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的大党，领导着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面临着经济、信息全球化和剧烈的国际竞争；面临着科教、文化国际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面临着社会发展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在改革发展所凸显的冲突与矛盾面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值得全党、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触及到了精神生活的价值层面，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金钱观念得到强化，人们的享乐观念也得到了强化，导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滋长。一些理论家推波助澜，崇尚西方国家的政治，宣扬资产阶级世界观，贬低共产主义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淡化，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的消退，使得精神生活本身日益世俗化、表面化，精神生活中核心的神圣性价值被掩盖和侵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的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突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的突出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广泛的认同。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社会，将理想与信念落到实处，是应对挑战、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儒家仁学思想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一、孔孟的仁学主张
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落，五霸迭兴，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习语有“周文疲弊”、“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语，儒学便是对于社会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应。孔子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殷周时代的天命观和礼乐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创造性地从人事体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哲学命题。
《论语》载：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对曰：“人道政为大。古之为政，爱人为大。”[1]
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礼者，人道之极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
“仁”的本义就是“人”，“仁道”也就是“人道”。“人道”不是相对于人类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一个概念，而是相对于天道、自然的一个概念，是面对天地自然而将人看待作人。
仁爱从本质上看，是血缘亲情的显发和推广，由爱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社会其他人，在儒家看来，血缘亲情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亲人都不爱，就很难谈得上爱别人，具有爱自己父母亲人的真挚感情，才能把这种爱推广于社会。“仁”即“爱人”。按照程颢、程颐的说法，“仁”是“全体”，它“涵义、礼、智、信”，他称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总概括。“恕”即“推己及人”，把自己内在的爱心推及于爱众人。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谓银律。在孔子看来，实施仁的推及要建立在两个原则和前提之上，一是人道的原则，即把别人看成和自己一样的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二是理性的原则，也就是说，要建立在人类共同的是非、善恶、美丑这样的基础之上。
仁者爱人的思想要通过具体问题而体现出来。这就是儒家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所要阐述的内容。在经济上孔子主张：养民，惠民，富民。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强调“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内容。荀子从所欲与之出发，主张“以政裕民”，他认为只要实行了“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这样的政策，民众就可以富裕了。他还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帮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
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孟子的大力发展。孟子明确指出“仁者，人也”。所谓仁，是人之所以为仁的本质，因为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2]，差别在于人有道德。告诫人们如果人不保存这点差别，很容易丧失道德。在此基础上，孟子又明确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样，孟子的仁学思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现。在经济上，孟子指出制民之产的主张，因为在孟子看来，人有恒产，方有恒心，而人无恒产，则无恒心，无恒心，则放僻邪纵。在政治上，孟子在孔子德政的基础上又提出仁政的主张，具体言之，首先要注重民心的向背，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3]。与此同时，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4]这就是孟子着名的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思想。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5]。孟子不仅强调君民之间正确关系，还论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6]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关系而非绝对的关系。这才是儒家以人为本的真正内涵。《尚书·无逸》要求为政者要“先知稼穑之艰难”，进而“则知小人之依”，“依者，隐也”，下层的普通民众心中的隐痛和难以言说的疾苦，为政者要从爱民的立场出发，实行祥和的政治，要导之以德，教化民众，让他们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产，要有从事物质财富生产的生产资料，要使民众安居乐业，衣食饱暖，不饥不寒；要薄其赋敛，少派徭役，减轻民众的负担，处理好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二、儒家仁学对伦理价值的补偏救弊
从儒家的视野看，在现代文化当中存在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人的价值、自我意识、想象力屈从于资本主义市场原理和技术以及产业秩序而被歪曲。因而现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实现这一根据而日趋枯竭。孔子早已认识到文化的人性本质。《论语》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儒家强调传统道德文明，人文价值的弘扬和重建，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弊之功。
儒家重视以德为本的人和关系。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机械的合理性渗透到人格关系，因而造成了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异化。儒家强调指出，德作为人格要素是经济关系的根本。《论语》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17]尽管这是在农业经济条件下适合“人口＝劳动力＝生产力”逻辑的理论，但也对资本主义经济有许多启示意义。经济活动乃是人际活动，故应以人为本；而经济分配体现社会平等与否，故均分才能民安。实际上，君与民之间存在着对等的、相互不可分离的关系，因而孟子曰：“无君子，莫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18]孟子又认为，当百姓无忧于生计时，才能恒下心来修身养性。若君子只顾自己的富贵而不为百姓创造经济条件使他们过道德生活，那么这就等于把百姓推向罪恶的深渊。同样，在现代社会里，劳资之间也存在互相依赖、相生、相成的关系，企业家或资本家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能够过道德生活的经济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的伦理是以财富的积累为目的和价值的。而儒家的经济伦理观则认为，财富的积累不过是实现道德生活的手段。在孔子看来，富贵不得离道而求，贫贱不得合道而弃。而且儒家的经济伦理比财富的积累更加关注它的平均分配。《论语》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化，无寡；安，无倾。”孔子把经济活动的目的理解为财富之均享和生活之安定。由此观之，孔子重视的是平等、安定等社会福祉问题。
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9]。“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0]。孔子首先肯定人们厌恶贫贱追求富贵的欲望和行为，是符合人性的，是正当的。这是他立论的前提。然而他要求人们弃贫贱求富贵，应该遵循一条符合普遍化理想的正道，也就是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法取得。对那些因行不义而取得的富与贵，就像对待天空飘过的浮云一样，无动于中，不应有丝毫的歆羡。在这里，孔子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富贵不可取，什么样的富贵应取，而且告诉我们谋取财富和荣耀的方法与途径。伦理规范在孔子那里不再是对人们取利行为的消极防范，而是已经具有了激励人们如何进取的积极的意义。他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1]在一个多行不义，社会秩序严重失范的国度里，发财作官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不是同流合污便是趁火打劫，当然是不道德的。而在一个广行仁义，井然有序的国度里，却不能摆脱贫贱，同样是可耻的。因为那说明若非缺乏向善的进取心，便是不够勤勉努力。即是说在政治良好的国度里自甘贫贱，也被孔子视为非道德，因之也是一种耻辱。这就给人们对富贵的追求，设立了一个正反面的价值尺度。富贵虽是人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还有更高的价值在，这就是仁义、礼义或称善。并以此为基础，培养出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耻感意识，合而执持之，便是人的尊严。
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体系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人对无限的追求就表现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世俗化，反映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就是更加重视个人的物质利益的追求，重视物质生活的改善。这当然无可厚非。人不能脱离物质生活而存在，也不能不对更好的物质生活有所追求。在人类原始的利益机制中，一切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个体物欲满足及生存需要。马斯洛的需求层级论认为，人类皆有五种基本需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及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但是，如果人们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变成了唯一的动力，就会使人们失去精神追求，特别是理想信念，而人对理想信念的追求，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追求，是对当下物质生活的超越。
共产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一种利益机制，这就是在理想信念的催化下，形成了更加高尚的利益机制，除了部分为个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外，更大程度上追求贡献社会，为大众谋利益，从而为个人获得组织归属、社会尊重和自身价值需要。人只有把理想和信念追求当作人的终极意义时，人才会受“最好的动力”所驱策。这就是我们所要信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正处在一个变革、复杂的时代。在国际上，我们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对我进行文化思想等意识形态渗透的压力。从国内来说，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社会情况出现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改革中利益分配不公、社会不平衡等深层次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所有这些必然会给思想政治领域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民族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一个民族同样不可能自尊自立自强。当今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治国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远保持旺盛生机和充满活力的源泉。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自然离不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仁学所强调的传统道德,人文价值的弘扬,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丰富的滋养。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儒家文化也不是永远普适于任何时代的。宗法社会和小农经济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基础。今天，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文明与进步发展到全球一体化的当今时代，儒家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充分吸取现代文明的滋养。纵观儒学发展史，儒家思想正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了道家、佛家的思想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儒家仁学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对于克服片面发展工具理性、唯科学主义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义的失落和危机，自有补偏救蔽之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儒家仁学思想无疑能够提供丰富的滋养。
我们的祖先以无止境的追求和百折不屈的精神克服了当时的危机,而从未丧失自身的文化。特别是北宋儒者张载把一生为学的宗旨概括成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一生信念,走完了探索和实践的全过程。《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这里以“旧邦”喻指古老的儒家传统思想，以“新命”喻指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旧邦新命”，亦可表示我们古老的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重放光芒。
参考文献：
[1]崔高维校点：《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梁海明译注：《礼记·中庸》，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4]杨伯峻注释：《孟子·尽心下》，岳麓书社2000年版。
谢丹译注：《荀子·礼论》，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心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杨伯峻注释：《论语·雍也》，岳麓书社2000年版。
谢丹译注：《荀子·富国》，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18]杨伯峻注释：《孟子·滕文公上》，岳麓书社2000年版。
[10]李全华标点，[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岳麓书社1988年版。
[11]杨伯峻注释：《论语·为政》，岳麓书社2000年版。
[12][16]杨伯峻注释：《孟子·离娄下》，岳麓书社2000年版。
[13]杨伯峻注释：《孟子·离娄上》，岳麓书社2000年版。
[15]谢丹译注：《荀子·哀公》，书海出版社2001年版。
[17]梁海明译注：《礼记·大学》，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19]杨伯峻注释：《论语·里仁》，岳麓书社2000年版。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2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价值观教育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3
关键词：儒佛仁爱思想引导社会作用
儒家思想传统中，儒佛总是形影相随，既有“至圣”又有“亚圣”。儒曰“成仁”，佛曰“取义”，他们宗旨也始终配合。儒与佛思想被合称为“儒佛之道”。儒创立了以“仁”为核心思想体系，也是儒治国之道，体现了人道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是适用。而佛进一步发展了儒“仁”，认为“仁者无敌”。并将“仁”发展成为“仁政”学说，认为君主实行“仁政”，则可以得到人民拥护，反之，则会失去民心。这体现了佛“民贵君轻”民本思想。在教育方面，儒并没有直接提出人性善恶观点，而佛却提出了“性善论”。并且更注重于道德教育培养，提出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间正确关系，并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之间关系，封建秩序稳定与天下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综上所述，以儒佛为代表儒家文化，不靠武力，就能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广大儒学文化圈，在世界思想史与世界文明史中占有着十分重要地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笔多么可贵文化财富，多么经久不衰治国方略。我们必须要对其仔细研究，应用与当今社会，应用于积极建设与谐社会中来。
一、儒佛观点――一个无法回避价值观问题
在儒、佛之典籍中，有诸多关于水论述。三圣以其独到视角，以水之诸多物性折射、拟喻先秦儒家之道，以水喻德，以约见博。以水之混混盈厚、源远流长喻道论之本源意识，皆以仁爱、孝义为修身之本；以水之奔腾东往、百折不回喻儒家达观、进取之力行哲学；以水之润泽万物、去污就洁之性喻儒家礼乐教化之社会道德。循着两千多年来，儒佛所倡导以仁为本价值观对于中国社会稳定、与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树立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今天，我们仍能从中得到有益启发。正确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基础。两千多年来，儒佛所倡导以仁为本价值观对于中国社会稳定、与谐、发展与重建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在创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益启发。
儒学重心在人生哲学、伦理道德方面，他们所提倡人生态度、人生价值及人格追求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人类价值，人理想人格价值，人独立人格价值与人社会价值。儒佛强调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高于其他物类价值，这种价值突出地表现在人有道德意识这一点。他们把人善性作为人们追求善、成就善心理基础，把人道德意识作为人们追求道德价值、成就理想人格心理依据。他们理想人格就是以人皆有之善性为基础，即所谓“仁爱”，认为人类向善需要，就是人们追求理想人格心理原动力。这种理想人格实际上是一种理想道德人格，代表人生最高价值。儒佛认为，对理想人格追求，不能仅限于认识，更重要还在于“躬行”，即道德修养实践，也就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贯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并提出了“内省”、“反求诸己”与“养浩然之气”修养方法。因此，任何一种核心价值观，要想在社会中得到普遍认可与接受，都需要有一个率先践行示范这一核心价值观集团，这种价值观即使再好，也很难走出倡导者头脑与学者书斋，成为普遍行为准则。
二、儒佛异同――影响价值观之关键性因素
从理论核心、主体与培养方法三个方面对儒家理想人格进行了全面而系统阐释，体现了儒佛在理想人格方面承变。先秦时期，各家学派都对理想人格做过不同探讨。在儒家学派中，理想人格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如果我们用发展眼光来看待，就不难发现理想人格也是一个变化发展过程。“仁”是儒思想核心，儒理想人格最终要达到“仁”精神境界。佛对“仁”定义要儒具体一些。而且这种“居仁由义”修养方法也大大深化了儒“仁爱”之道，使得理想人格修养理论更加可行。儒理想人格分两类：君子与圣人。圣人是理想人格最高境界。儒认为即使是被颂扬尧舜，也未必达到了圣人境界。
三、佛儒融通――人格培养的重要意义
儒提倡通过实践去完善理想人格。儒一贯重“行”，儒认为“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行义以达其道”。在儒看来，只有“行”才能使“道”变为现实。儒还通过宰予白天睡觉事，告诫弟子衡量一个人品德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儒就是以“言必信，行必果”为依据对弟子进行表扬。在儒看来“巧言令色”“言而过其行”都不是道德高尚人。总之，儒要求言行一致，其是着重于“行”思想很值得我们借鉴。佛理想人格培养，在继承中又有所发展主要体现为：第一，尚志。佛也重视“志”。佛认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在佛看来，志是理想人格中最主要部分，人不仅要立志，而且要不断使志向更加高尚，人只有“持其志”，才能有所作为。否则，就如同掘井一样，“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佛也强调意志磨练，尤其是逆境中。“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百里奚举于市。”都是因为他们经受住了困难磨练。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形成与塑造起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应该全面认识与分析影响，充分利用丰富思想资源，改造与重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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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2005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企业家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求同存异，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5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至关重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复杂因素。如何有效弘扬社会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管理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儒家思想是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旌表制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在传统社会，国家通过旌表制彰显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儒家思想在旌表制的影响与渗透下深入人心，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一、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东方文化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仁”与“礼”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两个基本内核。在儒家思想中，“仁”以个人道德品质为依据，“礼”以社会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基础，二者共同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念。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儒家思想中“爱有差等”的基本原则，规整了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仁”与“礼”犹如两块基石，从不同的方面用不同的方法巩固维护着封建统治，促进了社会有序状态的形成。它们在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等文化深层结构方面，影响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金科玉律。“仁”与“礼”的有序结构结束了这一社会核心价值出现之前的无序与困惑，为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适应了封建经济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需要。
至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道德论，至此，儒家核心价值体系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获得了社会的法律认可，得以确立。之后，历代统治者均大力倡导，以此作为伦理导向与秩序约束，实现了封建社会的延续与发展。“仁”与“礼”的思想构成了“三纲五常”的基本框架。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礼”的基本原则和具体体现。“纲”原指网上的总绳。《尚书・盘庚篇》曰：“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意即，只要提起总绳，就可以迅速并且有条不紊地带动起全网来，引申为主导、支配、核心、宗旨、目的等意。君臣、父子、夫妇是所有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三种关系，只要解决好这三种关系，就可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1]，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所谓“五常”，原指处于特定关系和地位中的某些人所应当遵从的特殊道德规范。《尚书・泰誓》云：“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孔颖达曰：“五常即五典，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2]后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仁”是“五常”之首。
如果把“三纲五常”比喻为一张网，“仁”就好比一条横向的网线，从主体内在修养与家庭伦理的层面提供价值准则；“礼”就好比一条纵向的网线，从社会外在约束与宗法秩序的层面提供行为规范。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网格，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确切的位置，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有具体的约束和规定。这样，作为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三纲五常”就以“仁”与“礼”为基本内核，从家庭伦理与宗法秩序两个层面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将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规整到自己的位分之上，使整个社会处于有序的状态之中。“三纲五常”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准则。它将政治强制和道德自觉相统一，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行为纳入各自轨道，使社会行为带有模式性。这种模式性的出现，正是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的必然要求和具体表现。“三纲五常”的出现不但从理论上总结了先秦直到汉代多种流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社会实践上适应了中国古代宗法等级制度的需要，对统一思想，统一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儒家思想对秦、汉以降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定型作用，并对中国封建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广泛而又深远影响的。春秋时代，社会急剧动荡，思想界百家争鸣，大倡己说，各诉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念，正所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孔子提出了“仁”与“礼”的思想，用以匡正社会规范和道德伦常。儒家的“礼”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过程，并在客观上起到了增强社会稳定和持久发展的作用。在尊贤有等，亲亲有术的等级秩序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位置。个人在宗法血缘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都受到具体的约束和规定。儒家的“仁”又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维护民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纲常伦理、仁爱思想为在失序的社会中无所适从的人们提供了一套严整的行为价值准则。儒家“仁”与“礼”思想既是封建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实践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和评价依据的依据，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阶级所倡导。中国传统社会在“仁”与“礼”的导向下，产生了超常的稳定结构，社会处于长期稳定和团结的局面。
二、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威评价机制
旌表是以皇帝名义授予奖励的国家表彰制度。通过为民众树立榜样，表彰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彰显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旌表活动一方面使旌表者美名远扬、荣宗耀祖；另一方面使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在民众中扎根。“三纲五常”成为主流评价标准[1]。
“旌”的原意是一种旗帜。《周礼・春官・司常》载：“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2]“表”原指裘的有毛的一面，引申为仪范、表率之义。“表”与“标”音同义通，意指立木来标志、彰显、告示某事物。《管子・君臣上》谓：“犹揭表而令之止也。”唐代尹知章注曰：“表谓立木为标，有所告示也。”后来“旌”和“表”通用均为表彰、表扬之意。如《左传嘻公二十四年》：“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旌”、“表”连用意即树立匾额、碑石、牌坊等标志以示表彰。
旌表制度萌芽于先秦。《尚书・毕命》中记载：“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3]“宅里”即居处，“淑慝”即善恶。“旌别淑慝”、“彰善瘅恶”即对善恶作出区分，表彰善、惩治恶。春秋时期，齐桓公曾令各州：“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4]齐国对慷慨捐献、乐善好施、佐国家之急的“义民”用白泥粉刷门墙、增高里门的方式予以表彰。先秦时旌表的对象除佐国家之急的“义民”之外，还包括殷遗民中的善者以及作为前朝贤达的商容等，旌表主旨尚不十分确定。后世则明确将忠、孝、节、义之人作为国家旌表的对象。秦汉时朝廷多次表彰对国家对人民有杰出贡献或者品节高尚之人。
汉代以孝治天下。“孝”是中国古代产生最早、影响最深的一个家族道德观念和伦理范畴[5]，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也就是说，能遵守孝道的人大多具有向善的基础，很少有为恶作乱的。对于“孝”的重要性，《孝经》有言：“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广要道》）在儒家看来，孝乃“百行之冠，众善之行”，是道德的根源。汉代实行察举制，通过举孝廉选拔的人才最多。《文献通考》记载：“汉世诸科虽以贤良方正为至重，而得人盛则莫如孝廉，斯亦后世之所不及。”（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通过孝廉选举出来的人才不再经过考试而直接被任用。汉代皇帝如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顺学习过《孝经》。在皇帝的率先垂范下，最能集中体现孝道理论的儒家典籍受到了高度的重视。汉代重视学校教育对推行孝道的教化作用。无论官学、私学，入学弟子除《五经》之外，均需学习《孝经》。吕思勉说：“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6]汉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道德教化。通过学校教育，“孝”在社会得到了广泛普及，儒家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以广泛传播。自汉以降，孝成为重要伦理精神支柱，在治国安邦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旌表的主要德行之一。
魏晋南北朝沿袭汉代以孝治国的做法，并开始以载入史册的方式旌表孝行。正史中的“孝义传”、“孝友传”、“孝感传”和“孝行传”等表彰孝行的类传都是对笃行孝道之人进行旌表。魏晋南北朝时期还规定在立太子时要旌表孝子节妇，表其衡闾，赍以束帛[1]。至隋唐，旌表制度逐渐成为定例。隋朝已见旌表详案，如：“田德愚，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上闻而嘉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并赐帛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2]可见，隋朝旌表已采用更易地名、赐物、旌门、授官等多种形式。
唐朝在《册府元龟》旌表部中对旌表的教化功能与目的详加阐述：“王者甄明高义显异至行，所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也。盖天下至大士民至众不可家喻而户晓故显其忠，所以励事君也褒其孝；所以劝事亲也尊贤者；所以善也表烈士；所以义也。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帛以至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奖一而劝百，故能述宣王度丕薄俗民德厚有耻且格……”（《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旌表制以儒家道德规范“忠”、“孝”、“贤”、“义”作为评价标准。为使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众明善而效仿，朝廷对被旌表者授以爵禄、赐以帛、旌其门闾以“激扬风化”、“敦率人伦”。与此同时，民众通过这些醒目的、显见的、外在的物化标志，能够更好地了解官方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以致竞相效仿，蔚然成风。
自秦汉以降，旌表制度成为朝廷对臣僚百姓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赏，不仅从对象、程序上进行了规定，而且规定了多种旌表方式，并逐渐成为定例，沿袭传承。旌表对象是符合儒家礼教的模范人物。《后汉书・百官志五》明确指出：“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魏书・世宗宣武帝纪》也规定：“孝子、顺孙、廉夫、节妇旌表门闾。”《元史・百官志八》亦谓：“旌表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高年曹德。”可见，历代王朝均对义夫、节妇、孝子、贤人以及累世同居等大加赞赏。忠君、孝悌、贞节、贤义成为朝廷确定的旌表对象。旌表方式灵活多样：“或授之爵秩，或禄其子孙，或旌其门闾，或赐以谷帛以至复其征赋，申以祠祀，皆因事以立教。”（《册府元龟》卷一三七）朝廷和官府通过树立物化标志、给予经济奖励、提高政治地位等多种手段对“忠”、“孝”、“节”、“义”等道德行为加以旌表。
树立物化标志主要有表闾、立阙、立碑、立牌坊、立祠建庙等形式。表闾、立阙即由朝廷官府或赐匾额悬于门上、或于门前建立高大门观以崇声势，亦称旌门、旌闾。立碑即将碑立于村头街坊、孝子庐墓之所。一人贤德，里闾增辉。立牌坊、立祠建庙即建牌坊、建置祀庙于其里巷，如各种功德牌坊、孝义牌坊、贞节牌坊、科举牌坊、关帝庙、岳飞庙等。牌坊匾额上题有“乐善好施”、“义方世训”、“力孝遗芳”、“嘉德懿行”等字样，并记载着主人的姓名、功勋、事迹。这些醒目的物化标志一方面是表彰个人忠、孝、节、义的道德行为，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树立道德楷模、行为典范。给予经济奖励主要有赐给实物和减免课役两种形式，以米、绢、金银等实物作为奖赏，或减免税赋课役以示旌表，给予旌表者以经济补偿。提高政治地位主要有赐爵和授官等形式。赐爵即给予名誉爵位，授官即给予官职，以示表彰。唐宋时期因“孝悌”而得旌表者具有任官资格。虽然由此谋得官职并不占入仕主流，但也并非罕见。这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易地名、赐予名号、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多种形式。更易地名即改所居乡里的名称，赐予名号即赐予如“孝义”、“贞德”等名号以示表彰。载入史册即将旌表者事迹列入史书记载。二十五史中的《孝子传》、《烈女传》、《忠义传》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典范。在封建社会，科举取士造就了数量庞大的读书人，许多人并不能幸运地踏上仕途，“英伦沉下僚”的现象在所难免。儒者理想有三立，曰“立德”、“立功”、“立言”，亦称“三不朽”，是儒者的毕生追求。为鼓励这些归于民间的读书人“立德”，朝廷官府通过荣荫子孙、载入史册等手段，为难以“立功”的读书人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使他们在基层民间发挥敦化民俗的表率作用。
由于旌表是直接由皇帝或朝廷颁发的最高荣誉，且一般情况下终生享用，这在崇尚礼仪的时代是莫大的荣耀，因此受旌表者不仅本人深受乡里仰慕，子孙后代亦深得裨益。在榜样的示范下，人们纷纷为光耀门庭而身体力行。通过旌表制上下互动的方式，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引导着民众评价活动。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不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内化为民众的价值信念并转化为实际行动。
宋代旌表已有一定程序，包括受旌表人的事迹、条件、荐举人的权限、上报公文的格式、审批的程序，以及审查和检测制度等。明代制定了严格的审查和检测制度，防止出现腐败和不作为现象，保证旌表制度落到实处。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下诏榜示天下：“本乡本里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但有一善可称者，里老人等，以其所善实迹，一闻朝廷，一申有司，转闻于朝。若里老人等已奏，有司不奏者，罪及有司，此等善恶，每遇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到来，里老人等亦要报知，以凭覆实入奏。”[1]里老上报的请旌名单需经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严厉把关，层层核实，同时还需乡邻担保。如经监察部门审核发现问题，须承担连带责任，朝廷将予以严厉打击。
清代旌表制度更为完善。建立一个贞节牌坊需层层核实、审批、上报。表彰须经过州县题请、册结、驳查、题达、（都抚学政）具题或汇题、发建坊银两等步骤，手续繁杂。可见清代旌表程序管理更为严格。清人尹会一说：“节孝为风化攸关，表扬实朝廷大典。”（尹会一：《抚豫条教》）不可忽略轻慢。旌表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了旌表手段的落实和旌表目的的实现。通过对礼乐教化的不断强化与引导，国家的权威渗透到基层的民间，儒家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规范。
三、结语
旌表制度的发展史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引导方向及评价标准的最终确定。旌表的目的在于为民众树立道德楷模，教育民众忠君、孝悌、贞节、仁义。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表彰等多种形式，使民众在对荣誉的追求中认同并遵循儒家礼教，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内化并转化为实际行动。历代王朝均十分重视发挥旌表的教化功能和导向作用，通过旌表忠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以及累世同居等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行为，树立标识、引导民众，从而实现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渗透与认同。在旌表活动中，自上而下形成一股凝聚力，有效地发挥了权威评价的强制作用与导向功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有效激励机制。对此，伏尔泰在其《风俗论》中这样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应受褒奖者立牌挂匾。”[2]在人们内心深处，“三纲五常”实际上已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甚至比法律更有威力、更深入人心。这正符合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礼法融合的趋势。
旌表制符合民众心理，促进了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普及与认同。人们从匾额、碑、祠、牌坊中获得具体的教谕。这些物化标志传递着忠、孝、节、义的价值信息，成为“一种凝固的社会记忆”[3]，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传承的重要载体。赐物、赐名号、授爵、拜官等旌表形式又以功利引诱民众争相效仿实践。自周至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但是民众对旌表的追求始终不变。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得以传承而绵延不绝。
儒家思想的产生是以封建经济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儒家思想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民族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在全球化过程中一度遭到排挤和消解。强调秩序和整体观念的儒家思想及其评价机制一度遭到批判，西方价值观念中的个人主义、民主、自由观念及其管理制度被奉若神明，大肆吹捧。然而，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所揭示和反映的，正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依托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为新秩序的建立，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面对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儒家思想如何为现实社会、为未来社会服务是当代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冲突中，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新途径。一方面继承、发掘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内涵；另一方面，开放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使儒家思想跳出传统文化的囿苑，彰显其现代价值，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新的制度框架内，发挥着独特的适应力、内聚力与活力。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6
关键词：中断性连续性儒学形态三期说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交换博士生，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一
回观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历程便会发现，哲学史的形态更迭表现为这样一种现象：当旧有的哲学派别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旧有的理论必然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能够解答“难题”的新衣服换掉。这种新旧“衣服”更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有着绵长历史的儒学学说。就儒学来讲，其几千年迁延的历史就表现为这些新旧“衣服”间的不断更迭，即，从传统经学的诠释视角来看，新的原创性诠释对于旧有诠释的不断替代便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历史。固然，新旧诠释之间由于诠释对象的相同或相似使得新旧理论间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因此，以往的儒学史研究大多强调的是“连续性”，不论是牟宗三和杜维明的“三期说”，还是李泽厚的“四期说”[1]，拟或还是其他人的“五期说”[2]等，“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3]毋庸置疑，对连续性的强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正是内在的连续性才使得书写儒学历史成为可能。
然而，儒学史的连续性是相对的，它是在与差异性不断的相互“纠缠”下所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儒学义理间的差异性，便无所谓儒学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正是新旧诠释义理间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史。康德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4]，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5]实际上，新旧理论的差异就表现为新旧理论义理之间的“中断”。既然差异表现为义理间的“中断”，因此，在治儒学史时，既然可以以“连续性”为视角去研究，当然也就可以以“中断性”为视角去研究。也就是说，在治儒学史时，我们可以摆脱“连续性”的“纠缠”，走出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以“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6]为视角对儒学不同形态间的转换进行分析。至少，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然而，虽然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是可能的，但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因此，虽入手处不同，但“中断性”视角与“连续性”视角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研究儒学发展的理路。其二，作为一种学术，儒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历史性的“遮蔽”：秦朝倚重法家语境下的“焚书坑儒”、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倚重佛学语境下的“灭儒”、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倚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打倒孔家店”。这三次“遮蔽”不可谓不大，其“中断性”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因为其均源自外在政治的干扰，而非儒学自身的学理所致，故不在本文所谓“中断性”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中断性”为视角来回顾、研究儒学史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着重研究“中断性”之关联的新旧理论间的变化因子，而且甚至还要涉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讲，新旧理论的变化因子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核心论题的变化。对核心论题的反复论辩和基于核心论题的体系展开是一个哲学学说“安身立命”的根据，因此，新旧理论的“中断”首先意味着其核心论题的转向。就西方哲学来看，其核心论题曾经过几次大的转向：泰勒斯所开创的以探讨“万物始基”为核心论题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开启了以追求“至善”为核心论题的伦理哲学形态。之后，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搁置了经院哲学探讨“上帝本质”的核心论题，开创了以“知识来源”为核心论题的哲学学说。而维特根斯坦则根据“家族相似性”的游戏规则，把哲学的核心论题转向为意义活动的“语用研究”。显而易见，核心论题的变化是不同哲学学说以及同一哲学学说中不同派别更替的根据。
其二是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哲学的核心论题的变化是通过概念的变化来承载的。当一种新的理论开始用来解释生活时，其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词语和话语方法也不再有用，于是必然代之以一套新的概念系统。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过：“有趣味的哲学……是逐渐令人生厌的既定语汇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语汇（它模糊地应许伟大事物）之间的竞争。”[7]因此，“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8]比如，殷周时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论题是“天命”，承载这一论题的概念是“天”、“帝”、“道”等。后来孔子以“天下如何归仁”为核心论题构建起了儒学体系，而承载这一核心论题的概念是“仁”、“义”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出现了新的转向，其核心论题具体表现为对“理”与“心”等概念的形上建构。具体讲来，程朱理学的核心论题是“性即理”，其核心概念是“理”；而陆王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其核心概念则是“心”。
其三是“实证性关系”的转换。所谓“实证性关系”是指哲学学说的实证的或实用的侧重面向。就儒学来讲，殷周时期的核心论题“天命”的实证面向是秉承“天道”而治，因而了解“天道”和顺应“天道”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导。但是，春秋战国以至后来的秦汉时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寻求“天道”和顺从“天道”已变成死路一条，因此改造和提升道德人心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原始儒家探讨“仁”这一核心论题的实证和实用面向。在宋代，儒学以恢复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为责任，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在于“理”所代表的普遍理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决心恢复程朱理学出于普遍理性的建构而取消的主体在道德建构中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他建构起了以“心”为实体的心学本体论，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变为了“心”所代表的主体性。
其四是诠释文本的变化。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尤其是通过对原典文本的哲学诠释而推陈出新的。因此，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中国哲学来看，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即都有自己的诠释文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9]，“读《易》韦编三绝”[10]，他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周礼乐文化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的。之后，《庄子》以《老子》为诠释文本，《孟子》是《论语》的最好“注脚”，这是毋需多言的事实。在汉代，探究“天人之际”的儒者董仲舒所依据的诠释文本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再往后看，宋明理学的主要诠释文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朝的哲学教本，不论是赞成理学的儒者，还是反对理学的流派，都以朱熹的文本作为思想创新的“依傍”。
如果以“中断性”为视角，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因子为依据来考量儒学古展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分期。这些分期以古代儒学几次大的“中断性”和继此而出现的儒学形态转换为依据，每一个分期反映着儒学史上的一种形态。
转贴于二
众所周知，商周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中国上古世界观的基始，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所创制的儒学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天命观念。不过，孔子的重点是发现仁和倡导仁，而不是为仁寻找形上的根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1]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12]孔子是以在实践层面寻求仁之落实为鹄的的，而非为现实层面的仁寻求超越的形上根据。在孔子之后，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的“思孟一系”，即又是面向现实层面的一种美德伦理体系。荀子的儒学礼法体系和天道性命观念更侧重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实际面向，构筑了原始儒学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地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13]此时之儒学重视的是人之作为一“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存在，它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与“孝道的伦理观”。[14]之后，两汉、魏晋、隋唐诸代的儒学学说便都大致依此进路展开。
应该说，孟子与孔子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孟子直接言性说天。《孟子?尽心上》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的确是在有意为性善寻找终极原因，并将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天。不过，孟子之心性论所表达的只是人伦道德的实存面向。或者说，孟子虽然为性善找到了形上根据，但这种形上根据只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诚”的观念。《中庸》曾试图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并力图以此打通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为儒学的道德论确立一个哲学基础。但是，这种论证因缺乏必然性而具有独断的嫌疑，因为它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属性的问题，因此它未在存在界与道德界建立必然联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学在根本上是非玄思的，而是实存描述的；是非本体抽象的，而是道德实践的。“敬天命而远之”等言论是此旨的绝好反映。
而且，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5]，“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6]“子不语怪力乱神”[17]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从而拒斥了超世的神圣世界和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18]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19]
可见，在先秦到隋唐间，儒学既不以本体论为追求，也拒绝了神圣世界与终极关怀，此时儒学所可选择的路径只有回到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梁启超曾说：“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20]而且，儒家学者认为，人异于万物之“几希”处只在于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1]因此，儒学必须担负起探讨人的道德属性、表达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过一种有德性生活的责任。此时之儒学既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性善；亦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性恶。这是关于道德属性的探讨。关于道德理想，孔子认为人只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才有意义，尧、舜、禹以及文、武、周公等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人格典范。与此相应，关于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都奠基于德性生活的基础之上。至于引导人过有德性的生活并从而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就成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天职了。
如果依据上述变化因子来考量的话，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儒学其核心论题是“天下如何归仁”，其基本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在这些概念中，“仁”承载着儒学的核心意旨，它统摄并决定着其他概念。此时期之儒学的实证的实用的面向是通过对以“仁”为核心的上述概念的论证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来直接指导现实的道德践履。而且，在此时期儒学中，本体与工夫、性与情、理与欲、内圣与外王、人生与社会、义理与践履等命题还均处于潜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张力可言的。就诠释文本而言，周礼文化以及《论语》、《春秋》等是这一段时期儒者诠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自先秦至汉唐间的儒学以对实存道德的描述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为特征，这种特征的儒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三
然而，在魏晋、尤其是隋唐时期，尤其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理论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当时，人们在儒学名教义理中不仅难以通过道德修为达至成贤成圣的目标，而且一当涉及有关个人安身立命等终极问题，人们不得不改换门庭，跑到佛、老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理论依据。此种情形被形容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且，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分工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和“以佛治心”。这就是说，儒家因为其理论解释力不足只能在经世外王领域“活动”，而有关个人身心性命的内圣和超越领域则应由佛、道二教来占领。正因为儒学对个人安身立命和终极关怀等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佛教因此而攻讦儒学过于浅薄，称儒学是一种未经严密深刻论证、缺乏理论魅力因此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执迷”之说。佛教对于儒学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攻击儒学在理论方面过于浅薄，认为儒学理论多为对道德实存形态的描述，缺乏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深度。二是佛教攻击儒学心性论方面的漏洞，认为儒学对心性论的论证不严密，且有诸多武断之论，因而缺乏理论魅力。
就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佛教的攻讦是准确而切中要害的。面对佛教的攻讦，儒学只有修正、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增强自身学术的理论解释力，以重新参与到与佛、道的竞争中去。在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身心性命”理论的魅力和其对儒学所构成的威胁后，出于巩固儒学地位的目的，宋明儒者终于从原始儒家“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超越出来，在儒家本有的学术资源之上，勇敢地但却“偷梁换柱”式地开始汲取佛、道“身心性命”的思想精华，把儒学经世外王理论建立在形而上的心性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上（天理）下（人性）相通、内（主体心性）外（生活世界）合一。很明显，这是借助于佛、道而展开的一种儒学形而上学建构“运动”。历时性地看，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程、朱等为代表的理学阶段，即常言的程朱理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阶段，即常言的陆王心学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来看，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论证“理”的先天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展开的，而对“理”的建构又是通过诉诸于佛教心性论展开的。唐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释、老而后归之于儒门的思想过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之后他一变罕言性与天命之儒家传统，将天道伦理化，开创了儒学形上化的历程。继之，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说”为构架，进一步深化了儒学与佛教心性论的结合。之后，二程和朱熹继续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诉求，最终建构起儒学以“理”为本体的道德本体论。从周敦颐经张载再至程、朱，其思想历程反映着“理”逐渐抽象化和本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对于儒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理”本体的建构使得儒学作为道德哲学有了“合法性”基础；二则“理”本体的确立使儒学因有了本体论思想而变得“深刻”，不再受“浅薄”之攻讦。与“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相比，程朱理学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建构起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使儒学具有了全新的学术形态。
然而，迨至明代，由程、朱所建构起的理学体系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借用牟宗三的概念，程朱理学只是一种“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ofmorals），而非“道德的形上学”（moralmetaphysics）。“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22]因此，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因局限于道德范阈并不足以完全抵制佛、老的冲击，因而日益显示出其理论解释的无力和卫道行为的无奈。而且，从程、朱所设计的理学模式来看，理学实践可以比作一次永远难及终点的“长途旅行”，而“旅行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源于他们始终坚信目的地是可以到达的。
宋明儒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陆王心学。从逻辑上讲，陆王心学是继理学之后而生发的，它是对理学的一次反拨和救正。陆王心学大大地简化了“旅行者”达及终点的路程，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与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的心性论更为精细、简易和完善，其对主体性的强调使得心学、因而亦使得儒学的理论魅力大大提高。王阳明认为，本体即在人心中，人的本性“德性具足”，因而根本不需去外在寻求“天理”，只要反省内求，去欲望除昏蔽，在经历一番“擦拭”的工夫后，本性之纯善即可显露。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不仅将程朱理学之“理”由身外移到了心内，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将“心”本体改造成超拔于道德本体的“实体形上本体”，不仅为道德存在而且为万有的存在提供一个最终的依据，使得儒学由道德形上学进入到“实体形上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道德底形上学”进到“道德的形上学”。因此，陆王心学不但解决了道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儒学作为一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亦解决了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无法解决的“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难题。
这样，从中唐韩愈发起复兴儒学的运动之后，经过宋明两个阶段的发展，儒学在明代中期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熔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炉，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为形上基础的庞大且严密的道学体系。就上述诠释的变化因子来看，此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已由“天下如何归仁”具体化为“如何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为儒学成为一种哲学寻求“合法性”的根据。相应地，其主要概念为“理”、“气”、“心”、“性”、“体”、“用”、“工夫”等，其中，“理”和“心”是其核心概念。但“理”和“心”这对概念的关系在理学与在心学并不相同：在理学，“理”决定着“心”；而在心学，“心”则决定着“理”。从实证的和实用的角度来看，“理”强调普遍理性的挺立，因而重视来自外在规范的约束；“心”强调主体性的挺立，因而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就诠释文本来看，这个时期的儒学以《四书》、《易传》等文本为阐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是两种不同的问学路径，但均以建构儒学形上学为使命，故我们可以把宋明时期儒学称为儒学的“形上学形态”。
四
然而，宋明儒学在建构形上基础与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由于学术的异化而边缘化了若干在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本有的概念和义理，使得宋明儒学在理论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从整体上表现为由原始儒学的“交融伦理”异化为宋明儒学的“慎独伦理”甚至“顺服伦理”。所谓“交融伦理”是指原始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样态，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其概念义理因处于潜存状态而未表现出张力与冲突。所谓“慎独伦理”或“顺服伦理”是指在帝皇专制政治的干预下，儒学的外王面向无法开出去，不得已只好返回来强化内圣，因此而落得个以追求“慎独”和“顺化”为旨的内倾、自闭倾向。这种倾向带来了儒学“形上学形态”中若干义理之间诸如阳明心学建构的“实体形上本体”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本体之间、情与性之间、本体与工夫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张力。“慎独伦理”和“顺服伦理”成为明末清初儒学学者批判的对象，亦因此成为儒学创新的论题资源。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儒者在批判继承儒学“形上学形态”的同时，建构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新的儒学形态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首先，化解了道德形上本体与“实体形上本体”之间的张力。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儒学的道德形上本体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儒学的理论竞争力，陆王心学把“心体”建立在道德范阈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宇宙之精神本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心体”不仅对于道德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之外的领域也有了话语权。但是，由于“心体”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对其失去了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心体”不仅可以导致与佛、道的沟通，而且亦可能为瓦解道德规范进而为情识而肆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情况引起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诸学者的焦虑。黄宗羲通过“盈天地皆心”的理论建构和对阳明心学“四句教”的解读，把“心体”由“实体形上本体”拉回到道德范阈，使其再次担纲起道德本体的职责。就儒学的传统来讲，这种本体的直接变易无疑是化解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本体论张力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新的儒学形态还化解了天理与人欲（情与性）、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张力。我们知道，由程朱理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必可推出“存天理，灭人欲”和强调工夫的主张，而由陆王心学对个体性的强调则必可推出虚无化道德规范以及边缘化工夫的结论。就社会的现实功用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于是，在明末清初，围绕着天理与人欲、本体与工夫，儒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旨归是在天理与人欲间、本体与工夫间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黄宗羲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何以觅性”的情性统一论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工夫统一论。黄宗羲的这些思想把普遍理性与个体性、心学本体与切实工夫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综合和超越。
最后，新的儒学形态还表现为内圣外王间张力的消解。在长期的帝皇专制政治下，原始儒学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被窄化甚至被“恶化”为单一的内圣之学。内外并举因而变为内倾、自闭，外王的事功事业开不出，几经反复反而演变为儒学的心性境界超越理论。这种理论模型与原始儒学内圣外王通透并举之义理精神相距甚远。黄宗羲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努力开拓和重构儒学外王之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恢复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为陆王心学的主体精神施以某种限制。基于此，黄宗羲从考据训诂、提倡“绝学”、重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着手重建儒学的外王之学。迨至清朝初年，经过黄宗羲等儒者的共同努力，儒学恢复了对于经世之学、“绝学”和社会的关怀，原始儒学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理论模型复现出来。
很明显，与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相比，明末清初的儒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和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两种形态的超拔与综合、即“扬弃”为特征，因此它可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具体来讲，“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作为道德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学术，其核心论题是“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其主要概念是“理”、“气”、“心”、“性”、本体与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在实证的实用的面向上，“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表现为形上基础上的儒学整体性学术的“经世致用”。“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体现为一种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此时的儒者共同表现出向原始儒学寻求学术资源的倾向，故其诠释文本亦主要以儒学原典为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儒学形态好景并不长，它作为一种学术并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和完全的发展，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在清代中期即开始出现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出于儒学学术自身的原因，而是迫于外在的强力的政治干扰。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忽略了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所代表的这个重大转向，认为儒学发展到刘宗周后已随明亡而俱亡。牟宗三把整个儒学分为另外三个阶段：以先秦孔孟荀到汉董仲舒为第一期；以宋代周、张、二程、朱熹至明王阳明、刘宗周为第二期；而以为现代新儒家直接上承宋明理学故为第三期儒学。因此，牟宗三认为自己是“接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特征，即在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他汲取了康德的形上思想，建构起以“圆善”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接着“宋明理学路子讲”的并不是现代新儒家，而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接着讲”的不是宋明儒学，而是黄宗羲等人所开创的明末清初儒学；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是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的丰富与展开，而是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展开。
五
从以上对儒学史的回顾不难看出，儒学曾经经历的这三种形态各有其致思的核心论题，也都有其一套概念的“范式”以及其不同的实证的实用的学术面向，而且不同形态也表现在诠释文本的变化上。可以说，儒学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核心论题、概念、实证面向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就这三种形态之关系论，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儒学义理间的“中断性”：宋明儒学与原始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学形态”与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间的“中断性”；明末清初儒学与宋明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与儒学“形上学形态”间的“中断性”。这便是以“中断性”为视角对儒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反映。不过，在做此结论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上述三种形态为儒学阶段性之差异，而非何者是儒学、何者不是儒学之问题。这一说明意在回应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也就是说，以“中断性”为视角的研究与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纵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其各有不同的理论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1]李泽厚认为，儒学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2]成中英将儒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为第一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属于第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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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7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8
儒家思想的公正理念首先是一种社会价值理想和目标。在中国语境中的“公正”源自忧虑“民生”而构想天下为公的社会公正理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指一种为全天下的人谋福利的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的社会。公正的第二层含义是由“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各随其愿”而形成的秩序与和谐的状态，绝不是“平均主义”的意思。公正的第三层含义是指政治原则，是君王的执政理念和为政之要。公正的第四层含义是指一种建立在价值理念、思维模式、信念和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公正的第五层含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儒家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主要得力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它的经济思想有密切关系。
二、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决定的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精神风貌总体是好的。多数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确的职业理想与学习目标，勤奋学习知识技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或贪图享乐超前消费，或违反纪律打架斗殴，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级趣味；也有个别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道德严重滑坡，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案、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震惊全国，社会影响极坏。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与多年来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特别是“”期间，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儒家文化作为糟粕去肆意批判，连同其精华部分也通通抛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前在职业院校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学任务。
2.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经济的直接性、产业关联的密切性，以及解决就业的民生性等特点；职业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综合素质提升，主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包括交流表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迁移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创新提高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的信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合作共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实践证明，这些关键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解决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3.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内容，与儒家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职业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举措
1.实现儒家文化的“四进”“四进”是指进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新课程体系构建，将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独立的课程，组织教师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并核记一定的学分。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选学《十三经》中的某一部分经典原著。
2.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可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礼仪教育、嘉言懿行活动等，落实儒家文化教育内容；也可通过建设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墙、儒家文化长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载体，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社团、板报、漫画、主题班会宣传儒家文化，以及举办儒家文化讲座、诗歌朗诵会、相声小品、文艺演出比赛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3.建立“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理念，大胆创新育人机制，努力构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机制。学校除落实相应的儒家文化教育内容外，应将文明礼仪列入学生的操行考核中；学生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业可开展文明职工评选活动，树立道德标兵；社区也可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儿媳、好邻居、明星之家等活动，弘扬儒家文化。
4.广泛开展儒家文化研究学校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等学术组织和机构，配备一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落实足够的研究经费，开展儒家文化的专题和专项研究。
5.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优秀影视作品、书籍、报刊、数字媒体、公益广告等文化产品，宣传和弘扬儒家文化；依法开展打假活动，保护诚实合法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立法，鼓励年轻人常回家看看、把父母接到身边等一些列活动，都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以利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9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前一些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受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等西方腐朽思潮的侵蚀，其思想行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表现出一些不良倾向，这反映出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精神实质及现实指导意义，把其中先进性和积极性的内容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结合起来。
一、儒家批判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春秋时代，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士”的本性使得知识分子为探索美好的世界而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孔子提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就是号召读书人为了心中的“道”而拿起批判的武器，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找出一条通向伦理社会的道路。儒家奉行“知行合一”的修身准则，知识分子为了成就理想人格，向来“即知即行”，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态度，心中怀着对“道”的真诚，积极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去。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大量西方的价值观念涌入，不可避免地与原有正统思想发生激烈碰撞。面对多元世界，许多大学生感到无所适从，道德精神世界物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因此高校应该把践行儒家批判的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大学生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就必须保持批判意识，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即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儒家思想实际上是教导知识分子以匡正时弊、救世济民为己任，其民本主义思想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评判性认识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保持批判意识不能人云亦云，必须明辨是非。当今社会思潮纷涌，利益矛盾复杂，要引领社会的正确前进方向，必须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理所当然是担此重任的主体。所以，大学生应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对于各种西方思潮，应认真研究其形成历史和适用条件，分析其在什么条件下能对中国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不能盲目跟风。
二、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与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它是千百年逐渐形成与巩固起来的中国人民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表现为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
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极为动荡不安，面对时事沧桑，天怒人怨，当时的智者无不忧人如焚。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主张忧患应是君子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态度，他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里的“道”就是其济业救民的仁政主张。孔、孟所宣扬的兼济天下、博施于民，其间透现着一股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儒家以“修身”为根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充分表现出儒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如履薄冰的态度，反思时艰的忧患意识。践行济世救民的人生理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它的心系天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观所寄意的正是对社会命运与国家前途的关注。这种忧患意识既在古代社会造成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也凝聚了社会注意力于民族与国家的兴亡上。这种高度的主体关注，成为爱国热情永不枯竭的源泉。其次，儒家的济世救民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突出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充满了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充分地突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极大地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英勇奋斗，为国为民慷慨赴难。因此，儒家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非常生动鲜明的指导作用。
三、儒家荣辱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以重视和擅长道德教育为特色的传统儒家学说，十分强调荣辱观的价值地位和社会功能。儒家荣辱观内容丰厚、旨意宏远，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精华，通过批判改造，扬弃糟粕，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资源。
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知耻，求荣。儒家的知耻，亦即所谓羞恶之心、廉耻之心。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在儒家看来，人应该能够按照人的本性来行事，并能够为违背人的本性的言论和行为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人。儒家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
传统儒家荣辱观并不停留于对知耻的肯定上，而是进而倡导求荣，鼓励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学派的荣辱观是建立在人性和天命的基础上的。对于真正有道德的人来讲，“有恒产”并不是“有恒心”的必要条件，人的内在意志才是形成道德动机的根本动力与原因。
一个人要有内在意志力，就必须修身。怎样修身？修身的根本是知荣辱，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形成正确的日常处事原则。从手段和方法上看，一是要“反省内求”，通过反省，得到提高；二是“践行”，实实在在地去实践。通过践行，巩固和发展正确的道德行为动机。反省内求，首先就要知耻。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行己有耻”，也就是说要有羞耻之心。只有知耻，才能自觉地趋荣避辱。所以曾子说他：“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践行就是用行为实践去巩固道德信念，包括巩固正确的荣辱观念。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就是这个意思。
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表明，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均在于人。社会的现代化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不仅在于知识、技能的现代化，而且在于道德、人格、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因此，以儒家荣辱观和道德观为起点，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具有现代道德、现代人格、现代生活方式的现代人，不仅是社会教育的根本职责，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职能。
四、儒家教育思想与创新人才培养教育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索，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点”（《学记》）。高明的教师的教学，在于善于引导：引导学生，但决不牵着学生的鼻子；严格要求学生，但决不使学生感到压抑；在问题开头启发学生思考，但决不把最终结果端给学生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此举无疑有着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在《论语》中，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尤为重要。必须把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和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放在首要位置，创新教育要求学生学习的不是系统化知识本身，而是认知能力的掌握，即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前所述，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用现代的术语表示就是认知活动。重视学生的认知活动和学习主动性就是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孔子首创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就是指导和培养学生发展认知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方法。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择其善者而从之”，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儒学文化，积极发掘和弘扬儒家思想中积极的因素，把它贯穿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的始终，以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analyzingthecivility，harmony，integrityandfriendshipofsocialistcorevalues，thelocalelementscanbetracedbacktotheConfucianism.ontheotherhand，analyzingtherelatedcontentsofConfucianismenablesustounderstandsocialistcorevaluesmoreprofoundlyandrichly.weshouldbeguidedbythemarxism，adheretothedifferentialtreatmentonConfucianismandsublationinheritance，andintegratewithrealisticculture，soastoprovideimportantideologicalresourcesforcultivatingandpracticingthesocialistcorevalues.weshouldenhancetheself-confidence，improvetheconsciousness，realizethestrengthofculture，andcarryforwardandinnovatetoChineseexcellenttraditionalculture，soastobetterintegratethecorevaluesintoteaching，actionandenvironment.
Keywords：Confucianism，socialistcorevalues，ideologicalresources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记载了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和道德基础，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当今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但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不仅会威胁现代人的健康，还将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必定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解Q中国问题需要在中国大地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方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人类运用今天的智慧，还需要运用历史上积聚的力量。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智慧和力量。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思想一道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历史上来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形成和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抵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儒家思想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面对当今社会现实，在寻求解决之道时，人们可以从儒家思想中挖掘精华，如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和道德理念等，为人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思想源泉。发挥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那些适合时展的内容，结合社会现实而加以继承、弘扬、转化、发展，赋予其新的内涵；相反，对于那些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则予以摒弃。正如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所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通相融，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儒学只有根植于当代中国、当代世界，才能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是说，儒学只有与当今社会实际相融通，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其积极作用。
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体现了二者对接的成果。对于一种文化来说，价值观是其核心和灵魂，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又适应了时代需求和人民愿望，包含了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它是当今时代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源泉。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国内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儒学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历史实践表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时代变化而发展变化，但同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基因，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资源。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必须同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相契合、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相适应。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升华。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有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继承和升华，并服务于社会实践，才能彰显其当代价值，激发其时代活力。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词中，文明、和谐、诚信和友善尤其突显儒家思想的智慧和力量。
首先，“文明”。《乾・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方面象征着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内卦中爻也象征着人对自身及其与天地参之地位的觉醒和担当。人格的挺立和自觉完善在处理与天地万物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尚书・舜典》曰：“F哲文明，温恭充塞”，赞颂舜有广博深刻的智慧和温良恭让的性格，孔颖达疏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是说当个人德行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就显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因此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文明不仅指人类改造世界的过程和所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成果，亦指个人的启蒙和完善，这就为其作为个人和社会所应当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其次，“和谐”。与西方思想相比，看重和谐性甚于矛盾性，从关系和整体的角度思考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周易・系辞》载：“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道”生生不息，化育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载；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万事虽然情势各殊，但皆是同源、同体、同归的一个统一整体。万物一体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依据，由此产生的天下无外于己的认识和民胞物与的思想，都为个人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和政治抱负奠定了基础。《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由天道而论人事，讲三代圣王的治国理念，就是顺应天时地利，并如天地的博大、宽容、公正，使有差异的事物和不同性格的人都得以和平共处，欣欣向荣。对和谐思想的倡导，是儒家思想乃至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不曾断绝的重要原因，对今时今日在更为复杂和多元化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处理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价值观差别、文化差异、信仰差异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再次，“诚信”。《中庸》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与“信”互训。儒家重诚，同时将信与四端即仁义礼智结合成为五常。首先，诚信是立身之本。它是一个人推销自己，事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君子不亮，恶乎执？”《孟子・告子下》即君子不讲信用，又怎么能够有操守呢？其次，诚信是立政之基。《论语》记载，子贡向孔子请教请教治国之道，孔子阐述了“足食，足兵，民信”三纲领。子贡问：迫不得已必须有所舍弃，如何选择？孔子首先选择“去兵”，然后选择“去食”，始终保留的是“诚信”。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粮食、武备、诚信是立国的三大支柱，但三者之中，诚信为要。再次，诚信是兴业之源。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当前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的同时，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如近年来，注水猪肉、黑米线和毒豆芽等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分析原因，监管力度不够固然是一方面，然而部分企业过分看重经济利益、信用缺失亦不可忽视。因此，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企业信用体系。
最后，“友爱”。《论语》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是社会的存在者，人的学识和道德修养必然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人，教育人。儒家社会伦理和道德学说是以“仁爱”为核心的。《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简单的说就是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论语》当中还具体指出了为“仁”之方。《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人应当以对待自身的行为为参照物来对待他人，“爱人”的消极规定就是自己做不到或不愿意做的事，不强求别人做，这是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体现。《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又指出了以友爱的更高层次，从更积极的层面来讲，“爱人”是我愿意做或达至的事，帮助别人得到或达至。无论是“爱人”的消极规定或是积极规定，儒家都将推己及人作为“仁”之根本。《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传统儒家根据个人、家庭、社会的结构关联，提出了从孝顺父母到友于兄弟，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再到事君尽忠，仁民，爱物，由内向外层层推扩的道德次序，为“爱人”的落实奠定了现实基础。
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明、和谐、诚信和友善的分析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土元素皆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反过来，通过对儒家思想相关内容的分析，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为深刻和丰富的理解。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新，从而更好地将核心价值观融于教、落于行、化于境。当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相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古为今用，还要洋为中用，总之，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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