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1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必要性；建议
[中图分类号]F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6)08―0042―03
法人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国家都有较完善的法人制度。中国目前还没有明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导致了实践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作用受阻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压抑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活力和生机。因此，要使经济繁荣并富有活力，就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问题，笔者从法理和实践的视角透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从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界定
目前，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1)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这种界定过于宽泛，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两个有区别的市场主体；并且在现实生活中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大部分已经异化为营利性企业了，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价值追求有了本质的不同。(2)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种界定也是宽泛，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属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3)狭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即指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界定过于狭窄，有另外的组织没有包括其中。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定义应先明确其特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下列特征：(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有相同业务或利害关系一致的人，自由结合的组织，亦即是由社员共同经营的团体。参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人都是想利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经营的业务，解决他个人力量不能解决，或能解决而极不经济的业务。(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的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成目的乃是帮助社员解决其经济方面的问题，也就是对社员提供经济方面的服务，而并非只为谋求利润。如果年终有了盈余，即按照社员与合作社交易额的比例退还给社员，这就是各国合作制度中所说的(按交易额分红)的制度。(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实行经济民主制度的组织，这也可以说是合作制度的本质。就是不论认股多少，每一个人有同等的表决权，亦就是在合作社可以充分发挥民主的精神。(4)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平等原则，在互助组织之基础上，以共同经营方法，谋社员经济之利益与生活之改善，而其社员人数及股金总额均可变动的团体。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可以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以农民为主体自愿组织起来的、是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营利为唯一目的、在生产、生活上谋求社员经济利益与生活改善、实行民主制度的自主性经济组织。
二、中国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规定
中国《宪法》第8条规定：“农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显然，在中国《宪法》的上述规定中，“合作经济”是等同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国《民法通则》以《宪法》为根据，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确定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合作经济与农业集体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成分，有多方面的区别。《农业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农业法》的上述规定，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放在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列平行的地位，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为确定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但由于中国《宪法》的前述规定，《农业法》的上述规定，实难发挥作用。通过《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和《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可知，合作组织在中国目前尚没有独立的登记注册资格。与此同时，中国有关行政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也排斥合作社的登记。在上述的法律法规中有的法律法规只对其进行了笼统规定，但它们均没有关于合作组织主体地位的专门规范。
三、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必要性
随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法律环境的制约日益突现出来，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体制上的混乱、政府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帮扶不力、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松散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加快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
(一)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化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还是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法人地位不独立，不少企业因无法估量风险预期，不愿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经济交往，进而发展缓慢、畸形，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无法发挥；还有在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注册登记时也经常会陷入两难境地。由于法人地位不明确很多农民经济组织不知是向民政部门注册登记还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于是他们选择了不注册，这样就无法取得单独法人地位，只能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环境下运作。此外，由于缺乏独立的法人地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无法形成有效的资金融通机制，缺乏融资渠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只能从农村信用社中获取小额贷款，远远不能满足其规模经营的需要。因此，根据实践的要求我们应尽快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独立的法人地位。
(二)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是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客观要求
因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是主体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直接影响着其他方方面面的规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是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一主体的立法，将构建一个新的主体制度，承认其主体地位，赋予其职权，规范其组建、组织和运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法律拟制的主体，其主体身份首先需要法律的认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内容应当包括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地位、成立、组织、经费、职权、责任等，法律对其主体地位的定位，直接影响其他方方面面的规定。因此，
法律文件的统一性和事物间的相关性决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问题。
(三)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的客观需要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确立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中国的合作经济已经与30多个国家的合作经济有经济往来，如果中国不尽快确立合作经济独立的法人地位将不利于中国的合作经济与国际接轨；不利于加强与世界各国合作经济友好往来和联合与合作；将制约中国合作经济在国际合作经济舞台上的活力和影响力。
四、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的立法建议
(一)确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独立的法人地位
中国的合作社是否为法人，关键看它是否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四个构成条件。《民法通则》规定，法人应当具备四个条件：依法成立；有必要的则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看，比较规范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固定的场所，有自己的章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机构一般由社员人会或社员代表人会(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执行机构)和监事会(监督机构)组成，已完全形成了能够代表组织体实现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健全机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一般来源于社员股金、积累资金和银行贷款等，并以这些可支配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这些构成要件符合《民法通则》中法人的成立要件。因此，我们应尽快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其独立的法人地位。但有的学者认为，“对规模不大，组织程度较低并且承担职能比较单一的合作组织赋予其法人地位，容易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大和社会信用的泡沫化。”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一节中对其进行特别规定，对规模不大组织程度较低并且承担职能比较单一的合作组织实行最低资本金制度(该注册资本比一般的合作组织的注册资本要高)；并且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加强对其财务监督，杜绝合作组织的财产与社员的财产发生混同；如果混同，该合作组织的社员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通过多方位的规制就可以避免社会信用的泡沫化。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2
【关键词】农民收入农村经济经济转型发展方向收入结构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农业人口大国，“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一直以来倍受关注。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村经济不断地进行着发展模式转型的探索。其大体可以概括为：1978～2003年，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2004年以后，以科学发展观重构农村发展新模式。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总结和形成的中国农村经济四大发展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中不断发展完善，并实现转型升级。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现状
自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尝试实行农村发展新模式，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渐进入由农业支持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和由城乡分割向城市带动农村的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经济转型携着农民生活共同经历了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历史发展过程。农民收入也伴随着农村经济转型在数值、增速和结构上显著变化。
图12008年～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农民人均纯收入总体增长，农村经济转型大势所趋。通过对中国农民2008年～2012年人均纯收入情况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见图1），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由2008年的4761元增加到了2012年的7917元，5年间增长了315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在总体上的不断提高，正是中国不断尝试农村经济转型的成功表现。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缓慢，农村经济转型任重而道远。然而，通过对中国2008年～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进行分析，又能够发现（见图2），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由2008年的8%持续快速增长到2011年的11.4%以后，又下降到了2012年10.7%。
图22008年～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
中国2008年～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整体上相对缓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纯务农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运来在国新办新闻会上指出：“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回落主要是由农产品价格增速放缓，部分农产品价格甚至出现了下降所带来的。”2012年的上半年，我国农产品生产价格虽然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5个百分点，但是增长趋势明显回落，致使农民在生产经营收入中的获利减少了将近10%。其中，减少幅度比较大的是生猪价格以及养猪给农民带来的收益，这一态势使得畜牧业现金收入同比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第二，“入世”使我国农村经济走出去，我国农产品面临到了趋于市场化、国际化的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农民收入也受到了其农产品有无市场竞争力的影响；第三，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很多农民在进行农业生产投入方面力不从心，以致农村发展相对缓慢，农村市场陷入启而不动的被动局面；第四，我国经济的新转型时期也是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越来越要求科技辅助农村经济向信息化、知识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而在当下，由于农民素质的欠缺，造成了农村高素质劳动力的供求失衡。总之，由上述因素可见，农村经济转型和加快促进农民增收的态势不容乐观。
农村经济转型促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结构趋向多元化。2008年以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构成中，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所占比例较高，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0年，农民家庭的工资性收入甚至超过了家庭经营收入。与此同时，在家庭经营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约占家庭经营收入的78%～82%。这其中，种植收入约占第一产业收入的20%～40%，养殖收入约占第一产业收入的12%～35%。相对应地，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只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18%～22%。
概括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可以发现，第一，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工资性收入中，来自外出务工的收入约达到45%。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少，仅仅靠农作物收成无法维持生活，因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农村青壮年选择了放弃土地经营而外出务工，举家外出的农村家庭也比比皆是。据统计，近几年来，农村80%的青壮年以外出打工为主，以种地为辅；第二，家庭经营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国家大力实施一些惠农政策，继续提高稻谷、小麦等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土地资源的利用，使得农村第一产业始终占据农业主导地位的同时，直接提升了农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我国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农产品的精深加工，这又间接地提升了农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第三，财产、转移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2013年中央1号文件在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方面给出了具体指示，这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坚实保障。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国家对于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则为农民转移性收入的增长奠定了稳固基础。
总而言之，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使得农民人均纯收入整体趋势呈持续稳步增长态势，农民收入的内部结构也得到了一定优化。但是应该说，这其中仍然存在一些潜伏性的问题，在当前，制约农民持续增收的障碍，关键就在于农村经济转型仍然存在问题。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农村经济转型正处在重要的关键期。
农村经济转型的未来方向
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全面拉动经济。资源型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指因地制宜，依托当地资源优势，充分挖掘本村内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牧场、湿地等等，从而带动与该资源相关的行业的发展，发挥辐射作用，全面拉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贵州省六盘水市是国家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之一，素有“江南煤都”之称。该市盘县红果镇的煤炭探明储量为7亿吨，而且红果镇的煤质量高、品种齐全，开采难度较低。这使得红果镇成为了国家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盘江煤电（集团）公司机关的所在地。1995年，红果镇被国家体改委等11个部委批准为全国57个综合改革试点镇之一。与此同时，红果镇享有国家、省级多项优惠政策。1999年4月29日，红果镇成为盘县政府办公地，遂成为盘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2004年，红果镇财政总收入完成5243万元，其中本级财政收入完成2327万元，工业总产值完成3169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047元；2009年，红果镇全镇财政总收入完成4.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322元。
以区位优势为根基，辅助支持经济。区位优势型农村，是指靠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的农村，其经济发展模式一般有如下特点：能够为大城市提供辅配套支持；能够从大城市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得到发展机遇；能够利用到大城市的陆路、水陆等交通优势。
贾家山村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辛家沟镇的西北部，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距青宁高速公路入口处3公里，佳吴公路贯通全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是吴堡县典型的人多地多的黄土高坡村。贾家山村深入挖掘城郊区位优势，主动接受城市辐射，积极服务城市消费，努力将区位优势升华为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对项目的吸引力。借助于区位优势，该村积极深化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利用土地广、退耕还林面积大的优势，着力发展养殖产业；其次，改造原有低产枣园，新增加种植核桃园、大棚种菜，建设小杂粮基地；再次，发展小杂粮基地和发展运输业两者齐头并进。据统计，目前全村有运输业大户80户，有大型车辆50辆，每年可创收700余万元。通过以区位优势为根基，该村真正做到了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在2010年，该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就达到了9113元。目前，全村更是已经形成了“养殖业、种植业、运输业”三大特色产业构成的产业体系，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实现了增收致富的发展目标。
以企业为龙头，放眼民营经济。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以企业为龙头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以本地区历史上的从商传统为基础，借着改革开放后国家及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扶持，传承并充分发展这种从商的传统，形成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的一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温州农村“七山一水二分田”，土地资源稀缺，国家投资很少，因此要取得发展，只有靠自身的努力。由此，温州农村产生了一种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而不依赖国家投资的重商不重农的经济发展道路。民营经济是温州农村的顶梁柱，民营经济起步早、发展快、比重高、贡献大是温州农村经济的重要特点。特别是在电商企业飞速发展的时代，温州农村结合现代市场的需要，适时地引入了网络技术，家家户户做起了网上买卖，形成了著名的淘宝村。到2007年，温州农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548元，温州农村的民营经济增长方式基本完成了向质量型、集约型的转变；到2012年，温州农民的人均现金纯收入达到8526元，同比增长11.5%。
以市场为导向，狠抓特色经济。所谓“特色”，就是优势和专长，就是市场竞争力。农村经济发展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注重发挥比较优势，突出重点产业，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竞争优势。对于不同的农村地区来说，畜牧业、养殖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旅游业等等都可能成为特色产业。
一是畜牧业特色经济。“一户两头牛，日子不用愁；一户三头牛，一年一层楼。”这是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平甸乡肉牛养殖专业村—者甸丫口村的著名顺口溜。多年来，该村以调整结构为主线发展畜牧业，逐渐打破了“养鸡为买盐、养猪为过年、养羊为零用”的传统观念。截止到目前，该村50头以上的养牛大户有18户，100头以上的养羊大户有16户，万只以上规模的蛋鸡养殖户有3户，土鸡存栏1000只以上的养殖大户有6户，畜牧业已成为该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主导产业，成为该村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2012年，该村经济总收入达到62.2万元，畜牧业人均收入达356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1%。
二是生态农业特色经济。发展生态农业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良性循环。它从系统理论思想出发，在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辅以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管理手段，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地制宜，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把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充分结合起来，顺应自然，运用生态学的原则来管理和建立一个在生态上能够实现自我维持，在低输入的经济上具有可行性的农业生态系统。
小陈庄村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吕河乡的东南部，是河南省的生态农业示范村，截至2008年，该村共有耕地面积282亩。10年以前，小陈庄村从养猪起步，逐步建立起养猪—沼气—种菜、种果、种粮—养鱼—养猪的生态循环链。到2008年底，小陈庄村用于养猪建圈的固定资产投入达到230万元，建猪舍500余间，年存栏、出栏生猪1万头以上，产值达到420万元，实现利润70万元。而猪粪便用作沼气和农家肥，可使全村年节约能源和化肥费用33672元。该村创建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占耕地面积的36.15%，人均蔬菜纯收入达3037.4元，占人均纯收入的41.43%。截至2004年，该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400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农业示范村。
三是旅游业特色经济。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白楼乡许楼村是天下第一陵“太昊陵”的所在地。许楼村最大的优势就是旅游资源丰富。许楼村把旅游作为优先发展的龙头产业来抓，强力实施“旅游立村”战略。全村把旅游行业作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并充分发挥旅游行业对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不仅专卖泥泥狗和布老虎，还增加了一些其他商品，花样繁多、琳琅满目。而且，该村所销售的商品在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不断得到改善，既有胡辣汤料、汝阳刘毛笔等具有周口特色的商品，又有地方特产、儿童玩具及保健用品等旅游产品。与此同时，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还带动了该村旅游商品的生产，开办了泥人制作工厂和泥泥狗加工企业。而在加工方面素有“活化石”之称的泥泥狗，已然成为了该村的支柱产业和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2008年，以加工泥泥狗为主业的农户占全村总农户的68%，通过加工和销售泥泥狗实现年收入390万元，同比增长27%。2009年，太昊陵一个月的门票收入就突破了2000万元。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3
关键词:农地权益;积极性;地区差异
一、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积极性的地区差异的表现
当前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受经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地区差异特点。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及城郊农民维权意识高,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高;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的农民农地权益维护意识较弱,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低。这两类情况在我国非常之多,以下是相关案例。
2005年6月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的数十名农民因反对低价征地,在荒地窝棚里“死守”土地。11日凌晨,这些农民遭到了二三百名男子突袭,造成6名农民死亡,51人受伤送院等(据《新京报》)。绳油村隶属河北省保定市定州市小油村乡,位于107国道定州段西侧,距定州15公里,距石家庄不足30公里,地理位置优越,土地经济价值高,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积极性高。
2009年11月4日上海迪士尼项目申请报告获国家有关部门核准。对于迪士尼项目首期动迁成本的60亿元,被征地的人只关心自己能从中拿到多少补偿。于是为了增加补偿额,当地村民大兴土木,趁机搭建大棚。甚至连有些六灶镇(离征地范围几公里之外)的人也搭起了假山(假山的补偿金比大棚高)。虽然村民的做法违规,但由于上海是个国际大都市,人多地少,地价高,土地价值大,特别是迪士尼落户后,川沙新市镇及周围地区瞬间成了“天价地”。所以当地农民土地被征收后,断了个财源,他们为维护农地权益不惜违规。
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洋溪乡的岩兜村是个交通不便,地势崎岖,人烟稀少,房屋分散的小山村,村中大多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土地大多荒置,土地的耕种面积占土地总面积额百分比很小,因为农业回报率低,农民耕种的收入少,所以土地价值很低。当调研人员问村民农地权益受损时是否会去维护权益,60%的人回答不会,30%的人回答不知道,10%的人回答会。数据显示大多数人采取消极接受事实的态度,不会主动维权。
地理位置优越地区因为土地地价昂贵,价值高,所以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大,而小山村的地理位置经济价值低,对于村中稀少人口而言,土地供过于求,价值很低,所以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很低。不同的社会经济概况决定了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积极性的地区差异的存在。
二、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积极性的地区差异原因分析
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呈现地区性差异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的。土地价格高低受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而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主要是由土地利润决定的。土地带来的收益和成本的问题,直接影响了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
(一)受级差地租大小的影响
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及郊区地理位置优越,但土地资源有限,土地需求量大,土地供不应求,价值高。而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的土地地理位置不好,土地需求少,而且农村可耕种土地面积与人口总数的比例较大,土地价值低,所以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呈现地区性差异。土地有肥沃程度、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所以等量资本投入生产条件相同、面积相同的土地,劳动生产率和产量收益不相同,土地带来的利润不相同。级差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个别资本利用了有利于提高土地生产力的自然条件,而比其他一般资本具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经济发达地区的改善土地肥力措施设备比较完善,所以多数土地肥力程度更高。而且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土地地理位置优越,为开发利用土地节省了运输费用,成本低,收益高,投资商投入同量资本相应会产生较高的利润率,因此取得超额利润。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投资商纷纷购买土地,而土地资源有限,当供给小于需求时,地价就会上涨,土地增值速度随供不应求的加剧而加快。土地的价值很高时,土地带来的收益高,当自身合法农地权益受损时,农民维权的积极性就高。相比之下,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差,交通不便,没有区位优势,投资当地土地的收益少,投入产出比低。而且农村限于经济落后,没有资金改善土地肥力,土地自然生产力逐年下降,传统农业产出低。所以土地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效益少,土地价值低,当农地权益受侵犯时,农民维权的积极性不高。
(二)受人口密度的影响
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人口密度较经济发达地区低,地广人稀,再加上经济不发达,交通不方便,人口流动性差,人民生活水平低,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少,对住房的需求量也小。农民产品大多是自给自足,生产过剩造成了资源浪费,也不能给农民带来增收,土地经济价值无法实现。再者是由于农民收入少,改善生活条件的能力低,生活简单,生活质量低,房地产业发展程度低甚至无法发展。所以土地除了耕种功能外基本无其他功能,功能的局限性导致了土地经济附加值低。土地在当地人眼中的地位不高,价值不大。所以农民对于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不高。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性高,农产品需求量大,农产品销售利润大,耕种土地的经济效益好。而且城市住房需求量大,房地产业利润高,促使房地产业迅速发展,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大,土地价值高,所以一旦农地权益受损,农民的维权意识高积极性也高。
(三)受产业结构的影响
据核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5477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56958亿元,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142918亿元,增长8.9%。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6%,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8%,下降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2.6%,上升0.8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由数据可知第二产业对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程度高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农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于工业。经济较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较完善,主要以工业、服务业为主,辅以农业。厂房、员工宿舍建设需要土地量大。特别是工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对产房的面积要求越高,而土地总面积有限,所以当发展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时,地价飙升,土地价格昂贵。当自身合法农地权益受损时,农民的维权积极性就会更高。而偏远地区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种植结构过于单一,且限于技术水平农村无法发展“两高一优”即高产、高效、优质农业,耕地产出低,纯农业户收入渠道狭窄,不易增收,农民收入随农产品价格上下波动而波动,稳定性低。而且偏远农村由于村落的分散性,再加上土地地势高低起伏不一,农业的发展无法形成规模,更不可能建农场发展混合农业。土地带来的收入少。由于农村的第二产业发展基础薄弱且后劲不足,无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而且由于资金不足无法发展特色产业。土地经济效益低,无法满足农民追求稳定收入的生活需求,给农民带来的物质、精神享受都不高,土地价值低。所以农村如果不能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增加土地的利用价值,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不会高。受产业结构的影响,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益高低不一,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也不一样。
(四)受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交易费用差异的影响
城乡二元结构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主体不同,城市主要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生产,农村则发展传统小农经济,城市的基础设施发达于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也远远高于农村,城郊农民收入也比农村农民收入高。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费用占农民收入的比例的大小不同。交易费用是指在一笔交易中,交易双方在买卖中产生的各种费用。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了城乡农民平等的维护权益,也决定了维权的困难程度不同。当维权费用高于维权所带来的收入时,农民就会亏损,所以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农民来说维护农地权益的交易成本很高。从个人利润最大化角度来看,农民不会去维权。而且农民法律意识不高,维权途径狭窄,成功维护农地权益的不多,所以农民的维权积极性低。相比之下,经济发展好的城市及城郊农民经济状况比较好,比较能承担起费用,再加上文化程度比较高,法律意识比较强,维权胜算大,维护权益的交易费用相对比较少,所以维权的积极性更高。
(五)受土地利用模式及经济效益差异的影响
远离市中心地区及偏远农村的土地利用模式单一,以种植业为主,回报率低,农民利润低,同时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销售也受到实验室高科技农产品的替代效应的影响。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理及购物者的从众心理,大众逐渐由购买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转向购买高科技农产品,产生了羊群效应。农民自己生产的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由于农产品是必需品,需求价格弹性系数小于1、大于0,需求缺乏弹性,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但是降价所引起的需求量的增加率小于价格的下降率,所以降价最终会使销售收入减少,农民的收入就会减少,从事农业的收入低,土地带来的效益不高。
再加上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的增强对农产品销售造成了间接影响。由于某些农民的农产品农药残余超标问题,市场上的消费者对农民摆摊销售的农产品质量信心下降,大多数消费者转向生鲜超市购买新鲜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使得农民摆摊销售的市场销售额下降,利润降低。迫不得已把农产品转卖给超市,超市从买卖交易活动中赚取价差利润,由于农民在交易中的被动地位,超市压低进价,导致农民收入不多,甚至收入小于支出。土地给农民带来的利益少,农民对于继续种植农作物的发展未来缺乏信心,所以土地的价值就不高,农民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不高。
而城市及城市郊区土地利用模式多样化,可以发展高科技农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开发途径多,经济效益高。并且城市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农民对土地未来价格的心理预期高,所以不会轻易放弃维护农地权益。两地区土地的利用模式单一与多样之间的差异造成土地的需求量及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低不一样,农民对土地的珍惜程度就不一样,维护农地权益的积极性就不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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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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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迪士尼地块首期动迁至少要花60亿[n].每日经济新闻,2009-11-13.
5、上海村民抢建农用大棚欲借迪士尼拆迁致富[DB/oL].东方网,200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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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小映.全面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一)[J].中国农村经济,2003(10).
10、陈立新.失地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及对策研究[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2009(7).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4
一、农业合作经济的基本特征
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使得个体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业经济主体的合作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市场地位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农业合作经济作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特征。
1、农业合作经济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农业合作经济对于壮大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但由于农民的合作意识较低，自我管理能力不高，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启动和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形式下，政府应该在教育、培训和信息方面予以积极的支持。
2、农业合作经济具有合作经济组织的一般特征。包括成员的自愿加入和退出、民主平等管理、互助共赢和利益共享等。
3、农业合作经济是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协作经营。农业作为特殊的行业，即经营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从而农业经营的个体经济就是家庭经营经济，这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的初期，特别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更带有社区性和综合性。
二、我国目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缺陷
1、多数农民受传统意识影响严重
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小户的生产经营习惯形成了特别强的“小农经济思想”。再加上我国大部分农村较为落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使得不少农民素质较低，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表现得特别急功近利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排斥，爱打个人的小算盘，不听从合作经济组织的决策安排。从而使组织内的经营行很难统一。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除了小农意识之外，很多人还会受到“大锅饭”时期思想的影响。认为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实施以前的“化”等“一大二公”的“大锅饭”体制。而且认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计划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而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强烈的排斥情绪，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2、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不够规范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组织形式，是一个有着共同目标的协会。国际上公认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自愿与开放原则；互助合作性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一人一票原则；非赢利和社员参与分配原则；自主和不负债原则；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以及社会性原则。然而，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基本上不符合这几条原则。很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目标定位不明确、商业化程度较高、以赢得为目的、服务职能特别差，这就使得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开放程度不够。甚至有些地方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不进行农业技术培训，业务范围过于繁杂，从而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及有序发展。
三、农业合作经济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1、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实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民主管理”，而且，将一些农户组织起来，一起生产、一起销售，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能够有效地实施，从而获得规模收益，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水平。
2、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5
（一）
走向市场经济的农民，其用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从事农业经营，但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再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周期长，资金投入回报率一般低于其他产业，同时，从事农业劳动比较艰苦，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不及城市，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经营还处于自然风险和较大的市场风险双肩担的不利地位。因此，农业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处于较弱与不利地位，是社会经济中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大量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调节，社会经济资源流向，主要受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支配。自然，农业经营者的行为也是由利润目标决定的，它要求经营农业的比较利益逐步同其他产业基本持平。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当非农产业预期收益率明显高于农业，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明显趋高时，当农业的投资效益和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其他产业时，中国的农业经营者——广大农民要把生产要素转向非农业，这本应是情理中之事。
然而，“民以食为天”。12亿人口的中国，吃饭为天下第一件大事。作为主要农副产品的粮食，不仅仅是一般商品，而且还是特殊商品，为当代中国领导人称之为“万物之宝”[1]。因此，农业实际上是一个自身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不可削弱的社会基础产业，有鉴于此，中国历代政府主观上都以“重农”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而世界上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和实现工业化之后，政府都以不同方式，通过宏观调控对农业采取特殊的扶持政策，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对农业公共服务的开支，对生产者的价格补贴以及农贷、利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抑制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弱质的影响，使经营者的实际收略高于经营其他产业的收入，至少不低于或接均收益，以利农业真正的稳定发展。我国现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在重视效益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农业弱质产业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能否给农民一个公平竞争机会的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中，中国农民在计划经济的监控下，默默地为工业化贡献积累，除国家支农返还的部分外，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也达4481亿元。生产责任制实行之后，这种状况得到缓解，然而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低于机会成本高的问题日益显露出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开始不再死守土地，有了自己的选择。与此同时，农业的基础地位也有动摇迹象。无疑，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切实加强农业已成为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的大政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重视农业没有真正到位，尤其没有落到切实保障农民经营农业的收益上，“口号农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人们都说，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然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在逐年不断下降[2]；农业信贷也难以到位，1993年中央11号文件说给农业增加225亿元贷款，结果是政策性贷款变成商业性贷款，最后又成为只给信贷规模，不给资金，一分钱未出银行[3]。由于投入少贷款到不了位，致使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科技推广网络处于“钱紧、线断、网破、人散”的危急状态[4]。农业经营的风险保障机制也迟迟建立不起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越拉越大。1994年是粮棉油提价幅度较大的一次，但也就仅能达到93年农资涨价的补偿水平。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两难的局面；农资限价限不住，粮油补贴补不起，国家苦苦找不到抑制农资价格上涨的办法，但是，粮棉是特殊商品没有变，国家只好以定购办法来控制1000亿斤粮食和几千万担棉花。农民在完纳农业税之后，这定购的粮棉又成了农民的任务和义务。
国家每年给农民下达的定购粮棉，既是任务，又是义务，农民当然不能不种，不能不交。上面规定，“省长负责米袋子”，粮食的完成更有保证。但是，这些粮食是农民用市场高价农资生产出来的。自1990年到1993年，农资的零售价格指数上涨21.7%；1994年国家较大幅度提高粮油棉价格，农资则以更大幅度上涨，有的“甚至翻番”[5]。根据湖南有关部门统计，1994年早稻收购价每担谷44元，生产成本41元，一担稻谷的劳动报酬仅3元钱。根据今年农资价格上涨情况，预计每担稻成本上升为57.8元，如收购价不便，农民生产一担稻谷的报酬就是坐定赔他7.8元[6]。如以市场价和收购价相比，每斤粮食至少比市场低出2～3角钱，仅1000亿斤定购粮计，农民每年就少收入200～300亿元。棉花也是如此，1993年9月起每担价格由300元提到400元，但到11月下旬，市场价已是每担800元，市场价与计划竟相差一倍[7]。据国家计委的监测，进入今年以来，农资价格的逐月攀升，1月份比上月上涨3.1%，比去年同期上涨28.5%，2月份又增加里2.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涨30.6%[8]。农民反映：“工业品是一年几个价，粮食是几年一个价”，粮食是微调，农资是倍涨[9]。若是老天保佑遇丰收年，卖粮难又困扰农民。由于没合理的最低保障线，农民丰年还是困难。即使这样，我们还只能是力争不给农民打“白条”，有的报纸甚至还把银行不给灾区粮农棉农打“白条”作为头版新闻报道加以表扬[10]。所以，农民调侃说：“省长负责米袋子，市长负责菜篮子，就是没有负责我们的钱袋子”[11]。天天说重视农业，到处讲把农民推向市场，原来是让我们农民走“市场经济的投入，计划经济的产出”的道路[12]。话虽刺耳，却道出了当前农民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困境。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原则，加强农业政策保护，增加农业投入，进而处理好农业弱质产业与粮食特殊商品、农业市场经济投入与计划经济产出的关系，合理地制定粮食的收购价和具有实质意义的主要农产品保护价格，使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逐年同其他产业基本持平，是当前稳定社会和培育农村市场经济应急需解决的问题。把农民推向市场，首先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1]《中国商报》1994年4月7日
[2]《中国信息报》1994年12月30日
[3]《农村工作通讯》1994年第12期，陈锡文。
[4]陈锡文，《农业战线面临的两大任务》、《瞭望》1995年第10期。
[5]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6]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7]程建华：《棉花，告急！》，《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7期。
[8]《中国经济时报》1995年4月4日
[9]筱李等：《粮殇》《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7期。
[10]《九江日报》1995年5月14日
[11]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12]《农村工作通讯》1995年第2期，傅小燕文。转贴于（二）
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就是造成农民沉重负担的“三乱”问题（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如果说，农业是立国之本，粮食是特殊商品，为大局计，不得不暂时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尴尬的不利地位，那么，“三乱”无度，则直接与社会的治乱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背道而驰了。
说起1990年前的农村“三乱”，真是使人感慨，令人瞠目。本来，按政府规定，农民的负担包括农业税/集体统筹和地方提留三大类13种，总负担额不能超过上年纯收入的5%。对于这些，农民一般是能够承担并大都是忠实的纳税者，然而“三乱”风起，各种摊派/集资收费数额扶摇直上，各种罚款名目层出不穷。据1990年的统计，仅国务院25个部门下发的文件中，涉及农民各项负担的就有8大类148项之多[1]。90年代初期，河南全省几年内下发的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有46个，涉及向农民摊派收费的项目达182个[2]。到了县、乡，各项收费/摊派更是有增无减，四面八方都向农民伸手。以致弄到：“你要摊派，我要摊派，一旦有权，就敢摊派；富要交钱，穷要交钱，只要被管就得交钱”[3]的局面。于是，工商税务一齐来，七站八所一齐要，吃喝拉撒还要农民包，那七扣八扣的卖粮款和汇回家的打工钱也给你变成了“白条”与“绿条”。青年农民结婚，除登记费、结婚费与体检费外，还得缴纳新婚费、准生费、母子平安费、礼品费、晚婚费、计生押金费，多至13项，费用高达1470.50元。[4]尤其是一些乡镇的“大盖帽”，连制服着装也向农民要。据农业部的调查，1990年农民社会负担（主要是乱摊派和乱收费）共计达136亿元，人均16元，而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当年只73.3亿元，社会负担超过国税近一倍；另外，农民缴纳的集体提留与乡统筹费两项共计达359.4亿元，人均达到41.15元。农业税外，农民负担合计495.4亿元，占上年农民纯收入的10.95％，这还不包括一些无法统计的负担。[5]在湖南省攸县的高和乡小塘村，仅乡统筹、村提留就人均高达112.75元，占全年人均收入的1／4。[6]摊派收款虽无章法，然而农民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少，只能服从，少敢违抗，否则，定你个抗拒或“踩线”之罪，公安、治保找上来，抓人又罚款，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还得贴上一份人情钱。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收款、摊派、罚款也实行承包，且多交由编外人员执行，“三乱”之风更为肆虐。农民叹言，过去割农民资本主义尾巴是“一批二斗”，现在让农民劳动致富则行“一罚二扣”。[7]
在“三乱”行为中，使步向市场的农民感到胆寒的莫过于各地工商行政部门滥设各种关卡。这些关卡多设于各交通要道，市场货物来回畅流之处，可谓扼住敢闯市场的农民的要害部位。在这里，一些执法人员任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和重复收费，强行扣罚没货物，不怕你不交钱，就怕你不上路。1990年8月30日，一辆载有5吨鲜葡萄的卡车从山东曲阜上路，运往福建省光泽县销售。起运前，货主为怕路上受阻，各处税费、手续均在产地一应办齐。然而在卡车到达目的地的1000余公里的道上，竟遭到百余个关卡的刁难或重复收费，其中九个关卡扣留，被重复收费1200多元。结果，本可3天到达目的地而费去8天，5吨葡萄全部烂掉，损失1.1万元。[8]这个市场弄潮儿终于栽倒在关卡之下。1991年9月，另一位山东农民在陕西某县收购6吨石榴，运往深圳销售，上路前也在产地办好所有的税费、证件手续。结果，在路上处处遭卡，重复交费1000多元，6天后到达深圳，石榴已成烂酱，整整贴了3万多元。这位农民从此背上了深重的债务包袱。[9]目睹这种状况，当事农民欲哭无泪，其他农民则望市而却步。
1993年春天以后，整治“三乱”和减轻农民负担，声势最为浩大，对“三乱”和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全国上下都进行全面整顿。到1994年七月，国家22个部委先后取消了450项涉及农民负担的项目与文件，各省（区、市）相继取消与同类项目有关文件则达到27000多项。各级人大都先后颁布了减轻农民负担的法规和条例，发放了被农民称之为“明白纸”的《农民负担卡》[10]，以杜绝卡外收费。仅1993年夏到1994年夏的一年间内，全国减轻农民负担103亿元。[11]应该说，几年中的治理“三乱”，成绩不谓不大。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顽症”由来已久，“三乱”病根并未完全铲除，农民负担回升与被撤关卡撤而复设时有耳闻。有的农民手持“农民负担卡”再次表示困惑：为什么有了“明白纸”，负担仍旧没有减轻？原来，有的党政领导在农民纯收入做文章，搞虚报浮夸，让农民负担的提留款及其他税款按夸大的数字标准缴纳，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12]；有的地方则在农民负担的5％以外做文章，把种种不好公开的摊派收款转到水电费等不在5％限内的费用中[13]；有的则采取集体承包工程，以不付或克扣民工工资的办法增加农民负担[14]；有的则把各种摊派费转入乡镇企业中支付[15]；有的地方还以增加新税种和卖城市户口等方法变相搞“三乱”[16]；有的农村干部为避免将来摊派收钱困难，干脆将《农民负担卡》堆放在自己家中，为“三乱”回潮留下后路[17]；据8月份出版的95年第15期《半月谈》报道，不久前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联合调查的结论表明，1994年农民的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38.2％，金额达85亿元。显然中央的“减负”政策在农村并没有真正落实。
再看那连接市场的纽带——纵横交错的公路国道，随车暗访的记者惊呼：“千里国道，‘三乱’又回潮”。那是今年3月，运菜的卡车自海南至武汉，2000多公里的交通干线上，共遇各种检查站卡47个，平均每公里被拦车检查或交费一次，罚款与收费共计2086元，一些工作人员甚至还殴打货主、司机[18]。5月，江西省农业厅厅长刘初浔随生猪运输车暗察公路“三乱”，但见江西到广州的路段，关卡林立，呼吁急需引起重视[19]。而在辽宁省康平县，该县的专卖局于今年4月竟凭17年前省“革委会”发的246号文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罚款，更令人感到“三乱”顽症难治[20]。事实证明，整治“三乱”的任务仍十分严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遵守规则，管理循章法，市场则活，社会则活，生产有后劲，市场趋繁荣；乱了规则，予取予求，市场则乱，社会也将萎缩。“三乱”实为当前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农民迈向市场的大敌。
[1]《中国农业年鉴》1990年
[2]《农民日报》1992年1月20—26日
[3]《中国妇女报》1994年6月24日
[4]《光明日报》1995年12月2日
[5]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农民日报》1992年1月26日
[7]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9]《农民日报》1992年3月23日
[10]《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11]《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
[12]《法制日报》1995年4月14日。
[13]何泉等：《百分之五之外的负担谁来管》，《瞭望》1995年第23期。
[14]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5]柏天：《谨防农民负担转嫁》，《半月谈》1993年第16期。
[16]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7]《人民日报》1995年3月9日。
[18]《中华工商时报》1995年4月12日
[19]《经济参考报》1995年6月11日
[20]《开放日报》1995年5月11日（三）
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实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实体，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民的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已占到83.3％，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并将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可以说，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正是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正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
然而，当前中国农村现有的管理干部是作为国家政权的身份出现的。它首先是国家行政意志的代表与执行者，是农村的行政管理者。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偏重于“治人”，但因当前农村经济正处于转型之机，他们又必须一身而二任，同时兼具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者的职能。另外，中国集体化搞了20多年，一般农村干部习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行政意志和个人经验出发，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指挥与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所以，农村的行政权力就会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从多方面干预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城乡市场的形成：
其一，任意改变农村联产承包制，取消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少数乡村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意义认识不够，甚至将它仅定位于一种暂时的“后退”，总喜欢在生产关系上把个体经营变成集体经营，如有的地方机械化程度提高了，村干部就主张实行集体经营；个别地方甚至违背农民意愿，以集约或以土地入股形式，改变生产经营方式，重新实行集体经营。
其次，好大喜功，盲目开发。近年来，各级政府盛行制定各项经济目标，一些农村干部照样画符，盲目搞开发工程。比如，发展果、茶、桑，本应上山下滩，发展水产养殖要向荒水荒滩，可一些地方乱占耕地载果、茶、桑树、挖鱼塘；在江西某地，不区分各乡具体情况，一律规定果茶种植面积。迫使农民在本已少得可怜的良田上种树。有的为了装门面，搞花架子，把包括果茶在内的各种种植开发带均搞在公路两旁，以供上级领导和各类检查组在公路上“飞车观花”。[1]
对于一些经济开发项目，一些干部习惯于对上不对下，只管任务，不管市场，农民被迫执行，一哄而起，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江泽民同志在湖北调查时听到这样的顺口溜：“基层干部雄纠纠，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2]
第三，“揠苗助长”。一些县、乡领导，只管主观动机好，不讲政策与工作方法，以行政命令实施其发展生产计划。
第四，权力入市，垄断市场。一些农村干部以权力渗入流通领域，垄断农资和农产品收购市场，高价压售劣质农资和种子，降级、压价收购农产品；有的则与苗木业主串通一气，不管农民意愿或是否真的进行了栽种，高价摊售果、茶、桑树苗[3]，农民眼睁睁看着受经济损失。
第五，搞地方保护主义，实行地区封锁，设卡拦阻或重税、重费阻止农产品向境外流通，牺牲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
不管任意改变承包经营权，还是好大喜功，也不管你是“揠苗助长”，“逼”民致富，还是权力入市，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封锁，最本质的东西都是以行政意志取代市场意识，是行政权力干预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实质则是农民在生产经营上已获得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力的弱化。这是当前引导农民走向施训航经济的又一大障碍。
目前，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关注着农业问题和农民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整治“三乱”的工作也取悦的了可观的成绩，广大农村干部的市场经济观念也正在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意识。可以断定，不管有多少障碍，中国农民要迈向市场经济也已是大势所趋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农民迈向市场经济的道途上还存在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在将农民“推”向市场经济之时，首先要立足于疏通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航道。
[1]《新闻报》1995年3月1日。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6
（一）
走向市场经济的农民，其用以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基础是从事农业经营，但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再生产过程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周期长，资金投入回报率一般低于其他产业，同时，从事农业劳动比较艰苦，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不及城市，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经营还处于自然风险和较大的市场风险双肩担的不利地位。因此，农业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处于较弱与不利地位，是社会经济中的弱质产业。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在经济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大量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调节，社会经济资源流向，主要受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支配。自然，农业经营者的行为也是由利润目标决定的，它要求经营农业的比较利益逐步同其他产业基本持平。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当非农产业预期收益率明显高于农业，农业经营的机会成本明显趋高时，当农业的投资效益和劳动报酬明显低于其他产业时，中国的农业经营者——广大农民要把生产要素转向非农业，这本应是情理中之事。
然而，“民以食为天”。12亿人口的中国，吃饭为天下第一件大事。作为主要农副产品的粮食，不仅仅是一般商品，而且还是特殊商品，为当代中国领导人称之为“万物之宝”[1]。因此，农业实际上是一个自身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高的不可削弱的社会基础产业，有鉴于此，中国历代政府主观上都以“重农”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而世界上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和实现工业化之后，政府都以不同方式，通过宏观调控对农业采取特殊的扶持政策，如政府承担了大量的对农业公共服务的开支，对生产者的价格补贴以及农贷、利率、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抑制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弱质的影响，使经营者的实际收略高于经营其他产业的收入，至少不低于或接均收益，以利农业真正的稳定发展。我国现在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政府在重视效益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农业弱质产业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能否给农民一个公平竞争机会的问题。国家每年给农民下达的定购粮棉，既是任务，又是义务，农民当然不能不种，不能不交。上面规定，“省长负责米袋子”，粮食的完成更有保证。但是，这些粮食是农民用市场高价农资生产出来的。自1990年到1993年，农资的零售价格指数上涨21.7%；1994年国家较大幅度提高粮油棉价格，农资则以更大幅度上涨，有的“甚至翻番”[5]。根据湖南有关部门统计，1994年早稻收购价每担谷44元，生产成本41元，一担稻谷的劳动报酬仅3元钱。根据今年农资价格上涨情况，预计每担稻成本上升为57.8元，如收购价不便，农民生产一担稻谷的报酬就是坐定赔他7.8元[6]。如以市场价和收购价相比，每斤粮食至少比市场低出2～3角钱，仅1000亿斤定购粮计，农民每年就少收入200～300亿元。棉花也是如此，1993年9月起每担价格由300元提到400元，但到11月下旬，市场价已是每担800元，市场价与计划竟相差一倍[7]。据国家计委的监测，进入今年以来，农资价格的逐月攀升，1月份比上月上涨3.1%，比去年同期上涨28.5%，2月份又增加里2.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涨30.6%[8]。农民反映：“工业品是一年几个价，粮食是几年一个价”，粮食是微调，农资是倍涨[9]。若是老天保佑遇丰收年，卖粮难又困扰农民。由于没合理的最低保障线，农民丰年还是困难。即使这样，我们还只能是力争不给农民打“白条”，有的报纸甚至还把银行不给灾区粮农棉农打“白条”作为头版新闻报道加以表扬[10]。所以，农民调侃说：“省长负责米袋子，市长负责菜篮子，就是没有负责我们的钱袋子”[11]。天天说重视农业，到处讲把农民推向市场，原来是让我们农民走“市场经济的投入，计划经济的产出”的道路[12]。话虽刺耳，却道出了当前农民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的困境。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平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与原则，加强农业政策保护，增加农业投入，进而处理好农业弱质产业与粮食特殊商品、农业市场经济投入与计划经济产出的关系，合理地制定粮食的收购价和具有实质意义的主要农产品保护价格，使农业经营的比较效益逐年同其他产业基本持平，是当前稳定社会和培育农村市场经济应急需解决的问题。把农民推向市场，首先要给农民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
[1]《中国商报》1994年4月7日[3]《农村工作通讯》1994年第12期，陈锡文。
[4]陈锡文，《农业战线面临的两大任务》、《瞭望》1995年第10期。[6]王景和等，《面对利益磨擦的楚河汉界》《瞭望》1995年第24期。
[7]程建华：《棉花，告急！》，《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7期。
[8]《中国经济时报》1995年4月4日
[9]筱李等：《粮殇》《中国国情国力》1994年第7期。
[10]《九江日报》1995年5月14日[12]《农村工作通讯》1995年第2期，傅小燕文。
（二）
80年代中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的热点和焦点之一，就是造成农民沉重负担的“三乱”问"题（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如果说，农业是立国之本，粮食是特殊商品，为大局计，不得不暂时让农民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尴尬的不利地位，那么，“三乱”无度，则直接与社会的治乱与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背道而驰了。在“三乱”行为中，使步向市场的农民感到胆寒的莫过于各地工商行政部门滥设各种关卡。这些关卡多设于各交通要道，市场货物来回畅流之处，可谓扼住敢闯市场的农民的要害部位。在这里，一些执法人员任意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和重复收费，强行扣罚没货物，不怕你不交钱，就怕你不上路。1990年8月30日，一辆载有5吨鲜葡萄的卡车从山东曲阜上路，运往福建省光泽县销售。起运前，货主为怕路上受阻，各处税费、手续均在产地一应办齐。然而在卡车到达目的地的1000余公里的道上，竟遭到百余个关卡的刁难或重复收费，其中九个关卡扣留，被重复收费1200多元。结果，本可3天到达目的地而费去8天，5吨葡萄全部烂掉，损失1.1万元。[8]这个市场弄潮儿终于栽倒在关卡之下。1991年9月，另一位山东农民在陕西某县收购6吨石榴，运往深圳销售，上路前也在产地办好所有的税费、证件手续。结果，在路上处处遭卡，重复交费1000多元，6天后到达深圳，石榴已成烂酱，整整贴了3万多元。这位农民从此背上了深重的债务包袱。[9]目睹这种状况，当事农民欲哭无泪，其他农民则望市而却步。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顽症”由来已久，“三乱”病根并未完全铲除，农民负担回升与被撤关卡撤而复设时有耳闻。有的农民手持“农民负担卡”再次表示困惑：为什么有了“明白纸”，负担仍旧没有减轻？原来，有的党政领导在农民纯收入做文章，搞虚报浮夸，让农民负担的提留款及其他税款按夸大的数字标准缴纳，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12]；有的地方则在农民负担的5％以外做文章，把种种不好公开的摊派收款转到水电费等不在5％限内的费用中[13]；有的则采取集体承包工程，以不付或克扣民工工资的办法增加农民负担[14]；有的则把各种摊派费转入乡镇企业中支付[15]；有的地方还以增加新税种和卖城市户口等方法变相搞“三乱”[16]；有的农村干部为避免将来摊派收钱困难，干脆将《农民负担卡》堆放在自己家中，为“三乱”回潮留下后路[17]；据8月份出版的95年第15期《半月谈》报道，不久前农业部、监察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国务院法制局联合调查的结论表明，1994年农民的社会负担比上年增长38.2％，金额达85亿元。显然中央的“减负”政策在农村并没有真正落实。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遵守规则，管理循章法，市场则活，社会则活，生产有后劲，市场趋繁荣；乱了规则，予取予求，市场则乱，社会也将萎缩。“三乱”实为当前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正常发育和农民迈向市场的大敌。
[1]《中国农业年鉴》1990年[3]《中国妇女报》1994年6月24日[5]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4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7]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8]陈伯君等：《中国农村潮》第189、193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江西日报》1994年7月29日[12]《法制日报》1995年4月14日。[14]西京：《农民负担变相反弹》，《中国青年报》1995年2月14日。
[15]柏天：《谨防农民负担转嫁》，《半月谈》1993年第16期。[17]《人民日报》1995年3月9日。[19]《经济参考报》1995年6月11日
[20]《开放日报》1995年5月11日
（三）
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户在农业生产中实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和经营的经济实体，进而带动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农民的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已占到83.3％，农户已成为农村经济的基本单位，并将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可以说，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正是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正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
然而，当前中国农村现有的管理干部是作为国家政权的身份出现的。它首先是国家行政意志的代表与执行者，是农村的行政管理者。他们的性质决定了他们偏重于“治人”，但因当前农村经济正处于转型之机，他们又必须一身而二任，同时兼具生产经营和行政管理者的职能。另外，中国集体化搞了20多年，一般农村干部习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从行政意志和个人经验出发，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来指挥与组织生产、发展经济，所以，农村的行政权力就会仍以它强有力的影响，从多方面干预农村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城乡市场的形成：
其一，任意改变农村联产承包制，取消农民作为生产、经营者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少数乡村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意义认识不够，甚至将它仅定位于一种暂时的“后退”，总喜欢在生产关系上把个体经营变成集体经营，如有的地方机械化程度提高了，村干部就主张实行集体经营；个别地方甚至违背农民意愿，以集约或以土地入股形式，改变生产经营方式，重新实行集体经营。
其次，好大喜功，盲目开发。近年来，各级政府盛行制定各项经济目标，一些农村干部照样画符，盲目搞开发工程。比如，发展果、茶、桑，本应上山下滩，发展水产养殖要向荒水荒滩，可一些地方乱占耕地载果、茶、桑树、挖鱼塘；在江西某地，不区分各乡具体情况，一律规定果茶种植面积。迫使农民在本已少得可怜的良田上种树。有的为了装门面，搞花架子，把包括果茶在内的各种种植开发带均搞在公路两旁，以供上级领导和各类检查组在公路上“飞车观花”。[1]
对于一些经济开发项目，一些干部习惯于对上不对下，只管任务，不管市场，农民被迫执行，一哄而起，到头来“赔了夫人又折兵”。对此，江泽民同志在湖北调查时听到这样的顺口溜：“基层干部雄纠纠，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群众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2]
第三，“揠苗助长”。一些县、乡领导，只管主观动机好，不讲政策与工作方法，以行政命令实施其发展生产计划。
第四，权力入市，垄断市场。一些农村干部以权力渗入流通领域，垄断农资和农产品收购市场，高价压售劣质农资和种子，降级、压价收购农产品；有的则与苗木业主串通一气，不管农民意愿或是否真的进行了栽种，高价摊售果、茶、桑树苗[3]，农民眼睁睁看着受经济损失。
第五，搞地方保护主义，实行地区封锁，设卡拦阻或重税、重费阻止农产品向境外流通，牺牲广大农民的正当利益。
不管任意改变承包经营权，还是好大喜功，也不管你是“揠苗助长”，“逼”民致富，还是权力入市，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封锁，最本质的东西都是以行政意志取代市场意识，是行政权力干预农村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实质则是农民在生产经营上已获得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力的弱化。这是当前引导农民走向施训航经济的又一大障碍。
目前，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关注着农业问题和农民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整治“三乱”的工作也取悦的了可观的成绩，广大农村干部的市场经济观念也正在逐步取代计划经济的意识。可以断定，不管有多少障碍，中国农民要迈向市场经济也已是大势所趋了。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农民迈向市场经济的道途上还存在许多人为的障碍。我们在将农民“推”向市场经济之时，首先要立足于疏通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航道。
[1]《新闻报》1995年3月1日。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7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思路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农民群体却因为不善于进行经济管理，在现代市场经济大潮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从而让农业合作社再次引起关注，并且受到了高层领导的充分重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在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开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提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服务职能。随着《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进一步提升了农业合作社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农民群体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但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尚有不足之处，这就需要我们采取措施研究分析推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的主要思路。
一、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全面改变了以往全体民众都在吃大锅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了以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为主体的现代农业经济生产经营管理机制，将所有的田地均分至每家每户，农民群众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耕作，而且还需做到自负盈亏。这一生产经营方式有效地提升广大农民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为广大农户提供了相应的激励体系，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实力，同时这也是当时确保我国的粮食产量能够持续提升与农民群体收入不断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时间推进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于我国加入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农业生产也展现出产业化的新趋势，这一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生产形式出现了大量让人觉得始料未及的新状况:一是个体的农户在变化多端的市场面前无法做到妥善地应对，因而也就不具备强大的抵御风险之能力。二是市场经济当中的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并不对等，农产品的价格总体偏低，竞争力也比较差，农民群众自然也就很难得到对其有利的化肥、种子以及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与此同时，个别农民只有能力卖出初级的农产品，也就在根本上无法对农产品实施加工，更谈不上进行流通了。三是个别农户的生产形式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农产品在生产上的成本，而且影响到了生产的效率，无法全面发挥出农业经济所具有的巨大效应。同时还应当考虑到我国农业的基础相当薄弱，农业方面的科技信息流通途径不够畅通，因此，如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影响到了现代农业生产力取得新的提升。在此状况下，健全的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的思路即可对以上问题进行改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能够运用更多的途径来收集农业科技方面的信息，并且为具有需要的农民群体提供其所需要的咨询与帮助，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切实避免农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盲目行为。
二、推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发展的几点思路
(一)充分树立政府在农业合作社中的地位以及作用
农业合作社虽然属于自治型的农民经济组织，但它同时还是弱势的组织，难以离开政府及其部门的大力支持。在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之中，政府就需要在思想观念上、在制度制定上进行更加主动地鼓励以及扶持，从而做到切实理顺政府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要依据农业合作社自办与自治、自主收益之原则，确保政府对农业合作社之建立以及运转无法实施过度地干涉或者是变相的干涉。在政府应当采取的角色定位之中，可归结成，政府既不可强化对于农业合作社实施行政领导以及控制，从而避免发展成粗暴的干涉人员。然而，政府也不应当放任自流，而是应当为农业合作社的更好发展营造出相应的发展情境以及各类优惠的条件，从而成为农业合作社的服务者以及帮扶者。一是政府要在积极提供各类经济上的政策优惠。我国政府部门要依法在财政管理、税收管理以及价格、信贷等多个方面对农业合作社施行一些有必要的经济优惠措施。其一是要形成农业合作社的新型税收机制，落实低税或者免税等政策。比如，对于农业合作社予以免征相应的所得税以及营业税等。其二是提供一部分低息贷款或者一部分贴息贷款。其三是提供无偿性补贴以及奖励。对于符合我国产业经济政策的农业合作社投资开发等项目，政府部门应当运用营运设施设备来提供相应的无偿补贴，并且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运行评定达标者予以一定的奖励。其四是低价提供生产资料或者提供相应的价格补贴。其五是设置由财政部门积极支持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基金，主要是用在农业合作社在组织成本上的补助，而且可以持续实施国际交流。其六是对农业合作社所接受到的社会捐款项目予以免除缴纳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规。其七是相关农业项目由政府优先由农业合作社来承担或者全面吸收农业合作社参与其中。比如，农业综合开发方面的项目、扶贫方面的项目、技术推广方面的项目、环境以及生态保护方面的项目等均应尽可能地交给农业合作社加以实施。其八是要设置中立化的平台，从而作为农业合作社的重要组织机构，拓展政府与农业合作社间相互沟通联系的途径，并且立足于这一途径为农业合作社免费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以及市场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要组织或者协调农业合作社的专业工作人员实施短期的培训，而农业合作社在实践之中的各类信息还可及时地向政府加以反馈，从而促使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加以调整，并且实施政策方面的全面调整。
(二)积极宣传农业科技强化农业经济管理教育
科技可以说是第一生产力。广大农民群众要想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必须要依靠于科技，而农业合作社的更大发展还是需要科技。如今，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教育还不够乐观，农村地区的教育资金缺口非常大，大量高校毕业生已经全面脱离了农业一线。所以，政府要教育投资中注重于农业经济管理教育，切实提升农村基础教育方面的投入，强化对高等院校毕业生加以管理以及引导。要致力于创设出更好的农业经济管理教育外部情境。很好的外部情境对于农业合作社是不是能够高效运行与发展一样变得十分重要。政府要全面禁止所有的个人或者组织为农业合作社寻找摊派。因为农业合作社为弱者的联合体，立足于通过横向或者纵向联合，能够提升其在市场之中所具有的竞争性地位，进而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垄断。
(三)强化农业合作社内部经济管理
要注重于建立农业合作社的规章制度和完善相应的组织机构;要完善农业合作社的民主管理以及监督等机制，通过相同的一人一票制可以让组织成员的关系更加紧密;要高度重视与培养、引进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人才，提升组织成员的综合素质，从而让一部分能人以及能够较为突出人士能够得到全面的培训，这样一来就能促使经济管理能力较为突出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能够脱颖而出，进而为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形成更为强大的经济管理核心。当前市场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上的激烈竞争，农业合作社作为十分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为了能够在市场之中更好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一定要有具备较高的经济管理能力的人才加以运作与管理。在此基础上，还应当积极引入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从而为农业合作社提供更好的经济管理能力支撑;要致力于改进农业合作社的整体结构，从而保障农业合作社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要形成集中了生产、储存、物流、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的农业合作社，从而推动农业合作社中的各位成员之间能够实施更加紧密的合作，在合作社与企业相互间、合作社和合作社相互间、农民和合作社相互间进行紧密联系的农业经济合作体系，切实降低其中的中间环节，实现农产品种植、物流以及销售等环节能够更好地适应于现代市场环境以及市场需求，并且控制成本与提高经济能力，从而切实将农业合作社做大与做强。当然，农业合作社还应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农业合作社的先进经验。比如，西班牙蒙德拉贡农业合作社就直接引入了社员群体持股机制，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农业合作社之中的社员的主动性。又如，新西兰恒天然乳品专业合作社引进了非社员投资人，极大地提升了本合作社的资金能力，并且还能够参与到世界乳制品业的并购之中;印度的一些乳品专业合作社则立足于开发现代电子商务，应用现代网络营销方式来控制对外销售的成本，致力于吸引80后、90后客户，进一步提升其经济竞争力。西方国家的以上合作事例均可以为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多元化提供相应的借鉴。
(四)全面应用各类经济资源来实施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
如今，我国所拥有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我国的传统经济合作组织，也就是供销社十分健全。供销社可以说是我国当前市场营销体系之中网点最为全面、覆盖范围最广的销售实体。有资料显示，我国的供销社系统经营网络已经涵盖了全国的1/3以上的行政村，而终端的销售网点则达到80多万，每年的销售额超过了万亿。历经多年发展，各类供销社持续深化机制上的改革，采用建设现代企业集团、开发连锁经营模式等新型流通方式，能够让供销社的总体资源以及群体上的优势得到相应的强化以及展现。与此同时，在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供销社已形成更加健全的专业化农产品网络服务体系。而新型的农业合作社则是由农民群体自发地加以成立，从而做到接近于基层农民、机制更多灵活、市场化程度更加高的优势。一旦能够将两种资源予以紧密联系，而新型农业合作社则可依托供销社目前所掌握的资源来发掘自身。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推进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的目标是在健全农业合作社重要地位的基础上，明确政府所具有的职责以及地位，提升农民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并且在较为分散的农户和现代市场间形成彼此联系与相互协调之关系。立足于实施农业合作社经济管理，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民群体控制市场风险与获得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这就需要持续加以深入探究，通过全面总结经济管理的经验，切实调整经济管理的策略与方法，才能持续健全完善农业合作社，从而真正维护好我国广大农户的切身利益。
作者:王芳单位:西安培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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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长健，冯果．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若干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5(4)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8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农村改革必须要有新突破，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关键的环节。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首先着手解决农村“外部性”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的影响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新的三元结构整体转型。其中，彻底打破城乡对立的经济利益格局，改革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关节点和前提条件。
一、“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史考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封建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客观地存在着；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
二、新中国“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及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
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新模式的合理替代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的经济因素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会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格局。农村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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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9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4(a)-0000-00
农村民间组织逐步成为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在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日益明显的积极作用。为此，如何更好地推动农村民间组织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农村民间组织已成为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形式
农村民间组织主要是指我国农民自愿组成、自主管理、自行服务、自我受益，活跃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领域的各类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1.1农村民间组织在结构和数量上已初具规模
近些年，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我国许多农村地区，各类民间组织迅速发展。一是主要面向农民提供农林牧渔业生产、销售、技术推广等服务的各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二是各类农村民办非企业单位，如学校、卫生所、科研组织、敬老院等。三是农民自发组织的公益性社会文化社会团体，包括老年协会、计生协会、红白喜事协会、文化演出协会、体育协会、环境保护协会等。这些农村民间组织已涉及农村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是当前我国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1.2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势头良好
在当前农村，各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分布面最广、最具有生机和活力、带动辐射人数最多、发挥作用最突出，成为农村民间组织的主体。农村专业经济协会采取“一品一会”、“一业一会”、“一技一会”等多种组织形式，已广泛分布于种植、养殖、林果、加工、技术信息服务、销售经营等各个领域。一批组织结构完备、自律机制健全、功能作用到位、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已然出现。
1.3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培育和管理探索出新路子
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自1980年代中期发轫．2003年民政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探索了发展农村民间组织的新路子：紧紧抓住依法及时赋予合法地位这个核心，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举，通过必要的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促进健康成长，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和非营利组织基本属性加强规范运行，从而引导、规范其在法制轨道上良性发展。
2农村民间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独具地位
农村民间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2.1农村民间组织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一是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实现千家万户农民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效对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助推器”。二是较好地解决那些政府部门“包”不了、基层组织“统”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难题，推进农村公共治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三是可以有效对基本政府社会服务职能提供补充，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2.2农村民间组织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独具优势
农村民间组织土生土长，是农民自己创造和选择的组织形式，是我国农民在社会生活和生产关系领域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它来自于农民群众，服务于农民群众，与农民群众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容易取得农民的认同，农民愿意参与，具有强化社会纽带的凝聚优势。它以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组织形式，具有实现互助合作的组织优势。它贴近农民，可以承担政府做不好做不了的事情，具有满足农民需要的服务优势。
2.3培育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要任务
发挥好民间组织的作用，让群众享受民间组织带来的服务，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紧迫任务。首先基层行政体制改革，对培育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提出了需要。其次农村社会服务机制创新，对培育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提出了需求。第三乡村治理机制的变革，对培育发展农村民间组织提出了需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将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3农村民间组织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农村民间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农村民间组织外部发展环境还不完备，自身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其积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1)受认识上限制，有些地方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仍不够重视。有的地方对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的地位、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缺乏必要的扶持政策，一些地方的财政扶持资金对其没有考虑，因而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在有的地方遍地开花、迅速发展壮大，而有的地方处于空白。
(2)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限制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需要建立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基础上。一些地方的领导或部门对农村经济组织的运作规律缺乏深入研究，习惯传统方式，搞强制推行，以包办和命令等方式对民间组织的内部活动进行干预。
(3)农村民间组织的自身建设还存在不少需要规范和提高之处。相当一部分组织规模偏小，结构松散，代表性不够，缺乏必要的经费和人才，带动发展的能力不强。不少组织内部治理结构不健全，未能建立合乎法律规定的理事会，民主参与度低，资产管理混乱。
4关于下一步农村民间组织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的政策建议
4.1进一步提高农村民间组织发展与管理在党和政府工作的地位
农村民间组织农民自己创造和选择的组织形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缺失的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历史任务中，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结构战略调整、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建设等统筹研究，综合规划，在中央文件中进一步明确其地位、性质、作用和职能，统一全党、全国的认识，对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工作作出总体部署。
4.2积极建立扶持农村民间组织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
农村民间组织要实现健康、快速发展，仅靠自身是不够的，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政策扶持。当前一些涉农部门给予的资金、项目和服务上的支持，限于职能和能力不成系统、不很稳定。因此需要积极研究和探索建立政府政策扶持的长效机制。建议在国家相关惠农政策倾斜的基础上，探索设立国家发展项目，通过中央财政给予一定专项资助，引导地方建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发展基金或财政专项，对重点发展、急需发展、必须发展的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给予资金扶持或信贷支持，并以政府购买服务、资助项目等方式拓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筹资机制，提高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自我发展能力。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10
关键字：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循环经济
一、农业与农业经济
传统农业是指通过培养生产植物和养殖动物而获得食物和工业原料的产业，其对象是植物或者动物，人们通过发现和利用动植物生长的规律，经过人工培养获取人们所需的物质。
农业经济是关系国民生计的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将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发展中是大势所趋，现代化农业和农业经济跟以往相比有了很大不同，但是农业和农业经济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如何发展现代农业，使农业的发展紧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全世界关心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农业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何况，农民数量仍占我国总人口数量的大多数，就更显示了农业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怎样解决目前我国农业经济遇到的瓶颈发展农业经济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目前我国农业经济遇到的问题
（一）农业资金投入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
我国农业地区较分散，很多农业产区分布在偏远的山区，基础设施严重落后，有很多农业基础设施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根本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针对农业投入的体系。农业投入一般有三个主要方式：农民自己投资、市场投资以及国家投资。农民投资能力严重有限；市场投资的企业少、规模小，不能为农业发展带来很大的帮助；国家财政投资因各地财政状况不同，可以投资的农业基层项目少且质量低。
（二）农民专业知识欠缺，市场信息闭塞
我国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低，真正懂农业科学生产的农民少之又少。加上现在气候变化多端，对农业种植要求提高，仅靠过去的种植方法无法应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其次，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和数量要求也大大提高，农民不懂科学的种植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和数量上很难做到平衡。现代农业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自给自足，要想提高农业发展就必须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决定生产，农产品生产也要靠市场决定，农民种什么，不能仅靠自我意愿或者是政府鼓励，要多关心市场动向。但是我国目前的农业信息化工程建设严重缺乏，加上现在市场瞬息万变，农村市场信息又严重闭塞，农业发展不能很快适应市场。此外，一些地方在进行结构调整时，没有透彻研究市场规律，导致很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能力大起大落，给农民带来很大的损失。
（三）农业产业化程度低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发展势不可挡。长久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导致农业生产习惯难以改变，生产技术难以提高。我国城市工业产业化近年来发展飞快，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已经严重落后于工业产业化的发展速度，主要表现为：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业生产规模化程度低，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少，进行农产品初级加工企业多、深加工企业少、农产品增值率低，龙头企业少、标准化生产依旧停留在初级阶段。此外，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进行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直接面对市场，抗风险能力低，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农民损失惨重。
（四）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
我国农民数量多，但是农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城乡二元制使得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大，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差距过大导致农民经济收入少但生活负担重，很多农民为了养家不得不进城打工，有关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年轻化程度高，大多为80、90后，这些流动人口大多处于结婚生子的年龄阶段，生活压力大。很多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居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此外，农民工外出务工大多带有盲目性和自发性，对劳动保护和合约签订懂的少，因此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如：工资拖欠、工伤处理、工作时间不合理等等问题不知道怎样解决。
（五）农业科技推广难
农业科技推广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农业地区分散，农民文化水平不高，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资金欠缺等原因，使得农业科技在农村推广困难。当然，农业科技的推广过程是需要循序渐进的，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相应的体制管理，导致农业科技的推广进程缓慢。很多农民不懂得合理使用农药、种子和施肥，缺乏正确指导，结果花费很大力气却成效甚微，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
三、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一）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首先政府要提高重视，通过引导增加政府资金投入、市场资金投入、引入工商业部门的管理和市场机制，建立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把农业发展逐渐引入到“工业化农业、科学化农业、集约化农业、市场化农业、社会化农业”的道路上。巩固农业经济的基础地位。在农村加大灌溉工程、植保工程、种子工程、动植物防疫体系、农业信息网络等工程的建设，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此外，加大对农业相关政策补贴，提高农业服务水平，推进农业示范点、示范区建设，摸索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二）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伴随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发展也要紧跟时代，提高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设置农业经济发展机构，聘用专业知识过硬有服务农业经济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建立健全农业经济发展运行新机制；政府要加大投资力度，并鼓励企业建立科研中心，加大研发力度，创新农业产品品种和生产；建立农作物以及畜禽优良品种的繁殖和疾病防御推广体系，帮助农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建立科学技术进入农户工程，利用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帮助农民，提高农民的专业素质，推进高科技农业持续发展；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减少劳动力，降低劳动量，释放多余劳动力，减少劳动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产品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三）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循环经济发展一直被人们关注，农业的生态循环发展也正在被重视和推广。如何利用有限的生态资源发展现代农业经济是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把农业经济和自然资源结合起来，推动农业经济向科学转型，以生态循环理念为基础，坚持资源合理利用、采取集约开发和及时保护，做到环境污染及时治理、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成本投入、清洁生产，全面推进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围绕“三农”，做到农民素质提高、农村村容清洁、农业持续健康发展。做好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项目建设，加强交流学习，不断探索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为农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做好服务。
（四）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
农业产业化发展离不开产业二字，要做成产业，就需要鼓励扶持农业经济龙头产业，通过龙头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首先，要做好原料基地的建设，随时保证农产品加工原料需求，推动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朝优势地区集中，减少运输成本，节约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其次，政府引导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引导，加强农产品市场营销和推广，完善农业产业化发展，扩大农业生产辐射面，增强农业产业化对农业经济的带动，将小规模的农业生产推向有组织、有规模的市场经济中。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要以龙头产业为中心，推进龙头产业的集中化，形成规模，让这些龙头产业发展成为设施配套、上下承接的产业群，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以此发挥其规模效应。同时，要强化这些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和管理，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质量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大国，农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伴随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发展也应该紧跟步伐，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虽然现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遇到瓶颈，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些问题，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抓住科技快速发展的机遇，结合实际，解决问题，巩固农业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促进我国社会快速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小翠.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的分析与对策[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07）.
[2]张万爱.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当代经济，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