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优缺点篇1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1.1研究目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对我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单单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为人品质，也为我国的经济及国民素质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文化价值。儒家思想甚至远传海外，进一步宣扬了我国声望，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到现在为止，东亚诸国也都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家的重要思想文化，将儒家文化当作重要的思想教育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课改的逐步实施，政府和学校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也在逐步加强，如何将儒家文化运用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所有大专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1.2研究意义。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价值对我国思想文化体系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文化融入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1]，不仅仅能够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注入新的活力，也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和认知儒家思想，便于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儒家思想当中的教育思想符合当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在突出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也能够使学生将儒家思想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使学生知行合一。有效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
二、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它形成于先秦时期。孔子继承了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和宗法制度，孔子所提出的“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的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具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的说法，这表明孔子的思想极具代表性，拥有巨大的文化价值。并且其所撰写的《尚书》《周易》等书籍也成为了儒家文化中最初的经典典籍。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开始分裂开来，其中以孟子和荀子的观点最被世人所赞扬，他们提出了“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两种思想来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进行人性的探讨，而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了帮助汉武帝统一封建社会，他就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又融入进儒家学说中。这使儒家思想在帮助人们建设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禁锢人们的思想。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经过了张载和二程的发展，开始形成理学，南宋时期的朱熹将儒家、道家和佛家的理念相融合，理学观点发展到顶峰，而明代的王夫之则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念。多种理念的出现和发展使儒家思想一直被传承并发展下来。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一）高校思想教育所获得发展
1.1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被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历来重视的工作重心，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高校课程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一个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的作用[2]，而且伴随着种中央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工作等文件的下发，表现了中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视，这对学校的思想教育工作进一步加强。
2005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方针，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教育会议的开展，提出了“育人为本”和“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1.2高校思想教育师资力量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被中央和学校高度重视，两者开始加大对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投入。学校开始建立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实功底和教学能力突出的专业师资队伍，这些教师都是通过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重重考核才确定下来的，这种高校的师资力量能够提升学校的教育水平，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保障。同时党中央也开始将党和团组织在高校中普遍传播和建立，这种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建立有助于加强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品质建设，定期在校园内开展思想政治品质的宣传和定期发放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宣传页和书册。
（二）高校思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思想教育太过限制于书本和一些空洞的说教，这种课堂上的政治思想教育一般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即便拥有教学系统的理论学说也无法将其真正的刻入学生的脑海中。而且高校思想教育的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教学方式陈旧，教师和学生在施教和学习过程中也缺少哦相对的激情。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学生在学习思想教育建设这些主流文化时容易产生抵触心理，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在金钱的诱惑下开始只注重短期内的经济交易而不重视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学生也受其影响，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没有金钱重要。这种风气的形成也表明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已经在逐渐的缺失。
四、儒家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4.1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校园文化活动。儒家思想能够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高校应当加强对儒家文化思想的重视，经常组织富有儒家思想的政治思想教育，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要通过自身的亲身经历，将文化与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让学生能够充分理解儒家思想对自身的影响。
4.2汲取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于“德行”的培养，儒家思想注重个人的内在德行，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相符合，将儒家思想引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思想教育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和改变，也可以将儒家思想通过高校这一大平台进行传播和发展[3]，对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弘扬。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2
[关键词]儒家文化；当代中国；积极作用；启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主流，不仅反映过去人们的思想追求，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新时期的各项建设事业无不需要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超越。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必须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1]。总理2010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l(p32)。虽然学者们对儒家文化的具体理解及其适用性存在不同看法，但儒家文化提倡的“兼容并蓄”、“人和守信”、“礼德仁政”、“重人利器”等思想在当代中国却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则成为国人情感、信念和追求的文化内核之一。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有何内在联系？它在当代中国有哪些积极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哪些有益的启示？对此，笔者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上，着重展开以下三个层次的分析与阐释。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延展及其与当代中国的内在联系
儒家文化是以孔、孟、苟为代表的文化流派，它起源于先秦，绵延更替和传承演化于当代。其核心价值诉求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思想为春秋时期的孔丘所创，后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尊重，逐渐成为占支配和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长河中，儒家文化占据了主流地位，各个时代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文化烙印。而今，儒家文化仍在延续，它与当代中国有着十分紧密的结构性关联。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它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创新的精神源泉之一，时代精神和外来文化则不断为之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不仅具有历史的品格，而且更昭示着新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命运。
（一）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及其演化历程。从思想精髓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在从古至今的演化历程中，不断吸收其他非主流文化思想而最终形成了“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文化内核。从其演化历程看，“至圣先师”孔子以“知礼”而出名，他承袭并推崇周礼，并将这些礼节传授给他的弟子及平民百姓。国内有学者指出，“孔子特别提出‘仁’字，为礼乐画龙点睛”。孔子认为：仁是一个人内有的东西，而礼则是表现在外的种种礼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p233)。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苟子不仅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还分别发展完善了孔子的“仁”和“礼”。孟子明确提出了“仁政”的主张，并把孔子的“仁学”思想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孟子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儒家异端苟子，将仁政学说礼制化，从性恶论的观点出发来发展孔子“礼”的思想，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离开了“礼”的约束，就会天下大乱，主张“以礼为主，礼法并施“，推崇先王制礼以治天下。儒家文化发展到秦始皇时期跌至极点，“焚书坑儒”造成儒家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留下巨大缺憾。直到西汉时期，儒家文化方显抬头之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为董仲舒发展新儒家文化提供了政治条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思想体系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提出了“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完成了对先秦儒学的发展和完善。时至魏晋南北朝，儒学又面临危机，但当时的傅玄却大力尊崇儒学的“礼义”、“仁义”思想[5](p198)。宋明理学时期，张载、程颢、程颐对儒家的“仁政”、“礼义”、“民本”、“重贤”等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完善。而朱熹更是强调“为政以德”、“仁义为先”的儒家思想。此后，儒家文化随着岁月推移，不断缓慢向前演进。明清时期，儒家文化再次受到忽视，甚至遭到批判。民国时期，虽有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推崇儒家道德，但也未能使之像先秦、西汉时那样备受尊崇。
（二）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内在关联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期间的“批林批孑L”，缺乏儒家文化发展的空间。“”结束以后，儒家文化才开始受到客观对待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并呈现出国际化的蓬勃发展态势，在当代中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应该看到的是，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起东西方的芙注，这是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分不开的。儒家思想文化注重政府的指导作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合理引导，才使市场经济能够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从而避免了国外的断裂式发展和各种大起大落现象。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也说明了政府的文化驱动和政策引领功不可没。其次，儒家的“礼德”思想，使新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能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把以德治国作为补充，使之在治国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后，在社会文化方面，儒家文化的“和为贵”，注重团队精神，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个人服从集体、服从国家，为此，当代中国营造了较为和谐的社会环境、干群关系以及人际关系，使人们的群体精神、社会责任感更强。可以说，传统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未来的起点，儒家文化与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密不可分。
（三）儒家文化需要与时俱进的现实依据。当前，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面对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实现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的议题正日益彰显出迫切性、必要性和现实性。儒家思想不只属于历史，它同时还属于当代，属于未来，它理应更加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理应不断闪耀光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大门，引进世界各地的资源和技术，但与此同时，一些消极负面因素也随之而来，诸如“拜金主义”流行、思想道德沦丧和精神状态滑落，一些人伦理失范、职业道德缺失，诸如、以职谋利、钱权交易等各种不正常现象层出不穷。“杀童案”、“文强案”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全社会的道德教育还有很艰巨的任务，迫切需要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来指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和价值观，推动社会文化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当今社会，现实昭示我们，当代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仅靠作为“舶来品”的专业社会工作往往是很难奏效的，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正是解决现实问题的生态基础和文化前提，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有序。而目前，祖国的统一大业任务艰巨，同样需要儒家文化“和为贵”、“大统一”和“不二”的传统美德继续激励、引导和促进国人，为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而作出贡献。
二、儒家文化在当代中国各项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指出：“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当今中国的文化涵盖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在当今历史条件下，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渗透和影响无处不在，一些道德规范、名言警句在群众中脍炙人口、深入人心，成为共同精神家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必须积极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有效发挥其正向的积极功能，发挥其对人们修身立德、积极进取、扬善抑恶、提高素养、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的积极作用。从结构功能的角度看，儒家文化的积极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兼容并蓄”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合理利用多种宝贵资源o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并蓄”性，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思想体系，能够吸收和兼容其他学派的思想要素，这是其他任何学派所不具备的明显优势。它的这种兼容性，使之更富有弹性，更能满足社会对理论的需求，使之不断增强社会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儒家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博怀，有利于中国合理利用各种宝贵资源。目前，我国在资金和技术上相对比较缺乏和落后，儒家思想的“兼容并蓄”性能够提醒我们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持续增长。在文化的更深层次上，开放的精神体系有利合理借鉴各民族思想文化的合理成分，大胆利用已经超出资产阶段狭隘眼界的积极因素，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塑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形象。
（二）“人和守信”的思想文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儒家思想主张“人和”，提倡诚实、守信。“和”是贯穿于万事万物之根本，具有和平、和解、和睦、和谐、和美等意蕴。“人和”、“友爱”、“守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道德基石，它能促进社会关系实现和谐有序，促进社会实现长治久安，促进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持续得以提升。为了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不均，党和政府不失时机地出台“西部大开发”、“中原崛起”、“先富帮后富”等相关举措，以发挥儒家思想的“人和”精神，足见其对社会关系的功能和作用之大。从辩证关系的角度看，“守信”是“人和”的前提，也是“人和”的关键因素，是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道德条件。当前，弘扬“人和”、“守信”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形成异质分层的多元力量持续互动的良好局面。
（三）“礼德仁政”的行政伦理有利于加速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礼和道德是分不开的，礼德不仅是做人的准则，更是为政的大节。儒家文化提倡爱惜平民百姓，平民百姓要遵从国家的法规政策。“礼德仁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主流，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最核心因素，在加速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世界政治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静态的功能、地位和作用看，“礼德仁政”的思想精华，给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礼德仁政”的统治思想有利于保证人民的各项法定权力的维护和实现，有利于促使人民充分拥有自，形成和谐有序的新秩序。一定意义上说，目前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表现，也体现了“礼德仁政”思想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
（四）“重人利器”的原则要求有利于全面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孟子“性善论”是儒家文化”重人”的理论基础。从尊重人出发，采取与人性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有利于实现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儒家文化处处闪烁着重人重民的人文精神，对天命观则持怀疑态度，有利于个人的发展、成长和完善，也有利于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人利器”思想有利于中国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找准时机，发展自己。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政策，实际就是利器重人的具体体现。中国素有重视人才和尊重发明创造的优良传统，确信在所有的资源中，人的重要性居于首位。可见，弘扬传统思想中的“重人利器”思想，有利于中国不断加大高科技技术经费的投入，为激发自主创新提供有利条件。
（五）“求实守常”的文化特质有利于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规律。儒家文化不仅主张“守正”思想，而且重视“人伦”和“纲常”，这对重视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引导和警示功能。儒家思想中的不偏激、不过头、不极端的文化特质，有利于人们准确把握客观形势，审时度势，不急燥，不保守，不失时机，不犯盲目冒进的错误。求实守常的思想文化对于按规律办事，也具有十分强大的功能和作用。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并不与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相矛盾，它也强调把握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和富于创造性，对于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具有很大的价值功能，有利于把握发展规律、转变发展理念、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尽管它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与时俱进。
三、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意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儒家文化具有很大优越性，它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心理。对待儒家文化，必须继承和利用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抛弃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糟粕，使之有益于当今社会的五个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可见，儒家文化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一）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切实实现思想认识的与时俱进。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不断把这一事关国家、民族生存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当前，我们既要反对歧视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又要反对认为传统文化完美无缺的万能主义，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大力弘扬符合时代需要、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优秀因素，改造和剔除不符合时代要求、危害社会进步的腐朽构件，使儒家文化不断创新和发展，使之保持民族性和时代性。明确把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来看待，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兼收并蓄，取其精华，纠正其至今乃存的局限、错误和缺失之处，促进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不断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
（二）合理利用国外先进手段，及时提高各项建设的科技水平。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必须秉承传统文化博采众长的一贯做法，充分吸纳和利用国外的先进科技手段，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各项现代化建设的技术水平；坚持“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立足前沿、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的原则，不断提高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的技术水平，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坚持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的原则．为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拓展空间；不断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沟通和交流，及时引进国外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技能，为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三）立足当代中国客观实际，积极培养全体人民的中国灵魂。要在传统文化积极的道德伦理观念指导下，培养全体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中国灵魂”，使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饱满的激情，不断为各项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当前，必须及时纠正和减少各种伦理道德缺失、不敬不孝和违法乱纪现象；积极培养奋发自强的拼博精神，使这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深处，筑就坚强的公民意识；努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激发全体中国人团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以促进社会和谐和持久繁荣；不怕艰难险阻，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用热忱和激情持续讲述新的生命故事，描绘新的建设篇章。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3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文化特征，其内在精神和实体价值取向在世界法律文化中独树一帜，在外部表现形式、内在价值取向和动态发展历程上具有不同的特点。结合中国当前法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这里将儒家法律文化的整体特征主要归纳总结为“无讼是求，以和为贵”“德主刑辅，天人合一”及“以民为本，礼法结合”三个方面。
(一)无讼是求，以和为贵
儒家思想倡导“仁、义、礼、智、信”，它追求的终极价值是“中和”，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儒家法律文化则汲取儒家思想，注重和谐，排斥竞争;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耻辱，在此影响下，“无讼”是其最理想的社会状态。“无讼是求，以和为贵”成为儒家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针对诉讼言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认为诉讼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这与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为公”思想背道而驰。因不主张诉讼，且诉讼被认为是道德败坏的行为;加之“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治与法律的价值取向，造成“讼师”职业也历来受人鄙弃，社会地位低下。并且各朝各代都制定法律对“兴讼”“滋讼”“聚讼”及“讼棍”等进行惩罚。因此，对“无讼”的推崇必然导致“贱讼”观念的形成，而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畏讼”，可以认为它是“无讼”价值观取向引导下的必然产物。
(二)德主刑辅，天人合一
儒家法律文化的主要内容是以“礼”和“仁”为核心，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贯彻“德主刑辅”的原则，“德主刑辅，天人合一”正是儒家法律文化特征的精辟概括。孔子、孟子主张“性本善”，“为政以礼”，提倡道德教育，以理服人。［战国时期的荀子则主张“性本恶”，“隆礼至法”，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汉代董仲舒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主体，综合了法、道、阴阳等诸家学说，建立了完整的儒家学说体系，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被统治者采纳，从此，“外儒内法”的正统的法律思想得以确立。此外，他还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以《春秋》“微言大义”为准则实行“论心定罪”，主张“《春秋》决狱”，秋冬行刑。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自此，以天人感应为哲学基础，以德主刑辅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律思想。
(三)以民为本，礼法结合
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对“民”的“关注”和“重视”，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为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主张实行“德治”“仁政”。儒家民本法律文化主要体现为主张统治者应当顺应民意、实行仁政。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出“为政以德”，“修道以仁”，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的直人当然是心存仁义遵守礼法的。孟子在《孟子•尽心下》则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主张，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的学说，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主张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其民本法律思想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儒家“礼法合一”的法律思想在唐挥到极致，“礼的要求”与“法的规范”相互渗透、水融，是中华法系区别于其他法系的显著特征。其中，唐律继承了西汉以来礼律融合的传统，使封建礼教纲常进一步法典化、制度化。儒家主张的礼至此时已基本化为相应的条文，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强制性规范，也结束了汉代以来“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理念。
二、儒家法律文化对当前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反思儒家法律文化的特征及价值取向，其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面临儒家法律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及儒家法律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困境，中国古代法制与现代社会要求是不适应的，但是，中国古代法制中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刻思考、挖掘和运用的东西，研究儒家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对于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
(一)建设中国特色法治，打破“法律万能”论
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我国“法律万能”的论调悄然降临，这种论调无疑是不利于当今法制建设完善的。法律不是万能之器，因此国家法制建设应该遵循德、法并用，实行综合治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许多民族救亡运动把斗争矛头直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禁锢人们思想。“五•四时期”，随着“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更是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现当代西式民主法治观念曾一度甚嚣尘上，“法律万能论”也曾风靡一时。但法律不是万能的，因现实社会复杂多变，它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其有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如滞后性，诉讼成本高，效率低下等。此外，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有着自身的法律文化和传统，“少讼”“厌讼”观念及“礼法结合”思想影响至今，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抄照搬西方式的法治。因此，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应走出法律“万能误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结合实际国情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吸收我国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也要适当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法律成果，建设中国特色法制。
(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建设和谐社会
儒家道德法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也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是加强和谐法治社会建设的有益补充。和谐社会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显然，这些内容是和中国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一脉相承的。如，诚信友爱的内涵就是仁、义、礼、智、信等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说“政者，正也”，意思就是说统治者要实施“仁政”，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孟子曾提出“舍身取义”之说，千百年来被人传颂不衰。再如，秩序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但它也是儒家法律思想的要义之一。孔子主张“以礼治国”，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礼记•乐记》记载:“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仲尼燕居》中言曰:“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可见，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基本伦理道德和价值理念等儒家法律文化，对于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现实意义。
(三)繁荣发展特色文化，促进儒家法律文化走向世界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4
当代人，别忘了向孔子讨教
——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营养拯救
当代社会日渐缺失的精神文明
作者姓名：
专业班级：卓热能班
学号：
当代人，别忘了向孔子讨教
——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营养拯救
当代社会日渐缺失的精神文明
作者姓名：
专业班级：卓热能班
学号：
摘要：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在给当今人类带来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现代人的徬徨、郁闷，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而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笔者也发现当代大学生有些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个人主义的倾向。对于这一系列缺乏“仁爱”精神的行为，笔者认为，当代人需要从儒家仁爱思想中汲取精神营养拯救当代社会日渐缺失的精神文明，首先提高个人修养，这样才能才能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等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一直存在，不会湮没于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关键词：中华文化
儒家
仁爱
当代人
大学生
古人的思想精华具有一种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价值。中国儒家的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远,其中“仁爱”精神贯穿于儒家忠、孝、悌、恕、恭、宽、敏、惠等诸项伦理原则与规范,是儒家伦理规范的核心,是儒学最基本的范畴。儒家的“仁爱”要求人们在尊重、理解和关怀他人的前提下，呈现和发挥出最本质、最光辉的人性。在物质生活日渐丰盈、社会联系更加紧密的今天，提倡“仁爱”、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从他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所理解的“仁爱”
众所周知，儒家的核心是“仁”。一直以来，本人一直对我们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很感兴趣，更引以为豪。经过一学期的课上学习以及课下资料的查阅，自己也对儒家仁爱思想有了更深的思考。西面谈谈本人对“仁爱”的浅显理解。
1、仁——两个人——以人为本
“仁”是什么意思？有古书讲，仁者亲也，从人从二。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本意是二人为人。一个人不存在仁爱的东西，二是两个以上的人存在仁爱。仁这个字就是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儒家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就是人。仁就指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儒家告诉我们要关注人，作为人并能成为人的那种人，是儒家所关注的东西。
2、“仁爱”=
良知
孟子说过这样的名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1]
“几希”就是一点点，微乎其微。就是说人和禽兽的差别就一点点，几乎就一样。通过最现代的医学的生物学研究表明，人和禽兽相同点是99.99%。因此两千多年的孟子一句话，“人异于禽兽者几希”，所以这个“几希”太重要了，那么，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几希”是什么呢？儒家告诉我们是良知，是良心，是德性。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他在《论语·里仁》里讲到：“苟志于仁也，无恶也”。[2]孔子认为实现“仁”的要求是要具备“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一个人有了良知，才会更加注重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逐渐完善，才会向以上这五种品德靠近，才能逐渐趋向“仁人”。所以说，仁爱就要求人们首先有良知。
3、“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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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曾经不止一次地接触这样的问题，是“仁”更重要还是“智”更重要，本人认为，“仁爱”是尤其重要的。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光要有理性，有知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道德，有仁爱之心。我们极端地设想，比如一个人只有道德，没有知识，他可能会平凡、本分的过一生，但是不会危害到其他人，还可能大家称赞的好人；而一个人只有很高的智慧，没有道德，没有良知，那他就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人的人身或财产安全。比如一个大学生向动物园里的大熊猫身上泼硫酸的事情我们都有所耳闻，还有科学家利用他的高智商犯罪的案例。大学生和科学家，应该都是人们眼中具有高素质，高涵养的群体，而这些不“仁”之举都证明了他们的道德缺失，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社会的唾弃。
更有甚者，日本侵华战争时，日本七三一部队的军医用中国老百姓做细菌实验，饥渴实验等案例实在是让人毛骨悚然，比如饥渴实验就是观察一群健康成年男性在不饮水或不吃饭的情况下能存活多少天。这样的军医，诚然具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做的全是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一点良知，没有仁爱之心，是全世界的罪人。
总之，“仁爱”要求我们发自内心去爱人，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事情，有良知，有道德，在拥有智慧的同时做到仁爱，这是我所理解的仁爱思想。
作为一个工科生，即使平常经常看一些文学书籍，仍然感觉的自己在文史方面的深度不足，以上只是一些浅淡，进步的空间还很多，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定会更多加学习。
二、当代社会我身边的不“仁”之举
1、当代社会主流思想日趋堕落
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达在给当今人类带来许多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如现代人的徬徨、郁闷，人的精神家园的丧失，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我国，近些年出现越来越多的贪腐现象，以及近几月以来的“微博炫富”、“中国式过马路”、“少女求包养”等事件，同样证明了当代人精神文明的逐渐缺失。
2、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日渐缺失
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笔者亲身感受到当代大学生的逐渐以自我为中心，个性过强，太过个人主义的倾向。一些具体表现如下：
1>不讲文明礼貌：一些同学不尊重老师，迟到，无故旷课，上课吃东西；随地乱扔各种垃圾；随地吐痰，不讲卫生；
2>爱好攀比，奢侈生活，不在崇尚勤俭节约：一些同学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强迫父母给自己买超出家庭能承受范围的电子产品，比如iphone手机，ipad，名牌时尚服装等；部分女大学生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求包养”，这些都反映了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取向的偏差。
3>有些消极颓废，不在勤奋进取：随着大学生比例的不断增加，大学生失业现象日益严重，使得他们不再有作为大学生而出类拔萃的优越感，自我预期下降，从而产生消极颓废心理。部分大学生厌学逃课，沉溺于网络的虚拟世界难以自拔，抽烟喝酒，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部分大学生则把大好时光用在谈情说爱中或整日无所事事，困惑、迷茫，虚度光阴；部分大学生为了满足自己物质上的虚荣心或出于妒忌心，去偷窃、去抢劫，甚至去杀人，最后锒铛入狱。据统计，近几年在校大学生犯罪约占青少年犯罪的17%。
[1]
4>以自我为中心，不谦让，不先人后己，强调个人主义：许多大学生反对他人的说教，对任何事物都持批评态度，行动上具有很强的反抗性，缺少虚心和谦让；二是强调自我价值，注重社会对自己的尊重和满足，不赞成“先人后己，无私奉献”；三是强调“个人主义”。把自身利益凌驾于他人、集体和社会利益之上，没有集体感。
5>：缺乏诚信：许多大学生考试作弊，还有的网络诈骗。
举个例子，比如有年轻人为买iphone卖肾得到钱，这些人的行为让人发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脍炙人口的话，说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了自己的身体就要好好爱护，不能随意损坏。首先爱护身体是“孝”的体现，其次，更不能因为想要得到钱财，满足虚荣心而去损害自己健全的身体。
总之，当代社会上的精神文明缺失的现状必须尽快找到解药。
三、向“孔夫子”讨教当代问题——从儒家仁爱思想汲取营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受物质利益的驱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当代人民人文精神缺失，缺乏最基本的仁爱精神、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要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培养出一大批具有浓厚人文情怀、懂经营、善管理、能创新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儒家优秀传统思想所倡导的“仁爱”等价值理念，充分体现了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对于精神文明缺失的现代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3]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在儒家的眼里“仁”就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人的一种思想理念。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时，孔子曰：“爱人”[1]。儒家思想认为做为一个仁者要爱别人。孔子所提倡的“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相知、相爱、相助之道，是指综合了人类各种美德而形成的一种完美人格。“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也就是说，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出门在外要敬重兄长，为人要谨慎而讲信用，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在孔子看来，爱别人要从爱家人开始，然后把家庭之爱，推广到血缘关系之外的社会成员中去，做到爱他人、爱社会，那就是十分高尚的仁者。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他在规劝梁惠王时讲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告诫梁惠王应该关注仁义，不要一味地追逐利益。
那么，我们当代人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每个人要从儒家思想中学习仁爱精神，完善自己的人格；其次，我们要付诸于行动中，要践行仁爱，在生活的处处中培养自己的文明素质和高尚涵养从一点一滴做起，从我做起，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人，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最后，要拥有高尚的情怀，要从内心改变。相信通过这样，我们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才会逐渐少起来，甚至彻底根除。
了解孔子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处境。他所宣扬的仁爱和礼教，有时候被抛在一边，可有时候，又搞得登峰造极。不是吗？直到今天，几乎是全世界都有研究儒学的人，可研究什么？我想：不过是为我所用罢了。可是，无论如何，孔子是伟大的。是的，绝对是伟大的。他的经典的论述，是人性，是人伦。有人说：地球上的万物是共生的，是平等的。所有的报应，是因为人类打破了生态平衡，不顾一切地满足人类自己的欲望。所以，人类呼唤人性，呼唤平等。两千年前的孔子，就是在呼唤人性。是的，封建的历代王朝，都在以儒学治国还是以法治国上，显现一个天子的抉择的。是的，直到今日，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仍不过时。道德沦丧，必然是四面楚歌：理智的时候，就会向孔子讨教。
六、对当代大学生的号召：
在美丽的大学里，有知识渊博的教授和意气奋发的青年学子，思想碰撞，砥砺智慧，探讨人生理想，我们一定会度过充实而难忘的大学岁月，我们也要真正走上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我们的人生就应当大展宏图。
作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我号召当代的大学科生努力学习中华文化知识，关注中华文化，为我国乃至世界的精神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孟子原著.孟子[m].任大援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
[2].孔子原著.论语[m].陈国庆，注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3].
吴光.儒学核心价值观在构建和谐世界中的重要意义[J]。孔子研究，2006年第6期.
[4].左云飞.人文精神培育: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年第10期.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5
一、儒家民族主义的可能性
2010年1月，电影《孔子》高调亮相，在片尾，孔子回到故乡鲁国。导演试图告诉我们：孔子真正在意的是对故里的爱国主义式依附。但在《论语》中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思想。相反，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君子追求德性生活，至于在何处达成这样的生活，并不重要。孔子本人周游列国的经历，也说明他会服务于最能实现德治的政治共同体。
对于孔子政治思想的此类扭曲在中国很常见。儒家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绝大多数高中学生耳熟能详的，人们往往把“天下”等同于“国家”，并认为这句话表达了这样的观念：贫民百姓应该服务和关心国家的福祉。但是，顾炎武的原本表述却有着颠覆性的含义：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不同，贫民百姓的义务指向天下，确保国家或王朝政体则是君王需要关切的。
如何来理解这样的扭曲？许多人据此论证儒家与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一些批评家试图论证，儒家伦理不相容于对一个有着领土边界的国家之特殊承诺，即使该承诺由精英持有，而关注地方事务的人民群众对“国家”毫无意识。一种观点是，儒家伦理捍卫的承诺，是指向家而不指向政治实体的，因此不相容于对国的特殊承诺。另一种观点则相反：儒家伦理捍卫的天下理想是没有领地边界的政治秩序，因此不相容于只向着确定的民族国家之内人民的承诺。让我们依次讨论这些看法。
1.“家与国”或“从家到国”
相比对国或政治共同体之类的“抽象”实体的承诺，儒家更看重亲属关系的呵护和承诺。但是，无需把“国”视为一个流行于时空之上的超越本质。国是社会建构，它把处在多种多样的文化、语言、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的人相系在一起，并且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产物，这一事实并不让儒家感到忧虑。孔子本人承诺于某种超越的善——道，并以此评价历史。但他认为，除了努力改善日常生活这一途径，其他任何方式都不能让“道”在这个世界实现或使之彰显。
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儒家的“家庭论”似乎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对政治共同体的关怀。在20世纪初，孙中山就抱怨中国社会“一片散沙”，梁启超则更为直接地指责儒家注重家庭而缺乏对国族的承诺。不过，把承诺于家与承诺于国视为非此即彼的选择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儒家伦理很明确地指出，人的充分发展要求那些超出家的承诺。按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实践中，并非每个人都能发展出把爱和关心延及家外的动机和能力，但对君子却有更高要求。这也是为什么孔子说，君子“修己以安百姓”。
孔子信奉等差之爱，因此，随着从家庭延伸到国族，义务也就减弱，倘若家庭义务和国族义务之间冲突，前者优先。孔子本人就有“子为父隐”之说。但民族主义并不要求对国家的承诺超过其他义务。如果按照下述两点来定义民族主义：一，服务于一个有着领地边界的国家的志向；二，对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的特殊承诺，那么，它就相容于儒家的优先承诺家庭的观点。当承诺于家和承诺于国之间有冲突时，儒家认为前者优先的看法并非就是错的。甚至一些西方国家也承认家庭的神圣性而不论公共之善的代价有多高：比如，不能强迫夫妻在法庭上相互对证。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支持和鼓励其成员在社会生活中关心他人，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承诺。家庭是最初、最重要的“育德学校”。孔子在《论语》第一章中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反过来说，那些没有家庭纽带的人一般也发展不出关怀他者的伦理，并将因此缺乏公共精神（家庭四分五裂的社会常常犯罪率高、社会无序和公共精神缺乏）。在此意义上，梁启超和孙中山对于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的作用可能过于悲观。理论上，儒家对于家庭义务的关切并非不相容于对国族的关切，而在实践中，承诺家庭常常对培育民族主义有益。
2.“国与天下”或“从国到天下”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有个著名说法：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标志着中国士人的身份认同转型，即从对文化观念的认同（文化论）转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中华帝国本质上是依儒家来定义的文化认同。皇帝统治天下的天命预设了君临整个世界——天下。中国的疆界并不被视为是永久划定的。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儒家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文化优势信心被粉碎了，中国开始视自己为万邦中的一邦：在竞争性的国际世界，弱国需要从经济上和军事上来增强。对国的关切也就取代了儒家的天下信仰。
早期儒家思想家细致区分了天下理想和承诺于特定领地之国的次佳现实。春秋战国时代，列国为了领地优势而无情竞争，是根本不谈理想的政治世界，因此，早期儒者试图提供可实践的、具有道德用意的指引。“公羊三世说”有明确说法：不同时期需要不同类型的君和国。在乱世，周围族裔难以德治，就有必要确保国家力量并在不同文化发展水平的人民之间明确区分和划定边界。孟子也明确认为，若受到大国威胁，小国君王可以正当地使用武力并保卫领土边界。
尽管在乱世，天下理想可以放松到容忍民族主义，但这并不等于认同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论证，儒家伦理留有承诺特定领地、特定人群的民族主义提供道德支持的余地。牟宗三认为，“仁”这样的儒家价值观必须在具体的民族国家语境中得以实现，而且，若以为只用“天下”就能把人的生活和价值概念化，那将是错误的：“道德实践过程中，道德理性的实现，在可能扩展到天下之前，必须经由家、国的肯定。”像“天下”这样的较高层次的单元，只有当其在与家、国这样的较低层次单元的互动中出现时，才有意义，如果跳过民族国家而简单地在天下层面运作，在政治上或许是错误的。
事实上，儒家伦理致力于更强有力的主张，即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时，承诺于国应该具有优先性。《大学》开篇即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正如我们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家庭之外，我们也同样应该把感情纽带扩展到国外，只是关切程度会弱一点。所以，儒家不必把民族主义视为政治上必要的妥协，是偏离理想世界的次佳选择。同样地，民族主义也不仅仅是通往“天下”政治的必要机制。至少，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特殊承诺是差等之爱的逻辑所要求的，当然，这一承诺也应该（以减弱的程度）扩展到外人。
概括而言，儒家伦理确实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向着生活在有领地边界之国的人民的承诺。这样的承诺不是统领性的，家庭建制是个跳板，尽管家在家国冲突下具有优先性。而承诺天下并不能把对国的承诺搁置一旁，若承诺于国与承诺于天下有冲突，承诺国具有优先性。就此而言，调和儒家与民族主义是可能的。那么，这种调和是不是可欲的呢？
二、论儒家民族主义之可欲性
民族主义吸引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它似乎满足了人们对共同体归属的深层需要，而国家是满足这种归属感需要的关键机制。不过，存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有些在道德上令人厌恶，如20世纪30和40年代德国的纳粹主义。更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形式则试图在归属感的需要与自律、宽容这样的价值观之间作出调和。可以说，美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主流形式有着自由特色。儒家形式的民族主义——对儒家价值观的承诺和对体现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的志向——既不是基于种族的，也不是自由的，尽管它与自由的民族主义多有共同之处。
1.儒家民族主义与种族民族主义
早期儒家认识到，春秋战国时代存在各不相同的列国，但儒者基于文化发展水平来加以区分，这意味着，他们信奉的是儒家文化，而不是种族或地域。“中国”一词指的是受制于儒家文化的文化实体，原则上向任何人敞开，不分种族，只要他们分享儒家的规范。那些不分享儒家文化的人们则被视为“蛮夷”，但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被“文”所“化”。
在帝国创立后，把“仁”传播到整个世界的理想，受到更为严肃的对待。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准备服从官方钦定的儒教。为了克服不一定赞同的现实，即化外之民并不特别倾向于被同化或放弃自身的文化，朝贡体制才得以建立。在朝贡体制下，分封国君或其代表必须到中国向宗主国献贡，拜倒在皇帝面前，仪式性地承认帝王的宗主地位。中国则确保其安全，提供经济上的好处，同时又运用“道德力”来传播儒家规范，并允许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实践得以存续。毋庸置疑，这种做法常常偏离理想。比如，明朝对抗蒙古人的策略就是运用纯粹暴力来解决冲突，安全价值被置于较高地位。在元清两代，汉人对外部入侵者的妖魔化几乎难以遏制。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认为，相比欧洲人的帝国主义，朝贡体系较少公然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论。再者，韩国、日本和越南最终都被“儒化”，部分原因是儒家规范的“道德力”，就连满族清朝的征服者本身也被儒家规范所同化。
到了19世纪后期，朝贡体制被打破，中国本身也被西方列强侵略，中央王国之幻象被粉碎，中国思想家终于认识到，他们的国家只不过是万邦中的一员，事实上比西方和日本都要弱。作为回应，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政治关切的单元。如今，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不再使用种族范畴。梅约翰观察到，“文化民族主义”——与国族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文化构成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儒家话语中获得不同取向的参与者的支持。但是，中国的（重新）儒家化——意味着以承诺于儒家价值观为中心的国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不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非中国人（不是汉族或不是中国公民）就不能是儒家信奉者。梅约翰还注意到，杜维明走得更远。杜维明认为，儒家在中国获得成功提倡之前，必须在中国之外的地方扎根：“儒家在20世纪余下的岁月里是否具有活力，将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通过纽约、巴黎、东京等地充分地返回中国。儒家必须面对美国文化、欧洲文化和东亚文化的挑战，并进而在这些文化中播撒种子和扎根”。蒋庆则认为，儒家价值观不能与核心西方价值观相容，但他也拒绝种族主义的和种族形式的民族主义。被接纳入“儒家之国”的唯一相关准则是承诺儒家价值观。
总之，儒家民族主义——承诺于儒家价值观并立志建立一个表达这些价值观的民族国家——是与种族主义形式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的。尽管实践常常偏离理想，但可以把理想作为批判视界去考量实践。
2.儒家民族主义与自由民族主义
自由民族主义是这样的观念：承诺于特殊的国族共同体可以与自由价值观相结合。归属于特定的国并感觉到与其他国民有着特殊联结，这无疑是好事，但是，政治共同体必须保护言论自由、宗教宽容和选择政治领袖等平等权利。
儒家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即使不同，但也经常导致同样的政治意义，以至于承诺儒家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会更像承诺于自由价值观的民族国家。也许，最广泛引用的句子来自《论语》中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和”与“同”的对比源出《左传》，指的是这样的思想：君王应该以开放心胸面对其幕僚中的不同政治观点。（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本人为政治言论辩护的理由是，指出错误政策是必要的（“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孟子则更是认为，批评君王之错是卿之义务（“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建言的权利通过御史台或督察院而制度化，士大夫负有批评政府错误政策的重任。当代中国的社会批评家也援引“和”“同”之异来要求政府宽容不同观点，不希望看到一种主导性国家意识形态强加给所有民众。而某些政治儒学家虽说拒绝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也明确要求言论自由。
当代自由派也许会回应说，像言论自由这样的公民权利，不仅具有工具性效力，而且还表达了“个体”之道德地位的观念。相比之下，儒家的道德自律指向追求善——我没有从事不道德行为的道德权利，比如不孝敬父母。不过，正如陈祖为所认为的，儒家关于不道德行为的观点并不导致这样的结论：不道德行为应该在法律上禁止：“儒家并不主张施用法律的强制力来培育美德或防止人们沉溺于道德败坏的生活。孔子思考过，法律惩罚并不能改变人心或灵魂……美德之养成，乃是通过教育和礼仪”。换句话说，即便自由派和儒家为言论自由提供不同层面的辩护，但他们在实践意义上还是会达成一致。
另一个关键的自由价值是宗教宽容。可以证明，对此价值的不同辩护也不导致实质上不同的政治结论。认真的儒者试图引导由儒家价值观启发的人生，我们生来具有同等的道德潜能（据孟子），但符合儒家价值观生活的人就比其他人在道德上优越。也因此，儒家肯定了相比其他伦理和宗教传统的一种优越感，这在自由主义者眼里是个问题。
但儒家也有使得它与其他传统相区别的自由特点。如前面已提及的，普世主义的儒家向所有种族敞开大门，这点类似于基督教和佛教。另外，儒家对其他形式的宗教相对宽容，并不要求儒家信奉者弃绝其他信仰。对一个华人或韩国人来说，像“儒—道—释”或“基督徒—儒者”这样的串联宗教身份并不少见。这并不否认，一旦有冲突，儒者会声张他们的文化优越性，但从历史上看，儒教对其他信仰一直是相对宽容的（这并不否认，历史上也有不宽容的低潮时期，比如，唐朝时对佛教的迫害，以及明朝对其他宗教的逼迫）。
概而言之，如果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观念得以实现，所导向的社会也许会更像自由民族主义者所喜欢的开放社会。除了这些共同点，也有一些关键差异，这些差异将影响到儒教国家的内外政策。
选举制民主明显的缺点就是，民主选举的政治领袖主要把注意力放在国内民众：他们要服务的，是选民的共同体，而不是生活在该政治共同体之外的外国人。再者，那些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倾向于把焦点放在国民的利益，而不是外国人的利益。另一个问题是，没有人代表受政府影响的子孙后代的利益，民主选举的政客首先要忠于选民。在新加坡那样的小国，我们没必要忧虑。但在中国、印度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政治领袖所作的决定常常会影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与其子孙后代，他们需要考虑被他们的政策所影响的那些人的利益。
一战后，梁启超就认为，政治统治者不应该只是强大和繁荣自己的国家；他们还应该关心整个世界的命运。梁启超明确批评西方民族主义过于狭隘，他认为西方应该学习传统中国的天下思想，把关切扩展到国家之外。当代儒家也已提出实现此理想的提案。对于确保当前一代国民的利益来说，民主机制或许是重要的，因此，儒家一般也支持某种形式的民主。但是，仅仅民主还不够。转贴于 为了实现受政府政策影响的非选民之代表的理想，儒家倡导政治上的任人唯贤的价值：在教育和行政上的机会平等，把政府职位分配给共同体中最有德性和最有资格的成员。人人皆能成圣贤，但在实际生活中，作出称职的、道德上站得住脚的政治判断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而政治体制的重要任务是识别出那些能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的人。因此，一些儒家学者提出贤士院的提议：部分通过现代化的竞争性考试来选择贤士。贤士可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去商议并服务于一般被民主选举的议会所忽视的利益（外国人、子孙后代、古人和少数族群）。
儒家或许也准备考虑平等公民权的其他修正措施，只要这些修正更可能实现蕴含儒家理想的国家。一个观点是给年长者增加额外的选票：儒家假定，当人生历练老道，越老就越有智慧。因此，如果年长者继续努力于自我改善和保持人际网络，他们也许应该被赋予额外的政治权力。
按照儒家理想，其他有所区别的公民资格也可以得到辩护。从自由民主的视界来看，户口制度在功能上等同于种姓制度，标志出二等公民群体——仅仅因为他们不幸生为农民。这在根本上是不公正的。但该体制的捍卫者则认为，这一体制防止了棚户区和贫民窟的出现，这终究使得中国的不发达地区的城镇受益，因为这样更容易留住人才。另一个论点是，相对富裕城市稳定有序的发展，最终能够有利于对发展贫穷地区的再分配。有很多理由来质疑这种主张的经验基础，即使它们都是正确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也会要求取消户口制度，因为在当代自由理论中，平等公民权是所有价值之母。而如果它们事实上有助于消除贫困，儒家民族主义则会容忍这样的安排。
正如儒家民族主义者在有关国内的平等公民权的问题上不太固执一样，他们还愿意尝试有别于国际间平等主权这一自由理想的取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家阎学通就援引先秦思想家（包括儒家但不限于儒家）来论证层级性国际体系，这既是更为现实的，在道德上也是更可欲的。他以此对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引出教训，“中国不应该采纳美国当前的行动方式，口头上说所有国家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上总是看到一个主导性国际地位”。相反，中国应该公开承认，在一个层级性世界，美国是个主导力量，但这种主导还意味着，它有额外的责任。通过强调与弱国的互惠，中国应该尝试赢得这些弱国的支持，允许在他们的赞同下应用有区别的国际规范。例如，在东盟和中国的10+1合作上，“中国被要求在东盟国家实施农业贸易零关税规范之前先行实施该规范。这一不平等规范使得10+1经济合作比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发展得更快。日本提出的与东盟间平等关税的要求使得它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进展放缓，落后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进展”。从儒家民族主义者的视界来看，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等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只要受这类政策影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都获得益处。
总之，自由民族主义和儒家民族主义都捍卫确保基本人身自由的开放社会理想，但对公民间平等政治权利的重要性和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间平等权利的重要性，两者存有差异。如果有区别的或层级性政治安排能更好地确保“天下”这样的儒家价值观，那么，在那些有志于表达儒家价值观的国家的儒者眼里，这类非民主的安排是可以得到辩护的。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6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淼恼逯饕逅嘉笄呷胍桓鏊降摹叭谭创持饕濉钡木车亍5浞度宋锞褪浅露佬恪⒙逞浮⒑省＃?］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
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儒学；对接方式；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4-03
一、研究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儒家的内涵与关系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源自于西方的理论精华可以真正为中国土壤所吸收。具体说来，则包括在制度层面、时间层面和文化层面等方方面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升级的现代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的有机统一[1]。
（二）传统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有儒墨佛道法等各大学术派别，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学说源远流长，纵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更是深深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态度、生命格局。儒家思想真正开始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地位正式确定于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创新和推动，传统儒家思想直至清末民初都牢固占据着中国人思想的制高点，其地位和影响都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与儒家思想在本质上讲究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现实、维护君臣父子这一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而其天命观、义利观、中庸的价值取向也最大程度的组成了中国文化的本性。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打击和侵略下，人们逐渐对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理论自信、民族自信。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尤其迂腐、固化的一面，也有其值得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所需要继承、吸收的一面。
（三）二者关系
1.对立排斥说。此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是种水火不容、此消彼长、你死我亡般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2]。此论调的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传统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地理位置、历史时间以及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迥然不同而做出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用以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而传统儒家思想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灵魂精髓，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和掌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场与顽固占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进行战斗的过程。二者是一方战胜，打败另一方的关系，必须划分好楚河汉界，界限分明。
2.互补相融说。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在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在一些精神本质上的相通性。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3]。而此外二者更有其独特的优点，也可以进行理论上的互补，使得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互补上升的过程。在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各自特点、优缺点及相互本质精华点之后，进行的一种理论整合。首先，从二者相同性上来看，无论是现世人的关注还是对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上都使得二种理论得到了交融的立足点。其外，儒学对道德理想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追求都使得二者有互相值得借鉴之处。最重要的是，儒学的广阔吸纳包容的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开放了理论大门。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对于儒家在传统中国后期走向禁锢、迂腐的特性进行了有效化解。
3.主体引导说。持主体引导观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虽然是共同存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但是地位有着主次之分。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形态，即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对峙。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而且又有着开放、包容性，以其为主体，在其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有益成分而为自身服务。与之相对，则是现在更多的研究者所支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大旗，改造儒家思想，并使儒家思想居于从属位置，形成“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学说。该观点认为作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依靠其科学性。前一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对本土性的重视和传统的尊重，而后一种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及自其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等方面做出的成果而言。
二、融合方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现状分析
（一）对方式问题研究较少
学者们多将其研究关注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的内涵、关系、地位、结合原则上进行理论分析，关于如何进行切实的对接方式方面的论述寥寥无几，而即使是在其他文献有也往往在长篇大段的进行学理性分析后，在全篇末尾对对接方式有一定论述。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在于：
1.理论界往往重学理、轻应用性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问题，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大多学者更愿意从理论上进行概念对比及理论分析，对于现实性的策略研究明显属于一笔带过或者浮光掠影的状态。可以说，这是理论界的通病，不愿意甚至是不屑于从哲学理论层面下降至实用层面，觉得实用性的研究只能算是末端，是学理性研究的自然延伸。
2.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与主观上忽视实用性研究，伴随而来的是对该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论性研讨，而是实实在在与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梦的实现、人民的思想状态、日常生活发生着切切实实关联的现实过程，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使得研究中得出的对接方式往往过于抽象，宏观，不具有操作性。
3.对接方式的提出有难度。既然是对接方式，则必然要与社会现实、人民心理等紧密相连，而这些现实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多变性，这些就自然使得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实用性对策的提出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理论界还争论不休，对一些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的路径依然有研讨空间的基础上，更使得实用性对策提出难度增加。
（二）很少见到可行性的具体策略分析
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少，即使是有涉及，也是较为抽象宏观的思想性指导，如：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4]。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必须立足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发展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明确实现二者契合的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领导力量。实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契合的本质规定[5]。
诸如以上的对接方式虽然讨论的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传统儒家关系和地位等问题后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真正有效中国化，怎样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问题，但最终的表述却依然属于理论讨论范畴，只能给实际政策制定者以宏观的方向指导，而不能切实的献计献策，提供一些切实有效、有操作性的启发，从而使得这些建议往往流于表面，不能实际发挥其应有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功能和效用，从而使得整个如何去做的研究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全球性文化视域的不够开阔，中西二元文化的狭隘性
在当前全球化大潮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是个中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一种碰撞，更是全世界所有优秀文化的一种积极碰撞。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到了包括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诚然，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系统[6]。
虽然不少学者提到了全球化和多文化思维，但是对其他优秀文化系统的具体吸收也是一笔带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家的讨论，主要还是就事论事，就二者论二者，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思想文化坐标系当中去思考。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文化的怎样影响，其对接方式怎样在实现与本国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同时，怎样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还缺乏专门且深入的思考。如此现象的造成，与广大学者、文化上对中欧主体的狭隘视野和对其他地区非主流文化的轻视有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统一、动态的世界观相悖的。
三、对融合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学者的个人研究
1.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指南针的地位，使得作为身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处理其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关系问题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依归。另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的培养。正如马克思的创立者所强调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问题，不能就理论论理论，仅仅是在意识形态地域争论不休，研讨不停，而应该有一个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是要投入于社会实践之中的思维和认识。学术笔仗嘴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能切实在社会、人民中取得切实成果，为国家的建设、思想的成熟添砖加瓦的理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民真正支持与渴望的。
3.视野的扩宽，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世界文化视野。在当前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的世界大背景之下，加强学术视野的扩宽，多学科视角和世界文化视野的增强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成为对当代学者的要求。没有宽阔的视野、多种文化的交织碰撞的观念，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看得透彻，对对接方式提出有新意、有见地的见解。这也要求当代学者更多的汲取全世界各地区思想文化的精髓，联系历史与现实，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限域，使得提出的对接方式能够为这个新的时代服务，为整个地球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国家宏观控制
1.坚持党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学对接的问题，也自然是处于不容置喙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使对接路径真正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先进性。对这一对接方式问题，要认识到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并稳健成长的重要问题，必须取得这一问题的主导权，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思路及实行政策。
2.切实的政策制定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学的问题与现实紧密相关，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都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8]。而这二者的对接方式作为一种现实性的策略问题，必须将其成果与国家政策制定相挂钩。将对接方式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层次，也就意味将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对接方式的实施，从而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无形间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作用。此外，也是一种对理论转化为实践最为有力的保障。
3.社会实践活动的切实展开。好的理论倡导，必须回归在现实层面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对接的过程中，以国家意识形态为领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并且以一种春风化雨的姿态投入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实践活动不流于表面，切实展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与中国群众发生连接和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坚定遵循的思想领导。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因循传递，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髓。将二者进行有效、平稳、良性的融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全球化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最佳的指导作用，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讨，更需要将思考力转化为执行力，将理论上的突破春风化雨般的播撒在每个当代中华儿女的心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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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优缺点篇8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现代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
Confucianeducationanditsimplicationsformoderneducation
LUoJingjing
（Yangtze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8000）
abstractthroughouthistory，theancientConfucianeducationalthoughtnotonly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educationofmoderneducationstillhasaprofoundrevelation.His"noChildLeftBehind，""individualized""learningandthinkingcombination"，"lifelonglearning"educationalthoughtinthemodernhistoryofeducationcontinuestoplayanimportantrole.FortheConfucianconceptofeducation，weshoulditsessence，toitsdregs.Selectiveinheritanddevelop.
KeywordsConfucianeducation；moderneducation；impact
儒家教育思想博大精深，耐人寻味。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进儒家思想家提出了很多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并赋予实施。这些新方法、新实践改变了当时传统落后的教育模式，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开创了教育的新纪元。
1有教无类说
子曰：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这是孔子对有教无类教育思想最好的概括，也是他创办平民教育的重要方针。孔子坚持“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他打破当时学在官府的风气，开办私学，广收弟子。有教无类的“类”谓之“种类”，意思是不论你是贫、贱、贵、富、智、愚，也不管你的国籍、阶级、身份地位，只要你愿意，都可以来学习。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每个人都是可塑之才。“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对当时平民的教育与文化的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
2因材施教说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有想法就要立即去做吗？”孔子对他说：“你还是先咨询父兄的意见再去做吧。”不一会儿，学生冉有问他：“有想法就要立即去做吗？”孔子对他说：“有想法就去做吧。”这是孔子因材施教思想的典型案例。孔子根据学生的性格和优缺点的不同，教育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为后人所充分继承并发展。
3师道论
《学记》首次将“师”和“道”并提，而韩愈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却最为著名。可见，论师道，儒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孔子认为为人师表，学识渊博是教师最基本的素质，也是教师为人师的前提。《论语》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里就强调了教师自身素质的重要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即对师者的基本任务的概括。教师必须清楚地明白自己的职责，向学生传授知识，解答疑问。当然，一个好的教师必须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职业，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方法为后世教师立了榜样。
4学以致用说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就是学不以致用的例子。“力行”是学以致用思想的重要部分。“力行”要求我们将学会的东西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也就是让实际检验我们的真知。儒家主张“爱人”，学习的目的也是“爱人”，“力行”就是“爱人”。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儒家关于学以致用的思想不仅为当时社会培养了大量实用性人才，对后世的教育思想也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
5学而优则仕
“学而优则仕”这一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处于奴隶制社会末期，贵族垄断教育，进而垄断选才的权利。优秀的人不一定能当官，当官的人不一定优秀。直到奴隶制瓦解，封建社会的到来，一些进步思想家们（包括孔子）开始改变这种风气。“学而优则仕”由此出现。“学而优则仕”确实是打破了当时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成为科举选才的依据。儒家这种重视学习的思想，对当时社会影响很大，为官场带来一批学识渊博的人才，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学习教育对人生的重要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
儒家教育思想内容丰富，不仅在当时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其优秀部分对现代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启示。
5.1对于学生的启示
对于学生来说，尊师重道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素质。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作为接受者，学生应该懂得尊重老师，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在尊重老师的前提上要学会主动思考，孟子曰：“君子引而不发。”孔子亦云：“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就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培养独立主动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的知识。
5.2对于教师的启示
提到教师，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作为教师，真正做到了“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渊博的知识是前提。其次，应有“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教书的过程亦是学习的过程，反思自己，在反思中提高自己的素质。最重要的是，教师要热爱学生，热爱自己的事业。只有热爱才有精神，只有热爱才有奉献。
5.3对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启示
虽然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大部分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教育了，但是其中不乏仍有极大意义的教学方法和模式。
（1）孔子倡导的启发式教学对现在就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在孔子之前一直是教师灌输的注入式教学方法，甚至现在都还有这种教学方法。这种强硬的教学方法不符合人类认识和发展规律，结果可想而知。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他改变了教师在教学中的一人主导地位，使学生也成为教学过程中的主动者，活跃了学生的思想，使学生“闻一知十”“举一反三”，促进了学生学习和思想上的进步。
（2）“因材施教”思想更是对现代教育有着深刻的启示，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性格、优缺点、兴趣爱好而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也就是“差异教学”。教师要充分观察学生间的差别，然后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让学生可以发展自我。然而当今社会实行的“大班教学”“集体教学”抹杀了学生的个性，违背了孔子“因材施教”的理念，不利于学生的自我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3）儒家在教育中将“学”和“思”结合的思想对现代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思”结合有利于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学习。孔子的“学思结合”对我们现代社会的教育也是适用的，学习是学习知识，思考是创造知识。在我们这个信息化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用深厚的知识充实自己，用实际的行动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4）孔子提出“终身学习”的思想，对中国教育有着重要的深远影响。《论语》有云：“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的终身学习。在我们不断更新的现代化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的日益不同。如果我们不能终身学习，注定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所以，孔子的“终身学习”对现在社会也具有实际意义。
儒家教育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是我们灿烂的中华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教育不断发展的坚实基础。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我们的现代教育也越来越科技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在优秀的儒家教育思想中汲取精华部分，发挥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作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9
华人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有多种条件和因素起作用，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儒家文化”或一部“孙子兵法”来解释。首先，我们应当注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后发优势。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劳动力成本较低，产品出口有竞争力；中国有潜力巨大的市场，特别对家用电器等商品的需求迫切；发达国家将劳动力密集的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不仅有大量的资本输入，同时也将一些已经成熟的应用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也将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传播到东方和其它地区。......总之，在历数我们多年的经济高速度发展时，还要保持头脑清醒，客观评价我们的优势和缺欠。除了客观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华人企业的发展、华人企业家的成就与中华文化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炎黄子孙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诸子百家，但人们喜欢把其中影响最大的儒家学说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甚至称为“儒教”，又把以崇尚儒家伦理的企业家称为“儒商”。决定企业竞争力的有许多层面，有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但文化层面上的优势不可忽视。儒家文化强调“仁”、“义”，注重“人格”，将“我”的责任定位于“齐家”、“治国”，处事讲究友情，经营顾及长远，为儿孙着想胜过自己，所谓“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因此，勤俭持家、艰苦创业的华人家族企业的奋斗精神令世人叫绝。一些世界上数得着的华人亿万富翁在功成名就后还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这正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和定力。然而，儒家文化在知识经济社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原因在于，知识经济的特点是创新的知识才具有价值，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而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是儒家文化所缺乏的。人们说的“父母在，不远游”、“过犹不及”就是一种不求进取的哲学。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华人企业家后代，接收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思想的正规教育，又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企业竞争中可以灵活运用两刃剑，使中华古老文明得以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华人企业家能处理好对儒家文化继承和扬弃的关系，练好企业的内外功力，去掉狭隘保守的心理和盲目崇外的心态，在新世纪里再创辉煌。
儒家思想优缺点篇10
这是题为：“把儒家文化思想推向世界”一文中的主要观点。另外，还有篇《儒学——华夏民族之精神存焉》。
而时至今日，官方竟然大张起鼓地祭孔，不能不令人深思。
且不说儒家文化思想能否推向世界，就国粹的问题，想必答案也是不会统一的。不是有人就视京剧为国粹么。还有书画国粹观，青铜器国粹观，陶瓷国粹观，汉字国粹观，丝绸国粹观，四大发明国粹观，……如此等等，有很多的国粹观。就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各种流派的文化思想而言，也会有不同意儒家文化思想为国粹的。而认为或道家，或墨家，或佛家或其它什么家的文化思想是国粹。如此等等，又会出现许多的国粹观。这些国粹观，不必有客观性，或以某种文化思想在自己头脑中占有的程度为标准，或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或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为标准，或以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标准，或以自己的既有的利益为标准……标准很多。
尽管标准很多，但都是一个标准，即主观标准。
一
不必先去追究何为国粹的问题，就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救世良药推向世界而言，也很难办。
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尽管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思想，但是，彼此的交流是不可避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交流日益加快，范围更广。
而文化思想的交流，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会有选择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强加于另一个民族，是行不通的。人们吸收外来的文化思想，是要其质量优劣、作用大小的。
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包括儒家文化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思想，曾经对其它一些国家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并没有拯救我们中华民族，它没有使我们赢得鸦片战争；没有挡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没有阻止割地赔款、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没有使中国独立强大起来。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就没有优秀的，不可能推向世界的。也有不用推销就有人来掠夺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所创下的“战功”之一，就是到圆明园抢烧一空，把能够带走的载有传统文化精华的物品都带回其各国。敦煌中的载有传统文化的物品，也多次被外国人偷了不少。据有关专家统计，我国的文物，目前在国外达2.8万件之多。这是强盗对我们传统文化“喜爱”的方式。
另一种以正常友好方式喜欢我们传统文化的，是通过收藏。近几年，有一个西方国家的人，就专门收藏中国的“三寸金莲”绣花鞋，收藏种类颇丰。说起收藏的原因，这位外国人说，手工艺了不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绣花鞋，能反映出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和文化。他说的很客气，没有说是传统的陋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很丰富，他独选了这种“文化”来研究，真是令人尴尬。
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正直的外国人看中的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而收藏研究其载体。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外国人是出于金钱的原因，掠夺和收购各种载体。我们也不能否认有的外国人是出于仇视中国，在搜刮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糟粕性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了，儒家文化思想没能够救中国，它就能拯救外国？外国人登上月球，外国人造出航空母舰，这总不能归功于儒家文化思想的作用吧。日本、德国并没有因为没有我们的儒家文化思想，而没有在战败后短短的几十年里迅速成为世界强国；美国、法国也并没有因为缺少儒家文化思想，而没有成为世界强国。他们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的发展，没有因此而耽误过。反而，我们自己却一误再误，最后，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也不是因为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国粹的结果。恰恰相反，是批判旧思想引进新思想的结果。可能外国人也看出来了，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富民强国的神丹妙药，因而他们没有搬回国内。
这样一来，儒家文化思想的“国粹”，在中外都没能粹起来。
二
众所周之知，儒家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所创立的一种学说。应当承认，这一种学说，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核心，是维护奴隶制度，反对社会发展，把周朝奴隶制的“礼”治，视为至高无上的“礼”，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贵贱的统治秩序。到了东汉，孔子的学说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完善，形成了儒家文化思想体系，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其特征是维护祖制，反对改革；维护传统，反对发展；维护专制，反对民主；维护思想禁锢，反对思想自由；维护封建迷信，反对科学信仰。其本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是禁锢人的思维活力和人的思想自由的工具。
一个民族，一旦被驯化成为失去了思维活力和能力，失去了思想权利和思想自由的奴隶，那么，这个民族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失去了竞争的能力。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封建社会转了两千多年，转来转去，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专制的文化思想的根深蒂固是个重要原因。
因而，作为维护封建专制和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的儒家文化思想，不是“对于人性的修养”，而是对于封建社会人性的修养，不是“对于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而是对于封建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不是“对于社会文明的塑造等主面”，而是对于封建社会“文明”的塑造等方面，“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国粹”，是扼杀民主的“国粹”。
“历史的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马克思恩格思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这里说的“中国革命”，指的是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但是，它和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没有完全摆脱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束缚，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因而失败是必然的。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觉悟地认识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国家，中华民族才能发展。这是中国资产阶级觉醒的标志，也是当时中国人民觉悟的标志。1912年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固有的问题，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封建势力仍然强大。
接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驱者，重新审视中国历次革命的教训，寻找根本改造中国的有效思想武器。引进了民主、科学、自由的文化思想，特别是引进了马列主义，以此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指导思想，最终，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了。中国人民第一次从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中解放了出来。
事实进一步说明，只要破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禁锢，运用科学的文化思想作指导，中华民族不仅站了起来，而且快速发展了。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的人至今仍在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死抱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
有的人本身就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产物，而不是现代科学文化思想的产物。因而，一提国粹，就是传统的，好似现代中找不出国粹性的东西了。他们只会把祖上曾经国粹过的东西到处炫耀，这无非是对外人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们算什么东西。
如果有人审视传统的东西时，他们就指责道：你们是拿着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缺点与西方的优点比较，以证明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并冠以“民族虚无论”。“民族虚无论”是一回事，无情地剖析自己又是一回事。要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避免挨打，避免受制于外人，就必须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取别人之长，以补自己之短。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事实，证明了取别人之长，补我们之短，是促进我们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的正确之路。如果相反，永远拿自己优点的与外人的缺点比较，那必然会走向沉醉于“天朝大国”的晚清老路。
我们祖上是阔过，如今我们比祖上又阔多了，但是比外人我们还不阔。
世界上不存在法西斯观点所分的优劣民族。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传统文化思想，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互相取长补短，是全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需要。
我们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有丰富的优秀部分，应当继承和创新，而对于今世影响颇深的那些封建性、落后性、陋俗性的糟粕，必须给予揭露和批判，决不能视为金科玉律、圣贤之物，谁也动不得。
把儒家文化思想作为国粹推向世界，作为救世良药拯救和重建当今社会，是十分有害的。同时，也是对当代社会表现了一种虚无的感情。如果要真寻找国粹，那么只能从能够指导我们中华民族走向富强、民主、文明道路的科学文化思想中去寻找。
三
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所形成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是庞大的而又完整的。其根深蒂固的程度，其专制性之强，把人们禁锢得失去了思维活力，失去了思想的动力和自由。它的确“麻醉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尽管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被埋葬了近百年，但是，现在有的人群仍处在“历来的麻木状态中，”成为封建文化思想的奴隶，“死人拖住了活人”，“死人使他们受苦”。而另一种情况是，有的人群紧抓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却不是在“麻木状态中”，倒是极清醒。
历来的改革之难，不是除旧制立新制，而难在根除陈旧的文化思想。且不说社会革命性的变革，就看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内部的变革，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唐朝的“永贞革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戊戍变法”，从根本上来看，都不是废除封建帝制，只是调整封建统治的方式。但是，“变革”集团不仅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或被赐死，或被贬官，或被杀头，就连两个皇帝，也被夺了权。这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具有强烈的排异性、具有强烈的文化思想的禁锢性的表现。
今天，作为社会主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必然有诸多阻力。但其最大的阻力，就是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遗毒。客观上，封建专制制度漫长，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主义社会的冲击，而社会主义社会历程又短；思想问题并不是行政命令所能解决的。主观上，缺乏一个彻底的正确的反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阶段。因而，这种封建主义文化思想遗毒，至今还附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而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
社会发展的传继性，是文化思想无法间断的客观原因。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存在，说明当今社会，还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有需要它的市场。
那些不是在“麻木状态中”，而是在清醒中紧抱着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不放的人群，有他们的特殊的社会存在。有的因靠人民赋予的权力，横行专制，执政为已，在经济上、政治上、司法上获得了一般公民不能获得的特殊利益；有的则利用手中的钱财，在权力层中寻找了保护伞、关系网，因之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还获得政治、司法上的特殊利益；有的因靠研究挖掘和宣扬封建主义文化思想，而在社会上有地位，在学术上有“成就”，有权威，在经济上有利益；有的则靠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迷信成为什么“大师”，统治者一部分人，满足了经济政治的欲望；有的装神弄鬼，打卦算命，靠骗人生活。……
与无民主性、科学性而成为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隶不同，这些极力维护和宣扬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群，他们的特殊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司法利益、社会地位，构成了他们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必然是对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钟爱和需求。封建主义文化思想是他们的既得的特殊利益的保护伞。谁要是无情地剖析、揭露、批判、抨击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他们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则以美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由，拚命地维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并对批判者群起而攻之，扣上“崇洋媚外”、“民族虚无”等罪名。实质上，他们是在极力维护他们既得的特殊利益的保护伞，极力维护他们的特殊社会存在。因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久灭不死，反对和批判的任务异常艰难。
“崇洋媚外”者确实有之，“民族虚无”者也确实有之，这只是极少数人。这类人不是批判封建主义，而是完全否定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极力丑化中国人；他们极力吹捧美化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尤其是极力肯定资产阶级的一切民主，而只字不言其民主的虚伪性面。但是，这类极少数人的嘴脸，人民群众会一目了然的。他们缺乏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以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为由，极力维护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人群，更具欺性，他们的危害性最大。他们的危害性在于欺骗和麻醉人民群众，而不是似“崇洋媚外”、“民族虚无”者那样赤裸裸的。同时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