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和儒家思想篇1
孔子是儒家美学的创始人，他继承和发挥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乐传统、以“仁学”作为分析和解决美和艺术的根本立场，为儒家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孔于以恢复和维护“周礼”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把基于氏族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看成“仁”的根本。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能按本性欲求唤起亲亲之爱，注重孝，泛爱大众，那么，“礼”即可以恢复，天下可大治，而“仁学”也就可实现。孔子的美学是他的“仁学”的延伸、发展，其目的仍是为了“礼”的实现。他强调人的心理欲求的满足必须符合礼义，同时也肯定符合礼义的心理欲求是合理的。孔子美学的基本点在于：一方面充分肯定满足个体心理欲求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处处强调把这种心理欲求的满足导向伦理规范。根据这一基本观点，艺术的愉悦作用被认为是必要的，可以发挥的，但这种作用同时也被认为只有使群体和谐发展才有真正意义。美学的合理性在于能导向伦理目的，个体的心理欲求必须与社会的伦理规范达到统一。
孔子正是根据这个基本观点解决他的一系列重要的美学命题的。首先，孔子把“诗”、“乐”、“艺”看成是实现“仁”的一种手段。他认为，包括艺术在内的各种技艺的自由、熟练的掌握，只有依据仁义道德、对人的成长完善才有真正的意义、他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①。在他看来，吟诗习乐对于掌握礼义是十分重要的，“诗”能激发人兴起扬善去恶之心，“乐”有助于陶冶人的性情，唤起道德之心，这与强调以“仁”作为立身的根基是统一曲，目的都在造就仁人君子。：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艺”(“诗”、“乐”)统一，育入至善，美学统一于伦理学。其次。孔子很重视艺术的美与善的统一。他在评价《韶》乐时，强调既“尽美”又“尽善”。认为音东艺术尽可能既给人以审美愉悦，又使人提高道德修养。《韶》乐尽美尽善，所以孔子对之很欣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②。对艺术的美善统一的追求是儒家美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一美学特点根源于孔子的“尽美尽善”论。再次，孔子还把美善统一的要求运用于人格修养，强调文质统一，提出了著名的“文质彬彬”说。在他看来，“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④。真正的仁人君子，修养必须是全面的，只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还不够。还须有审美和文化的素养；同样，仅有文饰之美也不够，还须有仁的伦理品质。孔子在人格修养方面所强调的仍然是美与善的统一，在这方面，儒家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作了深刻的发挥。此外，孔子还依据他的美学基本原则，即美善统一的要求，提出美学批评的“中庸”尺度，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艺术心理效果。他认为诗和乐的情感表现应该是适度的，如果超出适度，欢乐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艺术情感表现中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超度的情感表现不符合“中庸”原则，达不到美善统一的标准。
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且过多地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强调美统一于善，但孔子对美善统一的艺术基本原则的阐述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美学命题，为儒家美学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从根本上规定了儒家美学的基本特征的形成。
首先，儒家美学最典型地继承华夏民族古老的礼乐传统，对远古的巫术礼仪进行改造、扬弃，使“诗”、“乐”及各类艺术成为“仁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礼乐传统是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的。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原始氏族社会的遗风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是长期地保留下来，氏族血缘宗法关系和统治关系紧密结合。血缘关系的长期留存使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礼乐传统浸染着浓厚的伦理色彩。不难看出，从孔子开始，历代儒家的美学理论总是和礼义、伦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美学因其基于血缘关系而统一于伦理学。其次．儒家美学很注重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一方面，自先秦以来，大多数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不否认个人存在的价值，都肯定个体具有独特的情感、性格、知识长处等；另一方面，儒家又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看成比个体的个性发挥更重要。社会的和谐，仁义得到推行，这是第一位的，个体的发展只有得到社会的肯定才有意义，个体个性的充分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才有真正的价值。在儒家看来，艺术(诗、乐等)作为“仁学”的组成部分，其真正意义在于引导、培养个体的健康发展，使个性的发挥朝着有利于群体和谐的方向发展。孔子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乐记》强调“致乐以治心”⑥，注重的都是艺术对于个体与社会统一和谐的意义。再次，儒家美学把美善统一的境界看成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主张艺术与伦理的高度统一性。儒家美学的一系列命题，如孔子的“文质彬彬”说，孟子的“浩然之气”说，《乐记》的“致乐以治心”论，《毛诗序》的“志”与“情”统一说等，都是把艺术(诗、乐)和伦理(仁、礼)结合起来，体现着美善统一的境界。儒家美学的代表人物认为，凡是美的，就必须是体现“仁”、符合“礼”，只有善的才可能是美的；美以善为内容和目的，善以美作为理想或适中的表现状态。儒家美学不仅把美善统一作为一种理论追求，而且作为一种高境界的人生目的。此外，儒家美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注重“天人合一”，在“天”(自然、自然规律)与“人”(人的意志情感)的统一中寻找美的本质。儒家美学把自然看成是可以体现人的情感和道德理想的，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存在“比德”关系，天人统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语)。同时。又把情感表现看成必须是符合自然的，是规范的和适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孔子语)，人顺应天，天人和谐。因为在儒家看来，只有天人合一才能达到一种“中和”的状态，使情感世界处于和谐，使人心合乎规范，使行为合乎礼义。如董仲舒认为，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人由天生成，天之美在于“和”与“仁”，“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仁之美者在于天”。当然，他的“天人合一”说的目的在于把天之“和”与“仁”贯彻于人间，达到政通人和。
从以上对儒家美学基本特征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儒家美学的种种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样一个基本点：以氏族血缘传统为根基，追求美善统一境界，体现美学与伦理学的一体化。儒家美学理论的这一基本特征在中国美学史上是非常显著的，它不像道家美学旨在无为追遥，“乘物以游心”(庄子语)，也不同于楚骚美学追求人间情趣与浪漫理想的统一，更不同于禅宗美学强调直觉、顿悟，“非悟无以入其妙”(谢橡语)。儒家美学于美与善的关系中寻找美的本质。儒家美学的这一根本特征在孔子的美学理论中已基本形成，孔子之后的各个时期的儒家美学代表人物，围绕着这一理论展开了丰富的思想历程。
孟子和苟于作为孔子美学在先秦的最重要的继承人，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对孔子的学说作了发展。孟子和苟子虽然都继承仁学、都主张推行“礼”。都强调实行仁义，都是儒家美学的杰出代表，但他们的观点有重大区别，发展方向大相径庭：孟更重视人与人的关系，苟则更重视天人关系；孟持“性善”说，所关心的主题是人格修养，苟主“性恶”论，所兴趣的主题是实用功利；孟发展了孔子关于人格的思想，苟则发展了孔子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观点。在美学思想方面，孟子更多的是以先天的道德规范去改造和制约人的感性欲望，使美服从于善；苟子则更多的是以现实的人间规则去同化和统一人的功利欲望，想以善来兼容美。孟子希望能修养成一种“浩然之气”，以理想的人性来实现“礼”；苟子则力图把功利需要的“人之情欲”与“礼”统一起来。显然，儒家美学的美善统一原则在孟、苟的美学学说中的表现是明显不同的。
在孟子美学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对人格美的高扬。孟子继承孔子关于人格美的思想，明确把人格精神与审美愉快联系起来。他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当豢之说我口”。在他眼里，人格精神也是审美对象。孟子认为善是人的本性所固有的，个体应自觉努力发挥自己善的本性，以养成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而“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乃“集义所生”。⑨只要养成这种“气”，就会无所畏惧而能奋发上进。个体人性只要能使这种“浩然之气”得到“充实”，并表现于外在的形体，就具有美的价值，进而达到“大”、“圣”、“神”的境界。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o孟子对人格美的认识和高扬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和中国古代人生境界理论的形成有重要影响，是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特征的典型表现。后世称那些无所畏惧、积极进取的仁人志士具有“儒家风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孟子所述的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格美。
与孟子不同，苟子对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肯定人的审美要求的现实感性的自然基础，肯定符合礼义前提下的自然欲望的满足。他企图把“欲”和“礼”统一起来，认为符合礼义的心理欲望的满足是合理的。他说：“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⑥他认为帝王的最大快乐在于能最好地满足各种欲望：“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树甚高，园圃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孙，人苟不狂惑悉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⑥苟子的这种兼容“欲”和“礼”，肯定功利欲望满足的合理性的观点，与孟子关于完善人格道德精神的看法是有显著区别的，与老庄超功利自然无为的审美观点更是大相径庭。苟子这种美学基本观点与他“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是一致的，它把美引向现实，表现了乐观进取的开拓精神，对《易传》及汉儒的美学思想有重大影响。
《易传》继承苟子注重天人关系、主张积极进取的思想，以儒家态度为基本立场，吸取道家的观点，把儒家的“人道”观与道家的“天道”观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世界模式。《易传》美学的基本态度仍然是实现仁义，完成安邦强国的儒家理想，对善的追求是第一位的。乾封的象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⑥显然，正性命、保大和，万国咸宁是最重要的，这是儒家的理想，《易传》的美学观点都是以此善的追求为前提的，儒家美学的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淡化，反而是突出的。
《易传》对儒家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下面几方面：首先，《易传》是以对短文的解释的形式来阐述儒家美学思想的，因此采用了许多与古代巫术文化相关的隐喻、象征手法，这类手法与艺术的“比兴”表现方法极为相似。而且隐喻、象征手法的运用也表明《易传》的作者发挥了直观、类比等“原始思维”的特点，这实际是一种准艺术思维方式。显然，《易传》发扬了古代巫术文化的积极成分，在表达手法和思维方式上，对艺术都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其次，《易传》突出生命运动的观点，把生命力量的展示看成是美的，这对于增加儒家美学的生机和活力是有重要意义的。《易传》认为生命运动是天地的本性，“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交而万物通也”⑩，“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②。注重天地的发展变化、强调生命的运动。这是《易传》的一个重要思想。《系辞下》提出“生生之谓易”，《系辞上》说明“日新之谓盛德”，都是对生命运动和发展的很有意义的阐述和肯定。《易传》的这一生命运动观对中国艺术影响很大，中国艺术讲究飞动之美，讲究节奏、韵律，注重线的表现等都与此有关。再次，《易传》提出了一些新命题，对丰富儒家美学有重要意义。《易传》把“文”与“明”联系起来，阐述“文明”的意义‘既指天地万物文采光辉，又指圣人文章焕灿光明，德化万方。《易传》说：“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⑥《易传》对阴阳的论述巨大地影响了中国美学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认识。《易传》说：“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⑩这种阴阳刚柔的观点对中国古代艺术创造刚柔相应的性格、意境很有影响。《易传》提出的“立象以尽意”的命题，对中国艺术意境说也有重要影响。总之，《易传》在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前提下，提出了丰富的美学观点，虽然大都仅有命题，尚无详述，但其含义异常深刻，成了后来诸多美学观点的理论渊源。
汉代大思想家董仲舒继承苟子，特别是《周易》的美学基本观点，总结了先秦儒家关于“天”与“人”关系的学说，深入地论述了对中国美学具有重大影响的“天人合一”的观念。董仲舒赋予“天”以“仁”的特性，将“天”人格化，同时又肯定人“为天下贵”，肯定人的主导作用。他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论述“天人合一”的，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⑥在他看来，“天人合一”突出地表现于人的情感变化同天(自然)的变化的对应关系：“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⑦这种“天人感应”、“天人相通”的美学观念，虽有其神秘性，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常常成为艺术家们所遵循的原则。它影响了中国艺术美学中的文论、画论和书法理论，是中国艺术意境说的理论根据之一。
先秦《乐记》、汉代《毛诗序》和齐梁时期的《文心雕龙》，是儒家文艺美学的三部经典之作。它们分别把儒家美学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展示于“乐”论、“诗”论和“文”论之中，对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学有巨大的影响。
《乐记》的突出贡献在于深刻地论述了艺术的本质和社会功能。《乐记》明确地提出艺术是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认为：“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Q6‘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音”生于人心，而“音”还不是“乐”，只有包含着伦理的内容才是“乐”，“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e6‘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④《乐记》一方面把“乐”、把艺术看成是情感的表现，这是对先秦儒家美学的发展，它更深刻地抓住艺术的本质。另一方面，《乐记》的作者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所以仍然强调美善关系，强调“乐”的伦理政治价值。《乐记》肯定艺术的社会功能，并区分了“礼”与“乐”的不同作用：“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通过内心情感引导人们相亲为善，“礼”通过外部规范使人们的行为庄敬，所以“致乐以治心”，而“致礼以治躬”。“乐”在某种意义上比“礼”更有伦理功效，它能“反情以和其志”，使人归情于正道，以符合伦理要求，达到个体与社会的和谐。
《毛诗序》是《乐记》基本思想在诗论方面的展现，它系统地表达了儒家关于“诗”的美学思想。《毛诗序》提出了诗的“志”与“情”相统一的观点，把儒家“诗言志”的观点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说法结合起来，认为这种“志”、“情”统一的诗才能有助于“治世”，达到“政和”。《毛诗序》详细分析诗的教化作用，认为诗有风、赋、比、兴、雅、颂等六义，对人能“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②《毛诗序》把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的观点由“乐”论推广到“诗”论，肯定艺术的教化功能．这种观点在中国艺术理论史上广为传播。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兼容佛道，承继《易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点来阐发其“原道”思想，强调天地阴阳之“道”与社会伦理之“道”的统一性，并在此前提下论述文道关系。刘勰认为“道”生“文”，“文”是“道”的表现。他认为“文”分“天文”和“人文”，“文”以其丰富多样的形式展示“道”。具体说，“天文”指的是天地、日月、山川等的存在形式，“人文”指的是一切文物典章制度，“人文”狭义上通“文辞”，主要指文辞之美。文辞体现“道”，是“道之文”，因而“文”有“文心”。有人的“性灵”参与。表现着人的道德追求。刘勰对文道关系的看法与先秦儒家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超出美善统一的基本特征。他在《文心雕龙》的开头部分就主张“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强调美统一于善。刘勰超越于以前的儒家美学之处，在于他更关心对“文”的具体分析，注重“文”之美的本质及表现。《文心雕龙》的大部分篇幅是分析和论述“文”之美的各个方面，提出关于艺术的各种新见解。《风骨》篇深刻探索艺术美的构成，认为“文”之美不能脱离“风骨”，离不开内在情感要素与事义、人格、文辞的统一：“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⑥《情采》篇对儒家文质关系论有新的理解，认为“文附质也”而“质待文也”，“立文之道”有“形文”、“声文”、“情文”三种形态，情于“文”具有根本的意义：“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这种以情为经而以理为纬的情理关系论是刘勰对儒家美学的创新。这一·创新表明《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虽以儒家为主体，但也是对魏晋以来重视“文”与“情”的关系，主张“文”的自觉的美学观点的兼容和吸收。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2
[关键词]科学翻译儒家思想文化传播与时俱进
从16世纪～19世纪近300年时间里,西学翻译在中国历史上掀起了两次高潮。16世纪末，耶稣教会士利马窦等人来华翻译和传播天文、算学、地理、物理、水利等西学著述，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第一次高潮。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的一段时间内，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潮被译介到我国，于是近代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开始。在此期间科学翻译作为西学东渐的媒介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它所介绍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不是瞬间的而是持久的，其具体表现主要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等领域。
一、科学翻译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任务
科学翻译是以传达科学信息为主的翻译活动，是译者用译语表达原语科学信息以求信息总量相似的思维活动和语际活动。科学翻译在历史上一般分为四个阶段:汉晋至唐，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和清末。明末以前科学文献翻译的史料较少，这是由于长期的闭关政策造成的。到清末，朝廷设立现代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等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翻译科学书籍。随着留学欧美与日本的大批留学生回国，外国人终于退出了我国的科学翻译事业。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的进一步加强，翻译事业方兴未艾，科学翻译的领域也由最初的自然科学翻译扩大到其他更多实用性领域，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外事外贸等不以情感为主的非文艺领域。科学翻译无疑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科学知识对人类社会思潮具有渗透作用。
1.“科学”的定义:“科学”(Science)是anysystemofknowledgethatisconcernedwiththephysicalworldanditsphenomenaandthatentailsunbiasedobservationsandsystematicexperimentation.ingeneral,ascienceinvolvesapursuitofknowledgecoveringgeneraltruthsortheoperationsoffundamentallaws.这个定义告诉我们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及其现象，其研究方法是客观的观察和系统的研究，目的是揭示普遍真理和基本法则。事实上，科学事业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彻底改变了有识之士的眼光和见解,引起了人类思想的更新，从而人类社会向更加理性和文明的方向发展。
2．翻译的任务和目的：翻译是按社会认知需要、在具有不同规则的符号系统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活动。这说明翻译的作用是不同文化间的人们通过译事活动彼此认识和了解对方社会与文化传统，达到交流的目的。翻译在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个作用不是瞬间的而是深刻的，持久的。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科学和翻译都承载着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而科学翻译作为二者结合点对不同社会间科学文化的交流所起的媒介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二、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存在问题
根据文化传播学的规律，只有势能高的文化要素才能传播到低的空间，且具有较大的动能和效应。中国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属于高势能文化还是低势能文化，西方文化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二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典籍构筑了中华文化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汉以前，孔子思想并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代以后，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孔子及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此后，历代统治者进一步神化孔子，提倡儒学，巩固了孔子的至尊地位。孔子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哲学、文学、艺术、教育、史学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影响波及到东亚乃至全世界。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自身。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博大的儒家文化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清朝乾隆皇帝面对英国使节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以通有无。”所谓“天朝”和“外夷”正是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直至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国门时，清政府却毫无准备，最后丧权辱国，沦为殖民地。造成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与儒学的消极思想有极大的关系。儒学经过历代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派别体系，其中主要有程朱理学、陆王新学，也有汉学、宋学等派别，明清时期汉学派积极务实但势力单薄，没能形成较大的影响，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和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新学以及宋学派在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占主导地位，他们蔑视一切自然科学，闭关锁国，对国门外世界的发展毫无兴趣，这对貌似庞大的清政府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在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各国传教士们千方百计，不失时机的用科学传教的手段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便是高势能文化中低势能元素的体现。
因此，儒家思想使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常青不败，并对其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16世纪前远远超过西方文明而形成了高势能的文化;然而，就在高势能文化中仍然存在着低势能文化的元素，这种元素酷似阿喀流斯的脚踵成为致命的弱点。西方各国很早就从马可・波罗的记载中对中华文明垂涎三尺，却只能望文兴叹；当它们一旦注意到这种薄弱因素，便毫不犹豫地涌了进来。同时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随之也传入中国，在进步地士大夫中传播开来并形成了一股新的社会思潮――这一切都是中外翻译家们共同开创的新局面，科学翻译成为其重要的途径。
三、科学翻译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冲击和影响
众所周知,东方和西方的差别和冲突是久远的和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尤为突出。东方的含蓄与西方的奔放，东方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的个人主义等向来都是东西文化比较的主题。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科学翻译对东方儒家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1.变革与稳定。纵观欧洲历史，无论是时代的变迁还是思想的更新都是非常频繁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联合与争斗给思想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因此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多元的：既有希腊罗马文化元素，也有基督教文化元素，又有日尔曼文化元素，所有这些都为中世纪后新思潮的不断出现打下了基础。人文主义，理性的启蒙思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都表明了欧洲思想具有变革性，而这种变革性给欧洲科学的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与此相反，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朝代的更替，但儒家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是社会思想文化稳定的基础。科学翻译介绍的科学思想确实给明清时期的统治阶层冲击不小，有的视其为洪水猛兽，但有的却认为是希望之光，这样，一部分革命的力量就在稳定的环境中蓄积起来。西方列强的入侵打破了这种旧的秩序，使得西方新思想的有了发展的条件。此时被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的康有为力图使儒学完成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并且希望按照西方基督教的模式变儒学为宗教。民国初年，他还发起成立孔教会，并要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而这一切又随着帝制复辟失败而告终。清朝后期部分经世文献还附加“洋务”思想，足以反映当时的时代特色，亦可见清儒们也要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2.客观与主观。这里谈论的主观与客观并不是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前文在对科学的定义中提到“客观（unbiased）”一词，英语中与“objective”同义。在欧洲虽然天主教在中世纪把持一切，但当科学真正兴起时它对世界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所在，因为科学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客观的。客观和理性的结合使人们能够更加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与之相伴的理性的启蒙运动使民主、平等和科学观念深入人心。令人欣慰的是当欧洲的科学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后，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也介绍到古老的中国大地，给上层统治阶级们提了个醒。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蔑视一切自然科学，缺乏客观务实思想，主观主义风靡一时，中国人在16世纪后变得无所作为，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欧洲。但随着科学著作的译介，一些仁人志士意识到要使中国强大，就得务实，因此介绍西学的学堂，军械制造所等重要机构相继建立起来，一些西方科技实物如大炮、望远镜、西洋乐器、照相机、物理化学器物、西洋建筑等也落户中国。从此，中国人客观务实的开始探索民族振兴的道路。
3.近代与传统。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审视这种影响。欧洲历史在中世纪后进入近代，欧洲人的思想从以神为中心(God-centered)转移到以人为中心(people-centered),开始强调世俗的兴趣，人文主义又一次得到重视，有识之士为追求自身的解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直到《人权宣言》的发表。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近代思想取代了封建思想（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学者们为何将“中世纪”称为“黑暗的时代”来区别自己所处的时代的原因）。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社会，“君权神授”以及“唯心理学”“八股取士”等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思想大大落后与西方。而此时的中国，在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猛烈撞击下已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刺激和影响，中国近代的启蒙者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既批判传统，又从传统中汲取滋养；既藉助传统了解其接触到的西学，又以其了解和体悟的西学来对传统做出重新诠释。此后继之而来的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一系列重大革命运动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求其源，我们决不能忽视科学翻译的重大作用。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3
在中央党校给领导干部讲话时特别提到：要读好书善读书，特别谈到要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理国家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活水，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创造了辉煌灿烂文化、经典，是国家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被世界有识之士公认为人类瑰宝，是举世绝伦的文化精品，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化系统，积淀着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深刻地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传承经典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弘扬中华美德，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迫切的希望。作为一名小学校长，有幸参与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课题《中国儒家德育思想在学校品德教育中的现代转化研究》，觉得很欣慰。尤其是结识了国家十二五重点科研课题――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课题组负责人――北京的张秀云和梁传大院长，得到了专家指导，学习了大量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渊源、发展、转化、融合、提升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感悟，从而更加坚定以传统文化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决心。
一、《弟子规》中儒家道德思想及学校德育的转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主要包括儒、释、道三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文化最大的功用就是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类的素质教育。近百年的社会变革，尤其是近三十年市场经济对儒家文化冲击很大，一些人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渐深，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发生扭曲，大到贪污腐化、生活堕落，小到言谈举止不文明等，我们必须重建社会道德体系。重拾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小学德育中倡导“学儒”，将对整个社会起到教化作用，以达到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
认识道德，理解道德，回归道德，合乎道德。不仅是个人道德和精神修养的真实目标，而且是人类社会走向和谐、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从小注重儒家思想的传播，才会使小学生从小修心养性，形成道德目标。《弟子规》“尊德性而道学问”强调知识授受的道德化、生活化。从而使知识授受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
二、从《弟子规》看小学德育教育的融合与提升
分析《弟子规》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德育过程是一种规范教育的过程，这种规范性教育与其创造性的发展不相矛盾，真正的创造是要有规范性的前提的，脱离其发展基础，其发展方向就会有所偏离。由于《弟子规》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因此在当前对适龄儿童进行教育时要始终遵循一定的教育原则，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去伪存真，与时俱进。本译本要有机结合，真正做到在不改变具体形式下去伪存真，与时俱进，取其精华，弃之糟粕。
2.遵循阶段性、顺序性。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具体的人，人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发展任务，教育就是要针对这个发展任务有目的地进行，体现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先后顺序。
3.要遵循言传与身教的统一。言传注重知识的传授，身教注重行为的习得，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还是行为的养成。因此身教更为重要。尤其在个体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行为习惯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模仿习得的，这是与其品德发展的阶段性相适应的。作为教育者，不管是教师还是家长，在教育时要做好榜样，要言行一致，教育效果才会显著。如果言行不一致就很容易使受教育者认知紊乱，导致不良认知形成不良习惯。另外，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点，儿童的记忆仍以动作记忆和形象记忆为主，身教更容易被感知与记忆。
4.注重躬行实践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不仅是道德标准的灌输，更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就是在道德实践中发扬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让学生能自我认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实现自我激励和自我完善。
三、具体做法
1.建立健全的组织机构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有目标、有计划、有组织、有措施、有落实。
2.组织全体教职工深入学习。召开动员大会，组织讨论，明确目标，组织骨干培养，专家讲座，观看视频，派代表参加各级各类的有关幸福人生的讲堂。
3.宣传教育力度到位。学校充分利用宣传栏、黑板报、小广播、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校讯通、LeD宣传栏，在班级学习园地、公布栏、手抄报等宣传有关知识，积极营造“诵读经典，积淀文化底蕴”的书香校园。
4.编写《弟子规》校本教材。通过课前5分钟演讲，每周一节校本课堂认真讲授《弟子规》。
5.请专家来校做感恩励志报告会。我们先后请北京张秀云教师、厦门行之张云栋来校做有关让世界充满爱、让生命充满爱的演讲。
6.通过少年宫活动推动经典诵读的全面开展。学校利用每周二、四和周日的少年宫活动时间，设立经典诵读班、口才演讲班、每年的校园艺术节诵读比赛，推普周等节日、假期对学生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渗透《弟子规》的教育，取得良好成效。
7.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教育合力。学校成立家长学校，每学期召开家委会、家长会、课堂开放教育周、家教讲座、亲子活动等，积极营造家庭学习氛围，实现三维一体的教育网络，形成教育合力。
8.通过让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促进良性发展。每年参加春秋游、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小记者采风及市区教育部门举办的各种比赛，充分让学生在社会的大熔炉中成长。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4
摘要：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最原始的形成和其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不仅为古代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儒家；道德；主体性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就现今看来，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也已经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所以，对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将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生活。
一、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涵义
要研究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主体性。道德主体性是指从道德理性层面提升、尊崇、高扬人的主体自觉与意义，并对人的本性、本质的探索。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二、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思想核心，成为了以后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的最终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学说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条件下，去提高人主体性的地位，提出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可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正逐渐形成，步入正轨。
（2）汉代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汉代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整个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主流学说，而这一思想的提出者董仲舒也成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为儒家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种种思想的提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进一步的加精，使之成为正统。但是在我看来，他却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的主体能动性都归结为天命的思想，而且把道德的作用，大部分发挥在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使道德成为了君主统治一切的工具。所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其实只是一种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工具。
（3）宋明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在汉代以后，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的“正主”地位，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这其中以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理”是世界的本原。可是，通过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是和实践脱节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虽然为道德的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在思想材料，但是其终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4）明清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发展，人们思想进步，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儒家的思想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有更符合时代变化的思想学说来提升人们的思想，所以对传统儒学批判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开明进步的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在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符合时代的东西，比如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我们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的唯物思想，改变了宋明理学以唯心主义为主要观点的思想。从这一时期看来，在道德主体方面，更多的体现的是对以往思想的检讨，思考，找到了一个适合儒家思想更合理发展的新途径。所以明清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求新，是舍弃不合理迎接新发展的转折时期，为以后的思想发展更符合社会和个人找到了新的方向。
三、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地位
在儒家伦理学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道德主体性思想应该都算是处在核心的领袖者地位，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也相应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积极地推进正确的、合理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创始阶段，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便也随之出现，因为作为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也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来源，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学说的出现，使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存在，于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必须的。就儒家伦理学说而言，我认为最主要的思想目的其实就是对人思想的提升和帮助，使之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善心，有良知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达到这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道德主体性思想，儒家的伦理学思想可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探索，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应该使这种善的本性成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种道德自觉性在现代社会中，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合理融洽，为社会更好的实施道德教育，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格的完善，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明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在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强化下，越来越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使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使个人在现在社会中的发展更加完备。
不管历史如何的变化，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会在这一长河中保存着优秀的传统思想并合理的变化发展，稳定地发挥着自身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5
关键词：韩国；儒学；儒教；儒家伦理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047-02
韩国是儒家文化圈中将儒家传统保留最完整的国家之一。韩国儒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为世界儒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高度现代化的韩国社会中，儒学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值得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人深思。
一、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史
韩国的儒学传统由来已久。纵观韩国儒学史，中国儒学播至朝鲜半岛已有两千多年。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以汉字的形式传入古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儒学更是作为官方正统思想被引入。高句丽不仅在中央设立了儒学最高学府――太学以教授儒学经典，在地方还建立了扃堂以供贵族和平民学习儒学甚至汉文。百济国还有“博士”的称谓，在武宁王和圣王时期就有“五经博士”，指博通儒家经典的人。三个国家中接受儒学较晚的是新罗国，为培养出具有儒家思想的贵族青年，创立了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事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信条的花朗道。
新罗统一了三国后，在中央设立国学，讲授中国儒家的五经三史。同时，儒学已成为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政府设置的读书三品科制度便是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制度选拔人才，委以官职。另外，新罗与大唐两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员不断往来。这段时期大唐出现了许多由新罗人聚集的“新罗坊”、“新罗馆”等。新罗国“向羡文教”，选派了大量留学生入唐太子监学习儒学，其中不少留学生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如新罗学者崔致远18岁时即在唐朝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过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
高丽王朝初期，虽将佛教定位国教，但仍提倡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高丽国内对于儒家文化的学习，除了中央的国子监和地方的乡校，崔冲在国内率先办学，开设私塾，并向学生教授《周易》、《仪礼》、《礼记》、《左传》、《尚书》、《诗经》等儒家典籍。后又有十一名儒臣效仿办私塾，史上合称“十二徒”。高丽王朝中后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理学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高丽末恭憨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成均馆”，任命被韩国人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等一批名儒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1]
李氏朝鲜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尊儒抑佛的政策。于是，确立了理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李氏王朝历代君王都秉持着儒教建国的理念，“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1]，朝鲜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随着“李氏王朝儒家之双臂”李（号退溪）,李洱（号栗谷）的出现，李朝理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包括李栗谷和李退溪两位大儒在内的一批韩国儒家学者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独到体认，形成了性理学学派，被称为韩国“朱子学”。“到了退溪、栗谷时期,退、栗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哲学思维高峰,确立了韩国儒学的独有领地。在民族睿智的至圣期,朝鲜性理学不但发挥了民族文化的轴心作用,群贤之人格与思想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由是,韩国近世的精神支柱得到建构。”[2]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思想在儒家传统的主导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二、儒学在韩国的发展现状
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韩国的儒学发展要比中国超前。这里且不谈文化断层对中国儒学传承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就韩国而言，儒学传统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于汉字的通用性，加之朝鲜半岛单一民族的稳定性，使得韩国在吸收先进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引进了儒学思想并稳定地传承下来。虽然儒学在朝鲜半岛本土化发展后形成了自身一定的独特性，但是仍可以说韩国儒学的继承远大过创新。
在这个被称为“比中国还典型的儒家社会”的国家中，韩国儒教是对其儒家传统继承的最好体现。虽然儒家是否能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这点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宗教形式上来说儒教确实存在于韩国社会。目前,韩国的儒教寺庙近三百座,教职人员近两万人，信徒人数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3]。始建于高丽王朝的成均馆如今坐落于韩国首尔市的成均馆大学内，是韩国儒教组织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也是韩国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成均馆的文庙内供奉着孔圣十哲以及中、韩两国历代著名的儒家圣贤。为了纪念孔子，这里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春秋两期的释奠大祭。韩国政府对此也相当重视，常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成均馆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中国明代的释奠礼，甚至还指导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孔庙重新学回庄重的祭孔仪式。
“成均”一词源于《周礼》，“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成均馆这座效仿中国元代太学、国子监而兴建的昔日最高学府，除了以上提到的祭祀功能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其儒学教育功能。成均馆下设的地方教育机构是乡校和书院，作为儒家伦理的教育基地遍布全国。“汉城（今首尔）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教的中心,也是一座孔庙的所在地,每年春秋两季在那里举行纪念仪式。韩国还有着二百多所向青年传授传统价值观和礼节的乡校,即设有孔庙的儒家学院。这些乡校想要使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现代工业社会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成均馆大学，这所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儒教大学一直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该大学学则的第一章、第一条就写道：“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才。”②
在韩国学术界，儒学仍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1945―1992年间,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240∶70∶4，论文数量为1100∶385∶17。除了成均馆大学外这样的高等学府外，还有众多的研究院、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从事着儒学和儒教的研究工作。这其中诸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圃隐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均是由企业支持或创办的。韩国著名的三星公司也长期向成均馆予以资金支持，并引以为荣。儒学不仅受到韩国知识精英界的认同，企业界精英也推崇备至。可见，儒学在当代韩国社会的地位仍然十分崇高。
韩国社会浓厚的儒家氛围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现行货币中最常用的1000元纸币上印的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先生的头像；5000元纸币印的是另一位韩国大儒李栗谷先生的头像。不同于大部分国家将政治人物印在货币上的做法，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儒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此外，就连韩国人的名字里也能找到儒学的踪影。历史上孔子曾在洙水讲学，孔子死后也被葬在洙水旁。由此后人都以“洙”字代表孔子学术。如今“洙”字仍频繁出现在韩国人的名字当中，这也体现出他们继承和光大儒学的愿望。
儒学在韩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以至于他们大多已接受和认同儒家伦理教导，并形成了社会普遍的共同认知。“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他们把韩国称为‘东方礼仪之邦’,指的是韩国人一丝不苟地遵循教义所定的仪式的所有方面……根深蒂固的儒教行为举止和社会关系模式仍然是在韩国人想事和行事中起重大作用的因素。”[4]传统儒教的伦理教导不仅影响着儒教教徒，更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据一项有关“韩国人的宗教意识”的调查显示，有92%的被调查者回答遵守儒教的生活道德，可见儒教的观念在韩国是深入人心的。“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现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7]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教导和行为规范已内化为韩国人的习惯，其表现形式可谓“日用而不知”。所以，“一个典型的现代韩国青年虽然可能对儒教表示毫无兴趣,但是他照样仍然受到儒家对待工作和学习、生活和玩乐的律己习惯的约束。这样的律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①
儒学已经融入韩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几乎已成为其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韩国社会中的儒家文化，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这样写道：“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5]
参考文献：
[1]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傅济功,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2]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3]刘鹏辉,郑信哲.韩国―――雾幕后的国家(第八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义观念研究”（14CZX021）、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实践智慧：历史与理论”（11JJD720004）
由“名”到“实”的分歧
2015年初，上海网络媒体“澎湃新闻”刊出了“专访台湾儒家李明辉”的上下两篇文章，上篇题为《台湾仍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澎湃新闻2015年1月23日），下篇题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澎湃新闻2015年1月24日）。观李明辉先生所言，他主要批评对象是蒋庆先生及其“政治儒学”，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招来了许多“大陆新儒家”的激烈回应。诚如李明辉在后来的回应中所言，这种激烈反应与记者所下的标题可能有关，因为记者将他所说的“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的这种说法”改为“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1]“访谈学术”加之标题党做派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姑且抛开“访谈学术”这种并不纯粹的学术讨论形式，争论的双方确实表现出了一些本质性的分歧，值得深入探讨和辨析。
“大陆新儒家”之名，据说来自其批评者方克立先生的“册封”，其中提到甲申（2004）年在贵阳阳明精舍举行儒学会讲的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先生。[2]十年来，这一名称经常见诸媒体，一些同仁也十分乐意接受此名号，并以此名号从事各种学术活动。然而，如果按照儒家“正名”原则仔细考究起来，诚如李明辉所言，这一名称并不妥当，因为他无法囊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大陆新儒家。笔者以为，不止如此，它也无法囊括那些不在或不愿自动归入所谓“大陆新儒家”阵营却具有深沉儒家情怀和深厚儒学素养的当代大陆儒家学者①，以及那些后来自愿划入所谓“大陆新儒家”的许多少壮派儒家学者。因此，鉴于所谓“大陆新儒家”之名并不能涵盖在大陆的新儒家之实，笔者建议可以效仿宋明理学之“洛学”“关学”“闽学”而称“黔学”“京学”“沪学”等，然今所谓“京学”“沪学”等，其内部分歧亦颇大。因此，一方面，为了凸显个人儒学之特色和贡献；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儒家和“大陆新儒家”被个人见解所绑架，笔者建议，直接冠以“某某”之“某某”儒学，如“蒋庆政治儒学”。这样特殊化名称至少可以很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某某之某某儒学”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儒学整体之面向，亦不能代表其他儒者之见解，但又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其特色和贡献。
兹姑仍以蒋庆为中心的“大陆新儒家”之名，来探讨陆台新儒家之争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大陆新儒家”之名乃是为了与“港台新儒家”之名相区分，确实，“名”的区分必然蕴含了“实”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差异，双方千言万语，概括起来，主要聚焦点还是在儒家与民主之关系这一百年老问题上。不过，致思方式却发生了根本性倒转。
从“儒家配不上民主”到“民主配不上儒家”
近代中国的变革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三次认知和实践。后两者其实之间亦有联系，因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在于建立新制度。如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后形成了中国近现代的三大思想阵营：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或曰两大思想阵营：激进主义（包含自由主义和马列主义）和保守主义。诚如今之所谓“大陆新儒家”反复申言的那样，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价值观，用“五四”话语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不同之处在于：左右激进主义都认为传统儒家思想不仅没有科学民主的因子，而且严重妨碍了人们接受科学民主的思想，因此，必须将之彻底批判或打倒，中国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走出中世纪的蒙昧；保守主义其实大都承认科学与民主之价值，但有的保守主义（如梁漱溟）认为儒家的文化路向虽未发展出科学与民主或没有这方面的因子，这也不妨碍儒家自有其独到之价值，但却也承认中国需要接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有的（如熊十力及其弟子牟宗三等）则认为儒家思想中具有科学民主的因子，儒家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或者说，儒家可以顺利接纳科学与民主。粗略提及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脉络，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下发生的“陆台新儒家之争”提供一条历史脉络和背景。
台湾学者李明辉基本上继承了牟宗三先生的思路，并在某些方面对之进行了更加精致的论证。②此次李明辉对蒋庆“政治儒学”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蒋庆区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认为港台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李明辉则认为这两者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因此蒋庆的方法论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例举了台湾的张君劢、徐复观和牟宗三等新儒家，他们都很关心政治，而且有相关研究著述。其二，蒋庆所主张的政治儒学是乌托邦，公羊家的那套讲法都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实现过。而张君劢和牟宗三等所讲的政治儒学（自由民主）已经在台湾落实到“宪法”层面。认为蒋庆的主张是反对民主制，要回到君主制。其三，李明辉认为儒家与自由主义没有根本矛盾。西方社群主义虽然批评自由主义，但其实他们共享着一些价值观，如人权和民主等。西方社群主义在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中原子化个人的预设，与儒家有接近之处。因此，儒家很容易接纳自由主义而舍弃其个人主义成分。李明辉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儒家与民主没有根本的矛盾，民主亦是当代中国应该追求和珍惜的价值。
2015年4月7日，新浪网刊登“专访蒋庆”的文章，题为《王道政治优胜于民主政治》。蒋庆的回应洋洋洒洒数万言，对其所提倡的“政治儒学”从不同方面反复论说。蒋庆说他所谓“政治儒学”有所专指，其经典依据是孔子所作的《春秋》及《公羊传》，是体现了“制度优先”而区别于“心性儒学”和“政治化儒学”的“纯正儒学传统”。蒋庆不仅区分了“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而且，还根据“讲政治”的不同方式对儒家做了一种新的判教：“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儒学内部判教的标准不在于儒学讲不讲政治，因为所有的儒学传统都讲政治，而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以什么样的义理讲政治。以内在心性的方式讲政治，是心性儒学讲政治的方式；以外在架构的方式讲政治，是政治儒学讲政治的方式。以源自西方的义理讲政治，是在讲‘西方的政治’；以源自中国的义理讲政治，是在讲‘中国的政治’。‘港台新儒家’以内在心性的方式与西方的政治义理讲政治，属于前者；大陆儒家以外在架构的方式与中国的传统义理讲政治，属于后者。”[3]
蒋庆认为，港台新儒家虽然也讲政治，但那是从心性本体上讲政治，此讲法不能不“蔽于心而不知制”，其所谓“不知制”，“是指不知基于传统儒家基本义理价值之制，如不知基于传统儒家‘王道’义理价值之制，而非指基于其他基本义理价值之制，如非指基于西方民主义理价值之制”。基于这一判教，蒋庆认为港台新儒家“脱离传统儒家的‘王道’义理价值”，“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民主的义理价值”，因此，“‘港台新儒家’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制建构上丧失了儒家的自性特质，其追求的政治是‘西方的政治’而非‘中国的政治’，即是‘民主的政制’而非‘儒家的政制’”[4]。
在蒋庆的论述中，不难发现，他把儒家的“王道”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把“中国的政治”与“西方的政治”对立起来。有趣的是，这种对立不同于以往左右激进主义出于追求民主而欲打倒儒学的目的，相反，蒋庆的对立是为了说明儒家传统的“王道”政治优胜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前者就是为人所熟知的“打倒孔家店”，仿此，我们可以把蒋庆的做法称为“打倒德先生”，或用他的话说，破除“现代迷障”。从百年思想史发展脉络来看，这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倒转：即从以往左右激进主义的“儒家配不上民主”倒转为蒋庆等人的“民主配不上儒家”。视科学、民主乃至人权、法治等源自近代西方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这些基本价值为“现代迷障”，必须消解其至高无上性，甚至直接给予否定，这确实是所谓“大陆新儒家”之“新”之所在，这构成了他们与其他大部分大陆新儒家和港台新儒家的本质区别。如果说以往的左右激进主义落入了“凡儒必反”的思维方式，那么某些“大陆新儒家”则反其道而行之，落入了“凡西必反”的窠臼，儒家与科学民主等“现代性”价值之攻防形势也发生了转化。
何谓王道
如前所言，蒋庆批评心性儒学讲政治的方式“蔽于心而不知制”，而所谓“不知制”即是“不知基于传统儒家基本义理之制”、“不知基于传统儒家‘王道’义理价值之制”。那么，蒋庆所设想的基于儒家传统基本义理的制度又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提出的“三院制”。要理解其“三院制”构想，还得先了解他对政治“合法性”的理解。蒋庆在他文中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王道通三’，即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能合法，才具有政治统治的正当理由。‘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5]
根据“三重合法性”，蒋庆构想了“议会三院制”：“王道政治在‘治道’的宪政制度安排上实行议会制，行政系统由议会产生，对议会负责。议会实行三院制，每一院分别代表一重合法性。三院可分为‘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6]
必须肯定的是，蒋庆根据公羊家的只言片语而建构出“三重合法性”和“议会三院制”，其构思宏伟巧妙，发前贤所未发，相信很多读者乍一看都忍不住拍案叫绝。不过，在此，笔者想考察的是：蒋庆的构想及其背后的政治原则是否真的符合他一再强调的儒家基本义理或王道义理价值？进而，即便某些原则符合儒家义理，现代社会是否就必须接受它们？以及，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是否绝对圆满自足，还是需要有所发展，接受新的思想以弥补其缺陷？下文笔者就从蒋庆所说的“三重合法性”展开分析。
其一，就“天”、“天道”及天人关系而言。如所周知，殷周之际的“天”已经逐渐去人格化，周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的道理，从而更加强调人道方面的“德”的重要性。“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盖孔子罕言天道，或天道不易理解而不可轻易言之也。孟子言天，实归诸人，如孟子与弟子讨论尧舜禅让，便明确把“天与之”诠释为“人与之”，并征引《尚书?泰誓》之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给予佐证（《孟子?万章上》）。由是可知，所谓天道所象征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归根结底仍是而且应该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孔子而外，老、庄言天，乃自然之天（不过此“自然”乃今人所谓自然，非老庄所谓自然），荀子承之，进一步将天祛魅化。学界普遍把自殷周之际至战国诸子所表现出来的这一思潮诠释为人文主义的兴起。周秦诸子中唯墨家一反此种人文主义而认为天有人格神、有意志，主宰人世间，墨子谓之“天志”，此外又辅以“明鬼”。在此方面，墨家确实体现出下层平民的某种良善愿望和素朴观念。蒋庆所极为重视之公羊学大家董仲舒在对“天”的理解方面明显受墨家之影响而亦认为“天”有意志。即便如此，董子仍是以天道论人道，《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这是说人之仁性源自天；同篇又云：“天常以爱利为意……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这是说统治者应该效法天道，施行仁政。董子常以天道之“阳多阴少”来论证统治者应该“德主刑辅”，喜怒得当，不得滥杀无辜，这明显是对喜怒无常、好残暴虐之汉武帝的谏言。总而言之，董子的天学虽披着神学之外衣，实则其目的仍是指向人，也就是说天道所象征的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归根结底仍是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如果说董子将“天”返魅化，这是囿于汉时人之一般的思维方式，或者是为限制君权而不得已而为之；那么，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现代社会，政治思想家再次搬出这套“神道设教”形式，乃至还得依靠“天人感应”这套思维来限制君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有些悲哀，在我看来，也不符合孔孟等原始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
在蒋庆的“三院制”构想中，“通儒院”象征着超越神圣的合法性，换言之，“通儒”代表着“天道”。问题是，谁赋予“通儒”这种代表权？如果没有，那只能是“通儒”自许。那么，孔、孟、荀、董，以及宋明诸老会自称代表天道么？遍翻儒家典籍，我们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自许。实际上，人而自许代表神，这是亚伯拉罕三教的传统，绝非儒家的传统。儒家的传统是“法天”而非代表天，如孔子云“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董子亦云“天高其位而下其施，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春秋繁露?离合根》）。
其二，关于地道所象征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蒋庆的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本自董子“王道通三”说，然考《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全篇论天道和王道，而鲜及地道，盖在董子那里，言天道已含地道。不过，蒋庆因“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杜撰“地道”以象征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以限制“当下人”刨祖坟或断子绝孙的胡作非为，这确有特识和深远的考虑，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在其“三院制”构想中，“国体院”代表着历史文化合法性，而“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的两类人组成，一类是历史上吾国历代圣贤、君主、文化名人、国家忠烈后裔，一类是当前之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交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议长和前一类议员的产生，其背后的原则无非就是血缘世袭制，其背后的观念则是谚语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然而，无数经验告诉我们，这种观念很成问题。而且，基于血缘的世袭原则明显违背现代人所接受的平等原则，也与主流儒家基于性善论的平等观念不类。孟子就曾引颜渊之语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实际上，即便是主张人性恶的荀子，也充分肯定凡人皆有“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因而“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笔者以为，儒家千般万般皆好，唯独某些可能导向特权思想的观念和制度，应该给予批判。不难发现，特权思想和观念依旧是当代中国官场和社会上的顽疾，因此，更有必要彻底批判。蒋庆所设想的“通儒院”和“国体院”的组成人员，即为典型的特权阶层，很难为常人所接受，可想而知。
其三，关于人道所象征的人心民意合法性。蒋庆认为西方民主是人心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而他对民主评价并不高：“民主政治则是西方学者所谓的‘普通人政治’，即儒家不含贬义的所谓‘小人政治’，故通过民主政治不可能建立体现‘王道三重合法性’的宪政制度，因为民主政治的主体是追求现世利欲的‘普通人’，而不是追求普遍道义的‘士君子’。”[7]然而，依笔者愚见，普通人的利欲诉求正是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所在。这里涉及儒家的“义利”之辨。对儒家“义利”之辨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蒋庆此说亦有此意。笔者曾对儒家“义利”之辨做过详细的考察和辨析，认为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位”而非“德”的角度去理解，更符合孔子原意。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就明确说：“此章盖为卿大夫之专利者而发，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即主政的卿大夫，小人即农工商等庶民。儒家政治理想一方面反对官府专利，一方面则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明清之际儒者则以“合私成公”这样一个命题表达了对普通庶民之利益的关怀和诉求，如顾炎武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日知录?言私其?q》），王夫之说“人人之独得即公也”，天下万民尤其是普通人之合理利益的普遍实现，这才是儒家王道政治。③儒家论王道莫如孟子，孟子论王道非常重视制民恒产，故他反复申言五亩之宅、八口之家、黎民不饥不寒、老者衣帛食肉、养生丧死无憾，乃王道之本。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人心民意合法性是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所在，而人心民意合法性主要就体现在普通人之利益的普遍实现上，奈何蒋先生轻视之。
王道与民主：对峙还是结盟
如前所言，陆台新儒家之争的主要聚焦点在儒家与民主之关系这一百年老问题。“新文化”运动以后形成的当代新儒家（包括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以及“港台新儒家”）主要在做调适的诠释工作。以蒋庆为代表的狭义的“大陆新儒家”则似乎愈来愈表现为重新把儒家与民主对立起来，不过其表述则有些模棱两可，有时直接把儒家与民主对立起来，有时则比较温和，说要以儒家王道政治改造并超越民主政治：这或许真实地反映了他内心对民主的矛盾心情。
“超越”是个好听的说法，时下在各种场合常听闻儒家同仁谈论“以儒家超越左右”、“以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云云，笔者亦曾偶言之。但是，仔细考究起来，则大部分仅止于泛泛而谈，或人云亦云，表现出“为超越而超越”的情感表达。蒋庆20年来不断完善的“王道政治”理论明确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义理价值（三重合法性）和建制构想（三院制），试图以此超越民主政治。就此而言，其构想值得认真对待，至于其是否真的超越，则是另外一回事。蒋庆的儒学经常被视为一种原教旨儒学，但如笔者所析，这种“原教旨儒学”却未必完全符合孔孟等原始儒家的精神，进而，即便有的符合，但也未必是儒家的本质观念，也未必适用于现代社会。更为致命的是，蒋庆把“人类最好的政治”誉加于他的“王道政治”，同时把有“缺陷的”这一修饰词规定给民主政治，从而表现出某种经学式或宗教式的独断。试问，儒家的王道政治就没有任何缺陷么？无论是笔者所理解的王道政治还是蒋庆所界定的王道政治，答案肯定是同样具有某些缺陷。笔者以为，儒家王道政治最大缺陷在于传统儒家几乎总是囿于君主制来构想政治，因此几乎走不出寄托于圣君贤相的致思框架。然而，诚如法家批评儒家的那样，无论是尧舜那样的贤君还是桀纣那样的暴君，都是千年一遇，没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笔者基本赞同在儒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做调适和互补的工作而非把二者对立起来。抛开牟宗三那套思辨味较浓且颇受人诟病的“良知坎陷说”不论，姑就更为通俗的港台新儒家四先生共署的《五八宣言》来看，我觉得其中论述儒家与民主之关系，大致无误。《宣言》讲了两点意思：其一，中国古代虽未发展出民主制度，但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宣言》历数中国古代政治中限制君权的思想和制度，如以民意代表天命、谏官制度、宰相制度、御史制度、征辟制度、选举制度、科举制度等都可使君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并可使上下通情、沟通中央与地方，但这些制度本身，是否为君主所尊重，仍系于君主个人之道德。因此，中国政治将来之发展必须取消君主制而倾向于采取宪法民主制度。其二，中国古代虽未发展出民主制度，但不能说中国文化中无民主思想之种子。《宣言》尤其强调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人格平等思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民本思想，即为民主政治思想根源之所在，至少亦为民主政治思想之种子之所在。④
在此基础上，笔者想进一步论证民主政治为儒家政治思想发展之内在要求。如前所析，笔者以为人心民意合法性（用传统术语讲就是“民本”）是儒家王道政治之核心。民本固然不是民主，但是民主却是民本之内在要求。民主的典型表达就是林肯所说的“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andforthepeople”，孙中山先生翻译为“民有、民治、民享”。可以说，儒家的民本传统强调的是“民享”（forthepeople），弱于“民有”（ofthepeople）而忽于“民治”（bythepeople）。如果没有“民有”和“民治”作为保障，那么“民享”就很容易落空，这是至为简易的道理。质言之，在民主有助于实现儒家之民本理念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民主是民本思想发展之内在要求。近代中国的大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在初步接触到民主思想和民主实践以后，便欣然接受，这一现象也充分表明民主确为儒家政治思想文化之发展的内在要求，两者之间不存在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在经历了百年的调适性的诠释工作后，“民主”本应成为儒家政治思想之重要构成部分，奈何现在部分“大陆新儒家”反之，不能不说是件极其遗憾的事。
蒋庆等“大陆新儒家”对民主是儒家政治思想发展之方向的通常指责是：这是视西方民主为普世价值、矮化了儒家、使儒家丧失了“自性”、落入了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等等。这乍一听似乎很有道理，但抽象地谈论民主与儒家（而不是具体到儒家的某些观念）的关系，并贴上一些大的标签和口号，这并不有益于实质问题的讨论。况且，这种指责并不符合事实，单就拿《五八宣言》来看，其中不仅论及“中国文化发展与民主建国”，也论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其中自然也谈及西方文化发展所导致的种种问题，比如现在某些“大陆新儒家”热衷谈论的宗教冲突和战争、民族国家的冲突、帝国主义，等等。我相信“港台新儒家”和大陆的一些儒家学者在做沟通和调适儒家与民主之关系时，他们绝非仅仅是把西方民主政治视为一种完美政治来追求，他们认识到，如果未能充分吸纳民主政治之优点甚或民主政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就开始奢谈所谓超越民主政治，那只能是以超越之名，行倒退之实。实际上，如果没有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蒋庆本人根本不可能凭空构想出“议会三院制”。在笔者看来，蒋庆的“议会三院制”本身也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和类别，只不过这种民主并不如他自己所想象的那么好，甚至有违儒家的根本义理。
质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儒家政治思想有其内在的缺陷，这一缺陷只有与民主结盟方有克服之可能，儒家的一些政治理念，比如最为根本的保民、养民、富民、教民之民本理念，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方有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落实和保障。当然，正如儒家政治思想有其固有缺陷，民主当然也有其固有缺陷，反民主论者常举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送上断头台，以及希特勒被民主选为执政者皆其显例，但是，纵观古今中外之历史，君主制和极权主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则比比皆是。此外，笔者也承认，民主原则运用于民族自决，这确实诱发了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以及战火连连，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对此确实应该高度警惕。再者，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相配合的自由民主制度，其最大的缺陷在于，他对内固然能保障国内人民的权利，但一旦涉及对外，则往往表现出一副霸权的面孔。这也是许多儒者及国人反感民主以及西方世界以民主说事的一大理由。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实践经验，或许有可能提供不同的思想和解决方案。这也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儒学的理由之所在。
儒学复兴：一元还是多元
在谈及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关系时，蒋庆承认心性儒学是“第一义谛之学”，政治儒学是“第二义谛之学”，心性儒学更为根本，因为“心性儒学是实现‘政治儒学’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由心性儒学造就一代儒士君子，实现‘政治儒学’的价值理想――建构体现‘王道三重合法性’的中国式儒教宪政――根本不可能！道理很简单，只有善人才可能建立善制……鉴于此，在‘政治儒学’的义理系统确立后，提倡并弘扬心性儒学就成了儒家群体的第一要务”[8]。寄希望于以心性儒学来培养一批儒士君子，并通过他们这些善人来建立善制，这种想法仍不出传统儒家政治思维之窠臼。不得不说，这太天真烂漫，犹俟河之清。在谈及今日如何复兴儒学时，蒋庆主张“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建，即复兴“心性儒学”以挺立国人的道德生命，复兴“政治儒学”以建构国家的王道政制。按照蒋庆的说法，“政治儒学”的义理确立后，弘扬心性儒学乃是第一要务。
今日如何复兴儒学，儒学在今日如何发展，这是近些年来学者热衷谈论的话题。刘悦笛先生在评论陆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后，对中国儒学的前途有一论定。刘悦笛认为李明辉和蒋庆有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争论，分歧实际上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确实，李明辉为之辩护的以牟宗三为中心的“港台新儒家”自是以心性儒学为主，而就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义理确立之后（显然，蒋认为他已经确立，就是“王道三重合法性”），弘扬心性儒学乃是儒学复兴的第一要务而言，蒋庆期待建立善制的起点又回到了心性儒学。刘悦笛显然并不认同这一回到心性儒学的老路，而更欣赏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的理路，尤其是梁漱溟的情理合一的“理性”观。刘悦笛私淑李泽厚先生，他认为李泽厚晚年的“情本体”就是对梁的开拓与发展。因此，他对儒学发展前途的结论是：“未来的中国儒学之路，先不考虑“政治儒学”的可能成功与否，但就反思‘心性儒学’的未来可能性的话，也许从宋儒到现代新儒家的理路都难以走得通，而梁漱溟作为‘最后一个儒家’却开启了一条可能之路，值得后人沿着他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恐怕‘心性儒学’早已在西方形而上学大势没落当中失去价值，而且全球价值也不能如此向高处求，而应回到人类‘情理结构’本身：从现实出发，是道始于情，从生存高境上，乃孔颜乐处，也就是人与宇宙的和谐共振，这‘执两’（一始一终）‘用中’（度的把握）才是儒家的‘普世智慧’！”[9]
笔者赞同刘悦笛有关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的大部分评论，却难以苟同他认为似乎只有李泽厚的“情理结构”说才应是未来儒学发展前途之所在，更难苟同他因西方形而上学的没落而对心性儒学判下死刑。首先，这不是因为李泽厚的“情理结构”不符合儒家基本义理，而是笔者秉持一种多元儒学的发展思路，当然，多元也并不意味着什么都行。随着儒学声势的壮大，以及那种污名化儒学的声音愈来愈丧失市场，儒家“家族内部”的切磋和攻错会愈来愈多，这种内部的相互切磋批评对于儒学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我很不赞同那种不从具体义理讨论，一上来就从总体上否定他者的廉价策略，某些“大陆新儒家”从总体上否定“港台新儒家”误入歧途即为显例。我个人当然不会认为蒋庆的“王道政治”误入歧途，而是带着欣赏且充分肯定其构思，然后就其具体义理给予检讨。单就被刘判了死刑的、为宋儒和港台新儒家所特别重视和发展的“心性儒学”而言，我更不会认为它因西方形而上学的没落而没有出路。如果我们回到“心性儒学”的源头活水孟子那里，有关孟子的“四端之心”的观点，晚近以来西方有关的实证科学和实验似乎愈来愈坐实了这一点。而且，宋儒和港台新儒家对“心性儒学”的形上论证，自有其固有之价值，如能有人继续此路，我相信仍自有其价值。心性之学大概是儒家区别于西方思想和宗教的最具特色的地方，因此也可能是儒家对世界思想文化最具突出贡献之所在。
学术的研究和思想的构造，端赖于每个研究者的兴趣偏好、知识背景、人生体悟、社会境域、现实关怀等，不同的研究者和思想家往往会因为以上种种因素的不同而表现出不一样的致思路径，每一种尝试都值得尊重。在此方面，郭齐勇师的“开放的新儒学”颇为中正平和，郭先生主张今日重建儒学，必须主动与西方的各种思想学术和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之学沟通、互动，避免极端，拒绝偏执，与时俱进，而最后的落脚点则在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进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儒学欲成其大，亦必取乎此。
注释：
①关于这类儒家学者，参见郭齐勇：《近年来中国大陆儒学的新进展》，《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1期，其中提到李泽厚、汤一介、张立文、牟钟鉴、陈来等先生。
②关于李明辉对儒家与民主的论说，参见李明辉：《阳明学与民主政治》《性善说与民主政治》，收录于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7
【关键词】新儒家新儒学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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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和儒家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正统思想；社会需求；创新性；传承性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礼治，在法律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无讼”。后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并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这所采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至汉初的消沉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属于混战时期，礼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儒家思想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必然无法得到重视。
先秦时期，李悝携《法经》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法家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秦朝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立法上采取严刑峻法的策略，同时实行文化专制。
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严刑酷法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因此，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采用儒、道、法相结合的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尊主安民。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思想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汉武帝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确立以及发展时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将儒家思想注入维护封建统治的律法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乱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历史思想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统思想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引礼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八议”、“重罪十条”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巩固时期
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经济较之前的朝代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唐朝开明政策的实施，文化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中华法系基本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的结合不断完善并达到最高水平。
从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的统治者都继承了前朝的律法，虽有局部的修改，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被不断的继承下来，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不断巩固。
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因
汉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单纯的严刑酷法无法维护政权的长久统一，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并不断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统治者重用，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生存并不断的发展，以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首先，就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与统治者想要实现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修正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时，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同时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张“一统于天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正好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从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对于实现君主专制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在占据统治地位后，儒生们开始致力于引礼入法。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使得引礼入法不断发展，礼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礼法的结合不断的加深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用“三纲五常”规范来维持家族秩序，强化君权、父权、夫权，运用这种道德的教化作用来解决小农经济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现状无疑是可行的。此外，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作为固定的措施确定下来对于维护统治的好处是肯定的，但也认识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谐等观念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以刑去刑”的主张，强调教化的作用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来对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来驯化全体臣民为皇帝效忠，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如，儒家的“无讼”思想，强调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乡规民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伦理纲常的地位，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能够减轻国家设置行政机构的负担。
其次，就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农业为主的的传统社会将农民与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追求和谐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礼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纠纷的解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无疑符合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也与农民追求和谐的观念相吻合。第二，农业社会里，家族的地位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还是农民传统思想里对于家庭的重视都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护有着极好的规范作用。一方面，家长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家族的稳定，家族的稳定更利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准则是能够被农民的传统思想所接受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儒家思想被广大农民接受并遵守。
（二）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从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到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离不开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思想的不断创新。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虽然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战乱的时代儒家这种单纯的“仁政”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却是值得肯定的。战国后期，看到法家学说在各国变法运动中所显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将法家的“法制”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的创新最终使得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得以确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在不断的探索中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保障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到封建体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承。这里的传承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荀子的不断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种继承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继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诸多次的朝代更替，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选择不抛弃前朝的统治思想和律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不断得以传承。
三、结语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虽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完全被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去正确的认识儒家思想，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观念进行否定，也要对其合理的观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佘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6，（1）.
〔2〕王霄燕，陈凯.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学学报，1998，（4）.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9
中国当前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复兴的时代。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与民族文化也就会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与民族前途的命运，盛衰消长，是统一而不可分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政治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儒家思想之正式被中国青年们猛烈地反对，虽说是起于新文化运动。但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无生气，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却早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
“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之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展开，却殊少直接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的胡适之先生，他打倒孔家店的战略，据他英文本《先秦名学史》的宣言，约有两要点：第一，解除传统道德的束缚，第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亦即提倡诸子之学。但传统的旧道德，实为建设新儒家的新道德作预备工夫。提倡诸子哲学，正是改造儒家哲学的先躯。用诸子来发挥孔孟，发挥孔孟以吸取诸子的长处，因而形成新的儒家思想。假如，儒家思想经不起诸子百家的攻击，竞争，比赛，那也不成其为儒家思想了。愈反对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愈是大放光明。
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
西洋文化学术之大规模的无选择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表面上西洋文化之输入好像是代替儒家，儒家，使之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但一如印度文化之输入，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运动，所以西洋文化之输入，无疑地亦将大大地促进儒家思想之新开展。西洋文化之输入，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大关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的开展。如不能经过此试验，度过此关头，就会死亡，消灭，沉沦，永不能翻身。
所以儒家思想之是否能够有新发展的问题，就成为儒家思想是否能够翻身，能够复兴的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能否翻身能否复兴的问题。儒家思想之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西洋文化上面
儒学和儒家思想篇10
关键词：颜炳罡；民间儒学；官方儒学；精英儒学；政治儒学
一、颜炳罡民间儒学的提出过程
颜炳罡先生是儒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也是民间儒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作为复圣公颜子第七十九代孙，同时又受很多儒学大家的影响，颜先生对儒学和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价值认同和责任担当精神。在当下可查的资料中最早提出“民间儒学”这一概念的便是颜炳罡先生于2005年在国际儒学高峰论坛上发表的《民间儒学何以可能》，他不仅是研究民间儒学思想的代表人，也是践行民间儒学的领军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颜炳罡致力于新儒家的研究，尤以牟宗三先生的思想研究为多。从颜先生2003年发表的《以梁、熊、牟为例看当代新儒家“反”“孤”“狂”的三重品格》一文，也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儒学立场和态度。正是受到早期梁漱溟、牟宗三等人的“乡村建设”及其一系列讲学活动的启迪和当代新儒家孤往精神的感染，1996年颜炳罡先生和几个研究生一起在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创办了“经典读书班”，通过诵读儒学经典，推广和普及儒家经典，承续和弘扬儒家文化。在大学中创办“经典读书班”，这便是颜先生民间儒学思想的初步萌芽。
在2003年发表的《“儒学与当代社会双向互动”刍议》一文中，颜炳罡先生进一步提出了，“儒学本质上是生活的智慧和现实的学问，是人伦日用规范之道，因而它只有在现实中，在百姓日用人伦具体生活实践中，才能找到用武之地和力量的源泉，并由之生生不息和创进不已。”这是颜先生民间儒学思想逐步形成的体现。
为突破校园“经典读书班”的局限，颜先生于2006年底发起创办了《心灯》报纸，随后参与创立尼山圣源书院和复圣书院，这些民间儒学平台的建构，成为了颜先生民间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更好地促进了大众儒学、草根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的开展。
二、颜炳罡民间儒学的基本内容
颜炳罡先生于2005年发表的《民间儒学何以可能？》一文可谓他对民间儒学的集中阐释。他认为，“民间儒学即儒学的民间形态。它既是传统民间儒学的延续，又是新的历史时期应对人类问题对儒学的新发展。扎根于民间社会，切合于民众生活，贯穿于民众的伦理实践过程是民间儒学本色，大众化、草根化、世俗化、生活化、实践化是民间儒学最基本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儒学也可称为大众儒学、草根儒学、世俗儒学、生活儒学、实践儒学。”
在此文中，他通过民间儒学与官方儒学、精英儒学、政治儒学等的辩证关系，深刻的阐释了民间儒学的基本特性。
（一）民间儒学和官方儒学
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两千年多年间，儒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儒学的官方化虽然对儒学的普及和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却极大的侵蚀了儒学的真正精神，使儒学变成了一滩毫无生机的死水。随着中国结束了封建统治，儒学的官方化也逐渐解体，但官方儒学留下的消极影响至今还被那些激进的反儒学复兴之人诟病。
颜先生认为，相对于官方儒学来说，民间儒学既不是政治的附属物，也不是用来操作政治的原则，而是以民间为本位，以心系民间、面向民间、服务民间为宗旨，以源于民间、依靠民间、植根民间为本色的“草根性”儒学。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官方儒学仍存在，民间儒学也不是官方儒学的异己力量，只是说民间儒学不依赖于官方儒学而存在，而是从民间生发、诱出，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智慧。
（二）民间儒学和精英儒学
在儒学官方化以后，非官方儒学并没有消失。两汉经师更相授受、唐宋书院讲学等等“经生文士之业”，便是精英儒学的体现。精英儒学的出现使得儒学有了精致、缜密、庞大的逻辑体系和理论说明，构筑出千百年来儒学之传统，使得儒学推陈出新，代代相传。但这些深奥的儒学典籍大部分只发挥作用于书院、宫廷等精英大儒身上，很少被民间大众所接受。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英儒学并没有充分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在当代社会，精英儒学或者说学术儒学仍然曲高和寡，高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等精英组织自成一个世界，缺乏和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儒学研究离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也必然不会被大众所关注所接受。
“相对精英儒学或者学术儒学而言，民间儒学是大众的而非精英的，是通俗的而非学术的，是生活的而非理论的”。颜先生认为，民间儒学“重下贯而非上达”“重宣介而非学究式研究”“重述而非作”。民间儒学当然也不是精英儒学的反对力量，而是使精英儒学更好发挥其传承作用的强大力量。精英儒学也只有保持和民间儒学的良性互动，才不会永远停留在形而上的天国，才能化知为行，从而真正体现出儒学的真精神。
（三）民间儒学和政治儒学
封建时代的中国，从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架构到平民的日常生活，儒学都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儒学的政治化成为了官方化的必然要求。然而21世纪的今天，已不同往日。像政治儒学这样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儒学设计，不论在政治制度层面还是意识形态层面，它所遭遇的挑战都是难以想象的。在儒学的未矸⒄刮侍馍希政治儒学这一构想有利于儒学在当代的新探索，但想要通过政治制度的重构与设计，来实现儒家的王道理想式的民主政治，这很可能会威胁儒学本身的发展。
颜先生给出了答案，“儒学在当代中国果真欲获取生存权与发展权，最好在当下规避政治”。但应该明确的是，规避政治，并不意味着民间儒学不关心政治，而是指不依附权势。倘若儒学不从权势的附庸中走出来，那么其自身永远也没有独立性，往往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儒学规避政治，并不表明放弃了儒家“以道易天下”的社会理想，而只是将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社会理想通过民间社会来呈现。正如颜先生所言，“儒者，深入民间，化民成俗，恰恰是现在为政的最好方式”。
（四）民间儒学何以成立？
近代以来，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效益优先原则和强烈的竞争意识确实使民间儒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新社会新时期下，如何弥补儒学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断裂，搭建儒学和现代文化的桥梁也成为民间儒学应该担负的重要使命。颜先生也对新形势下民间儒学何以成立给出了他的建议。
第一，依靠志工。民间儒学不能仅仅依靠个别学者专家的学术实践活动，更多的是靠志工来宣传推广。现代的儒者不能再仅仅怀抱着“为帝王师”的空想，更多的是要踏踏实实做一名“视传道为己任”的志工。近年来，儒学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成为了一种热潮，大批的儒家学者、有文化修养的企业家积极投身于民间儒学的事业中，成为了推动民间儒学开展的坚定力量。
第二，重开读经与讲学之风。重开读经之风，深入民间讲学是民间儒学开展的重要工作。读经与讲学不仅是普及推广儒学的重要途径，也是最基本的形式。颜先生的“经典读书班”、“四书原典”公益讲堂、“乡村儒学讲堂”都是读经与讲学的典范。
第三，编印通俗儒书。古往今来，儒学经典大都是精英化、学术化，可以被大众百姓所接受的寥寥无几，晦涩、繁杂、深奥的儒学经典阻隔了儒学走向民间。民间儒学的实质便是将晦涩难懂的儒学经典转化为百姓人伦日用能知、可知、可行、能行之学。因此，编印简单易懂的儒学著作并广而散发就成为民间儒学开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四，建书院，开讲堂、设会所。书院、讲堂、会所就是民间儒学传播的重要场所和基地。颜先生参与创办的尼山圣源书院和复圣书院、在村庄里开设的“乡村儒学讲堂”等，都是他民间儒学思想普及的主阵地。书院、讲堂的兴起为儒学的大众化、草根化、生活化、实践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五，制礼定仪，化民成俗。儒学本就是一门教人如何为人的生活智慧。儒学深入民间、融入民间、化民成俗也是民间儒学的应有之义。
三、民间儒学的提出对当代社会的意义
（一）丰富了儒学的当代探索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民族自信使人们普遍开始重新关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从不少企业家鼓励员工背诵“三字经”、“弟子规”等经典到“以儒经商”、“以儒治企”，从不少乡村干部鼓励村民学“论语”、“孝经”到“以儒治民”、“以儒治村”，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春天正在到来。民间儒学的开展应运而生。
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文化都面临着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任务。只有将优秀传统文化归于民众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中华文化的整体复兴才能真正实现。颜炳罡民间儒学思想正是立足现实、与时俱进的典范，它的发展和完善极大地丰富了儒学在当代的探索。
（二）带动了儒学的民间开展
正如颜炳罡先生所言，“儒学从来就不是少数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的奢侈品，而是民众的生活向导，是人们的生活规范系统。”让儒家从神圣的高等学府、科研机构中解放出来，让人们关注到儒学并非是官方的而是民间的，并非是学院精英的而是普通大众的，使儒学真正走向现实生活，走民百姓，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之学，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之学，是儒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颜先生民间儒学思想的发展和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开展，极大的带动了儒学在民间的开展。“儒家的学问是人的学问，是人伦日用之道”，颜先生的“读经班”和《心灯》报纸等平台的构筑，便是化“百姓日用而不知”为“百姓日用应知、能知、可知、所知”的强大力量，这也正是使儒学灵根走进民间、植根民间，使儒学真正实现大众化、草根化的有效手段。
（三）促进了民风民俗的改善
社会上的人，古往今来，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健康还是残疾，总要去面对日常生活上的各种规则规范，师友关系、上下关系、左右关系、前后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构成了人们日常生活规范的全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给予人们的就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原则，简单来说正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何为人的生活智慧。
这种“化民成俗”正是颜先生民间儒学思想的最大价值。山东泗水县圣水峪镇小官庄村的“乡村儒学讲堂”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颜先生从人们普遍关心的孝道开始，用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授课，坚持了短短一年时间，大大改善了整个村庄男女老少的道德面貌。这种“乡村儒学讲堂”的开展不仅符合国家倡导的“文化治村”要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的民风民俗，对当代社会的一些不良风气也能起到一定的改正作用。
四、结语
21世纪以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更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当务之急。正如所言，“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要让13亿人的每一份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要真正做到让每一份子都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民间儒学的普及和推广必然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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