的体现，也是热爱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自己的手段。这种生态平衡观体现了孔子反对无节制的获取自然资源和毁灭生物物种的思想，也体现了孔子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弃恶向善的价值取向。孔子将对待动植物的态度与对待人等同并列起来，反映的不只是人对人的伦理道德，而是对待动植物和大自然的博爱之伦理。孔子把对待动物的态度看作是道德问题，初步实现了由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拓展，这是其伟大高明之处。
孟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热爱生命的“仁爱”思想，第一次明确提出并初步回答了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的关系问题。他说：“君子之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认为君子之爱包括对亲人的爱，对百姓的爱和对自然物的爱三部分，这三种爱是“仁政”的重要内容。亲亲必须仁民，只有仁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亲人的幸福才有保障。与此同时，仁民又必须爱物，只有珍爱保护自然万物，百姓的安居乐业才有物质保障。这是一种真正地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道德，他把仁民与爱物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孟子认为爱已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扩展到自然万物，这才是真正的“爱”和“仁”。在他看来，道德系统由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两部分构成，人际道德高于生态道德，“仁民”是“爱物”的前提，通过“仁民而爱物”这一途径可以实现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更是把对生态的保护视为实行“王道”的基础，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崇高、最神圣的价值选择。他认为，为了使自然界给人类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必须对天地万物施以仁家的精神，按照自然万物生长发育的需要，建立一个依时采伐林木和猎取生物资源的管理制度。荀子甚至还提出要设专职官员负责生态保护，规定“虞师”之职责为“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为了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保证国家能够持续健康发展，“虞师”专司法令制定、颁布及实施监督。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实行“以时禁发”，取予有度。从税收等经济政策层面鼓励老百姓尊重自然规律。爱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因此，荀子指出：“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冬藏四者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一自然保护纲领劝导统治者只有按照自然生态的演化规律，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管理和使用，爱物节用，使万物各得其宜，才能有足够的食、用、材等生产生活资料来养活百姓，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
(二)“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观
“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相通、相类或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共生并存、协调发展，体现着和谐自然的生态伦理观，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儒家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但他的思想中却包含了这一命题。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肯定了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后世儒家进一步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说：“阴阳合而万物得。”这些论述，都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而不是“天人不分”。儒家认为“天”是具有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的自然界。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个“天”就是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自然界自有其运行的规律，不受人类主观意志的支配，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因此，人类在为自身的生存对自然进行改造和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把这种改造和利用限定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遵循上，即“制天命”须以“应天时”为前提。否则，就会破坏和危及人类的生存基础。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天命观，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适时而动”的生态伦理原则。“时”构成了孟子“不违农时”、“食之以时”的生态伦理原则。孟子从一般意义上认识到了这一规律的重要性，正如他所引用的谚语“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孟子认为，手段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条件和环境却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人的活动会影响到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在自然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应该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的活动不能够代替自然界自身的规律，这就内在地将生态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联系在一起。孟子对待自然也是主张爱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例如，孟子与梁惠王论政时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撼也。王道之始也。”孟子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掌握好度，按时收割庄稼，粮食就会丰产丰收；用合适的方法捕鱼，就可以取之不尽；按计划砍伐树木，木材就可以源源不断得到，并把保护生物资源以满足人们需要作为推行王道和仁政的基本措施，因为生物资源富足、人们生活稳定是仁政的基本要求和统一天下的基本条件。孟子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提倡树立永葆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对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和促进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荀子则从天道自然的角度理解自然，倡导尊重和保护自然。他否认“天”是有意志的神，认为“天”就是客观现实的自然界唯一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日月星辰、阴阳风雨，是水火草木、鸟兽鱼虫，它们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人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来创造自己的文化。荀子认为天人关系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相互依存的，建立了一个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体系，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的蓝图。这种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保护思想，已超越了孟子。
(三)“尽物之性”的资源利用观
遵循自然规律，节约自然资源，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主流和内核。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自然资源在中国古代就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据载，大禹曾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儒家主张人应节制欲望，以便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儒家自孔子起就坚决反对滥用资源，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载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以及曾子所说的“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都表达了取物有节，节制利用资源的思想。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要求统治者节制物欲，合理利用资源，注意发展生产。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湾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认识到其他物类对人类的重要性，所以提倡“仁民爱物”。他认识到，只有重物节物才能使万物各按其规律正常地生生息息，人类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资源。
儒家还认为，合理利用资源须从“尽性”开始。所谓“尽性”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儒家虽强调“人道”，但却没切断人与自然的关系：它高扬人的价值，但又不否定自然物的价值。“尽人之性”就是“成己”，“尽物之性”就是“成物”。“成己”，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品德修养，“成物”就是使物得以实现其价值。儒家认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其为物不贰”，即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一种生物消失了，就永远无法再现。主张人应节制欲望，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那么，人们应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实现“成己”、“成物”，“尽物之性”呢?儒家认为，为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特定时期，即动植物的繁衍、幼体成长时期不要过分的砍伐、捕猎。儒家学说并不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反对杀生，而是认为应根据时令的不同来区别对待，不要对自然界过分索取。认为合理利用和养护生物资源，才能使其繁殖兴旺，否则各种生物资源就会在人们的违时获取和过度利用中耗尽。
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构建“两型”社会的主要启示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供了伦理学基础。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范畴，进一步拓展到生态自然，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的发展轨迹。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应尊重自然秩序和生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类对环境的破坏速度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料，同时也正在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自食恶果。江河洪水泛滥，资源枯竭。宇宙射线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所有这些都警示人类：自然不是可以随意盘剥的对象，而是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一警示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越来越无所顾忌地大肆攫取和挥霍自然资源，造成了生物资源、水、土地和矿产资源的急剧减少，如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已减少了四分之一，生物物种减少了两万余种。人类目前的主要能源石油、煤、天然气的已探明的储量只能再开采50年(以上数据来自世界观察研究报告)。资源的急剧减少验证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地正确性。只有珍惜和节约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维持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目的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来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实现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立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
首先，我们应该遵循生态规律。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人类对自然的改变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限定在遵循生态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否则，就会动摇人类的生存基础，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重视并遵循生态规律，走与自然持久和谐的发展之路。我们只有尊重自然及其规律、利用自然及其规律、按自然及其规律办事才是最终的和必然的选择。
其次，我们应该节约使用生态资源。自然万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生长发展规律，它们既作为独立群体拥有自己的平衡系统，又作为整个生物链中的一分子，维护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正是依循天地“生生”这一最高的自然和伦理法则，深受“顺天无为”和“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尊重和爱护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指导人类自觉肩负起保护动物、植物和天地万物健全的生存与发展的责任，履行人类维护整个生存体系内在平衡的崇高义务，从而为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它还提倡人类在利用资源时“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禁止在野生动植物幼年期、繁殖期和生长旺盛期狩猎或采伐，使资源可持续利用，保持经济和社会自身可持续性。儒家生态伦理中人尽其材、物尽其用的实践准则，要求人们力主节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适度消费的思想给后人留下一个重要警示：资源是有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而，“可持续性发展”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中已有之义，它要求人类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倡保护自然资源，珍惜和节约资源，依靠科技手段提高资源利用率，才是维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3
论文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物有节
为实现人类生活的永久幸福而注重生态的平衡与保护，是当今世界的绿色主题。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思想已关注到了此问题。与历史发展相伴随，儒家生态保护思想逐步实现了逻辑的演进链：即从“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核心的确立，到“仁民爱物”生态保护观的实施，再到“取物有节”生态发展观长效机制的保障。
一“天人合一”的生态道德观
“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天”即自然，“人”即人类。“天人合一”通过赋予天以伦理道德的属性，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的统一。“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这里孔子肯定了天和尧的同样伟大，并认为只有尧才能仿效天，因为尧是人类的最杰出的代表。蕴涵着人与天可以相通，即人与自然可以统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孔子还通过对自我一生发展历程的自叙，进一步显示了这一思想。他说：“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愈矩。”
(论语)孔子对他七十年的坎坷人生道路作了总结，其中所包含的“天”或“天命”便是贯穿其一生思想和实践中的灵魂和宗旨。统观全局，“天命”一词在这里虽一偶见，但“知天命”却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正如路德斌指出的“志于学”，‘而立’与‘不惑’，不过是“知天命”的准备阶段，而‘耳顺’和‘纵心所欲，不愈矩’的境界也不外是‘知天命’之延伸。孔子年五十时，对天命还只是“知”，人与天命还被分为两部分，但在知天命之后，自然便是一个如何与之融合，以求达到最高境界的问题。很明显，对于“天命”由“知”至“耳顺”，“纵心所欲，不愈矩”，以至整个身心与“天命”合而为一，这是一个渐进过程。所以当孔子七十时，其境界便升华，进入终极状态。随心所欲而不逾越“天命”(自然规律)之规矩，举手投足，无非天命流行；身心与天命契合无问，融合为一，无内外之分，无天人之别。这无疑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孟子从挖掘人的心灵，知晓人的本性，从而知晓天的本质，进而达到“天人合一”。
易传·系辞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很显然，天道，地道是对人而言的。人道指的是社会法则，特别是伦理原则。可见，易传是把自然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个真实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的。
(<礼记·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共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脖，“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效特性云：“阴阳和而万物得。”这些都是把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看作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道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说的是“天人合一”，就是“动而相益”。
宋代程颢说：“须是合内外之道，一天人，齐天下，”“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还说：“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是天道?”(程氏遗书》)强调“天”与“人”的同一，即“天地人只是一道也”。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强调说：“圣人尽人之道而合天道，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讲的天的根本性质足“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天的“健”是一致的。
以上论述不难看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大系统把握的，强调天人的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以对子孙后代极其负责的态度将生态平衡、环境保护已提到了议事日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中所阐明的那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这一论断的根据之一，就是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
二“仁民爱物”的生态保护观
孔子以“仁民爱物”的命题作为生态保护的根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孔子心日中的天是有生命的，认为万物随着四季的轮回，在生成，生长，生生不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自然万物既可以渗透人的感情，又可以寄托人的生命与人相互沟通，相互依赖。仁，知之人爱人，也爱物；爱社会，也爱自然。“翼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论语)动物不论其力量的大小，都有情感，语言和意识，也能够成为人类的朋友和助手，值得我们去关爱，理解和尊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植物也有自己的性格品质，可以让人亲近，也可以与人相通，可见，人类与自然山水，动物，植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追求和谐。统一共生的生态关系。“仁，知之人，总是集科学，审美，道德与生态于一身的，不仅追求智慧，欢乐和爱人，而且也非常理解自然万物”。”
孟子以“万物皆备于我”的命题，佐证了孔子的“仁民爱物”思想。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从生态学的视野来看，“万物皆备于我”这句话有它的内涵。首先，所有的物始终都在生存着，都不断涌现出自己，所有的物都是同源，同生的，在未发状态之中，物我一体，天地人并无差异，不分彼此他已。其次，物的现象存在整体中包含着个体，个体中又能够反映出整体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后来的张载解说：“万物皆备于我’，言万物皆有素于我。”正蒙·正当万物与我都共同具有一种内在化的“素”，由一“素”而可以通达于万物。人性即物性，我的特征就是物的特征。我的存在总可以在物的存在中找到印证。第三，一切经验事物都是可通达的，不存在不可把握的客观对象。至于如何通达，把握于物，孟子主张，主体自我向内关照。世界事物并不在我心之外，我身之外，而始终在我的关照之内。“万物皆备于我”，所以人类才可以推己及物。
孟子还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一充满着人性论与生态学又重含义的命题，并以煽情方式引导人们爱物。天地以万物为心，于是，一物即万物，一心即万心，物我相通，天人交感。不仅人有心，物也有心，人与物的心都由天所赋予。透过道德论，人性论的一番言论，孟子要求世人对人对物都应该持有一份“不忍之心”。仁政之德不仅在与施恩于黎民百姓，使他们安居乐业，和谐自得，而且还应该拥有更为博大宽广的泛爱万物的胸怀，“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使万物在我们共同的世界里和悦共生，协调相处。不但壮丽秀美的山河大地，赏心悦目的花鸟虫鱼可以引发和牵动我们的爱意，而且平凡得不起眼的一粥一饭，一个粉笔头，一枚螺丝钉也值得我们关怀与呵护。所以，儒家的圣人对每一个存在物都能够付出性情，敬重有加。
孟子所理解的仁民爱物，不是机械的，而是有差等的，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君子之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之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尽管在未发之中人与物一样，同为天地之生物，但在现象世界里人与物之间仍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并且唯有差别才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仪从道德学上看，孟子之人所强调的只是一种由近及远，爱有差等的施恩行善，仅针对人。但在强调道德仁爱的前提下，孟子也获得了一种搏爱与物的视野，为先秦时代生态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在保持生态平衡，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在学习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继承国内优良传统和思想，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和治理措施。如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对破坏动植物资源的处罚，对珍惜野生动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动物的拯救、保护等方面均做了极大的努力。
三“取物有节”的生态发展观
人类社会是在同生态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要开发自然，向自然界索取，但这种索取要适时有节，不能过度，不能肆意掠夺资源。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就是这种适时节用思想。所谓适时，就是按照自然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特点，去利用自然资源，所谓节用，就是指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讲究适可和适度。不能毁灭地采伐林木和捕杀动物。必须维持物种的繁荣和生态的平衡。儒家为全面实现“仁民爱物”的长效机制，在制度和道德建设上均有论述。
首先，法律和制度有严格的规定。逸周书记载一道夏代的禁令：“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些政令措施反映了周代就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遵适时与节用的原则。天官之兽人执掌有关田猎的法规政令。其规定为“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时田则守罟”。地官之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凡服稆，斩季材，以时入之”。这里规定了山林的地界。伐木的时令，类别以及时限等等。
其次，孔子也将爱物作为自身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说的“钓而不纲，戈不射宿”是说孔子钓鱼，不用系满钓钩的大绳来捕鱼；用带丝绳的箭来射鸟，不射归巢的鸟。这说明孔子具有取物有节，处事有度的自律观念。孟子，苟子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孟子说：“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苟子说得更具体，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王制)。这就是说，密网不入污池，川泽，砍伐山林以时，促其林木，鱼鳖繁荣，林木就用不完，鱼鳖就吃不完。这就蕴涵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人类的生产活动，要有益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只有如此，自然界生物系统对人类的支持能力、供应能力才能不断扩大。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4
论文摘要:先秦儒家已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初步认识到生物体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天人相分”的观念中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提出“仁民而爱物”，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以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根据的，离开时代精神，也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但这并不能据此论定我们的祖先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先秦儒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先秦儒家的生态自觉意识
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觉地对生态学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先秦儒家认识到单个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种群的方式进行，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系统的组织层次的认识，是用“类”、“群”、“畴”等概念来表达的。
长沮、莱溺，辐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授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忧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荀子也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也，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已经把植物(草木)和动物(禽兽)区分为生物系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类，并且认识到草木以“丛”的形式生长，禽兽以“群”(类)的方式存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先秦儒家对生物及其环境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些都指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决定生物的存在。先秦儒家在关注环境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生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草木为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当动物的数量减少时，植物就会茂密地生长。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先秦儒家对时间结构中的季节规律尤为重视，他们用“时”来反映和概括生态学的季节规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说，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生态学季节规律的“时”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先秦儒家以“时”为媒介将人和自然联系起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地安排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挎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2、“天人相分”—改造自然的依据
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荀子称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荆车;雹笼鱼鳖鳅鳗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亮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先秦儒家认为，作为自然之天，它的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性，“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所谓“故”，即是指自然界的规律。因为自然界有“故”，所似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所获得的某种规律性进行类推，由近及远，由古及今，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柴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对自然界的这种客观规律，人们只有遵循它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应之以治则吉”，如果违背它，就要遭殃，“应之以乱则凶”。
3、“天人合一”—维护生态的依据
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观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虽然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在这里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采取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这三步自成系统，是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展开。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动物存在着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所有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排徊焉，鸣号焉，娜蜀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扰有惆憔之顷焉，然后能去之。
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孟子甚至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侧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被称为“侧隐之心”的同情心，不是后天的思虑所得，乃是先天的本能，是人天生的对生命的同情之能力，人与人正是凭此得以感通。
“仁民而爱物”的实际内容就是将自然保护作为落脚点。先秦儒家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的根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虎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转贴于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在这里，荀子和孟子充分肯定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基于天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原则出发，先秦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雹尾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苦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垮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先秦儒家明确提出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目的是为了“利国富民”，甚至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而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即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并且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就是要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即“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4、“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5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6
儒学作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生活伦理，其兴盛和传播深具文化史意义。它的历史告诉人们：当一种文化能兼容并包时就会兴旺发展，当它唯我独尊时就会扭曲异化。儒学在轴心时代的原创时期，具有开放兼容的心态，孔子转益多师，集六艺大成，因而成就了儒家的博大精深；孔子身后儒分为八，蘖生发展，与时俱进，实现了创造性转化。而汉代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元独尊，看似被崇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是被政统和法统绑架，成为舆论一律的工具，这也是儒学被异化和扭曲最为严重的时代。其实这不仅是儒学传播中独有的现象，推及其他思想和信仰，概莫如此。因此笔者认为，亨廷顿把儒学视为异端固然可笑，康有为等欲将儒学定为“国教”的念想也与原创儒学的开放精神违和，反而不利于儒学的研究、普及、发展与创新。
儒学在魏晋以后的传播无疑受到佛教传播方式的启发，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体系化传播模式。处于金字塔尖的是“十三经”等原创经典，处于中间层面的是历代学者“接着说”的注疏，最底层的则是普及性的读本。这些普及读本中，有易于记诵的启蒙书如《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有语录式的普适本如《颜氏家训》，有类似佛教“话本”的儒学图解与警世故事。这种传播模式对其他思想学说的传播也有着启示性。
儒学在20世纪经历了一个由贬抑到复兴的戏剧性过程。它一度被视为现代化的头号敌人，很多人以二元思维对待传统文化，因而形成了一种“正义的火气”和“致命的自负”，造成了姜义华所说的“理性缺位的启蒙”。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缺少了宽容、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使“传统与现代”势同水火。其实正如金耀基所说，世界上“没有无传统的现代化”，无根的“现代化”必定是空中楼阁，是虚妄的海市蜃楼。在20世纪上半叶，像郭沫若那样称孔子为“圆型天才”并写出《马克思进文庙》等作品，让两位站在古-今、中-西两端的思想家进行“对话”的人，可谓绝无仅有。20世纪中叶，一些持极端思想的人将儒学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大敌，主张将儒学与其他“四旧”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共生共存，因为前者是社会政治理论，而后者是道德实践伦理；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将“慎独”观念引入党员思想教育中，说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互补之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和儒商观念的兴起，随着“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等理念的提出，随着“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深入人心，儒家伦理被赋予时代新义，得到了新的诠释，实现了创造性转型。新千年以来，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任登第著《大家都学〈弟子规〉》（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8版），主张“各级党校都应该开设《弟子规》课程”，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大人小孩都要学《弟子规》，认为“《弟子规》是提高共产党员修养的优良读本”。国际儒联主编的《儒学简明历史干部读本》也即将问世……由此不难发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及市场经济等并不矛盾，也能和谐并存；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科学，那么儒学则是中国人的实践哲学、心态伦理和“情理法”，它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儒学在20世纪中国炼狱重生的际遇，似乎是其生命力、创新力的一种证明，其中蕴涵着颇多值得玩味的话题。
国际儒联理事、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委员、曲阜师范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傅永聚教授，有一种“为生民立命”的情怀，近年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的儒学研究”、“中华伦理智慧与当代心态伦理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课题“儒学普及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山东省社科重点规划项目《儒家哲学的当代嬗变与发展研究》和《儒家政治思想研究》等课题，出版了《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传统文化精要》、《中华伦理范畴》、《中华传统蒙学》、《〈春秋繁露〉新注》（合著）等著作，其中《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被中华书局列为百部经典图书之一，被台湾多所大学列为研究生教材。
傅永聚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果，是因为他的儒学研究具有体系性。其著作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儒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二是儒学经典考证注疏，三是儒学普及读物的著述。在他心目中，儒学的普及与提高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才能使儒学研究真正成为与世道人心、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的“学术”。在他看来，“儒学工作者在深入研究中外伦理道德理论的同时，应该下大气力关注草根文化建设，面向基层、面向社会、面向民间，注重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形式，以历代先进中国人的伦理心态为楷模，引领和启迪人们的心灵，春风化雨般滋润着全社会善心善行的沛然兴起。”（《生活中的儒家伦理》序二第15页）因此，他在主编《中华伦理范畴》66卷丛书的基础上，精选其中的忠孝爱仁勇、礼恕智德慎、俭诚信义廉、耻中善毅敬、和友气省勤、忧利合容道、悌志公正刚等37个重要德目，组织了一个精干的学术团队来共同完成这项儒家伦理思想的普及工作：一方面以儒家经典名言为圭臬，正本清源，探赜索隐；另一方面选取400个故事为载体，观今鉴古、激浊扬清，凝练出健康和谐的处世心态。经过两年编撰与修改，60万言的《生活中的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伦理智慧与当代心态伦理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课题“儒学普及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的阶段成果，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学界认为，《生活中的儒家伦理》“是一部儒学研究者勇敢地走出象牙塔，弘儒学之道，为生民立命，把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智慧洒向民间，润物于无声的特色著作。……一改传统上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之风，从生动活泼的现实例证入手，弘扬君子楷模，使之便于效仿；鞭挞小人丑恶，使其见弃于社会；明道理于谈笑之间，寓高尚于平凡之中。”（《生活中的儒家伦理》序一第2页）正因为这部著作独辟蹊径，令人耳目一新，因而甫一出版就受到各界好评，被评为“山东省首届社会科学普及作品优秀成果”一等奖和“山东省首届社会科学普及十大优秀作品”。
笔者认为，一个学者不仅要研究高深之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关注民生，这才算完成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愿更多学者能让自己的学问与社会现实和世道人心“发生关系”，从而惠及社会众生。
参考文献：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7
关键词：古代德育；基本内容；近代遭遇
一、中国古代德育内容之纬度
在中国古代社会时期，其文化体系究其本质，其实是儒家思想的文化范式，是一种讲伦理道德的文化。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伦理道德教育，是围绕儒家思想而展开的。在此，笔者试图对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从德育内容的纬度做简要分析。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内容以儒家教育为主，通过内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从“六经”、“十三经”到“四书五经”，虽教材在选材上略有不同，但儒家经典始终贯穿于整个伦理教育史。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道德教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关于”仁爱“的教育；关于善的教育；文、行、忠、信的教育；人生观方面的教育。”笔者认为，研究儒家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可以从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为出发点，将儒家教育分为以下三部分：
1.“仁”的教育。这要追溯到孔子，他提倡“仁”的一方面是“亲亲”，这是原始的基本的。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另一方面是“爱人”。所以，孔子的“仁”主要包括爱亲和爱其他的人。孟子也讲“仁”，他的“仁政”学说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根基。儒家的道德教育之所以如此关注“仁”，其原因是他们强调“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交往时，要“将心比心”替别人考虑，以求达到儒家大同世界的状态。
2.“孝”的教育。在封建社会时期，最基本的美德就是家长制下的孝顺。《孝经》中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少事亲，中少事君，终少立身。”可见，儒家所提倡的“孝”主要包括：事亲，事君和立身。可以说，古代德育的核心就是以“孝”这个美德作为德育的基本内容。首先，“孝”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可调动人的情感机制。其次“孝”具有道德规范的一致性。“孝”把爱亲、爱人和爱社会、爱国家等思想统一后集于一身，是多种思想的一个结合点。所以，“孝”关涉到整个伦理教育。
3.“礼”的教育。“礼”是儒学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礼”的教育也是儒家非常重视的。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是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状态。而且，“礼”还规定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以此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因此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
二、中国古代德育在近代遭遇的挑战
中国古代的教育，在近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遭到西方思想极大的挑战。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引起了近代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变革，最终儒学被完全摈弃，颠覆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教育模式。下面笔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就中国古代德育在近代遇到的挑战作简要论述。
1.宏观的角度。①对“以夏变夷”心态的挑战。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有“以夏变夷”的文化韧性，中国人有“以夏变夷”之心态，认为世界上最好的文化莫过于自己的伦理道德文化，儒家的伦理道德模式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伦理模式。但鸦片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这种心态形成巨大挑战。之后，不断努力探索未来中国的出路，先后经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最终颠覆了“以夏变夷”，相反却走上了“以夷变夏”的道路。②对儒家的义利观的挑战。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到“以义制利”（荀子），再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最后到“存人理，灭人欲”（理学家）。从这个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儒家的义利观即重义轻利。但是，洋务运动发起了对中国儒家义利观的挑战，引进西方的先进科技，要“自强”后再“自富”，重视发展商业经济，彻底改变了儒家的重义轻利理念。③对“三纲五常”的挑战。维新变法，突破“三纲五常”伦理教条，提倡英国式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将批判君主专制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主张废除帝制，了封建帝制。此时，严复力主复法、呼吁变法、提倡西学，梁启超传播“新民说”，陈天华、邹容宣传西方政治和道德伦理，呼吁“唤起民众”，改造国民的道德思想。同期还严厉批判中国传统的家庭道德观念和婚姻制度，讲法制婚姻，提倡婚姻自由。着名报刊不断揭露封建婚姻对人们身心的束缚以及造成的巨大的痛苦，产生的社会影响广泛深远。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古代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发生了激烈冲突，古代伦理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鲁迅在其作品《狂人日记》中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以一个“狂人”的所见所闻，指出中国文化的朽坏，让中国人认识到需要彻底同自身传统伦理文化决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提出“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口号。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积极意义，但一味地西方伦理化却使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无尽的深渊。最终，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文化模式被彻底颠覆。
2.微观的角度。从微观方面考察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加以分析其对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教育的挑战。这一时期，福建船政学堂的留英、法学生分别学习驾驶技术和造船技术。可见，此时的教育更多的是技艺方面的学习和模仿，开始重视“利”。20世纪初的留日教育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哲、史、医、法、理、化、地理、教育、动物、植物学等领域，这与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全不同。20世纪初，庚子赔款引发了我国近代第二次留学教育的高潮，为民国时期培养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新生力量，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鲁迅、胡适、严复等人倡导新文化运动，淋漓尽致地批判封建道德教育。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推动了我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后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知识和真理，中国青年大批赴法国开展勤工俭学的运动，在斗争实践中走上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加速了教育观念近代化的进程。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是贯穿着儒家的伦理道德教育这条主线，灌输了儒家的道德规范，现在看虽有不少历史性糟粕，但仍闪烁着古代中国的思想光芒，有不少精华，这可以服务于当今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应当尊重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努力传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重新审视外来文化，构建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塑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吴来苏，安云凤.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评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4]论语・里仁.
[5]荀子・荣辱篇.
[6]汉书・董仲舒传.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8
关键词：儒学
新型家庭伦理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包含相当丰富细密的内容，其中的的绝大部分是以儒家思想的形式得到表述的，而其主要规则也和儒学的基本观念相一致。也许可以说，儒学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规则，即儒学对于传统家庭起着主导性的规约作用。可是在现当代中国社会，家庭已经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的深刻变化[1]，其伦理规则也随之发生根本的转变。那么，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儒家家庭伦理还能否对现当代家庭发挥一些作用呢？如果能够，又如何发挥这一作用呢？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今天在建构新型家庭伦理的过程中还有没有必要和如何汲取传统家庭伦理呢？而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当然有必要弄清儒家家庭伦理的历史本质和理论性质。
一、
儒学对于传统中国家庭的功能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大陆学术界较为传统的表述中，儒家的家庭伦理被视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功能是确立封建家庭的内部规则、维护封建家庭中的尊卑关系。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解释力度。但问题似乎还可以向理论深处、向更为平实的方向上进一步解答。从理论表述和功能表现来看，传统儒学的家庭伦理有两个基本的展开维度：一是老少高低之别，二是男女内外之别。第一个维度展示的是不同辈份、年龄之间的关系，其基本伦理规则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为子纲等；第二个维度展示的是不同性别之间的关系，其基本伦理规则为男尊女卑、男女有别、夫为妻纲等。就纯粹的意义来说，家庭内部基本上就是这样两种关系，所以传统家庭伦理也就是这样两类基本规定。但是，在中国传统伦理中还有尊卑、义利、理欲、公私、善恶等多类规则，它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家庭伦理，而是社会伦理。但它们仍然深刻地渗入家庭关系之中、规范着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在讨论家庭伦理时也必须讨论到它们，它们对家庭生活的规定也应被包括于家庭伦理之中。其中，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的等级规定是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重要原则，它尤其典型地体现在上层家庭内部，成为我们考察传统家庭伦理时不容忽视的内容。在很大的程度，这种规定实际体现的是不同血统之间的关系，即贵族（分成不同阶层，比如公、侯、伯、子、男的等级）和平民（也分成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家庭（主要是上层贵族家庭）内部的反映。这样，在大致的意义上，本文将儒家家庭伦理主要理解为对老少、男女、尊卑三种家庭关系的规范。
从这几种规范来看，儒家的家庭伦理是围绕血缘关系为主轴展开的，它的服务对象是宗法家庭结构。在社会形态的和人的形态演进上，宗法家庭从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依赖关系”[2]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3]是人的主要关系。我们上面提到的儒家家庭伦理中规范的老少高低之别、男女内外之别、尊卑上下之别等就是典型地反映了“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中的家庭关系。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4]人要依附于自然界、共同体及其代表者即天然首长[5]，人在财产上和人格上都是贫困的[6]，人处于“精神的动物世界”[7]中。可以说，人的交往、需要、力量、品质、观念、知识等都是狭隘的、幼稚的、粗糙的、朴素的（这当然是就人在历史发展中的普遍水平而论，而并不否认特例的存在）。在由这样的人所构成的家庭中，人的关系当然是处于甚低的发展水平之上、处于不发达的状态之中。儒家家庭伦理的历史实质便是对这样家庭关系的规范，也是对这样家庭关系的反映。
正因此，站在今天自由个性的人的水准上，儒家家庭伦理一个方面表现出相当的僵硬性和残酷性，其典型体现便是大量存在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郭巨埋儿”等二十四孝图之类的观念和史实；另一方面，儒家家庭伦理中仍然飘逸着一层温情脉脉的亲缘面纱，从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等观念和事实中我们至今仍能感觉到这层面纱的轻柔和美丽。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儒家家庭伦理的残酷和温情的两个方面虽然在具体的个人和家庭中展现得多少不同，但作为深刻受到社会形态水平和人的发展水平制约的伦理形态，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也是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它们实际上是同一整体的两个侧面。
另外，虽然建基于较为落后的社会形态和人的形态的发展水平之上，儒家家庭伦理仅就其理论形态来说却发展得较为成熟（相对于同一社会水平上的伦理形态来说），这体现在它所具有的丰富、细密的内容上和较为完整的理论形式上。在内容上，儒学对家庭伦理的各个方面（比如父子、夫妻、母子、兄弟、姐妹、兄妹、婆媳、公媳、亲戚、本家、同族、主仆的关系等）都有严格、细致的规定，从这些方面一些大的原则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小事都有明确的安排和布置，我们从《孝经》、《彦氏家训》及明清时期的各种修养类读物（如吕坤的《呻吟语》、朱用纯的《朱子家训》、金樱的《格言联璧》等）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理论形式上，儒家家庭伦理既有自己的本体论基础（如春秋到隋唐时的“天”和宋明清时期的“理”都是本体范畴），也有自己的宏观人格原则（如“孝”、“仁”、“义”、“节”等），还有各种具体行为和细节的做法规定（如三年之丧、五服之礼等）。因此，儒家家庭伦理是较为完整的伦理体系。
总结上文我们可以对儒家家庭伦理作出两个基本判断：就其在人类文明演进史上的位置而言，它处于甚为朴素的状态中和甚低的水平上；就其作为一种伦理体系而言，它发育得较为成熟、细密。从这两个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对于儒家家庭伦理的现当代意义作出一些思考。
二
随着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家庭伦理的调整和改造也开始展开且取得了一些进展[8]，但目前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之中，新型家庭伦理的建构还远没完成。那么，在这个建构过程中，传统儒家家庭伦理的价值问题无疑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问题，而且与新型家庭伦理建构的民族特色问题有关。而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搞清社会及家庭变迁的历史方向。
从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变是我们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一般描述。在社会形态和人的形态演进的意义上，这种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转变[9]。这样，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也就由深深受到血缘共同体的束缚和保护转变为拥有自己的独立自由个性，家庭也就由血缘共同体的一种形式转变为（一定程度上的）独立个体自由结合（目前主要表现为男女或夫妻之间）的一种形式。在传统的共同体内，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这两种关系既互相渗透，也互相制约）是人的主要关系，这样，儒家家庭伦理就表现为对于这两种关系的规范和维护；在建基于市场社会的现当代家庭中，平等、独立是人之间的主要关系，这样，现当代家庭伦理则是对这种关系的规范和维护。因此，儒家家庭伦理和现当代家庭伦理之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维持的人的关系的不同，而这种关系的不同是由社会和人的不同发展形态造成的。
从这样的角度着眼可以说，儒家家庭伦理在思想实质和整体精神意向上不能为现当代家庭伦理提供正面的支持价值，这是由于其社会基础的互相否定性质造成了二者之间的互相否定性质。例如，统治服从关系及其伦理表述当然和平等独立及其伦理表述互相对立、互相否定，“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当然和父子平等相待、民主协商互相排斥、互相冲突。对于二者的本质差异，我们有必要保持清醒的意识。这是因为在今天关于儒家家庭伦理的一些论述中，常常忽略它和现当代家庭伦理之间的根本差别，而只顾强调二者的相通之处或者儒家家庭伦理的当代正面价值。这当然是一种不甚全面的说法。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说，仅就一种伦理体系来说，儒家家庭伦理发育得较为成熟、细密。如果抽掉它的时代性内容和历史局限性，站在阐释学的视角上对它进行开发利用，则我们能得到一些相当有价值的伦理材料。由于这些材料毕竟来自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它们对于我们的生活更具亲缘性和切近感，更易于为我们所接受和遵守。因此，儒家家庭伦理被拆解为思想材料之后，可以成为现当代家庭伦理建构的有效资源。
我们说，只有注意到这里所论的两个方面，才能较为准确、全面地理解儒家家庭伦理的本质和现实功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偏面的认识。三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全面的市场时代，“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正在这片土地上展开自己的逻辑和现实行程，同时，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和追求目标。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建构的新型家庭伦理既要保有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的关系的基质，还要批判或关注西方人的独立性偏面发展所造成的人及其关系的异化，同时并应照顾到我们的伦理理想。儒家家庭伦理的重新阐释和功能发挥必须据此出发，才能具有真正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
具体说来，在建构新型伦理的过程中，儒家家庭伦理的重新阐释和功能发挥至少包括以下三项工作：
首先，剔除儒家家庭伦理中的统治服从关系，在独立自由个性的基础上重建父子和夫妻关系规则。我们知道，在传统家庭中，子女无条件地服从父母，妻妾无条件地服从丈夫，奴仆无条件地服从主人，这是人的依赖关系在家庭中的典型体现，而强烈地维护这些关系是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特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中，最后一个“无条件地服从”无论在原则还是在现实中都已经不存在了，前两个“无条件地服从”也已经相当淡化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民的家庭生活中，前两个“无条件地服从”还有所遗留，这是封建宗法家庭伦理的残存。有趣的是，在我国今天，另两个方向上的“无条件地服从”（即父母无条件地服从子女、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妻子）却有出现的苗头。在新型家庭伦理的构建中，必须要彻底地清除各种方向上的“无条件服从”关系，代之而起的是亲子关系上的“民主教育”和夫妻关系上的平等协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尊重家庭成员每一个人的平等（不是绝对的）权力和独立个性，同时，也不应忽视每个成员和他（她）的权力相应的义务。这是“人的独立性”形态在家庭伦理中的基本要求和真正体现。
其次，在合理的程度上，尽量保持儒家家庭伦理中脉脉的亲缘温情。我们知道，在现当代西方社会中，由于人的独立性的偏面、过分的发展，导致了亲子情的淡薄、夫妻情的不稳[10]。虽然这里面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有诸多问题需要详细分析，尤其是我们不宜对此进行简单的价值批判。但西方社会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则是事实。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现当代我国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中没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问题并不比人家少，甚至可能还要多。其中，我国的夫妻关系似乎正在步西方的后尘，离婚率的快速增长就是某种征兆。在这一方面，传统儒家家庭伦理中强调的“父慈子孝”、“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之类观念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救治、缓解作用。尤其具有借鉴意义的是，儒家家庭伦理中的这些观念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总结，而是建基于儒家人性论之上。也就是说，在儒学中，父子情、夫妻恩不仅是人的感情问题，而是源于人的深层本性，即外在人情源于内在人性。虽然儒学中的这种思想尚须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但对于解决西方社会及我国社会中正在出现的感情问题却不失为一条有价值的纠正思路。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强调的来自人性的亲情在一定意义上也许可以成为未来社会中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的组成部分。
再次，在现当代世界学术的背景上，重新阐释传统儒家家庭伦理中的一些观念，使之具备现代形态和解释力度。我们知道，儒家家庭伦理中包含大量历史悠久的观念，其中一部分还在对中国社会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可它们本身却又包含相当含混和陈旧的内容。因此，对它们进行重新阐释和清理就是一项必要的工作。在此我们仅以“孝”、“节”两个观念为例来简单说明一下重阐的思路。
在传统儒学中，孝为百行先，甚至被视作“天之经”“地之谊”（《孝经·三才章第七》）和“众之本教”（《小戴礼记·祭义》）。在新型孝道的建构中，一方面当然应该去掉儒家孝道中过分的内容和由此导致的愚昧内容，另一方面增加一些适应现当代家庭且照顾未来家庭的内容。在前一方面，我们应该明白孝根源于人类来自生物本性的亲子关系。虽然它在人的诸种伦理中最具自然史意义，但它的功能不应该被宗教化或推向极端。因此，我们应该去掉儒家孝道中被拔高的部分，在现实生活中平实地对待这一家庭伦理。另一方面，将孝建立在人的独立性基础上，这是现当代家庭的必然要求。在这种新型孝道中，父母和子女分别都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民主的，但子女仍然有着赡养和尊敬父母的义务。不过，这里对于父母的尊敬是对于他们人格的尊敬，这出自身为子女者的内心情感；对于父母的赡养是对他们生活的照顾和供应，这出自身为子女者的责任或法律规定。这两者都不是来自对父母的权力或宗法关系的畏惧，而是源于当代人的内在良知和当代文明的必然要求。这样的孝道才更具有现当代文明的特征。
在传统儒学中，节主要是对妇女的规范，即要求妇女在两性关系上对丈夫忠诚。这实质上是对男人的配偶权和生育权的维护。但由于在宗法家庭的统治服从关系中妇女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所以妇女被极强地甚至“扩大化”地在思想上和现实中加上了这一伦理规范。相对来说，男子则不甚受——不是一点也不受——这一规范的制约。也正是由于这一规范的存在和在某些时期（比如明清）的极端强化，给许多妇女带来了非常悲残的生活和生命结局[11]。在新型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作为在两性忠诚意义上的节还是有必要保留的，因为它关联着夫妻生活的稳定和幸福。但是，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是降低其强度和硬性，大致来说可以将其范围在具有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同时，在碰到一些特殊的具体情况时可以进行适当变通。这是为了消除传统儒学中节的观念带来的一些弊端，避免以节杀人。二是将节的规范对象扩展到男女双方，而不是象传统儒学那样仅仅以此来约束妇女。也就是说，男子也应该履行对于妇女“尽节”这一伦理责任，即在两性关系上忠诚于自己的女性配偶。前一方面体现的人的依赖性的减轻，后一个方面体现的是人的平等的增加。应该说，从目前中国社会来看，对于节的两方面改造（无论在思想中还是在现实中）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没有彻底完成。
总结这三项工作可以说，在建构新型家庭伦理的过程中，改造和重阐传统儒家伦理的根本出路在于立足于社会变迁的方向，使之能适应今天和未来的社会和家庭状况。
我们知道，家庭伦理是人类社会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涉到社会上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生活。在社会变革中，如何对它重新构造是一个艰巨复杂且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工程。当理论界对它进行思考时，充分地汲取传统伦理资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环节。传统儒学中拥有丰富的家庭伦理资源，对它进行新的加工改造可以为重新建构新型伦理提供有力的材料和动力。本文对于这个工作的宏观原则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以期为这个工作的展开起到“投石问路”或“抛砖引玉”的作用。
[1]对于这一变化，李银河在《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中有过研究。罗亚·马萨莱特在《社会转型中的系统家庭心理学》一文中也有些论述，该文载《家庭与社会保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10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104页。
[5]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年）310页。秦先生在此谈的是宗法农民，毫无疑问也可指整个依赖关系中的所有个人。
[6]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211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142页。
[8]家庭伦理的调整和改造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趋势。比如，在传统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为主轴、夫妻关系为配轴，而在今天，家庭关系向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的方向发展；再比如，在传统家庭关系中父子关系是轴心、母子关系为辅助，而在今天，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趋向平衡化。见廖申白、孙春晨主编的《伦理新视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95—9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上104页。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9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篇10
一、问题缘起:从要素分析到类型分析
儒家伦理推动或阻碍现代化的要素分析(elementaryanalysis)是分析评估儒家伦理的主流研究取向,这种要素分析,是一种将儒家伦理构成因素——拆解开来,作为单独的社会因子对待,并据此观察它的社会功能的研究方式。在方法的基调上,则表现为将这些拆解开来的伦理因子与西方伦理中相似的因子加以对照,再将二者在社会运作中的相似作用加以类比认证,最后判断这些因子对社会进程的推动与阻碍作用,并由此推断整个儒家伦理理论的功能如何及作用大小。无疑,要素分析对增进人们的儒家伦理的微观认识有帮助。第一,发现了儒家伦理对个人品德的积极影响。近代早期那种以私德为恶否定儒家伦理的激进观点,在此做出了修正。就儒家伦理强调个人注重德行修养(“一皆以修身为本”),保持高尚人格(“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凝炼主体精神(“吾欲仁、斯仁至矣”)而言,是具有无可置疑的现代价值的。第二,确证了儒家伦理中有生长交易伦理、商业伦理的因子、近代早期那种笼统地认定儒家伦理的反商业性在此有所校正。可以肯定,儒家伦理强调的诚心实意(“正心诚意”),重视的利益居前(“先富后教”)、高扬的得之有道(“义以生利”、“见利思义”),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商业伦理的思想资源。第三,凸显了儒家伦理在构成要素上的自我更新能力。近代早期那种认定儒家伦理至明清已彻底僵化的观点被否证。
但是,要素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相当局限的。首先,局部不能代表整体。无论对儒家伦理的各构成因素能够促进现代化做出了多么可靠的论证,都不能证明儒家伦理整体上有相同功能,因为,整体不等于是部分之和。其次,微观意义不足显示宏观意义。微观分析只能是一事实描述与一价值肯认的排列组合,尽管可收“小中见大”之功,但是,却无法以此事实与彼意义作任意配对,这就限制了说明儒家伦理的社会功能的开阔视野。比如,无论怎么证明儒家伦理重视个人修养,也不足以说它可以导向每个人的入世苦行,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再次,类比性的要素分析无法避免牵强附会。当人们总是以西方伦理的某一因子已发生的近代功用为参照系,去刻意爬梳中国社会历史中儒家伦理某一相似因子的作用,其可信性大值疑虑。就此而言,类型分析(typologicalanalysis)就显示出独特的价值。类型分析瞩意于理想类型(idealtype)的建构。理想类型的建构要求,把历史生活的特定关系和事件集合为一个复合体,而关系和事件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从而显示出这一复合体的“典型性”;同时,为说明这一复合体的“个体历史”,应将关系与事件的因果分析放置于客观可能性的探讨中,遵循经验规则。在此方法指引下,建构理想类型实际就成为建构社会行动类型,此中以目的态度为指引方向的行动范式,又直接以价值为取向。而那些要素性的个别事件和关系的分析,也就不足以说明问题。
马克斯·韦伯(maxweber)正是在此方法的引导下,分析某一伦理类型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从单个因素上考察,西方发生资本主义的几乎所有要素,其余地区也都具备。但从事件与关系的内在一致性上分析,各文明古国的科学未达到社会普遍认同,未生成普遍应用的公理系统,中国的史学、印度的政治思想、西方以外的音乐艺术、建筑、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权力机制,都不如西方那么严密、合理。西方独具神秘观照、经济生活、技术、科学研究、军事训练、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化特征,尤其是能够采取理性化行动类型的社会精神气质——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复合性发生机制。1而在中国,之所以未能开出资本主义这个经验性成果,则与儒家理性地适应此世的伦理观相关。儒家维护现存社会,主张中庸之道,重视血缘关系、剥夺统一人格的追求,从而限制了理性的成长、职业的分途、劳动的合理组织与计算,外加道教的遁世观念的影响,以及有效率的货币制度的缺乏,家产官僚制的低效率行政体系、血缘体系的超法律运作,城市行会的非独立性,使资本主义无以在中国发生。[2]
马克斯·韦伯的类型分析,相比于前述的要素分析,信度有相当的增强:一是以复合体看待伦理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要素分析以局部证整体的局限;二是透过经济现象,在其背后寻找出支持某一经济行为类型的精神气质,克服了要素分析难以抓住问题实质的弱点;三是理论判断与经验事实有着完全的一致性,可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发生的必然,和在中国发生的不可能性,克服了要素分析不能说明中西同具某一条件为何西方发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中国却未曾发育而出的缺陷。
但韦伯的类型分析因为三个契机受到挑战:一是所谓工业东亚兴起的儒家伦理担负了动力作用的“历史事实”;二是中国近古史研究中因对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关系的再考察,“证明”了韦伯判断的不成熟性;三是西方学者以反归纳重演绎的历史研究方法上对韦伯的类型分析进行了批判(尤以卡尔·波普carlpopper认为韦伯的类型分析未被证实为代表)。第一方面引出了儒家伦理不仅可以是规范型的,也可以是管理(应用)型的论断;第二方面引出儒家伦理自身可以生长出管理(应用)伦理,从而推动以合理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成长观点;第三方面则为之提供了方法支撑。
为此,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有益的:若儒家伦理既可以是管理的又可以是规范的伦理体系,那么,资本主义在中国发育的伦理动力就不匮缺。反之,儒家伦理就只能是著力于人伦关系调节的古典规范伦理体系,无以对资本主义的合理劳动组织产业推进作用。
二、理论状态:从规范体系到生成机制
儒家伦理理论自身,是一典型的规范伦理体系,它不是关注现代工业工艺流程的合理组织的管理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关注的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在理论主题上,它围绕三个中心问题:一是道德品性善恶的分辨;二是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三是事物与经验内在价值的期望性。[3]在论述问题的方法上,着重于应当、绝对、命令的语式。换言之,在处理价值与事实的关系上,它更重视价值的优先性,常常直接陈述是非善恶好坏。就此而言,儒家伦理虽难称为系统的规范伦理学,但确实可称为典型的规范伦理体系。
首先,从儒家伦理的理论主题上来看,它所依存的,正是上述三个方面。
第一,在道德品性的善恶分辨上,儒家伦理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自己的理论蕴涵。一是人性善恶问题;二是善性推展的依据问题;三是存善祛恶的根本方法问题。人性善恶问题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中贯穿始终的问题。在其早期孟子认为,人们之以能做出一些善举,比如“见孺子入于井”而救助,“叔子见嫂溺于井而援之以手”的权变,是因为人们心中自能判断或自据善性,“举凡同类”皆具“不忍人之心”,这“不忍人之心”正是良心善举的人性根基。天性而善使人们自然知道爱人(仁),助人(义)、让人(礼)、自制(智),从而划分出行为的善恶界域。而且,善性良心作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东西,更形强化了人识别善行的内在可靠性。孟子的立场,之后更为宋明理学家所坚守和扩展。
就善性的推展而言,儒家伦理在强调个体自身的自动性(有善性必有善行),自主性(有善心必表现善行)的基础上,更指出了由已及人的向外推展,也依据于对良心(善性善行)的共鸣。孟子特别注重“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态,乐莫大焉”的德性自我主宰,这与孔子注重的“吾欲仁,斯仁至矣”的主体欲善而必善的立论完全一致。同时,孔子认为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颜渊·雍也》),则表现了善性推展,基于人性以善性的共同要求上的立场,人已相关的善良之举内在地根植于天性而善的共同人性要求。
正因为如此,人能够坚守善性坚行善举,也就与他能够在万端头绪中辩识出或体察出何为善何为恶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于是,道道的行为抉择,其实也就是一个存善祛恶的道德辨析问题。宋明理学家特别强调的道德问题,“存天理,灭人欲”,就鲜明地体现出儒家伦理对善性善行呵护问题的极度重视。
第二,在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上,儒家伦理对组织的伦理原则和组织的理想范式进行了殚精竭虑的思索。儒家伦理对社会组织的关注,较为忽略它的利益基础,而非常重视它的伦理原则,尤其强调以人的善良品德与善良行为的培养,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以求为社会的道德化提供一个良性氛围,促成每个人德性的完善。这一观念的展开历程是这样的:先认定人的行为是受德性驱动,而不是受利益支配的,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也;其次确认社会组织只须依靠道德法则即足以保证其顺利运转,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再次肯定社会组的最高道德原则就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个体,而这类人物是不为物质利益所动地践行伦理规范的,所谓“孔颜乐处”(“居陋巷,一殚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是也,三个层面次第推进,逐级提升,终于将社会组织的原则净化为纯粹的伦理规则。在这一原则的引领下,儒家构想出的理想社会也就是一个十足的伦理王国。伦理王国的最理想状态便是人皆具为公之心为公之行的高尚道德情操的“大同”。
第三,对事物与经验的内在价值的可期望性来讲,儒家伦理非常注意无条件善性的至上价值。一方面,养成“浩然之气达到“至大至刚”,臻于完美的境界。另一方面,在道德践履的活动中,对那“一念不善”,须“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全书》卷二《答陆原静书》),由此才能“做个人”。倘若不将无条件的善的知识与行善的能力呵护住,那么,恶的肆虐就难以避免,“心中贼”“山中贼”势必横行。
很显然,儒家伦理的讨论主题完全是规范伦理学范围内的。相反,对管理伦理学的主题则没有涉及。管理伦理学主要围绕的中心议题,是企业管理中,道德因素是如何转变为劳动生产率的。并由此引申出一系列重要主题:诸如人际关系与劳动生产率的微妙关系,管理者与企业、社区、用人道德与权力的关系,管理过程中的原则、规范和范畴的体系,以及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评估方式。[4]管理伦理学的研究主题,指向的目的明显地是:合理地组织劳动,以理性地利用道德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从上述分析可见,儒家伦理论述的道德规范,表现出强烈的应当性(oughtto),绝对性(absolute)和命令性(obligation)。在儒家伦理的视界中,道德的善是不容商议和思量的最高最后规范。而积德行善也不能假借任何外在功利(尤其是物化性质的)支持,去做善事践履善的规范纯然是道德命令,而绝对不是道德劝谕。因此,道德价值也就成为至上的、中心的价值观念,并且超逾现实事实世界,一切偏离道德轴心的思虑与行为都是恶的。相反,管理伦理学处理道德问题时,则表现出鲜明的功利性(materialgain)、相对性(relativity)和商谈性(discourse)。管理伦理学是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服务的,因而分析道德问题不只是为了道德的理由,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产品。因此,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势必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互动关系极度重视,而不能单纯地以已度人,对话协商沟通等商谈的伦理行为规则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无条件性和有条件性,划分出儒家伦理和管理伦理学的界限。并且,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导致一切社会要素的伦理化,使伦理成为固化现世社会的封闭架构(Closedstruc-ture),而管理伦理学促进伦理要素与社会各要素的健康互动,营造成一个改进现存社会物化状态和精神构成的开放系统(opensystem)。可见,作为古典规范伦理学的儒家伦理,是内在地不具备管理伦理学功能的。
当然,从一般伦理学理论的逻辑关系上来讲,管理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是规范伦理学应用于实际的道德问题的理论成果。[5]因此可以说,儒家伦理理论尽管在类型学上归属规范伦理学,但它并不先天地缺乏应用于合理地组织劳动的管理伦理的处理能力,只要外部条件具备,儒家伦理是可以搭起规范伦理与管理伦理间的桥梁的。但是,理论假设依靠经验事实证成。儒家伦理生成的原有基础,并不具备发挥管理伦理功能的外部条件。
儒家伦理文化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只能供给儒家思想家们建构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各种条件。作为一个身份社会,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由血缘关系的亲疏凝结而成的。尊卑贵贱,由老少长幼远近亲疏所注定,不容许个人选择的自由,而“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乃至业缘——引者加)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6]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伦理尽管在一般伦理规范的申述中强调“泛众之而亲仁”(《论语·学而》),但是,从事父以孝,故忠可移于君”的社会伦理规范上看出,也能够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子路》)的主张中觉察。作为一个乡土社会,古代中国人全靠农业谋生,“粘着在土地之上”,从而造成了人和空间关系上的不流动,人和人在空间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由此,那为增加效率的合作消逝了,人们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是基于血族情感的助人为乐罢了,作为思维方式上的笼统特性,分析问题时的定性方法,以及从原则到问题的演绎逻辑,则阻塞了伦理思路通向分析化、精确化、定量化、归纳统计。因为,在一个以应当、好坏(是非、善恶)、普遍原则为尚的社会里,人们在思考问题时,当然会相对忽视各种问题的具体条件性,无视各类问题的精确测定与数量关系,更不用说概率统计了。这恰恰使合理的劳动组织最需要的资源处于匮乏状态,既抽掉了伦理思维趋近健全的动力,也丧失了现实社会合理组织的伦理动力。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结成的网络,自食其力成为每个人生存的基本状态,很少感到需要伙伴,与别人发生关系总是后起的和次要的,并不需要经常的和广泛的团体。这种社会能够获得广泛认同,因而具有极强伦理感染力与影响力的规范也就是私德规范。如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或“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而管理伦理学的生成土壤则不同。职业社会、工业机制、分析思维、定量核算、归纳方法、公共道德等西方社会要素为管理伦理学的发生及发挥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职业社会是超血缘的。在职业社会中,人们的劳动仅有分工的不同,而无贵贱的差异,固有的血缘世袭传统不对现存工作起保障作用。而职业的分化日益复杂细微,更推动社会合作向紧密的方向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更具繁复性,单纯依赖人际情感已不足维持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因此,人们需要以契约的方式清楚地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货币为媒介的精密计算成为合理化行为的标志之一。这就势必要求伦理学为每个人的公平发展提供论证,要求管理者为每个被管理者提供合乎道德的发展机会。
工业机制,则将生产按需要区分为细微而具体的生产流程,这种机制,自然地要求伦理学注重企业管理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管理者的道德状况,管理过程中人—物的关系、管理者本人与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工业化成为管理伦理学发生与发挥作用的最强、最直接动力。同时,随工业发展而倍增的物质财富和新鲜事象,随科学分门别类对自然现象的入微研究,随统计手段的日益精确和完善,分析思维取代了综合(笼统)思维、粗略统计被定量核算所代替,演绎方法日渐走向归纳方法,这既为伦理学走向精确的元伦理学提供了动力,更为伦理学进入工业企业管理的领域开辟了新境地,当然也就为整体管理活动的优化提供了伦理动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式的工业(职业)社会,其基层结构是一种团体格局。在这种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立在个人——团体的关系上。团体格局以笼罩万有的神为赏罚的裁判者,公正的维持者、全能的保护者。管理者作为神的代言人,也只能依循公正原则行事才能保有人资格。这样,权利观念产生了。为防权利滥用,宪法诞生了。国家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公民以尽公德为国尽忠。于是,公共道德成为主流德性规范。这无疑推动了思虑公众人物的管理者的道德规则的管理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及发挥强大作用。综上观之,儒家伦理的生长均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它打不通规范伦理学走向管理伦理学的渠道。
三、类型转换:从传统伦理到现代伦理
根据韦伯的类型分析法,对儒家伦理的类型特征:它自身要素的内在一致性,它与生成自身的文化土壤互动的复合性进行了剖判,从而得出了儒家伦理属于规范伦理学类型的结论。从中可见,儒家伦理之所以不能担负管理伦理的功能,既不是儒家思想家们主观上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也不是儒家伦理客观上能不能够承当这一任务的问题,而是传统中国社会需不需要儒家伦理发生这种作用。社会的需要注定伦理的功用。古代中国最强地抑制了儒家伦理管理功能的发生与发挥作用。这无疑支持了韦伯对儒家伦理功能的判断。
但韦伯的判断毕竟有来自两个方向的批评与修正。一是纯粹方法论的批评,此点较偏离本文的主旨,故略而不论。另一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为儒家伦理进行的辨护。这一辨护,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儒家伦理的自我修正已在其古典时段的晚近阶段(明清)显现出推动合理化组织劳动的商人精神,力证儒家伦理可以发挥其组织、优化现世社会和工艺流程的功能;另一是从亚洲四小龙的工业进程中,发现了儒家伦理对工业企业管理的独特价值,从中概括出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把儒家伦理视为与新教伦理功用相同而表面征象相异的管理伦理体系。前者,以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为代表;后者,以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为典型。而前者,则鼓舞了儒家伦理自发内生地生长管理伦理功能的观点持有者;后者,则掀起了儒家伦理是为了工业东亚腾飞的的直接动力的思考热潮。很明显,前者历史学维度的论评,后者道德社会学的分析,都试图直接或间接地修正韦伯对儒家伦理的断语。如果说这种修正既合乎儒家伦理的自身构成状况,又合乎儒家伦理在所谓工业东亚进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情形,那就值得充分肯定。余英时的分析,[7]不乏精彩之处。对于韦伯《中国宗教》一书中对儒家伦理的诸多断定有正确的修正。但从整体上说来,余英时的方法是有疵漏的,他是想以自己的要素分析去挑战韦伯的类型学结论。其实,不论中国中世宗教的转向如何,新儒家伦理有何异动倾向,以及商人观念、商人地位、商人自觉状态产生了什么变化,事实上都未能触动儒家伦理作为古典规范伦理学的固有结构,也未能校正中国社会超稳定的传统农业社会结构。换言之,要素上的些微变化并未曾导致类型上的转换。同时,余英时的例举典型性是不足够的。新儒学的转向很难说已走到了此世与彼世二元对立的地步,并能导出以彼此改造此世的伦理思路;另一方面,即使同意余氏说的宋明时商人伦理正趋形成。但至清朝时却发生了历史的中断、且不论余氏所举大多为儒学非主流人物的见解,或为政治失败作文化苦思的山中作家的观点。可见,余氏所说,只有要素修正的局部意义。
杜维明力图对工业东亚的兴起背后的伦理动力进行揭示[8],无疑可贵。但是,他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其一,资本主义的发生方式确允许有形式上的差异,但却无实质上的区别,以合理组织劳动谋求更高利润为实质的资本主义只能是西式的。目前尚难称别具本质的“儒家资本主义”新类型的出现。其二,工业东亚的企业精神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一则不如杜氏所说的那么具有张力,二则具有在西方影响下前者先期发生而后者相辅而行的时间逻辑顺序。并且,缺乏了西式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儒家伦理对工业东亚的起飞便不可能有任何积极作用。可见,“儒家伦理自身担负不了管理伦理的功能”仍能成立这种类型性作用(结构上的)丝毫不为某种特殊的要素性作用(功能上的)所动摇与修正。当然,余杜及波普的批评,倒促使我们去思考:儒家伦理如果能够在结构上发生转换。并在内外部机制上接受根本性改造,是否可以发生类型上的转换,从而由规范伦理的层面落实到管理伦理的应用层面。
如果下述两方面的修正能够成功,那么如上假定就可以证成。第一,儒家伦理理论自身结构的改造。这种改造需从两个角度着手。一是转换致思主题,将抽象的善恶分辨的一般伦理思考,调整为公正问题的探讨,从而寻找一个结合规范伦理与管理(应用)伦理的内在视点。另一方面,在社会组织原则上,将单一的伦理规范,丰富为伦理——利益规则,从而能够从伦理理论的角度寻求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的解决之道。并将入世苦行,勤俭诚实,个人——团体关涉性、分工——合作互动性、权利——义务的辩证性、市场——道德制约性注入社会组织的逆转之中,使儒家伦理的视域最大地拓宽,从而为社会的合理化组织提供最充足的伦理资源。再则,在事物与经验的内在价值的可期望性上,将善自身的价值确认,逆转为相对功利化的价值标准,引入功利主义的两重价值,一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与快乐)”(utilitarianism),二是合理地获得最大量的物质财富(materialgain),从而,既为道德价值奠定现实感召力,又为道德价值的超越性提供保证。
从另一角度看,儒家伦理在道德语式上,要结合应当与功利,绝对与相对,命令与商谈,从而,为规范伦理的强势存在状态转化为管理(应用)伦理的常态存在提供余地。
第二,儒家伦理对作用于已和反作用于彼的外部机制加以彻底改造。这一改造有四个切入点。其一,为儒家伦理的合理运作提供良性的政经因素。政治是模塑道德的最强有力之手,而道德通过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发生对社会的最有力作用。传统政治的家国同构,依赖于血缘关系,固化身份社会结构,强化了社会的非理性定势。而现代政治的普遍社会性,强化了职业社会结构,政治自由保障每个人的权力不受任意侵犯,政治民主保证每个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从而推动人们理性地思想与行为。现代政治是保证儒家伦理承当管理功能的基础。另一方面,现代经济构成了道德变迁的最直接动力,而道德也通过对交易伦理、商人精神的影响,对社会发生最广泛的作用。传统的小农经济,其自给自足性强化了道德觉醒的有限性,强化了对现存生存状态伦理状况的依附性,只有市场经济,才打破了封闭自足的经济结构,推动着普遍的交往、理性的交易、合理的计算,精确的统计,从而推动道德理智的成长。市场经济是唯一可以促进儒家伦理进入管理领域的经济形式。其二,将儒家伦理的外部作用方式由单纯的道德命令调整为道德的操作性指令。这一方面是指道德思维方式的变革,改笼统思维、定性考察、演绎方法为分析思维、定量核算、归纳方法,为人们清晰把握道德原则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则是指,将道德的一般命令分解为针对道德一般问题和管理情景的不同层次或维度,使其可以成为具体的游戏规则,从而为合理的管理活动提供可靠的伦理动力。其三,打破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格局,为道德与社会其他要素的互动提供可能。道德理想主义将伦理道德为至上价值,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而难以融入现世社会并充任实际游戏规则;而伦理中心主义则将伦理道德视为一切事务的处理准则,带有将一切社会要素同为伦理道德的倾向,因而模糊了各个社会要素的独立作用特性。儒家伦理正是由于两种主义的制约,无法从规范层面下降至应用层面,因此,打破两个主义的固有格局的意义不言而喻。其四,将儒家伦理的原结构分化,而将有效用的那些要素付诸管理实践,以求建立起儒家管理模式的工业化实践范型。自然,这一实践范型,既不是工业管理被套入儒家伦理,也不是儒家伦理被肢解为新教伦理的已有功能的注脚,而是将儒家伦理的一般原则、规范与工业流程的要求有机组合,凸现出儒家伦理自身具有的独特管理功能,形成促进工业化推动合理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儒家管理伦理学。
就两个方面而言,儒家伦理理论的自身改造是内部结构的修正,而儒家伦理外部作用的条件的改善则是其发挥管理功能的前提,只有两个方面同时成功,儒家伦理才能蜕去其古典规范伦理学(traditionalnormativeethics)的外衣,而转换为现代管理伦理学(mordernadministrativeethics)。这种类型转换的完成,才可以使儒家伦理显现出现代活力:规范与应用,一肩而二任。
注释:
1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9页。
2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278页。
3参见艾伦·沃格斯:《伦理学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4参见严绿华等主编:《管理伦理学》,上海交大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5参见艾伦·沃格斯:《伦理学要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0页。
6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