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直接投资篇1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90年资管理政策的自由化为美国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创造了条件。为了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90年代以来各国对其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而且绝大多数政策调整是建立在单边基础之上的。在90年代各国进行的外资政策调整中，绝大多数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的，其中，取消合资要求、取消对外商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等措施大大便利了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的直接投资。据对100多个国家外资管理法规的调查研究，大多数国家的外资法规对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没有严格的区分，（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146.）因此，当这些国家取消对某些待业外资进入及外资拥有多数股权的限制时，国外企业就能合法地并购当地企业。
全球直接投资篇2
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各类经济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从而使得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步融合，最终朝着无国界经济转变的一种过程和趋势。伴随着国际分工日趋深化和科学技术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其主要标志是：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增长；跨国公司作用显著强化；国际经济合作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市场快速膨胀。对于发展
口产品在国际上遭到反倾销指控明显增多。三是我国外贸管理体制不够健全，外贸政策、竞争法规和价格体系不够完善，一些出口企业相互杀价竞销，这不仅导致外贸企业效益增长大大低于外贸出口数量增长速度，使部分外贸企业亏损，而且为国外反倾销提供了口实，丧失了部分市场机会。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方面要抓紧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档次，有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第二条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资，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资区位及产业布局，通过建立发展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广泛开拓国际市场，这样既可避开上述影响出口的制约条件，又可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提供新的牵引拉动力量。从国际经验看，一国要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发挥较大影响，在国际经济分工中占据较为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单纯仰赖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还必须努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支持国内有能力的企业构筑境外生产经营体系。当一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一定水平后，会保持相对稳定，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会被境外直接投资所部分取代，国际分工亦将由贸易主导型向投资主导型转换。
四、世界科技加速发展对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全球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全球化；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中图分类号]F27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8）03－0046－04
2006年10月16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以“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from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为题，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该报告指出：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渠道。而现在，情况开始变得多样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新特点就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蓬勃兴起。2005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2005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地依次为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湾、巴西和中国内地。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第三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特别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在《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全球100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中，中国跨国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50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已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1]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此，本文在分析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以全球化的视角对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进行了研究。
一、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主要是：力争在近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大项目上有所突破，特别是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项目；力争在对外劳务合作层次上实现劳务人员输出由普通型向专业型、技术型升级；力争培育一批在国际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品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海本土跨国企业；力争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的复合型人才。
在此战略目标下，2006年上海全年新批对外直接投资项目75个，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4亿美元。迄今为止，上海已在9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投资企业和办事机构。“十一五”期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望年均增长30％左右；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合同额累计超过280亿美元，约为“十五”期间的3倍多。此外，上海已于55个城市建立了国际友好城市关系，与1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交流关系。上海将充分利用“友城”资源，为企业“走出去”服务。[2]
此外，近年来上海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从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
二、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上述分析可见，近年来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那么，导致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下文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StephenH.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Raymond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Frederickt.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p.J.Buckley)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ohn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己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3]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H.Hymer，1960）[4]。上海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①某技术先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地区具有产生t的R&D环境；②某技术后进地区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①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地区向技术后进地区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地区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②技术先进地区企业到技术后进地区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③技术后进地区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地区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我们把t、t1，刻化为时间t的函数，易知t(t)>t1（t）≥0，t∈[0,t,]，用t(t)-t1(t)=G表示技术差距，则学习过程顺利完成的必要条件为:
而策略竞争（博弈过程）能够维持的必要条件是，对任取t≥t1，存在某个充分小的技术差距(G)，使得
G（t）=t(t)-t1(t)≤G，t∈[t1,+∞]（2）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本身使企业在短期内(0,t1,)遭受的损失(C)和长期(t1，＋∞)在世界市场利用新技术t1所获利润π分别为：
这里r为贴现率，i为某国(i=1,2,・・・，n)，π1为拥有t1的技术后进地区在（t1,+∞)期在世界第i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显然，关于(3)式?坠C(t)/?坠G(t)＞0，t∈(0,t1)这表明，技术差距越大，损失越大；关于(4)式，π只与某个固定常数G有关，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t∈(t1,+∞)时，技术差距已不构成技术先进地区和技术后进地区之间特定的竞争优势，这些地区的企业所获利润与技术差距无关。
最后，用倒推法(backward)，当π＞C,t∈(0,+∞)技术获取型FDi在(0,t1)发生，意味着会出现逆向投资；当t(t)-t1(t)≤G，t∈[t1,+∞]时，意味着技术后进地区企业通过逆向型投资已成功获取某项技术t。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地区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上海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上海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上海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上海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上海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上海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上海公司总部，有助于上海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上海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上海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上海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而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上海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为7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5]。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上海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上海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
随着近年来上海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上海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上海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上海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上海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上海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上海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上海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立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6]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上海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上海企业所采用。
3.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近年来，日益加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于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10、1/20和3/5。[7]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人口多、地域小、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力弱，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更为突出。由于上海经济的高速发展，上海经济对资源的需求迅猛增加。伴随着上海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对矿产、土地和水资源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扩大，供求缺口日益凸现。资源的国内供给率将进一步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因素都迫使上海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上海在进一步加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应该积极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让更多的上海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获取资源，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壮大，同时缓解上海的环境压力。这既是上海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上海突破资源与环境约束瓶颈的有效出路。
结语
近年来，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前列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而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其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而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上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融入全球供应链和缓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上海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同时也可以缓解资源与环境压力，带领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参考文献]
[1]worldinvestmentReport2006：FDifrom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eB/oL].省略，2006-09-16.
[2]吴宇.上海市今后4年对外投资规模可望超过30亿美元[eB/oL].新华网，news.省略，2007－2－9.
[3]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6[R].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省略/，2006-09-10.
[4]HymerStepherH.(1960),theinternationaloperationsofnationalFirms:StudyofDirectForeigninvestment,m.i.t.press.
[5]白木.中国将成为全球制造工厂[J].党政干部学刊，2002（5）.
[6]柯兆发.中国企业转向全球供应链[n].中国交通报，2005-2-23.
[7]顾海兵.“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分析[n].中国税务报，2006-3-31.
themotiveofShanghaienterprises’FDiundertheGlobalizationBackground
HeJun
（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China）
全球直接投资篇4
一、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近20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高速增长态势。然而，进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在美国的破灭，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并影响到西欧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不仅复兴无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也由此出现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据联合国2001年9月18日发表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全年投资将下跌到7600亿美元，跌幅近1/3.
统计数字表明，1995-200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自3058亿美元增加到104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2034亿美元增加到100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过了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结果，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下降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下降为4.8%），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1996年曾回升为38.4%）。
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欧盟各国间的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1999年达到了3180亿欧元，2000年又达到了4360亿欧元，约相当于1995年630亿欧元的6.9倍，占欧盟对内直接投资的60%以上。
二、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表明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资本流动的目的所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在最大范围内流动，寻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带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愈发活跃，高潮迭起。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的技术优势、广阔的市场优势和完善的投资环境优势等，资本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并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表明了经济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不仅意味着世界已从过去的贸易市场一体化发展到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阶段，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急剧变化，传统上的“国界”对经济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断弱化，整个人类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提高。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对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很快，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但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缓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
1、伴随经济金融全球化而来的是对经济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
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我国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必须参与到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之中去。换句话说，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为中国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客观压力。与此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着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大大增强。不仅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经济结构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影响。这无疑使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极大地增加。
2、中国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中国已经加入wt0，根据中国与wto各成员国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中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体制的要求修改规则、开放市场，允许其他成员的商品、资金、技术进入，展开竞争，优胜劣汰。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将大大改善我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开放也使国内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国企业不出国门，就将同国外产品和企业短兵相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便是采取关税保护的产业，外国竞争企业同样可以用到中国投资设厂的办法绕过这些壁垒。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市场面对外国竞争者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企业经营者具有全球眼光，实现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彻底转，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利用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战略等等。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于1979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综合经营类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也加入对外投资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贸易与非贸易企业累计为6513家，协议投资额117.95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79.03亿美元。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1、我们应该明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这一观念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要获取微观经济利益，还必须兼顾宏观经济利益。一方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投资利润，还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抓住机遇，更多地投资海外，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铜矿、铁矿、森林、橡胶等中国十分缺乏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的储备；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中国有一些行业，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形成了大量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总量大大超过需求。
2、根据经济利益目标确立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及产业流向
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是港澳地区，占46.8%；其次是北美，占13.7%；第三是亚洲，占11%；第四是非洲，占9.2%；第五是拉美，占7.5%；第六是大洋洲，占6.2%；最少的是欧洲，只占6%.一般地说，北美、欧洲等国家和地区有着非常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市场广阔，政治稳定，法制健全；亚、非、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市场和法制建设较为滞后，政治相对较不稳定。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已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能源等资源开发，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境外加工贸易，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咨询服务等行业在内的全方位的经营活动。尽管贸易型企业（占49.7%）仍旧占据了中国海外投资的半壁江山，但从近年来的发展看，境外加工贸易（占22.2%）和资源开发（18.1%）增长比较快。我们应该根据微观经济利益目标和宏观经济利益目标确定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以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全球直接投资篇5
近20年来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呈高速增长态势。然而，进入2001年以后，由于新经济泡沫在美国的破灭，美国经济出现持续的衰退，并影响到西欧和日本，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不仅复兴无望，反而雪上加霜，全球性经济衰退也进一步加剧，外国直接投资也由此出现了大幅下降的局面。根据联合国2001年9月18日发表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预计全年投资将下跌到7600亿美元，跌幅近1/3.
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出现的最大特点就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出的主角，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主角。自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伊始，发达国家和地区就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角。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前期，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中地位一度有所提高，1993年，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占全球的比重在达到了16.1%，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占全球的比重在1994年达到了39.9%.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趋势却又急转直下，发达国家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统计数字表明，1995-200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自3058亿美元增加到10463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2034亿美元增加到100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242.2%和336.3%，都超过了同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速度。结果，发达国家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提高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86.1%提高到了91.0%，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61.4%提高到了79.1%.相比之下，同期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就明显下降了，其中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由13.8%下降到了8.6%（1998年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曾下降为4.8%），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由34.2%下降到了18.9%（1996年曾回升为38.4%）。
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非常活跃。1995-1999年，美国和西欧的相互投资由840亿美元增加到2863亿美元，增加了240.8%.其中，美国对欧盟的投资由488亿美元增加到582亿美元，欧盟对美国的投资由351亿美元增加到2281亿美元，分别增加了19.3%和549.9%.由于美国和欧盟间相互投资的迅速增加，其相互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的比重（按对内直接投资额计），就由1995年的25.3%提高到了1999年的33.1%.另外，欧盟各国间的相互投资也非常活跃，1999年达到了3180亿欧元，2000年又达到了4360亿欧元，约相当于1995年630亿欧元的6.9倍，占欧盟对内直接投资的60%以上。
二、中国面临的新课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表明了经济全球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不仅意味着世界已从过去的贸易市场一体化发展到金融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和生产一体化阶段，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急剧变化，传统上的“国界”对经济分割和屏蔽作用不断弱化，整个人类的生产效率获得了提高。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新特点表明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是资本流动的目的所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本质决定了资本必然在最大范围内流动，寻求增值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竞争带来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国际并购、重组愈发活跃，高潮迭起。国际直接投资之所以出现向发达国家和地区倾斜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具有成熟的技术优势、广阔的市场优势和完善的投资环境优势等，资本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有效地分散和化解风险，并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对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很快，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但对外直接投资相对缓慢。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契机，也提出了挑战。
1、伴随经济金融全球化而来的是对经济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
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以及信息技术的革命将把我国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必须参与到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与合作之中去。换句话说，经济金融的全球化为中国积极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出了客观压力。与此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又意味着全球性经济金融风险的大大增强。不仅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态势和经济结构调整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也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和影响。这无疑使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极大地增加。
2、中国加入wto要求中国必须积极主动地“走出去”
中国已经加入wt0，根据中国与wto各成员国达成的一系列的协议，中国必须按照世贸组织体制的要求修改规则、开放市场，允许其他成员的商品、资金、技术进入，展开竞争，优胜劣汰。
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将大大改善我国企业的外部环境，市场开放也使国内市场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我国企业不出国门，就将同国外产品和企业短兵相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即便是采取关税保护的产业，外国竞争企业同样可以用到中国投资设厂的办法绕过这些壁垒。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什么市场面对外国竞争者是绝对安全的。因此，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时代已经到来。
经济全球化时代要求企业经营者具有全球眼光，实现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的彻底转，积极主动地“走出去”，利用两种资源（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在国际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那么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特点要求我们认真思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目的、“走出去”的方式、“走出去”的战略等等。
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于1979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大中型生产企业、中央和地方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及综合经营类企业、甚至民营企业也加入对外投资的行列。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1年9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贸易与非贸易企业累计为6513家，协议投资额117.95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额79.03亿美元。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因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变化，采取各种措施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1、我们应该明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利益这一观念
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要“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在国际市场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仅要获取微观经济利益，还必须兼顾宏观经济利益。一方面，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不仅要着眼于当前的投资利润，还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安全，抓住机遇，更多地投资海外，开发和利用国外资源，尤其是要注意石油、铜矿、铁矿、森林、橡胶等中国十分缺乏但却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的储备；另一方面，“走出去”要符合国家的产业发展需要。中国有一些行业，近几年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形成了大量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但由于国内生产能力总量大大超过需求。
2、我们应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而培育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经济主体
跨国企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微观经济主休。这主体健全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的水平。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多数仍然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思路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许多企业的机制已经发生转变，但“预算软约束”问题然存在，争投资、争项目、轻效益、轻风险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于那些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管理松懈、国有资产监管不到位、缺乏内在发展动力的企业来说，进行境外投资，很有可能成为国有资产流失和损失的新渠道。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微观因素即企业自身的特点是决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转机建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企业才会有长期不懈的“走出去”的内在激励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支重要力量。
全球直接投资篇6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
(一)生产活动全球化。生产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分工：1国际分工的内容发生变化。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各部门间的分工发展到各个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和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从沿着产品界限进行的分工发展到沿着生产要素界限进行的分工；从生产领域分工向服务部门分工发展。2国际分工的形成机制在变化。即由市场自发力量决定的分工，向由企业，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经营的分工和由地区经贸集团成员内组织的分工发展，出现了协议性分工。3水平型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内容为产品型号的分工，产品零、部件的分工和产品工艺流程的分工。4形成了世界性的生产网络。5世界性的国际分工使各国成为世界生产的一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它有利于世界各国充分发挥优势，节约社会劳动，使生产要素达到合理配置，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形成。1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增强。它表现为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大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如以1990年为100，世界货物出口值指数从1985年的56，上升到1995年的144，同期世界生产指数从86上升到107；世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同期从85上升到106。1990-1995年间，世界贸易出口量年均增长率为6％；同期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2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世界服务贸易额从1985年的380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11，678亿美元，在国际大贸易(货物与服务)中的比重同期从163％上升到188％。3国际货物贸易交换品种多样化。在世界贸易中，占世界出口1％以上的货物从1980-1981年的11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21种。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货物中，80年代中期，制成品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一半；在出口中占1％以上的货物种类从1980-1981年的6种增加到1993-1994年的19种。4发达国家同类货物相互交换增加，主要的经济贸易大国一般既是某类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也是该类商品的主要进口国。5国际贸易趋同化。它表现为：电子化贸易手段普遍使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已在国际贸易中广泛使用，其他如电子商务(eC)，电子贸易撮合(etm)，电子资金转账(etF)等已在许多国家开始使用；iSo9000系列成为国际贸易商品的共同标准；贸易合同标准化。6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多边贸易体制正式确立。1995年1月1日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进一步规范化，世界贸易体制开始形成。作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组织和法律基础的世界贸易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对所有成员方都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力。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囊括当今世界贸易诸多领域的多边贸易体制大框架已经构筑起来。
（三）各国金融日益融合在一起。1金融国际化进程加快。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大银行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开始了大规模合并、收购活动，以提高效益。如法国里昂信贷银行买下了大通曼哈顿银行在比利时和荷兰的附属机构。德意志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希敏寺银行也吞并了一些欧洲其他国家的小银行，以扩大在欧洲的网络。为了提高本国银行的竞争能力，很多国家对于大银行的合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1993年以来，世界排名在200名之内的大银行之间至少发生过25次合并。2地区性经贸集团的金融业出现一体化。欧盟统一大市场建立后，银行、证券公司和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可在欧盟内经营不受国界限制的保险和投资业务；美国和日本的银行则可通过收购、兼并等形式加紧渗透欧洲市场，欧洲的金融市场将演变为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3金融市场迅猛扩大。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上升为世界贸易额的60倍，全球外汇日交易额已超过12万亿美元。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国际信息的网络化，外汇市场的资金交易正以"光的速度"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
(四)投资活动遍及全球，全球性投资规范框架开始形成。其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投资成为经济发展和增长新支点。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额与年均国际贸易额的比例在缩小，国际直接投资额年均增长率高于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1990-1996年年均世界出口贸易额为41，14571亿美元；同期，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2，56535亿美元，二者之比为160∶1，差距进一步缩小。1991-1996年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18％；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7％，后者大大低于前者。
第二，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体多元化。据统计，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已从1985-1990年年均1，55578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3，46824亿美元。同期，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45005亿美元增长到2，94732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932％下降到849％；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0554亿美元增长到51469亿美元，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从67％提高到148％。同期，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从1，41930亿美元增长到3，49227亿美元，其中，发达国家从1，16744亿美元增长到2，08226亿美元，在全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额中的比重从822％下降到596％；发展中国家从24736亿美元增长到1，28741亿美元，所占比重从174％上升到369％。第叁，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并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发达国家中主要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同时也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1995年，德国、法国、瑞典、英国、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占当年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756％；同年，除日本以外的上述国家占当年世界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3％。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为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1985-1995年，有2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吸收者。第四，国际借贷资金流动量增长很快，证券股权投资迅速发展。1993年流动金额为8185亿美元，1994年增加为9534亿美元，1995年增加为12，584亿美元。与外国直接投资一样，证券股权投资依然偏向于少数新兴市场国家，1995年亚洲就占了流向新兴市场的外国证券股权投资净流量的53％。此外，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来源存在一定程度的集中性。1992-1994年，流向新兴市场的这种投资35％以上来自美国，15％来自日本，11％来自英国。近几年来，香港特区和新加坡的投资者也向新兴国家进行这种投资。第五，投资自由化成为各国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的目标，国际直接投资规范安排提上日程。90年代以来，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大幅度增加，截至1997年1月1日，全世界已签署这种条约1330个，涉及162个国家，在5年里条约数增加了2倍。1991-1996年，各国政府共对外国直接投资管理体制进行了约600次调整，其中95％是放松对外资管制的措施。1995年，在64个国家的112项立法变化中，106项属于趋于自由化或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立法。国际社会为达成国际性的投资协议开始行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第一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的体系，并达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出现通过协商建立一个综合性多边国际直接投资框架的行动，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九次会议对未来多边投资框架进行了探讨，并已达成协议。
(五)跨国公司作用进一步加强。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第一，跨国公司的数目剧增。据统计，1996年跨国公司已达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属企业已达到276，659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增加到36，380家，所占比重下降到817％；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增加到7932家，所占比重上升到178％。第二，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基地的最大跨国公司日益全球化。按外国资产排列的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的外国附属企业中拥有17万亿美元的资产(控制了约1/5的全球外国资产)。第叁，跨国公司开始结成新型的"战略联盟"。面对竞争压力、自由化浪潮和新投资领域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采取各种办法参与全球化经济的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结成联盟。通过兼并与收购在国外建立自己的生产设施，以保护、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1988年到1995年间，全球跨国兼并与收购总额增加了一倍，达到2290亿美元。1996年，有45起跨国兼并与收购的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与此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以协定(股份和非股份)方式加强联合。1995年缔结了近4600项这样的协定，而1990年只有1769项。1990年以来，跨国公司之间在核心技术(信息和生物)方面也加强了战略性研究与开发伙伴关系。第四，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增加。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其国家贸易中的比重提高，出现了无国界经济。
(六)经贸文化、人才出现世界性。以全球化、高速化、个体化为特征的多媒体网络正在覆盖全球；出现了经济生活和贸易文化的全球性趋同现象；"国际人"开始走俏，全球性的共同发展目标形成。为了在经济竞争中取胜，"国际人"正在成为各个国家、各大公司的首选目标，培养"国际人"、寻找"国际人"已成为世界性的人才战略潮流。日本公司率先提出"国际人"战略。他们认为，国际人应具备以下10个基本条件：积极肯干，但是不蛮干；人际关系融洽，不以自我为中心；兴趣广泛，知识丰富；外语出色，乐意结交外国人；行动迅速，快食、快眠、快便；迅速适应并爱上异国他乡；意志刚强，富有忍耐性；深谋远虑，但不优柔寡断；安排、处理好家庭生活关系；身体健康，精神焕发。此外，绿色主义、环保哲学，共同反黑、扫黄、打白(毒)和反腐败，共同致力于发展与和平，共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均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传统的衡量国家之间经济贸易权益的概念与统计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与互动加强。
1.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相互依存进一步加强。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发达国家之间货物、服务、资金、技术和市场高度融合，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上述关系也在加强。
2.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相互传递障碍在减少，互动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下，对外贸易与国际资本流动在各国之间的经济传递中的作用在加强。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与投资逐渐变成双向传递渠道，发达国家把经济发展与衰退通过对外贸易与投资传递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波动也将影响到发达国家。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震动了全世界；1997年7月由泰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并未使发达国家幸免。
(二)经济全球化迫使人们的概念在创新。1大国际贸易概念出现。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外经济交往合作中，不能只考虑货物贸易，还要把货物贸易与直接投资、金融、服务、技术综合考虑。因为，货物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两个支点。2将大国际贸易概念与本国经济的调整优化、改革开放密切地结合起来；"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传统信条已让位于"经济接轨"和"市场融合"。3变被动接受经济全球化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科技革命作用的结果，是大势所趋，纷纷主动改革本国经济体制，发展开放性经济，推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为跨国公司创造投资条件，并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和活动。4变单边制裁为求得"双赢"。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对另一国单方面采取"贸易保护"、"贸易摩擦"、"贸易制裁"等以邻为壑的措施，已开始由自我保护的工具变成了双刃剑，在制裁别国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受到伤害。其上策是通过谈判，达成互惠互利的协议，促进双方的经贸发展，取得"双赢"。
(三)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主权受到冲击，相互协调成为时代主旋律。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是一国独有的权利，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条约、协定、规范和惯例来运作；跨国公司在各国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高，使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干预作用在减弱。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出现了主权让与，但它是以对等为原则的。当今世界各国都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共享是让与的前提，没有共享也就不会有让与。经济全球化迫使各国把二者结合起来，出现了相互协调，使它逐步成为各国处理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石。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束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行，协调管理贸易政策在国际上和各国贸易政策中开始成为主流。
(四)经济全球化要求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体化。20年来，面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新贸易理论将产品差异、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工业组织理论引进传统的比较优势框架，为国际贸易理论分析做出了贡献。但它仍然假定企业只在某一个区位生产商品和服务，将对外直接投资排除在分析之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的各类贸易流动，但仍是以单个企业为依据的投资分析，未推广到国家层次。80年代初以来，经济全球化要求把贸易与投资理论结合在一起分析贸易与投资利益与效益，出现了新的理论分析，其理论模式主要集中于纵向或横向一体化。在这些理论分析中，产品增值链活动的不同假定可以在不同地理位置上进行，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进行完全相同的生产加工。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中，企业行为被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总部行为。总部行为包括工程、管理和金融服务，以及信誉、商标等甚至可以无偿转让给远方生产区位的服务，这类行为有时被简化概括为研究与开发。
第二，实际生产行为。实际生产行为又可再分为上游生产(中间产品)和下游生产(终极产品)。所有这些行为都被假定为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效应。由于总部服务的运输成本极低，企业可以将生产行为从总部分离出去，但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将某些生产行为集中在某一区位。在贸易分析中典型采用的两国均衡框架，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企业在两个国家进行活动时，可以将总部行为安排在母国进行，但其实际生产或转移到东道国进行(纵向一体化)，或者既安排在国内，又安排在国外进行(横向一体化)。因此，现在的企业不仅通过价格和质量进行竞争，而且还通过生产的组织进行竞争。这些理论模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单个企业的经营活动决定了国内、国际经营企业的总格局。这一问题属于理论分析中的国际化生产部分。一旦国际化生产活动分布格局形成，国际贸易的格局便随之确定。贸易与投资理论的一体化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能以单纯的贸易行为来衡量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
(五)经济全球化对表明国家之间经贸权益的传统概念和统计方法提出了挑战。1传统的对外贸易差额概念未能反映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贸利益出现了几种变化。第一，在产业内部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量增加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得；第二，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母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商品直接出口，变相地进入了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因此，母国公司在东道国国内的投资和商品、服务的销售收益应计入母国的经贸收益；第叁，在一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情况下，把该国进出口贸易额作为该国的贸易利得，更加失实。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在计算各贸易国的贸易收益时，上述几个现象不能忽略。2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滞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应予修正。以原产地规则为核心的国际贸易统计制度来源于美国，并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各国的贸易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之都有相应的条款和协定。在国际贸易局限于产业间和投资不普遍的情况下，按原产地进行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贸易国的贸易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按原产地统计则会出现两种误差。第一，未能如实反映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活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经营，它们生产的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按价值链、资本所有，理应属于母国，但却计入东道国的贸易统计。第二，原产地规则以货物贸易为主，未包括服务贸易等，因此，原产地统计在不能真实反映货物贸易的同时，也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国与国之间的大贸易关系。
(六)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机遇。
第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资本外投。1996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1996年接受了129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外投资了510亿美元，二者都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它们在获得世界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从1995年的30％上升到1996年的37％。其中，48个最不发达国家在1996年的资本流入量也增加了56％。
第二，促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560％上升到1990年的733％和1994年的777％。
第三，迫使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予以考虑和解决。发达国家日益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下，它们的经济稳定和发展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在债务解决、地区经济一体化和联合国的改革等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第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改革。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发达国家构筑以其为中心的国际经贸基础。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将会受到更大的削弱。2发展不平衡在加剧。
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平衡在加剧。经济全球化为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国际资本开拓了寻求更高利润的地域和空间，在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相差甚大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在拉大。1965年，七个主要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是世界最贫困国家的20倍，1995年扩大到39倍。
全球直接投资篇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全球化；企业竞争力；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3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8)10-0145-03
[作者简介]陈光梅，宁波大红鹰学院经济与管理分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浙江宁波315175)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也大大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区域合作的机遇凸显，如何调整我国对外开放的结构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我国人民币升值、国内通胀压力加大，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摩擦加大等新形势下，调整对外开放策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促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必要。
一、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机遇的需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强化，全球对外投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全球跨国投资也普遍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已连续4年实现高增长，200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9160亿美元，比2004年提高了29%。发达国家的流入量增长37%，达到5420亿美元。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达到1.31亿美元，比上1年增长了38%，是2000年以来增幅最高的1年。企业对外投资正呈现加速趋势。据统计，2007年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45%，达到85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02亿美元。直接投资不仅在发达国家一直被高度重视，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我国大陆全球跨国投资增长迅猛，非金融投资从2003年的29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87亿美元(含金融投资部分达209亿美元)，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还处于起步阶段。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占全球的0.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我国仅为1∶0.11(据2007年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远不及发达国家的1∶1.14，也不及发展中国家的1∶0.1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和经济实力极不相称，与我国多年来的全球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的地位反差太大。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结果。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全球化对每个国家(地区)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任何国家(地区)也无法回避这场深刻的革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形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是我们唯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的4个主要载体――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都与跨国公司密切相关，或者说跨国公司就是经济全球化及其载体的推动者与担当者。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组建和发展跨国公司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是我国实现经济国际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战略层次质的飞跃，是在更高层次上实行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分工的战略需要。
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企业有实力基础，需要国家有综合国力条件，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企业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003-2006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高达35.5%，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万亿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家数达到30家，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2007年我国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三；我国外汇储备连年增加，截至2007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万亿美元；国内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也已突破17.5万亿元，为企业对外投资准备了良好的对外直接投资条件。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获取利益的要求，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需要。我们应大力扶持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的机遇，迎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挑战。
二、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引进与对外投资、商品出口与资本输出不成比例。如下表所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商务部公布的2003-2007年外贸有关数据计算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连续4年高速增长，对外投资和使用外资的年增量差额和累计差额在逐步减少，但与吸引外资数额差距巨大，比例仍然过低。2007年底，对外投资额与吸引外资额比例为1：4倍，差额达560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额与累计吸引外资额之比为1：8.69，差额达7228亿美元。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只及我国外贸出口额1/65，外汇储备依然连年增加，贸易顺差迅速扩大。我国资本金融账户的高额顺差，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我国吸引的对华直接投资额数倍于我们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不合理比例；而经常账户顺差大幅度增加的一部分原因也应该归结于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不够，外贸只能依赖于产品出口，对外直接投资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高额的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给商品出口增加困难，加剧了我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贸易双顺差还进一步增加了我国的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外汇风险和资金的闲置成本，而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游资涌入国内，又更加剧了国际收支的进一步顺差及我国外汇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贸易顺差过大，既不利于国内经济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对外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不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及综合国力的提高。加大对外直接投资是减少贸易顺差、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降低外汇储备风险和闲置成本的迫切需要。
三、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结构性过剩下我国企业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需要
当前，我国经济过热与膨胀是典型的结构性过热膨胀，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能力过剩与结构性需求过度、过热并存，许多行业如家电、纺织等轻工行业普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多数产品不论是内销还是外销，市场拓展难度加大，企业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急需对外投资拓展生存空间。而“入世”后，我国在承担了开放国内市场的义务和挑战的同时，也享有了相应的权利和机遇：即“入世”后世贸成员国要向我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这给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企业应充分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除了让产品、服务走出去外，更要尽可能地通过投资向海外进军。
对外直接投资既是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也是企业进一步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相对于产品、劳务出口来说，现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组建跨国公司更有利于企业增强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能享受东道国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绕过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开拓国外市场，提高企业资本收益率。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开放实行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我国企业利用在低技术含量行业里所具有的明显比较优势，产品出口增长迅速。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已名列世界第4位。但是，随着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形势十分严峻。相当长时期来，我国产品出口频频遭遇反倾销控诉、反补贴调查、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甚至暴力抵制。到2007年，我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6年成为遭受美国调查最多的国家，2008年也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以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以往出口导向型战略，能减少贸易顺差，绕开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还能充分利用东道国的吸引外资政策，享受国民待遇甚至特惠待遇，有效拓展市场空间，提高资本收益率。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能充分利用国际的资源，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我国出口导向型战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并日益加剧。世界制造中心地位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进口国，我国大量的资源进口抬高了资源价格，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成本越来越高，使我国产品逐渐失去成本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内部化方式长期获取国内短缺的战略性资源，是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降低企业资源使用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更有利于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我国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吸收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随着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通过引进外资而能吸收的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越来越有限。而通过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置身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环境之中，能更有效地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第四，对外直接投资能使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适应国际化的竞争规则，培育企业对东道国市场的适应能力，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
四、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改善我国国内居高不下的投资率，抑制国内经济过热与膨胀，实现国民经济均衡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持续偏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年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26%以上，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的3200亿增至2007年10月的9万亿元，2007年11月，固定资产投资再增长26.8%。2008年一季度全年在建项目总规模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83万亿元，增长25.9%，增速加快0.6个百分点。仍将持续的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充裕的企业自有资金是投资膨胀的重要支撑。过热的投资导致相关资源紧张和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的生猪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因此，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已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缓解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有效途径，是企业自有资金重要的分流渠道。发展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降低国内投资的热度，减少国内总需求，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状况，减轻国内资源价格上涨压力，是缓解目前宏观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的重要手段。
五、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自2005年7月21日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已经跌破7元大关，以1994年1月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8.72元的汇率为基数，人民币已升值24.75%。以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前汇率基本盯住美元时的8.27-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为基数，人民币升值18.45%。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和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开放水平日益提高的重要标志，充足的外汇储备是我们国内经济发展和参与对外经济活动的有力保证。然而，人民币升值不仅提高了我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也使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随之同比例缩水，按2007年外汇储备额1.528万亿美元计，我国外汇储备共缩水2837.979亿美元。在美国次贷危机和经济萧条冲击下，我们将面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可能和外汇储备进一步缩水的威胁。
人民币汇率升值也有有利的一面，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人民币的购买能力，增强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大力发展对外投资能较好地利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减少外汇储备缩水的损失，充分利用人民币较高的购买力，是人民币升值形势下的理性选择。
总之，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综合实力和企业竞争力增强后的必然选择，是人民币升值下的理性选择，也是解决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有效措施，应该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应高度重视现阶段对外投资的大好机会，勇敢地走出国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做大做强企业。地方政府应改变目前对对外投资管理的自发现状，提高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进入国际市场、建立全球生产体系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制定和完善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制度，营造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的质的跨越，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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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汤建光.中日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特点比较及其启示[J].当代财经，2007，(11).
全球直接投资篇8
自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以来，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互为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在相互直接投资方面，日本是中国的主要外资来源国之一，近些年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也在迅速发展。
尽管2012年出现的钓鱼岛“购岛”事件，再次使中日关系处于紧张局面，两国政治外交关系达到了冰点，这有可能会使中日双方投资者望而却步，但2012年中日之间的直接投资仍然出现了较快增长。统计显示，日本对华投资2012年达73.8亿美元，同比增长16.3%；而2012年中国对日本则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同比增长47.8%。因此，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既要看到投资的风险，也要看到投资的机遇，如何正确地看待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问题也就更加值得探析。
一、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一）投资的规模快速增长
从流量上看，近些年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流量一直在快速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1年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3.6%，尤其是2010年比上一年增长了301.9%，投资流量达到3.38亿美元，这是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年度流量首次突破一亿美元，创造了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历史新高，虽然2011年流量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一亿美元以上，达到1.49亿美元。从存量上看，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存量也在快速增长，2003～2011年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存量年均增长速度为46.6%。2010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存量突破10亿美元大关，到2011年年底，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3.66亿美元。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存量变化情况，详见图1。
（二）投资的行业集中在非制造业
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上看，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行业涉及领域比较广泛，制造业中包括纤维、化学、有色金属以及各种机械制造业行业，非制造业中包括通讯、运输、批发零售、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其他各种服务业；从各行业投资企业的数量上看，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非制造业领域。根据中国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的统计显示（详见表1），2008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企业共有65家，其中制造业只有4家，占全部投资企业的6.2%，而非制造业则有61家，占全部投资企业的93.8%。此后，随着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幅提高，中国企业投资于日本制造业的企业数量和比例都有所增加，但仍以非制造业为主。2012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企业达到131家，其中制造业有30家，占全部投资企业的22.9%，非制造业有101家，占全部投资企业的77.1%。
（三）投资的地位逐步上升
在日本引进外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来自欧美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次是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无论是从流量上还是从存量上看都与这些国家差距较大。但随着近些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速加快，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在日本引进外资中的地位有所上升。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占日本吸引亚洲直接投资的比重仅为0.70%，而2010年该比重上升为10.03%，2011年有所下降，但也达到7.88%。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也越发引起日本各界的关注。如wip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在其为日本内阁府作的“最近的对日投资企业相关调查研究”报告中提到：“亚洲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在持续高比例增长，其中，中国政府对对外直接投资持积极态度，今后将更关注中国的动向。”
二、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一）扩大境外市场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12年7月，日本的人口总数为12755万人，位居世界第9位，每平方千米人口为343人，超过500万人口的都道府县有8个，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有11个。同时，日本也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2012年，日本的GDp为6.09万亿美元，人均收入4.78万美元，排在全球第17位。日本每年商品零售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许多中低档商品都依靠国外进口，特别是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医疗、健康、护理等领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需求，市场潜力巨大。
（二）绕开贸易壁垒
近些年随着保护贸易主义抬头，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各种保护政策措施、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大大阻碍了中国某些产业的商品正常进入日本市场。自1961年起日本开始实行关税配额制度并沿用至今，目前对奶酪、皮革、皮鞋、杂豆、魔芋等20类产品实行关税配额制度，每年政令制定配额的数量。日本还实施了大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如2010年12月，日本实施打火机CR法案，导致中国对日本打火机出口量明显下降；此外，象纺织服装、电子、家电、机械等行业都要面对来自日本日益严格的技术标准。因此，对于那些通过大量向日本出口以占据日本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有必要考虑选择对日本进行直接投资，在其当地设厂生产，就地销售，既能绕开贸易壁垒的限制，稳定原有市场，还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刺激需求，从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三）获取先进技术
从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除了通过自主创新来提高技术水平外，对象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获取型的直接投资则是更重要、更有效的途径。特别是通过投资建立合资企业或相互持股，推动技术领域的共同开发，可以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升级，加快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如2002年1月，上海电气集团与港资晨兴集团联合出资900万美元，并购了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并改名为秋山国际。在此次跨国并购之后，秋山国际继承、消化和吸收了原公司的先进技术和技术创新能力，在Jprint、eXtreme和Bestech三大系列产品中都拥有国际领先的持续自主创新能力，并拥有大量的专利权、商标权和特许权等无形资产。同时，随着产业技术的进一步整合，并通过技术的扩散效应，将有力推动中国印刷机械制造业乃至其他相关产业的技术升级。
全球直接投资篇9
这场闭门会没有对媒体开放，跨国Ceo们的对话背景可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增长17%，达1.5万亿美元，超过了危机前三年的平均水平。但是，FDi流入量的增长主要不再由南亚、东亚和东南亚（增长11%）推动，而更多的是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增长35%）以及其他转型经济体（增长31%）驱动。
中国2011年的FDi达到115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公布数据），但最后两个月的FDi呈负增长。进入到2012年的前4个月也持续负增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组织也调低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4%调低到3.25%）。这些情况表明，2012年全球和中国的FDi增长仍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因篇幅所限，《博鳌观察》遴选了部分精彩观点，以会议综述的形式为读者作扼要呈现。
跨国公司能做的事情比想象的多
在鲍尔森看来，对外直接投资总是包含着极大的矛盾。首先，它非常有价值，接受投资的国家都很受益。而外商愿意对一国投资，正说明是对该国的最大信任。但是这样的价值与被投资国的社会公众对它的评价却不匹配，甚至有时社会公众对FDi充满了恐惧和憎恶，由此而产生了政治层面上的阻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最需要外资的国家，却又是最抵触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会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但实际上，跨国企业和投资者却感受和体会到了各种歧视。”
在这种充满悖论的环境中，跨国公司能主动做的事，会比想象的更多。鲍尔森说：“我做企业的时间比做官员要长很多，企业家总是呼吁政府给予更多的好处，但是有些事并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即使政府按照要求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企业家仍然会有各自的想法，因此企业自身必须提高自己的投资能力。”比如对政府的各种规定、对政府能做好和应该做好的事务进行说明、阐释和答疑，是企业能比政府做得更好的事情。
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增长中，对外直接投资功不可没。长江管理学院院长项兵认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开放性。在世界重要的大型经济体中，很少有比中国经济更为开放的，因为中国七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和对外贸易相关。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少得可怜。这说明中国相当开放，对来自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需求庞大。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企业与百事可乐、爱立信等很多跨国公司一样，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资源。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输入国，再过一年就会超过美国。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1/2，长久发展下去，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会非常独特。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在中国，没有一个占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
来自中国华为公司的副总裁蒋亚飞表示，华为公司的业务范围遍及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的销售额达到320亿美元。现在华为正在进一步加强本土化的进程，在海外的子公司都制订了自己的本土战略，目前的本土化率达到了75%，华为希望下一步从层面上、数量上都继续提升本土化率。
中国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认为，中国企业很赞成平等互利的原则，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更加优化地配置资金、资源和技术，毫无疑问，这对全球经济都有意义。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历史情况，全球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发展会不一样。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技术比较落后，虽然有资源，却很担心这些资源会被别人拿去。所以在过去很多国际会议召开时，都能看到当地有很多人在会场外游行，反对全球化。这种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本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猛烈，应该是对全球化的一个逆转。尽管这最终改变不了全球化进程，但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艰苦的过程。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面临一个新的调整过程。过去的许多规则，由于历史原因，都是由发达国家来制订。未来的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危机根源，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要重新制订和调整规则。在此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新兴市场的利益要求，要真正做到互利，就必须修改规则，否则全球化的进程就会延缓。
对于正在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马蔚华行长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洲出现了债务危机，毫无疑问，中国肯定要提供支持。支持援助的办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去直接投资，但在现实中，中国到欧洲投资遭遇了很多限制。也可以加大中国对欧洲的商品进口，但事实上，有很多产品进口又有限制，特别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限制更多。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中国买他们的债券，可这不符合互惠的原则。盟国都不肯买的债券，让中国买，这当然不合理、不现实。
危机下全球治理模式的变化
与会Ceo们认为，当今各国处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因而适用不同规则。全球化模式是在起作用，但还不完善，应该予以发展和变通。在金融管制、环境检测、包容性增长这三大方面，重点应放在各个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平衡上。新的治理模式，不能只考虑发达市场通行的规则，而必须是以一种“全球+本土”的方式逐步演变，为世界各个国家量身打造全球规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必须相互忍让，而不是从全球化这一概念向后撤退。
鲍尔森对全球治理模式的看法并不乐观，“我们其实不会达到全球治理，因为很难达到。我们某些现存的全球治理模式已开始显现老态，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因此人们才特别倚重二十国集团的机制。在金融服务方面，把所有规章进行统一未必是好事。对环保产品和服务征收关税，把清洁技术拒之于各种市场之外，肯定是不道德的。很明显大家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他还以美国为例，阐明了阻碍全球治理模式建立的更深层次原因。
“在美国，我们一向自诩说自己的市场最开放，但是在证券领域有很具体的限制。我的中国同事总希望告诉他们哪些领域可以投资，哪些领域不可以投资。其实，看看中国企业在美国所做的投资，看看并购的数量，不成功的案例其实很少。大约95%的并购最后都能得到批准。毫无疑问，在政治上这些并购不受欢迎。哪个国家的政府恐怕面对广大民众都不能高呼‘我们希望外国投资者进来’或‘让外国人来竞争吧’。许多中国企业感觉我们不够开放。如果跟市长、州长谈促进投资，在接触地方政治时，就会发现美国其实对外来投资的需求和意愿都很大。”
Ceo们也都认为，“企业自身其实都没有好好地宣传全球化的概念。大家不擅长解释全球化的好处，或者把竞争者引入国内或当地市场的好处，我们要想让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化继续发展，关键词就是互惠。我们既要擅于解释为什么需要走出去投资，也要擅于解释为什么行业的竞争者可以到我们的地盘来投资。”
鲍尔森给跨国公司4条意见
1要做好投资本身
好的投资必须对各方都有利，对股东有利，对所有利益攸关方都要有利。特别是投资的当地国，如果投资能够让当地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并能消除部分收入、就业等不平等现象，那么投资的各种阻力就会减小。
2准备好政治顾问
即使政府已经尽力，投资法律法规清晰明确，经济环境对外资很有吸引力，并且在长时间内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投资一样会遇到政治问题。所以鲍尔森指出：“跨国公司要做好投资，除了有很好的金融顾问外，还需要有很好的政治顾问，这一点不容忽视。”
3欢迎对手来自己地盘投资
跨国公司往往支持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旦他们发现另一公司进入其市场竞争领域，就会游说政府反对他们。鲍尔森开玩笑说：“大家都喜欢竞争，但就是不能在自己的地盘竞争。”
他认为企业需要在打开国外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市场都是国内市场，每一项进口都能给整体经济带来益处，增强生产竞争力并保持产品低价，这才是真正的互惠。
4各个跨国公司都应该鼓励各国政府继续改革，把蛋糕做大
例如在中国，需要提高中国经济的内需比重，尽一切努力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不断继续，让投资人不断在该市场投资。
共同的抱怨：原油价格太高，高得离谱。
看2012投资环境：现在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危机阶段。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充满机会也充满不确定性。有人反对—特别是那些有债务和经济问题的国家，认为外国投资影响了自己的经济和储蓄的平衡。有人欢迎—因为对外投资能够拯救某些国家的经济窘境，会受到当地的欢迎。
看好的新投资方向：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性标准是要看损益表以及投资回报率等经济数据，但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和荷兰，金融和整体投资环境稳定，特别是创意设计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完善，都成为强烈吸引外资的条件。
对新经济体的要求：加大力度放松对汇率、利率、股市，甚至股价的管制，政府的作用应该进行调整。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继续由政府提供，但一般的商品和服务应该交给企业来完成，这样才能促进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的投资环境：1.目前中国几乎所有行业的劳动薪酬都呈两位数增长，这样的增长太快，中国已不再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制造业国家，这已导致FDi负增长。
2.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全国性的增长，是中国大部分人口进入中等收入人群的必经过程，也是中国政府的目标。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3.中国市场必须更加公平和开放。而目前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还有明显的障碍，例如在证券市场领域。
4.中国的私营企业抱怨自己没有外贸权，没有资金权，可是跨国公司却两者都具备。Ceo们呼吁中国的私营企业也应当获得这方面的权力。5.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来自投资。但从长远看，投资能否持续值得怀疑，因此必须创造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
看中的人才：
各国人才和教育的质量千差万别，他们需要真正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人才。这些人才服务的地域是投资当地国，但必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能力。
RobertKimmitt谈美国投资环境中的政治因素：
1.本届美国政府是35年来，第一个由总统公开发表投资政策声明的政府，把驻外主要大使馆的资源整合起来创建的“选择美国”计划，也意在吸引投资者来美国投资。
2.美国2007年通过了一项新法律，使得投资过程更为投资者所理解，尤其是必须在决策中综合考虑商业、金融和政府，分析各种因素的投资者。
3.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投资问题将会特别棘手。明年会好得多。这就是一个政治因素。
如何看待印度的投资前景：1.人们担心自然资源的流失，担心印度的资源价格过低，轻易被外国公司剥夺占用。如何能够建立一个资源体系，既让资源能保证供应，又能保证价格，还能保证不会受到市场的干扰？这个话题在印度引起很大的争论。在争论没有结果之前，这种资源流失的担心对跨国公司和印度公司都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2.印度今年的GDp增速预计可以达到7%，以后可能会达到9%或10%，但贫富差异的悬殊，让更多人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
3.最新的挑战则来自零售业对外资的开放，这在印度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忧虑贫富不均会因此进一步加剧。
4.印度企业的Ceo们欢迎外国投资也希望贸易平衡，印度卢比经不起继续贬值，一定要保持金融支付体系的平衡。
韩国企业家很享受全球化：
1.韩国对美国有直接投资，这与他们在欧洲的直接投资一样成功。
2.美国与韩国之间各项资源产品的贸易公平合理，两国的经贸关系和相互投资都非常顺畅。
中日应相互投资
过去1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为4000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国外直接投资。但中国对日本的投资几乎为零。在鼓励日本公司来华投资的同时，中国公司也需要对日本增加投资。
去日本和谁谈投资？
在日本，与中央政府谈对外直接投资，和跟地方或城市政府探讨，听到的是完全不同的答案。地方的市长们非常关注增加就业岗位，希望外资建企业、增加就业。中央政府的情况却变得比较复杂。
全球直接投资篇10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直接投资越来越成为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直接投资的一般含义是指，居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1）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生产要素，可以是有形要素，也可以是公司品牌、管理技能等无形资产。（2）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关于服务业对外投资的界定比较复杂。一些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行为可以使用传统的股权控制定义进行界定，如跨国银行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贸易服务公司在国外设立办事处等。但有许多服务业的跨国投资过程，难以实现或不宜使用股权控制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实践中区分服务业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标准主要是：直接投资利润收入来源于外国股权所带来的收益（与服务贸易的不同在于，服务贸易仅与接受服务者支付的销售额、佣金、使用费有关）。（注：卢进勇等：《国际服务贸易与跨国公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按这一标准，可以将许可证和管理合同等服务业广泛使用的投资方式包括在直接投资的范围内。因为这类方式虽然不涉及控股权，也没有实施交易内部化，但由于其收入是以国外被许可方或管理合同买主利润收入的百分比计算的，所以应算作服务业直接投资。
服务领域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20世纪70年代初，服务业只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4，这之前，国际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原材料、其他初级产品，以及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领域。80年代以后，服务业的跨国直接投资不断升温，跨国投资逐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竞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全球跨国投资总额中所占份额日益增多。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1970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第二产业占首要地位，其份额达45.2％，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只占31.4％；1985年，在服务产业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42.8％，超过第二产业的38.7％；到1990年，服务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一、二产业的总和，达50.1％。发达国家服务产业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1970年仅为23.7％，1990年达到了48.4％。相比较来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在第二产业。服务产业领域的投资，从1970年到1990年只从23.5％增加到29.5％。说明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服务产业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化过程明显慢于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在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中一直呈占据半壁江山以上的格局。
在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跨国并购的大发展，成为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以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竞争加剧，也促进着全球服务市场的整合和服务业跨国公司之间的并购和重组，跨国并购浪潮一浪高过一浪。《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已由1998年的6000亿美元上升到1999年的8655亿美元，一年增长三成，跨国并购额由1998年的4800亿美元上升到7200亿美元。表1是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以收购方计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情况。
表11987-1999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产业和部门结构（收购方）单位：百万美元
附图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英文版），第251页
表中数据显示，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在全球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在不断上升，1987年所占比重为30.57％，1990年上升为45.44％，1999年高达55.76％。服务产业的跨国并购的主要部门是信息、金融等极具增长潜力的产业，而且正向跨行业并购演变。在1999年，金融业的并购占全球并购的份额为23.22％，占服务业内部的比重达到41.65％，运输、仓储及通讯部门在1999年的并购业绩也不俗，并购额占到全球总额的16.49％，占服务业内部的29.58％。
二、服务业跨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服务业跨国投资的发展，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毫无疑问，制造业企业跨国投资的发展，需要更多地依赖贸易、金融、通讯、运输等生产的支持，对服务业跨国投资产生拉动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服务产业发展中技术与制度变革合力的推动。
第一，发达国家国内服务管制制度变革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滞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重新崛起，强调政府放松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重新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同时，微观理论层面，有关政府管制理论以及自然垄断产业理论研究的新进展，促进了西方国家在金融、电信、邮政、交通运输等服务领域大规模的管制变革。放松产业进入管制，打破垄断，促进竞争，是管制变革的中心内容。进入管制的放松，开始是对国内企业，然后是对国外企业，由此使服务业出现了放松管制与大规模企业兼并相互影响的两股潮流，促进了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以电信业为例，1991年底，英国国内电讯开始有限竞争，1996年6月英国解除国际长途垄断，12月第一个对外彻底开放电讯市场。短短几年内，英国开出150多个电讯经营许可证，1996年底开出44个外国公司许可证。1996年所有欧盟成员国加瑞士和挪威决定在1998年元旦，全面开放电讯市场。现在许多国家，不但在长话和增值业务等部门已经引入竞争，在本地网层次上，数网竞争也被允许。
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国际性制度安排的推进。服务业所包含的产业门类非常广泛，其中许多涉及国家、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就业等问题，因此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之前，服务业一直没有纳入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在1986年成为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新议题，其最终成果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与生效。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服务贸易的内容包含4个方面，即过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商业存在方式就涉及市场准入与跨国直接投资。《服务贸易总协定》扩大了全球贸易体制的涵盖领域，初步形成了制订规则、组织谈判、解决争端三位一体的全球服务贸易协调与管理体系，对降低或消除各成员方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壁垒，推进服务业国际投资，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服务企业组织管理成本的降低和规模经济边界的拓展，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企业跨国投资方式的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为许多服务活动的跨国交易创造了可能性。服务企业的信息化管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收集、处理、利用信息的方式，也对决策和响应速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导致组织形式的巨大变革，原来的金字塔型的结构，向扁平化的“动态网络”结构发展。一方面，计算机系统取代中层监督控制部门的大量职能，加强了决策层和执行层的直接沟通，使中层管理的作用大为降低，从而减少了管理层次和信息失真，削减了机构规模，提高了管理效率，这是企业规模向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条件。
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网络拓展有很多方式，除了传统的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股权合作等方式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股权合作方式更为流行，如特许经营、管理合同等方式。这些方式可以让公司的“特殊资产”声誉、品牌形象、积累的经验等，实现更好的增值。如大多数连锁旅馆或连锁餐饮业都采取了以公司网络方式运行的特许连锁制。这种关系更灵活和成本更低的合同形式，使公司得以在世界范围充分发挥他们的特殊才能，同时集中全力实现“人格化”产品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并做到更好地监督与品牌形象紧密相关的服务质量。从技术手段看，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大企业和银行提供了更多的在全球范围内监督其资产发展状况和加强在全球运作的可能。电子信息网络使大公司可以更好地通过一体化管理节省交易费用和减少与这些费用有关的办公费用。
第四，服务产业的特性决定了跨国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国际化扩张的重要性。随着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进入壁垒的取消或放松，一些大的服务性公司为了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致力于建立国际化生产网络，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成为全球性企业。这一方面是由于服务营销的特性所要求，在服务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很多情况下，需要与顾客有着密切关系和直接接触，因而对外投资在争夺和占领市场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相当多服务部门具有网络型产业的特征，如电信、交通运输以及金融等，规模报酬递增明显，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小。正如弗朗索瓦·沙奈在《资本全球化》一书中所指出：“一个公司必须削减或最大程度减少尚处于分割状态的、本质上不完善的世界市场上进行交换和面对面直接管理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一能力直接受制于对某一国际网络的控制。有了这种控制，公司就可以进一步把地方化优势同公司本身的优势结合起来。”（注：弗郎索瓦·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三、服务业跨国投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服务产业跨国投资的发展对世界经济产生着多重效应。
1.对全球服务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主要从3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促进全球服务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与重组，从而扩大各国服务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各国服务企业可以在规模经营和国际化经营的基础上，增加服务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二是加剧各国服务业竞争，竞争直接带来产业效率的提高，促进服务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消费者福利的增进。同时也促进着服务方式创新、服务质量的提高。航空运输和某些电信服务的价格大幅度下降就是全球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的直接成果。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的管理方法在全球的扩散。
以电信业为例，1990-1995年，短短6年时间，全世界国际长途通讯时间从333亿分钟增加到680亿分钟，翻了一番多。（注：资料来源：国际电信联盟（itU），转引自刘吉等《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金融服务竞争产生的发展与效率提高效应也很明显。经合组织银行经营情况统计表明，大部分国家银行的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重下降了，营业费用与总收入相比也下降了。如美国互助储蓄银行，在1979-1984年间，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为69％，1990-1992年间，这一比例已大幅度下降为28％；日本大型商业银行，工资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普遍从1979-1984年的40％，下降到1990-1992年的30％。英国商业银行这一项目的比例，也从1979-1984年的45％下降为1990-1992年的37％。这是竞争促进成本下降的效应。（注：Bankprofitability，oeCD，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同时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趋于下降。如表2所示。
表2伦敦股票交易市场平均佣金率变化
附图
资料来源：伦敦股票交易所。转引自张汉林《强国之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2.加剧了全球服务业的市场整合与企业重组，在相当多的领域，大型服务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越来越强，呈现出寡头结盟垄断的局面。从行业分析看，金融与信息业的市场与企业整合尤为激烈。通过跨国投资与兼并，大型或超大型金融垄断企业不断在竞争中产生，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出现此消彼长的格局。1990年，按资产额排列的全球第一、第二名的银行是日本第一劝业银行和富士银行；1999年，全球第一、第二的位置已经为美国的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所取代。（注：[美]《机构投资》杂志，网址：http//，2000年1月17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银行并购事件数不胜数。1998年4月6日，美国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银行公司合并为花旗集团，合并后的花旗集团资产总额近7000亿美元，超过了当时占据第一位的东京三菱银行。在业务范围上，花旗集团涉足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投资业等金融业的所有领域，能够提供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超市服务。规模的巨型化已成为银行业经营的一种趋势。
电信、传媒业的并购，近年来最著名的是，2000年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成为美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最大的一宗兼并案。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成为一家集电视、电影、杂志和因特网为一体的超级媒体公司，它将时代华纳旗下的世界级大众传播、娱乐、新闻及先进的宽带传输系统与美国在线的互联网产业及基础设施（包括商标、网上社区、电子商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行业内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服务领域跨国投资与并购的发展，使服务跨国公司得到快速发展。在美国《财富》杂志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评比中，服务业公司在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上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其所占比重超过了工业、农业跨国公司份额的总和。1999年所占比重达到61.2％（见表3）。
表3服务业公司在“全球500强”中的比重（％）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全球500”强资料整理
3.服务产业国际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服务产业的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发展晚于农业与工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服务贸易与服务业国际投资增长，意味国际资本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3个产业领域向国际市场全面渗透。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发展，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而且成了促进全球化的重要条件。
通过服务业的国际投资，在全球范围形成一个更大的服务交易网络，这有助于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以提高他们的竞争力。例如，全球化中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制造业需要更为廉价而又可靠的连结全球的通讯和运输网络以维持出口业绩；同时，由于更短的产品生命周期和“及时”生产的采用，国外厂商购买产品对时间的要求日益紧迫，只有高效率的通信与运输系统才能满足这种要求。
服务业的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更大范围、更多层面上的扩张，带给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以电信、运输和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技术的进步，已卓有成效地降低了国际服务链的相对成本，跨国生产所需的最小规模变得越来越小，使得不同生产规模的厂商都可以利用国际服务链进行高效分散的生产，更多的企业参与跨国化的生产经营活动。全球跨国公司数量的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证。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1997年，世界跨国公司总数为53000家，1999年则达到63000家，是1970年7000多家的9倍。
4.进一步调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服务业国际化经营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首先是强化了它们的垂直分工，即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制造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同时，正在强化它们之间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加工工序与生产服务的分工。这使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国际分工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将导致世界财富向服务业竞争力强的发达国家进一步积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产服务与加工工序的分工中，发展中国家充当的是发达国家的生产加工基地，影响产品价值链的诸多重要的生产服务环节，如产品设计、新产品、新工艺开发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原材料的采购供应、资金的筹集调度和财务控制等高附加价值的业务，都由发达国家掌握。这种分工，虽然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就业、产出增加等效应，但在总体利益分配上，发展中国家只能分配到极少的一部分产品加工所得。而且作为发达国家制成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发展中国家还要付出环境恶化的代价。
在国内服务市场开放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技术促进服务业发展，但由于国内服务企业与跨国公司竞争力相差悬殊，本国服务企业的成长空间会受到严重挤压。同时，由于金融、通信、信息、数据处理等服务部门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也会受到威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充分表明了金融开放与金融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全球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网络中，也在不断加大着发展中国家经济所面临的外来风险。需要正视的是，由市场开放所引发的外来风险的袭击，是目前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管理与调控能力所难控制的。
四、若干启示
1.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导致国际竞争的热点向服务经济领域转移，使服务产业成为许多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战略性产业。国际服务市场需求的高增长性、新型服务产品的高附加价值性以及服务产业对资本、信息、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控制的重要性，使它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战略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