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1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精英进行新文化启蒙的主要舞台，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本，更是有关“反传统”问题讨论的重要原典。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审视，应有助于更为
深刻地理解与反思《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
【关键词】《新青年》反传统时代精神儒者三纲同而不同
关于《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几近持续了一个世纪。随着世事风云的变幻和现代社会的演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人们关注这一历史命题的热情有增无减，不但立论的立场、讨论的方法以及深入
的层面日趋丰富多样，而且相关的新见、独见也时有面世;倾向不一的观点，不说它剑拔弩张也可谓分庭抗礼。笔者主张把问题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审视，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注意。
一
从《新青年》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缘起与渊源来看，它是与“变局”发生以来励精图治、自强自新的社会潮流一脉相承的。《新青年》主张反传统，这是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异质文明挑战下的必然反应，是中
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情势发展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完善。孙中山先生对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曾畅言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对由《新青年》推
动的新文化运动直接置评道:“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
。”[1]
历经20世纪的社会动荡之后，所谓的“潮流”较之以往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与色彩;但是，其最初的“时代或社会发展趋势”之本义应该还在，不过时下更多以“时代精神”的面貌出现罢了。所谓“时代精
神”，黑格尔曾誉之为“时代最盛开的花朵”。当下，论者则进一步指出:时代精神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物质生活和特定时代人们的行为实践是其植根的深厚基础和不竭源泉，因此无论其具体内容还是表现形
式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此外，时代精神不是无所不包的万宝囊，相反它处在时代的聚焦点上，只有那些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信奉、激动、追求不已的观念或精神，才配得上时代精神之称
号。若以当下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基本特质，来考量当年《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显然应唤起人们更多同情的理解。
台湾学者韦政通，曾于新儒家鼎沸的20世纪70年代，撰著《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中心思想的批判》，其中对《新青年》作过专门系统的考察与评述，其立论较之同时的海外论者温和而持中。尽管
如此，25年之后，当其再度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自省道:“我在26年前所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的长文中，曾就‘儒家传统与民主科学’、‘家族主义与个人’、‘礼教与法治’、‘定于一尊
与多元主义’等4方面，对《新青年》的反儒家言论加以检讨，并提出一些批评。……但当我对‘五四’前后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有了较多的认识之后，不能不说我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苦心，
‘同其情’的程度是不够的。……美国撰写《改变历史的书》的唐斯博士发现，除开自然科学的书之外，大部分书都有其共同的特性，即那些作者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
具有狂想的人。他们为了直接向千万人倾诉，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意见，往往含有高度的感情成分。唐斯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新青年》作者群的言论风格和行为方式，是很有帮助的。”[2]韦政通的这一番
论述，显然揭示了时下有关讨论中的问题症结，即漠视具体的历史语境。
对于“历史事件”的持论，应有基本的尺度;在《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置评上，作为“语境”要素的“时代精神”应该纳入考察的视界。事实上，每一场论争都有其动机和理由，都有其针对性，都离不开当
时的具体情境。论争每一方的观点是否合理，主要看他总体上是否合当时之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革新、时代潮流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3]《新青年》由反传统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的方向毋庸置疑，新
儒家之外，即使最激烈的反思者，都有所肯认。曾谓鲁迅“高度的非理性”的余英时认为:“‘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六十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绝对的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
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激烈的态度也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色。……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教会和
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黑暗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我们便自然会对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激越情绪产生一种同情的了解。……以彼例此，我们在评价‘五四’的时候也必不可由于事过境迁之故而把‘五四’的思潮和
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割裂开来。”[4]
二
当下有关《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中，“三纲”理论的归属问题再一次成为众多反思者关注的焦点。一些论者认为，2000年来被历代皇帝所推崇的“三纲”思想，在正统的儒家文化里并没有理论与实际
的依据，它们仅仅是董仲舒之术而非孔孟之术;从反对“儒者三纲”到“打倒孔家店”，恰恰说明由《新青年》所引发的“五四”文化批判运动，在没有分清“董”学与“孔”学的前提下走入了歧途。因而
这些学者提出要“打扫孔家店”，并以此为路径找回中华元文化。
其实，这一问题属于旧题再论。当年对新文化运动持保留意见的北京学生常乃德，曾就该问题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进行过一番理论。几经论辩，常氏不得不收回此前关于孔子思想为后儒所坏之说，不得
不正视孔子与专制或帝制渊源深厚的历史联系。若作进一步考察，我们还会发现，当时的尊孔者对“儒者三纲”思想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即谓“常乃德”式，一种则毫不讳言其本为“孔门礼教”。对
此，陈独秀在《宪法与孔教》中有专门揭示:“今之尊孔者，率分甲乙两派: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中外古今，莫可逾越，西洋物质文明，固可尊贵，独至孔门礼教，固彼所未逮。此中国特有之文明，不可
妄议废弃者也。乙派则以为三纲五常之说，出于纬书，宋儒盛倡之，遂酿成君权万能之末弊，原始孔教不如是也。”[5]在据史力证先儒后儒一脉相承之后，他直陈“三纲”的实质就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
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实为“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所以不必讳言“原始孔教之所无”。[6]但是，因为“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
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7]，故陈独秀认为“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
、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8]。
尚须指出的是，先儒后儒之说由来已久。杨雄是区分“时儒”、“真儒”的第一人，后来又有王船山的“伪儒”、“败类之儒”说，近人更就“真假孔子”文讼不断。现在有学者指出，儒家思想的变异，“是
原始儒家思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思想、政治、社会诸层面所发生的不同于甚至背离儒学原意的思想”，相对于原始儒家思想，是“它义”性的。[9]但又认为，儒学的变异有其内在的根据，它义是在原意
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的产物;儒学之所以蜕变为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其中的尊卑等级观念和名分意识等体现宗法因素的东西是其内在的根据;同样的，正因为原始儒家的敬
祖、天命观及忠节孝义等观念与阴阳五行学说的融合，形成了维系民心民俗的世俗价值体系;也正因为原始儒家详于人道而略于天道、长于伦理而疏于哲理的特征，才在与佛道等思想的交锋中，在改变对方的同时不断地改变自身。[10]
另一方面，“三纲五常”说虽不直接见诸孔孟的言论，但相关思想却可在反映原始儒学面貌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找到源头。《郭店楚墓竹简》是根据1993年10月在湖北郭店战国墓中所发掘出来的竹简整理出版的，它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即:孔孟之间的思想过渡与演变)，因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六德》，作为郭店楚简中儒家文献的第10种，通篇所论述的都是夫妇、父子、君臣的关系及
道德，而纲常文化正脱胎于此。有关论者指出:
简文认为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夫妇、父子、君臣等6种人，称之为“六位”。这6种人各有不同的道德要求:智(夫)、信(妇)、圣(父)、仁(子)、义(君)、忠(臣)。它又将“六位”归结为3种关系，
即“夫妇、父子、君臣”，“六德”因此也具有了3种相应的关系，即“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因此在“六位”中，固然有对夫、父、君束缚的一面，但还是以妇、子、臣的服从为前提的。后世有“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所谓三纲之说，简文的“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说，就是其源头;后世所谓的“五常”说，各家的理解虽有小异，但从简文“六德”化出的痕迹却很大。所以，后世成为“名教
纲常”的“三纲五常”说，在简文里都可以找到其源头，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可谓大矣。[11]
由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可知，“儒者三纲”与孔子、孟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联系，若以“纲常说”不出自孔孟，来质疑当年《新青年》的反孔非儒活动，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三
从反传统的具体历史情状上看，虽然《新青年》的同人一并大同于“借思想解决问题”之“传统”，然而在具体实践上又存在着“同而不同”的特征。
在相关立说方面。一是倾向趋同，论域不一。对此，《新青年》记者曾强调指出:“《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新青年》本是自由发表思想的杂志，个人的言论，不必尽同;个人的
文笔，亦不能完全一致;则个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定统一，只要相差不远，大致相同便得。”[12]就总体情形而言，虽然反孔非儒思想贯穿于《新青年》办刊的始终，但其相关思想内容的差异依序分为两
个阶段:1915年9月至1917年8月，主要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带有反复辟的性质;1918年至1921年，主要是以新旧思潮、新旧文化的交锋为中心。具体而言，在前一阶段非常活跃的陈独秀、易白沙、吴虞、胡
适等人，或致力于揭露儒者三纲的本质特征，以抨击尊孔复辟的逆流;或致力于揭露孔孟学说与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专制制度三位一体的关系，以抨击传统礼教之暴虐;或致力于“活”的思想，以攻打
浸渍陈腐气的“死”文字。后来的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在声援之中，又分别高声呼唤“废除汉字”、“礼教吃人”、“女子解放”、“子孙本位”、“人的文学”。旧政治、旧道德、旧文化、旧
文学，继清末民初之后一并遭到《新青年》同人的清算，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统治地位因此而告终结。
二是论域一同，持论不一。这一方面主要体现在除旧布新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上。诸如在推进文学革命的进程中，《新青年》同人对有关传统小说的价值定评就不全然一致，而对“不募仿古人”的解读，更有
层面不同的领会。对此，《新青年》的记者曾阐说道:“同人作《新青年》的文章，不过是各本其良心见解，说几句革新铲旧的话;但是个人的大目的虽然相同，而各人所想的手段方法，当然不能一致。所以彼
此议论，时有异同，绝不足奇，并无所谓‘自相矛盾’。”[13]
三是持论一同，态度不一。如此情形在《新青年》的同人中尤为显著。如陈独秀的“不容讨论之余地”、刘半农的“村妪似地泼骂”与胡适的“优容与稳健”及其“学理性批判”;同人的“中途转向”如
胡适致力于《努力周刊》、周作人品茶苦雨斋、钱玄同回归“象牙塔”与鲁迅的“荷戟独彷徨”，等等。
在相关道德体认方面。《新青年》同人的价值取向呈明显的双重态势，即对旧伦理、旧道德，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力行猛烈地批判和自新;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却背负或容隐着。如陈独秀性格豪放，
时常会涉足花柳场中。如此行径，虽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的操行不相容。自谓“少遭纲常之厄”的钱玄同，虽然在参加“新文化”运动时，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但却十分的“子臣弟
友”、恪尽“本分”。其父年大若祖，督教极严;失怙后，凡事皆须禀命大兄。他在《新青年》上的文字，比之同人感情冲动，认为是曾被“旧礼教”拘束得太紧的缘故。“五四”以后，他的议论渐归平实，但
凡是见着“遗老遗少”，依旧切齿痛恨破口大骂，还常嚷要治枚“纲常压迫下的牺牲者”的印章。胡适类似的境况，则有着更多的“无奈”。《新青年》的同人因袭着历史的重担，历经着掘心自食的艰难，求
索着民族的自新，这之间，又何尝不是“经世致用”、“匡时济世”的传统士人精神的传承。
在相关背景方面。《新青年》同人中的重要代表，其家庭无论是官宦、商贾、乡绅，几乎皆沾“书香”的气息，而且多有幼年丧父丧母的伤痛。总之，这是生活在一定“苦难”中的一群，是随着社会权势重心
转移而日趋边缘化的士人的落难子弟;对社会的动荡、文化传统的变迁以及世间的凉热，他们有着更为敏感的体察与敏锐的洞见。重望重压之下，《新青年》的同人大多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的训练，经史
子集多有专攻，诗词曲赋志怪传奇多有旁涉。若不是科举的取缔，他们之中科考仕途的人一定不在少数。实际上，也正因为科举的取缔及“学堂”的兴起，《新青年》的同人才得以在“子曰诗云”之外，知晓
“声光化电”、天演进化、东洋法政和西洋小说，直至留学东瀛与欧美。得天独厚的贯通中西的知资，使他们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更多了一份自觉与自信。不同的是，西方“新学新知”的传播、东方弱小
民族的呐喊，以及改良与革命的交锋、复古排满的热炽，孕育了陈独秀、鲁迅等同人深刻的“激烈”与“幽愤”;有着深厚民主自由精神传承的20世纪初之欧美，其议会制度、世界意识、实证主义、意象派
诗、基督教义等等，则培植了胡适等同人的“优容”与“稳健”。
有关《新青年》同人的“同而不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如果能对此加以更多的关注，一定会有更为客观和丰富的内容出现于视界之中。诚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这批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已经在政
治上、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但他们的心态并不是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而仍然是自屈原开始的中国传统的承续。”[14]或者说，尽管心向“西学”，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情绪
及其对伦理道德的强烈关注，与历史上所表彰的士大夫并无二致，只是内容不同罢了。作为中国第一代“近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始终被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纠缠于一身。如果不谙《新青年》同人的“
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共性特征，在相关问题的解读过程中，难免不会出现误读与困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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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2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学校德育；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293-02
我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历来重视德育，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影响的儒家德育思想，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对于培养人们的浩然正气，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育国民的美好品行，具有永不磨灭的重大价值。当前我国学校德育虽然培育了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但是，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由此，我们有必要梳理和深入挖掘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以期我国学校德育工作得以改进和提高。
一、当代学校德育存在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入发展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得我国当代学校德育既面临着契机，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了青少年道德滑坡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与我国当前学校德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一）学校德育地位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学校德育在学校整体教育中举足轻重，对人的全面健康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由此可见，正确认识道德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关系到教育方针的贯彻和落实，也影响着整个教育目标的实现。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受到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在青少年中逐渐出现了对理想目标追求的急功近利和拜金主义等现象。在当今社会，由于受到以上不正常道德现象和我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道德规范尚不定型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处于关键期的青少年学生，并且使学校德育建设面临一系列新课题[1]。此外，青少年犯罪也有所增长。以上种种，都不可否认地是与我国德育地位的弱化有很大的关系。
（二）学校德育目标存在的问题
德育目标是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规定了德育的方向和任务，决定德育的内容，影响着德育的途径和方法，甚至贯穿于整个德育全过程。但是，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目标仍差强人意。
当前，我国的学校德育目标过于模式化、理想化，缺乏具体、现实的德育目标。在制定德育目标时，往往脱离了社会生活的实际和青少年的接受水平等，并试图将学生的思想品德跨越式地提高到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由此，使得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比较抽象，且不易接受。此外，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不是循序渐进地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的，没有形成自成一体、完整有效的体系，使得学校的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和层次性。
（三）德育内容存在的问题
德育内容指的是用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来教育年轻一代。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德育的内容必须符合时代的潮流和需要，必须具备迎接当代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对人的挑战，要注重培养与市场经济和未来社会相适应的新观念[2]。就当代学校德育的内容而言，比较空洞，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在新的历史时期学生成长的规律和思想发展的特点，并且比较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缺乏可操作性。且国内外形势巨大的变化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都受到较大冲击，尤其是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正处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青少年已经产生了唯我独尊，过分注重功利和物质利益的倾向；并且，就整个社会而言，人情以及社会公德淡漠、环境道德观念匮乏等也成了社会转型期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德育方法存在的问题
为了贯彻和落实学校德育的目标和内容，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我国目前学校的德育方法看，太过单一化和形式化，往往偏重于道德规范的填鸭。从而使得当前的学校德育存在着重道德理论灌输，轻道德选择能力培养；重道德规范约束，轻道德人格培养；重道德榜样示范，轻个体自觉的倾向，使得学生盲目接受道德信条而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信念，个人道德选择和实践能力大为削弱[3]。可见，采用的德育方法不当，也是造成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儒家德育思想对当代学校德育的价值
（一）对德育地位的价值
儒家学派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他们认为德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之一，在办学的过程中，更是把德育放在首位。孔子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范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应该先履行道德义务，有余力再学习文化知识。孟子则明确提出，“设立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荀子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吴安礼之为是也？”（《荀子·修身》）可以看出，一个人要有端正的行为，必须要有礼，要有礼，就必须有师，没有师怎么会知道礼是什么呢？师要正确解释礼的各种规定，即要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总之，他们能够从人的发展及社会需要的角度，看到德育的作用，对我们今天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二）对德育目标的价值
儒家的德育目标是有章可循的。《大学》中指出道德学习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正义·大学》）可见，在儒家的德育目标中，认为道德学习，应以道德认知为起点，以提高自身修为为中心，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觉性的培养为根本要求，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践的目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德育思想不仅连贯，而且完整。
由此，在当今学校德育目标的确定上，需要借鉴和吸收儒家德育的层次性，在此基础上，要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和时期，设置与学生发展相适应的德育规范和目标，使这些目标贴近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实际，并将学校德育目标具体化，使得德育目标具有可操作性。除此之外，也不能忽略德育目标具有连贯性的特点，在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当重视由浅显到深刻、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教导学生什么样的事情是应当做的和正确的事情，再逐步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培养学生要具有远见卓识，并肩负起国家复兴的历史重任。这些对我们当前的学校德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三）对德育内容的价值
虽然大儒们对德育内容的认识各有千秋，如孔子强调仁、礼，提出忠、孝、信、义等道德要求；孟子强调仁、义，以仁、义为最高道德标准；荀子则强调礼，以礼为道德生活的最高原则。其中，不乏进步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注意对义利关系、人我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因素。
在义利关系方面，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原则。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并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先儒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于批判个人主义和重物欲轻人性的思想具有较强的现实批判意义。我们认为，这种道德意识对于我们当代学校德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有着重要的价值[4]。
在人我关系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儒家思想值得借鉴。诸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公德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5]。
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儒家提倡天人合一观，主张天人和谐的观点。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6]可见，儒家遵循的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也集中表现了儒家热爱万物，珍爱生命的淳朴感情，这在当今中国整体环境恶化、局部有所改善的情况下，有必要遵从先人们天人一体的思想，加强学生环境道德的培育。
（四）对德育方法的价值
我们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效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德育的内容是否适当，与道德教育的方法也密切相关。对于德育方法而言，儒家先儒为我们当今的学校德育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方法。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身体力行，知行结合
孔子提出：“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他认为行比学重要。明清之际的颜元，很重视行，他认为，“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边习过，皆无用也。”（《存学编》卷二）他注重实习力行及劳动，主张先行后知，强调说和做一至起来。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对我们当前的德育工作也有启发作用。
2.重视潜移默化，防微杜渐
我国古代有些教育家认为，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是在交往中，受到外界影响而潜移默化的形成的。孔子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肄，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7]从孔子的教导中可见，应当重视潜移默化对学生成长的影响，要想办法杜绝一切不良的影响来源，以此做到防微杜渐。由于青少年特别容易受影响，所以应该注意防微杜渐，以防止孩子形成恶习。古代教育家的这种真知灼见，也是我国德育理论中的宝贵财富。
3.注重有针对性地教育
注意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教育，注意观察学生的个性特点，并且有针对地进行启发性的教育，做到因材施教。比如孔子就比较了解弟子的特点，他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唁。”（《论语·先进》）他不仅注意观察学生，同时还注重根据学生自身特点来进行启发性的教导。这种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值得我们在德育过程中予以借鉴和吸收。
总之，儒家德育思想博大精深，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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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3
摘要：理想人格体现了儒家的重要思想，对现代人格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青年牢固树立远大理想，就不会对现实迷惘，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所以，有理想的青年人一定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品德修养，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新风正气，用高尚的道德行为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理想；品行；青年人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是铸就中华民族精神的先驱。其中理想人格作为儒家理论个人层面的修身，对现代人格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每一个现实人作为社会的细胞，具有真实感性的需求，然而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
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触不可及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它是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促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每一个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中国古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理想的康庄大道。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
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同样也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理想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集中表现。人们的政治立场有先进与落后，世界观有科学与不科学，人生观有崇高与卑下。因此，人们的理想也有先进与落后、崇高与卑下之分。先进的、崇高的理想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的，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理想。因此，有什么样的理想信念，就意味着以什么样的期望和方式去改造自然社会、塑造和成就自身。复杂的社会环境更加需要青年人注重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才可为国家、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青年阶段，“怎样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是不断困扰青年人学习生活的人生课题。而只有树立起高尚的理想信念，才能很好的回答这一重要的人生课题。崇高的理想信念能够指引大学生走什么样的路，坚定怎么样的信念。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挫折苦难时，都需要一个总的人生原则和目标，需要确立科学、崇高的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才能使将来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使宝贵的一生富有价值，卓有成效，充满自豪。青年人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明确生活的目的和意义，激发起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自身成才而发奋学习、积极向上、努力生活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努力掌握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本领，才能把今天的学习进步同祖国明天的繁荣昌盛紧紧联系在一起，促使理想信念之花结出丰硕的成长成才之果。
广大青年一定要把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积极的道德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品德修养，弘扬传统美德，倡导新风正气，用高尚的道德行为推动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争当诚实守信的模范，带头履行社会责任，努力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争当奉献社会的模范，带头学雷锋，积极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多做扶贫济困、扶弱助残的实事好事，大力传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公德；争当促进和谐的模范，带头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动形成依法办事的行为规范、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大局。广大青年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让社会主义荣辱观更好引领社会风尚。
对于现今的青年人而言，社会的现实使很多青年人在不约而同的接受和顺应着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粗糙和阴暗，我们承认在社会的大折射镜中，透露着很多斑斑点点的纰漏，但是我们也必须在这个时候坚持理想高尚品行，真正身体力行，坚持理想高尚品行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物欲横流面前，在理想不停遭遇现实无情打击的时候，青年人作为新生且是基石的力量，不能够被现实表面的崎岖磨平棱角，从而屈服在庸庸碌碌中，从而自甘堕落开始不断的愤世嫉俗，不断的抛弃理想和信念，淡忘年少时执着追求理想和永不服输的勇气和誓言。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青年人更要牢记主席在五四青年节上的讲话主旨，要以远大理想指引人生的方向，坚持刻苦学习、勇挑时代重任，坚持艰苦奋斗、勇于攻坚克难，坚持开拓创新、敢于超越前人，继续不断坚持理想高尚品行，在自我价值不断实现的基础上，积蓄自己对于明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在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邓小平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3]罗国杰.《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程昌明译注.《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4
关键词：儒学与德育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
abstract:ConfucianismthoughthasthehugeinfluencetotheChinesenation,“practicesmoralculture”,“thebenevolence”,“toengageinintrospection”,“isprudentwhenalone”andsoonsimilarcontent,iftherejectiondregs,itsreasonableessencetotrainsthemiddle-schoolstudentbasicallytolivethecriterion,toobservethedailysocialnormnowthemanneraswellastheself-controleducation,withoutdoubthasfrontage,butbeneficialhelp.
keyword:ConfucianismandmoraleducationConfucianismthoughtmarxism
前言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制教育、劳动教育和良好心理品质的培养。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5
一
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影响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教育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www.lw881.com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一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为之一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一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一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二千年来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一面反对读经，一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因此，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一步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一场批孔批儒的运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三纲”，认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命”，3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易白沙以《孔子评议》为文，指摘孔子学术的弊病。吴虞更与鲁迅呼应，谓“孔二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4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概括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代中国的儒教兴衰史来看，新文化运动正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十数年时间，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
二
经过本世纪初二十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儒学在青年中更失去权威。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儒学的困境并未进一步发展，其原因是中山先生坚持以“四维八德”发展民族精神，赋予了传统儒学德目以新的精神。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也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4年蒋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对于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都给予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增入许多现代社会的公德。尽管新生活运动未能配合以推广知识教育和技术发展，在政治和农村土地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其成效有限，问题不少，但其社会伦理意义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保留了儒家伦理的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对儒学的态度与民初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识。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以“八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共产党立即表示用拥护此纲领，号召其党员发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6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
早在民国初年，围绕宪法中是否应有尊孔条款及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曾经历多次讨论，由于1915、1917年的两次复辟帝制都举出尊孔为旗号，最终使宪法中未能肯定儒教的地位，儒学未能取得政治上和国民教育上的指导地位。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儒家伦理在国民精神与国民教育中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却无力使儒家原则在社会层面实现。1949年以后，情况又为之一变，儒家的命运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曲折。
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四维八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三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七十年代毛泽东与四人帮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破坏。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传统的官僚—教育制度的瓦解、军阀间的混战、乡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紧张、乃至国共之争，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的自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土豪劣绅与功能低下的基层村保人员。梁漱溟曾想通过“乡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但不可能成功。1949年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整齐地建立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的力量经土改和阶级斗争彻底分化，党的政策通过公社、大队、的行政和党的组织一直贯彻到村庄，社会组织的脉络上下打通，亲族之外，传统主义不复存在。尽管人与土地的技术关系未变，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化的基础。除家庭之外，传统儒学在社会基层结构上也失去了依托。
三
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三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象古玩一样珍爱着。”7然而，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从春秋到六朝，儒家思想的存在并非以王朝的推崇为前提；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与宗法制也并非在每一时期或每一地区、每一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所以，正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经济、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官僚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8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已提出中体西用，他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可见他所谓中学为体室指治身心的传统伦理不必因在应世事方面学习西方而发生根本改变。与张一时先后的先进之士多是如此。帝制推翻以后社会状况使得这种呼声更多，“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改，民彝无改”，事实上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康有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也是“又经大乱，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10以对治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为己任。陈焕章的主张是：“孔教既废，人之道德心尽亡”“中国之道德，一言以蔽之，曰孔教而已矣。”11与基督教面对“上帝死了”所发出的惊呼如出一辙。所以梁启超民初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明白地主张：“一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一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12这些都是着眼于风俗教化而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后来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孔教方面也仍集中于主张在宪法中明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3
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争，围绕儒学发生的争论，从所谓“保守主义”的方面来看仍在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适用性上。章士钊的所谓新旧调和论继续张之洞以来的主题，要“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14这并非反对个性独立解放，而是着眼于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维持。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也反复强调，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5杜亚泉在陈独秀的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16特别是，他们对西学有相当多了解，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的主张决不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儒教革命始终加以反抗。
不仅如此，一般看来对伦理关切似不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包含着这个方面。梁济1918年自杀时人多谓以殉清之故，但他自己已说明：“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这里的“所学”当即指传统伦理而言。他的自杀乃是要以一死以警醒世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清华校长称：“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但吴宓则说：“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17稍后陈寅恪所撰挽辞序更说：“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五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8饱受西方教育的吴宓与陈寅恪所钟情的“礼教”“三纪纲五纪”显然是指普遍性的儒家伦理原则和价值理想。在道德生活的态度上，偏于西化的知识分子亦不例外，傅斯年1929年曾承认，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这并没有妨害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处显然也是就伦理准则和人生态度而言。19而以“新文化，旧道德”著称的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主政者与正统派知识分子在兼求道德性与现代性方面是一致的，孙中山赋予“八德”以新的解说，如忠于国、忠于民、始终不渝、博爱守仁等，很注意对传统道德的发扬，故蔡元培认为孙中山是“一方面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另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20孙中山死后的国民政府更明确把四维八德列入《教育宗旨》，主张赋予五伦新的涵意而继续其精神。后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面认为工业化为中国之急需，另一面在文化上主张保守道德伦理精神，与冯友兰、贺麟的看法相一致。冯友兰在抗战初所写《新事论》中，一方面主张工业化为中国通向自由之路，另一方面认为传统道德中“不变的道德”仍可用来组织社会和调节精神生活。他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中体西用’这个话是可说的。”21贺麟的主张在四十年代的新儒学中最富文化意味，他不仅着力结合现代生活重新阐释三纲和五伦，对新文化运动对宋儒理欲之辩的抨击给予了哲学家的辨析，他主张吸收西洋哲学、宗教、艺术以发挥儒家的理学、礼教和诗教，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甚至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22从民初到抗战结束的这些呼声，决不表示这些思想家企图全盘搬用先秦或宋明儒家的道德来解决近代文化危机中的道德衰落，对传统道德伦理根据时代加以调整、批判、补充对这些饱学中西的学者来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内的刘少奇在30年代末提倡道德精神与修养时，自然地和无可避免地大量援用了儒家文化的资源，这使得他的书50—60年代得到青年及大众的高度认同，甚至使其影响在60年代前期一度超过毛泽东。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积极致力于肯定和阐扬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的学者中，多数基于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而有见于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近年来政府方面致力改革和主管经济、贸易、教育的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注意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教，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四十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伦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四十年代不反对“中体西用”，在五十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二十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即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因此，二十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23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四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表明，儒学的危机除了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基础之改变外，主要来自于国人在功能坐标中判定儒学不能富国强兵、救亡自强，以及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影响下已不再认同儒家伦理的价值。因此，二十世纪儒学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价值信念的危机。从这个观点来看，像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现代儒家哲学，虽然在学术和哲学层面可以看作儒家在现代文化中的存在，但马、熊、冯等未真正面对五四以来儒学的文化的危机。他们的哲学是在五四以来激进主义反孔运动的遗产未得清理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特殊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而儒学的文化危机则本质上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只是抗战使得这一根本主题暂时淡化而已。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文化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八十年代经历而且九十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
因此，“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于“作为文化的儒教”，前者是学术思想的存在，而后者则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马、熊、冯及近年在大陆研究介绍较多的当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相当可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的儒学”在二十世纪不仅不能说是衰微，反倒可以说是较为活跃的。但是这样一种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元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这除了制度性的基础已经不同之外，主要原因是缺少“作为文化的儒教”以为基础。而由于知识分子拒绝儒家价值，民众及青年缺乏稳定的道德权威和价值信念，无法形成“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统一的国民精神，文化病症与道德危机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拨除中国近代因习用富有岐义的“体用”概念造成的讨论上的混乱，就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应当或是否需要从传统保留什么、从西方吸取什么来看，20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源，可以说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无论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或张之洞“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乃至前述冯友兰、贺麟的思想，都决不是一种文化情感上的对传统的怀恋，而是基于对传统道德性之普遍性格的信念及对现代化经验对道德性侵害之提防。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或道德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是，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彻底摈弃传统以拥抱市场工商业、城市文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竞争性、功利主义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而所谓保守主义则始终认为科学、民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不能自发产生公民道德或导致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不能满足人生价值的需要，并认为近代社会抑制不力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适足以危害群体生活和社会道德。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要素，但实存的现代社会并不能仅靠现代性而存在。近代以来主张正面理解儒学价值呼声一致认为，现代社会中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的维护和贞定决不能采取反儒批孔的方式，必须守护价值传统和道德权威，从而体现为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对儒学普遍性道德价值的肯定和呼唤。这一切是在哲学层面上发展儒家哲学的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妨碍正确理解儒学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激进否定，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在近几十年的批判儒学的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批判在批林批孔时代四人帮的提法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充分。而批林批孔时期的极左文化观在文革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至其影响在今天仍可常常看到它的表现。如果说80年代的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90年代中期，一个正在兴起的、小规模的批儒运动主要来自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应该是批判性的否定关系，把儒学仅仅看成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提出“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24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假意识形态的威权，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学术意见，这无疑是9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一种倒退的表现。同时，也可看出，在把儒学视作“农业文明”、“专制意识形态”方面，教条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是是受同一种启蒙话语所支配的。
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与前提。
注释：
1．参看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册，第六编，商务，1938年。
2．参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复古思潮平议》，分载1915年《大中华》一卷二期、七期。
3．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4．见其《说孝》等，载《吴虞文录》，亚东图书馆1929。
5．参看宋仲福等著：《儒学在现代中国》，第206页，中州古籍，1991年。
6．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4月《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引同上书。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此处译文用自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
8．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9．张之洞：《劝学篇》，大连出版社1990。
10．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选》下册，中华1981。
11．《民国经世文编》卷四十，上海经世文社编。
12．同上卷二。
13．见191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草案19条。
14．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16卷11号。
15．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1923。
16．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
17．见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321、322页。
18．引自《陈寅恪诗集》页10，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19．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的日记》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
20．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1985。
21．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2．贺麟：《文化与人生》，页6—17，商务印书馆，1988。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6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其中“修身”、“仁爱”、“自省”、“慎独”等类似内容，如果剔除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道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脱离历史发展的抽象观念。在现阶段开展德育工作应当重视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的优秀内涵。
全社会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德育工作者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新思维，充实和丰富中学德育工作的新内容、新方法，提高德育实效性。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指出：“德育工作是塑造学生心灵的工作”、“德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中小学德育工作要在继承和发扬好传统、好经验的基础上，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赋予德育新内容和新方法。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的个性更复杂、更丰富多采。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和道德完善。道德视野应当拓宽，举凡‘良心’、‘名誉’、‘尊严’、‘羞耻’等经常起作用和形成个性的概念都应当置于学生道德视野之内”。
考虑中学德育之于传统的链接，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固然有其自身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优秀思想成份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的借鉴意义。且不论儒学思想的复杂性、长期发展史、完整的理论体系，单就其中“修”、“仁爱”、“礼仪”、“信”、“义”、“廉耻”、“忠”、“孝”、“自省”、“慎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类似相关内容而言，如果剔除其阶级的功利色彩的糟粕，其合理内核对培养当今中学生基本生活准则、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自我控制的教育，无疑具有正面而有益的帮助。
儒学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定时期甚至构成了民族共同心理和主要的思维方法。看不到儒学思想的贡献和局限以及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是违反历史主义原则的。
总括起来，儒学思想有如下特点：1、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2、儒家学派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3、宗师孔子。等等。
鉴于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历史跨度大、著述浩如烟海、学派纷争、命运沉浮等因素，本文以下内容论及儒学思想尽量选取最具有经典性、权威性的孔子儒学思想作为依据。
孔子始创儒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教育侧重点在政治伦理。他的政治理想国思想的核心是“有道”。所谓“有道”有两个特点：其一、所有的人都按照礼制规定，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其二、不要使礼之“分”走向破裂和对立，社会道德规范基本一致。如，基本社会生活规范、良好行为的养成及礼节、礼貌教育、守秩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意识。根据现实需要，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把传统的正确的价值观灌输给学生。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重视内容的形象性、故事性、生动性，多运用赞扬、对话、游戏手段等。与其给学生讲一千遍“谦让”的道理，不如一个“孔融让梨”的故事来得有效。除了课堂教学计划和讲故事外，还应该有幻灯片、电影、录音、录象以及其他活动形式，例如扮演社会角色、参观、考察、旅行等。这样才能符合青少年学生年龄心理特点、满足好奇心、增加生动性、寓教于乐。此外，学校应专门挑选在学校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赢得普遍尊敬，训练有素、自身具有充分而坚定信念的教师担当德育教师。一方面，加强学科教育中德育工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德育的针对性、科学性。开展各种倾重于道德行为教育内容的活动。丰富学生生活、扩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的良好思想品质、意志性格、生活情趣，培养学生民主态度、实践热情，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能力。活动的开展应该注意层次性，第一、重视培养学生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力和遵守日常社会规范。第二、在更广泛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中，强调自我探求精神、性格发展和生活观念的教育与培养。第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强调培养学生对待工作、学习、生活的正确、严肃的态度。制定严格而又有学校自身特色的校规校训，成立专门的风纪督导纠察工作组，从小处着手，优化学生文明行为规范。如，穿着校服进行团队活动等。
再次，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综治体系”。
如果学校是划一、僵硬、封闭的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学生健全健康的个性。而“考试第一”、“高压管理”会使这一问题更为恶化。家庭教育方面，一些现代父母们没有充分认识自我责任，或者对孩子过于溺爱，不重视对其进行基本生活习惯和教养的培育；或者不能满足孩子正当要求，造成青少年儿童的压抑感，不能使青少年儿童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要倡导提高家长素质，恢复家庭教育力量。此外、社会中一些不良风气、堕落生活方式、腐朽思想时刻污染着青少年儿童的心灵。全社会各部门都应该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切从事精神产品创造的部门，要把为广大中小学生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营养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把正确的道德观念灌输给下一代。
当然，我国传统儒学道德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虽然对我们的德育工作开拓新思路、充实新内容有所裨益，但毕竟和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有着巨大差距。因此，我们广大德育工作参与者要明确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7
abstract:thisarticleanalyzedthetheoryof"people","social","natural"andsoonintheConfuciancultureandwhethertheycanbetranslatedintothecreativematerialindesignpracticeandconductedtheexploratorystudyoftheperformanceandinfluenceofConfucianisminthefieldofvisualdesignfromtheprocessofbusinessdesignpractice.
关键词：儒学观；视觉设计；设计形态；文化表现
Keywords:Confucianism；visualdesign；designpatterns；culturalexpressions
中图分类号：J5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1-0309-02
0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人信奉的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变化，但就其基本特色而言，基本理论框架――自觉的人格意识论、和谐的社会关系论、合一的天人关系论――数千年相承而不绝，形成了具有发人深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关于“人”、“社会”、“自然”的理论体系。儒学经典著作表述的理性精神、道德追求、艺术的功能和意义、对“乐”的艺术诠释、以及推崇独立人格和阳刚之美等理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设计领域，儒学思想不仅在两千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影响了设计界，到了现代社会中也有相当多的视觉作品中留有他韵味十足的文化痕迹。
1儒学观导向下的设计形态
儒学观对于人和如何塑造具备完全人格的人，有较为明确的规范。关于人，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儒家先贤们一致认为人性具有可塑性，先天的善可能因后天“所染”而丧失，先天的恶可以通过后天的造就而改变。故主张教化之。通过教育和陶冶，变化其气质，人性总是可以臻于至善的，人人可以成善人，个个可以为良民，甚至可以作“圣人”即“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鱼我所欲也》文中所叙述的面对鱼和熊掌之间的抉择，此时，孟子会毅然“舍生而取义者也”此种观点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精神文明提供了借鉴：舍己为人、见义勇为、奉献精神、远离腐败等，都是对这种传统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孔子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都是儒家人格美的代表观点。
思想上有了导引，在进行视觉设计时思维就比较明晰。我们进行与“人”有关的设计课题时，表现一种时代精神时，舍生取义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标准，具体到个体图形上把首要的视点要表现出来。面对抗洪救灾、抗击非典、抗震救灾等都需要奉献精神，而这种精神如何用图形来标识、将其精神内涵准确视图化，是对设计师专业能力的有效训练。著名平面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疫转心灵》是2003年抗击非典的题材作品（图1），以带口罩的心形图上俏皮的一抹唇红蕴含了对于危险从容应对的精神风貌，给那些于危难时举身向前的白衣天使以及在非常时期和他们一样拥有健康灵魂的人们的形象给予“美”的敬意。这些设计作品体现出了儒学的观点和内容或直接或间接给我们提供了设计的素材和课题，我们在儒学精神影响教化下，经过几千年对其精神的发展，融入时代要素化作新时代的精神内涵指引我们人格成长向理想中的“坚守仁义，依礼而行”的君子看齐。
儒家一致认为，文化生活和艺术欣赏就是为了追求乐。但乐不能过度，不能违礼；只有乐道或超越官能欲望之上的精神之乐、审美之乐，才是真正之乐。儒家的这种快乐观，对中国的艺术和人生态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1]孟子笔下的“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孟子的“君子三乐”是一种较高层次的道德境界上的主体内心体验，也就是说，这是君子才能获得的快乐。如颂扬亲情的歌曲《常回家看看》以朴素感人的歌词、优美的旋律，风靡大江南北就是最好的佐证。当前为宣传此类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题目为《常回家看看》招贴设计，就是对人们在对待真性情的炽热表现（图2）。作品以中轴式构图将画面分割成截然的红黑两色，主体图案为棺材（民间寓意官与才），黑底色上白色勾勒出主图、图前端写一字“奠”，红底色上黄色勾勒主图、图的前端写“寿”字，黑白全色相对比带“奠”字表哀思与遗憾，红黄吉祥色对比带“寿”字表喜庆与祥和，画面沿垂直中轴放置主题词给予主观抉择的思考，其作品创意语言与视图方式，犀利准确地传达了人们对于天伦之乐的向往。
在社会问题上，儒家特别崇尚和谐的社会秩序。儒家的和谐是建立在秩序基础上有序的和谐，而秩序又以社会等级为基础。儒家社会和谐理论建立的哲学基础是自然、社会普遍存在的差别。首先，儒家看到天地万物、社会百态无不千差万别，不可齐一，孟子曰：“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曰：“有天有地而上下有等。”而这些内容为后来的统治阶级制定社会规范提供了设计启示。对于衣冠服饰的设计，也足以说明儒学这一封建礼教带给设计的限定。就官服而言，《隋书・礼仪志》记载，隋文帝时“百官常服，用于匹庶，皆著黄袍，去入殿省”……唐代的官服，侧重儒教中阴阳五行的说法，把青、赤、白、黑、黄、五色当做“五方正色”即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黄色。黄色代表中央，也代表大地，帝王服色便采用黄色。[2]在北京举办奥运会期间，以家庭为单位的四合院旅馆受外宾欢迎程度丝毫不亚于五星级宾馆，四合院中正房必须由尊长居住，依尊卑不同而住不同的房间，以东为尊，“内外有别”等都体现儒家传统之风的魅力程度。另外，在我国的园林设计中，将建筑、山水、植物有机结合在一起，运用人力巧夺天工，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迹，也是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2儒学论导向下的商业设计
儒学除作为教化内容应用于品德操守的培养、社会伦理关系的规范外，经几千年发展创新，许多思想和内容已成为视觉设计者图形创意的线索和源泉。源于其典籍的传统文化知识，经过汲取学习、借鉴转化、幻化创新，进而应用于广泛的现代商业设计之中，从形式及内容有着儒家形象表述到赋予设计作品文化传承客观作用。
北京2008年奥运会奖牌造型设计充分见证出儒家传统的饰物美学观。奖牌正面为国际奥委会统一规定的图案――插上翅膀站立的希腊胜利女神和希腊潘纳辛纳科竞技场。奖牌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造型的玉璧，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图3）。背面镶玉设计的灵感来自我国古代的佩玉（图4），奖牌挂钩由中国传统玉双龙蒲纹璜演变而成（图5）。整个奖牌尊贵典雅，中国特色浓郁，既体现了对获胜者的礼赞，也形象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奥运奖牌设计形式被专家们形象地称作“金镶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更是直言“金玉结合独一无二，是中西文化的巧妙结合”。他认为，“金镶玉”通过对中国古代玉佩的演变，使得金玉结合显得独一无二，是中西文化的巧妙结合。北京奥运奖牌的主创人员之一、中央美院奥运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杭海则介绍了“金镶玉”的设计理念。“我们的创作理念源自中国玉文化。中国人眼中，玉是集天地之灵气的东西。金玉结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表达了我们对运动员的尊重和礼赞。”[3]对于设计中“玉”代表“中国”这个概念，则是儒家学说诠释给我们知识。中国在战国时期随着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在逐步接受各种派系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玉在文化中的作用。东周时，人文主义兴起，儒家将一些传承自原始宗教的文化成份，道德化，生活化，提倡“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因此，在奥运奖牌用玉设计上，金牌用白玉，银牌是青白玉，铜牌上则是青玉，这些玉都是来自祖国各地，也代表了全国人民心向奥运的愿望。这种设计既是中西文化思想之碰撞,也是儒学传统的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造物设计上的又一次“中西合璧”。
在多种设计的作品中以玉表示赞物品之美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唐人对龙泉窑的瓷器有“类玉”的比喻和赞美，后人称南宋龙泉窑匠人所造的青瓷犹如碧玉一样的效果、成为古代青瓷无与伦比的典范。又如我国知名洁具品牌“东鹏洁具”的平面广告设计：月光的晶莹，如同东鹏洁具如玉一般的色泽，一同映画出这个城市的静谧，甚至让人的心灵都为之感受到无与伦比的洁净、轻灵（图6）。中国儒家喻玉思想转化为视觉元素意境般的表现了中国品牌，结合的巧妙得体。
水井坊作为中国酒文化塑造最出色的品牌之一，在中秋节推出了以“团圆”为主要诉求的促销广告，其文化表达、水井坊之“月上风雅”---高雅的中秋佳节，创意灵感也来自儒学中对“风雅颂”等篇章的理解（图7）。从理论上讲，《诗经》主要作用为礼乐教化，而礼乐文化也是中国的元艺术，是中华民族爱美心理形成的文化根源。孔子也以诗书礼乐授徒，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故此，《诗经》主要是倾向于精神层面。《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外，其余大多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春耕秋获、男女情爱、悲欢哀乐、以及审美取向等内容。从审美的角度来讲，对音乐美术都有不同的启发教育意义，例如认为礼乐一体、乐为礼所用才有意义，美术绘画中的传神畅神即形神论等。那么，水井坊古朴典雅的外包装、浑然天成的圆润酒瓶、醇厚淡雅的芳香酒品，这就是代表小众的、高尚的贵族格调的“风、雅、颂”系列的品牌形象。水井坊月上风雅平面广告作品，陈全腾的画作《洛神赋组画之十一》稍做修饰作为图底素材，描绘出了“风雅”的境界，融精神之风雅作出视图效果之雅，最完美的展现出水井坊中秋系列产品的“高、雅”主题。完全地展现出了“中秋赏月、把酒行风雅”的儒雅意境，也在推广活动中将水井坊作为高档白酒的风雅气质进行了强调和升华。
3结语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内容的儒学，在与其他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下进而发展了自己，其中融会了道家思想、佛家思想，诸如将道家“感应”思维，佛家“诗境、意境”概念注入到自身的文化传播之中。而且在发展中接受各民族文化壮大发展自己，并与西方文化交流碰撞（通过丝绸之路的贸易文化交流、玄奘等佛教徒进行的宗教交流、封建王朝之间的政治交流等），都起到了丰富儒家主体文化的作用。
儒家文化通过其理论著述“四书五经”传达着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乃至到南宋以后作为儒生学子必读的基本书目。从孔子到现代新儒家，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变化已经逐步“现代化”即其设计界已把儒学的思想广泛应用到了众多实践中。艺术是文化表现的重要对象，商业化的视觉设计也不例外，现今对于现代商业化的设计而言，不仅仅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商品基本信息，而要艺术化的表现出视觉效果来，这也是国人经济水平提高进而要求获得更高精神享用的需要。这种丰富、博大的儒家文化给我们设计者带来的智慧和创作灵感，会随着“中华文化”概念的升华，更多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精彩地展现出来。
参考文献：
[1]聂振斌.儒学与艺术教育[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11.
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8
[关键词]儒学精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对中华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所谓“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凝练传统文明之果而迸射的时代之花。引领当代大学生把握历史传承，吸纳儒学精髓，树立主流价值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把握历史传承，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价值体系正经历着巨大的考验与变化。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也成为必然。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尽管在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多元格局中，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仍居主导地位，但是道德失范现象也令人担忧。掺杂到现代教育中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冲击了儒学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高校在强调知识、技能教育的同时，普遍弱化了人文素质教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研究中，弱化了儒学精髓在大学生价值观、道德观教育中的地位。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把握历史传承，吸纳儒学精髓，树立主流价值观，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加强广大青年学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形成，都离不开历史的传承，它既是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诸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的产物。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历史传承来看，传统文化的主流、传统道德的主体可谓儒学文化。两千多年来，无论是儒学的精华还是糟粕已渗入到社会机体的每一个领域。儒学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而且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乃至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华文明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儒学精髓包括仁爱、责任、和谐、厚德、诚信等理念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普适性，可以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信用等价值进行综合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吸纳这些精华的基础上，应时展的需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形成的。
当代大学生作为国家社会的栋梁，在跟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当在研究与吸纳儒学精华的基础上，方能承载历史的厚重，传承中华的文明。唯有如此，才能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
2.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学文化有着无比深厚的渊源，儒学历经千年洗礼，集百家之长，成为中华民族主流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特征和民族精神。儒学的价值观、道德观已经成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伦理道德体系，构成为中华民族社会评价的基本内核，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民族根基。
党的十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了最新概括，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层次的理念实现了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上的统一。剥离儒学文化的阶级性，可以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汲取了儒学价值观的精华，比如儒家经典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学的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儒学其中就蕴涵着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的深刻思想根基。善于挖掘大学生德育工作与儒学教育的契合点，对增强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大学生德育工作一系列现实问题。充分发挥中国儒学在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将儒学运用于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可以促进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创新，提高大学生德育工作的实效。
3.有利于唤醒大学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对于当代大学生提高精神品位、丰富心灵世界、增强道德意识、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具有重要意义。儒学倡导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自强不息”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居安思危”的民族忧患精神，“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等高尚道德精神，在历史的沉淀中已经赋予了时代新意，成为生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文化根基。
把青年个人的奋斗融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把青少年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全体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去，是我国高校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所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大学生共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要引导当代大学生溯本求源，研读、吸纳儒学文化的精华。儒学文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维护大学生心理平衡、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和完善的人格、提升大学生生命质量的终极关怀等提供了深刻思想根基。引导当代大学生研读、吸纳儒学文化的精华，赋予时代精神，有助于大学生正确地理解儒学，培育民族感情；有助于他们形成健康身心，提升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使他们尽快融入社会。大学生是民族的未来，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形成有竞争力的人才群，对于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二、引领大学生研习儒学精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把引导大学生进行儒学精华的研习纳入到教育教学内容中，以儒学精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塑造大学生人格、升华大学生的境界、修炼大学生的心态、点化大学生的人生困惑，可以更好地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以儒学精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将儒学教育作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力求使大学生对儒学的精华予以认同，从而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运用儒学观念解决对应的道德失范，例如：用“中庸之道”纠正当代大学生存在的“嫉贤妒能”“妄自尊大”“妄自菲薄”等不健康心理；用儒学“严以待己、宽以待人”化解大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不愉快；用儒学的“忠恕之道”教育大学生懂得人与人在生存发展中形成的关系是宽容、沟通和双赢；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大学生的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儒学提出了“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不断反省，尽量减少缺点，防止错误，同时应在实践中做到，知过不讳、有过必改、除过不惮、改过不吝，这样定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增强道德修养。
2.以儒学经典塑造大学生人格魅力。人性趋善是儒学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儒学主张人应当除恶扬善做有道德、有操守、有善性善行的善人、仁人。“修身立德”“为仁由己”是儒学追寻的内心的自觉和自我完善，实现的是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循自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形成了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和谐。儒学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儒学追求求真务实，以“乐群贵和”作为处世之道；儒学崇尚实际，孔子主张“经世致用”，自己的行动态度要适度，避免极端言行。同时孔子说：“君子不器。”是说君子要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或常境，都能正常发挥自己应有的潜能和智慧，处理好各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事情，使身心不受到伤害[1]p75-77。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于个人私利的正确态度是“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2]p357-359。中国儒学的思想人格是君子，即成为有知识、有才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3]p22-28。这些思想传递着大学生的德育工作的正能量，是大学生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3.以儒学魅力修炼大学生平和的心态、升华生命的境界。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当代大学生善待生命，重视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悦纳自己。儒学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大学生善待生命，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的境界是大有裨益的。
儒学主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学经典《大学》把“修身”看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儒学认为应正面控制，即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来解决道德失范。
4.以儒学智慧点化大学生人生的困惑。大学生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渴望别人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忽略了自己应该先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其次是大学生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面对当今社会激烈的竞争和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在目前大学校园里备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忽视群体关系，缺乏感情依赖和理解，缺少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基于上述情况，我们经常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听到“郁闷”“无聊”“孤独”等词语。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二人为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要有“克己”“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学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强调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4]p91-93，营造出一种人人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在对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视对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还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社会氛围是德育培养的基础。
三、研习儒学精华，提升道德境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既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的价值优势，又赋予了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传统，有着浓重的儒学文化的渊源。引导当代大学生研习儒学精华，可以使高校学子更好地提升道德境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恰恰是儒学所特别注重的，孔子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中就规定了“行”的内容。
在现代教育体系下，大学生“知、情、意、行”不平衡，智商比较高，情商比较低，意志力薄弱，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学校、家庭乃至社会在学习、生活、恋爱、就业等方面给予大学生的心理关照和疏导缺失，大学生心理发展尚未稳定，他们害怕失败、害怕被拒绝，心理上的矛盾冲突突出。这些矛盾解决不好，就可能引发大学生价值观的偏离、道德失范甚至极端行为的产生。只有引导大学生积极投入社会实践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提升道德境界，担当国家、人民、历史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道德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学生个体在价值观上的矛盾、混乱与冲突，是影响其道德境界的最根本的原因。以“90后”为代表的当代大学生，普遍处于物质条件比较优越，生活阅历相对简单，社会经验明显不足，对成功和荣誉体验多，对风浪和挫折体验少的状态。这些状况，往往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深度不够，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矛盾冲突容易产生世界观、人生观乃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摇。因此有必要通过吸取儒学中的精华来化解大学生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与混乱，重塑科学价值观，形成和谐的心理环境，解决道德选择中的偏差。
以儒学教育引领大学生德育工作就像举世闻名的中药针对病人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治标也治本，保证确实管用。渗投到大学生的心灵深处需要一个过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积极学习、研究儒学文化的精华，寻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传承，把儒学文化的精粹赋予时代特色，可以使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承载历史的厚重，传承中华文明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进而夯实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用儒学“安身立命、乐天知命”教育大学生珍爱生命；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促使大学生提高增强适应能力和耐挫能力；用“修身之道”使大学生人格至善至美；用“经世致用”教育大学生“乐群贵和、重义轻利”，塑造大学生理想人格；用“中庸之道”使大学生保持内心世界的动态平衡[5]p246。
综上所述，引导帮助当代大学生更好地认识自我，健全人格，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充分挖掘儒学中蕴含的道德智慧，促进国家、民族兴旺的价值观，凝聚当代大学生共筑中国梦的正能量，使其加强道德修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愿青年学子在儒学精华的润泽下争做“最美的人”，铸就天人合一的中国梦，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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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9
关键词儒家思想大学生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
1儒家思想中传统道德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现实意义
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平台，切实推动儒家优良传统道德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教育工作平稳快速发展，注重道德实践教育，加强教师队伍道德建设，其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1.1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宏大人才队伍的客观需要提供理论借鉴
当今社会，儒家道德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它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成为了我国最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一。高校教育与传统道德相结合，培养大学生现代人格，现代意识尤为重要。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彻底脱离自己文化传统而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儒家传统道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风尚，伸张了公平、正义，标榜了诚信、果敢，陶冶了宽容、勤敏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于当代大学生，不仅有利于国民强化集体主义和爱国意识，还有利于提升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认同感，对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影响深远。
1.2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内在诉求提供实践指导
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中的修身养性、仁爱孝悌、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等思想为现今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当代大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迫切需要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故而，继承和弘扬传统道德文化，树立大学生刚毅果敢、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情怀；勤俭节约、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重大义，舍小利的价值取向和成人之美、勤敏好学的精神境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挖掘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改进现代化道德教育的模式，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从而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合理统一；帮助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个人自我身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大学生自我实现提供实践指导。
2儒家思想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所提供的指导内容
做好大学生道德思想工作必须结合党和国家的现实需求，将儒家思想之中的精神财富与大学生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道德相统一，同时，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内容的道德建设：
2.1注重整体意识，培养爱国情怀
儒家认为，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人类群体，个人价值需要通过整体价值体现，换言之，个人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自我价值，脱离了整体的个人价值不是存在的。《尚书》中“以公灭私”，集体荣誉远远高于个人荣誉。这在一定意义上培养了中华民族为了整体利益，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无数爱国志士挺身而出，为国家利益舍弃小我。
《礼记·儒行》中记载“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爱国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邓小平同志的肺腑之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可见，爱国主义情怀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当代青年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继承人，高校思政教育要将塑造大学生民族认同感，树立大学生民族自尊心作为培养其整体意识和爱国情怀的重点。
2.2强调社会公德，追求人际和谐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仁”不仅是“克己复礼”的个人修为，还包括与他人相处时的公共道德“恭、宽、信、敏、惠”与当下社会主义道德所弘扬的尊重他人、（下转第123页）（上接第90页）宽厚仁慈、诚信为本、乐于助人等优秀的社会新风尚息息相关。因此，高校道德教育需要用儒家“仁爱”的精神，培养大学生互助友爱的和谐精神，学会平等待人、尊重他人，在人际交往中互相了解、互相宽容、互相接纳，坚持真诚、友善、信任、理解的交往原则，并且做到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
3儒家思想结合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方法与途径
3.1加强社会宣传力度，重视道德实践
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同时，对于传统道德的弘扬力度也在不断提升，已有350多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学堂遍布105个国家和地区。儒家思想道德是我国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中耀眼夺目的精华，故而，大学生继承和弘扬儒家传统道德不单需要高校通过思想教育，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依靠各种载体，培养大学生学习儒家传统道德的兴趣，鼓励大学生阅读经典文献，增强大学生对儒家传统道德观的认同，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帮助大学生做到道德观念清晰、立场坚定。另外，高校需积极组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其在实践中反思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切实在实践中培养大学生修己正德的道德意识和完善人格。
3.2树立校园正气，提高教师队伍道德建设
树立校园正气对大学生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推动作用。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其中包括建设优良的校风、严谨的教风、勤奋的学风为核心，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将校园文化积淀和清新的校园文明结合，使大学生自觉做到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在和谐的校园正气下使大学生既受到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又接受先进道德文化的感染，促进自我身心全面发展。
另外，教师作为学校的根基，大学生道德建设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和道德情操。孔子讲“有教无类”就是要教师将“教书育人”为己任，除了传道解惑，更需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树立良好的教师队伍形象。此外高校教师理应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用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来诠释师德含义，进而采取有效措施来提高促进教师队伍的德育水平，从而对大学生道德建设起到积极意义。
在面向21世纪的现代化教育理念中，儒家思想道德观的吸收和汲取正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高校思政工作中对大学生进行渗透，对于传统道德文化，真正坚持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的原则。大学生作为社会的财富，需要学校和社会共同重视，大力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这任务，从儒家传统道德观中汲取养分和力量，不仅为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更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优良道德的自觉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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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当代青年的意义篇10
《走西口》一经播出，媒体和观众便将它与《闯关东》、《乔家大院》等剧目进行比较。相似的背景、跨年代的变革、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走西口》毫无疑问地继承了这些经典剧目的优势，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色。晋商题材一直都是荧屏宠儿，但是《走西口》打破了富贾商战、深宅大院的模式，侧重点是山西的平民百姓如何背井离乡艰难生存。虽然沿袭了老晋商一贯的“诚信”之主题，却并不是一本唯竞争论的单纯“生意经”，可以说是晋商题材的一种新突破。
《走西口》以历史脉络为经、以主人公田青的经历为纬，集民族性、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以其真实、大气、悲壮、阳刚、细腻、博爱深深打动了观众们的心，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审美价值，是一部备受观众青睐的电视剧佳作。究其得到观众认同的原因，笔者认为，这部电视剧所体现出来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其成功的两大重要法宝。
以田青为代表的走西口者，深受儒家传统道德文化的熏陶，仁爱、义气、谦恭、自强等美德在《走西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它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美德的一个缩影。道德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沉淀，深刻剖析电视剧《走西口》体现出来的儒家传统道德文化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是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持。电视剧中的田家祖训“大忠大爱为仁。大孝大勇为义，修齐治平为礼，大恩大恕为智，公平合理为信”可以说是该片中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最恰当的诠释，在该剧的结尾更被引申为“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世界大同为仁，祖国山河为义，家国天下为礼，刚柔相济为智，一诺千金为信”。仁爱，忠义，礼和，睿智，诚信，从经商到救世救国的人生信哲，也写尽了古人儒家思想的精湛、智慧。
一、“大忠大爱为仁”――“世界大同为仁”
在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中，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占据着首要的地位，忍辱负重、伸张民族大义是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中理想人格追求的重要体现，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
电视剧《走西口》之所以大气不是因为其场面多么激烈，而是因为它本身所体现出的大义大勇的民族气节，体现出的是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的“舍利取义”、“舍生取义”，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推崇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忠大爱是为仁。没有忠，没有爱，何来仁?因为田家老太太、少奶奶昔日的忠与爱，在夏三威逼淑贞为妾的关键时刻，徐木匠方能挺身而出，智斗仇人，倾囊相助，为田家少奶奶购得栖息的小屋。让田家香火得以延续。她们用仁换来了忠与爱，换来大海中绝处逢生的小船。应该说，剧中朴实、憨厚的山西人都是仁义的，因为忠。田青方能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因为爱，深爱田青的杏花和翠翠才能演绎出不能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荡气回肠的爱的挽歌，同样因为爱，土匪头子刘一刀在最后一刻，才能解开郁积长久的仇恨心结，放田青一条生路，抱着爱妻、爱女的灵牌踉跄而坚定地离去。没有忠与爱的人生即使整天挥金如土也是失败的，同样没有忠与爱的故事不能成为故事，何谈博得观众掌声。
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田家大院的后人领悟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与希望。为了“世界大同为仁”的理想与信念，变卖了祖上留下的家业田家大院，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
二、“大孝大勇为义”――“祖国山河为义”
儒家传统道德具有“家国同构”的特点，所以家庭美德也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极，表现的是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妯娌和睦的家族人伦。
血性男儿孝为先，只有心中存有一颗孝顺之心，关键时刻才能迈出勇敢的脚步，实现“义”的归属。田青无疑是孝子的典范，否则不会在小小年纪做出走西口的勇敢决定，同时，他更是有情有义的山西汉子，为了木讷、懒惰且心胸狭窄的梁满囤、路上结识的南瓜及同陷困境的同乡，总能将大家共同的安危摆在首位。因为义，他才能感动龚文佩，数次落难都能在小小的莜面馆中找到温暖；因为义，方能使报复心强、守财奴式的裘老板冰释前嫌，将田青带入经商的门槛。
正是因为这样的大仁大义，田青才将自己赚的血汗钱拿出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的股份，作为革命经费。最后，还是为了革命，他与娘一致同意将田家大院卖掉，作为革命的经费。其实，这田家大院的家训，是“情真意切，大爱无边”贯穿全剧的主线，后来，在徐木匠的影响下，田青将田家的祖训扩充为“世界大同是为仁，祖国山河是为义，家国天下是为礼，刚柔相济是为智，一诺千金是为信”。这是将家庭的仁爱升华为民族的仁爱，将关注家庭的兴衰升华为关注国家、民族的兴衰。这是有情有义的山西人，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情节。
徐木匠是剧中的重要角色，不但是田青的救命恩人，还是田青思想转变的催化剂。他知恩图报，他看见淑贞仨陷入困境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教会田青武功，资助田青上私塾，把田青培养成能文会武的一把好手。而就在淑贞对徐木匠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时，徐木匠以不能乘人之危和革命尚未成功为由，拒绝了淑贞要和他成亲的请求。而后在田青走西口的路上，暗中跟随，以防不测，在田青遇难的时候，想方设法营救田青。最后，在为追回革命经费的时候以身殉国，徐木匠的所作所为，正是大爱无边的体现。
历经了多年的磨难，田家大院的后人，深深地感悟到清王朝的腐败与没落，接受了中国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主张，参加了清王朝、反抗袁世凯“复帝”的爱国运动，把祖训“仁义礼智信”解读为：天下一统为仁，民族兴亡为义，自强不息为礼，福亏自盈为智，以义取利为信。
三、“修齐治平为礼”――“家国天下为礼”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干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修”，指修身，“齐”，指齐家，“治”，治国，“平”，平天下。他们以“修身”为中心，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主张由近及远。由己及人，把“格物”、“致和”、“诚意”、“正心”，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形成儒家伦理政治哲学的整个体系。这与现今社会倡导的和谐理念不谋而合。人，只要具备良好的修养，凡事以和为先，平安为本，就是贡献给社会的最好礼物。笔者认为，该剧中人物田丹丹不失为“礼”的典范。小时候，为给弟弟嘴里留口粮，欣然接受母亲安排，去粱家做童养媳，带大了小老公，为弟弟田青的健康成长作出牺牲。面对丈夫的一纸休书，她只是将痛苦深深埋在心里，一再嘱咐弟弟不要报复薄情寡义的负心汉。重病缠身后，为了不让妈妈担心，隐瞒病情，始终微笑着面对亲人，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快乐带给别人。
四、“大恩大恕为智”――“刚柔相济为智”
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被视为“三达德”、“四德”及“五常”之一。知恩图报，以德报怨，换位思考，不计前嫌，是做人的最大智慧。田青年纪不大，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凡事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巧用饶恕，化敌为友。为了裘老板临终前的嘱托，凭着超人的聪颖，救活了裘记皮匠铺，同时也壮大了自己。同时也告诉我们，无论在工作或生活中，都要常怀一颗感恩心，宽恕小人，这样才会开心每一天。人生短暂，几十年光阴稍纵即逝，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只要身体健康，何必作茧自缚。
五、“公平合理为信”――“一诺千金为信”
儒家“诚信”是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一种古典伦理形态，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诚信”是仅次于“忠”、“孝”、“礼”、“义”的道德义务。《走西口》塑造了在走西口的历史现象中山西人的品格，强调了他们“义重于利”的善良为人。
《走西口》中商业活动所信奉的“诚信”，向人们传递着儒家道德文化中“信”的思想。公平合理不仅在生意场上需具备，在企业人性化的管理上更显重要。公平合理，能引来回头客，创立金钱无以衡量的“品牌”，公平合理，能最大限度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激情，充分发挥潜能，公平合理，更是诚信的根本。《走西口》这部电视剧中，“信”是商人成功的筹码。信者，人言也。远古时没有纸，经验技能均靠言传身教。因为信，田青最终感动粱满囤，使其舍身抢回被抢房契与救命的银子。
传统的“诚信”道德在今天应用领域广泛，最鲜明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用于经济领域，形成企业伦理道德、商业伦理道德，其核心内容是“诚实守信”、“见利思义”、“为富当仁”、“公平竞争”等。《走西口》所体现出来的诚信之德是儒家传统的宝贵文化资源，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