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1
中图分类号：B201文章编号：1004—1494（2000）02—0010—06
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反映并推动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这种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关系，迄今尚未有人系统而具体地阐述过。因而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邓小平哲学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和勃勃的生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哲学贫困”之声又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未能将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不能用新的理论体系系统而具体地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本文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的三个转换，即哲学基本问题、核心范畴和逻辑结构的转换，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
一
任何科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都有其贯串于整个体系的基本矛盾，即基本问题。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中抽取出来的，揭示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即解决基本问题，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因此，基本矛盾或基本问题的确认，是一个科学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逻辑起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一切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和实质。
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中国化了没有？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不仅中国化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是单纯逻辑推演的结果，主要是由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和相应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连绵不断，而各种各样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曾经推动了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但是也同样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终于找出了中国革命最基本的经验教训，这就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们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而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选集》第一卷，第115页。）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使主观符合客观。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使主观符合客观，是当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
1927年秋收起义之后，等人领导的井冈山的斗争常常受到当时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左”的和右的错误指令的干扰，使弱小的红军屡遭挫折。1928年11月，在给当时的中央的信中指出：“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注：《选集》第一卷，第58页。）这时，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决定斗争成败的两个基本因素：客观与主观。他进而又指出，主观策略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不了解客观的实际情况。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一切事情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注：《选集》第一卷，第179页。）这个重要思想的确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转变的实现。这个思想贯串于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始终。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也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中，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它的主要部分。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成了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的主要内容。的主要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就是围绕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展开的。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注：《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1956年，他在党的预备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反对“两个凡是”新教条主义斗争的序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论战再次证明：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既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和主要优势。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选集》第一卷，第111—112页。）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注：《选集》第三卷，第795页。）1956年4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仍然强调：“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
另一方面，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永远都是存在的，只是时代不同其内容各不一样罢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经验，因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实践活动和一切理论创造，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命题的提出和论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
二
一个科学理论体系不仅要确定一个正确的基本问题，而且要确定一个正确的核心范畴。这个核心范畴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它决定着这个体系的基本内容和逻辑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完成了基本问题的转换之后，为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而确立一个核心范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任务是由和邓小平共同完成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不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实践是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由于实践范畴的科学规定和基础地位的确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才无所遁形。基于实践范畴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8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这是没有争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在中国的转换，是通过而最终由邓小平来实现的。
一方面以《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实事求是所作的经典性解释和一系列阐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
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是它的阶级性，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在《实践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运动规律，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矛盾论》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即对立统一规律，充分说明了它的方法论意义，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实践论》是《矛盾论》的基础，《矛盾论》是《实践论》的具体发挥。《矛盾论》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注：《选集》第一卷，第299页。）然而只有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辩证法，才能成为反对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不以实践为基础和依据，辩证法就会陷入唯心论或诡辩论，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矛盾论》通篇都体现着《实践论》的思想。的这些基本思想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推动，不断丰富和发展，到1963年又得到一次总结，形成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提出了社会实践的主要形式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观点，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过程受到客观条件制约的观点，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的观点，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表现为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两种基本形态。
同时，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和要求的过程中，将这一经验和要求概括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注：《选集》第三卷，第801页。）此后，他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和时局》、《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报告和文章中继续发挥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概括为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说明，并进行反复论证，这就在客观上为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核心范畴。但是在主观上，还没有将实事求是作为新的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虽然他已经在探索这种体系。1943年4月，他在致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注：《选集》第五卷，第297、286页。《书信选》第212页。）
邓小平同一样高度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敏锐地注意到并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用实践的观点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了以十一届三全会为开端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并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思想。与此同时，他更加注重发挥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了核心范畴的转换。
1977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67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定位。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1992年，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这是他对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定位。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和本质，这样一种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邓小平不仅将马克思主义、思想概括为实事求是，而且他在自身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实事求是这个核心来开展活动，使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新体系的核心范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修改和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提出，以及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与实施，都是在实事求是这一根本指导思想的指引、推动之下实现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经验的全面总结。他在这个总结性的谈话中再次强调：“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邓小平理论归结起来，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如何实事求是，由此而揭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和策略。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的个人品格。所以，邓小平强调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9页。）
因此，不论是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概括来看，还是从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新论证、新发挥来看，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在我们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范畴转换的时候，不能不讨论实事求是与实践的关系。无疑，实践是实事求是的基础，离开了实践，实事求是就无从谈起；同时，实事求是又是实践的出发点、过程和归宿，离开了实事求是，实践就是盲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实践，其精髓是实事求是，这二者是一致的。同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其核心范畴是实事求是，这二者也是统一的。那么，这两个核心范畴是如何发生转换的呢？即为什么要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又要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呢？没有别的原因，这完全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版权所有
鉴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中国人民有了多次失败实践的惨痛教训；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离开了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人民也有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招致惨重损失的教训。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然要求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重大理论成果。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同志的基本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2页。）这一段话十分清晰地勾画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钥匙。
三
一个科学的核心范畴，具有特定的逻辑构造作用，按照核心范畴的内在矛盾运动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由于我们在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研究中，缺乏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的意识，因而未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转换的可能与现实，一直未能发现一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现在我们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和核心范畴及其转换这个关键问题，就不难发现：邓小平已经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转换的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他的这一段话包含着两个极为重要的思想：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广义的认识论，又将广义的认识论归结为实事求事；二是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逻辑构造，揭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学者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板块式”结构提出疑义，并提出了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设想，但是未能实现突破，出了近三百种教科书，“抄来抄去，了无新意”（刘大椿语）。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结构基本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它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播起过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仍然具有其存在的价值。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定的体系，而在于我们未能将、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体系化，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中国形态，从而开辟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新道路。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广义认识论，又将认识论归结为实事求是，倒不是要重新编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创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范畴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它必然是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统一体。没有的理论创造，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转换，没有实事求是核心范畴的提出，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造，没有实事求是核心范畴的定位，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结构的转换，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可见，分别研究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是必要和重要的，但是对二者进行综合研究尤为必要，更为重要。只有这种综合性研究才能发现并科学地说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到的新境界和新高度。如果不作此类综合研究，而力图将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也不利于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研究、宣传和教育的。
根据实事求是的内在规定和、邓小平的论述，我们认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结构大体如下：客观论——主观论——实践论——条件论——方法论——真理论——价值论——创造论——目的论。
客观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问题。实事求是的首要环节就是从实际出发，然后经过实践和认识的辩证运动，达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邓小平要求我们在研究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时，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们始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工作中的一切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实际情况若明若暗，甚至一无所知。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和每天打交道的工作对象会不了解呢？除了主观方面的原因之外，客观方面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研究客观范畴的科学内涵，了解客观的基本特点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对于我们加深对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解，学习他们把握客观实际的宝贵经验，提高我们对客观实际的认识能力，都是十分必要的。
主观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主体问题，即主体意识问题。、邓小平和经常强调：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从他们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有一个党性问题、态度问题、作风问题；我们应该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我们应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这些就是实事求是的内在根据。有很多时候，人们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是因为情况复杂，而是因为“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缺乏实事求是的诚意、勇气、决心、毅力和能力，甚至故意为之。主体、主体意识的特点和认识论意义，以及加强主体意识的修养问题，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践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途径问题，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些思想我们必须继续研究、认真领会、始终坚持。实践是不断发展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实践的时代特征及其对认识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不仅重新确立了实践的权威性，而且揭示了社会实践的时代特征，揭示了社会实践的结构、内容和作用的新变化。研究这些新的变化对于把握实事求是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条件论所要研究的自然是实事求是的条件问题。唯物论就是条件论。、邓小平和在论述实事求是的过程中，讨论过各种各样的条件问题。不懂得实现实事求是的必备条件，不懂得分析、利用、创造或改变条件，就不懂得实事求是。广义地讲，条件是构成人们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狭义地讲，条件是影响主体和客体的各种因素，主要是环境和工具两大类。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工具包括测量、推动和改造客体的仪器、设备。条件既作用于客体，也作用于主体。条件可能有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也可能不利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我们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因此，了解条件对实事求是的制约性，了解实事求是必要而充分的条件，掌握科学方法，避开或改变不利条件，利用和创造有利条件，对于实现实事求是具有重大意义。
方法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方法问题。一般地说，任何哲学都具有方法论意义，特殊地说，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都有其特殊的方法。调查研究、矛盾分析和社会实验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亦即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即由中国资产阶级的幼稚性、中国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邓小平和都十分重视并反复阐述这些基本方法，并运用这些方法引导我们不断战胜困难、走向胜利。但是，仍然有些领导干部不重视这些方法的研究与运用，仍然有些领导干部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有意无意反其道而行之，和形式主义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它们极大地危害着人民的事业。每一个真心实意沿着实事求是道路前进的领导干部，每一个真心实意追求真理和社会进步的人，都应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
真理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真理理论，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理论，它对真理的本质、真理的特点和真理发展的规律的论证都有其特色，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切实把握，并运用这个理论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长期盛行于党内的教条主义并没有被彻底肃清，这就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口实。在真理观上反对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任务。我们还必须运用实事求是的真理观科学地说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知行背反的现象十分严重。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真理和发展真理就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就是一句空话。实践和真理是永恒发展的，、邓小平在创造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探索和发现中国建设规律的同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面临着许多新的历史性重大课题，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发展真理，也是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
价值论所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它的形成，它的内容，它的意义和要求等等。正确的价值观及其实现，是实事求是的两大追求之一。价值观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斗争的焦点。无产阶级价值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之一。腐败问题是严重威胁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重大社会问题，其思想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缺失，就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因此，根据事实，根据、邓小平和的论述，阐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科学内容，揭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具体历史性，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和共产党员，尤其是在各级领导干部中，重建无产阶级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任务。
创造论所要研究的是实事求是的实质问题。创造是实事求是的实质和灵魂，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特征。没有创造就没有新事物，就没有新陈代谢，就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命，就谈不上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创造；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创造；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创造。创造是实事求是的最高境界。人类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经历一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强大的根本保证。发扬民族创新精神，努力提高国民教育水平，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提高国民的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实效，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当务之急，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伟大工程。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有机统一。要迅速提高认识，正确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如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教育、科技和经济的关系，学习、引进、消化和创新的关系等等，建设富有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2
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的研究却很不充分。由于理论界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
分解为不同的学科，实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因此，在理论界人们习惯于从不同
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研究方式既有利于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马克
思主义，同时又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从整体特征上的把握。
本文试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作初步的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有两种传统的理解。一种是社会主义国家流行的马克
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它渊源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在苏联
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成为一种固定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从不同
的学科领域研究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有多少门学科就有多少门
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整体性事实上被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学科的体系化所消解，
虽然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被认为是三门最核心的学科。马克思主
义的整体性被理解为这些学科的体系的总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处理方式的
显著优点是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有利于从不同学科领域对马克
思主义的深入研究，而且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普及有不可磨灭
的功绩。但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方式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学科的各种观
点掩盖了马克思主义最富有生命力的显著特点，即它是以人类的实践即具有历
史规定性的感性具体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学说，尤其是它具有的方法论的本质。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系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的体系化，那么
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
它的观点的相互关系的角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他们把整体性理解为部
分与整体、要素与系统的关系上整体具有优先性（他们也叫总体性）。他们认
为马克思主义在整体上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和人道的性质，规定和制约马克
思主义的各个部分和所有观点，使其具有从属性。（注）但是他们一方面把马
克思主义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特征作了抽象的理解，另一方面
用早期马克思的思想来注解中、晚期马克思的思想，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但
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方法论性质，对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
体性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我认为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应从两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的内
容的有机统一性和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整体性发展的特点来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从内容上讲，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表现形态，因此它
是建立在实践运动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科学学说
这种实践所具有的具体的、整体的性质，规定了这种学说的整体的性质。
这种规定在马克思主义内容上的表现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有机
统一的关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它们是溶为一个整体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界，通常只从哲学角度来研究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传统的辩证唯物主
义的体系中强调的是这种变革的科学性质，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强调
的是马克思实现的向实践向度的转变。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决不是一个纯
哲学内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在从思想到现实的根本转变，即哲学的出发
点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实现了和共产主义的内在的统一。马克思把实践唯物
主义与共产主义看着是同一个东西。他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
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
物。”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批判现实的生活关系”的错误时指出：
“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条件的地方，
他却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1］这是因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从人出发和对现
实的革命的批判的态度，必然地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导致共产主义。在这里
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共产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被看着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这种
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在整体性上最显著的特点。
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旧哲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不是从现实的
人出发，而是从所谓的理想、范畴或抽象的直观等等出发；新哲学则不同，新
哲学把实践即人的感性活动作为自己认识的出发点。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人的
现实的物质生存活动。新哲学不仅批判地考察人的物质生存活动，尤其是人的
物质生存活动的条件，而且认为强调对世界的改造即革命的实践活动是新哲学
的特点。这种革命实践活动是实际的历史运动过程，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
程。从两者的关系看，在这种统一中哲学是马克思科学论证共产主义的方法论
基础，共产主义是他实现哲学变革的内趋力，同时又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内在属
性。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科学共产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方面的“总的
理论观点”的阐述。［2］）使马克思关注现实，看到了旧哲学的问题，从而
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对现实的关注（即对具有历史规定性的
感性具体的关注），必然导向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共产主义对人的关
注使哲学成为主体性的哲学，成为人在历史进程中随着其历史基础的变化，走
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阶段的学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学说始终是溶
为一体的。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产主义和哲学是同一的东西，人的
本质的预设、异化和复归，也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在《费尔巴哈提纲》
中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
的人类即共产主义社会，实践即人的现实活动被认为是新唯物主义的中心范
畴，不过实践决不象某些哲学家所抽象理解的那样，是一个无历史内容的范
畴。实践范畴首先是一个针对费尔巴哈的概念，实践被定义为感性的、能动
的、革命的活动，一个与共产主义直接相关的范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区别就在
于一个从现实出发，一个从应该（理想）出发，因此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现实的
批判是伦理的批判，其空想表现为从非人的现实到人的理想状态的现实道路的
缺失，在哲学上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则不同，在他看来，共
产主义是根源于现实的运动，而现实就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在人的这个阶
段，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又为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所规定，人的本质成为人的物质
生活条件的产物，因为人不能驾驭这些条件，便为这些条件所规定。但规定即
否定，因为人的本质决不是一种抽象存在，而是历史地变化的。随着人的新阶
段的到来，随着人对自身生活条件的控制，人的本质将为人所占有而不是与人
相异化，这就是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共产主义
决不是外在于感性现实的理想，而是根源于现实的运动，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
动。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共产主义学说则是对现实的运动
的科学揭示，两者是互为表里，溶为一体的关系。
（二）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也表明了这种整体性
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来看，他的思想的发展总是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的发
展。我们知道，在1843年至1844年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第一个转变，即从民
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时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变化，但从他的哲学
观来讲还是人本主义的。《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他的哲学观还没有发
生突变的标志，他的共产主义学说也还不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这部
手稿可以看着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源地，共产主义第一次得到哲学的经济学
的论证。异化劳动是进行论证的基本范畴，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看着人的本质
的预设，现实及其发展被看着是人类的异化过程和复归过程。异化劳动是具有
哲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品格的基本范畴，集中体现了这时马克思的思想的整体
性。一方面异化劳动是马克思这时批判资本主义的核心范畴，是他解析现实的
社会历史运动的工具；另一方面，异化劳动又以人的本质的抽象的预设为基
础，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被规定为人的本质，这种本质是人的根本特点，它不是
在历史中生成的，而只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被历史活动所异化。克服这种异化
并使人的本质得到直接的呈现，就是共产主义的运动过程。当然我们可以从不
同学科角度研究马克思的这部手稿，但只有从整体性的角度才能把握这时马克
思思想的实质。《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思想的根本
转变，共产主义得到唯物主义的证明，异化只是被看着将被超越的现实状态
（马克思恩格斯说，使用异化范畴是为了用哲学家们易懂的语言）。它从现实
的人出发，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即一定的感性具体出发，现实的人的首要条
件是他的物质资料生产，在这里生产是现实的人的根本规定，它表明人的自身
活动及其产物驾驭和控制着人，而不是人驾驭和控制着自身的活动及其产物。
在这里生产是历史的、具体的、并处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决不是抽象的生
产。马克思在讲到研究出发点的生产时总是指出：“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
的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3］“现实的人”是
为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所规定，决不是抽象的“现实的人”。我认为，在一定
意义上，马克思所说的“现实的人”与黑格尔所说的“有”这个范畴在理论体
系中的地位和范畴的逻辑意义相当，它们都是抽象和具体的统一。而在马克思
具体的语境中，“现实的人”总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这时异化劳动范
畴为生产或生产力范畴所扬弃。而传统解释却在这里陷入误区，他们把“生
产”和“现实的人”诸范畴仅仅看着是抽象的一般范畴。这是因为在他们看
来，这些范畴本身反映的是一种不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转移的一般性社会存在
属性。如果说在传统解释看来，社会历史发展总是处在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
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本身处在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中，那么起
原动因作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的社会历史作用则是生产力具有的一种
一般性社会存在属性。它是不随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
历史的一般属性。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在任何时代都是生产。其实生产在人的
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历史地变化的，马克思多次阐述过这一思想。马克思恩
格斯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出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以及人类从人类
的动物状态向真正的人类状态过渡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过渡不
仅是人类的认识－实践状态的变化，更为根本的是人类从一种社会存在状态向
另一种社会存在状态的过渡，这种过渡的基础则是直接劳动在物质资料的生产
过程中的作用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带来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
力的社会历史作用的变化。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生产力在历史上的
原动因作用，而且认为这种作用是随生产、生产力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在人
的实践活动中的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
这里有必要指出，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变化，是建立在对生产
的自然必然性和经济必然性区分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生产是人
的自然必然性，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需要所决定的永恒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
生产的一定历史阶段，它又表现为对人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支配作用，这
就是所谓的经济必然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因此生产
的社会历史作用必须从两方面去认识，前者表现为人的生存的必要基础，后者
是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基础。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力
的决定作用或经济必然性决不是生产的自然属性，不是社会存在的一般性历史
存在属性，而是生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社会历史属性［4］。传统解
释的错误正在于没有区分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这两个方面。因此传统解释就
不能全面理解经济必然性的社会历史作用，也就不可能从整体性上来把握马克
思主义。在这种解释那里，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之间失去了
有机的联系。他们没有看到，肯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般性社会存在属性，
是与直接劳动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作用和地位的变化相矛盾的；而如果没
有这种变化，共产主义的实现就失去了现实的基础。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
看来，虽然经济必然性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人类从人类的动物
状态向真正的人类状态过渡的条件，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历史过程，但经济
必然性又把自我否定，自我扬弃包涵于自身之中，把对自然历史过程的超越看
着共产主义的实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生产的社会历史作用的肯定是基于对
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规定性而言的，而不是抽象的肯定，共产主
义就是对生产的这种社会历史作用的扬弃。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并不仅仅是用
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在马克思看来其历史内涵是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发展总的说来有三个阶段：史前人类阶段、历史
人类阶段、社会化人类阶段；因此也有三个基础，史前人类以血缘为基础，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3
关键词：弗雷泽命题;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颠倒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4-0155-006
随着国际学界对黑格尔思想研究由观念论研究向实在论研究的转型，西方学界兴起了一股抹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思潮，他们剥离黑格尔的客观观念论色彩，强调黑格尔哲学的实在性，进而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等同，并认为马克思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如，RobertFine认为“马克思的错误是没有看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致的，马克思的思想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的主张是把马克思和黑格尔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观念论和唯物论的对立”[1];allenwood也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历史”[2]。
其中，最为激进的代表无疑是伊恩・弗雷泽教授，他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问题领域颇有建树，组织和主持了英美学界一些重要学者在1997年3月召开了题为“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会议，并主编了论文集《黑格尔-马克思的关系》，出版专著《黑格尔、马克思和“需要”概念》等。他关于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问题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文《同一类型：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和形式》中。
弗雷泽的核心命题就是Ⅲ“在辩证法问题上，马克思误解了黑格尔”。其两个支撑性命题是：Ⅰ“黑格尔的范畴充斥着实在性”[3]92;Ⅱ“范畴通过意志的活动成为现实”[3]102。从弗雷泽的命题序列看（Ⅰ∧ⅡⅢ），他的独创性在于采用了一条与国内学界以马克思的“颠倒说”为研究视角不同的致思进路，即用重新定位黑格尔思想来重建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因此，反思弗雷泽理路的难度也就在于必须对黑格尔著作（包括书信）进行深入的文本细读。
一、黑格尔的范畴推演是现实的还是观念的？
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范畴思想）一直被理解为是和马克思的唯物论相反的唯心论。tonySmith认为，“黑格尔的理论作为真正的唯心论从来没有走出过‘理念’的范围”[4]。paulmattick也断言，黑格尔关注“连续的、有规律的理念的神秘联结……范畴的自我发展”，然而马克思致力于“用‘真实的个体’解释范畴的发展，个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历史”。[5]
费雷泽对以上观点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和康德的观点不同，“黑格尔理解普遍和特殊不是以分离的方式，而是以矛盾中的统一的方式。他希望通过理解现实中的范畴（不只是抽象的）的辩证关系，来理解理论和实践的统一”[3]88。具体而言，在康德那里，理性和知性是分开的，如果理性发生“僭越”，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康德的目标就是为理性划清界限，避免错误。在《小逻辑》的“逻辑学概念的初步规定”（§19―38）中，黑格尔认为，康德的问题在于没有意识到知性的肯定方面已经蕴含着对立面的存在，知性和理性本来就是统一的，在“辩证阶段”会过渡到对立面。“思辨的阶段或肯定的理性的阶段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6]181费雷泽指出，辩证法阶段超越知性阶段进入思辨阶段的关键在于，“它的真实结果不是空的、抽象的虚无，而是对于某些规定的否定”[6]182，也就是说，辩证法的范畴推演其实是某种具体的、现实的东西，范畴本身就是实在的。
费雷泽的高明之处是从逻辑学范畴推演的文本细读（“真实的三个环节”）以及与康德思想的比较来证明黑格尔范畴推演的实在性，从而瓦解了把范畴推演仅仅作为“自我意识”的流行的观点。事实上，在费雷泽的构建逻辑中，“辩证的或否定的”环节过渡到了“事物本身的存在”，是辩证法具有实在性的关键。所以，“否定”概念的意义是检验费雷泽观点的关键。并且，在康德的著作中“否定”也是一个重要概念，因此，对比康德和黑格尔关于“否定”概念的含义是理解黑格尔思想特质的通道。
康德的《将负值概念引入世俗智慧的尝试》提到了两种否定：一种“否定是一种实际对立的结果，那么我想把它称之为黜夺”;另一种是阙失，“后者不要求任何肯定性理由，而只要求肯定性理由的阙失”[7]，即逻辑上的不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保留了否定在逻辑意义上的含义（第二种），并且把否定“实在”的含义解释为对“最高实在的限制”（第一种），即否定“只不过是对一个更大的、并最终是对那个最高的实在性的一些限制，因而它们预设了这种实在性”[8]403-404，但是康德明确表示作为限制的否定“不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对象与其他事物的客观的关系”[8]404，只表示物自体之外的“理念对诸概念的关系”。但是，黑格尔的“否定”表示“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否定超越了物自体，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6]1774。显然，费雷泽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坚持康德的知性范畴和对象世界分离的同时，也反对范畴推演和“形而上学的我”（不是先验的我）相分离的倾向。黑格尔在1811年10月10日给niethammer的信中写道：“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正确之处在于指出逻辑学不是以经验心理学为基础，经验心理学对于逻辑的主动性怀着很深的偏见。……知性的一个功能是‘我思’。”[9]也就是说，范畴和“我思”是一致的，没有范畴，我就不能从感觉材料中抽象出范畴。具体而言，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我思”作为“精神”或“意识”展开了的三重逻辑：1）普遍性的“我”，这相当于笛卡尔的“我思”，剥离了身体和经验方面的内容;2）特殊性的“我”，是具有身体和经验内容的我;3）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我，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同一。不但如此，“我的结构”和范畴的推理结构是同一的（1）。我的结构映射入范畴的结构，成为范畴推演的一个动因，正如贺麟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意识的经历和历史是有规律的、与逻辑的东西统一的”[10]17。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的“我思”实际上是“精神”的一种形式。因此，范畴的实在性只是“精神”外化的一种结果，所以查尔斯・泰勒称之为“上升的辩证法”。
总之，由对于“否定”和“我”概念的分析可知，费雷泽对于黑格尔范畴的实在论解读有合理之处。但是费雷泽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注意到在黑格尔那里范畴不但与对象是统一的，而且范畴的逻辑和主体“我思”（或“精神”）的逻辑也是统一的，范畴是“我思”推演的一个环节。
二、黑格尔的范畴推演动力是
“精神”还是“意志的实践”
费雷泽反对把黑格尔哲学看作观念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范畴推演的重要动力是意志的实践。费雷泽在分析《法哲学原理》基础上指出，“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范畴不是一个和现实脱离的抽象命题，理解为抽象命题意味着预设了范畴并且以想象的方式生造了范畴。黑格尔坚信这不是合法的探究问题的方式。这是黑格尔强调在没有任何预设的情况下开启探究的进路。相反，范畴必须来自现实本身，或者源自处于彼此交互作用中的人类存在。”[3]88
接着，费雷泽更明确地阐明了“交互作用”就是“意志的实践”：“范畴不能自我发展，它们和黑格尔所谓的‘意志’的推演联系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意志’代表着mattick所批评的‘现实的个体’。”[3]88在费雷泽看来，《法哲学原理》的第一章节中，黑格尔已经明确表示“意志的活动在于扬弃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矛盾而使它的目的由主观性变为客观性，并且即使在客观性中同时仍留守在自己那里。”[11]36费雷泽认为，这不但是伦理、法和国家等范畴推演的基础，而且作为辩证法是黑格尔所有范畴推演的动力。
费雷泽的教益在于看到了“意志的实践”对于黑格尔的法体系（抽象法、道德和伦理）生成以及诸范畴推演的重要性，但其错误在于割裂了“意志”范畴和贯穿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精神”范畴的关系，错误地把人的“意志”的实践作为范畴推演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虽然极少提及“精神”范畴，但他还是有一些话语显露了“精神”和“意志”的联系。黑格尔指出：“精神首先是理智;理智在从感性经过表象以达于思维这一发展中所经历的规定，就是它作为意志而产生的途径。”[11]11也就是说，意志是精神的环节。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指出：“关于思辨认识的本性，我在我的《逻辑学》中已予详尽阐述;所以在本纲要中我仅仅对进展和方法随时略加说明而已……在对科学方法已经熟悉的前提下，再谈方法可能是多余的。”[11]2“思辨认识”指的是精神现象学“导言和绝对理念一章”言说的精神，因此，黑格尔已经言明“精神”的推演作为方法贯穿于《法哲学原理》，也必然成为法哲学原理基础范畴“意志活动”的动因。
既然“精神”范畴是理解“意志活动”概念的关键，那么深入诠释“精神”范畴便成为反思费雷泽命题的关键。一般的解释者都抽象地从言说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来诠释精神范畴。我们认为，这样对“精神”的理解是没有完全证据的诠释，我们的诠释路径是着眼于黑格尔的具体文本语境，而解读的文本对象是《精神现象学》的序言，因为“《精神现象学》的序言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如果人们能理解它就理解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12]，而序言的核心是精神范畴，我们将从序言两个重要命题入手解读“精神”的含义及其逻辑结构。
命题Ⅰ“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10]15。精神以自我意识的方式存在，因为黑格尔在谈到《精神现象学》的开端时认为，“在绝对的他在其中的纯粹的自我认识，――这样的以太本身，乃是科学或普遍性的知识的根据和基地”[10]13-14。同时，精神包括两个重要维度：一个对象维度，一个主观维度。自我意识也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对象在被意识之前是思想进程和思想活动的对象，通过意识活动和对象的活动之间的交互作用，意识从认识对象的最简单的形式到复杂的形式，使自身现实化。在此过程中，精神表现为前后相继的各种意识形式，所以精神在与对象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主体逐步地加深自我认识。意识的过程就是对象化的过程，对象只是作为主体而存在。因此，黑格尔认为“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0]10。
命题Ⅱ“中介不是别的，只是运动着的自身同一”[10]12，“换句话说，它是自身反映，自为存在着的自我环节，纯粹的否定性”[10]12，意识或精神对象化的过程是一个“中介”化的过程。中介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范畴，有意识的主体和对象世界存在着差异和对立，主体只有克服对象才能实现自己，所以“克服”的过程就是“中介”的过程，也是主体实践的过程。中介是辩证法的重要的否定环节，推动范畴和现实的不断相互作用，当然包含了意志的行动。因此，费雷泽意志的活动（或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中介”化的过程。
以上两个命题反映了精神的主客二因素的互动性以及中介性，其实质是精神的过程性。还必须指出，“精神”常常被忽略的载体必须是人类本身，“精神”具有强烈的人类学意蕴。正如杨祖陶先生所言，黑格尔“从人类的意识或知识的历史发展中去研究概念的发生”[13]。所谓精神的普遍理性特质只不过是人类必须遵守的规律。
总之，通过两个命题的深入阐释，精神以人类意识为形式，通过和客体不断的“中介”或实践来实现和发展自己，“中介”的过程就是不断实体化的过程，而费雷泽所谓的“意志”的实践只不过是“中介化”的环节，不能脱离“精神”的推演环节。
三、马克思到底有没有误解黑格尔？
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重新解释之后，费雷泽的结论是马克思误解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没有包裹在神秘的外壳内，所以不需要颠倒。因为范畴是意志的活动所产生的现实的范畴，所以黑格尔没有混淆范畴的运动和现实的运动”[3]102。通过上两节对于黑格尔思想关键语词“范畴”和“精神”的分析，我们知道，费雷泽观点的缺陷是：意志活动是精神推演的一个重要环节，本质上还是“精神”运作下的实践。所以黑格尔神秘外壳确实存在。
进一步的问题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正确吗？解答问题的方法是还原马克思关于“颠倒”表述的语境。马克思在1873年1月24日写于伦敦的《资本论》俄文版序言中对“颠倒说”有最为直接的表述：“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4]24在上一段，马克思对于黑格尔“神秘”性的解释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14]24可见，马克思的“神秘”一词确实指的是“精神”或“观念”。接下来，马克思反对门德尔松把黑格尔思想当作“死狗”的做法时，指出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在于，“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4]24。所以马克思所谓的合理内核正是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方法。
因此，卡弗和恩格斯对于马克思“颠倒”问题的解读符合马克思此时的思想。问题在于，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为何要作出如此表述？答案是回应学界对于《资本论》方法上的误解。通过《资本论》俄文版序言的文本细读，我们发现当时的学界对《资本论》方法的误解和批评有以下几种：形而上学式的方法，不注重事实，只是对资本主义价值的控诉;实证分析方法，即逻辑演绎的方法;黑格尔诡辩式的方法，即认为“马克思是德国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14]20。马克思为回应上述批评，为《资本论》的方法正名而提出著名的“颠倒说”，其目的是说明他的《资本论》所使用的方法论特点：其一，他运用黑格尔辩证法，而不是实证分析的方法;其二，马克思在运用黑格尔的方法时把逻辑和现实作了颠倒，把辩证法置于现实之上，不是形而上学式的方法，更不是黑格尔诡辩式的唯心方法。此外，马克思还引用了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语佐证其方法论特点。
由此，我们的初步推论是，马克思直接言说“颠倒”只是为了说明《资本论》所运用的方法，并不是专门论述马克思和黑格尔在辩证法问题上的思想关系。卡弗和恩格斯的问题在于把马克思有着特定语境和用意的话语放大和套用到整个“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问题”上。
正面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位和回答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关系问题。学界一般有几种路径。其一，费雷泽的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阐释路径，这种路径显然忽视了《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其二是恩格斯和列宁的阐释路径，他们都注重《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的联系，不同的是恩格斯注重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唯物论对黑格尔观念论的改造，走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既定公式，而列宁通过《尼泊尔笔记》走向了《提纲》中的实践范畴改造黑格尔观念论的路径，两种阐释路径忽视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对于实践的深度阐释。其三是俞吾金教授提出的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到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阐释路径，俞教授的阐释路径显然没有重视《逻辑学》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方法论地位。
我们认为，以割裂黑格尔的思想体系来解读“黑格尔-马克思”在辩证法上的关系问题的做法有失偏颇。此问题的解决，不能孤立地谈某一著作中的辩证法观点，必须依赖于二者成熟时期核心思想体系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根据上两节的批判性解读，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依赖于主要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确立了精神或意识作为贯穿体系的基本范畴，《逻辑学》反对康德“物自体”不可认识的神话，以“精神”驱动范畴不断推演，作为推演的核心环节的“否定”是主体不断的“中介”化或对象化对象的过程，《法哲学原理》用“有意志的实践”补证了“中介”（或实践）思想的重要地位。就马克思哲学而言，真正能反映马克思哲学成熟体系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因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思想未成熟时期的作品，《资本论》是实证科学的应用型著作。因此孙伯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相近地发挥了《提纲》的中心地位，第一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它标志着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完成。”[15]黄楠森教授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标志”[16]。
因此，我们思想理路的最后一环是，对比黑格尔的核心要旨和马克思的核心要旨，把辩证法放在二者思想的主旨中解读。根据广松涉版的《文献学语境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形态》以现实的“人们的实践活动”为逻辑起点，基本结构是现实的人与历史和自然的互动关系（下面讨论环节将结合新版《形态》进行补证），核心推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市民社会”和“意识形式”的辩证关系，把法、伦理和国家以及未来社会的图景解释为现实的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果。而黑格尔思想的逻辑起点是精神，基本结构是逻辑（主观）和现实（客观）（第一节已证明）二元因素，核心推演是人类主体（逻辑）见之于客体（现实）的“中介”性否定（或实践），把社会、国家和法的伦理实体解释为“精神”关涉下的“意志活动”的产物。
从二者的内在对比来看，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以现实人的实践为“基底”实现了两次嬗变：其一，把黑格尔的逻辑推演出现实，转变为现实的人作用于自然和历史;其二，把黑格尔的精神主体下的“意志活动”产生的法的体系转变为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产生的法的体系。第一种转变发生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第二个转变在法、国家等社会生活领域，属于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转变。如果辩证法是“有限的规定扬弃它们自身”[6]176，也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的推动原则的话，那么，进一步的推论是，对于黑格尔而言，不管是本体论、认识论领域还是历史理论领域，黑格尔的思想都是以人类精神（或意识）为主体的实践辩证法;而不管是历史唯物主义领域还是辩证唯物主义领域，马克思的辩证法是“现实的人”为主体的实践辩证法。（2）现实的人既是个体又组成社会，是实体和精神（或理性）的统一，当然包容人类精神，摒弃了人类意识的纯思维性、观念性和非现实性。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以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否定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
讨论
我们的结论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反驳费雷泽观点）;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以“精神”（或人类意识）为主体的实践辩证法嬗变为现实人的实践辩证法。这种“嬗变”不但发生在辩证唯物主义领域，而且发生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要在认识论和本体论领域引入了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称为唯物辩证法），而列宁虽然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的主观实践辩证法“颠倒”为客观实践辩证法，但也认为“颠倒”只发生在“自然”领域。因此，我们的结论不但深化、补证了恩格斯和列宁的“颠倒说”，而且也是对其有益的拓展。
求解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关系难题。上述在批判费雷泽命题基础上的论断也是对国内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问题上争论的一种回应。传统阐释者（恩格斯和列宁）认为马克思关注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思想后创立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俞吾金教授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在黑格尔的所有的著作中，对马克思影响最大的是以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在这个意义上，把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颠倒过来就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17]对此，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要面对的两个前提性问题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法哲学原理》是不是一体的？在马克思重要文本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同时提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经过批判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三部重要著作分别代表着他的本体论、认识论、历史伦理观，而且是一体的，那么精通黑格尔的马克思不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为解答第二个问题，我们还把关注点放在成熟作品《形态》。一般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制订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不关注“自然”问题。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里引用的是广松涉版）中关注自然，如马克思指出“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个个体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关系”[18]。对此，有学者指出，《形态》的自然概念有双重含义：“自然优先于人的天然自然……自然是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生成的人化自然。”[19]因此，《形态》中不但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存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为我们通过二者的思想比较回答“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关系难题”和争论提供了前提。必然的结论是一种合题：在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难题上，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以精神为主体的实践辩证法，实现了两次嬗变，即辩证唯物主义领域和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转变，两次转变都是以现实人的实践辩证法为基础的。
注释：
（1）从词源分析，黑格尔的范畴含义本身也具有“我思”的能动性，“范畴”（begrifen）源自动词greifen，意思是“抓取”，可引申为理解。所以，黑格尔的范畴有“认识的能力”的意思。
（2）本文在此处都用了主体，原因是，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意志活动”推演出伦理、国家等实体，“意志的活动”不是一种承载一切的载体，而是可以衍生一切的主体，马克思的现实人的活动的地位也是如此，所以本文这里用“主体”。
参考文献：
[1]RobertFine.themarx-Hegelrelationship：revisionistinterpretations[J].Capital&Class，2001.1，25：73.
[2]allenwood.Hegelandmarxism[J]//FrederickBeiser（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Hegel[C].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433.
[3]ianFraser.twoofakind：Hegel，marx，dialecticandform[J].Capital&Class;Spring1997，proQuestResearchLibrary.
[4]tonySmith.theLogicofmarx’sCapital：repliestoHegelianCriticisms[m].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albany，1990：40.
[5]paulmattick.JR.marx’sDialectic[J]//F.moseley（ed.）marx’smethodinCapital：aReexamination[C].Humanitiespress，newJersey，1993：131-132.
[6][德]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7]康德.康德著作全集（Ⅱ）[m].李秋零，主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80.
[8]康德.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G.w.hegel.hegel：theletters[m].translatedbyClarkButlerandChristianeSeiler.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4：257
[10][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1][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2]RichardSchacht.aCommentaryontheprefacetoHegel’s‘phenomenologyofSpirit’[J].philosophicalStudies：aninternationalJournalforphilosophyintheanalytic，Vol.23，no.1/2（Feb.，1972）：30
[13]杨祖陶.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7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5]孙伯，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94.
[16]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43
[17]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J]，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7，（11）：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4
摘要：实践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本文通过对科学实践范畴产生过程的追溯以及实践内涵与实质的重新理解，说明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领域革命变革的关键在于科学实践观的确立。只有立足实践的观点，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实践；对象化；主体；客体；主观；客观
近年来，哲学界在关于哲学变革以及主客体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许多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解。目前除了现行哲学教科书体系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外，哲学界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其中有一种看法最具有代表性。它认为，实践既不是人的主观的精神的活动，也不是人的客观的物质的活动，而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统一，精神是实践的一个内在的要素。这种看法正是哲学界最为常见的一种对实践本质的看法。对于这种看法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本人的实践观怎样才能得到正确的反映？这就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进行系统的考察。脱离马克思理论总体单纯谈论马克思的哲学实践观必然会使这种研究本身陷入缺乏内容的形式，导致对马克思哲学实践观的错误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讲的实践就是人们所从事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人自身的感性物质活动,是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通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统一并使人类获得生存、发展和解放的社会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它是从科学实践观出发,建立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
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它确立了认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及其在中国的发展的根本途径,即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与发展是在实践活动中实现的。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把实践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揭示了人和社会的实践本质。它把人类历史归结为在本质上是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历史,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去说明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去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二、从发展历程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理论
追溯马克思的实践理论渊源及其历史行程，除了真正深入到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真实的文化背景中，没有其他途径。换句话说，任何概念范畴的提出、产生都要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为背景，以一定的文化思想理论为先决条件，而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
（一）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已有充分的发展。当时的思想理论已硕果累累，其中英国古典经济学、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论、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确立具有重大影响。马克思正是在扬弃这些思想理论的过程中，萌芽、产生了实践这一关键性范畴，从而使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诞生。
（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旧的等级瓦解了，人类社会开始显示了统一的存在特性。作为社会统一存在特性基础的经济活动，以及作为统一的经济活动基础的劳动也日益显示出其普遍性。因为随着交换的普遍化，不同质的劳动产品不但在现实中而且在思维中被抽象化为同质的东西，这使得古典经济学家能够认识到作为价值的实体的劳动，认识到劳动的原则是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这就是说，社会统一存在的基础已经清晰可见了。因此，社会本身的发展，已经具备了从本质上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的条件。
（三）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日益兴盛，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也被日益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从自然科学认识方法出发去认识整个世界，而社会学家也用数学、物理的方法去勾画人类社会的宏观图景。这就产生了用自然科学认识方法来推导社会存在的倾向。这样，概括出来的世界必然具有自然科学对象的性质。黑格尔曾批判以18世纪法国哲学为代表的唯物论看待世界的极端的数学的观点，而马克思更是对机械唯物主义持批判的态度。马克思认为，在机械论的第一个代表人物霍布斯手里，感性没有了鲜明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也抽象成为机械运动和数学运动了。这种自然本体的思想具有客体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就其客体性而言，机械唯物主义仅仅坚持了认识的客观实在性，而没有认识到人的主观认识是怎样达到客观实在性的；就其抽象性而言，机械唯物主义只能停留于用一些抽象的哲学范畴去描述客观实在，而缺乏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认识方法。马克思真正揭示了自然本体论思想的局限性，这就是它没有能够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不理解“自然界的人的本质”这一判断含义深刻，这里面包含着实践概念的萌芽。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进行了改造。他认识到费尔巴哈的理论尽管把“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原则，但他还仅限于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他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这样，在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异化取代了精神的自我异化之后，人本身又抽象化了。他仅仅把黑格尔的精神本体转化为人的本体，但却仍用抽象的人的本质及其外化说明历史，在社会历史观上仍停留在唯心主义。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的出发点不是人的先定本质，而是人的现实存在、人的活动，这就是实践。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潜能才能不断转变成现实，人才能逐渐形成其本质性的存在，而人的这种本质也才能为人自己所认识。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去把握实践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凡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都不能不讲实践。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和人们普遍接受的说法是：“实践是人们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物质世界的活动。”长期以来，人们把这一理解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表述。近年来，哲学界不少学者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并撰文论述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在这些看法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主客观统一说”，即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实践既不是人的主观的精神活动，也不是人的客观的物质活动，而是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统一。在本文看来，对于实践这样一个关系全局的重要范畴的理解，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凝固的、抽象的东西，而应从多方面去剖析、理解、认识它。传统的理解不能说是大错特错，也非尽善尽美；目前流行的新看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实践内涵认识的深化，对于改变长期以来人们旧的思维方式是有积极的启迪意义和理论贡献的，但这种新看法矫枉过正，仍需完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更加明确和精炼的语言概括了劳动实践的过程和构成要素，实际上是从劳动的过程和要素的角度为劳动实践做了科学规定。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即是说劳动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并运用劳动者自身的自然力和外部自然力、机械力作用于劳动对象，使劳动对象发生适合于人的需要的变化的一种活动。同时，人的劳动不同于动物的活动，人的劳动不单纯借助于物质力，它必须有主观因素的参与，主要表现为劳动主体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地从事自己的劳动实践活动。当然，这里谈的物质生产劳动只是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不是实践的所有形式。其他的实践形式虽然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有异于劳动实践，但基本构成却是一致的，即任何实践都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主体借助于中介指向客体的一种现实的活动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主体、客体和中介。
物质实践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使原来统一的物质世界分化为思维和存在两个对立的方面。又由于人的实践活动使人们的主观意识能够反映客观物质世界，并改造客观物质世界。所以实践既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基础，又是使二者统一的基础。“主客观统一说”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这一思想的阐释、说明，对于正确认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实践的本质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看法在批评“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多走了一步，走向了另一个理解方向，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唯物、唯心对立的实践哲学的结论。这一结论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实际。马克思在创立了自己的新哲学后，终其一生，都一直非常明确、坚决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称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改造世界的实践为总特征，因而其哲学观主要探讨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即人对世界的主动改造活动和人在这种改造活动中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由于实践是人的实践，而实践的基本规定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因而主观能动性就成为实践的人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实践过程中包括意识、精神因素。实践包括精神活动，但却不能把它归结为精神活动，马克思在把主观能动性纳入实践的构成因素时，早已克服了其唯心主义的虚假立场，已把意识、精神的能动性转变为人的意识、精神的能动性。但是主观能动性的意识、精神属性并没有改变，它依然是精神因素。当马克思进一步把实践和唯物主义联结在一起，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命名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时，实践的唯物主义性质已经清晰可见了。
四、现行的实践定义
实践是指人们为了满足一定的需要而进行的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物质世界的活动，这个定义基本上反映了实践的本质内涵。从实践的活动过程来看，实践的目的加上手段、结果构成了实践的基本要素。目的是人从事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它是对实践结果的超前意识。目的是人实践活动的出发点，活动的目的性体现了实践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以及主体性。目的是一种表现“应然性”的主观东西，它要在外部对象中实现自身，必须依靠客观的手段。手段是人对外部对象所采用的作用方式，是目的在客观对象中实现自身的中介。物质生产实践的结果既不同于自然的结果，也不同于思维的结果，它是改变了原自然形态的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物化或对象化。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实践是人所特有的活动方式，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与理论相对应的范畴，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而应把它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最基本的范畴。如果要给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做一个尽可能简要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可以表述为：实践是主体通过中介（手段、方法和思想等）探索和改造客体以实现主体目的的对象性物质活动。
参考文献:
[1]朱荣英,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本质【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2月，第32卷第1期。
[2]贾君亮、王惠霞，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实践和实践批判【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月，第32卷第1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4]李秀林、杨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五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5版。
[5]贾利静，论马克思实践观的批判性品格【J】，泰山学院学报，第32卷第1期。
[6]贾君亮、王惠霞，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实践和实践批判【J】，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2月，第32卷第1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5
列宁曾说：“范畴是区分(人与自然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特定领域里的范畴，范畴的合理性、有效性、规范性，并运用一定方法对范畴及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描述及展开便形成科学。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具有重要性的范畴达三四十个之多。当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刚转变不久，一些范畴用语不太科学、合理，界线模糊，但不妨碍我们解读其中的天才思想。认识这些范畴的确切内涵，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清它们的层次，对于我们把握马恩形成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了解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认识作用。
在《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种种“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自己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观念”，“这些哲学英雄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认为“思想统治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这是一种纯粹主观抽象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觉得有必要揭穿“这种如此投合于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以“使之得不到信任”。另外，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世界观有一个由受黑格尔思辨理性和费尔巴哈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影响到最后转变成为科学的历程。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为：一方面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从客观现实出发加以事实性表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其总体思维框架中，浓重的人本主义主观先验逻辑仍贯穿全篇。如在描述历史现实的时候，先验地假定人的本质状态和从一般劳动的认识出发，通过对异化的否定和抛弃达到对一般劳动的复归和真正占有，假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状态。这无疑有碍于自己真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为了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为了彻底清算自己思想认识中唯心主义的残余。1845年马克思先后写了《提纲》，《形态》两篇文章，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抛弃了以往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悬设，以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眼光去洞悉人类社会的客观过程，以一种有别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视域阐述了唯物史观。我们认为把握了《形态》中不同层次的范畴及其联系，就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独特视角和总体框架，有助于达到对它的科学认识。
对范畴作一区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此处我们是根据范畴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整体构思牵引与形成机制中的相互作用、归属层面、制约层面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形成唯物史观最根本最核心的中心范畴。它们是进行理论厘定的中心层次，主要有分工、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力等。这里我们把“人”也归人这一层次，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它是“开始要谈的前提”、“现实的前提”，这些人不再是抽象的人，直观的人、只具有感情和爱的人、一般的人或者标准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范畴是马克思确定自己唯物史观的逻辑思维行程的最初出发点，他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社会历史中取决定性的东西这些唯物史观最基础的问题。“这丝毫没有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的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的获得了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归定性。人类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实现的。”
劳动的历史，生产工具的演变史即生产力的演变史同时又是分工由原始自然的分工、简单的分工再到发达的分工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现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仅仅是认识人类历史事实和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另一方面。由此由第一层次的范畴牵引出第二个层次如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资本、竞争等。有些范畴的内涵有相重复之处，但外延却彼此不一。只从生产上去界定人和历史，只是达到了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还缺乏对它的本质进行规定。这种规定性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次中分工范畴所指向的另一极——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生产关系，“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个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资条件。”这种一致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统一，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对人的纯主观本质的界定。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当然不仅是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是如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三大分工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任何生产力的飞跃都带来分工的变化，同时交往形式也发生变化，
同时又引起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莫不如此。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期，由于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竞争的加剧、商业资本的兴起，逐渐排挤了自然资本。处于最具决定性的地位和因素当然是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孕育的现实存在。分工由此而产生，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生产力的最佳延伸，生产力的历史就是分工的历史，抑或反之。民族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行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共同体的信息、能量、物质互换互通的简单关系，必须放到与生产力的相适应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解读。这所有的一切结果便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形成发展起来。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生产力、分工、交往的延续和体现，既可以成为后者积极发挥作用的最佳舞台，也可以成为限制其发展与延伸的枷锁和桎梏。可见，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我们把握《形态》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理解之所在。当然不能仅从时间的向度来考察这些范畴。任何一个用语在某一层面上都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便是它们之间相互确认、相互规定、相互限制又相互作用的复杂而不断嬗变的历史。
第三层次的范畴有：异化、所有制形式、利益、社会关系、社会状况、社会形式、行会、市民社会、家庭、国家、共产主义、法、等级、阶级、集体、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历史、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偶然性等。这些范畴尽管多少有些派生性、从属性，某种程度上是第二、三位的性质，但它绝非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三个层次范畴之间的厘定契合，才可能建构唯物史观的完美大厦。有些范畴具有上层建筑的内涵，但不能笼而统之，我们必须对每个范畴作实质性的价值归属和屙性裁定，使它成为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大厦所必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
在《形态》中马克思转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概念，“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里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先验设定逻辑中对异化的描述了，而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的客观逻辑的描述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运用经验归纳法，从经验的叙述事实中抽象出以下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分工存在，生产力与社会状况(社会形式)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它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家庭为基础的”。…㈣’由此出现的劳动和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和私有制的出现。二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表现着。这种自发形成的由于分工不同而相互组合而成共同活动的社会力量，对于特殊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不能驾驭的真正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支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只要两者之间存在分裂，它就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打算把我们化为乌有的力量。”由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劳动的消灭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状态加以描述，提出两个前提：异化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多数成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无产阶级的广泛性，而这又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普遍交往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才能相互发现并相互结合起来”。否则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思维行程逻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用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视角，马克思站在现实的角度，由最根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入手，描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这种异化劳动的迫切性和前提条件，以达到未来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除了本身是一种抽象概括之外，毫无一点思辨唯心的色彩。由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大家可能会认为将唯物史观作这种人为而机械的区分无疑会割裂著作的完整和谐。但此处的区分并非去瓦解科学唯物史观体系，只是理清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行程逻辑时提供一种便捷的路径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思维言路并未因此断裂，至此我们必须对《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理路作出一全景式的解读。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首次以几乎典型而完美的哲学思维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达到了在社会领域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思想的完整阐发。如展开“人”这个重要前提的逻辑运演行程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自然存在)——“许多个人的合作”(人的社会存在)——“这些个人的一定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人的本质存在)。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意识“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与语言“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是一种“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由于需要，由于交往，才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发展为一种社会意识。最后由于精神劳动分工的出现，才出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该阶级的思想家们才作为以“纯粹”的意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但仍然“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关系”而已。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的是一种由现象到本质，由抽象到具体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式。当然，它的主线仍然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6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综观哲学界反体系倾向，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
（一）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二）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7
无论是传统历史教科书还是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反思仍有待给予重新审视。当前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必须基于全面理解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理论特质、理论旨趣和理论逻辑基础之上。⑩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要体现马克思哲学本有的“问题意识”和“实践批判”精神。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路径应具有开放性和前瞻性，应积极吸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的问题域应从抽象理论思考转向对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思考，关注人文社会学科中的有关历史发展的哲学问题，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反思中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进而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特理论特质。在这一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解读值得借鉴，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理应得到警醒。从当前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发生来看，“资本”逻辑仍统治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唯物主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病症”根源的批判路径，仍具有分析全球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重大理论价值。政治经济学批判仍是洞察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批判武器。历史唯物主义在对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深刻性上，在寻求社会整合和建构最为基本的层面上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恰恰被部分西方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极力消解了。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内在逻辑
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哲学和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实的个人”、“现实的历史和社会”重新理解的崭新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内在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深化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基本范畴。
1．破解思辨结构的秘密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开启
马克思破解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理性思辨哲学的秘密，开启了哲学的新视域———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孕育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理论新视域。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神秘性和内在结构给予了深入剖析。单一个别的事物为什么表现为“实体”(事物的内在本质)?本应作为每个个别事物共相和抽象之表征的“实体”为什么具有自己的内在生命并与每个个别事物相对立?基于以上问题，马克思把思辨哲学的结构和方法归结为“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瑏瑢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先导和实质就在于他对思辨哲学内在结构的彻底颠覆和改造，这一改造的最终理论成果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价值关切在于:如何彰显现实感性个体的自由个性，解蔽抽象实体对真正个体自由的遮蔽。“通常的果实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品’的生命过程中获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瑏瑣马克思此时用哲学的语言来表述他对思辨哲学的批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判“思辨”本身，而在于批判思辨的抽象性和神秘性。“思辨怎样以虚假的自由方式从自身中先验地［apri-ori］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思辨又怎样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个性化的规定臆造成绝对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定。”瑏瑤马克思针对思辨哲学把“实体”归结为“主体”之自我构建的神秘特性，澄清了“实体”得以形成的社会机制:“实体”即社会，即现实的个人及其感性活动。个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物质生产)、人们的现实生活是经济范畴和社会意识现象的感性生成论基础。理性思辨哲学存在的基础在于现实的个人的感性生存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通过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性阐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初始问题视域:社会历史的现实起点、现实个人的感性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性生成的内在机制。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揭示了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且也把哲学得以生成和发展的领域界定为每个人所生活其中的现实的社会生活世界;哲学的使命和任务在于通过审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感性生命活动，批判和反思“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的内在关系实质，通过社会关系的批判而洞悉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彰显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游离于社会历史现实生活之外的抽象思辨、而是把其整个理论学说奠基于从事现实生产活动的每个人的生活领域。“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瑏瑥与其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在于对思辨哲学体系、内容和方法的变革，不如说体现在哲学观念上的变革。“我们可以坚持说马克思以后的哲学不再是以前的哲学。一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发生了，这与一个突然出现的新的哲学观点无法相提并论，因为它不只是要求改变观点和方法，而是要去转变哲学实践。”
2．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
如果说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的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那么对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域的深化和确立。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角，不论马克思对普鲁东经济学的批判，还是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他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瑏瑧的“生产”、“劳动”、“资本”和“货币”等经济范畴的批判性扬弃，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得以奠基。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更为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本有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关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逻辑展开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范畴的生成和确立过程。反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论又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瑏瑨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不是一种进化论的自然过程，“构成指导这个必然性论证方法论视域的，不用说就是唯物史观，同时，唯物史观也是对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实现以生产资料社会占有为基础社会形态的现实性和必然性的展望。”瑏瑩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两者以不可分割、内在交融的共时性状态共同存在于马克思思想中。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体现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历史批判，集中体现了对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经济哲学批判。具体言之，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是以经济哲学为切入点，以解决“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所导致的个人发展的二元对立为出发点，以求彻底解构“资本”统治人的逻辑悖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货币”(交换价值)起源的历史追溯，指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说”。这三阶段包括古代共同体社会、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阶段。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意图在于探求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发展的历史道路。如何把人与人之间本有的和谐共生关系从以“物”的依赖性作为表现一切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解放出来，构成了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经济范畴批判的理论主题。具体表现为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三大拜物教批判。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辩证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基本范畴得以最终确立，马克思对“自由人的联合体”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展望———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科学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特质和主体性向度，并构成历史唯物主义革命性的理论延伸和必然结论。与此同时，科学社会主义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事情加以自为的把握，立足于这种洞察，对原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作了‘科学的’奠基。这时，使所谓的‘奠基’成为可能的社会观·历史观的依据，无非是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与唯物史观的确立融为一体地真正得以超越早期社会主义。”瑐瑠总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深化和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和基本范畴。
三、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性的理解
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根本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解蔽范畴和消解意识形态幻象的批判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上述理论特质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及其理论效应。
1．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资本逻辑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特质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内在理论逻辑在于批判和解蔽物化的社会关系(商品、货币和“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彰显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以上问题关切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瑐瑡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权力关系运行机制进行了最为深刻和现实的历史批判，这极为鲜明地凸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向度。“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瑐瑢马克思深刻地把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现状描述为:“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瑐瑣同时，诸如“生产力”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也不是一个知性的认识论范畴，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批判性”维度。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批判性”维度，必须挖掘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蕴含着的深刻人学向度。“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瑐瑤如何把本应是个人本质力量表征的生产力还给人本身，指明实现上述目标的实践路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释放生产力的社会属性，消解资本对个人的抽象统治，从而让资本服从主体本身的内在需求，最终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为个体占有全部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折射出历史唯物主义强烈的“批判性”和“革命性”维度。无产阶级革命和阶级斗争不单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催生的纯粹自然进化过程，这其中也必然体现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自觉性的能动把握。“马克思恩格斯预想，资本主义发展使工人阶级均质化、其生活条件愈发严酷、阶级斗争变得越来越尖锐、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和组织结集，不可否认都进行了颇为乐观的推测。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组织路线，乃至阶级形成论的背景中，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物象化了的发展原动力的某种洞见，我们必须始终留意这一点，将之自为地抽取出来。”瑐瑥马克思对有关阶级斗争学说和激发群众阶级意识起来革命的策略有着充分的理性自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超越了左倾冒进的“激进主义”和改良保守的革命策略。这一点得归功于历史唯物主义“物象化”的批判视域。“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将群众的革命奋起，与这甚至通过前卫号召和指导而开始的相比，有如通过半透明的物象化了的自己运动、自然发生的突发似展相而开始的原因作了洞察———一方面对莽撞地奋起的奋勇分子进行批判，同时另一方面———基于对社会经济的动态分析，预见下一个即将到来的群众高涨时期，设定了对下一个群众斗争高涨应如何准备、如何参与这种方法上的问题。”瑐瑦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
2．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社会历史现实分析的“实践性”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8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在引进、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从首次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始，经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八十年代的美学热，直至今天美学研究的深化，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我国当代美学基本上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当代美学理论体系。在这样一个大的理论背景下，朱立元先生在长期对西方美学理论进行系统把握和全面研究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思考着我国当代美学、文艺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已充分体现了他对实践美学的理论发展和完善的思考，体现了他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的努力，并已基本形成了以实践概念为核心的实践本体论美学。可以说，他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理论思考，是对我国当前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和推进。本文拟结合朱先生的一些论著，对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理论构架，以及在美学研究实践中的具体贯彻作一初步阐述。
一、对实践美学的批判和继承
朱立元先生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在充分批判和继承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他在著述中也多次提到，他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美学，是在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下，主要是对李泽厚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批判、发展和继承。关于实践美学，朱先生认为主要是以李、蒋两位先生为代表。他说：“正是在以实践论为美学的哲学基础的意义上，我把他们两位先生的美学理论都纳入到实践美学的大范围之中。”[1]同时，他又指出，在理论认识上，他“对李先生的美学观，有赞成方面，也有不同意方面；而对蒋先生的美学观，则基本赞同。”[2]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对前人的批判和继承是必要的，只有借助于理论发展的背景，才能有所突破和创新，朱立元先生正是在我国美学在实践美学的研究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主张的。同时，我国美学研究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对美学的现代性追求是当代中国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也是这种思考和追求的产物。
我国当代的实践美学主要是指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构建起来的美学学说，在老一辈学者中，主要代表人物是李泽厚和蒋孔阳先生，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实践美学的观点和主张。此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同实践美学在基本思路上有相同或相近的一些美学观点和理论。基于此，朱立元先生分别对李泽厚和蒋孔阳二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剖析，使实践美学得以突破和发展，使其真正过渡到实践本体论美学的阶段。
首先，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主张，朱立元先生认为，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是在他60年代提出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的美学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李泽厚在系统研究马克思《手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其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朱立元先生指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较大发展，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为外在自然与内在自然两个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历史过程用‘积淀说’加以概括，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验哲学与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等思想观点；最后又把这种‘人化的自然’说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联系起来，上升为新‘天人合一’说；他并把自己的美学理论称为‘主体论实践哲学’或‘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的美学观。”[3]可见，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主张，在美学问题的根源和出发点上，是以实践为其基本范畴的。朱立元先生在充分肯定了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观点后，明确指出，虽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是以实践为其核心范畴，但因为对实践本身的含义的理解和自己本身理论建构的需要，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可以说是“主体性的”或“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美学。这样，“‘主体性实践美学’与‘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本身就隐含着逻辑上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4]因此，“积淀说”背后就隐含着日益滋长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在审美活动中片面强调理性、群体性、人类性等。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是主体论美学，因此，朱立元先生强调：“我认为李泽厚的美学还不是真正的实践本体论美学。”[5]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和内在的矛盾，朱立元先生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种内在矛盾的原因。他认为，这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本体论”的某种误解，即未能从存在论角度看待实践论，因而在以实践论作为美学的哲学基础时，未能把实践看成是人的存在（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未能对存在论意义上的实践作出更全面的阐释，因此，李泽厚先生把实践主要理解为群体、理性的物质生产劳动，而较少注意到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活动的个体、感性方面，“积淀说”虽也将群体、理性落脚于个体、感性上，但显然前者居于支配地位，后者是相对被动的载体而已。这样，“审美作为人生实践中生存和生命体验的内容与存在论意义就无法得到充分的阐发，实践论未能在本体（存在）论意义上真正成为美学的哲学基础。”[6]对李泽厚先生的实践美学的本质局限和不足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克服后，朱立元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存在论意义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理论。
其次，对于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理论体系和主张，朱立元先生将其概括为“以实践论为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说。”[7]他认为，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基本方向上属于实践美学，但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总的说来，蒋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基础的，但并不像实践派那样，直接从实践概念来界定美，而是以马克思《手稿》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的思想为立论的主要依据，从人与现实（自然）的审美关系的历史形成入手来揭示美和美感的诞生和本质的。朱立元先生认为，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理论最大的贡献和突出的特点在于：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把主体创造的思想放在突出的地位上。蒋先生从《手稿》中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出发，指出美的创造是一种自由的而又符合现实的规律的创造。同时，对于美的创造，蒋先生从宏观上和主客体的关系上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提出了“美的创造，是一种多层累的突创”理论，认为美是自然物质层、知觉表象层、社会历史层、心理意识层等多层次积累而又突然创造而形成的一个开放的、恒新恒异的创造过程中的复合体，所以它能把复杂归于单纯，把多样归为统一，最后成为一个完整的、充满了生命的有机体。朱立元先生认为：“这一理论打破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主体创造论大大深化了：既突出了主体能动性，又坚持了社会客观性；既看到了美的复杂性，又发现了美的单纯性；既注意到美的形成的量变（累积）方面，又揭示其质变（突创）方面；既重视了美的形成的客观物质条件，又强调了创造美的主体心理和社会历史因素；既顾及了美的形成的一般基础，又张扬了美学自身的特点；充分显示了蒋先生作为‘第五派’美学代表的独创性。”[8]因此，以其理论的创新性和完善性，蒋先生的美学思想在80年代迅速发展并成熟，而且与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美学或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有了明显的区分。对于蒋先生的这些观点和理论，朱立元先生则在全面肯定的基础上作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
二、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哲学基础
实践本体论美学既以实践论作为其哲学基础，那么，对实践概念就要从哲学上作一深入的剖析和界定，以往的实践美学研究，在对“实践”这一范畴或多或少存在着理解和使用上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直接把实践范畴引入美学研究，反而导致了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的丧失。其二，把实践范畴简单化，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劳动，缺乏对实践内涵的全面理解。其三，对本体论的某种误解，导致了实践范畴的存在论意义的缺失。朱立元先生认为，造成这些不足的根源在于对作为理论基础的本体论及实践概念的误读。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朱立元先生首先从哲学思考入手，对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美学界、艺术理论界的“本体论”误读、误译问题作了探讨。在《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9]一文中，朱立元先生针对我国自80年代以来，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对“本体论”这一概念理解和认识上的混乱，对本体论问题从语用学和内涵上在西方的发展作了详尽的考述。这一研究，不但对我国文艺学、美学研究在理论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同时也对朱先生在存在论意义上界定实践本体论美学确立了理论依据和出发点。关于这一问题，朱先生通过研究而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本体论是对译西文ontology的一个译名，它的本义不是中文意义上的“本体”、“本源”或“本质”，而是关于“是”、“有”或“在”（存在）的学说，即关于Being的理论。最新版（15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说：“本体论是研究Being本身，即一切实在性的基本特性的一种学说。”从理论上来看，朱先生的这一界说的意义是重大的，因为，对于实践美学的理论哲学基础的完善，对于实践范畴的全面认识和把握，以及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存在论意义等诸多问题的论述，完全是在这一界说上展开的。以此作为理论基点，朱先生进而认为，作为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实践论，既不单纯以本体论方式，也不单纯以认识论方式出现，而是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朱立元先生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
首先，实践论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的理论依据。朱立元先生认为，实践论之所以为实践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最根本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他说：“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实质上也就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这也是在最高层次上对实践美学哲学基础的概括。”[10]朱立元先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指出实践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不但包括人对自然、物质世界改造的实践活动，同时也包括人对现存的社会关系的改造的社会因素。所以，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实践美学，是建立在以实践为核心范畴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美学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基础，这标明了实践美学的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性质。”[11]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实践美学应以唯物史观为其哲学基础。朱立元先生还充分引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论述了这一问题。[12]
其次，关于实践本体论。如前所述，在对本体论进行正名后，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本体论也须从存在论角度加以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一定意义上包括着本体论，即包括着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其整个哲学的基石与出发点。”[13]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等经典著作中马、恩关于人的社会实践方式的论述的研究，朱立元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着本体论。这是一种“社会存在本体论”，即存在论意义上的本体论，所以，社会实践是人们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即“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他指出：“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概括为社会实践本体论，或简称为实践本体论。”[14]因此，实践本体论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与根本所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样，朱立元先生在廓清了本体论的含义后，从而探讨和阐述了马克思实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也就是人的社会存在论意义，从而为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即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意义是重大的。
其三，关于实践认识论。朱立元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实际上已暗含着实践认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很少离开人的社会历史实践来孤立、抽象地谈论人的认识活动和认识过程。当马克思表述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时，他实际上已指明了人的认识的来源和起点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指明人的意识随社会实践的改变而改变，实践是人们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在实践本体论的基础上，必然会得出实践认识论，他说：“从实践本体论出发必然要推导出实践认识论，两者有着内在的、天然的一致性，作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15]由此，朱立元先生指出，实践美学在8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以实践认识论为基点，对我国美学界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带有机械唯物论倾向的“反映论”美学的陈旧思路的突破。[16]我们认为，这一突破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反映论美学仅局限于认识反映客体的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这样美学研究仅停留在认识论层次上。而实践美学在引进实践本体论（包括实践认识论）的哲学基础后，就突破了这种认识论的框架，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范围。朱立元先生因此认为，实践美学在实践认识论的基础上，对许多美学问题都展开了研究和探讨，如与审美心理学相结合，深入到审美经验层次的研究；对审美活动的主体创造性的强调；对审美活动的接受主体性的重视等等。
此外，朱立元先生还对《手稿》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他的专著《历史与美学之迷的求解——马克思的美学问题》[17]、《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等著作，就是对手稿中的美学思想的系统研究。其他还有《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向陆梅林先生请教》[18]、《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再思考——兼答曾簇林教授》[19]等文章，对《手稿》中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作了深入论证和阐释。这些理论探讨都构成了实践本体论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
这样，朱立元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其理论核心，通过对本体论的内在含义的进一步厘清，对实践概念作了全方位的考述，强调了其存在论上的意义。由此，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完成了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为实践本体论美学找到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有些学者认为，实践美学在当代已经过时，在当代不需要实践美学，并对实践美学展开了批判。针对这种见解和看法，朱立元先生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实践美学是否过时的问题，而在于目前学术界对实践美学的误解。他指出，实践美学虽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哲学基础的美学，但在实践美学内部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思路，如以李泽厚先生和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体系就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实践美学作为一个开放的美学体系，应该说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所以，朱立元先生以实践本体论为基础，系统地建构适合于当代中国的美学体系。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可概括为：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实践是人生在世的生存方式，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首先，关于实践本体论美学中实践的含义。朱立元先生认为，实践美学应严格地把实践论作为哲学基础，而不能直接、简单地把实践范畴移用至美学研究中，特别是要注意发现、揭示实践范畴从哲学通向美学的一系列中介环节，并加以阐发论述。所以，他对实践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述中的含义，以及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认识论的统一等问题，在论述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时，作了详尽的阐述。基于此，朱立元先生直接指出，他的实践本体论美学中所谈的实践和李泽厚所讲的实践的含义并不相同。李泽厚先生所讲的实践主要分为两个本体，即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工具本体即物质劳动，心理本体即情感本体，然后用积淀说统一两个本体。而朱先生所说的实践本体论，则是从存在论意义上来理解的。他的实践的含义是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人所有的活动都可以概括到实践范畴当中来。物质劳动、审美活动、政治、经济、道德诸种活动都可以纳入实践范畴。这样，实践本体论美学中实践范畴的基本含义便得到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这不但对实践的范畴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且对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研究范围也大大地拓展了。如他针对有些学者对实践美学的误解或对实践范畴的片面认识时指出，有的美学家对实践范畴的理解较窄，单纯停留在物质生产劳动这一含义上，而未把种种人生实践，如道德实践、交往活动和精神文化活动（即马克思所说的精神劳动或精神实践）考虑在内。这样，“在建构美学理论时，往往把人生实践方面的审美问题放置在视野之外，而这同关注人生实践的中国传统美学之间鸿沟显明，不利于建构中西交融的当代实践美学体系。”[20]朱立元先生在这里不但指出了对实践范畴的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同时也明确地提出了实践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建设中的意义。实践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但它却是目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的范畴，因为通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本土化，通过中国学者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对它的阐释，它已成为自五四以来中国哲学、美学研究的另一大传统，如何将这一传统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这也是朱立元先生在存在论基础上理解实践本体论美学时所思考的。很显然，实践本体论美学在系统把握实践范畴时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这就是始终从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出发，在存在论意义上阐释实践论，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应有之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朱立元先生长期理论思考的结果。
其次，朱立元先生在对实践范畴作了存在论意义的诠释后，则提出了“审美是一种人生实践，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理论主张。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实践范畴的内涵的扩大，自然也包括了作为实践活动之一的审美活动，这样，审美活动不但是一种实践活动，是一种人生在世的存在方式，同时也和其他实践活动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的在世存在方式的所有内容。和以往对美学的追问方式不同，实践本体论美学没有直接去追问“什么是美”或“美的本质”这类传统的本质中心主义的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势必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似乎是难以确切地加以回答的。朱立元先生直接从人的存在方式入手，即从实践范畴入手，把审美当作一种人的实践活动，进而去探讨其他问题，很显然，审美活动是实践本体论美学所要探讨的首要问题。
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理论，在实践和审美活动的基础上，朱先生进而提出了“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主张。朱立元先生这一主张的提出，实际上包含着在对美学作出存在论基础上的现代思考之后，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为实践美学找到理论依据，进而建立真正的中国当代美学。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宗白华先生就指出人生有五种境界，其中之一便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21]这里所说的境界，也就是人生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美的境界也是人生所追求的。而且中国人对审美、艺术境界的追求是十分浓烈的，艺术化的人生，艺术化的生活始终是很多中国人的人生目标。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中国文人在达和穷的境遇下有不同的理想追求，他们在独善其身时，往往寄居山林，沉溺于艺术，这一传统也积聚于当代中国人身上，也是当代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所以，朱立元先生在实践范畴的基础上，力图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结合起来，而实践本体论美学提出“美是一种人生境界”的主张，显然包含着这一思考。
四、《西方美学通史》中的人本主义思想
朱立元先生的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主张，大致如上所述。此外，他也在有意识地将实践本体论美学的主张贯彻到具体的理论著述和批评实践中去。这除了在许多有关美学、文艺学的论著里有所体现外，则集中体现在由蒋孔阳先生和他主编的七卷本巨著《西方美学通史》中。《西方美学通史》在实践本体论美学观的指导下，始终把他们对西方美学的内在理解和把握贯穿其中，立足于现代社会来描述、审视西方美学。这一特征则集中体现在《通史》贯穿始终的对人本主义的强调及由此出发处处流露出来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而这种对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强调是和蒋孔阳和朱立元先生所主张的实践本体论美学观完全一致的。
《通史》是在哲学意义上来理解人本主义的，《通史》认为，人本主义就是以人为本的哲学理论与思潮。其根本特点是把人当作哲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与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世界的本质及其他哲学问题。在对人本主义认识的基础上，《通史》对西方美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描述，并对隐含于西方美学中的人本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考察。《通史》从古希腊一直到二十世纪末，将西方美学的发展分为“古希腊罗马美学”、“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学”、“十七十八世纪美学”、“德国古典美学”、“十九世纪美学”和“二十世纪美学”六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各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作了详细阐述。在整体的归纳和梳理中，《通史》对隐含于西方美学发展中的人本主义这一理论思潮始终都在加以关注，详细考察了蕴涵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中的这一内在的传统和精神，梳理了每一阶段人本主义的表现形式，最后落脚于二十世纪，详尽分析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这种对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强调，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的，这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命运的思考和关注。我们可以看出，这恰恰是和对实践本体论的理解有内在的相通性。这一方面是蒋孔阳和朱立元先生所持的实践美学的主张在西方美学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在系统考察西方美学时对中国当代美学现代化的思考，即如何在系统了解和把握西方美学理论的基础上，促进我国当代美学的建设和进一步发展。
朱立元先生关于实践范畴的存在论阐释、实践本体论美学的基本主张及在《通史》中的体现，以上我们作了初步介绍。关于实践本体论美学，在即将出版的《美学》一书中，朱先生将作更深入系统的理论阐释，我们也将分别就不同的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和研究。可以说，实践本体论美学在世纪之交的中国美学研究中，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注释：
[1][2][3][6][10][11][13][14][15][20]朱立元：《美学与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25、51、40、41、48、49、51、50页。
[4]朱立元：《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修正“实践美学”》，《光明日报》（京）1997年7月12日，第7版。
[5]朱立元苏保华：《勤学勤思走自己的路——朱立元教授访谈》，《学术月刊》（沪）2000年第3期，第104页。
[7][8]朱立元：《当代中国美学新学派——蒋孔阳美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9]朱立元：《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文学评论》（京）1996年第6期，第14—24页。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论争。
[12]可参阅朱立元先生《实践美学哲学基础新论》一文，见《人文杂志》（西安）1996年第2期，第10—18页。
[16]可参阅朱立元先生《对反映论文艺观的历史反思》一文，见《文学评论》丛刊1999第2卷第1期。
[17]朱立元：《艺术与美学之迷的求解》，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18]朱立元：《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论述的几点思考——向陆梅林先生请教》，《学术月刊》（沪）1997年第6期，第28—33页。
[19]朱立元：《对马克思关于“美的规律”的论述的再思考——兼答曾簇林教授》《学术月刊》（沪）2000年第3期，第88—96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9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本体论；证伪
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论争自80年代末以降，“实践本体论”倡导者不断变换论争的“手段”试图辩护其合法性。近年来实践本体论者在理论尚缺乏自洽性的状况下，又开始登陆到实践思维方式领域上。但是“实践本体论”的论争却因其没有完全被学界认可而一直没有完全的停息。最近，何中华先生的《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以下简称《辩护》）[1]一文中，就是实践本体论倡导者再一次在整合一种新的“学术资源”——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理论——来明确了实践的开启性，从而为“实践本体论”找到一个再辩护的理由。《辩护》一文主要阐述了三个问题：“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事实——对于“在者”的开启性——因而成为本体论范畴”；“自然界的前提性和优先性不足以成为物质本体论赖以成立的理由，实践范畴之原初性的凸现，使其在本体论语境中失去意义”；“实践本体论视野的特殊意义”。因为本文主要是证伪实践本体论，所以本文只就何先生的前两个问题，不揣浅见提出自己的商榷意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是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讨论依次在国内主要产生了三种范式：“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在这些范式中，物质本体论通常被指责为传统教科书的典型，故而有被边缘之倾向。而后两种在学界，特别是在中青年学者中，影响较深。但是这两种范式严格来讲，并不是国内学者真正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与现实要求下的一种自觉反省。应当说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马化”过程中的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入”。
其实，在三种范式的格局中，主要集中于“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论争。从中我们发现两者在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这一论点上是一致的。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何种本体论上，两者出现了质性的差别。要想分清楚“实践本体论”的错误在哪里，以及“物质本体论”的合理之处，明晰本体论这一基本的理论显然是关键所在，这样才能避免双方论战中出现“独断”。
本体论（ontology）从词根来看，它表达一种关于on的学问，希腊文原动词estion英文对应的就是tobe。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提出要研究“tobe”，此后本体论研究便成为无数哲人思考的领地。尽管对本体论名称的译介争论杂多2,但本体论并不因此就缺乏一种中心的问题域。从词源学上看,英文的ontology、德文的ontologie以及法文的ontologie,均来自于拉丁文ontologia一词,而ontologia又源自希腊文logos和out,意思是“是”或“存在”。而且在希腊文中,on和onta相当于英文里的being和beings、拉丁文的ens、德文的sein。目前,中国学术界主要把on翻译为“存在”、“有”和“是”。可是,汉语的这些译名都只译出了on(being)的一部分意思。王太庆认为:“他们的tobe(being)之类的词里头同时包含着我们的‘是’、‘有’、‘在’三个意思,他们认为这三个意思是一个意思,这三合一的意义就体现在being这个范畴里。”[2]
我们在借助于“是论”内涵分析后,原生态的“是论”告诉我们其与具体的“是”有着重要的差别:“是”论是“专门研究”有”（有与我们这里说的是只是译法差别??引者注）的学问”“这门学科与所谓特殊学科不同，因为那个学科没有一般地讨论“有”本身。他们各自取“有”的一部分。”[3-p122]
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也认为：“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形而上学。”[4-p179]由是观之,本体论内涵大约包含：(1)最普遍、最抽象;(2)最广泛———包括一切是者,实际存在的、不存在的、观念性存在的;(3)最高———它包括存在,比存在更广更高,因此没有比它更多更高的概念,是不可定义的。
任何哲学都应该有“本体论的承诺”，据此我们肯定马克思主义拥有本体论。但从本体论内涵中，实践作为逻辑演绎的本体论，在区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是重要的界碑。但是这一点只能在唯物史观中能够得以确认。而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不能够作为作为本体论，这不符合本体论的真正内涵。实践只是一种活动，只能是分有“是”。实践所指向的必然是有一个前提性对象。实践只能具有功能性的作用。其实在《辩护》一文中指认的“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正好说反了。实践才是这样一种“用”而非“体”。
二、实践在何种领域内能够成为“本体”
《辩护》一文首先借助海德格尔对在者的分析，指出：“与此相类似，实践对“在者”的开启这一事实的独一无二性，也使它唯一地有资格成为本体的规定。”正是在这样这一种“学术资源”支撑下，何先生认为“实践首先是一个经验事实，这也是人们对于实践的日常看法。但实践又不仅仅如此，因为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验事实。”，“当实践被作为一个一般的经验事实加以确认时，其本体论涵义恰恰因此而被幽闭了”。“实践区别于其它全部检验实施的独特性在于他同时还能够而且必须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被领会，即它是向未来敞开着的可能性”。“对实践作为经验事实之独特性的领会，有赖于对另一种经验事实的确认，这就是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的开启”。
在实践对于感性世界的作用的分析，引入这样一种生成论的思维表面上看是克服了以往“实践本体论”一些缺陷，增强了实践成为唯物史观的基础与逻辑起点上的说服力。实际上“物质本体论”在实践是人类社会生成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生成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一点上从来没有与“实践本体论”发生真正的分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的初步阐述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5-p78-79]“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5-p192]在这之前，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这之后,即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的1890年,恩格斯仍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p695]故此，我们说“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在这一点是一致的。《辩护》一文找到这样一种实践的开启性来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我们认为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实践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或者说是本体。这一点是对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为了针对何先生的“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有时也指马克思哲学）的内容难道仅仅只有唯物史观？哲学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得以创立本身就是以他们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为逻辑前提的，我们称之为“物质本体论”。唯物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并揭示了作为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之基础的“实践”的物质性质。同样如上述引文中所指认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以“物质实践”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观念”历史观相对立。用“物质”规定“实践”，就是告诉我们，“物质”是“实践”中的更为深刻更为普遍的本质，“实践”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态。此外，他们处处以“物质活动”、“物质行动”、“物质生活过程”、“物质交往”等提法，揭示了实践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存在等的物质性；揭示了“物质前提”对于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制约性。而且当他们讲到物质“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说：“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5-p77]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不是整个世界的基础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证。恩格斯曾经指出:“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指‘唯物主义历史观’———引者)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6-p228]又说:“新的学派(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者)特出的地方,只是在于这里第一次真正严肃地对待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把这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特征上)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6-p32]这里我们看到唯物史观只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在社会领域的“彻底运用”。因而把“实践本体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范式明显是“越位”。
恩格斯后来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又补充了马克思当初没有全面阐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就是说，物质是整个世界统一的基础，是世界的真正的本质。同时又阐述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既肯定了“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是“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映象”。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还对“物质”范畴作了科学的规定，他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物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我们注意到,恩格斯在这里从内涵和外延上同时对“物质”范畴作了规定：在内涵上，“物质”概括的是所有特殊物质形态的“共同的属性”;在外延上，“物质”是“各种物的总和”，即一切具体物质的总和。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恩格斯不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变革关系，而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最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即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并揭示了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可见，哲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的本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恩格斯还对于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实践标准问题作了深入的论证。
以上我们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实证材料为根据，论证了唯物史观的物质世界观逻辑前提，论证了恩格斯对于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全面揭示。由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接着《辩护》一文写道：“这不禁让人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的意思：“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这里我想问何先生物质本体论者有否认过实践的作用吗？实践的重要作用能是它作为本体论的直接根据吗？”后面作者接着指明“由于没有确立实践这一原初基础，费尔巴哈未能真正从根本上克服二元论的陷阱。”以及又很繁琐的把早已很清楚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中的意义（“哲学的视野与立场”）叙述了一遍。我们认为这些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并不能构成实践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的硬性根据。
三、“自在世界”前提性、优先性以及意义
“拒绝对马克思哲学做出实践本体论解释的最强硬的根据之一，莫过于马克思自己的两种说法：一是自然界的条件性，二是自然界的优先性。”然后，何先生发问道：“但是，能够据此把自然界或自然界物质作为本体论基础加以确定吗？”
接着《辩护》一文，着重辨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两句“物质本体论”的重要文本依据。他这样分析“马克思写道：“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全集3－269）””这“主要基于两点理由：一是”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二是“在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还“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手段。显然，在这里，自然界是在“条件”和“手段”的意义上被肯定的。许多人拿这句话作为马克思是一位物质本体论者得论据，是缺乏依据。自然界固有是人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的活动的“理由”加以确认，”更不能以此为根据进而把自然界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确认。否则就混淆了前提与理由的区别”。
“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指的是什么呢？“从马克思的特定语境看，它应该是时间意义上的。不能忘记的是，马克思整段话的基本命题是批判费尔巴哈的“自然科学的直观”的。这种直观的逻辑预设就是先行地肯定那种与人的存在或活动无关的自然界的优先性。因此，虽然马克思重申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绝不是在哲学意义上说的。”“在哲学意义上，这样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实践本体论”论者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先前]被思维者(指黑格尔———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7-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非人化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认为“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因而应当排除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这种观点理论上是矛盾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种观点把本来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人为地割裂开来，这是思维方法上的孤立性、片面性,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我们发现《辩护》一文中，引用了大量早年马克思的著作来理解马克思本体论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一生哲学向度逻辑进路中有一个“哲学时期”、“否定哲学时期”。1如果把视角仅仅限于他的“哲学时期”而不能以整体的视角兼顾考察那样一个否定旧哲学的时期，势必就会得出了那样一种“实践本体论”这样一种哲学本体论范式。原因是在早期是马克思思想极具嬗变的时期，他脱离旧哲学领地的一个重要界碑就是实践。这一点何先生在文中对于实践的一些重要意义的分析，我们认为是事实。但是到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仅仅把视角局限在“实践本体”，而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只是实践活动所涉及的“感性世界”。
经院哲学家通常由于兴趣或种种原因而专攻研究本体论或仅限于研究认识论、历史观，抑或如海德格尔那样去诠释“此在”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类解放为旨归，故而以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必须研究世界、社会和人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这是由他们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历史任务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是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是解放全人类，最终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实现其历史使命的思想导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就负有为无产阶级揭示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的历史责任，负有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责任。恩格斯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他说“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7-p481]恩格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现代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世界观”,她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也不同于那种包罗万象的作为“特殊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恩格斯又说：“一般世界观”“是以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一定理解为基础”。[6-p235]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般世界观”,她必须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做出回答,而这就是立足于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实践必须以自然物质为前提，如果否定了实践的客观根据，唯心主义大门便得以敞开。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的哲学实践观、实用主义实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一元论哲学观，实际上都是一种主观对于实践的肆意解释而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坚持“物质本体论”，在这样一个前提性基础上，再来探讨与张扬实践的重要作用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证实》.[j]《学习与探索》2007.（2）
[2]王太庆.《我们怎样认识西方人》.[j]《学人》1993.(4）
[3]外国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当代价值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个阶段，各种公共性问题不断突显，给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来看，对公共性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公共性属于哲学和社会学的范畴，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城邦生活，并在之后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其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在现代社会，公共性仍然是一个可供深入研究的范畴，它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因公共性问题的突显而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公共性研究多局限于政治及社会领域，而很少有从哲学角度对公共性进行解读。这种情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都表现得较为明显。我国对公共性的解读沿袭了西方学者的路径，但是，在社会向多元化发展的形势下，有关公共性的研究也逐渐打破了原来的范畴，而最终上升到哲学的层面。这个现象表明，在当代社会，公共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在新时代能够为人类及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公共性概述
公共性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词汇，而对公共性首先做出研究的也是西方的学者，其中对公共性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的当属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罗尔斯三人。虽然三个人都是研究公共性，但是他们的研究侧重面有所不同，汉娜・阿伦特着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公共性的关系的研究，她认为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同的境遇即为公共性，人是公共性建构的基本元素；哈贝马斯则侧重于研究公共空间，认为公共空间是公共性得以体现的重要途径；罗尔斯的研究视角又与阿伦特和哈贝马斯不同，他以政治为视角，将公共性解读为一种政治诉求。
以上三种对公共性的不同解读共同发展了公共性的内涵，使公共性的概念更为清晰。然而，公共性的概念的解析具有多样性，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阐释即得到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公共性没有具体的解读，然而它的许多理论观点在实质上是延展了公共性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阐述的公共性问题，如公共权力、公共利益等，已经触及到了公共性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实践的理论观点则与公共性有着紧密的联系，实践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将世界改变成公共性的世界。也正因为如此，后代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公共性表征的概念和范畴中得到启发，进一步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公共性，使公共性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人与社会的发生及发展的学科，它在研究人类社会的过程中无法回避公共性。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维度也正是体现在“人”和“社会”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公共性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公共性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无论是哪个时期的哲学，都无法回避对人的本质的追寻，而自古希腊时期起，哲学中对人的研究均囿于时代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将人的精神与肉体相剥离，或者将人与自然及社会对立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最终使得人的本质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综合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研究成果，批判性继承了他们的某些观点，最终得出人的本质是“现实的人”这一理论观点。所谓的“现实的人”是指群居性的、具有生命力的、能够改变外界状态的公共存在，它具备社会性，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理论观点实际上把人作为公共存在看待，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的哲学主题，转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方向，人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可生成的公共人。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有必要培育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规范。这一观点立论的依据是前面所述的人是公共性存在。既然人是公共性存在，那么人的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规范必然也是公共性存在的，然而，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规范实际上是处于分离的状态，要想发挥出人的公共性的作用，就必须对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规范加以培育，使二者合一，促成公共人的完整性。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种公共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在这个观点中，人是一个泛指，是人类整体，因此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指的是整体性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限定就决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想的公共性。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社会生活的关注。社会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相互交往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是构成社会的基本成分。相互交往属于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因而社会生活带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在实质上是对公共生活的关注。这种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社会关系的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性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属性，即使从表面上来看社会是以个人为主体，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社会是关系的集合，交互性的、公共性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处在社会中的人，几乎无法避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马克思主义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冲突起源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导致了利益分配的不均，问题由此而产生。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是新的视角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得到的理论成果。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范式，它对提升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价值、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里的理论意义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今时代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之后经历了几个理论的发展与丰富阶段，而社会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新的情况与新的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如何与现实更好地接轨的问题。而公共性维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视角之一，无疑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对以后的理论研究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同时以公共性为视角的理论研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将现代社会的公共性问题提升到了理论研究的高度。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具有深刻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的关怀是哲学建构的根本性动力，而公共性维度正好是以整个人类为视角，这样一来公共性维度就能为公共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培育提供理论基础。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平台。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哲学的基础性研究方向，这一做法对打破我国学界一直以来存在着的哲学孤立发展的局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公共性维度所提供的中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交流平台对改变我国哲学研究片面化、绝对化的局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因为它在各个时代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理论范畴，在本质上是与公共性保持一致的，这是因为实践实际上就是解决公共性问题的过程。我国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同时也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公共性问题在这个时期出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对解决公共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方面，在政治建设方面，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可以明确公共权力在政治建设中的地位，对防治腐败具有很大的帮助；在经济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维度在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对促进公共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共性维度对唤起人类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自觉性与自律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它在当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共性维度作为一个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基点，并使它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崔丽娜.马克思交往实践的公共性意蕴[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3（06）.
[2]王明春.“公共性”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哲学基础[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
[3]庄祺.人和社会发展的公共性探讨[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3（04）.
[4]马俊峰.语境、视角和方式：研究“公共性”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山东社会科学，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