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1
一、制度因素影响和决定着FDi的规模
从1992年开始，中国引进FDi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加入wto后，FDi进入的规模进一步增大，以至于对“FDi规模是否过大”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要想理清FDi的规模问题，就必须了解导致FDi大规模进入的原因，无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看，制度因素都是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原因。
(一)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制定FDi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研究导致FDi大量进入中国的原因的现有成果大多是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即从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它们主要是被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等所吸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中国政府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的政策，经济、政治比较稳定等因素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在吸引FDi的东道国区位优势中包含着道路、港口、航空、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政策规制、优惠、审批程序、政府质量等基本制度环境。通常，人们把前者称为“硬”的基础设施，后者称为“软”的基本环境。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软”和“硬”两方面因素，哪一个更重要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中国香港大学的几名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他们收集了从1990年到2002年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投资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案例中，“软”的基本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要大于“硬”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对美国和日本的FDi来说，“软”的基本环境是其关注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大陆来说，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越来越重视吸引更多的FDi，好象尽可能地推进市场改革比建设更多的公路和铁路更为重要，即使“软”的和“硬”的两方面因素都对资本流入有积极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从其他角度说明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区位条件和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正逐渐削弱。地区的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的有效干预度等制度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愈来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首先，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减少了政策上的倾斜，从而弱化了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区位条件的优势也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减弱。其次，外商投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到我国大陆投资的多为香港、台湾等周边地区的小型企业，它们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要求低收入、高产出、快周转，从而把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当作投资区位的首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我国内地市场，并逐渐取代港台的中小型企业，成为外资的主流。由于这些跨国公司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看重的是我国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影响短期收益的优惠政策和区位环境等因素对FDi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而关系着市场经济效率高低的制度环境则成为FDi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由于我国加入wto后做出和履行了很多制度上的承诺，这可能是进一步增大进入中国的FDi的规模的主要原因。
(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制度无效率”是导致FDi大规模进入的根源
目前，从需求角度分析产生更大的FDi需求的原因的成果还比较少。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采用需求面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FDi，认为“FDi的不成比例的现象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扭曲”，进而把“中国的FDi流入视作一种制度性现象”，并把这种分析框架称为“制度基础论”。
“制度基础论”在解释FDi大量进入中国的根源上有其独到之处。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比例是由中国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无效率导致的。”而且，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三个突出的制度性特征限定了中国的FDi类型。首先，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根据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经济性主从次序来分配资源的。政治性主从次序是无效率的，这是因为在这个次序的顶部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在其底部则是更有效率的私人企业。中国企业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它们的政治身份相关。其次，与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密切相关的是产权的不安全和私人企业所拥有的完整政治合法性的缺失，中国的法律体系对私人企业的保护较差。第三，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条块分割。条块分割意味着中国的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整体性较差。在不同的政治辖区之间，资产很难转移，而且，国内企业很少能参与到跨地区的投资中去。
制度的不合理即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和经济的条块分割又导致了四个经济性后果。首先，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由于银行信贷体系的慷慨注入而建立了很大的有价值的资产基础。但是，因为激励安排不够以及利润动力不足，在资产负债表上，它们积累了大量的金融损失和债务。其次，政治性主从次序使得私人企业遭受了严重的信用约束。这些信用约束不是因为私人企业无效率而是因为它们是“私人企业”。第三，完整的政治合法性和司法合法性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第四，中国经济条块分割本质上将一个多样性的大型市场划分为小型的同质条块市场，使地方性的国内企业对其他地区的商业机会不能或者代价高昂地做出反应，结果使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要弱于其应该拥有的竞争力。
国有部门的盈利能力较差，对中国私人企业的信用约束，私有产权的不安全，以及国内企业的弱势共同造成中国需要FDi，从而导致对FDi的某种程度的依赖。首先，对私人企业的歧视增加了中国对FDi的需求。在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下，私人企业家是受到信用约束的。因此，即使它们拥有必不可少的知识和能力，为了解决资金的约束、法律和政治身份不完整等由于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利状况，私人企业对FDi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因为，私人企业将其业务转化为外资所有，会得到两个方面的益处：一是长期融资的某种保证；二是处在中国政府为外资企业所规定的法律框架内，从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其次，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也推动了中国对FDi的需求。国有企业建立了重要的资产基础，但是，它们却依然因为运营的无效率而不能盈利。一个重要的资产基础与较差的盈利能力的组合，说明了国有企业是潜在的收购目标。而我国国有企业庞大的资金、技术需求依靠国内企业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必然需要大量的FDi参与。第三，经济的条块分割也增加了中国对FDi的需求。这是因为国内企业被迫在地方保护主义所限定的较小的地区市场中运营，削弱了其应有的竞争力。因为国内企业很少能在自己的辖区之外进行投资。所以，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就存在更多的投资机会。
“制度基础论”的结论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这与许多著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如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没有将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等看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不怕外企怕民企，不给民企给外企’的不正常观念和现象”。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更加明确地指出，“与其说我们对外资过度开放，不如说我们对民企的开放不足……不应该对引进外资做减法，而应该对民营企业或者内资做加法——其核心是公平待遇，这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二、产生和加剧FDi负效应的制度因素分析
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带来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诀窍和营销网络等“一揽子”经营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是，由于FDi追逐利润的本性和中国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弊端，使大规模进入中国的FDi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必须对这些负面效应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利用FDi。其实，在这些负效应的背后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制度背景，如果把这些制度上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很多负效应自然也就消失了。
(一)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与对FDi的“恶性竞争”是造成FDi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1.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长期政策倾斜加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利用FDi的差距，也拉大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优惠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截至2005年，中国各地区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125.1亿美元，其中，东部10省市占81.2%，中部6省占7.6%，西部12省区市占4.5%，东北3省占6.7%。与1979-2000年相比，2001-2005年东部10省
市实际利用FDi所占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西部12省区市下降1.2个百分点，而中部6省和东北3省分别增加了1.7和0.9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5年的增幅来看，东部10省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速度还是最快的，为年均7.9%，而同期中部6省只有4.5%，西部12省区市只有0.3%，东北3省则为负增长，为-1.3%。尤其是在2005年，东部10省市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提高了7.8个百分点，而中部6省和东北3省分别下降了3.4和4.8个百分点。
如果只以FDi绝对量的增加和外资政策的倾斜是无法解释一个地区为什么发达(或落后)的。这是因为每个地区初始的经济规模和自身条件并不相同。通常，地理便利、经济规模大的省份吸收的FDi就多。因此，我们还需借助评价外资效果的内部化指标，这里引入外资的业绩指数(《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东中西部地区的业绩指数分别为1.43、0.44、0.14，东部地区吸收的FDi明显超出其GDp份额，而西部只吸收了其GDp份额的14%。显然，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外资的投资业绩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区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西部外资流入的增加和外资政策的倾斜仍不能带动中西部地区的腾飞。
我国的FDi政策对扩大沿海和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政策面上，长期的有区别对待并非制度建设的好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再加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予以的优惠政策，有效地吸收了大量FDi。与此相反，内陆地区投资环境相对不利，在吸收FDi方面竞争力不足，这就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包括人均FDi的投资差额。
2.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导致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造成重视FDi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使引进的FDi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改革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具有了强烈的追求本地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相应获利机会，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动机。然而，中央给予地方的国有经济权力运作空间很有限，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大，迫使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外入手，进行增量制度创新，培育新产权主体，获得改革的比较效益。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做出种种制度安排，直接投资、组织或扶持非国有产权制度，由于外资企业的独特地位，地方政府官员都十分重视引进外资和促进“三资”企业的发展。
在引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许多“中国特色”的误区。特别是在国内盛行追求GDp政绩的背景下，招商引资对中国各级政府有巨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甚至会导致各地方政府在引资上的恶性竞争。有些地方的领导急于建立政绩，不做调查研究，未搞科学论证，却盲目下达不切实际的招商引资“硬指标”，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为了完成指标，不问投资者的信誉，不顾投入产出结构是否合理，也不管是否影响环境保护，敞开大门一概招来。
这种重视引资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经常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移入我国，从而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由于层层搞引资，人、财、物不集中，造成某些地方散、乱、差现象极其严重。
这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还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损失。长期以来，由于对税收优惠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我国的许多地方在引进外资的工作中常把税收优惠当作一种灵丹妙药，动辄就以税收优惠相许诺，这不仅达不到吸引外资的目的，还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导致国家利益受损，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过度的优惠政策和各地出台的五花八门的优惠措施还扰乱了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使外商无所适从，对我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产生怀疑，丧失在我国投资的信心，不利于国家招商引资战略的实施。
(二)制度供需非均衡是导致FDi的“挤出效应”和“垄断效应”的主要原因
制度供需非均衡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供给大于需求和需求大于供给。在中国关于FDi的政策制度当中，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
1.有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已经不适于当前的需要，但仍然长时期存在，额外增加利用外资的成本，减少了收益。
这里仅以FDi的挤出效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一是在产品市场，通过对当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学习过程以及成长历程产生影响，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二是在要素市场，通过影响当地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影响当地企业获得这些要素的成本来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FDi对当地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挤出或占用可能导致国内市场的垄断，进而阻碍国内投资的可持续增加的后果。
其实，FDi进入对东道国一些当地资本的挤出是必然的，关键是如果实现了高效率的FDi对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当地资本的挤出，这会提高当地资本的使用效率，是积极的影响。而在中国出现的事情却并不那么乐观，很多地方出现了FDi挤出了具有相同效率的当地资本，甚至还有低效率的FDi挤出了高效率的当地资本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长时间存在以经济成分来划分的对FDi的优惠政策。目前，这种优惠政策已经严重的不符合现实需要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需要向实行按照产业、区域设置投资优惠政策的方向改变，可是在现实中这种已经“过时”的优惠政策仍然在供给着。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资企业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普遍地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长期以来，在所得税方面，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要比外资企业高出一倍，甚至更多。尽管1994年税制改革对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实行了统一，但仍给予外资企业十多项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直到2007年才审议并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
外资企业在投资、金融和外贸等方面也享受优于内资企业的管理。在投资管理方面，主要是外方投资不受国家固定资产规模限制的约束，并实行单独的、更宽松、更快捷的审批程序；在金融管理方面，可自行从国际市场筹措资金，可开立外汇账户，实行意愿结汇等；在外贸管理方面，享有普遍的进出口经营权，对部分进出口配额实行单独渠道管理等。总体来看，外资企业要享有更宽松、更开放的经营管理环境。
内外资的不平等竞争地位导致的挤出效应可能使整体效率下降。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那些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外资企业因享受优惠政策从而加剧了FDi的挤出效应。特别是一些生产效率并不高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超国民待遇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挤压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其结果是导致产业整体效率下降，损害国家利益，最终影响有效利用外资目的的实现。甚至还出现内资千方百计变成外资，再向国内投资的现象。如果给予国内投资者同样的优惠政策，国内企业具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则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大大增强，可以实现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2.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但是，目前在我国很多制度供给滞后于这些新的需求。
加入wto后，FDi在我国的投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跨国并购为主要手段和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这里重点对FDi的“垄断效应”和跨国并购进行分析。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竞争，能促进国内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技术，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依靠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品牌等无形资产，在国内市场获得较强的垄断势力。各种超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企业在国内获得很大的竞争力，即使是一些不具备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企业，也能够据此获得市场优势。如果说在加入wto以前，我们对FDi在中国形成“垄断效应”还不以为然的话，那么，在加入wto后，当以跨国并购形式进入的FDi越来越多，而且跨国公司纷纷对我国主要行业的“龙头”企业实施“斩首并购”时，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国家工商总局于2004年5月完成的报告《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显示，一些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垄断趋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形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取得市场优势甚至是独占的地位。此外，在手机、电脑、网络设备、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我国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已占据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的垄断直接抑制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绿地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抢夺中国市场，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其直接的结果不仅是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而且使中国企业的民族品牌难以确立。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以零售业为例，前面提到的工商总局的报告指出，
外资过度进入零售业的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以南京为例，几家大型洋超市都或多或少地收取高昂的进场费，有的甚至还出现低价倾销、过高定价、价格歧视等不正当竞争。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工商部门没法直接查处洋超市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的垄断行为。
我国应该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竞争政策和完善的反垄断法，扶持民族企业的发展，促进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提高国家竞争力，增强经济活力。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因此我国制定的竞争政策要么不够完善，要么对于国内非效率行为(行政性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约束不力。更重要的是，无力规避跨国公司垄断产生的负面效应，以及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限制性商业行为等做法。因此，我国应加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竞争政策的法律法规，提高实施竞争政策的透明度，并积极准备，主动参与关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等。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都侧重于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而反过来从制度因素影响FDi的进入和利用效应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现在，对FDi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规模是否过大”和“如何认识与规避负效应”两个方面，本文试图从导致FDi大规模进入和产生一些负效应的制度因素入手，从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这两方面的热点问题。从而对我国利用FDi的规模和产生的负效应有更深刻的理解。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重视。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都侧重于FDi对中国制度变迁的影响，而反过来从制度因素影响FDi的进入和利用效应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见。现在，对FDi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规模是否过大”和“如何认识与规避负效应”两个方面，本文试图从导致FDi大规模进入和产生一些负效应的制度因素入手，从独特的视角来分析这两方面的热点问题。从而对我国利用FDi的规模和产生的负效应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制度因素影响和决定着FDi的规模
从1992年开始，中国引进FDi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加入wto后，FDi进入的规模进一步增大，以至于对“FDi规模是否过大”的讨论再度成为焦点。要想理清FDi的规模问题，就必须了解导致FDi大规模进入的原因，无论从供给方面还是从需求方面看，制度因素都是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原因。
(一)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制度因素对跨国公司制定FDi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研究导致FDi大量进入中国的原因的现有成果大多是从供给的角度入手，即从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它们主要是被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等所吸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主要是中国政府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的政策，经济、政治比较稳定等因素对外国投资具有吸引力。在吸引FDi的东道国区位优势中包含着道路、港口、航空、通讯等基础设施以及政策规制、优惠、审批程序、政府质量等基本制度环境。通常，人们把前者称为“硬”的基础设施，后者称为“软”的基本环境。在中国吸引FDi的过程中，“软”和“硬”两方面因素，哪一个更重要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中国香港大学的几名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研究，他们收集了从1990年到2002年美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投资的数据，通过回归分析他们发现，在大多数案例中，“软”的基本环境对FDi流入的影响要大于“硬”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对美国和日本的FDi来说，“软”的基本环境是其关注的最重要的因素。对中国大陆来说，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越来越重视吸引更多的FDi，好象尽可能地推进市场改革比建设更多的公路和铁路更为重要，即使“软”的和“硬”的两方面因素都对资本流入有积极的影响。
我国学者也从其他角度说明了良好的制度环境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FDi。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区位条件和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力正逐渐削弱。地区的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政府的有效干预度等制度因素在吸引FDi的过程中愈来愈重要。这主要是因为：首先，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逐步减少了政策上的倾斜，从而弱化了优惠政策对FDi的影响；区位条件的优势也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和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日渐减弱。其次，外商投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到我国大陆投资的多为香港、台湾等周边地区的小型企业，它们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要求低收入、高产出、快周转，从而把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当作投资区位的首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纷纷抢滩我国内地市场，并逐渐取代港台的中小型企业，成为外资的主流。由于这些跨国公司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看重的是我国内地广阔的市场和巨大的潜在利益，因此，影响短期收益的优惠政策和区位环境等因素对FDi的吸引力进一步减弱，而关系着市场经济效率高低的制度环境则成为FDi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由于我国加入wto后做出和履行了很多制度上的承诺，这可能是进一步增大进入中国的FDi的规模的主要原因。
(二)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制度无效率”是导致FDi大规模进入的根源
目前，从需求角度分析产生更大的FDi需求的原因的成果还比较少。在这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采用需求面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FDi，认为“FDi的不成比例的现象是基于中国经济的制度性扭曲”，进而把“中国的FDi流入视作一种制度性现象”，并把这种分析框架称为“制度基础论”。
“制度基础论”在解释FDi大量进入中国的根源上有其独到之处。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比例是由中国金融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无效率导致的。”而且，中国经济中存在的三个突出的制度性特征限定了中国的FDi类型。首先，中国的金融系统是根据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而不是根据企业的经济性主从次序来分配资源的。政治性主从次序是无效率的，这是因为在这个次序的顶部是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而在其底部则是更有效率的私人企业。中国企业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它们的政治身份相关。其次，与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密切相关的是产权的不安全和私人企业所拥有的完整政治合法性的缺失，中国的法律体系对私人企业的保护较差。第三，中国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条块分割。条块分割意味着中国的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整体性较差。在不同的政治辖区之间，资产很难转移，而且，国内企业很少能参与到跨地区的投资中去。
制度的不合理即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和经济的条块分割又导致了四个经济性后果。首先，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由于银行信贷体系的慷慨注入而建立了很大的有价值的资产基础。但是，因为激励安排不够以及利润动力不足，在资产负债表上，它们积累了大量的金融损失和债务。其次，政治性主从次序使得私人企业遭受了严重的信用约束。这些信用约束不是因为私人企业无效率而是因为它们是“私人企业”。第三，完整的政治合法性和司法合法性的缺失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第四，中国经济条块分割本质上将一个多样性的大型市场划分为小型的同质条块市场，使地方性的国内企业对其他地区的商业机会不能或者代价高昂地做出反应，结果使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要弱于其应该拥有的竞争力。
国有部门的盈利能力较差，对中国私人企业的信用约束，私有产权的不安全，以及国内企业的弱势共同造成中国需要FDi，从而导致对FDi的某种程度的依赖。首先，对私人企业的歧视增加了中国对FDi的需求。在企业的政治性主从次序下，私人企业家是受到信用约束的。因此，即使它们拥有必不可少的知识和能力，为了解决资金的约束、法律和政治身份不完整等由于制度扭曲造成的不利状况，私人企业对FDi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因为，私人企业将其业务转化为外资所有，会得到两个方面的益处：一是长期融资的某种保证；二是处在中国政府为外资企业所规定的法律框架内，从而得到更好的保护。其次，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也推动了中国对FDi的需求。国有企业建立了重要的资产基础，但是，它们却依然因为运营的无效率而不能盈利。一个重要的资产基础与较差的盈利能力的组合，说明了国有企业是潜在的收购目标。而我国国有企业庞大的资金、技术需求依靠国内企业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必然需要大量的FDi参与。第三，经济的条块分割也增加了中国对FDi的需求。这是因为国内企业被迫在地方保护主义所限定的较小的地区市场中运营，削弱了其应有的竞争力。因为国内企业很少能在自己的辖区之外进行投资。所以，对于外国企业而言，就存在更多的投资机会。
“制度基础论”的结论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这与许多著名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如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认为，“长期以来，政府没有将国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等看待，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不怕外企怕民企，不给民企给外企’的不正常观念和现象”。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更加明确地指出，“与其说我们对外资过度开放，不如说我们对民企的开放不足……不应该对引进外资做减法，而应该对民营企业或者内资做加法——其核心是公平待遇，这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二、产生和加剧FDi负效应的制度因素分析
FDi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定的。它带来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诀窍和营销网络等“一揽子”经营资源，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快了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但是，由于FDi追逐利润的本性和中国在制度与政策上的弊端，使大规模进入中国的FDi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必须对这些负面效应有正确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利用FDi。其实，在这些负效应的背后都存在着不合理的制度背景，如果把这些制度上的不合理问题解决了，很多负效应自然也就消失了。
(一)中央政府的政策倾斜和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与对FDi的“恶性竞争”是造成FDi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主要原因
1.中央政府对东部地区的长期政策倾斜加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利用FDi的差距，也拉大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受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优惠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截至2005年，中国各地区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125.1亿美元，其中，东部10省市占81.2%，中部6省占7.6%，西部12省区市占4.5%，东北3省占6.7%。与1979-2000年相比，2001-2005年东部10省
市实际利用FDi所占比重下降了1.4个百分点，西部12省区市下降1.2个百分点，而中部6省和东北3省分别增加了1.7和0.9个百分点。从2001年到2005年的增幅来看，东部10省市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增长速度还是最快的，为年均7.9%，而同期中部6省只有4.5%，西部12省区市只有0.3%，东北3省则为负增长，为-1.3%。尤其是在2005年，东部10省市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提高了7.8个百分点，而中部6省和东北3省分别下降了3.4和4.8个百分点。
如果只以FDi绝对量的增加和外资政策的倾斜是无法解释一个地区为什么发达(或落后)的。这是因为每个地区初始的经济规模和自身条件并不相同。通常，地理便利、经济规模大的省份吸收的FDi就多。因此，我们还需借助评价外资效果的内部化指标，这里引入外资的业绩指数(《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东中西部地区的业绩指数分别为1.43、0.44、0.14，东部地区吸收的FDi明显超出其GDp份额，而西部只吸收了其GDp份额的14%。显然，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外资的投资业绩存在非常明显的地区差距，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西部外资流入的增加和外资政策的倾斜仍不能带动中西部地区的腾飞。
我国的FDi政策对扩大沿海和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差距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起始阶段，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无可非议的，但在政策面上，长期的有区别对待并非制度建设的好事。由于沿海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缘优势，再加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予以的优惠政策，有效地吸收了大量FDi。与此相反，内陆地区投资环境相对不利，在吸收FDi方面竞争力不足，这就扩大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也包括人均FDi的投资差额。
2.地方政府的制度安排导致招商引资上的恶性竞争，造成重视FDi的数量而忽视了质量，使引进的FDi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
改革初期，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使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具有了强烈的追求本地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相应获利机会，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动机。然而，中央给予地方的国有经济权力运作空间很有限，改革的难度和成本大，迫使地方政府从传统体制外入手，进行增量制度创新，培育新产权主体，获得改革的比较效益。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做出种种制度安排，直接投资、组织或扶持非国有产权制度，由于外资企业的独特地位，地方政府官员都十分重视引进外资和促进“三资”企业的发展。
在引资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许多“中国特色”的误区。特别是在国内盛行追求GDp政绩的背景下，招商引资对中国各级政府有巨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甚至会导致各地方政府在引资上的恶性竞争。有些地方的领导急于建立政绩，不做调查研究，未搞科学论证，却盲目下达不切实际的招商引资“硬指标”，作为考核政绩的重要标准。为了完成指标，不问投资者的信誉，不顾投入产出结构是否合理，也不管是否影响环境保护，敞开大门一概招来。
这种重视引资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经常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移入我国，从而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由于层层搞引资，人、财、物不集中，造成某些地方散、乱、差现象极其严重。
这种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恶性竞争还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损失。长期以来，由于对税收优惠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我国的许多地方在引进外资的工作中常把税收优惠当作一种灵丹妙药，动辄就以税收优惠相许诺，这不仅达不到吸引外资的目的，还造成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导致国家利益受损，造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过度的优惠政策和各地出台的五花八门的优惠措施还扰乱了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法律，使外商无所适从，对我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产生怀疑，丧失在我国投资的信心，不利于国家招商引资战略的实施。
(二)制度供需非均衡是导致FDi的“挤出效应”和“垄断效应”的主要原因
制度供需非均衡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供给大于需求和需求大于供给。在中国关于FDi的政策制度当中，两种情况是同时存在的。
1.有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已经不适于当前的需要，但仍然长时期存在，额外增加利用外资的成本，减少了收益。
这里仅以FDi的挤出效应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外商投资的挤出效应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一是在产品市场，通过对当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学习过程以及成长历程产生影响，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二是在要素市场，通过影响当地企业可以获得的资金、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或者影响当地企业获得这些要素的成本来挤出当地企业与投资。FDi对当地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挤出或占用可能导致国内市场的垄断，进而阻碍国内投资的可持续增加的后果。
其实，FDi进入对东道国一些当地资本的挤出是必然的，关键是如果实现了高效率的FDi对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当地资本的挤出，这会提高当地资本的使用效率，是积极的影响。而在中国出现的事情却并不那么乐观，很多地方出现了FDi挤出了具有相同效率的当地资本，甚至还有低效率的FDi挤出了高效率的当地资本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我国长时间存在以经济成分来划分的对FDi的优惠政策。目前，这种优惠政策已经严重的不符合现实需要了，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需要向实行按照产业、区域设置投资优惠政策的方向改变，可是在现实中这种已经“过时”的优惠政策仍然在供给着。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资企业贯彻“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普遍地给予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待遇。长期以来，在所得税方面，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要比外资企业高出一倍，甚至更多。尽管1994年税制改革对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税率实行了统一，但仍给予外资企业十多项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直到2007年才审议并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
外资企业在投资、金融和外贸等方面也享受优于内资企业的管理。在投资管理方面，主要是外方投资不受国家固定资产规模限制的约束，并实行单独的、更宽松、更快捷的审批程序；在金融管理方面，可自行从国际市场筹措资金，可开立外汇账户，实行意愿结汇等；在外贸管理方面，享有普遍的进出口经营权，对部分进出口配额实行单独渠道管理等。总体来看，外资企业要享有更宽松、更开放的经营管理环境。
内外资的不平等竞争地位导致的挤出效应可能使整体效率下降。外资进入的行业主要是那些竞争性行业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外资企业因享受优惠政策从而加剧了FDi的挤出效应。特别是一些生产效率并不高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超国民待遇在国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挤压了相对具有更高效率的国内企业。其结果是导致产业整体效率下降，损害国家利益，最终影响有效利用外资目的的实现。甚至还出现内资千方百计变成外资，再向国内投资的现象。如果给予国内投资者同样的优惠政策，国内企业具有同样的有利条件，则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大大增强，可以实现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
2.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但是，目前在我国很多制度供给滞后于这些新的需求。
加入wto后，FDi在我国的投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跨国并购为主要手段和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所以，在这里重点对FDi的“垄断效应”和跨国并购进行分析。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促进了市场竞争，能促进国内企业改善管理、提高技术，产生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但另一方面，外资企业也依靠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及品牌等无形资产，在国内市场获得较强的垄断势力。各种超国民待遇使得外资企业在国内获得很大的竞争力，即使是一些不具备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的企业，也能够据此获得市场优势。如果说在加入wto以前，我们对FDi在中国形成“垄断效应”还不以为然的话，那么，在加入wto后，当以跨国并购形式进入的FDi越来越多，而且跨国公司纷纷对我国主要行业的“龙头”企业实施“斩首并购”时，就不能再无动于衷了。
国家工商总局于2004年5月完成的报告《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显示，一些进入我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逐渐显现垄断趋势，许多国内企业遭到蚕食。跨国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本，通过企业横向并购、品牌控制等形式迅速扩大规模和实力，在我国取得市场优势甚至是独占的地位。此外，在手机、电脑、网络设备、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我国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已占据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
跨国公司的垄断直接抑制了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跨国公司通过绿地投资或并购中国企业的方式抢夺中国市场，对许多行业实现了垄断或者处于垄断的临界点。其直接的结果不仅是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而且使中国企业的民族品牌难以确立。与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普遍缺乏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以零售业为例，前面提到的工商总局的报告指出，
外资过度进入零售业的负面作用已经显现，以南京为例，几家大型洋超市都或多或少地收取高昂的进场费，有的甚至还出现低价倾销、过高定价、价格歧视等不正当竞争。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工商部门没法直接查处洋超市限制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的垄断行为。
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污染密集行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2年，在我国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将经济绿色发展――即发展仍是首要，不过是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向前进[1]――设定成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过程。然而，随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也有恶化的趋势。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造成东道国污染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现有的研究多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国，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结合，理论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进而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确实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但其影响的还不严重，即便如此，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应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恶化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以货币度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3%，至2011其总量达到1160.1亿美元；从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计达65.98万项，其中，2011年为2.75万项[2]。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FDi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从1992年至今各项指标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图1）。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So2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国内外不乏就FDi的流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理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其假说检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往往会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成本很低时，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现环境倾销现象[3-4]。另外，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污染避难所的出现[5-6]。然而，基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环境业绩比较研究，现有部分文献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环境恶化并不是跨国公司造成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通过对马来群岛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资或是外资控股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环保技术，环境业绩比本土企业要好[7]。利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数据，wang和Jin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环境业绩最好的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环境治理水平优于我国国有或私人企业并在统计上显著[8]。上述研究都仅是从实证角度出发，尚缺乏从贸易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首先构造贸易理论模型，进而将FDi区位选择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转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运用我国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我们将实证检验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国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行业。
杨博琼等：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其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和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为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图2FDi在各个产业分布图
Fig.2DistributionofFDiinthreesectors图2表明，从流入中国的FDi在三大产业内的分布看，FDi在三大产业是非均衡分布，第二产业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9]。在2010年，实际投向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6.2%，从投资绝对值角度看，从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达534.48亿美元；1999年最低，为283.85亿美元。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5-2005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外资流入平稳增长，从1995年的69.6%增长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77.2%。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多方驱动下，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06年降为67.4%，2007一年之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57.3%。从此，FDi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一直停滞。
尽管从基本的产业分布来看，FDi还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较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但是FDi集中于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产品更接近国内消费市场和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简单的产业分布及其趋势分析不足以证明我国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论研究
关于FDi区位选择问题，现有文献表明税收、市场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税及税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税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要素[11]。还有，经济的集聚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对于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论述较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们认为对于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比较有影响的是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预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针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税收即有理论也有实证分析。markusen理论推导出税收对跨国公司去留存在负向作用机理，即税收过高跨国公司则被驱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认为环境税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影响，与markusen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问题而非程度问题[14-16]。前者分析了在环境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竞争性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解[15]，后者分析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连续性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例如获得专利的企业倾向于环境政策稳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对象均为污染企业，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均属于工业行业。这也暗示非工业企业的污染是相对轻微，对于污染税或环境规制也不会特别敏感。
基于贸易理论，有关学者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17-18]。前者对于全球贸易分工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对污染比例较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污染税征收较高，因此会迫使产业链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taylor的模型，对于中国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18-19]。其理论贡献是将加工贸易从普通贸易中单列出来，对于以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为目的FDi生产（即垂直型FDi）生产进行了分析[12]。该文也同样认为产业链中的污染密集部分会被世界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但是仅考虑了垂直型FDi，缺乏对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为目的FDi（水平型FDi）区位选择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真空，本文将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对工业部门的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1污染的供给函数
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由社会上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假定全社会有n个消费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类似的，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损失所组成，且两种效用是可以分离的，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阶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函数h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于是，当产品价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给定时，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会产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从Copeland和taylor假定产品价格不会变化[12]。由此，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由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减去污染所带来的效应组成。根据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会污染总排放为Z，政府的污染税为τ，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税收等于所有人的边际成本之和。政府的税收由代表性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其表达式为：
τ=-nVZ/Vi=nγ5u’（i）（3）
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3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
一、引言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环境的承载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学家也密切关注环境质量变化。Grossman和Krueger（1991）提出envieonmentKuznetsCurve（eKC）假说，即环境质量随着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先增大后缩小的关系，即呈倒U型曲线关系，[1]。
环境竟次理论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间对待环境政策强度和实施环境标准的行为类似于“公共地悲剧”的发生过程，每个国家都担心他国采取比本国更低的环境标准而使本国的工业失去竞争优势。因而，国家之间会竟相采取比他国更低的环境标准和次优的环境政策项目管理论文，结果是每个国家都会采取比没有国际经济竞争时更低的环境标准，从而加剧全球环境恶化。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在一国单方提高环境标准的情况下，国内企业和环境标准低的外国企业相比失去其竞争优势，从而使高环境标准国家的企业将生产转向低环境标准国家。若在实行不同环境政策强度和环境标准的国家间存在自由贸易，实行低环境政策强度和低环境标准的国家，因外部性内部化的差异而使该国企业所承受的环境成本相对要低。在该国进行生产时，其产品价格就会比在母国生产出同样产品的价格相应要低。因此，该国在投资和生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这种由成本差异所产生的“拉力”会吸引国外的企业到该国安家落户。
eskeland和Harrison(2003)认为污染密集型的外资企业运用的生产和污染消除技术通常比东道国本地的企业更先进和更有利于改善环境。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替代部分东道国同行业低效生产的企业,则东道国的整个污染状况将有可能好转[2]。郭红燕和韩立岩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FDi存量与环境管制变量呈正相关，表明中国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显现出“污染避难所”效应[3]。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一）东部和中部的FDi区域分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长迅速。1979-1984年总计41.04亿美元，而后从1985年的19.56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923.95亿美元，1979-2008年累计达8526.13亿美元。2007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利用FDi所占比重分别为78.27%、15.30%。[4]2008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为923.95亿美元，FDi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项目管理论文，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福建和辽宁，2008年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的FDi的总额为543.7104亿美元。东部地区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江苏为251.2亿美元、广东为191.27亿美元、辽宁为120.2亿美元，上海、浙江、福建分别为100.84亿美元、100.729亿美元、100.256亿美元（见图1-图3），江苏和广东占200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47.93%。中部地区主要集中于湖南、江西和湖北。但2007年以来，安徽和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08年中部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河南为40.327亿美元、湖南为40.052亿美元、江西为36.037亿美元、安徽为34.9亿美元、湖北为32.45亿美元，中部五省占中国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的19.89%。
图1中国东部和中部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2中国东部十一省（市）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图3中国中部八省2003～2008年FDi区域分布（亿美元）
（二）变量选取
考虑统计口径一致和数据的连续性，选取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亿标立方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万吨）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为环境污染指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作为经济增长指标，此外，考虑国际贸易因素中污染的可输出性，用FDi作为污染的输出指标（万美元）。So2、FS、FQ、GYYC、GYFC、GtCS、GtpF分别表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万美元）。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项目管理论文，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根据1986至2009年省（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LnSo2、LnFS、LnFQ、LnGYYC、LnGYFC、LnGtCS、LnGtpF分别表示污染指标的自然对数，LnY、LnFDi分别表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然对数。本文中东部十一个省（市）为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辽宁、海南、山东、福建、河北、天津；中部八省为湖南、湖北、安徽、山西、江西、黑龙江、吉林、河南。通过东部和中部的数据研究中国东部和中部省（市）FDi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
（三）模型设定形式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同时具有截面、时序的两维特性，模型中参数在不同截面、时序样本点上是否相同，直接决定模型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根据截距向量和系数向量中各分量限制要求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可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形式。在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之前，需要检验样本数据适合上述哪种形式，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设有因变量与1×k维解释变量向量，满足线性关系：
，=1，2，…，n，=1项目管理论文，2，…，t
其中n表示个体截面成员的个数，t表示每个截面成员的观察时期总数，参数表示模型的常数项，表示对应于解释变量的k×1维系数向量，k表示解释变量个数。随机误差项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同方差假设。采用F-test检验如下两个假设：
H1:个体变量系数相等；H2:截距项和个体变量系数都相等。
如果H2被接受，则属于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混合估计；如果H2被拒绝,则检验假设H1，如果H1被接受，则属于变截距，否则属于变系数。变系数、变截距和混合估计的残差平方和分别为S1、S2、S3,面板个体数量为n，面板时间跨度为t，根据wald定理在H2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2项目管理论文，在H1假设条件下构建统计量F1，其中：
～F[(n-1)(K+1),n(t-K-1)]
～F[(n-1)K,n(t-K-1)]
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2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2，继续检验假设H1。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若计算得到的统计量F1的值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假设H1，用变系数模型拟合，反之，则用变截距模型拟合。
三、东部和中部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相关数据，借助eviews6.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七个环境污染指标分别进行回归。采用pooledeGLS(Cross-sectionweights)消除异方差，采用广义差分法消除自相关，回归后的残差是平稳序列。回归结果见表1-表8
（一）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影响差异分析
表1东部地区LnFS、LnFQ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LnFS
LnFQ
变量
参数
固定效应
参数
固定效应
α
24.7998(1.8722***)
49.3840(4.0923*)
-3.6806(-1.4613***)
-13.1905(-3.2263*)
0.4188(1.4567***)
1.3574(2.9634*)
-0.0158(-1.4541***)
-0.0440(-2.5825*)
aR(1)
0.9958(42.3684*)
0.8089(24.7612*)
海南--LnFDi
0.1027(1.2365)
-8.0449
0.1302(0.9513)
-3.7321
河北--LnFDi
-0.0088(-0.1280)
3.8736
0.0835(1.1098)
0.0014
上海--LnFDi
0.0259(1.0531)
-15.5458
-0.1318(-0.9580)
1.1533
浙江--LnFDi
-0.0384(-0.5847)
10.5687
0.0745(1.3692)
-0.4913
辽宁--LnFDi
-0.0835(-1.6476***)
-5.4319
0.0426(0.3272)
0.1718
广东--LnFDi
-0.0392(-0.3555)
6.3472
-0.0459(-0.3756)
0.9825
北京--LnFDi
0.0135(0.3381)
-21.1233
-0.0295(-0.4951)
-0.8745
天津--LnFDi
-0.0078(-0.1072)
-5.6961
-0.0204(-0.1636)
-1.0105
江苏--LnFDi
-0.0415(-0.7790)
7.6127
-0.1504(-2.2292**)
2.7120
福建--LnFDi
-0.0955(-0.7093)
12.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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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44
山东--LnFDi
-0.0727(-2.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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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9996
0.9985
F
21721.19
5607.094
D-w
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河南；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绩效评价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7)02―0056―06
收稿日期：2006―08―09
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河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利用外资从1985年的1208万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16261万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565万美元上升到87367万美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河南的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提升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和全国其它地区相比。却存在巨大的差距，2003年河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6位，但吸引FDi却排名第14位，存在巨大反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河南省尚需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为促进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提供外源动力。
一、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现状与特点
(一)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现状截至2004年底，河南省共有登记注册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600家，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486106万美元。平均规模为571．58万美元，其中投资规模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为301家。仅占全部企业的11．6％，体现了河南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规模仍显过小。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共有外商直接投资企业74家，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总数的2．85％，第二产业共有2035家，占全部的78．27％，第三产业共有491家，占全部的18．88％。第二产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部门，从投资额来看，情况基本一致，一、二、三产业占投资额的比重分别为：1．34％、76．94％和21．72％(表1)。
分时期考察，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存在变动，表2选取了1998、2001和2004三个年份来进行考察。总体来看，仍然是第二产业吸收了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最低的年份2001年，仍然超过60％，到2004年则高达78．23％。不同的是，第一产业吸收直接投资的比例均比2004年底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比例要高，2004年甚至高达4．94％，基本接近国际上对于第一产业吸引外资的一般比例。如果考虑统计口径的因素，比一般比例还要高一些。一个原因是河南省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加大了对：于二第一产业的倾斜力度，二是因为河南省有一些比较大的涉农企业，这也促使外资向第一产业进入；三是本表使用的数据是协议投资，而非实际投资，第一产业的实际投资比例往往较低。
深入国民经济各部门内部来考察，制造业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2004年底企业个数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分别为70．15％和52．53％。其次是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与供应业(占22．37％)、房地产业(占8．403％)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占5．278％)。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也是企业注销比例最高的行业，截止到2004年。制造业共注销512家企业．占全部注销企业633家的80．88％。体现了制造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也是活动最频繁的部门。
(二)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非均衡分布的特点
1．第一产业利用外资明显不足。表1可见，河南省第一产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不足，仅为1．34％，这虽然略高于全国第一产业利用外资1．15％的水平，但一般发展中国家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第一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为5％，虽然这里面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在国际上统计外商直接投资时，第一产业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农、林、牧、渔业，另一部分为采矿、采石、采油业，而我国统计时将采掘业计入第二产业从而降低了第一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即使将采矿业加入第一产业，河南省第一产业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也仅为1．75％，不足2％，距一般水平仍有很大差距。
2．第二产业是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最频繁的部门。第二产业是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部门，符合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截止到2004年底，河南省第二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的76．94％，和全国的68．93％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这一方面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第二产业比例较高，第二产业既是国民经济活动最活跃的部门，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活动最频繁的部门；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更注重于强调利用我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性质。从第二产业部门内部分布情况来看，河南制造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例为52．53％，低于全国60．35％的水平，而河南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比例却高达22．37％，远高于全国5．09％的水平。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是具有高垄断性的行业，换言之，高垄断部门的高垄断收益成为河南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这种情况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也不利于第二产业市场结构的优化。
3．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略显不足且内部存在不平衡。河南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的比例为21．72％，低于全国31．07％的水平，低了近10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总产值比重和全国相比而言，这一比例虽略显不足，但是相对适中的。2004年，河南第三产业总产值比重为30．08％，全国比重为32．01％。由于和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区域相比，河南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尚有差距，因而过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未必有利。河南第三产业中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较高的部门主要在房地产业(8．403％)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5．278％)。这两个行业占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61．17％，另外住宿和餐饮业(2．195％)、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77％)的比重也在2％以上。虽然第三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尚需要时间，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60％都是集中在第三产业，与之相比，我国及河南的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结构失衡的深层次原因
1．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间非均衡分布的理论解释。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国际投资部门的重点具有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并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这一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可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得到理论解释：(1)配弟一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总是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转向第三产业，这是由产业之间附加价值的相对差异造成的。现实经济中第二产业的附加价值高于第一产业，而第三产业的附加价值又高于第二产业，劳动力便具有由低收入产业向高收入产业转移的趋势，则产业结构的转移也
出现相应的梯度转移趋势；(2)国际投资引力定律指出国际投资部门投向的决定主要取决于行业投资密度的高低。据世界银行统计，1952年世界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投资密度平均比值约为4：3．8：3．2，因此，战后国际投资重点必然依次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3)产业内同向投资理论。产业内的同向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某一行业的企业在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时，也常把资本投向国外的同一行业。国内产业发展由第一向第二再到第三的梯度发展，导致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引起相同的效应。
2．国有经济产业分布的影响。一般而言，国有经济在产业或行业中的分布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变量。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国有经济体系相对成熟，同时通过与外资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国有企业还能享受到国家为吸引外资而提供的一系列税收、信贷和原料供应方面的优惠政策，从而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主要原因。但并非所有高国有比重部门都成为吸收外资的主要部门，因为受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指导目录》的影响，在同一部门内部的不同产业也受到较大影响。但总的来看，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如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房地产业同时也是吸收外资较多的部门，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却是受到较多限制的部门。
3．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经营目的的影响。从河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来看，截止2004年未，外商独资企业725家，占总计的27．88％，而合资和合作企业分别占61．62％和10．35％，合资经营是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从趋势来看，1995年中外合资企业登记注册为3532家，到2004年为1602家，10间减少了超过一半，而外商独资企业则从1995年的606家上升到2004年的725家。独资倾向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华投资的一大倾向，这一点在河南表现也很明显，一般而言，独资企业更强调将中国作为一个出口的平台，通过大量使用中国的低成本劳动要素，依托其自身较高的生产技术和全球营销途径来获取利润。河南虽然是农业大省，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高，难以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力量，而河南劳动力资源丰富所导致的工资成本低，和河南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高的特点，却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提供了条件。
4．外商直接投资初始行业分布的影响。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初始分布对后来的外资进入具有强的效应，这一方面在于产业本身的关联，如大量的处于同一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之间可以通过人员调动、商业联动等联系来实现“知识溢出”，相互促进。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毕竟跨越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体制和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从而会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全而影响其投资和发展，这些信息包括对劳动力市场的动作、东道国外资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对于合作伙伴的选择策略等，以前的投资无疑能够积累起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和经验，从而减少投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5．市场集中度的影响。东道国的行业市场发育情况也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选择，多数文献证实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导致了东道国市场竞争不够充分的结果，也有文献认为当东道国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高时，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抑制效应，但另外的研究认为已经形成垄断效应的行业对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吸引力，因为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兼并东道国的企业而实现快速占领市场的目的。事实上，河南省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相对较小，2004年底河南外资直接投资共2600家企业中，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美元的只有42家，而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占了33家，这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资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既不利于技术的获取，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长期调整。
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河南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2004年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加值为144．2亿元，比2000年的85．72亿元增长了1．68倍，年均增长33．64％。同期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增长了2．02倍，年均增长40．4％。从国有及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中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贡献来看，2000年到2004年五年间，河南省分别为7．43％、6．87％、6．67％、6．56％和6．18％，而同期全国则为23．98％、25．16％、25．98％、27．62％和27．81％。和全国相比，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存在两方面的明显不足：一是贡献率过小，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在10％以内，而全国则高于20％：二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呈逐年下降趋势，而全国则为上升趋势。
(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2004年河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3099．38亿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经济为169．31亿元，外商贡献率为5．46％。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贡献率尚比上年的5．39％有所增长，并且比2000年2．69％的贡献率高了一倍，但低于1995年的7．86％的水平。全国情况来看，2004年外商投资经济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贡献率为9．89％。就外商投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2004年全国比上年增长了41．94％，河南省则增长了35．96％，仍然落后于全国指标6个百分点。而且，就全国各地区情况而言，全部“三资”企业对总资产的贡献率河南在31个省市区中排名第25位(图1)，这与河南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序是极不对称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近年低于往年的情况，一个解释是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更注重于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所涉及到的科研及技术并不需要过多的固定资产投资。
(三)对工商税收的贡献2004年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利税总额为50．51亿元，而河南省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为794．78亿元，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率为6．36％，相比之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率为49．04％，集体企业为11．44％，私营企业为19．49％，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利税的贡献最低。从全国情况来看，产品销售税金和增殖税两项，“三资”企业的贡献率为16．62％，二者虽然并不完全重合，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商税收的贡献率仍显不足。
(四)对出口贸易的贡献外商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所以为出口商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特别是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对出口商品的贡献率更大。由于政府在审批外商投资项目时，除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属于既是国家鼓励又是国家急需的产品，可以全部在国内销售不受限制外，对于一般产品，均要求投资者做出产品全部外销或至少70％以上外销的承诺，否则不予批准，这种规定在客观上决定了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较高的出口贡献率。2000年以来，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部出口
总额的50％以上，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表3)，然而观察河南，情况不容乐观，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总出口额仅16．87％，且在2000年以来呈逐年递减趋势(表4)。
(五)对城镇就业的贡献2004年，河南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为14．87万人，比上年的14．04万人增加了0．83万人，从其所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来看，2004年为1．71％，比上年的1．67％仅提高了0．04个百分点，基本持平。但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工业增加值、对固定资产投资和对出口贸易的贡献来看，这已经是较好的表现．而上述各项指标均处于下滑趋势。2000年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为15．16万人，对城镇就业的贡献为1．76％，这样看来，就业方面基本趋于稳定。但与全国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城镇就业3．90％的贡献率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从趋势来看，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对城镇就业的贡献一直呈上升趋势，2000年到2004年分别为2．77％、2．80％、3．05％、3．37％和3．90％，相较之下，河南在这方面仍有不足。
(六)对地区平衡发展的贡献以人均生产总值来粗略的度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则2004年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是郑州市，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1233元，其次是济源市，为18417元，最低的是周口市，人均生产总值为4912元。从图2可见，除矿业城市资源存在较大差别外，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趋势线与实际利用外资走势线基本一致，各地区生产总值走势线和实际利用外资走势线也具有大致相似的关系。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存在重要影响。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性政策建议
(一)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河南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突出。目前，河南外商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以前已有所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如表1和表2所示，虽然截止到2004年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34％，但当年新签协议投向第一产业的比重却高达4．94％，已经体现了这一变化。但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与河南当前的产业结构之间仍存在差距，因此应该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二)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河南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5％的“三资”企业分布在消费品工业，重工业只有35％左右。2004年，河南重工业中“三资”企业工业增加值为80．23亿元，占河南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27％，特别是在重工业内部，重加工业比重较低，规模以上“三资”企业中，重加工业“三资”企业为9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三资”企业的21．26％，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33％。但是，河南甚至全国的情况却是，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相比重工业却非常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倾斜，包括向涉农第二产业的倾斜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强调三次产业的比例调整，更强调产业发展与资源要素禀赋的结合情况。河南是我国人口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农业大省，农业产值居全国第二位，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达3245．66万人，占全部从业人数的58．09％。但河南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存在不平衡性，农业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4．08％。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的倾斜力度，有助于河南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有效的促进第一产业的市场化水平。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的倾斜有两条思路，一是直接向第一产业投资，二是向涉农第二产业投资，特别是那些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公司+农户”型的涉农企业，加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发展，在促进第一产业发展的同时，拓展产业链条，密切三次产业之间的联系。
(四)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包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对河南省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加工工业中占有更高比重。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五)引导外商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河南省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这和全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从而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
(李恒电子信箱：hdlh@henu．edu．cn)
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政府选择
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我国就业人数：统计资料分析
充分就业是世界各国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因此，世界各国以及一些国际经济组织特别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影响的统计，依据统计数据来反映本国和世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就业状况。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统计，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分支机构的雇员大约有5400万人。这个数量与1985年的2200万人相比有了很大的提高。即便是与1998年的3600万人相比增加幅度也比较大。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比较稳定，比如1985年和1995年跨国公司在发达国家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均为1500万人，到了1998年才有了一定的提高，达到1700万人；而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增长却非常迅速。1985年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的子公司直接创造的就业数量为700万人，到了1995年这一数据变为1500万人，1998年时达到1900万人。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中方从业人数，是由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统计和公布的。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资料来看，随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不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中的中方就业人数也是随之不断增加的。2003年末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的863万人与1985年末的6万人相比增长了140多倍。从静态角度来看，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相当低，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很小，但从动态角度来看，其发展变化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是1985年的90多倍。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的跨国公司对全球就业量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量的影响，首先是统计口径过大和过小。口径过大是指统计数据不仅包括了直接就业创造量，而且还包括了转移就业量，即原有企业转移到外资企业的就业量；口径过小是指统计数据没有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量，即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而产生的就业机会。其次是统计中没有减去就业损失。统计数据中没有剔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而产生的就业损失量和挤出量，如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后的裁员、把我国企业排挤出市场造成的失业量等等。如果从现有统计数据中减去转移就业量、就业损失量以及就业挤出量，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绝对没有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字那样显著。可以说，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善，使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能客观、真实地反应出来。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是极其复杂的，因此只有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才能真实、客观反映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影响。1.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创造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增加新的生产能力，增加就业人数（直接创造效应），或者带动了前后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间接创造效应）。
从直接就业创造效应来看，首先，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有着一定的联系。一般来讲，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进入我国：一种方式是并购，即通过收购或兼并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另一种方式是新建企业，称之为“绿地投资”，即在东道国新建企业（没有包括合资和合作企业，只指独资经营企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不同，其对直接就业的创造效应也有所不同。新建企业可以直接增加生产能力，因此可以直接创造就业机会。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主要采取了新建企业的方式，2002年外商新建企业投资金额占外商实际直接投资总额的60.15％以上，所以外商投资新建企业对我国的就业贡献较大。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在短期内并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因而其在短期内不存在直接就业创造效应。其次，直接就业创造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结构和投资结构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有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就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而言，无论是新建企业，还是并购企业在理论上来讲都是存在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企业生产的投资品的购买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与其相关的前后向产业及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也极为有限，因而创造的就业机会也是有限的。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因此无法用精确的数据表现出这种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的强弱或大小程度。
2.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损失效应。就业损失效应主要是指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在重新整合、重组的过程中，精简人员而导致的就业人员就业机会损失或丧失。从国外企业并购案例来看，这种就业损失效应不仅存在，而且是严重的。1998年，美国参与国内和跨国并购的公司裁员多达73000人，占美国当年失业人数的11％。
我国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累积了大量的冗员，这些冗员有的以显性失业状态存在，有的以隐性失业状态存在。外商投资企业都是讲求效率的，所以并购我国企业后，不仅要把大量的冗员释放出来，而且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劳动者素质有较高的要求，还要把达不到这种要求的人员释放出来。另外，还由于岗位的压缩，编制的减少，使本来可以就业的人员也被释放出来，从而使他们失去就业岗位。因此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后，就要把大量的闲置人员以及素质较低的人员以及必要的原本可以就业的一部分人员从原有的就业岗位上剔除出来，形成规模较大的就业损失效应。尽管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但是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的案例并不少。此外，从外商投资并购我国企业投入的资金来看，尽管在2002年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5％，但是它所形成的就业损失效应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将会加剧我国的就业压力。
3.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就业挤出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以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国内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从而导致许多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
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后，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减员增效”。这一口号的提出主要是为了适应不断加剧的市场竞争。我国市场竞争不断加剧，除了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外，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资，特别是具有资金实力、技术实力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应对外商投资进入后的激烈竞争，国内企业不得不以“减员”的方式来提高“效率”和增强竞争力。同时，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还可能对企业的原有设备和技术进行革新，这样也可能排挤出大量失业人员。同样，我国企业为了与外商投资企业竞争，投资的新项目一开始就采用新设备、新技术，这样的新项目所能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数量相对减少，所以投资扩张对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作用是微弱的。此外，那些经受不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可能停产、倒闭，也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
4.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转移效应。就业转移效应是指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企业的合资或合作，使那些停产和濒临倒闭的企业得以挽救，从而转移了从业人员的就业。大家知道，与外商合资或合作的国内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问题”的企业。如果没有外商的合资或合作，这些企业可能被市场淘汰，企业中的就业人员就可能转变为失业人口。正是因为外商的合资或合作没有使这些企业倒闭，从而使就业人员的就业机会得到了挽救。需要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挽救的就业人数是原有企业就业人员的一种转移，并不是新增加了这么多的就业人口。
三、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不仅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也有破坏性作用。但长期以来，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种破坏性作用，以致于过高地估计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贡献，甚至出现了要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的设想。那么应如何看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呢？
首先要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创造效应。改革开放20多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外商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就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在肯定这种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正确看待其就业创造效应的积极影响，不能高估，否则必然会形成误导，并产生严重的后果。第一，正确看待官方公布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的就业存量（总量）来看，据商务部有关官员称，到2003年在中国运营的外资企业达22万家，就业人员超过2350万人。但又有官员称，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被大大高估，因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中没有剔除外商投资企业终止运营和撤资等情况。那么终止运营和撤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依然包括在就业存量之中，因此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我国从业人数存量就有可能被高估。另外，在这个就业存量中，包不包括上面我们提到的合资和合作企业的从业人数，如果包括，那么这个就业存量就更被大大高估了。如果这种高估存在的话，那么把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主渠道（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不仅没有吸纳就业的能力，反而不断向外排放失业人员，同时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单位由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如融资困难，限制了其生产能力的提高，因而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但有潜力；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似乎略好一些）是非常危险的。第二，正确看待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从理论上讲，间接就业创造效应是存在的，但在实践中并不一定是必然的。在我国的外商投资项目，一是集中在见效快、效益高的一些项目上，二是集中在高技术领域。无论是投资在哪个项目上，这些投资在国内的产业关联度都较低。因为外商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由于处于全球战略和利润共享的考虑，机器设备及原材料的采购、服务提供等绝大多数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因此对我国的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所创造的间接就业机会也是极其有限的。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要正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充分肯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做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指出这种负面影响，并不是对其积极影响的否定，相反，缺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负面影响的深刻认识，只会对我国引进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不利的影响。
尽管由于我国统计上的缺陷，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并购我国企业释放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也无法通过一定的数据来说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国内企业减少了多少就业人员以及国内企业停产或倒闭排挤出了多少失业人口，但是这种释放和排挤一定是存在的，而且其数量也是较大的。根据官方统计，到2001年底国有单位的职工人数从2000年底的8100万人减少到7640万人，2002年上半年又减少了120万人。2001年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人数减少了210万，2002年上半年又减少了30万。到目前为止，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从业人员减少了6000多万。尽管这6000多万从业人口的减少不能完全说是由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以及外商对我国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由外商并购我国企业以及外商对我国企业的挤压所造成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它也远远大于目前在外资企业从业人数的2350万人（这个数字还可能存在被高估的情况）。因此我们不能低估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产生的这种负面影响，必须正视这种情况。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总体影响来讲，究竟是积极效应大，还是负面效应大，在统计数据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难以从理论上做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但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总体结论，即对国际直接投资和我国就业量之间关系作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国际直接投资对第一、二产业的就业起到了负面作用，而对第三产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综合影响为负。也就是说，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和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是负面影响大于积极影响。也许这种分析具有某种缺陷，但也的确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应该是我们正视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时候了。
四、调整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政府的选择
从国家有关统计资料来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外商直接投资所吸纳的我国从业人数的增幅却大体呈下降的态势。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增加的影响只是一种短期效应。从长期来讲，今后在增加和扩大就业方面，最为重要的是重塑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之间的关系，确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内资在增加和扩大就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要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内资积累、强化内资增加就业的功能，建立以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为辅助，以内资拉动就业为主渠道的就业模式。这应该是政府的第一选择。政府的选择对我国今后几年缓解就业压力具有举足轻重和非常现实的意义。依据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的影响以及我国目前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建议搞好以下几点政策调整。
1.坚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并重，以劳动密集型扩大就业，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优化就业结构的政策。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国引资政策似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在这一政策的支持下，尽管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但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加。据统计，截至目前，世界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已有400家登陆中国。这些跨国公司的投资大多分布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然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但它所创造的就业岗位是有限的，而且对劳动者素质具有较高的要求。但这对于优化我国就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从扩大就业角度来讲，今后我国应继续把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作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以及今后政府政策的重点。
2.鼓励和支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投资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就业创造效应，从而扩大就业规模。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企业的内部购买投资品的原则，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率，对国内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带动作用极为有限，未能提供相当的就业机会。针对此种情况，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和使用国内企业生产的投资品，进而拉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规模。
3.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饱和市场，减轻对国内企业的竞争，以减少国内企业的失业排放量。限制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国内已经饱和的市场及与国内企业具有明显竞争关系的领域，可以减轻对内资企业的竞争挤压，降低对内资企业增加就业的负面影响。一般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和技术优势，而且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相抗衡，国内企业不得不在资本和技术上进行追赶，从而不断使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深化的步伐加快。国内企业资本和技术的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就是不断向外释放失业人口。更为严重的是，在饱和的市场中，无力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竞争的国内企业不得不被迫退出市场，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
4.真正落实国民待遇原则，充分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内资所享有的不平等待遇，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公平竞争，使得国内企业只能采取不断减少就业人口的方式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这对于缓解我国就业压力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我国应依据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有关规则，对外商直接投资尽快落实国民待遇原则，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国内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机会，加速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和积累能力，从而发挥国内企业就业的主渠道作用，扩大对失业人口的吸纳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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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工资水平；集聚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0004807
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广泛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Kang和Lee[1]分析了韩国企业在我国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冯涛等[2]运用空间统计学理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特征及影响因素。Chen[3]分析了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朱平芳等[4]从地方分权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田素华和杨烨超[5]基于198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我国的区位变动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时期和分地区的考察。从现有研究来看，虽然大都把工资水平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重要因素进行考察，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存在较大差异。
对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发展历程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在加入wto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时期，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在行业和区域分布上都进入了一个全面深化的阶段。与此同时，伴随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刘易斯拐点开始出现[6]，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廉价劳动力优势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开始消逝。然而，相关数据表明当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依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态势，且行业和区域分布也日趋合理。
显然，随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也存在着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对于不同行业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进行投资布局的决定因素也必然有所不同。正确理解这种演变规律，对于各地区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关于新时期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的研究，对应对当前我国面临的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变的挑战，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本文基于2002—2011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分析我国加入wto以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特征。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为各地区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二、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
目前关于地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部分。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大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和技术及工资溢出效应有效促进了地区工资水平的提高。但关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研究结论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传统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东道国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而劳动力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优势。区位理论的成本学派认为，成本最小化是外商直接投资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在各成本因素中，劳动力（工资）被认为是首要的考量因素之一。通常认为为了节约成本，外商直接投资会偏向于选择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但实证研究却得出了并不一致的结论，如wang和Swain[7]以及Cheng和Kwan[8]的研究得出工资成本与各国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而Chan和mason[9]的研究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也有学者研究表明，工资成本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变动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关于中国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区位变动资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na和Lightfoot[10]、Kang和Lee以及田素华和杨烨超[5]的研究发现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负相关。黄肖琦和柴敏[11]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陈平和欧燕[12]研究发现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随时间、地区和行业特征的差异会有所不同。赵祥[13]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朱平芳等以及冯伟等[14]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现有研究进行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产生这样显著不同的结论也并不足为奇。一方面，通常工资与劳动力素质和效率成正比，外商直接投资向高工资地区流动是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合理反应。随着知识在生产过程中重要性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选择拥有更多高素质人才、能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Lucas[15]认为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差异是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从发达国家大量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重要原因之一。Deichmann等[16]通过对转型经济体的研究也认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反映了人力资本的上升，这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高工资水平往往代表着较高的市场规模和消费水平，意味着对市场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的增加。根据投资动机、技术与生产结构，可以将外商直接投资分为出口型和市场型两类。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的廉价的生产要素，而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则主要是为了便于开拓东道国市场。高工资水平地区往往是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考虑的重点。
对于不同类型和行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说，工资成本的影响会有所不同。工资水平较高地区一般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一地区的选择看重的更多的可能是其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而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则会选择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更为充裕的地区。
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在行业、数量和区域分布等方面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探索、试点阶段（1979—1991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经济特区和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对于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海南、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北京、辽宁等11个省区，中部地区包括江西、安徽、河南、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湖南、湖北、山西等9个省区，西部地区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等11个省区。，行业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投资总额达25057亿美元。第二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1992—2001年）。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明显加快，总投资额达370169亿美元，较第一阶段增长了1377倍。在区域分布方面，除了在东部地区快速集聚外，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开始有所增长。在行业分布方面，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如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的制造等。第三阶段为全面推进阶段（2002年至今）。自加入wto以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进入新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长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出现了明显的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变，高端产业引进外资明显增加。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关的高端服务业投资也快速增加。此外，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加快，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但与东部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表1分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年外商投资总额比重变化
注：数据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图2我国东、中、西部地区FDi分布比重变化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具有突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但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工资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影响作用也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由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
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通常首先选择投资国家，然后再进行具体投资区域选择。在进行具体投资区域选择时的影响因素必然与进行投资国家选择时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基于此，并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将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概括为集聚、市场、制度和成本等四个方面。
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近年来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集聚效应是经济活动或相关设施在某一区域的集中所产生的正外部性。除知识溢出和市场联系外，由于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而也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区进行投资。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确存在重要影响。如冯涛等[2]通过对1987—2005年我国各省区外商直接投资数据的考察研究发现，我国省区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衡集聚是导致外商直接投资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曾贤刚[17]运用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区数据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集聚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田素华[18]运用1979—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阶段、分地区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特别是在2002—2008年这段期间。
市场因素通常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潜力和市场接近性。市场因素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市场型外商直接投资，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其能否实现盈利的关键。接近消费者或要素市场以便于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减少运输成本是其首要考虑因素。因此，较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持续快速的市场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市场规模和增长潜力大的地区大多数实证研究也都支持这一结论，如杨海生等[19]基于1994—2006年我国空间面板数据的研究，田素华[18]对外商直接投资占我国年度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化的研究等。也有学者研究得出市场规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如朱平芳等运用2003—2008年我国277个地级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
制度因素涵盖的内容较为广泛，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语言文化、商业惯例和政治体制等，还包括东道国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发展规划及政府战略等。Dunning[20]认为合理的制度会增加一个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关于制度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部分学者还从东道国环境保护政策[17]、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经济政策等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相对来说，政府行为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它不仅可以反映政府的干预能力和程度，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市场开放程度。对于转轨经济体来说，由于市场机制仍在逐步健全，政府行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尤为重要。我国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较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仍然非常突出。经济环境的市场化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更偏向于市场经济体制更为完善、政府干预较少的地区。
降低成本通常是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之一，因而必然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考量因素。除劳动力成本外，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还包括运输成本、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可以增强地区的集聚效应。Cheng和Kwan[8]以及Kumar[21]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进入基础设施更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赵祥[13]的研究发现各地区在交通、通讯和能源等硬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差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流动具有重要影响。曾贤刚[17]的研究也表明基础设施状况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田素华和杨烨超[5]对外商直接投资分时期和分地区的考察并没有得出有关基础设施影响的显著一致的结论。
四、模型设定与估计
根据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因素的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受到工资水平变动的影响，还会受到集聚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和成本因素的影响。集聚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前期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会对当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结合面板数据的特征，本文计量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为了考察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主要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作为市场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影响的变量，反映地区市场增长潜力；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反映可观测的地区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由各地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数计算加权所得；政府支出规模（gov），作为制度因素的变量，为当年预算内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城市人均拥有的铺装道路面积（road）和单位国土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com），反映地区基础设施状况；产业结构（str3），为第三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反映地区的产业集聚效应。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2008年、2009年和2010年三年作为时间控制变量，来考察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冲击。
本文采用的数据为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我国加入wto后，即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之后的2002—2011年，样本数为300个。所用数据分别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等，由作者整理计算所得，并且对各组数据分别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1所示。
表1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
对于模型的估计，Gmm估计无疑是进行动态面板估计最合适的方法。本文采用了动态面板Gmm估计中的一阶系统Gmm估计方法（one-SYSGmm）。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相对于差分Gmm，系统Gmm方法对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都进行了估计，并分别使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和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充分利用了全部的样本信息，因而估计更为有效。（2）相对于两阶段估计，一阶段估计不会因有限样本而出现标准差向下偏倚和估计量近似渐进分布的不可靠。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考虑到控制变量的内
生性问题和弱外生变量问题，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ggdp）和产业结构（str3）确定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而将工资水平（wage）、人均受教育年限（edu）和政府支出规模（gov）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为防止工具变量过多产生自由度损失问题，用collapse技术对Gmm类工具变量数量进行控制。根据arellano和Bover以及Blundell和Bond的建议，在模型估计时进行了工具变量有效性的Sargan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同时还对模型进行了是否序列相关的一阶和二阶序列相关检验aR（1）和aR（2），结果显示各模型在10%显著水平上均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明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选择是合理的。在对全国数据进行估计时我们还给出了混合oLS估计和固定面板估计的结果作为对照。
表2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估计
五、实证分析
表2列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1）—模型（3）为运用全国数据进行的估计，模型（4）—模型（6）分别为对东、中、西部地区数据进行的估计。
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工资水平的上升在全国范围内和中、西部地区，并没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相反，工资水平高的地区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与赵祥[13]、朱平芳等[4]以及冯伟等[14]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表明在我国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推进阶段之后，一方面，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与前两个阶段已有所不同，从原来以垂直型外商直接投资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水平型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相对于工资水平上升导致的生产成本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更加看重由工资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的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工资水平已基本能够反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而外商投资企业通常比内资企业对员工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等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向高工资水平地区聚集的重要原因。
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在这三大区域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的非均衡性。外商直接投资在西部地区对于工资高的地区比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偏好，在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工资水平较高的重庆、成都、西安和广西等。相对来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虽然也很不均衡，但其差异相对较小。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较为成熟，一方面，就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来说已不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较早，其聚集了较多的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在工资水平上升时，为降低劳动成本进行区域转移成为其最佳选择。这正是在东部地区工资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负相关的主要原因。
对全国数据以及分地区数据的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上一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之和的比重可显著提高本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这与如冯涛等[2]、曾贤刚[17]和田素华[18]的研究结论一致。现阶段集聚效应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在东部地区，集聚效应是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的主要原因。
同样地，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这与杨海生等[19]和田素华[18]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也佐证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类型正从成本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分地区来看，经济增长率是中部地区各省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对西部地区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结合工资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影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偏向于市场增长快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更偏向于劳动力素质高的地区。
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显著负相关，政府支出规模越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越小，这与田素华[18]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张军等也认为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对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吸引并留住外商直接投资。但我们认为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小反映了其提供公共服务规模的多少，另外也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而对市场的过多干预也正是外商直接投资所不乐见的。
此外，我们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在中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显著负相关，而在其他地区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这与我们所采用的数据为各省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而非就业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有关，由于中、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人才流失，这一指标不能有效反映地区劳动力素质。研究结果还表明，在东部地区单位国土面积长途光缆线路长度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其他地区并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2002—2011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考察了工资水平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关系。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偏向于工资水平高的地区，这并不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成本高的偏好，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日益提高，从而倾向于流入劳动力素质相对较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由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逐步转向占领我国国内市场，外商直接投资类型有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成本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的趋势。三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动的主要因素包括集聚效应、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和政府行为等，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不同特征，且存在较大差异。
2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非均衡性特征。自加入wto以后，我国进入了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推进阶段，外商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我国已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我国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转变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如何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结构面临着新的挑战。结合本文的具体分析，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大对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的投入，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在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比重。二是重视内需培养，不断扩大内需，强化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三是根据具体地区和行业特征制定针对性的政策，从而打破外商直接投资现有的路径依赖。东部地区应着重于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根据当地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聚集的行业与来源国别特征，充分利用聚集优势，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中、西部地区应形成政策合力，根据特定资源优势（包括人力资源）重点引进一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突破关键门槛，逐步培养自身的聚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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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7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都较少。尽管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较小，只有29.32％，因此，在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还不是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第二阶段从1992年到1998年，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外商投资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重超过对外借款，为74.02％，最高年份达78.14％（1994年），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的主渠道。第三阶段从1999年至今，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减缓，但外商投资金额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间，中国GDp年均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贡献。随着我国2001年成为wto正式成员，可以预见外商对我国的投资将会有较快增长，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都将继续提高，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也将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影响，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
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必须先了解外商投资在我国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特征，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而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则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额）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构成（单位：％）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
2.产业内部结构。总体来看，外商在我国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一直不大，在整个外商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协议金额累计仅120亿美元，而外商投资额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亿美元；同时，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也较小。从第一产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2001年1-6月第一产业的3.35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中，农业项目为2.22亿美元，占66.26％。
在第二产业中，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而建筑业所占的比重较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部协议投资中，工业比重最高的年份达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业的比重最高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产业的163.12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工业部门的投资为160.59亿美元，比重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对第三产业的协议投资额中，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尽管最近几年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综上所述，外商对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农业、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
3.工业内部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外商对我国工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其中加工工业的比重很高，原料工业的比重不大；轻工业的比重较高，重工业的比重较低；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业。
从最近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工业内部的分布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重很高，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投资比重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协议投资额中，制造业的平均比重为88.53％，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实际投资中，制造业的比重为89.78％，采掘业和电气水部门的平均比重分别为1.87％和8.35％。在制造业内部，外商投资比重较高的是机电工业、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4.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从外商在我国投资的地理分布来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等沿海地区。从表3可以看出，在过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相当少，无论是从协议金额来看，还是从实际投资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不足整个投资的15％，而85％以上的投资集中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一系列优惠措施的，西部地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余家企业在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
表2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外商投资情况（截至2000年底）（单位：亿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2001年中国外资统计年鉴》第3页
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几个特点，主要与下面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是与厂商经营的目标相关。厂商经营的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占领我国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这既与我国人口众多的市场优势相一致，也与外商经营目标相一致。
第一产业是我国重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首选领域，但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至2000年底仅为1.78％。其原因在于农业开发投资大，回收期长，利润率低，风险大，这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标不符。但同时也说明了我国农业开发条件较差，对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们在如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资方向的选择同时也与我国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相关。由于我国对消费品的进口限制较严，外商想要进入这一潜力巨大的市场，只有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而我国对重化学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较松，因此，对于我国的重化学工业品市场，外商主要通过贸易来占领。
二是与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相关。我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是轻工业投资较容易，而重化学工业投资较困难。与重工业相比，轻工业所需投资较少，能耗低，对于交通运输要求相对不严，选择余地大；加之轻工业品投资能够利用消费变化快的特点，投资者可以开发出更新、更适用、更美观、更便宜的产品来吸引消费者从而获得较高的利润。所以，外商比较青睐于对轻工业的投资。而重化学工业能耗大，对交通运输和相关产业发展的要求较高，而且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因此，外商对该行业投资兴趣不大。
三是与区域经济投资环境相关。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条件较差，基础产业薄弱，西部地区的整体投资环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3][4]因此，尽管外商投资有向我国中西部扩展的趋势，但这种趋势进展相对缓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外商投资仍将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改革和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增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认识我国的产业结构现状，找出调整结构偏差的对策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产业结构有以下特点：第一，GDp中第二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49.2％，高于标准结构的比例，服务业在GDp的份额为32.8％；与“标准结构”相比，明显偏低。第二，在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重过高，服务业比重偏低。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高达49.9％，显著高于标准就业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寻常；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就业比率为26.4％，而标准就业比率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镇人口在我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30.4％，远远低于标准化水平53.0％，表明中国标准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过程。第四，轻重工业比重偏差严重。最近几年，关于今后我国重工业应该得到较快发展，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应有较大幅度上升的观点比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国工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发展过于“轻型化”，中国目前的重工业比重较低，轻工业比重较高。
我国三次产业出现以上结构偏差，与外商对我国三次产业投资的结构性偏差有一定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加大了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一产业的投资比重很低，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实际投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高达70.38％，其中工业的投资比重高达66.57％，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1.42％，第三产业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就外方注册资本而言，第二产业的比重为64.08％，其中工业的占61.32％，而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为1.54％，第三产业的比重为34.4％。显然，外商投资结构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倾斜的特征很突出。
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看，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不合理下降，使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为突出，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偏差的加深，与外商投资过多地向工业部门倾斜有一定关系，其主要表现为：
1.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助长了我国消费品工业的过度扩张。近几年我国工业消费品相对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除了城乡消费需求趋缓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业比重过高的条件下工业结构向轻工业倾斜。80年代中期以来消费品工业一直扩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过度集中于消费品工业。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底我国三资工业企业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中，轻工业的比重占58％，重工业的投资比重占42％。
2.外资工业的结构倾斜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由于结构倾斜的存在，外资工业占我国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已达1/3，而占原料工业的两个比重只有10％左右。这个特点使外资工业的迅速发展更多地推动我国加工工业的扩张，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化的进程。
3.外商投资在第三产业的结构性偏差对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产生了明显影响。目前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而对其他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的投资比重很低，投资的结构性倾斜十分突出。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结构的高度倾斜，与我国第三产业内部对外开放度的差别有很大关系，除了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以及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邮电通信业之外，其他的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目前的对外开放度仍较低。
随着加入wto之后我国大多数第三产业部门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调整，外商将较大幅度增加对目前投资比重很低的第三产业部门的直接投资；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的外商投资比重在“十五”期间将明显上升；相应地，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比重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时间内，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直接投资的结构过度倾斜的状况会明显改变。
三、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与外商投资的产业导向政策
产业结构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既有来自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来自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调整产业结构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产业产值（或劳动就业）比重主要地位的转化，而是要面向国际产业的发展，在提升一、二次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真正提高产业素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证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结构呈现规律性的演变趋势。具体表现是：第一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的劳动力总数中的相对比重处于不断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逐渐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于下降；第三次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对比重上升，其中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产业变动呈现的这种总的趋势，是由各次产业的内在特征决定的。在工业现代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相对比重下降幅度最大，这是因为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属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对农产品的需求并不随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这样就使农业实现的国民收入份额趋于减少。第二产业工业相对比重上升，不仅因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工业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处于有利地位，而且经济发展中用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工业品市场，从而整个国民收入中工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但随着技术进步，工业有机构成提高会排斥自身的劳动力，而工业部门内各行业扩张的增殖又吸收劳动力，两相抵消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渐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趋向下降。第三产业服务部门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务”这种商品比农产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弹性，也由于第三产业门类繁多，许多行业具有劳动力和资金容易进入的特点，农业劳动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务业，因而第三产业各行业呈现广泛而显著的增长，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偏差的主要表现是工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比重太低，产业结构内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结构的升级缓慢，因此今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工业结构的升级。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构成及其影响来看，我国政府部门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力度。
1.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工业的投资比重。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的比重升幅过大，第三产业的实际比重下降，使得产业结构偏差变得更加突出。我国三次产业的结构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我国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高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远远低于这些国家的水平。目前，国际直接投资中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比重较之20世纪80年代迅速上升，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则相对下降。因此，我国应引导外商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相对降低对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这不仅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同时也符合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2.引导外商增加对重加工业的投资，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目前外商对我国工业的实际投资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费品工业，对重工业的投资只有40％左右。外资工业占我国消费品工业增加值、产品销售收入以及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产的比重约为30％，而重工业的同样比重只有15％。外资工业占以工业品为原料的消费品工业的增加值比重和产品销售收入比重2000年为38.25％和41.28％，固定资产净值比重和流动资产比重为34.52％和35.67％，而外资工业占重工业的前两个比重为27.67％和28.96％，后两个比重为24.35％和22.84％。但是，我国消费工业的产品相对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比重工业更加突出，“十五”期间工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是适度重型化，加强重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相应控制消费品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引导外商对工业的投资更多地转向重加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部门，相应地减少对消费品工业的投资比重。
3.引导外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利用外资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国内资金缺口，促进技术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国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资过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业，而一般加工工业中，有些是我国生产能力过剩和竞争激烈的产业，也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复建设、引进的产业。外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这些产业的过度竞争，造成对国内市场和国内企业的强烈冲击，致使部分国有一般加工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目前，外资工业虽然在机电工业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对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资企业同时在不少加工工业中也占有较高比重，这部分企业主要是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中小企业。而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具有由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的趋势，因此应利用这一趋势，进一步重视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引导外资更多地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薪技术产业，同时减少对一般加工工业的投资比重。
4.引导外商投资增加对薄弱的第三产业投资，减少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投资。外商对我国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导致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波动比较大，并对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在我国经济扩张时期，外商对房地产和社会服务的直接投资高度扩张，往往导致整个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经济相对紧缩时期，外商对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直接投资迅速收缩，导致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产业中投资结构倾斜现象的存在，房地产和社会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大幅度波动会直接造成整个第三产业的大幅度波动。显然，只有当第三产业外商投资结构过度倾斜趋势得到逐步改变后，外商对第三产业投资的周期性波动现象才会明显减少，由此对整个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才会相应下降。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较低的部门，如金融、保险、卫生体育、社会福利、科研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和文化艺术等，多数属于层次较高的服务部门，我国要提高其发展水平，必须通过相应的外资产业结构导向政策，引导外资合理地向这些行业投资。[5]
5.引导外商加强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中西部地区还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以优势产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体系，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相对薄弱，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很大差异，这势必会严重阻碍我国整体产业升级的进程。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大对外资地区流向的引导，以便有更多的外资投入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中，从而加强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使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产业关联机制，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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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8
我国从1979年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度达6224亿美元，是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内外学者致力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其中地理位置、市场情况以及生产成本等是其研究的重点，然而，在所积累的大量文献中，专注于研究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较少，而这正是本文将要探讨的重点。
一、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造成外币贬值，外商投资所需资金也就相应增多，那么会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人民币升值对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同
(1)对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从资本核算方面，人民币升值，促进了对现实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收益转为新增投资，而不是汇出境外。这是因为，转为新增投资，其在资本核算时，所获取的收益以外币表示会相应增加，这种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收益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对已经来华投资并需要增加投资的企业，如果是以盈利部分转为新增资本的，汇率几乎没有影响，因为这部分企业将其在中国获利的部分增加投资，实际上是人民币形式折算为美元。如果其增加投资的部分超过了其收益部分，则增加的部分会受到汇率的影响，但从其增资行为看，其产品的预期利润必然会大于受汇率影响的因素。
从产品出口方面，随着人民币升值，减少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相对于人民币升值之前，我国出口到国外的商品价格升高，价格的升高削弱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由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所生产的产品又多半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因此，人民币升值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口导向型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2)对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许多FDi的投资者都预期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的现状，究竟会对潜在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关键要看目前升值的幅度是不是符合投资者的预期。如果投资者认为人民币目前的升值幅度没有达到他们的合理预期，即在长期人民币还会继续升值，他们就会抢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之前，将大量投资引入我国，以规避进一步升值后在投资所带来的汇率折算损失。例如一些外资企业采用独资或者合资的方式，采取注册资本金快速到位的方法。因此，现期人民币的升值，未必会抑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未来汇率的预期。
2投资目的不同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不同
对于具有真实投资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外币的购买力下降，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以外币计价的本国资产价格上升，资产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外资企业在我国当地购买设备、厂房等前期投资所需要的启动资金也会增加。这样，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都会提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在国内的独资和并购行为。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上升，引起了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许多没有真实投资目的的“热钱”乔装在资本项下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我国，暗赌人民币升值，以期获得升值后的投机利益。于是，人民币升值的现实和预期越强烈，越能刺激这类没有真实投资目的的外资流入，进行套汇。
3外商直接投资“采购一销售”渠道不同，人民币升值对其产生的影响不同
对于“国内采购一产品外销”型跨国公司，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时候，它们把一部分生产放在我国国内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但人民币升值后，外销产品返销国际市场时相对价格较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减弱。尤其若该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大，价格提高对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企业收益受损，由于人民币升值后，这类跨国公司的优势策略难以发挥，他们可能将资金移至货币低估的国家进行投资，导致我国吸引外资的能力下降。
对于“两头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业，他们的原材料主要依赖从国外进口，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品，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明显地减少这部分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
对于“本地生产一本地销售”的跨国公司，人民币升值后，公司在我国国内采购原材料的成本提高、劳动力工资成本提高，但由于在我国本土销售，产品价格不会由于汇率折算而过高，但是，如果投入我国的产业存在进口替代效应，人民币升值，则进口商品的实际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商品将具有比国内商品更高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影响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市场占有率。
二、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如何保持FDi持续健康的增长
目前，引进外资是我国应当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引进外资有利于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近年来，面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比如：外商收购兼并增多，外商钻我国政策和法规的漏洞而谋取暴利等。所以，如何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合理利用外资、保持外资流入和健康发展，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1人民币实现小幅度升值，保证外商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在近期内，我国仍应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避免人民币对外币的大幅度升值，以便使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继续保持较大的吸引力。目前，我国正处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由于加入wto的效应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大量的外资正涌入我国。我们应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近期内调整好我国的外资政策，解决好使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对其过分的优惠。使外资政策更有利于吸引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使引入的外资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幅度升值，可以为外资提供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这对增强国外投资者的信心，并使中国的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2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调控方向上要注意把握好总体尺度。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下，虽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进人仍能保持良好预期，但也要警惕经济增长可能出现拐点时外资的逆转。在宏观调控取得预期成效的情况，如果宏观调控部门再度强调“宏观调控仍在关键期”，就会持续给市场送去“继续紧缩”的寒冷信号；如果宏观调控使得人民币升值幅度超过一定程度，则会给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紧缩压力，给尚未进入我国的外资带来投资成本的增加；再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动，如投机性货币有可能减少并且撤出，从而被动性地减少货币效应，则形势的急转直下就可能发生。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政策有必要从行政调控转向经典的参数调控，以把握宏观调控方向和程度，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9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福建经济；连带效应
论文摘要：长久以来，外商投资就是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经济发展之间的连带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经济发展起着巨大影响作用。文章最后还分析了福建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不平衡以及外商投资的不足,从而提出福建加大力度吸引外商投资和提高利用外资效率的必要性。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
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两者的联系。Bhaganyam等（1996）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也表明，外商投资对东道国是存在正面和负面效益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效益表现在，其承载了东道国所具有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将东道国的生产提高到新的水平，使同样数量的物质投入可以带来更多的产出，从而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而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产业结构不合理，拉大了地区发展的差异；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较为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在其只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很容易垄断部分行业等等。
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经济之间关系的问题，国内不少学者已采用了不同角度对其展开了研究，如黄立（2006）运用产业结构偏差指数SD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罗承（2006）以区位优势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劳动力工资水平、市场容量和消费水平、产业结构等变量之间的关系；何晓奇（2005）通过对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出口与GDp增长之间的实证分析,得出了出口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大,而外商直接投资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波动关联不大的结论；吴德进（2003）从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分析，认为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显著。由此可见，对福建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进行细致的研究，这对研究福建经济发展以及今后外资直接投资发展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外商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方式；河北省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3-0091-05
发展观和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共同决定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地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是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河北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与此同时，河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逐年增大，1987年到2007年9月份，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达191.6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平均达75％左右；尤其是近几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递增。根据钱纳里的“两缺口”理论，外资作为一国国内储蓄的有效补充，能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外资的流入能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综合生产率，带动产业升级，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等、因此，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良性发展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有效促进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更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河北省生产总值有了迅速的增长，在推动河北生产总值迅速增长的诸因素中，大规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5―2005年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带动GDp平均增长0.037％。但是，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太大：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差距拉大等等，其中，外商直接投资也难咎其责。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河北省必须改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时“重数量、轻质量”的思想，必须把利用外资引导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轨道上来。具体说来，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使河北生态系统受到压力并可能导致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不和谐；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河北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会出现二元收入结构而使贫困人口增加，是否出现效率提高与就业水平上升的矛盾与冲突；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河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是否导致对局部地区、局部产业的不适当刺激而使产业结构及地区布局失衡，是否导致对河北民族工业发展的窒息而阻碍产业结构的正常的升级换代进程；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河北经济发展国际化的同时是否导致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国际经济领域的经济风险上升而使河北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受到冲击；要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科技进步、社会稳定、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和谐稳定等。总之，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河北省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根据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地区利用外商投资的计划，调控本地区吸收和利用外商投资的规模、结构等，把合理利用外资作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手段。
二、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源环境监管
河北省经济总量在全国居第6位，但工业粉尘等排放量却位居全国第3位，污染问题特别突出。能源、铁矿石自给率很低，资源约束问题也相当严重。而近年来，河北省产业发展的主体趋势是重工业化加重，2006年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食品、医药、建材、纺织服装七个主导行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78.4％，对河北省工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为86.0％，其高耗能产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占40％左右。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促进节能减排降耗是河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然而。一些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为了逃避本国的管制和节省污染物的处置成本，往往会有意识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把一些消耗资源多、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商投资的过程中所造成的“污染转移”问题也与发展中国家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缺乏对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效益的全面评价、缺乏严格的环境管理保护措施有关，以至于以严重的环境污染为代价去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和获取暂时的经济利益，给本国造成了环境公害或资源的过度消耗，损害了本国经济的长远利益。
因此，河北省要实现可持续型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监管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投资准入进行严格的审查，积极杜绝不利于河北生态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传统的审查内容主要包括投资的比例、投资的性质、目的、动机以及可能给东道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等。在这里，必须追加以下重要内容：严格遵循国际环境保护公约，禁止外商通过直接投资途径将受控物质的使用和生产向河北转移；建设和健全国内省内环境保护立法，消除外商基于环境政策执行成本的差异而进行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河北转移；对涉及自然资源开采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时，资源价格的制定除了反映其开采与获取成本之外，还必须同时反映与开采、获取、使用相关的环境成本以及由于资源的使用而造成的对未来效益损失的使用者成本，以此来科学评价该项目真实潜在的经济效益。
三、合理引导与调控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
目前，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具有以下不合理的地方：第一，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总体结构不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极低，而第二产业在1998-2006年间累计实到外资金额约70.833亿美元，占全省的87％。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产业结构内部不合理。外商直接投资在一般加工业过多，而投向基础产业、基础设施部门的较少。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较多，而投向资金密集型产业较少。外商直接投资一般性技术比较多，不少还属于低层次技术的重复引进，而投向技术密集型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少。第三，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小，虽增加较快但内部结构很不合理。在第三产业内部，投向基础设施部门如交通运输、通讯、地质勘探等部门，以及文教科卫等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小，而投向预期效益好、风险小、见效快的房地产、商业、社会服务业的比重上升迅速，成为投资的热点。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投向结构不合理导致需要重点支持和发展的产业依然滞后，而对于需要限制的产业则继续快速增长，因此，河北省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进行宏观调控已刻不容缓，必须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积极作用。
河北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产业优化升级的目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
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利用外资，积极引进和吸收国外农业精深加工、绿色食品、农业生物等先进技术以及良种资源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争取组建中外合资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并以重点企业为龙头，推进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第二，充分发挥河北省资源、市场、存量资产的比较优势，抓住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间产业转移的规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特别是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三大战略支撑产业；第三，引导外资加入发展信息产业的队伍，使信息产业尽快成长为河北省第四战略支撑产业。以软件和信息技术应用为重点，以与国外大公司战略合作和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大力发展数字通讯设备、数字化整机、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与新型电子元器件、专用电子设备；第四，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加大力度推进金融、保险、电信、证券业等行业的对外开放。吸收国外先进的行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组织模式、投资管理、筹集资金、人才使用等方面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参与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兴办中外合资旅行社，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水平。加快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利用外资的步伐，创造条件吸引外商独资、合资合作兴办国际学校、医院诊所、职业培训中心、大型文化体育设施等。抓住国际服务外包发展机遇，进一步完善鼓励服务外包产业政策，积极创造服务环境，培养专业人才，进而推动全省的服务外包工作。
四、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
2005年河北省科技活动产出仅优于贵州、内蒙古居全国第29位；高新技术产业化居全国第28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94％，居全国第26位。可见，河北省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不高，科技创新能力较弱。而河北在能源资源约束强化和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弱化的情况下，只有将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才有后劲。1985―2005年20年间河北省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年技术水平的贡献弹性为0.107，因此，河北省在立足加强自身自主创新的同时，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共同推动河北由投入主导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主导型发展方式。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可归结为三类：(1)国内企业以供应商的身份和外商以高质量产品用户身份结成长期交易关系，从而获得外商较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及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这对于东道国企业改进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加强新产品开发有着积极的作用；(2)受雇于跨国公司的当地员工，由于人员流动也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3)在有效竞争机制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当地企业通过模仿和改进也可实现技术进步。因此，促进外资企业与省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将是河北省今后制订引资政策的核心目标，而且产业关联不仅仅局限于原材料、零部件采购等后向关联，而且要加强省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方面的前向关联。同时应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园区，增强产业配套设施，发挥聚集经济的功能，积极支持外资企业进口河北零部件，从而使关联产业发展的外资溢出效应得以更好地发挥。其次，河北省应该大力引进有利于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项目，控制外商独资经营的比重，保证合资企业的力度，对于那些技术含量小的项目和不予转让技术的项目予以一定的限制，实现引进外资与推动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相结合的目标。再次，人力资本存量是促使产生外溢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应该切实把培养和吸引高素质涉外人才作为一项重要战略，高度重视人才培育，提升河北省人力资本水平，引导人才双向流动，促使技术溢出。
五、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投向调控水平
2006年河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排名前4位的依次是唐山、石家庄、秦皇岛和保定，其中唐山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资的24％；石家庄占河北全部利用外资的20％；秦皇岛约占13％；保定约占10％。这与河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而河北省经济不发达地区，如张家口外商实际利用外资额仅占全省的2％。可见，由于河北各地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导致外商投资地域分布不均衡。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满足企业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要而进行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会选择在能保证其投资利益的区位。东道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区域内部各个地方投资环境的差异和优劣，必然导致外商投资在区位选择上的差异，从而出现外商投资在区域内部空间布局上的差异。
在河北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应从非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协调型经济发展方式，因此我们还应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来平衡区域发展。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布局上，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要充分发挥河北经济开发区和河北高新技术开发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带动作用。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充分发挥开发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各开发区应根据各自特点，围绕自身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确定龙头项目，积极引进关联度大、产业链长的投资项目，提高产业积聚度，使之成为河北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利用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第二，河北省应充分利用其独特的“两环”区位优势和京津冀经济圈强大的市场辐射能力和完整的产业基础，加快形成城市化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包括产业前向和后向关联、劳动力集聚、企业家集聚效应)等。以曹妃甸崛起为契机，加快秦皇岛、京唐、曹妃甸、黄骅港四大港区建设，谋划一批项目，重点对外招商，尽快形成布局合理的港群体系和周围相关配套服务体系，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河北省又是华东、华南和西南等地区连接“三北”地区的枢纽地带和商品流通的中转站，也是“三北”地区的重要出海通道。凭借四通八达的运输系统，直接辐射东北、西北和华北市场，是外商开拓内地市场的必争之地。河北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路径依赖”的良性循环。第三，要鼓励吸引外商对河北省不发达地区的投资。对在张家口、承德等贫困地区投资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可以在河北省的管理权限内参照执行国家有关西部开发的优惠政策。第四，指导各市县建立项目库和充分利用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大力推进各市县对外开放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力度，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缩小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推动作用。
六、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和来源地结构
河北省位于中国外资聚集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无论从外资企业个数还是累计吸引外资金额来看，河北省数据均远低于东部沿海各省的平均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原来最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沿海“北上”。尽管大趋势
如此，河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仍未达到河北GDp的1/10。另外，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以1989-2004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排位，前8位依次为香港，共计48.46亿美元，约占36％；其次为日本，累计13.91亿美元，约占11％；第三为美国，累计11.48亿美元，约占9％；第四为台湾，累计7.49亿美元，约占6％，以下依次为德国、英国、加拿大、法国。
有鉴于此，河北省必须把优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和来源地结构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应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目标、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以及地区的消化能力，加强自身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同时又要避免部分部门和地区为了追求政绩而极力扩大引进规模，互相攀比，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不讲质量、盲目引进、重复引进而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等现象，制定和实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计划，从而将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配合实施引资多元化战略，形成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效应，防止其形成垄断，促使其输出更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具体而言，首先应该在继续吸引原有香港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重点加大吸收欧美等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力度，特别要利用河北省地缘优势，积极扩大吸收日韩直接投资的规模。其次，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河北投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来河北投资，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以北美、日本和欧盟为主体的发达国家是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其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含量高，其投资主体一般为大型跨国公司。通过扩大吸收这些发达国家的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河北内资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推动和示范效应，有利于河北经济实现良性持续发展。
七、创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和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