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的种类篇1
关键词：it产业；直接投资；绩效分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腾飞，大量外资涌入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国开始进行对外投资。1979年8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第13项规定明确规定允许出国办企业，由此，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拉开序幕，截止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诶投资净额已达到746.5亿美元。于本世纪初才开始飞速发展的it产业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在国内高速发展的同时，在国外也渐渐开始扎稳脚跟，截止到2011年，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77646万美元，华为，海尔，中兴、tCL等企业作为中国it产业的佼佼者在国外市场发展迅速。但是中国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到底如何，但是投资就是有目的的，或取得利润，或获得市场占有率，或学习先进技术等，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投资企业或者整个it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换句话说中国it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到底如何，这就是本文需要探究的问题。
二、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根据企业拥有被投资企业股权份额的不同分为设立子公司、合营与联营三种方式。子公司是指一定数额的股份被另一公司控制或依照协议被另一公司实际控制、支配的公司。合营公司是指本集团与其他一方或多方团体在合同约定下共同控制其经济活动的实体。联营公司是指本集团可以对其管理施加重大影响，包括参与财务及经营政策决策，但并非控制或联合控制的实体。
设立子公司是我国it产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在本文调查的22个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中，其中有17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仅有在海外设立子公司这一种，在另外5个拥有两种投资方式的企业中，设立子公司的投资方式占到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80%以上。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it产业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截止到2010年，我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到50612万美元，it企业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据6席，在2010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资产总额前五十家公司中占据4席。华为是近年来电信产业海外经营的主力军之一，华为的2008年业绩报告显示，在230亿美元的销售收入中，海外市场的收入比重已经达到75%。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全球10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运营商50强中的45家及全球1/3的人口，华为在海外设立了22个地区部，10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印度、瑞典、俄罗斯及中国等地设立了17个研究所，在全球设立了36个培训中心，为当地培养技术人员，并大力推行员工的本地化。
三、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分析
（一）指标与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评价，是对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事后评价，是对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状况的考评，主要用于对决策行为是否正确提供事后的检验。企业经营效益水平主要表现在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风险能力、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本文中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风险能力、后续发展能力、偿债能力的指标分别是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综合杠杆、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短期偿债能力）和资产负债率（长期偿债能力）。
从全国it产业排名前70的企业中选取其中已经在国内上市的公司查询整理最终得到42个样本，其中22个是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另外20个是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样本。样本数据是查询整理得到的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各企业相关指标数据。
（二）实证分析。第一：样本数据分析方法。分析采取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将有无对外直接投资设为虚拟变量Z，分别对Z和6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第二种方法为将42组数据分为两类，一类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另一类为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分别对两类的6个指标进行均值比较。以第一种方法为主第二种方法为辅，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分析，最后综合两种不同方法所得结果得出结论。
第二：回归分析。首先，设定虚拟变量Z，将有对外直接投资设为数值1，无对外直接投资设为数值0。其次，将六个指标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综合杠杆、总资产增长率、营运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率、资产负债率分别设定为Y1，Y2，Y3，Y4，Y5，Y6.最后，分别对Z和Yi进行相关性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表1部分it企业FDi与效益指标相关分析结果
据上表分析Z只和Y3具有中度相关关系，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风险能力有相关关系，下面单独对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与综合杠杆进行oLS回归分析。
提取42个指标中22个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对对外直接投资额和综合杠杆指标进行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下所示：
表2FDi与综合杠杆回归分析结果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X对Y3的贡献系数为1.67e-10，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额与综合杠杆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前者对后者变化的贡献非常小。
第三：均值分析。第一，将42组数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类为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第二，求出两组均值，得到如下结果。
可见出总资产周转率第一类略高于第二类，综合杠杆第一类显著高于第二类外，其他4个指标均为第二类高于第一类。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到，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效益指标并无明显影响。
（三）结论。从对42个it企业样本的分析可以得出，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起到促进经营效益提高的作用，相反，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的经营效益起到了负面的作用。
四、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投资规模太小。由于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投资收益受投资规模的影响。投资的规模太小，交易成本较高，抵抗风险的能力也较弱。尤其是在跨国经营中，成功的企业一般都是大型企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规模经济效应。
从全球来看，中国跨国企业的总体规模较小，而it产业中除了中国移动等个别的国营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为私营企业。2012年中国100强企业排名中，除了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前二十位外，其他it企业大部分位于60名之后。从整个产业来看，2008年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占同期总资产的0.5%，绝大多数it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非常小，很多公司在海外只有一到两家海外子公司。而海外投资活动非常活跃的华为投资规模也有限，2012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华为主要子公司在海外只有5家，2011年中兴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其总资产的0.8%，同期的tCL为1.2%，中国联通8.4%，海尔也仅为5.2%。
（二）技术和经验不足。it产业作为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足30年，从零开始的中国it产业前期发展靠的是国外技术引进以及自我创新。然而可以引进的技术是有限的，国外公司对一些核心技术的管制措施对技术引进形成巨大障碍。后续发展需要的是本国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依靠的是创新人才，由于it产业起步较晚，中国的创新人才储备非常少。近十年来的中国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步履维艰，在发达国家建厂销售，是在用弱势的中国产品与国外已经成熟的产品进行竞争，虽然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但是总体来说，包含大量私企或民企的it企业在规模上过小，在国外市场上难以将在国内市场形成的管理经验、客户关系、技术能力、法律保障推广到由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容性质的国家所组成的世界市场。
it企业在对外扩张过程中节约了部分交易成本，但是更为巨大的管理费用将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带来的优势抹杀。包括人才培养、信息咨询在内的管理费用的上升伴随了it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个过程，并且国外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联系较为松散，母子公司之间未能形成开发、生产、销售与财务的一体化安排，而且在未确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策略之前就开始投资活动亦会造成绩效不佳。
五、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府加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援助，采取措施为it企业打造良好的融资平台，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太小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企业资金不足，在企业融资上给予支持能够有效解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问题；第二，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it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对其提供资金或服务援助，私企和民企作为it企业的主力在具有产权清晰和能够自我约束等优点，对个别企业进行扶植可以帮助其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第三，建立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理体系，针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政治风险和契约风险产生的国际交易费用，可以通过建立风险管理体系的方法较少风险，以较少企业的损失；第四，从制度上加强对it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监管，减少非理性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提高投资效率，减少资源浪费；第五，政府转变职能，给予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更多的主动性，针对政府行为不当的问题，建议政府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措施，多一些服务性政策，给予政府更多的发展空间。（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治堂.《信息技术投资与公司绩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宋亚非.《跨国直接投资与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2
一、资源导向型
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占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代表就是采矿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流量上看，在2003年采矿业占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近一半，2004年也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一，只有到了2005年才下降到约13％；而在对外投资存量中，采矿业位居第三位，约占存量的六分之一。采矿业中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这体现了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对能源需求的增长。
(一)主要问题
中国企业资源导向型的海外投资主体来自于大中型国有企业，尤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体。这些企业或企业集团资本实力雄厚，经营历史久，政府背景强，而且这些企业在国内产业中均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因此海外投资往往带有国家战略意图，且项目一般比较大。虽然这种类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实力较强，但往往也正因与政府关系过于紧密，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
1 遭到东道国民众的反对。由于这种类型企业在东道国投资并不是为了繁荣当地经济，而是为了获取当地的资源，从某种角度上而言，这是以牺牲东道国未来发展动力为代价的。所以这种类型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时，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民众的反对。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袭击中国籍员工或绑架中国企业管理者等事件。即使在与中国友好的非洲，也有人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认为是“新时代的殖民主义”，虽然这种说法矢之片面，但也代表了国际上许多人对中国大量在非洲进行资源导向型投资的看法。
2 国有企业通病。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拓展，获取其它国家的资源，其特别的使命与企业性质决定了这种企业往往经营上不以经济效益为目标，扭曲了企业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一些经营决策上要考虑的限制因素太多，导敛机构臃肿，反应缓慢等等。
3 附加值太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状况表明，资源开发业一直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这是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发展资源导向型的海外直接投资有助于缓解资源匮乏这一经济发展瓶颈。但是资源开发业属于低附加值的行业，山这种海外直接投资代表的对投资规模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都经过“资源开发型一制造业一第三产业”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政府也要通过政策导向，降低这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例。
(二)政府应对行为
政府应采取的主要措施：(1)外交支持与保护：目前我国已经与多国签订了双边或多边条约以保护各自国家投资者的利益，但仅仅如此还不够，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政府外交方面的途径向东道国有关机构及企业做工作，解决我国投资者在东道国所遇到的难题。(2)由参与者变为协调者：资源导向型企业在东道国投资无疑是非常敏感的，如果企业又是国有企业，更加容易遭到东道国的抵制。政府应该设立一个单独的部门如国家海外投资委员会，资源导向型企业的所有权隶属于投资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又受政府领导，这样既保证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受到政府的控制，又能将政府的角色由参与者变为协调者。
二、市场导向型
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在各种行业中都存在，但是最突出表现出具有市场导向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中国企业的“中国制造”仅仅依靠出口很容易引发贸易争端与反倾销，并且容易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另一方面，海外广大需求未满足的市场也是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动因。从流量上看，最近几年批发零售业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到2005年批发零售业已达到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约20％；从存量上看，批发和零售业位居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第二位，约占存量总额的20％。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企业制造能力的提高以及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有绝大一部分是为了在海外销售产品占领海外市场的。
(一)主要问题
市场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占领东道国市场，这种类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往往出现在国内产能过剩的产业。这种类型的投资往往最为国人所看好，认为这是中国实力的体现。这种类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1 盲目投资与重复投资。这种类型投资往往集中在几个产能过剩的产业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国内已经陷入恶性竞争，为了争夺海外市场，这些企业之间也容易发生盲目投资与重复投资的现象。比如越南的摩托车行业就存在“重庆帮”的相互杀价，造成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经营困难。这种情况下，需要一个有效力的协调机制进行有力的产业引导和合理规划。
2 对东道国市场环境不熟悉。为了开拓海外市场，首先就必须熟悉特定的海外市场需求，以及在该市场中经营需要取得哪些市场监管部门的认证等等。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一种盲目的现象，只知道海外存在着巨大的市场，但是往往没有在海外直接投资之前进行良好的市场调查与分析工作。如广州药业集团与三九企业集团的中药通不过欧美的产品质量标准认证，结果造成两家企业在欧洲经营困难重重。海外经营的企业专署优势没有能够应用，反而因为信息不全而造成经营损失。
3 人才缺乏。大多数企业没有建立专门的海外人员培训机构和人才库，而海外企业经营需要的是复合型高素质的人才，如熟悉国际经贸规则与惯例和企业经营管理的外语、经贸、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许多海外经营人员都处于一种边摸索边学习的状态，造成了不必要的学习成本。著名的民营企业万向集团聘请高度熟悉国外市场运作的倪频博士成立美国万向公司作为海外经营的总部，其员工有相当部分是美国当地人才，类似实践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4 国际化遭抵制。由于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占领
海外市场，这就不免会影响到当地同行业企业的成长，所以这种类型的对外投资会遭到来自当地企业或政界的抵制。比如中国国产汽车品牌在一些国家投资，就会损害当地汽车厂商的利益。以马来西亚为例，前任总理马哈蒂尔认为，来自中国等地的廉价汽车会轻易抢占本土汽车制造商prooton(宝腾汽车)原有的市场份额。为此马哈蒂尔曾敦促政府限制中国汽车的进口，同时要求中国汽车厂商吉利在当地的投资100％出口，后经让步后才放宽至80％，但过高的外销比例与吉利当地设厂当地销售顺带辐射周边地区的初衷不符。
(二)政府应对行为
政府应采取以下几方面具体措施：(1)产业政策引导：在我国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中，生产附加值较国际同类企业而言较低，国家应该分行业根据具体情况出台具体指导意见，对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规模、产业定位、区域选择、投资主体、投资结构、融资战略、可享受的优惠政策等都要有明确的规划。(2)建立东道国信息与咨询渠道：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数是“两眼一摸黑”，实力雄厚的企业还可以通过聘请咨询公司等方式获得东道国的信息，实力较弱的公司则面临着根本对东道国市场环境不了解的问题。政府应该在国内以及各个东道国内部设立专门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专门机构。(3)人才培训：政府应该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委员会或其他隶属于政府的各级主管部门，主动对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海外经营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国际商法的了解、国际经营风险的防范意识等等。
三、效率导向型
邓宁把效率导向型界定为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对海外进行投资，而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可能有人力成本、产业集群以及投资优惠等等。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导向可以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域看出来，大约有近六成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香港地区，或将香港作为企业走向国际的平台。如果不将香港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拉美、亚洲(除香港外)、非洲与欧洲，可见绝大部分年投资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部分代表了广大的未开发的市场，同时也为外来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与投资优惠。由此可以看出，效率导向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主要动因。
(一)主要问题
效率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往往符合产品周期理论的解释，也就是说一种产品在当地生产不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相对于国内生产越来越高的生产成本，将生产放在其他生产成本较低的国际生产往往能保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纺织和服装产业，纺织和服装产业曾经是英国、意大利、美国、韩国等国的主导产业，但是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人力成本的逐渐提高，纺织和服装产业逐渐在这些国家内失去吸引力，从而转向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随着沿海省份人力成本的提高，也逐渐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使得中国纺织服装企业不得不向其他不发达国家投资，以利用当地较低的人力资本。另外一种效率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是为了回避贸易壁垒或得到当地的投资优惠。这两种都可以归结为企业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对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
1 抗风险能力低。这种效率导向型投资企业规模较小，资本实力较弱，管理能力也较差，对于经营风险和一些非企业自身造成的风险如政治风险等抵抗能力都较弱。而国内的海外投资保险机制还不健全，使得海外投资风险加大。国内没有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或机构，海外投资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使得企业在国内成本升高无法存活，打算进行海外投资又畏惧风险，逼迫他们放弃本业，转而进行国内的其他投资。
2 国际竞争力弱。这些企业大多缺少持久的核心竞争能力如品牌、市场营销能力等，他们海外投资就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在面对当地企业的竞争时，由于不能取得规模效应，往往受到当地企业的排挤。而且这种行业往往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对外投资的规模也较小，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
3 信息咨询服务欠缺。效率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限于条件，对国外市场与生产条件情况了解有限，对于国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投资环境等知之不多，而大众化的获取信息的渠道如互联网等并不能提供专业的信息咨询。这种企业也不会专门聘请专业咨询公司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能够给企业提供“走出去”有关的研究、咨询机构等较为分散，各种资源不能有效的整合。
4 融资难。目前海外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限于国内融资，一些大公司可以通过海外上市、发行海外债券或是通过海外基金投资机构等融资，但是对于效率导向型小企业而言，融资困难部分限制了这些企业的国际化。融不到资，企业就会强调规避风险，而海外直接投资是一定会伴随风险的，所以资本的限制是另一个效率导向型对外投资企业所要克服的瓶颈。
(二)政府应对行为
政府应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1)成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效率导向性企业多为中小型企业，企业规模小，资本实力与管理能力较弱，对经营风险和一些非企业自身造成的风险如政治风险等抵抗能力较弱，国家应该成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投资保险。(2)政策引导：效率导向型企业多为附加值较低产业，在国际同类企业中并无竞争力，政府要出台相关产业政策，鼓励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转移，加大研发力度，创建自有品牌。
四、战略资产导向型
邓宁认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如果是为了利用他国地区的区位优势或是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从而弥补自己所有权优势的缺陷的话，企业往往采取兼并与收购的方式。这样一方面是被并购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使企业能有效利用他国企业的现有优势。但是从中国境外企业的设立方式情况来看，子公司及分支机构占境外企业数量的96％，联营公司仅占4％(数据来源：200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另一方面，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产业构成上来讲，截至2005年中国企业属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的投资只有6亿美元，仅占总投资的1％，而且主要是专业技术服务业的投资。这说明中国企业寻求海外科研研发资产的投资类型还非常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企业战略资产导向型海外直接投资还不具规模。
(一)主要问题
战略资产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对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而这种所有权优势又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对方企业的产品研发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默会知识的体现形式，附着在具有研发能力的团队中；另
一种是对方企业的市场营销能力，这又包括对方企业的品牌、海外市场对该企业的认可程度、有效的市场营销队伍等等。上文已经提到，邓宁认为为了保存并获得对方企业的战略资产，往往采取兼并与收购的方法。从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来看，战略资产导向型投资也的确是采用了兼并与收购的方法，但是在实施这种战略的过程中，企业往往遇到了没有预期到的问题。
1 所得非所求。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兼并与收购行为都是“大手笔”：联想收购iBm计算机事业部，并将其国际总部转移到美国纽约；tCL收购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等等，使世界为之感叹“中国人民的确是有钱了”。但是这些“大手笔”之后，中国企业是否如愿以偿的获得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有些企业可能如愿了，有些则可能没有，比如tCL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手机项目都基本宣告失败。原因就在于企业在并购海外企业之前没有仔细分析过并购以后，对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会不会因为并购而消失?
2 并购后的管理与整合问题。并购过程并无难题，只要资本雄厚基本就可以保证成功。问题的关键在于并购之后的管理问题。以上海电气为例，在上海电气实施收购兼并和管理整合的过程中，一般性的管理冲突约占40％，而隐含着各种文化成分的冲突约占60％，在跨国收购的文化冲突中，如果按照国家、企业、个体三个文化层面来区分，又是国家、民族文化层面的冲突居多，约占60％，而特定企业层面的文化冲突约占30％，牵涉到个体员工的文化冲突为10％左右。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3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特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2-0063-06 收稿日期：2010-08-07
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正式公开提出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仅在五年之后的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即已突破1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在国际金融危机汹汹来袭的2008和2009年，当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出现大幅下降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势增长，为实现我国产能的国际转移和深化境外资源互利合作。保证我国有力应对危机冲击，乃至增大我国在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的话语权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实践证明，“走出去”战略确已成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迅速发展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推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更公平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随着对外投资而来的海外利益对于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发展利益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陈伟恕，2009)。
一、现状与特点分析
(一)国内过度依赖资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国际延续根据本文作者的不完全统计，2008～2009年以中国企业为买方的跨国并购，仅交易额超过1亿美元的就至少有34宗，金额合计达571.3亿美元。其中，目标领域为能源产业的有13宗，交易金额277.54亿美元，占1亿美元以上并购案交易总额的48.6％；矿业15宗，交易金额262.34亿美元，占交易总额的45.9％；公用事业1宗，交易金额15.8亿美元；商业服务业1宗。交易金额8.58亿美元；制造业3宗，交易金额7,04亿美元(见图1)。我国跨国并购高度集中于能源和矿产行业，首要地是由我国的经济长远发展战略所决定的。近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国内现有的自然资源储备，如石油。有色金属、铁矿石等都构成巨大压力。中国需要放眼于国门之外，在全球范围内统筹安排，保证以石油供应为主的能源安全，保证价格稳定。充足的原材料供应。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使中国能够介入大宗商品市场，跟其它资源强国同台竞争。通过海外投资。掌握尽可能多的石油及其他资源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资源行业资金密集度高的特性同时也就决定了我国海外收购以大型企业为主体。
然而，过度依赖于进口资源对中国经济自身的伤害也将是极为严重的，便利地获得进口资源将弱化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固化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因此，就根本而言，维护国家海外投资利益的最根本措施，在于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升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真正有效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问题是，从目前迹象看，在今后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我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仍将是能源、原材料领域，这也就意味着东道国对我国投资的疑虑与可能的摩擦并不会很快消除，从而难以获得长期的海外投资利益。
(二)增长高速。发展滞后自“走出去”战略提出并付诸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势头。自2002年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以来直至2009年底，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率达到48.6％，远超出同期GDp、出口贸易额、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率，且在绝对值上与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达559.1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达418.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4.87％；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839.7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1472.8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0.06％。据商务部最新预测，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预计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存量则已达1905.8亿美元，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6.63％(见表1)。
但从整体来看。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构成中所占份额极为有限。2008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相当于出口额的2.93％，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为0.97％；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40％。2009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相当于出口额的3.60％，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到0,88％；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GDp中所占比重为3.87％。而在2007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在GDp中就已分别达到2.03％和16.80％，发达国家所占比重更是分别高达4.71％和35.07％。中国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已有一些研究者基于经典理论的分析指出。中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匹配的(薛求知等，2007)。
(三)国际拓展迅速，所占份额有限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迅速铺开。在2003～2008年的短短5年间，投资覆盖国家和地区新增35个。截至2008年底，中国有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覆盖率达71，9％。境外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美元，境外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45.5万人。2009全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尽管发展迅速，但从总量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所占；份额仍然有限。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atD)《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所载数据计算，200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世界份额的2.25％，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排名第1位，低于瑞士、比利时、荷兰这样的小国，排在俄罗斯后面；存量份额占0.91％，排名第25位。低于香港、台湾，排在巴西、爱尔兰、奥地利之后(见表2)。相当于当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14.3％和6.2％。2008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排在美、日之后)，第三大吸引外资国(排在美、法之后)，第一大出口国，以此而论，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我国相对而言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是不合理的，增长模式是存在
一定缺陷的，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紧密程度仍然有限。
需说明的是，2009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地位的比重有较大提升，在世界市场的份额急升至4.34％，但此现象的背景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剧跌43％。全球FDi出现严重萎缩无疑也是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拖累，在此情形下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保持6.5％的年增长率虽已属极为不易，但其真正的实力和发展水平尚需长期观察。
(四)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从“走出去”战略实施开始，跨国并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就成为重要形式，并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这与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我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额从2002年的仅有2亿美元，迅速上升至2008年的205亿美元，6年间上升百余倍。特别是在进入2008年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额迅速上升，在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占49.0％。并且，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在世界跨国并购市场上所占份额已超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据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并购交易中所占份额突出，已达到1／5(见表3)。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8、2009年，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在2008年全球跨国并购额比上年下降了34.7％的颓势背景下，中国的非金融行业跨国并购却比上年剧增了225.4％。进入2009年后，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交易表现不仅要好于同期全球跨国并购交易，而且还于2009年前三个季度出现逆势急升，特别在第三季度出现大量成交。跨国并购交易的逆势上扬，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局面的平稳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五)国企，特别是央企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在我国进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所有境内投资者中，就企业数量而论，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连年降低，从2003年的43.0％下降到2008年的16.1％，降幅接近2／3。在投资存量上所占的比重，虽在两年间快速下降了11.4个百分点，却仍然高达69.6％。值得关注的是，国有企业的让出，却并没有使私营企业相应地增加更多的份额。在企业数量上，私营企业一直维持在10％上下徘徊；在投资存量上，到2008年底也只有的1％。外资、台港澳资企业、集体企业亦称微不足道。异军突起的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在企业数量上，有限责任公司在2008年已占有半壁江山，比2003年的22.0％增加了近30个百分点；在投资存量上，达到了20.1％(见表4)。
能更加鲜明地反映出国有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优势地位的指标。是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分别所占的权重。中央企业和单位仅占境内投资者数量的5.6％，但在存量中却占有81.3％，在流量上更是达到85.4％(见表5)。
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36家中央企业中，共有117家发生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占中央企业总数的86％。2008年末中央企业在全球127个国家(地区)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791家，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357.4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当年总流量的64％；年末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3.3％。特别是在石油等能源领域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完全是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
自2002年我国建立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起的历年数据均显示出，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一直都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力量悬殊对比，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某种挤出效应。首先，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1997)通常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需具有oLi优势，而这恰是我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短板。其次，我国“走出去”战略的目的一直以来都基本上明确为境外资源开发合作、产能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所需资金规模巨大，并且能得到当地良好的社会环境支持。在我国，有能力占据这些前置条件并因而能得到国家支持的基本上也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前景，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和总体实力的继续增长而逐渐明朗起来。
(六)受国内外宏观形势和政策变动影响显著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受国际形势特别是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较为显著，同时国内的政策性因素也发挥着强大作用。特别是进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后，随着危机的发展和国内反危机措施的出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出现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局面。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在愈演愈烈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比上年下降了14.2％。这一下滑趋势在2009年更为显著。在此背景下，2008年上半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仍然保持着同比增长229.0％、环比增长50.6％的高速发展势头，但到了危机全球性爆发的下半年，同比增长骤降为48.4％，环比增长更是下降为－36.9％。到2009年上半年，总体上看局面仍在继续恶化，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为一51.7％。环比为－23.5％，但实际上从第二季度起已止跌回升，当季投资87亿美元，较上季(环比)的37亿美元增长了18亿，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37.6％。到第三季度，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04.7亿美元，超过了前两季度的总和，较上季环比增长1353％，同比增长190.4％，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8.7亿美元，已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其中投资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17个，较上年同期增加4个。整个2009年下半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309亿美元，同比增长190.7％，环比增长249.2％(见图2)。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4
美国创业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严格意义上的创业投资基金,系指由确定多数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以集合投资方式设立基金,委托专业性的创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主要对未上市创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未上市创业企业提供权益资本,并通过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企业创业,当企业创业成功即退出投资,以实现资本增值和进行新一轮投资的一种特定类型的投资基金品种。
在美国,投资基金的法律称谓是“投资公司”,但1940年颁布的《投资公司法》主要是针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设立、运作与监管（当时尚未出现创业投资基金这类投资基金品种）。而且由于与证券投资基金相比,创业投资基金投资于未上市创业企业,无通过操纵市场损害其它投资者之虞;且主要以私募方式设立,较少涉及公众投资者权益。因此,美国并没有就一般意义上的创业投资基金专门立法,而仅仅是针对“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特别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在1958年制定了《小企业投资公司法》（因其受到政府特别扶植,故只能投资于一定规模以内的小企业）。此外,在1980年出台的《小企业投资促进法》和后来《投资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案中,对创业投资基金的运作作出了一些特别豁免规定,并将其界定为“企业发展公司”（Business development Company）,以体现其“培育与促进企业发展”这一本质内涵,从而区别于从事产品经营的一般企业与投资于可流通证券的证券投资基金。后来韩国法律中的所谓“企业育成公司”,我国港台及新加坡等其它华语地区所谓的“创业投资公司”,也可以说是与美国法律中的“企业发展公司”称谓一脉相承。
美国创业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
在美国,规范投资基金的有关法律,如《投资公司法》,将“公司”（Company）这一组织界定得十分宽泛,“任何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或不具有人格的组织团体”均可以称为公司。创业投资基金的种类也很多,按组织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两大类。其中,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基金本身即是一个独立法人,所有投资者作为基金的股东,对基金资产承担有限责任。由于股东人数较多,基金规模通常较大。
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分为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三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被视为“人的聚合”,不存在“公司税”问题,因而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在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公司又最为普遍。因此,有必要特别加以介绍。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特点,是除了管理合伙人作为“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外,非管理合伙人均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由于管理合伙人必须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对管理合伙人构成一种强责任约束,使之真正对合伙公司运作履行诚信义务与责任,包括限制合伙公司向外举债的金额,将基金的债务限于其资产的范围内。由于非管理合伙人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因而又兼备了公司型基金的股东只需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的优点。管理合伙人作为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经理人,其本身通常也是一个有限合伙公司,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公司。由于它主要是通过专家管理优势和社会信誉优势来赢得委托者,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那样必须依靠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信用保证,故其资本规模普遍很小。它在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也通常只有1%,其余的99%则由非管理合伙人认购。
“小企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既可以按照一般公司形式设立,也可以按照合伙公司形式设立,其本身的运作也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在其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直接优惠贷款或信用担保方式赋予了它一定范围的受信权并在税收上予以必要的优惠,故其设立必须经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审查批准,投资运作必须接受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监管,以确保其真正投资于国家重点支持的小企业。
除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外,一些学者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和实业公司附设的所谓“Venturefund”,也作为创业投资基金的另外一种类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若其资本完全来自母公司,则由于不具备投资基金特有的“集合委托投资”特征,而不宜归于创业投资基金之列;而只有当其以自有资金与其它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时,所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才能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基金。事实上,美国法律中的“企业发展公司”也是指的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全美创业投资协会也主要由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组成。
创业投资基金与创业资本
与创业投资基金相比,创业资本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由个人分散从事创业投资,或是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与实业公司以自有资金单独从事47《中国中小企业》2000年第4期知识长廊o创业投资（通常是通过一个附属机构）都属于创业资本范畴,但它们都只是一种非组织制度化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直接投资者”（Directinvestor）。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基金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由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方式,委托专业性的创业投资机构实现了创业资本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机构管理”,因而是一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间接投资者”。
值得强调的是,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在全社会创业投资活动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由相对富有且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个人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资本,即所谓“天使资本”（angelcapital）就高达300～500亿美元,相当于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的10倍。但由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其投资的分散性和非组织性使之寡为人知,其具体的投资活动与规模更是无以准确统计。因此,我们目前通常谈到的“创业投资”,实质上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已经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因而可以对其发展情况加以统计分析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
创业资本与风险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考据辞源,“创业资本”（Venturecapital）与“风险资本”（Riskcapital）是两个不同术语。其中的“Venture”与“Risk”虽然意义相关,但性质炯然相异。“Risk”原本就作名词用,表示作为客体存在的“风险”,如“风险分析”（Riskanalysis）。“Venture”则最初用作动词,表示“冒险、敢于做”,作名词用时则表示作为主体发出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冒险事业”,含有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目的、实现目的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因素的感知,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行动方案设计等多方面的涵义。尤其是当其运用于企业创业和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这一特定的专业领域时,它更是赋有了特定的内涵,所表示的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冒险行为”和“冒险事业”,而是一种从事“创业”和“创业投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创业事业”、创业投资事业”,可以直接用来表示“企业”。因此,应当结合特定的专业内涵,区分其有别于日常用语的本质特征。
“创业资本”概念起源于15世纪。当时手工业发展较早的西欧诸岛国,由于受地域所限,一些富商为了寻求到海外创业,纷纷投资于远洋探险,从而首次出现“Venturecapital”这个术语。地理大发现之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各类海外公司,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荷兰、法国的西印度公司,则直接促成了创业投资事业的萌芽。到19世纪末,美国的油田开发、铁路建设热潮曾吸引一大批富有个人,或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或直接将资金投资于各类创业项目。此后“Venturecapital”一词即开始在美国广泛流传。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了适应新兴中小创业企业发展的资本需求,创业资本发展到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经过以上历史演进过程,“创业资本”也就越来越赋有了以下特定内涵:（1）投资对象是创业企业,以区别于对成熟企业的投资;（2）不仅仅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还通过提供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创业企业创业,以区别于单纯投资行为;（3）仅仅在企业的创业期进行投资,即当所投资企业发育成长到相对成熟后即退出投资,以实现自身资本增值和进行新一轮创业投资,因而有别于长期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以获取股息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普通资本形态。
与“创业资本”不同的是,“风险资本”（Riskcapital）这一术语则是从风险属性角度对各种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资本形态所做的描述。随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发展,各种“风险投资”（Riskin vestment）工具层出不穷,“风险资本”这一术语逐步被广泛运用于指称“所有未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与“安全资本”（SecurityCapital）即“已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对应。“创业资本”作为特指投资于创业企业的资本形态,则与“非创业资本”（non-ventureCapital）即投资于成熟企业的资本形态对应。目前,一些较专业的词典就对它们作出了严格区分。
从风险属性看,由于创业投资（Ventureinvestment）通常是以未做留置与抵押担保的风险性权益资本（Riskequitycapital）方式进行投资,而且所投资的创业企业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具有更大的风险,故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往往是一种“高风险投资”（Highriskinvestment）。其风险程度又因所投资企业所处创业阶段的不同而不同。
创业阶段划分与“广义创业投资”概念目前,美国创业投资界对创业企业的创业阶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但通常而言,可以相对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种子期:此时创业企业尚处于产品开发过程中甚至是商业创意过程中;2）起步期:企业已完成产品开发过程但尚未盈利,需要资本支持以助其开拓市场;3）扩展期:企业产品已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但仍需要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扩大生产规模与开发新产品来进一步开拓业务;4）上市筹备期或重整期:前者指企业的产品质量、市场竞争力及社会知名度均达到相当水平,通过创业投资基金之类的投资银行对其股本结构做些补充与调整,并协助其完成上市前的各种技术准备与业务公关工作后即可公开上市;而后者是指企业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市场风险、财务困难或是管理上的困境,需要通过资产重构、重组或引入新的管理团队来盘活存量资产、改善财务状况或改进经营管理。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5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6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全球r值链；多元Logit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5
中图分类号：F273；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66-04
theStudyofChinese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
modeundertheBackgroundof‘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anempiricalanalysisBasedontheLogitmodelofmultipleChoice
SonGYongchao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ZhengzhouUniversityofLightindustry，Zhengzhou450002）
abstract：inconsiderationofvalueaddedabilityandembeddingposition，thispaperdescribestheGVCstatusofChinasoutwarddirectinvestmententerprises，pointsoutthevariousconstraintsintheprocessofinvestment，anddesignstheinvestmentmodefortheseconstraints.thesemodesareasfollows：themarketpenetrationmode，theverticalintegrationmode，themultipledevelopmentmodeandthecommonvaluemode.itmakesanempiricalstudybasedonthe179ChineseoFDiactivitiesduring2005to2014，concludestheinfluencefactorsofdifferentinvestmentmode.Finally，basedontheperspectiveofglobalvaluechain，thesuggestionsfortheChineseoutwarddirectinvestmententerpriseshasbeendrew.
Keywords：theBeltandRoad；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globalvaluechain；multiplelogitmodel
1引言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进入全面推进阶段，也反映了中国正逐步迈入引领全球经贸格局的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环境有其特殊性，涵盖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潜力未能得到充分释放[1]。“一带一路”战略有别于中国既有的开放战略和投资布局，国内企业应当找准利益契合点，积极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2]。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怎样提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优化投资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集中在投资绩效与影响因素方面。Dikova和witteloostuijn把对外直接投资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模式[3]，在此基础上，Brouthers和Hennart研究了不同投资模式的绩效，并认为绿地投资的长期投资绩效最高，并购次之，合资模式的投资绩效最低[4]。汝毅和吕萍认为，跨国并购初期绩效较好，随着时间的推移，绿地投资绩效提升更为明显[5]。myachin等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环境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6]。Kyrkilis和Koboti以投资失败率作为变量，研究了并购、新建独资和合资三种模式的绩效，结果表明新建独资的失败率最低，并购最高[7]。余官胜和都斌认为跨国并购更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8]。
现有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分析框架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指导意义有待商榷；第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实证研究很多，但缺乏优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具体路径；第三，主要从进入方式和股权结构的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较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展开研究。本文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刻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针对其制约因素，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得出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2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理论分析
全球价值链理论从组织分工角度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认为竞争优势来源于价值链活动。各国要素禀赋不同使跨国公司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一国的价值链地位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本文借鉴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从嵌入位置和附加值两个维度衡量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9]。两个维度将对外投资企业分为四类：①上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上游，且增值能力较强（如设计、研发企业），我国此类企业存在着研发水平较低的困境。②下游高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价值链下游且附加值较高（如营销、售后服务类企业），此类企业竞争能力差、抗风险能力弱。③下游低附加值。嵌入位置靠近最终需求且增值能力弱（如加工装配企业），此类企业附加值过低，加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地缘关系复杂，投资风险高，投资效益有限。④上游低附加值。此类企业嵌入位置位于上游但附加值较低，原材料及中间品制造商多属于此种情况，虽然位于上游，但盈利能力不强，此类企业产能过剩，对沿线地区的投资领域单一、产业链条短，且投资摩擦大，在东道国负面影响相对较多。
针对上述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企业遇到的困境，本文有针对性地设计如下四种投资模式：①多元发展投资模式。以设计、研发为代表的第Ⅰ类（上游高附加值）企业，存在研发水平落后的现象，企业很难依靠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在投资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此本文提出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同时在多个行业进行经营，通过进入与现有产品有一定关联的领域，以实现企业规模扩张。②市场渗透投资模式。以营销、服务为代表的第Ⅱ类（下游高附加值）企业，其竞争力普遍较弱，在投资过程中采用逐步扩张的投资模式。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拓展销售渠道等组合策略，在利用现有产品不断开辟新市场的同时，也向现有市场提供新的产品，以实现市场的逐步扩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③纵向整合投资模式。以加工装配为代表的第Ⅲ类（下游低附加值）企业，增值能力弱，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投资效益有限，我国企业应充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的作用，整合优势资源，同时加强和相关企业的相互合作，共同提升企业竞争力。④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以原材料及中间品生产商为代表的第Ⅳ类（上游低附加值）企业，产能过剩，产业链条短，容易同东道国发生摩擦，宜采取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不仅关注本国企业的利益，同时应当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3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3.1基本模型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为因变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为自变量，通过多元Logit模型，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与企业价值链地位之间的关系。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选择第j种投资模式的概率为：
其中，yi代表第i个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选择的投资类型；xi代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生产效率、东道国市场规模等；βj是待估计参数。
本文选择第四种投资模式（即共同价值投资模式）为对照组，将其他模式与其进行比对，从而建立n-1个（n为投资模式种类）Logit模型。假设多元发展投资模式、市场渗透投资模式、纵向整合投资模式和共同价值投资模式的概率分别为p1、p2、p3和p4，对于m个自变量拟合三个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多元Logit模型，并使用迭代法得到参数的估计量，进而考察价值链位置对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
3.2变量及说明
3.2.1核心变量
GVC：价值链地位。本文研究价值链地位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该变量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核心变量。参照王岚和李宏艳的方法[9]，构建体现嵌入位置和附加值的价值链地位评价指数。假设存在m个国家，n个产业，将第i个国家第k产业的GVC指数定义为：
GVCi，k=dvai，k+∑mi，j=1∑nk，l=1dik，jlYj，lYi，kGVCj，l（3）
其中，GVCi，k表示i国k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GVCj，l表示j国l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dvai，k表示i国k产业的直接价值增值系数，Yi，k表示i国k产业总产出，Yj，l表示j国l产业总产出，dik，jl表示j国l产业对i国k产业中间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来源及计算方法所限，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处产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来代替企业价值链地位。
3.2.2控制变量
Sma：东道国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具备市场潜力的地区进行生产，通过规模经济和较低的边际成本，实现长期利润最大化。本文使用东道国实际GDp衡量市场规模。
eFF：企业生产效率。只有当生产效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跨国公司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企业人均产值（即总产值/员工人数）来衡量企业效率。需要指出的是，人均产值依赖于固定资产的数量，因此并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企业效率，但在将资本密集度作为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二者具有严格的正向关系[10]，因此本文使用人均总产值作为企业生产效率的替代变量。
Cap：双边投资协定。签订有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对于跨国公司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保护，所以企业更愿意到与中国签订有保护协定的国家进行投资。本文将同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赋值为1，否则为0。
eXp：企业国际经验。国际经验是形成所有权优势的重要因素，同时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学习效应，降低海外经营风险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样本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记录衡量海外投资经验，如果样本企业在之前有过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则该指标取值为1，否则为0。
own：所有制形式。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享受的政策扶持力度较大，融资能力更强。而民营企业受到准入限制与融资约束的制约，因此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将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哑变量表示企业所有制类型，国有企业赋值为1，民营企业赋值为0。
Cap：资本密集度。antràs认为跨国公司容易同东道国的上游企业在实物投资上开展合作，但在雇佣员工协作上却难以实现，因此资本密集度是跨国公司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11]。借鉴周茂等的方法[21]，本文使用人均资本（即样本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员工人数）核算企业资本密集度。
3.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到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主要来自Zephyr并购数据库，然后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进行比对，最后筛选出2005～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179次直接投资活动。企业特征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避免该数据库存在的指标缺失、样本异常等问题，本文剔除了总产值、从业人员、固定资产投资明显过小的不合理样本。企业总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调整为2005年不变价格。其中，总产值和固定资产分别按照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计算价值链地位所使用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和直接增加值系数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东道国GDp数据来自epS数据库，然后使用2005年不变价进行平减。双边投资协定数据来源于UnCta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库，并同商务部中我国签订Bit一览表进行了比对。
4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实证研究之前，先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为检验多元Logit模型中是否所有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都为0，本文对实证模型进行了似然比检验，最终模型和不含自变量只含常数项的模型相比，χ2值为224.589，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为0，该模型有意义。伪决定系数检验显示，mcFadden系数为0.869，模型拟合良好。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符合iia假定，即不同投资模式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进一步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回归结果可知：
（1）价值链地位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该指标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价值链地位在三个回归模型中的系数分别为0.139、-0.384和0.745，说明价值链地位指数越高，企业越容易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才是共同价值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跨国公司的产品升级，提高了企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地位，而且价值链地位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2）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变量。从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前两个模型中该变量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第三个回归模型中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分别为0.316、0.179和0.429，即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企业越愿意选择纵向整合模式，其次是多元发展模式，最后是市场渗透模式。这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密切相关的，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部分优势产业在国内市场出现过剩，这些产业具有市场寻求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3）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性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上述两个模型中该指标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均小于0。这说明在对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投资过程中，企业首选的模式是共同价值模式，其次才是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注的不仅仅是企业收益，更注重双方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平衡中国和东道国之间的利益诉求。
（4）生产效率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市场渗透模式的显著因素，但不是影响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因素。从回归系数分别为0.249、-0.005和0.001可以看出，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容易选择多元发展模式，通过进入异质市场或增加产品种类，开展多元化经营来规避投资风险和实现资源共享；对于生产效率较低的企业而言，更容易采用价格竞争策略进行市场渗透。
（5）对外直接投资经验是影响多元发展模式和纵向整合模式的显著性因素，且系数均为正数，说明多元发展和纵向整合由于具有盈利点多、抗风险能力强的特点受到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青睐。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之后，跨国公司将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元化发展转型，拓宽了公司发展方向，分散了行业市场风险，有利于长期可持续发展。
（6）企业所有制形式和资本密集度在三个Logit回归模型中多数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并非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当前虽然中国民营企业仍存在着缺乏资金、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但是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民营企业更加灵活的应变能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开始占据优势，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资本密集度的不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小。
5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有针对性地设计出多元投资模式。然后通过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不同投资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多元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效率、企业国际经验和双边投资协定；市场渗透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和双边投资协定；纵向整合模式的影响因素包括：价值链地位、东道国市场规模、企业国际经验、双边投资协定和所有制类型。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企业，选择差异化的投资模式。从组织分工角度来看，企业竞争优势源自价值链活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附加值不同，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有所差异。要素禀赋的差异使得跨国公司榱嘶袢【赫优势而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布局，企业所在的价值链位置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因此，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过程中，应当根据企业所处的价值链地位，选择适合的投资模式，才能获取预期效益。
（2）充分发挥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是否签订双边协定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因素。同国内投资相比，跨国投资的固定成本更高，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时将切实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双边投资协定对跨国投资的准入条件、投资待遇、争议解决办法等责任和权力均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投资者提供了法律层面的保护。目前中国已经同“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有效降低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
（3）加强政策引导，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企业生产效率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寻求动机。应当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减少对企业战略选择的干预；同时应当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引导企业创新，提高生产效率。鼓励生产效率较高、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走出去”，有助于企业化解产能过剩，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有助于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有助于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掌控区域经济贸易主导权，解决资源依赖难题，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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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种类篇7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信托；房地产直接投资；制度
中图分类号：F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7-0147-02
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ReitS)在美国产生以来，很快被西欧各国以及亚洲新兴国家所运用，并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加以调整。这说明这种制度具有一定的可复制性，而从当今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有实施这种制度的意向，这说明这种制度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又是与其他投资方式比较得出的。相对于房地产直接投资这种产生较早、应用较广泛的投资方式而言，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ReitS)有一些制度上的优势。
一、房地产直接投资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
房地产直接投资是指将资金直接投资于一定的房地产物业，委托专业人士或自行经营的一种投资方式；是指投资者从购买土地使用权开始，通过在土地上的进一步投资活动，即经过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等过程，建成可以满足人们某种入住需要的房地产产品，然后将其推向市场进行销售，转让给新的投资者或使用者，并通过这个转让过程收回投资、获取开发利润的过程。
房地产投资信托(Realestateinvestmenttrusts，下文简称Reits)是由基金公司和其他发起人向投资者发行受益凭证，将社会上的资金集中起来，汇集成具有一定规模的信托财产，并由信誉良好的金融机构充当募集资金的托管人，对房地产证券和房地产项目开发进行直接和间接的投资。Reits实际上是由专业人员管理的房地产类的集合资金投资计划。我国目前香港地区发行了7只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而内地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点的准备工作。
二、二者的比较分析
（一）二者相同点
1.目的都是进行房地产投资。无论是房地产直接投资还是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其最终目的都是进行房地产的相关投资，无论是直接经营还是间接经营，其投资对象都是房地产，包括住宅房地产、商业房地产、旅游房地产等。投资者都可以享受投资收益和回报。房地产是一种不动产，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都具有固定性和不可移动性。不仅空间上的位置是固定的，而且土地上的建筑物及其某些附属物一旦形成，也不能移动。
2.二者都需要融资。房地产业是一种占用资金数额巨大的行业，所以无论是直接投资还是信托基金，都需要进行融资。只是融资的渠道会有所不同，前者以银行贷款为主，民间资本为辅，而后者则全部来源于民间资本，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在房地产融资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重要。
3.二者都受到相关法律的约束和相关部门的监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清理专业银行房地产开发公司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对于房地产直接投资阶段银行贷款政策作了规定。2003年7月30日，香港证监会正式公布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守则》，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市场作了详尽的法律规定。内地虽然目前还没有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但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实施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的监管来看，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格约束。其目的都是防范金融风险。
（二）二者的不同点
房地产投资信托与房地产直接投资相比较，两者具有如下差异。
1.投资主体的差异
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直接投资的特点是投资规模大且周期长，这使得普通投资者望而却步，不敢问津。相比较而言，房地产投资信托制度以一种集合投资的方式使一般大众投资者跨过了房地产投资的“高资金门槛”和“高专业化门槛”，使大额的房地产投资划分成了小额的证券投资，分散开的资金使得大众投资者投资房地产业成为可能，使得中小投资者都可以享受房地产业带来的收益，也赋予了所有想投资于房地产业的投资者的投资机会。主体的差异体现了房地产投资信托的优势，一方面可以聚集社会资产，另一方面又可以调动中小投资者参与到房地产业中来，对于整个房地产业的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
2.风险的差异
房地产投资信托是以受益凭证或股票的方式募集公众资金，通过专业化的管理，从事多样化的投资，除可通过不同的不动产种类、区位、经营方式等投资组合来降低风险外，也可以在法令允许范围内从事公债、股票等有价证券投资以分散投资风险。而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是直接投资于物业，受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影响很大，占用资金较多，往往还要通过出售的方式盈利，因而投资风险大，而且在投资期间遇到政策风险或者利率风险时，则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3.资产的流动性差异
房地产属于不动产，由于其本身的固定性使得它的流动性较差，房地产直接投资于房地产物业，若想变现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出售物业，但出售物业的难度较大且占用时间较长，交易成本很高，而且在需要现金时往往还不得不打折扣，因此流动性较差；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投资者可以将受益凭证通过金融市场买卖，证券在发行后可以在次级市场上加以交易，投资者可以随时在集中市场上或店头市场上买卖证券，有助于资金的流通，方便快捷，耗用时间少且交易成本低，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不动产不易脱手的顾虑，所以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4.物业类型差异
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受投资资本规模的限制，相同或相近地理位置便于投资，同时也是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节省投资管理成本，其物业通常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地区，而且资产类型通常具有单一性；而房地产投资信托由于有专门的机构进行投资，不受地域的限制，除了出售之外还可以采取出租的方式获利，所以物业所处的地区比较广泛，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或者某一个地区，物业的类型也可以多样化，同一种房地产投资信托可以同时投资于普通住宅、写字楼、商铺等不同类型的物业。
5.收益的稳定性差异
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受房地产总体市场的影响较大，收益起伏很大，在房地产市场上升时，可以获得收益，然而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往往收益较低，再加上直接投资要通过出售房地产物业的方式，总体收益的稳定性不高；而房地产投资信托则受房地产总体市场的影响较小，波动性较小，即便是在房地产市场低迷时也可以继续持有待市场好转再出售，且房地产投资信托有一部分是通过物业的租金获取收益而不必出售，所以其收益的稳定性较高。
6.管理方式差异
就房地产直接投资而言，投资者必须自己介入房地产的具体业务，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资者若聘请他人管理，又极易产生人的道德风险，并容易导致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且由于缺乏专业人士的介入，投资者难以获取便捷的融资渠道；而房地产投资信托一方面因由房地产专业人士管理，管理层在房地产投资信托又占有相当大的股份，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能比较有效地防止；另一方面，Reits聘请高度专业化的团队对持有的商业地产组合进行管理，投资者能够借助专家和管理层的能力获得良好的融资渠道。
7.灵活性差异
房地产直接投资由于投资金额巨大，所以灵活性较差，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灵活性是一种新型的资产证券化的投资方式，所以灵活性较高。Reits有两方面的灵活性:一是投资者持股的灵活性。将房产划分为小额股份，每股金额较小，投资者能够负担且没有投资数量的限制；二是房地产投资信托本身的投资方式灵活性。ReitS既可作为融资渠道，也可以作为一种证券工具，即把一些机构或面临困境的物业销售商持有的分散房产包装上市，或者将整个集团公司包装上市。
三、小结
房地产直接投资已经是我国房地产业的常规投资方式，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虽然已经在香港地区开展多年，在中国内地却刚刚准备进行试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有其自身的制度优势，对中小企业及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融资渠道，让社会大众通过Reits这一渠道突破房地产业进入壁垒，能够参与到房地产业的投资中来，分享房地产业的收益和成果。房地产直接投资也仍然是房地产行业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两者的并存与发展有助于房地产金融体系的完整，有利于房地产金融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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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的种类篇8
关键词：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红箩卜
abstract:ifthedevelopedcountryformulation''''slimitforeigninvestment''''spolicy,is“thebigstick”thepolicywords,thattheyalsohaveencouragetheforeigninvestment“theredgrossdivination”thepolicy.moreover,thiskind“theredgrossdivination”thepolicyalreadybecamethevariouscountriesforeigneconomiccooperationnowthemainstream,isbeingesteemedbyvariouscountries.
keyword:Developedcountry;Foreigninvestment;Redgrossdivination
前言
在当今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维持自身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应地一些投资母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从短期看，会给母国经济带来损失，但从长远看，直接投资的流出必然推动本国生产的国际化进程，可以更好地发挥本国企业的优势，获得更多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销售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以，这些国家渐渐地取消了或正在取消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仅如此，有关国家和地区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取消了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限制措施，诸如外汇管制和资本输出管制，并且在采取鼓励和刺激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政策措施的同时，强调增强国际间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
各国制定鼓励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总体目标在于：①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家的经济业绩；②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区位，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如将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资源供应更为充足的地区，可获得新的比较优势；③淘汰国内夕阳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因此，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资本输出国具有重要意义，各国政府皆积极创造条件，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和保护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当然，发达国家的促进政策带有援助落后国家的成分。但不能否认，一些发达国家托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之辞，行先占领东道国市场、扩大在东道国问题上的发言权之实。
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和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信息和技术援助、直接的财政金融支持、投资保险以及税收保护。四类措施之间可能存在着交叉，例如：技术援助的过程中可能为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第一类的措施有可能与第二类的措施出现交叉。此外，这种交叉还表现在某国政府的同一机构承担着一种以上的政策任务。例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theUnitedStateSoverseaspri—vateinvestmentCorporation）就为美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全面的服务，即：不仅组织海外招商团、提供项目贷款，而且还对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国家风险提供投资保险。下面就逐一介绍这四类政策措施。
1.信息和技术援助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出资创办的全国性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中心都为本国企业和居民（尤其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它们的前期成本。这种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五种具体的措施：
（1）纯粹的信息服务，不仅为本国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关于有关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要素成本等信息，而且有些发达国家还通过建立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库等方式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服务，以便于为双方企业寻找投资伙伴提供方便。
（2）通过提供某些东道国特定产业和特定投资项目的信息，为本国企业寻找特定的投资机会。
（3）组织投资招商团，即通过母国政府机构的出版物、组织研讨会、投资洽谈会等方式为本国计划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或组建赴海外投资考察团，为投资行为牵线搭桥，直接帮助跨国公司寻找投资机会。
（4）提供可行性分析以及所需的部分资金。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比国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要复杂得多，除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之外，还存在国家经济政策变动、汇率波动等难以预测的风险。这就要求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者站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的高度，具备国外市场预测技能，并对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程度及前景有充分了解，能够掌握现（融）资方式和手段等等。而一般来说，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比较熟悉国内市场，在对外投资的知识准备过程中，往往也注重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但对国外的市场、技术、资金以及企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东道国的政治局势、政策取向了解并不多，使其对外投资可行性分析能力不足，必须借助专门机构的力量。
（5）为本国小型企业在项目开发初期提供诸如准备法律文书、提供融资咨询、改进技术以适应东道国的特殊要求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技术援助。例如，荷兰的发展金融公司（thenether—landsDevelopmentFinanceCorporation）1989年起制订的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计划中，就为荷兰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可行性分析所需的资金，帮助它们培训管理人员，出资组织旨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研讨会和投资招商团等一系列的信息服务。
从各国的情况看，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一般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殊机构所设的经济、商业情报中心进行的。此外，还有一些大型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开展对外投资咨询业务。
发达国家不仅为投资者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机会情报，而且为与投资计划有关的暂定的技术或资金资料所进行的可靠性研究或投资前调查提供资金支持。政府所资助的调查资金，通常为调查费用的50％，该未来投资者在投资项目实现后要偿还。
为了从财政上保证这项费用，不少国家已将此项资金列入国家预算之中。在日本，提供投资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的机构是根据特别法所设立的通商产业省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部、日本输出人银行的涉外投资研究所等；在美国，这种机构主要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技术援助方面，一些国家成立了民问非盈利性机构或团体，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技术人员。如日本设立了世界经营协议会，加拿大设立了海外经营者服务机构，美国设立了受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国际经营者服务队，等等。一些国家还接受发展中国家派来的政府后备实习生，负担其居留期间的费用及旅费，并对训练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的本国培训机构，也提供政府津贴。
2.投资保险
许多发达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为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险服务。然而，不同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的险种和适用的国家和地区，却有所不同。海外投资保险涉及的险种包括国有化险、战争险和投资收益的汇出险等。芬兰、荷兰、美国和瑞士等国实施的海外投资保险仅适用于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奥地利、瑞典和英国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则适用于本国企业对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但是，尽管不同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存在着上述差异，许多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等国）的投资保险都有着共同的前提条件，即：申请投资保险的投资项目必须符合母国的经济利益，例如：有助于增加母国的就业机会，增加母国的经济收入等国家利益。以美国为例，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1971年以来，就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包括政治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内的投资保险服务。1993年以来，为了加速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美国政府责成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美国企业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提供额外的投资保险。根据估计，通过投资保险促进的对前苏联国家的投资为美国增加了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2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仅美国与俄罗斯的摩托车合资企业就为美国带来了1.8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①。
关于担保的风险范围，各国法规基本相同，都是对国有化险、战争险和投资收益的汇出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但各国在立法上不尽一致。不仅如此，各国承保风险的责任范围也不相同。如美国的投资者可就三种风险全部进行综合保险，也可只择其中一种或两种申请分别保险。而其他国家一般对三种风险进行综合保险。各国立法中对保险费的规定也不一致。就综合保险费率而言美国最高，约为承保金额的1.5％；英国次之，为1％；接下来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约为0.75％；日本、德国、挪威、丹麦、加拿大等国的综合保险费率较低，仅为承保金额的0.5％左右。
投资保险由国家特设机构执行，常与政府间协定有密切关系，互为补充，具有国家保证或政府保证性质，这使它区别于私人保险。其特点是：①只限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不涉及间接投资。②保险对象只限于政治风险，不包括一般商业风险。③政府保证的目的不仅是进行事后补偿，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尽可能保证事故不发生。此目的一般是依靠两国投资保证协定来达到的。作为国内法上的投资保证制度与国际法上的投资保证协定的关系，各国立法不一。如美国法律规定，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国内法上实行投资保证的法定前提，即美国只对在同美国订有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进行的企业投资，才承担保证责任。德国、丹麦也要求在一定条件下，若两国间订有投资保证协定，才实行国内保证。至于日本、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则在法律上实行了单边投资保险制度，不要求以本国政府同东道国政府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但近年来也积极利用投资保证协定，作为调整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并确保国内投资保证（保险）制度的效力。
3.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支持，这种财政和金融支持往往与母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同时也包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支持。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国家是由同一家机构承办的。就金融支持而言，各国承担这种业务的开发金融公司，为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贷款和股权融资。其中的股权融资，大多是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少数股权，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就将所持的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这些开发金融公司的参与，不仅为海外的投资企业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而且大大提高了投资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东道国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
发达国家提供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的机构包括：日本的输出人银行、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英国的英联邦开发公司（theUnitedKingdom‘sCommonwealthi）evelopmentCorporation）、法国的经济合作中心（（？aisseCenttaledeCooperationeconomique）、瑞典的产业合作基金（theSwedishFundforindustrialCooperat.ionwith「evelopingCountrieS）、德国的投资金融公司（theGermanFinanceCompanyforinvest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和加拿大的出口开发公司（theCanadianexport：DevelopmentCotl）0ra—tion）等。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欧盟成员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
4.税收保护
税收是调节经济利益主体行为的有效杠杆，它直接涉及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资本流动的方向与领域。由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可以基于不同的征税原则，对同一纳税人而言，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境内的收入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征税，而投资母国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收人可以依据属人原则征税。这样，一个境外投资者面临着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纳税义务，加重了其纳税负担，减少了其投资利润，既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投资，也不利于母国鼓励海外投资。
在不同的国家税收抵免的具体实施方式又有所差别。一类是母国单方面在国内立法中规定外国税收抵免，如美国、日本。1970年12月31日通过的美国《岁入法》规定，允许纳税人从其在美国应纳税款中扣除外国对海外企业收人已征收的税额。日本自1962年后，开始对海外投资收入实行税收抵免，并逐步扩大作为税收抵免对象的收人种类。另一类是通过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订立避免双重课税的双边协定。我国已同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等一些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9
关键词：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红箩卜
abstract:ifthedevelopedcountryformulation'slimitforeigninvestment'spolicy,is“thebigstick”thepolicywords,thattheyalsohaveencouragetheforeigninvestment“theredgrossdivination”thepolicy.moreover,thiskind“theredgrossdivination”thepolicyalreadybecamethevariouscountriesforeigneconomiccooperationnowthemainstream,isbeingesteemedbyvariouscountries.
keyword:developedcountry;foreigninvestment;redgrossdivination
前言
在当今日益加强的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维持自身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应地一些投资母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对外直接投资虽然从短期看，会给母国经济带来损失，但从长远看，直接投资的流出必然推动本国生产的国际化进程，可以更好地发挥本国企业的优势，获得更多的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产品销售市场，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所以，这些国家渐渐地取消了或正在取消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不仅如此，有关国家和地区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鼓励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发达国家不仅取消了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限制措施，诸如外汇管制和资本输出管制，并且在采取鼓励和刺激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政策措施的同时，强调增强国际间协调和合作的重要性。
各国制定鼓励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总体目标在于：①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国家的经济业绩；②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区位，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如将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资源供应更为充足的地区，可获得新的比较优势；③淘汰国内夕阳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因此，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资本输出国具有重要意义，各国政府皆积极创造条件，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手段来鼓励和保护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当然，发达国家的促进政策带有援助落后国家的成分。但不能否认，一些发达国家托帮助东道国发展经济之辞，行先占领东道国市场、扩大在东道国问题上的发言权之实。
发达国家为了鼓励和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信息和技术援助、直接的财政金融支持、投资保险以及税收保护。四类措施之间可能存在着交叉，例如：技术援助的过程中可能为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分析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所以，第一类的措施有可能与第二类的措施出现交叉。此外，这种交叉还表现在某国政府的同一机构承担着一种以上的政策任务。例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theunitedstatesoverseaspri—vateinvestmentcorporation）就为美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全面的服务，即：不仅组织海外招商团、提供项目贷款，而且还对海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国家风险提供投资保险。下面就逐一介绍这四类政策措施。
1.信息和技术援助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或政府出资创办的全国性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中心都为本国企业和居民（尤其是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信息和技术援助服务，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它们的前期成本。这种信息和技术援助包括五种具体的措施：
（1）纯粹的信息服务，不仅为本国企业和居民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关于有关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要素成本等信息，而且有些发达国家还通过建立本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据库等方式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服务，以便于为双方企业寻找投资伙伴提供方便。
（2）通过提供某些东道国特定产业和特定投资项目的信息，为本国企业寻找特定的投资机会。
（3）组织投资招商团，即通过母国政府机构的出版物、组织研讨会、投资洽谈会等方式为本国计划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提供服务，或组建赴海外投资考察团，为投资行为牵线搭桥，直接帮助跨国公司寻找投资机会。
（4）提供可行性分析以及所需的部分资金。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比国内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要复杂得多，除技术、资金、市场等因素之外，还存在国家经济政策变动、汇率波动等难以预测的风险。这就要求对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者站在国际政治关系发展的高度，具备国外市场预测技能，并对项目所在行业的发展程度及前景有充分了解，能够掌握现（融）资方式和手段等等。而一般来说，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者往往比较熟悉国内市场，在对外投资的知识准备过程中，往往也注重同行业或相关行业的发展状况的分析。但对国外的市场、技术、资金以及企业的发展状况，尤其是东道国的政治局势、政策取向了解并不多，使其对外投资可行性分析能力不足，必须借助专门机构的力量。
（5）为本国小型企业在项目开发初期提供诸如准备法律文书、提供融资咨询、改进技术以适应东道国的特殊要求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技术援助。例如，荷兰的发展金融公司（thenether—landsdevelopmentfinancecorporation）1989年起制订的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计划中，就为荷兰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可行性分析所需的资金，帮助它们培训管理人员，出资组织旨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研讨会和投资招商团等一系列的信息服务。
从各国的情况看，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一般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或国内特殊机构所设的经济、商业情报中心进行的。此外，还有一些大型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担保公司等开展对外投资咨询业务。
发达国家不仅为投资者提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机会情报，而且为与投资计划有关的暂定的技术或资金资料所进行的可靠性研究或投资前调查提供资金支持。政府所资助的调查资金，通常为调查费用的50％，该未来投资者在投资项目实现后要偿还。
为了从财政上保证这项费用，不少国家已将此项资金列入国家预算之中。在日本，提供投资情报和促进投资活动的机构是根据特别法所设立的通商产业省所属的亚洲经济研究所调查部、日本输出人银行的涉外投资研究所等；在美国，这种机构主要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技术援助方面，一些国家成立了民问非盈利性机构或团体，培训发展中国家的经营技术人员。如日本设立了世界经营协议会，加拿大设立了海外经营者服务机构，美国设立了受国际开发署援助的国际经营者服务队，等等。一些国家还接受发展中国家派来的政府后备实习生，负担其居留期间的费用及旅费，并对训练发展中国家技术人员的本国培训机构，也提供政府津贴。
2.投资保险
许多发达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为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保险服务。然而，不同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的险种和适用的国家和地区，却有所不同。海外投资保险涉及的险种包括国有化险、战争险和投资收益的汇出险等。芬兰、荷兰、美国和瑞士等国实施的海外投资保险仅适用于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奥地利、瑞典和英国等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则适用于本国企业对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但是，尽管不同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存在着上述差异，许多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等国）的投资保险都有着共同的前提条件，即：申请投资保险的投资项目必须符合母国的经济利益，例如：有助于增加母国的就业机会，增加母国的经济收入等国家利益。以美国为例，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从1971年以来，就为本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包括政治风险和财务风险在内的投资保险服务。1993年以来，为了加速俄罗斯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美国政府责成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美国企业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提供额外的投资保险。根据估计，通过投资保险促进的对前苏联国家的投资为美国增加了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和2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仅美国与俄罗斯的摩托车合资企业就为美国带来了1.8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①。
关于担保的风险范围，各国法规基本相同，都是对国有化险、战争险和投资收益的汇出险三种政治风险进行保险，但各国在立法上不尽一致。不仅如此，各国承保风险的责任范围也不相同。如美国的投资者可就三种风险全部进行综合保险，也可只择其中一种或两种申请分别保险。而其他国家一般对三种风险进行综合保险。各国立法中对保险费的规定也不一致。就综合保险费率而言美国最高，约为承保金额的1.5％；英国次之，为1％；接下来是法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约为0.75％；日本、德国、挪威、丹麦、加拿大等国的综合保险费率较低，仅为承保金额的0.5％左右。
投资保险由国家特设机构执行，常与政府间协定有密切关系，互为补充，具有国家保证或政府保证性质，这使它区别于私人保险。其特点是：①只限于海外私人直接投资，不涉及间接投资。②保险对象只限于政治风险，不包括一般商业风险。③政府保证的目的不仅是进行事后补偿，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尽可能保证事故不发生。此目的一般是依靠两国投资保证协定来达到的。作为国内法上的投资保证制度与国际法上的投资保证协定的关系，各国立法不一。如美国法律规定，双边投资保证协定是国内法上实行投资保证的法定前提，即美国只对在同美国订有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进行的企业投资，才承担保证责任。德国、丹麦也要求在一定条件下，若两国间订有投资保证协定，才实行国内保证。至于日本、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则在法律上实行了单边投资保险制度，不要求以本国政府同东道国政府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前提，但近年来也积极利用投资保证协定，作为调整投资环境的重要手段，并确保国内投资保证（保险）制度的效力。
3.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大多数发达国家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金融支持，这种财政和金融支持往往与母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财政支持并不局限于发展中国家东道国，同时也包括对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支持。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国家是由同一家机构承办的。就金融支持而言，各国承担这种业务的开发金融公司，为本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提供贷款和股权融资。其中的股权融资，大多是先占有海外投资企业的少数股权，一旦该企业经营步入正轨之后，就将所持的股权转让给其他的投资伙伴。这些开发金融公司的参与，不仅为海外的投资企业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降低了投资风险，而且大大提高了投资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和东道国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
发达国家提供直接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的机构包括：日本的输出人银行、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英国的英联邦开发公司（theunitedkingdom‘scommonwealthi）evelopmentcorporation）、法国的经济合作中心（（？aissecenttaledecooperationeconomique）、瑞典的产业合作基金（theswedishfundforindustrialcooperat.ionwith「evelopingcountries）、德国的投资金融公司（thegermanfinancecompanyforinvest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和加拿大的出口开发公司（thecanadianexport：developmentcotl）0ra—tion）等。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欧盟成员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和措施。
4.税收保护
税收是调节经济利益主体行为的有效杠杆，它直接涉及对外投资者的利益，关系到资本流动的方向与领域。由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可以基于不同的征税原则，对同一纳税人而言，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境内的收入可以依据属地原则征税，而投资母国对本国投资者在海外的收人可以依据属人原则征税。这样，一个境外投资者面临着母国和东道国的双重纳税义务，加重了其纳税负担，减少了其投资利润，既不利于东道国吸引外国投资，也不利于母国鼓励海外投资。
在不同的国家税收抵免的具体实施方式又有所差别。一类是母国单方面在国内立法中规定外国税收抵免，如美国、日本。1970年12月31日通过的美国《岁入法》规定，允许纳税人从其在美国应纳税款中扣除外国对海外企业收人已征收的税额。日本自1962年后，开始对海外投资收入实行税收抵免，并逐步扩大作为税收抵免对象的收人种类。另一类是通过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订立避免双重课税的双边协定。我国已同日本、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比利时等一些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课税的协定。
直接投资的种类篇10
在美国,规范投资基金的有关法律,如《投资公司法》,将“公司”（Company）这一组织界定得十分宽泛,“任何在法律上具有人格或不具有人格的组织团体”均可以称为公司。创业投资基金的种类也很多,按组织形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两大类。其中,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形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基金本身即是一个独立法人,所有投资者作为基金的股东,对基金资产承担有限责任。由于股东人数较多,基金规模通常较大。
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又分为普通合伙、有限合伙、有限责任合伙三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被视为“人的聚合”,不存在“公司税”问题,因而运作成本大大降低。在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中,有限合伙公司又最为普遍。因此,有必要特别加以介绍。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特点,是除了管理合伙人作为“一般合伙人”（generalpartner）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外,非管理合伙人均作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partner）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由于管理合伙人必须对合伙公司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对管理合伙人构成一种强责任约束,使之真正对合伙公司运作履行诚信义务与责任,包括限制合伙公司向外举债的金额,将基金的债务限于其资产的范围内。由于非管理合伙人只需对合伙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因而又兼备了公司型基金的股东只需对基金承担有限责任的优点。管理合伙人作为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的经理人,其本身通常也是一个有限合伙公司,即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合伙公司。由于它主要是通过专家管理优势和社会信誉优势来赢得委托者,而不是像一般意义上的企业那样必须依靠雄厚的资本实力作信用保证,故其资本规模普遍很小。它在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公司中所占的份额也通常只有1%,其余的99%则由非管理合伙人认购。
“小企业投资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业投资基金,既可以按照一般公司形式设立,也可以按照合伙公司形式设立,其本身的运作也是完全市场化的。所不同的是,由于在其运作过程中政府通过直接优惠贷款或信用担保方式赋予了它一定范围的受信权并在税收上予以必要的优惠,故其设立必须经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审查批准,投资运作必须接受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监管,以确保其真正投资于国家重点支持的小企业。
除公司型和合伙公司型创业投资基金外,一些学者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和实业公司附设的所谓“Venturefund”,也作为创业投资基金的另外一种类型。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若其资本完全来自母公司,则由于不具备投资基金特有的“集合委托投资”特征,而不宜归于创业投资基金之列;而只有当其以自有资金与其它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共同设立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时,所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或创业投资合伙公司）才能称得上是创业投资基金。事实上,美国法律中的“企业发展公司”也是指的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全美创业投资协会也主要由独立的专业性创业投资基金组成。
创业投资基金与创业资本
与创业投资基金相比,创业资本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由个人分散从事创业投资,或是由商业银行、投资银行、金融公司与实业公司以自有资金单独从事47《中国中小企业》2000年第4期知识长廊o创业投资（通常是通过一个附属机构）都属于创业资本范畴,但它们都只是一种非组织制度化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直接投资者”（Directinvestor）。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基金的本质区别在于其由确定或不确定多数投资者通过“集合投资”方式,委托专业性的创业投资机构实现了创业资本经营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的机构管理”,因而是一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从法律意义上讲这类创业资本的投资者都是“间接投资者”。
值得强调的是,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在全社会创业投资活动中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由相对富有且具有一定投资经验的个人直接从事创业投资的创业资本,即所谓“天使资本”（angelcapital）就高达300～500亿美元,相当于创业投资基金总规模的10倍。但由于由个人或非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其投资的分散性和非组织性使之寡为人知,其具体的投资活动与规模更是无以准确统计。因此,我们目前通常谈到的“创业投资”,实质上主要是指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已经作为一个独立产业存在因而可以对其发展情况加以统计分析的高级形态的创业资本。
创业资本与风险资本的联系与区别
考据辞源,“创业资本”（Venturecapital）与“风险资本”（Riskcapital）是两个不同术语。其中的“Venture”与“Risk”虽然意义相关,但性质炯然相异。“Risk”原本就作名词用,表示作为客体存在的“风险”,如“风险分析”（Riskanalysis）。“Venture”则最初用作动词,表示“冒险、敢于做”,作名词用时则表示作为主体发出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冒险事业”,含有行为主体对其行为目的、实现目的可能需要承担的风险因素的感知,以及基于此所作出的行动方案设计等多方面的涵义。尤其是当其运用于企业创业和对创业企业进行投资这一特定的专业领域时,它更是赋有了特定的内涵,所表示的就不再是一般意义的“冒险行为”和“冒险事业”,而是一种从事“创业”和“创业投资”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冒险行为,及其结果“创业事业”、创业投资事业”,可以直接用来表示“企业”。因此,应当结合特定的专业内涵,区分其有别于日常用语的本质特征。
“创业资本”概念起源于15世纪。当时手工业发展较早的西欧诸岛国,由于受地域所限,一些富商为了寻求到海外创业,纷纷投资于远洋探险,从而首次出现“Venturecapital”这个术语。地理大发现之后相继建立起来的各类海外公司,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荷兰、法国的西印度公司,则直接促成了创业投资事业的萌芽。到19世纪末,美国的油田开发、铁路建设热潮曾吸引一大批富有个人,或通过律师、会计师的介绍,或直接将资金投资于各类创业项目。此后“Venturecapital”一词即开始在美国广泛流传。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了适应新兴中小创业企业发展的资本需求,创业资本发展到创业投资基金这种组织制度化的高级形态。经过以上历史演进过程,“创业资本”也就越来越赋有了以下特定内涵:（1）投资对象是创业企业,以区别于对成熟企业的投资;（2）不仅仅提供资本支持,而且还通过提供资本经营服务直接参与创业企业创业,以区别于单纯投资行为;（3）仅仅在企业的创业期进行投资,即当所投资企业发育成长到相对成熟后即退出投资,以实现自身资本增值和进行新一轮创业投资,因而有别于长期持有所投资企业股权,以获取股息为主要收益来源的普通资本形态。
与“创业资本”不同的是,“风险资本”（Riskcapital）这一术语则是从风险属性角度对各种收益具有不确定性的资本形态所做的描述。随着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发展,各种“风险投资”（Riskinvestment）工具层出不穷,“风险资本”这一术语逐步被广泛运用于指称“所有未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与“安全资本”（SecurityCapital）即“已做留置或抵押担保的资本”对应。“创业资本”作为特指投资于创业企业的资本形态,则与“非创业资本”（non-ventureCapital）即投资于成熟企业的资本形态对应。目前,一些较专业的词典就对它们作出了严格区分。
从风险属性看,由于创业投资（Ventureinvestment）通常是以未做留置与抵押担保的风险性权益资本（Riskequitycapital）方式进行投资,而且所投资的创业企业相对于成熟企业而言具有更大的风险,故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投资相比,创业投资往往是一种“高风险投资”（Highriskinvestment）。其风险程度又因所投资企业所处创业阶段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