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1
关键词：分享经济平台服务者消费者劳动关系认定
近几年，“分享经济”作为新经济形式迅速发展。2015年开始，中共中央通过政策文件、政府工作报告等形式就此创新经济形式进行确认及鼓励，在此之后，分享经济更加迅速、蓬勃发展。以滴滴出行为例，2016年1月，滴滴公布其2015年全平台订单总量达到14.3亿，注册用户突破2.5亿；2016年9月，滴滴公布《移映鲂杏胨净就业报告》显示，平台已有超过1500万名司机。这仅是滴滴出行一个平台在2015年的数据，加上五八同城等数量众多的服务类平台公司，分享经济链接的平台方、服务者、消费者的数量和规模已十分巨大。快速发展的新经济形式，催生出新型法律问题。
在劳动法领域，分享经济下，如何界定平台方与服务者间关系这一新的法律问题日益浮现。随着以app为核心的匹配消费者、服务者的平台类公司不断涌现，平台方与服务者的劳动争议案件日渐增多。在立法相对滞后的现状下，如何认定平台方、服务者间关系，已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劳动关系认定的理论分析
在对分享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研究之前，先对劳动关系内涵和本文研究范围加以界定，对其与相近法律关系――雇佣关系进行区分，并简要梳理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以此作为本文的出发点及后续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定义及区分
劳动关系领域，劳动关系易与民事雇佣关系相混淆，在分享经济下，服务平台与服务者之间的关系的认定，一定层面上也是劳动关系与民事雇佣关系的区分。民事雇佣关系，一般是指受雇人按照与雇用方约定，在一定期间或不特定期间内从事工作，受民法调整。
（二）劳动关系认定之人格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
世界范围内，劳动关系认定主要分为从属说和控制说。在中国劳动关系学界，以从属说为学界通说。【1】从属性标准主要分为人格从属性（人身依附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等，强调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控制说强调双方的控制、指挥。大陆法系以从属性为核心标准，但域内外对于从属性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统一。我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均强调人格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2】
二、北京地区分享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司法现状
（一）认定劳动关系司法三标准形成及发展
2005年以前，我国确认劳动关系标准无法可依。2005年，劳动部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开始改变这一局面。2005年12号文确立了至今仍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主要判定依据的确认劳动关系“三标准”。
立法者通过上述三标准，确立了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较为先进的劳动关系确认标准，适应当时的经济基础，但粗放的三标准已无法界定新经济形式下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为解决三标准的局限性，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经济发达地区开始探索地方特色的劳动关系确认标准。
（二）以三则判例分析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认定
1.符合三标准的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界定――庄某与北京某代驾平台劳动争议案（2014）一中民终字第6355号
此案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均驳回庄某诉请。一二审法院阐述的理由是，代驾司机没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时间可自行掌握，亦非按月从平台提供方获取劳动报酬，结合代驾司机的行业特点以及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情况，认定双方无劳动关系。
此案审理思路是北京法院、仲裁院对类似案件典型审理思路。此案中，庄某与e公司间关系符合三标准的粗放框架：第一，e公司是一家依法成立、注册的平台类服务公司，庄某是一名有驾照、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具有主体资格；第二，e公司依法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通过注册时与庄某签订协议等方式适用于庄某，一定程度上庄某受e公司管理，并获得报酬，亦在违反规则时接受一定处罚；第三，庄某提供的代驾服务是e代驾平台的主要业务。
若按照“三标准”将此类关系划定为劳动关系，既不符合国际劳动关系学界主流，亦会扼杀新经济业态的活力。北京地区法院主流审理思路为，此类劳动关系类型属于会议纪要中提到的不应认定为劳动关系的情况――“劳动者以自己的技能、知识或设施提供劳动或服务”；“劳动者自担风险”；“无身份隶属关系、一般不受用人单位管理支配”。
本案一二审法院未在推理部分直接引用上述会议纪要，而是结合工作场所、工作时间、收入模式、行业特点和合作协议情况等，认定双方无劳动关系。实质上是用主体间关系、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关系稳定性等方面，综合衡量人格及业务从属性，最终认定不属于我国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
2.不符合三标准的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界定――王某与某家政服务平台劳动争议案（2015）三中民终字第13577号
此案事实部分及涉案主体与（2014）一中民终字第6355号案相近，均是分享经济下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用工，均有用工方、平台方、服务提供方三个主体，均是平台方和服务提供方因劳动关系认定产生的纠纷。
本案一二审法院通过对三标准中主体标准的判断，认定王某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故已不符合与平台形成劳动关系条件，判决驳回王某诉请，未对王某与家政服务的关系深入探究。
3.非劳动争议民事纠纷中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界定――徐某与某代驾公司、代驾司机李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2015）三中民终字第04810号
经笔者对现已公布相关裁判文书搜寻分析，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界定问题，并不全部直接表现为劳动仲裁或劳动争议，而是大量间接表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等与平台服务相关联的其他纠纷中。
此案中，某代驾平台与发生事故时代驾司机李某的关系认定，直接影响两方对事故受害者徐某的责任划分。此案二审法官认定“通过收入模式以及双方之间控制、支配和从属关系程度来看，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的雇佣关系”，后通过考量代驾平台的义务范围、过错程度及其过错与交通事故之关联性等因素，从价值判断及利益衡平的角度出发判定代驾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三案是分享经济下，涉及非标准劳动关系确认问题的典型案例。经笔者查询，已有多家平台类公司与服务提供方、服务接受方产生似争议。考虑到未在网上公示的劳动仲裁裁决，实际规模应远大于搜索结果。
三、完善分享经济下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意义及建议
（一）界定分享经济下的非标准劳动关系，有利于司法公平正义
因法律法规的缺失，目前全国各地的劳动关系确认标准不一。以北京为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仅能作为指导，不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且其中“劳动者以自己的技能、知识或设施提供劳动或服务”、“劳动者自担风险”、“无身份隶属关系、一般不受用人单位管理支配”无法清晰界定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平衡新经济形式和劳动提供者权益的裁量权下放至每个法官，造成裁判尺度不一，无法保证公平正义。
（二）界定分享经济下的非标准劳动关系，有助于平衡三方权益
1.有助于维护服务提供方权益
上述三个案例中，服务提供方均无法厘清其与平台方关系。尤其是庄某与北京某代驾平台劳动争议案中，庄某按照招工广告到某公司应聘，成为代驾司机、从事代驾服务工作，且在形式上亦“穿工服、带工牌”等，对于庄某来说，这种关系已是其文化程度能够认知的劳动关系，也是基于此项意思表述与平台方签订协议。但最终法院通过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合作协议情况未认定其与平台间为劳动关系。
分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的服务提供方通常文化层次偏低，无较强的法律意识及法律关系辨别能力。而平台方有利用现有规则、规避劳动关系中用工主体较严格责任的天然动力。如何有效界定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保护服务提供方合法权益，是在鼓励新经济形式时不能回避的课题。
2.有助于维护服务接受方权益
徐某与某代驾公司、代驾司机李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二审法官通过极为复杂的逻辑论述，变更一审中仅需要代驾司机承担责任的判决结果，改判代驾平台与代驾司机向受害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本案事实上看，二审结果更有利于保护弱势的乘车人徐某，维护公平正义。
此类案件中，更常见的判决与一审一致，即仅由服务提供方承担责任。而由于服务提供方的经济原因、财产在外地等原因，受害者常难以得到有效赔付。不同于商品服务类平台（如淘宝）的多重法规、文件规制，目前虽然分享经济类平台公司不断涌现、交易规模巨大，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以网约车平台为例，2016年12月21日北京市开始实施《北京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虽其以第二十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应承担承运人和经营者责任，但平台方与服务提供方责任如何划分仍然亟待厘清，而厘清的起点之一便是界定二者之间的关系。
3.有助于平台公司长远发展
如前分析，将标准劳动关系与非标准劳动关系边界进一步明晰，使得平台公司更清晰界定与服务提供方间关系及权利、义务、责任，有助于结束合作关系劳动关系混杂乱象，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三）思路与建议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及实践案例，为保障公平正义，平衡服务提供方、平台方、服务接受方三方利益，分享经济下的劳动关系确认标准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本文认为，在界定分享经济下非标准劳动关系时，可以主体判断为起点，配合人格从属性及经济从属性判断。除三标准已规定的“受规章制度约束”、“服从管理安排”、“业务从属”粗放标准，以及会议纪要规定的“劳动者以自己的技能、知识或设施提供劳动或服务”、“劳动者自担风险”、“无身份隶属关系，一般不受用人单位管理支配”三个角度，另可深度、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主体之间关系：双方是相对隶属还是平等；提供服务方的独立程度、主观能动程度；双方之间的支配、控制程度。
2.双方合意内容：除双方协议内容，另需整体考量服务提供方知晓平台方的方式、达成合意的过程以及其文化程度，探寻作为弱势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尽量排除平台方利用优势地位、信息不对称达成不公平协议的可能性。
3.收入模式：是否有基本工资；是否按月领取报酬；结算模式是否基于工作量等。
4.工作时间、地点情模式：是否可以兼职；是否有固定工作场所；工作时间的支配、控制程度。
在学界未将上述因素指标化、立法未能补充细化相关认定标准之前，建议司法者在处理分享经济下确认劳动关系案件时，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从价值判断及利益衡平角度对上述因素影响进行正负叠加后综合判断，通过司法实践逐渐将标准劳动关系与非标准劳动关系边界明晰化，从而有效平衡三方合法权益、维护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2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介学说
第一派别的经济学家主张，将马克思所概述《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即生产力不是直接决定生产关系，而是通过生产方式影响生产关系。
将物质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中介，进而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决定一词意味着单方向的影响，在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中，代表着只能是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方式不能反过来对生产方式起作用。从时间维度看，具有决定性的事物在前，被决定的事物在后，而具有适应关系的两个事物可以同时存在，不存在时空的差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的。在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必然有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现其中;反过来，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之中，而不能够存在于其外。按照这样的理解，手推磨的生产方式，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时，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和农民的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特有的生产关系也就蕴含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同样，蒸汽磨的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标志，同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建和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也就包含在这种方式之中。与此相适应，揭示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手推磨的生产方式。同样，揭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其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蒸汽磨的生产方式。
二、广义生产关系学说
第二种派别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则认为，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关系，即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
我们知道，在学术界，广义的规范性范式是内涵规定性少，外延范围大。然而，这里定义的广义更像是总和或综合的意义。如果真的要给广义生产关系下定义，也只能是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定义，即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进一步地，如果广义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构成的经济关系系统，那么，前者与后者就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资本论》序言中的经典语句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的生产方式是广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句子前后成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是，引文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后面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这个定义抹杀了相适应一词的内在逻辑关系。所以说，某此学者用广义生产关系代替生产方式是不正确的，不符合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认生产方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二重属性，也就是承认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那么《资本论》序言中的那句话在逻辑上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生产方式绝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加总，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个新事物。
三、生产的自然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辩证统一
众人皆知，任何生产都是由生产的主体劳动者和生产的客体生产资料构成的或者说任何生产总是劳动者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所以说，生产方式，即生产的方式，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形式或者说是生产要素(经典的三要素论)的结合形式。显然，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义下的生产方式，适用于任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类型)。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殊性表现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特定的结合方式上，这里的结合既有技术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力相关;又有社会形式的结合，与生产关系相关。实际上，既然商品经济时期的生产活动总是通过社会分工进行的，那么这个历史阶段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是自然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技术方式;二是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劳动的社会组织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具有二重属性:自然属性反映生产力的内容和社会属性反映生产关系的内容。既然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属性的内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产关系可以脱离生产方式而独立存在的问题了。马克思曾说，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3
【论文摘要】：文章在对斯密和马克思二重性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济学中的人与物的二重性理论，并利用这个理论，重新认识各类社会经济概念与经济现象，试图启发人们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
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许多“二重性”概念，比如：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管理二重性等等。这种种二重性现象归根结底是源于人与物的二重性。文章试图通过对人与物的二重性研究，总结出经济学中的二重性理论。
一、人的二重性---所有性与劳动性
这里所指人的二重性是专指政治经济学中人对物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关系的科学。人对物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当人与属于自己的物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尽管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对物在占有和劳动方面表现出来的量与度有很大差别。然而，单就人本身来说，这两种性质是永存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两重性，就象生理学中所研究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两重性一样，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变化，人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存在于有生命的人体之中的。当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原始人的时候，他就具有对世间万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共约定的法律，每个人也都不了解世界有多大，然而人自降生之时起，客观世界就已经属于他所有。在原始社会，每个人必须与物结合起来，进行最原始的采摘和狩猎式的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当世界上出现许多原始人的时候，世界万物则属于这许多人所有。在这种由许多人组成而且没有公共法律的社会中，人治就是法制，任何一个人都对世间万物，包括对其它人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权利，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从这点上来说，是无法将他们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自身生存所表现出来的私有程度，比其后任何社会都高。原始人自降生之日起，视万物归己所有。有时为了生存，互相残杀，以食人为生。公共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化，即便是奴隶社会也是如此，奴隶社会的最大进化是人们规定了，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这样一条最基本、最原始的准则。在当时，即使奴隶也被当作物，分属于不同的奴隶主，但是，人的所有权已经开始用法律制度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比较原始野蛮社会，人的权利无限大，奴隶社会的产生无愧是一种进步。
二、物的二重性---所属性与被劳动性
物对人也具有两种属性，即物对人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世间一切物无不具有对人的所属性，即使是未被发现的新大陆也是如此。正是由于物具有所属性，所以在人们发现它、利用它的时候，立即体现出它的所属性来。物对人的另一种性质，是物被人结合起来进行劳动的性质。人不仅为了占有物，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物，使之为人类的生存服务。即使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的矿物，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农作物，都是如此。当人们将矿物挖掘出来，将农作物生产出来，变为一种对人类有用的物的时候，它们的被劳动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当物被物的主人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物表现为对该人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的两重性，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物对人的两种性质是物自身所具有的性质，就象汽车可作为劳动工具，但也一定会有所归属。当司机就是汽车主人的时候，该汽车则表现为对该人的两重性。物具有的所属性和被劳动性，与这些物是否被占有、被谁占有，是否被劳动、被谁劳动也完全是两回事。物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依附于可利用的物之中的，当世间上的物被人类利用的时候，它们的这两种性质就充分表现出来了。任何对人类有用的物均可被人类结合起来进行劳动，但也必须有所归属。新大陆的发现往往因为归属问题而爆发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最终确定了新大陆的主人。宇宙、月球、南极、公海和自然空气等“共有”物，除人类社会已经共同约定归属者外，每个人都是“共有”物的所有者。
人也是一种“物”，一种特殊“物”。人对自身这种特殊“物”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人出卖劳动力，是经营着自身劳动力资本的过程，就象一个个体生产者，从外界取得的工资收入是他在劳动力市场出卖劳动力的价格，工资收入中用于弥补他在出卖劳动力时的损失部分，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费，高于部分是他经营自身劳动力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工资收入不能弥补出卖劳动力时的损失，劳动力资本将出现“亏损”，劳动能力将下降。工资收入除弥补损失外，还有节余，即劳动力资本的“利润”。他可以用这部分“利润”对劳动力资本追加投资，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比如参加进修，学习专业知识，参加健身培训，增加饮食结构中的营养成分等等，以提高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人对自身这种特殊“物”具有所有性与劳动性的二重性；“物”对于他本人，具有所属性和被劳动性的二重性。
三、斯密和马克思的二重性思想
在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也都提到过两重性的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性质，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他还指出:“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1、54页）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当时已经发现商品具有两重性。尽管他没有进一步引伸到物的两重性上来，实际是已经体现着物的两重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自然形式和使用价值，实质上就是指物的被劳动性；他所指出的商品的价值形式和交换价值，实质上就是指物的所属性。
斯密也曾说过:“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它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作使用价值，后者可叫作交换价值。”从斯密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物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物的被劳动性，物的交换价值表现了物的所属性；即使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同一个人，或者是不同的人，都是如此。
马克思的两重性思想来源于斯密的两重性思想，对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是同一个人情况下的个体生产者，马克思对斯密的分析是继承的。马克思在论述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时指出:“生产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资本论》第一卷第90页）前一方面显然是指人对物的劳动性，而后一方面是指人对物的所有性。因为能够参加“交换”的人，必定是被交换物的所有者，交换是针对人的所有性而言的。实际上马克思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被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资本论》第一卷第105页）在这里，马克思更进一步说明了人对物的所有性，正是由于人的所有性，才使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不过在这里他指出的人，是简单商品生产者。这种个体生产者对他生产的商品来说，他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体现着人对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的两重性。在这种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同一个人的情况下，马克思承认劳动者是物的主人。当物的劳动者与所有者是不同的人时，即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大生产时，马克思就与斯密分道扬镳，不再涉及人的两重性问题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状态下，一方面是物的所有者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物的劳动者无产阶级；把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如果就整个社会的物而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属于所有者的范畴，有的所有者拥有的物多成为社会上的有产阶级，有的所有者拥有的物少成为社会上的无产阶级，由于贫富悬殊，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工人罢工、甚至战争，这发生在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这是对的。但不能把同一物的所有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不能把一个企业的股东与雇员对立起来。从现代社会的情况看，劳动者不一定不拥有物，哪怕是一点点股票；所有者也不一定不劳动，即便是当经理、总统也只是不同的社会分工而已。
四、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
经济社会中普遍的二重性现象，不是马克思而是斯密首先发现的。正如马克思深刻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马恩全集》第26卷第一册第142页）亚当?斯密的二重性思想，对于马克思创立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有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认为:“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60页）在这里，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和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二者无法区别开来。它们都只反映了人的劳动性，而忽略了人的所有性。
人是具有二种性质的，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人对物的两种性质体现在同一物时，则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二重性时是建立在对简单商品生产的劳动分析中的，而这个劳动者也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由人对其物的劳动性所表现出来的耗费，无论怎样描述都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是这个个体生产者的体力与脑力的耗费，因此，它是具体劳动的耗费；而人对其物的所有性所表现出来的耗费，是个体生产者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投资风险所导致的物的耗费。斯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始终把人的劳动性和所有性区别开来。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他所说的使用价值，表现人的劳动性，是人作为生产要素与物结合起来所进行的具体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所说的交换价值表现人的所有性，是人作为物的所有者所进行的投资活动，这种投资活动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斯密的所谓劳动价值论是在列举原始社会人的狩猎劳动时提出的，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劳动者与所有者合一，表面看他仅仅是一个劳动者，实际上他还是土地、森林和猎物的所有者，他的全部劳动生产物中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当原始社会发展到进步社会时，其所谓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已经分解为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即体力与脑力劳动，和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有者的投资活动取得利润，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取得工资。在《国富论》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一章里，斯密还论述了三种收入属于同一个人时的情况。他说：“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当它们属于个别的个人时，容易区别；但在属于同一个人时，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他指出个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其收入中不仅仅是工资，还包括地租；个人用自己的资本生产，收入中包括工资和利润；个人在自己土地上用自己的资本劳动，收入中包括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成分。由此来看，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中的所谓“劳动”是指包括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在内总之是所有者的“劳动”概念。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斯密在价值理论上自相矛盾，开始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后来就变成工资、利润和地租三要素决定论了。实际并非如此。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明确指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之一。”也就是说，斯密自始至终坚持三要素决定论，只是在三种因素都属于同一人时表现是隐含的，而三种因素分属于不同人时表现是明显的而已。
五、经济社会普遍的二重性现象
利用人与物的两重性理论，我们可以把整个经济社会划分为两重性的社会。一重性表现为由体现所有性的人和体现所属性的物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所有者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所有者与所有者之间表现为一种贫与富、参与市场投资并按资分配的竞争关系。另一重性表现为由体现劳动性的人和体现被劳动性的物组成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由劳动者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表现为一种按计划分工协作的工作关系。
利用人与物的两重性理论，我们可以把企业视作两重性的企业。无论是个体小企业，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它们都表现为两重性，一重性表现为企业中物的劳动者创造商品使用价值，另一重性表现为企业中物的所有者创造商品的交换价值。个体手工业者对其物的所有权与劳动权两权合一，即利润与工资合一都归他自己。股份有限公司的所有权与劳动权两权分离，所有者取得利润，劳动者得到工资。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4
一、公司高管的界定
我国对于公司高管的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狭义的定义，主要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法》中（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法中的公司高管指的是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等人员。而广义的公司高管不仅包括上述类别，还包括董事和监事。对于董事和监事的劳动者身份易于分析，因其不具有从属性而不构成劳动者，没有太多争议，因此笔者在此今讨论狭义的公司高管的劳动法使用问题。
二、公司高管的劳动者身份
对于公司高管是否构成劳动者，劳动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界有不同观点。但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名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条规定，“经理应任命（任命）由其上级部门，应当签订劳动合同的约定（任命）部门。管理人员和相关管理人员应当签订劳动合同和董事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这表明，上述人员被认为是劳动党员，在我国劳动立法中具有劳动者的地位。然而在理论上却有很多不同观点。[1]一些学者认为，大多数管理者既有行政人员又有员工身份。[2]也有学者认为，形成聘任关系的高?管理人员属于雇主范畴，不适用于劳动法的保护。没有预约的经理属于雇主的范畴。它们灵活多样，适用于各种劳动法体系。[3]这种观点主要认为基于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高管实质上是为雇主工作，向雇主负责，一起职业经理人的专业知识管理企业的市场事务，站在普通员工的对立面，与普通的劳动者有着很多不同点，例如，他们有指挥、管理普通职工的权力；他们的任免由董事会决定。他们的薪资比普通员工高很多等，因此他们不属于劳动者的范畴。
笔者认为，虽然这一观点是合理的，但其本质是不能经得起推敲的。我国劳动法律规范已经从多个方面认可了公司高管的劳动者身份。
（一）从属性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但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载明的劳动关系成立的情形可以看出，我国承认“从属性”理论的认定标准，因此笔者依据“从属性”理论进行以下分析。
1.公司高管人格从属性
人格的属性是指劳动者必须处于用人单位的制度之下，成为用人单位的员工，并在用人单位的指挥和管理下劳动，用人单位有广泛的权利来支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薪酬等。由此，人格属性是指劳动者的人格控制和劳动者的人身和人格。①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则。②服从命令和指示，即在双方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应服从用人单位的指示。③劳动者应接受用人单位的监督；④劳动者违反义务的，用人单位给予处罚。[4]
根据以上分析，结合公司高管本身的性质，笔者认为，公司高管具有人格从属性，首先，《公司法》第147条规定了公司高管的忠实，勤勉义务。虽然相对于普通劳动者，公司高管可以较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等，更具工作灵活性，但为了更好地对公司负责，公司高管也必须遵守公司的章程和内部规章制度；其次，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高管需要服从于董事的指挥和命令，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此外，公司监事会的职责之一是监督公司的管理者忠诚度和勤勉。监事不履行职责，监事会有权提出建议，董事会有权予以解聘。因此，企业高管也具有人格从属性。
2.公司高管经济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是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力获取经济报酬，而工作报酬是其维系生活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来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经济依赖。实践证明，劳动者不为自己提供劳动，而是为用人单位的发展提供劳动，以用人单位支付的报酬和其他利益为主要生活来源。用人单位影响劳动者提供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承担劳动风险，并承担雇主的法律责任。[5]
结合上述表现进行分析，公司高管同样具有经济从属性。首先，公司高管虽然拥有管理和指挥普通职工的权力，但其行使这种权利并非为了自己的营业目的，而是基于其忠实勤勉义务对公司负责，为了公司的利益提供劳动；其次，公司高管虽然有较高的薪资，但其受竞业限制条款的约束，只能在一家企业执业，因此其作为公司高管的薪资是其生活的主要来源；再者，董事会决议任免公司高管和其薪酬情况，因此公司高管薪酬也是因其正当履行合格经理人职责支付的对价。综上可以看出，公司高管虽然由经营管理权，但其仍受公司的管理与约束，具有相当的经济从属性。
结合以上两点分析，可以看出公司高管在劳动法中具有人格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不可否认其劳动法上的劳动者身份。
（二）立法目的分析
劳动法产生的理论基础在于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弱势一方的劳动者需要付出自由和劳动力换取报酬，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而用人单位为实现企业繁荣使用劳动力，相对于企业发展的需要来说，劳动者依靠薪资维持生活、保障生命健康的需求更为强烈，两方需求强弱对比很容易造成用人单位的强势地位。其次，相对于少数的用人单位，劳动者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因此，就会导致经济学上的“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劳动者为了获取劳动报酬，势必要贡献一定的自由，将自己限制在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中，这也不免造成了其弱势地位。劳动法作为一种社会法，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也就是给予弱势群体的劳动者更多的倾斜保护，以寻求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平衡。
结合从属性的分析可知，企业高管具有一定的人格和经济从属性，并且从立法目的角度来看，也需要劳动法给予倾斜保护，不应将其排除再劳动者范畴之外。
三、公司高管作为劳动者的特殊性
虽然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公司高管的劳动者身份，然而正如很多学者的主张，高管在一定程度上和普通劳动者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笔者对此进行了以下分析：
（一）公司高管的广泛权力
在公司管理中，大部分董事对于公司事务的时间投入是非常少的，其虽处于治理层，但并没有对高管形成有效的指示和管理，相反，董事的很多职权都由公司高管间接行使，公司高管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很大的自主权和管理权，可以充分的代表董事会和公司，对普通劳动者进行管理和控制，从而站在普通劳动者的对立面。[6]
（二）公司高管的较高薪酬
根据2012年度上市公司年薪调查结果，上市公司董事长年薪约为66万，总经理年薪约为67万。[7]此项统计结果更表明由公司高管的绩效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的计时工资，甚至会高于董事的薪酬。此外，高管薪酬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股票和期权等其他未来收益，而普通劳动者只能根据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固定工资。[8]
（三）公司高管的聘任与解聘
我国《劳动法》规定，一般劳动者应当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公司劳动关系的建立是不同的。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高管由董事会任命，与劳动法不同，形式更灵活。劳动合同的签订不会影响劳动关系的建立。此外，《劳动合同法》仅限于劳动关系，只有劳动者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和渎职行为，如严重失职时，用人单位才能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等等。而对于高管的解除职务则没有如此限制，因高管属于合格经理人，应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只要董事会认为其不能给公司到来价值，即可以解除其高管职务。
（四）公司高管的自身地位
公司高管与普通劳动者相比，其优势就在于更高的管理能力、更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更高的教育水平等。他们经常依靠其职务，能接触到公司大量的信息和核心证据，因此在诉讼中更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并且根据统计，公司高管的胜诉率也确实显著高于普通员工。[9]因此，相比于普通劳动者，公司高管对于劳动法倾斜保护的需求较少，可以给予其更多的自由协商空间。
由此可见，公司高管虽然属于劳动者，但其因自身特性，与普通劳动者差异较大，不能一般适用劳动法的规则，而应该对其进行相应的特别规定。
四、公司高管的劳动法特殊规则的立法建议
（一）劳动基准法排除适用
劳动基准法产生于劳资双方的不平等，作为社会法的劳动法，为了促进平等，防止强势的用人单位过分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劳动者的权益的进行了最低保障，对工作时间、加班补偿、最低工资等都设立了最低标准。公司高管侧重于一个合格经理人，因其经营、管理工作性质，其也应能够管理、分配好自己的工作时间，因此其工作更为自由，若强制公司高管适用普通劳动者的工时制度，易导致公司高管懈怠工作、拖延工作。在加班补偿制度方面也应排除公司高管的适用，因公司高管作为职业经理人的义务是勤勉义务，需要在自由安排的工作时间内完成工作，若对其适用加班补偿，不免会造成公司高管恶意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取工作报酬。最低工资的方面，公司高管的薪酬甚至高于董事，并不会产生工资不足额支付导致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担心，因此不必对其适用最低工资。
（二）工会制度排除适用
工会制度主要是建立在劳动关系不平等基础上的。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一方牺牲自由权，处于用人单位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其对于自己权利的维护能力是很弱的，很难在和用人单位的谈判中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唯有行使结社权，组成劳动者团体，提升自身的谈判地位，方能在和用人单位的谈判中，取得平等对话的权利。而对于公司高管来说，因其自身高素质、高能力、高地位，其对于自己权益的维护能力较强，本身可以与用人单位较为平等的谈判，因此可以排除适用工会制度。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5
关键词：劳动合同 制度 完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只约定合同的起始日期，不约定终止日期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舍同制度的建立扣完善，能够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良好运行。但由于我国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相关规定过于简单粗糙，缺乏可操作性，难以实现立法目的。本文拟从探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价值入手，分析我国现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缺陷，重构我国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以期对中国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无固定期劳动合同制度的价值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劳动法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具体的劳动法律制度的设计都要符合这一立法目的。同样。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也不例外，它则更多地表现出对劳动者的关怀。劳动关系具有平等关系、隶属关系的双重属性，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确立、变更或终止劳动关系时，二者是平等的，但一旦劳动关系确立，劳动者就从属于用人单位，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和调度，具有管理和被管理、支配和被支配的隶属关系。不仅如此，单个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人力、财力相比较，劳动者始终是处于弱者的地位，而弱者合法权益又往往更容易受到侵害。鉴于此，必须从立法上改变这种不均衡的地位，从立法上扶助弱者，使劳动者有更多的手段抗衡用人单位，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立法者给予一种利益的保护就在于确立某种重大意义的法律规则”。完善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则更具有这一价值，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限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合法权益肆意侵犯，如《劳动法》第20条第2款规定：“……如果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也就是说，把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主动权授予了劳动者，而用人单位则无此权利。同时，该法还规定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是一种强行性、义务性法律规则，用人单位必须履行义务规定。同样，《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o条第2款规定：“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不得将法定解除条件约定为终止条件，以规避解除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承担支持给劳动者经济补偿的义务，”亦是纯粹地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制约用人单位考虑的，劳动者从此规定中只能获得利益，而用人单位无从获得任何利益。只能就此承担义务和责任。
(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有利于提高用人单位的经济效益
权利是为了保护一定利益的法律手段，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具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价值，但不仅仅如此，根据利益相关原则，用人单位通过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同样能够获得自己的利益，尽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具体利益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但二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把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一定年限以上，作为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必备条件之一，实际上是把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前期贡献与其以后的职业保障相联系起来，这样就使劳动者无需担心自己“黄金年龄”过后的再就业问题，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时，企业的好坏与劳动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劳动者既然可能要长期地与企业维持劳动关系，其必然要尽可能地发展其潜能，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既稳定了劳动关系，“使劳动者对企业有了归属感、认同感，叉使劳动者从企业的长远利益考虑自己的要求、行为，与企业同舟共济”，就可以极大地提高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竞争其实是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充分发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够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有效地提高用人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可以保障经济秩序的晟好运行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男一方面，无序(drder)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是现代化社会的普遍要求，“凡是人类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他们都曾力图防止出现不可控制的混乱现象，也曾试图确立某种适于生存的秩序形式”。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经济秩序，尤其是良性运行的经济秩序。良性的经济秩序一方面要求经济的发展是一致连续的，各种主体的作用形成正面最大的舍力，另一方面要求经济的发展不能中断，各种主体之间不能产生纠纷。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则具有保障经济秩序良好运行的价值，一方面通过规范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高用人单位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使二者达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稳定和谐的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叉可以减少纠纷，不致于因仲裁或诉讼而中断劳动关系，进而破坏经济秩序的稳定，增大社会成本，导致整个社会财富的减少。
二、我国劳动法中存在的相关问题及其法理分析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之价值的实现取决于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我国现行的劳动法相关规定对该制度的设计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难以实现其价值。
(一)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规定过于粗糙，难以达到保护劳动者舍法权益之目的根据相关劳动法之规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存在着两种情况，其条件也不大相同。其一是《劳动法》第2o条第2款规定的情况，条件有三：一是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o年以上，二是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三是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二是《意见》第20条第1款之规定，该种情况的条件比较简单，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只要达成一致，就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两种情况的不同之处是，第一种情况是条件具备，就应当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强制性规定，第二种情况是条件具备，就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是任意性规定。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6
【论文摘要】价值的概念和计量一直是经济学的核心和若础性问题，但对此始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争论。文幸从对价值概念的界定入手，通过对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分析、评价，得出将价值创造(劳动)及其评价(效用)统一于经济价值概念的结论，并提出以高效率的劳动者所有制为实现途径的思路。
价值，经济学中最为基础和难解的迷题之一，给经济学界带来了几百年来的困扰和无数争论。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两大阵营分野的出现，更使得争议变得越发尖锐。但对比争论双方的观点会发现，很多争论其实都是出于对价值概念的片面解读，以致争辩双方经常在为事实上本不相同的概念(或站在同一概念的不同方面)吵得不可开交，无异于自说自话。有时价值被简单化为一种计量的结果而陷人同义反复(如“价值就是对效用大小的评价”)，有时价值的创造源泉与其评价和实现被等同起来(比如劳动创造了价值。所以劳动的消耗就是价值的大小)，还有时将价值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混为一谈(最常见的就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概念混用)。为此，廓清不同价值理论的争议，应首先从基本概念开始。
一、有关概念的，新定义
价值，在经济学中有多种不同含义，围绕这些不同的概念而展开对价值计量的争论，意欲探明究竟以劳动耗费还是内在效用作为计量尺度更为科学，自然难以求得一致。在经济学意义上，价值应是财富所具有的特殊察赋。经济学研究财富的创造和消费，应首先明确财富的含义。财富应当是所有能为人所控制和创造的，具有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物品(包括有形和无形)的总称。价值则反映了人们对于一定财富的评价，这种评价既是对从财富中获得满足程度的描述，同时也是对获得这一满足的困难程度的反映，二者从本质上应是不可分割的。就是说，一项财富要具有价值，首先必须能够带给人满足，也就是应具有“效用”。但这种效用需要人类的劳动才能实现，获得一种财富越是困难，所需消耗的劳动越多，它带给人的满足感就越高，因而效用就越大。因此，对劳动和效用的认识怡恰应当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将其割裂开来。尽管历史上的类似尝试往往都以失败而告终(如詹姆士·密尔，麦克库洛赫，约翰·密尔等)，但这并非证明二者的不可调和，而往往是由于选择了错误的方法，比如以供求关系来解释劳动价值论而陷人自相矛盾，或简单地进行劳动和供求关系的形式上的折衷，而未能发现和揭示二者在价值决定上的内在联系和统一。
从财富角度定义的价值，应同时具有两方面属性，即“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我们姑且把这两者相互结合、共同作用而确定的价值表述为财富的“经济价值”。“劳动价值”和“效用价值”(也就是所谓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是从不同侧面对“经济价值”的认识，同时又通过市场手段的评价联结在一起。可以这样理解，人们通过劳动来实现价值的创造，通过效用来实现价值的评价，二者的结合决定了价值的最终实现。没有经过劳动的创造就无所谓财富，因而也就无所谓效用，价值就不可能产生;而不经过对效用的评价，为创造财富所消耗的劳动就难以得到认可，则劳动就是无效的，价值也就无法实现。从财富的角度认识了经济价值的概念，并且将其创造过程(劳动)和评价结果(效用)统一起来，才能形成对价值的完整概念，并由此进一步认识价值的计量等问题。
二、对劳动价值论的评价—缺乏价值的“实现”
最早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当属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基本上把“价值”当作与“交换价值”、“自然价格”一样的概念，并试图用这些概念表示商品价格背后的本质，表示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商品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这就把劳动价值论变成了一个经验科学上的命题。从这一点来看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中大量论述的劳动价值论与亚当·斯密所说的“价值”有着相同的含义。后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述也往往这样解释:“价值”是商品经济中价格围绕其波动的中心。但事实上，价值概念的上述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中并不重要，马克思赋予价值以深刻得多的含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价值是从社会角度对单个商品生产者所作的评价，是单个商品生产者对社会的贡献。“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惫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劳动为前提的”。由这样的价值概念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经济学上的具体体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一个为人类发展而设里的评价体系，它在评价个人对社会的作用上将劳动看作唯一的标准，”其基本精神在于，强调劳动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否认其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但是它强调，劳动之外的其它因素只是参与了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之外的其它因素不创造价值，因为他把价值看作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看作是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的评价指标，而自然界等等因素当然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无关。从这种观点出发，那些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获得的收人，包括单纯由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而来的收入，就都是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说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这说明“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住综上所述，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其实是侧重于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而非经济学意义，其强调的重心在于劳动是价值创造的主体和剩余价值的源泉，没有劳动就不存在价值。它体现的是财富“经济价值”的一个方面即社会属性，也就是其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劳动价值论的确具有无可辩驳的科学性。
但是，马克思对商品(也就是财富)的价值与劳动及其“质”和“量”的论述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即只要劳动存在，价值也可以脱离使用价值而独立存在，这就背离了财富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这一基本事实。劳动价值论强调了“价值”而弱化“使用价值”的意义，也就是强调了财富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从而造成了事实上的“有值无价”。这样的“价值”概念不能被视为完整的“经济价值”，而只是其中反映社会属性的一个方面，是价值形成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种理论上的相对片面性，使得它在某些情况下面临失去解释力的尴尬。比如从经济学角度看，购买劳动的资本与劳动创造的价值不相等，又比如等量的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不一，还有些物品如废品和纯自然物品的价值无法以劳动来衡量，等等。还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劳动难以被有效的计量，这使得劳动价值很难被科学的量化，这也是它被持效用价值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价值的认识不能离开财富的整体概念，完整的价值概念必须包含使用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共同存在决定了财富经济价值的实现。财富中因凝聚了人类的劳动而具备了价值产生的必要条件和反映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但是这样的财富仅反映“劳动”的属性而缺乏“效用”的属性，还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价值”属性。如果一定要把这种劳动的属性称为“价值”，那就必须把它与完整的“财富的价值”(或前文中的“经济价值”)相区别。只有当劳动创造出的财富对人有用(或说具有效用)，凝聚在财富中的劳动才能得到承认，价值本身才能得到恰当评价并最终实现，财富也才能最终成为财富。没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即使耗费再多的人类劳动，我们也无法想象它能够被认为有“价值”。换句话说，经济价值本身是一个过程，包括创造和实现，也就包括了价值(劳动)和使用价值(效用);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有通过对效用(使用价值)的认可才能最终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构成完整的“经济价值”。
三、对效用价值论的评价—忽视价值的源泉
首先应该强调，效用价值论所说的“价值”，其实是财富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财富的自然属性，是从经济学而非哲学角度的认识。而且，效用价值论更加侧重的是对财富的评价和量化，这恰好顺应了近现代经济学将数学方法引入自身研究体系的趋势，所以在这方面，效用价值论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由于效用价值论片面强调使用价值而忽视了价值的创造过程和源泉，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即概念上的“有价无值”。
正如劳动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使用价值的存在一样，使用价值更加离不开劳动的存在。事实上，不经过劳动的创造就不存在财富，依托于财富的使用价值即效用也就不可能存在，而且一般情况下，某种财富所需耗费的劳动越多，其所提供的效用也就越大。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劳动包括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些为保证财富创造、占有、享受等等的一系列制度、信息和其它组织社会生产的协调活动，包括用于协调不同个体活动的努力，都可被视为非生产性劳动(当然，由此必然带来额外的成本或“交易费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今人类社会的所有财富，如果要具有使用价值并为人所享用，都离不开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由于效用价值论的片面性，造成其缺乏客观、统一和令人信服的评价手段，于是，在每个人眼中，同一物品的价值都是不同的，这就完全否定了价值的内在客观性而成为虚无主义。
效用价值论很重要的吸引人之处是它的所谓“科学性”，也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事实上，这一规律本身也存在着几个重要的不足。首先，这一规律只强调了结果而忽视了原因。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效用价值论的支持者，在举例时都会简单的列举:一个面包、两个面包、三个·一带给人的满足感逐渐降低直至为负，但从来没有人说到这第二、第三……从哪里来，没有考虑他们事实上是在假想物品可以随意增加而不受任何限制，也就是不考虑取得成本或劳动的消耗。其实边际效用递减从另一侧面看就是得到该物品的边际成本，或所消耗的劳动也递减，甚至接近于零。只有如此，才可以随意假想任意增加物品的数量而不需考虑任何制约条件。反之，若增加每单位物品的成本或困难不减少甚至递增，我们还能想象拥有该物品的效用逐渐减少吗?其次，效用未必总是随着数量递增而递减，比如一群人共享的公共物品在每个人眼中可能都不具备多少价值甚至毫无价值，所以人人都觉得可以浪费，但一旦其中的一件成为某人的个人物品，对他来说这一物品可能就具有了很高的价值。在这里，财富的多寡不再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因素，对财富的占有和支配才成为首要的因素。而正如前文所说，对财富的占有需要制度的保障，这种制度的设计和维护也蕴涵了人类劳动，所以归根到底，效用的评价其实还是离不开劳动的消耗，也就是使用价值的存在及其评价依赖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四、劳动与资本的结合:以劳动为单一的衡量尺度，实现“价值”与“使用价值”在计量上的内在统一
综上所述，财富的“经济价值”包含了两方面含义，即由劳动决定的“价值”与效用决定的“使用价值”。其中，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效用则是价值评价的尺度和实现的前提，是充分条件。同时，价值作为对财富的评价，其效用方面反映了财富的自然属性，而占有和劳动(而不仅仅是劳动)则反映了财富的社会属性。劳动的成果需要以效用评价，也就是说财富的社会属性依赖于自然属性才能实现;而效用的来源则是劳动创造，也就是财富的自然属性依赖于社会属性而存在。没有劳动的效用，是无本之木.而没有效用的劳动，是浪费而非创造。财富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统一，或者说劳动与效用的统一，形成了完整的财富的经济价值概念。只有具有了完整意义上的经济价值的物品，才能被称为财富。而对财富的两种属性，即劳动价值(或称价值)和效用价值(或称使用价值)，都不能割裂一方而孤立的计量另一方。当然，在劳动和效用两者之间，毫无疑问劳动始终是主导的、第一位的和起决定作用的。
同时从以上分析中也可以发现，单纯的劳动价值论和单纯的效用价值论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缺陷，解决分歧和困惑的道路则在于将二者有机的结合。然而，障碍依然存在，那就是对价值的计量:劳动价值论评价的是创造财富所消耗的劳动或价值，而效用价值论评价的是财富带给人的效用或使用价值，二者如何在计量上取得统一?一直以来试图弥和两种价值理论裂痕的努力总是归于失败，其实主要也是由于两种观点的出发点不同所导致的在价值认定上的分歧从根本上难以消除。那么，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恐怕在于对财富的占有制度。一直以来，在私有制下，资本是财富的占有者并进而成为劳动的占有者，这种制度造成了以资本(具体表现为货币)为标准来衡量劳动的价值，使经济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被人为割裂开来，也就使对劳动(价值)和效用(使用价值)的评价被割裂开来。而计划经济下的所谓“公有制”以国家强权的形式实现对资本的占有，事实上取代了劳动者的所有者地位，也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劳动者所有，因此价值的两种属性及其评价仍然处于割裂状态。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劳动与资本产权有了自发结合的可能，这为完成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的统一和价值的一体性评价带来了希望。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7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因为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才使得源自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所以，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未来终将灭亡的预言，就不断地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名义构建种种理论体系来攻击和驳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为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本质的是马克思所独创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理论建立的基础则是经过马克思科学发展的劳动价值论。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攻击劳动价值论，不失为一种直接有效的手段。由此，在后世的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所建立的种种体系之中，它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有别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理论，试图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辩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价值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马歇尔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是供给与需求同时起作用的，从而按照这种思路建立起均衡价值论，均衡价格是指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供给价格是生产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而实现了市场均衡的价格就是商品价值的体现。这种观点其实不涉及商品内部的属性，而更多地是用商品交易时所产生的现象来说明价值，所以与劳动价值论用商品内在劳动来定义商品价值的思路完全不一致，实际上是混淆了价格（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界线。
而西方经济学中则有另外一种对价值进行解释的流行观点―边际效用价值论，它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或价格，因为商品对消费者有效用。效用就是消费者从消费商品中感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评价。“消费者从消费商品中得到的效用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由于这种观点也是从商品的内在属性来规定商品的价值，所以它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其实，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还是存在着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本文就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价值论的根本差异究竟在何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对价值的规定及其本质
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来讲，其学术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解决商品之所以能够被交换的问题，因此大部分经济学体系首先要完成如何规定商品价值这个任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图，他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位真正确立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立场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以劳动价值学说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认为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时所消耗的劳动，并且由必要劳动量来决定，他还提出了商品交换价值和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成正比而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等观点。但是在马克思来看，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只是价格形成机制的一种理论，远远没有揭示出劳动在人类经济实践活动中的深刻意义，马克思正是在以上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可以被概况如下：
劳动具有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由价值与使用价值二种内在因素构成。商品之所以可以被比较，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交换价值，是因为商品内在含有价值。价值是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的凝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劳动者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产生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体现了商品的具体的物质属性，它是异质的东西，不可以进行量的比较。商品的价值则是客观的，是可以被度量的，它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被交易的商品其价值的实质是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商品的交换遵循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商品的价格以其价值为中心，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异；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的价格亦即货币形态化的交换价值其实是与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关系不大的。马克思为了寻找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本质根源，就采用了抽象的方法来剔除出去商品中具体的使用价值，以寻找到商品交换中可以被互相通约的“量”。其具体方法是“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就是如此诞生的，这种二重性的划分意义就在于超越了实际生产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而使人意识到抽象劳动是社会经济生产中不可被忽视的存在。商品生产者的具体劳动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具体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正是社会劳动的数量决定了可交换商品的内在价值量。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在质上符合社会需要，二是在量上与社会需要量相一致。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的主体是不同的商品拥有者，商品是交换过程的中介，交易这种行为体现的则是不同商品拥有者所拥有的可以通约的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最终代表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之所在，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想说明的问题是“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从本质上分析清楚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理论。之所以马克思将价值的来源规定为劳动，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劳动的过程也在改造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人类的这种劳动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在社会经济组织之内完成的，劳动必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劳动的组织运作过程之中，才能分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才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而言，欲想这座大厦，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提出自己的价值理论，以动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所主张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所理解的价值
效用价值论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和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在边际效用论诞生之前，效用价值论表现为一般效用价值论，此后表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相抗衡的需要，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思想。这种经济思想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被定义为主观价值，这就标志着以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要手段来研究商品价值和其他经济现象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效用价值论的最终形成。效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一般效用论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效用（utility），商品的效用在于它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任何一种商品只有它能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欲望时，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从而才能拥有价值。
边际效用价值论则认为，价值纯粹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价值既不是商品的物质属性，也不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是不可能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效用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它只能由消费者所判断和评价。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商品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出现的充分条件。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的成立则来自于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效用是递减的。所以，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主观评论，商品越稀缺，消费者对它的评价越高，其效用越大；商品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最后一个消费单位需要的满足能力就被称为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则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随着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加，该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同一种商品对于不同时刻的同一消费者而言，其价值都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一种把商品价值的规定性建立在消费者主观评价基础上的效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认为“行为人把物品能够消除其不舒适的程度（满足欲望的程度）作为判断物品价值的标准。……在评价许多不同的满足状态和维持状态所需手段的过程中，人只是按照一个尺度来把它们进行排序，并且仅仅关系它们和提高自身满足程度之间存在的关联。……在评估和采取行动时，只是根据更想得到哪一个物品，哪一个物品渴望得到的程度较轻，这唯一的尺度来排序。对于行为人而言，除了与他自身福利的不同关联程度和不同紧急程度之外，各种物品的其他方面毫无意义”。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中，用于分析商品的是用供给、需求、边际、效用、成本、收益、均衡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而肯定不会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没有剩余价值。其实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讲，商品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单纯的效用只是一个确定商品价值的必要前提，只有商品的效用再加上稀缺性，才能最终确定商品的价值。所以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用使用价值来确定交换价值，进而确定商品的价值。在边际效用价值论这里，商品的价值其实只能体现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这种“价值”已经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只是单纯地考察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其实这种对“价值”的规定也是采用了抽象的方法，只不过它是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来抽象，是要用人对物的主观评价去解释交换价值。“人与物的关系”恰恰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内在属性，但是使用价值体现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则体现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理论分歧，则是由两种价值理论背后的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与目的所导致的。
两种价值论的分歧及其哲学根源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不存在所谓的抽象使用价值，劳动可以被抽象，但是使用价值（效用）是无法被抽象的，效用是无法作为可以被通约的价值的来源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对同一商品购买支付两次，一次是对具体商品进行支付，一次是对抽象商品进行支付，因而把使用价值分为具体的使用价值和抽象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荒谬思维，这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相混同，是把使用价值本身作为价值源泉的作法。在效用价值论那里，商品的“价值”是对人与物关系的抽象，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的效用，不仅存在着量上的评价差别，而且还存在着质上的评价差别，如何能将不同质上的差异通约为同质的量呢？这就明显说明了抽象效用或者一般效用这种概念是无法成立的。
边际效用价值论者为了实现对不同商品使用价值的抽象，以得出可以通约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交换的价值，就广泛使用了主观相对主义的手法。它们的主观相对主义方法论，以人类消费行为作为出发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依赖于决策者对各种不同商品的主观评价，这些评价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所依据的事实。但它们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每个消费行为都不具有共同的性质，每个消费主体对同一消费行为都有不同的消费偏好，面对这种不同消费主体对同一商品的效用有不同判断的情况，不论从哪里出发，用何种方法，要想抽象出可以通约的商品价值，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商品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消费个体的心理概念，而不再体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概念。
与此相对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坚持客观价值论的立场，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人对商品满足欲望程度的感觉和评价。由于主观评价常因主题不同而时刻变化，必然使价值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无法树立科学的、恒常的价值定义。马克思还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唯一的，即人类的劳动，而且是活劳动；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由于商品效用与人的欲望之间的满足关系而引起的感觉和评价，即价值来源于主观评价。
马克思最后认为价值在实质上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就是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与生产者的劳动、社会关系毫无联系，只是效用的主观体现。在这种思想的分歧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是对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而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价值则是试图对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进行抽象。
马克思认为价值不应该是社会经济过程的直接描述，不是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描述，而是对特定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尽管商品有着种种自然属性，但是这些属性都是商品非本质的属性，都不能作为价值的规定，否则商品变成了一种纯自然的范畴。非但不能反映一定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就连价值本身也就变成为不可捉摸的了。既然商品具有二重性，而且由其中的抽象劳动来规定商品的价值，那就说明了商品的价值本质上不是物，而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它只有由人类的抽象劳动所决定，才能体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相比较，只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才是科学的抽象，而科学的抽象恰恰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停留在主观相对主义水平的效用价值论无法深入到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只能满足于对商品交换现象的描述。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其根源还在于两种价值论背后的哲学基础不同。
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言，其哲学基础是英国经验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主观相对主义。对于经验主义来讲，其最基本的认识原则是一切知识都是由观念、感觉构成的，知识源于感觉。由于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观念而不是外部世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从这种感觉和观念推断外部事物的存在；相反，从感觉只能推断存在一个感知它的感知者。因为观念只能存在于一个主动的感知它的实体中，这个感知者或实体就是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经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感官盲目信任的学说，它的逻辑必然导致以个人的感觉为判断标准，而以个人感觉为判断的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是主观相对主义。这也恰恰是边际效用学派其重视主观效用的认识论来源，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引导下，边际效用学派与其它西方经济学流派，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上面，而忽视了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
马克思本人深受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吸收大量思想养分，认为真正的经济科学必然是能反映出社会经济背后内在本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经济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即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及其规律性，而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起点的。所以，深刻研究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处于主体和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从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的三者相统一的视角看待经济现象，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形态和最一般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在马克思来看，没有认识到商品背后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都未能摆脱自然表象的束缚，没有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都不是科学。对于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而言，只有摆脱自然，深入到背后，看到本质，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而那些由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庸俗经济学只能是伪科学。
1.王浩.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联系[J].生产力研究，2010（5）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8
【关键词】资本主义货币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迄今为止，起源于2008年华尔街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八年时间，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宣称危机的起源地―美国经济已经明确复苏。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复苏是有条件的或者有限度的。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先天决定的，一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状态必然会爆发，如果出现复苏，那也是对外转嫁或者对内拖延的结果，本文就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复苏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9
一、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属性分析
基于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特性，其经济属性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农业产品经营者和市场主体，另一种是非企业生产者非资本经济属性。在农业产品经营者和市场主体属性方面，随着土地改革逐渐深入，农户获得了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不仅为农户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条件，而且促进了农户向农业产品生产者身份的转变。随着农业市场不断发生变化，农户经营在获得一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遇到了较大挑战，农户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赋予了农户农业产品经营者和市场主体的经济属性。
正是由于农户农业产品经营经营者以及市场主体的经济属性，农业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市场基础以及经济基础，较好保障了农户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实际情况中，这种散户经营形式在满足农户经济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给我国现代农业的进步带来了不利影响。随着土地产权交易制度逐渐建立，劳动力转移趋势愈发明显，土地流转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土地流转主要是一些农业经营散户通过转包等形式将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到农业经营大户手中，这种现象虽然促进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形成了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但是从本质上看，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依然具有农业产品经营者和市场主体属性，还没有过渡到农业企业经营环节。
在非企业生产者非资本经济属性方面，资本经济属于生产者内部关系，主要按照商品所体现出的价值对商品进行出售，这种形式下，出售价值远大于劳动价值。在实际情况中，经营主体内外关系属于一种交易关系，当这种交易关系在组织内部以适应的成本节约原则进行时，便可将这种这种组织视为企业。所以在实际情况中，生产者外部关系属于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而生产者内部关系则属于资本经济关系，也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交易活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虽然具有一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特性，包含一定的产品生产者以及市场主体经济属性，但依旧属于非资本经济，与企业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企业属于一种资本经济经营主体，在企业环境中，劳动者与投资者属于一种对立关系，所以从我国目前的农业经营主体来看，他们具有非企业生产者非资本经济属性。一些农业大户虽然具有一定的经营规模，采取雇工经营模式，但是雇工具有一定的临时性，而且工作时间具有一定的季节性，所以这种经营形式不能视为企业。雇工劳动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与自身劳动价值并无较大差异，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在增值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缺陷。农业大户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主要在市场外部，在实际生活中，雇工并不具有较好的劳动力价值属性，主要随着劳动力供求而发生转移。
二、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企业化升级分析
在我国农业经营主体的企业化升级过程中，需实现生产增值。市场主体在获利方面具有多种途径。在实际情况中，当劳动者所形成的劳动创造价值大于其自身价值时，就能有效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经济效益主要由技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节能降本等内容实现。另一种经济效益的获取主要以各种供求关系、价格涨落为基础，进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实际情况中，如果组织经济效益的获取不以资本经济的价值增值为基础，农业经营主体便不属于企业，而只是市场经营主体而已。
在农业技术企业化升级方面，虽然在社会经济的推动下，我国的农业技术有了较大进步，但是我国相关部门对农业技术的投入依然不足，难以满足农业技术科研需求。随着农工经营主体逐渐市场化，当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技术得到较大进步后，就能形成一定的技术生产力，从而更好解决农业经营中面临的各种难题。为了更好实现技术进步，需大力培养专业人才。随着农业经营主体逐渐企业化，农业经营将更加规范、专业，进而形成多种岗位，产生各种流通环节，而各个环节的正常进行都需要专业人才来完成。随着农业经营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各类人才培养机构也会应运而生，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经营中的各种人才问题便迎刃而解，更好促进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
在农业经营规模升级方面，我国目前农业经营依然属于小规模，土地流转趋势虽然明显，但仍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一些非企业农业生产主体生产力存在缺陷，致使自身土地产出不能有效高于一些农业经营散户，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业大户在地租支付方面出现了较大问题。随着农业经营主体逐渐向企业化发展，其能够通过自身较高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获取较高的效益，这样不仅能拥有较好的地租支付能力，而且实现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和集成化。
在农业服务体系升级方面，在农业经营主体逐渐企业化后，其能够通过产品创造、技术进步、人才培养形成多方面的需求，包括资本、人才等，进而形成多种市场，包括土地市场、融资市场等，从而更好服务社会。农业经营企业能够充分发挥出自身价值链的作用，对各类资源进行合理整合，这样不仅能降低自身对市场的过度依赖，而且能有效提升自身整体社会服务水平，促进企业的规范化运作，从而更好提高农业经营企业的经济效益。
劳动关系的经济从属性篇10
关键词:社会保障；遗属供养；市场经济体制；企业责任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职工因工伤残、死亡已经实行了工伤保险制度。而因病或非因工死亡待遇政策却还在延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基本原则，由于政策滞后引发的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已经回归了其特殊商品的属性，劳动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合理配置，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实质是在劳动合同契约下的一种商品交换关系。在这种制度下把工人因病、非因工死亡遗属的供养责任仍强加于企业，有背于市场经济规律，显失公平。遗属供养政策体系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笔者现就这方面的历史、现状和改革思路作一探索，供商榷。
一、历史与现状
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第23条规定，“企业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本企业的平均工资两个月作为丧葬补助费外，并按下列规定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一次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其供养直系亲属1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6个月；两人者，为死者本人工资9个月；3人或3人以上者，为死者本人工资12个月。”
此政策在“”期间被搞乱。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相当地区都已经将“一次性付给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的政策逐渐演变为长期供养政策，除付给一次性丧葬费以外，均由企业按月发给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直至享受人丧失供养条件为止。
20世纪90年代后，各地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对企业非因工死亡待遇的计发基数和标准也做了较大的调整。有的地方，将非因工死亡人员一次性丧葬费的计发基数，由原来本企业平均工资的两个月，调整为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4个月；遗属困难补助费的计发基数，也由以本人死亡时月工资为基数，改为按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有些地方在计发比例上也做了多次调整。
尤其是在非因工死亡待遇费用的列支渠道和责任主体上也是各行其是。20世纪50年代《劳动保险条例》规定由劳动保险基金项下付给；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规定列企业营业外支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企业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和经营管理体制均处于新旧转型的双轨制磨擦期，在企业非因工死亡待遇的列支渠道和责任主体上矛盾越发突现，企业与死者亲属、社保机构、劳动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各类不同所有制经济单位、企业与机关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交叉纵横。就责任主体和列支渠道来看，各地大体可梳理归纳为以下四类:一是大多数地区仍运用行政强制手段，维持由企业承担全部费用的做法。二是相当地区在政策上仍维持旧规定，但实际执行和行政监管已经失控。部分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坚决不承担。有的只承担丧葬费，不承担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三是有的地区将责任主体和费用，均改为全部由社会保险机构承担，费用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开支。四是实行双轨制运作，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丧葬费和长期按月发放的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由社保局承担，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在职人员非因工死亡待遇费用仍规定由企业全部承担。
就待遇计发标准和办法，根据各地或各类企业的不同情况，大致也可分以下四类:一是原则上仍执行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的相应规定，实行一次性处理，只是待遇计发标准有所提高。二是在国有企业，相当部分地区已经将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政策演变为普惠制抚恤政策，长期按月发放。三是在相当一部分企业中尤其私营企业中，实行与家属协商制，一次性支付，待遇水平根据企业经营效益而定。四是为数不少的企业坚持不承担任何遗属供养费用，或只支付死者丧葬费。
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遗属供养不应该再是企业的责任
根据目前各地的现状，国家应该就企业在职人员因病工或非因工死亡供养直系亲属问题出台统一政策，其要点是必须明确责任主体。
在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下，要死者生前单位负担其直系亲属的供养责任，显然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附属于国家或各级政府，企业员工由政府直接招用，员工身份是终身制的国家职工，与企业的关系就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生是企业的人、死是企业的鬼”，国家的所有社会责任也均由企业全部包揽，所以企业职工无论是因工或非因工死亡，其遗属供养的责任主体和费用均由企业承担。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已经回归了它的本来面貌，工资、劳动报酬实质上只是劳动力的价值价格的体现，按劳动合同约定，员工付出劳动，企业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员工与企业只是一种由特殊经济合同约定下的劳动关系，而不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当员工患病或非因工死亡后，他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也就自然终止，作为一个自然人不再是该企业的员工，与企业已经不存在任何关系，那么凭什么还要企业去抚养他的妻儿老少呢?
也许有人要发问，人死了，那留下妻儿老少谁管?责任应该回归社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和企业包揽了所有的社会功能，所以只能由企业负责；而当今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逐步完善，这些失去抚养人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都可以通过已经或正在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如低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的基本生活保障。而不能再给企业转嫁不合理的社会负担。
三、对非因工死亡遗属待遇政策改革的几点设想
对非因工死亡遗属待遇政策的改革，按目前现状，设想以下三个方案。
方案一:(1)废除现行企业职工因病非因工死亡，由企业发给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政策。(2)企业职工因病非因工死亡，由企业发给一次性丧葬补助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标准:丧葬费补助费为4个月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供养直系亲属1人，为死者本人工资9个月；两人，为死者本人工资12个月；3人或3人以上，为死者本人工资18个月(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出台时，也处在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环境下，当时的政策设计原则仍适应于当前的社会形态)。(3)领取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费的人员，再无其他生活来源的，应向街道社区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4)已经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已经领取养老金的人员，不得再领取由企业发给的一次性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如其家庭成员平均生活费低于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应申请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5)政策衔接，已经享受企业非因工死亡供养直系亲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人员，原待遇和列支渠道、承担主体不变，待遇标准以后也不作调整，直至丧失享受条件为止，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线的，应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