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的命脉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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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焦点：有专家认为，国有企业靠着国家资源获得的垄断地位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国企垄断”、“垄断获利”、“打破垄断”等论调时常响起。但也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性企业，国有企业与垄断并没有直接联系。
调查提示：在“您最关注哪些国企争议话题”调查中，“国企垄断”得票率为61.3%，列第二位。
问题关键：美国为什么同意波音和麦道合并，明知其将垄断美国航空市场，却不惜以贸易战逼迫欧盟就范？为什么判决微软垄断却并不肢解它？原因在于，它更关注的是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而并非仅仅在国内。与此同时，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水电、航空、邮政等基础服务领域，国外发达国家也往往通过行政垄断的方式进行控制。
编者点评：我国有些国企确实处于垄断地位，但很多国企也是自食其力的竞争型企业。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也垄断了我国的一些重要行业。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并不等于垄断，垄断与所有制没有直接联系。
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不是垄断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国有经济必须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是否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一个国家走什么道路，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掌握经济命脉，才能掌握政权、巩固发展政权；掌握政权和经济命脉，才能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掌握经济命脉，不保持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服务方向，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执政就会成为空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会成为空话，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会成为空话。
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与通常所说的“垄断”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根本不同的含义。垄断也有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区别。自然垄断是由产品生产经营技术上、生产力上的特点形成的。有些行业生产必须从整个社会需要出发统筹安排，否则不仅没有效率，而且会造成混乱，是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这种垄断实际上是规模经济规律和行业生产规律在起作用，必须遵循。不仅社会主义制度必须遵循，资本主义国家也这样做。
行政垄断是由国家行政部门对稀缺资源或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行业采取行政手段限制竞争形成的。这种垄断即使西方国家也经常采取。比如法国规定外国个人或法人购买法国国企股份不得超过20%。西方国家对高新技术更是高度垄断，严格保密。不仅不准进入，而且严格控制扩散。如美国最大的243家企业，只有7.8%的企业技术创新放在国外。
经济垄断是指少数企业为了取得高额利润控制市场、限制竞争的行为。这种垄断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西方国家在法律上也反对，但常常是纸上谈兵，说一套做一套。
我国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当然会形成一些上面所说的“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但这不仅是劳动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需要，也是规模经济发展规律和保障国家安全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客观要求。这与资本主义垄断的性质根本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作支撑，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也得不到保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原有底子薄，不发展一批国有企业，我国就无从发展。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不可少的举措。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并不排斥竞争，也不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反，可以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创造条件。
我国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反垄断法》指出：“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同时指出预防和制止的垄断行为，包括防止“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行为”或“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斥、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后者与国有经济正常经营发展并无必然联系。不分青红皂白，不作具体分析，对国有企业一律扣上“垄断”的帽子加以批判反对，毫无根据，混淆视听，无异于不准国有经济控制经济命脉，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和我国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
国有企业投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形式
“国企垄断论”指责国有企业“垄断资源”、“排斥竞争”、“侵犯人民利益”，等等。事实表明，这些指责完全违背事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现有国有企业按照与市场的关系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为公共服务的公共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石油、石化、电力、天然气、通讯、邮电和铁路航空运输等7个行业中，它们提供了大部分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的生产，基础电讯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55%的发电量，82%的民航运输量。另一类是分布于机械、钢铁、化工、粮油等行业的完全竞争性行业。其企业数占全部国有企业的90%以上，产值和营业额占全部国有企业的80%以上，而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到30%。
这些国有企业尤其是第一类国有企业是否“排斥竞争”、“垄断资源”和“侵犯人民利益”呢？
观察企业是否垄断首先要看资本集中程度，而不能仅看产品市场占有率。而看市场占有率时，应区分是符合生产发展规律的自然垄断、行政垄断还是经济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是否是适应市场的要求，存在竞争。
就资本集中情况看，通过改革，我国所有国有企业，不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都已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绝大部分都实行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投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形式。到2008年，在全国a股1500多家上市公司中，含有国有股份的上市公司有1100多家。中央企业80%的资产已进入上市公司，众多中央企业整体上市，实际上已成为投资多元化的公众公司。许多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四大国有银行都引进外资。外资并购快速上升。2000年，外资以并购形式对我国投资只占直接投资的5%，2004年上升为11%，2005年上升为20%，现在超过40%。
在我国28个主导行业中，外资控制居垄断地位的达21个
当前，英特尔、微软、iBm等跨国公司在我国计算机处理器、软件、服务器等产业关键领域居垄断地位；平益集团对我国食用油业居垄断地位；博士、博格华纳对我国汽车关键零部件生产居垄断地位；沃尔玛、家乐福等在零售企业居垄断地位；高盛、摩根、花旗对我国企业境外市场保荐承销业务居垄断地位。在我国28个主导行业中，外资控制居垄断地位的达21个，控制了4.1万家重要工业企业。
与此同时，私人资本早已进入电力、热力、电信、铁路运输、邮电、自来水、燃气生产供应以及城市公共交通业。广深公司、大连铁龙、大秦铁路、北京地铁等都已上市，广东三水―茂名铁路、浙江金华―温州铁路、石家庄―太原客运专线等，私营企业早已参股。
当然，在国有企业中，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以及分布于不同领域的国有企业，外资和私有资本进入的程度不一，有的高些，高者达70%~80%。为了保障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我国对有些国有企业必须保持控股地位，这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做的；但即使控股企业，外资、私人资本进入已占相当比重，他们进入董事会，指挥影响企业运营和发展方向，企业信讯状况一览无余；他们赚得腰满钵肥更不在话下。这怎么能说“国企垄断资源”、“排斥竞争”呢？
在为公众服务的公共型国有经济中，国有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国有企业之间以及与其他企业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的关系。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之间是这样；电信成立若干多元化企业，形成联通、移动和中国电信也是这样。
当然，国有企业也必须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加强监督制约。有的企业由少数人说了算，缺乏民主、缺乏管理、缺乏制约。有的搞“霸王条款”，乱收费、乱定价；有的违背竞争原则。还有些企业业务分布面过宽，需要做适当调整。这些都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
（作者为经济学者、研究员）
责编/马静美编/石玉
观点参考
正方：
支配地位不等于垄断行为
中央企业在垄断行业大多处于支配地位，但这不等于采取了垄断行为。国务院多次强调中央企业要依法经营，这包括处于垄断行业的中央企业不能利用垄断地位限制、排斥市场竞争，去谋取发展和获取利润，即不能有任何垄断行为。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
不能一提国企就是垄断
如果说国企发展来自于垄断地位，但以前国企情况不好的时候也处于这样的条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所以说虽然垄断成分有，但不是主要的。大家对国企垄断责怪多，但是到底在什么地方垄断，什么环节垄断，哪一类的企业垄断，这类真正深入分析并不多。
――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李保民
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不是来源于垄断
我国垄断行业由于受到政府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事实上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些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并不一定会通过实行垄断价格获取超额利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
有些行业由国企控制更可靠
中国现在这个阶段，有些行业暂时由国有企业控制倒还可靠一些，因为国有企业毕竟还有组织控制，行为还有所顾忌。如果在监管不到位的时候就完全放开，民营企业进来，他们逐利的动机比国有企业强，加上监管不到位，可能会对公众带来更大的伤害，由此引起的腐败可能更严重。中国煤炭行业的过度分散造成的恶果就是明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反方：
国企靠国家资源获得垄断应受批判
国有企业靠着国家资源获得的垄断地位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因为国有企业的这种垄断挤压了其他非公经济的发展空间。很多国有企业的利润回报率很高，动辄就是个千亿、万亿元的市场，不要说民营企业进不去，连一些地方国企都插不进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
国企的霸道让人看不过眼
国有垄断企业的“霸道”已经让人“实在看不过眼”了。拿自来水公司来说，从安装到供水设施，都是他们独家说了算。设备的价格都是他们单方面定价，没有投标招标，没有竞争。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
国企在垄断性行业里发展过于强势
让国企来发展，但是也要限制，不能造成垄断，因为造成垄断对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也不见得都是好事。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主要还是国企在垄断性行业里发展过于强势。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
国企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压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2
【关键词】国有企业，民有民营，股份制，产权改制，产权流转，公正的平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国民经济命脉，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二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相反，开放这些命脉性行业与部门，让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经营，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3
一
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是目前争论得最多的问题，特别是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顾稚军及顾稚军因相关问题被拘之后，更加热闹非常。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基本取向的国企"改制"，是中央的决策，并非单纯是某些经济学家的主张所为，因此，所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的头上。中央决定对国企"抓大放小"已经充分说明：除了少数大型国有企业外，所有国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国有转为民有，变成民有民营经济成分。而到现在，中央甚至连大型国企也想进行产权改制了，通过资产上市、股份出让的方式，银行、石化、电信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大型企业转制为社会化所有、社会化经营，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将股权占有量升上滑下则可。比如如果中国银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将自己对中国银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则中国银行就不再是中国政府属下的企业，已经不再是"国有企业"了；但情况也可以反过来，政府在股市上收购中国银行股分达到50%以上，则企业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变成国有企业。一个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议案要将被称之为世界"巨无霸"的"日本邮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间将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终使原属于日本政府经营的纯公益性的"日本邮政公社"完全民有民营化。这个事例无论本身是否合理，是对是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资产，无论多么庞大，都是可以流转的，通过股票市场就是主要的流转方式。因此，将产权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当的。
有人甚至对国家（政府）主办与拥有公司企业提出质疑。如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最近刊登题为《当前改革的聚焦点：政府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与双重功能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不同，政府不仅只是政治实体，而且还受国家委托履行经济实体的职能，拥有大批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制企业，实际是政府所有制企业。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的两重身份，同时履行两种不同职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共服务’者，也不能成为国有资产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进一步指出，国企改革的"重点应是政府本身的定位与职能问题，关键在于解决政府一身兼有双重身份与双重职能。只有把作为’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从政府身上分离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实体’的身份与职能，成为’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经济实体"的身份与职能，去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完全放开让国企自行经营又担心"内部人控制"问题，那么这些国企到底何去何从？出路只有一条：通过股份制而将所有非公益性的国企产权转制出去，变成民有民营的企业。政府只办那些被介定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业，这些企业不能赚取利润，必要时要牺牲自身利益而维护公益产品的低价格。比如如果石化行业的企业（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过出售石油类产品而赚取利润，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维护石油产品的低价格，由此引起的亏损由政府补贴（对于当今世界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局面，这个问题显得非常重大）。这才体现出企业的公益性质，否则，如果它变成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它就不应再由政府主办，应由民间通过市场竞争来主办。
产权通过股权形式的这些动作，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是一个很确切真实的问题，因为我们并不能将生产资料局限于某个"制"之下，从而形成公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与私有制之分。复杂社会之中生产资料的各种混合体制，已经是最常见的事实，因为它最适合于社会经济的运动发展。一个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积累等等有形无形的资产，它们并非只局限于某种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转的。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消费品市场的经济形态，而且包括生产要素的市场经济如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等等。这些市场形态的存在已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企业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转的；这种按经营优势原则通过等价交换流转于各个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权充分流转"，是市场经济所必然产生的现实。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而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业产权的充分流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业但他却对之经营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经营这个企业，于是，乙人想收购甲人的企业，以使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就不应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约束，而实现产权流转。
因此，中国国企改制的核心问题并非所有制之争，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争，而是国有产权改制过程中的"公正性"问题，因为，产权流转需要一个公正的平台。国有产权原属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导致改制过程中腐败现象严重，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使国企改制出售过程中全体公民感受到严重的利益丧失，从而引起对改制的不满，引起对"郎咸平炮轰顾稚军"事件的高度关注，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私有化情结"，否定改制的呼声日高。因此，政府必须创造一个"公正的平台"，以让国企产权改制得以公正实施；更普遍地说，让所有社会资产都得以充分流转，使所有资产都被配置于最优位置、最有效用的经济环节上。这是政府必须向全社会提供的一个基本的制度化的经济服务。这种"公正的平台"首先要使国企产权改制、国有企业出售获得等价交换的条件，否则，国企将会被贱卖，全体公民就会感受到利益丧失，就会反对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改革。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炮轰"就是反映这种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识形态的一个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众多民众（包括许多左倾学者）的响应。但问题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责的"国企改制"，而在于改制过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台"以让国有产权出售过程中得到等价交换。当然经过"郎顾事件"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后，政府已经大大加强了建立"公正的平台"的工作，比如暂时不容许国企管理层收购原国企，就是一个公正平台还未建立起来时的杜绝非公正行为（自卖自买行为）的措施。
二
当今，公有制的主要体现形式仍然是"国有制"，也就是国有制经济。虽然新出现的观点主张"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它仍没有达到对"国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顾国有经济的历史我们并不难发现，国有经济是一种只适应计划经济条件，但却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经济，已经使政府（及政府的银行）背负沉重的债务并且再也难以承担，所谓"吃光财政吃银行，吃光银行吃股市"正是这种债务问题的真实写照，现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转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使国有经济陷于困境，国企纷纷破产，只有哪些对市场具有垄断特权的国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中，前15名绝大多数是垄断型国企，其利润占到了这500强企业的50％以上）。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存在使计划经济残余难以清除，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完全建立。我们知道，一个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内部并不采取市场的办法来运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办法来调动其中的各个生产要素，使企业运行下去。如何运行？直接由企业产权所有人指挥，或者授权于他的经理人指挥。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所有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企业的各个车间，这个庞大企业由政府部门（它代表全体公民行使公有制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指令性计划加以指挥运行，这种情况与今天每个企业内部通过行政指令而运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差别，因此按其所有制来说是合理的。但这种将企业内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级到一个巨大国家层面上，使国家所有经济都按一个企业内部的方式运行，就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经济缺乏活力。为了既保持经济的国有地位，又使经济获得更好资源配置与更有效的活力，人们就想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满以为这个办法可以让国有经济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但从理论上并不难预料，让国有经济的经营权游离于其所有权之外，必定很容易产生经营管理者对国有经济的腐败蚀，因为，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办法，国企经营者（那怕他们是政府委任的人员）在他们的具体工作中具有难以监督制约的权力，从而使他们非常容易出现随便浪费、容易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实际上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所谓"审计风暴"正是因此而出。国家审计局每年对国有大型企业甚至国家部委进行审计，都程度不同地出现经营者不负责任、失职问题，甚至腐败犯罪问题。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非科学的可取的办法，政企分离所带来的问题，比如所谓"内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与政企合一所产生的问题同样令人烦恼。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业，则企业产权所有者会时刻对其授权的经理人进行具体监察，必要时自己亲自经营管理企业，亲自作出经营管理的具体决策，决不会让企业出现任何背离产权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单一产权的民有企业中，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毫无意义的，在此，所有权随时授权于任何人对企业的经营权，也随时将权力收回；这并非这两个权力的"分离"，而是同一个权力的一个延伸出来的方面。经营权是所有权的一个体现形式，它并非可以游离于所有权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将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事务交由某个人；这种情况不应理解成是这个人有经营管理权，相反，应该理解成是老板对自己公司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方式，即"老板设置一个经理人"这件事情只是公司产权人对自己公司的经营管理方式的体现，而不是什么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正象《公司法》中所说："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的"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权所体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公司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尽管这个权利是通过某些经理层而实施与实现的。
因此，既然是国有资产，国家部门就完全有权进行经营管理，完全有权实施"国有国营"，而不是什么"国有民营"。如果国家部门未能经营好国有资产，分离出所谓的经营权于"民营"又容易出现不负责任、、化公为私的问题，那么，国家只好放弃对国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况，这就是当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国企产权改制"的事情。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国家放弃对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并不等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只要产权流转过程是公正的，等价交换的，那么，通过这种产权转制，国家仍掌握着相等价值的国有资产，对这些资产，国家可以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可以用于清偿历史欠债（如安置国企老职工的欠债），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三
有一个观点是：国家将大部分国有企业产权转制出去，但仍需掌握关键行业的关键国企，因为国家要"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实际上，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考究。因为，以什么方式"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结果。一般来说，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性行业进行垄断专营（独资或控股）。比如银行、石化、电力、电信、交通、重要矿产资源、重要设备制造行业等是国家需要掌控的国民经济要害部门与基础行业，因为掌握它们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国民经济；而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对这些部门与行业进行行政垄断性的经营，不容许民间资本、境外资本进入相关行业。但这种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的方式就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对基础行业与关键部门进行行政垄断性经营，从而使这些行业有效供给减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不利影响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许多人指责是政府对石化行业垄断经营的结果，因为垄断经营尽管价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给积极性会比竞争经营差很多，从而在市场需求增大时容易造成短缺。银行业也是一个典型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并且负有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所交付的重任。国家严格控制银行业不容许民间资本进入，消灭了所有"个人钱庄"，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给不足，融资困难，民营经济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不过由于有需求，许多民营企业也能够从社会上获得一定的融资，从而使民营经济在如此艰难困境中顽强生存与发展。
从这一点来看，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并不有利于国民经济，相反，开放这些命脉性行业与部门，让不同所有制资本参与经营，能够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4
【关键词】
静脉溶栓;急性脑梗死;安全性;有效性
急性脑梗死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1]。脑梗死的症状大部分表现的都不相同,这些症状有很多轻微的,患者很容易忽略。脑梗死在发病早期和脑出血的治疗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此病要及时的诊治。如何故如何降低急性脑梗死患者的致死率和致残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一直倍受人们关注。脑梗死的溶栓治疗就是早期再通闭塞动脉,恢复血供,尽量挽救患者的神经功能[2-3]。本文回顾我院32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应用静脉的溶栓临床治疗情况,现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选择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经静脉溶栓治疗的32例急性脑梗死患者,其中男21例,女11例;年龄45~74岁,平均64岁。32例患者全部为发病时间
1.2方法临床医生根据患者经济条件选用UK进行静脉内溶栓治疗。采用UK溶栓治疗者将UK100~150万iU加入生理盐水100~200ml中30min内滴注完成。治疗期间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并进行神经功能评估。
2结果
32例接受溶栓的患者中,经溶栓治疗后3h内症状完全消失者12例,占37.5%;溶栓治疗后症状未有进展者18例,占56.25%;治疗后症状继续加重者2例,占6.25%。
3讨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威胁人民健康与生命的主要疾病[5]。脑梗死是由于脑供血动脉闭塞引起的。脑Ct检查显示脑梗死病灶的大小和部位准确率66.5%～89.2%,显示初期脑出血的准确率100%。因此,早期Ct检查有助于鉴别诊断,排除脑出血等病变,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病早期脑出血与脑血栓形成的治疗有截然不同的地方,当脑梗死发病在24h内,或梗死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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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命脉篇5
关键词：石油企业纪检工作重要性思考
石油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能源命脉，当今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石油企业与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越来越引起国家和和会的高度重视。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不断诱发着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有史以来，经营腐败问题，一直是困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突出问题，甚至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做好石油企业纪检工作至关重要。当前，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石油企业纪检工作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做好石油企业纪检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
1.石油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石油是国家的能源和经济命脉，石油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与国计民生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作为我国的国有企业，石油企业的发展理念受党的政策的制约和控制，同时又对党的执政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带领人民当家做主、共创美好生活的领路人，是实现中国梦与中国人民之梦的启明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坚持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人民群众，来源于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群众，所以在其执政的整个过程中必须要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始终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放在首位。由于石油企业在国家经济建设和能源安全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石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有助于减少或者消除石油企业内部腐败现象，为石油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活力，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壮大石油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彰显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原则。
2.做好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反腐倡廉、治贪打腐的力度不断加大，在石油企业内部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和举报下，有不少企业的蛀虫和腐败分子原形毕露，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些人身为国企的管理者、共产党员，由于个人人生观扭曲和企业监管制度不健全，而无视党纪国法，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钱权交易、侵吞国有资产中饱私囊，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利益。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做好防范，以党的十精神为指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全力抓好石油企业中的纪检监察工作，深入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维护石油企业员工群众和石油企业的切身利益，切实将反腐倡廉工作落实，实现规范、透明管理，有效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石油企业内部领导人员必须要在管理工作中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并以此作为评价纪检监察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始终贯彻于我们的具体工作的开展中。要始终坚持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做到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想群众之所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重视和推动企业纪检监察工作。
二、做好石油企业内部纪检监察工作的策略
1.加强思想教育，防患于未然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从源头上加大治理和预防腐败的力度，做好拒腐防变的思想工作可谓是标本兼治。首先要重视对国有企业各级领导人员的教育，加大法制和职业道德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他们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其次要继续推行领导人员党风廉政谈话，诫勉谈话和警示谈话制度。对腐败苗头和轻微违规行为实行超前防范和动态监察，硬性约束和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最大限度地教育挽救犯有一般性错误或即将犯错的党员干部。再者要适应企业发展的要求，突出超前教育，抓好干部教育和培训，提高干部们的法律素质、政策水平和依法依纪办事的能力。最后要大力加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拓宽视野，以传统文化项目和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传媒手段相辅，激发干部的自我提升的内动力，营造廉洁和谐的良好氛围。
2.完善制度，构建有效的企业反腐治贪体系
制度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抓好企业纪检工作，构建企业惩防体系重在强化制度建设。首先，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企业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主要人事任免、大额度资金运作上应开展集中决策，唯有民主才能避免个人行为超越组织赋予的权限。其次，制度制定要在重点领域做细做实。制定各项业务工作制度时，必须既考虑到业务流程，又顾及廉政建设的需要，同时纪检监察要介入企业各项重大项目，避免有人。再者，要确保制度的落实和执行，严肃执纪，抓好纪检监察工作紧靠制度和监督还不够，还必须坚决执行制度，做到令行禁止、违规必纠，发现问题及时严肃处理，坚持原则。最后，企业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规范管理，理顺各种关系，从深层次上解决腐败现象的产生。
3.狠抓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的素质
石油企业的专职纪检监察队伍，是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中坚力量。首先，必须把政治上可靠、精通纪检监察业务、组织协调能力强、熟悉企业业务流程、作风扎实的精兵强将，配备到企业专职纪检监察岗位上去，并不断强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其次，要对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不断培训，并不断强化纪检监察干部培训，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队伍的自身素质。让基层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学会自觉按市场规律办事、依法办事，让纪检干部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指导工作。最后，国有企业纪检监察部门在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中，一方面担负着重要任务，另一方面自身也存在着被监督的问题。因此应建立完善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的考核、激励机制，建立科学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激励机制，切实加强对纪检监察工作和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与考核，同时这一机制应当与纪检监察干部的升职、晋级等紧密相连，也要对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状况做出相应的评价。
三、结束语
总之，石油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关系到国家能源命脉、国家经济建设和国家政治建设，不仅对党的执政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推动国家反腐倡廉有着远大意义。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石油企业纪检工作面临新的考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重要课题。要做好石油企业纪检工作，应加强思想教育，从源头上加大反腐力度；强化制度建设，完善监督体系，为反腐工作的开展提供章法；狠抓队伍建设，提高干部素养，建立奖惩机制，为制度的落实和执行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6
1现代医学对此病的研究
此病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管腔狭窄基础上，冠状动脉供血相对不足，心肌急性短暂性缺血、缺氧引起临床综合征。高血压病、糖尿病发病率的增加,高胆固醇血症的增多,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吸烟和肥胖人群的增加是导致冠心病发病率增高的主要原因。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被认为是独立危险因素。oxLDLmmLDL和小而致密的LDL都被认为可导致或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此外与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幽门螺杆菌感染和牙周炎等感染密切相关［3］。
治疗的已由原来延长寿命为主，转变为寿命和质量并重。经多年循证医学论证，冠心病综合治疗取得显著进展。药物治疗（1）硝酸酯类。（2）β受体阻滞剂。（3）钙通道阻滞剂。能有效扩张外膜下冠脉血管，降低心肌耗氧量，且能抗动脉粥样硬化，但短效二氢吡啶类不宜多用，可增加心脏事件发生率。（4）抗凝剂及血小板抑制剂。可有效降低绞痛、心肌梗死发生率。积极提倡用阿司匹林，其对稳定心绞痛和不稳定心绞痛均有肯定疗效。此外，血管紧张素酶抑制剂：他汀类、溶纤维蛋白药等均有一定防治之效［3］。
另外经皮冠状动脉（pCi）介入治疗颇具创伤小、痛苦少、易恢复，疗效高诸多优点，pCi日益受到冠心病患者青睐。冠状动脉支架治疗并配合阿司匹林、抵克力得及皮下注射肝素拮抗急性血栓形成发生率有显著效果，尤其药物涂层支架降低再狭窄率有显著优势［4］。
2中医辨证调护
2．1病因病机此病中医学中属“胸痹”、“真心痛”、“胸痛”、“厥心痛”等病范畴。病因正如《素问·举痛论》所云：“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克于脉中则气不通，故猝然而痛。”；《素问·调经论》中的“寒气积于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古今医鉴》又云“心脾痛者亦有顽痰死血，种种不同。”作精辟诠释。故其病位多与心、肝、脾、肾等脏器密切相关，诸多因素而致脾虚失运、肝失疏泄、肝肾亏虚、心脉失常；寒凝、气滞、痰阻、血瘀，阻滞胸阳，痹阻心脉，阳微阴弦。
2．2辨证防护我国是四季更替最鲜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国家，众多区域昼夜温差显著，南湿北燥，夏热冬冷，如能积极循应六气变化，调节机体适应能力，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但在四季更替、地域等诸多因素影响，六气“未至而至”“至而未至”异常变化成为致病六淫。如能积极顺四时而适寒暑，节饮食而畅情志，则可有效预防此病再发。宜积极戒酒、戒烟、禁饮咖啡、浓茶等刺激性饮料，饮食宜清淡、易消化食物，少食过酸过咸之物，禁食辛辣油腻、生冷、海腥等助湿生痰之品，宜食富含维生素蔬菜、瓜果及粗纤维素食物，忌贪凉饮冷。应积极及时增减衣被，保暖防寒。大便宜通畅，谨防用力努挣。积极适量运动，吐故纳新，如打太极拳，中度散步等。避免过度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良情绪刺激、调畅情志，保持乐观，宁静心态，处于“精神内守”，“阴平阳秘“，“病安何来”状态。中药辨证灵活应用（1）活血化瘀法：症见胸闷，胸痛如刺，气短，舌暗瘀、脉涩。治法；活血化瘀，理气通络。方药：桃红四物汤和丹参饮化裁；可酌情选用复方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地奥心血康等便捷中成药协同化瘀通络止痛之效。（2）通阳行气法：症见胸闷，气短，胸痛彻背，感寒痛甚，心悸，舌苔白、脉沉细。治法：通阳理气，化痰散结。方药：枳实薤白桂枝汤化裁并可酌情选用栝楼薤白白酒片中成药协同增效。（3）疏肝解郁法：症见胸痛，气短，心悸，舌暗苔白、脉弦涩。治法：疏肝理气，解郁通络。方药：柴胡疏肝散化裁。可酌情选用疏肝丸协同增效。（4）益气养阴法：症见胸痛，气短，心悸，自汗乏力、口干少津，舌红少苔、脉弦细。治法：益气养阴，活血宁心。方药：生脉散和四物汤化裁，可酌情选用滋心阴口服液、生脉饮口服液等协同养阴止痛之效。
2.3充分应用外治法，重视健康宣教谨遵“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理药理无二，乃殊途同归。”综合应用药物和贴敷穴位综合作用，可选用速效救心丸帖于神阙、至阳、内关、交感等穴，安全可靠，经济效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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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的命脉篇7
当前，国民经济面临两个比较急迫的问题。第一，受到需求方面的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对就业、收入和收入分配形势产生了持续的压力。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妨碍社会公正的普遍实现，对人民群众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信念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能不能顺利解决两大问题，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解决上述两大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进-步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关键之举。
政府垄断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及其体制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国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在原先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市场竞争已经展开，按照价格机制配置的经济资源，其范围和深度都大大增加。我国各类经济主体凭借各自掌握的资源在市场上追逐收益、福利和利润，正在成为新的经济行为准则。
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市场经济。主要表现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始享有决策自主权；在许多命脉部，独家国有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正在变成数家国有公司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虽然还是政府定价为主，但是价格形成开始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在许多命脉产业的边缘地带和有关联的产业环节，非公有经济包括外资开始进入。所有这些，使得我国原先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投融资和经营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但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性垄断没有得到根本消除，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呈现了一种“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无论政府垄断命脉行业和部门在过去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我们必须看到，打破政府行政垄断、在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放市场竞争，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制度上消除腐败并以此凝聚民心，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
有必要指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要解决的破除行政垄断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形成市场的集中和垄断。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具有市场权力的私人公司，防止这些私人公司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实行反垄断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关于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加以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行政垄断问题之前，中国不宜贸然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更不宜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反垄断混为一谈。
也必须指出，当前和今后我国从制度上消除行政垄断命脉产业的根源，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意识形态”、“政府监管”、“公共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等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因此，破除政府垄断的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将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实施的分步和渐进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前，应该从刺激投资的效果可能比较明显的基础产业部门开始，从中国加入wto 协定已经做出承诺的领域入手。
一、我国“反垄断”实践的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国在国有经济改革、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早就遭遇了“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改革攻坚战。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着手开放原来半军事化管理的民航业，实施独立核算的公司化经营，组织多家竞争，引进市场机制。90年代后，开始了电信和邮政体制的改革，并提出电力、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和营运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根据已有的改革实践，以下概略地讨论我国在这些部门开放市场的经验和教训。
1、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的基本方针
我国的基本经验是，以试验、探索、渐进的办法逐步证明原本国家垄断的命脉部门也是可以并应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和开放市场的。在思想冲破禁锢的态势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基础设施部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经济特征，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层次上引进市场竞争。以电信为例，早先的认识是增值业务可以开放竞争，但基础电信业务不适宜开放。但是，开放电信增值业务的良好效果鼓励我们探索开放基础电信业务的竞争，进而又探索开放基础通信网络的市场竞争。这表明，基本方针对头，就会产生逐步推进的力量。否则，全国六、七家电信营运商拥有独立网络、互相竞争又互联互通的格局，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道理，航空、铁路、电力的市场开放，都是分层次、分环节展开的。
2、政企必须分离
国家垄断的实质是政府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注意美国的管制改革的经验，而必须同时注意西欧国家改革国有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的计划体制的“行政全能”特征，就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命脉部门的经济活动，已经高度行政化甚至军事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成立一些附属于政府管理部门的挂牌公司，断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司与承担市场秩序管理的政府部门之间，有清楚的、制度性的界分。1993年我国政府决定成立联通公司来与中国电信开展竞争，方针是正确的，行动在全世界看也相当领先（其时，新加坡和香港还没有类似行动），但是，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程度到1998年还远不尽人意。1999年我国对原邮电部实施改革，2000年电信重组的力度举世瞩目，表明政企分开对于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政企分开为未来的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
3、价格机制是关键
传统的观念把基础设施部门排除在市场竞争的体系之外，就是作为命脉部门的经济资源配置不应该以价格机制为归依。基础设施部门的供求远离市场竞价的基本原则，主要靠计划价格加数量配给来调节。结果，我国基础设施部门长期以来就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实际上已经表明，用行政定价这样笨拙的办法，是不可能在技术变化加速、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把基础部门与它们形形色色的“客户”有效连接起来。基础设施部门无疑是有特殊性的，但是，它并没有特殊到可以使价格机制失效。多方竞价的体制看起来很“乱”，但惟有如此，才能灵便地调节供求，适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
4、开放市场与竞争主体的产权改革并举
在任何行业里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出现竞相杀价、争取顾客的行为。但是，一旦市场参与者的出价在边际上等于其经营成本时，在理论上这家公司就只好退出竞争，因为再低的价格就意味着“亏本”。在市场实践中，就表现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收购缺乏进-步成本优势公司的资产，引发兼并。或者相对弱势的公司主动转业，另谋出路。这表明，公司资产的产权在市场活动中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竞争行为的约束。有效的产权制约不但引发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且控制竞争的“度”，并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调整结构”。
国有公司的经营权在公司管理层，公司经营好坏与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程度依改革的进度而定）。从这一点看，进入巾场竞争的国有公司与任何私人公司是类似的，都具有从事经营竞争的动力。但是，国有公司资产的“老板”是政府（并且分散由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按照等级制原则控制），远离市场，难以及时了解市场的变化，决策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并且政府工作人员与政府拥有资产的利害关系非常间接。-旦市场形势涉及资产的价值和安全，政府难以做出灵敏、快捷和合理的反应。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才出现国有公司“杀价直至亏损”的行为，而政府不免在“行政定价的僵化”与“开放价格但国有资本大幅度亏损”这两极之间进退失据。
因此，“开放市场与产权改革”必须并举。这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变清一色的国有公司为股份化公司，而国家不但有必要出让、转售一部分国有股权，而且要考虑出售控股权，甚至全部股权，主动变成小股东或者全面退出。否则不可能从制度上解决上述矛盾。至于是否叫“私有化”，是一个综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词汇选择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和逻辑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5、在改革中兼顾投资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基础设施部门开放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要在动态中兼顾投资人、经营公司和市场消费者的利益，保证协调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投资人包括政府和非国有的境内外各种资本主体。我国的经验是，政府必须取改善基础设施产业整体投资环境的立场，而不是取仅仅保证政府投资最大回报的立场。政府只有保护所有投资人的利益，才能保护自己作为部分投资人的利益。另外，当代世界强国的政府都是靠税收过日子，没有一个靠政府投资的资本收益过日子。政府靠投资取利，或者把政府资本的赢利目标放在首位，与民争利、破坏市场秩序、动摇民间投资信心，从长远经济增长来看，一定得不偿失。
境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到原本政府垄断的产业部门，有复杂的动机和预期。中国的经验是，香港，甚至欧美主流资本市场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将政府公司的市场垄断权作为投资的目标，并期望借此分享高额的行政垄断租金。但是，一旦政府政策调整，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改变定价政策，原先可预期的垄断公司的高额利润就可能在竞争中烟消云散。就是说，这类投资人除了承担一般的风险，还要承担一项特别的“触礁风险”：他们在做投资的决策时，预期有一大片肥水（垄断利润）将流进他们的腰包，但是等到投资到位以后，不但肥水消失，而且水落石出，使得他们的投资“触礁”。
在一个基本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触礁风险”难以避免，如何应对就值得认真研究。矛盾在于，如果强调“投资风险自负”原则，不但容易引发二级市场的股价震荡，而且增加投资人对未来的疑虑；如果“迁就”投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预期，放缓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的步伐，势必抑制市场需求的扩张和消费者利益。我国手机“双向收费”政策的调整引起的香港股市动荡以及后来的“套餐计划”调整了公司、投资人和客户之间的利益，是处理“触礁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这里最重要的教训是只能在开放市场的总政策下兼顾各方利益。为了矫正预期的偏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部门的市场开放，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像wto 协定一样，事先公布开放市场的大致步骤和时间表，引导各方建立“市场总要逐步开放”的合理预期，并可根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表来盘算各自的利益和选择策略。如果时间进程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调整，比如开放的步骤加快或开放力度加大，就应该考虑像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提前开放电信市场时的做法一样，给予公司及其投资人适当的财务补助，减少其“触礁损失”。
6、逐步改变政府的工作重点
在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竞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尽相同。我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政府审时度势，确定不同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尽最大努力消除行政惯性和利益惯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要求，改变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和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要求。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实际做法是政府包办命脉部门的投资和营运，所以，要开放这些关键产业部门，非由政府来充当“第一推动力”不可。我国民航、电信体制已经发生的改革，铁路等部门正在酝酿的改革，无一不是由政府主动发动的。经验表明，一个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其权威大大节约解放思想、提高共识、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发议论）的成本。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和意图，是调动各方积极力量的基础。
在一个产业部门由一家国有公司独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政府要主动考虑放开对价格的行政管制。必须明确，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允许数家公司彼此竞争经营、又由政府对定价机制实行行政性的审批和管制，是不可能收到按照经济合理原则配置资源的效果的。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要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通过增强企业的资产产权约束、加强市场重组来解决问题，而不要退回到政府控制价格的老路上去。随着经营职能向竞争的经营公司的转移，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公司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重要的是，无论是关于公司资质的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的范围。
经验还表明，仅仅有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战略决心，没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具体部署、落实细节并解决转型中无数具体问题，开放市场的大政方针是不可能自动得到贯彻的。但是，主管部门多年的行政惯性以及管制权力在市场条件下的“货币化”，甚至“资本化”趋向，容易形成严重的障碍。为此，在开放大产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在政府系统强调政治纪律、强调令行禁止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总方针，坚决要求一切政府管制部门与所管制行业的任何企业实行人财物完全脱钩。政府和政府部门从一切直接的市场活动退出，是政府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也是消除转型时期腐败的重要措施。
政府部门的设置以及文官的素质要求必须随命脉产业部门的市场开放而变化。总的趋势是，直接控制产业活动具体经营目标和经营行为的政府机构要逐步缩小直至完全消亡，而监督产业部门和企业活动是否符合由法律界定的抽象规则的政府部门要逐步增加和加强。为此，必须适时调整相关部门官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熟知产业部门技术经济、具有“动手能力”的干部要转向企业去工作，而需要更多具有监督能力、具有相关抽象规则知识的官员到政府监管部门工作。必须理解，在政府部门集中了大量具有工程专业背景的干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在开放市场、政府改变职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多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专家到政府部门工作。
二、“反垄断”政策面临的主要选择和约束
1、开放市场的总框架
在加入wto 的谈判和协议中，关于开放我国基础设施部门市场竞争的问题，事实上已经破题。为此，总的说来不必另起炉灶，单独确定“反垄断”的经济纲领。但是，对外市场开放引起的既得利益的重大调整，有可能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酿成某种复杂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防范，建议近期要适当强调“对内开放”。所谓对内开放，就是那些长期由政府以国有经济形式垄断的产业部门和市场对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对内开放的程度，拟等于或者高于中国在wto 协议中承诺的对外开放的程度。
在实施对内扩大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借鉴、照搬我国加入wto 过程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内开放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如同改革开放、加入wto 等重大决策一样，扩大对内开放市场先要有关于我国和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必须由战略判断来指导战术细节的选择，而不能颠倒过来，由操作细节来决定选择大政方针。特别要防止各种局部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纷繁的“专家意见分歧”绞在一起，失去对大机会和大趋势的把握。
2、明确政府退出市场的顺序
在各大产业部门，政府退出的具体步骤各不相同，但是根据已有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以确定如下一般顺序：（1）充当开放市场的第一推动力，实行政企分开，组建数家竞争性公司；（2）从行政定价转向市场定价（3）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的力度，特别是消除市场准入方面的所有制歧视；（4）政府转向无所有权歧视的经营公司的资质管理、牌照管理和行为监督；（5）培育多种非政府管制的控制机制，包括竞争者的互相监督、行业自律、消费者及其组织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逐步减轻政府管理市场的行政负荷；（6）加强法治意识和实践，使我国历史上的“民举官纠”传统，在现代民商法的轨道上得到发扬光大。
3、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形式
民航可以组建数家彼此竞争的营运公司，电信可以形成并行的基本网络，但是机场、铁路和编组站以及电力的传输网怎样“数家竞争”，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看，我国可以更多地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方式。主要是：
替代竞争。比如所有运输工具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因此，看起来只有“一个”的铁路网，事实上与公路、航空、水运等一样，也是有竞争对手的。消除对“替代服务”的限制，将各类交通手段之间方便地连接起来，可以消除和减轻“独家”的垄断行为。
投标性竞争。对于替代效果相对很弱的产业，例如电力传输网，可以考虑“多家投标进入”的竞争。就是说，电力网是只有一个，但是谁获取经营权是可以数家竞争的。独家的“在位营运商”因为迫于潜在竞标者的压力，其行为与永久性的独家垄断商的行为是不同的。当然，投票程序、中标原则和标期的设计要经过很好的论证。
在法律上开放准入。这种模式的含义是，法律并不禁止多家进入，只是因为新进入者要支付庞大的沉没成本，所以假设预期的收益抵不过成本，市场上就没有第二家竞争公司。这种模式与在法律上只准一家垄断的模式差别在于对在位商构成潜在竞争压力，一旦在位垄断商价高质次达到一定限度，潜在进入的预期收益将上升，竞争就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
4、政府管制机构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制的重点逐步缩小
为了充分发挥替代竞争的作用，政府管制部门的设置要逐步超越按照计划管理产业生产时代的界线，例如，对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运等各式交通的分别管制，要逐步被对整个交通部门的综合管制代替。后者不但要处理每个交通市场开放的个性问题，还要监管各个交通市场之间妨碍替代性竞争的那些行为。又如，在电信与电视传播之间，各种能源市场之间，都有替代性竞争的可能性存在，要跨越目前政府部门的设置，加以综合管理和利用。但是，政府对大交通市场、大通信市场以及大能源市场的管理，重点却越来越集中，就是从直接的市场准入审批和价格管制退向管理竞争者资质、依法监督行为。
5、逐步扩大法院对市场管制的介入
为了更有效地妥善处理基础产业市场里的各种利益矛盾，要把目前“政府管制部门对应被管制市场和企业”这样单一的“上下垂直关系”，逐步改成更多样化的产业利益纠纷的解决机制，形成包括行政管制、法院裁决、市场自组织的仲裁，以及庭外和解等多种方式在内的复合体系，提高信息交流和处理的质量，防止矛盾的积累和问题的拖延，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增加利益协调的程序性权威。为此，建议考虑在相关法规修订、重立的过程中，增加设置专业的市场法庭，比如通信市场法庭、能源市场法庭、交通市场法庭，专门受理这些市场管制中发生的政府管制部门与公司和消费者在管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盾，既限制行政管制的权力、防止管制权力的滥用，也减轻行政管制的负荷和压力，为管制消亡准备条件。
6、为市场重组留有空间
基础设施行业的竞争局面一旦形成，要因势利导，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明确，政府为了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可以组建若干家经营性公司。但是，多家竞争的公司一旦组建，特别是相继进入资本市场之后，进一步的重组（包括分拆与合并）可能成为一项常规事件，要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完全要政府来定夺公司的进一步重组，可能让政府的决策负担过于沉重，又容易导致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应该“善始”，却不一定“善终”。要更多地按照公司法和其他市场法规，将基础产业市场的重组交给市场去解决。以民航、电信为例，因为开放市场竞争的尝试较早，现存的市场结构、公司定位包括业务划分，都要不断随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完全指望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完成全部重组。
7、调整国有资产存量来补偿“触礁损失”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8
关键词：地域文脉；价值取向
近年来，随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等，尊重传统文化、留住文化基因、传承地域文脉、构建城市特色等越来越得到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心和重视。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别指出“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尤其重视传承华夏文脉、铸造城市之魂。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郑州市十一次党代会亦着重提出“全面提升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建设水平……传承历史文脉，塑造现代化大都市人文精神”。
一、地域文脉的内涵
文脉最初作为语言学中的术语，表明语境中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20世纪六十年代，由语言学传入建筑学和城市研究领域，用来表达传统建筑与新式建筑、个体建筑与整体规划之间时空上的动态联系，并延伸为建筑文化的延续、文化发展的轨迹和脉络、城市的秩序和精神的恢复以及城市结构与文化的重建。文化是文脉的内核和灵魂，文脉是文化的积淀和载体。
每一个地域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和地域文化，过去的文化与现代的文化相承接而成为传统，正是这些文化记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区域风貌，为我们展示了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和隐性内涵，传统代代延续就形成了地域文脉。所以地域文脉就是一个区域长期建设与发展中形成的特有历史、文化、地域氛围和环境，是物化了的地方精神，是一个区域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区域个性，是基于对地方文化系统提炼出的精髓，代表了该区域的文明发展史。地域文脉注重区域内整体与要素、现实环境与文化背景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在人类进行社会实践、对周围生存环境进行改造的过程中，通过对地域传统文化的扬弃与推陈出新，促进区域文脉的发展和地域特色的确立。
地域文脉有显性和隐性两种表达。显性的地域文脉是指较直观、可视的客观物质或精神产物，如自然环境、建筑群、人群等；显性的地域文脉是指不可察觉但对区域形态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潜在要素，如：思维方式、社会文化、民众心理等。
二、地域文脉的基本特征
1.动态连续性
这是文脉的发展特征和一般运行规律。文脉内涵中包括很多传统的要素，但并不意味着落后守旧。文脉体系在科技文化的不断发展中，其各要素之间自始至终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地生长发育。这也是文脉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2.有机整体性
指文脉的各显性要素和隐性要素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影响的特征。文脉的各要素联系紧密、互为有无，并非孤立存在，如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区域实体和空间、人群等影响着该区域的社会文化，而此一区域的社会文化、思维方式、民众心理也反过来影响着甚至决定着该区域的自然、人文环境等。
3.承续变异性
主要指文脉的构成要素要体现其对时代的适应性。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都有前代文化的影子，同时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要求和特征。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将被淘汰，而适应时代需求的会给予大力传承。文脉是文化的载体和沉淀，也具有这个特征。
4.地域特色性
指在不同地理环境中文脉的差异性。地域文化集中反映了本地域济技术水平、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人们社会实践的方式等的不同，自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河南地处中原腹地，中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缩影，不但是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最早孕育这些文化的母体，反映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轨迹，折射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原点和根源。其根源性、原创性、基础性、兼容性、发散性等特征明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表明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三、地域文脉的价值取向
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全国各地或大喊面向国际的口号，标新立异的建筑人文景观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中出现，或穿着民族文化的外衣炒冷饭，胡乱拼凑一些中国元素，完全忽视对对民族文化的深入剖析和全面认识。河南省也存在着开发模式单一、公共空间单调、景观要素孤立、场所缺乏活力等问题。一些新型建筑甚至连满足功能需求的基本要求都不具备，更谈不上地域文化的彰显，地域文脉被生生，中国气质荡然无存。此种情况下，充分认识地域文脉在地域发展中的战略价值和地位，不仅是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种种问题和矛盾的理论钥匙，更是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1.彰显记忆、展示历史的价值
地域在发展和延续的过程中，历史遗迹、文化印痕通过文化自身和人类的集体记忆被有意无意遗留下来，成为后人直接读取的历史年轮和承载区域生命的重要细胞。文脉是历史文化信息丰富的储存器和记载体，展现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比如城市中的一些历史建筑，都可称为是存在于环境之中的大型史书，即使是在保存不全的遗址中也能发现不同时期的区域历史文化信息，原真性地体现历史文化的状况，寄托着丰富的文化记忆，传递着丰富的文脉关系。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指出“没有建筑，我们照样可以崇拜，但是没有建筑，我们就会失去记忆。”可见，文脉的历史价值就在于通过集体记忆保存、通过城市建筑等传递着富瞻的历史文化信息。
2.彰显地域精神、表现地域特色
我国地大物博，是多民族国家，不同地域和民族受特定地理、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的综合影响，必然会形成不同城市风貌、建筑形式、文化习俗等。地域文脉便是该地域的一张张鲜活名片，诠释着不同地域的人文风貌、解读着地域发展的进程、展示着该地域的整体形象。
区域习俗和集体性格都是历史的积淀，是能够彰显地域文化的深层文化。如河南的许多城市和历史建筑中都贯穿着我国古老的道德人格的伦理思想、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尊卑有序的行为准则，包含着对真理的追求和辩证思考的思辨传统，展现着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这些城市和建筑所传达的文脉，凝聚了地域人群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表达着该区域人群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也体现了区域人群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呈现出独特的地域风貌。正如冯骥才所说“城市中重要的文化遗产，纵向地记载着城市的史脉和传承，横向地展示着城市宽广深厚的阅历，并在纵横之间交织出城市独有的个性。”
3.提升地域品质，促进地域发展
社会学认为文化遗产是一个区域共有的信仰和象征，是一个区域最宝贵、最独特的文化优势，维系着区域内人民的核心情感和价值。地域文脉不仅记载着该区域的过往，而且指引着区域发展的未来，一个区域有历史底蕴，文化含量和文明气息方能彰显地域品质；一个区域若缺乏文化资源和历史积淀也难以找到发展的动力。
文}对区域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撑、推动、聚合作用。一方面地域文脉提供了很好的人文旅游等资源，如西南少数民族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将民族文化与地理环境完美结合，文脉承载的历史文化会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区域文化成为区域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丰富的物质积累和物质财富固然重要，但当今区域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较量。如北京的历史文化大大提升其城市的经济附加值，促使了其经济的腾飞发展。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稀缺资源，能为区域繁荣提供永不枯竭的营养元素。所以为引导区域发展，必须将文脉的延续作为建设的重要因素，传承保护地域文脉，是打造区域文化经济品牌的有力手段，是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原因，许多承载区域记忆和历史沧桑的文化遗存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而近年来，伴随区域经济的飞速发展，大拆大建等现象又使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千疮百孔。不管是文化上的固步自封还是文化灾难都叫人痛心不已。充分认识文脉与历史、与地域、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关系，深入挖掘文脉的价值取向，不断吐故纳新，传承创新区域文脉发展，才是各方有识之士应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吴云鹏.论文脉主义建筑观[J].山西建筑，2007.
[2]沈福晚.城市文化论纲[m].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
[3]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化，2001.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9
关键词：核心价值观;高等教育;功能定位;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6）01-0127-09
一、引言
（一）一个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既受“血脉文化”制约规定又对其发挥历史性的能动性作用
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集成融汇了这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字、风俗、伦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历史性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宗教文化、艺术文化、军事文化等等。人类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只要这种文化得以传承维系，这个民族国家便有可能经受改朝换代的风浪而不会亡国，故而可以称其为该民族国家的“血脉文化”。
教育，特别是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高等教育，从来不单单是一种类似中世纪西方职业“会所”式的专业工具性组织与机构，而是该国“血脉文化”系统传承、发展、创造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国“血脉文化”的传承体、表现体和构造体之一。因此，一个民族国家的“血脉文化”既制约规定着该国高等教育的功能定位（或属性）、价值取向、职能目标与体制模式，同时又受其能动性的影响。
（二）高等教育的首要与核心职能是实现国家社会的“上层再生产”
直至今天，人类尚处于漫长的资源与财富的有限匮乏期。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依旧处在探索建设不同民族国家的“春秋战国”时代，资源财富配置权依旧是国家的第一治理权力。对这第一治理权力的掌控配置管理活动超然于物质精神再生产之上，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发展的“第一治理活动”。如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由第一治理活动，必然产生出培养塑造从事第一治理活动的统治阶级（阶层、群体）的需求;适应这一需求，自然衍生出按照国家长治久安富足强大的需要选拔培养民族国家统治阶级（阶层、群体）的高等教育;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又是整合、塑造、传承、发展国家“血脉文化”的最主要的功能组织之一。由此，决定了这种选拔培养国家统治阶级（阶层、群体），塑造、传承国家“血脉文化”的高等教育，不是一种单纯的知识传授行为和法律制度规范，而是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上层的再生产”。
（三）高等教育以国家社会利益为首要价值取向，并使受教育者获得全面健康发展
一国之高等教育首要与核心的职能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这种上层再生产，既包括了国家第一治理活动的主体阶级与政治体制的“再生产”，又包括了“血脉文化”的整合、塑造、传承、发展;同时，这种“上层再生产”既以国家和全社会之经济、文化、政治、生产生活创造为其职能对象，又要以国家和全社会之经济、文化、政治、生产生活创造作为自身存在发展的基础。这一特殊形态的国家机体功能组织的首要与核心职能、其职能对象与存在发展的基础，决定了一国之高等教育的首要的价值取向就不是纯粹的个人、个人利益，而是国家社会利益和以此为前提的个人全面健康发展。这一“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即使是在私立大学林立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四）高等教育是民族国家机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和一国之“重器与公器”
高等教育与民族国家“血脉文化”的内在关系、属性或功能定位，其“国家社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既包括了“血脉文化”的整合、塑造、传承、发展，又包括了国家第一治理主体阶级与政治体制塑造的“上层再生产”的首要职能，构成了高等教育的组织特质。这种组织特质不仅直接决定了其所培养塑造的国家治理阶级（阶层、群体）的价值观、专业基础素质与社会行为效能，而且进一步影响甚至决定了国家“第一治理活动”的价值取向、运行态势和总体治理素质，进而影响甚至决定了国家民族制度文化的价值取向、形成和发展，影响了民族国家的盛衰发展。从此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是民族国家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一国之“重器与公器”。这一论断不仅在长达1300年的“科举时代”，即使在1949年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同样获得最有力的佐证。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透过作为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制度文化体系的科举――高等教育制度文化的本质属性、价值取向、职能目标、体制模式等等，足以展示或探视一个大时代的文化特征，特别是核心政体的本质与价值取向。从历史考察可以看到，自秦至清，中华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古代士族精英与“科举”制度文化四类要素同步经历了由盛而衰的两大阶段。秦至唐、宋，是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重要的上升、发展时期。作为“社会上层的再生产”、国家机体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与“国家重器”，以及在中华文化文明走向辉煌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举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制度与文化的正统范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大系中的主流乃至世界古代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科举制度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
整合、传承、发展中华民族国家“血脉文化”，进行“社会上层的再生产”的国家机体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先进政治文化体系的重要基础和古代中国文化文明演进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概而言之：国家之重器与公器。
（二）科举制度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与职能目标
打破传统等级屏障，建立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使中下层知识精英进入国家治理权力中心，将“内圣外王”政治理想、“先天而忧”的天下情怀和“明道济世”“共治天下”的士族政治追求，制度化为科举制度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并将此“国家社会利益至上”价值取向人格化、国家化为现实开明政体和“共治天下”的“士人政府”，创建出人类古代史最为先进的精英化国家治理体系与范式。
概而言之，价值取向是以“内圣外王”“共治天下”为内涵的“国家社会利益至上”;职能目标是创建开明政体与精英化国家治理范式，优选国家栋梁之才，构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
（三）科举制度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体制模式
1.尊重传统，思想自由
自汉代立“五经博士”于太学，将“六艺”圣典作为“取士”之基础文本之后，这一尊重传统的实践与原则便制度化为科举制度文化的基石，千年不易。
汉以后，尽管独尊儒术，却并未罢黜而是整理经典，弘扬百家;而在办学与教育方式、教学内容和科考中，依旧存在明显极为可贵的“论见独立”与“思想自由”。此点尤其体现在殿试策论过程中。由于既要擢选英才，又要借此征集经国治世策论，故在考试中鼓励学子阐发真知灼见。[1]99而作为走向科场的“士”群体以及主考官员中，不乏从“共治”立场出发，直言极谏之人。中国于汉唐甚至后世历代英杰辈出，除政治家外，无数文学家、教育家、诗人，大都经由科举入仕，在国家社会大平台上，做出或经天纬地或熠耀千古之业绩，不能不说与此相对既尊崇传统又倡导自由思想之环境有绝大关系。
2.因材施教，培育精英
科举从创立伊始，就承袭中国古代教育因材施教的原则，尤其在私学塾院教师与学生之间不仅是授业解惑，而且深涉至情感交流，由此对学生人格之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此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科举既要为国家擢选既有学识才华又具有经世济国实务基础的优秀人才，同时，又要通过科考殿试征集经国治世策论。所以，其体制模式一定服务于培育精英，选拔精英。
3.无官私学之分，初步实现教育权力平等化
至唐甚至宋明，允许“投牒自荐”，以品格才学与实务能力为取士标准，古代高等教育并无今天如此分明官学私学之别和对私学的歧视，早在1000多年前已初步实现了创办教育与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化。
4.教育开放，自主办学
由于教育开放，加之古代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教育组织规模小，组织内部关系简单，此期国家并不特别专门属理教育过程，而是以科考科目引导教育;士人多以私学、自学为主，耕读结合。国家鼓励私人自主办学、讲学、组织教学，教育组织管理既无近现代严格的办学权审批与垄断，更不存在“计划教育”体制。[1]187
概而言之，教育体制是以相对开放民主自由平等的精英教育为基本模式。
（四）科举制度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制度文化特性
由于以“国家社会利益至上”为价值取向，以创建民族文化文明、构建开明国家政体、塑造选拔具有“天下意识”的治国英才为职能目标，以相对开放民主自由平等的精英教育为基本模式，使处于上升进步阶段的科举制度集中表现出上升中的新型统治阶级的蓬勃朝气与鼎新创造的精神。作为新型制度文化，闪射出超越时代的价值光芒。如全国分区取士以避偏枯不公（主要在北宋）[1]181;任命官员避用本郡县人;反对门第官宦世袭;几乎任何人均可在各地“投牒自荐”报名入考;自由报考唯一限制即禁止工商及其子弟入考见钱穆《得失》，唐代法律古代视工商业者“专为私家牟利”而科举选士则“专为公家服务”。北宋法律允许商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15、16世纪（明中叶）商家大量入士。;全凭考试铨述、平日成绩与考试结果兼具、才智与实际能力综合考评决定个人取舍进退，为国家选拔真才实能者;帝王不可随意予人功名等等。
概而言之，具有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与进步、开放、民主、平等与公正性。
正是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厚重的思想基础上，承载着中华民族创建大一统新兴民族国家的不朽使命，在充满蓬勃朝气、励精图治、锐意创造的新型国家统治者、知识精英群体着力探索推动下，使科举制度文化成为制度化规范化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
近一个世纪来，在批判科举八股、倡导新学过程中，总是以西式新学的自由、民主、理性、人性等等为准绳去和晚清禁锢思想腐朽奴性的“八股取士”相对比，由此，自然得出全盘否定科举的结论。然而，当我们既驻足于当代，又移步于历史，将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华民族国家的时代需求与血脉文化，同与之相互依存乃至互为表里的科举制度文化协同思考评价时，当我们进一步对处于上升时期的科举制度和百多年来移植并奉为圭臬的西式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体制特征以及“并不十分成功”的仿效移植过程做一番深刻反思与评价时，便会强烈地意识到，处于上升时期的科举制度不仅在历史上而且在今天对我们创新高等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会强烈地意识到，走向振兴之路的新的时代需求，多么需要对“百年新学”特别是今天的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从教育思想、功能定位（或本质属性）、价值取向、职能目标乃至教育体制模式等等，重新进行新的评价和调整。
三、中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百年转型、移植与探索
国家政体的质变，主体价值观的变革直至大时代“血脉文化”的转型，必然要求国家“上层再生产”、科举制度文化随之转型。
1860年兴起的“洋务运动”拉开了中国近代社会大变革的序幕，中经、辛亥革命、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百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革的伟大实践中。
这一时期“大历史”的主题是“共和、探索、崛起、重建”。
鉴于时代主题的渐次转换，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转型史，基本可向上追溯至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的黜废科举、仿效西方、探索创建“新学”的运动，向下延续至这一“西化”运动仍在半途中的今天，此时段高等教育的主体与任务可简约概括为：“仿效、探索、转型、重建”。
值得强调的是，至晚清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以重建价值理想、重建新政体，最终重兴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成为中国近代大文化的主体需求。而这一废兴受到举国关注，成为清王朝覆灭之前最为重大的事件本身，再次证明了以培育国家栋梁之才，进行“上层再生产”为主旨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地位。
1.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7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其核心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这一高等教育“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与民国初年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的教育思想没有本质的区别。
“反右斗争”后的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进一步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在不断升级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方针指导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培养目标逐步发展成“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之类的政治诉求。与此相适应，教育体系模式更加行政化甚至被军事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政治学习冲击了专业教育，专业知识大幅度压缩，大学变成了实用培训班。
2.改革阶段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重返时展的主渠道，高等教育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同时，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校办学自，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1994年7月，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面向21世纪，实施“211”工程。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已如上述，改革开放阶段与奠基阶段高等教育的最大变化即在于在国家层面和组织层面的价值取向上，由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转向围绕开放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教育体制模式上明确了扩大办学自的改革方向。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高等教育的重大成果与进步。
但是，由于国家正处于创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重大历史转型中，这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还未能适应大时代主流文化的需求，旗帜鲜明地将高等教育作为新型国家“上层再生产”的“重器与公器”，提出明确的全新的国家层面的教育功能定位;还没有明确将创建中华优秀文化文明，塑造选拔具有“天下意识”与才能的国家治理人才、“共治人才”“栋梁之才”作为新国家高等教育的宗旨与价值取向。
在此观念制度环境下，由高等教育培养实际掌握着国家政治权力、话语权力、经济权力、技术权力，又示范于国家社会的社会精英、政治精英、管理精英与技术精英阶层群体，在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与领域，容易出现“信仰信念缺失”以及“工具主义”思想，这将对国家新的理想信念建设与现代化造成不利影响。
至于“教育体制模式”方面，最大的成果是推动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如雨后春笋，成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的生力军，为提高国民科技素质、提升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坚持“四个面向”，与国家各领域现代化建设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对国家迅速甩脱贫困落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高等教育在适应工业化大时代的规模化、批量化需求的过程中，以应试教育取代受教育者充分自由健康发展;以“批量化、标准化、整齐划一”否定“因材施教，量体裁衣”的本质特性等，成为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的阻障。
上述现实表明，尽管经历了百年震荡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始自辛亥革命以“振兴崛起、重建时代价值理想、创建富强自由民主平等新中国”为使命的重大历史转折期并未结束。也就是说，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依旧是：构建与践行新型国家的价值理想和新的信仰体系;构建新型国家的现代化国家的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与模式。
在此前提下，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使命与任务依旧是：确定高等教育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功能地位;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与职能目标;探索新时期高等教育体制模式与基本特质。一句话，创新构建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
四、对中国高等教育价值定位与取向的探讨
当前，在中国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上最当“正本清源”的依旧是如下三类问题。
（一）高等教育是否依旧是“国家之重器与公器”
时代已发生巨变，高等教育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高等教育是否依旧是“国家之重器与公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是因为：
首先，血脉文化历史要素的逻辑关系未变。
自秦以降2000年间，中华历史文明发展的曲线、中华政治文明走向鼎盛转而衰退的发展曲线与高等教育制度文化变动曲线，以及中国古代士族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命运曲线四条曲线同步契合的重大特征，并未因短短百年而改变。百年西化，并未将中国变成西式国家。血脉文化的根基及其要素构成未变，儒家伦理为主体的核心没有改变，中国高等教育依旧是“国家之重器与公器”。这一点，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百年激荡史所证实，而且，有邻为鉴。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曾梦寐以求要成为西方国家，至少成为西方国家群体在东方的代表。这个“西化梦”至今未能实现。原因很简单，千年民族国家的“血脉文化”及其要素构成，不会因百多年物质技术移植与简单的“形上”政体模仿而改变。
其次，国家“上层再生产”的功能关系未变。
一切优秀文明都以其政治文明为核心，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对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觉。
所谓政治，就是财富、权力、地位的分配与再分配。引述西方权威的论点：财富、权力、地位的分配“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贝尔DanielBell）。[1]275人类社会自“尚武”时代演进至今天的智力文明时代，财富、权力、地位再分配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担纲者，依旧是经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志士群体;同时，国家制度文化的主要制定者同样是由接受高等教育、握有国家治理权力、话语权、经济权的知识分子。换言之，高等教育依然既是国家治理阶级（阶层群体）又是国家制度文化特别是国家治理体制治理理论政策最主要的撰制者实施者的摇篮，其核心功能依旧是“国家上层再生产”。
同样可为佐证的是，至晚清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以中兴中华，成为中国近代的主体需求和有识之士的共识，受到举国关注，其意义超过清王朝覆灭这一重大事件本身，再次证明了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之重器与公器”的核心主旨地位。
第三，时代主题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没有改变。
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取代和否定“重建价值理想，重建新型国家政体，创建富强自由民主平等新中国”依旧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时代文化”或“血脉文化”的主题。这一时代主题的完成，不仅需要高等教育发挥无可替代的“人才库”的功能，同时需要其发挥核心“智力库”和高层次“技能库”的功能。因此，高等教育依旧是“国家之重器与公器”。
（二）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与职能目标
在价值取向与职能目标问题上，中国高等教育在不同阶段因具体历史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有共同之处。改革开放以前姑且不论，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初步摆脱了“左”倾思想束缚与制度实践，在走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国民经济建设过程中，汲取了世界先进的价值观和市场理念，高等教育的价值视野逐步拓宽，特别在培育实用专业技术人才方面大大缩小了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则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甚至十分严重的问题，诸如不讲“天下情怀”“社会良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讲使命担纲、国家重任;不讲道德底线;更有甚者竟将倡导讲价值理想、良知使命讽之为“政治挂帅”“政治说教”。
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高等教育核心是“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和“个人全面发展”。抛开西方高等教育形成过程中的教会原教旨“社会主义”及中世纪为教会贵族培养统治人才之目的不论，在西方大学理念、体制形成的过程中，个人本位的工具主义和社会本位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始终兼容并包相互依存。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崇尚群体主义。进入工业时代，法律和规则成为社会行为准绳和纽带，“分工”“合作”被马克思时代的诸多西方经济学家视为新的“生产力”，成为西方社会的传统“基因”。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倡导教育应塑造具有民族心灵的爱国者，兼容了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德国的《基本法》规定实行“社会环境市场经济（social-ecomarketeconomy）”，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和环境保护利益高于市场利益。20世纪初，杜威强调高等教育必须将个人充分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充分满足有机结合，使大学既“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又体现“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教育思想，在艾略特对哈佛大学的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成为西方现代大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在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两种价值取向兼容并包同时存在，绝非单一技术层面的“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2]
以此角度来分析，“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大师也非大楼也”等令人钦佩的论断，应视之为主要是对大学体制模式层面职业功能关系的阐扬，而不能以此取代对高等教育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崇高价值理念的追求与建树。
在党的十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分别从国家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社会层面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个人层面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二十四字的核心价值观，以“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如果说至盛唐，古代科举制度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依据儒家“内圣外王”之最高理想，将培养具有“先天”襟怀的国家治理精英、“共治人才”作为国家层面的宗旨与价值取向，成就了中国古代最先进开放平等民主的高等教育文化与体制。那么，作为国家重器与公器的今天的高等教育，应当适应大时代文化转型的需要，以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
第一，应将关注国家命运的天下情怀、“先天”意识、社会良知理念作为转型期中国高等教育之灵魂与价值取向。
第二，不仅要“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各类高等专业技术人才，而且应将培养能够担纲时代大任、探索创建富强自由民主平等新中国使命的栋梁之才，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目标。
（三）教育体制与办学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确立的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定位，在高等教育体制模式改革方面，逐步从高度集权向扩大高校办学自转变;从单一国有办学体制向多元办学体制转变;从单一投资体制向多渠道集资转变;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内部管理体制，向“公平竞争”“择优上岗”转变;特别是民办教育的长足发展，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然而，同样无可回避的现实是，由于历史与现实、观念与制度诸多方面的原因，在高等教育体制与办学模式上，依旧存在着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问题。
其一，“计划教育”体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校管理、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质量评估、教材建设、资金分配、教师编制、招生计划等一系列的审批申报、行政管制，压抑了高校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与活力，成为各种权利交易和寻租乱象的病灶。其二，办学权利的不平等不合理。在招生、学位授予、资金分配、资源配置直至校内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诸多方面多有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阻碍社会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束缚了高等教育的活力与创造力，影响教育质量的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其三，由于“计划教育”体制的存在，“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等高等教育的基本法则，在“行政本位”的束缚下，难有长足进取，成为制约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障碍。
基于上述实际，高等教育体制转型与模式创新必须坚持：
第一，打破“计划教育”体制，打破资源垄断，坚持教育权力平等和公平竞争，赋予公私办学同等待遇。
第二，弱化行政本位，在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实现自主办学、民主治校，坚持学术民主、思想自由。
第三，改变应试教育和整齐划一的管理体制，坚持因材施教。
传承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核心价值观的优良传统，吸纳世界的科学元素，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大文化需求的开放民主平等公正的现代高等教育新体制模式，是使高等教育履践时代价值理想、塑造栋梁之才、担纲“创建富强自由民主平等新中国”使命的最后一块基石。
首先，要重塑高等教育作为“国家重器与公器”的“上层再生产”的地位，担纲起探索构建当代新型“血脉文化”与“大文化”的信仰体系和国体重构、政体重构、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责任需要明确，强调高等教育的国家重器与公器的定位，并不意味着要加强国家行政管理的职能，而是通过明确定位，使得各级教育管理者和全体教师与学生明确自身的使命与担纲，从而更加坚定地将高等教育的国家责任与价值观贯穿落实于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各个层次与环节之中，落实到塑造国家栋梁、创新国家文化制度科学技术上来。。
其次，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将“为塑造培育具有‘先天’与‘天下’意识，能够担纲时代大任，探索创建富强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使命的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各领域高级专门之才”，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首要价值取向。
最后，要在上述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前提下，打破“计划教育”体制，坚持开放教育、自主办学、权力平等和“学术自由”“民主治校”，建立具有开放、民主、公平、公正性的新型高等教育办学模式。依此，构建新时期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
五、结语
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民族文明走向繁荣鼎盛的核心要素与灵魂是信仰，是价值理想。2000多年前的管子曾云：“治人者治心也，心治则国治”，即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曾在短短三年时间令800万正规军土崩瓦解，靠的是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廉洁政府和“建立民主自由平等富强新中国”的理想对知识青年与亿万国人的信仰感召。
今天，党和政府要代表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要创建符合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建设公平民主富强诚信时代需求的高等教育体制、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魂魄，核心是构建当代新型“血脉文化”与“大文化”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国民经济的命脉篇10
自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挂牌成立，颁布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来，标志着管理196户中央企业近7万亿国有资产的管理机构开始运行。历经八年多的发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2002年的7.13万亿元增加到现在的28万亿元，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20.2万亿元。截止2011年12月31日，央企户数已减至117家。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已有38家上榜。同时，在“十一五”期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和税后净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均实现了翻番，年均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15%。
2011年，中央企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核心目标，大力实施“一五三”战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但是，今天的改革，却引起了人们的质疑，究竟国企该何去何从，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二、两点思考
（一）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思考
1.问题提出
仿佛政府天生就与国有企业剪不断、理还乱。这不禁让民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总是向国有企业投以羡慕的眼光。究竟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不禁令人发问。
2.问题解决
正如党的第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我国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使每一个微观国有企业，成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适应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环境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那么，国有企业的股东就应该是全体国民，全体国民授权政府，政府再授权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行使出资人权利。其中，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投入的资本为法律依据，享有出资人权益，负有限责任。
通过国资委这一特设机构，从根本上切割国有企业与各级政府组成部门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利益纠葛，使国有企业还原为纯粹的“企业”。同时督促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照章纳税，税后利润视情况定额度上缴专门账户，用于全民福利保障或部分直接向全民分红。由此建立一种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监督、全民支持的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并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公有制形式。
因此，正如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所说：“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未来几年我国将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与此同时，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则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对有必要保持国有独资的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快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还原国有企业的“企业”属性，强化其“全民所有”的功能、价值和意义，推进国企改革走向市场，走向科学。
（二）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思考
1.问题提出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甚至在某些领域以寡头垄断的形式进行着经营，看着国有企业高额的利润和优裕的工资福利，广大人民对此不断发问，国企是不是应该完全参与市场竞争，不应该通过垄断资源、垄断政策等攫取高额利润。面对这样的疑问，我们不禁思考，国有企业是否应该打破固有经营范围，更广泛地参与市场竞争，亦或是国有企业只需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市场经济要求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呢？
2.问题解决
笔者认为，这应该从我国具体的国情出发来思考。我国现在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企改革实践中，通过抓大放小和战略重组战略，把国有经济收缩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收缩在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和公共服务领域，并让出了绝大部分的市场容量和空间，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充分竞争和发展。同时，通过不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力争使之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微观实体。这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企业经营范围的问题。
现如今，通过2012年《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可以明确看出：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鼓励、引导民间资本进行重组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完善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上市融资，继续推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这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加大国企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决心，已经从根本上破除了国有企业垄断的地位，在激烈的市场化竞争中，唯有能力者才能胜出。
三、总结
通过国企改革的两点思考，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仅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保障条件，而且全面拉动、促进了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加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使中国的经济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光明日报.关注国企系列报道之一：国企怎么样?光明日报，2012-04-17.
[2]赵正勇.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问题.改革与开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