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文化遗产篇1
关键词：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发现发掘研究开发利用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实物史料即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多数埋藏在地下，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它们，进行研究，阐明古代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复原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古代历史，考古学有其特殊的作用。”[1]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保护作用，而这种保护作用又具体体现在许多层面，其中主要有以下三大层面，我们分别进行论述。
一、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作用上。因为发现发掘是基础与前提，只有先发现发掘，然后才谈得上保护。如果没有发现发掘，保护又从何而来呢？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在发现发掘作用体现的实例，不胜枚举。例如1921年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一，因该遗址遗物中有彩陶，故又称“彩陶文化”遗址。又如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北京猿人化石，经古地磁法测定，其绝对年龄为距今约70—23万年，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中期。至今共发现40余个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个体。
由此可见，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是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作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发现发掘只是第一步，而考古学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与关键，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首先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其中主要是对文化遗址与文化遗物的保护。例如仰韶文化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就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时是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其中主要是文化遗物——文物的系统化、科学化研究。例如殷墟，位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为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商代自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共达273年，是我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而在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甲骨等，有关专家都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尤其是其中的甲骨刻辞，早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在此首次发现，后于1928年开始考古发掘，先后出土多达10万余片，上面的甲骨文为我国最早的文字，已发现的甲骨文单字共计4500字左右，已认识的有1700字。历代专家学者对甲骨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科学细致的研究，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甲骨学，包括甲骨文历史、甲骨文流传、著录、卜辞内容研究、龟甲兽骨种属等。其中重要著述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考释》等。又如1972—1974年先后两次发掘的湖南长沙东效马王堆汉墓，对其文化遗物印章、印泥、套棺、木炭、白膏泥、男尸枯骨、帛书、帛画、彩绘、丝织品、乐器、漆器、完整女尸、竹筒等，也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证明这些文物，为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与当时手工业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可靠的实物资料。
当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除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以外，还与国力的强弱弱有关。例如北京猿人化石共40余个，但在1941年大部分落入美国人手中，至今不知去向。而建国后发现发掘的文化遗迹与遗物，则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好的保护。
三、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考古学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是消极封闭、被动静止的，而是消极开放、主动动态的。其中的重要之点，就是对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
这方面成功的例证很多。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系著名的明清宫廷建筑与宫廷史迹，也是古代艺术博物馆，珍藏历代艺术品和明清历史文物多达100多万件。现在已对外开放，供游人观赏。又如1978年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经考古专家与音乐专家合作，对全套曾侯乙墓编钟音乐进行了全面研究，并进行了复制。由湖北博物馆、湖北艺术学院组成编钟乐团，并和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合作，于1984年建国35周年在北京联合举办了曾侯乙编钟音乐会，演奏了《楚商》、《春江花月夜》、《秦王破陈禾》、《满江红》等曲目，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向当代观众展现了2400年前的编钟等古乐器的风采。”[2]
参考文献：
考古文化遗产篇2
关键词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圆明园遗址公园
迄止2015年5月10日，题名包含“考古遗址公园”的相关中文期刊文献，通过中国知网可搜索到ioo篇左占，而在英语文献中，没有发现由西方学者撰写发表的题名包含“考古遗址公园”的文章。可见，“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特有的遗产项目名称。
自“遗址公园”名称出现（1984年第一次出现于报端、1985年第一次出现于学术期刊）以来，中国学术界于2009年首次提出了“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i引。有关考古遗址公园的中文文献，涉及了中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文化展示，旅游、大遗址保护、建设发展、保护利用策略与认识思考。具体案例涉及17个省（市、区）的大遗址。但尚无质疑“考古遗址公园”名称的文献，本文即就此专题，以圆明园遗址为案例，谈谈笔者一已之见。
一、“考占遗址公园”的名称与译名
标准地名包含两个部分：专名与通名。如“北京市”，“北京”是专名，“市”是通名。在历史行政沿革中，有些通名会演变成专名，如历史时期的“景德镇”，“景德”是专名，“镇”是通名；但现在的“景德镇市”，“景德镇”是专名，“市”是通名，“镇”被专名化了。
“考古遗址公园”中的“遗址”（或“考古遗址”）与“公园”原本均为通名，但命名于具体的遗址（或考古遗址）地时，“遗址”（或“考古遗址”）已成为专名的一部分。如西安的“大明宫遗址”（或“大明宫考古遗址”），“大明宫”是专名，“遗址”（或“考古遗址”）是通名，但在“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中，专名是“大明宫考古遗址”，通名是“公园”。
据UneSCo世界遗产中心网页，迄止2015年4月底止，共有161个签约国的1007项世界遗产项目中，共有46项以“考古……”（表1）、109项以“……公园”（表2）为名称的世界遗产项目，其中“考古遗址”（archaeologicalSite）28项、“国家公园”（nationalpark）87项、“考古公园”（archaeologicalpark）4项。没有“遗址公园”或“考古遗址公园”。
由于“考古遗址公园”是中国的独有命名，因此，当我们与国际接轨时，就十分必要使用恰当的英译名称。
相对于中文“遗址”的英译词有ruin（未经考古发掘的遗址）与site（经考古发掘的遗址），因此“考古遗址”拟译为archaeologicalsite（考古发掘地）。而“大考古遗址”，拟译为archaeologicalensemble（考古群址）或archaeologicalarea（考古区域）或archaeologicalzone（考古地区）。
“遗址公园”可译为ruinpark（未经考古发掘的）或sitepark（经考古发掘的）。
“考古遗址公园”可译为archaeologicalpark，即“考古公园”，因为，经考古发掘而被保护所建立的公园，一定是“考古遗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译为nationalarchaeologicalpark。
二、“考古遗址公园”的性质与功能
“考古遗址公园”的性质，因具体遗产地遗存内容不同而略有不同，但必然是历史遗存的场所，具有可观可赏的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而如何规划，完全取决于该“公园”管理者的管理理念。
从世界遗产视野看，“考古遗址公园”首先是“遗产保护地”，所有其他活动，均须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在这一性质上，“公园”完全等同于“保护区”，而不是一般的城市公园。
“考古遗址公园”的功能决定于其性质。其遗产保护地的性质，首先决定了其具有遗址博物馆（可棚厅封闭式、亦可露天敞开式）的功能。
在现实案例中，可以找到许多“考古遗址公园”正发挥着科学研究案例地、大众教育基地、旅游休闲目的地、城市或城郊绿地等的功能，这是因为它们拥有着丰富的文化景观与良好的自然景观与环境，而其前提是“遗产保护区”。
三、“考古遗址公同”的保护与规划
由于“考古遗址公园”是遗产保护地，而遗产保护的最高原则，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准则，是保护“遗址”（或“考古遗址”，包括遗址的本体、组成部分及其环境）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而“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规划与发展规划，仍然需要遵循世界遗产保护公约操作指南的各项条款，根据各处“考古遗址”的历史与现状，因地置宜地编制，切实可行。
需要强调地是，保护一处文化“遗址”的完整性，不等于重建该处“遗址”在被成为遗址前的未损实体的完整性，更不等于在该地借“重现”历史之名，去规划设计文化创意产业。
四、“圆明园遗址公园”的“遗址”与“公园”
中国的第一个“遗址公园”是1983年筹备、1986年成立建设委员会、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虽然“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甚至“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至今还未挂牌，但在2010年公布的中国第一批12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中，“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列第一。2012年，以“圆明园”为名的《中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联盟圆明园宣言》，可见圆明园遗址公园在中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史中重要地位，同时，剖析“圆明园遗址公园”的名称，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称悖论。
1.标准中文地名与荚译地名
从地名学分析，1860年以前的“圆明园”（YuanmingSummerpalace），其中“圆明”（Yuanming）是专名，“园”（Summerpalace）是通名。
1988年国务院将1860年以后被英法联军焚劫的圆明园遗址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命名为“圆明园遗址”（YuanmingyuanRuin），其中“圆明园”（Yuanmingyuan）是专名，“遗址”（Ruin）是通名。
1983年筹建、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圆明园遗址公园”（YuanmingyuanRuinpark），其中“圆明园遗址”（YuanmingyuanRuin）是专名，“公园”（park）是通名。
2010年公布的“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YuanmingyuannationailarchaeologicalSite或Yuanmingyuannatinoalarchaeologicalensemble）是专名，“公园”是通名，其英译全称简为：Yuanmingyuannationalarchaeologicalpark。
若以标准地名论，应该是国家文物局公布的“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Yuanmingyuannationalarchaeologicalpark），但其仅停留在文件纸页上，至今没有挂牌。
若以至今所挂牌论，则是“圆明园遗址公园”（YuanmingyuanRuinpark），其门柱匾牌至今仍然悬挂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南门。
若以文献探讨时用得最多的“考古遗址公园”，应该是“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Yuanmingyuanarchaeologicalpark），但在学术文献中，几无出现过“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的词组，现实管理中，也从未出现过“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匾牌。
而若以事实现状论，应该是1988年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准名称：“圆明园遗址”（YuanmingyuanRuin），事实上，除少数几处遗址被正式考古发掘外，圆明园遗址公园中的绝大多数遗址，均未经考古发掘。
2.被误解与滥用的“公园”
中国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衍引自美国的“国家公园”，因此，需要真正地理解美国英语中对“公园”的真正定义。检索美国韦氏英语字典，作为名词的park，有8种解释，除一般英语字典给出的乡村庄园、城市休闲公园、汽车停车场、草场、高山平坦谷地、军械军需品放置场等解释外，还有其第3种解释：“通常是被保护而无人定居的大片森林区域，保持其自然状态为公共使用（如野营者或狩猎者）或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
这正是美国国家公园之“公园”的本意，其核心意思是“保护区域”、“保护自然状态”（其“野营”与“狩猎”活动，在1972年《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公约》颁布后，已大受约束甚至被禁止），而非以娱乐休闲为主的城市公园之“公园”。
反观中国，1984年最初引用“公园”命名“圆明园遗址公园”时，完全是“遗址”（文物保护区）+“公园”（休闲娱乐场所）的模式，这是北京（甚至是中国）“第一个由国家和农民合资协力办园林的经济联合体”――圆明园遗址公园开发建设公司。
当初成立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开发建设公司”是由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与振海农工商总公司（原海淀）合资协为的经济联合体。当时提出遗址公园建设，是基于就地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乐业问题。其管理单位不属文物管理系统，而是隶属于行政系统。这在当时虽属无奈之举，但至今依旧如此。这样的缘由与管理权属，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暨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中，堪称黑色幽默。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于万春园南门外侧及“正大光明”遗址点的“圆明园遗址”标示石碑，本身已正式表明了“文物保护区”的本质含义，再添加（保护区意义上的）“公园”，至少在语言文句上，已属赘词。这种语言学中的赘词现象，可用本文前述在UneSCo世界遗产名录中有以archaeologicalsite或archaeologicalpark为名称、但没有以archaeologicalsitepark为名称的项目来反证。因为，作为（保护意义上的）“公园”的archaeologicalsite，一定是“考古遗址（保护地）”，再加上（保护意义上的）park，必定是双意重叠成赘词。
虽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是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大遗址的一种新命名，但它仍然是中国部级的“文化遗产保护区”，其文物等级并不高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新命名，对于“遗址”的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并无实质性的新意可究，但在现实生活中、在行业管理中，似乎可以摆出许多理由，或许是为了“让大遗址如公园般美丽”。
考古文化遗产篇3
关键词：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科研；教育；提升
一、引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我国大遗址保护领域日趋成熟的一种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模式，它践行了"在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在利用过程中促进保护"的理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强调在保护前提下，发挥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倡导文化遗产与人、与城市、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陕西是拥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数量最多的省，"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的陕西大遗址保护已成为惠民的新路径。由此，本文将立足点放在陕西，并选取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其科研及教育功能的提升。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综合功能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先是在保护国家资源前提下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其次它又是向广大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兼具科研、教育和游憩的功能。
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考古性质的科研工作不会一蹴而就，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所以，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过程中必须给予充分考虑和支撑：对于规模较大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遗址可考虑在公园内设立规模适度的科研中心，用于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出土文物的存放与修复，同时为适度的学术交流活动提供条件。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它被赋予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教育，而要实现教育功能必然需要一些技术手段的运用和支持，由于一般考古遗址的可观赏性较差，而广大观众的考古知识又较匮乏，所以考古遗址展示设计应该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科研教育功能提升
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以秦始皇陵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浏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是体现考古遗址精神价值以及教育与娱乐的重要场所，因此，本文的观点是在已有的运营成熟的秦始皇陵遗址公园的基础上建立秦代文化遗产资源展示示范高地。
（一）多方位文物资源展示
秦陵博物院是秦始皇陵考古遗址公园内最受旅游者欢迎的景观节点，而文化遗产资源展示是博物院最重要的解说手段。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目前拥有保护性展示、陈列式展示、复原性展示以及间接展示等多种展示方式：
1、以三个秦兵马俑坑的展示为主线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和秦始皇陵遗址公园两部分构成，是陕西秦文化展示圈的重要区域，整个博物院的展示体系都建立在各类遗址的基础上，强调原址展示与周围环境相结合，完整本真地展示遗址原貌或者现状，带给观众真切感受。秦陵博物院的展览体系中最为人熟知的三个秦兵马俑坑的展示，完全在秦代俑坑的基础上建成展示大厅。
2、以秦陵封土，9901、0006陪葬坑的展示为呼应
秦始皇陵9901、0006陪葬坑陈列厅展厅的建筑设计融合了多种新型绿色建筑技术，室内自然采光与人工照明相结合能够保证合适的温度及湿度，并大幅度节约能源，为文物考古、遗址保护以及参观游览提供理想环境。9901陪葬坑的考古发掘工作将在展厅内继续开展，并使其与保护、展示相结合，为观众提供更为真切的参观感受。0006陪葬坑则进行原址展示，重现遗址发掘现状，带给观众真实的展览效果。陈列在展厅内的典型文物、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相应的讲解导览服务等，共同向观众全面展示这两个遗址坑的文化内涵。
3、以文物陈列厅的展示为补充
坐落于秦俑博物馆内的文物陈列厅既展出有两乘秦陵彩绘铜车马，又定期举办一些高质量的临时展览，通过对陵园内发现的城垣基址、地面建筑遗址、陪葬坑、陪葬墓、修陵人墓、陶窑遗址、石料加工场遗址等重要遗迹以及出土的典型文物进行陈列展示，增加观众对秦陵布局、陵园规模、遗址与文物埋藏的基本认识，丰富了秦陵博物院的展示体系。
（二）帝陵微缩景观展示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帝陵封土占地面积庞大，旅游者很难全面的观赏到帝陵恢弘的整体风貌，因此可以根据帝陵的形制按比例建造帝陵微缩景观作为展示的一种手段，建造时可以参照锦绣中华建筑微缩景观。
（三）文物修复参观项目
文物修复参观项目是为文物古玩爱好者和收藏者提供的可以近距离观摩文物修复的体验项目，在修复场所内，邀请文物专家通过现场演示的方式为体验者讲授文物修复的专业知识，并通过专业的修复手段现场向体验者展示对残损文物的修复工作，从而让旅游者真正体会到文物修复的神秘所在。文物修复参观项目可以定期举办，以为旅游者提供最为真实的文物保护体验。
（四）模拟考古
考古模拟是通过模拟考古发掘现场的形式，由考古专家对发掘文物的要求进行现场演示与讲解，同时向活动的参与者教授考古文物发掘的基本知识及要求，让活动参与者可以进行现场模拟考古文物发掘，是一种为喜欢考古的非专业人士和考古实践者提供的可以亲自动手发掘文物的考古体验活动。模拟考古是一项独特的考古体验项目，园区三大功能完善后可以定期开展，可作为固定的文化旅游项目进行推广。
（五）秦文化论坛及交流促进会
考古文化遗产篇4
关键词：遗址公园遗址保护程式化
考古遗址是“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已被损坏，只保留下残存的实体或区域”。遗址保护工作发源于19世纪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遗址保护工作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并逐步成熟的时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各遗址保护研究机构和组织在进行广泛的理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公布了一系列宣言、，有力推动了遗址保护实践工作的开展。针对遗址保护、展示与利用中出现的问题，欧洲最早提出了遗址公园的模式，随后这一保护模式迅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认可，美国、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等国家根据本国遗址的特点和国情建设了各具特点的遗址公园，在遗址保护工作中进行了多种角度的探索和尝试。虽然各国在遗址公园建设理念和做法上有着诸多的差异，但这一方法对于保护并展示遗址本体和环境、缓解遗产保护与建设活动之间的矛盾被证明是切实有效的。我国引入遗址公园的概念至今已有约30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后，遗址公园建设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遗址公园建设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在近年的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遗址公园建设活动对遗址构成破坏
一些地方在建设遗址公园时，忽视了城市休闲公园或主题公园与考古遗址公园的差异性，背离了遗址公园建设的初衷。以号称“世界遗址保护东方典范”的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为例，大明宫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巅峰之作，大明宫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的考古遗址公园通常由地方政府主导建设，西安市在大明宫的遗址核心区建设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目标为“打造中国最大的露天古代宫廷文化遗址博物馆”、“基本还原唐代大明宫的历史原貌”。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广泛争议的问题。首先，遗址公园建设主导方在缺乏文物保护人员参与的背景下策划实施了一系列遗址展示工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开展工程建设必须经国家文物局审批，而“大明宫遗址内有十几项工程，其中只有三项经过有关文物单位批准”，文物部门在建设过程中数次干涉无果，考古专家张忠培先生对此非常不满。
缺乏考古成果支撑的展示工程建设方案不但缺乏历史依据，而且会对遗址的安全造成不利影响。西安作为多个朝代的都城屡建屡废，历经千余年的变迁，大明宫建筑基址也未遭到大的破坏，遗址区地形也未发生大的改变；而在遗址公园建设中，太液池附近的地下博物馆建设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下部的历史遗存形成破坏，直接影响遗址考古信息的完整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未来大明宫考古工作如何进行？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考古专家徐苹芳先生对此非常痛心。其次，缺乏历史依据的复原建设不但对遗址信息真实性的表达形成误导，还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公园建设方在遗址本体上进行了大量楼台的复原工程，有的是根据历史文献和遗址考古资料设计的复原想象图重建的木构建筑，有的是没有依据凭空臆想的框架式构筑物，而颇具戏剧性的是，这些复原工程在遗址公园建设工程尚未完工即将开园时却被拆除，公园建设管理方的解释是“为了丝绸之路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需要而易地重建”，这些复原展示工程为何刚建即拆暂不多做评论，单是这一建一拆产生的巨大资源浪费和社会负面影响，就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反思。此外，为实现遗址公园生态功能而大面积种植乔木、灌木和草坪的做法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同于城市休闲公园，遗址公园是对历史研究和考古成果的阐释，遗址公园要展示的对象不仅是遗址本体，还有与遗址相关联的历史环境，暂且不提深根系的乔木树种会对遗址造成破坏，仅是大规模的绿化建设形成的新的空间格局就会对遗址的空间秩序造成强烈的干扰。
（二）考古遗址公园的程式化
由于我国的遗址公园建设仍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尚未建立专门的考古遗址公园营造机构和专业人员体系，目前的公园建设通常按工程专业进行分工，例如公园绿化和景观部分的工作通常由园林公司承担完成。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他们不但熟练掌握相关专业领域的标准、规范和要求，而且具备相当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于快速推动工程的进度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园林公司设计人员通常为园林或景观专业，所受的专业教育和培训是建立在西方园林理念的基础上的，普遍缺乏文物保护的相关知识。由于地方政府在政绩观的影响下追求遗址公园建设的速度和效率，导致多数遗址公园的设计方案通常无法实现相关专业间充分的沟通，园林景观专业设计人员在城市公园设计经验指引下，以西方园林设计理念的规则几何形构图、中轴线或中心对称、大面积草坪、修剪整齐划一的乔木林带等元素来构建遗址公园。这种“千园一面”的景观风貌忽视了不同类型和时期的考古遗址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忽视了中国古代园林营造中追求自然意境、步移景易、借景、对景、小中见大的传统，形成了各遗址公园风格特点似曾相识的程式化的状态，就像是欣赏整容医院出品的美女，即使再漂亮也难免产生审美疲劳。
（三）遗址公园的商业化、娱乐化
为了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的地方政府对遗址公园的功能和定位进行了扩展，增加民众休闲、娱乐、购物的空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各地方政府经济建设过程中常见的方式。为增加游客滞留时间、引导消费，某汉墓遗址周边建设了仿古建筑商业区，建筑材料以现代钢筋水泥为主，建筑结构根据商业功能需要设计，建筑装饰风格混杂，既有汉唐建筑元素符号，又具备明清建筑装饰特点，是“四不像”建筑的典型实例。商业区主要以文化服务为主，汉代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文化内涵丰富，可资开发的文化旅游纪念品类丰富，但这里经营的旅游纪念品缺乏自身的特点，像国内所有仿古街市一样充斥着假冒和伪劣的玉石、书画等，商品同质化严重且品质低劣。商业区旁边还建造了儿童游乐场，设立了电动基础设施和淘气堡，形成了繁闹的街市氛围。这一做法没有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先祖陵墓的敬畏之情，使本应庄严肃穆的陵区变成了喧嚣的娱乐场所，不但破坏了遗址应有的历史环境，无法全面、真实地宣传和阐释遗址信息，还降低了游客的参观体验，无法实现通过文化遗产的展示来宣传历史文化知识、陶冶情操的功能。
二、对遗址公园建设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遗址公园建设是直接施加在遗址上的扰动活动，对遗址安全的影响很大，必须谨慎而行。遗址公园建设的最终目标是遗址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而对遗址进行全面的保护必须成为开展其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可能会对遗址造成伤害的行为必须严格禁止。有观点认为，畏首畏尾、裹足不前的唯保护论而忽视遗址的展示与利用不是正确对待历史遗产的方式；而对遗址进行大胆的展示策划，使不具备历史与考古知识的普通观众对灿烂的文化遗产有大致的概念性的认识，才是阐释遗址文化内涵的有益尝试。遗址是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资源，对遗址本体造成的破坏是不可逆的，因此建设中应遵循“最小干预”的原则，直接施加在遗址上的干预措施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在保证遗址安全的前提下科学地策划展示工程，遗址核心区或遗存分布密集区宜采用遗址原貌展示或标识展示，尽量避免在遗址原址上重建建筑物。如需直观性地展示遗址上部建筑原貌的，可考虑在博物馆中设置实景沙盘、三维模型视频或激光幻影成像技术。
在遗址公园景观设计中，应尽可能地建立多学科合作机制。设计团队中除景观园林专业人员外，还应保证有考古、建筑历史、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等专业的技术人员，景观设计要以遗址区建筑考古和相关历史环境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在考古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策划，使展示和绿化工程与遗址自身的类型和氛围相得益彰，营造出环境宜人的公共文化空间，且避免造成与其他遗址公园或城市休闲公园的景观风貌特征混淆不清。
三、结束语
遗址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共同财富。遗址公园的运营要突出公益性，要注重历史文化和文物保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游客在参观的过程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对于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销售，应与专业的文化营销设计公司合作，开发制作出具有地方特色及与遗址文化、出土文物或遗迹相关的精美纪念品，避免商品的相似性。针对遗产地旅游区商铺经营品种单一、竞争激烈、商户为降低成本而造成商品品质低劣化的问题，可根据参观游客的数据统计，测算并设置数量适宜的纪念品特许专营店，在充分满足游客购物需求的前提下保障商品的知识产权和品质。对于距遗址区较近区域的产业布局，可依托遗址的文化内涵引入设计、创意、研究等对环境品质要求较高的文化产业，营造安静、清洁的环境氛围，避免设置商业、游乐等产业，以免形成喧闹繁杂的市井环境。
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和实践在各自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且目前正处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特殊时期，比起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更具复杂性。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者们应在坚持以保护为主的基础上，坚持考古研究先行，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谨慎地进行展示策划，实现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同步发展。
参考文献：
[1]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Z].1972.
考古文化遗产篇5
古村落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花都区古村落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价值。花都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亟待关注与解决。应从提高人民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意识，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等方面加强和促进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开发和保护。
关键词：
花都新农村建设；古村落；文化遗产
古村落作为农耕生活的基础要素，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一直以来被人们称赞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然而，学术界对古村落的界定却众说纷纭。有学者指出，能够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村落，方能称为古村落：一是村落历史悠久，且历史仍在村庄中呈现，村落记忆历史；二是村落文化丰富，文化遗存形式多样；三是村落文化生活体系完整，传承发扬较好；四是村落地域特点鲜明[1]。在新农村建设中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问题亟待被关注与解决。
一、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重要性
1.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花都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北缘，地理位置优越。东部与从化交界，西部与三水相连，西南部和南海接壤，南部紧靠广州市区，北部与清远市毗连，素有“省城之屏障，南北粤之咽喉”之称，历来是中原通向南粤的必经之处和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会点。花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全区共有文物点550多处，其中部级文物保护单位1个（洪秀全故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个（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冯云山故居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1个（23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灰塑”入选部级名录，“广州珐琅”入选省级名录，“王诞”“花都元宵灯会”和“瑞岭盆景”入选市级名录，尤以现存量大和保存完整的古村落最具特色。据统计，花都现存较为完整的古村落有20多处，其中炭步镇被授予“广东古村落文化保护基地（广府村落）”，头村于2012年入选广东省最美古村落30强、2013年被国家住建部等公布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和国家“3a”级景区，头村和高溪村分别在2000年和2012年被市政府公布为广州市内部控制历史文化保护区和省住建厅文化厅公布为广东省第三批历史文化名村。炭步镇头村、茶塘村、藏书院、新华街三华村、花东镇高溪村田心庄和港头村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2]。
2.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古村落文化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依托，从一定程度上讲对古村落的保护即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是保持古村落的文化传承，是连接村民情感沟通强有力的纽带，维护了中国村落文化的多样性和世界文化的创造性，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加强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存在的问题
1.保护意识缺乏，破坏严重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国内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建设进程加快，但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许多问题，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导方针，一味追求城市整齐划一的面貌，出现城市发展模式的单一化，导致大量古城面临改造的风险，致使古村落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面积消失。近20年的大拆大建，全国有超过3万处登记在册的文物被破坏消失，一大批古建筑被强势的房地产所吞噬，近千个大中城市丧失文化个性，被改造成“千城一面”，连外国学者、专家都感到不可思议[3]。湖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课题组曾对我国一些传统村落进行调研考察，区域中对于传统村落数量的变化令人吃惊，记录显示，2004年古村落总数为9707个，至2010年仅存5709个，平均每年递减7.3%，每天消亡1.6个传统村落。花都区新农村建设中，老城区、古村落等珍贵的历史文化建筑也正遭受着大改造的危险，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文明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随着以发展旅游为中心的意识不断加强，古村落里的古民居已经不多，随处可见的是两三层乃至五六层小洋房，瓷砖也逐渐“蚕食”了本来的青砖外墙。“一些村民会把年久失修的古民居拆了，建洋房来住。”[4]
2.政府及社会的支持力度不足花都区政府虽然在政府门户网站上有关“文化遗产”的描述，也适时提出一些保护性措施，但却并没有采取更多的“线下”宣传方式，并未使民众深入了解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对于古村落的保护意识仅仅停留在专家学者层面，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钻法律空子”的现象严重。在一些地方上未制定地方性法律制度以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国家颁布的保护历史文物的法律，如《文物法》《文物法实施条例》《中国文物古迹保护规范》也没有严格履行，没有带动群众参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情。更令人气愤的是某些地方政府对“政绩”的片面追求，与开发商对利益的疯狂贪图不谋而合。由于许多古村落文化遗产经历历史的沧桑，又暴露在室外接受风吹雨淋，如花都头村的灰塑建筑等，大都受到环境的侵蚀不再风韵如初，必须对它们进行适当的重塑，使其寿命更加久远。然而这项工程却是十分艰巨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和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缺乏关注支持，财政也极少惠及，经费短缺，难以承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繁重任务。花都头村涉及380多座古建筑的维修，资金短缺是保护头村首当其冲且最为现实的难题[4]。
3.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当代经济发达的情况下，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是更加注重精神享受，旅游业便由此繁盛起来。但是，在旅游业带给人们精神享受以及给予社会极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出现资源过度开发的严重生态问题。目前，由于旅游业的设施、机制尚不完善，加之由于企业的加入使旅游业资源的社会所有权性质受到严重削弱，也使旅游资源产权制度更趋复杂，眼下愈演愈烈的景区经营权转让中企业的权、责、利极不对称，易使旅游业走上一条对资源漠视的道路[5]。近年历史文化古村的旅游资源开发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古村落蕴含着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独特的文化风韵，社会在此看到的往往是古村落带给旅游业的利益，而忽视了古村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过度开发古村落的文化资源，导致古村落原始风貌的消失，破坏古村周边生态环境。花都区头村近年利用旅游来增加村民的收入，经过整治，头村的名气渐渐响了，旅游业也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古典的乡村遇到资金涌入后，古村落的淳朴机理慢慢有了裂纹，出现修葺时的改造、村落污染等问题[4]。
三、花都古村落文化遗产和谐发展的建议
1.提高人民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的意识人们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乏，不仅是个体因素，更是社会整体工作的纰漏。要将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载入课本教育，潜移默化地教育孩子，采用“从娃娃抓起”的方法，提高人们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加强古村落文化遗产法律的制定落实，给予破坏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处罚，提高民众对古村落的保护意识。地方政府、村委要对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进行“线上”“线下”大力宣传，让保护意识落入民众的生活。多渠道宣传是提高宣传效率的好方法，可以采用宣传单、海报等较为普遍的方式，亦可利用知识讲座、电视、广播、网络媒体等进行宣传，多渠道宣传的方法不易使民众产生厌烦心理，从而使宣传的效果更加显著。
2.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提高政府及社会对古村落文化遗产的关注度是保护古村落的重要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保护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古村落文化资源要严格执行宏观调控的手段，政府应时刻关注市场对古村落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一旦出现过度开发现象，应立刻阻止并给予适当处罚。对保护古村落文化遗产，政府和社会应通力合作，适时沟通，为古村落历史文明做出贡献。某些政府和官员自身缺乏保护古村落的意识，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曾经建议道，国家应尽快将保护文化遗产的课程列入各级行政学院干部的培训当中，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唯有政府官员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提高了，才能更深地教育民众，达到全社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切关注。企业在开发古村落的过程中，不可仅看到古村落带来的丰厚利润，更要看到其长远的历史价值，积极教育企业职工，适当开发，明晰自身的社会职责，提高对古村落文化遗产历史地位的关注。
3.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文化遗产并非不能开发，开发得好，也会给地方经济带来好处”。对古村落进行文化性旅游开发，保持古村落原有的历史特色，建立生态旅游的村落场所，切忌肆意改造历史古村，实现保护与开发一体化发展。加强古村落旅游规划，合理开发利用。古村落旅游开发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人口、设施、环境等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合理开发古村落，可参考一些地区成功的旅游开发案例，如丽江束河古镇保持原有村落不变，特色开发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晋中王家大院的居民博物馆形式；安徽婺源的景观形式等。通过借鉴吸收，更合理地发展本地古村落旅游业。改善古村落的生态环境，提高古村落的可利用价值。对于一些古村落出现的污水等环境问题，当地村委和政府应该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带动村民共同治理村落环境，改善古村落居住条件，保护古村落生态环境，实现古村落文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丁怀堂.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古村落保护的思考[J].徽州社会科学，2007（6）.
[2]花都区门户网站[eB/oL]（.2012-04-05）[2015-07-09]
[3]尹卫国.古村落不能再毁了乃中国文化的根系所在[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09-16.
[4]谢苗枫.探寻古村修葺保护与发展之路[n].南方日报，2014-07-24.
考古文化遗产篇6
县争创南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6月10日）
根据县委工作要求，5月19日至24日，县人大廖善朋主任、县政协吴焰生主席、县政府林建忠副县长带队一行5人，先后前往桂林市甑皮岩、杭州市良渚、银川市水洞沟等三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实地学习考察，现将具体考察情况报告如下：
一、考察点基本情况
（一）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甑皮岩遗址年代约距今9000多年至7500年，是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有代表性的遗址。2001年6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甑皮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面积214亩，遗址公园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以“保护”为主题的遗址保护区,包括洞穴遗址保护区、独山保护区、原始部落区等;二是以“科教”为主题的博物馆功能区,包括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甑皮岩文化4D影院、洞穴考古研究国际交流中心、桂林人文先祖广场、邓小平视察甑皮岩展示长廊等;三是以“休闲”为主题的配套服务区,延伸开发具有甑皮岩文化特点的互动体验项目,包括考古体验区等。
甑皮岩遗址与南山遗址最为相似，而且甑皮岩遗址仅仅是洞穴遗址，南山遗址则是洞穴和旷野相结合的史前文化遗存，文化内涵更为丰富，更具有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价值。通过综合分析，甑皮岩遗址有以下可学可鉴的典型经验：
1.坚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甑皮岩遗址于2010年10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一批23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之一，遗址博物馆落成后于2013年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时间遗址公园建设时间从2010年开始，前后共历时10年。
2.召开专业性学术研讨会推进遗址公园建设。在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桂林市先后于2010年、2015年、2017年、2019年，以举办专业学术研讨会或高峰论坛的契机，邀请各级领导、专家莅临甑皮岩遗址参观指导，每次会议均为遗址公园建设争取到国家文物局的项目资金支持。
3.创新项目策划方式争取中央资金支持。由于国家对博物馆建设项目没有安排补助资金，甑皮岩遗址管委会转变项目策划思路，将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通过“甑皮岩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中心”项目的名义获得国家文物局专项资金支持。
4.推动史前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甑皮岩遗址博物馆以知识产权的形式入股，通过与旅游开发公司在阳朔县合作建设甑皮岩文化阳朔展示基地（图腾古道景区），让甑皮岩文化实现“墙内开花墙外香”。
（二）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良渚遗址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良渚遗址群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主要分布于以莫角山遗址为中心的50余处，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其中以反山墓葬群、瑶山祭坛和莫角山土筑金字塔等几处最为重要。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4.33平方公里，分城址区、瑶山遗址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谷口高坝区4个片区。目前有限开放的区域是城址区的核心部分，面积3.66平方公里，主要分为城门与城墙、考古体验区、河道与作坊、雉山观景台、莫角山宫殿、反山王陵、西城墙遗址、凤山研学基地、大观山休憩区和鹿苑等十大片区。
作为世界遗产，截止目前，良渚遗址公园在建设方面已投入资金46亿元，同时每年运行维护经费投入近1亿元。在遗址保护利用及遗址公园的建设开发方面，南山遗址可学可鉴的有以下三个方面：
1.刚性规划保护。编制执行《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在遗址区红线内“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将各类建设项目、开发活动严格控制在“良渚遗址环境”的承载力之内。
2.依法高效管理。通过设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浙江省良渚遗址管理局）等保护管理机构，建立有效保护管理的体制机制；编制执行《杭州市良渚遗址保护管理条例》、《良渚古城遗址管理规划》等专项政策法规，有效落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
3.创新和谐征迁。一是编制出台《良渚遗址农村私人住房外迁鼓励补偿办法》，坚持“保护第一、以人为本、总量控制”的原则，按照“群众自愿、政府引导、规划调控”的方式，有序引导农户外迁，有效解决了遗址区农户建房难、生产发展受限的问题。二是采取以租模式，将遗址范围内农田统一租用，并返聘被租农田农民根据公园统一安排按季节种植相应农作物或观赏作物，既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又增添了公园景区效果。
（三）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水洞沟遗址是中国目前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建设为综合性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宁夏水洞沟遗址旅游区，总占地面积7.8平方公里。水洞沟遗址博物院建筑面积4308平方米，外形仿水洞沟出土的石器造型，以大型雕塑、270度超大型半景画、幻影成像、实景、文物等展示形式，结合声、光、电、可调式地震平台等技术的运用，再现了三万年前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和灾难骤起被迫迁徙的活动场景，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展示的新形式，是目前国内唯一、面积最大的室内观众介入式动感体验展馆。
与周边景区串联实现深度融合发展，是水洞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最值得南山遗址开发建设过程中学习的经验。水洞沟遗址周边是我国明代长城、烽燧、城堡、沟堑、藏兵洞、大峡谷、墩台等军事防御建筑大观园，是中国目前唯一保存最为完整的长城立体军事防御体系。为统筹推进水洞沟遗址保护利用和周边景区开发建设，灵武市于2003年成立水洞沟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要负责水洞沟旅游区的保护、开发、建设、经营，由政府牵头制定《宁夏灵武市水洞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宁夏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企业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形成“企业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景区建设格局，建成从三万年到五百年，从史前文化到边塞军旅文化，从土林景观到高峡平湖，从大漠边关到江南秀色的综合性旅游风景区。
二、南山遗址下一步工作建议
通过对比分析以上三处考察点，南山遗址有离城区近的天然区位优势、有洞穴与旷野文化遗存兼具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规划不够科学、品牌影响不够、文旅融合不够、专业团队缺乏等诸多短板。做好南山遗址下一阶段的保护、开发与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根据考察情况，特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要坚持规划引领
1.规划立意要立足长远。一要扩大规划范围。以良渚和水洞沟遗址公园为例，它们的规划面积分别为14.33平方公里和7.8平方公里，鉴于南山遗址周边均属于未开发用地，因此建议对南山遗址总体规划作进一步优化提升，坚决摈弃为保护遗址而建遗址公园的思想，扩大遗址规划面积，完善遗址功能区划。二要留有发展空间。以良渚遗址公园为例，虽然目前开放区域达3.66平方公里，但仅占总规面积的四分之一，未来随着遗址公园的深入开发，仍为后续项目实施留下大量发展空间。
2.规划内容要统筹兼顾。以水洞沟遗址为例，其在编制规划的同时，便融合文化与旅游元素，通过规划不同功能分区，让遗址公园成为集游、娱、购、学、研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区。建议南山遗址在规划编制时要跳出古人类遗址范畴，将明溪侨乡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等元素融入其中，着力打造为集中展示明溪形象的综合性旅游景区。
（二）要坚持久久为攻
国家遗址公园的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可完成的。以甑皮岩遗址为例，从2010年动工建设至2020年，采取每一两年实施一至两个项目的方式，2015年建成遗址博物馆，2016年建成小平足迹馆，2018年建成时光隧道影院和智慧女神像及考古乐园等旅游设施，前后历时10年，累计投资9000多万元（中央资金6500万元，桂林市财政投资2500万元），主要项目才基本建成。因此建议南山遗址在建设上要按照先易后难、先急后缓的原则，分步、分期、分批实施。
1.要优先建展馆。作为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首要条件，南山遗址博物馆项目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明确项目设计团队，完成项目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争取博物馆项目早日落地实施；另一方面学习甑皮岩遗址的做法，加强项目包装策划，以南山遗址文物保护展示中心的名义，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补助资金。
2.要争取设基地。加强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省文物局沟通对接，争取设立中科院东南考古研究所明溪基地，着力将南山遗址打造为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和重点院校考古专业硕博士的实习培训点。
3.要分批做保护。围绕南山遗址系统保护工程，学习借鉴甑皮岩遗址做法，分批分期谋划实施文物修复保护、环境整治、洞顶滴水防渗、安防系统等工程。
（三）要提升运作水平
在遗址公园日常运行维护方面，要学习借鉴甑皮岩和良渚遗址公园做法：
1.要有专业的团队。根据甑皮岩遗址博物馆馆长周涛博士的建议，下一步可积极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所陈国滨教授和清华建筑设计院吕舟博士进行接洽，通过引进一个专业人才，带来一个团队，确保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2.要促进文旅融合。以甑皮岩遗址为例，通过知识产权入股形式，与旅游开发公司在阳朔县合作建设甑皮岩文化阳朔展示基地（图腾古道景区），每年吸引游客100万人以上，创造近5000万元门票收入。因此，南山遗址的开发建设要全方位融入旅游因素。
3.要与乡村振兴融合。可学习借鉴良渚遗址公园以租模式，在不改变农田属性的前提下，以签订长期租赁协议的模式，将南山遗址周边农保田纳入遗址公园范围，分季节种植与遗址公园景区相呼应的农作物，提升南山遗址周边环境观赏效果。
4.争取与万寿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主动搭上当前万寿岩遗址的关注热度和发展快车，加强与万寿岩遗址景区的协作联动，通过万寿岩遗址下一阶段的深度开发带动南山遗址开发建设，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四）要打造“南山文旅”品牌
在南山遗址公园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做好“南山文旅”品牌打造。可学习借鉴良渚模式，成立南山文化创意公司，以“资源+平台”、“研学+文创”为核心，以资源整合为手段，联合大型文创平台，系统性、保护性孵化南山文化特色ip，开发新型文创产品，投资优质文创项目，与南山遗址公园、遗址博物馆有机衔接，围绕“轻资产、强整合、重运营”，全面提升南山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一要推广南山故事，促进南山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南山文创ip的品牌孵化，推进南山文化创造性转化。
二要打造研学基地，通过线下基地与线上云平台贯通的形式，整合“优质研学课程、文创产品、旅行服务”为学校研学旅行和家庭亲子旅行提供全新服务体验。
考古文化遗产篇7
为保护、利用瑷珲新城遗址，2002年，黑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会同黑龙江省文物专家组共同编制了《瑷珲新城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但是，该遗址幸存不多的古建筑在小城镇改造中相继被拆毁，《规划》无法推进。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建设瑷珲新城遗址公园，既符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也符合我市利用和放大现有的文化基础和优势，把特色优势延伸为城市发展的城市文化定位，在对大遗址保护的同时,又改善了遗址所在地的生态环境、美化了城乡面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最终实现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和谐共赢。
（一）遗址硬件条件完全符合要求。按照《细则》有关考古遗址公园的资源条件要求，瑷珲新城遗址在遗址价值、公园规模与内涵、区位条件、基础条件、环境条件等五个评定细节中，均符合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求。按照《办法》第五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申请条件，瑷珲新城遗址完全具备申请立项要求，仅部分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
（二）遗址公园大纲编制初具雏形。2002年编制完成的《瑷珲新城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经省文化厅、文物局批准上报至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在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提出几点修改意见，主要是保护面积过大、保护措施尚需完善。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意见修改之后的《规划》虽然没有再次申报，但成为《爱辉镇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瑷珲古城商业街修建性专项规划》、《瑷珲古城旅游总体规划》、《爱辉镇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和《爱辉镇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的母本，也为瑷珲新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的编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可以更好的展示历史，教化大众。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将向世人客观的展示古城的历史，对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瑷珲新城遗址进行考古工作之后，可将遗址重要建筑发掘现场原景保留，形成遗址与现有建筑并存，相互依托的关系。诸遗址与现存的魁星楼、海关以及古树名木交相辉映，提升瑷珲新城遗址的参观与科教价值，将整个瑷珲新城遗址变成一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使得群众在进入瑷珲新城遗址的同时就可以参观到历史遗迹，从而将现有的仅仅依托于爱辉历史陈列馆展陈历史的局面进行彻底的改观。
考古文化遗产篇8
摘要：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世界遗产价值。近年来，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工作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均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拟对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体系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浅谈元上都考古保护管理体系
我国遗产保护总原则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遗产的保护管理需在遵循国家既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遗产保存现状，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上都河北岸，蒙古语称为“兆乃曼苏默”（108座寺庙）。元上都是13-14世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蒙元帝国的第一座都城，它与许多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文明成果密切关联。它是亚洲北方草原地带保存最好的大型都城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世界遗产价值，被称为“具有突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环境特色的考古遗址”。近几年，笔者参与了元上都考古工作，根据工作实践和个人思考，认为应结合世界遗产标准和要求，建立一整套完备的保护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法律保障机制、规划体系、保护管理机构、资金、监测体系、旅游开发。
一、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及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机制，最具有权威性和约束性，按照世界遗产的标准，遗产保护的首要依据是法律，它可以为保护遗产提供最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2）及《实施条例》（2003），这是目前遗产保护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律，内蒙古自治区据此制定了适合本地的《文物保护条例》（1993）。2010年11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由自治区政府公布实施（内政发[2010]106号），主要内容包括：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的适用范围、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保障体系、保护区域、保护要求与重点、环境保护、日常监测、诠释和展示、宣教和奖惩等。此办法是第一项专门保护元上都遗址的政府规章，是遗址保护的主要依据，建议以此《办法》为蓝本，进一步形成《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增强法律效力和遗产保护的执行力。同时，我们呼吁政府尽快出台“世界遗产保护法”，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二、建立完善的保护管理规划体系
保护规划是对遗产开展比较全面长远的发展计划，是对遗产的未来进行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考量，并设计未来整套行动方案，一般有全面规划和专项规划。对于元上都遗址来说，全面规划主要是《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规划》，主要内容包括：评估保护管理现状、规范考古遗址、周边环境和监测、展示等方面的保护管理，制定规划分期、估算投资等。《管理规划》遵照世界遗产的管理要求，对元上都遗址的保护与利用进行科学、合理的统筹规划，使其真实性和完整性获得有效保护和延续传承。它是有关元上都遗址最为重要的规划，建议政府部门将其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类规划中，积极组织实施，创造综合效益。
三、建设保护管理机构
2002年，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文物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正蓝旗文物局”）成立，专职负责元上都遗址的日常工作。2010年5月，成立了锡林郭勒盟元上都遗址保护管理委员会，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工作，但是此委员会仅是个临时的松散机构，并非实体，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因此，2010年11月底成立了锡林郭勒盟元上都文化遗产管理局。此实体部门专职负责遗址保护管理工作，并协调正蓝旗和多伦县文物部门开展工作。
四、拓宽保护管理资金来源渠道，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元上都遗址的保护管理资金主要来源有二：中央和地方财政拨款、当地旅游和产业收入，主要用于元上都遗址的考古发掘、学术研究、保护维修和日常管理、工作人员开支等，资金来源较为稳定，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遗产保护的深入开展，建议：1.利用元上都文化遗产的感染力，大力倡导社会团体或个人捐助，在民众这个广阔范围内筹资，扩大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2.通过遗产价值的宣传提高知名度，推动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如餐饮住宿、房地产和旅游消费品的发展，开拓经营性产业筹资渠道。3.建议当地政府发挥服务职能，鼓励各种形式的文化投资活动，为其进入遗产保护领域提供政策支持，加强宏观调控和指导。
五、针对遗产各要素，制定系统的监测体系
监测工作能够为我们在如何保护管理、修缮等一系列工作方面提供准确的数据，保证我们工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根据世界遗产的要求以及遗址各要素面临的问题。据调查，元上都遗址监测体系的实际建设情况并非十分理想，目前只有气象、水文和生态环境的监测指标和设备较为完备，监测档案建设进展顺利。2007年，正蓝旗环保局专门成立了环境监测站，近几年不断完善监测设备，改进监测手段，并组织人员多次与文物部门合作，赴元上都遗址现场考察，收集资料，制定《元上都遗址周边环境监测方案》，取得明显成效。其余考古遗址人文环境和旅游开发的监测均不完善。其原因主要是监测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而每一项都归属不同的部门甚至归属不同的地域，导致难以有效整合监测资源；同时，经费投入不足和技术手段的落后，导致监测指标不明确，监测结果不准确，加之档案保存意识淡薄，造成累年数据缺失，最终难以形成完整的体系，无法对监测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六、元上都遗址的旅游开发
考古文化遗产篇9
2013“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中国”隆重开馆
日前，2013年“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红点在中国”在厦门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红点获奖产品展览吸引了6678位专业观众，另有超过500名专业听众受邀参加了红点设计论坛，为亚太地区带来一场盛大的设计与商业盛宴。厦门国际设计营商周是德国红点设计机构以主办方的身份在中国举办的唯一工业设计展览，旨在搭建设计师与企业家对话交流、交易平台，为国内企业与优秀设计师构建共赢的机缘，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转变增长方式。
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开馆
日前，由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打造的全国首家虚拟考古体验馆在成都开馆。体验馆总面积约280平方米，包括文物医院、考古影像、探秘安丙墓3D实景再现、考古奇兵游戏、石镰打火体验、钻木取火体验、“地层的秘密”及考古训练营动漫等八部分展示内容。体验馆不仅让没有考古常识的人们有一个考古概念，“模拟古墓”还能让人们感受在古墓考古的实景。而文物医院部分是将专家在进行文物修复的过程展现给大家，向普通市民普及文物、考古知识。体验馆实行免费开放，预约参观。
文化产业资源浪费产业园建设急减速
目前，我国已建成的文化产业园已经超过1200个，然而能够盈利的不到两成。除了我国文化产业园发展模式不成熟之外，更多的是在文化产业园成立之初经营者就没有投入较大精力，主要寄望于地产增值从中获益，或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文化之名获得政策优惠，然后发展其他产业。面对大批“伪文化产业园”涌现，国家又尚未制定出可行性较强的退出机制，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国家决定在现阶段将鼓励文化产业园发展剔除于重点投入领域。未来1～2年放缓步伐，对已建成的产业园进行大规模结构调整。
国美电商跨界卖艺术品
由国美电器打造的国美在线艺术频道已经上线试运营一段时间，展示的商品包括书法和图画，并且包括艺术家介绍及相关艺术界资讯。国美从3C快消领域拓展至艺术品，领域跨度之大。有分析人士认为，做艺术品电商门槛高、困难多，如何保证充足货源、如何鉴定真伪、艺术家的资质，艺术品价值评估缺乏统一的标准等都是大问题。网络是虚拟空间，在网上购买艺术品，比拍卖行、画廊更让消费者放心不下。国美卖艺术品能带来怎样的效果，还需市场考验，但这也是国内大型B2C电商网站首次涉足艺术品市场。
南京11条道路将换上老地名挂上非遗标识牌
御道街、贡院街、明瓦廊……这些令南京市民十分熟悉的老街道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典故。日前，南京政府将为这11条道路设置南京老地名非物质文化遗产标识牌，立于南京街头。这些在街头设置的标识牌都将采取统一的形式，高约1.7米，长约1.4米。标识牌上的释文，详细介绍各道路的名称、地名位置、长度、来历典故等，所有内容都采用中英文对照。标牌设立后，市民行走在该条道路时，还可以根据标识牌释文驻足细细品读老地名的历史文化。
安徽省首部非遗乡土读本问世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家乡的非遗项目，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编撰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乡土读本》第一卷，预计不久会走进省内中小学课堂。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这套系列丛书是按照非遗项目所在地进行分类，分为“皖北卷”、“皖中卷”和“皖南卷”共三册出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各种原因面临“后继无人”非遗项目寻找出口，获得人们关注、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项目，成就“活态传承”的最大意义。
考古文化遗产篇10
关键词：古代造纸；造纸作坊遗址；遗址保护；遗址利用
检索：.cn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1-02-0066-03
ResearchingontheexhibitionandUtilizationofpapermakingworkshopSitesinancientChina，JiangxiGao’anHualinpapermakingworkshopSitesasanexample
ZHaoChao，ZHanGXiao-nan（BeijingUniversity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Beijing100044，China）
abstract：papermaking，regardedasoneofChinaancient“FourGreatinventions”，carriestheChineselonghistoricalcultureandprofoundhumanisticfeelings.itmakesoutstandingcontributiontotheprogressofwholehumancivilization.papermakingworkshopsites，aspapermakingcarriers，containancientChinesepeople’sgreatwisdomandcreativity.thisreportaimstoanalyzeconservationandutilizationissueofexistingpapermakingworkshopsitesbasedonthestudyofJiangxiGao’anHualin’spapermakingworkshopsite.thisreportcombinesculturalheritageexhibitionandutilizationtheorytoexplorethemostsuitablewayandreasonablemethodofancientpapermakingprotectionandutilization，therebyrealizingthetruevalueofpapermakingworkshopsiteitself.
Keywords：ancientpaper-making；paper-makingworkshopsites；sitesprotection；sitesexhibition
internet：.cn
我国古代文献很早就有关于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相关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宋，约公元986年的苏易简著的《文房四谱・纸谱》，该书主要记载了宋以前各类文献中的造纸技术的描述。在众多古籍之中，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是古代造纸工艺方面最重要的著作，对竹纸制造和加工工艺的整个流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且以图画的方式对造纸工艺的六个关键步骤进行了说明。
一、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概述
（一）遗址的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
遗址位于江西省高安市华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洞悉行政村周岭自然村，东南距离高安市区70余公里，东北距离奉新县50余公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非常适宜于毛竹的生长。华林周围被四条水溪包围环绕，水面落差较大，蕴藏着丰富的水利资源。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华林地区发展以水碓为动力，毛竹为原料的传统造纸手工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遗址的考古发掘和遗迹构成
高安华林造纸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1）2005年，江西省开展第三次全省文物普查，在华林周岭村发现了16座水碓遗址；（2）2009年9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华林遗址开展了第一期考古发掘；（3）2009年底，联合考古队又开展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
华林造纸作坊和水碓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其中福纸庙作坊遗址分布在一块近似鱼形的梯田上，东西长约55米，南北宽约18米，面积约1000平方米。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为全面的造纸遗址。在福纸庙作坊遗址内还发现了包括水碓遗址、抄纸房、工作台、灰坑等各类造纸遗迹共有28处，又在周岭村和西溪村各清理水碓遗址7座。
（三）遗址的历史地位和文物价值
2009年“江西省高安市华林宋元造纸作坊遗址”被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评为当年的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其中，福纸庙作坊发掘区揭示了宋、元、明三个时期的造纸作坊遗迹，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南宋）、延续生产时间最长（南宋、元、明）的造纸作坊遗址。
作为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手工造纸作坊的遗址，从沤竹麻糖、蒸煮竹麻等留下的灰坑、工作台、接水管、排水沟、储水坑以及抄纸房遗迹和附近的水碓遗迹，可以全面反映从砍伐竹子到制造纸浆的全面造纸工艺流程，再现了《天工开物》中所描述的“造竹纸”之“斩竹漂塘”和“煮R足火”中的情景（图1）。通过考古发掘出可以看出，造纸作坊的选址布局和堤堰、引水渠等修建的方式，尤其是福纸庙明代造纸遗迹布局、沤竹麻坑与晒料拌灰的工作台用砖石砌筑，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和巧妙方法，以及当时古代机械制造的水平（图2）。
二、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一）大工业化的兴起导致传统手技艺的衰落，造纸作坊遗址保护力度严重不足
随着时展和现代化机器造纸技术的冲击，传统手工纸市场急剧萎缩，手工造纸技术的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在对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研究中发现，高安华林已经没有相关人员传承造纸工艺，当地村民也很少能够复原出古代造纸的工艺。虽然现在政府也开始重视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其进行保护，但是仍然跟不上它们消失的步伐。由于造纸工艺的没落，华林当地传统手工造纸地面遗存保存现状堪忧，大量的造纸作坊设备已经荒废或者破败，在山间随处可见倒塌的无人看管的抄纸作坊。极少有完整保留下来的旧式的抄纸遗迹。
（二）乡村不合理建设导致造纸作坊遗址的历史环境要素遭到破坏
根据考古发掘成果不难得出，传统手工作坊的选址非常科学，能够充分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将生产生活很好的进行结合。良好的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是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能够存在的先天物质基础和条件。然而，由于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没落，人们已经不再重视技艺的传承和保护，加之乡村现代化建设步伐逐步加快，破坏了传统手工造纸工艺的水碓、作坊等生产设施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空间布局关系，以及传统村落空间布局形态和社会生活状态，传统民居建筑、古代桥梁、古井、古树或是传统道路加速消亡；周边自然环境随着建设开发的侵占，原有的自然地形、特色地貌、自然植被、溪流走向、水体质量等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从总体上讲，传统手工艺造纸作坊遗址的历史环境要素已经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三）造纸作坊遗址的逐渐消失，对保护传统造纸技艺的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造纸作坊遗迹作为造纸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之一，蕴含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无尽创造力。自有记载起，中国传统手造纸技艺的出现至今已经有近2000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发展，造纸技术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尤其是北宋后期高质量竹纸的出现，成为中国造纸史上的新纪元。但在工业社会的影响下，传统造纸技艺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随着我国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消失，其他国家通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夺造纸技术的发源地。早在1883年，日本人井上陈政就受日本政府委派，到中国闽赣地区进行过一次造纸产地的秘密调查，对福建邵武、光泽和江西铅山一带的连史纸制作技艺进行了全面调查记录。诸如此类的国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掠夺和窃取，不仅我国传统技艺的保护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甚至对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的保护构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直接影响到了我国文化安全守护和文化战略实施。
传统手工造纸技术作为一项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得到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日本，将手工和纸制作技艺作为“无形文化财产”进行保护，并且其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记录和科学研究，从法律到技术上都有一整套切实的保护制度。这都对我们国家进行传统手工造纸保护和传承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展示利用模式
由于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大多地处于地理位置较为偏远的山区或城郊一类的经济欠发达地区，遗址区域面积较大，人口分布不均匀，对政府整体拆迁安置和补偿工作的困难度较大，因此，需要建立合理的展示利用模式，将造纸作坊遗址的保护、传统手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村落保护、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因素进行有机的统一和融合，从而能够更好的照顾到当地人民的利益，同时也能够有效的保护遗址的安全与稳定。
（一）充分利用国家有关政策对造纸作坊遗址进行合理的展示利用
随着国家政策对传统村落保护和投入力度的加大以及国家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相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和法规的密集出台，我国造纸作坊遗址需要抓住较好的时机，结合当地总体发展规划，以文物保护单位为基础，以科研院校为依托，以生产实践为载体，建立建全古代传统手工造纸的生产、展示、研究等多部门多项目的综合应用。遗址所在地的当地的政府或组织，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基础上，建立以传统造纸技术传承与展示的示范基地，将中国古代传统手工造纸技艺较为全面的展示给大众，并且利用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将研究成果与现代技术相互结合，建立具有较强科学展示和参与互动性的相关制作工艺流程；通过相关技艺研究人员和组织机构间的合作，利用古代造纸遗址、遗迹，恢复相关古代常用纸张技艺，为古代书籍和书画作品的修复和当代书画创作的开拓提供解决方案。
（二）立足于传统手工造纸作坊遗址，建立以保护文化遗产整体性为主的生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是对自然与文化遗产进行有效保护的一种博物馆的创新形式，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引入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是依据高安华林当地的特点，以立足保护造纸作坊遗址为核心，传统村落风貌为载体，传承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为依托，带动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进而以保护促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与更新，达到提升经济效益和改善人居环境的最终目标。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分布于华林地区的周岭村和西溪村等地区，这两处村落都有较好的传统村落的风貌。因此，建立以传统村落为载体的生态博物馆，其本质是使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生活当中起到自身的作用，使得相关的传统文化转变为促进村落经济提升的动力。高安华林传统手工造纸包含了造纸技艺、造纸作坊遗址等，既有非物质遗产又有不可移动遗产，这些与造纸技艺相关的遗产就组成为构建生态博物馆展示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传统农耕形成的村落文化生态以及优美的田园风光和河流水系，共同构成了华林造纸文化的整体性景观。
中国传统造纸技艺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造纸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不仅是保护手工造纸技艺，更重要的是保护与纸有紧密关系的纸文化，能够继续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修为和人文修养。高安华林传统手工造纸作坊遗址生态博物馆的提出，通过造纸作坊遗址与传统村落相结合，形成以传统纸文化和手工造纸技艺的传承地，将传统文化精髓通过这一模式能够更好的传承，凸显区域文化特性，标识传统文化的异质性特征。为使公众更真切地了解手工纸生产的技术流程。生态博物馆应该设有手工纸生产操作表演坊，收集陈列有原始的抄纸机具，游客在作坊内可亲自参与抄捞纸工艺和生产体验，增加相关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三）依据不同造纸作坊遗迹的特点采取适当的展示利用方式，实现对造纸文化的整体性全面阐述的目的
生态博物馆必须要以整体性为保护目标，才能够真正起到生态博物馆保护“活态”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组成造纸作坊遗址的遗迹数量较多，它们所处的自然环境、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因素以及考古发掘程度不尽相同，因此需要采取不同的展示利用方式，对不同遗迹进行合理的展示利用。由于造纸作坊遗址的遗迹分布面积较大，单个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小，不太适合于整体的展示，所以采取对遗迹局部展示的方式，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文化遗产整体性的保护与展示利用的目的。
1.对造纸遗址进行露天原状展示
露天原状展示就是将地上遗址在原范围内进行展示，不附加任何构筑物。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展示性较强，并且破坏因素发展缓慢的遗址。通过一定的保护措施，可以长时间保存。
2.建立保护性展厅进行室内展示在已发掘的遗址部分或发掘过程中的本体上建保护性的展示厅，进行保护展示，还可以采取相关文物的辅助进行陈列展示；或是通过选择在正在发掘的考古现场搭建可移动式展厅，对考古发掘现场进行现场展示。在展厅中，增加相应的辅助设施，能够增强展示的解说性，丰富遗址本身的趣味性。
3.对遗址进行标示性展示
通过相关考古发掘或勘探，遗址的布局形式和基本结构已经较为清晰，覆土保护后，在不对本体造成破坏的前提下，可在覆土上方种植浅根系植被或铺设卵石等非植物性材料，标识遗迹的布局和范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标志性展示。
4.对遗址进行模拟性展示
模拟性展示可分为模型展示和虚拟展示两种。模型展示是按照一定比例制作有原有遗址相同的模型展示遗址的整体样式与格局；虚拟展示是指通过使用计算机技术，利用虚拟现实、交互操作等技术手段运用到遗址展示中，形成一个生动的展示平台体系，使观众多维的了解遗产的价值和传递的信息。
四、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展示与利用的现实作用与意义
（一）保护传统手工造纸作坊遗址的本体和周边环境，更好的研究造纸历史与技艺的传承以及传统村落的保护
我国古代历史非常久远，不同时期的造纸技术，在加工纸的技术方面均取得过很高成就，但绝大部分技术已经失传，江西高安华林造纸技术同样也面临着以严峻的问题，对相关遗迹进行保护，并且适当的进行展示与利用，对传统手工纸的技艺研究是一种促进。
对于传统手工造纸工业而言，水碓和生产作坊等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设施，保护与展示这些生产设施本身以及它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空间布局关系，生产设施之间的相互空间布局关系，生产设施、生活设施与村落布局之间的相互空间关系，传统村落的布局形态、格局和社会生活状态，以及特色生活用具、传统工艺制品和地方特色等，对传统手工造纸作坊遗址的全面阐释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对带有中国传统作坊空间的传统村落的展示利用进行相关的探索和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通过造纸作坊遗址的展示利用，结合传统造纸技艺，形成完整的传统手工造纸技艺的展示利用体系
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最早的一项发明，造纸术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造纸作坊遗迹作为造纸术这一非物质文化的物质承载体之一，蕴含着先人们的无穷智慧和无尽的创造力。作为历史遗产，造纸作坊遗址不仅能够让后人满生敬意，对先人智慧的膜拜，更能够让后人追根溯源，探求原始工艺的原尾，摸索上下千年文明社会发展的脉络与足迹。
随着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文化遗产消费逐渐成为文化消费当中的一种特殊产品，能够满足大众对于高情感的文化需求，通过将造纸作坊遗址的多元化的展示利用模式和传统造纸技艺“生产性的保护”的方式相结合，与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发生关联，赋予新的特质，使得造纸作坊遗址及传统手工造纸技艺在当今社会继续延续并且实现自己的功能和价值。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造纸技艺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将本体化元素贯穿于发展保护、展示利用的整体策略当中是保护民族特征和传统文化的必经途径。对于造纸作坊遗址应该建立多元化的展示与利用的文化生产空间，通过文化效应带动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借助现代化的保护、展示与利用的方式和手段，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在展示与利用方面对传统造纸技艺进行深度挖掘，尤其是对工艺流程和生产设施的研究，从而能够更好发挥传统工艺的创造性，从而促进手工技艺的保存与发展。
小结
对于我国现阶段造纸作坊遗址的展示利用，需要借助政府政策的正确扶持和引导，立足于自身优势，结合恰当的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模式，打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探索出一条文化遗产传承的新路子，实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修养以及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
项目支持：本研究由北京建筑大学城乡建设与管理产学研联合研究生培养基地、北京建筑大学学科建设―培育学科点（2015年）（设计学）资助。
参考文献：
[1]余压芳；刘建浩.生态博物馆研究进展及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影响[J].建筑学报，2006（08）：79-81.
[2]王意乐；刘金成；肖发标.江西高安市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0（10）：53-71.[3]左美容.江西传统手工造纸调查研究――以奉新石溪村手工造纸为例[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2.
[4]谢亚平.论传统手工技艺可持续发展的三种策略――以四川夹江手工造纸技艺为例[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4（02）：79-83.
[5]张昱.考古遗址展示的初步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3.
[6]卜琳.中国文化遗产展示体系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