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1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主体、语言和存在；西方形态；中国形态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0184-06
收稿日期：2008－08－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06Ja720017）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余卫国（1960－），男，陕西武功人，南通大学法政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世界”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既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内在根据，也是区分不同哲学范式和形态的重要依据。从哲学“和自己的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p120-121）的关系中不断完成对哲学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的追问和反思。它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哲学的性质、范围、功能的认识，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哲学发展的总的方向和趋势，从而不仅为哲学的发展，而且也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发展道路和思维空间。那么，何为哲学问题？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并涵盖中西各派哲学的基本问题？如果有，那么，它究竟还是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是，究竟是在什么意义是？如果不是，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拟从以“世界历史”或“全球化”为基础逐渐生成的“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1]（p120-121）的理论视域出发，仅就哲学基本问题及其主要形态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哲学基本问题争论的回顾与反思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完成对“何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追思，首先涉及到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而对“何为哲学问题”的追问，又必然导致对“何为哲学”的追问。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于“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不管原因何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它都是以本原、本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宇宙人生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就其本原意义而言，哲学代表的是一种人所特有的对自身生存根基和生命意义的永不停息的反思和探究活动，通过这种反思和探索，不断提升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是哲学的根本使命［2]（p5-7）。那么，何为哲学问题？或者说，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哲学问题？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主要有两种大体相近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哲学问题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二是指哲学家用于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范式问题。如果说前者是哲学研究必须面对的社会实践问题、生存和发展问题及其价值和意义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哲学自身发展的问题［3]（p4-9）。一种观点认为，凡是被哲学家以哲学的方式来讨论的问题才能叫哲学问题，或者某些能够被提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才叫哲学问题。所谓哲学层面的问题，即以极致性、超越性的方式关注的关于人的终极问题：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问题。如果说极致性与超越性是哲学思维最根本的特性，那么，这种极致性与超越性则无疑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既然哲学问题是对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的超越，就不能离开现实生活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关注和思考；既然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极致性和超越性的意义上提出和展开的，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普遍性和根本性；既然哲学问题表达着人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积极互动，就不能忽视哲学问题的体验性和时代性；既然哲学问题的核心问题是对终极价值和意义的追求，那么就不能忽视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4]（p40-44）。
那么，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具有重大方法论意义的哲学命题和分析工具。他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根源于蒙昧时代愚昧无知的观念”，“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的作用”，“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5]（p223-224）那么，对此究竟应当作何理解？换句话说，从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哲学问题中只找出其中的一个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基本问题”，这样做的根据充分吗？这个提法的出现是否具有某种偶然性？对此，学术界自有不同的看法，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相互联系的问题的理解上。
第一，何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此而言，主要有三种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那种规定着哲学的研究范围和主题，决定着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客观地存在于哲学史发展的全过程，客观地表现在哲学其它问题的方方面面、与哲学永恒并存的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贯穿于哲学过程的始终，标志着哲学理论的特殊性，表现着哲学这种意识和理论特有的认识方式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的最终的指向。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基本的哲学问题”：当我们试图解决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出现的、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有待解决的矛盾、疑难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用来解决该矛盾、疑难的解释原则自身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问题。
第二，既然哲学是个体的，哲学问题是特殊的和多样的，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基本问题？换句话说，“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恩格斯所说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全部哲学”，究竟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还是指整个欧洲哲学，抑或是指整个的人类哲学。对此，学术界亦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依然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标准。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欧洲近代哲学，至多是指欧州哲学的基本问题，至少它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此相近的一种观点认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仅不能囊括整个哲学史，也很难说是哲学史的主要内容。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关键要弄清楚“意识”在哲学中所处的“本体论”地位。首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否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取决于该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是否有承诺。只要一种哲学对“意识”的“本体论”地位有承诺，就一定无法回避“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反之，如果一种哲学并不承认“意识”的“本体论”的存在，那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不是该“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即便对于“意识”有“本体论”承诺的哲学来说，由于对“意识”的“本体论”承诺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不仅在不同的哲学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和二元论哲学来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作为实体的高贵精神与作为表象的粗俗之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6]（p55-59）。也有观点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应当包括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亦有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人对世界的关系问题，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在世结构”问题。所谓“在世结构”问题，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即天人关系问题［7]（p37）。
第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论域，即适应范围问题。就此而言，大体有四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只反映了哲学上的“知识论”模式，是哲学的一种特殊的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于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的，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基本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类型，而是“全部哲学”。我们在寻求和确定“哲学基本问题”时，必须保持“全部哲学”的视野，而不应当局限于个别类型。既然哲学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同类型，那就应当进一步分析“类型”与“全部哲学”的关系，思考哪一种“类型”的哲学及其“基本问题”更能体现哲学的本真精神，由此进一步确定哪一种“类型”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更普遍、更一般也更深刻的意义，从而可能上升为一般“哲学”的“基本问题”。有论者还指出，恩格斯讲哲学基本问题是从西方哲学史中总结出来的，是否也适应于中国哲学史呢？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地考察。中国古代哲学所用的概念范畴与西方不同，没有人像黑格尔一样采用“思维与存在”这个表达方式，但中国古代哲学确实也有自己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8]（p37）。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对存在、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就其充分明确的形式而言，只是西方近代哲学的问题。如果硬用唯心论与唯物论来套中国传统哲学和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当代哲学的一切思想流派，也是显然不合适的［9]（p37）。
第四，关于思维和存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意义域”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免简单地抛弃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10]（p3-7）。也有观点认为，我们过去一讲到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似乎这是哲学的天经地义。于是我们就得从中国哲学中去莫须有地挖掘“思维”与“存在”是怎样对立，对立以后又怎样统一的那种关系。其实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哲学发展的全部历史来看，哲学研究的问题很多，哲学的对象在不断变化，哲学主题也在不断转移。我们只能说，哲学思考的问题总是与人、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本性追求、人的生活意义等等相关联，至于它以什么为主题，并没有先验性的规定，而是要由人的具体生存条件和历史发展状态决定的。这是属于哲学这种理论特有的性质，在这点上，哲学与其他所有学科都不同。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理解中国哲学理论的特有价值。
正是基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的看法或结论是：（1）哲学基本问题以现实中的哲学问题为基础，其所遭遇的问题不同、论域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2）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定阶段所面临的实践问题不同、哲学问题不同，解决的方式不同，其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3）同一历史阶段上的哲学“类型”不同，范式不同，其基本问题不同。（4）一种哲学“类型”或“范式”已经形成，其中所蕴涵的哲学基本问题则具有基本的精神定向作用和相对的稳定性。（5）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每个哲学学说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是其它哲学问题最终的指向。尽管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哲学家必须先在地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史家事后概括与总结出来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换句话说，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每一哲学学说、每一哲学问题所涉及到的基本关系和最终的指向，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对自己时代问题的回应，其所面对问题的共同性正构成了一些哲学问题的基本性。而这也正是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6）“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但不是所有哲学或“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7）尽管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著名论断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并不否认“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及其方法论意义。那么，究竟什么是具有普遍性或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呢？这恰恰也正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和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当代诠释
从“全球化”和“当代世界的哲学”或“世界性的一般哲学”的理论视域来看，我们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因为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命存在为基点，以其对人自身存在的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不仅集中体现了人之为人的生命本性，而且集中反映了哲学之为哲学的反思特性和生命精神。其次，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的存在及其意义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其三，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实现了对单纯的“本体论哲学”和单纯的“意识哲学”的理性超越，不仅充分体现了人与世界的多重关系，而且充分彰显了哲学作为哲学的价值和功能，因而也是每一哲学都必须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的最为基本的哲学问题。
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人，所以，哲学又被称为“人学”。哲学关于人的研究以人的存在的终极价值和终极意义的无限追寻为旨归，所以又被称为“意义”之学、“境界”之学或“智慧”之学。哲学研究的人是作为主体的人。主体是人，但人并不都是主体。人作为主体以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正是由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和觉醒，从而使人不仅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事物区别来，并与自己周围世界的事物形成一种现实的存在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实践关系、交往关系，等等。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表明，人不仅内在于这个世界，而且参与了这个世界的大化流行。也正是在这种“参与”中人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使人成为了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11]（p44-48）。但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才是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如何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主体的人或真正意义上的人？可以说，这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神圣使命，也是哲学作为哲学的主要功能。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看，作为主体的人，既与本然的存在相对，但同时又是存在的特定形态，作为特定的存在形态，人本身属于这个世界。与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相应，人的创造活动亦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演化过程。而人对存在的把握则既涉及事物的内在规定，也关联着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指向事实层面的规定，“意味着什么”则以价值关系及属性为内容。存在的以上二重追问，在本体论上以事实与价值的交融为根据。“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将价值确认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而真实的品格［11]（p44-48）。与“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相关联，对存在的追问，同时又涉及到人的“应然”状态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应然”状态。历史地看，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建构，即主体、语言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形成，以其对“存在”的追问为起点。而对“存在”的追问以现存秩序“合理性”为基础，不仅涉及到“是什么”和“意味着什么”，而且涉及到“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说对“是什么”的追问，旨在“解释世界”，那么，对“应该是什么”的追问则旨在“改造世界”；而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实都是以人的“应然”存在为标准和尺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存在”作为人之“在”的根据和意义，即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从一开始便获得了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意义，于是，对作为本原、本体、意义和境界的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思，不仅构成了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内容，而且构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和超越性质的“意义世界”或“境界”。
如果说对终极存在的无限追问根源于人所特有的超越本性的话，那么从其对“人性”和人的存在的“应然”状态的理解出发，完成对终极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无限追问，则不仅将人的思维引向了形而上学的领域，而且将人的思维引向了本体论的领域。因此，这里不仅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问题，而且涉及到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及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存在之存在的理解问题；不仅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问题，而且涉及到作为主体的人对这种终极存在的语言表达问题。但问题是，语言能否完全表达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通过语言能否完全把握人对终极存在的体认和感悟？这不仅涉及到人对终极存在的理解问题，而且也涉及到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本体论和语言观、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不同的范式和形态。从一般意义上说，语言既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之所以具有超越性追求的内在根据。通过语言的发明，人不仅把自己与自己以外的事物区别开来，而且建构了一个人化的世界；通过语言的指称，人不仅认识了自己面前的现象世界，而且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只属于人的本体世界或意义世界；通过语言的秩序建构，人不仅给思想以秩序，而且给世界以秩序；通过语言的演绎，人不仅建构起了一个属于人的观念世界，而且成就了人成其为人的超越本性；通过语言的表达，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物化为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和文字，而且使其所承载的意义得以传承和流播。
因此，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来，语言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说”与“在”的内在统一，不仅赋予语言以哲学的中心的地位，而且赋予了语言以本体论的性质。语言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达方式，则不仅是联系主体与存在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不仅人的思想和存在注定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形而上学也要受到语言的纠缠。而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语言的纠缠，就是因为哲学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本体”和“意义”必须通过语言的表达和诠释得以澄明；就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哲学形而上学的性质、范围，及其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涉及到“可说”和“不可说”的“名言之域”和“非名言之域”及其关系这一哲学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就语言与存在的关系而言，语言既是把握存在的方式，又展现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说”与“在”、解释世界与变革世界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以敞开与变革世界为指向，语言与人的联系呈现于多重方面。作为人把握世界及“在”的方式，语言既以人自身的存在为根据，又内在于人的存在过程。以独语、对话为形式，语言不仅在“个体之维”影响着自我的存在过程及精神世界的形成，而且在“类”的层面上构成了主体间交往和共在、实践过程及生活世界的建构所以可能的前提［11]（p44-48）。正因为如此，所以语言作为联系主体和存在的桥梁和纽带所蕴含的“语言问题”或“语言哲学”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最早便进入了哲学的论域，不仅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而且甚至获得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而语言之所以能够最早进入了哲学的论域，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并获得了作为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和地位，就是因为：它既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又是人的存在方式；既是广义的存在形态，又是把握存在的形式。正是语言的这种双重品格，使语言从一开始便与人和存在形成了本源性的联系。而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逻各斯”的讨论，还是先秦哲学关于“道”的言说，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论说着一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语言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语言能否把握存在？对世界的描述与规范是否彼此分离？语言与人自身之“在”是否相关？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展开，上述问题的哲学追思，既涉及认识论、逻辑学、语言学、语用学、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也指向了实践论、价值论、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领域。
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在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都不能或者无法回避对主体、语言和存在及其关系问题的运用和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也是贯穿哲学形而上学始终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而无论是对存在作何解释，通过什么方法进入其所指示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都必然涉及到语言的表达和理解问题；而无论是表达或理解则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与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的理解有关。正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出发，通过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内在根据和终极意义的形上追思和语言表达，从而构建出了一个既内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又超越于日常生活世界的境界：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从而不仅赋予哲学以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性质，而且赋予哲学形而上学以引导作为主体的人有意义的生活，使人成其为人所特有的价值和功能，而这恰恰也正是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的内在性的本质问题或基本问题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而依据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或隐或显的回答，我们进而可以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并具体体现为两个主要的或基本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同一性”为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其一是以三者之间的“非同一性”为的价值取向、致思趋向、理论和方法的方面。如果说“同一性”者，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理性”和人类语言（包括名称、概念）所具有的天然的指称功能出发，主张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的“同一性”，而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趋向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秩序建构，趋向于科学，并具有本质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性质的话，那么，“非同一性”者，则是从作为主体的人所特有的本质属性，即“德性”，以及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或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出发，认为在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并不具有“同一性”，即在承认语言的指称功能的同时，又对语言的这种指称功能做了形而下的限定。后者在肯定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同时，又强调了作为存在之存在的最高本体和终极价值的非实体性，而更趋向于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价值的完美和日常生活价值、意义的提升，更趋向于人文、趋向于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建构，并具有非本质主义和非逻辑中心主义的性质。所以，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对立又统一，既是哲学作为哲学的内在根据和哲学之所以区别于科学和宗教及其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也是我们划分不同的哲学派别、范式和形态的基本依据。
三、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
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以其对存在或存在之存在的理解和语言表达为滥觞，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语言的本质和界限的理解问题，又涉及到人的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以主体、语言和存在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为核心，哲学基本问题具体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形态：其一是以“存在论悖论”为表征的西方形态；其一是以“言道悖论”为表征的中国形态。而其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和两种主要形态，则不仅充分彰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向我们充分展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思想内涵的本原性和全面丰富性，是我们理解和把握哲学之为哲学和中西方哲学之所以为中西方哲学的一把钥匙。
限于篇幅，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形态问题，我将另文阐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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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2
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理由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采取既坚持又发展的态度。但是。改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将其正确的、本质的东西抛弃，而是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辨明是非、修正错误、不断完善。
近年来，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出现了不少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和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哲学界对传统僵化的教科书体系批判的深入，有些学者认为原有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没有充分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动性和革命性特点。因此。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不够全面，还应包含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有学者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2]其理由是：其一，如果哲学基本问题中不加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只坚持存在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不承认人在客观世界面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只坚持人能认识客观世界，而不承认人在认识的指导下，通过实践能动的改造世界，这就使哲学基本问题无法体现辩证法思想，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其二，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本体论、认识论讲的都是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因此，原有的两个方面没有强调改造世界，突出实践的作用；其三，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即实践论方面，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能为认识提供手段，从而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使我们能更好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有人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
第二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其具体形式会不断变化。面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质疑，有学者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3]因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具有的“唯一性”是由它的对象决定的，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具体理论中，但这些具体的哲学理论是在“统一性”基础上表现出“多样性”。哲学的对象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超越”、“批判”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要用“历史的观点”[4]对待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即在总体上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即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在古代哲学中表现为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在中世纪表现为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三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永恒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属于现代哲学，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实践问题”。[5]认为我们必须把哲学与哲学的具体类型区分开来，哲学是唯一的，与它对应的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哲学有许许多多的具体类型，所谓“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对应哲学而言的，而是对应于具体的哲学类型而言，有一种哲学类型，就有一个哲学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论哲学类型的基本问题，现代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知识论哲学传统，马克思哲学从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所以它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此外，也有些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实践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四种观点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已经过时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随着马克思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哲学基本问题被终结了或被超越了，马克思哲学不再是什么思维存在何为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主客体之间的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例如有学者提出“人的实践和人道评价的关系问题或实践和人道的双向批判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6]
可见，上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些观点大多是针对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针对教科书中传统的解释模式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出。笔者认为对待哲学基本问题，不仅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展它，而且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那里，去挖掘马克思本人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些思想，特别是其思考哲学基本问题时的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
二、我国哲学界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时思维方式的缺失
哲学是从总体上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人与世界最本质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它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哲学之中。因为，人作为实践的存在物，一方面，面对的是外在客观的世界，这就促使人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按照某种思维方式认识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另一方面人有把自己的精神属性赋予客观世界以改变世界，这就必然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以正确的回答两者的关系是人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任何哲学家臆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哲学家可以回避和否定的。所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贯穿全部哲学史的一条线，它规定和制约着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基本方向。虽然，有人认为哲学研究不能采取帖标签的方式，不能把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哲学阵营的划分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唯一活动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面对如此繁杂的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抓住哲学基本问题这条线索有利于考察其发展轨迹和脉络。
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并不在于它超越或终结了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从实践出发科学的、合理的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传统观点看来，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世界本原的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仅有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于体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性。因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要去引导人们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要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因此，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应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三个方面。此外，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三个方面，还能够揭示思维与存在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即它们的辩证关系，这就科学的回答了世界是怎样存在的问题。因此，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也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之一。但是，哲学基本问题要体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性，就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在抽象的层面来探讨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及其所包含的内容。因为，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类实践活动，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及哲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在抽象的层面上揭示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会出现哲学基本问题内容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甚至更多，这就会使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就哲学基本问题一般的关系及其内容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不能真正的引导人们改变世界。因此，我们不应该将视野局限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一般层面上来探讨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包含多少方面，而是应该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去，依据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规定，去寻找哲学基本问题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或表现形态。
随着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了解和研究的深入，有些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来重新阐释哲学基本问题，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就不会“过时”或“落伍”。实质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是恩格斯在总结全部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它只是一般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为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永恒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形态或形式。在这不同的具体形态或形式下面。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般性仍然保持着。在当前的一些学者看来，恩格斯或传统教科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问题不能够体现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批判性，忽视现实的、具体的人，进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视角出发，在早期的马克思哲学著作中寻找理论支撑来建立哲学基本问题的新形态或形式。我认为这一做法值得商榷，因为，马克思能够实现哲学的伟大变革。在于科学合理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在于他也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我们全面合理的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前提。
三、马克思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应当明确，马克思在论哲学基本问题时，是以实践的思维方式来人思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的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8]
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以往的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不同缺点。黑格尔强调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主观对客观的改造。以此强调思维与存在的辨证关系。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世界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9]从对思维内容的理解上看，马克思和黑格尔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内容是移人人的头脑而被改造过的感性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所以马克思说他只是“抽象的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抽象的思辨，推崇感性直观，反映在哲学基本问题中也就是强调思维要通过“直观”的方式认识存在，但是“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的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其原因就在于费尔巴哈仅将理论活动看作实践活动，将真正的人的活动，即物质实践活动，看作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因此，单纯的通过依靠感觉的直观方式虽然突出了“存在”的感性特征，即客观现实性，但却抹煞了思维的能动性。可见，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问题在于思维与存在的能动性与感性基础统一不起来。在此问题根源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处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就是从思维和存在的两极对立出发，用一极去统一另一极的思维方式，没能很好的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3
[关键词]“问题”意识；哲学本性；研究性教学；创新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B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i)08-0026-03
在本文中，笔者以自己从事哲学教学的一些实际经验或体会为基础，并结合当前深化教学改革的要求，对哲学教学中如何突出“问题”意识、深化改革的问题作出探讨，希望能借此与从事哲学教学或相关课程教学的同仁交流。
一、“问题”在哲学教学中的优先地位
本文研讨的主题是关于哲学的教育与教学问题，更直接地说，是关于哲学的教学方法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与教学方法问题。在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我们先谈谈问题与哲学的一般关系。笔者认为，所谓“问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或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问题”即是根源于现实中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涉及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关系；二是指哲学自身产生的问题，即在对有关哲学理论的理解中所产生的各种学术性问题。当然，理论问题最终也是现实问题在哲学上的集中体现，是表现在哲学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在问题与哲学的关系上，“问题”具有基础意义，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哲学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形式。
事实上，各门学科或课程的教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包含一定“问题”或“问题”意识，然而，基于某种“问题”意识的启发式教学在哲学教学中却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哲学本身正孕育于“问题”，哲学即起源于对“问题”的“惊异”与“探索”。在古希腊，哲学(philosophy)的本意是“爱智慧”。在提出“爱智慧”即哲学理念的同时，苏格拉底提出并运用了“问答法”。“问答法”是一种在问题的预设中(如“什么是美”、“什么是正义”)来寻求事物或概念本质的理性思辨的方法(亦即“辩证法”)，苏格拉底将其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问答法”或“精神助产术”表现出人们对问题的“求知”与“惊异”情绪，“惊异”与“求知”由此成为哲学的起源与发展的最初动因。
在确立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奠基性著作《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可以说，哲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对问题进行“学术探索”，而哲学由于具有“自由学术”的根本精神，也就与问题结下不解之缘。
鉴于此，我们就应当依据哲学的本性及其与现实的联系而凸现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我们的教学目的虽然直接说来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根本说来还是要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应该在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理解中体悟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或哲学本身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讨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教学来说，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已形成了从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教学目的也是掌握原理，教学过程也是从原理到原理，学生可能掌握了一堆概念、范畴和原理，但却缺乏与现实生活的本质联系，更不能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因而造成理论和现实的分离。
“原理”作为一种规范化、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当然需要通过学习来掌握，但问题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掌握原理?可以说，“原理”或“原则”都不能构成我们教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原理”本身只有在与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时，才能显示其意义而得到深人理解。因此，我们只有将从既定的教科书原理出发的教学模式与思维定势，转变为从现实中和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中发现与提出问题，并在对问题的研究与解答中，去引导学生加深对有关哲学原理的理解。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来思考原理，不仅能促使学生达到对原理的深入理解，而且也能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讲授“西方哲学史”(本科通识选修课)时，笔者在“引言”部分也强调了强化问题意识，说明西方哲学史的演变就是“哲学问题的深化”，哲学史在本质上是一部“问题史”，即一部哲学家提出问题与解析问题的思想史。笔者尽力启发和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并从问题出发研读一定的原著与文献，进而达到与“文本”的“对话”。这种“对话”，在本质上也还是我们提出问题来同文本交流、沟通，从而达到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现代解释学创始人加达默尔曾提出“问题在诠释学里的优先性”。事实上，在我们对任何一门学科或对象的认识中，“问题”都具有优先性，而哲学研究或教学就更具有这种优先性。
二、应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始终，并成为推进教学的动力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也有助于调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的热情与兴趣，从而形成“教学相长”的良性互动。因此，“问题”意识也就成为推动整个哲学教学的重要动力，并成为联结各个教学环节的重要纽带。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总是尽力在课堂上提出或鼓励提出问题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讨论，这既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深了学生对有关理论的理解，对完成教学任务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为发挥“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并将其贯穿在教学活动的始终，笔者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方法或措施。
(一)精心设计课程思考题，并在课前发给学生。多年以来，无论是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讲授“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或“历史哲学”课程，笔者都注意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特点以及本人的研究体会，用心设计各课思考题，并尽量在开课时与教学进度表、阅读书目等一起发给学生，或在讲课过程中提供给学生。学生看到思考题就会形成一定“问题”意识，也会带着一定问题听课、思考、讨论，从而使教学具有一定针对性，也具有一定开放性。这也如加达默尔所说：“问题的本质包含：问题具有某种意义”，而“提出问题比答复问题还要困难”。
显然，“问题”意识在有关哲学课教学中具有不可忽视、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为保障这种“问题――探讨”型教学的实现，教师就需要下很大工夫来精心设计思考题和各个教学环节。笔者体会到，设计好思考题并使教学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按照思考题的思路进展，确实能
起到精简与集中教学内容、明确教学重点与难点、发挥教师自身研究优势并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等多方面的好处。
(二)建立教学模块，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在各门哲学课教学中，笔者也尽力依照自己对有关教学内容的理解而设计出一定教学模块或板块，这样既涵盖了有关教学基本内容，也发挥了教师讲课的优势或特点，同时也把“问题”意识凸现出来。
由于教学模块作为教学基本内容是教师自己梳理、提炼出来的，因此运用一定教学模块就能促使教学内容更为简洁、集中而明确。例如，几年来笔者在“哲学概论”教学中，设计了七大部分(亦即七讲)的教学模块，这七讲标题是：“哲学的本质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哲学探索方式与发展模式”、“传统哲学的本质及其与非传统哲学的区别”、“比较哲学的概念与中西哲学差异”、“宗教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艺术的本质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以及“现代哲学发展特征概述”。这七讲基本形成了“哲学概论”的教学模块，其基本框架也大致涵盖了这门课程应有的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着任课教师自己研究哲学本质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成果，由此也为教师重点阐述有关问题留下了较大空间，从而可以更好地实现哲学教学规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在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科教学中，笔者注意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调整或改革，同时也把有关教材基本内容提炼或归纳为几个具有基础性或前沿性的讲课专题，从而形成了一定教学模块。这一教学模块的总题目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与反思”，主要包括：“第一讲哲学本质及马克思哲学变革意义探讨”、“第二讲世界观问题及哲学基本问题探讨”、“第三讲辩证法本质与实质问题探讨”、“第四讲唯物史观本质及历史意义探讨”、“第五讲社会基本矛盾与发展规律探讨”、“第六讲阶级国家革命理论反思”以及“认识论方法论探讨”等内容。这种依次递进的专题研究或板块式教学，也即是一种“问题――探讨”型教学。它一方面以教材和教学基本要求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对有关哲学前沿或疑难问题的探讨，给教师在授课中发挥自身特长、加强研究与课堂讨论留下了更多空间与时间，因而起到了整合与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作用。
(三)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尽量在课堂上进行解答或讨论。鼓励学生提出并探讨问题是发挥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根本途径。坚持提出与研讨问题不仅能恬跃课堂气氛，而且也能促使师生共同深入地思考问题从而加深对有关内容的认识。如在“哲学概论”课上，有的学生对“比较哲学”的概念与方法存有疑问，提出“比较哲学研究应是本质相同的还是本质不同的事物的比较”。笔者就此组织了即席讨论，并与学生一起作出推论，最后作出一定小结，明确并阐释了“正、反”比较即“正比”与“反比”思想，指明本质相同的比较即为“正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不同特点，而本质不同的比较则为“反比”，其要旨在于认识被比双方的本质区别(如中西哲学因为同属传统哲学，二者比较就属于“正比”，而传统哲学与某些现代非传统哲学的比较就属于“反比”)。学生也提出过“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既是又不是如何理解”乃至“人生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等许多问题，笔者也都尽量在课堂上开展讨论，并作出推论、解答，同时也完成了相关教学内容。
有针对性地就一些问题进行课堂或课下讨论，是促使哲学教学具有广度、深度与一定灵活性的有效方法。哲学教学理应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是离不开对问题的探讨的。加达默尔也说：“辩证法的进行方式乃是问和答，或者更确切地说，乃是一切通过提问的认识的过道。提问就是进行开放。”笔者也体会到，哲学上的问题具有特殊性，或一定思辨性。因此，对哲学问题常常不能直接解答或依靠经验来回答，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对哲学问题只能通过思考、分析与推论来给予“辩证的理解”。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知识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的。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但问题包含是和否、是如此和不是如此的对立。”例如，“既是又不是”的问题就具有矛盾性或两重性思维的特点而属于“辩证法”即“辩证逻辑”。这一问题也是一个教学难点，为此，笔者特意提出了一个具体命题来加以讲解，即：“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其意是说：一方面，哲学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广义含义即知识体系，因而哲学可被包含在科学的庞大体系之中，但另一方面，哲学又不是科学，这是指科学的狭义含义即实证科学，因而哲学就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此，我们就可以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或者只能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这一命题即属于辩证逻辑，既包含又超越了形式逻辑，提出并讲清这一命题也就讲清了辩证逻辑的方法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还应看到，由于哲学及哲学教学具有“思辨”、“论证”以及“把论证进行到底”的特性或精神，因此，哲学教学一般不宜依靠或更多地依靠“课件”(“课件”可能会遮蔽“问题”而有碍论证、思考、即席发挥以及深入讨论)。相反，哲学教学应更多地运用一些传统教学的方式，也应更多地在课堂上及黑板上进行“论证”、“推演”。哲学教学也只有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基础上才能“返本开新”。
三、以“问题”为导向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在哲学教学中突出“问题”意识，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这对教师和学生两方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种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
首先，教师要借助问题的导引作用实现由单纯授课型教学向研究性教学的转变。研究性教学需要把教学和科研紧密地内在地结合起来，教学要以科研为依托，科研也要以教学为基础，二者互相依赖、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笔者体会到，所谓“研究性教学”，应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与导向的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课堂教学，也应是以教师的学术研究为依托的有深度、广度及高度的教学。与此相反，所谓“应试性教学”则是以课本的现成结论及考试为中心因而缺乏问题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教学。对于教师而言，教学过程虽不能废弃考试，但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即是研究过程，研究过程也即是教学过程，由此才能实现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其次，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转变根深蒂固的“应试”观念，改变上课只是被动听讲、记笔记的状况，把单纯学习过程变为主动思考与研究问题的过程，进而实现由课本性或应试性学习向研究性学习的转变。为实现研究性学习，还应对考试方法进行改革。多年以来，笔者在“哲学概论”、“西方哲学史”等选修课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必修课教学中，都尝试把“问题”研究引入考查内容，增强试题的研究性质或研究力度，同时一般又采取开卷考试的方式，这就既改变了“考前背课本，考完都忘记”的状况，也减轻了学生负担，锻炼和培养了学生研究与分析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把更多时间与精力用在研究与思考问题上，从而收到素质教育的一定效果。
只有实现研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的统一，哲学教学才可能在指导思想上实现根本转变，才可能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真正素质教育的转变，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创新”首先应是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以及观念、理念的创新，没有这方面的创新，任何其他方面的“创新”都终究不可能持久。“创新”需要对问题的敏锐洞察与长期思考，因此，“问题”意识会导致“创新”，会有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加达默尔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知识”，我们还应当说，“只有具有问题的人才能有创新”。
总之，哲学教学应成为一种“提问的艺术”、“思考的艺术”或“进行某种真正谈话的艺术”，而“问题”意识在哲学教学中也理应具有优先地位与重要作用。把“问题”意识贯穿在哲学教学的始终，既符合哲学学科的本性，也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笔者确信，把树立与强化“问题”意识作为哲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取向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从长期教条主义与应试教育的双重束缚下解脱出来，才能使哲学教学真正发挥“爱智慧”的引导作用而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参考文献：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4
关键词哲学与人生教学探析课程特点
进行中职“哲学与人生”教学的探究，深刻认识哲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深入分析“哲学与人生”课程特点，准确把握其教学内容，努力探索“哲学与人生”课程的教学特点，对中职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哲学对人生的指导作用
对中职生的成长来说，他们有很多人生的困惑需要解决。在中职生德育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哲学与人生”课程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他们的人生具有统领作用。一个人拥有了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才能具有正确的人生方向，才能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才能具备良好的道德素养和优秀的心理素质。用哲学点亮学生的人生，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人生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能更好地提高中职生人生发展的能力；能更有效地引导中职生自觉思考人生问题，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深入分析“哲学与人生”课程特点，准确把握其教学内容
（一）“哲学与人生”课程特点
“哲学与人生”课程改变了过去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中心的课程理念，强化了德育课特点，既学哲学又用哲学。
课程将哲学知识与人生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发挥哲学的指导性，用哲学指导人生；将人生问题与哲学道理的运用结合起来，用人生体验哲学，用智慧感悟人生。将学哲学和用哲学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感染、引导和鼓舞学生，帮助他们提高思维能力，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实现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结合，体现了哲学与人生的内在结合。
（二）“哲学与人生”的教学内容
“哲学与人生”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及如何做人的教育，是帮助学生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生发展中的基本问题。
本课程的每一个教学内容都设置了二个重点，一是哲学基本观点的重点，二是人生问题的重点。每一个教学内容的难点主要是哲学与人生的结合。一是如何从人生的具体问题中提升出哲学问题，二是如何以哲学的观点来感悟人生。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内容的每一单元，每一课都有两条线：即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人生问题。分为三个教学单元：唯物论-尊重客观实际；辩证法――一分为二看问题；认识论--知行统一提高能力；历史观--历史规律与人生理想，人的本质与自由。
第一单元的两条线是：哲学观点的主线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人生问题的主线是走好人生路。第二单元的两条线是：哲学观点的主线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人生问题的主线是人生态度。第三单元的两条线是：哲学观点的主线是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人生问题的主线是人生实践。每个单元分为三个专题，每个专题都按照两条线。
三、努力探索“哲学与人生”课程的教学特点
（一）“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整体设计思路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贴近学生、贴近职业、贴近社会的原则，遵循中职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坚持知、信、用相统一，引导学生既提高哲学的素养，又提高人生发展能力。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要遵循教材内容的基本线索即哲学基本观点、人生哲学知识和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基本线索来设计教学过程。
在实施两条主线内容的教学中，讲哲学知识，要注意以解决人生的问题为目的，把握重点；讲人生问题，要注意哲学知识的运用，把握人生问题中的哲学意义。实现哲学与人生的内在的结合。
（二）教学创新
“哲学与人生”课程教学要依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设计教学活动。
内容设计要跳出学科知识体系框架，为学生而设计，密切联系学生的实际，使教学内容精炼化、生活化和生动化。以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丰富教材资源，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感。
教学方法提倡讨论式、体验式教学。重视学生的体验，引导学生感受生活，感悟人生。
（三）“哲学与人生”教学的主要教学方法和基本环节
“哲学与人生”作为德育课应该是直通学生心灵的教育：应以生动案例内化于心；以多样形式体验于心；巧设情境感染于心。最终实现德育的终极目标：教会学生做人。
“哲学与人生”教学方法的选择，倡导启发式教学，采取合作探究、交流讨论、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例如，案例教学是以大量的来源真实的案例供给学生分析探讨。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沟通与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哲学与人生”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导入、理解分析、实践等教学的基本环节。
导入环节：案例+问题。选取案例导入或者情境设计导入，激发学生情趣，把学生融入其中、营造和谐氛围，理解尊重学生、营造语言情境，感染其心灵；精心设计问题，具有的提出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理解分析认环节：案例+体验。包括认知理解、问题分析和讨论。以案例理解基本观点，用基本观点分析案例，提出问题讨论，加深理解和掌握基本方法（应用）。
实践环节：活动+方法。设计学而思的活动，让学生体验思考、讨论探究，老师引出哲学观点和方法，进而分析人生中的实际问题，最后，教师归纳评价（我们应该怎样做）。体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使课堂充满生命力，实现了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结合。
参考文献：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5
关键词 计算构建哲学
1引言
计算学科的飞速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流方式。计算意味着什么？计算学科意味着什么？这些都成为哲学工作者和从事计算机研究、开发的人员必须面对的重大的元问题。建构计算学科根本问题的理论框架，形成计算学科的元理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当务之急。“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提出是在计算机日益成为人们生活重要组成部分时，从哲学的层面对计算机文化现象与计算学科的重新定位和反思。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提出的客观依据
2.1计算学科的发展要求从哲学高度对计算学科进行理论阐释
计算学科包括算法理论、分析、设计、效率、实现和应用的系统的研究。全部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能（有效地）自动进行，什么不能（有效地）自动进行，它来源于对数理逻辑、计算模型、算法理论、自动计算机器的研究，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计算学科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主要体现在三大层面：
（1）计算学科的应用层。它包括人工智能应用与系统，信息、管理与决策系统，移动计算、计算可视化、科学计算等计算机应用的各个方向。
（2）计算学科的专业基础层。它是为应用层提供技术和环境的一个层面，包括软件开发方法学、计算机网络与通信技术、程序设计科学、计算机体系结构和电子计算机系统基础。
（3）计算学科的基础层。它包括计算的数学理论、高等逻辑等内容。
还有支撑这三个层面的理工科基础科目，包括物理学（主要是电子技术科学）和基础数学（含离散数学）等。
从计算学科这一庞大知识体系中不难发现，它欠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支撑。计算学科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哲学层面对计算学科中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分析和评价。因而提出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就成为计算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2.2计算教育的现状催化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
aCm和ieee/CS是美国在计算教育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组织。在1989年aCm提交的《ComputingasaDiscipline》报告中，它不仅第一次规定了计算学科的定义，回答了计算学科中长期以来一直争论的一些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它为计算教育创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法”（anewwayofthinking），这种“新的思想方法”是对计算教育科学几十年来的概括和总结，也是美国aCm和ieee/CS联合发表的《ComputingCurricula1991》报告（简称CC91）以及《ComputingCurricula2001》报告（简称CC2001）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这种“新的思想方法”的实质就是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内容。
在国内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以aCm和ieee/CS的报告为依据进行分析研究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委员会和全国高等学校计算机教育研究会组织了“ComputingasaDiscipline”以及“CC91”的系列研讨活动，对CC2001进行跟踪研究，并分别推出中国“计算机学科教学计划1993”和《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教程2002》，提出和完善了具有哲学性质的核心概念的思想。
然而，所有这一切关于计算学科的研究还停留在计算学科方法论层面，没有进一步站在哲学的高度，从新的视角，实现计算机和哲学的有机结合。
3构建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现实意义
3.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发展
（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确立正确的思想原则，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及其方法论是在科学哲学和一般科学技术方法论的指导下建立的，它直接面对和服务于计算学科的认识过程，使人们对计算学科的认识逻辑化、程序化、理性化和具体化，它有助于我们在计算学科的研究中确立正确的思想原则，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从学科的核心概念、学科的形态、学科的根本问题、学科的方法等方面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计算学科的本质，提升对计算学科的认识，从而有助于计算学科的建设。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对培养计算专业人才也有重要作用。它可以提高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培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加速其成才。
3.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提供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和创新方法
（1）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代表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计算方法、概念、工具和技术已经开发出来了，而且在许多哲学领域得到了应用，这才是它的迷人之所在。再就是以模型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计算方法论等以阐释科学知识的方法论为目的的领域；最后还有成为当今社会的“显学”的计算伦理学、人工伦理学等哲学问题。
（2）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能为哲学话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方法
计算正在改变着哲学家理解那些哲学基础和概念的方式，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也为哲学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观念，为哲学探究准备新颖的主题、方法和模式提供新的哲学范式，为传统的哲学活动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4构建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
4.1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定义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是个很古老的话题，但在思想史上，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却是非常晚的事。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是从哲学高度对计算学科的重要问题、根本问题进行理论分析、阐释和评价的。它像数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元理论方法。它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功能。因而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可以定义为批判性研究的哲学领域，它涉及到计算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以及对计算学科方法论的提炼和应用，目的是为计算学科的概念基础提供系统论证，从而建立新的理论框架。
4.2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基本框架
它包括四个层次和七大方面。
（1）四个层次
①寻求统一计算理论，是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研究纲领的“硬核”。其基本问题就是对计算本质进行反思；同时对计算学科的发展和应用进行分析、解释和评价，重点关注计算学科发展的未来走向。
②创新。其主要目的是为各种计算理论提供哲学方法。创新是计算学科中的哲学最具特色的，也是使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得以在哲学殿堂确立地位的关键所在。
③体系。利用计算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
④方法论。这一目标属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它以创新为基础，对计算学科及其相关学科中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为其提供元理论分析框架。
（2）七大方面
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除四大层次外，还应包括以下七大方面。
①计算学科的本质探讨。包括：计算是不是一门学科？学科的本质是什么，学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核心是什么？等等。
②计算学科的思维方式。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基本上是模拟人类大脑解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分析人类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以及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类是如何进行思维活动的。
③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和未来走向。基本问题是反映计算学科本质的，能对计算学科各分支领域中的核心问题所具有的共性进行高度概括。重大问题是计算学科中的重要的理论模型的瓶颈问题及其未来走向。
④计算学科的创新及其素质要求。计算学科的创新，就是要围绕计算学科的基本问题、重大问题、走向问题、热点问题以及阻障问题进行理性分析、深入探讨和哲学评价，以期推动计算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就提出对从事计算职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的研究。
⑤计算学科的方法论分析。计算学科方法论是关于计算领域认识和实践过程中的一般方法的含义、性质、特点、内在联系和变化发展的系统研究。
⑥计算学科的价值原则、伦理原则。价值原则和伦理原则是指对从事计算职业的人员的价值观要求以及道德规范的研究。
⑦计算学科重大成果的哲学分析。如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哲学问题，语言与知识、信息与内容、形式语言和超文本理论的哲学问题等。
5小结
计算学科中哲学问题的重点是计算学科的本质探讨，如寻求统一的计算理论，对计算本质的理论反思等。计算学科中的哲学问题的难点是创新，是利用计算的概念、方法、工具和技术来对传统和新的问题进行建模、阐释和提供解决方案，为上述创新目标的各个分支提炼理论分析框架以及计算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哲学分析等。（本文获“2005年全国青年教师计算机教育优秀论文评比”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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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6
哲学学科的研究领域较为广泛，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等具体门类和分支；哲学学科所研究的问题也较为复杂，有的是一般的哲学问题，有的是各哲学门类或分支的特有问题，还有的是哲学不同分支之间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门类因交叉而出现的问题。因此，通过cssci收录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通过分类处理、具体分析来考察学科研究的热点，是一个较为客观的方法。本文通过分析2005－2006年度cssci哲学论文关键词标引数据，对2005－2006年的哲学热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哲学门类；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道德哲学。希望通过这样的分类处理，既把握哲学学科的基本热点和研究趋势，也能够说明各哲学门类和分支的具体热点与趋势。
2005－2006年cssci共收录哲学论文8278篇，这些论文所标引的关键词有16000多个，其中被标引15次以上的有160个左右。下面分类对这些标引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加以分析，了解2005－2006年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
一、哲学门类关键词分析
根据我们对哲学研究成果的观察和了解，哲学论文中如果直接标引哲学或哲学各门类的名称为关键词，则所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大多与学科或各门类的自我描述、反思或建设有关，即便是具体人物、流派或问题的研究，也与上述内容有密切的联系。如表1中被标引的哲学(60次)、哲学研究(22次)、哲学观(18次)，显然都是学科相关问题的标示。
分析表1中的关键词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是哲学研究的重心。
如果合并马克思主义哲学(324次)、马克思主义(133次)、马克思(132次)、马克思哲学(87次)、西方马克思主义(33次)等高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量，可以看到，在2005－2006年间哲学研究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的关键词标引数达到577次。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如果合并中国哲学(112次)、中国哲学史(33次)和中国古代哲学(15次)，与中国哲学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达到了160次，排名第二，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是由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的规模决定的。但就中国哲学自身来说，学科的自我反思和建设显然也有较高的热度。如果将科学哲学(83次)、技术哲学(54次)和工程哲学(20)这些通常视为科学技术哲学的关键词相加，其标引数为157次。与西方哲学相关的关键词标引数，如西方哲学(61次)和西方哲学史(15次)，共76次。这表明科学技术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科反思和建设也有一定的热度。
分析表1还可以看到，一些具体分支和方向是2005-2006年的研究热点，如政治哲学、实践哲学、道德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特别是政治哲学、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通过关键词的标引数来看，2006年比2005年有大幅度提升，增热趋势明显。
二、哲学基本问题关键词分析
哲学作为一个形态较为成熟的人文学科，学科研究所围绕的核心问题通常包括一些历久弥新的“老问题”。同时，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致思于一些“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在新的理论和实践境遇中出现的，需要展开新的探索。
表2给出了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有关“哲学基本问题”的标引关键词。
通过分析表2可以看到。一些哲学学科中的基本问题，如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辩证法、方法论、自由、存在论等，仍是哲学研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一定是专门进行的，往往更多地是在具体研究中加以涉及。另外一方面，一些现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凸现的“新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如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生活世界、人类中心主义、真理、主体间性等，作为关键词的标引数排列较前，且基本上呈上升趋势，成为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对象。特别是现代性、后现代问题的讨论，显然成为热点。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3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3，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我们注意到，一些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理论问题也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荣辱观也成为重点的关键词或标引数上升幅度较快的关键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除马克思之外，关于恩格斯的研究也有增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研究中，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也是重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持续关注。
四、中国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4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中国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4，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自我描述、反思和建设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哲学学派的研究看，先秦儒道哲学、周易哲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等仍是研究的重点。从研究的重点人物看。先秦的孔子、老子、孟子、荀子，汉代的董仲舒，宋明理学家中的朱熹，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以及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牟宗三等，是研究所关注的对象。就哲学问题而言，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生境界等中国哲学所蕴含的独特问题，仍有广泛的理论效应。此外，关于中国文化、民族精神的思考，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五、西方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5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西方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5，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是研究的重点。此外，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研究热度有较大上升。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德里达等是研究的重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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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分析
表6给出了2005－2006年cssci哲学论文所标引的科学技术哲学关键词的统计情况。
根据表6，有关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描述与思考，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的重点，虽然相关描述
与思考更多地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就问题而言，对科学的反思以及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创新、技术理性等，是研究领域所关注的重要对象，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关键词的标引数也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上升。
七、道德哲学关键词分析
cssci在哲学特别是道德哲学的考察中，将伦理学的内容也纳入其中，因此设计了表7，对2005－2006年哲学论文中道德哲学方向(包括伦理学)标引关键词加以统计并作分析。
根据表7可以看到，与道德哲学自我描述相关的关键词道德(60次)、道德哲学(38次)有较高的标引频次，说明相关问题是讨论的热点。在道德哲学的理论方面，如价值观、道德规范、道德价值、人性、人性论、德性等，这些问题是道德哲学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在有关道德的具体实践领域，也有相应的理论思考，如道德建设、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等，成为研究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关键词标引出现于2006年，并达到27次。显然这与由国家所主导的道德建设活动密切相关。
根据表7，“伦理学”作为关键词标引频次达到71次，说明伦理学领域的自我描述是一个重点。伦理学领域的热点还体现在具体的伦理学方向和分支的研究。在中国学者这里，除了传统的儒家伦理受到重视之外，当代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应用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受到重视并成为热点。
八、结语
本文就哲学研究的自我描述、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对哲学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有了客观的了解和把握。下面通过关键词标引频次的升降趋势对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和说明。
笔者注意到，有些关键词的标引频次有显著增长，说明相关的研究处于上升态势，学者较为关注，研究正在加强。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描述。是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引频次的显著上升得到印证。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作为关键词的标引频次也有迅速上升。语言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8次，2006年则被标引30次；分析哲学在2005年被标引5次，2006年则被标引21次。这说明。在2005－2006年间，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为中心的研究显著增强。
在哲学问题的研究领域中，除了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实践等传统问题受到关注外，一些与当论发展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新问题也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其增长的趋势明显。如现代性与后现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问题。
就哲学各学科门类自身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领域中的天人关系研究以及孟子研究，西方哲学中与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相关的学派和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中的技术哲学(如技术创新和技术理性)研究，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生态伦理和经济伦理研究等，增长趋势明显。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7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色色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色色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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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8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 哲学问题 民族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5―0020―07
一
一个“问题”的提出，在逻辑上至少有三个本然性要求：其一，它必须以相应的理论预设为前提；其二，它必须具备逻辑上的直接周延性；其三，在问题的预设中，已经有了几个尚不明确、有待确定的内容，这实际上是说在哲学问题的提出时，已经预设了自己的答案域。它的逻辑式为：
有问题a，
所以有关于a的求解方式a1，a2，a3，…，an。
{a1，a2，a3…，an}即是a的答案域。
哲学的问题提出，同样有着逻辑本然性的意义。新的哲学语境下，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前提或理论预设，来自于历史和现实中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认识所形成的两点逻辑共识：
第一，马克思哲学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中的一部分，但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却是现代中国哲学一个最重要的内容。(预设1)
第二，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不经“中国化”的哲学是无效的哲学。尽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传播、普及的历史，但时至今日，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并没有真正构成中国人的思想理念和生活理念，我们还远未“完成”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预设2)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给出了自己的理论预设，并且用当代中国哲学的方式，表达了这种预设的逻辑语序。
在预设1中，给出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肯定判断。预设2却可以引申出与这～判断相悖的一组命题：
“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
“非马克思哲学的哲学中国化”
“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
如果把预设1中所给出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记作“Sap”(a型判断)的话，那么由预设2所引导出的三个命题均为“Sep”(e型判断)的理论表达式。a判断的意义存在于对e判断的否定，而这种否定将通过“Sep”的肯定形式来完成。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中，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的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化三种形式或三种理论趋向，偏离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预设方式，才使“问题”在“不满意”的过程中凸显自身的价值。它必须通过对这三种形式的否定，即通过对“Sep”的理论倾诉，完成命题的完整表达。于是，在这种理论预设中，凡是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讨论引向马克思哲学非中国化、非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或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去向，都是“问题”本身所不能允许的。
逻辑本然性的第二个含义是问题的周延性。作为“哲学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要表达的不仅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切”，而且还要力图表达我们“可能知道的一切”。在“已经知”和“可能知”的关联中，显现了“问题”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周延性。
如果“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仅仅是中国马克思哲学学科的一个问题，那么，它还构不成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曾经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视阈内所有哲学问题阐释的根基，并且由此规定了诸如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和终极目的。因此，作为“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学科，而且是中国当代的全部哲学。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独特地位，它的“中国化”反思，就一定要突破原有哲学体系形形的束缚，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释放思想的能量，展开新的想象。它将在当代中国哲学在生活基础、思想主题、问题意识、致思思路、表述风格等方面，以自己鲜明的民族风格来体现中国哲学的当代水平。在“可能知”的理论探求中，它所着眼的不是“可能知”的个别或局部，而是它的全体。作为哲学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是以直接性的形式体现问题的周延，而是在一个“共同的前提”的揭示下，包含着问题的周延。这个共同前提就是中华民族自身哲学的历史承当，它的逻辑语序方式远非传统哲学所能包容得了，更非能够通过教科书哲学的形式所能书写的。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设定，最复杂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它的“答案域”了。按照逻辑学的要求，“问题”的提出意味着答案的锁定：问题域决定了答案域，问题的答案必须框限在答案域中以保持自身逻辑的同一性，它不仅在答案域中给出答案的被选方案，而且给出了选择方案的逻辑路径和逻辑手法。因此，逻辑的问题答案域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区域，它的答案在更多情况下是问题的进一步展开，也就是说，它的答案之可能性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现代哲学问题的设置，显然不满意这种逻辑要求。康德已经通过自己的哲学路径反叛了逻辑学的这个要求。在认识何以可能的追问中，它把知识的含义作了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划分，从而在颠覆了传统知识框架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化界的方式。得出认识既是可以完成的，又是不可以完成的结论。显然，在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提出时，并没有包含着这个结论，而由这个问题推出的终极结论，却不仅仅是认识或知识何以可能，而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哲学的“思”改变了逻辑的“视”。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说哲学问题的“明晰性”或“清晰度”，不表现在“答案域”的明确规定上；二是说哲学问题能否成立，不在于同一性要求下的逻辑自洽。而有可能在于打破问题的同一性之后所引发的新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当代研讨中，希望以明确的“答案域”规定问题指向的不乏其人。这种理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必须是……”，如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必须是民族化”、“必须是现代化”、“必须是全球化”等等。这种明显带有“”遗风的语句中，除去给出了一些空洞乏味的口号之外，没有任何有助于问题展开和解决意义上的实际内容。在这种语句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不可能构成“哲学问题”，它充其量是以蹩脚的方式重复了为现代哲学所蔑视的陈词。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问题。是由于它在不确定的答案域中给出了种种应然性的可能，而关于这种可能的寻觅与确定所展开的内容。会远远超出问题的直接范围。因此，作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消解自身的“问题”，从而把中国哲学和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能力，引向一个更高的领域。
二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逻辑元素的添加，还不足以说明它如何构成中国当代的哲学问题。逻辑上的本然性在现实中所以能够表现为一种应然，一定有着构成应然的新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来自于关于这个问题历史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语义内容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而作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恰恰是在对原初语义的消解中，构成时代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传统路径是由经验而先验的过程。关于“自由”与“解放”的经验性想象。是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出场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魅力来自于它自身世界哲学的特质。更来自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实践。经验的想象构造了经验的解释原则，它使“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获得了这样的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树立马克思哲学指导思想的权威，又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根据，从而实现思想武器对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当马克思哲学的语境随着中国革命成功而发生变化时，这种经验的解释原则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就只能作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种解释方法或手段，而不是“原则”了。新的哲学语境为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华民族带来新的渴望，这种渴望激发了哲学的先验想象力。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释放中，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的先验原则，成为中国哲学新的解释原则。在这个原则下，马克思哲学以其“普适性真理”的形式。改变了“实事求是”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命题中的“是”之内涵，从而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方向，锁定在终极真理目标上。
由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关于这一问题的两个历史含义：在经验原则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含义是“把马克思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先验原则中，这个问题的含义则是“如何把作为绝对真理的马克思哲学，化为中国人的终极真理”。
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逻辑链接是知识论的哲学语句。知识论的终极解说设置了以知识论为根基的哲学的宿命，也为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终极走向铺设了一个无法超越的目标。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先验企及演化成现实中带有准宗教意味的“中国马克思哲学”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永远地休止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想象力。铺叙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真实历史。这段历史起始于一个民族的真诚渴望。但却在十年的思想窒息中戛然而止。神化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不仅以神坛的光晕取代了真理的内容，而且也在形形的造神运动中，窒息了渴求真理的欲望，封闭了真理求索的方式。它在导演了社会和民族整体灾难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走向死亡。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有过历史上的辉煌，也经历过一个民族的惨痛。它的重新提出，决不是要单纯地捡拾一个历史的话题，更不是要在重述历史的过程中回到历史中去。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能够成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一定有着它的根据。而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以哲学的智慧和哲学的勇气找到这个根据，进而在当代哲学的土壤上，挖掘这个问题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成为中国当代哲学问题的第一个根据，来自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
先验原则所构架的目标是虚幻的，但这种虚幻的目标却有着一个真实的背景。无论怎样评价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普及运动及其意义，我们都必须承认，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在马克思哲学的熏陶下开始认知“哲学”的。对于一个不可能具备西方哲学传统的民族来说，接受“哲学”这样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是极为困难的。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的传人，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内容，也使这种文化在现代化的入口处，找到了一种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新生的可能。在所引进的“哲学”话语体系中，由于马克思哲学的传人及传播，我们获得了一个梳理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时代根据，并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和时代对接、因而可以和世界对接的话语平台。它使我们站在世界的角度上审视自身的行为，成为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不仅激发了传统文化的思想活力，而且预示着一个民族最终将在人类利益的整体目标规定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利益和自身存在的价值。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这种感召，是通过马克思哲学的引进、宣传、普及和深化过程，逐渐得以体现和完成的。
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理解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不是由于马克思哲学在当下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也不是由于在过去的岁月里它所获得的被给予的尊严，而是由于中国当代哲学的“源头”，几乎完全可以指向马克思哲学这一理论本身。关于“源头”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与水平，直接影响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整体水平。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工作者，大多是由“马克思哲学”而走进哲学的。尽管在今天的哲学研究中已经产生了许多哲学的“流派”和“分支”，但是在流派的主张或分支问题的研讨中，均可以时刻感受到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的影响，感受到马克思的一些基本结论对这些研究的指导和支配作用。同样，尽管马克思哲学并没有在“中国化”的历史性努力中真正成为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理念和价值理念，但近百年的努力结果，却的确使马克思哲学化为一种理论研究中的民族情结和话语共识，它使中国的所有理论研究和问题研究，都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着为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指导。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哲学挥之不去的情感依恋，已经成为哲学领域的精神支柱，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设想，离开了马克思哲学，我们的哲学还有什么。
当哲学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这种民族情感时，它所能够深刻感受到的是，这种来自于传统批判、宣称“要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哲学，已经变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是在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支撑这个传统的，不是关于马克思哲学认识所获得的结论，而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原则。把马克思哲学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对这个“传统”的反思，而这种反思，将会把哲学的目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全部问题。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第二个根据，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催生了一个哲学新生的时代语境。在这个语境中，首先受到质疑的是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当教科书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以后，哲学研究领域中，终于出现了以“各抒己见”为思想差异表达方式的状况。但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学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论研究者不自觉的理论前提，因此在所“抒”之“己见”中，总是在千流归宗的趋势下“回归”到各自所理解的“马克思哲学”中去。高清海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旧的思想不被打破，就不会产生新的思想，而新思想又一定是在旧思想中产生。“思想成了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让思想走出思想，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中国当代哲学的生命力的象征，就在于能否走出这个悖论。当历史上形成的理论共识仍然成为“共识”的情况下，不同观点或由这些观点所形成
的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对“流派”与“分支”之间之“异”的过分追究，就显得有些轻浮和滑稽，因为，无论其间“异”在哪里、“异”有多少，最终的“同”却一定会在为中国人认可的“马克思哲学”这样一把唯一尺子下，丈量出各自的长短。既然是同在屋檐下。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天高任鸟飞了，同根相生、相煎何急的传统，将最终使任何争论都会失去自身的意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理论界力图走出“教科书哲学”所遇到的重重阻碍，时至今日，这种“改革”仍然面临着如何走出困境的巨大考验。显然，虽然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共识”，已经无法得到现代哲学的认可，但“解构”这种共识的工作，却同样需要在以承认共识存在的客观性前提下，寻找破斥这种共识的思想路径。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时代的哲学问题，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们知道，以教科书哲学为主题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社会共识”，是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形成的。那么。关于这种“共识”在当代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谋求、反思或追问，也就必然地把历史上所形成的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认识。当作中国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象，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哲学所形成的“社会共识”的哲学追问，必然会以这种“共识”的原初内涵为追问内容。这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问题的第三个根据。
在哲学的经验语境中，“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最为典型的表述，就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当代哲学语境中，首先是“结合”的两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已经走过了它原初的素朴阶段；另方面，中国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更是与革命或建国初期的“实际”有着本质的差别。于是，新的理论认识与新的实际内容，能否依照旧有模式“结合”起来，就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个实践问题。在经验语境中所形成的“结合”理论，能否在现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哲学诠释，关系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哲学能否重新获得生命力的问题。与此相关联的，时代对如何解决这种“结合”问题的回答是，通过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普及运动，使理论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以此来实现理论与实践(实际)的结合。这种结合方式既是中国革命取得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保证，又是导引理论最终屈从于实践而走向教条、扼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在当代的哲学语境中，伴随着时代对哲学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关于“结合论”的反思，就不仅是具有哲学学科意义的问题，而且是具有整个时代的思想意义和文化意义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是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内涵的第二重表述。先验想象力中。马克思哲学被认作是具有普适性的绝对真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努力方向，不再是怎样把这种真理移植到中国，而是怎样树立已经存在于中国的这种真理的绝对权威性。当哲学被认作中国的马克思哲学之后，关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权威的认定，就直接表现为对哲学权威性的确认和依从。于是，在先验想象力的极限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走向了它的逻辑终点。“逻辑终点”意味着它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内涵，又把自身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视域中。尽管历史已经从那个时代走出，但这个“逻辑终点”却构成了中国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情结”，一个有碍于自身发展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来加以反思，实际上是真正地秉承哲学、尤其是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在哲学意义上消解了任何终极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内涵，就不可能再沦落为对某种理论权威的维护，它必须在新的哲学语境中，给出中国当代哲学自身的问题。也许只有在这基点上，才能使中国当代哲学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得以展开。
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问题的“根据”中。已经消解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原初语义。消解不完全是对原有问题的颠覆，它同时还包含着在当代哲学话语系统中，对已有问题能否或如何重新诠释的问题。也许正是由于这种解构方式才赋予了问题的新意义。借用德里达的话说。正是在这种意义的现代性垦殖、播撒和延异中，中国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以独立存在的方式显现自身存在价值的可能。
三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现实根据，已经使这个问题在历史中所给予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消解这个问题历史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这个问题全新的时代含义。
从问题的提出方式来说，它的出发点不再是如何解决中国现实的经验问题，而是中国哲学在走向现代哲学的旅途中，如何承当民族的历史责任问题。经历了“”造神运动的灾难之后，中国哲学在对自身的反思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哲学及马克思哲学引进中国，带给我们的应当是更多的学术自由而不是限制和障碍，应当是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取代或终结这个传统。因此，关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化”和“化成什么”的问题，而是“为什么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而不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问题。两种提问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当作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而后者恰恰是把这个“道理”当作一个“问题”：其一，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经验语境已经不复存在的前提下，支撑这种哲学作为中国哲学“指导思想”地位的理由是什么?其二，当我们对刚刚经历过的“中国哲学‘马克思化”’这一历史碎片还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能否在对这段历史的批判中，获得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准生证?其三，“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结束语，还是它的开篇?显然，在这种提问方式中，关于马克思哲学合法地位的经验与先验解释，已经难以支撑这个问题的现实追问，曾经被认为“不证自明”或神圣不可冒犯的理论前提。受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时代审视。这种提问方式不再把民族的经验想象和先验想象作为问题释放的唯一通道，因而也悬置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历程中的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它不仅要以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为反思的对象，而且更要以这段历史所形成的“思想”为对象。
随着问题提出方式的改变，“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内容也必然发生变化。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中，这一问题的焦点始终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这种“结合”记载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历史中坎坷的故事，它铸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也演绎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当我们终于把这段历史当作“故事”来叙说时，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便被烘托出来。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要回答的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和主体性问题，这是现代哲学在鞭挞历史和现实中所获得的新的理论要求，同时也是在以思想为对象的反思过程中，所提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问题。我们曾在民族性的本能中。以自觉的形式守护着民族主体性，并且由此获得了以民族之“体”“结合”马克思之“用”的宝贵经验，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化”的道路中实现了世界哲学的价值，并由此获得
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造神运动为这个民族所带来的种种灾难，其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体性的自我摈弃。因此，当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终于以一个“哲学问题”的面目而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主张呈现在中国当代哲学面前时，为历史层层包裹的“主体性”，终于以极其深刻而又极其尖锐的形式，迫使中国当代哲学对其作出解释，并以这种解释来应答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中的“主体性”问题，决不是“以谁为主”的经验层面问题。众所周知，主体或主体性问题曾是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反思，当然不是要重复西方哲学的发展理路，但是它需要把西方哲学、尤其是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终结”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历史所走过的路来加以考量。在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现代语境中，“主体与主体性”的追问一方面体现着中国当代哲学对自身存在理论载体的反思，另方面又凝聚着以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中，以民族形式为主体的中国人，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不同，而且它已经通过自身的努力，走出了历史上赖以生存的民族思想疆域，将本民族思想与其他民族思想的对接或对话，作为本民族思想进一步丰富的重要方式。那么，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所溶涵的问题，就不仅仅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还有作为“世界哲学”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哲学，当代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之复杂关系。这种关系的哲学认知，实际上要完成的是对民族主体性的现代认知。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将不仅要以民族主体性作为最基本的内容，而且要把这种主体性的悟觉。作为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基本原则。
一个新的哲学视窗奠定了一个全新的哲学理论范式。如果用托马斯・库恩的理论来解释的话，“范式”的意义当然存在于它所给出的核心概念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但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旧有范式无法限定、因而无法包容的新的问题空间。这个空间中所涵盖的问题和它所次生出来的众多问题，足以吸引其后时代的思想为之激动，为之求索。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哲学都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时代的哲学问题提出时，我们的直接目的不是如何“发展”马克思哲学。而是在马克思哲学和人类哲学思想史所提供的全部给养中，创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
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方向，标志着涵盖哲学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的觉醒。“中国文化觉醒”的内涵是如何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中国的问题，探求中国的道路，这一切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同样服从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现实中国来说，任何一种“有效”的哲学或文化。都必须经历“中国化”的历程来确立其合法地位。由此而得以明晰的主体性原则，表明了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和其他外来哲学的基本立场。当代中国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哲学，不再是囿于特定时空中的历史理论，而是在现实中经过中国人的实践咀嚼、夯实完善、发展创新的新理论。马克思所开辟的学理至思之路，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合法性根据的理论承担。它的理论命运和中国人的生存命运有着极为重大的内在关联。这种关联的历史需要反思，当代中国哲学不可能摈弃马克思哲学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它有着自己的生活基础，自己的问题意识，自己的致思思路，自己的表述方式。这些鲜明的主体性在历史上曾经被遮蔽过，在今天文化觉醒的时代背景中。应当作为时代的特征。因而也应当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特征而凸显出来。
问题的提出方式和相应内容的根本性变化。同样消解了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通俗化”、“大众化”的马克思哲学普及方式，曾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唯一手段，如果用批判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这种手段的最大问题是它淡化甚至抹杀了哲学思想家存在的价值。从而使哲学成为“群众”的附庸。哲学总是要从历史走进现实的。现实哲学所构架的理论平台中确立自身解释原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普及哲学”中教育群众，而且是为了摄取时代精神的精华以引领时展。因此它不需要以来自生活的自发的解释原则为依据，更不需要以哲学对生活原则的附庸作为自身原则的出发点。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普及性的大众哲学与专业性的哲学研究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如果坚持大众哲学的方针，那么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的有效性就依然存在。历史表明，哲学可能使生活的理念得以提纯或升华，但它不可能代替现实的生活理念。这就像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尊重科学的世界里，但实际上如果严格按照科学规定去生活的话，那么恐怕我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在哲学史中。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只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段落，而生活中，对经验的尊崇和先验的期盼则是一种永恒。高清海先生说，“哲学面对的虽是人类、自然、世界的大对象，哲学思维却是属于个体的生命活动，哲学理论也只能有哲学家个人去创造。”因此，哲学能不能在通俗化、民族化的过程中完成大众意义上的普及，如何能在不失去哲学自身深刻性的前提下对哲学进行通俗化整理，又能否通过有效的机制保证这种通俗不至于沦为庸俗，成为我们重新反思历史上的马克思哲学普及运动，进而反思中国当代哲学的基本载体的重要问题。
哲学离开了“问题”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当中国当代哲学把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作为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时，意味着哲学已经在超越自身的涌动中，回归到哲学的时代主题上来。在这个主题上，审视并不断揭示着马克思哲学中国化问题的丰富内涵，以期实现一个在民族主体性的反思中获得身份标识的哲学形态，也许是中国当代哲学完成自身理论地基时代性清理工作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参考文献]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9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o－0；a8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01－09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他们既关注唯物主义哲学自身的演进与变革，又非常关注人类总体哲学思维范式的历史性演进和时代性变革。他们既关注“哲学特殊”，又关注“哲学一般”。“哲学一般”，就是所谓“哲学观”，即“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做什么”。对此“问题”，恩格斯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恩格斯的哲学观的集中表达，体现在他晚年的代表性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上。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撰写的一部“哲学总论”；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著作，又是一部展示唯物史观的“完成态”的著作，同时还是一部对时代哲学作总体性回顾与展望的经典文献。我们有必要从这种总体性的高度，从研究恩格斯的哲学观人手，对《费尔巴哈论》作新的解读。
贯穿于《费尔巴哈论》全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和由此而引申出的新哲学观：哲学既不是专门研究“存在”规律、也不是专门研究“思维”规律的具体科学，而是在概括总结具体科学的成果的基础上整体性回答、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学说。哲学以一般世界观方法论的性质、功能与具体科学相区别又相联系。哲学本身，无论是共时态还是历时态，又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人类哲学思维总体范式及其演变(从“知识总汇”的旧形态向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新形态的转变)，以及在这种总体范式框架下的哲学具体流派及其演变(唯物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形而上学、辩证法等)。提出新的哲学观，概括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演进规律与过程，进而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一般与哲学特殊的关系，批判分析哲学的具体形态，昭示哲学变革的出路与方向。这些，正是《费尔巴哈论》的时代高度和鲜明特色。
一、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与新哲学观
《费尔巴哈论》以十分肯定的、明确的语言，在哲学史上首次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很明显，这里讲的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要从“完全的意义上”去理解。
(一)从“完全的意义”上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个“问题”包括的实际内容有哪些?这就是“问题域”。恩格斯对这一“问题域”的概括相当明确。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思维、精神的来源问题，精神和自然界哪一个是本原的；第二方面，思维的能力、可靠性问题，即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否相信人类有能力认识外部世界、有能力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这是一切哲学家、所有哲学派别都必须回答、都不能回避的问题。
那么，人们能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问题域”作进一步的理解和解释呢?我们认为，列宁就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直接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并据此引出了“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第一，“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第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仅仅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第三，“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这三个结论，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的一次概括。把这种概括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那么，“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内涵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思维、精神和自然界、现实世界何者是本原的；第二方面，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第三方面，怎样达到、怎样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思维和它所反映的存在的符合、一致、协调)。这三个方面就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的“完全的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完全的意义”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答，首先是唯物主义的回答，即坚持一般唯物主义的传统的、正确的立场。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新唯物主义”，它又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在坚持唯物主义的“一般立场”的前提下，新唯物主义在“完全的意义”上即从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的“=三个方面”，科学地回答、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上面所引述的列宁作出的“三个重要的认识论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完全的意义”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首先，诉诸实践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论》诉诸实践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诉诸实践去批驳那些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种种不可知论。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承认人的认识可以具有真理性(思维与存在的相符合、相一致)，而人们只有通过实践即“现实的人”的活动来证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列宁正是从实践对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意义的角度，作出了关于“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重要结论的。列宁这里指的是“广义认识论”，即“哲学一般”。列宁还进一步从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个方面的内容来说明实践观点的重要性：首先，实践是证实我们感性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标准；其次，实践是证实和检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客观标准；再次，人类的认识是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的，人类通过社会实践不断地达到和实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其次，诉诸唯物辩证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十分重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辩
证法，并作过相当深刻的论述。他在批评黑格尔的“用头立地”的辩证法时指出：“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离开唯物辩证法，是不可能“在完全的意义”上理解和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新概念，并且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内涵的准确解释：“遵循同一些规律”和“必须彼此一致”。这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本能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过去的哲学是怎么研究这个前提的呢?
“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其本质上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我们必须从唯物主义的“内容”和辩证法的“形式”两个方面去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须从这二者的结合上去解决哲学基本问题。
再次，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从自然领域“前进到”社会历史领域。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全的意义”上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由于找到了正确的出发点和前提(现实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因而提出并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列宁指出：“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至多也只是存在的近似正确的(恰当的、十分确切的)反映。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丢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正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来说明“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以现实的人、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为出发点，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哲学基本问题在适用范围上便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
(三)从哲学观的高度进一步把握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完全的意义”，不仅在于如前所述的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内涵的全面解释、新唯物主义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全面解决，而且还在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本身所昭示的新哲学观，即关于哲学的性质与功能的新解释范式，关于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时代转换的方向与途径。
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识别和划清不同哲学流派的最高的根本的标准，有利于厘清哲学流派纷争的实质、根源及其路向，因而有利于更加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可知论，克服唯心主义和形形的不可知论，使人们沿着正确的认识路线满怀信心地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发展真理。哲学基本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标准，使哲学路线之争简化、明晰，展现了战斗唯物主义的风格。这一点，人们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说明。但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意义、价值，似乎不能停留在这么一种简单“解释”的层面之上，不能仅仅局限于“划成分、分派别”的最高标准这种狭隘的角度。我们需要有更广的视野。
首先，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提出，明确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解决了“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做什么”的重大问题。在古代形态、近代形态中，哲学是包容一切“形而上”、“形而下”的知识的“百科全书”，它既研究“思维”，又研究“存在”，还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初期，它不能不这样。随着人类思维的发展，从不同领域分别研究、说明“思维”或“存在”的科学门类陆续形成，陆续从旧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这就发生了哲学(旧哲学)同科学之间的矛盾：实证科学已经同哲学(旧哲学)分离，但哲学仍然要凌驾于实证科学之上并且仍然企图包容一切实证科学，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固守旧模式。这样，人们不得不反思“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恩格斯明确提出并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既不是专门研究“思维”的规律(这方面的任务是由逻辑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等思维科学分别承担的)，也不是专门研究“存在”的具体规律(这方面的任务分别归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不是提供包容思维和存在的一切领域的“知识总汇”式的“绝对真理”。哲学的对象和任务，是在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意义上，从总体上研究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探索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共同的“一般规律”。《费尔巴哈论》明确表述了这种新哲学观。恩格斯指出：新哲学应当引导人们“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辩证法可以“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哲学应当研究思维和存在的共同的一般的运动规律，而不是代替具体科学去研究个别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哲学不能“越俎代庖”、“包打天下”：哲学应当研究和提供的，是正确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样，也就进一步明确了哲学同科学的关系问题。就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而言，哲学不能代替、包办具体科学，去研究个别的特殊领域的具体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实证科学”)：但是哲学也是研究规律的，它研究如前所说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规律，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又是“科学”(或叫“一般科学”)。哲学在总体上提供“一般规律”的认识和“元世界观”、“元方法论”的指导。
其次，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向我们指明了人类哲学思维演进及其时代变革的路径和方向。如前所述，在近代，由于科学的发展，由于实证科学与传统旧哲学形态的不相容性，哲学必须变革，必须经历形态的蜕变，才能适应新时代。但是，旧哲学形态的思维范式还牢牢地禁锢着哲学家的头脑，连黑格尔这样伟大的辩证哲学家也未能走出旧哲学形态的迷宫，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黑格尔要构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并且由他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黑格尔构造起来的哲学体系，就是“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范式的体系。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思想，事实上已经昭示了新哲学形态的雏形，已经指出了哲学变革的出路，但他没有自觉到这一点。“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
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如前所述，恩格斯则明确地提出并在“完全的意义”上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规定了哲学应当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以及用唯物的、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观点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新思路，因而也就自觉地指出了“哲学一般”走出旧体系的“迷宫”的道路，指出了唯物主义哲学的“特殊”在新时代的发展前进的出路――从旧唯物主义转变到新唯物主义。
二、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矛盾”及其“终结”问题
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直接意图之一，就是通过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总结性的分析，完成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总体性批判：从新哲学观的高度，从“哲学一般”与“哲学特殊”的统一上揭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同时又通过对这种“内在矛盾”的分析进一步阐释新哲学观，指出哲学的时代变革的路径与方向。
(一)对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该如何理解、评说
《费尔巴哈论》十分明确地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黑格尔哲学的“革命的方面”，这个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黑格尔并没有从他的辩证法得出革命的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黑格尔“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在此前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恩格斯已经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既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又是一个被自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而这是同他的辩证法，“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
通过以上的引证，可以了解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的实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这一点相当明确。那么，黑格尔哲学的“体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二重性的体系：第一，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体系，“唯心主义的装饰”，而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表现为唯心主义的三段论式的强制性结构；第二，这是一个“按照传统的要求”构建起来的旧哲学形态的体系，是被黑格尔自封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知识体系”，是“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因而是“过分茂密的保守的”体系。这种二重性的“体系”，即唯心主义的强制性结构的体系和旧哲学形态的过分保守的体系，当然同它的革命的辩证的“方法”发生尖锐的矛盾，这是那个时代条件下人们的哲学思维不可能克服的“内在矛盾”。当然，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证和分析的，这种“内在矛盾”既说明了哲学变革的必然性，也昭示了哲学变革的路径和方向。
(二)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该如何理解、评说
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杰出代表者，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终结者。同黑格尔相类似，他也以自己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昭示着哲学革命的到来。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矛盾。费尔巴哈“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费尔巴哈打算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历史、解释社会，但他无法找到从他所憎恶的抽象王国(即唯心主义)迈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在于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在于他离开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去观察人及人类社会。
第二，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内容”和“形式”的矛盾。费尔巴哈只关注唯物主义的“内容”，而忽视辩证法的“形式”。他对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都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他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的框架内。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费尔巴哈在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一人类理论思维的前提时，他坚守的是唯物主义的“内容”和形而上学的“形式”；它的唯物主义的“内容”同辩证法的“形式”是相脱离的，故而“内容”也是贫乏的、片面的、并不完全真实的。
第三，费尔巴哈哲学的“体系”仍然是旧哲学形态的“体系”。在这一点上，费尔巴哈同黑格尔是一样的，也没有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没有摆脱旧哲学范式的“传统的要求”。“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费尔巴哈仍然要构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的体系，他的这种传统的“哲学观”同唯物主义的发展方向是相矛盾的、相背离的。
(三)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真实的具体含义如何理解与评说
从恩格斯这部著作的书名来理解，顾名思义，是要研究、说明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问题的。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性的哲学家，费尔巴哈为德国古典哲学划上了句号。现在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说明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什么样的哲学思想“终结”了?这种“终结”的真实的、具体的含义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分析了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首先，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全部唯心史观的“终结”。德国古典哲学以及以前的全部哲学，在历史观上都是贯彻唯心主义路线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曾经真诚地努力把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研究的领域，但由于其直观性、形而上学性，因此与其初衷相反，反而在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它变成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无疑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是向唯物史观的前进，这种“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总之，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这种“内在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实际进程使社会关系的本质、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因日益显露的事实，都向人们昭示：传统的唯心史观应该“终结”了，唯物主义地辩证地解释历史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其次，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旧唯物主义的“终结”。前面所归纳的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也是全部旧唯物主义的“内在矛盾”。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历史运动的现实进展，以及黑格尔辩证法思想体系的出现，都向人们昭示：旧唯物主义应该“终结”了，唯物主义的形态转变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
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从旧唯物主义转向新唯物主义，乃是历史的必然。
再次，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旧哲学形态、旧哲学观的“终结”。从《费尔巴哈论》的论述可以看出，恩格斯所讲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有这样一层含义：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全部以往的旧哲学“终结”了，人类哲学思维的形态、范式、方法必须进行时代的转换。恩格斯是从人类哲学思维与时展的关系这个总体性的高度来提出、解决问题的，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唯物主义这一个派别的变革与发展。这种广阔的视野，这种恢宏的气度，又一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开放的性质和特征。
《德意志意识形态》比较早地表达了这种见解：“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将会失去生存环境的“独立的哲学”，当然是指在实证科学尚未真正形成的时代的那种充满关于“意识的空话”和被自封为“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的旧哲学形态。其后，恩格斯又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一步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见解。恩格斯在概括了“现代唯物主义”在两个方面的新见解(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承认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之后，进一步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这里，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指出了旧哲学形态(“以往的全部哲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形态)解体、终结的必然性。
《费尔巴哈论》继续提出和说明这种见解。恩格斯在批判黑格尔把建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体系作为自己哲学的任务的努力时，明确提出：一旦我们认识到，“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恩格斯在写完全书之后，又写下了一段类似总结性的话：马克思发现的“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些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通过以上引证，可以清楚无误地看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时也意味者“以往的全部哲学”、“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终结”。包括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派别在内的“以往的全部哲学”，其共同的特征是：以说明全部存在和全部思维为己任，以构建无所不包的、知识总汇式的、百科全书式的、最终完成的所谓“绝对真理”体系为目标；以主观臆想、牵强附会的虚构、幻想的联系去填补实证知识的不足，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的结构。时代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要求哲学形态和哲学观念的革命。哲学需要走向新形态，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需要新定位，但哲学家们(包括伟大的黑格尔和杰出的费尔巴哈)仍固守旧的哲学形态的思维定势，走不出旧哲学形态的“迷宫”，表现出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顽强的惰性。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必须在旧哲学的“终结”和新哲学的形成的过程中加以解决。
总之，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上述三方面的含义，又可归纳为两个基本的层次：第一，从“哲学特殊”的层面看，是历史观领域的唯心主义的“终结”和唯物主义这一派别的旧形式的“终结”；第二，从“哲学一般”的层面看，则是全部人类哲学的旧形态、旧思维范式的“终结”。这两个层面融为一体，可以理解为旧的哲学观和哲学思维范式的“终结”。旧哲学的终结与新哲学的形成，乃是同一的过程。这是人类哲学观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应运而产生的新哲学观，人类哲学思维范式革命的主要标志。
三、从新哲学观看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伟大哲学变革
通过以上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内涵和功能的分析，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内在矛盾”以及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就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伟大哲学变革的内容及实质这一问题作出一些新的理解和评说。
1、马克思主义实现了唯物主义哲学自身的形态转变。旧唯物主义的根本性的缺陷，一是直观性、形而上学性，即不了解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不了解自然、历史和思维的辩证法，因而是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不是从“现实的人”即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而是从“抽象的人”出发，从感觉、思想、动机出发，因而又是“半截”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的唯心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最后的典型的代表是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恩格斯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放置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又从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的统一上说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而彻底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人”出发，诉诸社会实践的观点，揭示人类社会辩证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观察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论，创立了唯物史观即“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因而创立了覆盖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完整形态的“由一整块钢铸成的”新唯物主义。这种新唯物主义，是辩证地、实践地、历史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现代唯物主义”。
2、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哲学思维总体范式的转变。关于人类哲学思维的总体范式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唯心主义和“改造”旧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所一直关注的问题。他们一直从哲学的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上分析和清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所著的《费尔巴哈论》，不仅具体地剖析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这两个“特殊的”哲学体系的实质、特点及“内在矛盾”，而且从“特殊”上升到一般，进而思考人类哲学的总体范式，提出了“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哲学基本问题，乃是思考哲学总体范式及其变革的“纲”。
以往一切哲学所共有的传统的思维范式，就是把哲学视为人类的“知识总汇”，视为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百科全书”，哲学的任务就是构建包罗万象的又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绝对真理”的体系。就是说，有限的哲学家个人要完成人类世代永续的无限过程中才能完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总体的绝对认识的任务，而这实际上是每一个哲学家甚至每一代哲学家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旧的哲学的思维范式支配着哲学家
个人去孜孜不倦地企图完成这个他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而不得不借助于空想、幻想，这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留下了活动和生长的思维空间与文化氛围。这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幼年阶段”和“混沌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人类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和科技的巨大进步，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的陆续形成，推动着人类哲学思维范式的革命，要求“终结”旧的、过时的、阻碍科学发展的传统哲学形态。过去的哲学家们并没有自觉地顺应哲学变革的这种历史趋势，例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他们仍然固守着传统的思维范式，因而陷入了他们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这一任务，明确地宣示旧哲学形态、旧哲学思维范式的“终结”，并且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以揭示哲学变革的方向。如前所述，新的哲学形态、新的哲学思维范式，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诉诸实践，在总结、概括实证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问题。他们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就是这种新的思维范式的哲学形态。只有确立这种新的哲学思维范式，唯物主义才能有充分的生长、发展空间，而唯心主义的生长、发展空间就会大大收窄，人类的哲学思维能力和水平才能够大大提高，才能迎来哲学发展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开辟了哲学发展的新道路，使哲学发展跨入了新时代。
3、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一般与特殊“一体化”的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这两个方面的哲学变革，实质上是“一体化”的哲学观与“一体化”的总体性的哲学思维范式的变革。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时代的新哲学观，并以这种新哲学观审视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历史，指出了哲学变革和发展的路径与方向。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是全面地、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新哲学，是以新唯物主义的形态所体现和贯彻的新哲学观。这种新哲学观与新唯物主义，是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哲学变革的标志性成果，二者构成了“一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四、从恩格斯的新哲学观的视野思考现代哲学发展的路径
恩格斯所提出的新哲学观，对于人类哲学的变革与发展具有总体性的时代价值，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重读《费尔巴哈论》，重温恩格斯的新哲学观，用这种新哲学观思考现代哲学的发展问题，可以获得以下的思想启示。
1、要善于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上思考哲学的任务和功能问题。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所实现的两个方面的哲学变革，实质上是“一体化”的哲学变革，是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总体性的哲学变革。对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哲学派别的关系及它们各自的演进，要善于结合人类哲学思维总体范式的变革趋势去进行统一的观察与思考。从这种总体性的角度思考哲学发展史和现代哲学，会真正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不至于仅仅停留在或局限于“分派别、划成分”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思维定势和研究框架之中。从这种总体性角度思考哲学的任务和功能，有助于在人类哲学发展问题上凝聚更多的共识。“哲学是什么、哲学应当做什么”，这个总体性的问题是向一切哲学流派提出来的。《费尔巴哈论》实际上已经清楚地提出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生活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们在哲学思维总体范式上不应该重犯旧哲学的老毛病，不应当只知固守“两极对立”的线性思维的传统批判方式。
2、牢牢把握哲学基本问题，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同科学的关系。从不同领域认识自然、社会、思维的具体规律，是关于“存在”或关于“思维”的具体科学的任务，而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是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应当吸纳、总结实证科学的成果，但不是要搞一个新的“知识总汇”，更不能越俎代庖。哲学的任务和功能，是在用唯物辩证法概括实证科学成果的基础上，从总体性上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解决提供一般的世界观、方法论，提供“元世界观”、“元方法论”。遵循恩格斯的新哲学观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既能做到职能分司，又能做到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真正形成哲学与科学的“联盟”。我们既要走出旧哲学的“混沌状态”，又不能造成哲学与科学的分离或对立。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篇10
一、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新时期头10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为上世纪80年代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它是从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这一讨论及其所蕴涵的理论问题的充分展开，催生并形成了认识论研究热，进而引发了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
1.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端意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惊雷，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同志已经作了精辟的总结，认为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从哲学上看，这场讨论的意义则在于为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
了哲学基础。随着实践标准的确立，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哲学界也对建国以后的几次著名的哲学论争，诸如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讨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等都作了重新评价。而陈晏清的《“”哲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一书，则对“”期间被搞乱了的理论是非作了全面的清算。
2.认识论成为热点和价值论研究兴起
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开启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那么这个热点非认识论莫属。随着讨论的展开，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实践检验的过程和机制、实践检验与逻辑证明的关系，以及实践的要素和结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认识过程中反映与创造、选择与建构、反思与重构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引发出来了，认识论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期哲学研究围绕的轴心，甚至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也是以“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这一经典命题的形式展开的，“主客体关系”即“认识论”架构成为人们重新理解哲学及其全部理论问题的切入口。
在认识论研究成为热点之时，价值论研究也开始兴起。我国的哲学价值论研究是从认识论中逐渐独立出来的。从相关资料看，杜汝楫1980年在《学术月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是价值论研究兴起的第一个信号；刘奔、李连科1982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则对这种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随着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5）、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1987）、王玉？的《价值哲学》（1989）、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1991）等著作的出版，价值论逐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些著作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的自觉建构。
我国哲学价值论研究主要有三个论域，即价值本质论、评价论和价值观，前两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而价值观研究尽管一直是热点之一，却大多停留于应用层面，至今没有出版成系统的基础理论著作。此外，价值论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有争论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价值论的定位问题：它究竟是哲学基础理论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一种哲学形态？还有学者提出哲学应该从“拟科学”走向“拟价值”，即所谓“价值论转向”。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
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要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恢复各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经过众多学者的齐心协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终于在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虽然该书内容只讲到斯大林为止，但基本上建立起了该学科的框架结构。随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课程在综合性大学哲学系普遍开设，标志着马哲史学科建设步入正轨。从那时以来，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多部通史和专题史著作。上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稳步推进，各高校又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教材，而专题和个案研究则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展开。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黄？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它作为国家“六五”和“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历时10余年方告完成。该书总字数超过400万，其作者多达57人，几乎囊括了我国马哲史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全部专家学者。本书以其规模大、质量高，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整体水平的代表作。
在马哲史学科建设起步的同时，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改革也蓬勃开展起来。我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集体编写的，这些教材都打上了明显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烙印。虽然后来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版的教材不计其数，但无论体系还是内容都互相雷同，并无特色和新意。
教科书体系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并且形成了互有差异的几种不同观点。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继续展开是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随着实践、主体性和价值等问题的凸显，有学者明确提出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发展的一个生长点，传统教科书体系改革已成为理论逻辑发展的必然。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不能容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阐述。
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性影响，其积极作用是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独尊地位，形成了上世纪90年代后日益活跃的多样化研究格局。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成果，实际上主要体现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编写的几部新教材中，如辛敬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导论实践的唯物主义》，陈晏清、王南？、李淑梅合著的《现代唯物主义导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等。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一部多次修订再版的高校文科教材，虽然书名一直未改，但从第四版开始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叙述上都做了重大调整，比较彻底地贯彻和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主张。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最有深度；而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比较系统和深入的论述，则以肖前等主编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陆剑杰的《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为代表。但是如何不断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进展，通过体系调整、内容更新以及话语方式改变，编写出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应时代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教科书，至今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还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从1980年开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几乎所有报刊都卷入其中。“这场争论在人道主义史中形成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即在总结历史上对人道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区分了人道主义的两种含义或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处理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的人道原则，即人人平等的原则；一是作为历史观的人道主义，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历史观。这种区分导致人学学科在中国诞生”。（黄楠森）
二、“问题意识”的凸显和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实际是从“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迅速兴起；同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明显进展，表现为对马克思哲学观的重新思考趋向哲学研究的前台。
1.“问题意识”的凸显和研究重心的转移
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取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学者概括为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变（孙正聿）。研究者普遍感到，当今世界格局和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急剧变化的生活世界本身向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迫切需要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在哲学捕捉和把握时代问题的方式上，即在如何把时代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哲学研究的课题上仍有分歧，但主张哲学研究应该面向时代问题，则是基本一致的。诸如改革开放中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社会转型问题、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全球化、可持续发展及其代价、环境问题、利益问题、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价值冲突、精神生产、文化比较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问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对象和理论探索的兴奋点。其中，发展问题、文化问题、价值问题和人的问题，是上世纪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四大相关的重点问题，并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比“问题意识”的凸显更深层次的变化是研究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如果说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唯物论和辩证法，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基本主题是认识论，那么进入90年代以后，其研究主题或研究重心则发生了从认识论向历史观的转移。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势必涉及历史发展普遍规律与各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而市场经济及其负面效应的暴露，则关系到如何看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形态及其历史作用。因此，诸如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形态”和“五形态”理论、马克思晚年书信中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和人类学笔记中的东方社会理论、交往方式变迁与社会进步，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所面临的挑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被推向了哲学研究的前台，并且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抽象议论，而是与怎样理解这个变动的时代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历史观成为研究重心，至今不衰。进入21世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一些研究课题，诸如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东方社会理论、生产理论、交往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仍在继续深入进行，而现代性、全球化、公共性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可以预见，由于其强烈的现实性，这方面的研究今后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2.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勃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凸显最直接和具体的表现，就是领域（部门）哲学研究的兴起。这里所说的领域（部门）哲学不同于通常所谓的哲学二级分支学科，而是指以某个特定的领域为对象和范围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研究部门（不同于分支），诸如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人的哲学（人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教育哲学、管理哲学、日常生活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等。90年代以来领域哲学研究发展迅猛，其中社会哲学、人的哲学（人学）、文化哲学是成果最为突出的几个领域。
（1）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哲学研究。这种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般是与现代化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发展是当今时代和当代中国的重要主题，随着发展进程的加速、发展矛盾的暴露和发展代价的突出，9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2）人学理论研究。人学理论研究蕴涵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这种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马克思哲学中所谓“人学空场”的责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要求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理论界也日益关注人的权利、人的品质、人的能力、人的个性、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等问题，逐步形成了对人的整体宏观的综合研究，即人学研究。虽然关于“人学”的名称和人学的学科定位，从中国人学学会酝酿到2001年正式成立，其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且有众多研究者参与其中的研究领域。
（3）文化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增多以及文化冲突的发生，文化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全国范围的“文化热”，90年代以后又兴起传统文化热。哲学界也把目光投向文化问题，逐渐形成了文化哲学这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文化哲学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既有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文化的类型、文化传统及其变革等基础性问题，也有我国文化发展方向等战略性问题和文化体制改革等对策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对策性研究，而哲学界则力图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变革。
3.重思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
上世纪90年代，在领域（部门）哲学成为显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也继续稳步推进，除了在辩证法、历史观、价值论等具体理论方面的进展外，研究逐渐聚焦于马克思的哲学观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这是80年代以来围绕“实践唯物主义”讨论而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研究的继续和深入。学者们普遍认为，哲学观是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历史上哲学理论的重大或根本性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观的变革，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对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及其实质的把握，必须从哲学观的视角切入。基于这样的认识，原来处于哲学思考后台的哲学观问题，一下子被推到了哲学研究的前台。与此同时，原来只是在哲学原理的绪论中出现的关于“哲学本身”的简略概述，开始有了系统的专门研究，综合性大学哲学系也普遍开设了“哲学通论”或“哲学导论”之类的课程。
学者们指认，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也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但是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它改变了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也改变了哲学的存在形态和存在方式。总之，对马克思哲学观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破除了人们以往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种种僭越和虚妄，对于在当代条件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成为新的研究风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哲学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孕育着新的范式转换。
1.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
2001年，“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对于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论坛自创设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八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第一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第二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第三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第四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第五届论坛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第六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第七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与转换”；第八届论坛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首先得到关注的主题，它既是上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继续，又是90年代后期马克思哲学观反思的深化。
作为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热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方兴未艾，至今不衰。其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本体论变革或存在论转换意义上，来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从而在理论上推进了当代性研究。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分歧很大的焦点性问题之一。近年来，这一问题又得到了新的开掘。学者们致力于从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意义上来阐扬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他们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中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一方面，争论双方都可以从经典文本中找到依据，由此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另一方面，争论双方在“本体论”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哲学历史和学理的根基，从而使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因概念不清而导致的无谓之争。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对“本体论”的词源、汉译和学术流变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从而提高了相关研究的学术水准。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意义，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2.马克思文本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以及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人注目。meGa2所做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则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课题组，一些学术著作中也开始积极地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代表性成果除前面提到的外，主要还有：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的热点问题》、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等。
文本研究发轫之初，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方法论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原著选读”的名义下进行，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现在的研究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如果说“原著解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清理了马克思文本的刊布情况及其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分辨了文本研究的不同类型。其二，尝试在解读模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当然，相比马克思文本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文本研究提高了马克思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且促进了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对话。
3.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除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研究外，学者们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而把这种研究的目标锁定在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上。
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一结合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征、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过程，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重大课题，从而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过程。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问题，同时也应是一个学术上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理论修养与民族智慧的问题。
现在成为学者们关注焦点的问题是如何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这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学术流派本土建构的一项重要使命。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日益成为哲学界的一个共同诉求，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部的“问题意识”，也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诉求，同时还是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必由之路。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当然，从任务的提出到目标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4.研究路径的分化和范式转换的前景
长期以来，我国哲学学科逐步形成了八个二级学科分立并存的体制和格局。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之下，围绕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又逐渐分化形成了如下几个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领域（部门）哲学。每个方向都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和科研从业者，基本上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布局。可以预见，以上几个方向的研究都会在分化、整合、转型的基础上继续存在下去，今后也都会在不同的层面取得进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已成为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学者们提出了种种主张或方案，诸如实践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生存论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等等，但都很难形成共识。回顾30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虽然现在还很难说已经形成了某种成熟的研究范式，但依托于不同的学术群体，确实形成了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研究风格，或者说不同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式。在现有队伍状况和实际研究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有以下四种：
（1）“文本式”进路。主张“语境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发生与发展的特定语境中来把握其本真意义。
（2）“对话式”进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沟通与对话，以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
（3）“形态式”进路。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研究纲领，关注的重点是“开新”和“创新”，即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境界。
（4）“问题式”进路。认为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正确地抓住、及时地回答人类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并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获得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