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1
（1?兰州财经大学甘肃经济发展数量分析研究中心，甘肃兰州730020；2?兰州财经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摘要：寻求适宜的环境经济协同策略是当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问题。依据环境经济学、协同学的理论原理，结合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了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协同的策略：以环境优先为目标，综合应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的手段体系，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由连片示范向全面推进不断演化，以建设经济繁荣和环境友好的新农村。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协同策略；生态文明；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323?22；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4－0018－06
西部地区是我国主要的生态屏障，也是我国生态退化与生态恢复的重点地区。目前，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与原有农村环境问题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呈现叠加复合效应，环境挑战已成为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背景下，实施环境经济协同发展模式，不但是实现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全面目标的内在需要，也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客观要求。
策略，一般是指实现目标的方案集合。在此，把策略定义为包含目标、手段和阶段等要素在内的方案总体。也就是说策略是应用什么样的手段，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特定目标的有效途径。探究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目标、手段和策略，可为有效推进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也为国家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科学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环境经济协同的目标
一般而言，人类的目标具有多样性，对于特定目标而言，实现目标的途径也具有多样性。一般而言，人类在实现大目标的过程中，往往要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技术规律和环境规律等多种规律的作用，规律的作用方向与目标一致称为协同，相反为拮抗、规律的作用方向偏离预期目标为偏离［1］。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在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上，主要受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综合作用。要达到新农村建设环境经济的协同，经济规律和环境规律的作用方向与目标要一致。其作用见图1。
（一）环境经济目标协同思想的演变
环境经济的目标协同，在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层面，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经济优先、环境经济协调、环境优先。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经济优先”的道路。当自然资源、环境容量超出承载力时，人们才认识到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提出了“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再到后来，当环境承载力已不堪经济发展的重负，严重的环境问题已影响或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时，“环境优先”战略便应运而生。
198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因此有学者认为，协调发展是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指环境法所确认并体现的反映环境法本质和特征的基本原则，它贯穿于整个环境法体系，对贯彻和实施环境法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2］。但这里的“协调发展”，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尽管有“环境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的原则，但在实际上大部分地区走的仍然是一条“经济优先”的道路。随着环境形势的日益严峻，以及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由经济优先主导下的协调发展战略向环境优先战略的转变，这是借鉴吸收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的严峻环境形势，指向生态文明的一种战略。“环境优先”战略从孕育到不断成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2014年修订于2015年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总则中规定：“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与之前环境保护法的这种变化，一方面适应了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
这些法律规定都体现了一脉相承的发展战略取向。“环境优先”思想的提出，是一种国家战略的转变，将过去的“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说，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矛盾时，不再是环境保护服从于经济发展，而是要让经济发展服从于环境保护，实行环境优先。
（二）“环境优先”的目标协同
西部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生态环境整体比较脆弱；另一方面，有的地区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西部地区的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占国土面积比重高，截至2012年底，作为禁止开发区的自然保护区，西部地区占全国的比例达81?78％［3］。在全国具有生态屏障作用的广大西部农村地区，主要以提供生态产品和农产品为主体功能。所以，在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目标协同，就是要实施“环境优先”的战略。
环境优先，又称“生态优先”、“环保优先”，是指在一些特殊区域或领域，把环境质量状况作为指导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衡量标准之一，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和底线来规划和约束各方面工作，使环境保护成为保障人民生存环境、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首选的手段［4］。具体到西部新农村而言，所谓环境优先，就是在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把环境质量状况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的基本衡量标准，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和底线来规划和约束各类新农村建设活动，使环境保护成为保障环境安全、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首选的手段。
国外和一些发达地区实施环境优先战略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可为西部欠发达地区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实践说明实施“环境优先”战略，一方面可以保护环境，同时也能优化经济发展的方式。如日本面对高度增长产生的公害污染，1970年对《公害对策基本法》做了修订，废除了“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相关条款，以“环境优先”替代了“经济优先”的原则，其后，走上了一条持续发展的道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我国一些发达地区也有实施环境优先战略的先例。如广东省2004年提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实行“环境优先”的总体方针；上海浦东新区2006年把“环境优先”作为发展方针，建设“生态城区”，江苏2006年实施环保“十优先”的战略方针：环境立法、环保规划、环境影响决策、发展清洁产业、节约环境资源、环境评估、环保投入、环境设施、环保型技术、环保指标考核等的优先［5］。
（三）目标协同的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指标体系，可测度和量化环境经济协同的进程，识别相关问题，从而提出有针对性对策政策［6］。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面临的问题纷繁多样，牵涉面广，这就需要构建一套能体现数据可获得性和结果有效性的指标体系。在参照环保、农业和社会经济等相关规划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7］，按照环境经济协同的内涵，构建了包含4个层次的指标体系，由35项指标构成。在指标体系中，其中绝对量指标只有农民人均纯收入等8个，其他27个都是相对量指标；在指标体系中，恩格尔系数、化肥施用强度、农药施用强度和农膜使用强度等4个为逆向指标，其他31个均为正向指标。其指标体系结构见表1。当然，这里构建的指标体系，针对的是一般的情况，各地在具体执行时，可进行适当调整，应用中时空间尺度应以县、市为单位。
二、环境经济协同的手段
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手段主要是解决靠什么协同的问题。协同手段是协同主体关于协同所采取的方式、工具和措施等的集合。综合而言，协同手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其中每一类都是由多种具体手段构成的复杂手段体系。
（一）协同手段的构成
依据协同的主体和协同手段实施的强制性程度以及发展趋势，可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等三大类协同手段。一般而言，命令—控制型手段的强制性最高，经济—激励型次之，而鼓励—自愿型强制性程度最小，基于协同主体的协同手段的类型的具体构成见表2［8］。
（二）协同手段的比较
当然，不同类型的协同手段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在具体选择时应全面分析三大类协同手段的基本原则、体系构成、主要优点、主要缺点、防治环境问题的属性、效果影响因素等各个方面，从而加以综合配套地采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有针对性的手段或手段体系，以促进新农村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同。综合已有的研究文献，三种类型协同手段的比较见表3［9－16］。
三、环境经济协同的基本策略
（一）实现协同目标的阶段
新农村建设中环境经济的协同是分阶段的，从协同的水平变化来看，可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以夯实经济发展基础和解决突出农村环境问题为重点，初步构建基本的协同机制。在中级阶段，以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机制为重点，基本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基本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环保体制机制，初步形成农村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格局。在高级阶段，协同发展的机制将走向完善，协同走向制度化、程序化的轨道，完全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生产体系和生活体系；城乡一体化的环保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形成农村环境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实现协同目标的步骤
就协同的实施步骤而言，借鉴国内外协同发展已有的经验，可选择基础条件比较成熟的点先行示范，探索先进的发展理念和转型经验，进而以点带面带动整个新农村建设的协同发展。在新农村连片推进示范区中，按照协同发展的思想进行产业升级改造、农业园区生态链设计、农民低碳生活倡导，充分利用试点示范的优惠政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开展协同发展的规划与政策试点，探索可延伸到所在区域范围的协同发展的经验，再总结推广，以建设环境经济协同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1?连片示范推进的类型
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连片示范推进类型，主要包括三类方式：一是对地域空间相连的村子实施连片示范推进；二是针对协同面临的同类型障碍或者相同的协同目标，对地域上分割的多个农村同步推进；三是通过建设集中的环境治理设施或生态修复工程，能整体推动协同发展的农村。
2?连片示范区的选取原则和要求
新农村环境经济协同的连片示范区的选取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并符合一定的要求。在具体选择示范区域时，要综合考虑所在区域的经济和环境特点，并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类型、重点环境问题类别等方面都要有所涵盖，这样的示范布局，才能对不同类型的其他农村真正起到示范推广价值。可考虑将以下地区作为示范区域：退耕还林、生态移民、循环农业促进行动、乡村清洁工程、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等重大政策和工程实施区。已有一定工作基础，预期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明显成效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在政策叠加作用下，可以比较明显地见到成效，对后续的推广和扩大示范地区，能起到较好的标杆作用。在协同发展的连片示范村选取要求上，连片区原则上应在同一个县级行政区范围内，这样便于协调，但对于地理相连、问题相关的区域，也可考虑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示范区，同时，受益人口要有一定的规模。
（三）建立协同目标和手段的双向反馈调节机制
根据协同主体、协同问题的类型、协同的目标、协同手段本身的特点、外部条件等因素，依据适用性、引导性和动态性的原则，进行协同手段的优化选择。针对某一领域的协同对象时，协同手段的应用是一个体系，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彼此互补的。命令—控制型手段是基础和保障，经济—激励型手段是杠杆和导向，鼓励—自愿型手段是动力和去向。总之，三大类协同手段要综合应用，以发挥协同的合力。只有多种手段的综合配套使用，形成合力，达到新农村建设的行动服务协同目标，手段支持协同行动、目标引导协同手段、手段促进协同目标的良性循环。
有效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同样是一套手段体系，具体主要包括技术创新、体制改革、政策创新、投资、财税、农民教育和培训、战略规划、组织管理等。应当强调的是目标与手段具有整体联系性，目标只有符合规律和各地区实际条件，有战略远见，适应目标要求的手段也就是主要的、重大的措施才会有创新性、健全性、可行性；手段具有创新性、健全性、可行性，才能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手段要注重战略全局上的实用性、有效性及其紧密的配套性。手段有效、健全与否，就看它能否有效实现目标。总之，在西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要结合实际，寻求适宜的环境经济协同策略：以“环境优先”为目标，综合应用“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鼓励—自愿型”的手段体系，实施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过渡、由连片示范向全面推进不断演化的步骤，以建设经济繁荣和环境友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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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2
关键词：宏观经济；区域经济；经济发展
宏观调控，亦称国家干预。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中所表述的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是错误的，从而凯恩斯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理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主要表达为，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控制，以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同时，宏观调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的重要职能。区域经济则反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当前我国经济区域关系并不平衡，各区域竞争不可避免，而政府作为我国最大的区域经济发展主题，应当宏观调控各区域经济发展。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变
1.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由于我国领土较大，区域差距明显，易形成以地域为主体的地方经济。从历史角度分析，“产权区域”及其在中国作为“行政―经济区”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具备“产权区域”形成的条件：行政区具有可支配的自然资源。也就是说，在中国“行政―经济区”体系是“产权区域”形成的基础条件。各行政区均具有各自的可支配自然资源，而由于其资源不同，就导致各经济区域发展不同，则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区域为保持自身经济竞争优势，纷纷进行改革开放，争取国家优惠政策，改变自身体制，利用本土优势，经济地域化。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升，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形成了三大工业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在三大经济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了区域经济竞争发展的组织者和带动者。先富一部分人，再带动一部分人富，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所以，三大经济区的出现，是为加快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
2.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由于地域限制，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这三大经济区地理位置有着明显的集拢性，而三大经济区的带动发展也有限，致使中、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也会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由于不同区域人口密度不同，且大量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导致中西部人口“空心化”。进而致使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区）工业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出现开工不足，且人口分布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将被削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到重大工程的动工建造，从市场的格局变化到人口的迁移发展，都约束在集权政府的管控下。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政府依然处于统领地位，施行计划经济。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和消费等方面提前进行计划，严格按照计划来进行资源分配利用。计划经济有利的一面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控制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杜绝了诸如企业恶性竞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融危机等不确定性问题；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是：阻碍了企业的自由发展，不能满足百姓个人的消费需求。市场失去了自我调控能力。
3.协调区域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愈发明显，政府越来越关注宏观调控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政府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于是，政府该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方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显得十分重要。政府要如何起到国民经济的主体作用，如何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马克思认为，在萨伊定律中，把简单商品流通（C―m―C）和物物交换（C―C）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凯恩斯也似乎有着相同的态度，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前面应当加上：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国家干预。
二、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
1.政府――宏观管理主体
狭义的政府指国家行政系统，广义的政府既包括国家行政系统也包括国家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完整的国家体系。本文里的经济主体政府指广义政府。最能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机构是政府，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掌握着最充分的公共资源，所以，政府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2.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
宏观调控，也称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经济的稳定、平衡的增长，增大就业率降低失业率，稳定市场保持物价稳定，促使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市场存在具有固有弱点和缺陷：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说明市场并非万能，不能仅单独调节作用。其中，市场的缺陷表现在存在盲目追求利益的生产者导致不正当经济竞争，且由于市场信息的缓慢性，导致生产经营者对市场变换掌控不足，进而可能产生资源浪费、一哄而上（下）等危害市场经济的情况。而宏观调控能很好的克服市场的固有缺陷。这样一来，为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缺一不可。
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体制建立与计划管理二者之间并不相互克制，计划管理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对立。市场的缺陷能在计划管理下弥补，且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加强计划管理。
就全民经济发展而言，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隐患，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促进并保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显然，宏观经济管理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两者应当相辅相成。
在经济中，市场运转机制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宏观调控是看得见的手。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政府要依法对市场经济进行全面干预，这样才能挣脱经济萧条的枷锁，改善失业率和就业率。并且，凯恩斯主张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实现充分就业。
3.宏观经济性质及其管理局限
在西方市场中，其管理模式多为政府政策主导，而我国实行的是以计划为主导的宏观管理。宏观经济计划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在以计划为主导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计划不仅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其产生的主要作用有：向导作用、协调功能、资源配置。
“管理失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局限，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1）政府决策受收集的信息影响，当信息片面失真时，将导致政府作出错误决策；（2）受决策者个人生活经验和个人喜好影响，决策可能出现偏颇；（3）不同利益集团在不同方面的影响力不同，利益集团为保证自己利益，可能压迫或者协同政策人做出不合理政策。（4）政策存在“时滞”性，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经济发展内外条件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地理概念，表现为具有地理性，却又突破行政划分界限，依托于便利的交通，却又划分明显，受限制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科学技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在于，各经济区域具有较强地域特色和自我发展能力，其资源能与其他区域自由流通，各区域之间经济交往密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和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两类，区域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而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则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这里的政府均为广义政府。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理是相对来讲十分重要的因素。地理影响着交通、作物、人口密度等重要条件。以中国三大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的地理位置做分析，很容易发现，它们多为沿海地区，或者依靠河川，或者为首都。沿海城市，港口颇多，海上交通便利，是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条件，且东部人口密度较大，可以得到很多优质的劳动力，适宜较大规模工厂公司建立。京津冀中，北京为首都，它们河川密布，铁路等交通便利，适宜发展成较大规模的贸易圈。
四、运用宏观经济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深入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构建符合各地实情的主体功能区。也就是应当以宏观调控为主体，充分发挥各地区自身经济建设优势，扬长避短，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模式，推进国民经济总体发展。
针对中、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应颁布相应优惠措施，吸引投资向中西部发展，吸引劳动力往中西部迁移，建立完善市场体制，巩固加强已发展的中西部市场。在中西部承接产业的过程中，政府这个宏观经济的主体应当适当给予中西部产业承接便利，并且监督中西部地区政府的管理。
针对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加大科技落后区域的教育建设，加大对科技落后区域的教育、研究财政补助。区域政府不仅要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的力度，还要实施优惠政策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还要加大对科技产业链的投入，已便形成自己的科技产权。
针对人口“空心化”的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加强对中西部的经济和环境建设，加大乡企帮扶力度，通过提供优良岗位来吸引人口回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强对本地企业工厂等的管理，对部分企业工厂等提供技术支持，加大对学校、医院等公共生活服务区的建设。
五、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政府通过经济计划，为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源分配，而颁布的各项政策。比如发行国债，调整利率、发放贷款等。目前，该手段为政府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法律手段：政府为规范市场机制，维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市场有序正常的运行而制定法律法规来达到市场经济的法制性。比如禁止“三无”食品买卖，若发现“三无”食品买卖，则依据法律查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
行政手段：政府通过其管理机构，采取强硬的管理措施，来管理和调节经济的手段。比如政府下令关闭排放未达标废水废气的工厂等
这三者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一般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行政手段一般为必要时的辅助手段。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计划规划等方式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其表现出来的基本行为有：颁布宪法来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根据需求临时制定某些政策或措施，给予优惠政策引导地区自己合理管理区域内部市场，给企业工厂等提供有效信息。宏观调控并非微观，也不直接参与市场，而是统筹大局，协调格局。
六、结束语
地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组成，由于种种因素，我国地域经济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且差异明显，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为此，国家干预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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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3
【关键词】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协调开放经济
一、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概述
理论界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有效还是无效的争议还在继续，但从国际金融的发展史及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来看，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从整体上讲是有效的。各国货币政策能够得到协调，则会提高金融效率，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否则，则会引发金融动荡，阻碍世界经济发展。
金本位制时期，各国自发合作遵守国际金本位制的运行规则，维护黄金输送点机制和物价铸币流动机制，帮助失衡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协调活动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组织实施，主要发达国家在协调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
在这两个时期，正是由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能够顺畅运行，所以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金融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发展滞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各国不能很好地就货币政策进行协调所致。
二、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现实性分析
“三元悖论”也称为“永恒的三角形”或“蒙代尔三角”，它指的是一国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个目标只可能达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这一理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所蕴含的矛盾，即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而这一取舍必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纷纷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放弃汇率稳定目标，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汇率不稳定的承受力较强，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信心充分，汇率的贬值不会造成资本大量外逃。而发展中国家对汇率不稳的承受力不足，货币贬值往往造成资本的大量外逃，所以纷纷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完全流动。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起步较晚，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比如对于“汇率不稳定”的承受能力较弱，国际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信心不足，等等。依据三元悖论，我国的货币金融市场呈现出一个既矛盾又统一的特点。
1、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较强，汇率较稳定
就国际收支账户而言，1996年，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目前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我国在蒙代尔三角中选择的是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放弃资本完全流动目标。因为“三元悖论”中的“三中选二”是有着严格的限定的，即如果要选择其中的两个目标，则第三个目标就一定要完全放弃。在我国，则体现为当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两大目标后，资本无论是在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下都不能流动。
2、我国的资本流动量较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越来越受到挑战
自1979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资本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虽然目前实行的是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但是，在现实中，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陈建瑜（2001）运用Kalman滤波技术分析1979-1999年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特征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资本管制的有效性下降导致了资本流动不断放开，中国的资本流动程度呈上升趋势，这种趋势在1992年以后相当明显。
三、我国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实践的两个层次
一是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它是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在国内的表现形式。
二是我国货币政策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金融市场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的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时处于相对被动的局面。
自从1994年中国实行单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尤其是最近几年，货币政策在实际的操作中主要致力于维持稳定的汇率制度。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抛售人民币而买入大量的美元，这导致了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过度供给。货币政策陷入了一种维持固定汇率和稳定物价的两难的尴尬境地。与此同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纠纷、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
从深层上讲，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他国政策形成冲突是必然的。因为我国实行窄幅波动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类似于固定汇率制），货币政策既要关注国内物价波动和经济增长，又要兼顾外汇市场干预，很难用一种政策达到内外均衡。
从体制角度看，我国的“三元悖论”具有内生性，不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将更难进行货币政策的内外协调，调整货币政策可能会遭到更多的批评。在今后一段时间，如何采取合适的协调方式，将是我国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新课题。
当前，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金融业实现全面开放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使得央行执行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加入wto后，中国允诺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人民币自由兑换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它必然引起国际资本加速向中国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给变得更为复杂，货币政策更难以达到既定目标。因此，中国必须重视和学会发挥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作用。
四、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国际协调建议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情况看，我国经济过热趋势明显；目前的货币供给过于充足，m1、m2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原来的预期目标，通货膨胀压力日趋加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对外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重；某些地方房地产价格增长过快。
1、改进货币政策的干预操作
在汇率政策未作调整之前，干预操作仍是货币政策进行国际协调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经济失衡，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要素市场的价格机制扭曲，而调整要素市场的价格，价格的上涨也一定会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再就是，国内通胀上升还在于两大资产价格（股市与楼市）的上涨，在目前经济格局中，只要两大资产价格上涨不改变，通胀上行的压力就不会改变。另外，我们决不可小觑通胀带来的负面效应，需要适当采取新的货币紧缩政策。
2、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实行政策的相机抉择，保证经济目标的实现
一国经济内外均衡目标的实现，并不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应该同时依靠其他政策，比如财政政策的配合。就是说可以寻求通过财政政策来控制经常性账户，从而调整汇率。在紧缩手段上，我们认为市场化手段优先，但也不排除行政手段的可能。市场手段主要包括加息、取消利息税和发行特别国债，以及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行政手段上，主要是继续执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和节能减排措施，加大对产能过剩行业调控，以及加强对地方政府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些窗口指导。
3、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积极参与国际协调
由于中国汇率市场不完善，不是有效的汇率市场，存在封闭性和垄断性。过去10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突出了“有管理”，但并没有“浮动”，汇率政策稳定不变。人民币汇率变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政府的政策取向，而无法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来实现。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解释，固定汇率制下货币政策难以达到内部均衡。因此，在资本流动加速和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的今天，利用汇率政策的调整来进行国际协调将是一条可行之道。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日益频繁，说明在央行加强对流动性过剩的宏观调控的同时，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国际收支失衡还在继续甚至加重。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认为，仅仅依靠对冲银行体系过多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措施，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相对于日益严重的通胀预期，解决问题需要加快人民币升值。因为虽然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是升值的，但欧元和我们周边国家的货币都比人民币升值快。央行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强调，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工具调控作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
4、要继续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努力促进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改进
在今后一段时期，美元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霸主角色，它带来国际储备体系的不稳定，可能导致国际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波动，对正在崛起和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因此，我国要加入到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中来，并充分发挥强势货币的作用；要呼吁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协调机制，为今后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创造条件。
5、加强国内金融监管，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也体现在对国际金融犯罪的共同治理上。为此，中国要加强国内监管，范银行业务，实现与国际接轨；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强大的信息网。同时，面对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要建立危机防范与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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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4
关键词：协调发展、小康社会、供给侧
坚持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举
身处"十二五"和"十三五"交替之际的历史机遇期，此时的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发展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为了破解当前发展中的瓶颈，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协调发展理念。
协调就是要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中的各种重大问题，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补齐短板、缩小差距，努力推动各区域各领域全面发展。当前我国存在区域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不均衡等发展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的拦路虎，要想清除"路障"就必须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贯穿"全面"的总要求，体现"协调"的新特点。
实现区域协同、城乡一体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气候等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历史遗留等差别造成了地区发展间的较大差距。国家之前推行的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区间发展差距的形成。现今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推出，加快了要素间的自由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是我国现实存在的城乡发展差距，如何打破城乡现有格局，实现有质感的农村城镇化发展，就需要健全城乡一体化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努力实现新型城镇化。
坚持协调发展是统筹国际形势的有效手段
改革开放是中国区域对外发展和开放的战略，从开放的区域位置和程度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东部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局部开放，此时的中国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只能选择具有相对区位优势的东部地区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发展走出了良好的开端，但这也成为了之后东西部发展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阶段：从东部到中西部的全面开放，当东部实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带动中西部走向开放、走向富裕就成了国内逐步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中国也由此从局部开放进入了国内开放的阶段。但在此阶段，国内的开放仍然依赖于海洋，面向欧美国家开放，基于地缘等差异，国内的开放发展程度依然有差距。第三阶段，进入到面向国际的大开放，中国为适应区域战略大转型的需要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由此，我国由单一的海上开放转为同时向内陆地区开放，丝绸之路也将拓展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中国的开放带来重大转变，进入形成辐射全国大协调的发展新阶段。
经过对外开放的30多年发展，中国已然成为了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肩上承担的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发展平衡的重任，更要负起统筹国际形势，努力促进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责任。很多国家在发展中忽视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而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病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作为前车之鉴，中国重视协调发展也正是为了规避经济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风险。
坚持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力供给侧的根本原因
我国在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发展方式粗放、创新不足、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等种种弊端，究其原因仍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说到底却是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问题。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呈现速度变化、结构变化、动力转换等特点，只有将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贯穿经济发展全局和全过程，才能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坚持协调发展。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持协调发展最有效的手段是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把脉现实，对症下药，使当前发展中已经沉淀的"不协调"因素得以消除。截至目前，全国各省的两会已纷纷落下帷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多省新一年经济改革发展的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所以成为经济改革方法中的"香饽饽"，源于目前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病根：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变化，供需错配等结构性问题突出。
"中国年产400亿圆珠笔却造不出笔珠"、"中国游客成为日韩节假日消费主力军"、"日本某纸尿裤停止供应引发国内购物恐慌"等等博人眼球的新闻都透露着，中国不缺乏消费需求，只是国内的生产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不断升级的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利用问题倒逼所造成的形势使然，是协调发展的必经关口。
坚持协调发展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翼共振的基本途径
协调的范围是整体，内在的要求是"身"与"心"的系统平衡。纵观我国过去的发展，很多地方老百姓的钱袋子是鼓了，可脑瓜子却还是空的，地方发展的"身体"强壮了，"心灵"却因此而空虚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身心"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还是因为一些地方对物质文明抓的比较硬，把GDp增长作为衡量地方发展的硬指标，而忽视了对精神文明的软约束。
要解决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践行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的"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促进"硬实力"与"软实力"协调发展。当前，实现物质和文明双轮驱动的主要途径无疑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走出国门，实现文化强国。针对我国诚信缺失，信仰不坚定的社会现象，从国家层面，我们必须坚持用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通过坚持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坚定民族社会主义道路信仰；从个人层面，要加强自身道德建设，坚定自身信仰，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
参考文献
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5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12-0017-02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在经济规律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手段对经济总量和结构进行调整、控制和引导，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平稳运行，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新理论的提出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新形势下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宏观调控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一、国家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的含义
宏观调控是以国家为主体，以实现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为基本目标，通过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手段，调整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速度和占比等内容，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健康发展。基本目标中的经济总量平衡不是“绝对平衡”而是“相对平衡”或者“暂时平衡”，因为从长期的实践中发现社会总供给总是略大于或者略小于社会总需求。因此考察经济总量时，不能过分要求二者必须相等，而是应该考虑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二者的差距浮动较小，没有出现生产过剩或者资料不足等危害到社会经济运行的问题，基本就可看作经济总量相对平衡。暂时平衡是由于经济总量总是从不平衡过渡到平衡，再从平衡过渡到不平衡，处在不断循环中。因此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及各国发展实情的差异，经济制度的制定和宏观调控的措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例如，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失衡的状态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普遍出现供小于求的状况，容易引发社会混乱。而西方国家正好相反常常表现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造成生产过剩、资源浪费。因此根据经济总量失衡的原因，不同时期国家的宏观调控应该对症下药，找准干预的重点，合理施加调整力度，最终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社会安定和谐。
（二）宏观调控的目标
1.推动经济增长是指在当前经济基础上合理提高增长速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促进经济增长才能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一但速度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担能力，必然导致经济失调、经济生活紊乱，最终影响社会治安和人民财产安全。
2.增加就业是指降低社会失业率。提高就业率，保证每个劳动者都能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因此，国家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扶持新兴产业，提供多种就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此外，有关部门必须建立健全劳动保障制度，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创新该制度，从而确保劳动者就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失业和待就业人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为在岗员工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
3.稳定物价。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保持物价总体水平稳定，控制物价的波动在经济平稳运行所允许的范围内，减少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等危害经济发展的状况发生。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主要涉及到我国进出口平衡和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平衡。因此，宏观调控应当把握好国内的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控制好国际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最终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三）国家宏观调控的实现形式
国民经济的运行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者单个经济主体，必须发挥无数个微观经济单位的作用，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和实现结果必须直接或者间接地落实到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去。从国家经济的发展历史和经济调控的实践活动来看，国家宏观调控的实现形式有两种：直接宏观调控和间接宏观调控。
当国家采取直接宏观调控形式时，主要施加对象是重点国有企业，通过政府行政命令的层层传递直接给企业下达相应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国家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活动中。直接调控的形式只能作用与隶属于与国家和政府的企业，这些企业不是采用市场机制而是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企业在这种控制下完全没有主导权，成为国家和政府机关的附属产品，不但使企业丧失了大量的市场机遇而且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和改革。总之，国家的直接宏观调控，离不开企业的附属地位，两者互为条件，互相适应，是计划经济体制中主要的构成部分。
而间接调控与直接调控是相反的，该形式更强调企业的独立自主。间接调控根据市场运行的规律和机制，通过经济手段对市场进行调整，经过市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到活跃在市场中的企业经营者，通过利益诱导机制引导企业纠正不良的市场行为或者以正确高效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最终达成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间接调控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配合市场。国家间接调控的手段分为两种：一是通过经济参数。经济参数主要指能够影响社会经济总量变动的因子，比如货币流通量、财政税收量、外汇储备等，通过调整经济参数可以影响市场的供求变化，当企业接收到市场信号后就能适时做出相应调整，根据国家调控的指标，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通过规定和调节各种市场信号，例如价格、汇率、利率等，引导企业改变生产经营活动和投资方向。
国家宏观调控的这两种形式不存在绝对的利与弊，关键是要考察在宏观调控过后，有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就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而言，间接调节中的参数调节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的要求，更能够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经验。
（四）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
1.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主要根据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运用一系列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行为，从而引导经济活动的主体改善经营，减损盈亏。
2.行政手段。行政手段的实施主体是国家的行政机构，通过下达强制性命令对企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调整，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权威性的特点。该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企业来说这种手段伤害性比较大，因而宏观调控时应该尽量避免采用行政手段。
3.计划手段。计划手段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市场进行一个大方向的调整，制定指导性的计划目标，具有前瞻性、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的特点。
4.法律手段。法律手段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等措施来制裁企业的违法经济活动，规范行政人员的监督权力，从而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
二、国家宏观调控的功能和作用
（一）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增长与协调发展
首先要转变宏观调控的对象，将传统宏观调控的对象企业单位转变为市场，借助市场调节来引导企业调整经营活动，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作用。其次要转变宏观调控的目标。传统体制下，国家片面强调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忽视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实情，导致了领导层决策错误，容易引发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将宏观调控的目标放在减少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上，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收支平衡，放缓高速增长的步伐；然后要转变宏观调控的重点。新形势下，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不再是控制总量而应该转向调整经济结构，减少重复建设的次数，促进国民经济结构合理化、科学化和现代化；最后要转变宏观调控的手段，在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比例众多的情况下，国家采用指令性的计划手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新形势下，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国家宏观调控作为辅助手段，通过调节经济参数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与协调发展。
（二）平衡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
国民经济的稳定需要平衡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这是宏观调控需要实现的目标之一。从四十多年的经济运行轨迹可以看出，我国主要引发经济波动的行为是通货膨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必须协调好总供给的四个方面：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平衡。第一，平衡财政收支，减少财政结余和财政赤字的出现。第二，平衡金融信贷，适度贷款和发行货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银行准备金率，保证信贷规模与经济建设的目标相一致。第三，平衡物资储备，主要包括投资品、消费品以及进出口物资之间的供求平衡。第四，平衡外汇收支。虽然大量吸引外资是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过度依赖外资将会造成贸易逆差，对国内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吸收国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偿债率、负债率和借债率等。
（三）同步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当下，促进经济发展，必须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保证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相协调，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要保证能源、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兴起。另一方面要推动产业结构现代化，调整传统守旧落后的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企业的长久发展；其次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技术上要引进新兴科技，带动传统企业转型。在经济上要调整资产存量结构和增加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形成多元开放的经济新秩序。
（四）协调社会各方面的经济利益
目前，由于产权主体多元化的兴起，国家宏观调控必须重点解决社会各界因为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经济利益问题，保证社会和谐，减少社会摩擦，促进社会进步。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三对矛盾：一是生产经营社会化与经济成分多样化的矛盾；二是社会共同利益与经济主体自身利益的矛盾；三是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
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6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管理职能;职能转变
abstract:afterworldwarii,pushedbythenewtechnologicalrevolution,theproductioncapabilityofcapitalistcountriesdevelopedveryfast.withthedevelopment,anewchangetookplacein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whichmanifestedthatthefunctionofadministrationbothineconomyandsocietyincapitalistcountrieshadbeenincreased.Focusingonthisphenomenonandprobingthecauseofwhichwillbeveryimportantforstudyingcontemporarycapitalismandutilizingthepoliticalcivilizationachievementofcapitalistcountry.
Keywords:contemporarycapitalism；functionofmanagement;functiontransi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与之相适应，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由阶级职能向社会职能的转变。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论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国家的实质作了这样的界定：国家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失败后，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实质，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但我们并不能由此而引申出，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只有统治和压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继续阐述了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阶级职能外，也涉及国家的社会职能。他把国家理解为一种产生于社会之中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来缓和冲突，把冲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有阶级存在，国家就需要阶级职能和社会职能。国家的阶级职能和国家的社会职能是紧密联系的。从本质上看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从国家的阶级职能看，国家是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抵御外部敌对势力侵犯的机器，这无疑体现了国家本质和国家的阶级职能相一致的方面。但从国家的社会职能来看，国家往往又是以整个社会的代表的身份出现的。国家的社会职能似乎是与国家的本质相悖的，因为国家的社会职能的行使是有利于对立阶级双方的。但实际上，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统治阶级执行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为了争得它自己的利益，巩固统治地位。所以国家的社会职能是从属于或受制于国家的阶级职能的。从深层来看，国家的社会职能与国家的阶级职能在本质属性上是一致的。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职能更加强化，而阶级职能则日显淡化。
在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转变中，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到那时国家的阶级职能将不存在了，而社会职能却能仍然保留下来，一些社会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法，都可以被社会主义所采用。
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对阶级的压迫和对社会的统治。二战结束后，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进而改变了其经济结构和阶级构成，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广泛、大规模地干预和调节经济，以保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缓和矛盾，保障就业等等。国家放弃了“守夜人”的角色，开始充分发挥其经济社会的管理职能。这是历史上任何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职能在当代的新发展。
(一)资本主义国家对本国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主要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一般通过法律、政权等上层建筑保护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采取时而干预时而放任的政策。而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全面、长期、持续地干预经济生活。
首先，从国家支出比来看。国家支出比是衡量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程度的一个综合的数量指标。它表示国家支出占当年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世纪初，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极低，美国在1913年这个比例仅为2.1%，而战后几十年里，政府支出所占份额不断上升，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1949年上升到23.1%,1961年达到28.8%。即使在自由主义春风得意的20世纪80年代，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与之前并无太大的下降，英国和法国的国家支出比还有所上升［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又纷纷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渗透。1991年－1997年，美国的国家支出比在32%－34.4%，英国在39.7%－43.6%之间，法国在50.5%－55.0%之间，瑞典最高在61.3%－71%之间。总体来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支在不断上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不断增强［2］。
其次，从国有经济来看。当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直接参与国家经济生活。但是，国有财产和国有企业数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各国不尽相同。国有化在西欧国家有较大发展，在美国和日本规模较小。英国、法国、德国国有企业产值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12%，意大利占20%左右。美国的国有企业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以下。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国有企业的比例有所缩小，但仍未能把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成分和私有成分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有机政体的组成部分。虽然私有成分占主体地位，但国有成分（企业）在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原材料、动力和半成品，以及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和银行信贷等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服务，为垄断资本和整个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之，国有成分起的作用，是私营成分所不能代替的。
最后，从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来看。除了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干预和调节国家经济以外，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强化了利用国家间接影响经济的方法，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主要内容有：（1）财政调节。财政政策可分为财政收入(即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国家的税收政策通过增税或减税影响社会有效需求;支出政策通过政府开支的增减或财政赤字的增减来影响社会总需求。（2）货币政策。国家通过控制中央银行，掌握经济运行中枢，并通过货币金融系统调节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和伸缩使用规模，影响投资和经济活动的水平，以达到反周期和经济稳定增长的目的。（3）收入政策。包括工资和物价两项具体措施，它们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补充。国家通过冻结、协商工资形式和税收等各种措施管理工资和物价水平，以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4）行政和法律手段。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国家采取单纯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体现了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的职能。在现实中，这些手段往往同时使用，互相搭配，互相补充，已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资本主义国家对国际经济干预调节的经济职能大大加强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全球化进程加快。在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一种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国内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同时，也注意加强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首先，从国际经济组织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为恢复战后经济，各种国际经济组织脱颖而出，此后几十年来，国际经济组织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1951年全世界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为123个，1976年上升到308个，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国际经济组织已超过3000个，其中政府间的国际经济组织就有500个［3］。与战前相比，国际经济组织已经从主要协调跨国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标准发展到对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各领域的全面协调和管理；其制定的法律规范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国家经济管理的加强和补充，而是开始从国际经济整体立场出发，以促进国际协调；另外，国际经济组织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也从主要采取协商、调解等传统的外交手段发展到利用仲裁、诉讼等准法律方式。随着国际经济组织调整的对象扩大，手段增多，效力加强，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是早期国际经济组织不可比拟的。
其次，从政府首脑会晤来看。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可以对国际资本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这种会晤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这是因为随着经济生活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运行的矛盾日益加剧。发达国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要求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高级的国际经济协调机构。这样，在1975年11月，美、日、德、法、英、意等六国举行了第一次政府首脑会议，对1974—1975年危机后如何振兴西方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磋商和协调。1976年又吸收了加拿大首脑参加，举行第二次政府首脑会晤，由此被称为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发展为年度例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政府最高领导人一级水平上对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彼此之间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调节。
最后，从区域性经济组织来看。地区经济一体化经济集团是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和有限的国家之间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它的目标是不同程度地在成员国之间实现资本、商品、劳动力及劳务的自由流通，并协调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增加，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公布的统计数字，从1948年到1994年，世界上先后出现过109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其中2/3是90年代后成立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主要在商品流通领域，但后者比自由贸易区进了一步，除了成员国之间彼此取消关税和贸易限额外，还规定同盟统一对外的关税率和共同的外贸政策。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不仅包括商品流通领域，而且包括货币和生产领域。经济联盟对资本国际运行的调节是当前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比如说欧洲联盟通过调节资本国际运行，就对欧洲市场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此外，各国政府还通过制定国内法规，双边经济协定，区域性组织和全球性多边经济协议使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渐制度化。面对在20世纪末难以解决的全球经济衰退、国际债务危机、各种贸易保护壁垒和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以及21世纪前期可能出现的新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经济组织对国际经济关系规范的作用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区域性经济组织对区域内经济关系的规范功能和协调作用也将不断加强。
三、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转变的原因，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已经略有涉及，具体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职能的增强是其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化进一步提高，各企业间、部门间、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及相互信赖性不断加强；而垄断却破坏着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条件，破坏着通过竞争及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的国民经济的相对平衡发展。这就要求国家担负起组织与协调社会经济的职能，以确保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2.战后科技革命和生产集中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从事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巨额投资与私人资本积累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的局限性迫使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政权拨出巨额资金来维持和建设某些经济部门，以保障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就是西方国家对许多基础工业、公用事业、科技项目等实行国家经营或国家投资的原因所在。
3.市场调节机制存在明显不足，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有限，必须要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为补充。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宣布了放任主义的传统经济学彻底破产，人们不得不承认市场调节的严重缺陷和国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的必要性，导致了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大规模干预的全面开始。经过二战“战时经济繁荣”的政策实践，国家干预正式成为普遍范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职能日益加强。
4.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要求国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垄断资本对自然资源的肆意掠夺，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这也迫使国家政权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投入巨额资金，进行治理加以保护，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的公共性条件。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和失业问题长期困扰着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抑制激化的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西方国家开始了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调节。
5.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挑战。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加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过程和资本运行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程度逐步加深，而各国经济互相依赖程度的加剧又削弱了单个国家干预本国经济的效率。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达到了国际规模，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进行调节，以缓和其矛盾。
四、结语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适应了战后新的形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一定限制的。首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活动，受到市场的制约，它首先必须遵守一般的市场原则。其次，这种干预和调节要符合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国家采取的干预和调节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各个垄断资本集团合力作用的结果。再次，国家调节手段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最后，国家的调解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进行的，是在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规律起作用之前先进行的，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或规律。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转变既产生了正面效果，也产生了负面效果，但总的说来正面效果大于负面效果。在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下，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范围内，国家将继续在经济社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其阶级职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社会职能将进一步加强，直到国家成为一种“多余”，最后自行消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管理职能的增强，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其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其自身范围内的自我适应和调整。
［参考文献］
［1］李琮.当代资本主义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128.
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机遇；转型调整；对策研究
一、前言
统筹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尤其是区域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与原则。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迈入新常态阶段，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渠道的转变三个层面，实现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经济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薪酬的关键性保障。从经济新常态的外延来说，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处于一种转型期，表现在经济增速上的特征就是中长期“L”走势和短期“w”走势。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将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各区域经济应该如何促进经济的平稳、有序、可持续发展，并实现与周边区域经济体协同发展，是各级政府应该充分思考的命题。本质重点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与主要挑战进行分析，探究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较强的实践意义。
二、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
1.国家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念、手段与路径
随着经济迈入新常态，中央及时的调整以往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部署，不断提高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位置，并在政策制定出台上有着明确的引导倾向，具体表现在理念、手段以及路径等方面。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上，强调要将以往的以单个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协调发展转向省市联动合作协同发展，构建长江经济带、中原经济区、“一带一部”等区域性经济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构建各地区的贸易合作机制、产业协作体系；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手段上，中央将不再是单纯的采用财政激励政策与行政指导性命令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促进各省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增强各区域经济的联系，使得各区域经济板块自发的寻求合作、寻求协调发展；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上，中央更多的是开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产业承接转移的三部曲推进方式，全面强化区域经济板块间的依赖作用、支持作用，真正提升国民经济的质量。
2.地方层面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攻坚时期，是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举步维艰，国际市场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好处，只有通过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协调，国民经济的韧劲才能增强，才能在国际需求疲软的外部环境下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地方层面也逐步转变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态度、思路与方式。与此同时，传统的地区政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式是抱团发展，然后争取中央的政策支持，因此大批的城市群开始涌现，但这基本不属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仅仅是增强经济联系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这种僵硬的城市抱团发展不仅容易引发“城市病”，而且还造成核心城市优先发展的“马太效应”，进而造成各区域争抢经济发展资源的局面，最终不能达到合作共赢的基本目标。在此情况下，各地方政府也在反思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混乱与方式错位，从初始的优惠政策抱团申请逐步转向为产业联系的持续增强，进一步强化经济的互补性与互惠性，最终实现有内容、有层次、可持续的经济协调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挑战
1.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不确定风险事件频发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英国脱欧事件影响逐步发酵，欧洲地区银行业全面危机，美国加息疑云持续笼罩，美国总统选举一波三折，全球宽松预期再起波澜。国际市场不确定性风险频发，国际需求疲软，这对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在此情况下，我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低的初级加工产业受到较大冲击，各区域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艰难调整与转型。以东莞为例，随着国际订单的减少，东莞许多中小初级加工企业开始倒逼，并且随着人力成本、土地房屋成本的提升，未来东莞的低技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会进一步提升，这将直接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冲击，因为在经济发展形势不好的背景下，资源的抢夺、发展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并且发达地区为了限制风险的传递，会进一步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可持续性。
2.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宏观经济呈L型走势
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极大，各区域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城镇化、居民就业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协调的可行性较差。首先，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优，市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问题长期存在，加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我国中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十分艰巨；其次，当前我国给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虽然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城镇化的质量仍然较低，各种城市病难以解决，并且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所回落，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压力较大，给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挑战，除此之外，当前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落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型职能政府建设还相对滞后，政府的自身权力约束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各级基层政府的社会秩序管理、公共服务提供、区域经济调控水平仍有待加强。
四、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1.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并举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富强、民族崛起、人民富裕的根本之路。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区域经济要想真正实现健康、高效、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局面，必须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深化对外开放主要目的通过利用对外开放的出口学习效应、技术扩散与竞争效应、FDi的综合溢出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扩大对内开放是通过降低区域市场行业壁垒，强化区域间的产业类型，提升区间产业承接转移的效率，不断优化、细分各地区的分工协作标准，最终提升各区域间的整体产业结构与经济效益，实现区域经济板块间的协调发展。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鼓励自主创业创新并重
毫无疑义，当前我国许多传统行业都处于一种产能过剩的状态，产能利用率较低，因此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趋势不可避免，各地区必须坚决的执行中央这一高瞻远瞩的产业发展战略，对于效益差、成本高、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坚决淘汰，不能为了区域个体利益而损坏宏观经济全局规划。与此同时，在当前经济下滑趋势明显，就业压力增大的大背景下，各地区应该坚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方针，要坚决鼓励、支持、引导大众创业，从而提升经济的活力，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刺激自主创新技术的持续发展，只要各区域经济板块的活力起来了，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协作空间与协调机遇。
四、结语
总而言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驱动顺利转换的关键，是实现经济不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社会安定和谐的关键性目标。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各市场主体都应该有协作意识、协同思路，要坚定不移的深化对外开放、扩大对内开发，要毫不犹豫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自主创业创新的支持与引导，以强化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韧劲，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臧天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内容及政策调控[J].商业经济研究，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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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黎兵.战后国际经济协调理论与实践评析[J].商业研究，2011（12）.
[4]孟志青，蒋敏，李|.基于竞争与合作共存视角的浙江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J].北方经济，2010（07）.
[5]周旭瑶，韩艳红.如何让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财经界（学术版），2010（03）.
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8
作者简介:贾 康(1954-),男,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摘 要:本文分析了宏观间接调控所主要依仗的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异同及协调配合的必要性,提出财政政策侧重于调结构和货币政策侧重于调总量的分工,并具体讨论了在国债、财政存款、外汇储备等“结合部”领域的合理协调,最后强调了优化我国两大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问题。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7-0003-05
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征,即政府调控主体主要通过政策手段把经济参数附加到市场上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上,进而调节、引导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间接调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但分工而互补,需要相互协调配合,促使经济运行趋于总量均衡和结构优化的理想状态。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了,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也显著增加。本文试基于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的思考,提出几点基本认识,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财政、货币政策的一致性、差异性和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双方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两大政策调控的着眼点,都是针对社会供需总量与结构在资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有悖于货币流通稳定和市场供求协调正常运行状态的各种问题;两大政策调控的归宿,都是力求社会供需在动态过程中达到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从而使经济尽可能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两大政策的紧密联系还来源于双方政策手段的互补性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一方的政策调控过程,通常都需要对方的政策手段或机制发挥其特长来加以配合策应,经济学理论对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阐释(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从社会总资金的运动来看,财政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和货币政策对资金运动的影响,相互间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连锁反应,各自的政策实施及其变动,必然要牵动对方,产生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又由于各自在经济体系中所侧重的不同领域和具备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异性特征。
首先,调节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及其政策体现政府职能的各个方面,其调节范围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货币政策主要处理商业性金融系统功能边界内的事务,其调节范围基本上限于经济领域(当然,可以由经济领域间接传导到其他领域)。
其次,调节的侧重点不同。虽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对总量与结构发生调节作用,但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而言带有更为强烈的结构特征,因为财政收入按不同项目与不同规定来组织,可以直接调节不同地区、部门、企业及个人的收入水平,财政支出按资金性质与用途来安排,可以直接调节产业结构、部门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各个方面;财政政策对总量的调节,则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数作用影响社会总资金运动的全局。反之,货币政策相对财政政策而言带有更为鲜明的总量特征,因为国民经济中的一切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要表现为有支付能力的货币购买力,中央银行作为唯一能够直接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部门,正是运用货币政策对之加以调控;同时,商业性金融信贷自身的市场化经营原则要求银根松紧的变化大体一视同仁地覆盖其全部资金运动,贷款差别利率等旨在区别对待不同产业、行业、企业、项目等以调节结构的手段,只能在比较有限的范围内实行和发挥作用,并将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日趋有限。宏观经济政策的特定目标,可归纳为经济增长、资源优化配置、稳定物价、充分就业、反周期波动、收入公平分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等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固然都服务于这一系列目标,但由于上述侧重点的不同,各自对于不同目标的作用,便有所区别。比如,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稳定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则排在首位。
第三,调节的手段不同。财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税收、预算支出、公债、财政补贴、贴息等,货币政策所凭借的手段,则主要有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及贷款安排等。
第四,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功能空间不同。例如,人们可以把货币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经济之车上面的绳子,认为当经济向上步入通货膨胀时,它可以拉住其别走太远,但当经济处于通货紧缩而无力向上爬坡时,它却无法推动。这种比喻形象地描绘了不同经济运行状况下,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差异。一般而言,货币政策长于应对通货膨胀阶段的问题,而财政政策在应对内需不足、解决通货紧缩阶段的问题时更具优势。我国1998―2002年间政策实践中的调控效应,与凯恩斯理论中关于萧条阶段财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认识是相吻合的。
第五,两大政策所调控的资金所遵循的经济运行机理不同。货币政策调控下的商业性金融资金是按照追求微观直接效益(利润)目标的市场原则展开竞争的,只愿意“锦上添花”,即按照商业化原则投向尽可能高收益、低风险的领域和状态良好的企业,这对于商业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与此不同,财政政策下的资金运作在承认市场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可以并且应该超越微观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长远、综合、宏观、社会的效益,财政政策可以和必须在关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优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人数不多的高级决策层所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运用某些强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间接手段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正是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联系,同时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点和侧重点,因此,在宏观调控中,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取长补短。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协调配合
现阶段进一步加强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紧迫性,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以及经济发展运行的实际状况。
我国加入wto以后,无论是进出口规模,还是跨境资本流动规模都出现了迅猛增强,国民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迅速加快,国内外经济运行的关联度和互动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既要考虑外部冲
击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又要考虑本国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及其反馈作用情况。同时,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弹性不断提高,汇率浮动为经济主体带来更多交易灵活性、便利度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调控成本。因此,宏观调控任务的复杂性显著增加,要求两大政策在更广泛的领域达成共识,在更为复杂的环境下,对更为复杂的政策事项作出及时、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时,我国财政领域和金融领域的变革和创新都正向纵深推进,其最终目标都是通过体制改革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在本质上有利于促进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是,改革的过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阶段性的脱节、紊乱和矛盾,影响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为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问题,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国内经济形势而言,2003年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通货膨胀的隐忧,2007年下半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为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安排由“双稳健”转变为“一稳一紧”,这种新的组合模式也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形势和国际竞争环境下,我国迫切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都很严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的调控领域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的互补和联动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赶超性质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等,不允许我们坐等由漫长的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和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来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必须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国家干预促进结构优化的责任,在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努力提高决策水平,积极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调节结构方面的工作。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
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总量方面,目前我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避免经济过热和防止明显的通货膨胀,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使其在总需求调控方面的影响尽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给方面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四、关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结合部,加强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财政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例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一)国债领域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国债具有一定的余额和足够数量的中短期债券。但目前我国国债发行中短期国债发行存量不足,这为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操作带来了一定制约,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也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比较而言,通过国债回购回收流动性的操作手法应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据的发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可用于冲销流动性的空间逐步缩小,从长期来看,通过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冲销政策“独木难支”,有必要加强国债品种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国债这一结合部上,也还有可能出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左的现象,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需要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原则上说,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在经济萧条时,可以通过增加国债发行、扩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实现经济的扩张,而在经济过热时,则需要减少国债的发行,减少政府支出紧缩经济。但是,我国现阶段在趋于过热的情况下,央行要回收流动性却需要更多的国债作为载体,这就带来了一定的矛盾。当然,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身的特点不同,其松紧配合的方式多种多样,同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候较少,因此,我国现在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紧,来形成最佳配合来缓解国债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协调,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国债“余额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发行短期国债的办法。
(二)财政存款领域
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我国财政存款的数额由于季节性因素出现明显波动特点,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在中央银行的政府存款出现了逐年攀升态势,同时,财政存款规模变化的明显特征是前11个月存款余额基本上是增加趋势,而在每年的12月份会出现大幅度下降。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
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现阶段我国财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阶段性特点有关。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财政收支规范性、增强财政收支透明度实施全程监督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方针继续深化过程中,不断减少在途资金和单位滞存资金,使国库库底资金和财政存款规模走高。在“国库现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阶段内,这一矛盾会较为突出。随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预算制度以及国债发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财政存款的较大波动问题会逐步得到缓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发展,也会使国库存款数量平均规模降低。但是,财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这意味着财政存款规模随着季节性因素而变化的特点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存在,因此,有必要积极探索相应的缓冲机制,合理明确财政部与中央银行在国库资金收支管理中的有关职责,发展财政、央行的动态协调机制,逐步提高国库现金管理业务水平,在加强与税收部门、非税收入部门、主要政府支出部门、整个银行系统的合作与预测信息交流的基础上,提高国库现金流的预测水平,使得国库在满足财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稳妥拿出超库底资金部分进行安全投资,并提前消化财政存款余额大幅波动对货币供应量带来的压力。
(三)外汇储备领域
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2007年,15500亿元特别国债的用途是购买部分外汇,并通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运作。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汇存量储备资产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对目前我国推行的“藏汇于国”或者说是藏汇于央行的结售汇制的一种突破,可配合外汇体制改革,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明显降低了超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干扰程度和运行压力,有利于在总体上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关注的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降低外汇储备的方式是受制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这种协调配合的操作空间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这一种方式持续地解决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压力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格局仍将持续,因此,目前需要继续对外汇储备与货币政策调控之间的缓冲机制进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汇结售汇体制,探讨藏汇于国家结合藏汇于企业、藏汇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与具体路径,研究解决债权性外汇储备与债务性外汇储备分类管理等问题的对策措施,以减轻外汇储备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和提高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及其宏观调控的水平。
五、优化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所应注重的制度建设逻辑
总体来看,近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取得了诸多进展,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实施了一些颇具创新性的措施安排,对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平稳运行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言,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空间。为了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两大政策需要在协调配合的各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笔者认为,在优化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过程中,应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内在逻辑是制度建设导向的,而非只是解决技术性磋商层面的问题。
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9
最近一年，伴随着国际能源和粮食问题出现的价格高涨，受经济、社会、自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产生了向全面通货膨胀转换的压力。宏观经济波动阶段，尤其通货膨胀或紧缩状态下会产生广义上的收入分配效应，宏观调控必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产业之间等方面的利益调整。我国宏观调控定位的变化使利益协调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首先是宏观调控的发生状态产生了变化。中央将运行良好的宏观调控体系列为健全与完善经济体制框架的重要方面，认为其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要作用的发挥。宏观调控逐渐走向常态，由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产物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非常规经济管理方式转变为常规的经济管理方式。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宏观调控的发生已经从经济运行的非正常状态逐渐转向经济运行的一般状态，宏观调控已经成为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常规、持久方式。其次是宏观调控主体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权逐渐由中央、地方共有转移到中央独有。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中央，要维护中央政策的权威。”在提及宏观调控具体运行时，中央也一直在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到自身的既有事实：如“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从中央政府的实际举措看，宏观调控权集中到中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二、宏观调控的利益协调关系
(一)动态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加大了宏观调控利益协调的难度
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变动的内生性决定了宏观调控具有动态性特性，宏观调控依存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不同，宏观调控的对象、目标与手段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宏观调控会显现出不同特点。前面已经论述，我国宏观调控的发生状态和权力配置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动，将宏观调控纳入常规手段、宏观调控权的集中无疑增加了各方面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加之经济起飞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变动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增加了对其把握、决策、实施的难度。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定位与特征决定了宏观调控的利益协调问题。
宏观调控依存的动态性国民经济运行状态是利益调整的重要时期，同时为宏观调控利益协调提供了外部环境。依存动态性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出现的宏观调控作为市场机制的有益补充，一旦成为常态出现就会对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产生反作用，同时也致使利益协调作为经常性的问题而出现。由于涉及到的资源、权力等要素调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宏观调控时期也是利益各方的活跃时期。在动态性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下，中央与地方、宏观部门之间、产业部门之间、区域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在处于常态的宏观调整过程中更容易发生各种各样深刻的利益碰撞，包括对人、财、物、位置和政策的争夺。
(二)对宏观调控利益协调起因的探究
有关不同级别政府在宏观调控中利益协调的起因。目前大多研究成果结论基本类似。如杨秋宝(2003)针对宏观调控利益起因提到：政府作为特殊社会机构和经济主体有自身的利益，在和社会利益相悖的前提下，政府自身特殊利益的追求就会对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社会利益取向产生负面影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目标并不一致，这是中央政府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存在冲突的根本。宏观调控权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转移到中央独有，地方作为受调节与控制的对象，中央、地方主客体之间可能存在由目标差异引发的利益冲突。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实施宏观调控的部门作为调控主体的有机组成，有机构、部门的利益取向和单位利益要求，职能部门的政策手段首先需要协调，但不可否认也存在排斥的情况；另一方面，除去政策手段本身之间的矛盾，部门利益也是引起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关系平衡的关键。我国宏观调控具有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功能，注定其实施前后要关注各类综合性指数作为宏观调控依据的判断；同时，在做出需要进行宏观调控判断后要找出问题的原因和手段应用的切入点，其间必然涉及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所有权结构等。结构调整涉及到的关键词包括：限制、保护、促进、推动、加强等。结构调整依托的“有保有压”原则，必定是对某些产业、所有权的“保”，而对另一些产业、所有权的“压”，这些调整对象的利益纷争由此而生。目前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经济、法律和行政三种，其中经济手段包括财政、货币等政策，这些政策出自不同部门，相同手段调控的是不同区域。众所周知，我国的区域发展差异性过大，即使同一区域内部其情况也各不相同。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往往针对国民经济整体情况，这样很容易出现“一刀切”现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导致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不同地区存在不同实施效果，不同地区在宏观调控中也存在竞争与利益博弈，为了实现自身目标，不同地区都希望宏观调控向本地区情况靠拢，使不同区域间的摩擦加重，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紧张。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存在“横”、“纵”交织的局面，横向是地区之间的差距，纵向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同地区在宏观调控中的竞争类似，由于历史原因，农业支持工业、农村哺育城市的格局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存在，导致城乡之间差距一再拉大，经济社会状况难以理顺。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宏观调控中不但存在经济上的竞争、博弈关系，而且越来越扩散到社会领域。
依照宏观调控定位、手段、目标分析利益协调问题会发现，对不同层次对象的调控过程中不但发生了各类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各类主体之间还具有很强的对抗关系，但鲜见竞争中的合作。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发现，作为统一的政治体，我国中央与地方、区域、城乡等之间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小于以合约形式结合到一起的欧盟各成员国，这是国民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对宏观调控利益关系的描述
通过上面的分析，按照宏观调控的主体、客体、对象、内容进行归纳，依据宏观调控利益协调发生的深层原因，大致可以梳理出我国宏观调控过程中诸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就此，为了能够更直观的给出宏观调控过程中利益协调的发生状态，将其以图的形式加以表达。宏观调控主、客体的利益关系应该包括交织的两层。
从框架体系可知，按照行为主体为标准的宏观调控利益协调对象可以分为五类：中央与地方、各宏观政策部门、相关产业部门、区域(行政区域及经济区域)和城镇与乡村。从宏观调控利益协调的具体内容看，中央针对每一类利益协调对象都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自然资源和环境利益等方面，各利益协调对象之间的博弈实际是针对这些具体内容展开的。上面已经论述，宏观调控参与各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不同集团存在目标差异，即使集团内部个人利益目标也不完全一致。宏观调控的主、客
体与对象之间在利益博弈中使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根本无法全面顺利落实，宏观调控既定目标无法完全实现，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
宏观调控是多主体参与的相互博弈过程，宏观调控参与主体(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分属于不同层次：中央与地方(行政区域、经济区域)由于权力、财力配置差异属于高低不同的上下层次，而且中央对地方拥有可控制的行政权；我国宏观部门行政级别大致相同，宏观政策部门由于掌控权力差异在调控过程中其位置的重要性具有动态特征，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这些强力部门在宏观调控中总是处于强势，而国土、建设等部门其作用在不同时期并不相同；城镇与乡村、区域之间、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发展水平、在资源与权利配置中的地位不同也存在层次差异，很明显，城镇相对乡村处于优势地位，东部相对中、西部处于优势地位，工业相对农业处于优势地位。宏观调控各类主体在利益目标不一致、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权力配置差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区位资源优劣势差异等方面的影响，致使其在博弈过程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实际上在宏观调控利益博弈中已经存在“起步”的先后之分。总体上，我国宏观调控由于涉及到五类对象、两个相互交叉的层次，因而其中的利益协调错综复杂。宏观调控效果的好坏一方面在于其间的利益协调是否顺畅，要想实现宏观调控预期目标首先要理顺中央与地方、各宏观部门之间、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减少政策实施的阻力，强化宏观调控的执行力，使各项宏观调控政策能够顺畅落实执行；另一方面，好的宏观调控必然能够如同剂一般调节各方面关系，消除导致经济波动的障碍，增进合作，必定也能使各方面的关系更为融洽。
对外经济协调的主要手段篇10
关键词：会计协调会计准则接轨随着世界一体化态势的，各国经济运行方式日渐趋同，迫切要求消除和减少各国会计之间的现实差异，会计协调作为解决这一的最好办法日益受到各国会计界的关注和重视。为了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我国会计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本文拟对我国会计协调实务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不当之处诚望批评指正。
一、我国会计协调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壮大和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我国经济已逐渐溶入世界经济大潮中。与国际惯例接轨，已成为我国许多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会计工作也不例外。我国会计要同国际会计接轨，会计协调也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我国开展会计协调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客观需要。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吸引国际投资的需要。从意义上讲，良好的投资环境已不仅仅限于、通讯、资金、市场、资源等硬环境，而且还包括会计、审计、税收等在内的软环境。因此，我国要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必须为它们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开展会计协调活动，使我国制定和遵循的会计准则更加符合国际惯例，无疑将会对更多的外资投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2.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国际贸易的数量和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发展国际贸易，也需要国际可比的会计信息。这就要求在国际贸易中双方的会计准则能够协调一致，以便于相互沟通与合作。对我国来说，要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必须开展会计协调活动，以减少和消除我国会计同国际会计间的差异，提高其国际可比性。
3.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外的投资从无到有，逐步壮大，1991年已达2000家，投资额50亿美元，一些大型已逐步由国内经营企业发展成为国际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比如：首钢公司、中化公司、中信公司、华润公司、五金矿产公司、中纺公司、赛格集团等，它们已经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它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仅要涉及进出口会计，还要涉及海外直接投资会计、外币折算会计和合并报表会计等。这必然要求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以便于跨国公司节省编报告并报表的时间和费用，同时也便于公司内部的整体评价。
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世界贸易组织”（wto，前身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作为“经济联合国”，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构成了战后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共同维护世界商品、资本、货币的流通秩序，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长期稳定增长。它的宗旨是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实行自由贸易。它的基本作用是把各国的商品贸易联合起来，在国际市场和缔约国市场之间充当桥梁。为此，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各缔约国必须用共同的经济语言向其通报本国经济的发展进程、目标及其它情况，它有义务检查监督各缔约国与其活动目标是否一致。它既致力于消除关税贸易壁垒，又采取反倾销措施，促进全球贸易的发展。通过它的作用促进了全球在贸易、和生产方面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迫切要求各国会计准则协调一致，以通用的商业语言加强相互间的沟通与合作。因此，我国开展会计协调活动，实现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的接轨，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必备条件之一。
二、我国会计协调与保持中国会计特色
我国在会计协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处理会计协调与保持中国会计特色之间的矛盾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会计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定论。笔者认为，会计协调与保持中国会计特色之间其实并无根本性矛盾，而且二者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应对“会计的中国特色”有一个完整而明确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认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统一对概念的认识。杨纪琬教授认为：“所谓中国特色是指中国会计与国外会计的根本区别，而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技术差别，确切地说，这种区别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相联系的，更深层上的区别。”据此，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区别的主要因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许多共性，这也正是会共性西方国家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人为地贴上了阶级标签，采取了批评甚至仇视的态度，追求所谓的“新生事物”，使得我国的会计核算方法不仅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差甚远，就在国内也不统一，人为地制造了一些障。过去我国企业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不可比多是人为地设置了一些障碍，过分追求所谓的中国会计特色，碍。这绝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在经济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会计协调时再追求这种特色显然是不合但由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所有制、分配制度等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的区别，就来看，我国是世界上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中情况最特殊的一个。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或者说不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我国这一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反映在会计上，必然体现着与各国不同的中国特色。而这种会计特色，是会计社会属性的一种表现，具有鲜明的个性，主要体现在会计准则规范的内容上，在会计协调时应该予以保持；至于会计准则规范的方法和程序上的差别，是会计技术属性的问题，具有超越国界的共性。因此这种差别应该予以减少和消除，而适的，也必将被潮流所淘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持我国会计特色应重点放在会计准则规范的内容上，而会计协调主要放在规范方法和程序上。所以笔者认为会计协调与保持中国会计特色不仅不矛盾，而且它们的总体目标还是一致的，都是为使我国的会计准则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为报表使用者提供可比的会计信息。
三、我国会计协调存在的问题与需要考虑的因素
我国的会计协调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而且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在会计协调过程中，不仅要解决和克服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而且还要注意考虑许多的因素。
（一）问题和矛盾
在会计协调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很多，主要体现在我国环境与其他国家环境差异所造成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的差异。追本溯源，从根本上讲，即从会计计协调的主要内容。
我们知道，会计协调主要就协调会计准则而言，而会计准则的构成，一般由规范内容与规范方法和程序两部分组成。一方面，会计规范内容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各国的环境存在差异，各国的、、文化、等环境也不相同，必然导致各国所要规范的会计核算内容不可能完全一致。我国作为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具有自己的会计特色。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在会计协调时保持中国特色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规范会计核算内容的各种方法和程序虽也受经济环境你的位置：首页>>经济管文>>会计论文会计学论文会计毕业论文>>新闻正文
我国会计协调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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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会计核算目标的制约，但总体来说，存在着较多的思想来说，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相比，存在着以下几种矛盾：
1.统一性与自主性的矛盾。我国的会计准则，由国家财政部统一制定和实施，企业只是对会计准则的贯彻与执行。在这种统一性的会计规范方式下，会计方法的规定，比较严格，企业几乎不存在选择的余地；而国际会计准则，由民间职业会计组织制定和公布，对企业会计所作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涉及到具体方法的、具体帐户的设置，可以由企业从允许备选的方法中自主决定。
2.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的矛盾。我国对企业经济行为与会计行为的监督，采用的方式是行政监督。即：国家将企业会计置于行政控制之下，会计制度的制定，会计人员的管理，都是由国家通过行政方式进行，以期达到控制整个社会行为的目的；然而依照国际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确定和会计人员的管理，都应由企业自行处理，国家只是间接地（主要是通过注册会计师及其它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监控企业的行为。
3.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矛盾。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我国的会计实务与会计制度体现了一种明显的国家利益保护倾向，企业利益只是国家利益的附属与补充；而西方国家长期实行市场经济，导致企业利益占绝对主导地位，会计程序与方法的选择，也明显地体现了企业利益保护的倾向。
这三种会计思想的矛盾，体现到会计政策上，影响是很大的。比如对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法等会计方法，我国会计准则都给予了比较大的限制，这与国际会计准则是不相容的。在会计协调过程中，必须要减少和消除这些差异和矛盾。
（二）需要考虑的因素
会计协调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很多。对我国会计协调工作来说，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法律法规。会计准则作为规范企业信息反映方式的重要手段，不能不受到法规的限制。对会计准则影响较大的法规主要有税法、公司法、证券交易法以及财政、财务法规等。
2.产权结构。产权结构通常是指企业投入资本与长期负债的结构以及这两类资本内部的结构。不同的产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
3.市场化程度。会计准则，既产生于市场经济，又为市场经济服务，市场化程度对会计准则有着十分明显的决定作用。
4.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调节经济生活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性措施，以达到引导企业经营行为，实现宏观经济、社会和政治之目的。在我国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其对会计准则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
5.会计传统。会计传统是一国会计发展中长期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会计原则、方法和手段。这些传统将会在会计协调过程中以其永久的生命力而保存下来。
6.经济管理水平。会计信息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管理需要。因此，会计信息的质量、形式、内容都要考虑管理水平。
7.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素质对于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很大，建立在高素质基础上的会计职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贯彻和全面实施。
四、我国会计协调的进程与措施
我国的会计协调工作不仅是一项技术性工作，而且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渐进性是其主要特征。对于这项长期性的工作，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进程的不同特点，有步骤、有目标、分阶段地确定不同的工作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会计协调活动。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又基本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笔者认为，我国会计协调的进程，可以具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一）了解借鉴阶段
一般意义上的会计协调，是指各个国家间的协调，但具体到我国，则增加了一层与借鉴的含义。借鉴的前提是了解，借鉴必须建立在切实吃透、弄懂国外会计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才能博采众长。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学习，深入了解国外会计的丰富内涵，吸取其精华，借鉴其合理内核。由于会计协调在这个阶段大都是自发进行的，因此自发性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学习借鉴国外会计中先进的合理的成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我国已有的会计实践，证明了了解借鉴能够使我们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规划会计协调和会计改革，对于正在抓紧制定的具体会计准则来说，其作用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借鉴决非盲目引进，更非完全照搬某一国家的模式。在学习和借鉴国外会计时，提高自身的鉴别能力，对世界各主要国家会计视需要和优劣选择借鉴对象。比如，企业会计美英日等国比较先进，政府会计加拿大水平高，而社会责任会计法国和北欧更成熟，通货膨胀会计南美较为完整。因此在我国会计与国际协调时，必须视国际上的主流和趋势而协调，切不可只面对某一个国家。
在了解借鉴阶段，我国可以采取以下几种主要措施：（1）加强与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会计职业组织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协调活动，学习和了解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会计经验。（2）中国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会计主管机构，应该设立专门的外国会计、国际会计的研究机构，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先进的会计信息和紧料，取其精华，为我所用。（3）在制定和修订会计准则时，应充分借鉴国际会计组织和一些重要会计国家的经验和内容，使我国新出台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现“走回头路”、“朝令夕改”的现象。（4）加强会计协调理论的超前性与务实性研究。超前性要求会计研究具有预见性，研究国内已经存在但不普遍，甚至还未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研究国际上已经出现的会计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探讨其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务实性要求会计研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使会计理论研究成果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5）深化改革会计教育，培养国际会计人才。在会计教育过程中，加强对会计人员的国际性教育，如开设西方会计、国际会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税收、经贸外语、会计电算化等课程，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国际会计业务的水平。
（二）协调阶段
由于会计特有的对经济利益的分割和体现作用，世界各国都利用会计去维护本国的利益，又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等环境不同，使得各国会计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只有在相互了解借鉴的基础上，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通过引导，协商才能得以消除或减少，达到提高会计信息在国际间的可比性的目的。因此引导性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协商、调整与各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之间的差异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
目前，我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针对这个现实情况，我们要充分利用会计的商业语言作用去沟通、发现、寻求与各国会计的共同之处，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调整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某些内容，以使其与国际会计准则保持基本一致，为第三个阶段的规范统一打下基础。
性的会计双向交流与合作。一方面，我国通过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积极地、辩证地学习和吸纳西方各国会计理论与方法及国际会计准则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国际讲坛向国外介绍中国会计，使国际会计职业组织的决议中包含适应中国情况的内容，实现双向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又便于我国对外投资。（2）针对我国会计准则中与国际会计准则中不一致的内容，与主要会计发达国家和国际会计职业组织共同协商解决，实现我国会计的国际化。（3）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间会计协调组织机构，具体领导和负责我国会计协调活动，以它们的强制性或权威性来引导会计协调活动走向新的阶段，取得更大的成果。（4）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进程，保证我国财务报告鉴证的广泛适用性。从1996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第一批《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包括《独立审计准则序言》、《独立审计基本准则》，七个具体准则和一个实务公告，基本形成了独立审计准则体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国际惯例；二是反映了中国的国情；三是体现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原则；四是现实性与超前性相结合。可以说，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是我国审计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成果，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的轨道，同时对推动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接轨的进程也将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三）规范统一阶段
在协调阶段的基础上，各国之间的差异已日益减少或消除，这就为全球会计的规范和统一创造了条件。在这一阶段，各国会计都在自觉地缩小差异，趋于统一，因此自觉性是其主要特征，规范和统一各国的会计实务和会计准则是该阶段的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