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1
国家税务总局坚决支持杭州市税务部门依法严肃处理黄薇偷逃税案件。同时，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对各种偷逃税行为，坚持依法严查严处，坚决维护国家税法权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求认真落实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费服务，促进新经济新业态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公司偷税漏税财务负责人责任
一、公司偷税漏税财务负责人责任是什么?
法人代表和财务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是需要根据公司偷税漏税的目的来确定的。一般的偷税漏税公司法人代表会受到处罚，财务不会受到处罚，如果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行为，那么法人代表和财务会受到处罚。偷税是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行为。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同时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条的规定处罚。
二、公司偷税漏税犯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
1、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
2、纳税人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逃避缴纳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并且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
3、扣缴义务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三、偷税漏税的刑事处罚措施是什么?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2
一、刑法第201条偷税罪的立法缺陷
（一）关于偷税罪的数额加比例双重标准的规定
刑法第201条对偷税罪的定罪标准，采取的主要是数额加比例的双重标准，笔者以为这种“数额加比例”的规定方式过于简单、机械，缺少确定性，致使其在理论上及实际运用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有违法律的公平原则。按现行标准势必会造成大额纳税人偷税数额巨大但因比例不够而不能定罪，小额纳税人偷税数额不太大但因比例高则被定罪，甚至达到加重量刑的情形。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小额纳税人来说不公平。第二，有违犯罪的基本理论和定罪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应以纳税人在其主观恶性支配之下对国家税款造成的流失，即偷税数额的大小为标准，比例的大小与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的比例标准并没有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如果按照双重标准认定偷税罪，加上刑法对“应纳税额”的规定模糊，就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悖论现象：一是不同纳税人在同一纳税期内应纳税额不同，偷税数额大的纳税人可能不构成犯罪，而偷税数额小的纳税人却可能构成犯罪；二是不同纳税人或同一纳税人在不同纳税期内应纳税额不同，偷税数额大、持续时间长且次数多时可能不构成犯罪，而偷税数额小、持续时间短且次数少时可能构成犯罪；三是绝对的数额加比例划分档次难免会出现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四是我国税法规定了较多的免税、减税等税收优惠措施，导致企业之间的应纳税额相差极大，使同等偷税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不一致，从而引发了公司性质不同而影响到偷税罪成立与否的问题。第三，导致司法实践困惑。一是在“数额加比例”的量刑标准中，由于规定了数额和比例的上限，造成立法上的漏洞。刑法第201条对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档次的定罪量刑标准，加上了“不满30％”和“不满十万元”这两个上限要求。正是由于这两个上限，导致了在偷税罪的定罪量刑中，有两种行为无法涵盖在“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范围内：其一纳税人所偷税额达到应纳税额的30%以上，且在1万元以上但不足10万元的情况；其二纳税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30%以下，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情况。对刑法中出现的盲区，不处罚不公平，处罚却于法无据，执法人员无所适从。二是偷税数额比例的计算方法在实践中难以统一。以数额加比例作为确定偷税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因其需要同时考虑数额标准与比例标准，导致这一问题变得复杂。
（二）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规定
“经税收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新刑法增加的一种偷税罪的行为方式，新《税收征管法》第63条有关偷税行为的概念中也加入了此项规定。但笔者认为，刑法把这一行为作为偷税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是不合理的应该取消。理由如下：
首先，其表述的文字和逻辑关系在理解时易产生歧义。现行刑法和《税收征管法》均作如下表述：“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据此就产生了不同认识。笔者认为，由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这种方式可以成立偷税罪，从而使得本来纳税人进行了虚假申报就可构成的偷税罪，也必须经税务机关通知后才可能构成偷税罪，这与立法者的原意形成了逻辑上的悖论。其次，此表述与偷税罪客观表现不符。对于这一条罪状是否应该取消的问题，我国学者大多数持肯定态度。理由是这一规定混淆了纳税申报义务和纳税义务的界限。笔者认为取消此罪状最重要的理由在于，第一，此罪状不符合偷税罪本质特征的要求。偷税罪的客观行为本质在于欺诈性，表现为隐蔽性、非公开性。这正是偷税罪之“偷”的应有含义和要求。而“拒不申报”是对税务机关管理权的公然抗拒，此与偷税行为所当然具有的欺诈性、隐蔽性截然相反。从主观上看，拒不申报而不缴纳税款，其不缴纳税款的故意已与偷税之不缴纳税款的故意内容产生了不同，即已不再是私下里的逃避，而是公然地、明目张胆的抗拒；从客观上看，“拒不申报”行为表现方式，已不具有偷税行为的隐蔽性和欺诈性。第二，与刑罚理念不符。刑法是保护社会关系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民事、行政等手段无法遏制时才可动用。我国新《税收征管法》第62条已明确规定了对此行为的行政处罚，如果再将“拒不申报”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就会架空税收征管法中的罚则，所以不应简单的把此罪状列为偷税罪的罪状。第三，并非所有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仍不申报的行为，都能按偷税论处。只用那些负有申报义务的行为人，其拒不申报纳税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偷税罪。根据法律规定，没有自行申报义务的行为人，即便税务机关通知其申报而拒不申报，也不是偷税行为。
（三）关于偷税罪完全列举的立法方式
我国刑法第201条对偷税罪的行为手段采用了完全式列举方式。完全式列举对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有着积极意义，但在用于经济犯罪的立法上具有很大的缺陷，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第一，完全列举易产生疏漏。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不能详尽地列举偷税的全部行为方式。第二，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其原因在于无法适应税法的多变性。税收法律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变化，与此同时，涉税犯罪也日趋严重和复杂，突出表现在参与犯罪的人增多，犯罪数额加大，犯罪手段和方法不断翻新。刑法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现实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行为之全部外延。刑事立法应与本国的税制以及税收实践相适应，应采取非完全列举规定。
（四）关于对偷税罪主观方面的规定
关于偷税罪的罪过，一些国家将漏税也包括在偷税之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减轻司法证明责任。我国规定为故意，但在我国税收司法实践中，也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常常使漏税行为也纳入了偷税罪一并处罚。这种认识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从我国刑法第201条偷税罪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可以推定出偷税罪是故意犯罪。笔者以为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罪过形式的规定是合理的，一些国家的作法不一定适合中国，主张将漏税行为犯罪化的观点是盲目的。从偷税罪的主观方面来看，首先应有对纳税所得存在的认识，其次再具有对偷税行为会带来危害后果的明知，才能构成完整的偷税罪的主观要件。相反对纳税所得存在完全无认识或部分无认识时，即疏忽导致的漏税行为不应构成偷税罪。将偷漏税行为放在一起惩罚是不合理的。第一，偷税与漏税行为两者在主观恶性上不同。前者因主观恶性大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而后者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主观恶性小，定罪于法无据；第二，刑罚轻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现代刑罚思想的主流，是许多国家所坚持的刑事政策。刑罚的目的不仅仅是打击犯罪，重要的一面还在于保障人权，若把漏税行为归为犯罪，打击面未免太宽；第三，是由漏税性质所决定的。漏税行为通过行政教育改造、处罚是完全可以制裁的，只有有意识的偷税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才应被刑罚制裁，这也是税收行政责任和税收刑事责任合理分配和良好衔接的要求。
二、我国偷税罪的立法完善
笔者以为，要顺应现代法治潮流，就需要构筑新型的税收犯罪规范体系。建议在修订刑法时，近期目标，应对偷税罪的具体内容上作如下修改：
1、有关“数额加比例”标准的修改。在认定偷税罪时应完全取消偷税罪的“数额加比例标准”，单纯采取数额标准。因为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主要集中体现在偷税数额上。2、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的修改。应改为无论办理税务登记与否，对于一般性的不申报的行为，经查实达到偷税数额标准的行为可以以偷税罪处罚，对确经纳税机关书面通知而拒不申报，情节严重的行为，应认定为抗税罪。3、对于完全列举方式的立法表述的修改。应采取空白罪状与叙明罪状的长处，在对偷税行为的手段进行列举的同时，概括性规定“兜底条款”，以保持刑法的稳定性与周延性。4、关于刑法第204条第2款“以偷税罪论处”的行为定性的修改。刑法第204条第2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或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未超过缴纳税款的部分按偷税罪论处。”显然，这样的行为已经具有诈骗的性质，而且已缴纳的税款已经是国家财产，所以符合骗取出口退税罪或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骗取出口退税罪或诈骗罪处理，而不应以偷税罪处理。
远期目标，首先应从总体上调整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制策略，把手段行为犯罪化，严密对涉税犯罪手段的规定。其次在条件成熟时，将偷税罪裂解，把该罪辖下的各种手段单独列出，成立独立的犯罪，并保留偷税罪作为“口袋型”犯罪，以便对付形形的偷税犯罪。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3
对于刑法关于偷税罪的数额加比例标准的规定,有论者持肯定态度,认为这可以从主客观不同方面来确定偷税罪的危害程度,因而比较科学。笔者认为,这是对立法精神的误解。立法之所以采用比例+数额制,不是照顾主客观的统一,而且照顾大额纳税人和小额纳税人的均衡:采用比例制,不至于大额纳税人一偷税就构成犯罪;采用数额制,不至于小额纳税人一偷税就构成犯罪。但是,比例加数额制貌似合理,实质上却不科学,应取消这种立法规定,仅以偷税数额来界定偷税罪与非罪以及法定刑的配置。理由如下:
(1)违背公平原则。将大额纳税人与小额纳税人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包括违法处罚时的平等。同样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受同样的处罚,就犯罪而言,处罚只能因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而不同。虽然大额纳税人上缴的税款多,对国家贡献大,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抵消,更不能因此而放宽对大额纳税人的定罪标准。
(2)违背定罪原则。犯罪的本质是对社会的危害,只有社会危害性大小才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影响社会危害性的东西,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纳税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行为的客观危害主要表现为偷税数额的大小。当然,客观行为是主观心理的外在表现,偷税数额的大小也在极大程度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可以说,偷税罪的社会危害性集中体现在偷税数额上。比例制反映不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即比例的大小与行为的社会危害大小不存在关系。若对凡有偷税行为的纳税人都按照偷税数额比例的规定去衡量其是否构成犯罪,就必然会出现偷税数额大的纳税人可能不构成犯罪,而偷税数额小的纳税人却可能构成犯罪等悖理现象。
(3)数额加比例的计算方法在实践中不能统一,还容易成为个别司法人员徇私枉法,搞罪刑擅断的“合法”借口。
二、采取列举加概括方式规定偷税行为方式
我国刑法对偷税罪的行为手段就采用了完全式列举方式。笔者认为,完全式列举虽然具有“明示其一,排除其它”的功能,这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有着积极意义。但其也具有很大的缺陷,尤其是用于经济犯罪的立法。对于偷税罪,应采取非完全列举规定。这是因为:
(1)完全列举虽一目了然,便于遵守执行,但容易产生疏漏,使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纷繁复杂的现实。不完全列举则能防止挂一漏万,保证了法律法规的严谨性、周密性。完全式列举的立法方式没能详尽地列举偷税的全部行为方式,使出自相同的犯罪目的,实施了表现形式不相同但性质相同的偷税行为,并都发生了税款流失的后果,却由于立法技术的缘故使偷税行为受到不同性质的处罚。
(2)采取这种方式易与税法不协调。这种立法方式无法适应税法的多变性和从税收征管形式角度来规定偷税方式。税收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经济体制的不断变化,随着税收制度和征收制度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其他与税收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如目前的会计电算化和电子报税等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在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从税收征管形式的角度限定偷税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偷税方式罗列多少,也无法涵盖偷税之全部外延。
三、取消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立法规定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刑法增加的一种偷税方式。之所以增加这一偷税方式大概是因为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采取不申报的方式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况。但是,笔者认为,从应然的角度看,刑法把这一行为作为偷税罪的行为方式之一是不合理的,应该取消。这是因为:
(1)混淆了纳税申报义务和纳税义务的界限。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是应税事实的实际发生,而纳税申报虽为法定,且与纳税义务联系紧密,但从其法律性质上来说,则是政府对税收的一种管理方式。偷税的实质是逃避纳税义务,而非逃避纳税申报义务。纳税申报义务的产生并不一定以应税事实实际发生和纳税义务的已经存在为必须,对申报纳税人的管理,是以税法规定和税务机关确定的纳税申报期内是否进行了申报为尺度予以评价的。例如,自行申报纳税人在未发生应税事实的情况下亦应申报,即零申报。所以,不进行纳税申报并不能一概而论为逃避纳税义务。
(2)不符合偷税罪本质特征的要求。偷税罪的行为本质在于欺诈性,表现为隐蔽性、非公开性。而“拒不申报”是对税务机关管理权的公然抗拒,表现为公开性。此与偷税行为理所当然具有的欺诈性、隐蔽性截然相反。
(3)与刑罚理念不符。刑罚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只有以非刑方式如民事的、行政的手段无以遏制时才可动用。如果经行政处罚后,行为人仍不申报,税务机关完全可以进行税务检查,若发现有偷税情况,应自行处理或移交公安机关;若没有,应依法核定其应纳税额,限期缴纳,到期不缴纳的,可强制执行。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大量“拒不申报”情况,不是因为行政处罚不足以遏制,而是税收执法不严而已,并非到了非刑罚不足以遏制的程度。
四、将漏税行为犯罪化,严密刑事法网
关于偷税罪的罪过,我国规定为故意,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纳税人疏忽也包括在偷税中,这大概是为了减轻司法证明责任。因为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是有意还是无意,常常难以辨明。笔者认为,随着民众纳税意识的提高,应该将漏税行为犯罪化,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打击偷税犯罪。虽然漏税与偷税在主观恶性上不同,但这可在处罚上体现出来。
五、规范扣缴义务人的刑事责任
扣缴义务不同于纳税义务,扣缴义务包括扣和缴两个义务。刑法把扣缴义务人采取欺诈手段不缴税款的行为视为偷税,这是不妥的。另外,刑法对扣缴义务人不扣或少扣税款行为也未规定刑事责任。扣缴义务人不扣税款和不缴已扣税款,其社会危害并无不同。所以,笔者建议增设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缴义务罪。把扣缴义务人不履行“扣”的义务和不履行“缴”的义务,情节严重的行为都纳入刑事处罚范畴。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4
[关键词]偷税罪认定
偷税犯罪是目前税收违法犯罪中最常见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然而由于《刑法》关于偷税罪的规定既过于原则又不尽合理以及与税法和税收征管实践衔接上的不严密等问题，在实践中对偷税罪的认定和处理存在诸多争议，影响了刑法的贯彻执行的公正性，也给税收征管带来不利因素。为此，笔者拟对当前在认定和处理偷税罪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供决策参考。
1按照“数额+比例”的标准追究偷税嫌疑人刑事责任存在漏洞
《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对偷税罪的规定中存在“并且”的并列关系，即要求同时满足条件才可定罪，这项规定存在的“漏洞”主要表现在：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且数额在十万元以下的偷税行为；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且偷税数额十万元以上的（即使是一千万元）偷税行为；二者都没有做出明文处罚规定。如果对上述行为不加以处罚，明显会出现不公平的现象，在偷税达到一万元至十万元的前提下，如果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比例在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行为人可能构成犯罪；同样，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前提下，如偷税数额为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行为人构成犯罪，而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却反而不构成犯罪。显然，漏洞的出现，并非立法都认为这些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因为其偷税数额之大已经反映出其社会危害性之大），而是立法者被数字表面上衔接的现象所迷惑而不慎出现的疏漏。对于这两个档次之间的真空地带的偷税行为，应当以《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从重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对现在《刑法》的上述缺陷进行弥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偷税罪做出修改决定。
2按照“次数”标准追究偷税嫌疑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原则
表现在“次数”之间的期限标准没有明确，依据《刑法》的字意解释，在“两次行政处罚”之间并没有期限的要求，但是，从立法的原意来看，《刑法》并不要求对在较长时间内被采取两次行政处罚后的偷税行为进行处罚。因为“次数”标准仅仅是一种情节标准，在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况下，根据《刑法》总则关于犯罪定义的后半部分，即“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不应当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所以，《刑法》应当对第一次行政处罚和“又偷税行为”之间的间隔期限做出明确、合理的规定，使该标准在实践中得到正确的适用。针对上述问题，自2002年11月7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有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02司法解释》）第四条规定：两年内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当以偷税罪定罪处罚，解决了《刑法》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但是《02司法解释》有关两年内又偷税的期限与《税收征管法》的追罚期不相一致。自2001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税收征管法》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授权和税收征管的特殊情况，将偷税行为的追罚期从两年延长到五年。笔者认为《02司法解释》有关两次处罚的期限应当与新《税收征管法》追罚期相一致。
3规定：“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既不严谨也不合理
“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是新《刑法》增加的一种偷税方式，随后在2001年4月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中才在第六十三条偷税的概念中加入此项规定。实践中利用不申报的方式逃避纳税义务的情况是大量和普遍存在的。此项规定的问题主要出在两个方面：
3.1从此规定表述的文字和逻辑上理解句意会出现偏差
税法和刑法都是这样表述的：“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理解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是“拒不申报”和“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前提条件，可见，虚假申报也必须经税务机关通知后才有可能构成偷税罪。这显然与立法者的原意是相悖的，但这种歧义却是由于立法时的表述不严谨所致。多数人则认为应当理解为“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与“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是并列关系。笔者认为，从字面上和逻辑上这两种理解都是讲得通的，也就是说这句话的表述的确存在容易引起歧义的语病，应该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注：《02司法解释》已明确它们之间是并列关系）
3.2将“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作为偷税罪的罪状不尽合理
《02司法解释》对“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作了如下解释：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依法不需要办理税收登记、扣缴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通知其申报的；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由此解释可见这一行为与“偷税”行为的秘密性、欺诈性显然不相符合。按照新华字典解释，“偷”是指窃取、趁人不知道拿人东西。偷税，通俗地说，就是瞒着人少缴或者不缴国家税款，而拒不申报含有公然对抗的意思，是一种公开性抗税行为，不符合偷税罪本质特征。
另外，“拒不申报”不一定就是必然违反纳税义务，构成偷税行为。纳税申报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向征税机关提交有关纳税事项的书面报告的一种法定行为。可见，纳税申报和纳税两个概念的含义是不能等同的。根据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纳税义务是以应税事实的发生为前提的，而纳税申报义务的产生并不以应税事实的发生为前提。“在此期间（注：指纳税申报期间），无论有无应税收入、所得、其他应税项目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项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均应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申报事宜。”可见违反了纳税申报义务并不一定就会违反纳税义务。所以，笔者认为《02司法解释》中关于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的解释有扩大解释之嫌，建议无论办理纳税登记与否，对于一般性的进行不申报的行为，经查实达到偷税数额标准的行为可以以偷税罪处罚，但是如果确经纳税机关书面通知而拒不申报，情节严重的，应该通过修改抗税罪的罪状以抗税罪来处罚。
4将骗取已缴纳的税款行为界定为偷税罪不妥当
按照《刑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所缴纳的税款，未超过缴纳税款部分，也按偷税罪定罪处罚；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规定处罚。对此，有的学者认为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行为人由于没有实际出口，根本就没有交纳税款，因而使国家遭受损失，而行为人骗回本人所交纳的税款，相当于应当纳税而没有纳税，应当以偷税罪论处。笔者认为对这种犯罪行为认定不妥，理由是：
（1）不符合数罪并罚理论。纳税人在缴纳税款之后，如果骗取的税款超过了已缴税款，就会造成对同一犯罪行为，人为的分成了两个罪，实行数罪并罚，这是对一个犯罪行为的重复评价；
（2）符合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特征。行为人交纳了应纳税款以后，该税款已经成为了国家财产，不再是个人掌握的财产。犯罪对象符合骗取出口退税罪的特征；
（3）实施的行为是一种诈骗行为。交税行为是一种义务行为，而骗税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行为人主要利用了自己已交纳税款的行为为前提进行的骗税，而不是偷税行为。
（4）违背了同罪同罚的刑法理论。这种规定导致实践中会因为骗取税额不同而出现时而定偷税罪，时而定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
（5）放纵了犯罪行为。因为存在前述“比例+数额”造成的“真空地带”，造成在以偷税罪处罚时，可能使应当以犯罪论处的行为而无法认定为偷税罪，也不能适用骗取出口退税罪的规定进行处罚。
为此，建议对现行《刑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做如下修改；凡采取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税款的犯罪行为，不论所骗取的税款是否已经缴纳，均按照骗取出口退税罪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林雄.疑难税案法理评析[m].福建省人民出版社,2006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5
关键词：后悔理论；理性人；偷漏税
一、后悔理论的含义
后悔理论是由Loomes、Sugden（1982）和Bell（1982）于1982年分别独立提出的。它以行为经济人的假说为基础，认为单因素效用函数已不能较好的解释当前经济背景下人们做出的非理性决策，因此引入了多因素效用函数，即用多个因素来分析人们作出决策的动机与目的。后悔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决策者会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状况与本有可能处于的状况（即决策者如果选择其他备择对象）进行比较，如果决策者认为自己选择其他备择对象本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那么内心很可能会感到后悔；反之，就会感到欣喜。
同时，后悔理论认为决策者的决策受两个因素影响：一，选择其他备择对象预计获得的结果；二，对后悔和欣喜的预期。即拥有后悔理论思想的决策者，在作出选择后，会用现实得到的结果和当初其他选择可以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以求得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二、把后悔理论带入到个人税收中来
（一）逃漏税行为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建设开支的需要，凭借公共权力，依法、无偿、强制性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马克思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对我国来说，税收收入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我国的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基本保障，也是保证我国国防投资、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因此，税收的顺利征收对于国家和公民个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建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纳税人的逃避税行为导致的税收收入流失会对经济财政系统造成严重后果，并使得税收体系的内在弹性降低。国家为了弥补逃税所引起的收入流失，确保满足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会频频出台新的增税措施――如提高税率或扩大范围或开征新税等。提高税率又会提高部分不法纳税人的偷逃税的动机，导致产生恶性循环。而扩大征税范围则存在较大的风险，使得原本就复杂的税收结构与一些不必要的分配问题纠结在一起，导致一国的税收制度日趋复杂化，不利于税务人员高效执法，也不利于国民的自觉纳税，形成无意识逃税与有意识逃税并存的现象，使税收成本不断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造成不良影响。既然税收如此重要，而且逃税对国民安居乐业乃至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大的不利影响，那为何又会出现偷逃税现象且屡禁不止呢？
（二）从后悔理论角度解析偷漏税原因
任何事情的产生都具有经济性，逃税避税现象也是如此。
1.对逃税避税的成本分析
逃税避税的实际成本应该是一项确定性因素（惩罚严厉性）和一项不确定性因素（惩罚可能性）的乘积，是不确定的。从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角度来讲，作为具有后悔理论思想的理性纳税人，出于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当税收征管体制和税收法制上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缺陷，使纳税人偷逃税受到的处罚成本将低于偷逃税的收益（即规避税收的总量）时，并且存在着其他逃税人暂时没有被发现现象时候，纳税人会产生偷逃税的欲望，以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
2.从逃税避税的收益角度分析
逃税人的收益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精神收益和物质收益。基于理性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本能的追求，当偷逃税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不一定是百分之一百，而特定的逃税避税形式又是一种理性筹划的结果，越是逃税金额越大，逃税人获得的金钱收益越高，同时逃税筹划者所得到的自我认可感和心理满足度也越高，即纳税人认为通过逃税行为可以获得较高的精神收益和物质收益时，偷漏税现象就产生了。纳税人尤其是那些风险偏好者或是有较强侥幸心里、有“关系”、有“后台”的人就会更加倾向于偷逃税了。
3.从逃税避税的决策因素分析
逃税避税的决策是通过对权衡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后产生的，它受惩罚的可能性、惩罚的严厉性、国家法制的健全性、个人风险偏好高低和逃税避税的金额大小等众多因素共同所决定。一般来说，逃税避税的金额大小并不能单独地决定逃税避税的决策，因为随着逃税漏税金额的增加，惩罚的力度和成本也会随之增加，最后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两者上升率高低和代价大小的对比。理性的经济人总是在诚实纳税与逃税避税之间进行抉择，努力平衡纳税和罚款关系，以期获得最大的税后收益。如果税率过高，纳税人税负太重，纳税人就会因为承担过重的税收负担，而产生偷逃税的想法。
同时，心理因素在纳税人的决策过程中也占重要地位。如果纳税人认为税收在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上的作用不是很大，政府执行财政预算透明度不高，或政府决策失误导致纳税人的纳税资金受损等问题时，纳税人会从心理上对政府产生失望之感，进而降低纳税的自觉性和光荣感。当人们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纳税人之间实际税负差别太大或者税款使用不公开时，他们就会对纳税产生质疑，进而试图通过逃漏税来减轻内心的不平衡。
三、从后悔理论角度提出解决偷漏税问题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心理成本的存在可以抑制偷逃税行为的发生，逃税者对自身的逃税行为越是感到恐惧和内疚，逃税现象就越不可能发生。但是，在我国，执法不严在很多领域是一种通病，执法不严使得逃税者认为有机可乘，并且在逃税时没有危机感和畏惧感，，造成其犯罪的社会心理成本很低。由此可以从增加逃税这社会心理成本的角度入手，用后悔理论做指导，来分析并解决逃税现象。
同时，因为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如果通过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让偷逃税者在政治上失落，名誉上受损，经济上受损，使得他们的精神收益和物质收益都收到损失，偷漏税所获的效用减少，可以有效的减少偷漏税行为。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达到减少偷漏税现象的目标。
一是加强政府的稽查力度。政府需建立规范的稽查程序，健全完善稽查制度。对偷税者，既要在经济上重罚，又要在刑事上重判，加大其行为成本。同时，税务机关建立对纳税人的约束机制和外部控制体制，并加大稽查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偷漏税行为查获的概率，增加偷漏税的成本，降低偷漏税的预期收益，让大多数纳税人相信偷逃税会被查出且会受到处罚，并且要将偷税漏税行为的惩罚手段由法律层次扩展到道德舆论的层次，让偷漏税者的心理成本加大，从而从心理上减少偷逃税行为。
二是加强稽查人员的管理，对稽查人员建立激励和制约机制，提高稽查人员的工作素质和效率，运用各种激励方式来激励稽查人员，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合理评价稽查人员的工作表现，对工作突出的稽查人员给予奖励，对业绩平平者或知法犯法者给予必要的惩戒。
三是增加税收使用透明度，建立健全税务监督机制，有效防范和抑制税收流失，通过建立广泛、严密的监督机制，使税收的征纳双方无时无刻不处在各种监督之下，增加纳税人的纳税信心，同时，政府要广泛宣传税收的有效用途，增强纳税人依法纳税的光荣感和被信任感、社会责任感。
四是加大偷逃税的心理成本，通过加大对偷税漏税的预防和打击力度，建立社会综合治税网络，并大力推行非现金交易制度和存款实名制度，使纳税人认识到是否自觉纳税、诚信纳税与个人的社会信用密切相关，进一步加大偷逃税者的心理成本，改变其偷逃税的成本与收益预期，从心理上产生“税收不能偷、不能逃”的思维模式。
五是由后悔理论分析得出，如果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纳税人可以在逃税的情况下达到税收效用最大化，但是总体来说，税收效用最大化是只能在诚实纳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且在诚实纳税的情况下，也存在着部分诚实纳税人因没有获得偷逃税带来的额外利润而感到后悔、被查出的逃税人因没有坚持依法纳税而感到后悔的现象。同时，诚实纳税人也会受那些暂时逃脱法律制裁没有被查出的少数漏网之鱼的影响，产生偷逃税的心理和经济的诱惑力。但是，不管怎样，逃税的心理成本依旧存在，而且会随着执法力度越来越大及逃税数额的逐步增加而不断上升，被查处后所面临的社会和心理成本也日益增加。
逃税失败的决策产生的后悔思想或许能够减少决策者的主观效用，但是这样的后悔思想能否对决策者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其影响力又有多大，都还是一个未知数。这些和纳税人的效用最大化追求目的和纳税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稽查成本等相关，有待我们去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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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6
1979年，刑法第121条规定“违反税收法规，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除按照税收法规补税并且予以罚款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79”刑法不仅规定的是一个选择性罪名，而且对偷税罪采取了空白罪状的表达方式，对偷税罪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也不利于理解和执行。
随着的，上世纪80年代后偷税犯罪明显增多，因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86年颁布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经济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该《规定》第一次明确了偷税罪的概念，认为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有意违反税收法规，用欺骗、隐瞒等形式逃避纳税，情节严重的行为。而且《规定》还就“情节严重”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199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了《关于办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运用的若干的解释》，该《解释》又进一步明确了偷税罪的概念，还明确了偷税罪的行为手段，界定了“情节严重”。
1992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了《关于惩治偷税、抗税犯罪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对“79”刑法中的偷税罪进行了补充，主要以单位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偷税罪的概念，界定了构成偷税罪的标准，较大幅度提高了偷税罪的法定刑，明确规定了单位能够成为偷税罪的犯罪主体，且设置了附加罚金刑。
1997年新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定基本上继承了“补充规定”的，但又有了新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偷税行为中增加了“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的内容；在罚金刑中增加了罚金数额的下限，即“偷税数额一倍以上”。可以看出，这样的改动使偷税罪立法更加完备、周密，在实践上也提供了更为切实可行的依据。
二、偷税罪的概念及其特征
（一）偷税罪的概念。《刑法》第201条规定“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这一规定表明，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情节严重的行为，或者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行为。
（二）偷税罪的特征
1、偷税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和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扣缴义务人，包括单位和个人。所谓纳税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扣缴义务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代扣代缴义务人，是指有义务从持有的纳税人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单位和个人。代收代缴义务人，是指有义务借助经济往来关系向纳税人收取应纳税款并代为缴纳的单位和个人。不具有纳税义务或代扣代缴、代收代缴义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不能独立构成本罪的主体，但可以构成本罪的共犯。例如税务人员和纳税人内外勾结，唆使或者协助纳税人偷逃税款的，应以偷税罪的共犯论处。
2、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犯罪的故意，即明知应当缴纳税款而故意逃避缴纳税款。因过失造成少缴或者不缴税款的，不构成犯罪。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有两种情况：（1）如果行为人是因一时疏忽而未及时申报纳税，或者因管理混乱，造成帐目不清，漏交税款的，则不构成偷税罪；（2）行为人虽然有偷税的行为，但是偷税的数额和比例没有达到偷税罪的标准的，是一般偷税行为，也不构成偷税罪。
3、行为人为逃避缴纳税款在客观上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等手段。
（1）伪造、变造帐簿、记帐凭证，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偷税方式。这种方式一般是不建帐或不按要求建帐，使税务人员无法得知其经营收支情况。国营、集体也往往采取伪造、变造帐簿的方式偷税。企业必须建帐，因此在这一点上企业多采用少造帐簿的方式偷税。如某企业，该企业负责人为了少缴税款，在帐簿上“作文章”，重计材料人库、重列成本、多提乱提费用、少提折旧等，偷漏所得税、增值税。通过上述手段，使帐面收入与实际收入、帐面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出现巨大落差，结果少缴各种税款达几十万元。
（2）私设“小金库”，建立帐外帐。纳税人建置真假两本帐，真帐自已实用，却把假帐当作真帐交给税务人员检查，作为纳税依据。他们有的是盈利企业，却在假帐上人为制造“亏损”，有的将大宗经营额计到真帐上面，而将小宗经营额计入假帐，造成经营状况不佳的假象，从而少缴税款。
（3）多行开户、隐瞒收入。有的纳税人在多个银行开户，同时使用，却只向税务机关提供一个，将大量的实际收入隐瞒起来，如某企业在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各有一个账户，但只向税务机关登记了建设银行的账号，一年之内，在建设银行走账350万，在农业银行走账200万，可见其偷税比例之大，为了避免检查而露出破绽，他们在“小金库”走账时，既不留存根，也不留银行对账单，很难发现。
（4）假借发票、偷漏税款。发票既是商品购买者的记帐凭证，又是商品销售者的缴税依据，因而某些不法分子为了偷漏税款便在发票上动脑筋、作文章。最典型的就是“大头小尾”发票。按照正当手续，发票开出一式数联，其内容应当完全一致。一联交给顾客，一联留下作为存根备查，前者即所谓“头”，后者即所谓“尾”。行为人只将发票联如实填写数额，却另将存根联少写，这就形成“大头小尾”，当然以“小尾”作为纳税依据，行为人就可偷漏税款；更有甚者，将发票存根销毁或隐匿，危害更为严重；此外，还有的行为人涂改发票，从中渔利。第三，代开发票。这种作法十分严重。有些无照经营者，业务上需要使用发票，以吸收顾客，但又不能通过正当途径得到发票，于是就打通关节，找其它单位或个人代开发票，这样既可促进自己的销售，又可使“帮忙”者得到“手续费”等实惠，最后双方得利，国家受损；第四，使用外地发票。按照有关规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必须使用当地的统一发票。一些单位或个人为了逃避税收，故意使用外地发票。这样对购买方来说不大，一样可作记帐凭证，但对销售方来说却无从查其存根，从而给偷逃税款打开方便之门；第五，不开发票。有些购买者购物己用，有无发票无所谓，而销售者则利用此机售出物品而不开发票，隐瞒了真实的销售收入。更有甚者，推行“不要发票价格优惠”手法，引诱顾客不要发票；第六，买卖假发票。目前市场上充斥大量的伪造发票，以少量钱币就可以买到大量的空白发票，上有伪造的税务监制章，使用者可随意填写。发票成为一些不法分子损公肥私的法宝。
（5）销毁、隐匿帐簿，瞒天过海。对于一些个体经营者或小型私营业主而言，因其经营规模不大，且又无过多的经济往来，因而有无帐簿关系不大，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即使设置帐簿的，也不正规。为了使税务人员无法了解其经营情况，以失火、被盗、遗失等借口销毁或隐匿帐簿。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就可任意申报其营业收入。
（6）多列支出，少列收入，以假乱真。此举主要是以一些虚假手段掩盖真实的收支情况，表现形式一般是：明销暗记；将产品直接作价冲抵债款后不记销售；已经销售而不开发货票或以白条抵库不记销售，已销商品不记销售长期挂在帐户；擅自扩大材料成本减少销售收入；用罚款、滞纳金、违约金、赔偿金冲减销售收入等等。
（7）虚假纳税申报。纳税申报是依法纳税的前提，纳税人必须在法定时间内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要求的其它纳税资料。行为人通过对生产规模、收入状况等内容作虚假申报来达到偷税目的。虚假申报的种类有如下几种：第一，虚报生产状况如亏盈等情况；第二，虚报生产规模；第三，虚报应税项目；第四，虚报真实收入；第五，虚报职工人数等等。
（8）以种种借口骗取减免税来偷税。国家为了鼓励某种事业的发展或其它特定目的、常常为某种经营活动减税、免税、退税。如合资企业材料进口免征关税、对福利性企业减免产品税等等。行为人为了偷税，常常在此处钻空子，“创造”减、免、退税的条件，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现在骗取退税已成为一种独立的犯罪，骗取减税和免税仍属偷税罪的范围。常见的骗取减、免税手法有伪装合资或合作企业、伪装安置残疾人的福利企业、伪装高新技术企业等等。
三、偷税罪的处罚
偷税罪的刑罚适用原则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分层次处罚
针对偷税数额的不同，分别规定了两个层次的量刑幅度。第一层次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二层次是：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同层次的偷税数额只能在本层次量刑幅度内判处，不能任意跨越；否则将造成量刑畸轻或畸重的后果。
（二）对人偷税并处罚金
针对偷税犯罪行为的贪利性特征，对自然人犯罪主体在各层次量刑幅度内，除规定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自由刑外，一律规定了“并处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金”。其立法精神是，主刑和附加刑必须同时判处，不具有选择性，以防止偷税人在经济上占便宜。
（三）对单位犯偷税罪采取双罚制
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同时对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在司法实践中、对单位判处罚金后，一般对单位的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而不再并处罚金，这种作法是否符合立法精神，尚有待进一步讨论。
（四）对多次偷税的违法行为累计数额合并处罚
按照刑法，行为人在一定时期内多次实施偷税违法犯罪行为未经发现，或虽发现但未经处罚的，均应视为犯罪行为的连续状态，其犯罪数额应当累计，按一罪合并处罚，不适用数罪并罚。反之，如行为人多次或某一次偷税违法行为已经过税务或司法机关处罚，则不应再将此数额累计计算合并处罚。
四、偷税罪的界定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造成两种情况不构成犯罪
按照《刑法》第201条之规定，除了“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情形外，纳税人偷税要达到一定的比例和数额才构成犯罪，即第一，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第二，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若将上述出现的两个百分比与两个偷税数额进行组合，可以发现该款中还存在着以下两种情形不构成犯罪：
1、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偷税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若遇到上述情况，根据《刑法》所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将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把不认为犯罪的第一种情形和规定为犯罪的第二种情形相比较可以看出，在偷税数额相同的情况下，低于百分之三十的偷税比率是犯罪而高于百分之三十的比率倒不是犯罪，实在令人费解；同样，将未加规定为犯罪的第二种情形和规定为犯罪的第一种情形相比较，也可看出，在比率相同的情况下，偷税一万元即构成犯罪而偷税十万元以上却不构成犯罪，这于情、于理、于法都难以解释的通。
（二）未对“应纳税额”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容易成为个别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的“合法”借口
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应纳税额包括年度应纳税额、季度应纳税额、月份应纳税额和检查期间应纳税额等等。如果不对“应纳税额”进行详细的界定，不但增加了执法难度，而且难免会对个别素质不高的执法人员利用，他们可以根据应纳税额期限的不同，随意降低或者提高偷税数额的比例，使一些偷税着受到刑法的制裁，或是另一些情节与之相同的偷税者不受刑事追究。
（三）在某些偷税数额比例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偷税罪难以认定
根据我国税法的规定，纳税人并非在每一个纳税期限内都能实现应纳税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纳税人偷税，其纳税比例将难以确定。例如：某税务机关在对某一般纳税人2004年8月份的增值税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该虽然向税务机关申报应纳增值税为留抵税额50万元，但检查中发现有30万元的增值税进项发票不符合抵扣规定。”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显然是偷税，但由于当期应纳税额为负数，偷税数额和应纳税额之间难以计算出其偷税数额所占的比例。如果按照《刑法》第201条的规定，在纳税人当期没有应纳税额的这种情况下，无论偷税数额多么巨大，将均构不成偷税罪。
五、偷税罪亟待完善
《刑法》第201条对偷税罪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疏漏，如果行为人采取规避的手段，钻空子、如果执法人员徇私枉法，将严重危害国家对税收的征管，造成税收的流失，也不利于运用刑法手段同偷税犯罪作斗争。为了保障国家税收、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制止和惩处税收违法行为，对现行《刑法》第201条进行修改完善十分必要。笔者认为，偷税数额的多少应成为衡量和判断偷税行为危害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此《刑法》第201条应作如下修改：
（一）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偷税数额占税法规定的纳税期应纳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税法规定的纳税期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不满百分之三十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以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税法规定的纳税期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两年以内又偷税的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纳税人当期没有应纳税额的按上期应纳税额计算偷税数额所占的比例。
（二）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税款，税额占应缴税额的百分之十以上并且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三）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偷税数额按照累计数额计算，偷税比例按照最高比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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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7
[关键词]偷税罪；二次行政处罚；扣缴义务人；立法缺陷；
根据我国刑法第201条的规定，刑法对偷税罪的成立规定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即结果犯中的数额犯和行为犯。对以结果犯作为本罪成立标准的偷税犯罪，我国刑法确立了特殊的“数额加比例”模式作为犯罪成立和量刑标准；对以行为犯作为本罪成立标准的偷税罪，我国刑法确立了“二次行政处罚”标准，即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也构成偷税罪。学界对于“数额加比例”这一偷税罪结果犯的犯罪成立标准已经诟病颇多，但对“二次行政处罚”这一偷税罪行为犯的犯罪成立标准却少有论述。事实上，司法实践中有大量的偷税犯罪正是以行为犯这一偷税罪成立模式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但这一“二次行政处罚”的犯罪成立标准存在诸多立法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定罪量刑的困惑。笔者不揣浅陋，愿就此加以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行为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说明其主观恶意比较严重，从立法意图上看，其目的是对屡罚不改、藐视法律行为的惩治。这对意图再犯者是一种威慑，让其在偷税获得的欢乐与可能遭受的刑罚痛苦之间权衡利弊，必然畏惧却步。这一刑法规定体现了对屡犯不改、主观恶性大的偷税行为人从严惩处的精神，有利于加强对偷税犯罪的惩治，维护正常税收征管秩序，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犯罪成立标准，是侧重对行为人主观恶性评定的一个标准，既存在明显缺陷，又不符合税收征管实际。
一、“二次行政处罚”的犯罪成立标准的立法缺陷
1、这一标准区别对待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容易产生定罪量刑上的不公平。根据刑法第201条的规定，这一标准只适用于纳税人，不适用于扣缴义务人，这就使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在适用法律时不公平。对此，有学者认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义务不同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本无纳税义务，只是根据目前国家的实际情况，从便利税务稽征等方面考虑，国家税法强制性规定扣缴义务人具有纳税义务，其纳税义务是基于国家的强制委托而产生，他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特定中介，无纳税人的经济活动，也就没有扣缴义务人的法律地位。因此，刑法在偷税罪的行为犯犯罪成立标准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做出区别对待是合理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商榷。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确实负有不同的纳税义务，但就两者偷税行为的主观罪过和给国家造成的税款损失而言却没有任何区别。之所以有学者主张上述观点，究其原因，就是扣缴义务人没有直接从偷税行为中获利，而纳税人却从偷税行为中直接获利，即应该减少的财产没有减少。事实上，实践中扣缴义务人的偷税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直接获利，但其偷税行为大都有其间接利益。进一步来说，刑法评价一种行为是不是犯罪的标准不应当是行为是否有所得，而是要看其给刑法法益造成的损害，对此，有学者指出我们刑法关注的应是“损人”，而不是“利己”：关注“损人”的法益侵害说是我们应该予以提倡和坚决贯彻的，相反，关注“利己”的伦理评价的规范违反说是我们应予坚决摒弃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扣缴义务人的偷税行为与纳税人的偷税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当扣缴义务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时，刑法对扣缴义务人的这种行为却不评价为构成偷税罪，只能根据税法的规定，予以经济的、行政的处罚。而对纳税人同样的行为，刑法却认定为犯罪。这对纳税人来说，明显是立法所给予的不公平待遇。
2、这一标准在适用中可能造成罪刑不相适应。这一犯罪标准的立法本意，意味着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后第三次实施偷税时，不论是否达到数额1万元以上，占应纳税额10％以上的标准，都可以认定为偷税罪。这样就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形：其一，“第三次偷税行为”本身没有达到偷税罪结果犯“数额加比例”的标准，本应予以行政处罚，鉴于行为人曾因偷税受到过二次行政处罚，主观恶性比较严重，所以对“第三次偷税行为”按犯罪论处，予以刑罚处罚。这等于把对犯罪结果的考察追溯到行为人的先前行为，进行动态的考察，体现了对一贯偷税行为的严厉性。其二，“第三次偷税行为”本身已达到了“数额加比例”的标准，将之与前二次偷税行为一并考察(此时一并考察的实际意义已不大)，亦按偷税罪论处。将以上两种情形相互比较可以看出，三次应受行政处罚的偷税行为和两次应受行政处罚的偷税行为加一次应受刑罚处罚的偷税行为，其刑事责任是一样的，主刑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这难免让人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困惑，尤其是在“第三次偷税行为”本身的主刑已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将之与前二次偷税行为一并考察，根据刑法第201条的规定，此时主刑反而降至3年以下，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3、这一标准过于重视主观恶性，轻视犯罪构成的客观要求，不符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其一，从刑法第201条本身的理解，只要行为人具备偷税的次数条件三次，附加两次行政处罚条件，不论三次偷税数额多大，其行为就被认定为主观恶性大，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对此，有学者指出，我国刑法立法中的失误就是过于夸大税制中行为犯的危害性，只要有行为，就视同有结果一样严厉打击，以此杜绝和吓阻税务犯罪。在《税收征管法》中，要实施行政处罚，对偷税数额并无最低要求。也就是说，只要偷税l元钱都要受行政处罚。而如果行为人两次各偷税1元钱而受到行政处罚，第三次也只要偷税l元钱，其行为就构成犯罪。虽然这仅仅是夸张式的假设，但在实践中也的确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被告人因两次分别偷屠宰税10元而被行政处罚两次，第三次又偷屠宰税10元，他就被某一法院宣告为罪犯而受到刑事处罚。相反，如果一个纳税人只有1次偷税，数额达到100万元，但只要其偷税税额与应纳税额之比没有超过10％，那么该纳税人就不构成偷税犯罪。前者偷税累计额不过30元，却构成偷税犯罪，后者偷税高达100万元却不构成偷税犯罪，我们能说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吗?从我国税收工作的实际情况看，如果税务机关全部真正按照这一规定执行，那么构成偷税犯罪的纳税人的数量将大大增加。这显然与偷税罪的起点数额要求相去甚远，适用法律明显不公。这也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难以让犯罪人真正认罪伏法，接受改造。其二，根据刑法第201条的规定，偷税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是故意而非过失。但我国现行税法没有明确漏税(而事实上漏税又是客观存在的)，因而在税收工作实践中，有许多纳税人因非故意原因造成的税款少交或不交行为被视为了偷税，承担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对偷税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不作区分，一律给予行政处罚。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三次过失的漏税行为而被税务机关判定为涉嫌偷税罪移交到司法机关。即使司法机关审查严格，必须证明第三次偷税是故意才认定构成偷税罪，也有可能出现两次过失漏税加一次故意偷税就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加之我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纳税意识一贯不强，造成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的纳税人很多。据调查，某县国税局在清理检查应移送涉税犯罪案件工作中发现，新《刑法》实施以来，该局应移送涉税犯罪案例共32户，其中有22户是被国税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占应移送总数的62，5％。这仅是国税部门一家的数字，如果把同一时期内受到国税、地税两家行政处罚的偷税行为进行统算，受到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比例肯定还要高出许多。若按照这个标准作为涉嫌偷税犯罪移交司法机关，它的直接结果是对纳税人适用偷税罪的犯罪标准过于严厉，打击面过大，众多的纳税人将受到司法机关的调查和处罚，这样势必引发社会不稳、经济动荡，这显然与税收的调节作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相悖。
4、这一标准造成因偷税而给予行政处罚与因偷税给予刑事处罚之间的失衡。可以说，这一标准确实创造了把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紧密结合起来的先例，但纵观工商、环保、卫生、技术监督等行政执法领域及其他经济犯罪领域，尚无类似的规定。根据刑法规定的累犯构成要件，某犯罪人因偷税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其被释放后的任何时候又偷税的，只要其偷税行为未达到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即不能构成偷税罪，因此也就不能构成累犯。而在偷税被税务机关追究二次行政责任后的任何时间内，如果再偷税，即使数额不大，或者比例不大，包括没有达到偷税罪的法定构成要件，都应构成偷税罪。这种不考虑行为人前二次因偷税遭受行政处罚的时间长短的规定，应该说对行为人过于严苛，也造成偷税犯罪与偷税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失衡。
5、这一标准造成偷税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失衡。最高法院在以往的司法解释中对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而又实施同样行为从而可以构成犯罪时，有许多规定为“两年内”。如在《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者民事责任，两年内又实施刑法第217条规定的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之一的，可以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两年内因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而又实施非法出版、印刷、复制、发行非法出版物的，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关于审理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两年内因非法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实施违反规定，采取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或者涉港澳台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的，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另外，在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也规定，一般行政违法行为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一标准显然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之间难以达到平衡。
二、“二次行政处罚”的犯罪成立标准不符合税收征管实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
刑事立法应契合税收征管实际，增强规制涉税犯罪的效果。涉税犯罪作为一种行政犯罪，其刑事违法性应以其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具体到司法实践中，税务机关对于涉税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理通常为司法机关制裁涉税犯罪的前置程序，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后者。刑事立法不能无视这一点，否则，就有被虚置的危险。笔者认为，《刑法》第201条规定的“二次行政处罚”犯罪标准，不符合税收征管实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可能产生以下几个问题：
1、刑法未明确规定因偷税受到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数额和时限，造成这一犯罪成立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刑法第201条对这一定罪标准只作了一个粗略的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因偷税受到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构成的数额和时限，即只要有三次偷税行为，而且前两次偷税行为受过税务机关给予的行政处罚就规定构成犯罪。对企业而言，如果其登记开业的时间是在1980年1月1日之前，那么，是从其登记开业开始计算三次偷税行为?还是从1997年刑法生效时开始计算?因为无论哪种起始计算方式，从法理上说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犯罪行为的延续性来说，可以从登记开业时计算；从刑法是否具有溯及力来说，根据我国刑法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从1997年刑法生效时开始计算。而对自然人而言，只能从第一次受行政处罚的偷税行为以后再计算两次偷税行为，而且第二偷税行为还必须受过行政处罚。但若第一次受行政处罚的偷税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生效之前，如何计算三次偷税行为，也会遇到同样的困惑。而且即使合理地确定了计算三次偷税行为的起点，但如果不规定计算三次偷税行为的时限，只要某一纳税人前两次偷税行为分别受到税务机关的行政处罚，刑法就永久保持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以后不论多长时间内，只要其再次偷税，就将被认定为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这有悖于我国刑法所确立的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原意，对纳税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
2、刑法未明确规定两次行政处罚的主体，造成这一犯罪成立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对两次行政处罚的主体给予明确规定，使司法机关和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难以把握。根据我国的税务管理体制，税务主管机关涉及几个部门，有国税、地税、财政局、海关等，税务主管机关在各自的管辖权范围内行使税务管理权和税收处罚权。所以，同一纳税人因偷税既有可能被同一税务主管机关给予两次税务行政处罚，也有可能同时被两个不同的税务主管机关给予相应的偷税处罚。法律只是规定纳税人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个税务机关和哪个具体税种。那么，“两次行政处罚”是同一系统的税务主管机关对同一偷税主体给予的行政处罚次数与所有税务主管机关对其给予的行政处罚次数合起来计算还是分别计算?在实践中就会因为无确切的法律依据而导致操作困难。而且，如果合起来计算，税务机关在判断和移送涉嫌偷税罪的案件时，则要求所有税务主管机关在信息共享、相互联络和协作方面能够较好地配合。而这一点在目前的税收执法活动中并不理想，操作不便利。事实上，我国国税、地税等税务主管机构分设，相互不隶属，互不交叉，国税机关给予二次行政处罚的纳税人，其“第三次偷税行为”被地税机关查获时，地税等其他税务主管机关怎知其偷税“前科”呢?若地税机关在不了解偷税人“前科”的情况下，未按涉嫌偷税罪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是不是按《刑法》第402条的规定，追究其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刑事责任?反之，国税等税务主管机关亦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若为了执行这一犯罪标准，是不是两家税务机关每查获一次纳税人的偷税行为，都要相互查询纳税人在对方的偷税“前科”资料?显然，这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及时打击偷税违法犯罪行为。
3、这一标准也不符合我国目前税务机关的案件案卷保管条件，难以调查取证。从证据的要求来说，这一定罪标准不但要求税务机关对偷税行为给予的行政处罚是合法无误的，而且案件的案卷保管工作必须十分周全，保管期限为永久。事实上，要做到这些是很难的。虽然1995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55条明确规定，对定性为偷税的行为并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的案件，“其案卷保管期限为永久”。但税务机关在实际执行这一规定时并非都能达到要求——案卷保管完整齐全。尤其对此规章出台前这类案件的案卷保管，税务机关更难保证是周全的。因此，在具体掌握这一定罪标准时，不论是税务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会遇到操作上的困难。况且由于税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部门，其税务检查所获取的资料在刑事诉讼中不具备证据效力，公安机关在受理移送案件后，还需对行为人的前两次受到行政处罚的偷税行为再次调查取证，由于时过境迁，取证难不说，也得不到行为人的理解和配合。
三、偷税罪“二次行政处罚”犯罪成立标准的立法完善
目前，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已经注意到偷税罪“二次行政处罚”犯罪成立标准的立法缺陷，试图运用司法解释对此加以弥补。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第4条明确规定：两年内因偷税受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且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应当以偷税罪处罚。应当说，《解释》明确了因偷税受到过二次行政处罚又偷税构成犯罪的时限和数额有其合理性，平衡了偷税犯罪与偷税行政违法行为之间的规定。但《解释》毕竟立法层次较低，不能代替刑事立法，并且其本身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完善：
1、应将《解释》第4条确立的“二次行政处罚”的时限“两年”修改为“五年”。《解释》的规定意味着，税务机关两年中对同一纳税人实施两次稽查，均发现其违法行为，才能适用这一规定。但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对同一纳税人尤其是占纳税人绝大多数的小规模纳税人在两年中稽查两次并给予行政处罚的可能性很小。因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合税收征管实际。此外，根据《税收征管法》第86条的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因此，笔者建议，与这一税收行政违法的最长追诉期相适应，在修改刑法时，将“二次行政处罚”的时限由二年延长为五年，以严密法网。同时，对行政处罚分别由国税、地税等税务主管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次数的累计问题，法律应予以明确的规定。此外，针对我们国家的不同的税务主管机关由于部门利益壁垒等原因造成的税务执法信息的交流不畅这一现状，可以考虑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不同的税务主管机关建立纳税人信用等级网络平台，以实现各税务机关税务执法信息的资源共享，也方便计算对违法纳税人受行政处罚的次数。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8
一、查账征收方式的弊端
（一）企业零申报率不断增加。在县、镇级的企业大多数是由几个人成立的，一般经营规模较小，财务核算表面上看是规范而实则不然，成本费用核算、申报应纳所得税额不准确。特别是部分私营企业主有意偷税漏税，财务人员要按照企业主的指示做账，现金交易、不计账、记假账、账外账，进行零申报，造成大量申报不实，导致税款流失严重，企业所得税零申报率一直在20%以上。部分企业年年经营、年年亏损，销售额却一年比年大，所得税却一年比一年少或者年年不相上下，而企业主一年比一年富裕，又购车又是建分厂，不是这投资就是那里投资，这明摆的就是靠偷税致富，而事后通过汇算清缴或稽查也很难进行核实或者核实数额较少。
（二）查账征收对中小企业而言已失去它应有的功能，反而成为偷税漏税者的保护伞。现在有很多上市公司都在做假账，而中小企业就更容易做假账，根本没人监督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负责人一言行，说怎的做就怎的做，当然也有遵纪守法的企业主可实在大少。查账征收对不守法的企业而言是喜，对税务机关来说却是忧，喜的是黄袍加身一切从减，忧的是无凭无据该收的税却收不上来。
（三）账面计税所得额的真实性难以核实，造成税负不公。企业所得税查账征收对账面亏损企业来讲是零税率，对账面小额利润讲是低税率，相比定率征收企业来说前二者的税负要低，往往后者的规模比前者要小得多，可后者企业所得税比前二者缴的多或者是偷漏的少。
（四）创造条件争取申请查账征收。由于以上的原因有些不符合查账征收的企业也千方百计满足查账征收条件，纳税人以账务健全为由，原核定定率征收所得税的企业也加入到查账征收之中，明为查账征收，实是让税务机无据可查的情况下就好偷漏税收，动摇了企业所得税税基，加大了税务机关执法的难度和征收成本。
二、加强企业核定定率征收方式的必要性
（一）核定定率征收是解决被动变主动有效方法之一。多数企业是年年汇算清缴，年年补点税，年年不处罚，有问题也难落实。报表账本翻来复去就是查不出有多少所得税，即便查出了税款，也难以按偷税处罚，检查资料上有罚款也是从应补税款里分出来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税务机关查不出问题是税务没本事，查出的问题又难以依法处罚，也是税务机关没本事。全省有几个偷税案件是真真实实处于偷税税款五倍罚款的呢？不用问没有一个。企业利用查账征收方式把税务机关当猴耍，很被动。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9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税制改革的深化，税收犯罪愈演愈烈，达至空前 。以至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特别强调：“依法加强税收征管，打击偷、漏、骗税的行 为，清缴欠税，严禁越权减、免、退税。”税收犯罪如此猖獗，虽然各方面的因素很多 ，但税收刑事立法不健全、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税收犯罪刑事立法在国外大都规定 得比较完善，所以尽管各国税收刑事立法受制于该国税制，但是彼此借鉴还是可能与有 益的。本文基于此，力图通过比较各国的税收刑事立法和评析我国相关立法缺陷，提出 完善我国税收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税收刑事立法的比较
(一)各国(地区)税收刑事立法概况
税收刑事立法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税收制度，由于各国(地区)税制的不同，在税收犯罪 的规定上也是差异很大。下面简要对各国(地区)关于税收犯罪的规定作一介绍：(注： 由于资料有限，仅根据现有资料对有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刑事立法作一介绍。)
1.韩国
韩国的《税犯罪处罚法》集中规定了有关税收的犯罪，大致有以下几种：
(1)逃税罪。指以欺骗等其他不正当行为进行逃税或接受退税和免税的行为。该罪的处 罚依据所逃避的不同税种分别适用，如逃避消费税、酒税，处3年以下徒刑或相当于犯 罪数额5倍以下的罚款或500至5000元的少量罚款；逃避印花税，则对每个证书和帐簿处 以犯罪数额5倍以下的罚款或500至5000元的少量罚款。
(2)滞纳税款罪。纳税义务人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无正当理由滞纳一至三次租税时，即 构成该罪，应当处1年以下徒刑或处以相当滞纳额的罚款。
(3)征税渎职罪。指征税人员无正当理由没有征税或不缴纳已征得的税款的行为，处以 1年以下徒刑或相当于犯罪数额的罚款。
(4)违反增值税法罪。该罪包括两个方面的行为：一是应当根据增值税法，制订和交付 税金计算书者，故意不缴，并在税金计算书上作出虚假记载时，处以1年以下徒刑或相 当于供给价额乘以增值税率所得数额的2倍以下罚款；二是应当根据增值税法向政府提 交税金计算书者，因暴行、胁迫、煽动、教唆及勾结而不提交税金计算书或提交假造的 税金计算书者，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1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暴行、胁迫、煽动、教唆行为 实施者亦同。
(5)隐匿财产罪。该罪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当滞纳人或占有滞纳人财产的人以偷税或使 之偷税为目的，藏匿和偷漏财产或制造假契约的，处2年以下徒刑；二是当扣押物品的 保管者对所保管物品进行藏匿、偷税、消费或毁坏时，对其处罚同前项；三是对知情而 帮助前两项行为或承诺第一项假契约者处1年以下徒刑。
(6)毁灭帐目罪。对以毁灭证据逃税漏税为目的，将税法要求备置的帐目在制成之日2 年内烧毁、毁弃及藏匿者，处以2年以下徒刑或相当于将多计的亏损额视为课税所得额 后算出税额的3倍以下罚款。
(7)虚假申报罪。就他人租税而向政府进行虚假申报者，处以2年以下徒刑或2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依法所定申报而作虚假申报者，处以5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500元至5000元 的小额罚款。
(8)煽动、教唆不法罪。对煽动或教唆纳税义务人不申报课税标准，或不征收、不缴纳 租税者，处2年以下徒刑或50万元以下罚款。
(9)多计亏损罪。对将法人亏损金额多计入者，处以2年以下徒刑或相当于将多计入的 亏损额视为课税所得额后算出税额的三倍以下罚款。[1]
2.日本
日本税法分中央税和地方税法两大类，税收犯罪也分别规定于这两类税收立法中。《 日本地方税法》中规定的税收犯罪有煽动不缴纳税款罪和抗税罪。前者指煽动纳税义务 人对应申报的纳税标准额不作申报或作虚假申报，或者煽动特别征收义务者不征税金或 将已征税金不上缴的行为。对该罪处3年以下徒刑或20万元以下罚金。后者指为了不作 申报或作虚假申报，为了不征收税金或不缴纳税金，施以暴行或胁迫的行为。犯该罪的 ，处以3年以下徒刑或20万日元以下罚金。
日本《国税征收法》规定的税收犯罪有非法处分财产罪、不实陈述罪和阻碍检查罪。 非法处分财产罪是指滞纳或占有纳税人财产的第三者，为了免除滞纳处分，对其财产予 以隐蔽、损害或者伪装财产负担等，进行对国家不利的处分行为。该罪的法定刑是3年 以下徒刑或50万元以下罚金，两刑可以并处。不实陈述罪是指滞纳者、占有滞纳财产的 第三者、滞纳者的债权人或其他财产关系人，在税务征收人员为滞纳处分而对他们进行 质问或对有关帐簿进行检查时，不予回答或作出虚假陈述的，处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 阻碍检查罪是指滞纳者、占有滞纳财产的第三者、滞纳的债权人或其他财产关系人在税 务征收人员为滞纳处分而检查有关帐簿文件时，予以拒绝、妨碍、逃避或者在其帐簿或 文件中进行虚伪记载并出示的行为。对其处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2]
3.德国
德国关于税收犯罪的立法集中在德国税法中，其第369条规定了税收犯罪的一般种类， 第370条对偷逃税收犯罪行为作了具体规定。其第369条规定的税收犯罪的一般种类有： (1)根据税法应当受刑罚惩罚的行为；(2)违反禁止性规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3)伪 造或者准备伪造与税收标志有关的价值标志的行为；(4)包庇实施了以上行为的人的。
根据其第370条的规定，偷逃税收犯罪的主体是有义务纳税的人，包括有义务为自己交 税的人和有义务为别人交税的人。具体指：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它没有权利 能力的人合团体和财产团体的负责人；或者在没有负责人或财产管理人时，指该团体的 成员，处理税收事务的人，企业的负责人，以及税收顾问。偷逃税收罪的行为只能 由故意构成，分三类：(1)向财政管理机关或者其它机关错误地或者不完全地说明对税 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2)违反义务规定，不向财政管理机关说明对税收有重大意义的 事实；(3)违反义务规定，不使用税收标志或税收印鉴。对于偷逃税收罪的成立，还要 求必须造成短少或者为自己或他人取得税收上的利益的结果。对于偷逃税收犯罪，一般 处5年以下监禁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应当处6个月以上10年以下监禁。另外，对 犯偷逃税收犯罪的，还可判处附加刑和保安处分。可以判处的附加刑包括剥夺担任公职 的资格和剥夺被选举权；可以适用的保安处分有吊销驾驶执照和禁止从事特定的职业。 [3]
4.美国
美国关于税收犯罪的规定主要集中于《美国联邦税法》。当然，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 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规定了税收方面的犯罪。下面仅对《 美国联邦税法》中规定的税收犯罪作一介绍：
(1)偷逃税罪。是指故意地企图偷税或逃税的犯罪行为。法定刑为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5 年以下的监禁刑，或二者并处。该罪是重罪。
(2)不作为的税收诈欺罪。《美国法典》第26篇第7202节规定：凡不征税，不真实地结 算或不税的行为都是重罪。法定刑为不超过1万美元的罚金或5年以下监禁，或两者 并处。
(3)不提交税收报告罪。是指故意违反法律义务，不缴预算税或税款、不提交报告书、 不保持或提供记录或资料的行为。法定刑为1万美元以下罚金，或1年以下监禁，或者二 者并处。
(4)故意制作失实税收文件罪。是指故意制作和签署包含有在一旦违反即将被处以伪证 之刑的条件下，制作书面声明或依此声明加以核对的而签署人明知事实材料不真实和不 正确的任何报告书、陈述或其它文件的行为。法定刑为5000美元以下罚金或不超过3年 的监禁刑，或二者并处。
(5)故意提供失实税收文件罪。是指故意向国家税收总局提供任何明知是虚假的名单、 报告书、帐册、陈述或其它文件的行为。法定刑为1000美元以下罚金，或1年以下监禁 ，或者二者并处。
另外，《美国法典》第2章t部分1节4条还规定了帮助、参与、促使、商讨或建议税收 欺诈罪。[4]
5.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规定的税收犯罪只有两个，即第198条和第199条规定的公民逃避纳 税罪和逃避缴纳向组织征收的税款罪。前者指公民在必须对收入提出申报时而以不进行 申报，或者将明知歪曲的关于收支情况的材料列入申报单的手段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 大的行为。法定刑为：处数额为最低劳动报酬200倍至500倍或被判刑入2个月至5个月的 工资或其它收入的罚金，或处180小时至240小时的强制性工作，或处1年以下的剥夺自 由；上述行为如果是具有逃避纳税罪前科的人员实施的，或数额特别巨大的，处数额最 低劳动报酬500倍至1000倍或被判刑入5个月至1年的工资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处3年以 下剥夺自由。后者是指采取将明知歪曲的收支情况计入会计凭证的手段，或以隐匿其他 征税项目的手段，逃避缴纳向组织征收的税款，数额巨大的行为。法定刑为：处5年以 下剥夺担任一定公职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或处4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的拘役，或处3 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处5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并处3年以下剥夺担 任一定职务或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5]
6.我国香港
香港是自由港，税种少、税率低，税务征管自然简便，常被作为避税地。对于税收违 法犯罪行为，都规定在《税务条例》中。被规定为犯罪的是该法第82条第1款规定的逃 税罪。该款规定：任何人员，如意图逃税或协助他人逃税而故意：在本条例规定填具报 税表内漏报任何应报之款项；在本条例规定填具报税表内作虚假声明或虚报资料；在根 据本条规定申请扣除额或免税额时，作虚假声明；签署本条例规定提交之任何声明书或 报税表，但却无合理理由相信其为正确者；对根据本条例而提出之问题或索取资料之请 求，以口头或书面予虚假之答复；设置或授权任何虚假之帐簿或其他记录，或者伪造或 授权伪造任何帐簿或记录；利用任何欺诈手段、诡计或谋略，或授权利用此等欺诈手段 、诡计或谋略。犯轻罪，如若经简易程序审讯定罪，可判罚款5000元，并加罚一笔相当 于该罪项而短缴，或倘若该罪项未为人侦悉则本应可能短缴之税款3倍之罚款，以及监 禁6个月；倘经公诉定罪，则可判罚款2万元，并加罚在上述情形下短缴税款3倍之罚款 ，以及监禁3年。此外，在各个具体税法中，如《印花税条例》，还规定了若干针对该 税的逃税犯罪行为及处罚。
7.我国台湾
台湾的税收犯罪规定在《捐税稽征法》和其他一些税法中，主要有：
(1)逃税罪。是指纳税义务人以诈术或其他不正当手段逃漏捐税的行为。对犯该罪的， 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或者并处1000元以下罚金。
(2)人、扣缴义务人逃税罪。是指人、扣缴义务人以诈术或其他不正当手段匿 报、短征或不为或扣缴捐税的行为。该罪的法定刑为：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单处或并处1000元以下罚金。
(3)人、扣缴义务人侵占罪。是指人或扣缴义务人擅自侵占已经或已扣缴 的捐税的行为。该罪的法定刑是：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单处或并处1000元 以下罚金。
(4)税收帮助、教唆罪。教唆或帮助上述犯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1000 元以下罚金；执行业务之律师或会计师犯前项之罪者，加重其刑至1/2。
(二)税收刑事立法的初步比较
1.关于税收犯罪立法方式的比较
关于各国(地区)对税收犯罪采取的立法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刑法典式，即 将税收犯罪规定在统一的刑法典中，如俄罗斯、中国等。二是专门刑法典式，即将税收 犯罪规定在相当于刑法典的专门税收处罚法中。如韩国的《税犯处罚法》就可以看作一 部专为税收犯罪而设的“小刑法典”：既有总则，规定了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处罚原 则等内容；还有分则，规定了各个罪种及刑事责任。[6]三是附属刑法式，即将税收犯 罪规定在具体的税法中，如美国、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一般情况下，在税收程序 法中作一般规定，在税收实体法中还作具体规定。
这几种立法方式都有自己的利弊。刑法典式的立法能保持刑法的统一、集中，有利于 树立刑法的权威，便于人们对这一类犯罪的总体上的掌握；缺点是具体罪状与法定刑分 离，不借助具体税法，人们无以搞清其具体犯罪构成。另外，这种立法方式对罪刑法定 原则的贯彻有所影响，也对变动不居的税收立法表现出不适应。附属刑法式立法最大的 优点是可以随着税收立法的变化而变化，即能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而废、改、立。其缺 点则是显得杂乱无章，不便于人们总体上把握，也不好树立刑法的权威。专门税收刑法 典式处于刑法典式与附属刑法式这两种立法方式之间，自然也就兼有二者的优点和缺点 ，但都有所弱化。一般来讲，各个国家具体采用哪种立法方式是与自己的经济发展、法 律文化传统、法律习惯相联系的。我国对税收犯罪采取刑法典式立法，符合我国法律文 化传统，也与我国基本国情相适应。我国法律文化中特别强调统一、集中，历史上我国 也一直是集权国家，喜欢法典的编纂。因此，对税收犯罪采取刑法典式立法也就顺然成 章。即使存在单行刑法，也是权宜之计，在成熟时也要收录法典中。另外，法典式立法 对于税收犯罪来说，只要采取科学的立法技术，能够避免罪状与法定刑的脱节，可以适 应税收法规变动不居的现实，也能保持法律的统一与集中。所以，我国在税收犯罪的立 法方式上是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只是在具体立法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税 收犯罪的罪状如何设计、如何与税收法规衔接的问题。
2.关于税收犯罪种类的比较
我国刑法规定的税收犯罪有偷税罪、抗税罪、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和发 票犯罪。一般情况下，偷税罪是各个国家都规定的，是税收犯罪最基本的犯罪。对于抗 税罪，很少有国家单独规定，一般作为妨碍公务罪处理，如美国、德国、韩国等都没有 单独规定，但日本作了规定。我国的逃避追缴欠税罪与别国的逃税罪不是一个概念，别 国的逃税罪一般指偷税和漏税，其罪状与我国的逃税罪极大不同。骗税犯罪也是一样， 我国的骗税犯罪专指骗取出口退税罪，在国外，骗税行为一般作为偷税罪处理，如日本 等。另外，发票犯罪应该是我国关于税收犯罪立法的一大特色，别国一般对此不作特别 规定。
一国的税收犯罪种类很大程度受制于本国的税制和税收实践。如果一国没有实行某种 税收制度，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涉及这种税制的刑事立法；如果一国在税收某方面的违法 现象不严重，自然也不会引起立法者对这方面的兴趣。我国的现行税制是以增值税和所 得税并重，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复合税制。以前、目前以至以后一段时期内，增值税是 我国的最主要的税种。自从我国实行以增值税专用发票为标志的增值税抵扣制度以来， 有关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的犯罪愈演愈烈。本来以增值税专用发票来遏制偷税，可增值 税专用发票却演变成偷税的重要工具。面对这种情况，立法者设立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 的犯罪就成为必然。但是，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完成了以增值税为主体 的税制向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的转变，所以，没有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的犯罪就 不足为奇了。我国规定骗取出口退税罪亦然。如果我国不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骗取出口 退税活动不猖獗，也就不可能有刑法上的骗取出口退税罪。所以，不能从各国所存在的 税收犯罪种类差异本身来比较孰优孰劣，关键是看这种规定是否与本国的税制以及税收 实践相适应。一般来讲，对犯罪的遏制应是全方位的，不仅从“流”遏制，更应从“源 ”堵截。我国规定发票犯罪就是从“源”来控制国家税款的流失。从犯罪的控制原理上 来说，是科学合理的，也是符合我国现实状况的。
3.关于税收犯罪主体的比较
税收犯罪的主体一般涉及两类：一是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即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人 员和纳税人；二是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有关联的人员，包括人、扣缴义务人、 人，以及一般自然人。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一般都在各个国家(地区)规定的税收犯罪主体 之列，对于纳税人，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但对于第二类主体，则规定各异：有 的规定了扣缴义务人和人，如我国台湾；有的规定了人、甚至税收顾问，如德 国；还有的国家把滞纳者的债权人、债务人或其他财产关系人也纳入税收犯罪主体之列 ，如日本。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人和人。以前，我国也曾将人规定为偷税罪的主体， 但后来取消了。目前，对于人侵占税款的，一般以贪污罪论处；而对于其不征税款 的，则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各国一般也是根据自己的税制来规定税收犯罪主体的。例 如扣缴义务人，如果一国不实行税款扣缴制度，也就不存在扣缴义务人，自然就谈不上 其刑事责任问题。我国没有对人和人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应该说是一大缺憾 。虽然我国税收制度刚刚起步，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税制改革 的深化，税收业必然成为一个发展、壮大的行业。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有税务人 的违法乱纪，如何解决他们的法律责任也必然是我们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 国关于税收犯罪的立法应该具有超前性。更何况我国税制又面临着巨大变革，这更需要 有超前的税收刑事立法。
4.关于税收犯罪刑罚的比较
对偷税漏税的处罚规定篇10
[关键词]个体户偷漏税成因治理对策
改革开放，使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形式得到了充分发展，但由于管理体制尚不完善，以及各种复杂的历史和客观因素，个体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偷漏税现象，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消极因素。笔者就当前个体户偷漏税的成因及治理对策谈几点看法。
一、个体户偷漏税的成因
1.对现行税收概念缺乏正确认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带有剥削性质的税收因横征暴敛，已激起民愤。到了政府时期，征收苛税，恣意摊派，税收混乱和对人民的掠夺更是骇人听闻。此时，“税收”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就更加臭名昭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税收的职能和作用一度曾被忽视，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加上税收政策宣传不力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税收的性质和剥削阶级的税收性质混淆不清，因而对现行的税收概念形成了“错位现象”，产生了逆反心理。
2.税收法制不健全，对偷、漏、抗税者缺少严厉的制裁措施。在税收法规上，我国至今尚未有一部全面、系统、科学的税收管理法规。在现行的工商税收中，大多数税种只是“暂行条例”和“试行办法”，缺乏法律应具备的刚性和严肃性，削弱了税收在纳税人心目中的法律地位。税法上虽然对偷漏税者的处理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处罚较轻，达不到堵塞“跑、冒、滴、漏”的目的。
3.现行政策法规没有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素质作出具体规定。相当一部分不适应从事经营活动的社会闲散人员（企业优化组合后的落伍者、农村的盲流人员等），以及没有改造好的“两劳”人员也加入了个体经营行列。这些人思想、政治、文化素质一般较低，特别是“两劳”人员，依法纳税的观念非常淡薄，更有惟利是图者，公开亵渎法律，公然抗税不缴。
4.传统的征管模式和征管手段存在种种漏洞。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模式虽然从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本质仍是小而全的“各税统管，征管各一”的模式；机构设置上国税和地税都是大税收、小征管的“倒金字塔式”；征管制度仍是“修补型”；征管手段虽然有计算机参与，但由于税务干部队伍本身的政治素质、业务技能有限，致使税收征管条例中规定的纳税申报、税务和税务稽查等制度流于形式，不能得到很好地贯彻落实，使税收征管措施软化，管理偏松；加之索贿受贿、贪赃枉法、以税谋私、执法不严等腐败现象时有发生，给一些偷漏税者以可乘之机。
5.由于各种行政收费项目过多，标准太高，导致因费挤税。被人们视为“苛捐杂税”的多种行政收费，其“刚性”软化了税收的强制性，使税收的刚性失去了威慑力，同时也降低了个体户的收入。为了弥补损失，获得更多的盈利，个体户们就在哄抬物价的同时，肆无忌惮地变换手法偷税漏税。
6.“情大于法”的不正常现象也为个体户进行偷漏税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
二、治理个体户偷漏税的对策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解决个体户偷漏税问题，绝不是靠税务部门单纯加强征收管理就能奏效的，而应该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治理手段，实行配套管理，广泛宣传，引起全社会重视。
1.加强税法宣传，健全税收法制。要通过广泛深入的税法宣传教育，消除人们传统观念上对税收的偏见，提高全社会的税法观念和全民的自觉纳税意识。要加强税收立法，克服现行税制零乱、重复、繁杂的缺点，使之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并保持税法的统一性，正确处理好集中税权和分级管理的关系。在执行过程中，要充实税务机构，强化征管手段，冻结银行存款、查封变卖货物及财产的权力，使税务部门具有能够有效抵制各种违法行为的外部条件，做到依法治税。
2.严肃税收法纪，从法制建设上强化税收的监督管理职能
在法律上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人员作出具体限制，并规定个体经营者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时，必须参加税务、工商两部门组织的法规学习班，系统学习税收、工商法规及其他经济法规，考试合格才可以发给营业执照。对个体户的经营范围应主要限制在饮食、服务、修理、小五金、小百货、副食、运输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小加工等方面，并规定只能以零售为经营方式，不得从事商品批发、调拨等业务。对于在经营过程中违反各种经济法规、进行偷漏税活动的犯罪分子，必须运用法律手段从严惩处，从而强化税收的监督管理职能。
3.建立群众性的湖水泄水网络，实行“全民办税”。各级党政部门应加强对税收工作的支持和领导；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搞好个体户工商登记的同时，要协同税务部门一起进行监督管理，取缔个体户一户多存现象，并运用信贷手段进行监督管理；各家银行要采取有效措施对个体户的存贷资金进行正确引导；铁路、邮电、交通等部门要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在车站、码头对个体户的运输货物进行检查，做好税务稽查工作；公、检、法等部门对移交的偷漏抗税案件，要从严、从速查处，严厉打击偷漏抗税行为，个体劳协、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应组织群众性的护税协税网络，及时检举、揭发不法个体商贩的偷漏税行为。
4.加强辅导，强制建账，采取查账征收，实行源泉控制。对从事经营活动的个体户，税务机关可利用其业余时间，经常举办短期税法知识学习班，加强纳税辅导，普及税法知识。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税务机关应区别情况，采取查账征收、查验征收、定期定额征收、查定征收等征收方法进行控制，切实做好“代扣税款”工作，实行源泉控制。在推行公开办税制度时，税务机关要对个体户的纳税情况，按季张榜公布，发动群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