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1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失衡；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0)03－0028－04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流入发展中国家。2009年，我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合同外资金额1935.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900.3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14.8％、8.4％和26％。2010年1－2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3家，同比增长14.5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0.2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中国连续17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吸引外资年均增长20％，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2倍多，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促进我国外贸出口、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增加就业机会、稳定人民币汇率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外商直接投资对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和增强综合经济国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我国从整体性短缺经济向结构性过剩经济的转变，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依然强劲，但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对此我们应给予高度重视。
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分布极不平衡
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产业的分布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均衡突出表现为：2009年，我国在外商投资中流人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比重明显偏高，实际使用金额达到500.7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5.6％；第三产业次之，实际使用金额为385.3亿美元，所占比重为42.8％；第一产业最少，外商投资农、林、牧、渔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9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29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3.82％和1.59％，比重最小。这种投资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产出偏高是一致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二)行业分布结构失衡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分布结构不均衡，在各行业内部的不均衡也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外商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中，过多地集中在制造业，且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含量不高的制造业投资比较多，而对高科技行业的投资明显偏少；第三产业则集中于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沉淀的资金给经济走出低谷带来困难。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约70％集中在制造业，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制造业实际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总金额的比重约为56％，2000年以来，该比重呈显著上升趋势，2004年超过70％，比1997年增加近10个百分点，在2005年以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5－2009年间仍然达到50％以上。2009年，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立企业9767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分别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1.68％和51.95％。制造业吸收外资主要集中于2009年，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制造业是我国较成熟的行业，而外商对该行业的大规模投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外资未能充分引导我国新兴行业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我国行业结构的失衡。而且，这种投资结构也容易使外商借此转移过时的设备和技术，从而抑制我国自身的自主研发能力。可见外商投资产业过于集中、低水平重复引进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
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外商投资于房地产行业的比重过高，2009年房地产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9家，同比增长25.8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7.96亿美元，占第三产业实际投资额的43.6％。
外资过多地集中于制造业与房地产业，不但是造成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发展受基础设施行业发展滞后的瓶颈制约、房地产价格飞涨、经济泡沫频繁出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与我国“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战略相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
(三)区域结构失衡
从整体区域分布看，FDi明显呈现“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见图1)。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华FDi开始呈现出由东向西逐级推进的态势，但1997-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仍占85％以上，东部地区始终是外商投资最集中的地区。2008年，东部地区合同项目23584个，实际利用外资783.44L美元，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4.8％；中部地区合同项目2544个，实际利用外资74.4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0％；西部地区合同项目1386个，实际利用外资66.2亿美元，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2％。2009年外商直接投资仍然集中在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的地区分布不平衡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地区结构转移缓慢。这说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明显失衡。而且，在外商投资模式上，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投资形式灵活、多样，与国际接轨程度高，而西部地区引进的项目仍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商品和小项目居多，跨国公司进入少。
(四)规模与技术结构失衡，核心技术含量不高
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表现为“三多三少”现象。即劳动密集型项目多，资金密集型项目少；中小型项目多，大型项目少；一般加工项目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少。另外，外商投资大多集中于低技术档次的轻工、纺织、食品及中低档机电产品等，与国内商品技术差距不大，大都属于同质产品，激烈的市场竞争又很容易使国内企业陷入困境。而支撑起东南沿海地区外贸工业的加工贸易，又往往是原料、市场“两头在外”，与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很小，对我国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带动效应表现微弱，不利于我国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学习，并限制了对外国先进企业的质量、营销、财务等管理经验的吸收与借鉴，也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长远发展。如果我国在技术上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产业的
技术上总是处于落后地位，那么我们将无法同国外竞争，甚至会危及我国的产业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全。
(五)FDi利润汇回将对我国国际收支产生潜在的风险
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收益账户逆差也随之逐年增大，并且投资收益逆差占贸易账户顺差的比重很高，其中1995年、1996年高达60％，1993－2005年间投资收益账户逆差共冲减了23.2％的贸易顺差(见表2)。这表明我们用贸易净收入的近1/4支付了外商在我国的投资净收益，这将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威胁。
即使按10％的年回报率来计算，外商在我国的年投资收益约为600多亿美元，假使外国投资者每年将投资收益汇回，我国为保持经常账户平衡，每年就必须保持约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我国1993－2005年间贸易顺差平均只有395亿美元。如果贸易顺差规模出现下降，加之外商一旦增加利润汇回比率，甚至将利润全部集中汇回母国，我国将面临FDi流入量减少，流出量增加的双重影响，而利润的大规模汇出会对投资收益项目、经常账户产生明显的负作用。因此，如若外资企业所获取的利润在短时期内集中汇出，可能导致投资收益项目借方余额的急剧增加，可能会导致我国国际收支产生危机。
(六)吸引外资方式具有局限性
我国利用外资仍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而目前跨国公司并购已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全球跨国投资中通过并购实现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我国近几年外资并购的项目和并购的金额虽然在逐渐增加，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外资并购并没有成为国内实际利用外资的一种主要方式，仅占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等方面的不完善以及缺乏相应的产权交易市场等。
(七)引用外资政策存在负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投资环境尚不完善，为增强对FDi的吸引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如减免所得税、免征投资品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这的确对我国经济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优惠政策效用递减，而且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是以牺牲国家财政收入为代价的，其负面效应日益突出。首先，导致资源分配效率下降，高素质的劳动力、技术等资源常常以很低的成本被配置到外企中。其次，外资企业利用特殊优惠与强大实力，不但较容易地获得了市场垄断地位，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不公平竞争，而且其利用垄断优势对我国部分产业实行产业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已威胁到了我国的产业安全与可持续性发展。另外，一些利用外商优惠政策搞“假合资”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八)外资来源结构不合理
目前，我国外资的来源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2009年，我国香港地区对内地直接投资539.93亿美元，占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59.9％。而从美国、日本和欧盟引进的外资比重却很小。日本对华投资在2002-2006年凭借中国入世的契机高速扩张，其5年的投资总额相当于之前15年的日本企业对华投资之和，而在2006年之后，日本企业对华FDi全面放缓，2009年只有41.17亿美元；欧盟对华投资这几年处于波动时期，据欧盟官方统计,2007年欧盟对华投资20亿欧元，仅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0.5％，2009年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9.52亿美元，同比下降8.76％；美国对华投资在2002年达到顶峰，为54.24亿美元，此后连续5年下降，2009年稍有回升，达到35.76亿美元，同比下降21.97％。
二、提高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果的对策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国际化及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我国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投资环境，继续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但更应当注意的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如何调整和改进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断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效果，以此适应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1.利用FDi的规模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均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流入与流出。在引进外资规模上，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与发展阶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如我国在经济高涨阶段，尽管对资金的需求会很迫切，但更要慎重决策，决不能不考虑经济内在需要而盲目扩大引资规模，应将每项引资视同一笔交易，计算其交易成本，如果FDi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要坚持引进，否则就拒绝；同时，引资规模还应结合国内不同市场的竞争程度加以综合考虑。对一些国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技术又较为成熟的市场，应尽可能采取宏观调控政策，避免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涌入，以减少重复投资和恶性竞争。比如日本历时20年，分5个阶段来开放资本市场，每个阶段都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与企业竞争力，慎重选择开放部门，对本国的弱势产业、新兴产业和重点部门加以严格保护，以防止外国资本的冲击。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综合考虑FDi对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面对FDi集中汇回的可能性及对我国经常账户顺差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密切关注投资利益的变动趋势，尽快建立一套完整机制，对其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另一方面外汇局要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在制定政策时应合理引导外资企业均衡地流入流出，可适当促进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鼓励成熟行业及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对外输出资本，实施产业的国际转移。
2.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以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2009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2174.37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16％。其中，加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4.07％，因此应当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FDi。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立足于发展自主型民族产业体系，以培育我国产业自我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目的，避免对其过度依赖。一方面，要进一步鼓励、推动外资企业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并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对外资进入要逐步提高技术含量的壁垒，鼓励高新技术产业进入，利用其溢出效应推动技术进步，严格限制低技术含量、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外资的引进，减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金引进，使我国外资引进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在第二产业中.特别是工业领域，要以提高质量效益与技术水平为中心，重点培育国家比较优势产业的升级，努力发展国产品牌，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实现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是我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里有自己的产品、技术，要具备自主创新的不竭源泉，对跨国公司转移的先进技术和技术外溢程度，不能过分依赖，战略性技术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研究开发，只有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才能真正避免危
害我国经济安全的现象发生。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走自主开发创新之路。
3.加大对第一、三产业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扩大开放服务贸易领域。由于我国目前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的外商投资比重偏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占了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因此，一方面应当引导FDi更多地投向第一产业，进而提高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特别是科技水平，以促进第一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生产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应当引导FDi投向第三产业。众所周知，服务业在许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达60％，而我国尚不足3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开放程度越来越大，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行业的跨国并购已成为推动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技术密集型行业特别是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动主体，随着取消或减少地域和所有权的限制，中国服务业必将成为跨国公司激烈竞争的平台。对此，应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范围，放宽准入限制，除了加大对服务业领域的开放投资力度，还需尽快推进其改革，将其中以国有企业为主、垄断性强、缺乏竞争的行业尽快推向市场，增强其竞争实力。同时，要注意加强对第三产业的引导与调控，要转变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和一般社会服务业的非均衡现状，以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为导向，在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进程中主动出击，通过产业政策的倾斜鼓励外商对我国教育及科学研究投资，培育技术型人力资源等高级生产要素，提升生产要素的品质，使我国逐步形成发展高新技术的动态比较优势。
4.积极开拓新的引资途径，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当前，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上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跨国并购、股权转让也逐步成为外商在华投资的重要方式。为此，我们在“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原则下，要积极探索新的利用外资方式，逐步适应国际资本证券化的趋势，可根据经济需要适时吸引国际证券投资。利用金融创新手段，提高资本市场的国外资本吸纳能力，为外资参与国内企业的跨国并购、重组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直接投资方式上，除了传统的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以外，还应积极探索采用扩大合作开发、实行Bot(built-oper-ate-transfer/建设一经营一转让)等新投资方式来扩大对外资的利用。同时，要注意避免在某些重要行业中外商投资股份比重过高的问题，以防止出现行业垄断和行业支配。
5.将FDi与区域平衡发展相结合，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不尽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滞后的情况，应当把利用FDi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要推动外商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外资产业政策的重点应放在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其投资环境及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与跨国公司形成配套产业群等方面。对此，应注重加强改善中西部地区投资的“硬”、“软”环境建设，如尽快建立起以产业政策与金融、财税、投融资、就业等紧密结合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产业配套体系。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放宽外商投资西部地区的股份比例和投资行业的限制条件，适当降低投资门槛，不断改善其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提高服务水平，为外商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会，最终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快速、健康、均衡发展。中西部地区在争取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提升投资的效率，这是实现中西部地区合理有效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6.加快技术进步与创新，实现从引资到引知的战略转移。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应当将过去偏重于引进资金流量逐步转向以技术创新为重点。目前，应尽早制定必要的政策措施，适当鼓励外资兼并和收购国内企业，使国际上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得到较快的扩散，并鼓励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人，为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和人才培养创造便利条件，促进科技成果投入市场。同时，要特别注意建立面向市场、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融资能力的企业集团，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重点支持一些关键性和基础性技术的创新基地建设，提高我国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以各种方式开展国际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2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金融市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连续24小时运营，这大大便利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管理其公司体系的筹资和资金分配，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
最后，金融市场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更好地规避金融风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三）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本质上讲，投资全球化是资本及其相关要素（技术、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合理地流动，它主要表现为投资自由化、规范化以及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投资自由化和规范化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大大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变化
长期以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占领国际市场一直是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因此，东道国市场的规模和开放程度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两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向发达国家倾斜，此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不断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较低水平。虽然美国对发达国家投资占主导地位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格局在90年代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大。1990～1999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总额约2625.7亿美元，相当于80年代的5.7倍，约占90年代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3.1%，比80年代高近7个百分点。9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较大幅度增长，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规模、全方位推进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贸易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带来了压力
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一方面使国际贸易渠道越来越通畅，但另一方面也使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国际贸易环境越来越自由，突破市场壁垒，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作为传统的影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减弱。而降低生产和研发成本，提高企业的技术实力和产品的竞争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国际竞争显得更重要。获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知识、技术、技术人才等“创造资产”(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从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及劳动力成本变化的情况看，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1983年，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总数为638.3万人，1989年增至662.2万人，雇员年均增长率仅为0.6%。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增长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万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万人，（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年均增长率高达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大量转移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人数就从1983年的124.9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万人，在这10个发展中国家的雇员数占其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雇员之和）的比重也相应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员人数迅速增加的同时，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上升幅度却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员数占跨国公司体系雇员总数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员工资年均增长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应地，美国跨国公司总体劳动力成本年均增长率则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确实降低了其总体劳动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发投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科学技术人才进行研究开发，对降低其研发成本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投资全球化的发展使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成为可能
8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从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向欢迎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转变。剧变后，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也向国际资本敞开了大门，这样，80年代末以来，投资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投资自由化可以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次。从单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外资政策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从各国外资政策和法规变化来看，仅1991～1999年，东道国（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和法规的调整多达1035项，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对外商直接投资有利。在实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交通、电力、通讯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从双边和多边层次上看，投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协定的不断增加。1999年，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达1856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达1982个，（注：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分别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贸组织多边协定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也大大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断趋向自由化的同时，国际直接投资管理也在向规范化方向发展。这种规范化主要体现在区域和多边两个层次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区域层次的协调主要是区域一体化协议中包含的关于投资问题的条款。这些包含在一体化协议中的条款多是具有强制性的，例如欧盟成员国间资本自由流动的协议、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南方共同市场投资议定书、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层次上国际直接投资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往往在于放松对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和开业的限制，进而取消歧视性经营条件以及进行投资保护等。这一层次投资协调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励国际直接投资，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投资，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有序化。在区域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不断发展的同时，80年代中期以来，多边层次的国际直接投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一揽子”协议中包含了三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法律文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尽管这三个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国直接投资待遇的个别方面，但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对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两个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问题提出了总原则。特别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其核心内容就是取消所有与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条款”和“取消数量限制条款”不一致的投资措施。这三个法律文件一方面将会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将推动国际直接投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另外，旨在规范国际直接投资的双边、多边及区域内谈判越来越多。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组织和主持下，一些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管理的多边谈判或讨论正在进行。在1998年6月举行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谈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判各方同意由投资谈判小组制定一个包含广泛权利和义务的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委员会、非洲国家组织也在就区内投资管理进行讨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进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经公布。mai规定了透明度、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等原则，并对没收外资资产、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业绩要求及争端解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由于美、欧之间利益的严重冲突而导致mai未能达成最终协议，但mai谈判表达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自由化和规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范化有向更广泛、更深入方向发展的趋势。
全球范围内投资管理的自由化和规范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外资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资硬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这正是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也为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风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80年代中期以来，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市场也迅速发展。从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况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别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发展中国家股市的发展一方面为美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就地进行直接融资提供了条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过贷款和发行债券给公司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旦有风吹草动，跨国公司也可通过资本市场迅速抽逃资金。另外，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进程，其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国际接轨，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在进行对外经济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有效降低汇率、利率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将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由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的同时，其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也日益高级化。其主要表现是矿业、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制造业所占比重基本稳定，服务业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矿业、石油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个百分点，服务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6.4个百分点，制造业所占比重几乎没有改变，但制造业始终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与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配置发生了更深刻的变化：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高达4255.6亿美元，（注：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doc.gov)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整理。）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3.7%，大大超过制造业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
与制造业相比，美国服务业所拥有的更明显的相对优势及世界各国经济服务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实体基础，而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迅速发展则是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增长的直接原因。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为单边、区域性和多边三个层次。单边层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现在各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准入放宽限制；区域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有关条款及区域经济集团与周边国家签订的服务贸易协定，这些区域集团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澳新自由贸易区及南方共同市场等；而世贸组织《服务贸易总协定》则是多边层次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集中体现。首先，《服务贸易总协定》作为世贸组织多边协议之一，所有成员方都必须接受，这使服务贸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义。其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了以无条件多边最惠国待遇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对提供服务所需资格相互承认、实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员方所必须履行的一般性义务，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自由的环境；再次，就市场准入条款而言，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给市场准入下定义，但其明确规定了禁止使用的6个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员在其承诺表中明确列出），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强，能有效减少纠纷并且便于监督。最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将服务贸易开放的承诺列入承诺表，承诺涵盖12个部门和155个分部门，而且对于每一个分部门，承诺又根据服务贸易的4种方式进行了细分，因此，《服务贸易总协定》所要求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其广度和深度是史无前例的。
从世贸组织成立以来成员方在服务贸易方面的承诺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实质性进展。以保险业和银行业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已对直接保险服务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银行存贷业务的75%承诺实行自由化。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开放直接保险服务的50%，银行存贷业务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业存在作为对这两个行业影响最大的贸易形式，19个发展中成员及经济转型成员承诺在直接保险服务贸易中，除了对建立当地企业实体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对商业存在这种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个成员承诺对银行存贷业务实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1990～1999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是1982～1989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是1990～1994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2倍，超过了1983～1994年12年间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由此可见，90年代美国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经济全球化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开始，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进入90年代，美国跨国公司的跨国兼并活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90年代，美国半数年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以跨国并购方式进行，特别是90年代后4年，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过90%。整个90年代，跨国并购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重约为57%。尽管由于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存在跨期支付问题（一起跨国并购案的成交金额可能分几年支付），跨国并购当年的实际支付金额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高，但从90年代的总体情况看，跨国并购无疑已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国并购取代绿地投资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与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企业经营环境的巨大变化有直接关系。
第一，随着贸易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各国市场与全球大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一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迫使企业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和反应速度快慢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跨国并购正是企业对经营环境变化做出反应及提高企业反应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国并购是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争夺国际市场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国并购能省掉绿地投资方式下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时间，使企业在东道国更迅速地建立商业存在；另一方面，跨国并购能使并购企业通过被并购企业迅速了解当地市场情况，获取企业经营决策所需的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而且并购企业还可以通过被并购企业的销售渠道迅速抢占当地市场乃至全球市场，这比通过绿地投资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占领市场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企业规模的大小比过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迅速扩大经营规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风险，又可以通过规模经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并购扩大企业规模，企业可以更好地应付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降低经营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通过并购一些有长期业务往来的企业，使以往的企业外部交易内部化，从而降低企业的交易风险；其二，通过并购扩大经营规模，企业对市场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至少可以降低对市场环境的依赖程度，这可以有效减少企业生产经营中的不确定因素；其三，通过跨行业并购，并购企业可以快速开展多样化经营，有效分散经营风险。
最后，跨国并购有利于企业巩固和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及技术创新能力可以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来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是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又加剧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导致产品生命周期不断缩短。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反过来又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的企业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不得不设法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对一个企业而言，提高技术水平主要有三种途径：加大本身的研究开发投入、谋求战略技术联盟及并购其他企业以获取被并购企业的技术和技术开发力量。不断地大量增加研究开发投入进行研究开发不仅风险大、周期长，而且研究开发所需的巨额资金即使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难以承担。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增加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技术联盟和并购（包括跨国并购）相关企业来提高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但战略技术联盟这种获取外部技术资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在联合研究开发的过程中，由于联盟各方技术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会出现一些联盟成员不愿意看到技术泄密的问题；其二，在战略技术联盟中，联盟一方很难获得联盟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战略协作的规模和范围都会受到限制。但是，通过并购方式获取外部技术资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战略技术联盟中可能出现的泄密问题，另一方面，并购企业还可以获得利用被并购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进行研究开发的动态效益，以及获得被并购企业现有技术的静态效益。通过跨国并购，获取国外企业技术及技术开发力量，正是90年代美国企业大规模开展跨国并购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3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036-05
一、绍兴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现状
1.城镇化建设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导
目前，绍兴城镇化建设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导。据统计，绍兴市从2010年以来的基础设施投资分别为201、241、284以及365亿元，而同期地方一般财政性收入分别为193、239、256、293亿元；基础设施的投资均超过地方财政收入，也就是说绍兴的基本建设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招商引资的运作方式仍停留在以土地换投资的阶段。虽然近年来土地出让金的占比有所下降，在政府融资平台运作中，政府以土地作为优质抵押品，获得银行贷款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而土地出让金收益是偿还债务的主要来源。
2.融资机制不够灵活
作为建设投融资主体的投融资平台对于解决城镇化资金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据统计绍兴市的城镇建设融资平台负债率高于65.4%，已经超过银行贷款风险控制警戒线，这样下去将失去再融资能力。Bot、tot、Bt等先进融资方式未得到广泛的应用。另外，政府投融资平台在2010年地方债务遭遇银行贷款严格限制之后，地方债务转移至银行表外通过城投债、信托等理财产品形式滚雪球式扩张。
3.支撑城镇化投融资有序运转的财税管理体制不畅
财政投入和银行贷款在投资中所占比重偏高，而市政债券和股票融资所占比重过低，城镇化发展市场化融资渠道不畅，特许经营模式还有待完善。财力与事权的不相匹配，导致政府特别是处于基层的县乡政府财政运转困难，有限的收入难以满足城镇化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的资金需要。
二、城镇化创新投融资的思路：拓展“以城养城”
拓展“以城养城”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形成市场融资为主导、政府投资为补充、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城镇化投融资格局。
一是加强政府投融资主体的改革和创新，强化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政府必须创新投入方式，最大化地发挥有限财政资金的倍增效应，起到集聚信贷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引导各种资源共同投入城镇建设的作用。
二是完善立体化的融资体系为核心，拓展融资渠道、开发相应的融资模式、通过传统金融工具的拓展、国际创新金融工具的引进和新式金融工具的开发弥补城镇化发展的资金缺口。
三是坚持政策扶持、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融资创新的重点是扩大和银行合作；吸引社会投资，加快发展股权类投资。利用各种金融工具，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借鉴北京、苏州、天津等地引导基金做法，支持城镇化投资引导母基金，并大力发展其他多元化基金主体形式，形成基金合力。
三、创新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的策略
1.创新投融资管理决策机制
（1）强化统筹协调机制
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全市城镇化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强化对我市城镇化发展规划、重要政策、重要问题的协调。强化对城镇化发展中瓶颈问题的研究和协调推进。同时，学习国内城市有关做法，进一步完善联席会议制，努力构建“1＋X”协调推进机制，强化对不同建设主体、相关职能部门和县（市）、区的统筹协调。
（2）加强政策保障机制
尽快编制《绍兴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针对城镇化推进中投融资长效机制、调动市和县（市）、区积极性、协调推进机制等方面，组织专题研究，研究提出符合绍兴实际、可操作的破解对策。同时，强化制度创新，建立起有利于加快推进城市建设、发扬城市形象、有效提升城市品质的政策保障体系。可以通过财税政策、产业政策向城镇化建设倾斜，让公益性项目能容易获得政府最高等级信用担保支持，让准经营性项目在信用市场与资本市场得到增信，让经营性项目能获取各类产业基金、民间资本的青睐与投资。政策创新要尽量引导城镇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城镇化融资方式多样化。制定吸引民间资金和外资进入经营性基础设施领域的产业政策，制定鼓励市政公用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甚至发行企业债券或到境外上市的各项政策。
（3）确保利益共享机制
重点强化事权与财权的匹配性：一是对于跨区域的重大线性工程，可以积极探索市和县（市）、区以及县（市）、区之间共建共享的推进模式。二是对于市里为主体开发的功能区块，项目所在有县（市）区可以土地、资本注入等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公司。三是对于县（市）、区为主体开发的功能区块，市里重点做好规划管理、政策保障和协调服务，帮助县（区）政府及时破解区块开发和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和障碍，县（区）政府掌握足够的主动权和决策权，负责具体项目的推进实施和管理运维，享受项目收益，从而充分调动县（市）、区政府的开发建设积极性。
（4）构建完善的投融资的内外监控机制
一是构建起“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政府投融资平台—政府投融资平台全资、控股、参股企业”的市场化契约治理模式。提高政府投融资平台信息透明度，推动促进投融资平台及时公开自身资金使用情况和财务状况，接受人大以及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同时建立健全政府投融资责任制度。对政府投融资项目的预算与绩效进行科学评估，由财政部门及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独立评估，实现对项目的立体式评价。
二是完善政府投融资风险管理内控流程。并对各类项目的直接融资、融资平台融资和各种或有负债进行统一归口统计，建立和改进政府投融资风险管理监控模型，测算债务偿还计划，进行预警指标情景分析，便于实时监控。
2.创新投融资运作机制
（1）加快组建重点功能区和重大项目封闭运作的项目公司
对于城市重点功能区块，可以借鉴杭州钱江新城开发模式，组建管委会或项目公司，研究赋予土地储备职能和土地一级开发权，实行封闭式开发，采取资源经营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土地出让金基本全额返还，通过土地市场运作实现建设资金自平衡，做到“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经营、自行还贷”；对于跨区域重大线性工程，实行一个城建项目设立一个新的项目公司的建设机制，研究把沿线划定红线范围内可抵押担保的土地出让和沿街拟征用房产处置的收益注入项目，以经营性现金流对项目本息进行全覆盖，项目建设期间由市政府赋予土地储备职能，其公司资本金由市财政按项目概算20%要求注入，实行封闭运作，对整个区块统一规划，统一收储，统一建设，建成后项目公司随即注销。
（2）完善土地储备融资机制
在建立全市土地储备库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土地储备机制，构筑高效顺畅的土地前期开发、储备、融资体系，加快土地收储过程，缩短土地融资、出让时间，提高土地资源周转效率，为重大区块、重点项目的开发提供资金保障。
（3）健全政府投融资公司长效发展机制
一是完善资产注入机制。通过土地、财政资金、股权等多种渠道注入资产，帮助国有投资公司做大资产规模，做优资产，增强融资能力，使投融资平台实现由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除了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作为资本金注入投资公司外，可以借鉴上海经验，上海市政府将市财政预算内专款、城市建设维护费、城建政策性收费、土地批租、发行债券、市政项目国际性融资、已建成的市政设施的资产经营等七项全部用于城市建设，其中绝大部分由上海城投公司集中统一使用，确保了城建所需的巨额资金。
二是积极拓展融资渠道。一方面，要创新直接融资方式，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信托融资、保险业务融资等渠道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绍兴民间资本充裕的优势，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投融资模式，研究建立城市建设专项基金、交通建设专项基金等，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此外，还可以通过股权注入、无形资产注入等多种方式如建造－移交（Bt）、建造－经营－转让（Bot）、建造－经营－转让（Bot）、建造－出租－移交（BLt）、建造－拥有－经营（Boo）、建造－移交－经营（Bto）、开发－经营－移交（Dot）、重建－经营－移交（Rot）、重建－拥有－经营（Roo）、移交－经营－移交(tot)、公共－私人－合营（ppp）、民间主动融资模式（pFi）参与基础设施。
三是整合提升融资平台。可以借鉴吉林经验，当地对政府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和现金流设计，打破当地国有独资的城投集团负责融资建设的单一形态，借鉴国际通行的“公私合营模式”设立社会资本参股的特殊目的公司来负责融资、开发、整理、建设城市特定区域，形成举债和还贷良性循环的平台运作模式。实现股东开发，收益共享。
3.创新投融资金融服务机制
（1）大力完善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
大力完善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民营金融机构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体制。因此，首先要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先导作用，应出台政策措施促进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贷款。其次，鼓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及商业银行以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和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参与城镇化建设。同时，要建立适合城镇建设的金融环境，加强银企合作，降低金融风险。特别是要完善股权质押、专利质押、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村住房抵押等贷款机制。
（2）加强金融服务创新
一是建立基础设施的产权交易市场，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以便于退出部分国有股权，盘活政府融资平台现有的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运作手段为新项目筹集资金。
二是以城镇化未来收益为支撑，探索开展市级政府发债试点。先期可以考虑将部分城投债转为市政收益债，将那些以公用事业为募集资金投向、以使用者付费收入为主要还款来源的城投债定位为市政收益债，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并在政府预算中设立特别账户，封闭管理发债资金运用和偿债资产收益，同时按市政债的要求强化其信息披露和惩罚约束责任。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分层次的信用体系建设，发挥信用评级在强化市场约束中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形成有效的决策、执行、制衡机制，促使投资者按市场化理念和原则，基于透明的政府财务信息和信用评级结果进行投资决策
三是积极探索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通过aBS（资产支撑证券化）等模式，对已有的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资产或者在未来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证券化，使建设者加快资金周转、分散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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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志勇.我国城镇化融资方式分析[J].中国金融，2011(17).
基金项目：论文为绍兴哲社2014年重点课题125406《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绍兴城镇化建设的对策研究》的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刘平（1970-），女，汉族，四川乐至人，讲师，研究方向：金融与投资。贺武（1965-），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金融。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4
资本市场总是趋利的。a、H股的巨大价差，一天没有抹平，有关它的“金融创新”也一天不会消停。至今尚未发车的“港股直通车”，近期沪港交易所热议的“港股转通车”，均属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由制造大国向资金大国转身的创新之举。创新是无止境的，日前，深圳金融办正式制定了有关深港资本市场突破性合作的一揽子计划，更将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推向前所未有的境地。
据报道，深圳金融办牵头制定的《深圳市金融配套改革综合试验区方案》，正式提出了深交所与港交所实行连线交易，深交所B股和港交所H股相互挂牌交易，深交所成为红筹股公司发行a股试点等。这些方案尚在讨论或报批之中，并没有进入到操作层面。但是，这些涉及中国资本市场的突破性举措，已引起舆论和专业界的热烈反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有关港股可直接用人民币交易的创造性建议，借此勾画出人民币国际化，以及成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的线路图，并将此作为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一个试验区。继提出“港股直通车”、“港股转通车”后，投资H股不设防的建议，再一次成为投资焦点话题。
任志刚，这位受到香港和国际金融界普遍尊重的专家型官员在解释其创造性建议时称，澳门与香港均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那里港元和澳门元都是常用货币，因此，也不排除人民币变成香港日常货币的可能，希望看到香港股市能用人民币和港币两种货币进行交易。香港和内地股市最终会实现互动，同一家公司发行的同一种金融工具，可能会以同一价格在两地市场进行交易。交易的方式，可效仿海外公司使用美国存托凭证在美国股市进行交易的办法，使用内地存托凭证(cDR)和香港存托凭证分别在内地和香港交易。
这仅仅是个人建议，有无实施可能，拍板在中央。但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全开放，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必将到来。人民币可直接买卖港股，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股票，已不再遥远，只是操作方法和推进路线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投资者必须引起高度的关注。想一想，当港市的中石油H、平安H等，可用人民币买入，a股、H股市场将会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它们的价差?
此外，美元长期趋弱，已投资海外基金的投资者询问是否将投资海外基金的货币由美元改为欧元，以此避开美元的贬值。对此，近日海外媒体专门作了一个案例剖析。以笔者模拟基金组合中的霸菱东欧基金为例，假定投资者分别用10万港元投资于美元与欧元报价的这一基金，并于美元上涨和下跌的两个投资期内进行观察。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5
内容摘要：一国的外资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总体和天津区域性的外资结构特征，然后以天津市为例，选取天津市的数据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外资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相关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利弊，最后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对我国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有所启示。
我国外资结构的特征
（一）外资的产业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以制造业为主，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增势良好。截止至2009年，第二产业在我国整体外商投资产业中，占绝对主体地位。外商投资的重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90年代初资本密集型工业，近年来又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增势良好，但内部投资结构不平衡，表现为投资严重向房地产业倾斜，而直接服务于生产的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商业、信息服务等行业引进外资十分缓慢。
天津作为近年来吸引外资较多的城市之一，在坚持“支柱产业更强，高新技术更大，传统工业更精”的发展原则下，确立了电子信息、化工、汽车、冶金、生物和新能源六大支柱产业，以及电子信息产品、生物医药、新材料、海洋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为天津产业发展的重点，并以此为导向吸引了一大批技术资金密集型的外资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不仅在天津工业发展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天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天津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除了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外，还积极引导外资发展第三产业。2009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合同外资额近100亿美元，同比增长7%，增幅高于全市平均增速2.6个百分点。服务业占全市合同外资额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的比重分别达72%和54.2%。
（二）外资的方式及来源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跨国公司大多以合资方式进入我国。但随着我国外资政策的放开和跨国公司在华的经验累积，选择独资或合资控股形式的投资势头正在迅速发展，而新合资浪潮也大多以外方绝对控股为前提。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比较集中，近九成的外商实际投入资金来自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十个国家和地区，来自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迅速增长。
在天津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采取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三种方式。2000-2009年，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每年基本都占到90%以上，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已经成为天津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应注意到，外商独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占到一半以上，并且呈上升趋势。
从天津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来看，来自香港地区的资金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在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共占30%。
（三）外资的区域分布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以天津为例，天津市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2009年全年新批外资项目596个，合同外资额138.38亿美元，同比增长4.4%；实际利用外资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2%。其中，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引擎作用明显，全区合同外资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分别为99.39亿美元和53.78亿美元，分别比2008年同期增长8.3%和22.2%，分别占全市合同外资和实际直接利用外资的72%和59.6%。
尽管滨海新区吸引了天津市绝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但也应看到，近几年其他各区都不同程度的加快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速度，大多数区县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金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滨海新区的增长速度。
外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选取天津市的数据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别对外资的产业分布、外资方式与天津市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一）外资产业分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天津经济增长与外资投资企业在天津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实际利用外资额之间的回归模型，以找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各自利用外资的情况对天津经济增长影响的强弱。数据选用1990-2009年天津的有关统计数据。
回归的结果见方程式（1）。
lnGDpt=0.726+1.084*lnGDpt-1-0.026*lnFDi1t-0.174*lnFDi2t-1+0.133*lnFDi3t
（1）
（6.15）（23.16）
（-2.86）（-4.26）（4.85）
其中，t和t-1分别表示本期和上一期；FDi是外国直接投资，lnGDp为天津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lnFDi1、lnFDi2和lnFDi3分别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天津的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对数值。
括号内数字分别为该系数的t统计值。在式（1）的回归结果中，R2=0.998，aDR2=0.997。F检验的临界值为F0.05（4，9）=3.63，方程（1）的F值为1026.55654，通过F检验。t检验的临界值，t0.05/2，9=2.26，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检验。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在天津的经济增长中，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的经济增长贡献大。
其二，在外资产业分布中，本期分布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上一期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本期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说明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存在某些滞后影响。
（二）外资方式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天津经济增长与外资在天津投资企业方式之间的关系，以找出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这三种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天津经济增长的影响。数据选用1990-2009年天津的有关统计数据。回归的结果见方程式（2）。
lnGDpt=0.918+0.964*lnGDpt-1-0.046*lnHZt-1-0.037*lnHZUt-0.024*lnHZUt-1+0.05*lnDZt（2）
（8.93）（44.15）
（-2.79）（-4.30）（-3.29）
（5.29）
lnHZ、lnHZU和lnDZ分别为外国直接投资在天津以合资企业的方式、合作企业的方式和独资企业的方式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对数值。
括号内数字分别为该系数的t统计值。在式（2）的回归结果中，R2=0.999，。F检验的临界值为F0.05（5，8）=3.69，方程（2）的F值为1597.249，通过F检验。t检验的临界值，t0.05/2，8=2.31，各解释变量均通过检验。
由此，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其一，在天津的经济增长中，外国直接投资在天津以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和独资企业的三种方式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天津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相同，但独资企业贡献稍大些。
其二，在外资投资的三种方式中，合资方式以上一期的利用外资额影响天津本期经济增长，合作方式以本期和上一期的利用外资额影响天津本期经济增长，独资方式以本期利用外资额影响天津本期经济增长。这说明由于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影响，合资和合作方式比独资方式的灵活性稍差些，因此对天津经济产生的影响要在下一年度才能体现出来。
外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利弊分析
上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天津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作了实证分析，从上面的模型可以看出，现有的外资结构对经济增长有利又有弊。
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来看（式（1）），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来看，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资大量流入并投向第二、第三产业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变的重要因素。同时，与外国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传播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也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
从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看（式（2）），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地采取独资经营方式，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商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企业的股权。外商千方百计取得企业的控制权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国内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正在形成之中，外商在华独资经营的环境明显改善，外商不再依赖中方投资者与其合作以求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为了保守其技术秘密以保持其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外商采取独资经营方式的更重要企图在于更大程度地控制投资所在地的产业和垄断市场。
政策建议
（一）改善投资软环境，提高引资水平
我国对自身“软环境”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保持经济发展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建立和完善既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又符合自己具体情况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调整金融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不断加强金融创新的步伐。
（二）完善投资产业政策，加速制造基地转化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分布在第二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因此，在制造业吸引外资方面，应积极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从单个项目转向全方位的系统化投资，构建新型产业链和产业群，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使我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从低技术加工组装基地向较高技术含量的制造基地转化。
（三）拓宽引资领域，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分布在第三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在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因此，应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商贸、物流、医疗、教育、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另外，天津市应紧紧抓住滨海新区新一轮开发开放和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有利契机，在滨海新区审慎推进金融、保险、证券等敏感领域的对外开放。
（四）拓展引资方式和渠道，推动经济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外商独资已经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并且呈上升趋势。但应注意的是，在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并购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方式，因此应重视完善企业的并购环境，为并购式外资进入创造条件，扩大引资规模。
另外，在天津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香港地区的资金比重最大，其次是美国和日本。基于此，天津应积极构建海外招商网络，加快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设立天津市招商海外工作站，拓展现有引资渠道，推动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2009年天津市实际利用外资90.2亿美元增长22%[eB/oL].北方网，2010
2.刘佳川，黄斐怡，王乐.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2009（24）
3.聂扬.外商直接投资状况分析[J].改革与开放，2009（11）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7
一、民间投资增速、比重和贡献率变化态势
（一）国内民间投资增幅高于国有经济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和全社会投资增幅，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
1998年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投资领域以连续发行国债拉动整个投资需求的增长，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高于前两年的增幅。同时，由于国债投资集中体现了政府公共投资的意图，主要受益者是国有经济，人们一直担心民间投资被挤出或增势减弱。事实上，除1998年国有经济的投资增幅显著高于民间投资和全社会投资的增幅以外，1999～2001年，分别看，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基本上都快于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速度，其中“其他经济”的投资增幅连续两年高达28％以上（见表1）。在各类经济成份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增长最快，1997~2001年，由1387.21亿元增加到5663.49亿元，5年平均增速高达32.5％；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从2893.08亿元增加到2998.69亿元，平均增幅仅为0.7％。
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不仅高于国有经济，也高于全社会投资的增幅。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已从17.4％逐年回落为3.8％、3.5％和6.7％，而全部国内民间投资的平均增幅逐年分别高达20.4％、11.8％、22.7％和20.3％，与国有投资增幅放缓的趋势形成鲜明对照。
(二)国内民间投资比重接近国有投资，股份制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逐年下降，全社会投资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近几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而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则逐年下降。1997～2001年，国有投资、国内民间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三者比重分别由52.5％、35.9％和11.6％变为
表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投资增长速度（％）
注：增长速度未扣除价格因素。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47.3%、44.6%和8.1%，目前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份额已经接近国有经济。
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以较大幅度持续下降，2001年与1994年相比，这一比重降低了9.1个百分点。同期，集体经济投资比重小幅度下降，降低了2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比重下降3.1个百分点；而个体经济投资尤其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分别上升了3个和11.4个百分点。国家注入大量国债投资以来，尽管国有经济在全社会投资中所占比重在1998、1999年曾有小幅度回升，但是总的看仍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比重由54.1％下降到47.3％。同期，在国内民间投资比重的变化中，集体经济投资所占比重略有下降，由14.8％下降到14.2％；个体经济投资比重由13.2％上升到14.6％；其他经济的比重由18％上升到23.9％，其中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比重由6.9％迅速上升到15.2％（见表2）。这表明，在国债投资集中投向国有经济领域的同时，国内民间投资也渐趋活跃，尤其是股份制经济的投资活力最为强劲，比重上升幅度最大。
通过对比近几年政府直接投资与全社会投资的态势，也可以看出投资自主增长能力逐步增强的趋势。1999～2001年，国债投资（包括国债资金和全部配套资金完成的投资额）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逐步下降，依次为8.1%、8.8%、6.5%；预算内投资资金增长率也逐步下降，依次为54.7％、13.9％、13.2％；而全社会投资增长率则逐步上升，依次为5.1%、10.3%、13%。这表明，由于国内民
表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各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注：《2002年中国统计摘要》将2001年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合为一项（这样其增幅和比重分别高达26％和70％以上），尚未来得及分开统计（2002年一季度、上半年的统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忽略了这一点，直接用来论证目前国有经济投资增幅大，在总投资中的比重过高，而民间投资增长不快。表1和表2已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对国有经济和其他经济做了区分，可以准确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2001年数据计算。
间投资成长势头逐步加强，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降低。
（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接近国有经济投资的贡献率
由于近年来整个非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步加快，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它们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也逐步提高。1998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9％，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高达7.52个百分点，而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05、1.83和2.49个百分点。2001年全社会投资增长13％，其中国有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6.17个百分点，集体经济的贡献率下降为1.85个百分点，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上升为1.9和3.12个百分点。在其他经济中，股份制经济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得最为明显，由1998年的0.96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1.98个百分点；同期，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则由1.46个百分点下降为1.05个百分点；而联营经济等投资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0.08个百分点（见表3）。个体经济投资的贡献率已经略大于集体经济。按照2001年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国有经济、股份制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和联营经济等。国内民间投资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合计贡献率，由1998年的4.92个百分点上升到2001年的5.81个百分点，正在接近2001年国有经济投资6.17个百分点的贡献率。这与国有投资、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贡献率分别下降的趋势也形成鲜明对照。
表3
各种经济类型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百分点）
注：某种经济类型贡献率＝全社会投资增幅×该种经济类型所占比重。
（四）东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主力军，中西部民间投资增长快于东部
分地区看，民间投资在东中西三大地区都有很大增长，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见表4）。
1993～1997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3％，民间投资占本地区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46％增加到53.6％，上升了7.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32％，所占
表4
三大地区民间投资在本地区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西部包括12个省区市，1993年不包含重庆市数字。
比重则由31.7％上升到44.6％，上升12.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年均增长27％，比重由23.5％上升到32.4％，上升8.9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整个国民经济和全社会投资的增长速度相当高，因此东、中、西三大地区的民间投资增长势头也很猛，中、西部民间投资的增幅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势头都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1997～2000年，东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0％，在本地区全部投资中的
比重由53.6％增加到56％，上升了2.4个百分点；2000年东部地区有5个省的这一比重超过本省56％的平均水平，分别是福建（63.4％）、浙江（62.7％）、广东（59.9％）、海南（58.2％）、天津（58.2％）。中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1％，所占比重由44.6％增加为45.9％，上升1.3个百分点。西部民间投资年均增长19％，所占比重由32.4％增加到37.5％，上升5.1个百分点。这一时期由于亚洲金融危影响和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三大地区民间投资的增长和所占比重的上升幅度均有所放缓，但是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政策的刺激下，民间投资在不同地区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尤其是西部民间投资的增幅明显大于东部和中部。同时，在东部一些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民间投资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发挥了对本地区全部投资的主要拉动作用。
二、民间投资增长加快的主要促进因素
（一）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的推进，扩大了民间投资的成长空间
1998～2001年，股份制经济投资的增长速度分别高达40.4％、27.3％、63.9％和39.4％，在整个民间投资中的增长是最快的；股份制经济投资在增势迅猛的“其他经济”投资中占有主要份额（由1997年的30.4％上升到2001年的63.6％），整个民间投资的加速成长实际上是股份制经济投资拉动的。目前民间投资已经遍及国民经济十六大行业，个体经济投资主要分布在农业和住宅方面；集体、私营、联营、股份制经济投资主要分布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1993～1997年，民间投资在十六大行业中的投资额及占本行业全部投资的比重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增长最快的行业是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和农林牧渔业，所占比重分别上升了15.69、12.55和11.71个百分点（中经网）。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间投资主体特别是股份制经济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竞争优势。近几年，一些国有经济垄断的基础设施领域逐步向民间投资开放，对民间投资的产业进入限制有所放宽，民间投资主体在这些领域也日益显示着增长潜力和竞争活力。
（二）法律环境的改善激发了非公有经济投资的积极性
党的十五大召开之后，宪法正式确定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的假集体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恢复了其私营企业的本来面目。据有关部门对2000多家民营企业进行的随机调查，70％的民营企业准备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联营或股份制改造，愿意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1999年生效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实施细则，不再对个人独资企业的雇工人数、注册资金设置最低限制。关于非公有经济的法规正在逐步制定，为此类投资主体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三）西部大开发对各地区民间投资的活跃产生催化作用
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正在加快，投资环境逐步改善，为本地各类企业包括民间投资主体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有利的体制条件。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东、中部各类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到西部投资，促进了生产要素流动和区际贸易的扩大。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11月的调查，东、中部地区有超过半数的企业已经参与或打算参与西部大开发，生产要素加快流入西部的途径正在逐步拓宽。这不仅为西部民间投资主体带来专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信息等本地稀缺的生产要素，还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东、中部地区的各类企业也找到新的投资机会，扩大了配置资源的市场空间。
（四）预算内资金包括国债投资为激活民间投资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近几年的巨额国债投资正在改善不少地区的基础设施，起到间接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预算内资金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1997～2000年，预算内资金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8％上升到6.4％，用于民间投资的比重由12.1％上升到18.5％（见表5）。当然，同期，在全社会投资的各项资金来源中，用于民间投资的主要是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和其他投资，但是预算内资金对民间投资项目的直接支持也是不能忽视的。
表5
全社会投资各项资金来源用于民间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三、民间投资面临的制约因素
需要指出，从增长态势看，尽管近两年国内民间投资增幅已经明显回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投资的拉动；从全社会投资构成看，国有投资比重仍然偏高。2001年，国内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44.6％）仍然低于国有经济（47.3%），股份制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各自所占比重更是远远低于国有经济。2000年，中部、西部民间投资总体比重分别仅为45.9％和37.5％，当地国有经济投资比重仍然明显偏高（分别为54.1％和62.5％）。
无论是考虑扩张性财政政策“淡出”的趋势，还是鉴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民间投资的发展仍然不足。民间投资主体面临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一）市场准入门槛仍然过高，限制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广度和深度
目前产业准入政策在不同经济类型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据调查，非公有投资在将近30个产业领域面临着实际上的“限进”障碍。主要原因是：其一，原有的无形并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尽管国家计委去年12月颁布了《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强调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使民间投资与外商投资享有同等待遇；但是，部门、行业垄断和歧视性的准入政策仍然存在，如银行、保险、证券、通信、石化、电力、轿车等行业，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其二，有些领域虽然允许民间资本涉足，但体制导致明显的不公平竞争。如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特许公司发起，没有实行招标制度，有资质的私企被排除在外。即使私营资本能够参与项目，但其股份比例必须由特许公司决定，双方地位不平等。其三，前置审批环节繁多，准入条件苛刻。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相比，非公有经济在投资、生产和经营诸方面，面临更多的前置审批，手续杂、关卡多、效率低、费时长，在参与竞争的资格、条件和机会上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二）税负不公，抑制非公有企业的投资扩张
一是双重征税。非公有企业除了缴纳税率为33％的企业所得税外，还要缴纳税率为20％的个人所得税，投资收益大大削减。二是“低国民待遇”。外资企业利润转增资本金或
另行投资，均可按投资额的40％得到所得税返还；国有企业享受技术改造贴息；国有、集体和股份制企业技术开发费以及技术改造投资购买国产设备可以部分抵扣所得税，等等，这些优惠政策都将私营企业排除在外。三是税收优惠打折扣。如所得税减免政策，对外资企业是从获利年度起，对私营企业则从开办期起，而企业在开办初期往往没有利润或者获利甚微。
（三）融资渠道不畅，金融体制不适应民间投资发展需要
无论是直接融资或是间接融资，对民间资本特别是非公有企业开放程度都很低。据国家计委宏观院的研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已形成股票类、贷款类、债券类、基金类、项目融资类、财政支持类六大融资方式，国内外融资渠道多达数十条。但是，对非公有经济仅仅开放了短期信贷和大企业股票融资的渠道，远远满足不了各类非公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需求。因而，它们不得不主要依靠自筹或其他投资来源。据笔者计算，从全社会投资的资金来源看，1997～2000年，整个民间投资占国内贷款的比重，仅从37.1％上升到38.2％；而占自筹投资的比重则从50.3％上升到56.7％，占其他投资来源的比重从42％上升到59％。绝大部分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的中长期投资，主要依靠非正规、小范围的借债集资或股权融资，此类融资规模小、成本高、风险大，使投资缺乏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四）民间投资的法律保障不力，服务体系很不健全
目前，非公有企业在兼并国有企业、保护土地使用权和知识产权、明晰财产权等方面，合法权益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非法剥夺、损害、侵占非公有企业资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问题尤为严重(据财政部和国家计委调查，截至2001年底，仅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共计313项，其中涉及企业负担的有242项。如果加上地方收费，企业负担的各种名目收费高达数百项)，投资者信心和积极性受到挫伤。对非公有企业的行政管理多达20多个部门和单位，但在项目投资方面却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服务机构和管理办法。投资者在履行程序、选择投资方向、争取技术支持等方面得不到有效服务，往往造成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损失。
（五）自身素质较低，制约着民间资本的成长
许多非公有企业存在着管理水平低、信息不灵、人才缺乏等突出弱点，导致投资决策失误；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变化和扩大开放的形势，即使一些产业准入限制已经放宽，也难以拓展其经营领域和规模；一些非公有企业存在“小富即安”、甚至挥霍性消费、缺乏投资冲动的倾向，从而限制了扩大投资。中小非公有企业资信等级较低，普遍存在财会制度不规范、信用观念淡薄、借改制之名逃废银行债务、企业之间欺诈频出等问题；大部分中小非公有企业尚未建立起银行信用档案，再加上缺乏可变现抵押资产，致使其难以运用银行贷款扩大投资。
五、几点建议
第一，进一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的投资限制，降低准入门槛。根据“十五”计划和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切实清理现行投资准入政策，在明确划分鼓励、允许、限制和禁止类政策时，应当体现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原则，打破所有制界限、部门垄断和地区封锁。凡允许外商投资和国有经济进入的领域，都应当允许其他任何经济类型的企业进入（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在持股比例上也不应人为设限。国家应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在改制企业一般不要控股。
第二，加快改革投资体制，拓宽民间投资进入渠道。改革前置审批办法，简化审批程序和手续，加强对民间投资的产业引导。根据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产业的不同行业特点，采取符合市场经济惯例的多样化的项目组织形式和投融资形式，例如公开招标、特许经营、知识产权入股和产业投资基金等等，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无论采取何种进入方式，都要确保各类投资主体之间的契约自由和公开、平等竞争，并且形成利益和风险相对应的投资风险责任机制。
第三，加大财税政策对民间投资的引导和支持力度。预算内资金（包括必要的国债发行）应当继续支持民间投资，以参股或补偿形式投入以民间资本为主的项目；对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公益性事业，要通过收费补偿机制或财政补贴，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技改贴息应当对非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清理不公平税负，实行结构性的减税政策。对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民间投资项目，在投资的税收抵扣和减免、成本摊提等方面应实行与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相同的优惠。对个体和私营企业要避免重复征收所得税。对创业阶段的中小企业应当给予必要的减免税支持。同时，严格治理“三乱”，解除民营企业的不合理负担。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8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比较发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投融资主体结构、融资方式、储蓄观与消费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并指出通过明晰投融资主体、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优化间接融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投融资环境。
研究背景
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地区发展失衡、产业结构趋同、收入差距拉大、外贸产品附加值低等一系列问题变得日益严峻，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为推动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模式，落实科学发展观，先后出台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重要文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重大措施。然而，近年来的改革实践表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推进乏力，其原因之一在于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此可见，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投融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改善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融资问题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还将为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投融资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促进区域金融理论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发展，在此背景下研究投融资的环境问题意义显得非常重大。
投资是指经济主体为获取经济效益而垫付资金或其它资源于某些事业的经济活动。融资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指经济主体通过各种方式到金融市场上筹措或贷放资金的经济活动。投融资环境的含义从最初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基础设施等基本物质条件，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概言之，投融资环境是一定区域影响投融资行为的一切投融资条件与投融资效益的总和。一定时期的投融资环境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
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投融资环境的比较
（一）投融资主体结构的区别
从投融资主体的构成上看，我国传统投融资体制条件下，长时期内政府是唯一的投融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和居民个人的投融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但其投融资所占份额仍偏低。从目前投融资主体结构看，政府在投融资决策上仍然起着主导作用，不但在公共物品领域，而且在许多竞争性投融资领域，政府投融资所占比重都很大，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融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参见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中国国家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一项的比例是很大的，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30%左右，这说明中央政府对经济建设的介入程度很深，它与西方政府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的经济职能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范围，政府对经济事务的介入程度受到多方面的约束，例如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没有经济建设费一项。即使把有关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资源与环保等项支出算作经济建设投融资，其总额占政府财政支出的比例也不过10%左右，大大地低于中国30%的比例。
（二）融资方式的差异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刚刚起步，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一级市场不发达，二级市场又疲软。反映在投融资上，筹资的渠道不多，筹资成本偏高，投融资的宏微观调控通过资本市场运作的效应还十分有限。表2和图2是2006年各地区非金融部门的融资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各区域的融资结构中，贷款占比最高，高达80％以上，债券和股票的比例很低，各区域中股票的融资又低于债券的融资。也就是说，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2009年全国各地区非金融机构部门融资量大幅增长（见表3所示），融资结构中的货款仍占主导地位，但债券融资占比有14个省份非金融机构部门直接融资比重有所上升，这促进了部分省份融资结构的改善。
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历史比中国悠久，法律法规完善，市场机制发育，具有比较规范、高效的运行特征。反映在投融资上，表现为能为企业和居民及外国投融资者提供多渠道、多形式、多便利、低成本的投融资资金来源，适应了现代企业向社会化、大规模、高技术方向发展的需要。然而，中国的证券市场出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市场还远没有形成。另外，金融体制缺乏灵活性和有效性，它对投融资的调控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储蓄观与消费观的差异
中国的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资料显示，1995年、1997年、2005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分别为42%、45%、51%，近几年的储蓄增长率几乎都在15%以上。而在2003年，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骆乐，2006）。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人们的风险意识，尤其是个人投融资的风险意识整体上看比较淡薄，在储蓄转化为投融资方面存在着某种因为文化与习惯而引起的障碍，这是我们在通过市场配置投融资资源时应该充分注意并加以引导的。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很高，但储蓄率却往往较低。人们的消费意识更强，西方国家政府，至少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十分注重培养国民的消费意识并重视刺激消费的效应，从而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投融资。由于投融资手段的多样化和投融资回报率高，因此，不仅储蓄转化为投融资的机制较为灵活有效，而且其它投融资资源也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
国际比较的借鉴和启示
（一）明晰投融资主体
我国应当根据目前投融资的基本状况，逐步改变现阶段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的投融资局面，同时，政府、企业和个人应该重新划分原先为政府独立承担的责任。并且，政府应该承担一些公益性很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对自己承担的项目应该独自承担投资经营风险；个人应根据“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在可操作实施的情况下，有偿使用或购买公共用品或设施服务。
（二）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般而言，各项具体的法规都是调整各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其中的某些法律和法规对外商投融资者有着直接的关系，例如商法、公司法等，而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却还不够完善。在法律使用上做到严格和公平，会对外国投融资者产生较大的吸引力，否则，将会影响外资的进入。
必须健全有关外商投融资的法律体系，要把给投融资者的优惠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增强国内外投融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健全各种与投融资环境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政策框架，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能够使投融资者的根本利益得到保护。
（三）优化间接融资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对政府而言，仅靠财政收入的增加来加大经济建设的各项投入是十分有限的，而发行国债可以缓解政府压力，大力发行国债，吸收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相对于国债融资、银行贷款和股票市场融资方式，企业债券的融资方式更主动、融资成本更低。
参考文献：
1.付晓东，胡铁成.区域融资与投资环境评价[m].商务印书馆，2005
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区别篇9
一、印度直接投资政策的演变
印度自独立后从没中断过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但政府对外资利用也一直没放弃过引导。印度政府依据不同需要并结合时代背景采取相应的外资政策。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政策，这是印度直接投资大飞跃的开端。此后，印度一直实施旨在推行市场自由化，与世界经济接轨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放宽限制和引进外资。这种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为直接投资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使了FDi的大飞跃，为印度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改革以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从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经过了多次演变。(1)1947-1956年。独立后，由于殖民统治的烙印以及尼赫鲁经济思想的影响，印度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带有矛盾的感彩。印度政府表面是对直接投资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实际上存在疑虑和不满。一方面，印度政府承认，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印度工业化，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在1948年4月的《工业政策决议》中明确指出：“作为法规，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主要股权应控制在印度手里，而且始终坚持培训旨在最终取代外国专家的合格印度人员。”
(2)1956-1967年。1956年4月，印度颁布了第二个《工业政策决议》，尽管印度政府在经济上开始逐步自由化，但其对外资的态度与1948年的《工业政策决议》相同。由于印度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需要大规模投资，而国内资金不足，再者印度政府意识到利用外资不至于耗尽本国外汇储备，因此印度政府针对不同行业有选择的利用外资，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
(3)1967-1980年。独立以来，印度对FDi一直都很谨慎，把外国直接投资严格控制在与印度已确立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引进外资的行业大多是被认为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是确保产品出口的行业。直到60年代末才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改变。三五计划失败，外汇短缺严重，卢比大幅贬值，印度政府对FDi的态度有了全面改观。1973年出台了《外汇管制法》，对直接投资政策有了改进。1973年的外汇管理法是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标志，其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要与印度本国公司享有同等待遇，合资企业外国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符合一定条件（如外国分公司全部产品供出口），通过政府的审批，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以超过40%；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该行业与外资合作是否必要，在需要外国知识技术的行业允许外国直接投资。1977年3月的工业政策声明中，印度政府指出，与外国合作的项目中的大部分所有权应掌握在印度手里，印度政府能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4)、1980-1990年。80年代初期，印度面临困难的外汇形势，印度政府意识到应加强出口，而本国企业难以单独承担起此项责任，对外国企业进入印度的限制有所放松。1985年，印度开始执行经济开放政策，当时的拉吉夫·甘地总理与财政部长辛格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产品出口的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达到100%；将《外汇管制法》的条款推广到消费品领域；1984-1985年间，印度对多种资本品取消许可证限制；1986年对矿区征收的税率从40%降到30%。1990年的工业政策提到，如果企业家认为有必要引进技术，只要对国内销售和出口征收分别不超过5%和8%的专利费，那么他就可以与外国合作而无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2、1991年经济改革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1991年，印度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近1亿美元的nRi（非本国居民外国投资）外逃，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仅够两周进口所需，在国际借贷市场的信用等级下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印度进行了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并建立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取消外国投资必须进行技术转让的规定，如果技术引进一次性总付费用在1000万卢比以内，或从开工之日的7年内，专利费占国内销售额的5%或出口价值的8%以内，都可自动许可；允许优先发展产业、重点工业项目和引进先进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其股本的51%；允许主要从事出动的商贸公司外资股本过半，达到51%；许多以前外资限制在40%以内的工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达51%将自动许可；在一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和电脑软件，外资股权可达74%；一些行业如运输基础设施甚至允许外资股权达到100%。1991年工业政策规定34个行业的外资股权可达51%并自动允许，但自动获准的条件是资本货物的进口由投资资金以外的外资提供以及红利外流在一定时期内由出口收入平衡；取消合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须审批的规定；允许在国内市场使用外国商标出售商品；除24种消费品工业外，取消其它消费品工业投入生产后的头7年内外方红利的汇出须与出口所得持平的规定；取消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要求。另外一个值得提到的特点是：审批速度大大提升，有些只需7天。1991年经济改革使印度成为了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国家。
3、1996-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1996年，联阵政府对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将其划归联邦工业部领导，并授权该部可直接审批不超过60亿卢比的外国直接投资申请。更重要的是工业部制定了一套进一步扩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在采矿服务、冶金、电力、非常规能源、交通、仓储等9个行业，外资比例不超过74%的合资项目申请将自动获准；将外资比例不超过51%的合资项目申请可自动获准的行业范围予以扩大，新增采矿、纺织、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家用电器、以及市场调查等16个行业。这标志印在1991年“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又迈出新的一步。
1998-1999年度，印度出台了几项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允许在国内使用外国商标或品牌；将免征5年税收的优惠扩大到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印度设立联系处和处，部分或全部拥有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股权；减少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外国公司长期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0%；免征外国公司出口所得收入税）；对发电、配电、道路、港口、隧道、桥梁投资，允许外资在不超过150亿卢比的条件下，外资股权达100%并自动获准；允许在一些非银行金融部门进行直接投资如信用卡业务、货币兑换业务；允许外资进入私人银行部门，但股权不得超过40%；政府允许在全球私人移动卫星通讯服务投资，经过审批，外资股权可达到49%。1998年7月，政府计划开放保险市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保险业，股权比例可达26%。同年，印度工业部扩大了可自动获准的外资企业范围，并在某些行业，将外资股权比例上限从51%提高到74%，甚至100%。
2000年，印度政府准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航空业和邮政业，除了公司所得税比印度本土公司稍高以外，给予进入邮政业的外资与国内邮政业相同的待遇。2000年底，印度取消了对某些自动许可行业的红利平衡要求。
二、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1、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20世纪80年代前，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印度对FDi控制较严，坚持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内经济的振兴。1985年以后为了本国工业化体系建立的需要，印度的FDi政策开始发生变化。90年代初，由于收支危机，外汇短缺，印度对FDi政策有了大的变动，但仍然坚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发展计划相结合，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这种前提下，FDi的引进要求满足一些限制条件，如为了避免耗尽国内为数不多的外汇积累，要求直接投资用以进口资本货物的外汇需求。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抗风险能力增强，对外汇需求也增加了。为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上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印度进一步放宽引进FDi的政策措施，但仍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准则，其政策制定注重外资使用效率，鼓励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营销方式，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可见，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坚持在控制的基础上，立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适度放宽或从紧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
2、注意本国经济安全。印度经历过殖民统治，知道独立的重要性，独立伊始，印度就强调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以及国防安全的部门，都限制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在1991年新工业政策中还明确提出把与国家的安全和战略至关重要的领域继续保留给公营部门。直至最近，印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如工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报纸和广播业都不允许FDi的进入。一些行业如保险业，直到最近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6%。另一些行业如电信服务（播叫接受器、蜂窝式便携式手机、基础服务）直接投资外资比例只准许达49%。
3、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早在1948年的工业政策中，印度就强调引导外资流向技术和知识行业，1977年的《政策声明》指出在主要面向尖端技术领域做变通处理，以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91年，印度政府声明对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和利用外国人进行国内技术开发的合资企业可自动许可。长期以来，对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性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政府不断提高其投资可占的比例、增加对其的优惠措施和减少对其的限制条件。
4、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独立后，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几乎在每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中都提到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颁布措施鼓励FDi流向落后地区，以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印度政府规定在某些落后地区投资，政府要给予一些特别的优惠措施，如：给予相当于投资额的15%、总额在150万卢比以内的现金补贴，对企业收入的20%免税10年等。
5、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针对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重点的差异，政府对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行业的外资从政策上给予鼓励，采取免税、提高外资控股比例、给予与国内企业同等待遇等方式来吸引FDi。1991年，印度就宣布在高度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股本在51%以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得到批准；对优先部门的外国技术合同，如果签约之日起10年内，其总支付占销售额8%的项目无需经过审批。政府后来又进一步声明，如果产品全部供出口，那么允许外资占股本的100%。
三、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新发展
印度始终坚持外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注重外资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对政策加以调整，印度利用外资政策有如下新变化。
1、从外资优惠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wto有关投资协定(tRimS)提出了外国投资适应国民待遇的要求。作为wto初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取消歧视性政策，使FDi政策逐步转向国民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待遇接近是大势所趋。印度已开始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取消了多项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如：出口限制、红利平衡、较高公司营业所得税等歧视性措施；1994-1995年财政年度预算将对外国公司的公司税率由65%降低到55%；在软件技术园落户的国内外公司，可享受印度政府对出口加工区的所有优惠；政府为出口加工区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均适用于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在一些行业，印度甚至实施了有利于外国公司的政策，如电信服务业，印度90年代以来才向私人企业开放，但就要求新进入该行业的私人投资者必须与外资合作才能申请领取许可证。
2、对FDi政策总的是趋向放松管制。从90年代以来，wto积极推动自由化谈判，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不断发展，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印度已被卷入了这一过程，对FDi政策不断开放。从90年代初开始，印度对FDi的政策不断进行修正，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扩大FDi进入范围，放宽股权控制，加大了吸引FDi的力度。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1991年有34个），并新开放一批企业可自动获准且外资股权可为74%甚至100%；进一步扩大了外资控股比例可达51%并自动许可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范围。总之，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向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3、注重FDi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本国软件业，印度政府对科技园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联网经营业务向私营部门开放，并允许外资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打破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允许外国人拥有独资的电信公司。而且，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维护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软件业。印度在1994年6月就对版权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软件出租者的行为规范、用户备份软件的权利以及侵犯版权的惩处和罚款条例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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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以前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从1947年独立到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经过了多次演变。(1)1947-1956年。独立后，由于殖民统治的烙印以及尼赫鲁经济思想的影响，印度政府对外资的引进带有矛盾的感彩。印度政府表面是对直接投资采取开放的态度，但实际上存在疑虑和不满。一方面，印度政府承认，为了引进先进技术，促进印度工业化，引进外资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它又在1948年4月的《工业政策决议》中明确指出：“作为法规，为了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主要股权应控制在印度手里，而且始终坚持培训旨在最终取代外国专家的合格印度人员。”
(2)1956-1967年。1956年4月，印度颁布了第二个《工业政策决议》，尽管印度政府在经济上开始逐步自由化，但其对外资的态度与1948年的《工业政策决议》相同。由于印度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提出要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这需要大规模投资，而国内资金不足，再者印度政府意识到利用外资不至于耗尽本国外汇储备，因此印度政府针对不同行业有选择的利用外资，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最多。
(3)1967-1980年。独立以来，印度对FDi一直都很谨慎，把外国直接投资严格控制在与印度已确立的发展思想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引进外资的行业大多是被认为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或是确保产品出口的行业。直到60年代末才发生了第一次大的改变。三五计划失败，外汇短缺严重，卢比大幅贬值，印度政府对FDi的态度有了全面改观。1973年出台了《外汇管制法》，对直接投资政策有了改进。1973年的外汇管理法是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标志，其对外国直接投资政策有了一些变化：要与印度本国公司享有同等待遇，合资企业外国持股比例不得超过40%；符合一定条件（如外国分公司全部产品供出口），通过政府的审批，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以超过40%；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该行业与外资合作是否必要，在需要外国知识技术的行业允许外国直接投资。1977年3月的工业政策声明中，印度政府指出，与外国合作的项目中的大部分所有权应掌握在印度手里，印度政府能对其实施有效控制。
(4)、1980-1990年。80年代初期，印度面临困难的外汇形势，印度政府意识到应加强出口，而本国企业难以单独承担起此项责任，对外国企业进入印度的限制有所放松。1985年，印度开始执行经济开放政策，当时的拉吉夫·甘地总理与财政部长辛格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产品出口的合资企业外资股权可达到100%；将《外汇管制法》的条款推广到消费品领域；1984-1985年间，印度对多种资本品取消许可证限制；1986年对矿区征收的税率从40%降到30%。1990年的工业政策提到，如果企业家认为有必要引进技术，只要对国内销售和出口征收分别不超过5%和8%的专利费，那么他就可以与外国合作而无须得到政府的批准。
2、1991年经济改革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1991年，印度遭遇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近1亿美元的nRi（非本国居民外国投资）外逃，外汇储备只有10亿美元，仅够两周进口所需，在国际借贷市场的信用等级下降。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印度进行了根本性的经济改革，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并建立了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取消外国投资必须进行技术转让的规定，如果技术引进一次性总付费用在1000万卢比以内，或从开工之日的7年内，专利费占国内销售额的5%或出口价值的8%以内，都可自动许可；允许优先发展产业、重点工业项目和引进先进技术产业的直接投资可以达到其股本的51%；允许主要从事出动的商贸公司外资股本过半，达到51%；许多以前外资限制在40%以内的工业，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达51%将自动许可；在一些行业如基础设施和电脑软件，外资股权可达74%；一些行业如运输基础设施甚至允许外资股权达到100%。1991年工业政策规定34个行业的外资股权可达51%并自动允许，但自动获准的条件是资本货物的进口由投资资金以外的外资提供以及红利外流在一定时期内由出口收入平衡；取消合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必须审批的规定；允许在国内市场使用外国商标出售商品；除24种消费品工业外，取消其它消费品工业投入生产后的头7年内外方红利的汇出须与出口所得持平的规定；取消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要求。另外一个值得提到的特点是：审批速度大大提升，有些只需7天。1991年经济改革使印度成为了对外资有吸引力的国家。
3、1996-2001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1996年，联阵政府对外国投资促进委员会进行了改组，将其划归联邦工业部领导，并授权该部可直接审批不超过60亿卢比的外国直接投资申请。更重要的是工业部制定了一套进一步扩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新政策：在采矿服务、冶金、电力、非常规能源、交通、仓储等9个行业，外资比例不超过74%的合资项目申请将自动获准；将外资比例不超过51%的合资项目申请可自动获准的行业范围予以扩大，新增采矿、纺织、化工、食品加工、机械制造、家用电器、以及市场调查等16个行业。这标志印在1991年“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又迈出新的一步。
1998-1999年度，印度出台了几项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允许在国内使用外国商标或品牌；将免征5年税收的优惠扩大到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印度设立联系处和处，部分或全部拥有子公司或合资企业的股权；减少对外国公司的歧视性待遇（外国公司长期资本所得税税率降低到20%；免征外国公司出口所得收入税）；对发电、配电、道路、港口、隧道、桥梁投资，允许外资在不超过150亿卢比的条件下，外资股权达100%并自动获准；允许在一些非银行金融部门进行直接投资如信用卡业务、货币兑换业务；允许外资进入私人银行部门，但股权不得超过40%；政府允许在全球私人移动卫星通讯服务投资，经过审批，外资股权可达到49%。1998年7月，政府计划开放保险市场，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保险业，股权比例可达26%。同年，印度工业部扩大了可自动获准的外资企业范围，并在某些行业，将外资股权比例上限从51%提高到74%，甚至100%。
2000年，印度政府准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航空业和邮政业，除了公司所得税比印度本土公司稍高以外，给予进入邮政业的外资与国内邮政业相同的待遇。2000年底，印度取消了对某些自动许可行业的红利平衡要求。
二、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1、始终立足本国需要，根据形势变化采取适度调整。20世纪80年代前，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印度对FDi控制较严，坚持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国内经济的振兴。1985年以后为了本国工业化体系建立的需要，印度的FDi政策开始发生变化。90年代初，由于收支危机，外汇短缺，印度对FDi政策有了大的变动，但仍然坚持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发展计划相结合，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在这种前提下，FDi的引进要求满足一些限制条件，如为了避免耗尽国内为数不多的外汇积累，要求直接投资用以进口资本货物的外汇需求。90年代以来，印度经济快速发展，抗风险能力增强，对外汇需求也增加了。为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市场上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印度进一步放宽引进FDi的政策措施，但仍然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准则，其政策制定注重外资使用效率，鼓励通过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营销方式，促进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推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可见，印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始终坚持在控制的基础上，立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采取适度放宽或从紧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将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与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联系起来。
2、注意本国经济安全。印度经历过殖民统治，知道独立的重要性，独立伊始，印度就强调自力更生。长期以来，印度政府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以及国防安全的部门，都限制或禁止外国直接投资。在1991年新工业政策中还明确提出把与国家的安全和战略至关重要的领域继续保留给公营部门。直至最近，印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行业如工业、农业（包括种植业）、报纸和广播业都不允许FDi的进入。一些行业如保险业，直到最近才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达到26%。另一些行业如电信服务（播叫接受器、蜂窝式便携式手机、基础服务）直接投资外资比例只准许达49%。
3、注重引导FDi流向知识和技术性产业。早在1948年的工业政策中，印度就强调引导外资流向技术和知识行业，1977年的《政策声明》指出在主要面向尖端技术领域做变通处理，以便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91年，印度政府声明对雇请外国技术人员和利用外国人进行国内技术开发的合资企业可自动许可。长期以来，对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性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印度政府不断提高其投资可占的比例、增加对其的优惠措施和减少对其的限制条件。
4、注重将FDi引向落后地区。独立后，印度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状况，几乎在每个重要的经济政策中都提到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印度政府颁布措施鼓励FDi流向落后地区，以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印度政府规定在某些落后地区投资，政府要给予一些特别的优惠措施，如：给予相当于投资额的15%、总额在150万卢比以内的现金补贴，对企业收入的20%免税10年等。
5、注重将FDi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的行业。针对不同时期国家经济发展重点的差异，政府对投向国家优先和重点发展行业的外资从政策上给予鼓励，采取免税、提高外资控股比例、给予与国内企业同等待遇等方式来吸引FDi。1991年，印度就宣布在高度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中，股本在51%以内的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得到批准；对优先部门的外国技术合同，如果签约之日起10年内，其总支付占销售额8%的项目无需经过审批。政府后来又进一步声明，如果产品全部供出口，那么允许外资占股本的100%。
三、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新发展
印度始终坚持外资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在注重外资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对政策加以调整，印度利用外资政策有如下新变化。
1、从外资优惠逐渐向国民待遇过渡。wto有关投资协定(tRimS)提出了外国投资适应国民待遇的要求。作为wto初始成员国之一的印度，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接轨，取消歧视性政策，使FDi政策逐步转向国民待遇，使内外资企业待遇接近是大势所趋。印度已开始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取消了多项对外资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如：出口限制、红利平衡、较高公司营业所得税等歧视性措施；1994-1995年财政年度预算将对外国公司的公司税率由65%降低到55%；在软件技术园落户的国内外公司，可享受印度政府对出口加工区的所有优惠；政府为出口加工区制定的所有优惠政策均适用于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在一些行业，印度甚至实施了有利于外国公司的政策，如电信服务业，印度90年代以来才向私人企业开放，但就要求新进入该行业的私人投资者必须与外资合作才能申请领取许可证。
2、对FDi政策总的是趋向放松管制。从90年代以来，wto积极推动自由化谈判，经济全球化、投资自由化不断发展，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印度已被卷入了这一过程，对FDi政策不断开放。从90年代初开始，印度对FDi的政策不断进行修正，逐步放松对FDi的管制，扩大FDi进入范围，放宽股权控制，加大了吸引FDi的力度。90年代以来，印度政府扩大了外资可参股的企业的范围（1991年有34个），并新开放一批企业可自动获准且外资股权可为74%甚至100%；进一步扩大了外资控股比例可达51%并自动许可的行业范围；扩大外国公司在印度的经营范围。总之，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是向着越来越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3、注重FDi流向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为促进外国直接投资流向本国软件业，印度政府对科技园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除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免除全部进口关税；允许外商独资经营；10年内免征所得税；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可免征所得税；联网经营业务向私营部门开放，并允许外资拥有不超过49%的股份；打破国家对电信业的垄断，允许外国人拥有独资的电信公司。而且，印度政府还特别注意通过建立和执行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标准维护直接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以鼓励外国直接投资投向软件业。印度在1994年6月就对版权法作了较大修改和补充，明确规定了版权所有者的权利、软件出租者的行为规范、用户备份软件的权利以及侵犯版权的惩处和罚款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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