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1
中图分类号：FS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9-0064-09
一、引 言
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经济运行机制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尽相同。那么，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政策效应与一些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效应将有所不同。各级政府在平衡预算时，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还是紧缩性的及其力度，即如何判断其财政态势(fiscalstance)；各级政府要改善预算平衡时，如何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两者共同使用。本文将对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及财政政策效果给出实证分析。
财政赤字的大小对于判断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是至关重要的。国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经调整的政府财政赤字不是度量财政态势的可靠指标。这是因为其对于经济来说是内生的，即大部分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受经济周期的影响。所以，很多度量财政态势的指标试图去除其内生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指出，经过周期性调整的赤字(结构性赤字)是常被使用的一种方法。而经合组织(oeCD)通常使用的财政态势测量指标是经过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财政赤字。即使经过通胀和经济周期调整的指标也因其缺乏综合性而受到批评。Boskin在其关于美国联邦政府赤字的文章中提到有些没有包含在文章中的经济指标也可能对宏观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指标没有被可靠的测量。Buiter认为对财政赤字的恰当度量能解释公共部门净资产的所有变化。Blanchard提出一种方法来测量财政态势，他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然后计算财政赤字，利用该值判断政府财政态势。alesina和Rerotti基于布兰查德的方法对oeCD国家的财政态势进行了判断。
muller和price分析了结构预算赤字与财政态势的度量。Yoo和park利用oeCD方法计算了韩国的结构赤字，并分析了其财政态势。polito和wickens提出了一种适合于短期政策制定的财政态势指数。从政府预算约束所形成的VaR模型中得到负债／GDp的预测值，然后与特定条件下的负债／GDp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得到该指数。该方法和那些关于财政稳定性的文献中的方法不同。作者强调的是对财政态势有前瞻性影响的措施，而不是一系列和现在财政状况无关的关于过去财政稳定性的测试。
目前，我国学者对财政态势的研究还不多。蔡江南曾就我国1950--1988年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进行过研究，但他得到的结论是，由于我国财政支出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要强于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的正相关性，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财政支出增加的幅度要大于财政收入增加的幅度，财政赤字反而会增加；反之，当经济处于衰退时，财政赤字反而会减少。因此，他对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情况进行的研究所得到的“周期性赤字”与通常所说的周期性赤字完全不同，但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我国财政政策是顺周期的。赵昕东则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我国1984--1999年的结构性赤字，但在估算潜在产出时使用的是波峰相连法，而这种方法的最大问题是选取波峰时存在很大随意性，且要求选取的两个波峰之间的时间跨度要足够长，比如几十年。石柱鲜和王立勇对我国潜在产出、结构预算与财政态势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入研究。郭庆旺和贾俊雪认为结构性赤字有助于测度财政态势，他们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估算了我国1978--2002年的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和财政态势做了深入分析，但没有具体说明使用什么标准对财政态势进行判断。目前，国内学者大多使用结构性赤字判断我国的财政态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但很少给出政策工具的具体贡献。本文将结构性赤字和国际通用的CaB方法相结合，通过计算财政脉冲，给出了判断财政态势的方法，并给出了财政支出和税收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具体贡献，然后在不同财政态势下分析了财政支出效应和税收效应。
二、可供选择的财政脉冲定义方法
(一)国际通用的方法
表1列出了四种国际上通用的财政脉冲计算方法，下面分别对其进行介绍。
最简单的财政脉冲的定义是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和前1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之差。这个方法把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该方法最大的特点是简洁性。它的缺点是忽略了财政赤字中的周期性因素。
Blanehard度量方法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但是他认为政府支出和GDp负相关，因为存在失业救助金等内在稳定器。他认为，由于税收的累进性，财政收入和GDp正相关。这在经济衰退时可增加财政赤字。为了克服这种偏差，也不用估计潜在的产出，Blanehard建议在假设失业率和前1年相同的情况下估计政府支出和收入。
oeCD度量方法是经合组织经常使用的方法，定义财政冲击为当年财政赤字和按潜在GDp增长的政府支出减去按真实GDp增长的政府收入的值。这种方法从下面的周期调整的预算平衡表达式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是t期潜在GDp和真实GDp。oeCD的方法能通过对CaB值进行差分并除以前期GDp得到。因此oeCD方法也将前1年作为基准年。
imF度量方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采用的方法，与前面的方法都不同，因为该方法不是以前1年作为基准年份，而是将潜在产出近似等于真实产出的年份作为基准年。除了基准年的选择不同外，该方法类似于oeCD方法。imF方法的一个缺点是选择基准年的任意性。
(二)本文使用的方法
本文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者做出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而不关注那些由于经济周期对支出和税收产生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财政脉冲是指政府预算状况的改变。大致来说，财政脉冲(fiscalimpulse)是政府实际采取的财政政策变量和在一定的标准下将周期部分剔除后的财政政策变量的差值。
目前，还没有通用的被广泛接受的方法来定义预算的哪些部分反映政府外生的作用，哪些部分是经济周期的作用。通常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用什么作为标准条件来调整真实的财政措施?预算的哪部分应该调整至该基准，怎样调整?
关于第一个问题涉及概念和数据问题，也即是怎么估计潜在产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存在更现实的困难。通常情况下，人们需要一套弹性指标，包括各种税收、财政支出对收入、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回归系数。
笔者认为，一个有用的财政态势策略措施必须是简单的，即使可能遗漏了一些指标。所以，第一，笔者只关注预算的实际改变。因此，对任1年来说，仅把前1年作为标准年度就可以，这样避免了选择实
际产出等于潜在水平的年份为基准年度的繁琐。第二，因为我们主要关注经过通胀调整的变量，因此我们将利息支出排除在实际预算政策之外。第三，我们关注于财政状况中显著的改变，而不是纯粹因周期因素而导致财政的改变。
从财政赤字与经济运行状况相关的角度看，财政赤字分为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周期性赤字(cyclicaldeficit)是指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structuraldeficit)是指非周期性因素引起的财政赤字，即经济活动保持在某种潜在水平时预算赤字依然存在的情况。它们对于财政政策分析以及政府预算规划和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从根本上来说，CaB方法是t期财政赤字与t1期结构性赤字之差。所以，国际上大多使用CaB方法计算财政脉冲。本文所定义的财政脉冲如下：
财政脉冲Fi=t期结构性赤字/t期GDp-(t-1)期实际赤字/(t-1)：期GDp
(2)
计算结构性赤字的方法：
1.消除趋势法(Dt)
消除趋势法(detrendingmethod，Dt)的基本思想是在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将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现实财政赤字的影响剔除掉。具体做法是利用平滑化工具将现实财政赤字分解为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其中的趋势成分就是结构性赤字，周期成分就是周期性赤字。
对于非平稳宏观经济变量序列的趋势成分，目前主要有两种描述方法：第一种是确定性时间趋势。顾名思义，这种描述方法认为，宏观经济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表现出一种十分确定的趋势。第二种是单位根过程，也称i(i)过程，这种方法认为经济变量的趋势成分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对于具有确定性时间趋势的经济变量，通常采用分离时间趋势法将其分解为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但nelson和plosser认为，很多宏观经济变量序列并不具有一个确定性时间趋势，它们的趋势成分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单位根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消除趋势法，目前较为流行的有Hp滤波和Bp滤波。
由此可见，在具体使用消除趋势法时，首先需要对宏观经济变量序列进行检验以判断它的时间趋势是属于哪一种形式，然后确定使用具体方法。关于单位根过程检验方法很多，常用的有aDF检验。
2.潜在产出法(po)
潜在产出法(potentialoutputmetod，po)的基本思想是估算出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从而估算出结构性赤字。具体估算时，常常假设潜在财政支出等于现实财政支出。对于潜在财政收入的估算，首先是利用现实数据估算出现实财政收入与现实产出的函数关系，同时假设潜在财政收入与潜在产出遵循这一关系，并将潜在产出代入函数中得到潜在财政收入。可见，利用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时，关键是要估算潜在产出。
潜在产出法估算结构性赤字的最大优点在于，它充分体现了结构性赤字是经济达到潜在产出水平时的财政赤字。但它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建立在潜在产出估算结果的基础之上，而无论用何种方法估算潜在产出，都存在着估算误差，据此估算的结构性赤字偏差必然会大。二是在具体估算时，我们假设潜在财政支出与现实财政支出相等。事实上，财政支出的某些项目如失业救济金是随着就业水平的不同而不同的，即它的潜在水平与现实水平有所不同，这也会导致结构性赤字估算偏差。
本文从简单性出发，采用Hp滤波方法得到结构性赤字，并借鉴CaB方法，按照式(2)计算出财政脉冲，根据财政脉冲判断财政态势。
三、我国及辽宁省财政态势的判断
(一)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1.全国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为了便于结合我国整体宏观经济对辽宁省财政态势进行分析，按照式(2)对我国1978--2007年财政脉冲进行了计算，判断了我国财政态势。数据来源于1981--200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由此计算出国家财政赤字。
用aDF对我国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国家财政赤字在1％，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平稳序列。aDF检验采用包含截距不包含趋势的方程形式。然后对数据进行Hp滤波，在Hp滤波时λ=25。按照与上面相同的步骤计算财政脉冲Fi，由Fi判断财政态势。
2.辽宁省数据选择及态势判断
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省统计年鉴》，需要的数据有1978―2007年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及支出总值(单位亿元)，计算得到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变化情况如图l所示。
在对财政赤字进行Hp滤波前，首先需要判断现实财政赤字的趋势是何种形式。对现实财政赤字进行单位根检验，其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财政赤字原序列为非平稳的。一阶差分后序列平稳，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可以认为原序列为i(1)序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采用Hp滤波来估算结构性赤字。在使用Hp滤波时，因使用的是年度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我们采用了oeCD的建议，取λ=25。按照(2)式计算得到Fi，如图2所示。
借鉴alesina和RerottiL方法，按照财政脉冲的均值、标准差来判断不同年份的财政态势。设μ和σ是财政脉冲的均值和标准差。宁省政府恢复扩张性财政政策。
2.1984年的经济繁荣阶段，1988年的经济“过热”
(1)1984--1987年中央财政实行的财政政策为宽松或中性。与之相对应，辽宁省政府在1984―1986年也为中性或松的财政态势。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基建规模、社会消费需求和货币信贷投放急剧扩张，从1984年后期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逐步显现。
(2)1988年我国财政为从紧的财政态势，随后1989年、1990年和1991年进入中性的财政态势。在前几年的扩张政策下经济持续发展，至1988年经济过热迹象出现，辽宁省政府从1987--1990年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
3.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
1992--1996年我国为从紧的财政态势。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辽宁省在1993--1997年实施反周期的从紧财政政策。其中1994年的我国经济繁荣阶段，辽宁省实施了中性的财政政策。
1992年，我国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由于经济体制中深层次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我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过热现象。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1993年，即采取一系列使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明确要求积极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力求“软着陆”。1996年，国民经济扭转了高通胀局面，物价涨幅回落到较低水平。
辽宁经济经历1992年和1993年两年的高速增长，1994年以来，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工业生产稳中有升；投资运行进入平稳增长的轨道；金融形势稳定，地方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实际利用外资额增加。
4.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1997--2002年我国中央财政为松的财政态势。1997年7月份，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重
复建设带来的结构不合理等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内需不振，外贸出口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辽宁省政府针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趋势等新问题，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在1998年，1999年，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
5.经过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经济逐步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
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全面恢复增长，物价总体保持稳定，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增长，社会就业压力趋缓，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该阶段我国政府在2005年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
面对新的经济情况，新变化，辽宁省政府在2005年和2006年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2007年3--12月，我国的物价走势逐步走高，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2006年和2007年为从紧的财政态势。辽宁省政府也在2007年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三)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态势经历了1978年和1979年的扩张性阶段，1980年和1981年的紧缩阶段，然后从1982--1987年的弱扩张阶段，1988--1996年的收缩及中性阶段，1997--2002年以来的扩张阶段，2003年以来紧缩及2005年的中性阶段。
由于本文所考虑的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其中的1988--1996年的财政态势判断与郭庆旺的结论不同。本文认为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实施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与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采取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的实事相符。所以，本文认为1988--1996年我国政府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而不是弱扩张的财政政策。
四、辽宁省不同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统计数据说明
表4列出了在不同财政态势下的财政脉冲、总财政支出和总税收的相关数据。其中总支出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财政支出占真实GDp的比值，总税收等于经GDp平减指数平减过的税收占真实GDp的比值。
由表4可以看出：松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更加依赖于税收的减少。横向比较可以看到：采取松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0.1147大于税收占GDp的比值0.1087；采取紧的财政政策时，税收占GDp的均值0.1140大于财政支出占GDp的均值0.1129。纵向比较发现：财政支出均值在松的财政态势下(0.1147)大于紧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129)；而税收均值在紧的财政态势时(0.1140)大于松的财政态势下的值(0.1087)。
(二)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验证前面得出的结论，用GDp对地方总财政支出(eXpR)和地方税收(LtaX)做回归。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文中各指标都是经过以上一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后的数据。同时，为了消除序列中的异方差，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对数变换。
首先对财政支出、税收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到这三个变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都是一阶单整过程，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然后用eG两步法检验财政支出和GDp之间，税收和GDp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GDp对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的回归结果说明，长期内辽宁省财政支出和地方税收与GDp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从表8中LooSe行我们可以看出：在松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和税收的系数都为正，但税收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在松的财政态势下，政府财政支出比中性态势下显著增加，约5个百分点；而松的财政态势下，税收和中性态势下没有显著差别。
在表8中tiGHt行我们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023，但该系数在10％下不显著；税收的系数为0.1413，与预期相同。在紧的财政态势下，财政支出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和中性的财政态势比较，财政支出的减少值并不显著；税收的正系数显著，说明在紧的财政态势下税收比中性下显著增加。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辽宁省来说，松的财政政策更多地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增加，紧的财政政策则更多的依赖于税收的增加。因此，如果政府想要执行松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增加财政支出，优化财政结构。而政府执行紧的财政政策则应适当注意税收的调节。
五、结束语
本文使用Hp滤波的方法估算出全国及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结构性赤字，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辽宁省财政政策的财政态势做了简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两个基本结论：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2
本文以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从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对财政赤字绩效进行宏观角度的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处于可接受可控制范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且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达到了政策目标，促进了经济发展。以此为基础，我们建议在未来期间国家可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发挥财政赤字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财政赤字；绩效审计；财政赤字风险性；可持续性；经济效应
一、引言
1.研究背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减税和增支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此政策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财政赤字（赤字财政），有关数据显示，在2008-2013年期间，相对于2008年的执行财政赤字而言，2013年财政赤字比2008年绝对金额上增长9740.15亿元，相对数上增长7.7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4万亿投资”。在2008年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财政赤字支出超大幅度增长，达到7781.63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相对于2009年，净增长3220.83亿元，增长率达到41.40%，财政赤字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财政赤字支出的角度，通过分析财政赤字支出的绩效，从侧面反映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2.文献综述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当今宏观经济学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比巨额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更富争议。”(萨缪尔森,2008)凯恩斯也明确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克服衰退是首要的问题,政府不仅可以有财政赤字,而且应该有财政赤字。此外，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构建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通过从总储蓄中分离出公司利润的因素,证明了财政赤字是促进经济复苏的一剂良方。很显然,减税会导致较高的赤字,却增加了公司利润。家庭储蓄的增加降低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低利润使公司资金周转变得困难,增加了破产的风险；同时，低利润制约了公司扩大生产的能力,失去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财政赤字可以抵消家庭储蓄对公司利润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善公司经济预期。因此财政赤字是治愈经济危机的良方。借助财政赤字,经济研究者能够总结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综上所述，本文将简要对我国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分析，以此从侧面对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研究原则
1.财政赤字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对我国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审计研究时，不仅通过对各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定量来评估财政赤字的绩效，而且还从定性角度对财政赤字预算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与财政赤字实际执行数与预算数的差额进行分析。（2）重要性原则。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评价指标。而在对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研究时，不能一概而论，要选取相对重要的评价指标。这样才能提高绩效研究的效率，节约相关成本，同时达到预期的绩效研究目标。（3）可接受性原则。财政赤字绩效研究指标的选取，要符合大众的认可，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在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强调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充分的民众基础，选取广大学者认可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评价指标。
2.财政赤字绩效研究的指标体系（1）定性指标。如图1所示，虽然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在2008-2013年，我国GDp总额一直保持持续的增长趋势，与此趋势相一致，我国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长，这说明，在GDp增长趋势良好的情况下，我国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总体呈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图2反映的是2008-2013年我国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的金额对比，图3是两者差额的一个趋势图（差额=预算数-执行数）。显而易见，第一，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实际数保持在国家的赤字预算范围内，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总额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从图3我们明显发现，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每年波动较大，在2011年以前（包括2011年），两者之间的差额每年间增长幅度大，且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在2011年之后，财政赤字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呈下降趋势，说明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符合预算科学性的要求。（2）定量指标。本文借助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财政赤字的财政风险性，以及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对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进行研究分析，虽然说服力和科学性存在不足，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这6年间我国政府借助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以及财政赤字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引起潜在的财政风险的可能性。所以，在本部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
①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3%为警戒线；国债负担率，即国债累积余额占GDp比重，60%为警戒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30%为警戒线；国债偿还率，即当年还本付息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10%为警戒线。表1为根据财政赤字风险性四个衡量指标的定义，计算出的各个指标比重数值。第一，从财政赤字率的角度，参考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标准3%，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在警戒线范围内，并且，与警戒线还有很大的距离空间，相对于这个指标而言，我国财政赤字风险不大，完全处于掌控的安全范围之内。第二，从国债负担率来分析，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60%，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3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始终保持着1字开头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警戒线的水平，以该指标为标准，我国的财政赤字几乎不存在任何风险。第三，债务依存度是衡量财政支出中依靠债务获得资金的依赖程度，在30%的安全范围内，我国的债务依存度除了2009年和2010年相对其他年度而言比较高以外，剩下的考察年度与警戒线30%差距大，说明我国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可接受，在控制之中。第四，我国的国债偿还率在2008-2013年间，平均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10%的标准，单独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财政赤字处于风险状态，侧面表明，前面发行的国债给未来年度增加了偿还负担，占用了财政支出用于未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等资金。综合四项衡量指标，总体而言，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性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在未来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可以保持现行的财政赤字水平。此外，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余额依旧处于较高水平，国债的付息额呈增长趋势，这些情况表明，未来期间，我国的国债偿债压力将可能进一步增大，国债偿还率突破警戒线的风险可能性大，未来我国政府应该注意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要合理控制财政赤字，控制国债的规模，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在我国放缓经济增长，保持7%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
②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是指政府能否无限期地保持既定的公共收支格局或政府是否将最终被迫改变财政政策的态势。它实际研究的是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赤字就是可持续的。一般有以下几种衡量财政赤字可持续性的方法：宏观经济指标法（将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考虑）、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由于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计算比较复杂，并且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误差大，所以本文选择宏观经济指标法，简要评估一下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以此为基础，预期我国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
本文选取Cpi衡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赤字率作为财政赤字规模的评价标准。如表2所示，是2008-2013年间我国的Cpi、GDp增长率以及财政赤字率的百分比指数。总体而言，在2008-2013年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相同的趋势。在保持平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2008-2013年间的Cpi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并未引起物价持续高幅度的上涨，虽然存在一定的通胀影响，但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政府可以保持当前水平的财政赤字政策。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Cpi波动较大，尤其是在2008-2011年间，在以后两年，趋于平缓，这可能表明，我国政府确定的财政赤字规模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合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未来期间，我国可以保持目前财政政策的总体模式，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③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够扩大就业、消费和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提高收入水平而增加国民储蓄,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复杂，且大部分是间接影响，由众多学者对此利用各种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仅从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和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角度进行粗略的衡量评价。首先，从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角度，“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是政府支出必然增加。从图4可以从宏观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08-2013年间的政府财政赤字，并没有使私人投资减少，相反私人投资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其次，通过增加财政赤字，达到了促进消费和投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逐年增长的目的，这些都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在宏观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符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最后，从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角度，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使国民收入和投资有所增加，这两点能从图4和图5清晰地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我国的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的后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经济复苏、应对危机影响的作用，财政赤字的绩效值得肯定，当然，本文仅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得出结论，具体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绩效审计的严谨性、说服性角度来说，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从而获得更加充分合理的审计证据，支持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结论。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内外实际经济形势,并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达到了国家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了其政策使命，而且，从宏观视野而言，并没有带来财政赤字本身具有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绩效，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给出一个肯定性的支持意见。在以上有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赤字将继续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得到适度的提高,财政赤字手段依然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再有,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单纯依靠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要提高内需和投资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一，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国家财政赤字,是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回暖疲软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只有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使我国的财政政策乃至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得到增强,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环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第二，推进税制改革,拉动国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发展。除了要利用财政赤字政策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以外,还要依靠拉动内需、促进企业投资等手段。西方经济学理论表明,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通过刺激内需、优化投资环境等手段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企业投资积极性,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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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3
关键词：财政赤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对策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浅谈我国的财政赤字问题
收录日期：2013年1月4日
一、财政赤字的定义
财政赤字是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而形成的差额，因为在会计核算的时候用红字来标记，所以称为财政赤字。它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反映着一个国家政府的收支平衡情况。财政赤字是财政收支未能实现平衡的一种表现，就现在来说，财政赤字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全球没有几个国家不是财政赤字的。赤字财政即预算赤字，顾名思义，指某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每个财政年度开始之初，在编制预算时就是收入小于支出，在收支安排上就有赤字。若在最后决算中，收入大于支出，则成为财政盈余。
从口径上来说，由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相对独立的，因而存在两种不同口径的赤字：一种是指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就是收支差额；另外一种是将中央财政赤字扣除地方结余，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赤字。根据我国的预算法，地方财政预算和决算要保持盈余，因而第一种口径产生的赤字大于第二种口径产生的赤字。
从产生赤字的经济背景和原因来说，财政赤字又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结构性赤字是指发生在充分就业水平条件下的赤字，是由政府财政政策的变量决定的，体现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周期性赤字是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而引起的，随经济周期波动而增减。结构性赤字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果，而周期性赤字是经济衰退的结果和表现。区分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对于判断产生赤字的主要原因和对政府的财政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
自建国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按当时的统计口径，从1950年到1978年，我国有10年发生过财政赤字；而从1979年至2011年32年间，除了1985年外，按照现行口径计算，每年都有财政赤字，甚者在2010年，中国更扩增财政赤字至10，500亿元，创造了建国以来之最。对于我国来说，财政赤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支是否平衡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我国由于以前经济基础薄弱，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经济才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中，“改革”做出了突出贡献。众所周知，政府要实施各项改革措施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产生的额外开支对财政的压力非常大；同时，从收入上，为了追求经济稳定，保证民众征收，财政收入没有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赤字是难免的。
（二）人口数量和经济结构等因素也是我国产生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我国拥有超过13亿人口，并且从经济结构来讲，农业比重大，而且农业生产水平比较落后，国家财政要满足占全球1/5人口的生存、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行、基础建设的进行、社会安定团结的维系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等一系列需求，财政支出属于刚性增长，调节的弹性和空间非常小，这也是导致我国财政赤字出现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都是支大于收，但性质上还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经济体制和结构已经相对稳定，市场竞争比较充分，市场成为指挥经济活动的无形的手。这与我国财政赤字产生的主要原因截然不同，我国的财政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代价，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这种改革和发展性质的财政赤字也将随之逐步缩小甚至消失。
三、我国财政赤字状况及经济影响分析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发展，GDp连续多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我国政府也针对经济形势安排了不同的财政赤字规模，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表1）国家在安排财政支出时，是根据经济形势和以往财政支出情况。一般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可分为紧缩性和扩张性两种，从紧的财政政策，旨在遏制物价快速上涨；宽松的货币政策则是为了刺激经济，拉动消费。根据表1，2007年之前，我国经济已经持续四年GDp增速达到或超过10%，经济发展平稳，物价比较稳定，所以国家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但在2007年，我国物价涨幅明显比以前提高，股票泡沫逐步出现，同时国际上次债危机爆发，经济又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所以国家在2008年度财政政策上，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到2008年底，由于受到国际经济危机蔓延传导影响，导致我国经济受到了重创，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政府大幅加大了财政赤字规模，紧急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借此来扩大内需和刺激经济的复苏，所以2009年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全球经济在持续复苏中，但基础还不稳固，国际环境也比较复杂，部分欧洲国家还在被财政危机围困，基于此，我国政府继续加大中央财政赤字规模，财政赤字预算达到历史上最顶点的10，500亿元，同时2，000亿元的地方债务，财政赤字率也达到最高峰值2.8%，延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让我国成功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2011年受到前两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4万亿刺激计划影响，我国物价快速上涨，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显现，为控制通货膨胀，国家缩减了赤字规模，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了2%左右；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国际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国内经济基础也还不稳固，政府继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但出乎意料的是，国内物价持续上涨，因此央行连续五次提高利率水平，并第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货币政策也逐步偏紧，转变为稳健货币政策。
由此可以看到，采用何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采取扩张性还是采取紧缩性政策，需要安排多大规模的财政赤字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经济平稳时，安排适当规模的财政赤字规模，采用稳健的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可以通过安排大规模的财政赤字，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来促进产出。财政赤字是一把双刃剑，对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财政赤字能引起通货膨胀，甚至国家破产，但是通过财政赤字可以将经济中未利用或者未完全利用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很多国家都会有意识地利用财政赤字来调节经济发展，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我国也不例外。
四、对我国财政赤字的对策建议
（一）理性控制财政赤字规模。我国近五年来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一度接近3%的警戒线，但还是未超过国际公认的红线3%。而且我国尽管赤字规模较大，但由于经济总量大，并且财税收入比较大且平稳，因而财政赤字一直处于可控范围内，不会引起大的经济问题。但另一方面，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率虽然还在安全边际线之内，考虑到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面临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所以更加要防范和化解财政赤字风险，控制规模，加强管理。我国大规模财政赤字，很大程度上属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代价，但也因为实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分开，很有可能存在地方隐形财政赤字和大量平台债，存在比较高的风险，因此对于财政赤字规模要慎重，不能单一看到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要综合考虑控制财政赤字规模和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两方面因素。
（二）适当降低税率，而不是一味增收。一直以来，我国尽管持续出现财政赤字，但是中央财政收入也在多数时间是增收的，根据2009年中央财政决算报告，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35，915.71亿元，比2008年增加3，235.15亿元，增长9.9%，完成预算的100.2%。可以看出，即使在经济极为艰难的时期，中央财政收入也保持超收，对企业和劳动者税务造成的压力非常巨大，引起了企业和劳动者的不满，长远来看也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该适当降低税率来让企业和民众得到真正的实惠，特别是注意实行结构性减税，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减税呼吁上，须有明确的结构性减税实施指导细则出台；再者，通过仔细测算，降低税率并不一定意味着财政减收。
（三）提升自身管理能力，减少政府管理支出。我国政府管理支出费用滚雪球般的增长，与党政机关的铺张浪费不无关系，但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却是行政管理部门的“内卷化”困境。“内卷化”意味着政府机构不是靠提高现有组织机构的效能来推动社会发展，而是靠扩大非正式机构，把它们内卷于正式组织之中来行使权力，意味着政府治理结构既没有突变式的发展，治理效率亦没有渐进式的提高，而是在一个层面上无休止地内旋、内缠、内耗和自我复制。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约4万个乡镇，大多数配备“七大班子”，包括党委会、政府机关、纪检委、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和武装部，显然，这是正式机构内卷出来的正式机构，根本不具备合理性，而这种叠床架屋、职能重叠的行政管理模式，政府管理费用又焉能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赤字压力，所以应该进入深层次机构改革，以此提升政府自身管理能力，切实减少政府管理支出。
（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我国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统计数据表明，从1982年到2011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2011年中央财政支出（包括转移支付方面）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医疗卫生、农林水事务总额仅占当年整个支出的10.4%。我国政府提出关心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为中心，有利于摆正政府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体现在财政支出上，就是财政不能以生产性开支为主，而应该以社会转移支付和福利支出为主。与国际通行的财政支出理念和标准相比，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还需继续推进，应该统筹兼顾，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主要参考文献：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4
关键词：财政协调；欧债危机；财政政策；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开始发行，欧元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02年，欧元开始正式流通，标志着欧盟基本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在欧洲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欧元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全权交由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成为了欧盟货币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下呈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统一性；而财政政策则由各成员国制定，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分散性。要解决这对矛盾，根本上要协调好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从政策的层面上讲，则是要在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下做好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协调。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欧盟的重视，并先后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公约》和《马约》对各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国债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约束，如《公约》和《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累计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0%，年度预算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公约》和《马约》的约束力或者说各成员国对《公约》和《马约》的执行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当危机来临之时，各成员国更多的是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顾欧盟的整体利益，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要真正发挥《公约》和《马约》的作用，达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与统一，还要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危机持续蔓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这种危机气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欧洲的主要核心国，德国、法国，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主要的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而欧洲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一度下滑，失业率攀升。此次欧债危机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这次欧债危机也再次警醒我们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也使我们重新研究与分析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顾
在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方面，李腊生等在研究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时，提出了区内国家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假设，认为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欧元区国家竞争性的财政支出而导致的[1]。李羡於梳理了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提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本次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等建议[2]。
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董书慧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提出了实现财政协调可供选择的3种路径：财政联邦制、财政一体化模式、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的财政体系[3]。黄立新梳理了欧元诞生以前欧盟在实现国家财政政策协调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货币一体化后，欧元区内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是阻碍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4]。苏苏等从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赤字相关性的角度对欧元区财政政策的协调进行分析，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成员国基本是遵守《马约》和《公约》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不顾《马约》和《公约》的约束扩大赤字，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5]。刘力军认为，政府未能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是从短期利益出发，各国竞相扩大财政支出，是本次欧债危机的根源[6]。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尼古拉斯・韦龙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对银行的监管，这些制度性因素是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维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机构来制定财政政策，使得各国的财政政策难以做到从欧元区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出发，缺乏协调统一，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8]。
（二）不足与创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欧债危机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对其原因进行探索，多是浅层次的分析，而少有从一个角度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更少有从财政政策协调的角度来深层次地论述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的。第二，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较少。第三，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欧元区本身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论上的论述，少有结合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来进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与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两个维度的互动进行研究；二是在对欧元区财政协调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实证分析，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来分析欧元区的财政协调问题。
二、理论分析（一）欧元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开始于二战之后，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大陆一直在谋求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当欧元登上历史舞台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欧元区实现经济与货币的一体化。然而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并没有向经济与货币一体化一样如此顺利，尽管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欧盟对外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实际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是远远要落后于他们在经济和货币上的一体化的，而这种制度上的政治一体化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欧元区，各成员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仅保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洲中央银行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控制货币的发行；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制定，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因此各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降低本国的失业率、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维持本国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虑欧元区整体发展的。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相应的协调与统一，出现危机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欧元区财政协调的“失灵”
尽管欧盟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过《马约》与《公约》建立了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欧盟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这种预算制度明确规定财政来源主要由自有财源（包含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按共同关税税率征收的关税）和各成员国上缴的摊派（由各成员国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缴）构成。此外，还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确立了欧洲税收一体化的一些基本原则[8]。
但是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一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仍然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或者说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欧元区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难以起到有效的调控。相反，各成员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等综合效应的最大值为政策目标[9]，都希望以最小的调控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免费乘车者”的政策思维最终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协调“失灵”。这里的财政政策协调“失灵”指的是当欧元区当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元区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各成员国未能提出既兼顾本国利益又符合欧元区整体利益的财政政策，而是选择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顾欧元区整体利益来制定本国财政政策的情况，当这种“失灵”开始“泛滥”之时，引发的必将是欧元区经济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欧债危机正是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表现。
（三）财政协调“失灵”与欧债危机演化路径
尽管签订了《马约》与《公约》，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最终还是打破了《马约》与《公约》的约束，或者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弊端最终爆发，并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下面我们将从理论上梳理欧债危机背后财政协调机制是如何“失灵”并最终引发危机的。
1.降低失业率成为主导的调控目标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各成员国面对着经济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象，纷纷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各成员国所能实现的只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中，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各成员国只能寄希望于欧洲中央银行，而又由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如奥肯定律中所说的一定的函数关系（即如果失业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员国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了充分就业。
2.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主导的调控手段
欧元区各成员国普遍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较好，由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作用，再加上为了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降低失业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便成为了欧元区各成员国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政策选择。对于欧元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来说，为了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物价上涨、赤字扩张等不良后果，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处理。
3.从财政协调“失灵”到债务危机
当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财政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能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的避免不是说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欧元区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在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财政协调似乎已经“失灵”，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如何使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财政扩张政策。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其结果都是赤字的扩张和债务的增加，随着《马约》与《公约》中对国债比重和赤字规模等方面的约束纷纷被突破，一场大规模的欧债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实证分析（一）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相关性分析
该部分选取的指标为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用来衡量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方向与规模。该指标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占GDp的比重的数据求得。选取的是2009～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塞浦路斯的数据缺失，因此笔者选用的是除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16个欧元区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马耳他、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运用eviews软件求得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政策跟踪审计；关键环节
一、新时期大型商业银行政策跟踪审计的新内涵
对于国家审计机关来说，政策跟踪审计是指按照中央审计委员会的工作部署，对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相关政策实施所需资金的筹措、使用、管理及其绩效情况，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开展审计监督的活动。跟踪审计在监督财政资金的管理使用、防止损失浪费、促进相关政府部门完善制度、改进机制、细化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开展政策跟踪审计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大型商业银行内审部门根据国家审计机关的要求，对本行贯彻国家大政方针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开展的跟踪审计；二是就本行决策层和董事会贯彻落实国家大政方针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相关制度、办法或细则在全辖分支机构的落实与成效情况开展的跟踪审计。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大型商业银行立足自身职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大金融科技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增强信贷投放，为抗击疫情、托底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加大金融支持稳企业保民生力度方面，减费让利、纾困贷款、贷款展期、续贷、延期付息、以物抵债、债转股、降低利率、减负本息、为中小微企业办理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是否存在未积极对接企业需求、明减暗增、以贷收费、存贷挂钩、大量贷款脱实向虚、空转套利、模糊统计口径、数字扶贫、以创新名义掩盖风险规避监管等，需要内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2021年1月4日，财政部了新版《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对已有的商业银行绩效评价办法进行了新的完善和修订。在新的评价体系中，共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发展质量、风险防控、经营效益四个维度。其中新增了服务国家发展目标和实体经济评价维度,下设服务生态文明战略情况、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情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完成情况、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控”完成情况等四个二级指标。在评价导向上，更加突出服务国家宏观战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微观经济等综合经济效益，引导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提高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及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响应国家宏观政策，精准投放信贷资源流向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以上这些都是大型商业银行开展政策跟踪审计需准确理解和把握的新内涵。
二、实施政策跟踪审计需把握四个关键点
一是要清楚政策跟踪审计审什么。在日常工作中，既有短期效力的政策，又有需要长期执行落实的政策。开展政策跟踪审计时，审计人员需提高政治站位，具有大局意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政策的实质。政策是纲，其他是目，所有的经营过程和审计行为都要围绕政策展开，所有的经营效果和审计结果都要服务于政策。要精准判断审计对象对政策的理解是否准确；传导是否及时；执行是否到位；效果是否达到预期；问题、堵点和痛点在哪里，是否具有普遍性；存在的问题、难点是否具有不可改进性；整改是否及时、到位，风险是否得到化解。二是要把握政策跟踪审计与常规审计的差异性。一项政策从落地到产生效果，一般都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而评判政策的效果，不仅仅是经济效果，还有非常强的外溢社会效果和示范带动效应，有时候外溢的社会效果远远大于或重要于可量化的经济效果。所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若出现偏差与失误，带来的后果也远大于某单项业务的风险。开展政策跟踪审计时，不仅要从业务视角看问题，更要从政治层面看问题；不仅要关注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经济效益没问题不等于政策落实无偏差；不仅要揭示风险，更要深度剖析问题背后的政策缺陷、制度漏洞、管理盲区和各层级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担当。常规审计通常都是事后进行，是某项业务结束后的一系列审计行为。虽然查出了问题，但已是既成事实，纠正起来难度较大，成本也较高，责任追究也较麻烦。政策跟踪审计可采取事前介入、嵌入监督、跟进监督、多维度监督、全流程跟踪、全过程审计。此外，政策跟踪审计与常规审计在审计样本的选取和审计手段上也有明显不同。常规审计着重于一个个问题点，由点联成线，每一个问题点都要查深查透；而政策跟踪审计强调的是整体性、全面性，是一个面，需强化全量业务分析，淡化传统抽样，由面再来找点，通过问题点来验证，每个面都要查准查实。三是要在政策跟踪审计过程中充分用好大数据技术。随着智能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大量应用，大型银行服务数字经济、服务供应链和价值链、服务科技创新的能力明显增强。执拗和习惯于传统的审计思维，往往很难适应并完成政策跟踪审计任务。并且移动支付和无接触式交易带来的便利，使得本已海量的数据快速增长，不具备大数据审计思维、不具有大数据审计技术或者离开大数据审计是很难胜任政策跟踪审计任务的。商业银行正经历着从业务信息化、数字化，到信息数字化、数字价值化的变革，数据是一种宝贵资源，若没有相适应的审计能力体现数据的价值，所拥有的资源就只是闲置的资源。在审计过程中，要加快由经验选样审计向全量数据化审计的转变,不论是结构化数据，还是非结构化数据；不论是银行内部各大业务系统的会计数据、统计数据、报表数据，还是来自外部国家机关、监管部门、第三方机构和公共网络的数据，都要借助“数据+模型+算法”的方式，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测平台，充分运用Rpa（Roboticprocessautomation，自动化流程机器人）、python、SQL、SpSS等技术手段，有效解决大数据环境下长期困扰审计人员的信息不对称难题，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发现问题，然后进行分类汇总和原因分析。四是要实现全流程跟踪与全过程审计的共融互促。政策跟踪审计要达到预期效果，全流程跟踪与全过程审计的有机融合是关键。如果仅仅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如政策落地一年后开展政策执行情况审计，这时经济结果和外部效果已经形成,时间机会成本和资源浪费都已成为不可逆的事实，此时得出的审计结论很难客观评判政策本身的有效性，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判断。若政策开始实施时审计就同步介入，政策实施到哪里，审计也跟踪到哪里，就可以有效避免政策跟踪审计在错误的时点得出不恰当的结论。全流程跟踪在前、全过程审计随后，全流程跟踪为全过程审计提供保障，全过程审计为全流程跟踪进行评估。主动而不被动、及时而不失时点地以非现场监测为手段的审计跟踪可以有效发现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苗头性问题、理解性偏差，随后的审计则揭示和纠正已出现的偏差和苗头性问题，形成良性互动。
三、提高政策跟踪审计质效要确保四个不可缺少
“十四五”期间，需进一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接受外部国家审计机关政策跟踪审计的频次会增多，力度会加大，同样根据本行决策层布置开展的政策跟踪审计的频次也会进一步增多，审计力度也会进一步加大，审计重点也会进一步突出，要使银行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关键堵点，持续加大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更好地服务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就需要在审计实践中增强使命感，不断提升政策跟踪审计的质效，以高质量的政策跟踪审计引领和保障国家有关决策部署在大型商业银行落地生根见效。第一，保持政治定力，提升政治站位不可缺少。在实际工作中，政治站位不高、政治领悟力不强、政治执行力不够，往往很难找准政策跟踪审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具体表现在：一不聚焦，没有敏锐性，靶向不明，不能对标对表政策的背景、内涵、红线、底线；二不精准，泛化和浮于表面，不能由表及里地准确反映政策执行效果，使得审计效果大打折扣，继而不能为政治监督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导致政策制定者面临错判、误判的决策风险。第二，不断探索和丰富以非现场监测为主要手段的全流程跟踪方式方法不可缺少。随着算力的快速提升，集约化、智能化和立体化的非现场监测预警系统可以为全过程审计提供重要的支持保障。要把审计数字化、数字化审计融入监测过程，形成分析建模、实时监测、风险预警、跟踪督办、反馈优化的监测工作流程，借助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生物识别、深度学习和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探索实现多维度分析，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实时同步监测、远程监测和基于ai技术的智慧监测，提高审计跟踪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前瞻性。第三，及时督促审计对象纠偏差、查风险、堵漏洞、补短板、强弱项不可缺少。政策跟踪审计不仅仅要深入揭示各层级人员政策执行不到位的问题、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风险、违法违规问题和案件隐患，查找内部控制缺陷和不足，更要对问题整改进行持续跟踪，及时督导审计对象即时纠改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误区、盲区和痛点，如“包装式”落实、“选择性”执行，避免风险交叉传染与共振放大。立行立改可以有效减少政策执行的机会成本，确保政策措施高效推进，更好地发挥政策效能。在整改过程中，要体现一体化整改、系统性整改、根源性整改，防止碎片化整改、材料式整改、变通式整改、数字式整改，只有问题点没有整体面的整改。第四，充分发挥审计推动相关政策措施落地落实落细的促进作用不可缺少。政策跟踪审计不仅仅是履职，校正偏差，更要成为政策落实的推动员，实现增值服务。大型商业银行内部审计要始终把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在本单位的有效落实作为首要职责，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一丝不苟的奉献精神，不断拓展政策跟踪审计的深度和广度，细化和优化政策跟踪审计的机制和流程，完善对政策执行的评价报告办法，加强质量控制，提出合理化管理建议，促进国家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有效落地实施。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6
作者：姚峰
世界财政经济统计,顾名思义,就是对世界各国或国家集团的财政经济现象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我国与世界各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多,很有必要重视和加强这方面的统计工作。下面结合我们的工作实践谈谈进行世界财政经济统计的体会。
一、翔实的资料是进行世界财政统计的基础。进行世界财政经济统计,并使这种统计成为对领导决策有益的东西,就必须做到资料全面、系统、真实可供统计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各种公开的、内部的、国际的、国内的、历史的、现在的以及预测未来的书刊。由于书刊资料浩如烟海、纷纭繁杂,就使得世界财政经济统计工作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而要求我们做有心人,随时注意搜集、剪辑资料,并按国民经济和财政经济进行分类整理。为了使领导了解一国的经济全貌,要注意选用一些能反映其经济实力,又能与其他国家对比的综合性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及其增长率等。对财政资料,要注意搜集预、决算数字,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
二、完整、准确的统计数据是进行统计分析的前提。经过搜集、整理得到的大量的数据资料,因其来源不同,往往是零散的、互不相关的,有些数据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要使统计分析科学、严谨,还必须对这些数据资料进行鉴别、加工:首先要弄清其指你体系、口径和计算方法。如东、西方国家计算国民收入的方法就不同。前者采用的是物质生产体系,后者采用的是国民帐户体系。由于二者的指标体系不同,概念上有区别,口径也不一样,在进行比较时,就得换算。对财政方面的数字,还要弄清该国的财政管理体制、预决算制度、收支统计口径等。第二,将选定的统计指标进行排队,弄清每一个指标、每一个数据的涵义。在通过搜集而得到的材料中,往往既有相对数,又有绝对数,所以,还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加工和计算。最后,将有关统计数字绘成统计图表。
三、作出有理有据的统计分析,是进行世界财政经济统计的最后环节。为了方便决策部门运用世界财政经济统计资料,在完成数字统计、绘表以后,还要用一定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归纳。对比分析法,是我们进行统计分析常用的基本方法。通过对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财政政策及其给经济、财政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后果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国民经济和财政发展中成功之处和存在的问题,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供决策部门参考,是我们进行世界财政经济统计的目的。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7
一、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其中中央财政赤字8500亿元，地方财政赤字3500亿元，用中央地方债券予以解决，这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集中表现，也是针对目前经济下滑和财政减收的压力，稳中求进保增长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我国从去年开始，出口订单减少，企业成本升高，经济下滑压力大，对此，以求多列赤字，增大财政投资的力度，解决财政支大于收的局面，扩大内需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实现7.5%的GDp增速。现在世界上美国、欧盟等国为应对债务危机，都在压缩财政赤字，以求减税和减支来走出财政悬崖和债务危机。我国反向而动，增列财政赤字，主要是基于国内经济走势而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
二、财政赤字没有不行，太多了不行，关键要掌握好“度”。我国受计划经济影响，相当长一段时间强调财政收支平衡，实行零赤字财政预算，这也是计划经济低速发展的原因之一。这次适度安排赤字财政是一个进步，但是赤字不可过大过高，注意规避财政风险。世界上经济惯例是一国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国债规模不能超过GDp的60%，以此为上限规避财政风险。我国这次确定1.2万亿元财政赤字规模，已达GDp的2%，接近于风险控制线，已无再增发的空间和余地。为此，今后要加大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减少“吃饭财政”的支出比例，抓紧机构改革，精简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编制的数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才能彻底减轻财政赤字增发的压力。
三、增列1.2万亿财政赤字的利弊分析：怎样看中国设定的1.2万亿财政赤字为应对国内外经济运行的诸多变数和复杂局面，增列1.2万亿元的财政赤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一分为二地用辩证思维来看待和理解。
（一）从正面看，今年列出1.2万亿元财政赤字的目的和意义。
一是有利于增加财政支付能力，增大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更多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稳中求进保增长。
二是有利于增大财政对民生的支持力度，更多向民生工程加大投入，用积极财政政策配合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民生优化战略，加大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推动城镇化建设，多办民生实事，切实提升民众的幸福指数。
三是助推和支撑全国的结构性减税。结构性减税从去年1月开始在上海试点，10月推广到13个省市实行，推行以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两税合一减轻企业负担。同时对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降低增值税率，引导和助推经济结构调整。今年要分期分批在全国推广结构性减税，这也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结构性减税，这对企业来说是利好消息，可以减轻企业负担，长远看有利于培养税基、壮大财源，为今后经济发展和财政增收积累潜能和后劲。但从财政角度看是利空消息，结构性减税直接带来财政减收，增大地方财政压力。现在是两难的选择，不实行结构性减税，企业受不了；推行结构性减税，财政受不了。为此必须用增发国债高列赤字的办法，缓冲和应对结构性减税给财政减收带来的压力，以此为结构性减税留出操作空间，支撑此政策在全国推广。
（二）辩证地从另一角度看财政赤字过大也会带来更大风险，要积极应对和规避。
一是财政赤字过高会增大财政风险。高列赤字也是财政的举债行为，发债过多，赤字过高，运营过久，会增大财政偿还风险，一旦资金链断裂会突发财政风险。我国直接的显性债务并没有超GDp60%的上限，但我国隐性债务很多，乡村债务、养老金财政支出缺口等隐性债务尚没有计算在内，真正全口径债务也是很吓人的。现在需要全国上下增大风险忧患意识，不能再走举高债谋高速这种粗放增长的老路子。为此，转方式调结构迫在眉睫，以此规避中国版的“财政悬崖”。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8
对于这次减税政策的效应到底如何，还需要仔细分析。
全民减税用心良苦
根据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的“美国近十年来最全面的税收法案”，这真是一次“全民减税”，把将于2010年12月底到期的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全民减税政策延期两年。两年中，减税政策总额可能近9000亿美元，包括布什时期减税的4580万美元，其中3830万美元的费用用于延长对收入少于25万美元的家庭减税，大约750万美元则是对高收入家庭的减税延长成本。另外，失业救济金560亿美元，社会保障税达到1200亿美元，个人税收抵免400亿美元，房地产税88亿美元。免税额将提高至500万元，而最高税率降至35％。还有营业税减免和美国政府已经估计出用于研发的费用将达到1000亿美元等。
这应该是一次“全民减税”。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几乎是对所有美国纳税者的边际税率的大幅度降低。一是对个人及家庭收入的减税。根据减税延期法案，未来两年，年均收入约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可继续享有逾2140美元的税收减免，年均收入约31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可继续享有逾9300美元的减税减免；夫妻年收入在11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单亲美国家庭，均可继续享有每名儿童每年1000美元的税收减免。此外，减税延期法案将薪资税率由目前6.2％降至4.2％，减税期暂定为一年。以此计算，年收入约4万美元的美国人，2011年可额外领取近800美元工资；年收入约10万美元的美国人，2011年可额外领取近2000美元的工资。二是对资本利得的减税。法案大幅度降低股息收入所缴税率，2003年开始把原先税率为0％和15％的收入区间所对应的新税率降低到5％，2008年进一步减为0％；而原先大于15％的其他税率级别将统一减至15％。三是将美国居民遗产税免征额设定为500万美元、最高税率定为35％等。此外，还有延长失业救济法案，这是针对长期失业者的失业救济，这项计划将为失业长达99周的美国人提供持续13个月的失业援助金。此外还将把公司税下调两个百分点，以及允许全面削减针对设备购买活动的费用，这项费用必须在长期内被削减。
减税效应象征大于实际
减税，应该皆大欢喜。但究竟对美国经济有多少效应?这要从多角度予以详细分析。
当然，减税的“指导意义”，或者说是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虽然受到方方面面的担忧。责难，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比较积极的一面，或者说至少比欧洲经济的情况要好得多。这一点从美国道指在万点上站稳就是证明。然而，要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恐怕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因此，在一片责难声中，美联储还是最终推出了“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而这一次美国政府的8580亿美元减税法计划已经超过了美联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6000亿美元的总额，似乎有“第三轮经济刺激计划”之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美国国会领导人也把减税法案称为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助于对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的积极影响。白宫预测认为，第一年使政府得到额外2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也有评论认为在奥巴马减税方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希望，而在奥巴马对外宣布了上述计划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也纷纷上调了对2011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不仅美国政府是“积极的”，市场上也不乏乐观想法，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出现攀升。因此，减税对提振市场信心有其客观上的帮助。
但是，短期的市场反应是不能代替真正的经济效应的。那么，这次减税到底对美国经济有多少实际效应呢?
第一，从减税的力度与效果分析并不统一。根据一般经济学原理，减税是典型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可以激励居民将减免的部分税收用于消费，从而在经济乘数作用下达到增加实际均衡产出水平的作用。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减税的力度。减税的力度将直接关系减免政策的效果。二是涉及到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减税政策的作用就大，反之则小。只有这两者统一，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这次政策是加大了减税力度的，但更多表现为富人的“福音”，因为原来奥巴马设想的遗产税免征额为100万美元，而实际是500万美元，税率为35％。而560亿美元的失业保险金和1200亿“工薪家庭”的工资税等却相对逊色一些，即使撇开减税方案使得税后财富的分配可能趋向更加的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减免的收入有多少再投入消费呢?这就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问题了。从当时布什政府减税后的 项有关家庭如何处置退税支票的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1.8％的人将退回税款主要用于消费。显然，这一数字从当时理论和事前预测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减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仍然值得疑虑。
第二，从这次减税能否带动就业的角度分析，实际效果也不容乐观。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评论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报告中认为，减税在宏观经济中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使经济回到潜在增长路径，二是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为，较低的工资税率可以激励人们增加就业和工作时问，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可以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使得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资本投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整个经济中的工资上升。而2010、2011年的美国的经济情况、就业形势与以往有明显不同。9％―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可以说，现在不是谁不愿意就业的问题，而是缺乏就业岗位的问题。工资税率的降低恐怕难以真正增加就业。同时，资本利得税率的降低即使可以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也难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事实上，美国现在根本不缺“钱”，缺的就是信心。
第三，减税政策的“边际效应”可能不断下降。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布什政府已经在2001年、2003年、2008年三次推出减税计划。从实际效果看，2001年的减税法案不仅规模最大(根据计划安排，全体纳税人在2001年至2010年间可以少缴1.3万亿美元税款)，而且使得美国化解了由于“9・11”事件对美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引导美国进入新轮经济繁荣周期。第二次减税法案也是中规中距，对2004至2007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也起了不小
的作用。总体上，由于前两次减税政策是对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的大幅削减，对美国经济作用还是明显的。但第三次减税政策似乎没有这么“幸运”，除了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外，减税政策“边际效应”的下降也是事实。反对者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极低也归咎于此，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延长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第四，这次减税与布什政府减税的市场和政策环境极不一样，尤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当前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从2001年到2003年6月的两年半中，美联储13次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而当前的美联储已经实施零利率政策，根本无法再降息。实际上，2001年布什政府减税与美联储不断降息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帮助了美国经济在2002年和2003年的复苏。或者说，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和美联储扩张型货币政策共同作用导致了经济复苏，而不是减税政策单独作用的结果。然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美联储推出的“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市场流动性过分充裕，减税政策的市场效果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减税政策效应作十分准确“预测”，但对减税效应还是不能太乐观。后续问题棘手
减税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或将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长，这恐十自是奥巴马政府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赤字问题一直困扰美国政府，虽然各个政府都声称要降低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却有不断增长之势。2009年9月奥巴马在“财政责任”峰会开幕时宣布其财政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并强调了控制财政赤字的必要性。他表示，如果在解决目前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不同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那美国就将面临陷入另一场经济危机的危险。同时，他宣布将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使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削减一半。
可在2010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却表示，“超过万亿的预算赤字已持续了年，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预计赤字水平将会达到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赤字源于两场战争、两次减税决策和一次成本高昂的处方药计划。”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2011财年以及2012财年财政赤字的最新估计，即便布什减税法案不再延期，2011财年赤字也将达到1.1万亿美元，2012财年达到6650亿美元。再加上原有存量债务，至2012年底，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占GDp比重或将超过68％，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实际上，这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奥巴马做出的8万亿美元赤字预测。如果按照国会预算，政府坚持当前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不变，加之可自由支配的开支随着经济而增长、新医疗保健政策开始执行以及布什减税政策得以延长，那么10年基线赤字将接近13万亿美元。
而评级机构似乎把问题看得更严重。穆迪公司在2010年12月13日的评测报告中认为至2012年底，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将超出72％，这一数字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测结果大，风险也大。穆迪表示，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法案势必对其财政状况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这一负面影响很难被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完全抵消。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9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数字经济方面的政策篇10
《财经》特约作者徐多
全国税收收入动辄大幅增收的好日子一过就是十几年,在2009年,这种好光景突然不见了。
在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非税收入激增引发社会热议。从200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达27%,超出同期税收收入增速将近20个百分点。
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仍大,增税政策又不甚明朗,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压力仍然会比较大,财政预算赤字将再次接近1万亿元,但占GDp的比重有望继续控制在3%以内。
完成预算无虞
根据财政部的统计,2009年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为55687.26亿元,同比增长7.1%。记者从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人士处获悉,11月单月的税收收入增幅同比大幅增长,增幅超过42%。
其原因一是由于目前经济企稳回升,企业活力增强,纳税款额增加;二是由于去年下半年税收增速已大幅回落,同期基数较低。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权威人士分析,由于2009年12月的税收收入仍将出现大幅增长,这也使全年税收收入增幅将高于8%,但预计不会超过10%。据了解,8%的增长率,正是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的计划增幅。
在财政收入方面,2009年1月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63393.1亿元,同比增长9.2%。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院长马海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12月的财政收入增速至少不会低于前11个月的增速,因此完成全年财政收入的预算任务并无悬念,“预计全年增长会在8%多一点”。
根据2009年初的财政预算,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6230亿元,增长8%。
进入新世纪以来,税收收入连续跨越新台阶,2007年收入增长达到历史性的33.7%,即使从1950年开始算起直至2008年,税收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超过14%。多年前的人们也许很难预知,此后的2009年,相关部门会为税收收入达到8%的计划增长费尽力气。
由于税收收入一般会占到财政收入的九成左右,因此税收不景气状况也拖累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就这种严峻形势,财政部部长谢旭人2009年6月曾表示,2009年中央财政预算执行的主要问题是财政收入下降较多,收支矛盾突出,完成预算任务艰巨。
2009年跑税务口的记者,都很难从国家税务总局拿到收入数据,而在往年逐月数据常常是捷报频传。
数据难拿、税务部门三缄其口的原因,并非没有数据,而是数据“难看”。尤其在2009年的前五个月,受国际金融危机逐步加深的影响,全国单月税收收入连续减收。直到6月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实现2009年度首次增收。其后,单月税收收入增速才呈加快态势,并连续实现正增长。
据记者了解,税收收入不振的主要原因在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长时间减收。仅从2009年前九个月来看,增值税同比下降2.4%,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0.4%,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收更是下降了26.7%和8%。
尽管同期消费税、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保持较快增长,其中比如2009年前九个月国内消费税同比增幅高达79.1%,但由于所占比重相对较小,不足以扭转整体下滑的态势。即使从200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国内增值税收入同比仅增加0.3%,企业所得税也仅增3.6%。
记者几经采访后获知,尽管2009年以来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增收面临巨大挑战,但财政收入完成全年预算任务还是没有悬念,即全国财政收入完成66230亿元,年增长8%。
在判断2009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时,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网首席经济师梁优彩表现得更为乐观,他认为2009年财政收入增长将超过10%,达到67510亿元。
在分析财政收入增长的原因时,马海涛表示,首先是中央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挥出效用,一揽子刺激政策主导经济企稳向好,也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二是税务部门深挖潜力,强化税收征管,加强税务稽查,比如加强对个人所得税和白酒消费税的征管;三是政策性因素较多,比如新年伊始开始实行的成品油税费改革,使相关消费税收入大幅增长,2009年5月还提高了卷烟消费税税率并增加了征税环节。
马海涛同时也认为,2009年11月的财政收入之所以出现30%以上的激增,2008年同期收入基数较低是不容回避的因素。
而由于许多不确定因素依旧存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仍大,增税政策又不甚明朗,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压力仍然会比较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现有宏观调控政策基本框架不变的情况下,2010年财政赤字规模占GDp的比例不会突破2.9%。
在2009年9500亿元的基础上,2010年的财政赤字规模将继续增长,达到1万亿元以上。
非税收入激增
据记者了解,造成2009年主体税种减收,从而给财政收入增收带来压力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回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下降,企业利润继续下滑,一般贸易进口额大幅下降,造成相关税种减收。所影响的税种,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其二,2009年实行的结构性减税政策,造成相关税种减收。从2009年1月1日起,作为一揽子刺激计划的组成部分,试点多年的增值税转型改革终于向全国铺开。仅此减税政策一项,全年的减税规模就达到1233亿元。
同时影响增值税增收的,还包括同期开始实行的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政策。
此外,企业汇算清缴适用所得税税率降低,导致企业所得税减收较多;取消或降低多种出口商品的出口关税等政策,影响了关税收入;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也使得税收减少。
在税收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财政收入之所以还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与财政收入中的非税收入激增直接相关,这一局面也曾引发社会热议。从2009年前11个月的数据来看,全国非税收入7705.84亿元,同比增长达27%,超出同期税收收入增速将近20个百分点。
对此马海涛表示,2009年全国狠抓非税收入增长属于应急的措施。对于有些地区来说,税收收入增长的潜力很小,非税收入方面则增长较快。
马海涛认为,在当前经济发展的特殊情况下,国家必须实行扩张型政策,需要组织更多收入用于支出,因此抓非税收入也是正常的。“只是需要强调的是,组织非税收入的举措可以考虑,但问题在于如何提高这部分收入的规范性,并考虑将其纳入预算管理,这是个大事。”
减税增税存疑
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企稳向好,毕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经济新形势下,2010年的税收调控到底应该如何作为?增减之间,颇费思量。
作为在特殊经济形势下推出的重拳措施,增值税全面转型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单项税制改革减税力度最大的一次。2010年中国将继续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届时是否还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出台?
“不太实际”,这是财政部财科所税收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孙钢给出的判断。他表示,增值税全面转型政策在2009年属于新生事物,但到2010年就常态化了。从目前的财政状况来看,2010年进一步出台大规模减税措施的可能性不大。
孙钢说,2009年末明确的2010年开始实行的减税政策“都是零星的”。比如小型微利企业所获的一年期所得税优惠,企业所得税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项政策涉及的企业数量可能非常之多,但由于只限于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因此减税的实际规模不会很大。”
而在车辆购置税方面,2009年对小排量汽车实行减半征税,而2010年改为只减四分之一进行征收,虽然总体还是减税,但优惠幅度缩小了。同时,二手房交易的营业税优惠政策2010年也将收紧,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两年恢复到五年。
“2010年在刺激消费方面肯定要进一步出台举措,但不一定会直接体现在减税政策上,可能体现在财政补贴方面。比如在‘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上,提高财政补助标准。”孙钢向记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也持类似观点。朱青对记者表示,2010年实行的小型微利企业减税政策,减税规模非常之小,无法与增值税全面转型政策相比。
他认为,经过近年来的不断突破,中国的主体税种改革目前已基本告一段落。“可以说,2010年可用的税收调控减税政策不多,最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再有所调整,如果涉及其他税种也多是微调,难有大动作。”
如果说减税的空间不大,那么在经济回升向好的过程中,经济活力逐步增强,2010年是否会有增税政策出台,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
孙钢认为,相对于减税举措,增税措施何时出台亦难把握。比如体现为增税的资源税改革,两年来财政部已经向国务院多次上报方案,但由于种种因素国务院始终没有下决心推出。“2009年下半年曾有很好的时间窗口,但在临门一脚的时候还是搁下了。”
他认为,国务院的顾虑主要是担心资源税加税后会增加企业成本,最终有可能推高物价。以目前的情况进行预计,通胀预期形成之后,2010年的物价形势与2009年相比更不乐观。“上面何时下这个决心,我们很难判断。”
目前较为紧迫的税制改革几乎都涉及增税内容,从税制角度来看,这些改革都属于完善税制的举措,应该尽快推出。
但是,税收政策毕竟还是要服务于经济全局,从目前的经济运行形势来看,中央考虑的问题较多、较为复杂,所以很多税制改革相对就显得不那么急迫。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对记者说,增值税法和车船使用税法2010年将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计划。“目前这两个税种政策还属于行政法规,2010年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可能性很大。”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在所提交的车船税法草案中,也涉及较大幅度增税的内容。而财产税和行为税多个税种的改革,包括房产税、耕地占用税等,下一步都有增加税收的内容。环境税设计方案2010年将进一步完善,该税种无疑也属增税范畴。
赤字将超万亿元
2009年12月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中国经济工作面临六项主要任务,其中之一即为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马海涛表示,无论如何,2010年财政增收的压力应该还是有的,因为毕竟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依然存在,包括外贸和内需,财政支出的压力也会更大。
梁优彩说,预计2010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长将在9%左右,通货膨胀率如果在3%水平,那么GDp实际增长将达12%,再加上税收弹性,2010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更高。依此判断,2010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也将居于高位。
此前有媒体报道,财科所所长贾康在2009年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表示,2010年赤字规模占GDp的比例不会突破2.9%,但按此比例计算,绝对额可能突破1万亿元。
记者就此向贾康求证,他解释说,1万亿元赤字规模是自己基于一种假设条件做出的判断,即现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基本框架不发生改变。如果2010年经济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宏观政策基本框架有变,赤字规模也要相应做出调整。
梁优彩也认为,2010年的GDp总量将达36万亿元,如果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内,赤字规模就是1万亿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