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1
第一条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广播电影电视部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以下简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负责全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工作。地方各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是当地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归口管理部门，会同地方各级公安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卫星地面管理接收设施的管理工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的职责是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归口管理，审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组织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公安部门的职责是查处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协助管理部门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进行技术检查；国家安全部门的职责是检验审核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技术性能，进行技术安全检查，并视需要采取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
第二章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
第三条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确定的接收方位、接收内容和收视对象范围；（二）有符合国家标准的接收设备；（三）有合格的专职管理人员；（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第四条任何单位均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下列单位和场所可申请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一）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教育、科研、新闻、金融、经贸等确因业务工作需要的单位；（二）三星级或国家标准二级以上的涉外宾馆；（三）专供外因人和港、澳、台人士办公或居住的公寓等。
第五条凡需要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报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直属单位可直接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审批机关检验合格后由其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格式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统一制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印制。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专门接收卫星地面传送的境内教育电视节目的各类学校和教育、教学单位，亦按上述程序办理审批手续。经审批批准的，可由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同时接受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公安、国家安全部门的检查和管理。凡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外电视节目的单位，必须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查批准的单位，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并报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安全备案。此种《许可证》由广播电影电视部统一印制。
第六条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但在收不到当地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站）的电视节目的地区，个人可申请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境内电视节目。个人需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必须经所在单位同意并持其开具的证明，向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签署意见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批。经审批批准的个人，凭审批机关开具的证明购买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完毕，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和国家安全部门检验合格后，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发给《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内电视节目许可证》。个人设置的卫星接收天线不得占用公共场所、影响环境美观和邻里日常生活。
第七条必要时广播电影电视部可以直接批准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发给相应的《许可证》。
第八条《管理规定》前，单位未经批准已经设置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不符合前述条款中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申请条件的，应予拆除。符合前述条款中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申报条件的，必须自《管理规定》之日起六个月内依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条禁止未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
第十条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施工单位，必须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申领安装许可证的条件和办法，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自行制定。单位和个人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必须由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的单位提供安装和维修服务。
第三章卫星电视节目的接收和使用
第十一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许可证》载明的接收节目的、接收内容、接收方式和收视对象范围等要求，接收和使用卫星电视节目。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涉外宾馆可以通过宾馆的有线（闭路）电视系统向客房传送接收的境外电视节目。持有《接收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许可证》的其他单位，要根据工作需要限定收视人员范围，不得将接收设施的终端安置到超越其规定接收范围的场所。禁止在本单位的有线（闭路）电视系统中传送所接收的境外电视节目。禁止在车站、码头、机场、商店和影视厅、歌舞厅等公共场所播放或以其他方式传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禁止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传播反动的卫星电视节目。
第十二条禁止电视台、电视转播台、电视差转台、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站共用天线系统转播卫星传送的境外电视节目。
第十三条《许可证》不得涂改或者转让。需要改变《许可证》规定的内容或者不再接收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的单位，应按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接收电视节目的申请程序，及时报请审批机关换发或者注销《许可证》。
第十四条有关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宣传、广告不得违反《管理规定》及本《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和进口
第十五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电子工业部指定的企业生产。定点生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办法，由电子工业部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实行定点销售。定点销售单位的审批和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国内贸易、广播电视和电子工业行政部门另行制定。定点销售单位只能向持有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的单位和个人销售经质量认证合格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
第十七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质量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或其授权的部门认可的认证机构按照有关质量认证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证合格后发放；未经质量认证的，不得销售和使用。
第十八条进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必须持广播电影电视部开具的证明，进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专用元部件必须持电子工业部开具的证明，到国家机关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办理审批手续，海关凭审查批件放行。禁止个人携带、邮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入境。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至第十四条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其具体处罚措施如下：（一）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条规定的单位，可给予警告、一千至五万元罚款、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等处罚；（二）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九、第十一、第十三条规定的个人，可给予警告、五百至五千元罚款、没收其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吊销《许可证》等处罚；（三）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条规定，未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许可证》而承担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施工任务的单位可处以警告、一千至三万元罚款；（四）对违反《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的，可处以警告、一千至三万元罚款。以上行政处罚可单处也可并处。对同一单位或个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本《实施细则》行为的行政处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对同一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只能一次处罚，不得重复处罚。
第二十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生产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按电子工业部的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一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及向未持有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具的证明的单位和个人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二倍以下的罚款。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销售未经质量认证或认证不合格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并可对该违法单位负责人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二条对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擅自进口卫星地面接收设施或携带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入境的，海关按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抗拒、阻碍管理部门依法对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生产、销售、设置、安装和使用进行管理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利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由国家安全、公安部门依照《国家安全法》的规定处理。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对依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做出的处罚决定不服的，可根据《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对于不申请复议、不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广播电视等行政部门可依法强制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罚款上缴国库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军队以及公安、国家安全部门设置用于军事、公安、国家安全业务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由中国人民有关部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各自另行制定管理规定实施管理，并将管理规定送广播电影电视部备案。但其宿舍区、宾馆等用于非军事、公安、国家安全业务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设置、安装和使用，应依照《管理规定》和本《实施细则》接受管理。外国驻华使（领）馆，以及其他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机构设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通过外交途径办理。
第二十八条持有《许可证》的单位接收、使用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应尊重该节目著作权人的权利。
第二十九条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费的征收和使用办法，由广播电影电视部商有关部门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行政部门商有关部门制定。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2
【关键词】法定裁量；酌定裁量；裁量方法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充分利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这一法律武器，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各地对该法关于裁量部分的问题认识、理解不统一，加之有权解释机关对此问题的解释不具体、不透彻，出现了各地裁量标准不一、裁量随意性不断膨胀等现象，因此，有必要对该法裁量方面的问题进行探析。
一、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理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第二十三条到第七十四条，分别规定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及量罚幅度。其中，共有17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情节较轻”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五条等）；共有6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情节较重”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三条等）；共有12条先规定一般情节的量罚幅度，后规定“情节严重”的量罚幅度（如第二十四条等）。www.133229.Com还有部分条文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但是从条文的结构中也不难看出，立法机关事实上已经将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一般情节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或“情节严重”上作出了区分。而在执法实践中，只有确定某一行为符合“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一般情节中的某一种时，才能找到与之对应的量罚幅度（即“对号入座”），然后在该幅度内进行裁量。因此，正确理解“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是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进行裁量的基础和前提。
（一）当前各地对“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应对方式及存在的问题
面对如此众多的“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基层执法机关往往无所适从，而各省级公安机关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分别制定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如江苏省公安厅制定了《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苏公厅〔2006〕394号）、北京市公安局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下发〈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的通知》（京公法传发〔2006〕4号）。这些文件无疑为基层公安机关准确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统一的尺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笔者认为，通过各地制定指导性意见的方式应对这个问题，存在如下方面的不足：
1、指导性意见违背法律规定。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第三目规定：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属情节较轻。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共同违反治安管理的，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分别处罚。根据该条规定，即使是在共同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也要根据行为人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而不是将“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与“情节较轻”划上等号。
2、指导性意见与有权解释相冲突。如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条第二款第一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预备、中止、未遂的，属情节较轻。而根据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行为人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不予处罚；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果发生，没有造成损害的，不予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由于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应当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3、各地指导性意见标准不一，导致适用量罚幅度不统一。如对卖淫嫖娼类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山东省公安厅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一）确因生活所迫卖淫且所得不多的；（二）已谈好价钱或给付钱物，着手实施，尚未发生性关系的；（三）其他情节较轻的情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下发〈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细化标准〉（试行）的通知》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已给付金钱等财物并着手实施，但由于行为人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尚未发生性关系的。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正确界定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情节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情节较轻的情形：（一）、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卖淫嫖娼的；（二）、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初次卖淫嫖娼的；（三）、以口淫、手淫等方式初次卖淫嫖娼的；（四）、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的；（五）、初次卖淫嫖娼未遂的；（六）、初次卖淫嫖娼并检举他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查证属实的。如此不统一的量罚标准必然造成量罚的不公平，侵害公安执法权威。
4、基层公安机关对指导性意见的法律性质认识不透。笔者认为，从法律性质的角度考察，这类指导性意见其实并不属于规范性文件，案件一旦进入司法审查程序，法院不但可以不“适用”，而且可以不“参照”，基层公安机关在执行时完全可以灵活掌握。但事实上，对于上级机关制定的各类指导性意见，基层公安机关往往不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准确定位，盲目、机械执行，导致个别案件处理不公。
（二）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
有权解释机关应当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执法经验，吸收各地指导性意见中科学、合理的细化标准，尽快制定出相关解释。当然，解释不可能穷尽所有现实中的违法现象，基层公安机关在掌握“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时，应当充分、全面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有责性和客观违法性，使量罚的结果最大程度地与行为人“罪责”相适应，真正贯彻落实过罚相当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审议过程中，为了体现与刑法的衔接，将部分“情节严重”的规定修改为“情节较重”的规定，因此，在量罚时，还必须同时考察相应的追诉标准，防止以罚代刑。
（三）“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判定
笔者认为，“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某种关联，但是又不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治安管理处罚法》部分条文对此已有暗示，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猥亵他人的，即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这就说明，只要是猥亵他人的，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猥亵智力残疾人、精神病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仅仅是严重情节的几种情形之一。
因此，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必须首先判定某种行为是否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是什么。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具备主体、主观方面要件的情况下，某种行为达到了足以侵害《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的时候，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可见，构成要件要素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密切相关。而“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虽然不是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并未超出构成要件要素所辐射的范围（部分拟制规定的情况除外）。例如，对于殴打他人的行为，只要该殴打行为足以造成对公民健康权的危害，就已经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殴打行为造成的后果才是是否“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殴打他人的方式、手段也是是否“情节较轻”中的“情节”，显然，这些情节并不是殴打他人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但是均因不管是否造成伤害、不管采取何种方式，都因其对“殴打他人”这一客观行为起到一定的征表作用，而没有超出构成要件要素所辐射的范围。但是，殴打他人的场所、殴打他人的动机等，因为其本身并不是“殴打他人”这一行为所要考察的对象，或者说，其本身与《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公民健康权）并无实质性关系，所以，不能将其评价为“情节较轻”中的“情节”。
同理，判定其他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也需要先从构成要件要素入手，逐一考察某一具体情节是否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再进行综合判断。
那么，到底以什么标准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呢？笔者认为，判定“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需要与一般情节进行比较。而立法对一般情节的规定存在于《治安管理处罚法》文本中，是客观意思，基层执法机关必须针对不同类型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合社会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行为人的目的、动机，采用的手段，侵害的对象，造成的后果，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客观判断。概言之，在当前的社会发展形势下，行为人一般具有何种目的动机，一般采取什么手段，一般侵害哪些对象，一般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是判断是否属于一般情节的重要标准。
（四）“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之辨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一）情节特别轻微的……”实践中，对于具体的事实属于“情节较轻”还是“情节特别轻微”较难界定。
有观点认为，情节特别轻微，即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情节特别轻微。判断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否特别轻微，应当从违反管理行为人的年龄、身份，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所持的态度，违反治安管理的目的、动机，采用的手段，造成的后果，认错的程度，改正的情况，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如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没有实施终了，行为人自己已经悔悟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等。[1]
根据上述观点，“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
共同点表现在：
1、二者都以危害行为已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前提。若某种行为还没有足以造成对《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要保护的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还没有达到紧迫的程度，那么，这种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既不能认为是“情节较轻”，也不能认为是“情节特别轻微”。如行为人为诬告陷害他人而捏造事实的，因捏造事实的行为还没有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因此，不能认为是“情节较轻”的“诬告陷害他人”，也不能认为是“情节特别轻微”的“诬告陷害他人”。
2、二者都较一般情节轻。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的轻重方面考察，“情节较轻”与“情节特别轻微”均比一般情节要轻。
区别表现在：
1、功能不同。“情节较轻”为执法机关指明量罚的幅度，具有“对号入座”的功能；“情节特别轻微”为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提供法律依据，具有“减免功能”。
2、行为的轻重不同。从法律文本的表述上看，“情节特别轻微”显然比“情节较轻”的情节更轻。
3、“情节特别轻微”所涵盖的范围宽于“情节较轻”。根据上文的分析，“情节较轻”中的“情节”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具有某种关联，而“情节特别轻微”中的“情节”则包罗了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关的所有客观情况及能够反映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所有主客观情况。
二、裁量种类
澄清了“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的基本含义后，紧接着需要分析裁量种类。执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行为人具有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需要对行为人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本文将之称为“裁量种类”）。理论上讲，裁量种类可以分为法定裁量种类和酌定裁量种类。
（一）法定裁量种类
法定裁量种类，是指《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文规定的、执法机关应当执行的从轻、减轻、从重处罚和不予处罚的裁量种类。《治安管理处罚法》总则部分、分则部分均规定了从轻、减轻、从重处罚和不予处罚的情节。其中总则部分第十二条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第十四条是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弹性裁量情节，第十九条是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第二十条是从重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分则部分第五十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第二款是从重处罚的硬性裁量情节。
从轻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内决定较轻的处罚。与此相对应，从重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内决定较重的处罚。而减轻处罚，是指在法定量罚幅度以下决定处罚。
1、“中间线”问题。目前，基层执法机关存在一种观念，认为从轻处罚或者从重处罚就是在法定量罚幅度的“中间线”以下或以上决定处罚结果。如甲某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应当在“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的量罚幅度内从重处罚，即在潜意识下认为，只有对甲某处七日以上拘留，才能符合从重处罚的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从重处罚，应当是指根据行为人行为的主客观方面，将量罚的结果重于一般情况下的量罚结果。易言之，如果行为人本来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就不会受到最后这样的处罚。如上述例中，根据甲的情节，如果其不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而是阻碍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对甲最终处以五日拘留最符合过罚相当的原则，而正是因为甲现在是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最终对甲处以六日拘留。这样的处罚结果，也不失为从重处罚。[2]
2、从轻处罚不等于降格处理，从重处罚不等于升格处理。实践中，部分基层执法机关忽视了对这一问题的区分，造成了一些案件的错误处理。如乙非法携带管制器具，情节较轻，应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但是因为乙曾在六个月内因盗窃受过治安管理处罚，应当从重处罚，遂最终在“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这一量罚幅度内作出处罚决定。这种做法完全混淆了从重处罚与加重处罚，应当在实践中予以杜绝。
3、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对于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四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一）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减轻处罚；（二）法定处罚种类只有一种，在该法定处罚种类的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三）规定拘留并处罚款的，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单独或者同时减轻拘留和罚款，或者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单处拘留；（四）规定拘留可以并处罚款的，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减轻处罚；在拘留的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无法再减轻处罚的，不予处罚。
但是，“法定处罚幅度以下”这一规定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例如，一般情节的盗窃行为，法定处罚幅度为“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但是“法定处罚幅度以下”是否还包括一日以上五日以下拘留？若包括（肯定说），则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可以处一日以上五日以下拘留；若不包括（否定说），则只能不予处罚。笔者赞成肯定说，理由如下：
（1）《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将拘留设定为五日以下、五日以上十日以下和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三个格。《治安管理处罚法》多个条文有“五日以下拘留”的规定（如第二十五条等处），适用五日以下拘留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也不会侵犯国民的法感情。
（2）持肯定说更符合公平、正义。如果坚持否定说，则会出现未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适用减轻处罚时，与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比，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例如，张某盗窃，情节一般，因其未满18周岁，根据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应减轻处罚，但是因为对盗窃行为未设定“五日以下拘留”的量罚幅度，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其不予处罚；李某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情节一般，因其未满18周岁，根据其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应减轻处罚，因为对扬言实施爆炸扰乱公共秩序行为设定了“五日以下拘留”，故根据《解释（二）》第四条第四项规定，对其拘留三日。那么，都是因为适用“未满18周岁”而减轻处罚的，为什么最终对张某不予处罚，而最终对李某拘留三日？这样的不公平已经显而易见。
（3）否定说的主要理由是肯定说的做法违背了行政合法性原则。该说认为，《行政处罚法》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就是行政处罚法定原则，即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行政处罚主体不得实施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具体行政行为都必须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一般说来，只要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行政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行政行为，特别是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行为（如行政处罚，笔者注），需要有直接明文的法律（包括法规和规章）依据；此外的行政行为，只要符合法的精神便可。”[3]笔者认为，即使象行政处罚这样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在量罚上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也并不是必须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只有在量罚上对行政相对人不利的，才需要有直接而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依据。而肯定说的做法恰恰是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做法，因此，并不违背行政合法性原则。而否定说将减轻处罚直接等同于不予处罚，虽然在结果上看似乎对行政相对人更加有利，却不符合法的精神。
减轻处罚是否应当包括法定处罚种类的减轻？例如，对违反国家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造成危害，情节一般的，符合减轻处罚的条件，能否减轻至五百元以下罚款？对此，《解释（二）》第四条明确予以否定。但是，笔者认为，减轻处罚理应包括处罚种类的减轻，理由如下：
1、处罚种类的设定顺序反映出处罚种类性质的轻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分为：“（一）警告；（二）罚款；（三）行政拘留；（四）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不难看出，立法实际上将“警告”视为性质最轻的治安管理处罚，“罚款”的性质重于“警告”，“行政拘留”的性质又重于“罚款”。对本应行政拘留的行为人，因符合减轻处罚条件，最终对其罚款，其实质上也属于减轻处罚。
2、便于划清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的界限。《治安管理处罚法》多个条文对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进行了并列式的列举，这就表明，减轻处罚与不予处罚完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而《解释（二）》第四条无疑将部分减轻处罚的情形与不予处罚划上了等号，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申言之，无论怎么减轻处罚，都不可以不予处罚，这是“减轻处罚”的应有之意。
当然，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若根据行为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主客观情况，本应对其警告，但是又符合减轻处罚条件的，又如何减轻呢？对此，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行为本身就具有明显的轻微性质，可以直接适用不予处罚的规定对其不予处罚，而不是通过适用减轻处罚最终对其不予处罚。从这个方面讲，就需要基层执法机关综合把握案件事实，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正确适用从轻处罚或减轻处罚。
（二）酌定裁量种类
酌定裁量种类，是指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但是行为人具有酌定裁量情节，需要予以酌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从而对其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裁量种类。而酌定裁量情节，是指虽然《治安管理处罚法》未明确规定，但是能够切实反映出行为人客观违法性与主观有责性的增加或削弱，需要在裁量时予以考虑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情节。如行为人的一贯表现、行为后态度、行为的动机、方式、手段等。
笔者认为，把握某一情节是否属于酌定裁量情节，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1、是否与行为人本身有关联。某一情节是否属于酌定裁量情节，首先要分析这一情节是否与行为人本身有关联，是否能反映出行为人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加或削弱。如，行为人殴打他人后，根本无意对被侵害人赔偿，但是其父亲在未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对被侵害人进行了赔偿。笔者认为这一情节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因为不能反映出行为人本人的人身危险性增加或削弱。
2、是否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有关联。酌定裁量情节的基础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若将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本身无关联的情节作为酌定裁量情节，则违反了行政合理原则（考虑不应考虑之情况）。例如，甲吸食毒品，同时，甲在家中还经常虐待老人，对甲在家中还经常虐待老人这一情节即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若作为酌定裁量情节，便无异于间接处罚。
3、不属于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行为人必须是“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方能构成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多次”成为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构成要件要素，就不可再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否则，便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当然，当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事实上的“多次”已经超过构成要件要素中的“多次”时，对多余部分的次数则可以单独予以评价。
确定案件事实中存在酌定裁量情节后，正确适用酌定裁量种类，还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酌定处罚种类不包括减轻处罚，也不包括加重处罚。酌定处罚实质上体现的是基层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自由裁量权的存在需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为基础，因《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对酌定减轻（加重）处罚进行授权，故不可以超越法律而酌定减轻（加重）处罚。
2、酌定从轻或者从重处罚的幅度不应高于相对应的法定从轻或从重处罚的幅度，否则将导致法定从轻（从重）处罚的规定形同虚设。例如，甲、乙共同违反治安管理，在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所起的作用相当，本应分别处7日拘留，若行为人甲属于未满18周岁的人，从轻处罚后决定行政拘留六日，行为人乙违反治安管理时是刚满18周岁的第二天，可酌定从轻处罚，则应当以不低于行政拘留六日为标准进行裁量，否则，酌定从轻的幅度便高于法定从轻的幅度，使法定从轻处罚的规定形同虚设。
3、某一情节已经作为法定裁量情节适用后，便不再属于酌定裁量情节。如行为人是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已经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四条对其减轻处罚，就不可以在因为其生理状况再酌定从轻处罚。
三、裁量方法
（一）判定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或者“情节严重”
这是正确裁量的前提。因为，只有先找准属于“情节较轻”、“情节较重”、“情节严重”或者情节一般，才能确定立法在不考虑其他情况下予以认可的量罚幅度，之后的从轻、减轻或者从重处罚才有基础。
（二）对照法定、酌定裁量情节进行裁量
最后的裁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在全面把握案件事实的基础上，认真分析、反复推敲，运用科学的方法，最终使裁量结果合法、合理。笔者认为，在此过程中应关键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1、单一法定裁量情节按顺位适用原则。《治安管理处罚法》共有三处（分别为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同时规定了两个以上的裁量种类，那么，如何选择裁量种类呢？笔者认为，裁量种类在具体条文中的顺位反映了立法的倾向性，一般来说，顺位在前的应优先考虑适用。如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应首先考虑适用从轻处罚，只有在从轻处罚后仍不能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减轻处罚。
2、法定裁量情节优于酌定裁量情节原则。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既有法定从重情节又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当先从重、在从重的基础上再从轻并最终体现从重；既有法定从轻情节又有酌定从重情节的，应当先从轻、在从轻的基础上再从重并最终体现从轻；同时具有法定从重、从轻情节，或者酌定从重、从轻情节的，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符合过罚相当原则的决定；对具有法定减轻或不予处罚情节的，应当依法优先减轻或不予处罚。
3、硬性裁量情节优先适用原则。笔者认为，法律文本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立法机关的价值取向。当法律文本表述为“应当”适用某一规则时，说明立法机关要求执法机关，当适用这一规则的情形出现时，必须适用这一规则；当法律文本表述为“可以”适用某一规则时，说明即使出现适用这一规则的情形，立法机关对执法机关是否适用这一规则也不作强行要求（当然，一般情况下也应当适用）。因此，当硬性裁量情节与弹性裁量情节同时存在时，应首先适用硬性裁量情节。
4、同时具有同向裁量情节不升（降）格的原则。即使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同时具有两个以上从轻（从重）情节的，也不可减轻（加重）处罚；同时具有两个以上减轻处罚情节的，亦不可不予处罚。
5、裁量情节适用对应原则。即每一裁量情节的适用，必须要与折射该裁量情节的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相对应。例如，行为人殴打他人后逃跑，并被受案调查，逃跑过程中，行为人又实施盗窃行为，后行为人主动投案，且如实供述了自己殴打他人的违法事实，但是对其盗窃违法事实并未如实供述，因而，对于殴打他人的行为，符合《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减轻处罚情形，而对盗窃行为，不符合该项规定情形，故只能对殴打他人的行为减轻处罚，不可对盗窃行为一并减轻处罚。
【注释】
[1]柯良栋、吴明山主编：《治安管理处罚法释义与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89页。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3
关键词：治安管理处罚法；自由裁量权
治安管理处罚制度成为对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需的措施，它的构建、完善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意义。2006年3月1日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进一步的完善了警察的自由裁量权。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变化，可见自由裁量在公权力运用中的重要性。
一、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必要性
（一）治安违法事件的多样性与法律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
自由裁量权的产生是治安违法事件的多样性与法律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的必然结果。"依法行政"是包括公安机关在内的任何行政机关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要求。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总是具有局限性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与社会总存在一定的差距，社会的多变性与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矛盾，社会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而法律不可能朝令夕改。社会生活多变性使得治安违法事件多样化。而不具备稳定性的法律，其权威性将会受到挑战，人们也会无视这种法律的存在，这也就使法律具有了局限性。因此治安违法事件的多样性与法律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使得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产生成为必然。
（二）立法工作的滞后性
立法工作的滞后性也促使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产生。没有一部法典是完美无缺的。即使立法当时看来是完美的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必然会逐渐暴露出或多或少的缺陷。而目立法本身也是一项程序复杂的工作，要经过规划、起草、讨论、制定草案、决定、公布等环节，具有长周期性的特点。此时，赋予公安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会弥补法律的不足，消除法律滞后性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同时也能为立法工作提供重要而及时的信息，使立法工作者及时修改或废除不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律，从而实现法律体系的完善。
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自由裁量的具体变更
2006年3月1日，《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实施，基于有效限制和规范公安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考虑，《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各类治安管理处罚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使其明确化和规范化。这种限制和规范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一）条文细化，压缩自由裁量空间
《治安管理处罚法》通过过对处罚的种类与幅度的明确化、规范化限制了警察的自由裁量权。
首先，《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条文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45条扩大到119条，篇幅大幅度增加，说明内容更加充实。其中，第二章"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是增加最多的部分，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细分为"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妨害社会管理"四类。
其次，各类处罚的适用幅度有了更明确的划分。通过罚款数额和行政拘留天数的详细分级，大大限制了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时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警察权力行使的随意性和处罚的不公平。例如行政拘留的适用因违法行为程度的轻重而分为5日以下、5日以上10日以下、10日以上15日以下三个档次;而罚款更是改变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1元以上200元以下为主的处罚幅度，新增了200元至3000元罚款的几个档次。罚款数额上限的提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行政拘留适用的细分则体现了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的慎用和对人权的尊重；处罚"档次"的细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公安机关滥用警察自由裁量权随意罚款的作用。
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通过对违法行为种类的细化、处罚幅度的详细分级等手段使警察权力行使条件法规化，从而达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行使进行有效规制的立法目的。
（二）程序条款增多，设定自由裁量的法治轨道
为了既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能够有效地履行治安管理职责，又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处罚的程序作了更为严格和具体的规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章对处罚程序作了专章规定，从原条例规定的10条增加为26条。对治安案件的受理，证据的依法收集，传唤的批准权限和传唤的时限，询问笔录的要求，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的检查，处罚的决定权限，决定书应当载明的内容，一直到罚款处罚的罚缴分离原则、拘留处罚的暂缓执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四章"裁决与执行"的规定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程序性规定，不仅在篇幅上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4倍，而且对于处罚程序的规定更为详细和规范。在调查程序中，告知权利、表明身份和回避等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体现。比如告知程序和听证程序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此未作规定，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第41条又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第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公安机关在实施治安处罚前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理由以及其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对每一种违法行为行使警察权力裁决、执行治安管理处罚的条件、基准和程序步骤，旨在使警察权力运作实现"程序化"，使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在法律设定的轨道上运行。
（三）建立监督机制，强化警察自由裁量的法律责任
人类不仅要设计公权力产生和公权力运作的机制，还必须建立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而在各种公权力中，行政权与公民权利有着最直接、最广泛的联系，行政权力的滥用，最容易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造成损害。所以，加强对警察权力等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尤显重要和迫切。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法监督"一章第112条首先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依法、公正、严格、高效办理治安案件，文明执法，不得询私舞弊"。这实际上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规定了一条基本的原则。在办理治安案件中要依法，就是要依法行政，严格遵守法律，包括实体法、程序法。要正确理解立法原意，忠于法律精神。要公正，就是要公平正直，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要严格，就是要认真的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和标准办事，严格依法办事。要高效，就是要讲究效率，及时作出处理决定。
总而言之，《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对国家及社会成员法治需求趋势上的必然性吻合。从审视的角度来看，这部新法所蕴含的行政裁量权"扩张"与"控制"的博弈，无论其还存在着什么样的不足，都应当被视为是一种积极的进化，一种从无到有、从不足到完善的制度进化，一种由社会管理者到社会服务者的身份进化，一种从社会控制到权利保障的理念进化。
参考文献：
[1]湛中乐.《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张晓峰.治安处罚裁量适用问题研究.公安学刊，2006(3)。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4
安全生产奖惩考核细则全文1.总则
1.1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落实各级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做到奖惩分明、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特制定本细则。
1.2公司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推行安全生产三级控制目标，对在实现安全目标过程中做出成绩的部门和个人予以奖励，对发生事故的部门和责任人予以处罚。
1.3实行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奖惩制度，坚持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思想教育与行政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1.4本细则适用于公司安全生产部及各风电场。
2.表彰和奖励规定
2.1公司每年对实现以下安全生产目标的风场予以奖励，奖励由风场申请，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办公室审核，经总工程师和总经理批准后执行;
2.1.1全年没有发生由于本部门责任造成的事故，全面实现本部门安全生产目标(见签订的安全责任状);
2.1.2安反措计划制定详细、组织落实好，年度完成率95%以上;
2.1.3认真组织落实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实现既定目标。
2.2公司每年对达到以下条件的风电场予以奖励，奖励由风场申请，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办公室审核，经总工程师和总经理批准后执行;
2.2.1未发生由于本场负主要责任的设备异常及以上故障;
2.2.2未发生人身未遂及以上事故，没有受到违章处罚;
2.2.3认真组织两会一活动，学习内容能及时结合上级通报、公司有关文件精神及风电场日常工作内容，台帐记录详实、规范;
2.2.4能认真执行危险因素控制卡，两票合格率达100%;
2.2.5在设备治理、全面提高设备安全可靠性工作中成绩突出;
2.2.6安全基础工作扎实，在各项安全检查及整改活动中成绩显著，受到公司及上级领导好评;
2.3公司对以下个人给予特殊贡献奖励，奖励额度为500----5000元
2.3.1避免了群伤事故者;
2.3.2避免了人身重伤以上事故者;
2.3.3避免了重大火灾事故者;
2.3.4避免了主要发配电设备损坏事故者;
2.3.5避免了误操作事故发生;
2.3.6避免了一般事故发生;
2.3.7避免了一类障碍发生;
2.3.8避免了事态扩大或减少事故损失;
2.3.9认真巡检，发现重大安全隐患或缺陷。
安全特殊贡献奖由个人所在风电场或部门提出申请，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办公室审核，经总工程师和总经理批准后执行;
2.4反违章奖励
2.4.1对及时制止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章操作的人员，奖励100-500元。
2.2.2各级人员在任何时间，凡是主动对生产场所和与工作有关的作业场所内违章情况进行检举、制止的人员，奖励100-500元。
3.处罚规定
3.1原则：
公司对安全生产实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结合上级公司相关安全考核对发生事故的责任者可视情节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
3.2对事故的处罚规定：
3.2.1凡发生一般事故以上事故的，根据事故调查组报告，以及集团公司和能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触犯法律的由政府主管部门依照法律程序执行。
3.2.2发生一般事故的，根据事故调查组报告，以及集团公司和能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公司安全委员会按事故责任划分，对事故部门、各级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触犯法律的由政府主管部门依照法律程序执行。
3.2.2.1发生一般人身死亡事故的对事故部门、各级有关责任人按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1)事故主要责任者，给予记大过直至开除，并处以3000-5000元罚款;
(2)事故部门的主要领导给予降职或撤职处分处以20xx-5000元罚款;
(3)事故次要责任者，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待岗6个月，并给以1000-3000元罚款;
(4)对事故部门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给予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并给以500-1000元罚款;
(5)对事故责任部门给予人均500元罚款。
(6)安全生产部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专工相关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罚款500-1000元。
3.2.2.2发生生产一般人身重伤事故，对事故部门、各级有关责任者的处罚
(1)事故主要责任者给予记大过处分，待岗6个月，并给以1000-3000元罚款;
(2)事故部门的主要领导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给以1000-200元罚款;
(3)事故次要责任者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待岗3个月并给以500-20xx元罚款;
(4)对事故部门负有责任的相关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给予通报批评，并给以500-1000元罚款;
(5)对责任单位部门给以人均300元罚款。
(6)安全生产部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相关专工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罚款500-1000元。
3.2.2.3发生一般设备事故，对事故部门、各级有关责任者的处罚
(1)事故主要责任者给以1000-20xx元罚款;
(2)事故部门的主要领导给以500-1000元罚款;
(3)事故次要责任者给以300-800元罚款;
(4)对事故单位给以20xx元罚款。
(5)安全生产部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相关专工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罚款300-800元。
3.3对障碍、异常处罚的规定：
3.3.1发生一类障碍，对责任者的处罚
(1)主要责任者给以500-1000元罚款;
(2)风电场主要领导罚款300-800元;
(3)其它次要责任者罚款200-500元;
(4)对责任部门罚款500元。
(5)安全生产部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相关专工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罚款200-500元。
3.3.2发生二类障碍，对责任者的处罚
(1)主要责任者考核300-500元;
(2)风电场主要领导罚款100-300元
(3)其它次要责任者罚款100-200元;
(4)对责任单位罚款300元。
(5)安全生产部负有管理责任的领导、专工相关人员，依据事故责任大小，罚款100-200元。
3.3.3发生异常对风电场考核200元/次。
3.3.4对重复故障(一类障碍、二类障碍、异常)的考核
一年内第二次发生的按上述规定再增加30%-50%的罚款，2月内连续发生或同一设备连续第二次发生，不管原因是否一致，执行加倍处罚。
3.3.5对上述故障的责任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以进行安全教育学习3天，每天书面向安全生产部汇报学习体会及反思，并公布,履行保证手续后，返回原岗位工作.
3.4发生人身轻伤或严重人身未遂，对各部门及各级有关责任者处罚依照一类障碍进行处罚。
3.5习惯性违章的处罚
3.5.1现场发生人员习惯性违章的给予50元罚款;
3.5.2凡第二次违章的人员给予200元罚款，进行安全教育学习3天,每天书面向安全生产部汇报学习体会及反思，并公布,履行保证手续后，返回原岗位工作.
3.5.3当月连续发生3人次以上违章现象，风电场安全第一责任者及安全员对本部门安全工作进行反省并公布，并给以500元罚款。
3.6凡未严格按照公司下达的有关规章制度、规程、规定进行操作，均定性为误操作。对责任者的处罚如下：
3.6.1误操作造成一类障碍的，除按照一般设备事故进行处罚外，责任人接受5天的安全教育。
3.6.2误操作造成二类障碍事故，除按照一类障碍进行处罚外，责任人接受3天的安全教育。
3.6.3因误操作造成异常发生，除按照二类障碍进行处罚外，责任人接受2天的安全教育。
3.6.4未严格按照公司下达的有关规章制度、规程、规定进行操作，虽未造成后果但实际情节严重者，给予责任人100元处罚。
3.7原因不明事件的处理
对于故障原因暂未查明的事件，对责任部门及部门负责人按规定进行处罚，待查明原因后根据情况重新处罚;
3.8其它处罚
3.8.1应执行两票而未执行或与工作内容不符，每发现一例，考核责任人100元。
3.8.2发生设备故障及人身不安全现象后，不及时向分管领导和有关责任部门汇报或故意隐瞒事故，按故障定性加倍处罚并给予责任部门负责人同样处罚，造成后果的追究部门负责人责任。
3.8.3违反下列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根据情况给予50-100元处罚。具体如下：
(1)两票抽检每发现一张错票，对两票上所有相关人员及安全员进行处罚;
(2)月度计划、隐患治理、缺陷处理、安全通报限期整改及领导安排的其它工作，无故不能按期完成者;
(3)对应执行而未执行危险因素控制卡或执行不认真者;
(4)未按规定按时进行可靠性数据、日报表等数据统计的;
(5)未能按时上报事故、障碍、异常原始表报者，每推迟一天进行按上述考核;
(6)各类人员无故不按时参加安全日活动、安全分析会、安全会议。
(7)禁烟区吸烟者，在禁烟区发现烟头，每发现一例考核部门100元，考核部门负责人和安全员100元。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罚：
4.1设备、系统发生不安全情况时，责任部门或责任人能积极主动，协调配合，缩短处理时间，及时恢复设备、系统运行或备用的。
4.2确因意外和不可抗力等非主观因素造成的。
4.3在事故调查中责任单位及责任人能客观全面反映事故真相，使事故调查顺利进行的。
5.奖惩特别说明
5.1对同时违反风电场安全生产十条禁令者原有基础加倍处罚
5.2外来施工队伍，在生产现场发生不安全情况时，对工程所属风场(带票风场)按上述有关规定进行对应处罚;对施工单位依据所签订的经济合同条款处罚。
5.3对发生的其他不安全情况，根据情节轻重作出处罚决定。
5.4本细则执行中存在的问题，请各风场及安全生产部成员及时发聩给安委办，安委办根据实际情况每年修订一次。
5.5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原奖惩考核细则同时废止。
安全生产的基本原则1、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原则指工程项目各级领导和全体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必须坚持在抓生产的同时抓好安全工作。他实现了安全与生产的统一，生产和安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不能分割更不能对立起来应将安全寓于生产之中。
2、安全具有否决权的原则指安全生产工作是衡量工程项目管理的一项基本内容，它要求对各项指标考核，评优创先时首先必须考虑安全指标的完成情况。安全指标没有实现，即使其他指标顺利完成，仍无法实现项目的最优化，安全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
3、三同时原则基本建设项目中的职业安全、卫生技术和环境保护等措施和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法律制度的简称。
4、五同时原则企业的生产组织及领导者在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生产工作的同时，同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评比安全工作。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5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问题；完善
绪论
行政拘留是一种重要的也是常见的行政处罚的种类。我国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对此有所规定。我国法学界对于刑事拘留研究得比较深入，学者们对刑事拘留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很多观点和看法，但是对于行政拘留的研究则不是很重视，处于“被法治遗忘的角落”，这可能是因为行政拘留时间比较短，对公民权利影响有限造成的。事实上，行政拘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剥夺，涉及到宪法权利的问题，在本质上与刑事拘留是一样的。由于学术研究的不深入以及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由于我国宪政体制方面的其他原因，造成了实践中行政拘留存在很多问题。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拘留展开深入的研究，特别是要正视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以理性的思维分析如何消除行政拘留中存在的问题，使其在治安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本文正是在此前提和背景下，运用多种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研究，希望对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促进行政法治能够产生一些良好的推动作用。
一、行政拘留概述
（一）行政拘留的概念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因此法律对它的设定及实施条件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规定。行政拘留裁决权属于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行政拘留决定宣告后，在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被处罚的人及其亲属找到保证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可申请行政主体暂缓执行行政拘留。
（二）行政拘留的特点
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和司法拘留，与刑事拘留、司法拘留的适用主体、适用对象、适用目的、适用程序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几种拘留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
总体上看，行政拘留有如下特点：
1.行政拘留限制人身自由，是一种严厉的行政处罚方式，只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才有拘留裁决权。
2.行政拘留不同于刑事拘留。前者是依照行政法律规范对违反治安管理法规的人采取的惩戒措施；后者是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而采取的临时剥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
3.行政拘留不同于司法拘留。后者是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行政诉讼程序的人所实施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行政拘留不同于行政扣留。行政扣留是行政机关采取的临时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5.行政拘留与拘役不同。拘役是由人民法院对触犯刑法的人判处的一种刑罚，而行政拘留并不是一种刑罚，只受到过行政拘留的人员并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三）我国法律中的行政拘留制度
我国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规定了行政拘留，《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因此，行政拘留随着《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行政拘留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根据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该法第二章第十条第三项规定行政拘留是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该项对行政拘留的性质作了定位，即治安管理处罚的一种。
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二十日。”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的期限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该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1、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2、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3、七十周岁以上的；4、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该条对于适用对象作了消极性的排除规定，即对于符合某些特定情形的人员，行政拘留对其不适用，以体现人文关怀。
从整部《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直接关于行政拘留制度的规定就是上述几个条文，其他都是针对某种具体的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能否适用行政拘留的规定。
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直接处分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行政拘留简要的规定给实践带来了很多问题。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
在的问题在下文中作详细的论述。
二、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行政拘留作为违反治安管理的一种惩罚措施，具有必要性，这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需，也体现了国家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否定态度。从世界各国来看，其他国家也都存在类似的制度。但是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忽视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
如前文所述，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四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但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行政拘留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该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并列，在适用程序等方面亦没有明显的区别。
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围来看，由于人身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因此对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发动，必须经法院审查，这是各国公认的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换言之，任何行政机关不能自行决定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立法者可能考虑到我国在社会转型期违法现象比较多，因此设置了这样的处罚种类，但是立法者明显忽视了这种处罚的特殊性，进而忽略了特殊的程序设置，没有在程序上做到更为谨慎，更为严密。
（二）缺乏听证程序
既然行政拘留涉及的是公民基本权利自由权的处分，那么在适用行政拘留的过程中应该尤其谨慎，并且给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济权利，如可以赋予行政相对人要求进行听证的权利。听证也称听取意见，指行政机关在做出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决定时，应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听证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制国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制度的发展顺应了现代社会立法、执法的民主化趋势，也体现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断进步。听证体现了是国家对公民意见的尊重，是一种符合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
我国并不是没有听证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听证程序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中第3至第7款规定：听证公开进行；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举行听证时，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违法的事实、证据和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进行申辩和质证；听证应当制作笔录。《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时，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可见《行政处罚法》将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听证的范围之外，而将一些轻微的处罚种类却规定了相对人可以要求听证，存在着本末倒置的现象。《行政处罚法》之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没有将这一缺陷弥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规定：公安机关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权陈述和申辩。公安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其意见，对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如其所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公安机关不得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陈述、申辩而加重处罚。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4条的规定来看，相对人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但是这并不是听证程序，仍然属于“决定与被决定的‘双方组合’”，难以切实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三）缺乏制约机制
分权与制约，是宪政的精髓。在我国宪政体制中，虽然也强调分权与制约，但是有的国家机关享有的权力过大，其他国家机关也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在公检法组成的政法系统中，显然公安机关的权限是最大的，法院、检察院对其形成的制约相当有限。这一点在行政拘留中也有所反映。
我国立法将行政拘留的决定权完全赋予了公安机关，尤其自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剧烈的处罚。当然，检察院和法院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其中，而是间接地参与其中。相对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后可以向检察机关针对公安机关及其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提起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方式均属于时候监督的方式，而不是事前监督的方式。在行政拘留决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检察院并不能参与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机关独自完成。
这一制度设计带来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行政拘留决定权方面的权限过大，无法得到有效的制约，自由度过大。当然立法者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立法者认为公安机关能够恰当、审慎地形式自己的权利，依靠公安系统的内部监督就能秉公执法。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完善的，甚至和宪政原则是相背反的。
笔者认为，之所以立法者没有赋予法院或者检察院事前监督的权力，可能是因为立法者认为治安违法现象非常多，如果每一起和行政拘留有关的案件均要求法院或者检察院逐一审查、批准，必将损害公安机关的行政效力，因此就直接保留事后监督的权力，而不再赋予检察院和法院事前监督的权力。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有待商榷的。法的价值有很多种，如公平、自由、效率等等，法的不同价值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立法者应该对此加以平衡，而不能过度肯定法的某一价值，而否定了法的其他价值。公安机关的行政效率固然重要，但是其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惩罚手段是否适当，处理结果是否公平，也都是必须被考虑的因素。
（四）救济途径不完善
由于《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行政拘留与警告、罚款等处罚形式并列，没有规定公民在行政拘留期间应该如何救济权利。因为公安机关单方面作出的拘留决定不一定正确，可能存在重大的错误，即使没有错误，相对人也有权要求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但是现行法律对这些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导致了救济途径被堵塞。被行政拘留的公民只能等行政拘留结束以后，即恢复人身自由之后才能提起行政诉讼。
三、我国行政拘留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
从上文的论述来看，我国《治安管理条例》虽然变更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其中的行政拘留制度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存在一些违反宪政原则的现象。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现象，现行法律之所以出现这些漏洞是有深层次的原因的。笔者经过理性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一）重打击、轻保护
对违法现象进行打击是国家的责任，也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必要的手段。但是我国在注重打击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没有注重相对人权利的保护。这一思路反映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特别是在行政拘留制度中，就是过分强调公安机关权力的行使和对违法现象的打击，而忽略了行政相对人权利的保护，特别是在权利救济方面，存在很大的疏漏。
（二）重实体、轻程序
我国一向注重实体正义，而忽略了程序正义。实体正义被执法机关看作是行使权力的最终目的，而所谓的程序只是一种手段，忽略了程度的独立价值。在行政拘留中也表现出了这一倾向，主要是不关注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性权利，如听证程序的缺失就反映了这一状况。
笔者认为，程序有其独立的价值，不能仅仅认为程序只是一套办事规则而已，事实上，只有程序正义才是看得见的正义。在行政拘留中，如果赋予相对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会使相对人更容易接受处罚决定，满足其对程序权利的要求。转贴于
（三）重权力、轻权利
我国在行政法、刑事立法中往往过于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存在“权力本位”的思想，对权
利的保护不够重视。从我国行政拘留制度来看，行政拘留制度强调公安机关行政权的行使，法律赋予其单方面的决定权和处分权，但是法律对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却视而不见，将行政拘留和警告、罚款并列，没有突出基本权利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这是《治安管理处罚法》比较大的疏漏之一，是立法上的一大缺憾。
四、完善我国行政拘留制度的建议
针对我国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完善我国的行政拘留制度，在此基础上，体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在完善行政拘留制度中，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强调参与原则，赋予听证权利
程序正当性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程序的正当过程的最低标准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将因为决定而受到影响时，在决定之前他必须有行使陈述权和知情权的机会。”从上述对于行政拘留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来看，我国行政拘留的程序应该作出一定的完善。由于当事人只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而没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因而使得行政拘留程序的正当性质大打折扣。“听证制度的本质在于给了相对人自卫权利，以抵制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确保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笔者认为，应该强调参与原则，并且赋予相对人启动听证程序的权利。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确实会损害效率，但是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使行政拘留制度更能实现正义，避免行政拘留中的“冤假错案”。
（二）强化司法审查原则
在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中，行政拘留行为并不是不会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拘留作为行政行为的一种，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可以针对改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这种审查行为只是事后审查，无法最大程度地补救相对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鉴于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不妨引入事前监督制度，即公安机关在作出行政拘留决定后，应由司法官员决定是否允许实施拘留。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制约了公安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维护了相对人的权利，还能强化司法权。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事前审查只是初步审查，一般只审查程序方面是否合法，如果合法，司法官员就签发允许执行行政拘留的令状，如果不符合程序，则不予签发。而且，此处签发令状的司法官员当然不能是事后监督即行政诉讼中的法官，两者应该有所区别。事实上，英美国家就是这样做的，如美国就有专门的治安法官。这种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三）强调行政拘留中的比例原则
实践中出现这样一种错误的做法，即对于刑法的谦抑性，人们已经有所认识，认为能不判刑的就不判刑，能少判刑的就少判刑，人们已经摒弃了重刑主义。但是在行政拘留中，人们的思维却还没有转变过来，认为行政拘留大不了关二十天，没有什么大碍。因此，在程序上，处罚实施的程度上，均没有做到恰当的安排。笔者认为，行政拘留也要适当强调谦抑性，强调谦抑性并不是说放纵违法行为，而是要贯彻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或平衡原则，指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行为的强度必须与被执行人违反法律的严重性相适应，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在行政法上，无论是制定普遍性规则的行政活动还是传统的行政行为，都应当接受该项原则的规范和制约，并以此判断它的合法性。比例原则具体包括三个子原则：行政措施对目的的适应性原则；最小干预可能的必要性原则；禁止过分的适当性原则。对于行政拘留中的比例原则来说，就是要强调违法行为严重性与处罚强度之间的适应性，相当于行政拘留中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实务中不能仅仅以相对人态度不好等理由，而动辄关满十五天或者二十天。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6
关键词:行政处罚;行政主体;体育社会团体
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下，依法治体是依法治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995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开始进人依法行政、以法治体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以体育法为核心的配套立法，逐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法规体系，已成为全面加强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然而体育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多不协调，甚至与其他法律多有冲突。本文试对体育法与1996年10月1日施行的行政处罚法之间的冲突及协调问题作一探析。
1、行政处罚主体上的冲突与协调
《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可见享有处罚权的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体育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纪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该条及相关条文授予体育社会团体以一定的行政处罚权。我国的体育社会团体是公民为从事体育活动，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依照法定程序自愿结合而成的各种群众性组织，包括各种体育协会、研究会、学会、促进会、联谊会、基金会等。目前我国全国性的体育社会团体主要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以及全国性的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运动协会。
体育社会团体作为民间自律性组织，由于法律授权而享有部分行政权，包括行政处罚权。那么体育社会团体可否将其被授予的权利委托给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行使呢?《行政处罚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本法第十九条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行政处罚的委托，是指已有行政处罚行使权的行政机关，依法将其部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有关组织，由受委托的组织在委托权限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由于体育社会团体不是国家行政机关，无权将其被授予的处罚权委托出去，只能亲自行使。
需探讨的是，体育社会团体依法享有处罚权，那么，我国的体育行政部门是否也享有体育行政处罚权?仔细分析《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到第五十四条，处罚主体包括体育社会团体和公安机关，而不包括体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机关只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行使行政处分权。《体育法》第四十九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中的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有权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不是体育社会团体，而是国家机关，包括体育行政部门。
2、处罚依据上的冲突与协调
《体育法》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条规定，在竞技体育中从事弄虚作假等违反法律和体育规则的行为或者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法的，由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如果有符合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因此体育法规定的体育行政处罚的依据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
而《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该法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的行政处罚的设定权，该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立法上对法律保留原则最完整的表述。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凡属于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由法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下，行政机关才有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加以规定。
显然，《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它可以设定任何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当然应以其作为体育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然而，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果有，那么章程属于法律、法规或规章中的哪一种呢?因为只有法律、法规、规章
才有权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内容和幅度，才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如果章程没有法律效力，那么体育法何以规定体育社会团体按照章程规定给予处罚?
我们认为，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是其内部行为准则，它只能规定该行业人员违反职业道德而给予纪律处分，无权规定行政处罚的内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律师协会按照章程对律师给予奖励或者给予处分。1996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于违反本规范的律师，律师协会依照章程给予处分。体育社会团体的章程与律师协会的章程的性质相同，只能规定处分内容，而无权规定处罚内容。因为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法规、规章设定。制定法律的主体只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前者只能由国务院制定，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常委会，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大和常委会，以及根据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特别授权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规章制定权的包括国务院各部委、直属机构以及前述享有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人大的同级人民政府。可见体育社会团体不是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权的主体，其制定的章程不能规定处罚内容。因此，体育法规定由体育社会团体依章程进行处罚是不妥的。我们建议，处罚内容最好由国务院或国家体育总局以行政法规或行政规章的形式规定，体育社会团体只能依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而不能依其章程处罚。
3、处罚程序上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的体育法律规范，层次较低，且多有冲突，结构上缺乏整体的衔接和配套。一个健全的法律，如果使用武断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可以限制或削弱法律的不良效果。我国在体育领域，尤其在足球运动这一领域，由于缺少正当程序的保障，以至争议和纠纷大量发生，这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我国现阶段，高度重视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并予以严格执行，对于弥补体育实体规范的缺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按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不遵守法定程序的，处罚无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程序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简易程序适用于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除了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其他情况则要适用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还规定了程序最为严格的听证程序。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这里需说明的是:第一，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不仅包括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第二，这里的“等”应是“等外”而不是“等内”，即除了法律明确列举的三种情况，还包括其他情形。立法本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问题上，应为今后扩大行政处罚的听证适用范围留下余地。
体育法并未专门规定体育行政处罚的程序在作出处罚时应遵守行政处罚法的一般规定。公安机关或体育社会团体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符合法定情形的要告知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并且要认真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在体育行政处罚中特别应注重听证程序，我们建议应由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体育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因为体育事业具有较强的行业特殊性，且一般处罚力度较大，较容易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制定统一的实施细则以规范处罚行为。如，中国足协1998年10月14日作出对在同年10月10日甲b联赛第二十一轮比赛中消极比赛的重庆红岩队和辽宁天润队的处罚决定，两队均被罚款5万元，辽宁天润队主教练王洪礼和重庆红岩队主教练陈亦明都被停止执教资格并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为什么中国足协近几年搞得民怨沸腾，纠纷不断，与其实施行政处罚时没有遵循正当合理的程序不无关系。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在制定听证程序实施细则时，应根据体育领域的特殊性规定适用听证程序的范围和条件，凡是罚款达到一定数额以上或者处罚停止执教资格、吊销教练员证书或处罚运动员停赛达一定期限以上等，也即当处罚较严重地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时，原则上都应举行听证。这样有利于防止违法处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不必要的纠纷。
4、体育行政处罚纠纷的解决和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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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和体育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体育的社会影响愈益广泛，体育活动特别是高水平竞技比赛背后往往隐含着巨大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从而使得体育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踢假球”、“吹黑哨”等违规行为近来也日益增多，地区之间、组织之间，以及各体育工作者之间或个人与体育组织之间的各种纠纷和冲突与日俱增。如不能妥善解决这些纠纷，将不利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体育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方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遗憾的是，国务院至今尚未出台体育仲裁的行政法规，于是各体育社会团体自行规定体育仲裁制度，这些规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有悖于法制统一的原则。例如1998年11月15日中国足协公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运动员身份及转会规则》第六十一条规定，“凡在转会中出现争议，可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将作出裁决。有关转会费的争议，将按不超过参照数30%的标准裁决。按照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有关争议不得在中国足球协会之外寻求申诉或裁决，这一规定应写人转会协议中。”该规则第六十五条规定，“对第一次裁决不服，可在接至裁决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要求中国足球协会复议，并交纳手续费2000元。中国足球协会在接到申请复议书后巧天内进行复议，并作出决定。此决定为最终决定。”这些规定明显违反了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7
[关键词]治安管理裁量处罚；治理；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D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3）12-063-1
按照法律对行政权规制的程度，可将行政行为分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裁量行政行为，前者是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行使程序和效果都给予了严格规定的行政行为，后者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作为行政处罚中的一类，故治安管理裁量处罚是指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对处罚程序和效果进行裁量的行政处罚。
一、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概念的界定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以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这说明公安机关在对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进行招摇撞骗的人情节较轻处罚时可以自由决定适用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的罚款，两者任选其一，这就是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裁量，极容易造成公安机关行政权力的滥用，造成违法事实和处罚程度不适应或共同的违法事实不同罚的情况，违反了行政法的比例原则。
二、治安管理裁量处罚的现状
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源于国家的行政权，是治安活动的必然产物。众所周知，法律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是治安管理处罚裁量产生的根本原因，法律本身具有稳定性，而治安活动是复杂的，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行为进行单独的规定，为了使个案正义得以实现，公安机关的裁量权是必须的，但是任何权力都容易被滥用，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也不例外。目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过程中公安机关的裁量权大多能够恰当地行使，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和谐方面起着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很多滥用的现象，侵犯了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有违本法的立法原意。
三、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滥用原因之分析
（一）制度设计的错位。《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把治安案件的受理、调查、决定、执行的权力集中赋予公安机关单独行使，这一制度设计是依据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治安管理属于行政管理，治安管理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权的一种。因此，在我国公安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二元性，而司法权作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治安管理司法权和行政权都集中于公安机关必然导致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的滥用，就如同一个人即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很难相信他还会客观公正的裁判。
（二）外界因素的干扰。公安机关作为一个部门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同样，警察作为个人也有自身的利益，而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规定为公安机关或警察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规避法律提供了“合法性”土壤。有些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案子牵涉到警察个人的利益，如当事人是当地领导的贵公子，此时，警察很可能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去得罪领导，对其子从轻处罚。再者，我国素有运动执法的习惯，同样的轻微盗窃行为，在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结果。
（三）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因素。警员因立场、学识、经验等不同对同一法律的理解相去甚远，立法本来就有很多模糊的语言，对其立法原意的把握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因把握不准而导致裁量的偏颇也是执法实践中的常态，因此法律素养的低也是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滥用的原因之一。
四、治安管理处罚裁量问题的对策
（一）促进制度的完善。制度设计的错位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滥用的根本之源，因此必须加大立法对制度的完善。考虑到可行性，首先我国应该在审裁分离、听证等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加大对治安处罚裁量的程序性制约，在公安机关内部对一些限制人身自由和财产的处罚，应当有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或有专门的法制科进行审查，对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要给予当事人以听证权，并且裁决应当以听证记录作出。最后，还要对干扰公安机关办案的因素进行制度性排除建构，不能让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成为公安机关创收的工具和警员向上爬的阶梯，因此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建立和健全错案追究制度。
（二）进行裁量基准的构建。要求公安机关对有关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的行使范围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以具体化的解释，以确保治安管理处罚裁量权行使的统一、平等和公开。“考察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基础，除了其本身有限定裁量范围、防止”同案异判“而有损个案正义的内在功能之外，直接源于西方限制性授权理论的发展。”公安机关为克服当前立法规定的裁量幅度过大容易造成滥用等问题可以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行使划出一道道更细的基准，只允许执法人员在次范围内执法。
通过政策勾画出细微的客观的衡量标准，建立起对实践的相对固定的反应模式，能够挤压人为的操作空间，增强公安人员对法律的可操作性，有效地抵制治安管理处罚裁量的滥用现象。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02.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8
——以妨害风俗类治安处罚的立法演变为视角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近代治安处罚法
中国近代没有以“治安处罚法”命名的专门法规,与之功能对应的是通行于全国的违警罚法。该法随同清末新式警察一同面世,其后历经数次修订。自1906年草创《违警罪章程》始,其后有1908年《大清违警律》,1915年、1928年及1943年《违警罚法》等一脉相承,陆续问世。[1]伴随着法规的演进,警察的治安处罚职能在不断扩张。这种立法趋向,与近代国情政局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历经外源后发型的现展道路的国家,近代中国对西方的社会本位理念及国家主义观念进行了移植与本土化,从而为隐藏在警权背后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20世纪30、4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则成为了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2]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使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实施“管教养卫”政策的警察有了更多干涉民众社会生活的理由。参与1943年《违警罚法》立法的钱定宇曾专门阐述过新生活运动的精义所在:“不外求礼义廉耻表现于日常生活中,亦即求人民衣食住行,均能合乎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等条件,凡此种种,均与警察有密切关系,不隶于风俗或保安警察之范围,即属诸卫生及交通警察之领域;且现代警察任务,不仅消极以维持社会安宁之秩序为已足,益且积极负有指导人民生活及增进人民福利之作用。是凡一切足以诱导社会向上,及培养国民爱护国家之意识者,警察均负有倡导之责任。因此新生活运动之推进有赖于警察协助者甚多。但过去警察官署对于违反新生活运动之行为,恒以无法规依据,致不克尽其纠导职责。新法为使今后警察实际负起推行新生活运动责任起见,特将新生活之精神,及国家观念,尽量注入分则各条款以内,俾今后新生活运动之推行,除以道德及教育之感化劝导外,复辅以法律纠正,相互为用,藉收宏效。”[3]
为贯彻“新生活运动”的精神,1943年《违警罚法》确立对过失违警行为给予处罚的原则,以使国民“得铲除怠忽散漫之习气”。而在分则中则增设了有关注重礼节、培养爱国观念、奉行人道、爱护幼年劳动者、禁止表演“不合人道之游艺”及虐待动物、讲求清洁、革除不良习惯、严禁迷信与屋内及禁止昧遗等培养国民道德的诸多条款。[4]篇幅所限,本文着重探讨新生活运动影响下妨害风俗类违警处罚的立法演变。
一、扩充立法以正风俗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的成员在长期共同生活和交往中逐步形成的风尚和习俗,是一种集体行为习惯或模式,是国民道德和民族文化的一种表象,其优劣足以影响该国家或民族的国际地位。风俗是历史积淀的产物,自然和人文是风俗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风俗一旦形成,即较难变化和移易,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制约人们的行为。
中国古代,礼的源头即在祭祀风俗和仪式,风俗实际是礼与法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风俗,他们往往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制约、整饬和利用风俗,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巩固其统治。时至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滔天变革,国门打开引来的中西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碰撞,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这其中当然包括社会风俗的转变。中国近代历任执政者为维护社会的安宁与秩序,大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新来的和旧有的风俗习惯加以选择、确定,以尽可能地引导民众的生活,进而推动国家的兴盛。正所谓“国家之兴亡有系于风气之隆污,人心之振糜”。[5]当时学者言:“我国向称礼义之邦,为世界各国所称道。惟自欧化东渐,旧道德业已破坏,新风尚尚未养成。故善良者无所依据,奸狡者则乘机卖弄。因此,则世风日下,人心难测。社会为之糜烂,政治为之窒息……语云:警察为人民之导师,社会之保姆。所以警察有导善去恶之天职,纳人民于正轨之使命……负起维护善良风俗之任务,以求社会日新月异,在克尽其职责也……倘人民若以违警行为之规定,系小节细行,无伤大雅,忽而行之,相与行之,日深月累,势必廉耻丧尽,无所不为,则世道人心,更不堪设想!”所以,为政者实在要重视风俗之事,“现行违警罚法妨害风俗违警一章,即警察维护善良风俗之依据”。[6]
考察几部违警罚法关于妨害风俗秩序的法条变化,1915年和1928年的《违警罚法》比清末的违警律条文稍有增加,总体改动不大。但1943年的《违警罚法》却对妨害善良风俗的违警行为范围大加扩充,明显强化了法律对风俗秩序的控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新生活运动的兴起。这场运动以改造民众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习惯为表征,蕴含着控制民众思想,进而强化统治权力的政治意图。当局动用警察推行新生活运动,而警察执法的主要依据—违警罚法的立法调整就成为透视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窗口。1943年《违警罚法》对风俗违警立法的扩充,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不当性行为的控制。在涉及娟妓方面,《大清违警律》仅是对“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处罚,[7]1928年则扩展到对“召暗娼止宿者”也要同等处罚;[8]在有关猥亵行为方面,《大清违警律》根本未涉及,1915年《违警罚法》增加对“于道路或公共处所为押亵之言语举动者”的处罚,[9]1928年《违警罚法》又增加对“当众以猥亵物加人身体令人难堪者”的处罚,[10]及至1943年《违警罚法》则舍弃了公共场所的地点限制,直接规定对“以猥亵之言语或举动调戏异性者”加以处罚,并将“媒合或容留他人为猥亵之行为者”纳入同等处罚对象范畴。[11]通过拓宽惩处对象的范围及惩处条件,来实现对暗娟卖奸行为及猥亵行为的严格控制。
二是扩大对行为的查处。历来为法所禁。《大清违警律》规定对“于路旁为类似之商业者”处罚;[12]1915年和1928年《违警罚法》扩充到对“于道路或公共处所为类似之行为者”处罚;[13]1943年则在前法基础上又增设了一条对“于非公共场所或非公众得出入之场所财物者”处罚。[14]于是,在私宅中或某些不对公众开放的场所为行为也要受到违警处罚了。违警罚法与刑法共同完成了对行为的全面防控。[15]
三是开始注重违反人道之行为的惩治。如1943年《违警罚法》增设规定对“表演技艺及其方法不合人道或其他足以引起观众不快之感者”及“虐待动物不听阻劝者”的处罚。[16]如此立法既可以培养人民仁爱慈祥之美德,[17]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直接体现。
四是明令打击有关迷信的行为。这也是1943年《违警罚法》的新趋向,规定对“妖言惑众或散布此类文字图画或物品者”及“制造或贩卖有关迷信之物品不遵官署取缔者”均予处罚。[18]
除了上述扩充之外,还有两条既有风俗违警条文的新发展,彰显了新生活运动对违警罚法立法的重要影响。下面就关于这两条依次阐述。
二、加重处罚游荡无赖
对于游荡无赖不事正业者的处罚,自《大清违警律》至1943年《违警罚法》一直都被置于风俗违警中的第一条第一款。因此也一直是处罚最重的风俗违警行为之一,可见立法者对其非常重视。考察几部法规,表面看该条似乎只是做了一些细微的文字调整,但细究其背后却清晰地反映了立法的意图。
《大清违警律》规定:游荡不事正业者,处15日以下,10日以上之拘留或15元以下,10元以上之罚金。[19]所谓游荡,即无一定之住居;所谓不事正业,即无正常之生业(包括无业和操不正之业者)[20]。由此可见,只要食住无着之人,即便并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可依据此条处罚。
溯流求源,对游荡不事正业以违警处罚之根源在于欧洲,自“16世纪无赖暴汉充斥各国,始行对于浮浪无业者之处分。至30年战争之后,更施严重之手段,外国人乞食于国内者,放归于外国,内国人乞食者,则送之于乡里,能堪劳动者,则强之就实业。唯市町村内贫民过多,不能救恤,又有异常不幸之故,失生活之道者,始例外许乞食。其后各国更布救恤之法,编贫民事务为行政之一部,又于民间设立保险公司,对于异常不幸者,开以救助之道,故公许乞食之制全废。犹有浮浪不事正业者,乃以为违警罚之”。[21]
考察当时诸国对贫民的救助及管理,“其制度完备,故对于浮浪者,虽处以重罚,实不为苛,且于其处罚,尤必思所以矫正之法,不使终归于浮浪也”。[22]因此国外是对获得了较为充分的救济途径选择后仍不肯融入正常社会生活之人方才予以处罚。
然而清末国难当头,天灾人祸交织,既鲜有专门的贫民救济之途,生业无着且流离失所者更是遍布全国。如此立法,既不免过于苛刻,也难以实施。因此,有学者以为“仅以违警罚法纠正之,源不清而遏其流,流不可遏,且亦近于罔民”[23]。
有鉴于此,1915年及1928年《违警罚法》将本条处罚要件加以扩充,规定:游荡无赖行迹不检者,处15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24]。从法条的字面解释,游荡、无赖和行迹不检是构成本条违警行为的三个要件,缺一不可。所谓游荡,即游手好闲,无一定住居之人。无赖俗称无依无靠,即无一定生业之人。行迹不检者,即徘徊诸方,呈不正之状态者。此种规定排除了须以游荡谋生的乞丐、[25]富有无需一定职业而坐食财产者及有一定的正当职业而经常旅行不定者。论及立法理由,本条是“为警戒无业游民之放肆行为,以维护社会风化之公安秩序而设”。[26]
及至1943年《违警罚法》,该条的规定则较前增加了一个字,即游荡无赖或行迹不检者,处7日以下之拘留或50元以下罚锾或罚役。[27]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或”字却截然改变了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即游荡无赖却并无违法行为者,有家有业却行迹不检者及游荡无赖且行迹不检者均可依此条处罚,处罚的条件放宽了,处罚的对象亦随之扩大了。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9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适应当前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需要。20*年5月19日，原国家局第1号令公布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以下简称原《办法》）。当时，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陆续组建，原《办法》对规范行政处罚实施，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安全生产工作进入攻坚阶段，各项治本措施的逐步落实，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日益多样化、复杂化和隐蔽化。因此，需要及时修订原《办法》，强化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
二是更好地贯彻执行新近出台的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的需要。原《办法》施行四年来，国家又出台了一些新的安全生产法律和行政法规。其中，有的法律、行政法规及其法条对行政处罚的规定比较原则，处罚幅度较大，需要通过修订原《办法》加以量化、细化，增强可操作性，以保障法律、行政法规的顺利实施。
三是总结行政执法经验，提高行政执法能力的需要。近年来，各地在安全生产执法工作中，积累和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需要上升为规章，为制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提供新的法律武器。另外，各地在执行原《办法》过程中出现并提出了一些具体适用问题，需要通过修订原《办法》加以解决，以保障法律、行政法规的正确实施。
四是进一步严格规范行政处罚程序的需要。从近年发生的行政复议和应诉案例看，有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及其执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不准、处罚过当等现象时有发生。需要进一步明确并严格行政处罚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增强行政处罚决定的确定力和执行力。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新修订的《办法》从执法需要出发，本着量化处罚、细化程序、强化执法，增强可操作性的原则，对原《办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特别是对行政处罚的程序、适用和执行方面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法律、行政法规已有明确规定，不需要进一步量化、细化的条文，进行了删简；对法律、行政法规已经作出的处罚规定（如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罚），作出了衔接性规定。
1.补充了行政处罚的种类
《办法》第五条规定的九种行政处罚，主要依据来自《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如"没收开采出的煤炭以及采掘设备"出自《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是《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行政处罚，但鉴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上述三种行政行为既有规定为行政处罚的，又有规定为现场处理措施的，两种规定极易混淆。为便于区别适用，《办法》第五条第二款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将前款的责令改正、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规定为现场处理措施的除外"的规定，即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作出此类现场处理措施不需要走行政处罚的程序。
2.统一了暂扣有关许可证、暂停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的期限
对暂扣许可证处罚的期限，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执行中不好掌握。有的地方久扣不决，甚至变相为吊销许可证，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被迫关停，并由此引发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为此，《规定》第六条第三款增加了"暂扣、吊销有关许可证和暂停、撤销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的行政处罚，由发证机关决定。其中，暂扣有关许可证和暂停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6个月；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
3.允许行政处罚委托乡镇、街办安监机构实施
为了加强安全监管监察行政执法工作，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安全监管部门组建了专门的执法机构1387个（执法总队、支队、大队），共核定编制12241名，其中约75％属于事业单位和使用事业编制。此外，一些地方的乡镇和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安监机构也承担了一定的安全监管职责，但却没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为解决这些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行政处罚权问题，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的授权，《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设立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的单位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委托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监督检查受委托的单位实施行政处罚，并对其实施行政处罚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4.完善了与行政处罚相关的一些程序
一是现场处理措施。《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事故隐患后，为排除治理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及其行政执法人员应当采取现场处理措施，包括责令立即排除、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以及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等。法律、行政法规对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没有规定期限的，其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这是对《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补充和完善。
二是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对《安全生产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办法》第十五条补充了后续处理的规定。
三是隐患排除治理及其验收。《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增加了生产经营单位在隐患排除或者治理后申请验收，以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进行验收的程序。
四是《办法》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七条，对开展现场检查笔录、证据的调取、证据的先行登记保存、有关物品和场所的勘验检查等工作，作出了更明确的规定。
五是《办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分别增加了听证中止和终止的规定。
5.规范了行政处罚的具体适用
一是对《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中罚款幅度较大的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八条进行了分档，以保证处罚的正确、适当。
二是对原《办法》规定的部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提高了罚款的额度。《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将原《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罚款额度，由1万元以下提高到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三是对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尚未规定处罚但又常见的违法行为增设了罚款的处罚。主要有：《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三违"、"三超"行为，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为无安全生产许可证非法生产的单位提供生产经营条件的行为，第五十条规定的有关单位及其人员弄虚作假、骗取安全生产许可证及有关批准文件，以及不依法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书变更手续的行为，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未取得相应资格、资质证书从事中介活动的行为。
四是为了精简条文、压缩篇幅，对地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已经比较熟悉，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已有规定，且不需要细化的内容作了删除。它们是：原《办法》第三十九条至第四十六条、第五十条至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九条。
6.明确了安全生产违法所得的计算方法
在具体处罚过程中，一些地方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对如何计算违法所得，希望国家安监总局规定可操作的计算标准。为此，《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生产、加工产品的，以生产、加工产品的销售收入作为违法所得；销售商品的，以销售收入作为违法所得；提供安全生产中介、租赁等服务的，以服务收入或者报酬作为违法所得。此外，销售收入无法计算的，按当地同类同等规模生产经营单位平均销售收入计算；服务收入、报酬无法计算的，按照当地同行业同种服务平均收入或者报酬计算。需要指出的是，本条规定的销售收入、服务收入和报酬等指的是不扣除成本，全部予以没收。
治安处罚法实施细则篇10
什么是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呢?顾名思义,是指煤矿企业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安全管理,实现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在一个时期或更长时期内,没有发生死亡事故或重大非伤亡事故。要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煤矿企业必须在以下六个方面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一、建立完善宣传教育体系,普及安全意识
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先从强化安全意识入手。煤矿企业要采用多形式、多阵地、多媒体,广泛、深入、持久地对职工进行安全意识教育。在安全意识教育中,要坚持不懈地抓好六种教育:一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宣传教育;二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宣传教育;三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典型案例、警钟长鸣”的宣传教育;四是坚持不懈地抓好居安思危、反骄破满的宣传教育;五是坚持不懈地抓好“遵章守纪、按章操作”的宣传教育;六是坚持不懈地抓好“狠反三违、杜绝事故”的宣传教育。
二、建立完善安全责任考核体系,坚持重奖重罚
健全完善强化安全责任机制。从上到下都要有明确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责任制要量化、细化、具体化,并要把安全责任制汇编成册,发到员工手中。在此基础上,要分三个层次对管理干部和广大员工进行安全责任教育。第一个层次是对各级本文来源于文秘知音网站安全生产第一责任者,进行安全责任教育;第二个层次是对各级管理干部进行安全责任教育;第三个层次是要对广大员工进行安全责任教育。通过三个层次的安全责任教育,使他们明确安全生产责任的内容,做到知其任,明其责,尽其职。
健全完善安全责任考核机制。煤矿企业在建立健全和完善安全生产责任考核机制中,要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方案。对于矿(处)长以上领导干部安全责任的考核,由集团公司安监处、人事处、组织部负责;对于区队科级管理干部的安全责任考核,由各矿、厂安全科、人事科和组织部门负责;对于班组长和安监员的安全责任考核,由各矿安全科负责;对于员工的安全责任考核,由基层区队负责。对于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考核,要按月度和季度进行。考核工作一定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考核面前一视同仁、考核结果要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的监督。
健全完善安全责任奖罚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煤矿企业要搞好安全工作,离不开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此,煤矿企业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责任奖罚机制。设立安全生产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落实安全责任的奖罚。对于安全责任落实得好、安全工作搞得好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对于安全责任落实差,安全工作搞得差的单位给予处罚,对于在安全生产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领导要给予重奖,对于连续发生事故的单位和领导或发生重特大死亡事故的单位和领导要给予重罚。在完善安全责任奖罚机制中,要坚持重奖重罚的原则,要认真执行煤矿安全监督罚款办法,奖要奖得让别人眼红,罚要罚得让本人心痛,通过奖罚机制,把安全责任进一步落到实处。
健全完善安全责任追究机制。凡是发生的各类事故,煤矿企业都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认真进行分析、追查和处理。在分析、追查各类事故中,首先要从各级领导责任查起,在查清各级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的同时,还要追查分析各类管理干部的安全责任,要把板子打在应负责任的领导干部和各级管理人员身上,把安全工作的好坏直接与各级领导的票子、面子和帽子挂钩。
三、建立完善瓦斯综合治理体系,落实十二字方针
为了从根本上控制重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发生,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提出了瓦斯治理的十二字方针,即“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
落实监测监控是瓦斯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煤矿企业要按照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的要求和规定,配备和配齐各种瓦斯监测监控装备,高突和高瓦斯矿井要建立瓦斯抽放系统,装备安全监控系统,所有下井人员要按标准配备使用自救器,掘进工作面配备高效低耗的对旋式局部通风机,使用大直径的风筒,全面落实“一通三防”四项装备措施,健全和完善瓦斯防治装备和安全设施,该上的设备、仪器要配齐配足,对那些陈旧的、运转性能不稳定的系统和设施设备,要及时进行改造更换,使通风、抽放和监测监控三大系统更加先进,更加现代,更加完备。在此基础上,要加强设备仪器的维护、检修,不断提高矿井安全装备管理水平,从而为彻底治理瓦斯灾害奠定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煤矿企业要保证安全生产的投入,特别是在安全装备的投入上,要按规定足额提取,并做到专款专用,确保安全投入全部使用到安全装备上。
四、建立完善安全整治体系,加大整治力度
要搞好煤矿安全整治,就要加大整治力度。在深化煤矿安全专项整治方面,要紧紧抓住关闭整顿小煤矿和国有大矿瓦斯治理这两个重点,进一步加大关闭整顿小煤矿工作力度和国有大矿瓦斯治理力度。对于小煤矿的整治,一方面要继续坚决打击非法开采和违法生产现象,严防小煤矿死灰复燃,规范煤炭开采和生产秩序;另一方面,要对照国家局下发的《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规定》,对辖区范围内的煤矿逐个进行审核,有一条达不到要求的,就要停产整顿,限期达标,在规定期限内仍然达不到要求的,要予以关闭,并吊销有关证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