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缺点篇1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货币市场政策工具
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我国财政政策正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单独承担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深入探讨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
如果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起点，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就凯恩斯本人而言，他比较偏爱财政政策，在《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绩。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由此看出凯恩斯对财政政策的高度重视。货币学派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有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说是一个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
在我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只有20年左右时间。就货币政策有效性而言，西安交通大学的崔建军教授曾进行归纳，认为我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持肯定态度，以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戴根有研究员为代表，认为即使是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对货币政策作用估计偏低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谢平研究员。黄达认为：“实践证明，过分估高其（指货币政策，笔者注）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谢平则对货币政策有效性持完全否定态度。他指出：“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第三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主要代表人物是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和吉林大学的刘金全教授。但中外经济学界几乎都承认，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特指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影响产出等真实经济变量。进一步的说，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志应该是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而言，货币政策一般是“逆风向而行事”，因而其有效性要看其反周期作用的大小及熨平周期的程度，即在经济运行的过热时期抑制需求，平抑物价的作用大小，而在经济衰退时期刺激需求，防止通货紧缩作用的大小。
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金融运行及宏观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又有金融体系本身存在的不协调因素，本文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来分析。
（一）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制约
货币政策有效传导的一个关键路径即货币市场，对于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众所周知，货币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基础，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完善和发达的货币市场不仅可以高速配置短期资金来源，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迅速而广泛地传递货币政策信息，将货币政策效应扩散到整个宏观经济中去。然而，我国目前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较之国外发达的货币市场距离很大，而且本身也存在着内在体系发展失衡的缺陷，使货币政策的传导缺乏一个高效传导场，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主要表现有：货币市场的缓慢发展使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缺乏市场基础；货币市场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使得利率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严重割裂现象，使得货币政策无法在两个市场之间有效传导。
（二）国有商业银行现有模式的制约
在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系统中，国有商业银行对于货币政策的反映程度、速度和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种种迹象表明，国有商业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所出台的种种措施与国家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完全背道而驰。同时，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结果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对开拓庞大而富有潜力的农村市场不利。而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存量仍然很大，增量仍在滋生，商业银行体系化解不良资产的难度依然很大。
（三）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缺位的制约
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有效货币政策工具的缺位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发挥作用有限。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外资银行的进入及其在我国金融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准备金制度和再贴现的有效性将进一步削弱。其主要原因在于，外资银行可以便利地从国际金融市场和其它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外资银行的资金来源在国内受到制约时，会更多的转向国际市场。国内商业银行也会出现这种趋势。因为国内商业银行资金来源渠道也会随着金融业的开放逐步扩宽，所以准备金和再贴现政策的影响范围和程度趋于缩小。
公开市场操作这一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一个完善的市场机制为载体。但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数量较小，使得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而且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国债将其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从而市场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启示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自1913年建立以来，负责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与信贷，它的职能是控制银行准备金的数量，决定全国的货币供应量，并影响信贷条件和利率。美联储主要利用三大政策工具来实现其职能，并且以公开市场业务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工具。自1991年3月份以来，美国经济已连续十年增长，与此相伴的是失业率降至近25年来最低水平，而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创30年来最低水平。这些成就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实施有着紧密联系，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美国为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1989年开始连续多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到1993年美元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点，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都只有3％。经济在低利率的刺激下走出低谷，并出现较快增长，同时通货膨胀压力也随之增大，为防止经济运行过热，从1994年开始美联储又根据经济形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7次调高官方利率，1995年二月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分别达到6％和5.25％。不久，美国经济增长下降过快，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得到了控制，1995年7月美联储下调利率，使得美国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增长。紧随其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公开场合也表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担忧后，联邦银行于1998年9月和10月连续两次下调利率，并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出现衰退。
由此可见，10多年来的事实数据表明，美联储在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美联储成功运用的政策操作主要是：对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微调；对经济形势的科学预测；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便于随时进行微调。其成功的经验无疑对我国货币政策发挥其有效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不但要考虑到微观方面，比如培育市场客体—货币市场等，还要考虑到宏观方面，比如提高政府科学决策等，同时不能忽视操作技术方面：把握调控的时机—“点”（由于政策存在时滞因素，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力度—“度”（为避免经济的过大波动，要注重微调）。具体建议如下：
（一）规范和发展货币市场
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在货币市场上正常运作以维持秩序稳定的最基本条件就是要有一个稳定有序的货币市场，并且这个货币市场须具备相当的规模。在货币市场不健全、不规范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调控是很难操作的，货币政策也很难发挥效力。这就客观要求加快货币市场的建设步伐，为中央银行运用市场机制，以间接手段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市场基础，以便发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大的效力。
根据目前货币市场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应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参与者，实现市场主体多元化；其次，要提高市场主体信用度，降低经营风险；再次，加快货币市场利率体制改革，实现利率的真正市场化；最后，因为国债市场既有货币市场的特征，又具有资本市场的特征，所以要加强国债市场在连通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建立一个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货币市场。
（二）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
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中，要正确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防范的矛盾。对有市场需求、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企业和产品必须大力支持。同样对盲目发放贷款、形成风险的要追究相应的责任。总之，应在强化信贷约束机制的同时，强化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收缩机制的矛盾。
放宽中小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在进一步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方面出台一些新的措施和鼓励政策，构造货币政策运行的微观经济基础，从而延长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一步拓实金融运行的微观经济基础。
（三）确立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选择科学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使得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首先，应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加快货币市场建设的同时，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扩大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促进商业银行的资金管理水平，以提高货币政策运用的效率。其次，要合理运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发挥再贴现等工具在投放基础货币当中的作用。再次，开发交易工具，进一步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只有不断的完善和有效的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从而实现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巨大功用。
简短的结论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2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
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
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着。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1]崔建军.金融调控理论[J].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2]崔建军.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3]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4]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3
【关键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产价格持续攀升，物价上涨，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如此特殊的经济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中央银行已多次实行货币政策，但在目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是否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文献综述
1.西方经济学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在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认同货币政策的作用，而理性预期学派则提出不同意见。
(1)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可见，凯恩斯虽然偏爱财政政策，但也不否定货币政策的作用。
之后，凯恩斯主义者汉森、萨缪尔森、索罗和托宾等人也肯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随着他们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加深，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
(2)货币学派。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够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由此可知，弗里德曼充分肯定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的作用。
(3)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曾提出过着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然，卢卡斯完全否定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2.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对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认为，“给人的印象，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再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弗里德曼说，“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价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是货币供应量。
在国内，李春琦等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崔建军(2006)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
考虑到，在我国货币供应量是否应作为中介目标尚存争议，而且经过线性回归的检验，发现货币供应量与Cpi的拟合程度不高。中国经济已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的市场已不再封闭。所以本文以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币值稳定，包括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稳定。本文通过06年和07年的Cpi指数和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考察。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通过GDp增长率来评价。
三、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评价
经过数据统计，在这两年中央银行已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以达14%，创历史新高，冻结了商业银行大部分资金。年贷款利率也调至7.47%，比06年年初上升了1.89%，明显是要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虽然中央银行频繁地实行货币政策，但物价仍呈上升趋势，超过警戒线3%，这似乎与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路上升，人民币持续升值，贸易顺差也持续增长，外汇储备屡创新高。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要控制在一定范围，但现在汇率已上升了一定幅度，中央银行似乎无法控制。
再看GDp增长率，0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1.1%，第二季度为11.9%，第三季度为11.5%，第四季度为11.2%，仍成双位数增长，并没有放慢的迹象。紧缩的货币政策并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如果货币政策的紧缩效应显着，应该能平抑通货膨胀，且不影响经济发展。虽然货币政策在这轮调节过热经济的过程中，没有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但没有成功地维持币值稳定，人民币仍然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并且日趋严重，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
四、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
影响货币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尤其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既有货币政策本身存在的缺陷，也有经济环境的制约。主要表现为:
1.货币政策本身的缺点
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货币政策由制定、执行到产生效果，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发挥效用需为六个月到一年。在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阻塞，由货币政策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市场体系尚存缺陷，市场利率尚没形成，这也影响到货币政策发挥效用。此外，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只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没有决策权。所以，货币政策的时滞要比发达国家要长。
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一般很少给中小企业贷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影响不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按往常一样进行贷款投资。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市场的大部分。调控不了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减弱。
从货币供给性质来看，目前我国处于转轨经济，同时，我国奉行二级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体系、企业、居民个人都参与货币创造过程。因此，我国的货币供给同时具有外生性和内生性，而不是纯粹的外生性，中央银行控制的货币供应量有限，货币政策的效果有所减弱。
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制约
本次的通货膨胀属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所以货币政策的效果不显着。这次的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而食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全面的物价上涨，自然引起工资上涨，市场上货币供给增多，从而使通胀加剧。即便中央银行能控制货币的供给，但不管货币政策如何紧缩，人们都不可能将购买食品的钱存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人民币持续升值，外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的预期，也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都抛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被迫抛出更多的本币，使货币供应量上升，流动性加大，通货膨胀加剧，货币政策产生了反效果。我国的金融体系不完善，利率的种类很多，有基准利率、同业拆借率、存贷款利率、银行间债券利率等，没有统一的市场利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利率政策的实行。
3.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的情况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货币政策要超出人们的预期，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人们对货币政策已有预期，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没有考虑到预期因素，所以货币政策没有达到所需要的效果。此时，货币政策在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警告，真正的调控作用较弱。
中央银行决定执行货币时，已经延误了时机。市场已存在大量货币，紧缩的货币政策很难控制住这种趋势。而且，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年存贷款利率都是小幅度的调整，到后期才增大幅度，所以货币政策暂时效果微弱。
五、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针对影响货币政策的种种原因，本文将从三方面提出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1.尽量减弱货币政策的时滞性
首先，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而且，中央银行要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和建国初期相比，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还是较弱。我国的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没有决策权，执行货币政策要遵照国务院的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延误了实行货币政策的时机。此外，还需商业银行的配合。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要深入县级金融机构，并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限制，使货币政策得到更有效的传导。
2.改善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
继续推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利率形成。这有利于我国货币市场的发展，而货币市场的完善则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更有效。因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票据，若利率能够市场化，则利率所反映的市场情况更加真实，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制定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如果财政政策不和货币政策相配合，这也会使货币政策的效果被抵消掉。考虑到现在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财政政策似乎比货币政策更有效。通过政府补贴、减免税收、政府限价等措施可降低食品生产的成本，控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物价上涨的幅度。通过制定对出口的管制，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优惠政策，可控制住贸易的持续顺差。财政政策是一种直接调控的政策。所以货币政策应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会事半功倍。
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体系的重要部分。现在人民币被低估，对外贸易持续顺差，造成较多贸易摩擦，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而国内通货膨胀的问题日趋严重，政府可考虑放宽对人民币汇率的控制，以缓解通货膨胀问题。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扩大国内供给，而且也减少了货币供应量，对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有较大帮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美元走弱，升值是人民币必然的趋势。或许要人民币一次升值较多会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冲击，但政府可根据中国具体国情，让人民币逐步升值，达到人民币真实的价值。
3.提高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
加强金融创新。目前，一般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但这些工具都有各自的缺陷。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复杂，中央银行很应该创造出适合当前情况的新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冲的力度。
中央银行实行货币政策要考虑到预期因素，每次的货币政策能超出人们的预期之外，将使调控更有效果，也表明中央银行调控的决心，加大了警告作用。
加大货币政策的强度。中央银行每次上调存款准备金或利率都是小幅上调，效果不大，反而使通货膨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增加调控的难度。所以，中央银行可以减少调控的次数，但加大调控的强度。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会造成经济的“硬着陆”。但以现在的经济情况，市场能承受得了较强的紧缩政策。相反，现在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对市场的警告作用也不大。当货币政策产生累积效应时，也同样会导致经济的“硬着陆”。
中央银行也可以尝试使用窗口指导等货币政策措施，加大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控制，同时督促商业银行承担稳定经济的义务。
六、结语
综上所述，2006到2007年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因其自身缺点和环境影响等原因，所以效果不太显着。货币政策有效性偏弱，对宏观调控十分不利。以现在的经济形势来看，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迫在眉睫。所以，中央银行要根据现时中国经济的情况，分析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原因，加深对货币政策的认识和研究，克服货币政策的缺点，改善金融环境，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以便更好地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只有这样，中央银行才能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有效地控制本次的经济过热，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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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华.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发展[Z].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X].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操作规则；mcCallum规则；taylor规则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8)04-0040-06
如果以当年名义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计价的对外贸易总额与名义GDp的比率来计量对外开放度，那么，1994年可以作为我国经济开放大幅提升的始点。至2006年，我国经济开放度已达67％。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封闭经济转化为开放经济。
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经济运行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与国际经济运行紧密联系起来，这使得汇率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突出和重要，它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到货币政策操作，同时又将货币政策信号传导给整个经济。问题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向开放经济的演化，货币政策操作是否发生了相应变化?是否遵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是遵从taylor规则还是mcCallum规则?弄清这些问题，将对当前及今后的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以1994年为起点，利用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寻求答案。
一、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货币政策操作方式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相机抉择论与规则论之争。不过，20世纪90年代后，学界基于实际状况逐渐达成了共识：规则和相机抉择是货币政策操作连续区间的两个端点，大多数国家的央行都采取折中的做法。
通过层次划分，将会对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从广义的角度看，货币政策规则可以定义为货币政策行为的说明性指导(Svensson，1999)，实质上就是中央银行的备用计划，它清晰地描述了未来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情况F货币政策的操作方案(taylor，2000)，可理解为包括各种特殊应对措施的操作策略(taylor，1993)。
现实中人们理解和探讨较多的是狭义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即货币政策操作变量如何根据经济变化而进行调整的一般要求，一般表现为一个使目标变量接近约定水平的货币政策调整的指导性公式(taylor，1999)，也就是政策操作变量与目标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固定货币增长规则、固定利率规则、固定汇率规则、各种反馈规则等(traylor，1993)。
理论研究的热点在于构建和实证检验操作变量与目标变量之问的线性关系，即简单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根据操作变量选择的不同，简单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利率规则和基础货币规则。两种规则的选择取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变量的选择。taylor(1999)基于货币政策传导，将中介目标变量划分为金融价格变量(如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汇率等)和金融规模变量(如货币供应量、信贷余额、国债供给、外币标价资产等)两大类。如果以价格变量为中介目标，就应选择利率规则，如果以规模变量为中介目标，就应选择基础货币规则。
利率规则以taylor规则为经典。taylor规则是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缺口而调整的简单准则，其政策含义为：央行应将利率保持中性，使经济以自身的潜能在目标通胀率下持续稳定增长，其一般表达式为：
我国多位学者利用(2)式研究了taylor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性(如表1所示)。由于依据的数据和使用的计量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有所差别。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虽然有人认为，taylor规则可以作为判断我国货币政策松紧度的参照系，电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总体而言，它并不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并不遵循taylor规则，如果按照这一规则操作，将会加剧经济波动。
王胜、邹恒甫(2006)借鉴Clarida开放经济环境下研究货币政策的方法，利用两国一般均衡框架，构建了开放经济中taylor规则函数：
基础货币规则以mcCallum规则为经典。mcCal-lum(1985)在20世纪70年代后金融创新和放松管制、货币层次界限变得模糊、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的背景下，继承弗里德曼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调控经济的思想，将货币增长规则动态化，主张中央银行应根据名义产出缺口、同时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和通胀率变化来调控基础货币，在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货币政策规则模型：
式中e为实际汇率变动率，θ为名义GDp平均季度增长率，e为预期算子。他们认为mcCallum规则更适合中国国情。但由于模型推导不严格，有较大的人为设定成分，且没有实证检验，因此，结论的可信性不强。
袁鹰(2006)借用向祥华的模型，利用我国1996年1季度到2006年2季度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基础货币对名义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为1.389，对汇率的反应系数为0.458，名义产出的货币供给弹性和汇率弹性分别为0.72和-0.33，在没有与taylor规则进行实证对比的情况下得出了开放条件下的mcCallum规则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的taylor规则
LaurenceBall(1999)沿用利率规则的基本思路，基于以下三个关系式，推导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taylor规则模型。
上式中的m为广义货币供应量，b为基础货币，m为货币乘数，v为货币流通速度，x为名义产出，p为环比物价指数，y为真实产出，q为间接标价法下的实际有效汇率。各变量都为对数形式。(12)式为货币供给的理论决定式，(13)式为费雪交易方程式，(14)式为实际产出与名义产出的关系式，(15)式设定名义产出由前期货币供给和实际汇率决定。
最佳的货币政策目标在于使实际真实产出等于潜在产出y*，但现实中很难达到，只能尽量缩小真实产出缺口，假定现实调控目标在于使真实产出缺口与名义产出缺口保持λ比例，并使λ尽可能接近1。即有下式：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1、数据来源。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有效汇率、我国进口额、基础货币及货币供给来自imF：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历年月报；产出用数据，名义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物价指数和通胀率用数据，由于2001年前没有季度定基及环比物价统计数据，这里用同比变动率推算出环比变动率和
环比指数，2001年后的环比变动率来自数据中华网站；利率用7天同业拆借利率数据，1996年前没有统一的拆借市场和拆借利率统计，这里转引谢平、罗雄(2002)所用的上海融资中心同业拆借利率来替代，1996年后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人民银行网站。
2、数据处理说明。关于taylor规则的检验：(1)以各变量的Hp滤波值作为平均值；(2)我国没有公布进口价格指数，这里以按当期名义汇率换算为人民币的进口额与当期名义GDp的比率替代进口品价格占总价格指数的权重γ；(3)中的权重w难以具体测算，这里就从0.9到0.1加入模型试算，选取模拟结果最佳的数值。关于mcCallum规则的检验：(1)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由m2／基础货币和m2／季度名义GDp计算得到；(2)实际GDp2006年以前用各季度名义GDp乘以年度名义GDp对实际GDp的折合系数得到，2006年按本季实际=上年同期实际×同比实际-增长率得到；(3)实际利率按(季均名义拆借利率-Cpi季度环比上涨率)／(1+Cpi季度环比上涨率)得到；(4)目标环比物价指数p*由实际环比物价指数的Hp滤波值与季节虚拟变量回归求得。
三、计量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开放经济条件下taylor规则的检验
试算显示，当w=0.9时，变量间的相关性和模型回归效果相对最好，这说明利率在mCi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调控主要利用的是利率手段，很少利用汇率。因此，就以w=0.9来计算mCi，并进行计量分析。
VaR分析显示特征方程根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aDF检验也显示各变量都不存在单位根，说明各变量为平稳序列，构成平稳系统。因此，这里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模型如下：
mCi=-0.00543Y-0.49806Lp
(0.0096，-0,5671)(0.1209，-4.1211)
R2=0.2759，R2=0.2611，S.e.=0.0089，SSR=0.0039，Log=169.641，D-w=0.5426
可以看出，总体回归效果很不理想：一是变量Y与Lp对mCi都呈负向影响，这与理论模型和经济学常识不符；二是变量Y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三是整体显著性参数较差，回归值对实际值的偏离接近100％。实际上，通过简单的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发现(如表2所示)，回归模型难以构建：Y并非mCi的因。由此可以做出判断：开放条件下的taylor规则在我国不成立，即我国货币当局执行的不是利率规则。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mcCallum规则的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显示(如表3所示)，各解释变量都是基础货币变动的原因，而反向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这意味着基础货币与各变量问存在稳定的函数关系。VaR模型稳定性检验和aDF检验都显示各变量为平稳序列，构成平稳系统，可以直接利用VaR模型或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试算发现，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更为适宜，这里就用tSK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Bi=0.5817-0.967mmi+0.0538V-0.0952Q-1+0.1544iGap(0.1263，4.6057)(0.0738，-13.0956)(0.0143，3.773)(0.0287，-3.3181)(0.0803，1.9232)工具变量：Bi-1，Bi-2，Y-1，Y-2，mmi-1，V-1，Q-2，iGap-1，iGap-2
R2=0.9566；R2=0.9516；S.e.=0.0128；SSR=0.007；D-w=1.9432
可以看出，模型回归效果相当好：首先，除货币流通速度外，所有变量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方向都与理论模型相符，货币流通速度的符号与理论不符是可以做出可信解释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持续稳定下降，货币当局已将其视为一种规律或趋势，从而不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而多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其次，模型的各种计量指标相当完美，远好于taylor规则模型；最后，由模型测算的基础货币规则值与实际值高度拟合(如图1所示，残差检验为平稳序列。
比较两种规则的实证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遵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cCallum规则，具体情况是：基础货币变动率对货币乘数的反应系数为-0.967，接近11，与理论推演基本一致，即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呈同比例反向变化关系；货币流通速度的系数较小，其变化也相对缓慢，因此不是影响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前期实际汇率的系数为-0.0952，意味着前期实际汇率每升值(或贬值)1个百分点，本期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就相对下降(或上升)0.095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国内经济运行状况进行调控，基础货币供给对汇率变化是适应性的，当本币升值对国内经济造成负向冲击时，基础货币将随之相应减少；通胀缺口的系数为0.1544，这意味着通胀缺口正向(或负向)扩大1个百分点，本期的基础货币增长率就相对提高(或下降)0.1544个百分点。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的实证检验表明，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遵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cCallum规则，而无论是封闭条件下还是开放条件下的taylor规则在我国都不具有适用性。这意味着，如果经济结构不发生大的变化，就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回归得到的mc-Callum规则的各种参数和通胀缺口、实际汇率、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等变量的预期变化测算出合理的基础货币增长率，这将为调控基础货币供给提供重要参照。
这种选择由我国国情所决定。在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框架中，中介目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了操作变量和政策规则的选择。正如poole(1970)所指出的，适宜作为中介目标的金融变量主要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选择哪一个，应以能使产出方差最小为准则，而这取决于一国经济波动的特定结构，若波动冲击主要来源于货币需求方面，就应采用利率，若波动冲击主要来源于实质经济，就应采用货币供应量。王晓芳、景长新(2006)利用1994--200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期间我国经济波动的冲击主要来自商品市场。而宋玉华、李泽祥(2007)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供给是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之
一，央行通过调控货币供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经济运行。这就从两个角度论证了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而采用mcCallum规则的必要性。
按照taylor(2000)的思想，利率规则有效作用需要具备以下条件：首先，均衡实际利率能够准确计量；其次，利率能够内生地自动调整，以降低来自实体经济的不利冲击；第三，实际利率变化的经济效应明显。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采用利率规则将容易导致政策错误。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经济结构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难以测定实际均衡利率；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无法根据经济运行状况自发调整；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利率信号传输渠道不畅，企业、居民利率敏感性较弱，投资、储蓄、消费、产出等经济变量的利率弹性较低。这意味着我国还不具备实施taylor规则的条件。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宏观调控；存款准备金率
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是指货币政策在特定的金融环境和制度条件下，货币当局运用特定的政策工具与政策手段，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能否稳定地影响实际产出，从而达到当局预定的政策目标。倘若货币政策能系统地影响产出、价格、就业等真实经济变量，就表明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反之则无效。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新的挑战。一个国家如果允许资本流动，就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保持固定汇率，这就是著名的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尽管不同学者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界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从根本上说，货币政策有效性至少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货币政策能否对产出、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第二，货币当局是否有能力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引导经济运行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二、评价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
在国内，大多数学者在研究货币政策有效性时，多数也采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评价指标。而也有人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体现在货币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程度。但其是在封闭的环境下，用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来评价。综合考虑将我国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作为评价标准，即“维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在近期调控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货币政策的效果。
三、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
（一）国有商业银行制度不够完善
1.分支机构收缩。从前金融机构是贷款权限下放到各部门机构，现则是贷款权限上收，以至于绝大部分县支行甚至地市行几乎没有放款权利。银行信贷过度向大城市、大企业、重点行业集中，中小企业和县经济资金短缺的矛盾十分突出，以致造成贷款上的“农转非”，资金上乡养城”，县域经济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国有商业银行缺乏经营贷的激励机制，而约束条件苛刻。
2.金融生态链人为断裂。因片面强调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被强行分离。主要表现在货币市场资金不能以公开、合法的渠道流入资本市场。我国只准商业银行及部分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等进入市场，而绝大部分有资金需求的中小金融机构却不能进入市场，从而形成“单边市场”。
3.商业银行体系化解不良资产的难度依然很大。尽管成立了政策性银剥离了部分政策性业务，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存量仍然很大，增量仍在滋生。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外部时滞性
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产生应有的效。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
（三）货币市场不完善影响货币政策效果
货币市场是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基平台，也是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从总体上讲，我国货币市场发育不完善，货币市场的发展层次低，市场容量有限，市场规较小，货币市场功能残缺，货币市场运行效率较低。这些缺陷使我国的币政策操作缺乏坚实的基础平台。我国货币市场.交易主体单一，交易工具单一，发展层次较低，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
四、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建议
（一）尽力减少货币时滞性，缩短货币政策产生效果的时间
货币政策的时滞性不能完全消除，但以我国目前的情况，时滞性可以减弱。这就要求中央银行提高对经济情况的预见，制定出有预见性的货币政策。而且中央银行的调控要适时，避免货币政策在经济情况发生转变时才起作用。
（二）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
商业银行要逐步建立“以利润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成本为约束，以客户为中心”，责、权、利密切结合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其治理结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应加快现有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商业银行增大扩股、上市、兼并重组的速度，吸收民间资金，培育主要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降低不良贷款率，在有效剥离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尽快变“虚拟产权”为“实际产权”，从而堵死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成本向国家转嫁的通道，实现国有银行完全意义上的预算硬约束。
（三）加快发展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
建设一个有效率的货币市场是金融制度变革中的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网络技术为支撑，大力发展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买卖”和“再贴现”两大重点。
1.要扩大全国电子联网，完善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电子交易系统和结算体系，为债券市场的发展和风险控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2.开发交易工具，要积极开发金融债券、住房抵押债券等新的货币市场交易工具。
3.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积极培育票据市场，完善贴现制度，支持商业银行在中心城市建立分支机构，集中办理商业汇票的承兑、贴现和再贴现等票据融资业务。
4.扩大证券市场规模，规范证券市场运行。
参考文献：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6
限，缺乏支持经济及处理危机风险的措施
·美元作为港元挂钩的货币走弱，加上高通胀而零利率的环境下，以至人民币汇价升值，当局不能视而不见
·维持联汇、扩宽汇兑保证上下限、与一篮子货币挂钩或浮动汇率，均需符合公众利益为前提
·港元持续贬值而人民币不断升值，令港人有心理压力，如人民币兑港元汇价稳定下来，将有重要的附加心理价值·香港巨额的银行体系结余，带来信用创造及通胀风险，故曾考虑引入存款准备金率机制
【引言】：
在公务生涯中，有幸参与香港货币与金融体系的运作和决策27年，追源溯本，一切始于1982年，我履任布政司署金融科首席助理金融司，时值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出访北京，向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1983年9月，香港发生货币信心危机，港府采取行动，设计了一个固定汇率的“机制”，并于同年10月17日实施。自此，逾1/4世纪，我有机会逐步通过修订、强化来完善此一制度，直至2009年9月，我离任金融管理局总裁一职为止。作为香港货币制度支柱的固定汇率制，不但平稳度过了敏感的政治过渡期，更抵御了近年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环球金融危机，在香港行之有效几近30年。
我认为我们需要积极思考的是，面对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特殊环境，香港的货币体制是否发挥了最大作用，维护公众利益。
【维护公众利益】：
自1983年10月17日起，香港的货币体系便以固定汇率制为特征。当然，固定汇率本身并非目的，所有司法地区对货币系统的设计都应以维护相关的公众利益为目标。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等等这些关乎民生的目标皆可藉着实行与货币体系有关的政策达致。因此，针对货币体系的讨论，尽管有其他范畴值得探讨，一向皆以货币政策为焦点，特别是为实现单一或多元货币政策目标而实行货币管理的范围、工具和指标。汇率诚然是讨论的重点，但却往往只是一种工具或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而已，这在外向型经济体尤其显著。
香港1983年9月的金融危机围绕着汇价发生。当时港元大幅贬值，在1.5个工作日内港元兑美元急跌15%。在9月23日星期六，港元兑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超级市场的白米、厕纸被恐慌的市民抢购一空，货架空无一物。稳定汇率成为当时最大的目标。港府在10月15日星期六宣布港元与美元挂钩，把汇率设定为7.8港元兑1美元，又在声明中指出：“我们再也不能担负港元不断急剧贬值的风险，以免我们的社会受到疯狂的通货膨胀和忧虑不安所伤害。挽回对我们货币的信心是必要的。”
情势之危急，使政府必须采取最强悍的固定汇率制度，也就是货币发行局制度，这要求货币的发行和赎回均须得到按固定汇率计算的一种外币支持，而这种制度在当时是惟一的方案，别无他选。自此，固定汇率成为香港货币系统的支柱。
事实上，我们往后不下一次坚决地捍卫了这个制度，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金管局进取地插手干预股票市场，打击跨市场操控，击退利用汇价的投机炒卖，成功捍卫了制度，以致有论者认为我们未免过火甚至过度恐慌。
无庸置疑，在香港货币体制的发展上，实行有效的货币管理以维护公众利益是金管局（及其前身、1993年4月前的布政司署金融科）内部的重要考虑。然而，为免造成外界错觉，以为我们对固定汇率制缺乏承担，在这方面的讨论和行动皆格外小心审慎。早在1983年9月将汇率固定之前，金融科已确定香港金融制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当局欠缺有效的货币管理机制。可惜，就在内部对是否需要这样一个机制以致如何实行仍未达成共识之时，危机就爆发了。
回顾这次危机，假如当时已实行有效的货币管理制度，我想也许1983年危机未必严重如此，甚或有可能避免。在这个机制下，资金流出所带来的非冲销货币效应，在需要时通过进一步的货币市场操作来强化，可给予汇价所需要的支持，防止货币贬值，化解危机。由于缺乏制度，无以产生和传导必需的货币效应，政府在外汇市场的干预便显得全无效果了。1983年10月15日的政府声明实质上也承认了这点：“港府对汇率下跌一直十分关注，并在现行架构内，采用一切合理手段，尽力稳定汇率，可惜效果非常有限。”然而，声明并没有进一步承认这个“现行架构”根本就有缺陷，而缺乏有效的货币管理其实是造成货币危机的一个原因。
2003年6月25日，联系汇率制度实行了几近20年后，香港货币政策的目标首度得到清晰明确的阐述。财政司司长在他与金融管理专员互换函件有关货币政策目标的随附函件中，点明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货币稳定，即保持港元汇价稳定，在外汇市场港元兑美元的汇率保持在7.80港元兑1美元左右的水平”。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7
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需要通过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来改善古往今来，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历史同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既在追求内外经济均衡的努力中推动政策的协调，同时又根据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调整自身的政策。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建立与更迭无不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引发了国际货币领域的巨大变化，也使国际货币和金融危机频繁发生。而在金融危机面前，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表现出许多缺陷。各国普遍认为，有关国家之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货币政策协调，远比坐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更切实际。所以，这一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较之以往都更具拓展性。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的历史回顾
从19世纪至今，全球范围内先后建立了三种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
(一)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世纪前期～1914年)金本位制是各国自发形成的第一个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它以黄金为本位货币和各国货币发行基础并发挥世界货币职能。金本位制具有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和自由进出口黄金三个特征。它保证了各参加国之间的汇率固定或只在黄金输送点以内进行微调。反之，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金本位制才能有效运行。金本位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对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汇率稳定、国际贸易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金本位制要求成员国将经济政策的外部目标置于内部目标之上，即令其内部稳定服从于国际规则。这使该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如，国际收支逆差和黄金流出的国家，必须减少国内货币供给，而不管此举是否会造成国内通货紧缩;反之亦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早期阶段，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调控能力较弱，各国尚能自觉遵守制度要求，货币协调得以持续。然而，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和实力差异的扩大，金本位制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导火索引爆了整个矛盾，金本位制由此崩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45年～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人为设计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是一种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在该体系中，美国处于核心地位，责任是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并保障国际社会的美元清偿力;其他国家则要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布雷顿森林体系迎合了二战之后各国谋求政策自主与外部均衡的双重愿望，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该体系存在着内在矛盾，尤其是美国以外的国家无法解决“不可能三角”问题。因为按照规则，美国可通过美元输出调整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的内外平衡，但其他国家却不然。当某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到其货币与美元的固定比价时，该国必须通过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予以调整，哪怕是付出经济衰退或通货膨胀的代价。这令其他国家无法容忍。二战后初期，各国普遍实行资本和外汇管制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尚能良好运转。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管制措施被陆续放开，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其内在矛盾愈加突出，最终导致该协调机制的解体。
(三)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1973年～至今)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制度表现为“无制度的制度”。就理论而言，在牙买加体系中，各国可根据本国的经济目标顺序，自主做出宏观政策安排，浮动汇率制会自动实现各国的内外经济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性的不断增强，政策溢出效应越来愈大。缺乏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各国双均衡目标很难实现。于是，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框架下逐渐形成一种以应急性随即协调为主、兼具制度性建设特点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该机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进行了多次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达成了《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等有较大影响力的制度约定，对稳定主要经济变量，克服全球性通胀或通缩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溢出效应所导致的外部约束和负外部性。但这种协调方式短期性非常明显，且依然属非对称结构，美国处于主导地位，合作成本主要由其他国家负担。值得一提的是，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区域货币合作逐渐发展成为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一种主要模式。这其中以欧洲货币合作最为突出。欧洲货币合作通过轴心国家德、法两国的推动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最终于1999年在本区域建立起一个囊括12国的经济与货币联盟，并发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既不依赖于黄金又不依赖于某一强国的单一货币欧元。［2］然而，由于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的内生性缺陷，从2010年起欧元区深陷债务危机，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但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欧元区各国必须在事关国家的财政统一问题与事关欧元存亡的货币统一问题上做出重要选择。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效果
国际货币合作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各国对货币政策协调效果的基本认知。客观而言，国际社会从19世纪早期自发性的货币合作，发展为20世纪40年代有意识地设计国际货币体系，再至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将松散的非制度性协商、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和区域有组织的制度协调结合起来，说明各国对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具有共识。从另一个角度也反映出此前的货币合作效果得到基本认可。然而，历史上三种主要国际货币制度的兴衰同时也说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对核心国、国及发展中国家而言，大相径庭。因为货币合作收益在不同参与主体间是非均衡分配的。
第一，金本位制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是在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19世纪中后期，有效的货币政策协调使当时主要工业国经济和贸易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但英国作为资本主义霸权国，获益最多。1821年～1931年间，英国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4倍;1810年～1913年间，英国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倍，都远远超过同期的德国、法国及其他工业国。［3］
第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净收益是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以美元为核心的双挂钩制，带来了二战后全球经济的空前繁荣和世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增长，但收益最大的是美国。因为美国可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缓解国际收支逆差，而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实施这一举措。如果某国经济周期正好与当时美国的经济周期相悖，那么该国调节通胀或通缩的努力很可能会被美国的货币政策抵消。#p#分页标题#e#
第三，牙买加体系时期，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收益是在世界多极点国家之间非均衡分配。20世纪中后期，全球向多极化发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成果因此便在各国之间博弈分配。美国绝对优势虽有所下降，但相对优势犹在，因此政策协调中收益最大;其他发达国家力量有所增强，收益次之;发展中国家虽然迅速崛起，但力量薄弱，分担成本之外收益很难确定。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美、英、法、德、日五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由此实现了美元强势，引爆了日本经济泡沫，令其陷入“失去的十年”。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不仅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救助迟缓而迅速蔓延，而且其后近乎苛刻的救助措施也延缓了当事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全站在债权国一方，不顾及危机国国情而实行的“一刀切”做法，实质是使当事国承担了危机调整的全部负担。当前，欧洲债务危机当事国的处境同样如此。imF对希腊等国开出了苛刻的罚单，各种评级机构也火上浇油，充分反映出世界政策协调利益分配不均的深刻现实。
综上所述，尽管国际货币合作的蓬勃开展和各国的参与热情证实了以往的货币政策协调总体有效，但有效不等于高效。毋庸讳言，货币合作效应对各国来说并不均衡。与极少数核心国家和极点国家由此获得的高收益相比，其他大量参与主体有理由认为，自身的货币合作是低效的。于是，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低效性便具有了普遍性。
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的根源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各国普遍认识到，有效应对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引发的政策溢出效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政策协调，尽可能降低其负外部性。然而，国际货币政策的协调过程涉及多方利益，共赢合作并无现成方案。更何况合作收益上不封顶，同时又缺乏反证，无从对比不合作之状况，由此低效合作便成为常态。［4］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低效性产生的原因由此成为理论界广泛探讨的议题。本文认为，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的低效性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各国经济地位的不对称各国在国际上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往往会直接影响其在国际货币政策协调中的话语权和收益率。一般来说，处于货币政策合作弱势一方的小国或发展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对国际贸易依赖程度相对较高，所以更易受到合作强势方货币政策的冲击。此时，强势国家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对弱势国家构成压制，而后者又很难采取报复行动，最终使货币合作走向低效。
(二)各国政策目标的不一致性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已渐渐摒弃了为外部经济而牺牲内部经济或不顾外部失衡而单纯追求内部均衡的做法，转而追求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协调。但是，因政策偏好、传统习惯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各国对就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等政策目标的排序不同，对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不同，于是很容易造成各国货币政策协调的低效。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产价格；理论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077-02
一般来说，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根据有两个，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例如，日本银行法第2条规定，“日本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物价，并借此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会以稳定通货膨胀率和稳定产出缺口为目标，这样能稳定宏观经济。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的累积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现实生活中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资产价格的升高和降低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的“泡沫经济”恰恰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环境中。2007年7月，美国次级债危机却突然爆发，房地产泡沫破灭。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下滑，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一些中央银行也开始在特定时期更多关注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次贷危机中，房地产价格及其价格泡沫的破灭无疑对货币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关系简述
（一）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货币政策（特别是出乎意料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利率影响资产价格的走高及走低。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的变动，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也发生变化，由此间接影响资产价格。
（二）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资产价格的走高走低会影响个人的财富，而财富的多少会影响消费。另外，资产价格通过托宾Q影响投资，而且资产价格降低会减少担保品价值从而降低融资能力。伯南克（1999）分析认为，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资产价格的下降和总需求下降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即所谓的金融加速器。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是货币政策所关心的内容。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资产价格会反过来通过消费或投资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
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部门占GDp的比重显著上升，金融部门内部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竞争激烈、银行业的传统业务减少，与高杠杆的家庭、企业的资产交易、抵押融资显著增加。例如，很多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急剧上升。这样资产价格的下跌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本身贷款能力的下降，不良资产上升，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际经济的运行。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我们看到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之间相互影响。那么自然地，我们会考虑两个问题：（1）应不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单独的目标？（2）在考虑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应该赋予资产价格多大的权重？
二、应不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单独的目标
从次贷危机中，虽然物价稳定，资产价格的虚高形成泡沫，泡沫破掉使得金融体系甚至实体经济遭受到很大的冲击。放任资产价格波动不去监督管理的危害可见一斑。
伯南克（1999）指出将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框架下，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使得央行可以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另一方面可以使货币政策有一定的确定性。他们文中举例：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努力，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美国飞速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地位。资产价格下降25%虽然会使得经济发展缓慢，但是效果会是暂时的，而且可以通过合适的货币政策予以调整。相反，此时日本的经济地位不好，如果资产价格同样下降25%，可能造成经济长期衰退。因而资产价格的波动并不一定会使得经济波动剧烈。此外价格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是一致的，而且具有互相加强的作用。如果将稳定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可以使得金融市场自动稳定。如果人们预期到央行这种反周期的行为，就会在资产价格上升的时候保持一定的理性。把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暗示着：资产价格对未来通胀率和产出缺口有多少影响力，货币政策就该对资产价格回应多少。如果直接把资产价格稳定作为目标会有不好的副作用。但是伯南克的观点有些不足，如果考虑道德风险，投资人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项目，这种投机可能加剧宏观经济风险。针对这一点allen和Gale（2001）指出，由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存在问题，这会导致投资者可能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风险越高，资产价格虚高，泡沫越有可能出现。他们建议央行应该将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根据，使资产价格稳定在实际价值。有的文章中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仅盯住通货膨胀，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错过发现金融结构失衡。而金融结构失衡又会对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不利影响，进而进一步促使金融结构失衡、扩大产业循环周期。高的资产价格连同信贷扩张是未来金融市场风险不稳定的重要指标，建议央行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和信贷状况。
三、在考虑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应该赋予资产价格多大的权重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Goodhart（2000）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分别对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进行oLS回归分析。其中，通货膨胀率是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对前几期的通货膨胀率，生产差额，以及世界油价变化及前几期的变化进行回归。产出缺口是根据iS曲线对前几期产出缺口，实际短期利率，实际汇率水平，实际房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进行回归。随后将实际房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剔除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通过对回归结果分析，如果不考虑资产价格的话，无论是通货膨胀的波动率还是产出缺口的波动率都会提高。
上表当中的损失是指一比一考虑稳定通货膨胀率的重要性和稳定产出水平的重要性的话的方差之和。不考虑资产价格会使损失提高超过60%。文章得出结论：就减少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和产出缺口的波动而言，如果剔除资产价格会使经济产生一个次优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因为忽略了资产价格所包含的信息，更是因为如果忽略资产价格会导致对其他变量的估计产生偏差。有些学者指出如果货币政策根据资产价格做出调整的话，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减少22%～99%。
反对者认为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如果赋予资产价格一个地位，但是央行却无法区分基础价格和泡沫价格，发现泡沫了怎样正确引导？而且在泡沫破灭之后什么才是最优的政策也没有定论。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无法预测，一些人认为利率提高有助于降低资产价格上升，而另一些人反驳说提高利率反而会让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更严重。
而到目前为止，理论和实践我们都不能准确区分资产价格中的基础价格和泡沫成分。因此中央银行要在制定政策之前确定资产当中的实际价值，或者判断是否存在泡沫是非常困难的。伯南克指出，从资产价格当中提取出泡沫的成分太困难，在新凯恩斯的模型之下，由于市场的不完美，会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内生性变化会加强外生冲击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央行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期望值赋予更高的重要性的话，就没有必要单独把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根据。而且如果央行把资产价格作为考量指标的话，那为了稳定资产价格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很有可能产生糟糕的结果，反而使得经济形势变差。
四、关于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关系的模型
在建立模型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同时性问题。所谓同时性问题是说资产价格可能会根据货币政策迅速调整，而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对资产价格冲击做出和回应。
（一）不需要考虑同时性问题
Goodhart（2000）认为，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存在的同时性问题并不影响分析，因为这并不是个新问题。他们指出，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考虑利率和汇率等。而无论是利率还是汇率都会反过来对未来产出缺口的预期产生影响。在以往的文献当中，货币政策传导和制定过程都假设中央银行的信息集可以被内生的、外生的变量以及变量的历史过程阐释清楚，不存在外生性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尽管存在问题，但不至于严重到使回归结果无效。
（二）应该考虑同时性问题
西方有些学者都发现股票收益会回应货币政策的冲击，但是货币政策的冲击只是股票收益波动的一部分原因而已。这些论文都采取了Cholesky分解来消除同时性问题。把股票市场放在最后的顺序运用Cholesky分解就意味着股票市场可以对其他所有变量的冲击迅速回应，但是这些变量无法对股票市场迅速回应，只能通过对之前股市的分析来做出调整。
虽然目前为止，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还没有理论上的统一，但是都承认资产价格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指标。
参考文献：
[1]allen，FranklinandDouglasGale（2000），“assetpriceBubblesandmonetarypolicy”，inmeghnadDesaiandYahiaSaid（eds），Global
GovernanceandFinancialCrises，pp.19-42.
[2]Bernanke，BenandGertler，mark（1999），“monetarypolicyandassetVolatility”.FederalReserveBankofKansasCityeconomicRe-
view，FourthQuarter1999，84（4），pp.17-52.
[3]Giavazzi，Francesco，andFredericS.mishkin（2006）.anevaluationofSwedishmonetarypolicyBetween1995and2005（Stockholm：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货膨胀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1］(437)从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来看，可供选择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有货币供应量、信贷总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究竟选择何者作为中介目标，除了上述的三个选择标准之外，还要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从信贷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然而，近年来不少国家相继放弃了货币供应量目标，转向了利率、通货膨胀等目标，进而在我国引发了货币供应量能否继续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争论。本文旨在对这些争鸣文章进行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理论及实证研究综述
（一）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我国1996年正式将m1的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以m0、m2作为观测目标。目前在赞成以货币供应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学者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1.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货币供应量仍可充当中介目标
王松奇（2000）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说，从货币政策到社会总支出的变动控制，其中可供选择的中间指标只有两个：一是货币供给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选作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关键还要看它与社会总支出关系的密切程度。从实证数据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过低，而利率对消费支出也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它与社会总支出中间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在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货币供给量都是我国货币政策最合适的中间指标。［2］(475)
蒋瑛琨等人(2005)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围绕国内外学者争议较多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中国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轨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90年代以后，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显著性来看，贷款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m2，m1的影响最不显著，这表明，9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对物价和产出最终目标的影响稳定性来看，m1比较持久和稳定，其次是m2，最后是贷款。由于对最终目标影响稳定的中介变量更易于调控，因此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m1优于m2，m2优于贷款。现阶段以及未来一定时期内，中国仍应当以m1为中介目标，将m2作为观测目标。m1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而取消贷款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合理的。［3］
2.当前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是适合的，但需调整与完善
范从来（2004）认为，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这种局限性的克服不应该是简单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而应该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内涵，通过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创造一种有利于货币供应量发挥中间目标功能的货币控制机制，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4］
刘明志（2006）通过实证分析表明，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是中央银行对物价变化所做的政策反应，但尚无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中央银行利率调整或银行间市场利率变动可明显地影响物价变化或经济景气变化的结论。因此。在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利率形成机制尚不灵活、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弃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而改采用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考虑到银行间市场利率对于市场信号变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观测性，利率市场化彻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利率变动与经济景气变化之间的互动增强，利率在调节经济景气变化方面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可以考虑使用银行间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5］
封思贤(2006)通过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经济计量方法,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实际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实施效果好于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难以控制、货币乘数不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实证结论的重要原因。在我国现行的经济金融条件下,针对中介目标选择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货币供应量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同时,必须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再由货币供应量转为利率。［6］
（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
以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先后经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适逢凯恩斯主义盛行，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盯住名义利率。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以实际利率为中介目标，如美国。“泰勒规则”认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下的通货膨胀率和潜在产出增长率都对应着一个实际均衡的联邦基金利率。若货币当局以实际均衡联邦基金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便可以获得通过改变名义均衡联邦基金利率来稳定或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最优路径。［7］(70)我国学者在对利率中介目标进行讨论的时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李燕等人（2000）认为，由于货币总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央行对基础货币控制能力有限，货币乘数也不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调整：即从货币总量控制向利率调节转变。［8］
周诚君（2002）认为，在内生货币分析框架中，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利率则是外生变量。由此，一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是利息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对我国而言,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利率则具有几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转向利率调控为主的间接型货币调控模式。以正因为此，我国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单纯的利率市场化，而应是一个多元的间接利率调控体系。［9］
张强等人（2003）通过考察货币运行效果，发现货币供应量对经济的影响有减弱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随着金融开放度的加深，货币供给越来越依赖于经济的发展，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在反映经济动态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优势，中央银行应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程度渐进地调整中介目标。过渡期内中央银行考察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时，逐步将中介目标由数量型过渡到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指标，同时将汇率、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辅助指标纳入中介目标体系。［10］
（三）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以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目标规则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新西兰储备银行率先进行了通货膨胀目标的实践，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兰、英国等7国宣布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波兰、巴西、泰国、秘鲁、菲律宾等也开始相继采用该货币政策规则。Svensson（1999）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目标规则，以实现损失函数最小化。目标规则可以被解释为中介目标规则，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区间的通货膨胀预测作为中介目标变量。［11］(607-654)从其表述来看，通货膨胀目标制既可以被理解为关注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也可以是中介目标规则。正因如此，国内主张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1.货币政策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以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作为监测目标
夏斌等人（2001）通过对我国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进行考察,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开始,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就几乎没有实现过。他们从货币传导机制角度分析了近年来货币供应量目标无效的深层原因：货币供应量本身不好控制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可控性差，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导致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效果不佳。因此，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客观上已经不合时宜，应尽快废止。尽管我国的银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经基本市场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但从短期同业利率到市场利率的生成机制还付诸阙如，利率目前显然不能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不仅如此，以利率、汇率或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变量作为中介目标都存在一个共同缺陷，即此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较差。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放弃采用任何中介目标，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同时将货币供应量、利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即采取通货膨胀目标。事实上，这也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的共同选择。当前我国比较适宜的措施是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后，暂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模拟通货膨胀目标，努力使物价恢复并稳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价指数上涨率在1-3%内)，建立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12］
奚君羊等人（2002）认为，从1996年我国正式确定m1为货币中介目标、m0和m2为观测目标起，实际货币供应量与目标值之间始终存在很大的离差。由此可知,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在可控性上存在严重缺陷。从稳定价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来看,货币供应量目标也不能令人满意。从1998年起，m2与价格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趋势，价格在m2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继续呈现持续性负增长，出现通货膨胀紧缩的迹象，经济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货币供应量目标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货币供应量的计量口径可能失真；二是基础货币投放常因外汇干预或所谓的“倒逼机制”等原因而难以控制，且货币乘数不稳定；三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现了急剧下降的现象(郑超愚、陈景耀，2000)；四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肠梗阻”。以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舆论判断和公众预期。因此，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把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直接钉在通货膨胀率上，同时将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主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应是一个可行的选择。［13］
2.将通货膨胀作为中介目标，以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作为监测指标
李扬（2002）认为，从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三个方面来看，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不太合适，继续按照现有模式使用它们作中介目标将有损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通过统计回归分析验证了我国实际存贷款利率对投资和通货膨胀率的作用，这说明，即便在现今我国对名义存贷款利率实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况下，实际存贷款利率的变动对经济仍具有显著的作用。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利率――信用的价格――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如同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一样，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和各国经验显示，如果采用利率充当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中，通货膨胀是中介目标，而被称为“货币状况”的一系列指标，如产出和就业缺口、货币供求、利率和汇率等将成为中央银行日常监测的指标。［14］
（四）以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为中介目标
曹家和（2004）从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出发，认为货币政策的效应存在非对称性，即货币供给量在通货膨胀时期能够灵敏地反映出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但在紧缩时期则对社会总需求的宽松度缺乏灵敏性，因而并不适合继续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于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客观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领先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对目前国内学者提出的中介目标的利弊进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紧缩时期，央行可以使用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作为执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在供大于求的经济中，当社会总需求增加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呈下降的趋势，而当社会总需求减少时，产成品库存总额则出现上升的趋势。既然治理紧缩的关键是增加内需，使社会供求趋于均衡，那么，能够准确反映内需变动状况的产成品库存总额占消费总额的比率，因其能够灵敏地指示货币供给量对总需求的实际影响，因而可以作为央行执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首选指标。［15］
（五）同时采用多个金融变量作为中介目标
张俊伟（2003）认为，货币量指标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货膨胀”应当是好的选择。但“盯住通货膨胀”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经济运行预测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乃至产业政策之间密切配合为前提。所以，“盯住通货膨胀”在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现实性，它只能是远期目标和努力方向。当前，可行的选择应当是在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强化央行独立性（如自主调节利率等）的同时，淡化对货币量指标的关注，转向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变量所提供的信息来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考虑用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6］
方齐云等人（2002）认为，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是货币当局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理论基础。在区分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框架下,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的性质进行了实证分析,论证了现阶段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为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控制实践所表现出的无效性提供了一个解释，并为我国现阶段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提供了一种思路：面对我国现阶段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下货币供应量指标已无法实现中介目标的功能的现状,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进行相应的调整,应该在逐步弱化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同时,积极引进利率等监测目标,并提高对价格指数(Cpi)的关注程度,直至最终盯住通货膨胀率目标。［17］
二、一个评论性总结
目前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远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见，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综观既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从理论上说，可计量性、可控性、可预测的对政策目的的影响这三个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标准十分明确，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们依据这三个标准却很难判断某个金融变量是否比另一变量更适合充当中介目标。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过货币总量与利率，发现作为中间目标，是利率优于货币总量还是正好相反，我们在每一个标准上都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时期主导性的货币金融理论、一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等因素的影响。
2.大多数研究均已表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正不断降低，然而，从我国当前的经济金融发展情况来看，要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选择利率或通货膨胀目标还缺乏可行性。因此，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只能是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同时稳步推进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改革，以为中介目标的转变奠定基础。
3.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复杂性，与其设定中介目标作为最终目标的名义锚，通过调控中介目标来引导货币政策指向它所要达到的政策目的，倒不如直接盯住最终目标，这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逻辑。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全新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在这种框架体系中，用于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是一系列信息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mishkin，1997；Bernanke&Gertler，1999），因此货币当局能够在政策工具的运用上保持较大的灵活性。这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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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曹家和．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与紧缩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行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4）．
［16］张俊伟．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内在矛盾与对策［J］．人大复印资料(体制改革),2003（2）．
［17］方齐云等．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theResearchofintermediatetargetofmonetarypolicyinChina:aLiteratureReview
XiaXinbin
货币政策的缺点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首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缺乏全局观念。现实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由各部门根据自己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以本部门的经济利益为基点、依托自己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机制而制定。财政和金融部门之间也缺乏稳定的沟通机制，致使两大政策的搭配方式和调控力度很难准确把握，乃至出现逆向调节和相互抵触。其次，财政调控能力弱化，金融调控独木难支。我国的年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致使财政调控缺少必要的物力基础。而金融业的持续发展，富集了足够的财力，承担起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由于银行承揽了本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使货币政策执行结果偏离既定目标，甚至扭曲变形。第三，财政与银行职能错位，影响两大政策的配合。长期以来，财政和银行关系不顺，使调控职能相互错位，影响配合绩效。银行挤占大量财政资金，干扰了财政的调控效果。银行代行财政宏观调控职能，突出表现在用银行贷款维持亏损企业运转和代行社会公共保障职能。银行信贷资金成为社会投资的资金主源，银行承担总量和结构调控职能，但其成效并不显著，结构矛盾不但没能有效解决，反而日趋突出。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态势分析
1.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我国经济运行，自1992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此后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目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宏观调控奏效、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的良好态势；2.目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剧，效益下滑严重，亏损额大幅增加；国有企业债台高筑，社会负担沉重及长期技术改造不足等老问题，依旧未得到缓解，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跌。与此同时，企业开工率不足，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市场缺乏活力。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成效不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上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地区产业趋同化严重。负数的通货膨胀率显现总需求不足；3.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中面临的困难及协调配合的深层次矛盾。一是财政状况举步维艰。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二是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银行经营效益下降、债务问题突出，资产质量恶化，对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压力。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缺乏固定配合程序，致使二者配合不规范。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配合不够；4.财政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基本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事业单位，基层财政部门自己采用造假帐的方式，将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将制度内资金转移到制度外，逃避监管；（2）多头开户现象严重，给审计和监管工作带来许多困难；（3）有关制度不够严格规范，各级政府自行随意减免税、擅自征收各种费用和基金的情况普遍存在：（4）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并存，省以下分税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至乡五级财政制度不够健全；（5）财政退库管理不严格，加大了财政补贴和财政支出。同时，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成对比的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预算外资金不断增加，加上预算体制外资金，已超出预算内收入，且游离于预算管理和财政部门之外，长期失控。信用秩序混乱，企业商业关系混乱。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战略构想
1.规范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程序和机制。设置一个能超脱财政和银行部门利益、并能从国民经济全局着眼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常设或非常设机构，其职能在于规范程序和机制，不但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特点及配合效应选择具体的配合方式，并随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政策偏差，而且要及时仲裁和处理关涉各方利益的冲突和矛盾，以消除双方的摩擦。协调财政和银行的关系，使财政货币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相契合；2.明确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侧重点。货币政策侧重于效率原则，以保持经济的活力和高效财政政策侧重于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面稳定又是以相对公平为前提的，制度构架既定，则只有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通过税收、公债、政府采购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实施宏观调控，以利于解决失业、收入不公和公共物品受益程度差异等问题；3.强化金融与振兴财政并举。一是继续推进税制改革，依法治税，有效征管，保证税收应收尽收；二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没有统一的财政，就没有财政的振兴，政府分配从来都是以财政集中性分配为主渠道，政府必要的收费只占很小的比重。而我国的财权极度分散，各级政府的分配极不规范，既扰乱了分配秩序，又减损了国家财力，也弱化了财政能力。发展政策性银行业务，建立政策性银行正常、稳定的融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使政策性银行成为控制投资总量、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力量目前应主要着力解决政策性银行筹资渠道单一、资金使用绩效欠佳的问题；4.着力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结合部。a：国债管理政策。国债既是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也是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关节点。以我国实践看尚须创造条件，提高央行国债资产比重；强化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完善国债市场，做到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及运行市场化；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财政发债创造良好的利率条件。B：财政投融资。首先，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其次，市场经济中，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受利益机制的驱使，使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而建立财政投融资，即可为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使之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拨款，而且应当逐步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障基金结余等纳入；在资金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意旨，也要注意资金的使用绩效与合理回收。C国有企业。我国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过度负债、信用紊乱等问题，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有些只需财政或货币政策的某一方面即能解决，更多的是需要两大政策的协调合作。财政和银行应以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同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度、公司制、股份制来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
【参考文献】
[1]汤武.探索改善金融生态的新模式[J].中国金融，2008（23）：7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