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新国际分工；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要素资源在各国之间的流动加速，使得“国界”的概念在这个扁平世界上日益淡化，与此同时国际分工也发生了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向跨国公司主导的基于产品内的国际分工转变。随着运输成本的下降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贸易自由化改革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得以进入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合和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1中国参与新国际分工的现状
①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量持续增长，从1978年的355亿元到2007年的166740亿元，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穷国发展成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有效地提高了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增强了综合国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加工贸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②在新国际分工中处于产品加工装配阶段。虽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站在世界前列，但是看一个国家在新的国际分工中扮演的角色，还得看一个国家的贸易内容。总体看来，我国中间产品进口占有绝对比重，出口则以消费品为主。
③在新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等特殊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跨国公司纷纷把某些产业或产品的某些价值链环节转移到中国以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中国的制造业取得迅速发展的同时，统计数据也表明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多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组装以及部分非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上。也就是说中国是以劳动力这种低素质的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最低层次，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最低的利益。中国现在正处在新国际分工“微笑曲线”的最低点。而国际分工的巨额利益则被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美日等拥有大量跨国公司的发达国家获取。
2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
2.1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
无论从现今国际分工的主体、新贸易壁垒、贸易摩擦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很有必要。
①跨国公司主导新国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通过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资源整合，将世界各国纳入一体化分工网络，成为国际水平分工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往往将最终产品分解为若干价值增值环节，按照不同生产环节的要素需求特征考虑市场需求分布、运输成本等影响因素，通过FDi等手段将这些生产环节配置到具有不同特征的国家和地区。
由于跨国公司建立的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中国及其企业因此面对着一系列全新的情况，实现全球分工的主要方式已经不再是国际贸易，而是跨国投资、全球生产、全球销售，因此参与国际竞争应该是全方位的。
②新贸易壁垒、贸易摩擦的存在需要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根据一般规律，当一国某一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主导地位时会推行自由贸易，反之就会推行保护贸易。所以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纺织服装业、家电业，出口到发达国家，会遭受到贸易保护，新型的贸易壁垒如技术性、环境、社会责任、动物福利等的存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由于中国企业在出口贸易中打的是价格战，所以本来获得的利润就很低，再加上贸易壁垒的存在，中国出口企业的生存难上加难。
从国家层面来看，由于我国大量贸易顺差、外贸依存度大使得贸易摩擦不断，导致国家间贸易关系复杂，在一定程度经济冲突演变成政治冲突。这些都不利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
③对外直接投资，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积极开展相关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可以将高耗能、低收益的产业或已经成熟的技术转移到其他有需求国家或地区，使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与传统技术得以消化，国内市场可以更专注于发展新产业，从而来实现我国的传统工业向更高层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同时，通过技术密集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2.2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
①良好的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奠定稳固的基础。良好的国际直接投资环境是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随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入，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日益加深，资本跨越了国界，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金融自由化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发达的金融市场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资金的流动几乎不存在障碍，国际资本环境较为宽松，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平台。wto对各项国际经济活动做出相应的规定，并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规范机制，维护了国际经济活动秩序，为营造良好的国际竞争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此外，除了局部地区有冲突之外，国际政治局势基本上处于平稳状态，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比较稳定。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基本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使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增多。
②综合国力的提高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联系，特别是该国的综合国力对国际直接投资起到关键的作用。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978年至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9.88%，远远大于世界同期的3.3%。GDp可以较好地体现一国的经济实力。
此外，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也在不断健全与完善。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③中国部分企业的成长壮大为对外直接投资积累了成功的经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一批基础稳固、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及集团通过国际化经营，成功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成为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
这些企业率先开展了对外直接投资及跨国经营，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为其他企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带动作用，从而有利于我国企业整体实力的提升，增强了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总体的国际竞争力。
3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对策
积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来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的努力。
3.1政府层面
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要从整体上把握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而且要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支持。
①建立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和法律法规体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要得到顺利的开展，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政府可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管理协调机构，建立规范、高效的宏观管理运作体系，严格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前置审批，建立统一的审批标准，简化审批的内容与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同时也要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监管力度，防止不必要的资产流失。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是实践走在立法之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工作明显滞后。所以，也应该尽快建立和健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体系。
②加大政策支持。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许多企业还不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企业要走出去，光靠企业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可以为那些“走出去”的企业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另一方面，应健全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出口信用贷款、低息与贴息贷款、信用担保等，并逐步开展国际保险业务，以此来防范投资风险。
③加大人才培养。对外直接投资除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外，还缺乏相应的人才。人才，特别是管理人才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企业要走出去，就必须要有有思想、有胆魄的管理人才，必须有会计、金融、国际法、语言等专业人才。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人才还是比较缺乏，政府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积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3.2企业层面
企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要综合的地考虑整体和局部、短期和长远利益来制定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选择好区位和产业，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
①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虽然中国在劳动力资源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其他的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木材等）还是比较匮乏。一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企业要有长远利益，就必须对外寻求资源，进行直接投资，主要区位是发展中国家。②边缘产业转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国内较成熟的企业想要转移出去，首选当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国内较成熟的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只能向那些劳动力成本低、技术不成熟的国家转移，在这些国家从事生产转配，，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壁垒的问题，使得中国与东道国的经济政治关系显著改善，另一方面实现了产业转移，是企业的国内产业进行技术升级，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做准备。③技术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达国家。新国际分工中分工，技术特别是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美日欧等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处于加工、组装和制造等低端的价值链端点上。从现实情况来看，要提高国家分工的地位，我国应该以吸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紧跟世界潮流为目的，有战略、有步骤、有实效、有重点地发展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
参考文献
[1]安礼伟，魏浩.跨国公司主导型国际分工及其理论创新初探[J].现代财经.2007，(11):69-71.
[2]汪斌，岳甚先.新型国际分工下的“世界工厂”与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定位[J].产业经济研究，2005，(2):180-184.
[3]魏澄荣.发展中国家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的路径选择[J].亚太经济，2004，(5):10-11.
[4]魏澄荣.以跨国公司为传导提升福建省国际分工地位[J].国际贸易问题，2005，(11):82-87.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对外投资理论国际直接投资
一、前言
我国进行对外投资的时间还比较短，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还不能完全的解读我国现在的对外投资模式以及原因。所以，一定要根据实际，研究出正确的、符合企业需求以及国家需求的对外投资理论，使得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的顺利。
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是一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才真正的形成具体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海默（美国学者）是该理论公认的奠基人，他是第一个将垄断优势理论提出来的人，该理论是国际投资理论发展的标志。在同一时期，维农的贸易理论、卡森、拉格曼、巴克莱的市场内部化理论相继提出。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英国学者邓宁说明了一个新的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这个理论的观点是：企业的国际投资行为应当有几个基本要素：所有权优势，也就是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唯一的、国外的企业不能够得到的某种资产，使得企业具有组织管理、生产技术等优势；内部化优势，这是因为市场交易免不得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竞争等因素，然而这些因素会引起最终产品以及中间产品的竞争不够充分，所以为了使得企业所有权方面的优势得以保存，而且企业在交易市场所获得的收益要小于进行内部化转移所收获的利益时，该企业就要选择进行对外投资；区位优势，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一般会受到地理所在、运输成本以及生产要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世界经济慢慢的向着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探讨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家不仅仅有发达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而且后者的发展趋势越来越猛。这种趋势使得国际生产体系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使得部分工业化国家想要进行对外投资以收获更大的收益，并且这种欲望愈演愈烈。在同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很多的针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有效的、著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比如说：小泽辉智（日本）所提出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等等。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理论认识
与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前者是有一定区别的。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其企业所进行的外直接投资是由于资本过剩，明确说就是对外直接投资只是发达国家进行资本输出的方式罢了。但是我国企业在经济刚刚有起色时就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过剩无关，并且由于我国国内没有非常充足的建设资金，因此吸引很多的外资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所以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不但体现在动因上，还体现在投资所获得收益的价值判断上。
发达国家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其前提是国内产业结构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这样会提供给各个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形成自己的国际生产体系优势。然而我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状态，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非常完善、完美的产业结构，而且整体产业素质还不是非常高，比不上发达国家。我国和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外直接投资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也就是国内产业结构还处于中低层，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高强度化，我们反过来要利用国际生产体系来提高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层面。
四、中国企业在对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一定要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律以及发展进行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基本的保证，并愈演愈烈，使得交易市场不仅仅局限在国内，国外也可以进行交易；使得世界市场联合了起来。现在国际直接投资的地位越来越高，其成为了各个国家进行国际市场竞争的捷径以及重要方式，而且企业对外投资占企业优势的比重是越来越大了。我国企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在这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其作用不只局限于发挥以及利用已有的优势，还在于怎样构造一个新的竞争优势。企业可以利用对外投资与国外、国内市场相融合、贴近，得到其他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以及技术，提高技术累积的速度，加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想要去发达国家进行投资的原因了。
（二）对外投资具有很多的不同类型，投资企业一定要对其加以区分
投资企业想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种类进行区别，首先要根据自身的动机以及本企业的优势进行考察。我国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一般有以下几种动机类型：寻找市场、寻找效率、寻找资源等等。企业要根据其所决定的对外投资动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区域进行选择，确保其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而且在进行研究分析时，企业要将投资的动机以及自身的优势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合理的解释企业所进行的各种国际投资行为。
五、小结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很多的企业已经将其产品销往了世界各地。为了使我国的对外投资得到长久的发展以及不断的进步，我国要制定出与之相匹配的各种审批程度、完善各相关法规，使得我国的投资企业可以走得更远，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
参考文献：
[1]王泽东.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2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FDi；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
作者简介：胡再勇(1976―)，男，湖北浠水人，经济学博士，外交学院国际经济系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39-04
收稿日期：2006―08―14
一、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我国国fi,贸易的现状分析
根据小岛清的理论，当外资投资于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产业时，将会创造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充分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并与自身的资本、先进技术和管理结合起来，从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拉动我国出口。此外，外国直接投资的进人，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重要的资本品的进口，而且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垂直型投资的发展，即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其国内的产品有关联的子公司，并在总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形成专业化分工合作，这也会促进东道国进口的增加。
从图1可以看到，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总额、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逐年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增长源泉，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出口竞争能力的逐渐衰退。
由于在外国直接投资中扮演主角的跨国公司拥有庞大的全球生产与分销体系，这为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进出口渠道，也促进了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我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美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同时也是与我国开展进出口贸易最紧密的国家，这种现象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的确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本文将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来实证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定量贡献。
二、本文采用的方法
1．单位根检验。采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假设序列yt服从p阶自回归过程。检验方程为
其中c为常数项、St为趋势项。作假设检验为Ho：y=0；H1：r＜0。如果接受元假设则说明序列yt没有单位根。方程中加人p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εt成为白噪声。对于非平稳序列，还需检验其差分的平稳性，如果变量的n阶差分是乎稳的，则称它是n阶单整的，记作i(n)。而变量同阶单整是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必要条件。
2．协整检验。对于服从i(1)过程的变量的协整检验，从检验的手段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C两步法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Johansen检验，Jo-hansen和JuseliusL提出了一种在VaR系统下用极大似然估计来检验多变量间协整关系的方法，即Johansen协整检验，这里我们采用前者进行分析。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平稳时间序列，可以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变量间的回归，这时最小二乘法估计量不仅是一致的，而且快于平稳时间序列oLS估计量的收敛速度，因此，可以直接对FDi和贸易变量进行回归。
其中lnFDit是t期实际FDi的自然对数，inXt是t期贸易额的自然对数，c为常数项。引入对数后更容易得到平稳数据而且不会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考察方程(2)的回归残差εt是否平稳，可以采用aDF检验，如果平稳，则表明存在协整过程，且方程(2)描述了FDi和贸易额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
3．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是在考察序列x是否是序列y产生的原因时采取的办法：先估计当前的y值被其自身滞后值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的滞后值是否可以提高y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是y的格兰杰成因(GrangerCause)，此时x的滞后期系数只有明显的统计显著性。一般的，还应该考虑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序列y是否是x的格兰杰成因。检验方程为
其中，k是最大滞后阶数，通常可以取稍大一些。检验的原假设是序列x(y)不是序列y(x)的格兰杰成因，即
检验的指标是F统计量利相伴概率。
三、本文采用的数据及来源
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度量FDi，以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来度量国际贸易。
四、实证分析
1．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由于经济模型中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而造成结论失效，所以，对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才能进行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采用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
从检验结果可知，LFDi、Lei、Le、U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它们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这些变量的一阶滞后差分DLFDi、DLei、DLe、DL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LFDi、Lei、Le、Li都是一阶单整i(1)的。
2．e―C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由于LFDi、Lei、Le、Li都是i(1)的，所以，可以进行协整分析以验证LFDi与国际贸易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如果两个非平稳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这两个变量之间就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而可以有效避免伪回归。本文采用Johansen提出的基于VaR模型的协整检验方法，我们首先分别建立LFDi与Lei、Le、Li之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假设其滞后期数为p，通常希望滞后期数足够大以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滞后期数越大，自由度越小，因此在本文中采取aiC和SC最小的原则来确定滞后阶数；当aiC和SC出现矛盾时，利用似然比(LR)来确定滞后阶数，以便在动态性与自由度之间寻求一种均衡。在滞后期数确定后，再对协整方程中是否存在常数项和趋势项进行验证，然后对数据进行协整测试，最终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到，由于似然率22．8829大于1％临界值20．04表明应拒绝原假设，Ho：r＝0，而接受备择假设H1：r＝1；另一方面，由于似然率3．5308小于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Hl：r＝1的原假设。结合这两个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
在1％的显著水平下，Lei与LFDi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对于Le与LFDi，由于16．34366大于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原假设Ho：r＝0，而接受备择假设H1：r＝1；似然率4．397493小于1％的临界值6．65，因而接受H1：r＝1的原假设。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Le与LFDi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对于Li与LFDi，由于16．16805大于5％的临界值15．41，表明应拒绝原假设Ho：r＝0，而接受备择假设H1：r＝1，由似然率2．176960小于5％的临界值3．76，因而接受H1：r＝1的原假设，结合这两个假设检验的结果可知，在1％的显著水平下，Li与LFDi存在且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经济时间序列经常出现伪回归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实际却毫无意义。本文对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额、进口额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见，关于LFDi不是Lei的Granger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02921，应该拒绝原假设，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LFDi是Lei的Granger成因，而Lei不是LFDi的Granger成因的原假设，其相伴概率是0．7745，不能拒绝原假设，表明Lei不是LFDi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较大。同样，表明至少可以在95％的置信水平下，认为LFDi是Le的Granger成因，但LFDi是U的Granger成因的概率只有77％，不是很大。
4．协整方程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根据上述Johansen检验以及Granger检验可知，LFDi确实是Lei、i凰、Li的成因，且Lei、LK、L1分别与LFDi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故可以分别建立LFDi与Lei、Le、U之间的长期协整方程，结果如表5。
协整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方程(5)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LFDi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0．442个百分点的同方向变动；从方程(6)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LFDi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同方向变动0．508个百分点；从方程(7)的协整回归结果可知，LFDi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同方向变动0．298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正向关系要大于其与进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因此，就Lei、Le、L1分别与LFDi间建立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1)构建的Lei与LFDi间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为
由于aiC＝-4．814207，SC＝―4．117194都比较小，且R―squared＝0．54，对数似然函数值为62．14207，所以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其中括号中的数值是相应参数的t检验值。同时，本文还对模型(8)、(9)、(10)进行了一系列检验，Dw检验表明这3个模型的残差没有自相关，JB检验表明这3个模型的残差分布是正态分布，aRCH检验表明这3个模型不存在条件异方差，ReSet检验表明3个模型的设置基本正确。
从误差修正模型(6)、(8)、(10)可以看出，三个方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分别为0．3342、0．2736、0．2157，表明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33．42％、27．36％、21．57％，表明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不是很快，同时也表明我国的进出口、出口、进口波动程度不是很大。与长期均衡相比，在短期动态中，LFDi对Lei、i丑、L1的影响要小于长期均衡方程中的影响。从方程(6)、(8)、(10)可以看出，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都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滞后2期的LFDi显著影响Le(滞后1期的LFDi因估计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而省去)，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一般只有到第2年才能发挥出来。
五、结论及建议
首先，协整分析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的自然对数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会带动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总额和进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值分别同方向变动0．442个百分点、0．508个百分点和0．298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到，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要大于其对进口贸易的推动作用。
其次，误差修正模型表明上一年非均衡的程度分别为33．42％、27．36％、21．57％，这说明从非均衡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不是很快，同时也表明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的波动程度不是很大。与长期均衡相比，在短期动态中，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对进出口贸易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自然对数的影响要小于长期均衡方程中的FDi所造成的影响。在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都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滞后2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显著影响出口贸易总额的自然对数(滞后1期的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因估计系数没有通过t检验而省去)，这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一般只有第2年才发挥出来。
最后，从对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贡献的现状分析中，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而外商投资企业进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的差额也在逐渐缩小，从1993年相差12．73％逐渐缩小到2004年的0．76％，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增长源泉，相对应的是国有企业出口竞争能力的逐渐衰退。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4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人民币国际化?蟾?2016》数据，2015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3.60，较上一季度3.87略有下降。近年来，Rii虽整体上维持了上升趋势，但短期增速放缓并有所回落，这主要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及全球经济低迷、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原因所致。其中，作为人民国际化重要驱动力的贸易因素，作用也开始衰减。201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3.95万亿美元，不但低于2014年的4.3万亿美元，更低于2013年的4.16万亿美元，反映了我国贸易增长趋缓，上升动能不足。另一方面，根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456.7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而且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1356亿美元），首次实现该资本项下净输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无疑给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动能。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我国日益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投资小国发展为今天的投资大国。
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日益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迅猛发展。根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方面，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456.7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
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方面，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978.6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8826.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4%，排名位居世界第八。
从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份额的角度来看，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1.47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5.04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及存量的9.9%和4.4%。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6年906.3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0978.6亿美元，十年间增长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达31.9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速降低，世界经济整体疲弱，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却势不可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显著超过吸引外资的水平。201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35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较同年吸引外资高出100.7亿美元，首次实现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我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从单向引资大国演变为双向投资大国。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资本净输出将成为新常态。
三、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机理
1.促进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并提高了自身国际影响力，为人民币走出国门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历史机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动力。
现代货币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在一国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的流通、使用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的信心，也就是对该种货币偿付能力的信心。而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就成为信用货币持有者最强大的信心保证。迄今为止，人民币还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实现自由流通，但2015年中国实际GDp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4.84%，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以及资本积累效应等方面。就中国而言，生产要素配置效应表现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自然资源的不足，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通过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减少资源供应及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以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从而保障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则体现在，一方面，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可以转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优势产能的对外转移有利于国内“三去一降”工作的开展，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出资源和空间。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在国外开展并购投资，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国外高新技术转移到国内，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在以上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资本积累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外投资拓宽了利用国内外资本的渠道，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举借国际银行贷款等方式从东道国筹措资金，进而实现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或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以及人民币出资，突破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从而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实力。
2.直接投资带动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下，贸易规模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出该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对外开放程度越小的经济体，越倾向于自给自足，该国货币完成国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越低。相反，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说明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越高，用该国货币进行结算，则能更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繁荣国际贸易。本质上，货币国际化就是本币的对外供给，是与国际贸易相对应的货币转移过程。因此，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对外直接投资是拉动双边国际贸易的重要力量，对外投资的增加会直接扩大贸易规模。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物质载体，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引擎。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等资料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50多家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达15000余家，其子公司的出口额从2010年的6.32万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7.8万亿美元，出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比例从2010年的41.3%增长至2015年的47.33%。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L。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在贸易计价及结算货币的选择中更具有优势，更倾向于选择投资母国本币。这一点也可以从贸易强国英国、美国及日本的历史中发现，贸易强国的货币一般也是国际货币。从2013年开始，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正逐步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显然，我国贸易地位的上升将推动人民币在计价及结算中得到更多的使用，提升其份额。对外直接投资将通过继续巩固我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
3.为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拓展提供契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依赖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贸易地位，更离不开国内外市场上广大金融机构的参与。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翼，共同支持着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创造金融服务需求促进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各个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研发及销售，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必然随之遍布全球。伴随实体企业的出海，各类金融机构为满足其客户需求，也不得不把业务及分支机构进行跨国布局。显然，实体企业的对外投资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相伴而行，两者具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关系。一方面，对外投资及其拉动的国际贸易必然带来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及信贷融资等需求，为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从事海外人民币业务提供市场和动力；另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扩大、海外网点的完善、产品及服务能力的增强既可以为我国实体企业扩展国际市场提供关键的支撑和保障，也为人民币在对外投资及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创造条件。可见，两者协调发展，互相借力，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同时，在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前提下，发展和建设离岸市场是推进人民币海外使用的一个有益补充。离岸市场可以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境外融资及结算服务等便利，有效弥补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高带来的短板。境外人民币使用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金融产品匮乏，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不足，严重限制了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可以丰富境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带动相关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资金。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多种方式带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四、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及建议
1.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其自身竞争力增强的体现，可以在投资货币选择中更主动使用人民币，实现资本输出。我国政府在出台支持对外直接投资配套政策时，也可以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2015年对外投资流量达1456.7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增加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底气。
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具有一系列优势，比如投资企业可以在母国获得更加充沛的资金供给，增加资本优势，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人民币币值长期保持稳定和坚挺，是理想的投资货币，这是许多非国际货币的投资东道国本币难以比拟的；尤其是以中国为市场的直接投资项目如矿产、原油类投资，产品销售收入是偿还本金及投资收益的重要途径，在此类投资中应积极使用人民币进行资本输出，减少汇兑环节和降低汇率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指引，沿线国家也是通过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区域。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较为不足、建设资金存在缺口，严重制约了其国内经济的发展，而我国众多行业产能充裕、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大，急需寻求海外市场，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对外直接投资是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需求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方投资不但提供资金，还提供设备技术，甚至提供管理和劳务，此类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双方都是便利的。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如银团贷款、发行债券甚至提供政府援助等也理应更多使用人民币，资本输出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
2.提高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份额。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决定，如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出口企业的定价权、外汇交易成本及币值稳定性等。长期以来，我国贸易大而不强，出口产品可替代性高、出口企业缺乏贸易定价权及人民币结算不便利等都是制约人民币在贸易中使用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有望缓解这一困境，这是因为中国境外企业的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主导权的上升，这一方面有利于带动贸易扩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业的定价权。尤其是当中国的跨国公司用人民币进行投资时，选择人民进行相关贸易的结算就具有必然性。
在以中国为市场的对外投资项目中，企业选择人民币进行贸易计价结算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提高对华贸易中人民币结算规模，可以极大降低双方企业的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成本。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相对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创造了有利条件。提升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份额也是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一条路径，应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币的使用。
此外，具备比较优势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带动的贸易中有促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关键作用，因为投资企业的技术及产品竞争力强、可替代性低，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占据有利地位，拥有较强的贸易定价权，可以主动选择人民币为计价结算货币，维护自身利益。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时，因我国具有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由此产生的贸易使用人民进行计价和结算是合理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简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拉动贸易及提高企业自身的话语权、产业链的主导权及产品竞争力等途径来提高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和结算中的占比，间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壮大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主力军。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跨国并购及投资不断增加，相应产生了大量的投融资及结算等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尤其各大商业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也为促进自身发展，纷纷进行业务及分支机构的海外布局。截至2015年末，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拥有海外机构644家，中国工商银行拥有海外机构404家，中国建设银行拥有海外机构27家，中国农业银行拥有17家，中国交通银行拥有15家，总计1000多个海外机构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5
当今世界，经济正在日益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构成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两大支柱除了国际贸易活动之外，便是国际投资活动。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以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为主要特征的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一体化国际生产体系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入wto后，中国将更加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FDi必将以更大的规模进入，对中国未来的市场结构和经济走向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初步分析。
一、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影响的理论回顾
（一）市场结构的决定理论
在产业经济理论中，一般将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概括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进入壁垒、企业合并和市场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杨沐，1989）。贝恩是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统化地提出了进入壁垒的概念，并将进入壁垒的形式概括为三大类：绝对成本优势、产品差异优势、规模经济优势（Bain，1956）。斯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就是指在每一产量或部分产量中，必须由寻求进入的厂商承受而已有厂商不必承担的生产成本。即已有厂商相对于新进入厂商所拥有的优势（如在市场需求、成本条件等方面）就是进入壁垒的表现形式，且是已有厂商拥有长期垄断性收益的基础。所以，如果没有这种市场条件的不对称，已有厂商和新进入厂商所面临的需求和经营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会存在行业的进入壁垒（Stigler，1968）。
德姆赛兹则将进入壁垒的存在与政府的行为、势力相联系。他认为，结果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的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任何限制都会产生进入壁垒，或换句话说，凡不是由市场自然产生的政府限制活动所造成的经营成本的额外增加，就表明存在进入壁垒（Demsets，1982）。德姆赛兹还提出“所有权进入壁垒”的概念。按照这一概念，只要产权存在，壁垒就存在，壁垒的撤除有可能损害原有厂商，而这一损害并不是天然正当的，德姆赛兹认为“所有权进入壁垒”不是保护原有厂商，就是保护新进入厂商，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有这种保护，而在于以总效率提高为标准，判断给予哪一方以什么样的保护。以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出版为标志，产业组织理论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论（tirole，1988）。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作为以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个体间竞争和冲突为基本分析对象的数学理论，博弈论为研究厂商的市场行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别对寡占行业尤为合适。近年来，博弈论模型已几乎触及到了市场研究的各个方面，如市场卡特尔和价格联盟、价格歧视、一体比、产品差异、不完全信息、技术创新竞争和市场出清机制等，并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二）FDi与市场结构相互关系
随着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的发展，产业组织理论的应用研究领域更加广泛。以产业组织理论为指导，探索FDi和市场结构相互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FDi与市场集中。普遍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直接投资进入与东道国的目标产业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迹象更为明显。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比较看，在同样的FDi进入下，发达国家市场集中度要略弱于发展中国家（张纪康，1998）。
2.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进入壁垒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进入壁垒方面研究还比较新。邓宁（J.Dunning）1975年首先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进入效应分成了两个部分：直接投资进入对厂商数量、规模格局、进入壁垒的影响；进入之后导致的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包括在母国市场的反馈效应和东道国的前馈效应）。1993年，邓宁就直接投资与进入壁垒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归纳。
3.伴随FDi的市场结构跨国传导。凯夫斯认为，由于投资国与东道国通过投资而建立起来的双边相互依赖使投资国的寡头市场结构有向东道国传导的趋势（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场中寡头间的相互依赖格局随着寡头们向相同行业对外直接投资而跨越了国界。
4.FDi进入后的东道国市场结构变迁。弗农按照其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了一个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产业市场结构动态转换模型（Vernon，1977）。即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后凭借各种优势建立起来的最初垄断地位，将随着跟随者的进入（包括其他国外厂商及较晚进入的当地厂商）而会转为寡头垄断或竞争；然后再随着当地厂商的工艺模仿、走向成熟而使东道国市场最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
5.直接投资进入的阶段特征及其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东道国产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在有国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外资进入的方式和东道国原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外资进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资或兼并收购进入、初次进入或第二阶段进入。就初次进入而言，弗农认为，东道国原有厂商的市场份额将随着来自国外的进入发生而下降，但劳尔却有不尽相同的观点。劳尔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不管是初次进入还是第二阶段进入，都将因其拥有的更大规模、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术、工艺、更多样化的产品及在融资、技术、营销等方面的优势使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占更高份额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对中国市场结构的影响
贝尔曼和邓宁等列举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四种目的：寻求自然资源、占领当地市场、寻求经营的高效率、竞争策略的考虑（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进外资是中国开放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一国能否有效引进外资，除了取决于该国的政局稳定程度、资源丰裕程度、劳动力价格、市场规模等因素之外，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垄断为特征的FDi进入必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市场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一）FDi对规模经济的影响
达到有效的规模经济所要求的水平会推动市场集中，政策决策者的目标是既要利用规模经济，又要保持市场的充分竞争。
在市场需求规模不变的情况下，随着FDi的进入，行业内在位企业数量增加，平均的企业规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场开放除了带来外来的直接投资之外，也带来了更新的技术和更大的市场需求。更新的技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则从需求方面为扩大规模提供了条件。因此，FDi对国内规模经济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关于FDi对规模经济影响的典型案例是汽车产业。据有关资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达200多家，平均生产规模为二百多辆/年，最小企业的仅为年产十多辆，规模经济效应根本无法体现。随着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进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发生了本质性变化。经过一段时期的竞争，国内汽车制造业优胜劣汰，存活企业的生产规模普遍扩大。如美国通用在上海的投资10多亿美元生产别克轿车，年设计生产能力15万辆，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规模。
（二）FDi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资。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完整、部门比较齐全，FDi进入之初一般都会使国内市场集中度降低，从而促进市场竞争。
同时，在我国有两种情况导致跨国公司在华新建投资提高了市场集中度：一是跨国公司的产量超过国内厂商所生产的数量，二是因为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在国内是全新的产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计算机产业为例，90年代初国内厂商还无力进行自主开发，结果国外产品迅速抢占了我国计算机市场，跨国公司大有垄断我国计算机市场的趋势。这种状况直到90年代中后期国内联想等厂商引进和自主开发之后才开始改观。另外，我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幼稚行业，FDi所带来的产品一般都是国内空白的产品，如80年代德国大众进入我国汽车市场之时，基本上垄断了我国的中档轿车市场，90年代末，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约占整个行业的65％，创造的利润占整个汽车行业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国公司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在外资并购过程中，这些企业大量让渡股权，低价甚至无偿出让品牌、商业信誉、原材料、供货渠道、产品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资的进入门坎，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同行业的国内其他企业面前树起了竞争巨人。如柯达进入中国市场时，对我国除乐凯之外的感光材料实行了全行业的兼并，从而很快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而且我国政府承诺在4年内不批准其他国外厂商在中国的投资。柯达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达到了37.4％，超过了富士（25.6％），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随之提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东道国市场集中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一系列因素：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规模以及持续增长的能力、跨国公司的市场绩效以及对当地厂商长期的生存竞争能力的影响、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贸易品的进入、东道国本地厂商对FDi的反应以及本地厂商的技术开发和模仿学习的能力、东道国市场其他竞争者的数量和规模。
由于中国市场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之后，其他跨国公司也会采取跟进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没有赋予跨国公司独占权，单一的跨国公司不可能长期控制我国的某一行业或产品的市场。如通讯行业，国际著名程控交换机厂商纷纷加盟中国市场的竞争，如at&t、爱立信、北方电信、西门子、neC、三星、阿尔卡特、诺基亚等国外厂商都在中国抢占滩头阵地，到1995年底这些企业的年生产能力占到了全国程控交换机生产能力的70％，市场占有率达到了90％以上。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竞争的同时，民族企业奋力抗争，积极利用跨国公司之间残酷竞争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在程控交换机行业，国内技术最早实现突破，发展最为成熟。大唐、华为、金鹏、中兴、巨龙等公司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开发能力，不断推出新产品。1998年以后，国内厂商不断从国外厂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场份额开始大幅提高，国外厂商垄断我国程控交换机市场的局面开始被突破。
在跨国公司刚刚开始进入，我国一个行业中只有一两家跨国投资企业时，的确存在跨国公司的市场集中度很高的问题。例如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在较长时间内几乎是我国中档轿车的唯一生产企业，产品价格也处于相对高位，但是随着众多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它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一汽捷达、二汽富康都与上海桑塔纳展开竞争，桑塔纳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降。
从彩电业看，在大屏幕彩电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曾经达到60％以上。但是，以长虹为首的国内彩电厂商不断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努力推出新产品、提高质量、完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夺回了市场。到1998年，我国彩电市场集中度CR4达到63.3％，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国产品牌占领。
（三）FDi对进入壁垒的影响
市场进入壁垒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垒，另一方面是来自在位企业的经济性壁垒。
随着FDi大量增加，来自各方的力量会促使我国不断地降低对外商的政策性壁垒，减少对外商进入的限制，从而大大促进市场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市场进入壁垒也会同时随着FDi增加而提高。
1.FDi进入提高与成本有关的进入壁垒
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凭借其庞大的自有资本优势和多渠道的融资渠道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提高了行业的平均必要资本规模，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要想达到在位厂商相同的成本，其资本必要规模至少要达到在位者的规模。这种大规模的投资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如果没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内厂商要想进入高档轿车市场必须达到通用生产规模，否则会面临成本的竞争劣势。与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之前相比，这同样也提高了国外厂商进入我国高档轿车市场的进入壁垒，虽然相对于国内厂商来说，具有垄断优势和雄厚资金实力的跨国公司更易于跨越这些壁垒。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生产以及高度垂直一体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关键的资源，可以利用跨国公司的内部分工优势在供应资源上享有价格优势，FDi可以提高绝对成本壁垒。如我国计算机产业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而在我国进行生产的跨国公司几乎都在全球市场上进行电子产品的垂直一体化生产，因而在我国生产计算机的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内部的分工取得廉价的中间产品，对于在国际市场采购关键中间产品的国内厂商来说必然在这些中间产品上存在成本劣势。
2.FDi提高了国内市场的产品差别化壁垒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跨国公司全产品系列化的投资在产品空间上构筑起了对潜在进入者的高进入壁垒。一是因为进入者进入时难以找到足够的产品空间，挤入已有的产品空间必须付出比在位厂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为在位厂商的多样化产品可以进行风险成本的转移，在竞争对手进入之时可以采取灵活的竞争手段以阻止进入者的进入。比如汉高公司在华建立了11家企业生产金属化学品、民用粘合剂、家用洗涤品、化妆美容品和工业用油脂化学品，汉高的6大系列产品5个已来到中国。
（2）FDi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实行多品牌的战略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以我国的洗发护发用品市场为例，自从美国宝洁公司在1988年进入我国市场之后，很长时期处于市场主导地位，占据了最大的市场份额。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宝洁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战略形成了产品差别化壁垒。“海飞丝”、“飘柔”、“潘婷”、“沙宣”等，这几大品牌占据了洗发护发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间，品牌之间既有竞争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协同保护的功能。潜在进入者要想在这已有多种品牌占据的特性空间找到能获利的需求空间难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织地对特性空间的占有使进入者的渗透成本很高。
（3）FDi因为消费者的偏好忠诚而提高了产品差别化壁垒，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必然花费更多的广告推广费用才能把消费者从跨国公司吸引过来。如可口可乐进入我国之后的碳酸饮料市场。
3.FDi提高研发、广告上的进入壁垒
跨国公司研发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复制和在跨国公司内部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在国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发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化销售中分散研发的成本。同样，在广告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对于某些标准化的产品，广告可以向子公司的产品延伸。因此，跨国公司不仅本来在研发实力上强于国内厂商，而且进入我国市场时可以利用研发和广告上的规模经济在我国市场上构筑进入壁垒，在相同条件下，潜在进入者要以更高的研发和广告支出才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
三、结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具有双重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市场结构的构成要素（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度、交易成本等）是决定贸易流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也对东道国市场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具体影响的程度，则有赖于进一步以数据来进行更深入的实证，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详细的研究。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十分注重其理论的政策含义的研究。宏观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方面，促进国内市场结构合理化，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由于国际直接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竞争条件（规模、技术、成本、信息、资本获得性等）不同，导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样。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防止部分企业滥用垄断势力，必须设计一套适合wto要求和中国国情的竞争政策。
【参考文献】
[1]李太勇：《跨国公司投资对我国市场结构的影响》.[北京]《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国外商投资报告——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影响；出口贸易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征分析
（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拓展迅速
21世纪之前，中国投资流量呈现不断增加趋势，但投资存量不大。自2002年中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存量）达5319.4亿美元，跃升至全球第13位。而且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较2011年下降17%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7.6%，首次成为继美国、日本后的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
（二）投资遍布全球近八成的国家和地区
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投资企业近2.2万家，广泛分布在全球179个国家（地区），覆盖率76.8%。2012年，58.4%的投资（512亿美元）流向了香港；同年，中国对美国投资40.48亿美元，同比增长123.5%，美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经济体（占比4.6%），前十大投资目的地还包括哈萨克斯坦、英国、英属维尔京群岛、澳大利亚、委内瑞拉、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卢森堡。前20位的存量累计达到4750.93亿美元，占总量89.3%。
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一）尽管投资流量大幅上升，但投资存量少，而且投资流量和存量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都较小
根据《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2012年中国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6.1%，存量占比仅2.2%。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美国的10.2%，与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存量相比，差距也是比较大的，这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
（二）投资主体结构失衡，国有企业占较大比重
中国的投资主体结构和其他国家有所区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为国有企业，尤其是在资源和能源领域。由于国企受到国家的监督和管理，所以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受到很多政策上的限制，国有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很多的“国家色彩”。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放宽政策限制，鼓励中小企业“走出去”。
（三）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
根据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集中在服务业和能源类行业，缺少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非常不合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根据国际经验，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大都经历了资源开发―制造业―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过程。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出口贸易的具体影响
（一）宏观层面
完善的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前提，因此，应建立完整、系统地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障。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努力营造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贸易环境，积极引导和帮助企业提高技术、服务和管理水平，同时协调对外开放和环境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政府还应加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如加大融资力度，设立信息咨询和服务中心等。
（二）微观层面
1.增强高科技的研发力度，创立企业自己的国际知名品牌
国际竞争是科技的竞争，更是品牌实力的竞争。中国企业无论是科技上还是实力上都无法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其渠道、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2.加强培养企业跨国管理人才
人才的不足会制约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由于缺乏相关技术的人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和商品结构严重失衡，所以企业需要建立专门机构来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人员，以适应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
3.加强企业战略国际化
国际化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充分条件。把国际化的发展和企业的总体目标战略相结合，既可补充国内发展的不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也可从国外的角度来衡量国内发展的产业链条发展以及经营方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要想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结合自身的特点和目标制定国际化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
参考文献：
[1]陈石清.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实证比较研究[J].证券与投资，2006（01）
[2]李春峰.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的对外贸易[D].湘潭大学，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7
作者：主学鸿单位：云南财贸学院经济研究所
一、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tnCs)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国际直接投资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或“引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专家积极加盟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研究队伍，当然，迄今仍未创立能全面、科学、系统地解释全球性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普遍的对外投资现象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显得苍白无力。在古典的静态国际贸易理论模型中，假定前提是:商品完全自由流动，而生产要素则不流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没有贸易壁垒(Handelsbarriere)，因此，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易将保证资源的最佳配置。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要素投人方面的贸易是不必要的。因此，厂商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和动力。要提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就必须着眼于动态比较优势，修正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或另辟蹊径，设法寻找诸如厂商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理论、区位理论和资本理论等经济分支中的有机合理成分。52几乎所有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时都构造了部分或局部均衡模型。艾尔迪莱克(erdilek)1976年指出，由于多国公司(mnCs)最不可能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运营，因而微规经济学一般均衡的基本假设不适合多国公司。完全竞争假设对提出和发展国际贸易纯粹一般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投资理论并末蕴涵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由于人们日益重视对跨国公司(tnCs)的研究，因此，能找到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料越来越多。迄今，国内外学者对跨国公司的一般性质已有了深人的研究和把握。令人满意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这样的理论必须能够解释厂商对外直接投资这一全球性现象出现的原因。一个厂商必须抓有某种特定优势，才能克服在东道国经营分、子公司增加的额外成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必须解释厂商所拥有的特定优势的来源以及其分、子公司如何与当地厂商、其他跨国公司进行竞争。最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能解释厂商为什么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而不选择许可证转让技术和出口。其次，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要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布局和产业格局。最后，这样的理论亦应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双向流动这一常见的现象，即甲国的乙企业在乙国投资，乙国的甲企业亦在甲国投资。
二、现代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端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60年斯蒂芬•海默(St叩henH•Hymer)的博士论文《民族国家公司的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提出的寡头垄断理论。寡占反应理论是海默对跨国公司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提出的。海默认为，直接对外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厂商控制国外生产经营的愿望。之所以有这样的动机，是因为该厂商在国内不完善竞争条件下运营。他认为，控制国外生产经营的愿望，不仅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其资产，而且是采取战略行动来消除国内外的竞争。海默还认为，为了充分获取厂商所拥有的某些优势和能力的收益，控制国外生产是必要的。他分析了厂商如何通过国际水平一体化和国际垂直一体化来充分利用、发挥自身优势的问题。因此，海默第一个提出，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寡占市场结构条件下使厂商所有权特定优势的收益最大化。海默亦指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涉及资本的流动，而且还涉及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流动。也就是，他认为，外国所有权往往是以厂商拥有的优势先进技术为基础的。因此，外国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给东道国提供了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effeets)，因而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spilledeffeets)。后来，卡夫斯(R•e•Cavcs)对海默的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经济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作了系统化。卡夫斯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出现在母国和东道国具有某种市场结构的产业。对于水平或横向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特征是产品差异化和寡头垄断;而垂直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开寡占的不确定性和给新竞争对手的进人设置障碍。尼克博克(F.t一Kniker.boeker)进一步发展了跨国公司寡占理论，他认为，寡头垄断厂商相互跟随进人新的国外市场，是一种以对外直接投资作为防御武器的战略，即进行防御性投资。在寡占的市场结构条件下，一旦一家厂商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其他厂商跟着这家厂商对外投资，以抵消第一家厂商行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一般地说，产业组织理论或市场结构理论强调，在寡占条件下，厂商拥有某些所有权特定优势(theownership一speeifieadvantages)，要让这种所有权特定优势在国外获利，最好是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而不是进行出口或技术转让。可是，什么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呢?所有权优势的外延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技术优势。技术在许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一直起着中心的作用。这表明，一厂商想在海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希望在东道国开发利用其先进优势技术。从更广的意义上看，技术不仅包括着新产品、新机器和新生产工艺，而且还包括管理、市场营销等“软”技术。因此，有些厂商之所以在海外直接投资，可能是因为其拥有先进的管理和市场营销技术;但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技术本身并不是厂商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仅是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因为先进技术亦可以通过技术转让许可证协议、出口含有先进技术的产品等方式加以利用、发挥。第二是投人供给优势。激发厂商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权特定优势亦包括对某些自然资源，某些特殊类型的劳动、财力、知识等投入的排他性(即独家)控制，或厂商能以优惠条件得到这些投人。不过，对投人的独占控制亦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必要条件，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厂商为何对外投资，而不进行许可证技术转让和出口。第三是规模经济和风险分散化。所有权特定优势亦可能是某些大厂商在寡头垄断条件下获得的规模经济。由于存在反托拉斯几法或来自其他大厂商的有力竞争，因此，为了得到更大的规模经济，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大厂商亦有能力将其经营活动国际分散化，这样就可以降低厂商的总风险。柯亨(Cohen)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时强调了分散风险的重要性。他认为，为了分散风险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是有很强说服力的。例如，这一论点解释了大厂商为什么对外直接投资倾向更强，因为大厂商所面临的风险更多、更大。该论点亦能解释双向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的产业程度、水平不同的原因。不过，这种观点对一厂商在分散风险时为何要进行直接投资，而不是进行间接或证券投资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最后是资本市场不完善。国际资本的典型特征就是不完善。艾利伯在《一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一文中试图从新的角度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大厂商在资本市场上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具体说就是，母国有些厂商能以比东道国厂商高的速度将相同预期收益流资本化，因为它们能从国际资本上借到利息率低的贷款。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决定贷款利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贷款所用的货币贬值风险。货币越强，贷款利息率就越低。跨国公司借贷时，贷款是以母国货币进行的。因此，美元趋强，成了受欢迎的货币时与东道国厂商相比，美国跨国公司实际贷款利息率较低，艾利伯的汇率理论能有力地解释50、60年代的对外直接投资，因为那时美元是强币。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以来，西德(BRD)、瑞士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艾利伯的理论亦能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那时德国马克(Dm)、瑞士法郎、日元都升值，是强币。不过，这一理论解释不了近年来美国、英国FDi持续增加的原54因。因为70年代末以后，美元和英镑都退化成了弱币。实际上，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一国货币弱时，一国厂商所受对外直接投资的刺激更大，因为厂商希望在强币地区投资以后，将外国货币兑换成本国货币时可能会获得收益。因此，对外投资是对货币贬值的一种冲销。很显然，艾利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相同货币区内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而在50年代和60年代，英镑区内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重要。此外，艾利伯理论亦解释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资本市场，或资本市场尚未形成，外汇受管…制，给对歹卜直接投资融有不同的来源和以不同一的货币为基础，因此，艾利伯的货币区直接对外投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效的。以上所论及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表明，成为跨国公司并在海外投资主要是寡一占市场条件下的大厂商。技术是关键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因而很多认为，在东道国建立国外厂商意味着资本密集型技术(这不太适合发展中国家)转移到了东道国。后来，小岛清和小择辉智对这种国际投资的寡占理论提出了挑战。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有三类，即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和生产要素导向型。他俩认为，上述提及的由寡古市场条件下所有权特定优势激发起的这类对外直接投资不具有普遍性，它仅代表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具体说就是，小岛清和小泽辉智认为，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具有相对竞争市场结构的中小型厂商进行的。此外，这些日本厂商转移的劳动密集型技术亦不是很具体的某项生产技术，而是不涉及最新技术、仅涉及成熟技术的一般产业经验或诀窍。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道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因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日本厂商喜欢转移那些忱较容易学会、吸收、扩散和改进的劳动密集型技术。这几类技术自然与发展中国家(Ll)C。)拥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相适应。因此，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是顺贸易型的;而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母国拥有比较优势和东道国拥有比较劣势的那些产业，因此，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不会促进来自东道国的出口，因而是逆贸易型或反贸易型的。韩国学者李春浩发现，在韩国和日本的直接投资中的某些证据表明，与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相比，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导向强，大寡占厂商起不了支配作用。其重要意义是，国际直接投资(FDi)垄断或寡占理论解释不了不以寡占市场结构、产品差异化和对高级技术的控制为基础的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关键是，国际直接投资寡占理论，由于将自身限制在所有权特定优势上，因而限制了自身的解释力。就日本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来说，应该强调的是区位特定因素。
三、由于垄断优势理论和寡占理论解释不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全部动机和战略，其他理论(如产品生产周期理论、区位理论)亦只能部分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机选择、区位，因而70年代以后出现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并在英、加、美等国广泛流行。该理论实际上是研究所有权特定要素理论的扩展和引伸。由于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因此，厂商奉行外向型战略，是有利可图的，但这本身并不能解释一厂商为什么要直接投资，而不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本质上，内部化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将不完全市’场内部化。一旦不完全市场跨越民族国家界限内部化，跨国公司便形成了。因此，内部化和国际化有密切的联系，将一市场内部化的思想1934年卡尔多(n•Kaldor)在《厂商的均衡》一文中首先提及，1937年科斯(R•H.Coase)在《厂商的性质》一文中加以发展，1961年彭露斯(e•t•penrose)又加以进一步发展。巴克莱(p•J•Buekley)和卡森(m.Casson)在《多国企业的未来》一书中首次将内部化思想引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实际上，早在1970年海默和约翰逊(J，Johnson)就已有创立内部市场，替代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外部市场的思想，只是没有明确论述而已。内部化理论认为，内部化收益来源于避开了外部市场的不完善。内部化当然亦有成本，但是其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因而内部化是值得的。能产生内部化收益的不完善市场至少有5类。第一，由市场联结的相互依赖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产生很大的时滞。在缺乏远期市场协调此类活动时，就产生了将这些活动的市场内部化的强大动力。第二，在中间产品市场，要有效地利用市场权力(marketpower)就需某种类型的差别定价，而在外部市场上这是不可行的。第三，在市场权力双边集中导致不确定或不稳定的议价形势时有必要将市场内部化。第四，由于买卖双方对产品的性质或价值的理解认识不对称，因而出现市场不完善。此时最好将市场内部化。第五，政府干预国际市场可能导致不完善市场。从这些型不完善市场的性质可以看出，内部化力度、货币最强的是各类知识市场，因此，知识生产以及蕴涵这种知识的产品生产，其市场应该内部化。知识市场的内部化有助于推动知识生产的长期规则，能保障对所产生的知识的垄断控制，能使转让定价手段的实施成为可能。由于很难客观地评估知识价值，因此，对知识交易比较容易采用转让定价措施。跨国界的市场内部化将取决于区位特定因素。当东道国不存在区位特定优势时，厂商只会在本国将市场内部化，并通过出口产品来利用这种优势。这说明，厂商更喜欢出口，而不是许可证转让技术、工程承包和协定。当东道国拥有区位特定优势时，亦即国外的要素成本能降低时，厂商会跨越国界将市场内部化，即将国际要素市场内部化。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认为，实质上，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并不是所有权特定优势(即技术、营销、管理、规模经济、分散风险、产品差异化等优势)，而是通过跨越国界将这种优势内部化，更有利地利用、发掘这种优势。如果内部化产生不了这样的利得，那么厂商会宁可通过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来发挥这些优势。马基(S•p，magee)在《知识与多国公司:一种直接对外投资的攫取理论》一文中亦试留将多暑企业(mnes)的生产经营活动与知识(信息)生产的市场内部分联系起来。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最翼烈的动机是攫取知识投资上的私人收益。大寡占厂商是知识的创造者，因而要设法在厂商内部跨国界地组织其交易。这样，该厂商能保证让最大限度地搜取其在新知识(即产品的创造、产品的开发、生产函数(功能)的发展、市场创造、获利能力等方面的新知识)投资的私人收益。获利知识影响另四种新匆识。马基认为，多国公司(mnC的成功地转让技术，要么是这些公司扩大后，能将新产品公共产声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要么是因为处在起初集中度高的产业。因此，马基对外投资攫取利润的理论仍与寡占市场结构相联系。在寡占市场结构中，大厂商拥有知识生产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因此、大厂商在解释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和第三世界跨国公司(tnCs)的发展时显得苍白无力。此外，为了证明弗农的寿命周斯理论，马基认为，在开发厂商在国外建立分、子公司之前有很长一段时伺，新产品用于出口，这亦可以用对外直接投资攫利理论解释。:这是因为获利性表明，新知识随工厂的数量、地理分布的分散而不断贬值，因为泄密的可能性增56大，防止泄蜜(保密)的成本上升•因此，只是在新产品阶段的后期，通过国豚内部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新知识的收益。可惜，由于产品寿命局期解释对外投资格局(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格局)效力不断滑坡，因此，事实证明_，马基这样做无异于画蛇添足。
四、在当代影响甚广、甚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J‘H•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亦称折衷理论。从实质上看，邓宁的折衷理论概括总结了以前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因此，该理论是对内部化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折衷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三个构成要素或决定因索。一是厂商的所有权特定优势，这种优势应该是其竞争对手所不具有的，诸如先进技术、垄断权、良好的资薄容量及使用和经营、市场营销技能等都是这种优势。二是厂商所拥有的内部化优势(theinternalisationad-vantages)。所有权特定优势能有利可图地内部化时，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二是东道国和母国解区位特定因素。这在分析区位理论时亦系统地探讨过。对外直接投资折衷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它提供了一条将国际生产不同理论联系起来的主线，(表略)是邓宁用来展示其折衷理论的。(表略)表明，只有抓有所有权特定优势.一厂商才会认为有必要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不过，如果能将这样的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在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和以许可证转让技术三者中，该厂商更喜欢对外直接投资。最后，如果由于国外区位有区位特定优势使所有权内部化有利可图，那么厂商将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或以许可证转让技术。邓宁亦重视国际生产的国别特定因素。国别特定因素本身并不能解释对外直接投资，但可解释国际贸易(welthandel)。实际上，正是在国别特定因素被厂商所有权特定优势所取代的情况下出现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不能认为国别特定因素和所有权特定因素是根本独立的。事实上，国别特定因素将产生和保持所有权特定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例如，大标准化市场将派生大寡占厂商;政府教育、训练、R乙D政策将影响在某特定国家的某些厂商的经营管理和技术优势。邓宁认为，投资存在发展周期，在一个周期中，一国国际投资地位与其发展水平相联系。开始时一国的外来投资和对外投资微乎其微，随后外来投资增加，接着对外投资亦增多;后来，外来投资减少，但净国外投资仍是负数;最后，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净国外投资成了正数.，由此可知，邓宁的综合理论实质上不是严格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因为尽管该理论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包含了几乎其他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就此意义讲，折衷理论只是一个框架，从中可以引伸出很多具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它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它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者手中有用的工具箱。此外，邓宁还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国际技术转移选择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不同阶段应采取什么样的引进外来直接投资策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区位理论都仅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侧面，解释力很弱，亦没有实证有力的支持，很多情况只能解释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我国学者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亦有深人的研究。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在老校长，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顾问滕维藻先生的指导下，形成了很强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队伍，该研究方向毕业的博士近达20多人。冼国明教授的《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分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探讨其理论的历史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如何利用外资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内部化理论可知，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等所有权垄断优势，宁可通过跨国市场内部化，在国外直接投资设厂，利用转移价格向子公司转让技术，牢牢地将技术秘密和诀窍控制在公司内部，阻止技术在当地的扩散。因而我们吸引外国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想借此吸引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期望值不可太高，也就是通过吸引外来直接投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不很现实。如果是国内资金不足而利用外来直接投资，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国家税收，那么吸引跨国公司来华直接投资可以达到预期目的。从邓宁的国际生产综合理论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跨国公司都将控制技术，不会轻易将技术转让给我国，更不会将先进技术转让给我国企业。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8
论文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实证论文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商品国际流动的两种途径，也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两种方式。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各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间的关系成了争论和研究的焦点。本文对现有相关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海外机构数量不断增多。据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906.3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也成了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实证研究结论看主要有两种观点：国际直接投资减少（替代）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增加（互补）贸易。国外相关实证研究（一）替代关系替代模型最早由Robertmundell（1957）提出，他根据标准的H-o-S定理，认为如果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那么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之间是完全替代的。adler和Stevens（1974）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对美国1966年在加拿大、德国、日本的海外生产和母公司的出口额进行了统计比较分析，发现海外子公司的销售和母公司的出口负相关，因此也支持替代关系。Svensson（1996）认为国外生产对于母国最终产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应，但是同时促进了中间品的出口，但是净效应是替代。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研究了日本在欧洲FDi的影响因素，其结论也支持FDi和出口的替代效应。Helpmanmelitz和Yeaple（2004）用38个国家52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出口和FDi销售额之间的关系，也发现了两者的替代关系。（二）互补关系相比较而言，两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得到了更多的证实。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家、行业和企业。1.以国家为分析对象。Bergsten等（1978）发现美国的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Blomstrom、Lipsey和Kulchycky（1988）使用美国和瑞典1978到1982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既研究了出口的水平又研究了出口的变化，发现用出口变化代替出口水平时，互补的效应更加突出。agarwal等（1994）发现德国和日本1989-199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和进口正相关，而美国此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的相关关系要弱很多。eaton和tamura（1994）使用了美国和日本1985年到1990年的数据，发现日本的数据显示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未来的出口之间相关性更大，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过去的出口之间相互性更大，并且推测这种现象是因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缘故。pfaffermayr（1994）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奥地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发现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Lin（1995）使用进出口等式分析了中国台湾对于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存在互补效应。tamimBayoumi和GabrielleLipworth（1998）研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和国外固定投资以及汇率之间的关系。文章使用了日本FDi的流量和东亚、北美、欧洲地区前20位贸易伙伴的双边数据，来分析FDi的决定因素和对贸易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由在日本的投资和汇率推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有暂时的影响而对进口有持久的影响。他们还认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日本贸易结构的变化。Hejazi和Safarian（2001）用引力模型，使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验证了美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影响较大，而外国直接投资对进口的影响较大。此外，研究还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oscar（2001）根据西班牙1977-1998年的季节数据，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存在互补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口，在长期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Joshuaaizenman和ilannoy（2006）使用了207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数据，将这些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两类，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和FDi的相关系数，在发展中国家显著为正，而在工业化国家则不太明显。另外，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尽管存在双向关系，但FDi对于贸易的效应大于贸易对于FDi的效应。2.以行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1）使用了美国14个产业的截面数据发现存在积极的出口效应，并且发现，如果东道国为发展中国家，那么互补效应更为突出。Lee（1994）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之间的关系会随着FDi的类型不同而不同，成本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补充效应比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强。Bernard和Jenson（1999）测量了1984-1992年美国制造性企业的生产率，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更高的生产率并且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容易转变为出口商。Hejazi和Safarian（2001）使用引力模型，采用美国和51个贸易伙伴1982-1994年间双边贸易的数据，研究发现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和进口都具有创造效应，而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只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3.以企业为研究对象。Lipsey和weiss（1984）、Rugman（1990）、Grubert和mutti（1991）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增加对母公司最终产品的总需求，也就是说，对外直接投资会导致贸易的增加。Sung-HoonLim和Hwy-Changmoon（2001）运用韩国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母国的出口有积极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在欠发达的东道国比发达的东道国更强，尤其是如果海外分支相对较新，而所投资产业在母国处于下降阶段时。Girma和Kneller（2003）利用onesource和eLioS两个数据库所提供的英国5332个企业的数据，所采用数据包括不同企业不同时点的就业、物质资本、产出销售成本的数量、跨国活动和销售收入的数据，把国内企业分成以下三类本国不出口企业、本国所有且对外出口的企业和本国的跨国公司。生产率的衡量指标采用的是Caves的非参数指数，用统计占优的概念将生产率分布进行排列，使用非参数双边和多边进行统计检验，认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率分布占优于出口公司，而出口公司生产率分布占优于非出口公司，总体看对外投资对国际贸易均起促进作用。KeithHead和JohnRies（2003）将1070家公开上市日本制造业企业分成四组：只服务于国内市场、服务于国际市场但不对外投资、又出口又对外投资但不出口，从公开上市的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得出口、跨国经营活动、销售额、成品采购、原材料采购、可折旧资产、劳动力成本等微观数据，对企业生产率水平进行多种方式计算，并采用两种验证方法：第一种为对所有行业内各类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进行比较，即把所有企业的缩减行业均值的生产率均值、规模均值价值的对数、人员的对数、产出的对数进行比较；第二种为对企业所属不同类赋予虚拟值，与生产率和规模变量进行回归。平均值验算结果中规模变量显著支持，国内企业规模较出口企业小19%-33%，出口和对外投资企业规模大于出口类企业105%-332%，tFp验证结果不显著，atFp验证结果相同，但是差异较少，投资和出口的公司生产率仅高于出口公司4%-10%。而序列回归中规模变量结果和atFp结果同样显著支持互补理论。Lipsey和Ramstetter（2003）使用日本跨国公司企业层面的数据，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出口的影响，结果也支持互补关系。国内相关实证研究国内方面，因为我国是外资的净流入国，因此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资流入对于我国进出口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在不断的深入。蔡锐和刘泉（2004）基于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从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和中国对非发达国家投资两个视角，运用岭回归方法，对于1990-1999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于进口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作用不大，与出口的关系则不显著；中国对非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对于进口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出口有一定影响。张如庆（2005）综合运用了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多种方法，对于1982-2002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原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进出口变化的原因，对贸易的替代或促进作用不明显。项本武（2005）基于引力模型，采用合成数据回归方法，对中国1999-200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但对从东道国的进口却具有替代效应。陈石清（2006）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实证研究了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文章选取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以及中国在1979-2003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年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并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结论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认识在不断提高，不断深入，虽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但不同学者的不同视角和观点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均十分迅猛，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稀缺。发展中国家从事国家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背景、动机及其自身条件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而现存文献的研究对象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有限。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净外资流入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集中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对外贸易的影响上，对东道国尤其是对发达东道国的影响缺少关注，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三是对中国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停留在国家层面上，行业和企业层面的文献较少，这可能是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困难。但宏观目标最终要靠微观层面的具体实践来实现，因此对我国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9
【摘要】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资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国际资源、享受经济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两者应同步发展相互促进。而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政府激励政策缺位是主要原因。通过分析税收激励政策的特点与效应，以及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为如何制定税收政策以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硏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3》，中信出版社，2003年
[2]周斌:《国际直接投资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
[3]上海财经大学投资研究所:《2002中国投资发展报告:迈向国际化的直接投资框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5]刘红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与国际比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6]伍舫:《中国税收优惠指南》，中国税务出版社，2001年
[7]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8]刘心一:《税式支出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
[9]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下)》，商务印书馆，1995年
[10]陈浪南:《国际投资学: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融资及环境分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11]深圳市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鼓励内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税收政策》，《涉外税务》2003年第11期
[12]罗良文:《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财政研究》2003年第6期
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
出口贸易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之前有密切的联系，一般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会促进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行，但也有学者对此持相反的观点。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出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梳理。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界定
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当中很早就开始存在，但将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研究确是上世纪中叶才开始，首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关系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mundell（1957），其在代表作“国际贸易的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替代关系，在mundell的理论中国际投资主要指的是一般的货币资本投资，而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包括技术、资本和管理等综合要素在国际间的转移。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内也逐渐有学者开始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正式研究，Hymer和Vernon的研究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他们的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寡头垄断企业的发展与行动扩大的必然结果，从而在理论上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根据，说明了它的合理性。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权威的定义主要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其给出的界定。imF把对外直接投资定义为某种国际投资，该投资反映了某一经济体直接投资者获得其他经济体企业持久权益的目标。oeCD在imF对国际投资定义的基础上，把对外直接投资阐述为：某一经济体的常驻居民或企业（投资者）为在另一个不同于该投资者所在经济体的企业确立“持久权益”而进行的跨国范畴的投资，该投资的目的是与被投资企业建立一种战略性的长期关系，以确保能在管理方面对被投资企业施加显著的影响。
也有学者从其他侧面提出对国际投资这一概念的理解，Kojima（1985）提出对外直接投资与其它资本流动的不同在于它不仅包括金融资本（比如外汇）的流动，也包括有形资产、技术和管理技能等资源的转移。Kenwood和Lougheed（199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另一国家建立分支机构或通过获得该国某一家企业的股票而拥有控制权。而Salvatere(2002)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资本和管理相关，其实质是投资于东道国的资本、工地、厂房等生产要素，同时投资者保留其对所投资资本的控制权力。国内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则主要强调资本的流动以及相应的控制权。钟新昌(2009)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核心是投资者对本国或本地区以外的企业有一定的控制力，该控制力表现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掌控权力。
二、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理论研究
Ruffin（1984）曾在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研究中发现，基于经过修正的H-o-S贸易模型，当放松要素不能流动的假定时，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和出口贸易有负相关关系。Buckley和Casson（1981）提出贸易因素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潜在动机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比如对东道国出口的替代，通常被解释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之一。Buckley和Casson的模型给出了这样的理论，可以认为出口贸易是一种固定成本比较低，而运输和贸易壁垒等可变成本比较高的活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在国外建立分公司，来为原来的出口市场提供销售产品的服务，可以明显的降低可变成本，但这个过程可能比出口贸易产生更高的固定成本。只要国外市场对跨国公司产品的需求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从出口贸易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转换将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即出口与投资会表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
但大部分的学者的研究还是支持出口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产周期理论认为出口贸易是一个对外部市场探索与熟悉的过程，对外投资会在这个过程之后进行。Vernon是从产品技术垄断的角度，展开了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原因的分析，他将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称为初始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前两个阶段时，主要表现为产品从创新国通过贸易的形式出口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第二阶段后期，创新国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而在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则通过在国外设立生产工厂方式，完全转移到国外进行，贸易和投资在整个过程之中的表现就是前期的出口贸易不断积累，引致了后期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Johanson和Vahlne（1977）认为公司的国际化一般都遵循这样一个典型的过程，先从出口贸易开始，确立出口渠道，进而建立销售分公司，最后开始在东道国生产，整个对外投资的过程完成，作者认为出口是一种减少市场开发成本的方法，可以帮助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点和规模，为以后对东道国的投资提供了必要准备。Kumar（2007）研究了印度改革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情况，发现出口贸易不仅增强了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给企业提供了其他国家可能存在的新兴机会的信息，因此印度国内企业的出口强度会增加企业在国外经营的可能性。
国际学术界也有学者专门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研究，Buckley和Clegg（2007）从主流的解释新兴工业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入手，同时特别强调中国市场的特殊性，从资本市场不完善、所有权优势和体制因素三个方面引入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作者认为对于那些市场寻求型的中国企业来说，来自中国的出口代表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强度，1980-1990年间大部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都是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支持，因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正相关，进口同样也应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虽然大部分的研究都支持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结论，但分歧仍然存在，目前尚不存在一个确定的结论。有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区分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或动机的差别，并较好的融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其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比如Bergsten（1978）从公司全球化过程中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在公司全球化过程的早期，垂直一体化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在这个阶段贸易和对外投资更多的会体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在后期，水平一体化会变的更为重要，这个时候贸易和对外投资会出现相互替代的关系。Blonigen（2001）注意到两国间贸易的产品可能是最终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如果是最终产品的贸易，那么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直接在东道国建厂生产，满足东道国市场需求，东道国原先从母国进口的商品就会减少，即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如果是中间产品的贸易，中间产品将会成为海外分公司的投入品，从而加强了母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即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会表现出正相关关系。
三、出口贸易影响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针对出口贸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在理论上的分歧，有大量的学者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结果类似，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不同的观点，但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投资的结论仍然是大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
出口贸易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Kim和Kang（1997）运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韩国和日本1989-1993年间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出口市场的规模对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大多是负向的，尤其是在韩国对发达国家的金融及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上，出口对其影响是显著负相关的。但对日本的实证分析结果则刚好和韩国相反，出口贸易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显著的正面影响。trevino和Daniels（1994）对影响日本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包括公司规模、公司先前出口经历、行业集中度、公司盈利能力和技术密集度，并将日本制造业分为十个细分部门，运用1984-1988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美国之前的出口经历并没有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反而在某些年份，出口对直接投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出口贸易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观点。Leftwich（1973）较早研究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并回归分析了1962-1971年间35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数据，包括美国市场规模、增长率和关税等等。ajami和Barniv（1984）在Leftwich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独立变量来解释各个国家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变化，作者认为公司通过国际扩张的方式来为贸易创造条件，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因此进口或出口的变化会对对外投资有直接和正面的影响，其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母国先前对美国的出口、母国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利率都显著解释了1975-1980年间对美直接投资的变化。Damijan和polanec（2007）运用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建立了概率模型对斯洛文尼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拥有出口贸易份额越高的公司，其在国外建立分公司的可能性越大。Lipsey和weiss（1981,1984）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美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道国的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也表明了美国对东道国的出口对美国的对外投资有正向的影响。
对中国市场的研究方面，Buckley和Clegg（2007）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市场规模、汇率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49个接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1984-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该结论与作者之前的假设相符合，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是跟随贸易的发展而产生的。
参考文献：
[1]小岛清．对外贸易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2]R.mundell.internationaltradeandFactormobility[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