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1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素养网络舆情互动作用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
大学生网络素养是指大学生在网络媒介的应用中所具备的网络基本操作技能、网络安全意识、信息处理和检索能力、网络道德文明意识和伦理观念及利用网络促进自我发展和创造价值的能力。网络舆情是指民众“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①。大学生作为网络使用的重要群体，其态度、意见和情绪既影响着网络舆情的走向，又受到自身网络素养的影响。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关注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培育，既是维护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任务，又是促进网络舆情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
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特点
网络舆情作为网民对于各类公共事务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可以反映出一个群体的网络素养。在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中，关注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培育，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培育有很大的影响。
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认知能力易受网络舆论左右。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认知能力主要是指大学生群体在面对网络中的各类信息时所持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对信息的辨别能力。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认知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方面，受虚假信息等诱发的网络舆情会对大学生的信息认知能力和辨别力产生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虚假的网络舆情不断地成规模发展，会导致大学生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或者相信虚假舆情的真实性，引起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比如像“形象类的网络舆情”②，这种信息的虚假性造成的不仅仅是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形象上的损害，还会引起大学生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影响大学生对党和国家的热爱，最终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另外，大学生因对网络舆情的虚假性认识不足而走极端，易成为恶势力利用的对象，还会受到各种负面舆情的影响，产生低落、埋怨的情绪，影响到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积极正面的网络舆情会对大学生的信息认知能力产生有益的影响。社会性的网络舆情可以影响到大学生对舆情的良好态度和看法，国家事务性的网络舆情，尤其是一致对外的网络舆情可以激发出大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感。比如“暴走妈妈”事件中，陈玉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社会彰显了一个平凡母亲的伟大，这种舆情信息传递给大学生的是伟大母爱，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恩之情，这是一种积极的正能量。又比如“最美妈妈”吴菊萍，善意的举动征服了无数人，教育大学生要有爱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见义勇为的良好品质。这些积极正面的网络舆情中传递出的正能量，对当代大学生网络素养中的道德意识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力量是强大的。
对网络舆情的关注和判断能锻炼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主要是指大学生面对各种网络信息的研究和分析能力以及对信息的传播。网络舆情对于大学生的网络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和网上传播的过程当中。
具体来看，大学生通过他人的口述及网上搜索和新闻浏览等方式获取一定的信息资源，从而对网络舆情事件形成最初的了解和认识，而在网上的BBS论坛、博客、QQ空间、微信、微博等社交软件上的跟帖和回帖，会帮助大学生对舆情事件的整个过程有进一步的了解，并能够认识到对此所持的不同观点。而这些社交软件上出现的一些更加深入的信息，尤其是意见领袖所提供的信息和发表的观点，会刺激大学生对信息进行搜索和证实，有助于大学生获取更多的有关信息，锻炼了大学生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的获取要求大学生在具备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的同时，还要具备研究和分析信息的能力。大学生个性鲜明，在虚拟的空间里，喜欢发表自己独立的观点，同时又喜欢评论他人的观点，这种个性上的特点一定程度上会促使他们研究和分析自己所获取的舆情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与他人进行讨论，这种互动的跟帖和回帖推动大学生对信息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分析。
网络舆情激发大学生的网络信息创造性处理能力。大学生网络信息的创造能力是大学生网络素养中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借助网络获取信息，在网络舆情的发展中辩析不同的观点和评价，了解舆情背后更多的信息知识，都有助于丰富大学生的视野，开阔大学生的思路，帮助他们实现自我发展和价值创造。
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网络信息创造能力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学生面对网络舆情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够创造性地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对策，有助于网络舆情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帮助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防止类似的恶性网络舆情事件再度发生。同时，大学生对网络语言的创新和使用，既有助于语言结构的简约和精炼、语言风格的诙谐和幽默，又有助于更加传神、形象、生动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的不规范使用，又会影响到汉语的继承和发展，尤其是对识字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有着很大的误导。因此，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网络信息的创造能力的影响需要辩证地看待，既要鼓励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又要消除不良创新带来的恶果。
大学生网络素养影响网络舆情走向
网络舆情酝酿阶段的走向引导。网络舆情的酝酿阶段，主要是对发生在国内外的重大事件、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话题、校园事件等小范围之内的议论和传播，人际传播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的传播方式。大学生群体通过人际交往和传播，对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全面陈述的同时，会夹杂着各种渲染、夸张的语词、语气和语调，还会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评价加入其中，舆情事件的真实程度也就随之不断地发生着递减的变化，但这一阶段的舆情发展还不成熟，大学生对于事件的看法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对事件的反映缺乏一定的整体性，可信程度不够，还需要更多的意见积累加以佐证。同时这一阶段的传播方式较为单一，舆情事件的扩张力达不到，所以比较容易控制。
鉴于此，在网络舆情的酝酿阶段，大学生网络素养养成首先是要端正对待信息的态度，绝不能抱有看戏的心态。比如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大学生的投毒事件，从最初的酝酿阶段来看，大学生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议论，比如会支持或反对投毒者、猜测身边的某个同学同样存在投毒倾向、渲染投毒者与被害者之间的恶性关系等等，这些观点会“一传十，十传百”而成为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将这些夸大其词的言论止于酝酿阶段，避免事态的扩大。同时，学会对信息真伪进行鉴别，绝不能胡编乱造，对于他人的看法和评价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指标，不盲从、不偏信、不乱下结论，在人际交往中和人际传播中，遵从“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对自己的言论负责，而不是信口开河，以讹传讹。
网络舆情起始阶段的走向引导。网络舆情的起始阶段是通过在网络贴吧、BBS论坛、新闻回帖和跟帖、微博、博客等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大学生通过这些自媒体平台针对某一焦点事件发表自己的意见，并对其他人的意见进行跟帖、回帖和评论讨论。这一阶段是一个意见快速集聚，逐渐发展为舆情的阶段，短暂且容易跨越，要想在这一阶段较好地控制舆情的发展态势，需要在大学生的各种自媒体网络传播形式中进行积极引导。
网络舆情的起始阶段开始在网络领域发展，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在各种自媒体平台上发表的言论。大学生的跟帖、回帖和评论主要是通过文字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倾向，因此，大学生在这一阶段首先是要能够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用词文明，恰当准确，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可因为文字上的歧义而带来难以预料的问题；其次是能够做到就事论事，不可因为言过其实或者发表过分的标新立异的观点而导致事件的恶性发展；第三是具有言论责任意识，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不可因为虚拟的身份而不负责任地发表任何有损国家形象、他人正当利益的言论；第四是跟帖和回帖要把握一个“度”，借助跟帖和回帖将完全偏离事件的观点拽回到事件当中来，并且积极反应事件中的正面效应，传播正能量；第五是针对各种不实言论，要敢于批评指正，具备良好的网络操作技能，通过列数据、发图片、引用等形式揭示客观事实，引导舆论的走向；第六是具备良好的阅读能力，对他人的观点要准确把握，不可断章取义，歪曲他人观点。通过这些网络素养的培养，大学生在网络舆情的起始阶段，就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各种自媒体平台上引导舆情的走向，保证舆情信息的扩散速度减慢，甚至停止下来。
对网络舆情扩散阶段的走向引导。网络舆情的扩散阶段是在起始阶段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舆情会呈现一种滚雪球的事态不断地向前发展下去，这时候的网络舆情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较大。意见领袖是指那些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发表权威言论以影响他人的个人或者组织。意见领袖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普通大学生群体会受到意见领袖的重要影响，因此，加大对大学生群体中意见领袖网络素养的培养，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意见领袖的观点，是实现网络舆情在扩散阶段引导的关键。
意见领袖作为网络论坛中的权威人士，他的观点和评价会成为舆情走向的关卡，因此，意见领袖的言论应该具有科学性和真实性，对意见领袖的网络素养要求也会更高一些。除了具备一些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道德意识和安全意识之外，还需要具备自我发展和创造价值的能力。具体来说，大学生群体中的意见领袖首先应该是有着积极引导舆情走向意识的领袖，意见、情绪和态度要能够主导网络舆情的发展，这种意识是前提。其次是在符合事件事实基础上的言论要有所创新和价值，这种创新和价值是对事件所带来的影响的科学预测和评估，是对自身观点的科学阐述和传播，是对他人意见的正确修订和完善，最终统一为一种引导网络舆情向积极方向发展的和谐意见和观点，实现意见领袖的价值，这一过程也是实现自我发展的过程。另外，对于广大的普通大学生群体来说，要正确看待意见领袖的观点，不偏激，不迷信，正确的要加以维护和传播，错误的则要加以抵制和修缮。
网络舆情整合阶段的走向引导。网络舆情的整合阶段是网络舆情根据自身的规律慢慢冷却，最终沉寂下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需要重点预防的是沉寂下来的网络舆情复发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舆情事件对网民的影响深远，关系重大，就会出现阶段性沉寂，在某一时间内，会因为外界诱因的刺激而再次成为舆论热点话题。所以，网络舆情的整合阶段并不是网络舆情的终结阶段，仍然需要大学生网络素养在网络舆情中的积极引导。
在网络舆情的整合阶段，舆情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衰变规律，即“衰是指针对某一具体公共事务的舆情必将走向衰落的趋势，强调的是舆情衰落的必然性；变是指旧舆情的衰落正是新舆情产生的开端，它强调的是舆情衰落的相对性”③。大学生群体在此阶段主要是要遵循网络舆情的衰变规律，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规律存在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已经形成的固有观念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是科学地把握住新刺激源所带来的信息，衡量信息的价值，而不是刻意地制造事端，引发对旧舆情的再度关注，制造不必要的事件恐慌。另外，网络舆情整合阶段的这种特殊性，使其在新舆情发生时会存在酝酿阶段和起始阶段的特点，但对旧舆情的刺激又会导致旧舆情再度扩散的状况，因此，大学生群体在此阶段需要具有良好的网络素养，适应不同阶段网络舆情的发生发展，能够引导不同阶段的网络舆情走向。
结语
互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针对各类网络舆情事件发表意见、态度和情绪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网络素养培育成为引导网络舆情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大学生思想活跃，个性独立，关注国内外大事和社会热点问题，看待问题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并热衷于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参与网络舆情的重要群体。但辨别能力低，容易受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在网络舆情引导中关注大学生网络素养的培育，一方面能够帮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良好的网络素养在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能够引导网络舆情的走向，能够转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能够化极端情绪为平和心态。另一方面，大学生了解了网络素养是如何引导网络舆情的，就可以对自身的素养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网络舆情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他人的行为、观念中学会培养自身的网络素养，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偏激冲动。
网络舆情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网络舆情以其迅捷而高效的特点和丰富而广泛的内容，为大学生了解世界、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异端分子西化、分化我国的企图并没有减弱，他们利用各种途径尤其是借助网络平台，加紧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假冒伪劣、欺骗欺诈活动有所蔓延；一些地方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成为社会公害；一些成年人价值观发生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等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等，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通过网络传播，并在网络舆情的作用下，不断消解着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使得一部分大学生精神空虚、行为失范，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正确认识和处理网络舆情和大学生网络素养的互动作用，对于提升大学生的网络素养和规范网络舆情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分别为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舆情视角的高校网络文化建设研究”中期成果，项目编号：tJJX12-023）
【注释】
①③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第312页。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2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微博;网络舆论;舆情生成机制
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人们进行信息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其交互式的传播模式为公众所青睐。在突发公共事件①中，网民很容易被一些核心议题所吸引，参与到讨论之中，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所谓舆论，指的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1]。在进入网络发达的21世纪，兼具开放性与匿名性的网络平台成为舆论形成和发展的新兴载体。结合本研究需求，将网络舆论定义为:在网络平台上，公众对于社会问题表达其意见、情绪和态度等，并由一系列舆情生成因素推动，直至出现相对稳定的意见共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刺激，人们对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常常出现集合的趋势，进而转化为网络舆情。研究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及生成机制，有助于从正面角度引导舆论，避免网络舆论向错误的方向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武汉水污染事件”个案，采用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新闻统计软件来分析网络微博的相关数据，探讨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为网络舆论引导提供参考。
2012年2月29日，市民在微博爆出武汉武昌区自来水有异味。当晚，武汉市水务集团相关人士称，白沙洲水厂水源出了问题，经紧急处理，现已恢复正常。接下来两天，市民发现自来水仍有异味。网上谣言纷飞，微博质疑井喷，超市的矿泉水也被抢购一空，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武汉水污染事件的突然爆发，对武昌区居民的卫生安全以及武汉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可归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共卫生事件一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络舆论生成过程及推动因素
梳理武汉水污染事件舆情形成和发展过程，发现其呈现出发酵、高涨、持续几个特征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舆情发酵期。2月29日，新浪微博@哆咪达达等人爆出武汉自来水有异味。《长江商报》报道，有“大量读者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武昌片区自来水有异味”。第二，舆情高涨期。3月1日，由于武昌区自来水有严重异味，造成居民中间开始出现恐慌心理，纷纷购买矿泉水，有关部门也开始就此事件进行说明，称自来水已经处理，达到饮用标准。媒体与网民开始对相关部门问责。16时17分，@武汉生活情报发出“武昌地区供水安全的紧急报告”，1917次转发，279次评论。3月1日该事件达到百度指数最大峰值数1989。第三，舆情持续期。3月2日，武昌水务集团就此事件向公众致歉，武昌自来水中的异味也逐渐消失。7点38分，@蛮子文摘#热点聚焦#武汉水污染事件汇编，1149次转发，198次评论。
利用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新闻统计软件分析网络舆情走势，发现网络舆论生成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新闻报道、普通网民讨论、意见领袖推动、政府回应等。
新浪和腾讯原创微博数达到高峰值在3月1日，时间集中在事件发生或被网络曝光的一天内，为一次高点型。由于武汉水污染事件本身议题比较明晰，二次解读的可能性较小，但由于事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问题短期难以解决，网民讨论越来越多。
从百度新闻搜索量来看，高峰值出现在新浪和腾讯原创微博数达到高峰值之后2～3天，即网民讨论与新闻报道之间存在时间差(time-lag)。微博爆出特定事件后，渐次发酵，累积到一定程度新闻报道才达到高峰。这是由于微博与即时通讯相连接，作者在极短的时间发出简单讯息，读者也能立即接收到他人更新的资讯，并在短期内转发、评论。而媒体新闻报道需要记者实地采访、调查，写成稿件，在编辑把关后才能发表，所以有时滞后于微博网民讨论。但在舆情持续发展阶段，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渐显，微博转载新闻报道的帖子逐渐增多，新闻报道助推网络舆论的形成。
对公共事件的综合影响力上，微博意见活跃分子可分综合型与单一型。综合型意见活跃分子可以跨领域对诸多事件舆论产生影响，单一型意见活跃分子只对某个领域或某一事件产生较大的影响。[2]前者如@蛮子文摘，后者如@武汉生活情报。舆论领袖的作用，在于运用评价的思维方式分析社会问题，把群众的不同认识和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唤醒人们的知觉。[3]意见领袖的原创微博使事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武汉水污染事件牵涉政府环保部门、水务公司等责任方，他们借助各种渠道对事件进行回应，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相关声明不断被传播讨论，使舆情走势在形成了一次高点之后，引发很多小的高潮。
网络舆情生成机制
“武汉水污染事件”网络舆情生成大致经历了微博爆料、新闻报道跟进、微博大规模讨论、意见领袖发言、问责风暴、相关部门回应，再到环保议题的讨论及网络动员几个步骤。分析事件网络舆情推动因素及相互关系后得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生成机制(如图1)。该图体现了新闻报道与网民讨论呈现交互影响的特点。将新闻报道比做蘑菇伞盖部分，微博信息比做蘑菇在地下的部分。新闻报道萃取微博所发表意见，作为新闻素材。同时，新闻报道在微博上被网民大量评论、转发，使事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最终累积成为能量庞大的整体网络舆论。
图1中，竖状椭圆代表传播内容的聚合力演变，由快速分散到逐步聚合，即公众讨论武汉水污染事件信息内容涉及多维度的传播内容，包括事实本身对市民的影响、网民对多个责任方的问责等，最后聚合于共同倡导环境保护议题。横状椭圆代表传播致效的影响力，即公众对武汉水污染事件认知程度和达成一致舆论的可能性。总体上经历了事实争鸣、问责争鸣、议题争鸣三个阶段。
事实争鸣：主要指2月29日舆情发酵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武汉水污染相关新闻报道、论坛帖子、原创微博开始出现，其传播效果的影响力较小，处于横状椭圆最小处。舆论尚处于生成阶段，舆情焦点仍主要停留在事实的普及，较为单一。内容多来源于微博爆料，图中椭圆下部分的触角代表微博信息。
问责争鸣：主要指3月1日至3月2日的舆情高涨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基础事件信息的传播让公众和意见领袖有了“谈资”，他们纷纷加入微博讨论，新闻报道出现井喷式增长，从地方报纸到央媒均有覆盖，网络社区、论坛、SnS社交网站相关话题快速升温。横向椭圆扩大，传播效果影响力大幅增加。同时，竖向椭圆到达中心半径最大处，涉及对多个相关部门的问责，传播内容呈现分散化、大规模的特征。同时，政府部门利用媒体新闻报道、官方网站和政务微博对事件的处理、问责。如3月1日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在官方网站首次回应，称白沙洲水厂供水异味已消除，水质符合国家标准。3月2日，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在官方网站公告，表示歉意并承担赔偿。
这一阶段中，意见领袖微博的内容多为原创，在各自专业领域对事件进行了较为专业的解读，引领问责风暴。环境、水利等方面的专业型意见领袖发声，如@蓝伟光博士：“为了掩盖一个错误，会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比如一旦发现原水污染物增加，马上加大氯投放，却没考虑会产生致癌的消毒副产物。”除此之外，综合型意见领袖对事件进行梳理，长微博和附链接开始流行，事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的形态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蛮子文摘#热点聚焦#武汉水污染事件汇编，获得上千次转发。
议题争鸣:主要指3月3日以后的舆情持续阶段。此阶段的报道及微博发言多从环保问题来重新审视事件，已经不仅仅限于对事件的讨论。以“武汉水污染事件”为关键词，运用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Cm6软件搜索，发现事件与如下议题紧密相联：自来水、水质、镇江、柳州、末日、净水、安全、检测、部门、两会等。此阶段网络评论内容趋同，竖向椭圆由大变小，传播内容由分散变聚合，关于环境保护议题的网络动员多发生在此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事实争鸣、问责争鸣、议题争鸣的三个阶段并不是有着明确的时间分界点，在从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过渡时，会呈现两个阶段特征并存的传播现象。如2月29日，事实争鸣阶段的博文已经涉及第二阶段的问责部分，代表了今后事件的舆论走向。如“我们都不敢喝水了，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检查出问题，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获得691次转发、76次评论。3月3日以后的博文中，网民对相关部门的问责风暴仍然持续，反复激荡，与议题争鸣共同存在。
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武汉水污染事件”网络舆情的走势观察和传播内容分析，发现了推动事件网络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大因素，包括新闻报道、网民讨论、意见领袖推动、政府回应等。同时探究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的生成机制大致经历事实争鸣、问责争鸣和议题争鸣三个阶段。新兴网络平台，比如微博在舆论的生成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报道的实际舆论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看法，左右着社会舆论的发展方向。关于事件的事实、问责、议题争鸣不断出现，使人们置身于意见的海洋。而民意的形成与认知息息相关，对一个问题认识的深入程度必定影响态度的情感和行为层面。如果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议题的网络舆论不能很好地进行引导，就会阻碍民意共识的建立，不利于突发公共事件的解决和社会安定。
由以上分析，可以提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论引导的几点建议：从突发事件应对的效果来看，及时告知往往比隐瞒效果更好。对于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饮水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在事实争鸣阶段发现问题后应迅速通报，避免政府在问责风暴袭来后才回应甚至迫于舆论压力才实施回应从而陷入被动局面。另外，任何突发事件都有它的不确定性，政府要注意策略性的回应，积极运用媒体报道和意见领袖引导舆论的作用，在事实争鸣、问责争鸣、议题争鸣三个阶段中进行“动态的、滚动的、持续的”回应。最后，对于此类事件的发生，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建立相应的应急处理预案，将此类舆论引导的处理方式制度化、科学化。（来源：新闻爱好者文/周乾宪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编选：)
注释：
①国家有关部门对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定义是：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分为4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baike.baidu.com/view/876611.htm.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3.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3
关键词：自媒体；网络舆情；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0236-03
20世纪90年代，mSn、iCQ等兼具聊天与文件传输功能的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标志着自媒体的萌芽。博客的广泛普及，标志着真正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和微信的盛行以及移动通信网络的不断发展，更是预示着自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自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1]，也叫“个人媒体”。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普及，迎来了全新的自媒体时代，利用遍布全球的互联网数字平台，如即时通讯工具、BBS、博客、微博、微信等，普通公众能方便地作为网络记者，分享自身的事件和观点。
在我国，大学生作为接受高等教育及先进理念的主体，是互联网上自媒体应用用户的重要组成群体和生力军。不过，对大多数大学生而言，思想的不成熟使得他们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较大，甚至在自身传播时不自觉地涉及网络虚假信息和言论。如何在自媒体时代加强网络舆情的引导和管理，促进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高校的稳步发展，是摆在高校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
一、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
舆情是“舆论情况”的简称，是指人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与个人态度的一种表达，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有对象[2]。网络舆情则是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3]，是舆情在网络空间的一种延伸。高校网络舆情特指与高校相关的网络舆情，是指大学生对互联网传播的社会现象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总和[4]。大学生作为我国科技和文化教育的精英团体，其特色也同时表现在活跃的思维方式和对待问题多样的观点上，加之高校内互联网络平台的普及范围较大，应用广泛，使得高校网络舆情对大学生的成才成长意义非凡，产生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对高校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深入发掘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内涵，掌握网络舆情的自身规律和内在特征，科学管理和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的方向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的成因及特征
（一）高校网络舆情形成的原因
1.突发偶发事件的激化
这些促成网络舆情形成的原因具有很大的时间不确定性和事件不可预料性。
2.国际国内热点问题
例如：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事件；牵涉国家利益及民族利益的事件。
3.牵涉自身利益的问题
如高校针对大学生切身利益的评优评奖、组织发展、贫困生的奖助贷、后勤服务和保障、公寓管理、教学资源等易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极易引发网络舆情。
（二）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的特点
高校网络舆情的变化主要由自媒体环境的发展导致，因此其特点也相当鲜明。
1.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丰富性是指高校网络舆情从内容上将包罗万象，形式繁杂。移动互联网在近几年的发展也使得一个传统模式下不起眼的小事件都能在短期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多元性是指：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而言，由于在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不同的公众产生不同的态度和看法[4]。这些态度和看法对于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阶段的大学生而言，基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能力尚未成熟，可能对他们造成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受到某些片面化和情绪化，甚至是不良的言论和思想的左右。
2.参与主体的平等性和舆论活动的开放性
和传统媒体相比较，网络舆论的参与主体地位均等，且不受时间、媒体介质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因此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3.传播时效的即时互动性和快速扩散性
和传统媒体相比较，互联网具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网络舆论主体能实时地从互联网上、获取、评论和转载信息，因此使得网络舆论的出现和影响范围不可预估。
4.表达内容的情绪化和非理性
针对国内高校而言，学业、就业等现实问题使当代大学生面临着诸多方面的压力，从而造成某些大学生产生迷茫、焦躁甚至不满等心理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排解的时候，很多人会选择把互联网当作一种宣泄的工具，使得很多情绪化和消极的、非理性的言论迅速滋生[5]。
三、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通过对现阶段国内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状况，按照“管理”的构成要素，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前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6]。
（一）网络舆情管理目的不清晰
这个问题的产生和我国的行政体制的考核方式息息相关，大部分高校在对待网络舆情问题时，常采用减小事态影响，隔离问题传播，私下内部处理等方式，争取将问题压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这种以压为主的方式反而会导致大众无法了解事件的根本原因，对事件妄加猜测，从而埋下重大的隐患，甚至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二）网络舆情管理主体混乱
缺乏专职的主管机构是现阶段国内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很多高校均没有设立网络舆情监控的机构建制，或是由校内其他部门分管或协管，管理职责也不明确。网络舆情管理主体混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制度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缺乏专门的管理制度，势必造成管理人员没有统一的、标准的行动规范，也无法形成强而有力的执行能力。
2.缺乏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人员构成
现阶段国内大部分高校采取的都是校内管理人员兼职分管的方式，岗位的不合理、分工的不明确、工作性质的不适应、事件处理的不及时等都很难让管理人员扎扎实实地做好网络舆情管理工作。
3.缺乏足够的资源和体制支持
参照国内现状，大部分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的基础人员分管和兼管方式居多，也造成了权限不明确，或是权限过低，无法在第一时间调取足够的资源响应网络舆情事件，从而影响事件处理的进程。
（三）管理对象认识不全面且管理方法不科学
现阶段，国内高校对网络舆情管理对象的认识基本都着眼于大学生和网络服务平台上，认识水平尚不到位。
1.管理对象的范围
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和受众均是组成高校网络舆情的基本要素，在进行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时，不应只关注大学生级网络服务平台，还应该充分研究其他细分要素的影响。
2.管理对象的管理问题
一是针对传播者要素。我国现阶段尚未形成科学的学生管理方法，配套的教师的网络培训，足够的管理人员水平和管理覆盖面。
二是针对传播渠道要素。使用门槛较低是大多数国内现行自媒体网站的优势，但同时也会造成信息的真假难辨。如何对筛除网络舆情中的虚假信息是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是针对受众要素。正确把握高校和数字信息手中之间的关系，合理引导受众本身对网络舆情进行正确的分析和思考同样是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
四、自媒体环境下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对策
和传统舆论不同，由于网络舆论的基础平台――自媒体环境本身简便易用的特点，互联网上滋生了大量不负责的言论以及危险言论，这些言论一旦未加监管地广泛传播，甚至会导致舆论危机。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传播者和受众，尚未成熟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大学生群体不具备较高的是非辨别能力，更容易受到网络舆情的影响和蛊惑。因此，如何正确引导和管理网络舆情对现阶段的高校至关重要。
（一）更新管理理念，拓展管理思路
要想管理提升，必须理念先行。扎实有效地推进高校网络舆情管理，首先离不开科学的管理理念，其次才是掌握管理方法，指导管理行为。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要想更好地做好网络舆情管理工作，必须主动接受新观念，加大对自媒体的重视程度，深入研究自媒体的信息载体，树立通过自媒体进行舆情监控的新理念，并积极搭建自媒体舆情管理平台，才能抢占网络舆情管理的制高点，最终实现正确引导网络舆情的方向。
（二）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管理水平
要想提高自身的网络舆情管理水平，高校必须建立一支业务熟练、分工明确的网络舆情管理队伍。一支高效的网络舆情管理队伍主要包含以下分工。
1.舆情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工作是舆情管理的基础工作，具有较高的相关业务水平的信息收集队伍能使基础更加牢固。
2.舆情信息研判
为了应对当前互联网环境内巨大的数据量，舆情信息研判人员除了应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外，还应该熟练掌握常用的网络流行用语、符号等。
3.打造高素质舆论“领袖”
舆论领袖指的是在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一名高素质的舆论领袖在大众传播和公众之间可以起到巨大的中介和过滤作用，其观点也会对公众产生深刻的影响[4]。于是，打造一批高素质，高水平的舆论“领袖”对高校网络舆情管理至关重要。
（三）加强舆论引导，促进舆论管理
在自媒体发展到现阶段，国内高校中官方舆论与网络舆论已经形成了共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如何合理融汇和正确引导两种不同的舆论场是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重要工作。
1.搭建高校自媒体官方平台
高校应积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通过搭建自媒体官方平台的方式主动公众关注的各种热点、焦点以及难点的舆情，加强与公众的互动交流，抢占舆论宣传的主动权。同时，高校还可以通过自媒体官方平台获取公众的及时反馈，了解公众的真实感受。
2.加大信息公力度
基于互联网的高速性和方便性，网络数据信息的传播速度极快，传播范围也非常广，一旦没有及时辟谣，不负责言论及不实言论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因此，如果高校中使用公开透明的网络舆情管理机制，就会使这些谣言变为无根之木而失去传播的源头，从而把握舆论的主动权。
3.注重发挥官方舆论和网络舆论的正面作用
对高校网络舆论管理而言，官方舆论平台和网络舆论平台均同等重要，必须在两个平台都对舆论导向加以正确引导，共同发挥两个平台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
（四）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处置能力
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高校已无法再继续延续传统网络舆情危机的管理模式，而是需要建立的一种新的舆情危机管理机制来达到“网上网下”的联动。
1.预防为主
“预防为主”的方针，是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也是预防不良事件的最有效措施。充分发挥高校网络舆情管理中信息收集和研判的功能，敏锐地发现风险舆论影响并及时引导，预防舆论风险的产生。
2.快速响应
当发生了网络舆论危机时，高校网络舆论管理部门应迅速做出响应，网上通过进行舆情信息的搜集，网下调度部门资源深入学生走访，在最短的时间内全面掌握舆情信息，并进行深入分析。
3.及时应对
及时通过官方自媒体平台和民间自媒体平台对舆情进行回复和引导。
4.认真总结
渡过舆情危机以后，应积极分析，努力消除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及时处理遗留问题，并认真总结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危机处理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工作任重而道远，必须脚踏实地，下大力气加强规章制度建设，提高管理人员技术业务水平，营造良好校园网络文化氛围，积极引导学生舆论导向，全面提升管理力度，最终达到构建和谐的校园和网络，真正实现高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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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富红.高校网络舆情问题的成因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报业，2012（14）.
[3]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1-52.
[4]黄素君，毕晓光.浅谈自媒体环境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管理[J].中国报业，2012（16）.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4
[关键词]网络舆情舆情管理战略坐标分析内容分析
引言
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注重分析网络舆情”，将网络舆情分析提升为了解民意的重要手段。2016年4月19日，在网络安全与信息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了新网络舆论观，这意味着网络意识与走进网络，是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坚持群众路线的检验标准和重要尺度，具有持久的指导意义。网络舆情的状况错综复杂，对网络舆情的研究现状也不在少数。因此，了解目前网络舆情的发展现状与研究进展是舆情管理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数据获取
本研究以CSSCi数据库作为数据源，分别选取“网络舆情”、“舆情分析”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精确匹配得到检索记录692条，手动筛选仍混有的非相关文献，共保留480条检索记录。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以求更精确的研究结果，本文将2005-2016年细分为2005-2007年、2008-2010年、20011-2013年、2014-2016年四个阶段，分析统计得到相应数据样本。
二、研究方法及分析
本次研究中采用高频关键词作为衡量指标，统计出了2005年至2016年四个时间段高频关键词统计情况。因为高频关键词仅具有一维的线性特征，无法展示不同时间段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这里利用Sati构建了关键词的共词矩阵，然后用SpSS加以聚类，最终用战略坐标法得出关键词的分布图表，加以分析。
本次研究中，将网络舆情领域的研究热点类团之于战略坐标图的平面坐标中，其x轴代表研究成熟程度，即密度，Y轴代表核心程度，即向心度，利用坐标直观展现四个阶段该领域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程度。
三、网络舆情研究结果及讨论
近些年来，依托各类互联网应用所构建起的网络信息传播体系的网络舆情影响力越发增强，易于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应。十余年来，围绕网络舆情学者展开了很多主题的研究。
（一）研究主题的演变分析
1、持续性研究主题
从2005年至2016年的4个时间段中，每个时间段网络舆情都是在高频词汇的顶端。因此网络舆情这一主题始终是核心话题。此外，可以发现互联网、政治参与、政府决策、预警、高校、大学生等也是近年来持续研究的分支主题。
2、新兴研究主题
2013年到2016年间，学者们发起了微博、大数据、新媒体等网络舆情领域相关话题的讨论。
（二）研究主题的成熟度分析
研究主题成熟的分析主要借助四个阶段战略坐标图。
2007年以前，由于互联网发展的局限、网络用户的结构性缺失，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针对网络一一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对于传统媒介环境的冲击，出现了互联网与公共事件传播、网络舆情、网上舆情与舆情分析和搜索等前沿主题。其中互联网与公共事件传播位于第一象限，相对其他类团有较高的向心度和密度，处于核心地位。
2008-2010年，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预示新媒体时代成为不可逆的潮流，各种网络平台的诞生与网民热情的参与度，传达的是民众对于互联网的迅速接纳。因此在战略坐标图中，互联网处于第三象限，说明这一阶段学者围绕互联网展开了深层次的研究。然而基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以及规章制度不健全，突发事件甚者扩展为大面积的网络舆情危机。因此学者开始着手于突发事件与预警的研究。这一时期网络舆情相关文献研究开始增多，可视为我国网络舆情研究的上升阶段。
2011-2013年，我国针对网络舆情的研究进入较为强盛的阶段，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出现大幅度增长；指标体系、预警与检测机制的研究作为舆情传播的重点被持续探讨，研究逐渐完备，占据核心地位，因此处于第一象限。全媒体环境下的舆情研究，也正式延伸到教育领域，同时，网络舆情危机与文献计量也被纳入研究范围，预示着网络舆情也被社会各界所关注。
2014-2016年，针对突发事件等表象的研究慢慢被情感分析与日志挖掘、大数据等新兴议题取代，在图上表示为该方向处于第二象限，这表明学界对于网络舆情传播途径的内化研究，不再拘泥于舆情导致的结果，转而借助数据挖掘等前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研究更深层次的舆情传播机理研究；研究热点前沿主题与基础在第四象限，揭示不断有新的学者进入网络舆情研究的相关领域，并成为一股清新的力量，亟待社会、政府的正向引导；而真正化被动为主动，形成蓬勃发展的局面。
四、结语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5
1文献统计分析
为了充分掌握现有网络舆情博弈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对比舆情研究的整体现状，本文利用万方数据库中的知识脉络分析工具，输入“网络舆情”进行知识脉络检索，得出2005－2015年间网络舆情文献每百万期刊论文的年度命中数，因该分析工具无法进行“关系‘并’”检索，实现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分析文献与舆情总体文献的对比，因此本文通过在万方数据库高级检索中输入“网络舆情”“博弈”两个检索词进行“精确”条件下关系“并”的一般检索流程，共产生49条检索记录，因其中仍混有非相关文献，经手动筛选之后，共保留20条检所记录。图1为2005－2015年间两类舆情研究文献的对比统计图。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对网络舆情的研究主要始于2005年，2005－2009年间文献生产量增长率较为缓慢，自2009起到2013年，文献年增长率大幅度提升，约为33．241，这与这段时期内我国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即时通讯app技术等的飞速发展，以及大幅度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密切相关。13年之后，我国网络舆情的研究逐渐趋于成熟，因此14年的舆情文献总量虽有所增加，但增长量已大幅度降低。对比舆情总体研究趋势，基于博弈论的网络舆情研究可以说仍处于起步阶段，截止2015年6月仅发表20篇，每年发表量不超过5篇，但这些研究成果在舆情危机的应对和解决方面具有较好的导向性，所提供的舆情研究思路对未来舆情研究也助益良多。
2网络舆情博弈研究现状分析
本文将网络舆情博弈研究文献分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建模两大类，然后对建模文献按照参与主体数量的不同，分两方和三方博弈进行整理归纳。此外，在两方博弈内部又按照主体类别进行了文献划分，图2为文献类别划分路线图。
2．1定性研究将博弈论引入网络舆情研究的早期，学者主要将研究重点集中于舆情事件中相关参与主体及其利益的界定上。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见表1。以上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不同情境下舆情参与主体及各自利益点的识别，站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给出相应的舆情危机处理策略。博弈定性分析的方式可以从深层次探究舆情危机产生的原因，把握危机处理的大方向，但其主观性较强，在具体解决方案的提出、恰当的实施时机以及方案实施程度等方面，定性分析的指导意义相对较弱，因此，需要采取数据建模的方式弥补这方面的不足，通过模型的构建和求解提供舆情危机处理客观的依据。
2．2建模研究现有的以博弈建模进行网络舆情研究的文献按照参与主体数量的不同可分为两方博弈和三方博弈。传统博弈理论中对行为人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具有共同的知识水平以及博弈双方之间的互相信任。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主体的差异性，使得博弈情形不能够满足传统博弈的假设，形成一种非完全理性的博弈。
2．2．1两方博弈参与模型按照参与主体的构成，可将舆情两方博弈模型分为网民内部博弈和网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a．网民内部博弈。网民以互联网作为意见和态度表达的平台，推动舆情事件及舆情信息传播发展。但其知识结构、价值观的差异及与舆情事件的弱利益关系，使其态度表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群体成员有限的信息拥有程度和分析计算能力使其行为方式呈现惯性、短视的特点。基于此，现有以博弈论研究舆情生成与发展的文献大都基于演化博弈的思想。魏丽萍在探究“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在网络空间对群体行为影响的基础上，得出网络舆情的形成是有限理性的群体在网上心理博弈的过程。根据网民的政治态度及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定义博弈中的收益组合，继而建立网民内部演化博弈模型，以博弈均衡解作为舆情形成的解释。刘锦德等认为舆情是无数不完全信息下的同质个体在面对某一信息时在盲从与分析间策略选择的结果，以信息分析所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作为博弈动力构建两方对称演化博弈模型，在演化均衡解的基础上，引入博弈方的交互利益、成本系数和记忆长度进行影响因子的仿真模拟。郭东伟，乌云娜等借助传染病模型对社交网络中的个体信息传播状态进行分类，引入传播学中的社会威慑因素构建舆情传播过程中个体与其邻居之间的非理性博弈模型。并分别在无标度网络和小世界网络背景下进行理论分析和仿真模拟。王洋，尤科本等研究同一网络社区内部及不同网络社区间，个体针对某一话题的讨论，在肯定、否定和不确定间的策略选择以及对不同意见个体的说服行为，在求得博弈均衡解得基础上结合传播算法对博弈双方数量、采纳概率、收益差及比对概率进行舆情传播的计算机模拟。魏静，朱桓民等认为舆情信息传递的过程是网络节点间信息增长和积累的过程，采用改进的Brookes知识方程说明舆情信息的网络传播条件，继而构建信息容量存在差异的网民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模型的求解和仿真实验。宋彪，朱建明等将个体网民行为产生定义为外部感知和内部状态的函数，在群集动力学背景下对个体网民行为特征进行命题假设，结合社会网络背景构建个体间的利益演化博弈模型，通过系统仿真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张芳，司光亚研究人际间的谣言传播机制，认为尽管相信谣言会带来实际的损失，但其重要性和模糊性仍会导致个体偏向于相信谣言。在这一假设条件下，通过对相信谣言和不相信谣言两类策略收益的界定，构建个体间有关谣言传播的演化博弈模型，并进行agent仿真实验。该研究虽未在网络环境下进行，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性。不同于以上对群体内个体进化策略非此即彼的假设，王元卓，于建业等认为群体的博弈过程会受随机效应的影响，提出在传统演化博弈模型中引入随机效应因子，进而探讨应用这一新模型进行网络群体行为研究的可行性。b．网民与政府间博弈。社会转型的加速和改革的深化使诸多社会矛盾暴露出来，其中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涉色”等问题的频发使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进入民众的关注视野，成为社会矛盾的直接当事者。谌楠，王恒山在Ba无标度网络中引入改进的社会福利博弈模型，将政府的社会收益与网民的参与率关联起来，研究政府与网民在某一负面舆情消息传播时的博弈行为选择，通过仿真模拟确定政府在负面舆情传播时的最佳干预时点。刘德海针对突发事件中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可能性，在Stackelberg多阶段博弈中融入演化博弈思想，指出政府机会主义的产生是基于网民群体策略演进的结果，进而结合均衡解分析其中现实的原因。韩少春等以舆情事件的不知情人(平民百姓)在知情人(政府、专家、利益集团)不同策略下的行为选择为研究对象，构建双方的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舆情传播中网民羊群效应产生的可能，进一步通过仿真实验研究羊群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时间。上述研究均将网民作为参与方进行博弈研究，而张玉亮，张昊苏却将网民衍生的“社会支持率”作为舆情当事人和政府博弈争夺的对象，进行博弈建模研究，由此，博弈方的退化导致博弈类型由群体间的演化博弈转向个体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构建舆情两方博弈模型的文献认为是网民群体内部或网民群体与社会管理者彼此间的利益矛盾促成了舆情的形成与发展，这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是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和适用性的。但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利益主体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这些新加入的个体会因为自身利益的驱使而加入到舆情的博弈中。以文献［2］定义的六类博弈主体为例，这些利益主体几乎不会同时参与同一舆情事件的博弈，但在某些特定主题的舆情事件中，部分利益主体(＞=2)会迅速形成博弈参与方展开利益的博弈。因此，部分学者尝试构建三方博弈模型，以适应特定情境下的舆情生成与演变机理。
2．2．2三方博弈参与模型在以博弈论研究网络舆情的文献中，仅有3篇文献涉及到三方博弈。按照文献发表先后顺序，魏芳芳首次打破传统的两两博弈模型，以网络空间中不法企业为谋求暴利的谣言散播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府－企业－网民各自策略空间及利益关系的基础上，构建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以三维立体图展示不同策略组合的渐进趋势，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陈福集，黄江玲针对舆情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网络水军恶意炒作这一典型现象，建立政府－当事人－水军三者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策略组合下参与方的行为选择，并结合现实给出相应的指导建议。张玉亮，张昊苏认为突发事件当事人与政府除争夺第三方网民的支持外，更需要借助媒体扩大自身的影响效应，但媒体不同于第三方网民的非利益性，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它有自身的利益诉求，因此，文献在已经构建的两方博弈中引入媒体作为第三方博弈主体，以研究相关参与者的策略变化。
3现有舆情博弈研究存在问题
我国网络舆情的应对已由最初的围追堵截到积极应对再到目前的常态管理，各项研究方法也逐渐趋于成熟，特别是近年来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使舆情研究与管理进入智能化阶段。但基于博弈论的主体行为研究对把握舆情实质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现存的各项研究还不成熟，有待进一步深入与改进。
3．1理论分析的不足－缺乏交互性现有理论分析文献多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舆情事件弈主体的识别、主体行为特性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以及各主体利益点的界定。但却忽视了博弈论所暗含的主体间的交互作用，即同一情境中的参与主体是如何根据其他参与者的行为选择自己的策略，如何在不同的策略间游动、权衡以及对手的策略选择会对自身产生何种影响。这种独立的利益主体分析方式无法将舆情所受的主体合力表达出来，因此也无法体现舆情动态变化的特性，仅能描述舆情某一时点的静态特征。
3．2建模研究不足
3．2．1研究主题不明确现有的舆情博弈建模文献过分强调模型的构建和求解，而对舆情本身的信息关注不足，这使得构建的模型在运用时，要么仅适用于个别情况，要么需要进一步确认其具体的应用范围，分别以文献［20］和文献［8］为例加以说明，文献［20］研究当网络舆情发展存在网络推手时的情形，但其在实际行文中仅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商业企业的不正当营销行为，大大缩小了网络推手的话题炒作范围，这种对参与主体功能的部分缩减直接使模型运用受到限制;而文献［8］主要研究网络舆情传播时，政府最佳干预点的选择，但其在研究范围的确定时，仅模糊的指出研究对象是有负面影响的舆情事件，这种笼统的概括会使其模型在现实舆情的监控运用中失去针对性，进而失去实用价值。因此，前者的单一性和后者的过度概括性使这两类研究无法形成对不同主题的舆情生成原因和发展动力的深入探析，继而使模型运用受到限制，失去其固有的参考价值。
3．2．2研究阶段不明确作为网络舆情的一大研究分支，舆情演变阶段研究已取得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以四阶段演化为例，包括产生、发展、高潮和衰没等四个不同的状态。因舆情发展的动态性，其在不同阶段的参与主体、利益关系以及影响效力方面都不尽相同，因此，在构建博弈模型时也应有所差别。但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仅文献［19］明确指出构建模型的适用阶段，而其他文献对舆情演变阶段差异的忽视使其模型在理论和应用上的指导意义需进一步界定。
3．2．3部分文献模型选择不恰当在建模文献中，文献［12］和文献［17］均对博弈进行非理性假设，属于混合战略下静态博弈的情形，但现实中的博弈主体均具有知识获取和学习能力，能够根据舆情演变和其他参与者的策略进行策略调整的个体，因此舆情主体的静态博弈分析并不适用于动态的舆情传播现实。此外，在网民与政府的两方博弈研究中，仅文献［9］认识到博弈主体相对于传统演化博弈的差异，即博弈的一方(政府)由由原先分散化行动的群体参与者退化为理性的个体参与者这样一类特殊的演化博弈，进而对博弈模型作出适当的调整，而其他研究者仍沿用传统演化博弈模型进行建模研究，从而与现实产生出入。
4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舆情博弈研究文献中存在的不足，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4．1模型运用的改进
4．1．1结合舆情主题建模模型构建优于理论分析的地方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现实操作性，但劣势在于对舆情宏观把握的不足。这导致在构架模型时，要么忽视模型构建背景，仅就模型谈论模型，要么是基于某一特定舆情事件进行模型构建，从而使模型适用性受到限制。此处理论与模型理想的结合方式，可以考虑面向舆情主题的建模方式，即，按照一定的主题分类标准将舆情分成若干类，对每一类主题舆情进行博弈模型构建，这样在建模时既具有简要的背景依托，同时又扩大了模型的适用范围。
4．1．2结合舆情发展阶段建模正如本文3．2．2提出的，已有的舆情博弈研究文献都未曾进行涉及整个舆情生命周期的建模研究。若能从利益博弈的角度探讨舆情在不同阶段间的演变机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和解释舆情产生与发展的本质，有针对性的制定舆情危机应对策略。
4．1．3涉及更多参与主体(≥3)的博弈模型构建通过本文对网络舆情博弈研究文献的分析可看出，大部分的博弈文献专注于两方博弈模型的构建，仅有三篇文献是基于三主体的研究。而现实中相当部分的主题舆情涉及到的主体数量都不限于两方，甚至是三方，如网络空间恶意谣言的传播、网络品牌或网络红人炒作就涉及到政府、网络媒体、普通网民和网络水军等在内的四方利益主体。另外，即使是单一的舆情事件，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产生博弈人数的浮动，如对于官民矛盾的舆情事件，在萌芽期博弈仅存在于普通网民和政府之间，随着舆情信息的扩散，更多网民的参与使舆情进入初步发展阶段，这时网络媒体甚至网络水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会选择性的加入到博弈场域，这两者的介入会使舆情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迅速发展并进入高潮期。至此，博弈方由两方转化为三方或四方，此时，政府应急措施的采取会缓解甚至解决舆情危机，网络媒体和水军也会在获得足够的点击量和用户关注度之后，适时地退出博弈场域，即标志着舆情逐渐转入衰退阶段，这一阶段仍存在部分网民和网媒对政府的监督，博弈主体又退回至两方或三方的博弈。因此要使构建的博弈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境，需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灵活调节博弈参与主体种类和数量，使构建的模型更加符合现实情境。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6
【关键词】网络舆情；群体传播；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网络舆论暴力
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使网民利用网络获取信息、进行社会交往和共享意见的方式日益变得便捷、高效，尤其是web2.0技术的应用，使网络群体可以自主地进行意见的生产与共享，促进了其舆情表达和话语空间的构建。然而，网络群体传播中的舆情表达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在引导得体的情况下起到舆论监督和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方便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了解社情民意，也容易因某些热点事件的触发而引起网络，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干扰和破坏。因此，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应重视网络群体的舆论传播，理性应对网络舆情。
一、网络舆情及其传播现状
所谓“舆情”，就是“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自己关心或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1]舆情是个人和公众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常态存在或表达，它往往在总体上是零散的、非一致性的，即多种不同意见的无序聚合。当多种不同意见的部分或整体，经过舆情群体的会聚、交流和决策而逐步走向多数一致时，就形成了舆论，即公开表达的、多数人一致的共同意见。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网络传播的普及，一个双向、多维、去中心化的平等话语空间正在形成。基于web2.0技术的自媒体如BBS、博客、微博和公民新闻网站等，更是将人们带到“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丛林时代”，网络正在成为一种全民化的舆论工具，成为反映社会舆情最主要的媒介，网络舆情也迅速为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所重视。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7月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6.2%，较2010年底提高1.9个百分点。[2]网民数量的猛增，为网络舆情的形成和传播奠定了群体基础。同时，目前网民的网络应用方式也不断丰富，信息获取和交流沟通的应用方式尤其突出。多种网络应用方式的交叉运用，促进了网络舆情的立体化、高效率传播。在这些应用方式当中，微博的舆情传播态势更是让人刮目相看。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2011年7月18日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微博已经超越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媒体报道。我国社会舆论的重心已迅速向微博转移，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也更多地转向了微博。
二、网络群体传播：网络舆情的温床
日本社会学家岩原勉认为，群体就是“具有特定的共同目标和共同归属感、存在着互动关系的复数个人的集合体”。[3]群体成员在主体和目标取向上具有共同性，他们因共同的利益、兴趣等目的集合到一起，因而具有比较明显的群体归属感。同时，在群体内部也有某种互动机制和使群体共同性得到保障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成员共同协作，进行舆论的互动传播，以最终实现群体的共同目标。这个互动的协作过程就是群体传播，从本质上看，它就是群体舆情由分散到集中、最后走向多数一致的动态过程。
在群体传播中，群体规范对所有群体成员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它“排除偏离性的意见，将群体内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以保证群体决策和群体活动的效率”。[4]因此，群体中的少数意见持有者，会受到来自群体内多数一致意见的舆论压力，他们会在趋同心理的作用下形成对多数意见的盲从。群体规范不仅对群体内的舆论传播有制约作用，而且对来自群体之外的舆论具有“把关”作用。群体意识较强的成员还会产生偏激的“自卫”行为，甚至与群体之外的舆论发生冲突，以确保群体的稳定和共同目标的实现。
在网络上，网民进行意见表达和交流的条件空前成熟。分权、匿名的网络传播为公众带来了舆论传播的民主化氛围，网络的交互状态为公众在论坛等公共场所讨论、交流、形成舆论创造了空间，网络使用门槛的降低也让公众的社会知情能力和舆论表达能力大大提高，在便捷、灵活的web2.0媒体上，公众甚至可以直接介入舆论的生产，成为舆情的重要源头。在此基础上，公众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公共领域”进一步成熟，一些利益群体开始在“公共领域”进行志同道合的群体对话和群体行动。一种富于独立、自主、平等意识的新群体――网络群体，便进入到社会舆情的传播行列。
与报纸、广播、电视等纯粹的大众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功能于一身，传播方式丰富多样，现实与虚拟空间的传播能够交织进行，这将大大增强其舆情传播效果。
在网络群体传播语境下，网络舆情的传播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群体成员因为现实中的某种现象或偶然事件，在网络群体空间进行规模化聚集，他们发表言论，交流意见，传递舆情。第二阶段，在群体意识和群体规范的作用下，加上网络的即时交互特性，群体成员的分散意见迅速走向多数一致，形成强有力的舆论潮，它往往会与网上相对意见发生非理性舆论冲突。如果此时的群体舆论是针对社会公共事件产生的，而政府或其他社会管理部门又没能及时公布相关信息，采取合理措施引导舆论，就会导致网络的发生，甚至会转化为现实。第三阶段，相对意见的一方或双方，通过公布相关信息、调整意见方向，有的甚至需要进行某种承诺或补偿，舆论潮才会逐渐平息下来，网络群体舆情又复归相对稳定的状态。
三、网络舆情的群体传播特征
在网络公共领域，网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或爱好自主选择群体，所以，群体成员往往具有比较自觉的群体意识。同时，网络群体传播的即时互动性以及匿名性等特点，使网络群体成员的意见表达便捷、自由而高效。在此基础上，网络群体成员的舆情表达常常呈现出非理性从众、极端冒险和舆论暴力等倾向。
（一）“沉默的螺旋”效应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依曼在研究舆论与大众传播的关系时，发现了“沉默的螺旋”效应。诺依曼认为，人们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大多数人的优势意见一致，就会积极地将它表达出来；而当他们发现自己的观点属于少数人的劣势意见时，就会保持沉默，以免被孤立甚至受到来自群体的舆论压力。其结果是，劣势意见的沉默使优势意见显得愈加强大，这又迫使更多的少数意见持有者转向沉默，或者采取从众行为。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了一方的意见愈来愈强势，而另一方愈来愈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舆情传播过程。
网络群体的成员，由于群体资历、知识层次以及影响力的差异，会出现话语权和意见表达能力的分野。那些拥有话语权、意见表达能力强的群体成员，便成为网络意见领袖。他们常常是优势意见的代表，对普通群体成员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群体舆情的传播中，容易造成意见双方势力的强烈反差。网络群体传播，往往通过营造这种不对称的“意见环境”来影响舆情。在网络环境中，舆论的最终形成，常常不是群体成员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意见环境的压力作用于群体成员害怕被孤立的心理，迫使他们在非理性的情况下采取趋同行为，屈从优势意见，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当然，在网络群体传播中，大多数人的优势意见并不一定就是富于理性和建设性的。当群体中少数人的意见处于劣势时，他们可能会暂时屈从于优势意见的压力，或者沉默、或者表面上与群体舆论保持一致，但实际上他们可能仍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观点。群体舆论有时并不能真正代表民意，其原因就在这里。
（二）“群体极化”效应
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在解释“群体极化”效应时说：“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5]在网络群体的舆情传播过程中，群体成员缺乏直接进行面对面的现场讨论和交流，加上网上信息更新和交流的频繁，他们往往没有机会去深入思考，便根据舆论领袖或群体多数人的意见进行决策。如果此时意见领袖或群体多数人有偏激的意见，群体成员往往出于法不责众的考虑，加上有群体力量的支持，极易受到暗示、感染和同化，使原来的偏激意见进一步得到强化，直至出现极端化倾向。
在这种偏激舆情非理性传播的情况下，群体成员往往会比个人进行决策时更容易走向冒险或保守，逐步向某一个极端倾斜，以致背离最佳决策，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激进。但在更多的时候，群体决策会偏向冒险的那个极端，而且，群体成员的极端冒险倾向，使他们淡化了所应担负的责任，忽略了冒险行为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在网络群体传播中，舆论的群体极化效应会产生非理性、过度极端的社会行为，甚至会演变为网络，给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干扰和破坏。不过，舆论的群体极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能够促进群体取得一致意见，增强群体内聚力，统一群体行为。在推动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的解决时，如果引导得体，可以促进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应急能力的增强，对提高社会管理效率、疏导民间舆论具有积极意义。
（三）“网络舆论暴力”倾向
所谓“网络舆论暴力”，就是在网络传播中，部分网民以道德或情感审判的方式对某一事件、现象发表过激意见，导致大量参与者和围观者聚集而形成的具有煽动性、攻击性和侮辱性的强大舆论风暴。这种网络群体行为，往往通过激烈的言辞对当事人进行道德或情感的攻击，有时甚至把这种攻击行为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通过人肉搜索、恶搞和炒作等方式，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和个人生活空间，给当事人或相关人员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伤害。
网络上公开的违背人类传统道德或情感的事件，容易触动网民的道德神经和内心情感，引发他们普遍的关注和共鸣。网络环境的虚拟及匿名特征，让群体成员能够大胆宣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甚至借助某些暴力方式来缓解现实压力。另外，我国网民的年轻化以及文化程度偏低等特征，使他们容易受群体情绪和表面信息的影响，产生不明真相、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冲动言行。在这种群体传播语境下，网民群体很容易取得意见认同并表现出舆论暴力倾向。网络舆论暴力的道德审判，能够唤起网络群体的正义激情，也容易被谣言制造者、网络推手以及公关公司所利用。因此，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应该疏通网民的表达渠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对舆论暴力倾向进行合理的引导，使其真正发挥减压、舆论监督和道德规范的积极作用。
总之，网络群体传播语境及其舆情传播机制，为当前我国网民群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舆论监督提供了便捷的途径，这对我国转型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极为有利。显然，政府等社会管理部门还需要以开放的思想，深入网络传播实践，对网络舆情进行准确、及时的梳理和研判，保持舆情信息的公开，主动设置网络议程，处理网民网上与网下的问题，以最大限度地规避网络群体舆情的负面影响。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群体传播的舆情监测与舆论引导机制研究”，项目号为2010FXw006的最终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1-52.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11年7月.
[3]田宗介等.社会学事典[m].日本：弘文堂，1988：439.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3.
[5]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7
【摘要】自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舆论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的垄断性和权威性正在减弱。本文通过分析当前舆论生态环境的变化，梳理自媒体时代舆论表达呈现的新特征，并思考有效引导民众舆论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自媒体舆论格局舆论表达舆论引导
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使得当前信息传播手段多样化，极大地改变和拓展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移动互联网的低门槛准入，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信息鸿沟，同时，各种社交网站、微博、博客及即时通讯工具等迅速发展，信息传播的内容呈现海量化特征，传播速度趋于同步化，使得我国的信息传播格局以及社会舆论生态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传统媒体为主要信息渠道的格局已经被取代，显然，以政府为主导的舆论格局也在面临新媒体环境提出的挑战。自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有麦克风，然而，静观我国当前民众舆论表达的趋势及政府引导调控的效度后，不得不思考：如何营造健康的舆论生态，构建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
一、自媒体环境下舆论格局的变化
1、自媒体
2002年，美国著名it专栏作家丹·吉默尔首次提出“wemedia”，即“自媒体”的概念。他总结和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媒体发展的特点，将媒体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以报纸、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阶段，媒体掌握信息传播的主导，公众成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依托于数字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新媒体阶段，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以博客、微博等为代表的受众之间自由传播信息阶段。他将第三个阶段的传播方式称为“自媒体”，人人可以成为信息的提供者，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格局。2003年，谢音·波曼和克里斯·威利斯对自媒体做了更严谨的定义：“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的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和新闻的途径。”①
丁柏铨认为：“自媒体是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凭借传播高科技，具备一定条件的任何个体，都可以利用手中握有、可以由自己支配的媒体，相对自由地披露信息和发表意见。”②他指出，具备一定的条件具体是指有电脑或手机、能上网、会操作。在我国，以BBS、贴吧、社交网络、博客、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已经逐渐从单纯的信息平台和网络社交工具发展成为一股影响舆论的重要力量。
2、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格局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崛起，我国社会舆论形成了两个舆论场——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官方舆论场和以自媒体为平台的民间舆论场。自媒体提供的空间逐渐成为舆论的发源地和集散地。
自媒体环境下，舆论主体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以传统媒体为主要信息传播渠道的媒介环境中，我国的社会舆论格局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传统媒体基本垄断了信息的权，信息传播和受众反馈的即时性较差。而自媒体的崛起打破了媒体资源垄断的格局，信息传播与交流具有便利的交互性，人人都有麦克风，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者。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人们随时随地可以上网，信息的接受与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实现了信息传播者与接收者的相互交流，加快了用户的信息反馈速度。
另外，处于草根阶层的民众可以直接参与新闻信息的传播，使我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活动日渐平民化和大众化。网民自主关注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也表现得日益明显。这种草根话语体系，因其主体人群数量庞大，远离“把关人”的限制，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媒体的垄断性和权威性。
再者，在自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作用不断弱化。随着当前社会热点舆情事件频发，参与的民众数量也呈现级数扩展。民众掌握了信息的主动权，由发表意见跟进舆论形成逐渐转化为某些重要议题的发起者和议程设置者。因此，自媒体的反向“议程设置”现象日趋明显。
二、自媒体环境下舆论表达的特点
1、民众诉求的多元化、碎片化
我国处于转型期，社会关系和市场结构的重组及社会观念的变动，使得当前社会的利益主体被分化，利益分配方式日渐差异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领域甚至是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曾被忽视的普通个体，在新媒体环境中因相同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或价值追求被聚集起来，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通过自媒体平台表达的民众舆论，更多体现的是多样化、个体化的利益诉求及其对社会生活的不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价值取向，总体呈现出多元化和碎片化趋势。
2、民众诉求表达的无序性
自媒体环境为多元、碎片化的民众诉求提供了便利的表达渠道，一旦自媒体用户在信息传播网络中掌握了引人关注的信息，充当舆论发起者，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可能生成社会舆论的始发点。而这种无处不在的始发点，则经常将事件的影响由地方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掀起舆论风波。
3、网络集群现象增多
其实，社会集群现象存在已久，这些利益受损群体在过去缺乏话语权，未能掌握信息传播资源，很难形成强有力的舆论。但在自媒体时代，现实社会中集群现象或事件在虚拟网络中得到了舆论的呼应，并且经常能够引起较大的舆论风波，尤其在涉及比较敏感的社会矛盾或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时，在舆论的推动下，集群的形成就会加速。
当前的网络集群现象中，较为典型的比如：人肉搜索——民众利用智慧叠加的效应，在网络上声讨、关注各类事件当事人的道德和责任问题；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民众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关注社会现实，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在网络上集中表达各自的爱憎之情，然而，这种力量所传达出的民意是不容小视的。
4、舆论领袖的影响作用增强
舆论领袖在舆论的传播和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日渐凸显，在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自媒体时代，舆论领袖的影响力度和范围还在增强、增大。以微博为例，充当舆论领袖角色的一些知名学者、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针对某个社会事件或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基于其庞大的粉丝群体，更容易通过关注、转发和共享等方式得到传播和扩散。
在自媒体环境下，舆论领袖掌握着强大的传播力量，他们发表的意见关系到民众舆论的形成和走向，一方面为民众带来新鲜议题，引导舆论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一旦有不实信息或谣言经此渠道传播，就可能引发舆论场的动荡。他们拥有的粉丝规模越大，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
三、自媒体环境下舆论引导的策略
2015年新年的第一天，很多人早晨打开手机，看到新年的第一条推送新闻都是：“上海外滩跨年夜发生严重踩踏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悲剧发生后，自媒体平台和空间充斥着亲历者的惨痛回忆，以及各种碎片化的现场还原，散发出紧张而恐怖的气息。此外，网络舆论场也在猜测惨剧原因中陷入了混乱。从“抛洒美钞说”、“大叔推搡说”到“人祸35人死亡上限说”，不断引领网络舆论主体变换矛头的指向。
然而，当自媒体用户将愤怒的情绪夹杂着碎片化的传闻，习惯性地转嫁给当地政府管理者时，一股占据舆论主场的声音快速形成，即一线城市的政府管理者没有做好应急预案，这本该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惨剧。这种舆论在民间舆论场能够快速得到响应源于一种思维定式——只要发生百姓利益受损的事件，不管真实原因是什么，矛头必定指向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而形成这一“固有”的矛盾对立面。这种掺杂情绪的舆论容易使人们在此类事故的责任推定过程中，忽视民众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的着力点。由此可见，在自媒体环境下的舆论引导，必须探究新的空间和思路。
1、充分重视民众的多元化诉求，尊重其话语权
自媒体时代，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民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作用，尊重草根民意，将政府施政与网络民意相结合。完善政府机构的网络化建设，如构建政务微博系统，为民众诉求提供有效且多样化的表达渠道，提升民众对政府部门的认可度。
2、正确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
要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积极作用，合理引导舆论，需要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努力：
首先，从舆论领袖自身而言，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了解自媒体环境的特征和信息传播规律，尊重事实，合理利用话语权与公众交流，不能借自媒体平台宣泄个人情绪，误导公众。
其次，从舆论调控的主体——政府而言，应当充分重视并积极培养舆论领袖，加强双方的有效沟通。对于备受关注的突发事件和焦点事件，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应对媒体和舆论，第一时间权威信息，主动搭建与舆论领袖沟通的桥梁，了解该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以及不同领域舆论领袖影响的人群。同时也要建立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防患于未然，尽可能避免舆论领袖的负面言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3、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与公信力
自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在网络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过程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舆论的引导方面，应将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把关优势，合理引导舆论走向，强化舆论的影响。同时，传统媒体也应当根据传播环境的变化，适当调整策略，时刻关注最新舆论动态，获得言论主动权，及时正确引导舆论。
结语
综上，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给人们带来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使社会舆论表达呈现出新的特征，也给舆论的引导与调控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正确认识和掌握自媒体时代舆论环境的新格局与新问题，探究舆论引导的新机制与新方法，已成为当前舆论引导与调控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①ShayneBowman，Chriswillis.wemedia[R]，2003
②丁柏铨，《自媒体时代的舆论格局与舆情研判》[J]《.天津社会科学》，2013（6）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8
一、公共危机管理：动态危机传播过程
从古巴导弹危机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露事故，从“9•11”恐怖袭击到“非典”、大肠杆菌疫情蔓延，从全球金融危机到印度洋海啸、佛罗里达飓风、汶川地震，从埃克森公司（exxonValdez）石油泄漏事故到强生公司泰勒诺（tylenol）胶囊中毒事件、各种食品安全事件……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各种问题和矛盾也随之而来，越来越多潜在的或是正在发生的公共危机日益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①的时代，“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免疫于危机”，[1]如何应对公共危机，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已日益成为摆在各国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在大众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共危机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危机传播过程”（aprocessofongoingcrisiscommunication），公共危机传播的效果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舆情则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2]公共危机是引发舆情的重要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公共危机传播贯穿于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是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行为，在此过程中，舆情的监测、分析、研判、疏导等是危机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舆情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4.57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23.2%、亚洲网民总数的55.4%，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其中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达3.03亿。[3]以即时、互动、开放为特点的网络传播为公众表达意见，参与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平台。由此，舆论打破了时空限制，出现了聚合化、实时化等趋势，大规模、全国性的舆论可以在短时间迅速形成，这一点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对网络舆情进行准确分析和研判，进而通过有效的危机传播预防和化解危机，直接关系到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与此同时，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方面也极具价值：一方面，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这一特殊信息传播方式进行分析研判，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在定量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机制进行探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网络舆情发生、发展、演变的一系列过程，是对舆情基础理论的深化和拓展。
二、公共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
在危机传播方面，目前探讨的重点集中在危机引发的信息流动和系统互动过程，在研究方法上，结构分析法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个案研究，形成了管理学、传播学和公共关系学三大主要理论视角。国外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并不局限在社会科学领域，一些自然科学家侧重于对于舆情的产生、发展进行定量分析，网络信息处理领域重视应用技术开发，如话题检测与跟踪（DtD）相应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从传统对于事件的识别跨越到包含突发事件及其后续相关报道的话题检测与跟踪。国内对网络舆情的关注最近几年有很大提升，据CnKi（2005-2010）统计，相关论文呈爆发性增长，成为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机制是一种在稳定和多数情况下存在的工作方式，因此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对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一种特殊的信息形式———网络舆情进行分析和研判时所采取的工作方式的建立上，其主要内容包括：
1.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机制。在动态监测与全面汇集的基础上，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研究危机传播生命周期中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策略和机制，以期更准确地描述、推论、预测和预控。
2.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研判机制。在对网络舆情进行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网络舆情形成所依赖的三个基本条件———作为意见表达空间的互联网、作为舆论主体的广大网民、作为舆论对象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公共危机）进行综合研究，建构网络舆情研判的指标体系与模型。同时，针对公共危机的生命周期，将网络舆情的研判机制细化为：预警机制、响应机制、疏导机制、机制、反馈机制等。
3.预案平台建设与反馈评价机制。对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最终要为政府的危机治理提供支持，因此，设计基于危机事件的舆情分析研判系统、信息库、预案库、专家库，并在实践检验和反馈的基础上对相关指标、模型、方案进行修正亦是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
4.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的体制建设。网络舆情的分析研判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需要以科学、规范、长效化的体制作为保障，因此进行体制建设是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建设的基本前提。整体而言，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第一，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对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进行汇集分析，建立相关指标体系；第二，在分析基础上建立包括提前预警、紧急响应、迅速联动、科学疏导、及时反馈等诸多环节的网络舆情研判、应用机制，研究其模型框架和管理机制。舆情本质上始终贯穿了公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不断变动的相互利益关系，[4]围绕着不同的危机事件，舆情的主客体之间不断进行利益的博弈和政治态度的变动，普遍性与群体性、综合性与纷杂性、相对性与可变性等等交杂在一起，加之民众心理、历史性和民族性方面等特点，舆情信息本身很难把握。同时，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即时性和互动性决定了网络舆情的自由性、多元性、突发性、分散性、偏差性等特点，这些更为网络舆情的分析带来了困难。一方面，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指标体系的确立，指标所对应的网络舆情信息经过分析要能准确地作出判断、发出预警、提供支持，对于指标的可测性、可靠性、导向性和延续性等都有一定的要求，这需要将危机事件进行分类，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分析影响网络舆情的各种因素，选择那些对网络舆情影响较大、便于测度的要素作为分析研判指标；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的设计，要行之有效、具有可操作性，及时进行修正和完善。#p#分页标题#e#
三、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机制的体系
从历时态角度分析，任何危机都有特定的生命发展周期———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在不同种类的危机事件中，在不同的危机发展阶段，其网络舆情的内容、特点不尽相同。因此其体制建设要以情报学的信息监测、汇集作为技术、数据支撑，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与范式为主导，结合社会心理学、管理学、公共关系学等方面的研究视角，其基本体系如下图所示。危机前：做好危机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的规划和建模工作，基于先进的信息技术和有效的分析方法进行网络舆情信息的监测、采集、处理、分析和预警，提出针对不同种类危机事件的切实可行的分析研判机制和模式框架，进而实证检验和反馈修正。危机中：结合当下的危机事件，对其进行分类，及时预测和发现网络舆情的发展动态，予以全面挖掘和汇总。在此基础上，进行处置分析（包括数量、内容、倾向性、时间、用户信息、网站类别、ip地址等方面的分析）和专门化、系统化的研判（包括网络舆情本身，及其与外部微观、中观、宏观因素的互动），同时结合社会调查，考察网络舆情与社会舆情之间的关系。进而，汇集并建构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的响应、疏导、、反馈机制，通过实践检验，建立指标考察其正负效应。危机后：通过反思，对相关模型框架和指标体系进行修正，同时探讨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的长效机制建设。
四、公共危机传播中网络舆情分析研判的流程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9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微博；网络舆论；舆情生成机制
引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人们进行信息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其交互式的传播模式为公众所青睐。在突发公共事件①中，网民很容易被一些核心议题所吸引，参与到讨论之中，最终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所谓舆论，指的是“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关于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1]。在进入网络发达的21世纪，兼具开放性与匿名性的网络平台成为舆论形成和发展的新兴载体。结合本研究需求，将网络舆论定义为:在网络平台上，公众对于社会问题表达其意见、情绪和态度等，并由一系列舆情生成因素推动，直至出现相对稳定的意见共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刺激，人们对事件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常常出现集合的趋势，进而转化为网络舆情。研究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及生成机制，有助于从正面角度引导舆论，避免网络舆论向错误的方向发展。鉴于此，本文以“武汉水污染事件”个案，采用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新闻统计软件来分析网络微博的相关数据，探讨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为网络舆论引导提供参考。
2012年2月29日，市民在微博爆出武汉武昌区自来水有异味。当晚，武汉市水务集团相关人士称，白沙洲水厂水源出了问题，经紧急处理，现已恢复正常。接下来两天，市民发现自来水仍有异味。网上谣言纷飞，微博质疑井喷，超市的矿泉水也被抢购一空，引发了公众的恐慌情绪。武汉水污染事件的突然爆发，对武昌区居民的卫生安全以及武汉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可归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共卫生事件一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网络舆论生成过程及推动因素
梳理武汉水污染事件舆情形成和发展过程，发现其呈现出发酵、高涨、持续几个特征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舆情发酵期。2月29日，新浪微博@哆咪达达等人爆出武汉自来水有异味。《长江商报》报道，有“大量读者拨打本报新闻热线反映武昌片区自来水有异味”。第二，舆情高涨期。3月1日，由于武昌区自来水有严重异味，造成居民中间开始出现恐慌心理，纷纷购买矿泉水，有关部门也开始就此事件进行说明，称自来水已经处理，达到饮用标准。媒体与网民开始对相关部门问责。16时17分，@武汉生活情报发出“武昌地区供水安全的紧急报告”，1917次转发，279次评论。3月1日该事件达到百度指数最大峰值数1989。第三，舆情持续期。3月2日，武昌水务集团就此事件向公众致歉，武昌自来水中的异味也逐渐消失。7点38分，@蛮子文摘#热点聚焦#武汉水污染事件汇编，1149次转发，198次评论。
利用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新闻统计软件分析网络舆情走势，发现网络舆论生成的主要推动因素包括新闻报道、普通网民讨论、意见领袖推动、政府回应等。
新浪和腾讯原创微博数达到高峰值在3月1日，时间集中在事件发生或被网络曝光的一天内，为一次高点型。由于武汉水污染事件本身议题比较明晰，二次解读的可能性较小，但由于事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问题短期难以解决，网民讨论越来越多。
从百度新闻搜索量来看，高峰值出现在新浪和腾讯原创微博数达到高峰值之后2～3天，即网民讨论与新闻报道之间存在时间差（time-lag）。微博爆出特定事件后，渐次发酵，累积到一定程度新闻报道才达到高峰。这是由于微博与即时通讯相连接，作者在极短的时间发出简单讯息，读者也能立即接收到他人更新的资讯，并在短期内转发、评论。而媒体新闻报道需要记者实地采访、调查，写成稿件，在编辑把关后才能发表，所以有时滞后于微博网民讨论。但在舆情持续发展阶段，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渐显，微博转载新闻报道的帖子逐渐增多，新闻报道助推网络舆论的形成。
对公共事件的综合影响力上，微博意见活跃分子可分综合型与单一型。综合型意见活跃分子可以跨领域对诸多事件舆论产生影响，单一型意见活跃分子只对某个领域或某一事件产生较大的影响。[2]前者如@蛮子文摘，后者如@武汉生活情报。舆论领袖的作用，在于运用评价的思维方式分析社会问题，把群众的不同认识和分散的意见集中起来，唤醒人们的知觉。[3]意见领袖的原创微博使事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武汉水污染事件牵涉政府环保部门、水务公司等责任方，他们借助各种渠道对事件进行回应，在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相关声明不断被传播讨论，使舆情走势在形成了一次高点之后，引发很多小的高潮。
网络舆情生成机制
“武汉水污染事件”网络舆情生成大致经历了微博爆料、新闻报道跟进、微博大规模讨论、意见领袖发言、问责风暴、相关部门回应，再到环保议题的讨论及网络动员几个步骤。分析事件网络舆情推动因素及相互关系后得出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生成机制（如图1）。该图体现了新闻报道与网民讨论呈现交互影响的特点。将新闻报道比做蘑菇伞盖部分，微博信息比做蘑菇在地下的部分。新闻报道萃取微博所发表的意见，作为新闻素材。同时，新闻报道在微博上被网民大量评论、转发，使事件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最终累积成为能量庞大的整体网络舆论。
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篇10
【论文摘要】通过对一起恶意网络谣言的分析发现，在网络谣言阶段中，网民舆论由于受到负面情绪影响而表现出“讽刺受害人”倾向；在谣言澄清阶段网民舆论开始向“同情受害者”转变，而网络印刻效应可以作为解释网络论坛舆论发生、转变的一种理论依据。
互联网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它把世界各地的电脑联结起来，而在于它把处于不同空间与时间、具有不同观点的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更为平等、更为开放的人际传播网络。从互联网的发展来看，它的本质是参与、交流与相互影响。网络与传统媒介的金字塔型信息机制具有极大的差异。传统媒介的金字塔底部是为数众多的信息收集者，中间是信息的编辑者，而金字塔的顶端则是信息的最终把关人，传统媒介的信息具有实名性、封闭性、有序性、价值导向性等特点；而网络传播则具有匿名性、快捷性、开放性、无序性和爆发性等特点。
网络传播的上述特点既有助于民意的自由表达，又可能成为滋生网络谣言的温床。所谓网络谣言是指：有人故意捏造的、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虚假消息。如今在互联网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网络言论在网络论坛中出现，引起网民的大量关注与各种猜测，甚至在真相未明之前就会形成一些倾向性的论坛舆论，而这些倾向性的舆论非常值得研究者予以重视与探讨。舆论是社会上许多人的共同意见，而论坛舆论在本文中则是指：在网络论坛中形成的、大部分网民相对一致的看法与态度。①本研究以2009年发生的“艾滋女”事件为例，分析论坛网民舆论的演变过程。
一、“艾滋女”事件回顾与谣言阶段划分
2009年10月13日，有一名自称阎某的女子在其博客上公布了279名男性手机号码，称自己是一名小姐并且身染艾滋病，该博文还附上了不雅照片和视频。一时间该消息在网络上兴起了轩然大波，所谓的“性接触者号码”几乎在一夜之间传遍全国各大论坛。各大论坛的网民对该事件既震惊又极感兴趣，导致该事件的点击率迅猛攀升，网民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与态度。
该事件很快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在舆论的重压下，现实生活中的阎某被迫在10月18日作了艾滋病检测以证明清白，并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河北当地公安局报案。纵观该谣言的发展过程大体可以将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09年10月13日该博客发表相关内容开始，到2009年10月23日保定市公安局发言人通报案件处理情况为止，在这一阶段中由于信息来源不明、事件真相模糊不清，所以可称之为网络谣言阶段；在第二阶段中由于该事件的真相基本明朗，造谣者的报复动机已经被揭露出来，所以可称之谣言澄清阶段。网民在上述两个发展阶段中都做了大量评价，尤其是在谣言澄清阶段，网民的评价热情高涨，所做评论的数量远远高于网络谣言阶段。仔细分析网民群体在这两个阶段中的舆论特征，可以从中发现了一种非常微妙的舆论倾向嬗变趋势。
二、抽样与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艾滋女谣言”发展历程中网民舆论的特征与变化，本文选取了某网站论坛作为收集网民反应的取样单位。该网站主营综合业务与社区，是国内知名的门户网站之一。之所以选取该网站论坛评论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它是与该网站新闻直接发生互动的论坛，尤其重要的是，该网站在谣言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将相关新闻整合在一起，专门设立方便的讨论区供网民发表意见。
本文主要使用了内容分析法，首先综合考虑网民的评价内容与方式来设立基本的分析维度；然后对取样单位内所有的网民反应进行了内容分析；分析维度包括每个论坛的关注焦点、基本态度倾向、表达方式、评价标准、是否轻信等，因为有些反应形式相当简单，可能只是简单的“支持”或“反对”的投票，所以，并非所有内容都可以进行全维度的分析。
三、网络谣言阶段的论坛舆论特征
在网络谣言阶段共收集到网民的各类反应186条，其中讽刺“所谓嫖客”（即号码被公布者）活该的意见占主流（61.8%）；其它反应依次为做与事件无关的广告（11.8%）、反思社会问题（9.7%）、同情号码被公布者（7.5%）、同情阎某（4.8%）、表达对艾滋病恐慌（1.6%）等等。
从上述统计中可以看出，在网络谣言阶段中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网络评论较为理性，而大多数评论是以幸灾乐祸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出现，呈现出一种网络舆论一边倒的现象。②网民的典型留言有：“好得很！对待这些不要脸的臭男人就应该这样！只有洁身自好的人才能健康的生活！”“一群倒霉的家伙。该！”甚至有的网民还说自己曾经打电话去寻问与求证，他们想知道，这些号码被公布者到底有没有和“艾滋女”发生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关系，以及他们是否真的得了艾滋病。
这种一边倒的舆论无形中又一次侵犯了号码被公布者的隐私权，论坛网民们并不认真去考虑该事件的真假，虽然发文博客中的述说内容前后不统一、事情的真相本身值得怀疑，但是多数网民的潜在逻辑却是：之所以你的号码会被公开，肯定是因为做了坏事。这种非理性的情绪宛如一种网络印刻效应：网民每天会面对海量的各类信息，而这些信息对网民具有先入为主的印刻式影响，网民往往倾向于相信他们首先获得的那类信息的真实性，并以这种非理性“真实性偏见”作为发出评论的信息基础。当然，网络印刻效应的发生需要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网民首次接触该类信息；第二是这类信息引起了信息接收者的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恐惧、焦虑或者愤怒等。这种网络印刻效应的影响是较为稳定的，即使在谣言澄清阶段依然在某些网民心中根深蒂固。
四、谣言澄清阶段的论坛舆论特征
在谣言澄清阶段收集到的能够反映网民态度的回帖增加了近25倍。虽然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要长于网络谣言阶段，并且对于该主题的评论一直开放着，但考虑到该事件的热度在逐渐消退，所以，两个阶段依然具有比较的基础。
在谣言澄清阶段中网民的态度并没有统一，反而是进一步分化：其中表达对阎某同情的评论占39.5%；表达对造谣者的痛斥（一些评论伴有情绪性的辱骂）、要求将之严惩的态度占36.2%；反思社会问题的评论占13.4%；此外，对阎某进行讽刺和批评的评论占5.3%；对号码被公开者进行讽刺、嘲弄的评论占5.1%等等。
真相的公布本身就具有教育的作用，谣言澄清后，网民的非理性舆论总体上转向了合理意见的表达，即同情受害者、斥责造谣者（合计占75.7%）。相对于网络谣言阶段中“幸灾乐祸”的舆论而言，谣言澄清阶段中舆论开始向“同情受害者、谴责造谣者”演变，说明一场近似疯狂的网络事件之后，分散于网络空间不同节点上的网民最终形成了良性的网络舆论倾向。
但是，仍然有10.1%的网民在批评和嘲弄受害者（包括阎某与号码被公开者）。这部分网民可能持有这样的潜在逻辑：你之所以受害，是因为你不够洁身自爱。有网民留言说“同情归同情，但她自己也有很大的问题，否则哪会有那么多的艳照出来啊，希望更多的女人能以此为戒吧！！！”“洁身自好，干干净净的来，干干净净的走。这才是人生的真谛，好好做人。”从中不难发现，持这类观点的网民对阎某的评论主要依据传统道德对女的严格要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阎某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辜的受害人，也许是代表了一类“不洁身自好”的女性形象，他们对女性非婚的愤怒比对造谣行为更加强烈。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3‰的人开始怀疑警方的辟谣是不真实的，但在网络谣言阶段，却几乎没有网民怀疑过“艾滋女事件”的真实性，从中可见网络印刻效应的影响力之大。
结语
从这起网络谣言事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论坛网民对该事件的各种反应，还获得了一个重要启示：现阶段的网络谣言，只要能撩动网民某些敏感的神经，很容易引起非理性情绪舆论的爆发。而真相的及时公布，可以发挥一定的教育功能，可以引导论坛网民的舆论转变。在该谣言前后两个阶段中，论坛舆论总体上发生了从情绪化向理性化、从盲目向理智的转变，但同时也折射出一些网民不同情弱者、不尊重他人隐私的不良心理倾向。此外，网络印刻效应的作用也令人深思，网络谣言传播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再离奇的网络谣言也会有人相信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