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重点篇1
关键词：经济学；劳动力；市场；民生
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需求间不相符的问题，近些年政府把民生问题列为工作重点。微观上，企业如何利用人力资源来发展的问题，也受到极大重视。这样的背景下，劳动经济学变得越发重要，本文将从四个主要问题浅述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与发展。
一、劳动经济学的内涵
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劳动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劳动经济学的一般性表现在劳动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分支，是用经济学视角来研究劳动。劳动经济学的整个假设、概念及分析框架与经济学一脉相承。特殊性表现在一般经济学里，容易忽视劳动问题中超越经济价值之外的内容，劳动力非常特殊。在学科发展上，两者体现出互相促进的状态。随着交叉学科的融合，劳动经济学和行为实验学、心理学、人口学、社会学、发展经济学都产生很多关联。
二、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框架
劳动力供求和劳动力市场是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劳动经济学需要揭示的是有助于对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复杂运行进行合理解释的一般性原理。劳动经济学的内容存在逻辑一致性，本文将在孙文凯等（2015）的劳动经济学研究内容图解和杨伟国（2013）的劳动经济学分析框架DaRe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在下图中给出一个简洁的劳动经济学分析框架。
三、中西方劳动经济学的发展
西方劳动经济思想大致分为四个时代：前古典劳动经济学时代、古典劳动经济学时代、新古典劳动经济学时代，现代劳动经济学时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形成，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完善。新中国成立前，劳动经济学在中国已初步传播。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劳动经济学传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了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机构。八十年代后，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是当务之急。
四、我国近年的劳动经济学热点
唐鑛等（2015）收集了2011年发表在国内70本核心期刊中的636篇劳动经济学文献，发现在研究主题方面，收入差距是研究重点，就业研究内容更为深入，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持续关注，老龄化问题引起广泛重视。排在前五位的研究主题依次是：收入、就业与失业、农村劳动力流动、工资薪酬和人力资本。
五、结束语
劳动经济学是民生经济学，是影响个人效用、企业绩效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学科，具有应用价值。劳动经济学丰富和拓展了经济学中对劳动的研究，也因为经济学的发展而深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应中国国情的劳动经济学说更富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杨伟国.劳动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3]孙文凯,宋杨,王湘红.劳动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
[4]李仲生.西方劳动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
[5]唐鑛.劳动经济学学科前沿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5.
[6]曾湘泉,杨玉梅.我国劳动经济学研究回顾与展望[J].劳动经济,2015,(2):4-10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2
关键词：课程内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7/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06－02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劳动经济学是理论性较强的应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人的学问。自哈尔滨商业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03年招收本科生开始，劳动经济学就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中的专业必修课，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相关专业课程提供劳动经济理论基础，并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有利地支持着这个专业的发展。
当前，由于经济社会的双重转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也在不断深化。反映到课程内容，就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系统地阐述西方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同时，让学生在理论上明确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在应用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劳动经济领域的现实问题，为学生了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践服务。这既是社会转型时代的强烈呼唤，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立足于问题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面临着庞大的就业人数及社会保障的双重压力。值得关注的劳动经济问题很多。
（一）从宏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经济结构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调适问题。经济转型主要是指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过程。经济转型必然引起与原有经济结构相配套的规则与程序不同程度的失效，而新经济结构要素的生长亟待制度创新来促进和保障。为了扭转高速经济增长所造成的失衡状态，在经济发展目标已被社会发展目标取代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如何与各种新的经济结构要素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如何消除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力闲置并存的局面；这都应包含于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之中。
2.经济政策与就业形势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于中国社会的多元经济并存，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必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使劳动经济问题更趋复杂，如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关注；和谐社会的推进提升了劳动的自主地位，弱化了劳动对资本的依赖；劳动政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支持与矫正功能，对政治的维护、监督与批评功能等等，也应是劳动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内容。比如，凭借“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曾经是“全球供应链”中的“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最初目标的实现，政府正在努力缩小收入差距，主要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在上升。从今年7月份开始，深圳市把经济特区内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00元人民币[1]。这样的经济政策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的变化。
（二）从微观层次来看待劳动经济问题
1.劳动力的需求结构与输出结构的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技工荒”仍大量存在；熟练工人到处都是，工厂是买方市场的观点现在得到扭转。在广东，各家工厂不得不以两倍或三倍的工资吸引工人。然而，随着工资的增长，工人们却没有以过去的速度从农村涌入城市。
2.劳动力供给数量和劳动力需求数量的矛盾。1978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偏紧已经显现。目前，每年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2]。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行将结束，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必然带来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产业结构升级比人口红利期长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现实的问题，都是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问题。应该说，劳动经济学的问世就同工业革命引起的欧洲社会急剧转型、劳动经济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也正是对这些劳动经济问题的研究，使各国劳动经济学找到了自己的学科生长点。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渐进式的改革又是我国所独有的，随之而来的各种新劳动经济问题也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很难用西方的理论体系来完全说明。因此，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该关注这些特殊性。
二、着眼于学科发展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我国当今的社会转型也为劳动经济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许多机遇。这些机遇除了表现在社会结构转型使劳动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课题以外，还表现在为劳动经济学的特色打造与方法整合提出了新要求。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应关注这些新要求。
（一）关于“中国特色”的打造
1.“中国特色”包含着“本土化”的内容。劳动经济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色，欧美各国劳动经济学的发展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我国劳动经济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是围绕“本土化”特色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学者着重研究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转轨变型初期劳动经济理论和一些政策；近十年来，重点已经转移到市场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来。致力于“本土化”，是获取学术独立地位、实现学术社会价值的要求。
2.“中国特色”比“本土化”内涵更丰富。“中国特色”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在课程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观点为指导，把现代西方经济学观点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方向上，把立足国情与面向世界、关注现实与经典理论相结合；在学科发展的内容上，要充分考虑中国劳动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把统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结合起来。提倡“中国特色”有利于克服“本土化”过程的片面性与狭隘性。
因此，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的课程内容，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为指导，从研究现实的各种劳动经济问题出发，按照各种问题自身形成、发展与解决的逻辑顺序，进行深入地实证性研究，理清其脉络，分析其原因，揭示其规律，探索其解决对策，逐步积累起研究需要的本土性资料，才能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知识体系，才能将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真正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才有可能生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理论。但是，在突出中国问题研究的同时，要防止片面化倾向，应面向世界，继续有重点地翻译、介绍和评价外国的研究成果，反思国外的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增强同国际劳动经济学界对话的能力。
（二）研究方法的整合
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往往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突破口，研究方法的整合关键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对于社会转型期的劳动经济学，其研究方法正在实现如下两个转变。
1.从封闭的研究视角转向开放的研究视角。开放化是时展的大趋势，这种趋势也反映在学科的研究方法上。从劳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看，二战后，美国劳动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跨学科的合作，尤其得益于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的吸收。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劳动经济学，同样应以开放的心态广泛借鉴和移植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以促成本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2.从综合的研究视角转向分化研究的视角。重视分化研究也是劳动经济学发展的一大取向，更能反映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其实，日趋复杂的劳动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分析和认识。
此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学课程体系，要充分考虑我国人多地广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综合运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综合研究与分化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劳动经济问题的微观研究与分化研究。
参考文献：
[1][日]内堀敬则.“中国制造”不再是破坏价格的根源[n].参考消息，2008-07-01.
[2]成靖.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刍议[J].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
theResearchonCoursesConstructionofLaboreconomicsinSocialtransitionperiod
DenGYong-hui，CHenShu-jun
（HarbinUniversityofCommerce，Harbin150028，China）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3
【关键词】建国以来；收入分配；理论探索；启示。
【作者简介】高留成，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
建国以来，经济学界对我国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在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深化的关键时刻，对经济学界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所做的理论探索进行梳理，以期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和政策。
一、理论探索的回顾
1.1956-1978年，三大改造完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发展，按劳分配在我国逐步成为现实。与此相适应，我国理论界开始了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初步研究，当时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按劳分配的客观依据、按劳分配的性质以及劳动力所有制等问题上。
关于按劳分配的客观依据。当时理论界主要有四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的”。喻新良提出：“产品的分配原则，始终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为转移，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1]第二种观点是“由公有制和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薛暮桥指出：“产品的分配制度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决定的……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2]第三种观点是“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的”。于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按劳分配原则的依据不是别的，而是劳动力本人私有制。”[3]第四种观点是“多因素决定说”。王爱珠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按劳分配产生的决定性前提；三大差别是实现按劳分配的客观依据；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4]
关于按劳分配的性质。当时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原则具有两面性。”骆耕漠称：“按劳分配原则有这样两重属性，一是有它的平等性，是无产阶级法权或社会主义法权；二是有它的不平等性，又是资产阶级法权。”[5]第二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是无产阶级法权。”刘庆堂、张玉璞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只有一重属性，它是无产阶级法权”[6]。第三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漆琪生、李石泉等人认为：“按劳分配具有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这是旧社会留给新社会的一块痕迹。”[7]
关于劳动力所有制。此问题的探索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否存在劳动力所有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劳动力所有制这个范畴。”李广远提出了四条理由做了证明[8]。第二种观点认为：“存在劳动力所有制范畴。”于伍和骆耕漠等都纷纷发表文章以充足的论据证明了这一观点[9]。第三种观点“承认劳动力存在所有关系，但却不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力也存在所有关系”。谷书堂认为：“劳动力所有权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已消灭了。”[10]第二，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制的性质怎样？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是公有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劳动力所有制具有两重性质：既归劳动者个人所有，又归社会所公有。”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柯宗瑞[11]。
“”之前，学术界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性质、合理性及如何具体贯彻等问题都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可贵的进程后被“”所打断，探索陷入了停滞状态。
2.1979-1992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十四大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拨乱反正”，在我国逐步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学界重新开始了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开始了百家争鸣。当时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上。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此问题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整个社会中，实行按劳分配的范围是不全面的，仅限于公有制范围内，朱元珍说：“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限制了按劳分配的作用范围。”[12]第二，按劳分配必须以社会必要劳动量作为分配的依据。第三，按劳分配必须通过商品货币形式来实现。第四，在实行按劳分配中企业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佐牧说：“国有制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分配单位。”[13]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两级按劳分配”。此观点是由蒋一苇首先提出来的，后展开了争论。主要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分为两级进行。首先是国家对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其次是企业对劳动者实行按劳分配，且第一级分配是第二级分配的基础。”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只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工资的改革。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商品，只能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按劳分配规律不复存在，工资改革的方向是工资由市场来决定。”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规律仍然存在，但是实现方式产生新的特点。”
关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是关于多种分配方式存在的经济条件，共识的观点包括：第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第二，公有制内部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及其自身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关于多种分配方式的分类，学术界有的分为两类：“一是按劳分配，二是非按劳分配”或者“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14]；有的分为三类：“按劳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按资金分配”[15]；有的分为五类：“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直接地劳动收入、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16]。
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针对这一提法，经济学界破除了人们把共同富裕当作是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的平均主义观念，论述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客观必然性和先富是共富的必由之路两个问题。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绝对对立的；第二种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时期公平和效率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第三种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统一”关系[17]。最终在这个时期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这一时期，从1988年前后开始，经济学界也开始对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产生原因和对策进行了探讨。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型曲线假说”及其“阶梯变异论”的提出[18]，从而开始了对收入差距问题的广泛研究。
3.1993-今，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至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收入分配理论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是否兼容、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如何结合、收入分配不公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问题上。
关于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理论界有两种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也是主流观点认为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兼容，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张宇指出：“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能和现实的，应当把按劳分配的本质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区别开。从马克思非市场型的按劳分配发展成为市场型按劳分配不是对按劳分配本质的否定，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19]第二种观点认为：“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绝不能相容，非此即彼。”[20]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新特点。此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探讨按劳分配特点的继续，理论界基本上认同以下观点：第一，按劳分配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社会；第二，劳动者所得按劳分配收入量的多少，不再仅仅取决于劳动者个人提供劳动量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劳动者所在的企业联合劳动所形成价值量的大小；第三，按劳分配通过商品货币形式来进行；第四，按劳分配在劳动者个人收入分配中居于主体地位，而不是全部地位[21]。
关于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此问题的探索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含义，一种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更高一个层次的分配原则，而按劳分配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本身就是一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形式。”[22]另一种观点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中的按劳动力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是相矛盾的，按劳分配不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一种形式。”[23]二是二者相结合的理论依据，一种观点认为是：“由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制和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决定的。”[24]另一种是晏智杰提出的“判断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的理论依据应是使用价值论”。三是二者如何结合，此问题的探索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的学者提出，最直接和最有效地处理好各个要素的办法是市场；还有的提出，要使资源流动起来，资源不能流动就无法合理利用和合理配置；还有学者认为必须改革分配管理体制等等[25]。
关于效率和公平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下，经济学界适时提出了“逐步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向实行效率和公平并重的原则过渡”[26]。同时还提出：“把公平置于兼顾的次要位置欠妥，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27]
二、得出的几点启示
1.理论的探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制定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
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强的价值观色彩，这与每个人在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密切相关，在探讨收入分配问题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关于收入分配问题所阐发的基本原理，把分配放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研究；坚持分配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坚持分配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分配的性质和方式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动态的研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对分配具体形式产生影响的必然性、表现等。纵观建国以来经济学界所做的探讨，主流经济学家始终坚持了这一点。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即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而是空谈马克思主义，把经典作家针对特定的情况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得出的具体结论，搬到我国的现实中来，以马克思的本本判断今天的是非对错，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和事业发展的停滞。另一种是修正主义，即借口中国的国情，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按劳分配条件在我国尚不具备，进而迷信和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解释我国的分配问题，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共性的东西掩盖社会制度必备的本质特征，忘记了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理论，这实际上是在引导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收入分配基本原理的中国化，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总书记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我们既没有丢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的发挥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28]
2.政策的制定必须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才能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合理收入分配制度一定要做到既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不断增加社会财富，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效率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公平则反映了该社会的稳定程度。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长期面临的重大任务，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只有在收入分配方面充分考虑效率，才能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升。同时，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若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须要考虑社会公平。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目标。正如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今后要实现两大任务和两大改革，“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
目前，收入分配上公平正义的缺失正在成为制约深化改革和发展的瓶颈。一方面，这种改革是一种以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改革。当改革发展的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所共享，不能为他们带来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和幸福感提升时，他们就会本能地产生抵制改革的态度。另一方面，那些在改革中形成的以垄断和形式存在的利益集团也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态度，因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将触动它们的既得利益。由此可见，收入分配上的公平正义已成为制约中国深化改革的瓶颈。收入分配政策只有在解决分配正义的前提下，改革才能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拥护，从而获得进一步深化的动力。
“保障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内在要求”。作为执政党，制定政策必须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
3.政策实施的成效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产生的问题必须通过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领域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差距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都有明显的表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目前，引起人民不满的主要是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所得，比如由于政策和制度的缺失所导致的后天的起点和过程的不公，即每一个人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竞争环境不平等和竞争过程中规则不公平，比如权钱交易、比如以属于全社会的廉价资源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垄断行业等等。
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治本之策。缩小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正，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蛋糕做大、做好，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比如，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政府有能力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进一步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有能力加大统筹城乡力度，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随着经济的健康发展，可以在增加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使一些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就可以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使人民学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总之，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在发展。“必须坚持不懈地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离开发展，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就会成为空谈。
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一是针对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党在十七大报告里提出：“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这要求做到深化包括收入分配制度在内的诸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二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地区收入平衡。五是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为再次分配的公平提供有力的调节手段。六是健全税收征管制度，进一步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作用。
注释：
[1]喻新良：《试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载《大公报》1957年1月27日。
[2]薛暮桥：《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理论》，载《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3日。
[3]于伍：《试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力所有制形式》，载《新建设》1962年第6期。
[4]王爱珠：《关于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载《中国经济问题》1964年第4期。
[5]骆耕漠：《论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重性》，载《大公报》1962年4月6日。
[6]刘庆堂、张玉璞：《按劳分配原则是无产阶级法权》，载《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
[7]李石泉：《按劳分配原则具有资产阶级法权性质――与刘庆堂、张玉璞商榷》，载《江汉学报》1963年第9期。
[8]参见李广远：《“劳动力所有制”的提法能够成立吗？》，载《新建设》1962年第8期。
[9]参见于伍：《试论社会主义的劳动力所有制》，载《新建设》1962年第6期；骆耕漠：《关于生产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载《光明日报》1962年1月23日。
[10]谷书堂：《也谈劳动力所有权问题》，载《天津日报》1962年6月20日。
[11]柯宗瑞：《浅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制的性质问题》，载《天津日报》1962年6月6日。
[12]参见晓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载《经济纵横》1987年第6期。
[13]佐牧：《怎样认识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分配权》，载《光明日报》1985年1月6日。
[1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载《经济纵横》1987年第12期。
[15]郭元唏：《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品分配》，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16]晓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载《经济纵横》1987年第6期。
[17]余吕华：《论经济改革中效率原则与公正原则的统一》，载《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18]陈宗胜：《倒U曲线的阶梯形变异》，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19]张宇：《市场、平等与按劳分配―对按劳分配理论的再认识》，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6期。
[20]丛松日：《按劳分配与按劳动力价值分配》，载《经济・社会》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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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刘申有：《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几点思考》，载《空军政治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23]关柏春：《按劳动力价值决定工资与按劳分配根本矛盾》，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4]参见香伶：《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及政策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4期。
[25]刘国光：《研究宏观经济形势要关注收入分配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5期。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4
关键词：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理论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以来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的两大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因此，有人把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而西方经济学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也就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这个本质上的立场区别，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而提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就不得不说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一位是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一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前者的《国富论》，后者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都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以下本文将分析比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异同。关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列宁曾经是这样概括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是近代劳动价值学说的开拓者。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从日常实践中发现和发展了劳动时间为形成价值得到唯一因素的原理，为此后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劳动价值学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他的《赋税论》中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他在劳动价值论上主要有两点突出的贡献：第一，他将价格分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值”，并且认为市场价格的涨落以自然价格为中心，自然价格就是价值，价值的源泉就是劳动。第二，他根据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得出价值的大小以劳动生产率为转移的结论。他不了解价值的社会性质，也就没能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并且还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
如果说配第奠定的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中发现的“新大陆”，那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是这块新大陆的开拓者。斯密的价值学说主要在他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他第一个宣称了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他的研究以商品为出发点，而在一开始，他就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鲜明地站在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上，一方面批判了站在商业资本利益上的重商主义者主张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另一方面又纠正了重农主义者所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创造财富的观点。在劳动价值论方面，斯密继承了配第的一些观点，正确地说明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他说：“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真实尺度。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提出商品价值问题时，他第一次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说：“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于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以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概念的区分，推进了前人的认识，而指出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创造价值也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进步。但是，斯密的价值理论也有缺陷，他时而认为生产商品时付出的劳动决定该商品的价值，时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来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由于他没有从理论上把一种商品在生产中耗费的劳动与交换来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区分开来，没有把价值如何决定与价值如何表现的问题分辨清楚，因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相混淆了。斯密还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在《国富论》中，他曾实际上赋予了二者以不同的含义。他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接着他又说：“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劳动是第一价格，是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在这里，劳动指的是“辛苦和麻烦”即生产时所耗费的必要劳动。“商品的真实价格”意味着耗费的劳动。这样“交换价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显然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但在叙述的过程中，斯密将二者等同起来。他先写到：“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等劳动价值的物品。”而他做出的结论却是：“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付的劳动量。”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斯密虽然对于价值问题做了一个系统的论述，却没有建立一个前后一贯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在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不仅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配第和斯密建立的价值理论，而且成为了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但同时他也终结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他的价值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坚持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排除了斯密在商品价值规定性上的二元论。在价值的决定上，他否定了斯密关于价值取决于所购买的劳动量的说法，并且批评了斯密关于三要素决定价值的错误，始终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的。特别地，他还肯定了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正确的指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与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这些观点都把劳动价值论推进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但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这个缺陷就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各经济范围的超历史观念。他从来没有认识到在什么条件下产品会表现为商品，创造商品的劳动会表现为价值。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为自然的、永恒的。于是产品成为商品，劳动创造价值，表现为价值也成为自然的、永恒的。尤其是他不认识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从而不认识在资本主义阶段，商品所有者的劳动已经转化为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交换而是当作资本产品来交换。李嘉图的这个根本缺陷为他的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使他的价值学说在涉及利润问题时，遇到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一个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的问题，另一个是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与价值规律的矛盾问题。但在当时，英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李嘉图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两个矛盾，因此他也未能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真正提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是马克思，他在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彻底的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建成了科学和完整的劳动价值学说，并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伦敦笔记》中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是他实现劳动价值论科学革命的重要前提。他肯定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特别是肯定了李嘉图对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与物品具有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即交换价值的区分，肯定了李嘉图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决定价值的观点，即他在论证商品相对价值量同资本的不同部分的比较关系时，说明资本采用劳动生产率高的机器进行生产，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和价值，可以在销售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的深化。古典的经济学家都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始终没有把价值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来。而马克思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其中，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有用性或效用，是它的物质的自然属性；作为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在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后，马克思又提出了劳动具有二重性的概念，他认为，一切劳动，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另一方面可以看成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即具体劳动。他进一步指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重性，因而商品的价值量由抽象劳动的量来确定，也就是由平均的简单劳动的量来决定。在随后的分析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提出了劳动时间的二重含义，揭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本质的规定性。劳动时间的二重性，表现在一是商品生产各自特殊的劳动时间，二是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显然决定交换价值的是后者。此处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李嘉图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同的。前者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后者指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产品所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于李嘉图价值理论中的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均由马克思进行了解决，而且是科学地解决。首先，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工人出卖的是劳动力而非劳动。这一区分，一方面避开了“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创造”这一荒谬，另一方面也为建立剩余价值学说提供了一块基石。他指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之处是他的使用即是劳动，而劳动能创造价值。这就解决了劳动与资本相交换是与价值规律相符合的。然后，马克思又区分了价值和生产价格，之所以发生价格向生产价值转化，是各部门相互竞争使得利润平均化的结果。而利润平均化是因为各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否则就要转移资本，而资本和劳动的自由转移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所允许的。从而马克思解决了导致李嘉图理论解体的两个根本矛盾。
从上面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和马克思关于价值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的价值学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缺点和错误。他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价值的实质和范畴的历史性；不能辨别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不能从后者抽象出前者，不能分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二者相背离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意义；更不能认识到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从而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虽然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就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正确的把握劳动价值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在运行的规则上却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相似之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样，是制度性和体制性相统一的经济形式。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选择如马克思和斯密所设想的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实行单一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由于有社会分工，存在不同经济实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差别，并且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使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必然采取的一种经济体制。因此，要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发展和完善价值理论。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再到马克思，前人已经为创造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价值理论，而目前的任务就是要将前人的理论成果更好的运用到现实中，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踏着前人的足迹，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范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中图分类号：F04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2―0076―03
传统的思想理念大多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经济范畴，展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点。但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看，社会主义会场经济中同样具有剩余价值的缩影。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进行分析，有助于明确研究的视角，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概论的充分认识，细致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剩余价值，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一、马克思有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论述
《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研究剩余价值，得出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所占的价值，核心思想中彰显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1〕。基于量化关系来看，剩余价值是商品生产中所追求的“余额”，是任何商品生产的主要特点，同时也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如果没有“余额”，则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会难以持续开展〔2〕。
随着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存在与发展，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3〕。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需要在全面认识当前时展特点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剩余价值核心理念，深入掌握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当展
（一）剩余价值产生主体发生转变
马克思所创立的剩余价值理念，与当时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期、时展特点等密切相关。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生产多处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第一产业占据较高的比例。故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指出剩余价值属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高新技术逐渐成为了创造财富的重要方式，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发生了转变，第三产业也渐渐成为了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在这种发展模式下，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了较大的转变，雇佣劳动者也发生了变化，大量的劳动者进入到第三产业中。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三产业渐渐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承认剩余劳动与剩余产品的普遍性，但是针对于由此延伸出来的剩余价值理念研究却相对比较匮乏。不同的时展环境下，对剩余价值的研究也会有所差异。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需要将价值总结为劳动价值与剩余价值的结合体〔4〕。如果仅仅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忽视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则难以符合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物质生产部门向服务部门转变，展现出社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特点。
（二）剩余价值产生范围发生转变
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环境、生产条件等密切相关。剩余价值是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作劳动所创造的。但是随着当前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逐渐在生产活动中得到广泛应用，生产的劳动概念核心价值范围不断扩展，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活动日渐融合。
在这种时展背景下，很多教育与科研机构构建了独立的生产机构，单位职工逐渐参与到价值创造与剩余价值创造的过程中。脑力劳动者相较于体力劳动者，其文化程度相对较高，能够明确认识到科技对生活的重要影响，属于高级、复杂性的劳动。
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更多的企业实现了跨国发展。资本呈现出多向性流通特点，剩余价值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内涵，呈现出产生范围不断外延的特点。
（三）剩余价值分配方式发生转变
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分配形式，主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被分配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地租等等。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分配所提甚少。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剩余价值的分配方式逐渐发生了转变。社会主义剩余价值分配中，需要基于社会特点、社会性质等实现有效分配，比如“按劳分配”理念等等。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的必然价值形态十分关键，需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发展形态予以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需要实施商品交换与生产交换。社会发展中，没有剩余价值，便不可能实现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的发展〔5〕。故而言之，剩余价值、剩余劳动以及剩余产品等，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经济范，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能够产生重要影响，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升。
如果否认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的意义，仅仅注重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则会引发不讲究经济效益、盲目生产不计成本等问题的出现，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快速发展，更不利于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6〕。
党的十召开以来，在党的正确方针以及思想引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快速发展，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中，过分注重净产值而忽视利润的问题，承认公有制企业利润发展的目标，但是却不能以剩余价值为主要目标。马克思曾经指出：“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在数量上也相等，利润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7〕。”马克思思想理论在当时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导向性的作用，在今天仍然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对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的新价值
（一）有助于深入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促进社会发展，产生剩余价值的重要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需要充分关注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意义，展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人文关怀与实践关怀，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价值，不断实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明确剩余价值的范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为了适应与促进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则需要提升社会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基于当前时展的特点，进行理论研究的不断创新，推动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充分展现出了价值创造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价值，劳动是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过程，故而人的劳动价值十分重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尊重人、重视人。基于马克思剩余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需要明确发展的目的，明确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二）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新型劳动观念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范围不断扩大。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需要注重剩余价值的创造，即为社会主义税收与利润的创造，规范劳动范畴，注重各类积极因素的有效调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充分发挥马克思剩余理论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提升，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
缺乏剩余价值，则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所降低，各类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活动、公益活动以及社会保障活动则无法得到有序开展，难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剩余价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产生重要影响，有助于保证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剩余价价值多成为了资本主义的独立范畴，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下不存在剩余价值。然而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下，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较大，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发展环境下，这一矛盾得到有效改善，劳动生产力快速提升的现代社会中，工人的劳动逐渐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两个部分，其所创造出的价值，也随之分为必要价值与剩余价值两个方面。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所共同创造，则这些剩余价值也会充分运用到劳动者身上，彰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想观念。剩余价值归属方面的转变，并不会影响其自身的价值，剩余价值的范畴也彰显出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特点，彰显人性化的社会发展形势。尊重和保护人民的劳动成果，保护人民的个人利益，是树立新型社会主义劳动观念的重要基础。在当前的时展背景下，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均需要注重劳动创造价值的重要意义，尊重劳动者、爱护劳动者，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与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均需要得到保护。充分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发挥知识、劳动、技术、管理以及资本的重要价值，使一切财富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三）有助于社会主义劳动市场的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转变的关键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研究，有助于社会主义劳动市场的建设，明确劳动力合理流动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劳动力作为商品进入到市场中，形成了劳动力双向选择的市场发展机制，劳动力能够基于个人的专业特点、兴趣爱好以及自身身体素质等灵活选择职责，实现个人收入最大化与职业理想性特点。企业也具有招聘的自主性、针对性特点，能够基于企业的实际发展需求、工作要求等实现针对性招聘，辞退难以胜任的t工，实现企业用工成本的最低化，达到企业工作效率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研究，有助于劳动力的优化配置，营造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逐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从计划为主向市场为主的转变。
（四）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马克思所研究的剩余价值分配方式，是基于资本主义条件所提出的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发展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传统的理论研究中认为，劳动价值是分配制度的基础，故而提出了按劳分配的思想。但是实际上劳动价值并不是分配制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但是没有否认其他生产要求创造价值的实际意义。故而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中，需要分别对创造价值的要素、创造价值的方式等进行讨论，明确社会主义创造价值中劳动分配的具体方式，关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方式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密切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着改革的深入与理论的实践探索，我国逐渐形成了明确劳动资本、资金技术以及按贡献分配等多样性的分配原则，构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互并存的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相互吻合。
当前分配制度的构建，是基于我国实际市场发展特点、社会形势，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坚持马克思公有制经济中，按劳分配的思想原则，注重劳动者创造价值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符合当前激烈发展的社会环境，充分认识到各类生产要素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通过多种分配方式的联合应用，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人民的生活需求，形成劳动者的个人财产。分配的阳光政策，能够使各类合法收入得到有效保护，在国家的监督与管理下，实现就业公平、机会公平，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需要加强剩余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基于当前时展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研究，坚持马克思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并基于实际生活丰富其理论研究内容，增强其实践应用价值。其二则需要坚持党的思想引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基础上，结合时展特点不断丰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同时，还需要坚持唯物主义思想理论，在充分学习理论、研究理论的基础上，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对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不断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更好、更快的实现“中国梦”。
结束语
当前时展环境下，需要充分认识到剩余价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需要结合时展特点不断创新理论研究内容，充分调动各项积极因素，团结一致，共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鼓励人们不断创新，发挥知识、劳动、技术、管理以及资本的重要价值，使一切财富能够得到充分利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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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重点篇6
[关键词]劳动；劳动价值理论；新特点；启示
知识经济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超越工业经济向更高阶段的飞跃，它必将对在工业经济时代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所有理论提出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不例外。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必须冲破时代的局限性，与时俱进走创新之路，并在此基础上继续保持、发挥它的理论生命力，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一、新历史条件下的劳动新特点
所谓“新的历史条件”，主要是指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经济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出现和迅速发展；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空前发展。在以上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商品价值的
劳动便有了新的变化和特点。其主要表现有六点：
(一)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由体力为主转变为脑力为主。劳动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一再明确指出，劳动(指抽象劳动)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和实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这个“劳动”。按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体力为主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然而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和知识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管理成了除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之外的另两项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显而易见，现代社会劳动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劳动支出由体力为主变成了脑力为主。脑力劳动又可分为理论研究型、知识应用型、技术创新型和经营管理型等；在新世纪里，现代劳动的知识含量空前增大，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
当代创造价值的劳动作为一个整体，其内涵主要由科学技术劳动、经营管理劳动和熟练操作劳动三部分复
杂劳动构成。
当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否认科学知识的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劳动)。”①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当时不可能作出详细的分析和阐述。
(二)科学技术劳动在经济增长中起着主导作用。知识经济，是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和“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提出来的，是以人的智力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使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知识经济条件下，鉴于知识在价值形成中具有首要、高能、高质、高效、创新等特点，因而凝结在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中的知识含量越高，商品价值也就越大。科技工作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在生产经营中通过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效率或发明出新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使全社会的商品价值总量大大增加。
(三)管理劳动在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只要按照中央的指令进行生产就行，经营管理活动在经济运行中不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营管理工作已成了企业能否搞好的关键，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从事非物质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的劳动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在不少国家的国民经济总劳动量中占据了主体地位或将要占据主体地位。这点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很显然，劳动的外延大为延展了，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劳动者”大为扩大了。可以说，凡是直接或间接生产物质商品、文化商品和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五)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过程对市场的依存关系非常密切，市场状况如何对价值的形成、增殖及其实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空前发展的今天，以全球性的信息网络、投资、生产、销售、消费为其趋势和特征，马克思所说的“总体劳动者”已从一国范围扩展为世界范围了。
二、劳动价值理论从狭义走向广义
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创新的实质就是从狭义走向广义。可以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狭义劳动价值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广义劳动价值论。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论断?主要理由有以下三条：
(一)当代劳动价值理论的应用范围突破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界限
马克思当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基石，目的是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运行特点。当时，马克思预示的取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社会，是不复存在商品、货币的社会，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实体除外)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上，劳动价值理论既要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应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的话，那么，劳动价值理论也同样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二)随着劳动内涵和外延的新变化，创造商品价值的社会“总体劳动者”大大扩展了，而知识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当今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活的时代有着很大的不同。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时蒸汽机时代。当时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其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范围定位，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基本上是排除在外了，智力劳动也没有得到重视。这不是马克思的过错，而是时代局限性所致。
在知识经济出现和迅速发展以及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马克思当年所说的“总体劳动者”大大延伸和扩展了。在当代的“总体劳动者”中，既包含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者，也包含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者，还包含许多服务性的劳动者。在当代的社会劳动中，知识劳动在劳动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它在商品价值的创造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可以说，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知识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已居于主导的地位。
(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视野超越了国界，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区分了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明确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二种形态是指在社会总劳动量中，某种或某类商品按照社会需要所占的劳动时间比例。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产生了第三种形态，即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国际必要劳动时间是指按照国际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包括国际市场的技术水平、劳动效率和供求关系等)所形成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当“社会”的概念从一国领域扩展到世界领域时，商品价值量的计算也随之不同。这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具有了世界劳动的性质，商品的价值也相应地具有了国际价值的性质。这个国际价值是由世界平均水平的必要劳动耗费所决定的。
对第三种形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当年确已预见到，提出了“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和“国际价值”的概念。他说：“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②从以上的引文里可以看到，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在引文的字里行间显示出其经济思想的光辉和强大的生命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当年所处的时代只是经济全球化的萌芽阶段，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第三种形态尚未真正形成，马克思也未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只是到了当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才逐渐变成了现实，这个进程的加快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任何一个理论的坚持(指延续不衰)有赖于继承和发展的紧密结合，发展就是创新。坚持＝继承十创新。没有继承，那就改变了理论本来阶性质；没有创新，那就丧失了理论的生命力。在新的世纪里，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现实要求通过创新马克思主义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我们既要继承“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这一核心原理，又要结合现实世界的新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广义劳动价值理论的立论正是这一理论继承与创新科学结合的正确论断。我这里所说的“广义劳动价值论”，主要是指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界限、超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物质界限、超越一国界限的劳动价值理论。上海程思富教授以“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立论，的确有其一定的科学合理性，其中的不少观点，我也是赞同的。但我认为，这个立论尚未到位，还不足以概括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继承与创新科学结合的全部内容。因为，尽管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但毕竟不是劳动价值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既有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又有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问题，还有商品价值实现形式、商品价值量决定、商品价值量变化、劳动分类、总体劳动者范围等问题，而且还有该理论应用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一重要问题。
转贴于三、五个方面的宣要启示
当代新历史条件下所出现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新变化、新特点，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一系列的推断和启示，并在多个方面或层面上不断深化我们对理论和实际以及两者相结合的认识。
(一)劳动形式和必要劳动问题
前面已述，在当代的社会里，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其范围、结构、种类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新实际使我们深化了对劳动形式的认识：不仅生产物质产品的活动是劳动，而且生产精神产品和劳务产品的活动也是劳动；不仅人们在生产中支出的体力活动是劳动，而且支出的脑力活动也是劳动，并且是越来越重要的劳动；不仅直接从事生产的活动是劳动，而且间接为生产服务的许多活动也是劳动；不仅从事生产有形精神产品的活动是劳动，而且从事生产无形精神产品的活动也是劳动。
随着当代劳动形式的深刻变化，我们对必要劳动的认识也要随之深化。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只局限于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价值，即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于女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必要的教育费用。除此之外的劳动都是剩余劳动，为资本家所占有。从当代社会实践来看，必要劳动的范围应当加以拓展。它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那一部分劳动力价值，而且包括维持社会总体劳动者(经理人员、科技人员以及企业管理人员等)正常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还要包括维持社会生产正常进行、维持社会生活正常运行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环境保护等方面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价值。
(二)调整和改革收入分配问题
在劳动价值论与收入分配论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有诸多不同的看法，一时难以达成共识。就我而言，始终认为两者的关系，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关系。那种把两者直接挂钩的因果论或把两者割裂开来的无关论都是不妥的。根据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新变化，我国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调整和改革。比如：
1．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收入分配必须高度重视市场的状况和变化。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是由市场决定的有效需求。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都离不开市场的状况和变化。市场变化了，收入也就会有起伏，而分配也就需要有相应的调整。
2．随着知识劳动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地位提高和作用增大，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时，必须向从事高复杂劳动的智力劳动者倾斜。为此，我们当前需要加大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尽快建立起面向广大科技人员、教育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科学有效的分配激励制度。
3．劳动价值理论的深化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区分开价值的创造和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创造，指出：“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③可见，两者的源泉是不完全相同的。价值的源泉是一元的，而使用价值的源泉则是多元的。应该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商品两因素理论，既有价值原理，又有使用价值原理。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要素多元性，正是“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从广义的或完整的生产要素而言，劳动也包括在内的。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分两部分，即劳动要素与非劳动要素。劳动要素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要素与非劳动要素的结合则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把劳动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中的“生产要素”只能是指狭义的即非劳动的生产要素。因此，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作为分配原则，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
(三)应对加入wto问题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我们既有新的发展机遇，又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如何应对?是一个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
前面已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空前发展，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成为决定商品价值的基本尺度，商品价值具有了国际价值的性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该抓住加入wto的契机，加强对世界科技和世界市场的调查研究，自觉地运用国际价值规律，按照它的客观要求，把先进的科技和管理用到生产经营中去，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在对外贸易中做到优化结构，出口国内市场平均价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产品，进口国内市场平均价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产品，以便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尽量多的比较利益，从而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
(四)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环节问题
传统经济学认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总过程是由四个基本环节构成的，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现在看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四个基本环节将会被五个基本环节所取代，即科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不但构成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而且往往成为社会生产的第一过程。科学技术园区和孵化器的出现和蓬勃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今天，世界上已有了数以千计的科技园。它们不仅为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在科技与经济之间架起桥梁，而且为推动创新服务，为高科技企业的起步和成长提供直接动力，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高科技转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今实践表明，通过科技园区或孵化器培育新的社会生产力“种子”或“基因”，孵化新的资源、新的手段、新的工艺、新的产品以至新的企业等，成为生产过程开始前的一个环节，然后再进入复制和数量扩张从而实现社会财富增殖的生产环节。可见，科技融入经济，使得科学研究和科技实验及其转化，成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整个循环全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使传统的四个环节变成五个环节。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研究科技和科技转化环节的基本特点及其作用，研究第一个环节对其它四个环节以及对单个资本循环、周转的影响等。
(五)国民经济的部类划分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分析社会再生产时，把社会总产品和社会总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的部类和消费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的部类。这一划分揭示了物质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的基本结构，其基本原理和方法对我们认识和分析现代社会的国民经济结构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要看到，现代社会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毕竟有了很大变化，两大部类的划分已难以全面反映现代社会经济结构，我们应该根据当代社会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国民经济部类划分的理论。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社会总产品主要是物质资料，非物质资料所占比重很小。何况，马克思分析两大部类主要是为了说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为了便于理论分析，马克思撇开了非物质资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和《资本论》手稿中，已经提出了服务消费品这一范畴，并对服务消费品部门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作了许多原则性的说明、提示和科学预测。但毕竟受到时代条件的局限，不可能对非物质资料部门作出详细的科学分析。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里，非物质资料在社会总产品中所占比重及其作用越来越大。经济发达国家的非物质资料早已占据了主体地位。显然，我们要全面认识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就要把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紧密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郑志国教授在《价值增殖规律探究》一书中，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划分的基础上，提出把社会生产划分为三大部类的创新观点，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突破。该书将社会总产品(包括服务)分为物质和非物质资料，其中物质资料又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称为第一部类，生活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称为第二部类，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称为第三部类。三大部类划分反映了现代的社会生产结构，同目前流行的三次产业划分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为应用劳动价值论从国民经济层次上进行宏观分析奠定了基础。
注释：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7
关键词：刘易斯转折点；来临；中国政府；对策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69-02
1 “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在上世纪50年代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二元经济格局，由于农业人口众多，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等到非农产业的发展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就会逐步变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这个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
“刘易斯转折点”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点。进入转折点以后，农业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生产要素，现代部门要想继续获得劳动力供给必须提高工资水平，由此，劳动和资本开始共同分配增长的利益。然而，不能简单的把该转折点视做新古典经济学通常界定的瞬时调整过程。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调整过程不会在瞬时完成，在他们看来，在欠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可能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实际上是一个转折的过程，由于自然禀赋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转折过程在不同国家经历的时间和表现形式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2 中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临
先行工业国和后起发达国家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出现短缺的转折时期。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真实工资在任何部门都不会明显上涨。只有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即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才会上升。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工资在转折点的1820年，日本在转折开始的1920年以后，工人真实工资水平都开始明显上升。因此，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面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工人真实工资水平的上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另外，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也是一国达到“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条件之一。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进人“刘易斯转折点”时基本上人均GDp都在300～500美元之间，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到40％～50％，工人工资开始有一个较明显的上涨。而我国人均GDp在2003年就突破了1000美元。
国际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即将结束，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一些显著变化也证明了我国开始进入刘易斯转折区域。
2.1 劳动力在城乡普遍短缺
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这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中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短缺不仅表现为技术工，普通工人也开始短缺。
中国的劳动力不再是取之不竭了。和2004年的“民工荒”不同，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已经由东南沿海蔓延到北方内陆，从东部扩展到中部乃至全国，从暂时的缺工变成了长期的趋势。
2.2 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
2007年中国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工资水平及变动趋势是衡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晴雨表，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调查显示，2003～2006年间，中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持续增长，增速逐年加快。调查显示，自沿海部分地区发生民工短缺现象以来，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工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而且，月工资6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上升。2003～2006年，月工资在6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连年上升，由43.2％提高到63.6％，提高了20.4个百分点。其中，2006年月工资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全部农民工的比重上升最快，累计提高6.0个百分点，达到17.2％。2006年，月工资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比重已经达到25.9％。
3 面对“刘易斯转折点”。中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3.1 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3.2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3.3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政府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3.4 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8
关键词：劳动经济，离职率，劳动差别因素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应聘及培训人员越来越多，研究并重视劳动经济成为大型企业提高管理效益的方式方法之一。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是以劳动力价格及其影响因素为中心，研究劳动力资源如何通过劳动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社会与个体利益的最佳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关系和劳动资源与其他生产资源之间的关系的学科。
1.首先了解企业的劳动力性质特点与需求特点。
劳动力是指在一定年龄之内，具有劳动能力与就业要求，能够从事某种职业劳动的全部人口，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是有限资源，在劳动力市场上是相对稀缺的。符合企业需求的，包括个人工作和能力素质与企业需求相符合，个人薪资收入与企业标准相适应，个人发展和企业发展相匹配以及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相一致。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全部符合企业要求的人有很多，但在一定期间个人需求与企业需求一致的机率会降低很多，受现实环境的限制，符合双赢的劳动力资源还是比较稀缺的。
因此，企业应有计划的做好长期、短期的劳动力储备，并仔细区分劳动力需求的弹性性质，弹性大的应适当缩紧条件，弹性小的应采取各种措施储备潜在劳动力。
2.其次重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
人力资本投入是指通过增加人的资源而使其适应企业工作要求以影响未来的货币和物质收入的各种活动。包括各级正规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健康保健等方式及手段。一般来讲，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在公司各项支出中占比是比较大的，因此，做好人力资本投入及使用好已符合企业要求的人力是提高企业效益的一大途径。
一般大型企业人员流动现象比较多，企业长长用离职率来界定人力流失水平。离职率高的企业不仅不利于工作的交接、文化的传承，对于企业效益也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来看，从招聘到入职再到适应岗位工作，公司在招聘、培训、入职保健、工作交接方面都要支出相应的财力成本和人力成本，尤其是在适应岗位工作阶段，不仅占用部门领导的时间也会对工作成果带来一定的影响。在人员培养阶段，企业不仅承担劳动法方面用工风险，同时也承担着工作效果的机会风险。因此，企业应本着综合考虑人力培养成本的态度看待员工的入离职，即要做到慎重的选人、细致的培养人、精心的用人、苦心的留人。
3.重视及改善企业工资的设置。
很多企业在设置工资时会沿用或者参考别的企业工资的设置方式，其实工资的设置方式是由企业战略和工作特性决定的，企业战略不同应采用的工资设置不同，因此，受不同行业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一刀切”的方式并不可取。企业应合理设置工资水平。
影响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有：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与工资水平。(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水平（社会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国民收入分配比例与工资水平。（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可供分配的个人消费品与工资水平。（可供分配的消费品总量越多，结构越合理，工资水平越高），就业规模与工资水平。（就业规模越大，工资水平越低）及人口增长状况与工资水平（人口增长越多工资水平越低）。
企业内部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有：劳动差别因素，包括：岗职劳动差别、个体劳动差别；分配形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包括：工资分配形式应适应企业总体劳动特点和企业内各类人员的劳动特点、员工福利及各种优惠待遇水平；企业经济效益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包括：企业劳动成产率的变动，企业拥有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原材料价格的变动，产品的销售状况，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企业在不同效益水平时期工资分配上以丰补歉的需要，企业劳动管理水平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等。
各个企业应根据企业效益的不同、管理方式的不同进行独特的设计，比如可使用最低工资、岗位工资+工龄工资、绩效工资三种不同的组合工资来实现。在设置工资时要充分考虑，影响工资的因素，以及进行工资差别化导向等问题。
工资差别类型主要有：短期工资差别和长期工资差别。前者亦称为过渡性工资差别，后者称长期绝鞥工资差别。以劳动供给者个人特征为依据划分的工资差别，如年龄工资差别、性别工资差别。以劳动者劳动性质为依据划分工资差别，如职业工资差别。以劳动者所处的群体和地区为依据划分的工资差别，如行业、产业工资差别、地区差别等。
工资的作用相当于杠杆，企业想让员工往哪个方向去做就应在工资设置里体现达成因素。差别化工资也是要着重考虑的，工资差别又称工资关系，是指不同产业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各类人员(不同工种、性别，种族等人员)之间工资的对比关系，通过各类职工的平均工资水映出来，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对特殊岗位、特殊贡献人员以及工龄人员应设定一定的工资差异，来维持企业的稳定发展及激励效果。明确的工资设置和调整体系是各个企业工资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
4.要重视劳动生产率第一要素的管理。
人力资源是公司第一资源，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寻求企业发展就一定要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人力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有以下几个方面：人力资源规划、人员招聘、人员选拔、绩效评估、人员培训、报酬与奖惩，还有其他的人力资源管理内容，如劳动关系、员工沟通与参与、人事档案记录等等。
最后，企业里也存在劳动经济学，用好劳动经济学是提高企业效益的方式方法之一，特别是长期经营的大型企业。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资源领域的劳动经济学，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对维系企业的高速、高效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企业应注重研究企业里的劳动经济。
参考文献：
1.《劳动经济学》杨河清胡建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1
2.《劳动经济学》马培生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6-1
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胡君辰郑绍濂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1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9
关键词：劳动关系；当前特征；转型
中图分类号：F2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01
一、劳动关系的转型
所谓“劳动关系的转型”指的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时，通过推行政治、经济或者社会体制的转换，从而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劳动关系的转型以一个国家从一种体制转换到另外一种体制，因此劳动体制的研究范围也比较广泛。但是中国劳动关系转型还以我国调整劳动关系的模式以及劳动关系形态，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有经济占据垄断地位。据此，国企改革的中心目标是实现政企分开，并且将企业推向市场发展，使其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劳动关系转型过程中，国有经营者的权利地位也不断得到了加强，并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到城市之后，工资改革也提到日程上来。因为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也是促进劳动关系市场化以及劳资不同主体利益分化的重要原因。而计划经济工资体制的基本特点是国家是工资分配的主体，可以直接对劳动者进行个人劳动的分配。并且在劳动领域，国家还实行了“低工资、高就业、多福利”的政策。当劳动关系转型到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对推进劳动关系的市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劳动关系当前特征及重要性
在劳动关系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当前特征主要有三点：
1.劳动关系的市场基本完成。由国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主要转变为劳动和企业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雇佣劳动关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我国劳动关系就只有公有制经济一种模式。但是实际上，这种劳动关系是国家代表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主要强调的双方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劳动关系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恢复为一种劳动关系为主题的各自利益为基础的经济关系。2.劳动关系的法制化逐渐加强。在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劳动关系的运行也在向市场化转变。我国开始了很多领域的立法活动，其中劳动立法也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成分。20年代以来，我国在与劳动关系有关的工资分配、社会保险、职工民主的参与、休息休假、就业、劳动争议的处理以及劳动执法检察等方面推进立法的过程，与过去相比，劳动立法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也标志着我国劳动关系的调整从人治到法治的一个新里程碑。同时，劳动关系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劳动法为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形成了集体合同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监察制度、集体协商、劳动标准制度以及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协调劳动关系的法律规范。3.劳动关系的全球化初现端倪。因为经济全球化是当前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经济全球化内广泛的流动。并且全球经济化是一种经济现象，充分预示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运行的一种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另外，劳动关系的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劳动关系在调整方式、主体结构以及劳动标准上开始出现了国际化得趋向。也就是说劳动关系的调整与存在，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务，还会直接影响到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以及国际劳动标准，这也会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劳动关系的规范发挥直接影响。
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劳动关系都担任着重要角色。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过程中，为了保证劳动市场能够有序的进行，保障劳动关系主体的双方自主与平等，劳动关系的主体行为应该由相应的法律和依法签订的规范，其中劳动关系主要表现为契约性。比如劳动关系在企业中签订了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签订合同之后，明确劳动过程中各方具有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劳动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反映的是企业的制度层面。劳动关系之所以在企业中占据着重要作用是因为劳动关系是企业劳动者和管理者双方在平等、没有外界打扰的前提下完成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企业劳动关系是一种平等关系。但是，在企业劳动关系运行过程中，企业管理者有可能会违背劳动关系的规定制度，或者不履行自己的劳动义务，但劳动者还可以通过法律形式来保证企业劳动关系的相对平等性。因此，奠定良好的劳动关系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在经济市场条件下，劳动关系的主体行为动机受到了利益驱使，并且通过有偿性的劳动过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尤其是物质和经济的需求。因此，在企业中，劳动关系的经济属性充分反映在它的物质层面。劳动关系的协调是企业利益磨合的过程。因为劳动关系主体在各方面都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市场竞争中，这种自我保护意识会越来越强烈。而且，劳动关系的主体在各个方面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利益，对企业的兴衰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三、结语
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以及合作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的主体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追求合作共赢。因此强化国家对劳动关系的积极干预，规范劳动关系双方的义务以及权力，将会成为未来发展调整劳动关系的主要方式。这对于在未来一个时期完善中国劳动法律体系，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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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汝斌，陈诗达，陆海深.我国劳动力市场运行中的政府职能[a]＼＼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的探索与创新——浙江省劳动保障理论研究论文精选（第三辑）[C]，2003.
[3]赵景峰.全球化下中国劳动关系的制度解析[a]＼＼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暨第十一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7.
劳动经济学重点篇10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庸俗经济学；批判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284-02
1庸俗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表现
1.1否认商品二因素
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指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因素，并指出这二者之间既统一又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统一的，是指它们共存于一个商品体内，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价值便无法存在。说二者之间是对立的，一方面指它们是商品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属性，使用价值是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另一方面是指二者相互排斥，“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
然而庸俗经济学家对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认识却是十分混乱的。例如萨伊就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由效用决定的观点，他认为，生产活动不仅创造效用，而且也创造价值。因为人们只有对有用的东西才会给予其价值，所以效用就构成了物品价值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在这里，萨伊显然是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成一谈了。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绝不会有价值，而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并非都有价值。
1.2无视劳动二重性原理
劳动二重性作为一种科学理论，是首先由马克思批判地证明。马克思在揭示了商品二因素之后，指出了决定商品二因素的是劳动二重性。具体有用劳动是指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进行的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其中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抽象人类劳动是指撇开各种具体形式的一般的共同的人类劳动，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二因素：具体有用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人类劳动创造价值。
由于庸俗经济学家混淆商品二因素，因此也无从分析隐藏于商品二因素背后的劳动二重性。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否定商品的价值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创造的。例如，马尔萨斯剽窃了斯密一种错误的价值规定，即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所换得或支配的劳动；萨伊则用使用价值来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庸俗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他的价值论是由供求论、生产成本论、工资决定论、边际最高费用等综合在一起的大杂烩，他在研究方法上陷入了混乱。
1.3价值量决定上的混乱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大小成反比。
反观庸俗经济学家，他们否认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继而也否认商品的价值量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詹姆斯•穆勒以保存在商人酒窖中的葡萄酒为例，把葡萄酒的生产价格超过其价值的现象，解释为葡萄酒的价值本身在窖藏期间有所增加。这实际上就否认了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原则。
1.4价值形式上的混淆
商品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它们作为商品这以事实的内容，又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它们又具有二重的表现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所谓价值形式，就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商品交换关系中，人们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即价值形式上，才能看到价值的存在。
庸俗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是混淆交换价值概念的典型。李嘉图在谈到交换价值时，始终是指除劳动之外的其他商品，他明确区分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量。但是麦克库洛赫却从李嘉图那里倒退了，他歪曲了李嘉图学说，认为与实际价值相区别的交换价值，不仅指一种商品可换得的其他商品，而且也指一种商品所换得的劳动。
1.5对价值规律的歪曲
从一般商品生产流通来说，价值规律的规定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直接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的规律，然后是它在交换过程的展开，再次是它在流通过程的进一步展开。
约翰•穆勒把商品分成三类，其中第一类是数量绝对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代雕刻和古代绘画等。对于这一类商品的价值，约翰•穆勒照搬供求价值论，认为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约翰•穆勒只看到影响商品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却只是盲人摸象，竟然完全忽视了商品价格是由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原理，这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价值规律的歪曲。
2庸俗经济学的荒谬性、辩护性
（1）庸俗经济学家们只关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外表，以为现象形态可以说明问题，于是，现象就被当作本质来把握。什么对他们有利，他们就说什么是真理。正如约翰•穆勒对于古代艺术品，认为它们的价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的。实际上艺术品的价值是由创作它们的抽象人类劳动决定的。商品按价值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价格和价值绝对一致，供求关系的变动使得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个商品的价格高，并不能断言该商品的价值一定大。
（2）庸俗经济学极力反对劳动价值论。庸俗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他们抛弃了合理成分，却剽窃了其错误观点，并不遗余力地加以“继承”和“发展”。例如对于斯密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李嘉图曾经指出，斯密把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工资）混为一谈，认为二者都决定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李嘉图还指出，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而马尔萨斯却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他沿袭了斯密的混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量的错误。庸俗经济学家否认劳动创造价值，在商品二因素理论上陷入混乱，极力否认劳动二重性原理，混淆了价值形式，歪曲了价值规律。
（3）庸俗经济学断然否认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社会到处呈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场景。譬如对于平均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他们宣称利息是资本所有权的收入，而企业主收入则是所谓管理工资的劳动收入，似乎只能资本家并没有剥削雇佣工人；而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则狡辩利息是“节欲”的结果，资本家既然节制享受，那么他也就有权要求“赔偿”，那就是利息。像工人得到工资一样，资本家得到利润和利息，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资本家获得的企业主收入，在数额上远远超过管理指挥劳动应得的报酬，而包含着大量的剥削性质收入即剩余价值；而利息，则是借贷资本家凭借货币资本所有权与职能资本家共同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得。
3马克思对待庸俗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态度对我们的启示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指出如何看待人的本质时所声明的：“我决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马克思在对待古典经济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的问题上，也是一贯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的。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上的人物并没有主观成见，而是依据他们在人类科学的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贡献进行甄别。对于某一个人的正确的、错误的观点，甚至用错误的概念表达的正确思想萌芽，马克思都会在科学经济思想史上为它们找到合适的位置。譬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虽然他一直摇摆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之间，但在研究剩余价值问题时他坚持了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这一正确规定，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个观点的地位；但是斯密将价值全部分解为收入，而丢掉了不变资本∑C，即至今仍然被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沿袭的“斯密教条”，马克思毫不留情地对其进行了批判。
4马克思的批判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启发
马克思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坚持唯物史观，客观地、辩证地看待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流通过程，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大厦。马克思的科学严谨治学态度，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自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西方经济学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乏一些合理成分，例如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概念和边际分析方法。但是纵观西方经济理论，其中还是渗透着传统的拜物教观念和私有制意识形态，承袭了从古典经济学甚至庸俗经济学以来的一些极不合理成分。例如，斯密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马尔萨斯极力想证明货币工资的提高，必然引起商品的货币价格普遍提高。这一错误，马克思早已深刻揭露了其荒谬性，然而在当代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中仍能寻见它的踪迹：西方经济学者关于通货膨胀提出了一系列解释，其中一个为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该理论认为成本推动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工资的提高造成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市场上，由于工资的增长率超过生产力增长率，工资的提高就导致成本提高，从而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上涨。西方经济学家进而认为，工资提高和价格上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资提高引起价格上涨，价格上涨又引起工资提高。这样，工资提高和价格上涨形成了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即所谓工资――价格螺旋。再如萨伊“三位一体”公式，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其荒谬性和辩护性显而易见，但该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仍颇有市场。在系统阐述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经典教材、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一书中就提到：“我们把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以及生产技术作为经济产出，从而也就是总收入的源泉。这样，收入差别必然产生于资本、劳动和技术的差别。”很明显，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仍将马克思早已深刻批判过的萨伊“三位一体”公式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前提之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张薰华.资本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