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1
非洲各国植棉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表现为原有主要棉花生产国多数发展缓慢，甚至下降，而原先很少植棉的国家产量却成倍、十几倍地增长。原有主要生产国发展缓慢以至下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改变单一经济实行农业多样化、其他经济作物的竞争、政局变化引起的经营混乱等。乌干达的棉花播种面积曾居非洲首位，总产量曾仅次于埃及、苏丹居第3位。十几年来，乌干达的棉花生产大大下降，按产量已退居非洲第9位。主要原因是受咖啡的竞争。乌干达的老棉区集中在维多利亚湖北岸，那里气候适宜、土壤肥沃。20多年来，因在这个地区种植咖啡费工少而每公顷收益却高于棉花2一3倍，因此大批农户压缩棉田，扩种咖啡。这些年中，虽然在基奥加湖以北发展了新棉区，却并不足以弥补老棉区棉田的减少数。同时由于老棉区忽视棉花的栽培管理，新棉区的自然条件又较差，故棉花的平均单产与总产量均大幅度下降。埃及革命以后，为了解决国内粮食供应，不断压缩棉田面积，改种粮食作物。以1974一1978年与1952年相比，棉花种植面积从76.1万公顷缩小到57.4万公顷，计减少‘24%。在此期间，通过改善灌溉条件，加强.栽培管理措施等，棉花单产从每公顷产皮棉533公斤提高到661公斤，尽管如此，总产量仍下降7.3%。1961年以来，苏丹棉花产量增长了12.8%，但主要归于六十年代的增长。当时因阿特巴拉河新灌区的开发以及在中、南部草原带扩大旱地植棉业等原因，棉田面积与棉花总产量迅速上升，至1970年前后达到种植面积50.2万公顷、总产量22.9万吨的最高，水平。进人七十年代后，随着农业多样化政策的贯彻执行和谷类、花生、芝麻等作物的扩大种植，棉花生产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原有主要棉花生产国中，乍得是唯一发展明显的国家，十多年来，棉花总产量共增长70%。这是同这个深处内陆的国家既未「发现重要矿产资源，而自然条件、运输上的困难又不利于发展其他经济作物的特定条件有关。迄今棉花仍是乍得的首位出口货物，常年占出口总值三分之二左右。为鼓励农民植棉，减少世界市场价格波动对农民收人的影响，政府对棉农实行保证价格制，并设有“棉花稳定基地”。一些原先很少植棉的国家，其棉花生产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几乎无例外地都是实行农业多样化政策的结果。历史上塞内加尔是典型的单一花生经济，花生出口值占出口总值75一80%，几乎支配着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独立以后，塞内加尔实行农业多样化政策，发展棉花即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1960年以来，棉田面积几乎从零发展到3.7万公顷，皮棉产量达到1.6万吨。估计全国有30万人参加与棉花生产有关的经济活动。象牙海岸独立以来实行的农业多样化政策很有成效。它根据境内各地不同条件发展不同作物，既丰富了农业生产和出口的内，容，又使各地区的农民都可以从多样化政策中得到收益。一方面压缩南部热带雨林区原有的棉田，另一方面又在不宜种植多年生热带作物而宜于植棉的北部草原区，把棉花列、为重点发展作物。十多年来，全国棉田面积扩大40%，总产量却增长6.8倍。津巴布韦植棉业的发展是在另一种政治背景下实行多样化的结果。1965年当时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片面宣布“独立”，成立”罗得西亚共和国”，遭到国际上的普遍反对，‘许多国家对它实行经济制裁，造成对外贸易的严重恶化，特别是主要的出口农产品烟叶面临销售的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白人统治当局被迫调整作物种植比例，满足国内消费和适应新的外贸形势。植棉业即是在这种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自此以后，棉田面积扩大了14.6倍，棉花产量增长18.1倍。
生产水平逐步提高
自1961年以来，非洲皮棉单产提高了11.8%，从而使总产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种植面积的增长速度，这也标志着生产水平的提高。除少数例外，原有的主要棉花生产国大都是在压缩或稳定原有棉田面积的基础上，通过提高单产来保持或提高总产量水平，即朝集约化的方向发展;原先很少植棉而十余年来棉花发展较快的国家，其特点是单产普遍较高，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避免粗放经营，有些国家还在水浇地上发展大规模商品性生产，建立稳产高产的棉花基地，前述津巴布韦萨比一林波波河流域与埃塞俄比亚阿瓦什谷地的棉花发展就是很好的例子。从整体来看，非洲棉花生产的水平还很低，全洲平均单产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64%，居世界各大洲的末位。但是洲内生产特点和生产水平的地区差异很大。大体上说:北非以生产长绒棉为主，大都种植在水浇地上，耕作管理较细致，单产较高，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除一些新发展的棉区外，皆以生产中、短绒棉为主，多为旱作并与其他作物轮作、混播，经营粗放，单产很低。十多年来，无论是北非还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棉花生产水平都逐步提高。以埃及和坦桑尼亚为例:埃及的棉区全部集中在尼罗河谷地与三角洲，皆实行人工灌溉。灌溉方式过去有引洪漫灌和常年灌溉两种，随着阿斯旺高坝和配套渠系的建成，现在已基本实现全棉区的常年灌概，还兴修大量田间排水工程以防止次生盐渍化。埃及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过去棉花均由农民自行种植，结果棉田分散并与其他作物夹杂分布，给灌水与田间管理造成很大困难。•现在正大力推广统一的三年轮作，即每个村子的土地分成三大块，经过调整，每个农户在这三大块中都有.自己的小田块，实行统一的轮作，每一大块每季只种一种作物。这样就可以在大面积土地上进行拖拉机犁耕、机电排灌、飞机治虫等，而播种、除草和收获仍由各户农民自行处理。t统一的三年轮作为应用现代技术提供了条件，从而促进植棉业水平的提高。采用良种和推广使用化肥、农药也是埃及植棉业不断走向集约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目前全部棉田均已实现良种化，为防止品种混杂和退化，禁止农场和农户自行留种。棉种皆由国家举办的种子基地负责生产和供应。为鼓励棉农施用化肥、.农药，政府还实行低价、补贴、贷款、赊购等各种办法。目前，埃及平均的施肥水平是每费丹(相当于0.42公顷)施基肥20吨加过磷酸钙100一200公斤，间苗后追施硝酸按20一30公斤。在推广农药方面，规定棉花生长初期治虫由农民自行负责，后期虫害大量发生时刻，则由国家免费为棉区飞机喷药。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埃及棉花的单产水平已进人世界前列，仅次于以色列、墨酉哥、希腊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坦桑尼亚因多年受旱等原因，棉花单产的提高不明显，但植棉业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棉田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维多利亚湖南岸，其次是东部各区。栽培管理十分粗放，故棉田往往草荒严重，除烧毁染病植株外对防治病虫害也无其他办法。独立后，坦桑尼亚政府在1973年成立“坦桑尼亚棉花局”，加强生产和管理工作，它经常组织农民召开讨论会、种植示范田，•还为农村培养棉花技术员。政府用贷款和补贴的办法资助棉农，棉农可向政府机构赊购化肥和农药，收获后偿付一半，另一半由政府补贴。加强育种和种子管理是坦桑尼亚发展植棉业的重要措施之一。多年来已经育成一批抗枯萎病和抗黄萎病的品种，分别向西北部和东部棉区推广。为加强种子管理，规定棉花种子统一由农业部门控制，所有种用籽棉集中轧花，播种前种子在轧花厂用杀菌剂拌种消毒后发放给农民。为防止红铃虫从邻国传入乡在姆特瓦拉、鲁伍马与姆贝亚等部分地区划定棉花检疫区。针对田间管理粗放的经营特点，政府提倡和推广早间苗、早松土、勤除草和施肥等措施，也已初见成效。有些地区的化肥施用量已达到每公顷施113公斤硫酸铁和250公斤过磷酸钙的水平。
减少原棉出口
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很少纺织工业，许多植棉地区被迫出口原棉，进口棉纺织品。坦桑尼亚独立前，英国殖民者在达累斯萨拉姆设立棉花拍卖所，操纵棉花市场，把棉价压低到伦敦市场价格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同时又高价销售棉布，从中牟取暴利。像苏丹这样一个重要的棉花生产国，独立时竟没有一家稍具规模的纺织厂，所产棉花绝大部分运销国外，所需棉布却几乎完全依靠进口。非洲国家独立后，为了发展民族经济，纷纷发展本国的纺织工业，使原棉出口状况发生显著变化。以1978年与1971年相比，非洲原棉出口量从97.8万吨减为52.6万吨，共减少了46%。1971年非洲棉花出口量占总产量的74%，到1978年出口量只占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在原有主要产棉国中，埃及的纺织工业基础较好，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愈来愈多的棉花留作国内纺织工业的原料，出口量从1971年的33.3万吨减少为1978年的13.3万吨。而棉纱棉布出口值已占棉花与棉制品合计出口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坦桑尼亚、乌千达等国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原棉出口量都明显下降。苏丹棉纺织工业发展较迟，现在国内正在建设7座纺织厂，预计投产后不但可满足国内的棉布需求，还可以出口，其中友谊纺织厂已于1976年完成第一期工程并部分投产，故近年来苏，丹的原棉出口量已开始出现下降迹象。在原先很少植棉的国家中，多数国家扩大种植棉花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供应，少数，是既满足国内供应也争取有部分出口。1961年以来，埃塞俄比亚棉花产量增长了6.5倍，但随着原纺织厂扩大生产能力和新建阿卡基、巴哈尔达尔等棉纺织企业，增加的产量已全部作为原料被吸收，不能提供出口。象牙海岸的原棉出口量在1971一1978年间保持在每年1.6万吨上下。目前国内即将建成两座较大的棉纺织厂，其中仅阿格博维尔纺织厂按设计能力每年就可加工原棉1.2万吨，所以象牙海岸能否继续出口棉花也难以肯定。
小结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2
虽然棉花这种植物从古代起就为西域绿洲的居民所熟悉，他们又是从其近东的邻居那里获得这一切的。棉花丝毫未引起古代汉人的注意，他们的衣着方式受丝与麻这一对基本对衬物支配。丝绸这种珍贵的织物出自蚕对桑叶的加工，当时就已经被比定为一种植物产品。它仅限于供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穿戴，从而确保了它的一种特殊地位。与生产或制造丝线有关的所有技术操作(养蚕、采摘供幼虫食用的桑叶、缫丝、纺纱和织绸布)均属于“女红”的范畴。从仪礼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明确的。纺织丝绸是于座落在封闭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对绸匹要实施非常严格的质量监控。平民百姓只能仅满足于比较粗糙的纤维织物，诸如线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纺织相反却属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农”或“工”的劳动范畴。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纤维属于一种不受法规条律控制的农村手工业之范畴。这些织物并不被计算在由古代社会稽核家们制订的“标准预算”之中，因为这些稽核们首先将农民视为谷物种植者。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很早就进入了商品流通系统，这种特征便意味着纤维植物是做为“经济作物”而种植的，以供应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活动。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到了一件被断代为后汉的文书，其中提到了商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这些商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来并于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相反，我们只掌握很少一点有关使用动物原料做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资料，诸如褐布和毛皮等。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部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多年来，数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证明了棉花的手工产品(土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磨损的产品，从而导致史学家们思考这种生产模式的有效性。据此认为，中国于南京条约签订的翌日，遂向西方贸易开放，可能会引起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并促使农村社会的解体，于是便加速了该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关系。在18世纪时，中国仍以先进的经济强国的面目出现，既出口其侈奢手工业的成品(丝绸、瓷器、漆器和细棉织品)，又出口它几乎拥有垄断权的物品(如茶叶或生丝)。它同时又仅仅进口有限数量的“异国”舶来品，以进口白银而结算其外贸。中国在20世纪时，在其移民地区的范围内失去了贸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有关棉花的研究导致我们使这种景象变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广州的商人从18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进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运输费用的价格差。通过海路进口外国纤维，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赣江逆流而上地运输中国棉花更为便宜一些。毫无疑问，在国门开放之后，商业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反向流动。因为19世纪的统计数字确实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中华帝国出口原棉，进口制成品、棉纱和棉织品。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们早在1830年就生产普通的棉织品，其效益要比中国的手工业主们好得多，所以他们自认为以其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处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陈钟毅和赵冈提出的论证的话，那么其演变实际上要更为复杂得多。与英国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国在数十年中继续进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织品，这种形势仅仅从1880年起才开始颠倒过来。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现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趋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点是棉花纤维生产过剩、出口原棉等与进口棉纱和棉纺品的重大发展相联系，从而弥补了当地棉纺品生产的逆差。这种新的局面却仅仅持续了20一30年。从20世纪的转折时期起，更具体地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期间)，中国利用国内外资本而取得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至于该国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棉花进口国和棉纱出口国，而外国棉纺品的进口商业都崩溃了。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3
关键词：高职高专；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专业；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264-03
一、设置专科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专业的必要性
（一）棉花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我国植棉历史悠久，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棉花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植棉面积在8000万亩左右，年产量在600万吨左右，每年棉花消费量在1000万吨左右，消费缺口在400万吨左右。”[1]全国棉花加工企业18000多家，从事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的人数达到数百万人。棉花产业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生产棉花，涉棉农民1亿多，棉花生产是主产区农户的主要产业，在农户家庭经营中，种植棉花成了农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棉花生产、加工、流通、纺织等环节组成的产业链链条完整，具有较强的系统优势和辐射效应。”[2]棉花加工企业、棉花经营企业、棉纺织企业、服装企业也解决了大量的城乡劳动力就业问题，对日益加剧的劳动力就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意见明确要“探索推进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的改革，切实保证农民收益，启动东北和内蒙古大豆、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3]；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粮、棉、油等大型企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将极大地调动棉农种植棉花的积极性，促进棉花产业的发展。
（二）产业发展对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加大
加入wto后，我国棉花行业正进行历史性结构大调整，实施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信息技术、智能设备、系统控制、节省能源等成为当今棉花产业发展的趋势。棉花加工与经营行业的竞争逐渐由过去的“粗放型数量扩展和低成本劳动力竞争”转为“高质量、高品位、高附加值、高端市场、自身品牌”的竞争。近几年，为适应棉花产业的发展，棉花加工设备加快了升级换代的步伐，一些产能高、自动化程度高的设备逐步取代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设备；棉花检验的方式也由过去的感官检验和仪器检验逐步调整为先进的仪器检验为主，检验的技术参数也逐步与国际接轨；棉花经营方式从计划调拨、寻求关系网络到多种形式的产业化经营等，这对棉花行业从业人员的要求随之提高。
目前，全国棉花的生产主要分布在新疆、河北、湖北、山东几个大的产棉区。其中，新疆的棉花产量占了全国棉花总产量的半壁江山。但上述主要产棉区棉花加工、检验的从业人员，学历结构呈低学历化状态，其中中专以上学历的不到10%，加上缺少行业规范，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学历、职称、岗位资格证书要求不高，对职工的培训也不够重视，对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带来了直接的影响。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有了专门培养棉花加工和棉花检验专门人才的机构，到了七八十年代，陆续有许多中等专业学校开办棉花加工、棉花检验、棉花经营专业，这些学校为棉花产业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中等专业人才。但至今全国没有一所学校培养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专科层次的高等专业技术人才。人才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随着棉花加工与经营行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智能化设备的应用，棉花经营方式的改变，行业对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也日益突出，设置专科“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专业符合行业发展的需要。
二、设置专科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专业的可行性
（一）良好的师资队伍为开设专科“棉花加工与经营管理”专业提供保了重要保障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我国就有了专门培养棉花加工专门人才的机构，到了七八十年代，陆续有数十所中等专业学校开办了棉花加工、棉花检验、棉花经营专业，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形成了一支学历、职称和专业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和创新观念强的教师队伍。以江苏商贸职业学院为例，江苏商贸职业学院的前身为首批部级重点中专江苏省南通供销学校，1978年开设棉花检验专业，1980年开设棉花加工专业，目前从事棉花加工、检验与经营教学的专职教师有16人，其中达到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11人，双师型教师9人，12人获得“棉花检验员”或“棉花加工工”的“技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主持、承担并部级棉花加工检验与经营方面的课题一项，省部级课题数十项，多人被企业聘任为专家或技术顾问，为棉花加工、经营企业的发展解决了不少技术问题。学校数十年主持、承担全国供销社系统、农垦系统的棉花加工、检验与经营人员的培训工作，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行业特有工种（棉花加工与检验）鉴定站。2000年更名为江苏省南通商贸高等职业学校，2013年经过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报教育部备案，更名为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成为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院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原来开设棉花加工、棉花检验、棉花经营的近十所中等职业学校都已经升格为高等职业院校。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4
棉花价格大起大落
山东省德州市是全国重点产棉区之一，常年植棉面积200万～300万亩，但近几年面积逐年减少，2008年289万亩，2009年230万亩，2010年仅有155万亩，是近11年来面积最少的一年。
去年新棉上市后，受国内棉花减产、需求量增加、供需缺口扩大及游资炒作等因素影响，籽棉收购价格迅速飙升，从9月初4.20元/斤左右，快速上涨到11月上旬的7.20元/斤左右，两个月内上涨71%；比2009年同期上涨一倍，屡创历史最高价位。皮棉销售价格从9月初18300元/吨快速上涨到11月上旬32000元/吨，涨幅75%，比上年同期上涨128%，也连创历史新高。
11月11日后棉价开始大幅下跌。11月底四级籽棉收购价降至5.30元/斤左右，皮棉价格降至26000元/吨，之后又缓慢上升，至春节前籽棉价格升到6.00元/斤左右，皮棉上调到28000元/吨左右。春节后受国内外棉花期货价格暴涨影响，现货价格也大幅跟涨，籽棉收购价2月中旬升至6.40元/斤左右，皮棉升至31000元/吨左右。2月20日后，皮棉、籽棉价格又下滑，目前籽棉收购价格在5.80元/斤、皮棉28500元/吨左右。
由于棉花价格起起伏伏，部分棉农观望惜售、持棉待售，截至目前德州市收购进度80%左右，比往年低15%左右，部分棉农手中还存有大量棉花。
种棉收益大幅增加
去年8月上中旬，德州市发生持续大范围高强度降雨及连阴天气，对棉花产量和质量造成了极大影响，籽棉平均亩产仅有410斤左右，比正常年份减少20%以上，但由于价格较高，棉农收益比往年增加。
种棉收益：按平均亩产410斤、平均售价5.70元/斤计算，亩产值2337元，扣除种植直接成本395元/亩（底肥90元、机耕35元、种子60元、播种15元、地膜20元、农药60元、追肥93元、灌溉22元，不包括人工费、包地费用及雇人拾棉费用），加上每亩良种补贴15元，亩收入1957元。
种粮收益：按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平均亩产1020斤、玉米平均亩产1120斤，小麦平均售价1.02元/斤、玉米0.96元/斤计算，种粮食亩产值2115元。每亩小麦直接种植成本351元、玉米种植成本298元。亩产值扣除直接种植成本（不包括人工费），再加上每亩83元的种粮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种粮亩收入1559元。
种棉花比种粮食每亩多收入398元，但仍比种辣椒等其他经济作物收益少。
农民植棉意愿不高
种棉收益增加，但今年德州市棉农的植棉积极性并不高，其主要原因：
一是种棉机械化作业率低，费工费时。种粮从种到收基本实现机械化，用工大大减少，省下来的时间外出打工，月收入最低一两千元，高的达到三四千元，远比种棉花挣钱多、来钱快。
二是2010年度棉价虽高但大起大落，棉农的心也七上八下，挫伤了棉农积极性。至今夏津、武城县棉农还有20%多的籽棉没有出售。
三是种棉政府补贴少。种粮有良种补贴、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每亩共计补贴约98元；种棉仅有每亩15元的良种补贴，没有种棉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
四是棉花受自然灾害影响比较大，8、9月份若发生连阴雨或涝灾，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会大受影响，而粮食作物抗涝能力较强，产量影响较小。
种棉花费工费时、比较效益不高、农民挣钱门路的多样化，使农民植棉积极性越来越低。据德州市棉花协会调查，虽然去年籽棉收购价格屡创历史新高，但今年德州市植棉面积与上年基本持平，处在近10年来的最低点。
国家制定最低保护价
2010年度棉花价格大起大落影响了棉农的种植积极性，为稳定棉花生产，保护棉农利益，保证市场供应，3月30日国家出台了《2011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从今年9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在新疆、山东等13个棉花主产区将实行棉花临时收储制度，标准级皮棉最低价格每吨19800元，采取不限数量敞开收储，相当于今年新棉收购有了最低保护价。据德州市棉花协会测算，每吨19800元的最低收储价，折算成籽棉最低收购价4.50元/斤左右，按正常年份籽棉平均亩产510斤计算，种棉花比种粮食每亩多收入340元左右。但种棉花费工费时，不如种粮食省事，也不如种辣椒等经济作物收益高，更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多，种棉有优势但不是特别明显。
据调查，虽然棉花有了托底收购价，棉农心里踏实了，但19800元/吨的收储价格比目前市场价低8000多元，籽棉4.5元/斤的最低价也比目前市场价低1.30元左右，而且棉田面积一般都是年前预留，因此临时收储政策的出台对今年棉花生产影响不大，棉田面积大幅增加的可能性较小。
棉花产业仍需扶持
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是我国仅次于粮食的大宗农产品，也是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棉花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消费占到46%，全国有4000多万个植棉农户、涉及1.4亿棉农人口，纺织企业从业人员2000多万，创造产值逾千亿元，棉花是棉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山东省既是生产大省，又是用棉大省。近几年棉花面积维持在1200万亩左右，总产100万吨左右，仅次于新疆，位居全国第二；棉花收购加工企业569家，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5394家，纱锭3000余万枚，年用棉量450多万吨，纱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居全国第一位。
德州市是传统的产棉区，土质和气候适宜种植棉花。多年来，农民积累了丰富的植棉经验，且大面积种植优良品种，单产提高，最高地块每亩籽棉达到700斤以上。目前，全市共有棉花收购加工企业200余家；拥有规模以上纺织企业415家，纺纱能力500万锭，产能为全省的1/7、全国的1/20。德州年用棉量50万吨左右，而实际棉花产量不足20万吨，棉花自给率仅1/3左右。全市有近80万农民从事棉花生产，还有15万职工从事棉花加工、流通经营和纺织工业，可以说棉花产业是全市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据中国棉花协会调查，虽然2010年度棉价一路上扬，国家又出台最低保护价，但由于种棉费工费时、比较效益不高，2011年全国植棉面积预计仅增长5%左右。调查显示，2011年山东省植棉面积同比将下降0.6%，总体呈现持平略降的趋势。
近几年，我国棉花产量在600万～700万吨，产需缺口300万～400万吨，产不足需的矛盾将长期存在，棉花价格将在高位运行。
面对植棉比较效益不高、农民植棉意愿下降的现实，今后棉花产业将走向何方？业内专家认为，只有提高了棉花种植比较优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才能激发棉农植棉热情，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建议棉农可适当增加棉花面积。
首先，应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目前，对种植棉花的政策扶持仅限于良种补贴，而且每亩仅有15元，对农民的吸引力并不大。国家应参照种粮补贴办法，出台种棉补贴，同时增加种植棉花农资综合补贴；出台扶持棉花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优惠政策；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在主产棉区建立优质棉基地县。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5
［关键词］棉花产业化；经营现状；发展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19-0075-02
1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现状
1.1棉花产业化经营的情况
由于受到经济计划条件的影响,我国的棉花产业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但我国却早已经对棉花市场具有一定的需求,现今,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过去的棉花的收购价格主要是由市场的形式来决定,但是,随着棉花市场的开放,在市场经济和国家政策指导下,我国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显然已经成为了市场化经营的最佳方式,将棉花的种植生产、加工、经营以及消费衔接成为一个整体。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将生产、流通、纺织加工和销售为一体化的领头棉花企业,为真正实现棉花产业化经营管理的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2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阻碍
当今,我国实施的棉花产业体制及其基本政策的目的在于稳定棉价,以保证在棉花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集中资源的分配,保障人民的生活。尽管这一体制有所成效,但是它只是适应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仍然存在很多弊端,在我国向当今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很多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障碍。首先,棉花资源的分配仍然延续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很难适应整个市场环境,是棉花产业化的产业链发生偏差,并且在利益分配、价格管理、政府调控、企业经营等多方面受到来自产业链两头的制约,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很难使棉花产业化经营得到协调稳定的发展。其次,目前,由于我国棉花产业的管理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和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棉花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等产业环节和领域过于分离,间接性地加大了棉花产业管理的费用和成本,同时也使得我国很难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和统一有序的棉花产业化经营市场。接着,由于现在棉花产业的经营模式仍然要通过行政授权,棉农只能进行种植和生产,无法参与棉花的加工流通领域,增加了棉花的流通环节,这使得棉农丧失了棉花生产销售的主体地位,降低了他们劳动的经济效益,进而使农民丧失种植棉花的积极性,而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措施。再次,棉花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主体不能很好地适应市场,满足不了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需求。现今,大多数棉花生产的主体还是很分散的小规模个体,直接导致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很难实现棉花产业化经营。最后,实现棉花的产业化经营也能促进棉纺织企业的发展和棉花产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在我国类似这样的领先企业较少,不能够积极地带动棉花产业的发展,同时对棉花以及相关产品的深度开发的水平还比较低,阻碍了棉花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进程。
2棉花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的分析
2.1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必要性
通过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来调整棉花产业的生产布局和结构,来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并形成地方化和专业化种植的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产业链,以此来促进棉花产业的生产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棉花的产业化经营也有利于增加科技因素,当今激烈的竞争市场,对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有强烈的需求,所以说提高科技水平的开发和运用是很必要的。同时,领头企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棉花企业的生产、加工以及销售的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实现整体上的产业增值,并进行利润的及时返还,这些都有利于增加棉农的收入,降低农民的市场风险,有效地解决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这样也可以扩大棉花产业的规模,降低生产加工和流通的成本,提高棉花产品在整个市场中的竞争力。
2.2棉花产业化经营的优势
在我国开展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有很多优势,第一,国家很注重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同时,在政策和经济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用于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国家也对此成立专门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领导小组,对产业化的发展进行组织领导。第二,国内进行了棉花体制的改革,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提供了比较宽松的行业内部环境,扩展了棉花的流通渠道,也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可能。第三,“七五”以来,国家和地方联合投资了大量资金在主产棉省的棉花生产基地的建设上,建设目标在于良好的种育体系,为棉花的种植提供了生产基地和齐全的设备,这些都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部分基地的棉加工厂在棉花的销售经营方面与科研单位进行了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相关制度和产业的一体化经营进行了探索,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同时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措施
棉花产业在受到企业管理体制和法规政策的影响下,也涉及科学研究、生产、加工、纺织、经营以及销售等各个方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加快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措施。
3.1将现有的棉花产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由于我国的棉花产业的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分割了棉花产业的一体化经营,增加了棉花产业管理的费用和成本,同时也不利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棉花产业化经营的形成,由此可见,应从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总体角度出发,改变我国现有的棉花产业管理体制。首先,对现有的相关政府的管理部门进行一定调整,制定统一协调的棉花产业化经营政策,真正地实现统一的一体化管理,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支持政策,来促进棉花产业化经营。其次,可以通过改变政府管理的相关职能,调节棉花的总储备量和进出口量,来建立棉花产业风险的保障机制,同时,对棉花的生产和流通进行间接性的调控,发挥市场机制在棉花的价格的形成和资源分配中所起到的作用,为棉花产业化经营营造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
3.2加大棉花产业管理体制中的科技创新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纺织行业对棉花的品质要求也随之增高,但是,我国在棉花的质量上面却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棉花的长度类型比较单一,高档棉花的比强度也比较低,满足不了纺高支纱的需求,并且各生态区存在的主要问题也各不相同。同时,我国种植的棉花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但经济效益却相对偏低,这直接导致了我国棉花价格的升高,从而,在国际棉花市场上失去了一定的竞争能力。通过加大棉花产业管理体制中的科技创新,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通过对棉花品种的技术创新,培育高产量、优质、抗逆等在多方面具有先进性的棉花新品种。其次,对专用棉的新品种进行培育和与开发,如生产有机棉,这将会很大的促进我国的棉花产业及纺织工业的发展,具有较好的产业化发展前景。最后,充分利用棉花副产品的技术研究,对棉花的副产品进行深度的开发,这样才能实现棉花的产业化经营。
3.3推进棉农的合作组织
建立并推进棉农的合作组织是整个国际棉花产业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对棉农的合作组织进行广泛的推广与实施更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由于市场对棉花的需求,棉农必须进入市场,加上我国棉花的生产过于分散,生产风险也很大,由此可见,建立一个代表棉农利益的新型棉花经济市场,也就是棉农的合作组合,这样不但能够解决棉农的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分担以及回避风险的机制,进而从根本上保护棉农的切身利益。其次,要实现棉花生产的集约化、区域化、规模化以及专业化,必须要培育棉农的合作组织,它可以在组织内部逐步实现集约化生产和适度规模经营,实现棉花生产的更大规模的专业化,从而获得更具规模的经济效益。因此,培育新的市场主体,将棉农合作组织进行广泛的建立和推广,是棉花产业化经营的组织建设要求。
3.4建立统一而有序的棉花市场
为了实现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在国家的政策和宏观调控下,应该注重培育建立起既符合于中国国情,又能与国际经济市场相接轨的棉花市场体系。随着棉花产业化经营的逐步放开,在所有具备条件的产区或销售区域,以棉花产业化经营机构的现有设施为基础,建立棉花批发市场,使已经得到国家资格认可的棉花企业和大型的棉农合作组织进行入场交易,实现产销的直接见面,批发市场上价格不受任何限制,公平竞争,可以在现有的批发市场的基础上,新建或依据其他交易所,开展棉花期货交易业务,进而与国际棉花的市场进行接轨,由此可见,建立统一而有序的棉花市场可以为棉花的产业化经营提供必备的交易场所。
3.5加强领头棉花企业的发展
在农产业中,棉花产业是属于一种比较弱质的产业,尽管社会的收益很大,但是自身的经济效益却很偏低,这就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通过国家对棉花产业的投资和政策上的宏观调控来扶持棉花产业上的领头企业,让这些领头的大企业来带动的棉花产业化的经营,这也是加快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进程的一条最根本也是最经济有效的途径。通过领头的棉花企业的雄厚基础条件和强带动力,来开阔市场,引导棉花的生产和深度加工。领头企业与当地的棉农合作组织进行结合,通过融资,发展成具有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形成较大规模的一体化产业集团,以此来带动整个棉花产业的发展,加快我国棉花产业化经营的进程。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6
(一)乡村经济统制与经济掠夺
日本经济统制与掠夺依然是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研究的重点。但与以往相比,近十年来沦陷区乡村经济统制与掠夺研究不再限于宏观地探讨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而是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加强微观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个案分析来透视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与掠夺。如胡华对日本的棉花统制进行了研究。周德华以吴江为例,考察了日军在沦陷区掠夺粮食的种种方式。经盛鸿全面梳理了日伪政权在南京郊县实施的对粮食、棉麻丝等农业资源的掠夺政策和“农业增产运动”及其后果。丁晓杰对日本在蒙疆地区实行的贸易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进行了论述。宝音朝克图则从家畜统制政策、羊毛统制政策、粮食统制政策三个个案分别考察了伪蒙疆政权的物资统制政策。这种微观的个案研究与宏观的论述相比,能更加具体地反映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及其对中国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二是通过对日伪组织的考察更加深入具体地论述日伪统制政策的贯彻与执行,体现了近十年来沦陷区经济研究视角下移的趋势。解学诗运用日伪档案,详细考察了满铁是如何充当日本对华北棉花、粮食等资源进行经济统制与掠夺的急先锋。他以满铁为视角解读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堪称对日本经济侵略研究的创新。丁晓杰考察了日本为实行畜产统制政策而设立的蒙疆畜产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背景、经过、业务内容,从畜产经营机构这一独特视角来揭示日本的掠夺性经济政策。他对日本在蒙疆地区的蒙疆羊毛同业会、蒙古皮毛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绵羊改进会等的研究,填补了国内外史学界这一研究领域内的空白。他还考察了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的设立及活动,认为它在农业科研领域内配合贯彻日本的大陆政策。从日伪经济组织的活动这样一个较小的视角窥探日本对中国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有利于我们详细了解日伪经济统制政策的具体实施,克服了以往宏观概括性研究的不足,视角可谓独特新颖。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这些以企业和科研机构面孔出现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参与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
(二)战争状态下的农副业生产
长期以来,沦陷区经济研究“停留在革命化的‘揭批’层面”,这对于揭露日本的侵略,是极其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不能使我们完全了解日本侵略下中国沦陷区的乡村社会经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人们是如何生产与生活的。因此,我们需要对日本侵略之下的社会经济实态进行微观考察,探析日本侵略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近十年来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新成果,主要涉及战争状态下农村雇佣关系、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乡村手工业的异变以及乡村经济的衰变。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考察了沦陷时期东北地权结构的演变,认为日本通过“地籍整理”和百万移民计划,大肆掠夺土地,使地权高度集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极大变化,即自耕农阶层基本瓦解,佃农和雇农成为农村最大群体;传统意义的地主退出历史舞台,汉奸地主得以形成与发展;日本移民成为东北农村的特权阶层,使租佃关系在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上有新的发展。于春英对伪满时期东北的农业雇工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日本入侵使雇工经历了诸如雇农数量激增、雇农内部结构变化、雇佣劳动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上升、雇农群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雇工形态及雇工工资的变化、雇工生活水平下降等一系列极为显着的变化。她的研究还表明伪满时期的水田面积和水稻产量逐年增加。然而这是日伪强制水稻种植导致的畸形发展,在水稻种植扩展的同时,东北农业却处于衰退状态。李淑娟深入分析了伪满前期的农业危机、大豆生产的衰退、鸦片种植对农业生产的冲击等。华北沦陷区方面,王加华与王士花的研究颇值得注意。王加华考察了抗战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认为战前以棉花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种植比率呈上升趋势,粮食作物呈下降趋势;抗战爆发后,棉花与粮食作物收益对比发生变化,棉花种植比率下降,小麦、甘薯、粟等粮食作物比率上升,这体现了农民对生存安全的考虑。王士花的研究同样表明抗战爆发后粮食的种植比例上升,但日本的侵略对华北的粮食生产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影响,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及产量的减少。对于华北沦陷区棉花的生产,她认为尽管日本大力推行植棉政策,但日军的入侵严重破坏了农村的农业生产力;日商控制棉花市场,压低棉价,使农民种棉无利可图,纷纷弃棉种粮,因而华北沦陷区的棉花生产锐减。她的新着《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是其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展示了沦陷后华北农村社会实态的主要方面。织布业、制丝业等是近代中国乡村重要的家庭手工业。战争对这些乡村手工业产生了什么影响,战时手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形态,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彭南生提出了“半工业化”理论来描述抗战前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其理论核心是区域外市场的开拓和手工业技术的进步。而战争则破坏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机制,中断了“半工业化”进程。顾琳认为战争撕裂了高阳织布业所依赖的外部关系网络,使高阳的商人资本向城市转移,而留在乡村的织户则难以继续生产。日本侵略者试图恢复织布业,但因原棉、棉纱的紧缺,均告失败。与华北乡村织布业的衰落不同,吴惠芬对江浙地区蚕丝业的研究表明,城市缫丝厂衰败,而大量缫丝工人转移到农村从事家庭缫丝业。在当时独特的政策和环境下,乡村的缫丝业得到一定发展,但其始终在日本的掌控之中,服务于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政策。马俊亚分析了战时江南农村的衰变,人口锐减,大量耕畜被捕杀,农具被破坏,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江南农村长期处于米荒中,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副业经济均惨遭破坏。战争打断了江南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江南农村的贫困化程度。
(三)农村商业贸易与市场
学术界探讨了各沦陷区之间、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的商业贸易往来、走私活动,以及沦陷区基础乡村的市场交易体系变动。周宗根考察了沦陷区以粮食为中心的南北物资交流。他认为,日本在占领区实行“分治合作”政策,日本对华北、华中物资交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华中的粮食支援华北的经济开发和接济华北民食。但华中“维新政府”与汪精卫政府对南北物资交流则比较冷淡。在沦陷区与国统区物资流动方面,齐春风论述了两者之间的粮食走私活动。他认为,抗战时期日本通过高价诱购、自设米行、奸商设行的方式策动粮食走私,大量的粮食从国统区流向沦陷区,造成国统区粮荒的局面,抢米风潮频发,给国统区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日本的政治阴谋提供了可乘之机。战争对乡村市场交易体系造成了什么影响,战时的市场交易与战前相比有何变化,王士花以棉花和粮食的流通为例作了具体探析。在棉花流通方面,抗战前华北棉花交易基本是自由竞争,日伪时期华北棉花协会公定价格统制华北棉花的流通,由华北棉花协会的会员日本洋行来从事棉花的收购。这使七七事变前的棉花流通体系遭到严重破坏,被战时统制体系取代:天津和济南等终点市场失去众多棉花来源,棉花交易中心地位几乎丧失;棉花运输手段发生变化,除山西外的华北沦陷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地方集散中心;中国棉花商沦为日本洋行的附庸;上下级市场之间建立起来的物资交流联系被切断,最终棉花的商品化受到严重阻碍,华北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她还考察了山东棉花流通市场在抗战前后的变化。粮食流通方面,受战争及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粮食流通的渠道、机构、方向、手段等都发生了极大变化。粮食流通的初级市场集市大量减少,农民改变以往的售粮方式,多在自家庭院卖给前来收购的小贩;粮栈成为日本商社的收购人;大城市粮栈的运输职能丧失;一些粮食集散市场的中转职能改变;铁路、卡车及牲畜的运输量增加。
(四)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生活
战争给农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沦陷区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又是怎样的,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对此有所探讨。陈静根据日伪调查资料,分析了北京周边农村农民的生产和收支情况,认为日伪当局虽在农业生产组织和技术上采取了一定措施,但效果并不明显。同时农民负担急剧增加,农户普遍破产,生活极度贫苦。李淑娟论述了日伪的“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她认为“粮谷出荷”以极低的官定价格,根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掠夺农民的粮食,使农民的生活质量受到极大影响,陷入极端粮食不足状况,体质急速下降,疾病、自杀、死亡率增高。同时农民抢粮事件频发,农民生活在悲观恐怖的环境中。此外,李淑娟还考察了日伪时期东北大豆经济衰落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受世界经济危机和日伪经济统制的影响,东北大豆经济急剧衰退,不仅产量减少,而且价格跌落,农民收入减少,加速了农民的破产进程,使社会贫困达于极点。张劲探讨了日本在华中实行的“计口授粮”政策对中国民众所造成的苦难。由于粮食供应短缺,日军在城市采取“计口授粮”的分配原则,对购粮的时间和数量作了具体规定,在农村初则实行“计口留粮”政策,即由农民按照家庭人口扣留一年所需,其余则统统收购。继而于1944年秋实行田赋征实,按田亩计算,不顾农民的收成与所需。日伪的粮食掠夺使农民无法保证最低的生活需要,激起了农民的暴动,粮食走私盛行,凸显出沦陷区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和紧张的社会矛盾。前述学者基本上都是探讨日伪经济政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尚未展示出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王会杰则从农民的日常生活入手,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日伪时期内蒙古东部地区农民日常的衣食住行及其沦陷前后的变化,并分析了烟毒、匪患、信仰、奴化教育对农民物质文化生活的影响,认为战争对农民生活的伤害不仅体现在战时,还会延续到战后作为民众的记忆而存在。以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战争状态下农民生活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统制与掠夺对中国社会经济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和严重灾难,从微观和下层社会的角度理解沦陷时期中国社会之实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有待继续推进和深入。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7
关键词：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运营管理
课题来源：新疆大学世川良一优秀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JU-SYLLF09032）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识码：a
一、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运营管理现状
新疆目前既有的棉花专业合作社主要是由棉花流通企业领办的，具体可以分为由私人业主带头领办和由龙头企业带头领办这两种方式，较典型的是昌吉凤祥棉花专业合作社和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
昌吉凤祥棉花专业合作社是由昌吉凤祥棉业有限公司的私人企业业主马镇兵于2007年7月在昌吉玛纳斯县带头组建的。凤祥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玛纳斯县的棉农，在成立之初吸纳了成员50余名，成员棉花种植面积近万亩。凤祥合作社自组建以来发展较缓慢，到2009年底成员扩大到80名，植棉面积达到2万余亩，规模仍然较小。凤祥合作社的运营主要局限于棉花的收售，并未制定规范的规章和制度，合作社偏重于企业性质，并未实现真正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到了2010年，由于凤祥棉业有限公司的财务问题，致使该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影响到合作社成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同时由于棉价高企，最终导致凤祥棉花专业合作社几近破产解散的边缘。成员又回到了自产自销，小户经营的分散状态，合作社已名存实亡。
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于2007年12月18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正式登记注册成立，成为在自治区注册登记的第一家跨区域棉花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注册资本316万元，成立时拥有成员280名（其中少数民族成员50名），成员棉花种植面积近10万亩，成员分别由北京中棉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沙湾天鹰棉花产业有限公司及克拉玛依、奎屯、乌苏、沙湾、和丰、托里、新和等南北疆广大棉花种植户组成。成立之前，由中棉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带头制订“模拟棉花专业合作社总体运行方案”，并于2007年10月由北疆沙湾县天鹰棉业公司、托里县兵锦棉业公司和南疆新和县棉业公司分别组建了“模拟棉花专业合作社”，发展模拟成员50名，为成员建立了成员档案和成员交售籽棉登记表，详细记录了成员交售籽棉的数量和收购金额，同时大力宣传合作社知识以提高农民入社积极性。经过前期充分的准备，合作社于2007年底分别进行了宣传、发动和成员发展工作。同时，召开了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成立大会，会议讨论通过了合作社章程；选举产生了合作社成员代表大会代表和理事会、监事会领导机构；讨论通过了合作社内部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召开了合作社一届一次成员代表大会和第一次理事会、监事会会议。至此，合作社的基本运行制度和规范已初步确立。自成立以来，合作社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积极开展诸如农资供应、技术培训、产品收购、委托加工、统一销售皮棉以及提供有关技术信息服务等工作。通过为成员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使成员联合进入市场，形成聚合的规模经济，节省了交易费用，相应的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提高了经济效率，同时增加了成员收入。
经过2008年和2009年的运营，华泰合作社的运营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成员对合作社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高，成员的参与积极性也得到了较大提高。作为主要发起设立人的中棉华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在完成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带上规范运行的道路后，急流勇退，适时的退出华泰合作社的运营管理，为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迈出了改革性的一步。在2010年独立运行了一年之后，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暴露出了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与经济环境紧密相关，深入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将有助于加快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推进新疆棉花的产业化进程。
二、现阶段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运营管理中的问题及其深层原因
通过对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研发现，新疆目前的棉花专业合作社数量还很少，真正体现合作理念、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的合作原则运行的合作社数量更是少之又少。
运营中较为显著的问题有两点：一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凝聚力不强。成员间的互助合作精神没有形成，不少社员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在合作社对其有利时，就与合作社交易；无利时，就离开合作社，造成合作社经营的不稳定性。在调研中发现，这个问题在2010年合作社的购销交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2010年棉花价格高企以及棉花价格的不稳定，导致新疆基本上所有的棉花合作社都停止了棉花的购销运营，这对合作社的稳定发展非常不利；二是合作社运行没有体现出民主管理原则。大多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发起人所控制，农民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也缺少参与的积极性。社员与合作社没有形成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机制，合作社有蜕变为私人企业的潜在危机。个别甚至是私人企业打着合作社牌子，实际上完全按照企业规划运作管理，与普通农民社员的联系与合作并不密切。凤祥合作社作为一个典型实例，由私人企业业主带头组建，运营中所需的资金也都大部分来自于凤祥棉业，致使在运营中企业将自身的意志强加于合作社利益之上，完全不顾社员的利益，所以在此基础上的合作社根基不稳，名实不符，当企业遇到财务问题时，合作社就应声倒地，濒临解散。
深究以上主要问题的深层原因，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农民合作意识不足，合作人才缺乏。调查证实，新疆的农业专业化程度较低，农民合作的意向还不明显。组织中农民数量众多，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同时合作社经营的范围、内容等也限制了其总体利润的增加，组织无法吸引较高素质的人才加入。懂技术、会管理、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人才缺乏，使农村专业合作社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运作不规范导致合作社的协同效应弱化。一是新疆大多数棉花专业合作社处于创办初期，没有健全的组织机构，缺少合理的组织章程，对财产的处置和对利益的分配无章可循，导致运作不规范；二是由于农产品收成不好，业务量少，合作组织出于利益考虑，常常很少活动或不活动，这有损合作社在农民心中的形象；三是合作社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活动失败，影响到农民和合作社的公共利益，挫伤农民加入组织的积极性；四是合作社本身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差，农民对其持怀疑态度，规模效应不明显，协同效应势必弱化。
3、对农民利益保护不够。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组建的过程中，并没有从维护农民合作社成员的共同利益出发开展紧密的互助合作与联合，与社员只是简单的买断关系，农民对经济活动参与不够；目前新疆的大多数合作社仅仅停留在生产环节或技术方面的简单合作，并没有解决把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市场的问题；一些组织内部无经营收入、无实体、无积累、工作被动，导致对农民无二次返利，内部无风险保证金，大的收益都归入业主、龙头企业、运销大户手中，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少，导致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合理保证。
4、民主控制问题。目前，虽然农民专业合作社几乎都制定了章程，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大会，但实际上大多为大户、能人或者龙头企业所控制。大户、能人或者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合作社的管理和决策，虽有利于提高合作社的决策效率和经营绩效，但也往往使得普通社员或者社员大会难以起到监督作用，而且客观上很多普通社员有搭便车心理，有时不太愿意积极参与合作社治理，从而可能使得一些合作社异化到被某一个或几个成员或企业所控制的程度。假如这种局面长期存在，就会使得合作社内部治理和制度安排出现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的结果，进而有可能影响合作社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甚至最终走向解体。
5、内生交易费用问题。从市场活动能力上看，合作组织对市场信息的搜集、整理能力以及交易能力强，因此在与农户的联系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组织的意志强加于农户头上。而农户既然不能完全享有合作组织利益，也自然就不会选择无条件的与合作组织同进退。于是当遇到有利益分歧时，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发生。
6、利润返还问题。目前，按交易额（量）返还没有成为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的一种普遍做法。原因在于：首先，合作社成立时间相对较短，前期投入成本较多，没有太多的盈余可供返还；其次，按交易额返还需要一定的周期，社员将产品卖给合作社后不能马上见到收益，他们更愿意进行直接的现金交易，交售农产品的同时就获得全部收益。因此，他们更喜欢与合作社交易时获得价格上的优惠；再者，许多社员缺乏资金，他们更需要尽快拿到货款进行再生产。
三、加快新疆棉花专业合作社规范运行的建议
棉花产业化经营在提高棉农组织化程度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棉花生产、加工集约化和流通网络化，并通过利益联结形式，实现棉花生产、加工和消费环节的联合，形成协调发展的棉花产业体系。近年来，棉花合作社的发展和实践，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夯实这一基础，本文针对新疆既有棉花专业合作社运营管理中的问题，提出合作社规范运行的建议：
1、在新疆地广人稀、大规模种植开展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发展公司加农户的棉花种植方式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它将公司和农户利益稳固而有效地结合起来，使棉花的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了一体化和比较紧密的产供销产业链。龙头企业将农户的生产作为自己的第一车间，农户成为企业的体外员工，实行棉花生产的企业化运作，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增加了农民收入，较好地解决了传统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利益机制不稳定的矛盾，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营管理方式。
2、加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首先，财政部门应建立专项扶持资金；其次，政府应给予最大限度的税收优惠；最后，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3、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建设。首先，要健全农民合作社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其次，要切实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会”制度，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再次，落实按交易额（量）返还利润，形成共同的利益机制，从而增强合作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后，确保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原则的实施，一方面要培养普通成员参与决策、行使权力的意识，另一方面要使组织的发展目标更贴近农民的需求，这样才能激发农民的热情，使其积极参与决策。
4、加强对成员的培训教育工作。教育培训工作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向农村能人普及合作经济基本常识，使其中的一部分人能够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领头人；培训县乡镇合作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提高农村经济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培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使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逐步规范运作。通过培训不仅可以加深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认识，而且可以培养农民的参与意识，从而有利于民主控制的落实。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祖辉，徐旭初，冯冠胜.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对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现状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2.3.
[2]孙亚范.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需求与意愿的实证研究和启示[J].江苏社会科学，2003.1.
[3]喻国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限制因素及对策[J].农业经济，2006.1.
[4]朱国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南京：江海学刊，2005.6.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8
[关键词]棉纺织业；明代；上海地区；贩运
一、形成原因
首先，从自然条件看，上海地区气候和土壤适宜种棉，这一地区夏季炎热，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很大，符合棉花的生长需求；此外，这一地区陆地形成时间较晚，由于河口位置的侵蚀沉积作用，形成了优良的沙质土壤，这些都为棉花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其次是技术和工具的推动作用，松江地区初期技术比较落后，“初无踏车、锥弓之制，率用手剥去籽，线弦竹狐，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工甚艰。”（1）直到元贞年间，黄道婆将在海南崖州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带回家乡，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的扦、弹、纺、织等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她还变革织造工艺，用错纱配色、综线契花的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乌泥泾自此声名远播。“关陕、闽广、首得其利，盖此物出外夷、闽广海通舶商、关陕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时犹未以为征赋。故宋、元史食货志、皆不载。至我朝（明）、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其利视丝麻、盖百倍焉。”（2）棉纺工具的更新换代也是技术普及和日臻成熟的关键因素，赶车的出现就体现了这一进步。“凡棉春种秋花”，“其花粘子于腹，登赶车而分之，去子取花。悬弓弹花（为挟纩温袄者，就此止功。）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登纺车。引绪纠成纱缕，然后绕籰牵经就织。”（3）
第三，政策因素的影响。明初即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扩大经济作物种植范围的政策，至明中叶以后形成了沿江濒海的大面积植棉区，保证了充足的原料供应。经济作物所占比重有所增长，虽然实际种植面积相较粮食相距甚远，但打破了历代封建政权推行的粮食为本的单一的农业经济结构。“折色”的施行也间接促进农民将目光转向谷粮以外的作物，赋税可以以多种形式上缴。明初，夏秋两税原征本色；洪武九年，首开“拆色”先河，准民以银、钞钱、绢代输。正统元年，又仿洪武折纳税粮、解京充傣之制。折色的实行，使农民在经营上有了一定的主动权，免遭转运之苦，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商业性农业能够得到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货币的流通，为货币地租的实施打下了基础。但是以银代输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弊端，造成一部分人放弃粮食种植转投其他作物，从而引起粮食产量下降。“诸方赋入拆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人口日增，而粮食日少，粮食供应更为紧张。特别是由于官府所征赋额，岁有定数，不得减少，甚至有增无减。而民间米价波动频繁，时起时落，农民处于交易链的最底层，只能被动接受价格动荡造成的影响，这也为后来遭受更大程度的盘剥埋下隐患。
第四，繁重的赋税迫使农民投入到棉花种植上来。正如明代何良俊所说，“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可见弃粮迁业这一现象并非局限于松江。但这一变化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江浙地区和上海地区，这两处沿海地带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承担的布解也更重。时人的评说：“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4）清初叶梦珠曰：“民间赋税，公私之费，亦赖以济”。（5）
此外，上海一带劳动力素质较高，加之纺织农户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改进技术、工艺以适应市场的品种繁多的棉布产品和不同时段的需求。如明代标布盛行，而清初发生转变，标布客商锐减，中机布兴盛，纺织农户便转向中机布，谓之“新改布”。上述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上海棉纺业的大繁荣。
二、历史特点和局限
（一）普遍、高效并与农业紧密结合
随着棉花种植的逐步推进，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也日益密切。“男耕女织，外内有事。田家妇女，亦助农作，镇市男子，亦晓女红。”（6），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内部手工业生产链条。妇女脱离农业，专门从事生产，城镇的牙商、布商提供原料，妇女领取之后可在家中完成纺织，再将成品、半成品交售出去。许多人因此精于纺织布，获得一技之长。“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7）说明即使脱离农业后，还可以充当雇工。
松江植棉到明中叶进一步推广，万历年间，棉花种植面积已有很大规模，《阅世编》卷七中记载：“上海，棉花种植之广，与稻相等。”，“官民军灶垦田凡二百万亩，大半植棉当不止百万亩”，《皇朝经世文编》补卷《高晋疏》中也曾提及，松江各县以至“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另外，在分工上也有老幼、青壮的明确区分，由于一部分人缺乏织布工具和资金，或技术质量不如人，亦或精于纺纱，导致一些农家妇女专门从事纺纱工作，这也导致纺与纱的地区性分工，金山一带，“织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8）。这种分工十分有利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资源优化，技术提高。
不仅如此，棉纺织业已经开始向城市渗透，“纺织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9）并且在效率和规模上都有巨大飞跃。“自二三十年来，松江之民多倚织布为生。”（10），据明代嘉庆《松江府志》，“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11）高效的织布效率使得每日的产量也十分可观。
（二）贩运产生
当时主要产棉区为长江中下游及河南、山东等地。但是纺织业却多集中在江南，故南北棉、布交换量大。“顾棉则方舟而鬻诸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12）虽然此时棉布已经遍及许多地区，但松江之地仍以其精良的品质被广为接受。“他处皆有，然土地之宜，种植之勤，纺织之精，运售之广，吾邑独甲于天下。每岁当八、九月，郭东南隅儿于比户列肆，捆载通海市往莱阳者为子花；售洋商及闽、广、汉阳、关东诸口者皆棉花，岁不下数万云。”（13）
嘉靖以后，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已具出口能力，对日本的民间贸易一直在暗暗进行。“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也；妇女必须脂粉，漆扇诸工必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14）上海地区商人不仅与日本有贸易往来，而且还开辟了南洋海外航线。当时，“湖丝百斤，价值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15）即运至南洋各国的利润非常丰厚。明中后期，棉花、棉布成为上海港重要的大宗货物，隆庆、万历后，安徽来的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郡治东蒲鞋店“几百余家”，郡治两郊则“广开暑袜店百余家”，生意火爆，“远方争来购之”（16）
（三）衍生行业和市镇的兴起
与此种蓬勃的贸易景象相适应，当时北京和松江之间已有汇票的使用，是后来汇兑业务的先声，对于去远处进行大宗贸易的商人来说，有很大帮助。安全可靠。嘉靖时，来上海做生意的商人，“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17），忙碌景象不难想象。由于此时商品经济活跃，贸易交换频繁，为方便收购原料，松江布商深入各乡县镇开设行庄，收购棉花，由此出现许多布市；同时，为棉纺织服务的染踹坊也大批出现，“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18）与贸易行为适应的相关行业已经初露端倪。
商业市镇的发展也很显著，明代手工业与商业交汇中心的市镇，即是本地农产品、棉布的国内贸易集散地，也是外地原料、消费品输入的中心。明末，这些市镇甚至有了专业的区分，如，下砂镇精于刺绣，金山卫长于纺纱，朱泾镇与枫泾镇善于染布……甚至运往国外，“来比贩运布匹的商贾，带来大量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已万计。”（19）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嘉定外冈镇，“外冈布之名特诸，明万历间，人间繁庶，四方商贾之贸贩花布者，群集于此，遂成雄镇。”（20）清浦朱家角“朱家角镇在五十保，“商贾辏集，贸易花、布，京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21）
三、局限
封建统治者为榨取棉花，早在元就设“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22），至成宗时，把棉花纳入常赋。洪武三年（1370），“户部奏赏军用布，其数甚多，责令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其时，明太祖有言，“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以便其余民征如故。”（23）迫使农民只能增加产量以应对政府的压榨，技术条件较好的家庭尚可依赖更新设备提高效率，那些无力更新棉纺工具的家庭只能通过不断的延长劳动时间来勉强增加产出。引明末人张鸿磐“请照旧永折疏”曰：嘉定县“仅种木棉一色，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来米，以米充兑。”（24）玄扈（徐光启号）先生曰：“陶宗仪称松江以黄妪故，有棉布之利。而仲深先生亦云，其利视丝枲百倍。此言信然。然其利，今不在民矣。尝考宋绍兴中（1134年左右），松郡税粮十八万石耳，今平米九十七万石，会计、加编，征收，耗剩，起解、铺垫，诸色役费，当复称是。是十倍宋也。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之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繇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非独松也，苏杭常镇之币帛枲，嘉湖之丝纩，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若求诸田亩之收，则必不可办。”（25）天启初年，在上海、嘉定等地从事布教活动的葡萄牙人耶苏会传教士鲁德昭，就当地的棉业，留下了下面的记录：
“南直隶最东边的地区，殷富肥沃，出产大量的棉花。据当地人们肯定的说法，只在广大的上海城镇及其所辖区内，有以这些棉花为原料的二十万台织机。因此，仅以此处一地每年就要向皇帝缴纳四十五万杜卡特。织机和布匹同样是窄幅的，所以在一间屋内可放置多架。几乎全部是妇女从事此项工作。”（26）极尽盘剥后，“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27）在出售棉花或者以布易米的交易过程中，往往由于粮价上涨给百姓带来带来痛苦。一则商人从中操纵，由于粮食需要从外地供应，远商不至，导致价格上涨，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以求暴利。二则银谷价格折算变化莫测，对粮农也大为不利。
四、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深层原因
尽管棉纺织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有所加强，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是小农经济“男耕女织”的家庭副业，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商品小作坊，更不用说手工工场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小农经济家内分工合作纽带十分坚韧，手纺与手织以及轧花、弹絮等一系列工序，也都在家庭内部进行，农家全体参加劳动。即使出现一些狭小的纱商品市场，出现少数专业的经纱人员，也难以撼动内部这种紧密结合，纱、布等生产上的社会专业分工，还远远没有形成。
其次，农手工业与手工业各工序紧密结合，有其调节与节省劳动的合理性，这是使之难以专业分化的内在原因。同时，农民承担繁重的租税负担，给这种结合带来很大强制性，使他们耕作之余，不得不藉手工纺织以图生存。因此，不论该地区是否植棉，纺织都成为江南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副业。
第三，小农根本无力也不可能革新生产工具，上海地区自元中叶吸收海南少数民族的先进技术后，虽有改进，但此后500年，鲜有大的进步，这都是手纺织业是始终停留在个体经济范畴的主要因素。
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正处于两种生产形式的交汇点，我们应该看到棉纺业发展的多面性和进步性，棉纺织行业内部开始出现分工、棉布品种也有所增多，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棉布生产加工系统。这种变化促使苏松地区市镇日益专业化，加速了棉货贸易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赋税，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同时，以棉纺织行业为代表的带有商业性农业的迅速兴起，加之新谷物和番薯的引进。明中叶以后，粮食仍处于主导地位，但在整个生产中的作用和比重已经明显下降，特别是江浙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变化，加快了我国农村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进程，有重大意义。
入清以后，美洲白银涌入，解决了货币供应不足的难题，增加社会对松江棉花的有效需求；清中叶以后，海禁废除，洋布的大量倾销，上海地区的棉布市镇在同治光绪年间逐渐衰微。
结语：明代上海地区的棉纺织业是在整个封建制度处于上升和完善时期产生的，必然带有明显的封建性质，即小农经济的狭隘和固步自封，而此时西方世界的大变革却悄然酝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思想开始被一批开明人士所接受。这些进步思想的实践首先发生在以棉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上，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和进步意义。
注释：
（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
（2）[明]丘睿.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贡赋之常》。
（3）[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页12一未3。
（4）正德.松江府志·卷四。
（5）阅世编·卷7。
（6）[明]屠隆.由拳集·卷16。
（7）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
（8）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风俗》。
（9）[明]正德.松江府志。
（10）[明]方岳贡，修.陈继儒，纂.松江府志·卷10，赋税下.崇祯三年（1630）刻本。
（11）嘉庆.松江府志。
（12）[明]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利部，第二册，首页.崇祯（1628——1644）刻本。
（13）[清]应宝时，等.上海县志·卷8，物产。
（14）姚述祥.贝织编。
（15）叶梦珠.阅世编·卷三。
（16）嘉庆.上海县志。
（17）姚廷逵.历年记。
（18）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19）阅世编·卷7。
（20）[明]殷聘尹，编.外冈志.上海史料丛编·卷2，页42，1961年版。
（21）[明]方岳贡，修.陈继儒，纂.松江府志·卷3市镇，页116崇祯三年（1630）刻本。
（22）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
（23）天下郡国利病书。
（24）嘉庆.南翔镇志·卷十二。
（25）[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卷35（中）页969。
（26）[日本]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页619一620。
（27）[明]陈威，顾清，等.松江府志·卷4风俗；11。
参考文献：
[1]李伏明.制度、伦理与经济发展——明清上海地区社会经济研究（1500—1840）.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3.
[2][日本]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
[3][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
[4]嘉庆.南翔镇志.
[5][明]徐光启.农政全书.
[6][明]方岳贡，修.陈继儒，纂.松江府志.
[7]阅世编.
[8]姚廷逵.历年记.
[9]嘉庆.上海县志.
[10]姚述祥.贝织编.
[11][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
[12]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
[13][明]丘睿.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二.
[14][清]应宝时，等.上海县志·卷8，物产.
[15][明]殷聘尹.外冈志·上海史料丛编·卷2.1961：42.
[16][明]方岳贡，修.陈继儒，纂.松江府志·卷3·市镇.崇祯三年（1630）刻本：116.
[17][明]陈威，顾清，等.松江府志·卷4风俗.11.
[18]周忱.与行在诸公书.明经世文编·卷二十二.
[19]道光.川沙府民厅志·卷十一.
[20]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二《风俗》.
[21]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9
浙江省地处长江下游，具有典型的江南气候特点，尤其随着全球气候条件改变，梅雨持续时间增长，夏季高温湿热，每年8、9月份又是浙江沿海的台风季节，台州、温州和宁波一带更是台风的频繁登陆点。浙江是纺织生产大省、市场大省和出口大省，纺织产业在浙江省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在浙江省种子市场上销售的棉花品种繁多，包括湘杂棉、鄂杂棉、慈抗杂3号、中棉所等系列品种多达30余个，其中转基因抗虫杂交棉约占种植面积的80％。在浙江沿海及浙北植棉区，也存在部分晚播棉，以5月中下旬至6月初点播，11月中旬全部收获。近年来，浙江省每年棉花的播种面积呈逐年递减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1）较全国其他棉区相比，浙江省经济发达，农民植棉收入低，不愿意种植棉花，造成棉花生产面积逐年减少；2）棉花生产机械化程度不高，完全依赖传统的手工种植方式，从营养钵育苗、移栽、田间整枝、打顶、收获，包括田间管理全部靠人工完成，其结果是生产成本高而且效率低；3）目前浙江省棉花种植普遍是抗虫杂交棉，株型高大、塔形，不适合机械化种植、管理和采收。4）浙江沿海每年8、9月份均是台风季节，杂交棉在这个时期已经吐絮，结果造成棉花烂铃、僵花占不小的比例。以上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浙江省沿海的棉花生产。
2在浙江沿海适当发展短季棉的必要性
浙江是棉纺织生产大省，却是原棉生产小省，原棉供给依赖其他省份或其他产棉国。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棉农植棉效益低下。因此，要求棉花生产降低种植成本，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就浙江省当前棉花种植情况，靠拓展新棉区和现有棉区扩大种植面积均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依靠杂种棉和新的栽培技术等大幅度提高单产也存在相当大的难度。短季棉是生长发育期相对较短的棉花，具有突出的品种特性和栽培特点。短季棉在新疆、黄河流域的应用效益突出，在西北内陆棉区，特别是新疆棉区，种植的大多属早熟、中早熟短季棉花品种。随着浙江省经济水平的提高，从事棉花生产越来越少的人。在传统棉花生产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力，如整枝（去赘芽、公枝和打顶）和采收棉花劳动强度大，费时又费力。喻树迅等认为在长江流域水肥条件较好的地区积极发展“麦（油、蔬）棉”为主的两熟制可提高光、热、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双增产。因此，培育适合浙江省沿海棉区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机械化直播生产的短季棉新品种（系）非常迫切。
3浙江沿海发展短季棉的特点及育种目标
从目前浙江沿海的生产现状并结合浙江省的气候特征，可以适当发展短季棉。浙江短季棉的选育目标：1）适当晚播。以钱塘江沿岸棉区为例，直播以5月中旬开始，最迟不要超过6月上旬；台州、温州地区可以适当再推迟7d左右，采用人工穴播或机械播种。这段时间通常是江南地区的梅雨季节，雨水充足，不需覆盖地膜即可出苗。2）棉花生育期最好在110d左右，但不能够因为生育期缩短影响产量和品质。3）棉花吐絮期避开8、9月份的台风季节，在9月上、中旬开始吐絮为最佳，11月上、中旬收获完毕。4）在8月份台风季节，采用化控控制棉花株高。5）提高种植栽培密度，密度提高至3．6万～4．2万株•hm－2，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6）简化管理。免整枝，简约、粗放管理。7）满足蚕豆（豌豆）、蔬（油）菜－棉花的轮作栽培模式。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10
济南棉纺的民国起步
1904年，是大清国光绪三十年。这一年新政方兴，风气初开，不断有人上书奏请实行立宪、变更政体。喧嚣的世事搅动风起云涌。
这一年的济南，城市开埠，铁路通车。发达的交通以及口岸与内地之间商品流通规模的扩大，促使行栈贸易在济南崭露头角。与传统盐、典、钱等旧式商人不同的是，济南的行栈商人在新兴贸易领域兴业生财、积累起可观的资本之后，不是将资本转向土地，而是热衷于将经营范围向工业领域拓展，兴办新式工业，诸如面粉、纺织、卷烟、火柴等。
1915年，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末任总理的潘复，以及当时的山东督军、军阀靳云鹏、蔡儒楷等人，集中全省107个县的财力创办鲁丰纱厂。这是济南第一家纺织企业。
及至1931年，本着实业救国的想法，也是看到纺织业涌动的商机，苗杏村和苗星垣联手建立成通纱厂。大苗、小苗筹集股金75万元，再求荣宗敬担保，向英国怡和洋行赊购1万枚纱锭的全套设备，向安利洋行赊购1500千瓦的发电机一部，另外由成丰铁工部自制细纱机40台和其他机器配件。1933年5月投产，1937年扩充到19600枚纱锭，年产量达14000余件。
1935年2月，经营不善的济南鲁丰纱厂倒闭，1600余名失业工人连日到省府请愿，要求复工。省主席、“逃跑将军”韩复榘怕闹事，极力促使苗杏村让成通租赁鲁丰。1937年，当时的民生银行拍卖鲁丰的全部固定资产偿还债务，苗杏村又采取买民安的手法，以85万元的低价把鲁丰全部买下，成为苗氏集团的又一纺织企业，即成大纱厂。
实际上，在苗氏家族筹办成通纱厂时，实业家穆伯仁欲投资5万元，被苗家婉拒。于是，穆伯仁便联络了崔士杰、辛铸九、马伯声等人士，于当年12月开始筹办仁丰纱厂，并将厂址选在成通纱厂东北隅。厂前铺设的“仁丰前街”沿用至今。
筹办之初，仁丰纱厂确定股金总额为150万元，并采取了边生产边招股的方式，共招集私人股金93万元。1934年6月投产后，曾因资金不足而陷入困境。后由中国银行和金城银行共同投入资金100万元，局面顿时改观且发展迅猛，为商埠同业所瞩目。
当时，仁丰纱厂的产品质量在国内首屈一指，其中“蜘蛛美人牌”原白布物美价廉，与日本产品竞争于国际市场。仁丰纱厂从此名声大噪，参观者络绎不绝，被誉为“模范工厂”。1936年，冯玉祥将军为仁丰纱厂题写了“实业救国”四个大字，以示激励。
资料显示，民国前期，济南是华北最大的棉花市场，最初只有两家棉花行，1919年发展到5家，1927年便增至57家。据了解，棉花行是当时随着中外纱厂在商埠设立而形成，“是济南商业中业务最发达者之一”。民国以后，济南棉纺织业兴起，共计设厂39家，资本总额249万余元。济南初步形成了棉纺织、针织、复制、印染及毛、麻、丝制品等综合纺织工业。
战争时期，济南各大纱厂均陷入困境。解放后，济南纺织业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被人民政府接收后，鲁丰纱厂成为国营济南第一棉织厂，1955年改名为济南第一棉纺织厂。仁丰纱厂、成通纱厂分别成为国棉三厂、国棉四厂。彼时，济南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名列中国纺织界“沪津青”之后。
从黄金时代跌落到尘埃里
一包包棉花进入清花间，用机器抓了打松，卷成棉花卷，然后把棉籽打下来，形成大概二三厘米直径的棉条；八根棉条并在一起，经过条子间；拉长之后，再进入粗纱间，然后进入细纱间，就成了一根棉线；再经过筒子间，把棉线卷成圆筒状；接下来，进入布机间织布；最后进入布房间检验，如果有次品，就修一修，之后准备运往印染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济南国棉系相继迎来黄金时代，而上述则是棉纺厂的标准工序。
“济南棉纺织业在发展鼎盛时期，总共有14家厂，都有编号，从一厂到十四厂。”济南市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贾凤美退休之前曾任济南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据她介绍，当时归该局管理的棉纺厂总共有7个，从国棉一到国棉七，都是国有企业，其他棉纺厂有的是集体企业。
“一进厂就被分到织布车间，一干就是30年。当时能进二棉这样的大国企工作是件很骄傲的事，那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门心思努力工作。”1965年，年仅16岁的赵秀英经过街道办推荐，进入济南国棉二厂工作。据她回忆，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穿梭于织布机之间，保证机器正常准确运转。
国棉二厂最多时拥有2050台织布机，是当时山东省规模最大的棉纺织厂。鼎盛时期有六七千名员工，1989年产品就达到了直接出口的标准要求，1990年产值过亿元，利税过千万元，当时济南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只有16家。
因为生产任务重，工人除了做足8小时外还经常加班。最忙的时候，吃饭时间从半小时压缩到十分钟，路上都是跑着来跑着去。棉纺厂中八成都是女工，为了赶进度，大多数女工的产假只有50天，孩子自小被放到托儿所。工作30多年间，职工赵秀英除产假外从未休过一天班；她带领整个班组年年获得全厂“织布状元”。
即便工作强度如此之大，人们还是羡慕在棉纺厂上班的人，因为当时的国棉系普遍效益好，工资高，福利全。职工住在家属院，逢年过节发花生油和带鱼，孩子们则进入厂办幼儿园和小学。那时候，纺织厂的男女职工都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资源。
数据显示，1980年到1997年间，我国纺织行业发展迅速，棉纺锭由1780万锭发展到4245万锭。与此同时，市场竞争过度、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开工不足、富余人员多等一系列问题也不断涌现。1992年起国有纺织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1996年时全国国有纺织企业亏损额已达106亿元。
为此，1998年国务院提出纺织工业压锭调整的任务目标和政策措施，即从当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压缩落后棉纺锭1000万锭，分流安置下岗职工120万人，到2000年实现全行业扭亏为盈。
“85到86年是单位最后一次招员工。”原国棉一厂厂长王建平说，国棉一厂设备老化，而民营企业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在民企增加生产规模的背景下，国棉一厂在此时压缩了生产规模。“农村劳动力不交保险，工资又低，对国营纺织厂冲击特别大，后来国棉一厂进行产业升级，搞一厂分四厂、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等方法，能找的方法也找了，仍然解决不了四千多人的生计问题”。
2008年因济南市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拆除厂房的影响，又被迫减少纱锭1.7万枚，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负担，逐步依靠来料加工维持生存直至2012年4月30日全面停产。
2013年，政府开展帮扶工作，为国棉一厂发放资金1.42亿元。帮扶清算工作结束的那一天，原国棉一厂财务审计部部长蔡静说，财务处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忙碌过，“当首批清偿职工五项内债资金973.63万元帮扶资金及时到位，职工兴奋得就像过年一样”。
要么破产卖地，要么浴火重生
“济南纺织太老实，太听话，翻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当全国棉纺业的形势一落千丈，从国家到地方的政策是“限产压锭”，包括济南在内，很多绵纺厂开始砸锭，继而倒闭。但起步于魏桥的张士平却反而开始收购企业破产出卖的设备和厂房。
1998年，张士平收购了当时滨州市规模最大、曾经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滨州一棉。随后，魏桥越干越大，且不仅仅做纺织，还进入了很多行业。近年，张士平成为各类富豪榜上的常客。
据了解，在全国压锭政策下，原来济南棉纺的主力军一棉至七棉，均走上了破产清算的路子。同样印染行业，一、二印均已破产。国棉一到四厂分别于香港南益、青岛海尔、山东莱钢、爱丽舍置业等签订土地开发协议，有些项目已在建或建成。国棉五厂于1996年依法宣布破产后，被济南元丰棉纺织印染厂收购。后来通过多次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创办了齐鲁鞋城。第十棉纺织厂在平阴县，被元首针织收购。第十一棉纺织厂原地处章丘市，2008年重组并改制为山东省鲁棉集团天元纺织有限公司。济南第十二、十四棉纺厂在商河县，2000年合并改制后成为齐鲁宏业纺织集团。第十三棉纺厂地处济阳，1999年底改制为济南银花纺织公司。
在济南市纺织工业协会会长贾凤美看来，如果济南早一点重视困难国有企业问题，提早改制，困难企业尤其是纺织系统内的企业也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困难。“有人说济南纺织企业集体式微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号召砸锭，淘汰落后产能，我看不是。”贾凤美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淘汰纺织落后产能，但压缩产能之后，全国纺织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近10多年来，每年增速都在20%左右。而这10年，济南仅以个位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