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政策篇1
（一）“新常态”的提出及本质
我国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处于波折阶段，总的来说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新常态”内涵反映出的是绝非以往只注重经济总量增加，而是向宏观经济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转变。由于不同于“三期叠加”之前表现出的宏观经济政策难以为继，故而体现了“新常态”中的“新”字；此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会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国家经济状态则直接反映了“新常态”的“常”字。可以简单地说，“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哺经济的健康增长。
（二）“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
我国正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表现出相当一些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可以说是提前预知了“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主要特征。从这些提前预知的变化来看，我国经济的运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经济潜在增长率在7%左右。经济潜在增长率就来源来说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增长率、劳动投入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通过改善生产要素供给和提高生产率予以提升。
2.我国消费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资已难以超越。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产国家，逐渐超越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增长方式由改革开放20年来以投资等为主导的外部需求结构向以“三驾马车”为主导协调拉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优化升级。
二、“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一）金融风险暴露
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总体稳健，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稳中有险、稳中有忧，潜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视。尤其在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和结构性问题的背景下，要特别注意重点领域的三大区域性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风险。
（二）产业空心化风险
决策者出台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进我国创新型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资源更多地向这两个部门倾斜，而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的一些产业必然会促使本产业向资源方转移，努力使自身走向价值链的两端，产业的稳定毫无疑问经受了冲击。这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新兴产业与传统制造业等的转移引起了产业空心化风险；第二是第三产业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产业的结构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空心化风险；第三是我国外贸政策向外倾斜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风险。
三、“新常态”下我国几个重要经济政策转变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领导层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基本倾向于需求管理，决策者为维持我国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顶层设计来着手调整。
（一）“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转变
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结尾之年，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异常复杂，在这种经济增速下行态势下，决策者需要看清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与国际不稳定因素，通过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适度宽松。
曾经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是不管不顾、一心着重我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据短期的经济结构性问题形势的变化，频繁使用强刺激手段来调节经济，进而导致如产能过剩、地反政府债务、金融风险和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等后遗症。
（二）“新常态”下财政政策转变
加强民生投入，激发消费潜力。近年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的财政政策，加强对民生、社会保障等惠及大众的财政投入，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下行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不可抑制的进一步减缓我国经济增速，这又无可避免的造成对居民生活水平的压抑。但可以预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逐步解决居民消费的一大后顾之忧，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得益于政府对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要点
（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很好切入点和抓手
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给，决策者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以长期的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国内总需求。然而，我们在“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一个供给面的问题，而这个供给面的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凯恩斯主义为核心的需求管理对于解决结构失衡的长期问题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此时我们就应从供给端、从体制改革等角度来着手调整。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2
关键词：经济波动理论；划分；原因；财政；宏观调控；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经济经历几次严重的经济，导致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就是总供给以及总需求间出现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过其内在缺陷以及不稳定性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1经济波动理论概述
（1）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
我国宏观经济的常态可以说是不同时期常态，所以宏观经济波动也就是不同时期出现的波动，因此划分经济周期的范围就需要将不同的经济时期作为界限，并且在划分的具体过程当中还应当注意，经济波动理论是同社会经济的稳定性相关，并且同政府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关系，这就要求严格地根据紧密相邻的常态时期当作一个周期加以划分，周期较短的情况，例如两三年及以下的相邻小波动，一个当合并作为一个周期[1]。我国经济波动特点主要体现为经济态势伴随经济制度改变而不断改变，经济发展的速度从慢变快，经济波动从大起大落转向平缓稳定，并且经济周期越来越长。这显示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政府对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加大，同时根据经济波动理论，将我国的经济划分成为三个历史阶段，讨论其具体的特点，可以说是制度不连续的反映，并且从经济波动相同态势及其表现而言，也反过来印证我国经济制度存在的非连续性特点。
（2）经济波动的原因
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上述特点，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制度存在不连续性，这就使得不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常态不同，不同经济常态则反映不同的经济制度。对我国当前状况而言，经济制度发展已经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经济制度主要是市场经济制度以及非市场经济制度联合决定，也就是既存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地带，也存在非市场发挥作用的地带，同时还有二者联合发挥作用的地带。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市场机制的主体是企业，在经济活动当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在资源配置中也发挥着最为基础的调节作用，政府在此基础上实行宏观调控，同时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运行机制主要是非市场的。所以经济波动一方面是微观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受宏观调控的影响，通常情况下是两者互动的结果，既是市场经济调节出现问题，也有可能是由于非市场制度调节出现问题，或者是两者不够协调而引发经济波动[2]。不过政府作为经济制度重要的供给者，在宏观调控的过程当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对于经济波动有着直接的影响，并不会伴随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
2经济波动与财政宏观调控政策
经济学领域往往通过经济波动周期分析为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提供建议，具体而言则是根据经济波动的趋势图预测运行的走势，并且推论所需要的财政宏观宏观调控措施，例如某个年份经济增长率显著超过上一年，就可以认为经济开始复苏，并进入经济波动的上升发展阶段，然后在今后几年可以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因此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也应当做出调整，应当进入财政紧缩或者松紧适度的阶段。不过分析的结果显示，经济波动往往是财政宏观政策调控的结果，而并非财政宏观调控的依据，换言之某一阶段经济发展状况是受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并且后续阶段的经济发展态势可能上升同时也可能降低，具体而言需要根据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变化状况。只是借助于经济波动周期图预测运行态势缺乏充分的根据，并且作为财政调控的依据也存在着本末倒置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制度改革之间存在的不连续问题，因此即便可以借助于经济波动的周期预测经济发展的态势，也无法预测经济发展将持续高于常态或者是低于常态，因此无法确定财政宏观调控的措施。如果假设经济发展的态势高于之前的经济常态，如果经济常态收到制度改革的影响而在某个阶段发展甚至超过预期的发展状况，紧缩性的财政宏观调控并不适当，反之要是经济发展态势因为制度的改革而出现下降，相应的紧缩性的财政宏观政则属于理性选择。现实情况下，因为制度改革导致经济出现严重的波动，借助于经济波动周期图根本难以准确预测经济发展的走势。所以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同经济波动理论存在一定的区别，并且在调整财政宏观政策的过程中，并不能从经验描述的波动曲线当中得到准确的指示，因此比较可行的做法是在参考经济波动理论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来最终确定财政调控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主要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当代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混合经济，也就是市场机制以及非市场机制有机结合的经济。不过我国的市场经济并未达到高度市场化，市场机制以及非市场机制停留在简单混合阶段，甚至存在着此消彼长的问题，同发达国家非市场机制根据模拟市场机制原则运行有着很大不同。可以说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属于双轨制，非市场机制也有着计划经济的特色，市场机制缺乏足够的效率，因此经济发展呈现特殊的缩长现象，就是双轨制的一种反映。所以从市场机制的效率性出发，建立我国市场机制同非市场机制协调均衡的经济制度，可以说是财政宏观调控政策解决经济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避免出现经济波动的关键举措。具体而言，应当高度重视市场体制构造。非市场机制虽然同市场机制的配置资源方式存在很大的区别，不过现代经济作为一种混合经济，非市场机制需要根据市场方式来贯彻效率原则，一方面需要模拟市场，从而构造可以确保非市场机制发挥充分作用的制度，确保政府命令符合市场效率原则，同时也要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建立完善市场机制运行的相关制度。市场机制安排可以说是非市场机制顺利运行的重要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保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应当根据市场效率原则进行干预，并非指的是政府从市场经济的维护人转变成为市场当中的经济人，从而完成资源的配置，也不意味着否定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当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需要退出资源配置的环节，即便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过程当中出现失效问题，政府也不能用经济人身份替代市场的角色，而是需要作为公共制度管理者从事节约市场交易费用、遏制市场经济人非不经济活动并提供安全环境管理等服务，这些活动无法用货币表达。
目前我国的财政宏观调控政策从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调控政策，并且将减少赤字、减发国债作为原则，更好地实现区别对待以及有保有压的目的，更加强调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为借助于通过减少赤字以及减发国债等措施，对结构性的经济矛盾加以合理调整，从而有效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以及持续稳定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稳健财政政策可以说是针对经济形势改变，政府主动选择的熨平经济周期的一种调节措施，并且调节措施执行的效果，需要同经济波动阶段性的运行吻合才可以发挥其应用的效果。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经出现部分行业以及产业的持续过热问题，为了防止出现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根据经济周期相关理论，政府应当选择稳健的财政调控政策，因此通过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为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加可靠的依据，确保政府应当经济过热或者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3
一、高速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及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次连续5年每年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战后这种情况在全球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在中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我国经济率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总量也存在着失衡，其特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观目标是反萧条，宏观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特别是扩大内需。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较2000年水平翻一番（这一目标在2007年已提前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总量和人均水平都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总量上实现全面小康，在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若时间表不变，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5%-6%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方面，按当代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赶超。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现阶段的总量失衡的调控也必须防止“滞胀”的发生。
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这种总需求的扩张事实上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通胀。根据我国通胀发生的政策时延，投放的流动性大体在6至24个月逐渐体现为通胀。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政策举措形成的通胀压力，至迟会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渐释放。关键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在释放通胀压力之前，能否及时有效地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也具有加大紧缩力度有效治理通胀的条件。否则，便可能在低增长的同时出现高通胀。
从总供给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不仅从规模上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经济（GDp总量按不变价扩大了近20倍），而且发展过程中伴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增长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从而使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坚固的基础。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改变了要素的供求关系，在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持续高速扩张的增长必然导致需求强劲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成本上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过程中效率的提升能否超越相应的成本上升。如果超越不了，从长期看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人陷阱”，从短期看就会使通胀从需求拉动为主转变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通胀。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除一系列体制性和长期发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逐渐发生作用。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刺激投机性资产价格或金融衍生品价格上升，甚至把个别产品金融符号化，比如房价大幅上升，绿豆等价格炒作式暴涨等，都会提高通胀预期。预期的提升会加剧治理通胀的困难，还会提升加薪要求，从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胀的成本推进压力。
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根据经验，一轮繁荣或复苏大体要5年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发生了连续5个季度的增速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6.2%的最低点，预计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至少要到2013年前后，此前至多是处于复苏中或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走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难以克服。我国的内需不足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及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变化。从增长目标看，现实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因此，可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调整及变化。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宏观调控已进入“择机退出”阶段，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前后方向未变，货币政策则出现方向性变化，这与美国不同，美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方向未变，变化的是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而其间财政政策前后变化较大，首要调整和运用的是财政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从政策着力点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从财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接近上年GDp总量3%这一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政府债务方面，虽然国债规模和风险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财政担保组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上升。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因此，无论是财税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其扩张力度的提升已面临严厉约束，在方向不变减轻力度的基础上，应当提高对财政政策风险的关注及控制，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风险。
四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特点。欧美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货币供给不足，无论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困扰，所以要求宏观政策增大货币供给，更多注入流动性。我国则不然，我国的货币市场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由于创新力弱，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资本金充裕、利润丰厚甚至存在垄断的条件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发及新领域投资；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也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财产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公平有效的运用融资市场，形成有效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企业有相当一批订单减少甚至停产，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资金的需求。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居民高储蓄倾向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间并未接轨，在体制上形成了所谓的“防火墙”，到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19万亿。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应从强调增大货币供给，适时转向强调培育货币需求。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特点是相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采取从紧的信贷和利率政策，尤其是信贷规模控制政策，将会被持续采用。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所以短期内应适度控制收紧银根的政策强度和速度。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4
一、过去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更偏向“稳增长”，2017年工作重心将侧重防风险
从近年来的政策目标来看，2016年首次提出了“防风险”，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虽然“防风险”位列最后，但笔者认为在实际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出台中，目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的重心，已经由近十年的“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
梳理了2006年至201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随着国内经济从2007年经济增长达到14.2%的历史次高点，经历金融危机的断崖式下跌，逐步有所回升进入经济增速不断放缓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从“双防”到反危机的调控政策、由微刺激向定向调控①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转变②。从政策目标来看，金融危机前宏观调控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通货膨胀”为主要任务，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反转，实施以“防止经济过快下滑”等为核心的反危机政策，截止到2011年，政策目标主要是保增长一直是金融危机以来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稳增长则是2012年以来政策调控的第一目标。而从“双防”到“四万亿”强刺激，从强刺激到定向调控，从微刺激再到供给侧改革；从过度强调有效需求不足和危机管理向强调潜在供给能力下降和结构性改革，无不体现了宏观政策对于稳增长的倚重（见表1）。
2016年政策重心开始向“防风险”转变，上半年，宏观调控明显体现了稳增长的主基调，下半年在政府主导力量带动经济企稳的同时，系统性风险有所扩大，债务风险的凸显，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股市市盈率经历2015年的股灾后有所回调但依然在2008年危机前的水平，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开始发生转变。6月，国新办专门针对债务问题举行了“债务吹风会”；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除了明确五大重点工作方向，尤其提出要“抑制资产泡沫和降低宏观税负”；9月以来至国庆期间，全国20个城市集中出台对地产限购和限贷的政策；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及《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10月28日召开的全年第三次政治局会议尤其强调了“货币政策要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和防止金融风险”。近期，银监会明确将表外理财资产纳入mpa广义信贷监测，严禁银行理财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证监会管理下的交易所大幅提高了地产债的发行标准甚至传出暂停发行的消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2017年，一方面，抑制资产泡沫将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杠杆率高企的背景下，控制总体杠杆率的同时，降低企业杠杆率是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加注重股权融资的功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去年“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改为“加大股权融资力度”，更是明确了对债务风险化解的路径之一。
二、在当前经济底部企稳的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在“稳中求进”中坚定推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稳重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笔者认为，稳既是推动改革的环境，也是经济工作的目标，同时也是改革推动的准则和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将政策目标中重新加上了“促改革”，也凸显了管理层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尤其是在当前宏观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的背景下，2017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工作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坚定推进。
从2016年的情况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从实际情况来看，“三去一降一补”有实质性的推进，虽然不同过剩行业去产能进程不一，但煤炭、钢铁等行业的去产能均有所推动；以煤炭、钢铁行业为例，上半年二者去产能推进节奏缓慢，1～6月份，仅完成全年目标的30%左右，下半年进度明显加快，12月份中上旬已经完成钢铁4500万吨、煤炭2.5亿吨的去产能目标任务。虽然随之而来的是煤炭、钢铁价格的快速反弹，尤其是动力煤的期货价格，已经反弹至近3年的新高；作为基础类产品的煤炭、钢铁价格反弹也为进一步去产能是否能持续推进增加了阻力和疑问，但是从供需来看，行业产能过剩的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2017年仍是去产能的关键时期，在宏观经济持续筑底中，去产能仍将延续。
以去杠杆来看，从2016年以来的情况来看，以资产负债率指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杠杆水平微幅下降，但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去杠杆态势不一，前者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而私营经济部门则持续去杠杆（见图1）。从历史情况来看，近几年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在47%～58%左右，但是在经济处于低谷期，稳增长主要由政府相对可控但是效率相对低下、同时也负有社会维稳责任的的国有企业部门投资来保增长，因此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資产负债率由金融危机之前的56%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0%以上；私营经济并没有很深的介入政府主导的逆周期调控，基本上是顺应了经济的自然周期进行债务收缩，因此资产负债率由危机前的58%左右下降至目前的51%左右。当时在当前债务风险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将坚定持续推进僵尸企业、高负债企业、过剩产能企业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工作，今年尤其是下半年以企业破产、债务重组、债转股等手段的存量调整有所进展，但相对低于市场预期，2017年预计将有所加快。
三、在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稳健的货币增长将更趋向中性偏紧
对于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从2016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转变为“货币政策要保持文件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笔者认为，在当前以防风险为重心的背景下，防范资产泡沫与去杠杆持续，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将相对有所收紧。主要原因如下：一方面，在国内资产价格上涨，ppi和Cpi超预期，通胀压力增加；另一方面，美国加息的启动以及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制掣。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币汇率贬值，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带来基础货币供应方式的调整都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影响（见图2）。
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压力加大。此前，外汇占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之一，外汇占款的趋势性减少使得基础货币投放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2016年以来，央行主要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和mLF为主要货币投放方式，尤其是8月底和9月中旬分别重启14天和28天逆回购，流动性呈现明显的短期化特征；“锁短放长”的流动性操作有利于金融主动去杠杆，防风险（见图3）。同时，货币政策收紧态势近期也有所体现，尤其是第4季度以来，无论是逆回购利率、国债收益率、还是发行利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行，另，央行进一步完善对商业银行的mpa考核，尤其是同业存款账户的清理和将表外理财产品纳入表内监管等事实，均体现了稳健的货币政策更为趋紧，2017年这种态势将会延续。
四、房地产调控重在“稳”，建立长效机制并非首次提出，重在落实
对于房地产市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大起大落”的政策目标，并再度提出要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由于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和民生影响颇重，对其调控首当重“稳”。而建立长效机制，则需要痛下决心，改革土地制度。
从过去来看，房地产行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2003年开始实施调控以来，调控效果不尽如人意，“十年九调控”房价陷入“屡调屡涨”怪圈，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典型的政策市场，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属性随着货币在股债等资产流动中体现明显，尤其是2016年房地产价格泡沫化更是说明了这一点③。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回归房屋的基本属性。从调控手段来讲，尽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货币信贷、土地供应、住房制度改革等多方面进行了计划部署，但细看具体内容，并无太多新意，更多是强调对已出台的多项政策要切实推进，要求见到成效。尤其是建立长效机制，也并非首次提出，早在2013年就已经提出要建立适应市场规律的长效机制，时至今日，长效机制并未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无论金融危机期间的保增长，还是近年的稳增长，均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房地产及其带动的相关行业发展。房地产调控思维更注重短期效果和短期影响，因此，由于对经济增长和民生影响甚重，房地产市场调控总是出现反复，2016年尤其反应了调控政策反复无常、朝令夕改（见图4）。
在经济持续筑底，防风险成为经济工作的重心背景下，2017年，房地产调控将突出“稳”，一方面，对于供给相对短缺，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城市会合理增加土地供应；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加大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将去库存与城镇化结合起来。而对于建立起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的“加快研究”意味着短期内并不能实现，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包括央地两级政府财税收入的分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制度、城市居民住房用地70年期限、设立房地产税，等等。因此，必须改变注重短期效果的行政化的调控思维，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转向长期的全方位改革。
五、更加注重实体经济发展
在当前“脱实就虚”凸显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并且从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品牌建设、实施创新驱动等多个角度论述了如何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旨在保护实体经济，防止过度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尤其是还提出“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5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
在经历过国际金融危机的剧烈影响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缓步复苏。从2012年起，我国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开始变缓，我国经济开始进入稳步上升的阶段，这也就是“经济新常态”一词的具体含义。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保持稳定，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机制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我国政府必须结合当下的经济形势进行严谨地分析，采取政策上的调整，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的特征
（一）经济增长率保持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产生了剧烈动荡，经济增长的速度产生了剧烈下降。而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的不懈努力，经济增速的下降幅度得到了缓解，经济增长的速度逐渐趋于稳定，保持在7%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已经开始萎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不依赖于增加生产要素，而是依赖于提高要素生产率。这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地优化调整当中，虽然经济增速下降了，但是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了。
（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据我国外贸部门的调查统计，我国在2012年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国，我国的商品生产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各国的消费速度，这导致我国在全球贸易中属于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外部需求已经很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刺激。基于这种形势，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的继续增长，只能从刺激内需来入手。由于商品生产水平正在逐步迈入世界领先行列，投资力度将逐渐减小，我国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扩大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上，这样才能刺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三）服务业在产值中的比例加大
由于商品生产的技术水平逐渐提高，通过改进技术所能够取得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我国更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将企业的发展重点转向了服务上，这大大促进了我国服务行业的发展。同时，居民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消费观念也发生了极大变化，家庭消费当中用于娱乐、文化等方面的比重越来越大，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服务业取得了迅猛发展，行业体制逐渐成熟，人力资本的优势也得到了发挥，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
（四）经济运行更加稳定
在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长速度都逐渐稳定了下来，这说明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大提高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能够操持快速增长，是因为之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模式比较粗糙，生产技术水平低下，经济发展缺乏稳定性，还有极大的进步空间。而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经济结构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平和的时期。
二、经济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的问题
（一）仍然存在风险隐患
在以往的经济发展形势当中，社会需求量逐渐增加，促使相应的资产价格也随之上涨，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发展。但是，这种经济发展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些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和风险隐患容易被掩盖。而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开始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与调整，这些风险隐患就暴露了出来。比如说，在我国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的时候，必然会带来市场的巨大变化，影响市场供给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平衡。如果不能够进行妥善处理，就会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剧烈，经济收益下滑。
（二）后发型优势难以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之所以取得了高速发展，是因为我国政府准确认识到以往的经济模式当中存在的不足，通过改进技术、优化产业结构、丰富产品类型等手段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但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这些方法的作用空间已经不大，如果不能够继续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国经济就会丧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陷入经济增长衰退的困难境地。对此，我国政府应当放慢经济发展的脚步，分析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各项因素，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型优势。
（三）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迈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我国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的运行方式出现了巨大变化，政府的宏观调控难度变得更大。首先，物价平衡的难度更大。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要靠内部消费来刺激的，而内部消费的增加很容易导致物价的上涨。其次，收入与物价之间的矛盾。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受到严重的限制。但是，物价会保持上涨，与受限制的国民收入之间形成激烈矛盾。最后，就业与生产率之间也会产生矛盾。经济生产的智能化、信息化、自动化趋势，大大节省了人力资源，提高了社会生产率。与此同时，人口数量仍然在保持增长，人民的就业一天比一天困难，就业与生产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调整
（一）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当中，我国政府对经济增长更加重视“数量”方面，比如说产量的增加、产值的增加、商品出口金额的增加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而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我国政府需要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增长的质量上。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政府在衡量我国经济增长的情况时，要更多地以效益性指标为基础，解决就业困难、国民收入低、物价上涨等问题，将更多地精力放在化解经济增长中的各类矛盾，规避经济增长的风险上。只有充分缓解人民沉重的就业压力，增加国民经济收入，维护社会无价的稳定，才能够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足够优秀，国民经济的运行处于稳定。
（二）推动市场改革
从我国的经济形势来看，民间资本力量比较雄厚，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政府应当积极推行市场改革，发挥这种内在动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具体说来，首先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通过立法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将自身的主要职能定位在监督市场运行上，减少对企业的约束和干预。另外，政府要积极鼓励创新，发挥我国的人才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不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发挥我国后发型经济优势。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政府要解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我国政府可以建立专门的培训学校，为下岗人员提供专业培训，开辟下岗人员再就业的新途径，解决下岗人员多的社会难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贡献。我国还要彻底落实国企改革。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在国民经济发展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我国政府要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的转型，保持国有企业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对社会岗位的布局进行良好规划，合理安排劳动人员，发挥各岗位的劳动职能，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我国对于当今经济形势的深刻认识和总结。再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趋于稳定，内部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服务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的比例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逐渐增强。与此同时，我国仍然面临一些经济发展的安全隐患，后发型优势的发挥受到严重阻碍，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对此，我国应该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进行调整，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推动市场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保持我国经济能够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01）.
[2]祝宝良.2015年中国经济展望和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发展研究，2015（05）.
[3]李海燕，康洋.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取向分析[J].农村金融研究，2015（07）.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6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1)本国经济的运行规律；(2)世界经济的运动规律；(3)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4)来自国内或国外的供给冲击。排除无法预期的供给冲击的影响，本文将在分析影响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因素的基础上，对2012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衰退以及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走势进行分析，并探讨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强劲增长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是决定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基础
一国的宏观经济走势首先取决于本国的经济运行周期情况。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上完成了三轮周期运动。经济运行周期的波峰年依次是1978年、1984年、1992年及2007年，GDp增长率分别达11.7%，15.2%，14.2%，14.2%。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是9.67年。从波谷年来看，如果假设2009年是本轮周期的波谷年，那么经济运行也已经完成了3次周期运动，周期的波谷年分别是1981年、1990年、1999年、2009年，GDp增长速度分别为5.2%，3.8%，7.6%，9.2%。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33年。可以说，无论从波峰年还是从波谷年来看，周期的平均长度都是9年～10年。
不同经济制度条件下，经济的周期性运动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一般具有扩张期短(从波谷到波峰)而收缩期长(从波峰到波谷)的特点。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则具有扩张期长而收缩期短的特征，这是由两种经济体制中固有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不同力量和机制决定的。[1]例如，在前两轮周期中，扩张期分别为3年(1982-1984年)和2年(1991-1992年)，而收缩期却分别长达6年(1985-1990年)和7年(1993-1999年)，这体现了计划经济的特征。而在最近一轮的经济周期中，扩张期则长达8年(2000-2007年)。根据我国以前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2009年就应当完成筑底。如果把2009年定义为本轮经济周期的波谷年，那么，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只有2年的时间(2008-2009年)。显然，这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特征。①根据经济周期的市场制度特征，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应当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排除未来发生突发重大事件的外部冲击和经济政策重大失误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未来的扩张期也应长达7年～8年之久。
图1显示，在最近的一轮经济周期中，2007年是波峰年，2008年和2009年经济出现逆转，开始掉头向下运行，并进入了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2010年，经济开始向上运行，当年实现了10.4%的经济增长率，但进入到2011年，经济又开始向下运行，全年的GDp增长率为9.2%，与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持平，2012年还有向下运行的可能，这显示出了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并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二次探底的担忧。
图1 1978-2011年的中国经济运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告。
由前述中国经济周期平均9年～10年的波长规律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扩张期长但收缩期短的特征来看，2009年就应当完成了筑底，那么2012年就不应当出现二次探底。然而，规律并不是绝对的，规律仅仅表示一种趋势。并且，经济运行周期的规律性不仅取决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周期性运动，也受世界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等多种外生变量的影响和冲击。
怎样看待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势？如果以年度为单位，2008年和2009年是中国经济的收缩期，这不仅是经济总量失衡造成的，而且与结构失衡相关。在经济的周期运行过程中，经济收缩(包括经济衰退和萧条)实际上是经济体自身的一种修复与调整。只有经过充分的修复与调整，经济体才能进行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并在结构优化和更高增长质量的基础上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此外，在经济运行的萧条阶段，也正是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的最佳时期。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期，由于几乎所有企业都有获利可能，赚钱效应使优胜劣汰的结构调整难以实现。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此外，结构调整既包括了存量调整，同时也包括增量调整，这将意味着效率低下的企业倒闭破产，同时也将有大量效率较高的新企业诞生并进入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但是，在我国本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经济调整并不充分。这不仅表现为周期谷底的经济增长率过高，更重要的是实际的调整期只有5个季度(见图2)，②产业结构未能实现优化和升级。这就为2011年和2012年经济运行可能出现再次探底埋下了伏笔。
图2显示，2008年各季度GDp的增长率分别是11.3%，10.8%，9.7%和7.6%。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更进一步下跌到6.6%，为本轮经济周期的季度谷值。在经济增长率持续下跌了5个季度后，从2009年第二季度开始，经济运行又呈现强劲回升的势头，GDp增长率分别为8.2%，9.7%和11.4%，2010年第一季度最高达到了12%。随后又持续走低，到2011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下降到9.1%和8.9%。至此，GDp增长率已经连续7个季度出现下降的态势。图2显示，从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1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了一个倒“V”字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走势？
经济出现倒“V”字型的走势，首先是因为在经济下滑的过程中，我国政府在2008年末决定增加投资支出4万亿元，用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经济下滑的态势，并实现了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由于这4万亿元的投资在支出时间上过于集中，因此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激素刺激型”的性质，难以具有持久性，当这4万亿元投资拉动经济的效应消失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再度回落也是必然的。客观地说，4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一方面遏制了经济持续下滑的态势，减轻了经济衰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避免了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的人员失业，另一方面，由于巨额投资集中在一年内支出并把下滑的经济迅速拉起，从而也造成了经济调整的不充分。
其次，经济运行呈倒“V”字型走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始于2010年央行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在我国，通货膨胀一般滞后于经济增长1年～2年。从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在4万亿元投资的刺激下，经济加速增长，GDp增长率一度达到12%，这就对日后的Cpi构成了巨大的压力。2009年，我国的Cpi全年同比上涨-0.7%，是本轮经济周期的年度谷值。2010年价格指数开始上升，全年同比上涨3.3%。进入到2011年，价格指数开始加速上涨，四个季度的Cpi同比增长率分别为5%，5.7%，6.4%和4.6%(见图2中的Cpi曲线)。从月度数据看，2011年7月份最高，Cpi同比上涨6.5%。由于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央行开始收紧货币信贷。从2010年1月到2011年6月，央行对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总共上调了12次，其中，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15.5%上调至21.5%，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由13.5%上调至18%。客观地说，从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另一方面，也无疑抑制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自2010年第一季度后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同时也是经济运行出现倒“V”字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图2 中国GDp和Cpi季度增长率(2008-2011年)
资料来源：同图1。
此外，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就已经进入了扩张阶段，并不是意味着经济的扩张是直线上升的。事实上，无论是经济扩张，还是经济收缩，一般都是在波动中完成的。因此，在未来几年的经济扩张进程中，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回落。因此，2011年及2012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亦属正常现象。
综上所述，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以年度为依据，2012年的年均GDp增长率有可能低于2009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经济有可能出现二次探底；但如果从季度GDp增长率来看，2012年则没有可能出现二次衰退，即GDp增长率下跌到6.6%或低于6.6%的可能，即不可能出现2008年到2009年第一季度那样的情况。③这不仅是由国内经济运行规律决定的，而且世界经济运行规律也不支持中国经济出现二次衰退。
二、世界经济运行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影响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经济依存度日益提高。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不仅受世界经济运行的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的运行。
从1982年到2009年，世界经济已经完成了3个运行周期，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年。如果以波谷年为依据，从1982年到199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谷底的GDp增长率均为0.8%。1991年到2001年为第二个经济周期，其中2001年的GDp增长率为1.5%。2001年到2009年为第三个经济周期，其中2009年的GDp增长率只有-0.6%。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复苏，GDp增长率达到了3%。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周期的波长规律来看，还是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2010年世界经济已走出衰退和萧条的阴影，步入了新一轮的扩张期。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美国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10年美国的GDp是14.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6%。[2]显然，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世界的经济运行。世界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与美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基本上是同步的。这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周期的平均长度相同。世界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都是9年。第二，经济运行在波谷的年份一致。美国经济周期的波谷年为1982年、1991年、2001年和2009年，GDp增长率分别为-1.9%，-0.2%，1.1%，-3.5%，与世界经济周期完全相同。第三，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的年份基本一致。2010年美国经济实现了3%的正增长，表明美国经济也已进入新一轮的经济扩张期。图3描述了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运行周期。
图3 世界经济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1978-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和Bureauofeconomicanalysis(USa)。
2011年，尽管因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和美国经济复苏迟缓延缓了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但从经济运行规律和经济实践来看，世界经济在总体上进入扩张阶段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前所述，经济扩张一般都是在波动中完成而非直线上升的，并且，在经济扩张阶段的前期，经济复苏一般都比较缓慢，只有到了经济扩张阶段的后期即繁荣阶段，经济增长才会呈现出加速度的特征。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本轮经济周期中，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衰退，都是1978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不仅经济跌幅最深，而且GDp增长率均为负值。因此，始于2010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将比1978年以来的任何一次经济复苏都更为艰难。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将继续扩张态势，如果不出现突发重大事件的外部冲击，应当不会出现二次探底或二次衰退。从目前的经济走势来看，2011年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均可能在2%左右。2012年尽管“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还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由于美国经济在2011年第四季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2012年将延续2010年以来的经济复苏，并将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因而对世界经济增长将做出贡献。
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中国的对外贸易传导的，并且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中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周期决定着中国的对外贸易周期。其中，世界经济周期与中国的出口周期高度正相关。[3]既然未来几年世界经济总体呈现扩张趋势，必然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正面影响。2012年欧债危机可能还会继续蔓延，但由于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规模较大且相对封闭，因此通过金融渠道传导损害中国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不大。从贸易渠道的传导来看，由于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几个国家并非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有限的或者说是非实质性的。因此，总体而言，在未来几年，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应是正面的。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根据中国经济自身的运动规律来判断，还是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来判断，未来几年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在总体上都将呈现向好的趋势。退一步说，即使世界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中国经济仍具有保持强劲增长的可能，因为我国当前具有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条件和实力：这就是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广阔的国内市场足以化解由于世界经济衰退对中国外贸出口的负面影响，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为实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而且可以抵御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国际传导机制。
三、保持适度经济增长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一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不仅取决于本国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的影响，同时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取向和政策力度，在我国更是如此。2012年我国经济将如何运行，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有重大关系。科学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是我国经济保持强劲而稳定的增长，避免大起大落的重要保障。要避免我国经济出现二次衰退，保持经济强劲稳定增长，重要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不出现重大失误。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以一国经济增长的适度区间为客观依据。笔者曾经运用Hp滤波和经验分析的方法证明，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率的最优适度区间为9%～10%，次优增长区间为8.5%～10.5%。[4]这就是说，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只要运行在最优适度区间内，就不仅可以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同时还可以避免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出现大范围的失业。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9%的最优适度区间的下限，特别是低于次优适度增长区间的下限即8.5%的增长率时，在经济运行中就会出现较大的产出负缺口，这意味着经济资源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经济运行将会呈现所谓“冷”的状态。尤其是在经济出现“过冷”的状态下，产品滞销，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破产，并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农民工返乡，甚至还会伴随通货紧缩。1999年前后和2008-2009年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就会重现。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当GDp增长率高于10%的最优适度增长区间上限，特别是经济增长率高于次优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即10.5%时，经济运行则会出现较大的产出正缺口，产出正缺口的出现意味着资源已经被过度利用，与之相伴随的情况是资源短缺和通货膨胀，1992年和2007年前后所发生的经济“过热”就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经济增长率保持在最优适度区间应是最理想的选择。
能否把经济增长速度控制在最优适度增长区间？只要避免认识上的误区，确保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并保持适当的力度，实现经济的最优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从我国近两年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2010年1月开始实施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抑制当时过快的经济增长及之后的通货膨胀无疑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但是，当2011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9.1%，并且第四季度已经跌破9%的增长速度时，特别是当众多中小企业已经陷入资金困境时，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就应当淡出，至少政策紧缩的力度应当放松。尽管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依然很高，但应当看到，Cpi已经连续下降了5个月，从2011年7月份的6.5%，下降到2011年12月份的4.1%。另一方面，由于Cpi是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数，2009年第三季度以后一路上升的价格水平实际上是对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高速增长的滞后反应，不具有持续性。只要观察图2给出的Cpi季度增长率曲线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此，即使现在终止了从紧的货币政策，由于经济增长率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持续下降，作为滞后指数的Cpi也将会继续回落，并将一直延续到2012年。因此，抑制通货膨胀已经不是当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假如当前过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继续实施的话，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逼近次优适度区间的下限，届时，大批中小企业将会濒临倒闭破产的边缘，失业会明显增加，届时，经济增长率“保八”的呼声和政策将会再现，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因此，保增长、调结构应当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通常只是设定最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限，但却从来没有明确界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上限。例如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的1998年和2008年，政府都明确提出了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并采取了相应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即使在2007年，当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高达14.2%时，仍然没有认为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只是把增长速度定义为“偏快”而已。这说明我国在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认识和界定上还存在着“盲区”，显然这是必须要改进的。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之所以只设定经济增长的最低下限而不明确设定经济增长的最高上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政府还是百姓都不能容忍经济增长速度过低所带来的大批企业倒闭破产和大量劳动者失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的压力和后果。同时，在我国现阶段，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还都存在追求高经济增长的动机，部分领域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条件。相比之下，对于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具有较高的容忍限度，因为高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提高各级政府的业绩和财政收入，而且还可以扩大就业和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至于经济过高增长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例如环境污染，不仅不直接影响政府的政绩，而且人们也往往感受不到。即使感受到了，但由于大多数人仍然处在追求较高的收入水平而没有达到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对此往往采取容忍的态度。只有当过高的经济增长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才不得不紧缩经济，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实际上，经济无论是出现过冷还是出现过热，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因此，要在我国实现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的同时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政府不仅要确保最低经济增长速度，也要确保经济增长速度不越过最高边界，即保持经济增长在适度区间内。
如果把2012年宏观调控的主旋律确定为保增长和调结构，有可能会引起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毋庸讳言，在经济扩张期，物价水平始终会有上涨的压力，但是，从短期的经济增长状况看，由于GDp增长率已经回落，物价水平作为经济增长的滞后指标，必然也会出现回落的趋势。图4显示，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呈现高度相关性，但物价水平的波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图4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公告。
在图4中，横轴表示以年为单位的时间，纵轴表示的是用Cpi代表的通货膨胀率和以GDp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图中的两条曲线分别代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变动轨迹。从图4不难看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具有高度的相关性：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1年～4年；如果排除由于价格体制改革所引发的1988年的高通货膨胀，最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年份(1980年，1985年，1994年，2008年)也要滞后于经济周期的波峰年(1978年，1984年，1992年，2007年)1年～2年。即使是2011年5.4%的高通货膨胀率，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2010年高经济增长率(10.4%)的滞后反映。与此不同的是，由于每轮经济周期的最低通货膨胀率滞后于波谷的期间比较短，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季度，因此以年为单位表示的最低通货膨胀率几乎与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同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价格水平的变动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其波动的总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波动的总趋势，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周期取决于经济运行周期。[5]同时，由于价格的变动具有黏性特征，因此通货膨胀总是与上一期而不是本期的产出水平相关。
可见，从物价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来看，在2012年，伴随上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及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的继续回落，通货膨胀率将会继续自然回落。因此，对当前抑制通货膨胀的“过紧”的货币政策应进行适当调整，适度放松紧缩货币政策的力度，不仅不会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如果从较长的时间来看，由于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总体处于扩张阶段，价格水平也会相应进入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通货膨胀周期。即是说，在未来几年，价格指数将始终存在上升的压力。因此，防止经济过热和抑制过高的通货膨胀仍然是未来几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同时，避免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人为的经济衰退，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我国经济运行周期的规律，还是从世界经济运行规律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来看，都不支持中国经济在2012年出现二次衰退(以季度经济增长率为基准)。只要宏观经济政策运用得当，中国经济总体上有可能继续运行在最优增长区间内，并在实现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同时，保持较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当利用2012年上半年经济继续回落的有利时机，加速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7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33-03
一、中国经济回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经济回升的过程之所以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主要是还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世界经济全面萧条对中国经济回升的影响。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进而金融危机，最终演化成为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受此影响，世界经济全面陷入萧条。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1.4％，世界银行为-2.9％，联合国为-2.6％，而且认为，全球贸易额2009年将下降11％，为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年降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为：美国-2.8％，日本-6％，欧元区-4.8％，英国-4.1％，韩国-4％。作为金砖四国之一的俄罗斯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同比下降10.1％。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的全面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影响。世界银行2009年3月10日发表的报告明确指出：全球经济衰退正在吞噬发展中国家的繁荣。随着世界贸易萎缩和信贷市场收缩，贫穷国家的情况将更加困难。在116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就有94个。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列车也被“紧急刹车”。连续5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急剧降为2009年第1季度的6.1％。世界各国经济因美国经济“故障”而出现了无一幸免的“空难”现象。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出口的持续恶化，中国的外贸出口2009年上半年同比下降了21.8％，在7.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外贸的贡献为-2.9，而消费贡献为3.8，投资贡献为6.2，外贸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外贸不转为正增长，中国经济就很难真正复苏。
2，民营经济投资不足对中国经济回升的影响。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2006年在中国整个GDp的份额中民营经济占65％左右；民营经济投资已超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50％，在40个工业部门中，有27个部门的比重已超过50％，部分行业超过70％；民营经济提供了城镇75％以上的就业岗位；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也已接近20％。这标志着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民间投资在我国总投资中占据半壁江山的事实表明，没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我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的政府投资，虽然对国民经济的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实现经济复苏，这50％的力量肯定是力不从心的。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已进入了新的历史转折点。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投资要冲锋在前，没有这一点肯定是不行的；但在企稳回升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就要接过“接力棒”，与政府投资共同拉动经济，才能实现“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发展目标。但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在今年上半年增长达7.1％，但这其中86％要归功于政府投资的作用，民营经济投资严重不足。
3，产能严重过剩对中国经济回升的影响。世界经济的萧条，特别是国内消费的严重不足，导致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其严重性：一是政府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对经济发展的拉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即使在投资拉动最直接的行业仍然存在着产能过剩，如二季度生产能力利用率。钢铁为73.1％、铝冶金为65.7％、铁合金为70.4％；二是从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看，风能、多晶硅等也已经出现了严重过剩。截至今年上半年，国内多晶硅项目已建、在建或拟建的超过50个，投资规模将超过1300亿元，产能将超过23万吨，相当于全球多晶硅年需求量的两倍。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差钱”，市场实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最大制约瓶颈。
二、中国经济回升的趋势判断
2009年中国在世界萧条中实现8％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是否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复苏了呢?显然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经济从1998年到2002年进入了五年的通货紧缩，而这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8％。中国经济要实现复苏。经济增长率应该至少达到10％左右，这意味着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现有的政策条件下，中国经济要实现复苏应该说还很难。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就不得不将这次应对措施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进行比较，从中找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调整方向。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
1，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投资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高速公路，结果带动了汽车消费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而此次财政政策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投向铁路、港口和机场，对消费的直接拉动效应不明显。
2，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适时地推出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打开了民营经济投资的大门，使住房建设投资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成为走出通货紧缩的重要拉动力量。此次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至今对民营经济投资的启动还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3，2001年中国“入世”，打开了中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经济的大门，外贸出口得到快速发展，2007年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达到了67％，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出口拉动主导型的发展。从而使中国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得到了迅速的解决。此次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不可能再找到这样新的市场，特别是在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世界市场的瓶颈制约更加严重。因此，如果没有应对政策的调整，中国经济为什么不会再现5年的调整期?
三、加快中国经济回升的政策调整
要保证中国经济进入平稳快速发展的轨道，就需要对现有的应对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这主要包括：
1，投资政策的完善。在政府投资不可持续的情况下，促进民间投资的跟进，就成为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进入新阶段不可或缺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目前民营经济主要活跃在竞争性领域，而这些领域经过多年的扩张都已出现
相对过剩。显然，在过剩的领域中，仅仅依靠出台一系列政府优惠政策启动民间投资的空间已极其有限。这就需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破既有体制的束缚，释放民间投资。为激活民间投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采取以下新的举措：一是鼓励全民创业。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就是创业。这就需要改革那些束缚人们创业的一切不合理的陈旧观念和落后体制，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从而一方面使创业变得伟大，伟大到我们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为过；另一方面又使创业简凡，平凡到每一个人，甚至是很弱势的人，都能够去尝试，直至获得成功。实际上，一个社会只有激发出每一个人的创业激情，才可能做到“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打破行业垄断，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2007年第七次民营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私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两类企业共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65.4％。私营企业进入电、煤、气、水领域的占1.1％，金融业的只有o.1％，公共设施领域的约占o.4％，教育占0.3％，卫生占0.8％，文化体育占o.7％。这些部门恰恰又存在着严重的投资不足，即使今后我国财政重点转为民生财政，仅靠政府投资也很难满足这些部门的投资需求。因此，在这些部门中引入民间投资，不仅在短期内有助于启动大规模的民间投资，而且就长期而言将会使我国走上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之路。三是由于本轮启动民间投资的重点在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因而不同于以往改革的重要举措还在于：改革不仅仅是打开这些领域的投资大门，而且还要出台相应的改革配套措施。这是因为，这些部门的价格往往是政府规制价格，理顺价格就成为必要。同时，这些部门往往又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税收体制、政府补贴制度等也要做出相应的改革。否则，即使打开大门，民间投资也很难涌入。
在改善投资结构的同时，还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协调，这需要：一是通过投资带动消费结构升级。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角度看，这次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应扩大对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所占比重过低(文化、娱乐、旅游仅为1.9％)(1)，而文化力恰恰是一国的软实力，也是发展知识经济和提升消费结构的新时代要求。二是通过投资改善消费环境。我国居民之所以倾向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关键在于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严重不足。在城乡家庭居民的消费结构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食品(34.o％)、教育(11.5％)和医疗(10.6％)(2)。在30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中，教育和医疗被过度市场化了，政府职能的严重缺位挤出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延缓了消费结构的正常升级。此次积极的财政政策与1998年的政策相比，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加强了民生工程的投资，这对于放大居民消费和提升消费结构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今后的投资计划安排时，还应进一步加大民生工程的投资力度。
2，消费政策的完善。投资需求是中间需求，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及其所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将其消化，否则投资就将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就会昙花一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消费的持续增长，才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此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以来消费也是最短的一个，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两者产出共占中国GDp的75％以上。因此，扩张消费也是我国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一项重要内容。扩张国内消费，主要是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着眼点不能放在居民收入的存量上。有人认为，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高达20万亿元，只要赶出一部分储蓄，就可以迅速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实际上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全部储蓄中，高收入者占了大部分，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这部分储蓄是不可能被赶出来用于消费的。即使是这20万亿元储蓄是平均分配的，全国13.2亿人口平均也只有1.5万元。这1.5万元对绝大多数消费者而言。还要用于教育、购房、防病、防老等，这部分储蓄不但赶不出来，而且还要增加。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8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宏观调控；刚性需求；房地产准则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7-0048-03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居民住房由国家修建并统一分配；1978年国家放开土地政策，单位进行福利分房、集资建房，逐渐将居民住房推向市场，进行售房试点，房屋也作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房地产经济开始萌芽。30多年来呈现这样一个循环规律：当国家宏观政策放宽时，房地产经济迅速升温直至形成泡沫，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上涨过快后国家出台宏观政策进行调控，房地产经济则逐渐低迷，甚至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此时国家又放宽宏观政策，房地产经济又迅速上涨，如此放宽-上涨-调控-低迷-放宽的周期性规律。
一、文献综述
国外对国家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的研究较多。美国一些学者（1989）认为，政府对于房产资本的征税会影响产品的生产和社会的经济增长；Gervais（2002）研究得出，对房产实行税收优惠会使社会福利减少；Learner（2007）指出，房地产发展的周期是经济周期的表现，但它仅是成交量周期，不是价格周期，这给政府反周期宏观调控提供了依据。Sridhar（2009）对美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促进房地产发展的主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Bemanke（2010）实证研究提出泰勒剩余概念，发现泰勒剩余与房地产价格间呈显著负相关。
国内对国家宏观经济与房地产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很多。何国钊等人（1996）认为，国家宏观政策周期与房地产经济周期互为因果关系。谭刚（2001）研究得出，投资和政府行为是影响房地产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刘学成（2001）认为，我国房地产周期性发展是由外部原因强大作用的结果。张泓铭（2003）认为，房地产调控得从需求人手，提出房地产预警系统的概念。王金明和高铁梅（2004）建立了一个住宅需求的动态联立方程。扩萧薇和唐焱（2007）通过回归分析得出政策标量与房产价格指数呈负相关。安鹏等（2008）建立了一套用于宏观调控预警的房地产泡沫预测体系。蔡明超等（2012）利用二元效用函数关系分析得出，在给定参数下最为敏感的宏观政策是贷款首付比例，其次为利率和税收政策。
总之，现有文献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与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研究，均注重对数据的研究。笔者分析房地产经济的周期性以及各种影响因素，提出国家将宏观调控措施进行准则化制度化的思路，为房地产市场提供长期有效的制度法律依据，建设健康和谐的市场环境。
二、我国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现状分析
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涉及机械、设备、建材、五金、玻璃、燃料动力、金融等行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房地产经济的兴衰最终受房价高低的影响，而房价的高低又是如下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一）国民经济的增长带动房地产经济的增长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提到，国民经济增长率与房地产业发展存在紧密关系。一系列的研究和实证分析表明，房地产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呈高度正相关。国民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经济发展越迅速。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92%，带动房地产经济的迅速发展。
（二）国家宏观政策调控房地产经济发展的速度
纵观30多年的房产史，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历经三起三落，国家调控起着关键作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包括土地供应政策、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等。
1.国家土地政策。从目前的房产开况看，地价已经成为房产价格的主要成本之一。我国地价由国家掌控，以政府挂牌拍卖，价高者获得土地，由于房地产市场的丰厚利润吸引不少投资者高价拿地。土地价格提升，必然引起房价上涨。
2.国家金融政策。房地产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从开发商拿地到施工建设直至销售环节，其资金大多来自银行。国家调控的金融政策包括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利率水平、贷款规模、贷款投向以及按揭首付比例等。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和提高利率水平，一方面，会加大消费者的购房还贷负担；另一方面，使地产商和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增加，导致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减少。提高首付比例也会提高消费者购房门槛，有效抑制投机性需求；控制放贷额度、严格放贷条件会提高地产商和开发商的融资成本，减少房源供给。2009年以来，国家连续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水平，提高按揭首付比例，限制贷款规模，有效抑制房地产行业的供给和需求。
3.国家税收政策。国家宏观调控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土地增值税、物业税、印花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等。这些税种的征收有正负两方面效应，短期看，会增加持有成本和转让成本，有效抑制投机行为，一定程度上使供需同时减少；长期看，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消费者，因为开发商成本增加，就抬高销售价格，将增加的成本由消费者来承担，引起房地产价格上扬。房产税的主要征税对象是个人购买的高端房产，抑制投机行为，对房地产结构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国家在局部地区试点开征房产税后将会逐步扩展至全国范围内征收。2012年初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谈到，房地产领域不能长期依靠行政色彩浓重的限购、限价措施，必须建立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这就不可回避地要考虑在住房保有环节形成房产税”；房产税“将成为未来财源支柱”。
（三）房地产自身供需关系的变化决定房地产市场的兴衰
商品供需关系的变化引起商品价格的高低，价格的高低带来整个产业经济的兴衰。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量远远大于供给量，使得没有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其价格弹性很大。
1.人口正增长、城镇化进程迅猛形成住房刚性需求。我国总人口环比正增长和城镇人口的不断扩大导致住房刚性需求逐步膨胀。我国城市化率1996年为30.48%，2011年末达51.27%，平均每年增加1.39%，2011年我国总人口已13.47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计算可得出：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增加1134万人，平均每年从农村进入城镇1872万人。目前不断增长的住宅投资已不能满足这些进城人口对住宅的需求。而城镇化带来的商业用房、办公楼、酒店、工业用房、旅游度假等也存在需求缺口。另外，城镇化带来的城市规划，老城改建为新城、郊区变城区、旧房改新房，大量居民拆迁造成住房刚性需求量被动增长。
2.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小型化形成改善性住房需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人们传统家居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大多数居民不再满足于现有的住房条件，原来多代同堂的大家庭居住理念朝着小家庭方向发展，致使改善或更换住房的需求不断扩大。目前这种改善性需求大概只满足了20%，若每年按5个百分点的释放也会对房地产市场带来巨大的需求空间。
3.人民币升值、房地产丰厚利润的诱惑引发投资或投机需求。从2006年美元开始贬值以来，人民币一直持续升值，加之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有富余可支配收入的老百为使人民币保值增值，纷纷加入房地产投资者的行列；一些机构和企业看准房地产市场上升的发展趋势，倒买和倒卖房产从中获取暴利；当人们预期房价将一直不断攀升，会将未来的购房需求变为现实需求。这些投资以及潜在需求的转变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4.投资额的增长推动房地产业的加速发展。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资金自1990年以来不断增加，其环比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2010-201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为4.83万亿元和6.17万亿元，环比增长率分别为33.2%和27.91%（如图-1所示），这也是推动我国房地产的加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总之，影响房地产经济的因素很多，其发展的基础是市场的需求量大于供给量，其发展的速度受政府的宏观调控影响。房地产增速过快时政府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购限贷、提高首付比例、开工保障房和开征房产税等宏观调控措施，能有效减缓房地产增长的节奏。从2012年的数据来看，由于宏观政策调控，大多数一线城市的成交量萎缩，房地产的价格正逐步回归至理性价位，房地产经济将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稳步健康发展。
三、使房地产经济朝着国家预期方向发展的措施
在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下，我国房价正逐步回归理性，投机需求有效抑制。未来如何才能使房地产经济走向更市场化更规范化的道路呢？国家对房产经济的发展始终起着“指挥棒”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引导着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有序地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一）应加大力度开工建设保障房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刚性需求
政府应保证我国中低收入阶层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加大力度建设保障房，保质保量完成未来5年内3600万套保障房的目标，保护弱势群体基本住房问题。保障房进入市场必然会使商品房市场分流，缓解商品房供给紧张的局面，促使房价进一步回归理性。和讯财经评论认为，保障房在一定程度上分流商品房市场，对缓解房价上涨有一定作用，保障房的比重与房价呈负相关：保障房的比重上升1个百分点会使住房价格指数下降0.841个百分点。保障房开工建设应实现信息透明化，公开地价、公开建设、监督和决算过程和公开入住环节等等。虽然这会牺牲一部分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可以起到政府以自身作则来影响房地产商的投资行为，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间接抑制房价虚高现象。
（二）出台《房地产准则》规范和指导房地产市场
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加强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建立明确的法律规范和行为准则来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就像会计准则规范企业各个环节的会计核算和监督一样，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应条文化准则化，出台一部《房地产准则》来规范房产市场各个环节，使房地产经济朝着国家预期的方向健康发展。
《房地产准则》至少应包括置地环节、审批环节、融资环节、开发环节、销售及售后等房地产市场运作的几大重要环节。其中置地环节应规定对土地市场信息公开透明的具体细则，包括公开土地储备量、拍卖中的土地、现有土地规划结构、规划评估价格等细则；审批环节应详细制订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审批程序和实施监控的机制；在融资环节指定专门的房地产金融机构和金融监控机构，推出多元化房地产金融产品，完善房地产金融市场，详细制订针对房地产市场金融秩序的监管制度，包括鼓励扶持房产评估、房产中介、保险、担保和贷款服务等在内的金融市场支持服务体系的相关条款；开发环节应制订能引导房地产商对低碳、环保、中小户型住宅的开发积极性的条款，以及各项相关房地产税收的具体细则；销售环节详细制订各种销售价格标准，以控制房地产商获取高额利润，严格售房贷款和审批手续，限制投机性炒房；售后环节明确一系列防止空房和闲置房的条款，加大多套房房主的持有成本，使空房闲房通过出让或出租方式流通到市场中，加大市场的有效供给。
另外，由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还未成熟，经不起外来的风吹雨打，近年国外投资者不断进入我国房地产市场，其年均投资额增长保持在17%以上。为保护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在《房地产准则》中应明文限制或禁止境外投资机构和个人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为国内房地产市场营造和谐的经济秩序，使房地产经济切实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力支撑。正如《中国数字城市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应逐步建立起“政府引导、企业运营、公众实践”的数字城市建设运营模式。
总之，房地产经济的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关联性强、影响因素众多，要使我国房地产经济始终朝着政府预期的方向发展，不能操之过急，还需要我国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实施各种宏观引导措施。
[参考文献]
[1]蔡明超，黄徐星，等，房地产市场反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绩效的微观分析[J]，经济研究，2011，（S1）：80-89.
[2]陈昕，陆晓琴，论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政府干预失灵[J]，南方金融，2011，（8）：34-37.
[3]刘大志，金融体系制度刚性与我国房地产融资的模式变迁[J]，当代经济研究，2011，（7）：76-80.
[4]刘维新，中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房地产金融，2010，（7）：3-6.
[5]汤景林，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策略研究[J]，改革与开放，2010，（7）：74-77.
[6]唐小飞，等，2012-2015中国房地产走势预测[J]，宏观经济研究，2012，（3）：69-72.
[7]魏玮，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冲击效力的动态测度[J]，当代财经，2008，（8）：55-59.
[8]易宪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纠结与政策走向[J]，金融经济，2012，（1）：16-17.
[9]原鹏飞，魏巍贤，房地产价格波动经济影响的一般均衡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2，（3）：31-41.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9
【关键词】中国房价货币供给量经济稳定mS-VeCm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商品住房投机愈演愈烈，商品住房价格（下文简称“房价”）调控政策频频出台，就在房价有所控制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然而流动性的释放会使得房价再次“过热”吗？2011年末初见成效的房价调控政策是否还应在2012年“稳增长”的大目标下继续维持呢？在这个关键的时期，研究我国房价变动、货币政策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其稳定的发展态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以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在经济出现下滑迹象的情况下该如何实施，继而又怎样影响房价，来进一步巩固前期调控房价的成果，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将为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关于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大部分国内学者认为，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拉动作用显著，房地产市场也应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张金梅、沈悦和卢文兵（2010）建立时变参数模型，对房地产投资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认为房地产投资对GDp拉动作用显著。原鹏飞和魏巍贤（2010）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及部门经济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较大，但相同幅度价格下跌的负面冲击更大。祝运海（2010）利用eCm模型对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的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变化不仅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冲击作用，而且在长期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显著。蔡明超等（2011）认为房地产价格的走势是市场周期变化的最重要指标，通过参考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指出当经济周期出现拐点时房地产市场也应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对象。
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房地产的发展并不能引起经济的显著增长或房价自身对经济变化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房价和经济增长的联动变化是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丁晨和屠梅曾（2007）基于VeCm分析指出房价在货币传导机制中的作用较为显著，且房价渠道的总体传导效率较高，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成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周晖和王擎（2009）运用BeKK模型和GaRCH均值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我国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波动相关性以及它们的各种波动对经济增长率影响，发现房价的波动以及房价与货币供应量的联动导致GDp增长率的显著下降，但房价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货币供应量与房价的联动变化非常剧烈，房价与经济增长的联动对经济增长的波动影响也不显著。张清勇和郑环环（2012）通过建立面板修正误差模型，对我国各省（市、区）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与滞后关系进行分析，指出“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纵观上述文献定量研究不同时期的房价、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技术方法，固定参数的线性模型较多的被使用，如采用协整、VaR、VeCm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手段，然而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有时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其本质原因在于固定参数无法真实反映房地产业本身的结构变化，在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期限长短以及力度的非线性量化测度方面较为欠缺。而“时变参数模型”以近年来计量经济学模型发展前沿的状态空间模型为基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上述局限，反映出变量之间动态互动关系，但仍然无法准确地模拟不同经济结构下房价变化的特性。孔行等（2009）运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将中国房地产价格波动分为高增长和低增长两种状态，较好地拟合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机制转换情况，并分析发现1998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处于上升周期，但增长快慢程度经常改变，宏观调控政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虽然他们使用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将中国房地产价格变化视作连续性的、内生化的状态转换，避免了在识别房地产价格波动变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但其并未给出在不同区制下，房价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具体的相互作用关系。
针对上述缺陷，本文通过对房价增速划分区制，建立非线性的模型，以及在不同区制上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更准确地分析了房价、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首次将mS-VeCm方法引入上述问题的研究，并通过实证，更真实地揭示房价波动、货币政策和国民经济变化这三者的非线性关系，帮助政府更好地指定房产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第二，结合人民币通货膨胀，房价调控初有成效，以及经济增长率快速下滑这个背景来开展研究。本文将着重分析当前“稳经济增长”和“稳健货币政策”与新一轮房价变动的内在联系，弥补以往研究视角的不足。
三、理论模型
根据meen（1990）、muellbauer和murphy（1997）提出的房地产价格方程，本文构建了一个房地产供需模型，这个模型包括：需求方程，在假定住房存货、实际收入和货币供给量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它决定短期住房价格；供给方程，它决定新增供给；市场均衡方程，它描述当新增供给全部完成以后，住房存货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住房价格方程可以通过需求方程的逆函数得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下。
首先，Jorgenson（1963）、poterba（1963）和mishkin（2007）认为，住房的使用成本是住房资本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故将房地产需求函数写为：
宏观经济与政策篇10
关键词：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经济体的演变进入到2013年的关键周期。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对欧元区9个国家进行了评级下调，世行对全球经济的危机预期，加上新兴经济体经济明显减速及面临的挑战增加，对于2013年来讲，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仍然偏大，
一、国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济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发展遭受沉重打击。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加剧了美国经济恶化，虽然美联储在2010年11月，推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但工业生产增长缓慢，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几个月前，美国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高盛的经济学家表示，尽管他们并没有预计美国经济会重新陷入衰退，但鉴于公布的第一季度经济数据（2012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9%），经济二次衰退显然是一种可能。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更不“好看”，经济增长1.3%，低于预期的1.8%，其中消费的贡献率仅为0.07%。同时，美国商务部8月份的数据显示，7月份消费者支出虽然仍实现增长，但更多前瞻性指标显示，消费者信心已降至2008～2009年经济衰退时的水平。受制造业活动放缓、房地产市场持续疲软及艾琳飓风的影响，美国多数辖区经济低迷，部分辖区经济活动大幅减弱。美联储12个辖区中，大部分辖区制造业活动放缓，纽约、费城和里士满整体经济活动下滑，亚特兰大和芝加哥辖区的制造业活动增长速度放缓。受全球制造业低迷影响，8月美国制造业活动几乎原地不动。9月1日，美国白宫下调了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预计2012年失业率平均为9%，且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速将慢于预期。在年度中期评估报告中，奥巴马政府表示，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放缓到1.6%，而七个月前，预计的2013年经济增长为3.1%。
2.欧洲债务危机复苏的不确定性
欧洲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并有进一步向核心国家漫延的趋势。受欧洲主公债务危机影响，2012年德国和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下滑的趋势。表现为消费者信心不足，经济增长减缓。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救助计划。并通过附加救助计划迫使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等国家实施紧缩财政政策。即使希腊同意采取新的紧缩措施并获得新一笔贷款，欧洲也无法摆脱目前的险境，因为在经济增长疲软和挥之不去的政治紧张局势影响下，欧盟经济将会继续受到打击。目前欧盟特别是个别债务沉重的国家，将面临倒退的严峻考验。日本之前就曾因地产泡沫及银行危机的出现，其经济连续将近25年无增长。索罗斯预期，类似情况将会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并可能会破坏欧盟，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从长期而言，即便希腊国会能够通过新的紧缩方案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但可以令希腊问题有6个月的缓和期；如果希腊问题处理不当的话，将会继续影响欧洲并成为整个欧洲的问题。从欧盟来看，种种迹象表明欧元区其面临经济复苏乏力、债务风险演变仍具很大不确定性，而导致解体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3.日本经济的不确定
受日本大地震、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下滑的影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由于日元升值和国内电力供应短缺等因素的困扰。日本工业生产成本增长，对外贸易恶化。受领土争端，日本对华贸易不断恶化，虽然对北美澳洲出口有所增长，但对受对亚洲和欧洲出口减少，从短期来说，日本经济下滑的趋势将得不到根本好转，相反，还会不断下滑。从长期来看，由于国内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将得来到有效解决，将是日本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加之日本的政权更迭频繁，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得不到连续有力地贯彻实施，对经济也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4.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增多，摆在新兴市场国家面前的挑战也随之加大。总体来说，新兴市场国家当前面对的挑战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欧债危机和发达经济体经济下行外溢风险，新兴市场国家难以独善其身；二、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经济增速下滑已成事实，并存在惯性下滑的风险；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对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贸易有所冲击；四、应对欧债危机以及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过程中，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的国际舆论压力增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月公布的综合领先指标数据显示，目前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整体放缓。印度的先行指数持续走低，经济增长势头明显减弱；俄罗斯从上月的100.3大幅下降至99.5；巴西的先行指数近5个月来不断增长，但6月份与上月持平，增长势头不再。尽管新兴市场不乏唱多声，但是在欧债危机持续蔓延、美国“财政悬崖”临近以及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资产回报前景也受到很大影响。
5.全球流动性泛滥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受美国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影响，美元将持续疲软，全球流动性过剩将促使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加上欧元区维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货币供应量过剩，导致流动性泛滥。并推升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上升，加剧了经济波动，风险更多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美联储推行二度量化宽松政策的原因，政策虽然兑现，但若上述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市场预期未来宽松政策还会继续，因此美元弱势不会在短期内扭转，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还将继续。明年量化宽松的实施将常态化与扩大化，又将带来欧元区与日本的跟随，决定了全球的流动性将持续泛滥，并导致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复苏。主要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速减缓，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不足，需求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短期内将继续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货币供应主要流向新兴市场国家。使新兴国家经治理通货膨胀难度加大，全球流动性泛滥制约世界经济的复苏。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经济增长速度的不确定性
截止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已连续5个季度下滑，达到8.1%的最低点。随后的四月份各项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依旧明显。不过，尽管近期中国各项经济数据一直在下降，事实上第一季度8.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仍然高于今年7.5%的预期增长目标。但问题不在于季度的增长率，而在于未来数个季度的经济是否继续下滑，中国经济何时见底反弹，是否出现国际经济界部分悲观者所预测的即将面临的“硬着陆”，作为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作为世界第二大主要经济体，以及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的中国经济的三十年近双位数字增长的奇迹是否已经结束。在今年年初，多家中外金融机构大致预测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8.5%-9%之间，而在近期的预测调整中，各大机构普遍下调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期。瑞士信贷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6月14日在研究报告中指出，将中国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由8%下调至7.7%。德意志银行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8.6%下调至7.9%。摩根大通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8.4%下调至7.7%。这无疑也表明了中国经济前景不确定性正在增加。
2.外贸出口形势的不确定性
出口尽管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由于主要的出口对象美国以及欧洲近期出现的经济及政治危机，出口增速减慢已不可避免。2013年，欧美外需市场的情况不会有根本性好转，国内各种综合成本上涨的压力也将持续。中国在外贸出口上将重点开拓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出口。
针对9月、10月中国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这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市场需求的减弱，比如中国对美国市场、欧盟市场出口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出口现在面临着综合成本上升的压力，包括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土地成本的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外贸出口，当前对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暂时还难以替代的作用。1-11月，出口18499.1亿美元，增长7.3%；进口16503.7亿美元，增长4.1%；贸易顺差1995.4亿美元。1-11月份反弹不足以证明出口形势全面的好转。鉴于希腊政治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欧洲经济前景慢慢有所回转，但伴随欧洲政治局势确定而来的各国财政紧缩的现实却不可避免。作为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欧洲经济复苏形势将很大程度影响中国出口行业。使我国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将更具不确定性。
3.通货膨胀治理的不确定性
2012年物价形势大体平稳，未来走势取决于国内外环境和总需求状况。2013年Cpi通胀将逐步回升。一是包括原油和铜在内的全球主要商品价格明年可能会逐步走高。受劳动力成本、资源性产品和部分不可贸易品价格存在趋势性上涨压力等影响，当前物价对需求扩张仍比较敏感，扩张性政策刺激增长的效应可能下降、刺激通胀的效应则在增强。未来国内工业活动将逐渐回暖，ppi有望止跌并稳步回升。二是十提出的未来工资倍增计划将极大的促进消费需求，可能会限制近期一般非食品类Cpi通胀的回升步伐。三是政府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会进一步缩小城乡差别，刺激农村等低消费群体的消费热情，四是政府提出的城镇化发展战略将会带动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政府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时更加艰难。加上全球流动性过过剩及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使我国在治理通货膨胀具有不确定性。
4.投资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投资既有促进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制约增长的不利因素，当前增长速度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还会不断发挥作用，共同影响下一阶段的投资增长。今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保持了先升后降的趋势，1-2月投资增长24.9%，之后增速逐月回升，1-5月增长达到25.8%的高点后逐月回落，1-9月完成投资212274亿元，增速回落到24.9%，但从整体上看，各月投资增速变化幅度不大，基本在25%左右变动。一方面，2009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这些规划的实施都需要大量投资项目的支撑，必然会促进投资的增长；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回升，大项目增长较快，对投资增长形成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从制约投资增长的不利因素看：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性债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从而影响到政府投资能力；货币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投资面临的信贷环境趋紧；相关指标的增速放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增速的放缓；投资总量越来越大，固定资本形成率越来越高，也制约着投资增速的进一步提高。
三、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
今年以来，在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助推宏观经济逐渐企稳回升。十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明年将继续实施以“稳增长”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1.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增长
今后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
（1）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首先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其次政府对加大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并对上游产品如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保证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供应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第三扩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推广规模，支持文化、体育、健身等消费，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养老、康复等服务机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2）改革税制，实施减税政策。清理税目，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收税，减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落实好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财税政策，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扩大投资，通过积极减税，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考虑进一步加大纺织服装、高科技、农产品、加工等行业退税力度，对个别产品开征或提高出口关税，大力支持出口增长；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地区和行业范围，抓紧研究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在全国试点的方案，适时将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试点范围；推进资源税改革，扩大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降低能源、资源、原材料等产品的进口关税，落实好其他各项税费减免政策；适时推出对居民的减税政策，比如彻底停征储蓄存款利息税。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补贴力度，从财政角度保障居民的购买力
（3）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提升农业生产稳步提高。首先财政政策应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主要是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增强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增加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支持现代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和科技成果转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增加对种粮农民的各项补贴规模，健全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积极推进种粮大户补贴试点，逐步扩大补贴试点范围；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等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第三，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完善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及相关保障和救济制度等。
（4）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力度，明年的财政政策将重点将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办学水平；全面落实国家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对建设保障性住房，继续控制房价；加快医疗保障投资，提高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推动各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相互衔接，适当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扩大免费服务范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成果，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适当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适时调整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通过切实减轻城乡居民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提高人民福利水平。
（5）加快推行城镇化建设。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要通过财税政策，稳定城镇建设的财政资金来源；要多途径地引导社会资金、国外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为农业生产提供生产要素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适时调整行政区划，优化农村城镇化的布局结构，发挥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
2.继续稳健货币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十以后我国将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也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进行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我国的货币政策必须坚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治理通货膨胀三者的关系，把稳定经济增长作为政策重点。
（1）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信贷管理，把好流动性总闸门，引导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综合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价格和数量工具，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适度；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全面改进和完善对“三农”的金融服务。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推动房地产金融健康发展。
（2）继续加大金融改革力度。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培育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加强对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能力的评估，引导其增强风险定价能力。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作用，增强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要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巩固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成果，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深化政策性银行改革，重点进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要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构建分工合理、投资多元、功能完善、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3）加大信贷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充分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的引导作用，重点支持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以及节能环保、生态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加大金融对民生的支持，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以妇女、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群体就业创业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为工作重点，进一步做好金融支持就业、扶贫、助学、应急、救灾等工作，进一步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
（4）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首先金融机构要从西方国家吸取教训，不能过度地、不切实际地发展金融衍生品。在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同时防范风险，目前还需要加快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在产品设计上遵循简单、服务于实体经济原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其次，防范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风险。鉴于目前存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偿债方式，仅靠地方政府和银行去清理解决存在困难，而且有可能引致宏观经济的较大波动。有必要提出一揽子综合性解决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方案，并要加快推进整套制度改革，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和建立有效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模式等。
参考文献：
[1]李超：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J]；现代经济信息；2010年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