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助政策篇1
一、事业单位财政补助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事业单位的性质、财务管理和内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96年财政部颁布实施了《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原来由财政补贴经费的事业单位依据国家政策，依法组织收入，逐步形成了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多渠道筹集资金、多种形式发展事业的格局。但政府包办社会、包揽非公益事务、财政支出越位、按行政模式管理事业单位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事业单位财政补助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1．财政负担沉重。一是事业编制管理缺乏长远规划和法制约束，形成了“不封口”的状况，多次机构改革，行政编制虽然减少了，改为或压到事业编制中，但财政照常拨付经费，财政供养人员继续大幅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吃饭财政”的困难状况。二是一些事业单位行使部分行政事务管理职能，虽然不是行政编制，但是能参照公务员办法管理，实行机关工资待遇，这就是所谓政事合一。三是政府主管部门掌握事业单位人、财、物等内部事务管理权，直接管理事业单位，组织事业服务。政事职责不分，社会化程度不高，财政补助居高不下。
2．资金效率低下。目前事业单位经费是根据实有人数计算的，有多少人头拨多少经费。这种财政补助拨款形式使事业单位在自身发展上缺乏有力的经济约束，在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军转干部和机关富余人员安置困难的情况下，事业单位作为就业安置的主渠道，不管事业服务需要与否，每年仍有几十万大学生、军转干部和机关富余人员进入，事业单位人员恶性膨胀，财政不堪重负，人员经费比例逐年提高，真正用于发展事业方面的支出不断减少。人员增长超过实际需求，绘事业单位带来了严重的冗员问题，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是不言而喻的。
3．财政补助效益差。我国的事业单位由各级地方政府分层主办，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管理。由于涉及产权、经费渠道、人事权和干部管理，事业单位被行政主管部门视为自有，事业单位之间不存在目的为扩大规模效益的合并转移，规模不足已成为困扰事业单位发展的普遍问题。一是布局分散，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二是部门之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重复投资、学校重复建设、专业重复设置。三是事业单位盲目发展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反过来，财政负担过重又造成事业单位经费不足。
二、改革事业单位财政补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改革事业单位财政补助的指导思想
按照社会公益性程度，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要求，实行政事、事企分开，对原有事业单位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剔除过时性职能，剥离政府性职能，强化服务性职能，紧紧围绕“面向社会，走向市场”的改革思路，将所有应该自立能够由市场调节的事业单位逐步推向市场，使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只占事业单位总数的极少数。
（二）改革事业单位财政补助的原则
1．社会共同需要的原则。社会共同需要是国家从事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存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公共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过程与手段有：一是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事务；二是只有社会出面组织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三是私人和企业一般不愿意从事或无能力从事，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必需的非盈利性事务。按照社会共同需要的原则，财政补助范围仅限定在具有社会公益型和准公益型的事业单位。对社会公益型和准公益型事业单位，要重新进行合理的分类，按非盈利性和公益程度确定财政补助范围。社会公益型事业单位，是完全由政府介入的领域或事务，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不可能由市场机制配置和调节，为维护其政党发展的需要，列入财政基本保证经费供给的范围，但并不等于财政完全包下来。准公益型事业单位，是部分由政府介入的领域或事务，属于市场和政府共同配置资源的范围，具有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属性，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私人消费的需要，有可能引进市场机制，财政对其实行定额或者走向补助。经营性事业单位，所提供的产品或事业服务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不属于财政资金补助范围。
2．政事和事企分开的原则。目前地方事业单位情况比较复杂，有依照公务员系列管理的事业单位、行使部分政府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社会公益型事业单位、准公益型事业单位和经营型事业单位。要本着政府与市场职能分开的原则，做到政事。事企分开。一是政事分开。要合理划分党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职责，依照公务员系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承担部分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不符合事业单位的特征，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事分开以及事业单位社会化的要求，应将行政管理职能原则上交归行政机关，一时难以划分开的，可以作为过渡，通过行政机关授权方式，由事业单位承担。二是事企分开。经营性事业单位，不属于财政补助范围，应进入市场。按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方式，其生存和发展空间比较大的，政府为其创造一定的外部环境，在规定时间内转体改制，不再作为事业单位管理。三是推进事业单位社会化，逐步打破事业单位的条块分割。从增强事业单位社会效益和减轻财政负担大局出发，改变事业单位设置和服务对象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
3．综合财政预算原则。按《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的规定，针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际情况，确定财政补助程度，划分为财政基本保证经费、定额或者定项补助的形式。要在认真分析各类型事业单位的不同性质和业务特点，以及研究其收入来源构成和稳定程度的基础上，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和决算审计制度。
4．调整结构和优化布局的原则。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从整体上对事业单位进行结构调整、优化布局，保留职能独立、业务不能兼容的单位；撤销和归并职能或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单位；转体改制不适宜事业单位管理的经营项目和不属于事业单位性质的所属单位。
5．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原则。对每类事业单位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新予以定性和定位。按照凡是应该由政府举办的事业，要重点保证；凡是不体现政府职能或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业，都应推向市场；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事情政府就不介入。事业单位财政补助范围可划分若干种情况区别对待：一是对由国家兴办的完全社会公益性、福利性事业单位，在合理布局、调整结构，定岗、定员、定编的基础上，财政按维持其正常发展的需要给予补助，以促进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二是对国家兴办的收入比较稳定，又具有较大公益性和福利性的事业单位，财政可根据国家事业发展计划和单位收支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并制定经费自给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补助份额。三是对同一事业性质不同类型单位，要区别对待，制定明确的分门别类政策，便于规范运作。
三、事业单位财政补助改革的几点建议
1．加快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目前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应与界定事业单位财政补助范围结合起来，一是要改变条块分隔的现状，实行卫生、教育。文化、科研体制等的改革，减员增效，职能重复的事业单位以合并为主。二是具备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要从财政补助范围中分离出来，实行企业化管理，逐步提高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能力。
2．深化改革，使事业公共支出体现公平原则。一要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建议中央财政适当提高公共事业发展转移支付的比例，以使各地区的公共事业服务的范围、质量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体现公平原则。二要重新界定法定增长支出的范围。在界定事业单位财政补助范围基础上划定法定增长的范围，财政只保证教育、科技、农业等社会公益性支出法定增长。三要考虑确定标准、划分财政补助范围时，综合分析各地财力水平，要在突出一般性的同时兼顾特殊性。
3．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建立全社会的安全保护网。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险制度，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增加受益人群。
4．加强财政对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的宏观管理。事业单位机构和编制的不合理膨胀，是因为有其存在的资金渠道。一是财政资金供给；二是各种收费渠道筹资。加强对事业单位编制的宏观管理，切断所有超编机构人员的资金来源，其存在就难以成为现实。要在界定事业单位财政补助范围的基础上，建立事业单位编制的预算约束机制，研究制定对财政供养人员实施总量控制以及人员编制与可用财力挂钩的办法，把补助事业单位的编制控制在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由财力来决定编制。一是人员编制由财政、人事、编制部门三家一起研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备案，不可随意突破；二是财政对事业单位实行编制、经费双向控制办法，协同有关部门，认真核定编制和经费，对超编人员坚决停止财政补助，辅之于节编有奖、超编受罚的激励措施。
财政补助政策篇2
【关键词】民族地区;财政政策;优惠政策
一、少数民族财政优惠政策历史发展
(一)少数民族财政优惠政策发展阶段
1.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行政管理和各项生产生活特殊费用开支较大,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财政补助”政策。除规定少数民族地区财政应有一定范围的自、收支结余上交中央、不足部分由国家补助外,还发放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补助专款。20世纪60年代,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逐步恢复,开始实行“财政适当照顾、必要补助”的照顾政策,具体体现为国家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三照顾政策,即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少数民族机动金、财政预备费高于其他地区。
2.改革开放以来至1994年分税制实施之前。国家在这一阶段对少数民族地方仍然采取“适当照顾”的政策,集中表现在“国家规定对民族自治区补助数额每年递增10%”政策上。过去执行的财政三项照顾政策,均纳入包干范围。这一政策执行到1988年,由于中央财政体制变化,在保留了历年递增的财力实际数额后,停止了递增。
3.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至西部大开发之前。1994年我国推行以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使民族地区原有绝大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相继失去作用。中央转移支付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增加了税收返还和过渡期转移支付两项政策。
4.西部大开发以后。1998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对西部及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明显加强。据统计,西部大开发五年间,中央财政对西部民族地区安排的财政转移支付及专项补助资金累计大5000多亿元。
(二)少数民族财政优惠政策统计分析
1.部分优惠政策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如少数民族地区财政三照顾政策,1994年中央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在核定税收返还额时,保留了该项财力照顾。
2.有些政策已经废止。例如国家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超收分成全额留用(1964～1988)、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设置补助专款(1972～1975)、国家设置边疆建设专项补助投资(1977～1988)、国家规定对民族自治区补助数额每年递增10%(1980～1988)、国家对贫困地区棉布提价实行补贴(1983～1985)等优惠政策,在发挥了一定时间效用之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3.大部分财政优惠政策都是采用的转移支付方式,中央转移支付已经成为民族地区财政资金来源的主渠道。从狭义理解,政府间转移支付一般特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补助,它是最主要的区域补偿政策,也是世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实践中最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
二、少数民族财政优惠政策的局限
1.大部分政策安抚与救济色彩浓厚,易使民族地区政府养成依赖心理,自身并没有能够形成良性发展趋势。
2.有些政策在短期内有扩大财力差距的效应。主要体现在税收返还制度上,从上文公式可以看出,税收返还数额直接取决与三个因素:一是1993年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收入数额;二是地方完成及超额完成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情况;三是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平均增长率。这就必然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
3.某些政策具有临时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对改进当地产业机构引导性不强。
三、坚持和完善少数民族财政优惠政策的建议
1.加大政策优惠力度,预防依赖思想。要缩短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财力差距,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在财政优惠政策制定的指导思想上,应是引导和帮助民族地区建立起正常的“造血”机制,促进其体内“血液”的良性循环,以便为其形成一种长期受益的政策效应,进而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
2.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议用因素法代替基数法,缩小财力差距。因素法的基本特点是,选取一些不易受到人为控制的、能反映各地收入能力和支出需要的客观性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均GDp、人口密度等,以此确定各地的转移支付额。“因素法”有利于提高转移支付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客观公正性,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提高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程度,可改变“富省多返还,穷省少返还”的现状。
3.优惠政策需具有一定引导性和长期性。国家应改变纯粹的扶贫救困、政策输血的做法,将政策扶持的重点放在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结构进步方面,在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体现出政策倾斜,最终实现加快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吴仕民.中国民族政策读本[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91
财政补助政策篇3
关键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类型；政策目标
1985年基础教育财政分权化改革确立的地方负责、分级办学的原则，以及此后按照这一原则逐步形成的“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办基础教育的积极性，为我国2000年底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其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最近多项研究表明：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逐年呈上升趋势。从长远看，在义务教育仍由地方负责的同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如何建立，首先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弄清如下几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分权的方式提供义务教育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有哪些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政策目标应选择何种转移支付类型？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以期为建立我国规范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依据
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上级政府之所以要提供财政补助主要是基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会产生正的“外部性”，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存在收益“外溢”。奥尔森（olson）指出，在不考虑收入分配的情况下，将联邦政府资金转移给州政府唯一合理的理由是地方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范围超出了它所辖的行政边界。如在本辖区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学生，将来有可能在其它辖区内就业。至于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存在外部性时需要上级政府提供财政补助的经济学原理十分简单：第一，在缺乏上级政府财政补助时情况下，地方政府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会导致义务教育的供给不足而存在效率损失。第二，对于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义务教育经费完全依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由于不同地方的财政能力和义务教育支出成本方面的差异，不可避免会造成各地方间义务教育服务水平的非均等化。而义务教育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义务教育的不公平往往又会进一步加剧地方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继而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需要上级政府采取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弥补地方政府间财政能力的差异，以实现地方间义务教育财政的横向平衡。第三，在实行财政联邦主义（多级预算主体）的国家，考虑到课税的公平与效率，中央政府将税基宽泛且具有流动性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及具有再分配效应的个人所得税划归中央政府，这一部分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而把适应地方政府征收且不具有流动性的小税种留给地方政府。这样就使得地方政府可能根本就没有时政能力来承担起义务教育的全部财政责任，出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这种情况在我国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的一些地方是相当突出的。地方政府因事权与财权不对称所形成的财政纵向不平衡同样也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提供财政补助，以解决结构性的赤字。第四，个人公平的要求。按照商品平等主义的观点，义务教育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权获得的重要物品，即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学校教育。在现实的生活中，尽管地方政府免费为辖区公民提供义务教育，但对于那些处境不利的家庭和缺乏正常学习能力的个人来说，若没有额外的财政支持，恐怕他们仍然不能享受到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对个人实行财政转移支付这种带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政策并不适合于分权的地方政府实行，它需要中央政府或地区性政府来承担。因为由地方政府执行再分配的政策会因人口的自由流动而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结果。此外，义务教育还通常被视为一种有益的产品。地方政府在提供有益产品时，往往会因对有益产品的评价要低于社会合理的评价，致使地方政府用在有益产品上的财政支出达不到上级政府或社会所要求的水平，需要上级政府通过适当的途径来加以矫正，而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被许多分权制国家用来纠正这类偏差的有效手段之一。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
上级政府用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被包含在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如日本的地方交付税、英国的rsg拨款中就包含了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补助。所谓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又称无条件或总量一次性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规定使用方向，不附加任何条件，资金按公式分配，公式中包含了地方政府不可控制的因素，如人口密度、地理条件以及人均财政收入等。无条件转移支付的目的旨在确保地方政府有财政能力提供同全国大致相等的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通常很难精确计算出这类转移支付用于义务教育的具体比例。另一类是上级政府指定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如我国中央对县的“贫九工程款”和“特困生补助”、日本中央政府通过国库支出金对地方教育当局的直接补助、美国联邦政府和州对学区的资助等均属于这一类。一般来说，用于义务教育的专项补助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地方政府在使用这类资金时，必须严格按照上级的有关规定不得挪作他用。专项补助在分配方式上，既可以按公式分配，也可以按项目分配。
根据补助款项是否要求下级政府用本级资金配套，又可以进一步将用于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分为配套补助和非配套补助。配套补助又称对称性的补助，是指上级政府为支持地方义务教育某一特定活动而提供每一元钱，地方政府必须按一定的比例进行配套，且对其使用有详尽周密的说明。配套补助主要按项目分配，补助的规模取决于地方政府本身的支出金额。配套补助按照对补助的规模是否有限额还可以细分为不封顶的配套补助和封顶配套补助。非配套性的补助又称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虽然它也指定用于义务效育，但对于地方政府如何使用以及用在义务教育的哪些方面并无具体要求。这类补助一般按公式一次性的拨付给地方，补助的规模与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无关。
三、不同转移支付类型的经济效应
政府间不同补助类型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
1.一般性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实际上是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整块补助。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2所示：地方政府初始预算线为ab，所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为无差异曲线ⅰ与ab的相切点e0，地方政府用自有的财政收入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量ox0.中央政府和地区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为ac，由于地方政府无条件的得到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源，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地方政府的初始预算约束线移动到cd.新的均衡点为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ⅱ与新的预算约束线cd相切于点e1.从图中可以看出，一般性转移支付通过收入效应使地方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服务数量有所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是有限的。因为这种转移支付是无指向的，它可以用于政府提供的任何一种公共品，而义务教育只是地方政府提供众多公共品中的一种，按照西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般性转移交付还具有减税的作用。
2.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中央和地区性政府为地方政府一次性的提供一笔固定的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并要求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自有财政收入不得减少。它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3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条件不变，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导致预算约束线外移。由于规定补助只能用于义务教育，新的预算约束线azd为折线。且有条件的限制使地方政府选择角点z，在z点地方政府将所有的补助az全部用于义务教育。与等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地方居民的福利水平有所下降。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点e1处在比无差异曲线ⅱ更高的无差异曲线ⅲ上。图中还显示出：只有当地方政府用于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小于补助金额，即小于x2时，且补助金额大于正常情况下地方用于义务教育支出的增长，对补助支出的限制才起作用，否则非配套专项补助与一般性财政补助就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也不能保证补助的数额全部用于义务教育而不用于其它产品。
3.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封顶的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如图4所示：地方政府面临的初始预算约束线为ab，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为e0.中央和地区性的政府为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提供一项不封顶的配套补助，由于配套，它降低了地方政府供应的义务教育服务的边际成本（相当于一种从价补贴），这样预算约束线移动到ac，在新预算约束线上实现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变为e2.在该点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服分数量大幅增加，地方选民消费其它商品y的数量减少。便于比较，作出同等规模的非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总量一般性转移制支付的预算约束线为azf、df，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分别为z和e1.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能够增加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的支出，其增加的数量要比同等规模的总量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大得多。这是因为不封顶配套专项补助会使地方政府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降低了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使得义务教育服务相对于其它产品变得更便宜，产生替代效应；另一方面它也相应地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的购买力得到提高，从而产生收入效应。对于同等规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来说，同等规模意味着它们只有相同的收入效应而无替代效应，自然它们在鼓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上的作用要小一些。不过这些非配套性财政专项补助和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于对消费的选择没有被价格变化所扭曲，因此它们更能提高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效用水平）。
4.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配套补助。与不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相比，封顶的专项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影响的区别在于预算约束线的变化不同。如图5所示，假定地方政府面临初始预算约束线为折线acd，配套补助使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降到点c，在c点之后，义务教育服务的价格又回到没有补助时的价格。这样，预算约束线平行于原先的预算约束线并且外移。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左边，封顶的补助就是配套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组合点在c点的右边，补助就成了一次性的补助；如果效用最大化的组合点正好位于c点，在该点上地方政府利用了封顶专项补助的全部潜力。由此可以看出，在不了解地方政府具体支出的情况下，是无法确切知道封顶的配套补助对地方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究竟发挥的是配套的作用还是一次性专项补助的作用。就一般情况而言，由于地方政府感受到了价格效应，封顶的配套补助在增加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的作用要比纯粹配套专项补助更有效。
至此，通过上面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可以引出有关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如下几个主要结论：第一，在增加地方政府的义务教育财政支出作用上，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要远远大于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其中不封顶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作用最大；而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相比，前者又更有效。第二，由于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不改变地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他们在改善地方选民的福利水平方面要比配套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的作用大，其中总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最好的机制。第三，一般而言，非配套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和封顶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应谨慎使用。除非补助的数额比地方政府本身用于义务教育支出大得多，否则将达不到上级补助的预期政策目标。尤其是非配套性的义务教育专项补助，它不仅在激励地方政府增加义务教育财政支出和提高效用水平方面是次优的，而且也无法保证上级政府为义务教育提供的财政补助不用于其它公共品或对地方政府产生替代作用。当然，非配套性的专项补助用于个人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还是起作用的。
四、不同的义务教育财政政策目标与财政转移支付类型选择
前已述及，在分权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下，义务教育的外部性、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失衡、地方政府在实现义务教育个人公平方面的欠缺以及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在义务教育认识上的偏差，是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提供义务教育财政补助的经济学依据。相应地它也为政府间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确立了政策目标：一是将义务教育外部性内在化；二是实现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和横向平衡，三是满足义务教育个人公平的要求；四是体现上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偏好。由于不同的转移支付形式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财政决策的影响不同，因而它们具有不同的政策效应。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上级政府必须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选择不同的转移支付的形式。
1.义务教育外部影响内在化。将外部影响内部化，就是上级政府通过一项转移支付的形式，激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上花钱，从而达到帕累托效率标准所要求的义务教育支出水平。在众多义务教育转移形式中，无疑不封顶的配套补助是最佳的选择。因为选择其它非配套性补助形式，要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级政府要付出极高的代价。在理论上，若配套的比率等于非居民收益份额，则这项不封顶配套补助将刚好抵消地方间义务教育的外部性影响。
2.义务教育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平衡。根据前面的分析，义务教育财政纵向失衡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收不抵支，需要上级政府为地方政府义务教育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显然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最好的办法是采用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实现义务教育财政横向平衡应选择何种形式取决于政府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若把财政横向平衡定义为财政能力的平衡，只需要选择无条件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形式即可；若上级政府更关心义务教育财政支出结果的横向平衡，从前面的分析可知，选择有条件的专项补助要比一般性转移支付成本低（或更有效）。
3.义务教育个人公平。对处境不利的群体或无财政能力的个人提供额外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享受均等的义务教育机会，这实际上是针对个人或家庭的一项收入再分配的财政政策，很明显应该采用非配套性义务教育专项补助。由于这类补助旨在提高个人的支付能力而非平等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根据前面的分析，一次性的专项补助若委托地方政府实施，很难保证该项补助不用于其它方面。为防止补助受益“渗漏”，上级政府的补助应该采取凭证形式直接拨付给个人而非地方政府。
财政补助政策篇4
保证惠民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行，为切实做好惠民补贴资金的管理工作。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统一管理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上下联动、横向协调”原则，为真正形成“分工科学、责任明确、层层负责、齐抓共管”工作制度。市人民政府成立市惠民补贴资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其组成人员如下：
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主要负责各项惠民补贴的具体协调和组织落实，办公室主任由市财政局副局长刘刚同志兼任，成员从各有关单位抽调组成。
二、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负责政策宣传、资金管理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解决资金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市惠民补贴资金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代表市人民政府履行全市惠民补贴资金管理的协调机构。组织开展政策落实情况的综合检查等。
市级主管部门职责
明确补助标准，市委政策研究室（市农委办）农村民居地震安全工程建设补助资金对象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制定兑现办法，及时统计审核相关信息；组织开展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五保户补助资金、抚恤（优抚）资金、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资金、灾民救灾补助资金、城乡医疗大病救助资金等涉及民政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民政优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市民政局是民政方面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
具体负责惠民补贴资金专户管理、指标下达、资金拨付和财务核算工作；指导和监督惠民补贴资金打卡发放，市财政局是惠民补贴资金管理和发放的责任主体。及时向市主管部门反馈资金打卡情况；负责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信息化管理；组织开展惠民补贴资金监督检查工作。
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失地农民保障补贴资金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花名册。市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是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
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资金、粮食直接补贴资金、小麦良种推广补贴资金、油菜良种补贴资金、能繁母猪补贴资金、购机补贴等涉及农业、畜牧、农机具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农业、畜牧、农机具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市农业局是农业、畜牧、农机具方面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
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等涉及林业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林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花名册。市林业局是林业方面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
及时统计审核相关信息，市商务局是家电下乡惠民补贴资金补贴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并指导和监督惠民补贴资金打卡发放，向市主管部门反馈资金打卡情况；组织开展惠民补贴资金监督检查工作。
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等卫生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卫生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花名册。市卫生局是卫生方面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
及时统计审核相关信息；组织开展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是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家庭奖励及计划生育少生快富中央资金补贴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
具体负责督促乡镇信用中心社（网点）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各项补助资金打入个人账户；负责乡镇信用中心社（网点）惠民补贴资金打卡技术指导工作。市信用联社是惠民补贴资金打卡到户的责任主体。
乡镇人民政府职责
确保资料真实、完整;安排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各项惠民政策的解答；组织实施乡镇惠民补贴资金年度考评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各项惠民政策的宣传和各类补助对象的审核、公示,对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组织开展惠民政策知识和业务培训;指导村（社区）按规定程序开展补助对象评定工作,及时纠正惠民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协调做好各项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档案管理工作。
基层站所职责
及时做好惠民补贴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并对统计信息和补贴信息进行录入。乡镇民政办负责农村五保户补助资金、抚恤（优抚）资金、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资金、灾民救灾补助资金、城乡医疗大病救助资金等民政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核实、统计、公示以及资金发放花名册的编制上报。
及时上报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畜牧兽医站负责能繁母猪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统计及补助对象花名册的上报；及时做好惠民补贴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并对统计信息和补贴信息进行录入。乡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水稻良种补贴资金、农资综合直接补贴资金、粮食直接补贴资金、水稻良种推广补贴资金、橡胶良种补贴资金等涉及农业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核实、统计、公示。
经公示无异议后，乡镇林业站负责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等涉及林业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统计、核实。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及时做好惠民补贴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并对统计信息和补贴信息进行录入。
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协助民政办对农村大病救助调查、审核与上报；及时做好惠民补贴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并对统计信息和补贴信息进行录入。乡镇新农合办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补助对象的调查、统计、核实、公示。
负责督促乡镇信用中心社（网点）规定的时间内将惠民补贴资金打卡到户；负责惠民补贴资金的账务处理和报表报送。乡镇财政所负责对本乡镇各单位提供的惠民补贴资金补助对象、项目、标准等单项清册的审核；负责将惠民补贴资金打卡汇总清册公示到村（社区）组、户；负责及时办理惠民补贴资金转账手续。
5日内（救灾资金2日内）将当期补贴资金打入个人帐户；负责在惠民补贴资金发放花名册上加盖“转帐付讫”印戳，乡镇信用社负责根据财政所提供的户花名册。交财政所存档；负责补助对象增户存折和遗失存折的补办工作；完善惠民补贴资金提兑手续，确保“一卡通”存折通存通兑。
财政补助政策篇5
从1994年起，河北省按照中央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从本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财政收支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实现了财政事业的历史性飞跃，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全省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财政体制的频繁变动，省以下政府间事权的交叉以及政府间不合作的博弈行为（比如上级“点菜”下级“买单”、下级侵蚀上级税基等）急需我们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加以规范，今后我们应按照“不越位、不缺位”的原则来重新界定财政的职责范围，对省以下财政体制进行重点突破和创新，以“以人为本，四两拨千斤，建立理财新机制”为根本理财思想，以“抓两头，带中间，分类指导”为基本财政政策，以“还财政于政府，赋权力于制度，建立公共财政新秩序”为措施保证，逐步从实践和理论上探索一条具有河北特色的理财新路子。
一、第一步变革：建立有河北特色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一）因地制宜地实施省管县财政管理模式。
在当前省以下存在四级政府的状况、还不能完整地按税种划分收入，而只能走加大共享收入道路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为使基层政权的事权、财权在合理化、法制化框架下协调，职责与财力对称，进一步化解县乡财政困难，借鉴浙江等地先进经验，有必要考虑近期实行省财政直接对县财政即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河北省地域面积居中，市、县（市）数量148个，人口稠密，交通通讯快速发展，客观上有条件实行省管县。同时，县制是我国的行政主体，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基本单元，是最具活力的，县域经济发展了，意味着基本解决了人口众多的农民问题。
（二）集中市、县（市）财力增量的20％，确保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
实行省管县后，为保证县市财力的综合平衡和兼顾省一级财政的调控能力，从当年起，省财政对市、县（市）财力的增量集中“两个20％”，即地方财政收入增收额的20％和税收返还增额的20％，同时对少数贫困县和坝上县适当照顾。
（三）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
从实行省管县的当年起，对全省148个币（地）、县（市）实施“抓两头，带中间，分类指导”的财政政策。具体是：
1、“亿元县上台阶”奖励政策。“亿元县上台阶”政策是鼓励财政收入大县（市）抓收入、上台阶的奖励政策，基本思路是：发达县给小钱，换大钱。从当年起，对地方财政收入首次上亿元的县（市）一次性奖励30万元，以后每年以3000万元为一个台阶，每上一个台阶一次性奖励20万元。
2、“两保两挂”补助和奖励政策。“两保两挂”政策是激励与约束相结合、鼓励贫困县以及经济欠发达市、县（市）增收节支保平衡的财政政策，目的是解决“吃饭”问题。从当年起，省对70个县（市）实行“两保两挂”财政政策，规定这些县（市）在确保当年财政收支平衡和完成消化历年累计赤字任务的前提下（两保），省财政的体制补助和奖励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相挂钩（两挂）。具体办法是：以这些县（市）当年补助和地方财政收入实绩为基数，从下一年起，地方财政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省补助增长0．5个百分点；地方收入每增收100万元，省财政一次性奖励5万元。此政策第一轮执行期3年。3年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大稳定，小调整，既不鞭打快牛，也不鼓励落后”的原则，对“两保两挂”政策作适当调整，同时延长实施期限，一定5年不变。
在推行“两保两挂”补助和奖励政策的同时，从当年起，省财政对“两保两挂”市、县（市）实施财源建设技改贴息补助政策，以扶持这些市、县（市）大力发展经济，开辟、涵养财源。
3．“两保两联”补助和奖励政策。为了鼓励经济发达以及较发达市、县（市）努力做好增收节支保平衡工作，从当年起，省对实行“两保两挂”政策以外的市、县（市）实行“两保两联”政策，这是一种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政策。这些市、县（市）在确保实现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确保完成消化历年累计赤字任务的前提下，省财政的技改补助和奖励与地方财政体制收入比上年增收上缴额相联系（环比）。技改补助和奖励的联系比例是：地级市及部分县（市）当年地方财政收入2亿元以上的县（市）为11％和4％，即市、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增收上缴（环比）100万元，省财政给予技改补助11万元和奖励4万元；其他县（市）为10％和5％，即市、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增收上缴（环比）100万元，省财政给予技改补助10万元和奖励5万元。3年后，省财政适当加大“两保两联”政策的挂钩力度，增加5个百分点作为技改补助，以加大各级政府技改资金的投入。
4．“三保三联（挂）”补助政策。为支持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强中心城市集散功能。从省管县的当年起，省对11个地级以上市实施“三保三联（挂）”财政政策。即对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等六市实行“三保三联”政策，即在“两保两联”基础上，增加“一保一联”：一保所辖县（市）当年财政收支平衡，一联城市建设补助（含市管县经费），联系比例为全市范围内增收上缴省20％部分（环比）的25％（即5个百分点）。对张家口、承德、秦皇岛、衡水、邢台等五个市实行“三保三挂”政策，即在“两保两挂”的基础上，增加“一保一挂”：一保所辖县（市）当年财政收支平衡，一挂城市建设补助（含市管县经费），挂钩比例为当年全市范围内增收上缴省20％部分（环比）的25％（即5个百分点）。
（四）加大实施财政贴息政策的力度。
从1999年起，河北省财政开始在全省实施以财政贴息为主的财政政策，实行省管县以后，力度进一步加大，范围进一步扩大，并不分所有制形式，只要条件符合，都可享受财政贴息。贴息范围包括支持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加快污染治理、节能培育、提高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第三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力争全省财政每年投入财政技改贴息（补助）资金不少于20亿元，以此拉动全省企业技改投资总额，并使杠杆作用比达到1：25。
二、第二步变革：财政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在逐步建立起一套有自己特色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同时，必须进行以“还财政于政府，赋权力于制度”为中心的财政系统自身的改革，规范财政行为，保证各项财政政策措施实施到位。
（一）赋权力于制度，严格规范理财行为。
加强规范、公开、透明的法制化制度建设，主动地放弃权力，使财政工作脱离复杂的行政关系，赋予制度化的管理手段应是河北省实行省管县财政改革的一大特色。
1．补助制度化，减少行政成本。从实行省管县的当年起，省财政对市县转移支付的工资、专项补助等财政性补助进行归并，统一调整为“两保两挂”市县的补助基数或“两保两联”市县的定额补助，进一步规范财政行为，减少财政资金分配中的人为因素，有效地防止权力腐败的发生。同时，免除省财政部门每年需核定市县补助额度的工作，各地只要根据补助政策，年初就能测算出补助额，既减少了各级财政的工作量和行政成本，又避免了以往的随意性、主观性，有利于规范化的管理和财政机关自身的廉政建设。
2．继续实施部门预算等各项改革。要继续实施部门预算编制改革，扩大编制范围，细化编制内容。要继续实施会计集中核算制度改革，在全省有条件的市、县（市）继续组建会计核算中心，将全部行政事业单位纳入会计核算中心，逐步将省级机关财务收支进行会计集中核算。逐步扩大政府采购的网络和规模，提高政府采购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全省11个地级市以上和省本级都必须实施政府采购制度。要继续实施会计委派制度改革，实施在国有企业试行财务总监委派制。国有事业单位试行会计机构负责人委派制、行政单位实行“会计核算中心”制三种模式。此外，在规范财政工作，规避财政风险，规范省级机关行政经费和机关干部福利待遇等方面，都要继续进行系统的改革。
（二）还财政于政府，提高领导干部理财意识和水平。
财政部门是政府的经济综合职能部门，是政府的“管家”，但财政的最终决策者是各级党政领导，其决策是否正确，对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河北省财政厅应注意把握这一特点，积极创造条件让各级党政领导有机会参与财税业务研讨，参加财税理论培训，走上财税讲台，从而提高各级领导的理财意识和理财水平。
三、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应达到的成效、要点与思考
（一）应达到的成效。
1．财政收入快速、稳定增长，财政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必然促进财政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实行改革后，全省财政总收入和地方收入在全国的位次均应由目前的第8位上升到3年后的第7位和5年后的第6位。全省财政支出应由目前的第10位上升到3年后的第9位和5年后的第8位。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要呈稳步提高态势，从目前的8％上升到3年后的9％和5年后的10％。
2．壮大了市、县（市）财力，提高了“消赤保平促发展”的能力。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后，全省财政收支保持平衡；全省地方财政收入上亿元的县力争达到82个，占全部县（市）的比例力争达到60％；同时消化掉历年累计的财政赤字。
3．发挥了财政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社会公平和稳定的调控职能。重点保障了国家政权建设、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以及农业等重点领域和重点项目支出的需要。确保了全省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公职人员和中小学教师工资的及时足额发放，做到能依靠自身财力不欠发工资的省份。
（二）要点与思考。
1．财政改革也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理财思想，就是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因素，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个人、单位、团体的利益，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财政是集中调节人和单位各种利益的工作，因此，财政政策的实质是为了处理多角经济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制度约定。河北省财政改革应抓住这一本质特征，在充分承认并尊重人的利益的基础上，协调各方利益，并求得个人、地区和社会利益的统一和最大化。如“两保两挂”等分税制财政政策，针对的就是多年来存在的上下级政府之间的逆向思维而进行的改革，这种逆向思维的结果是“越补越穷，越穷越补”的恶性循环。“两保两挂”等财政政策，正是紧紧抓住了人性中的“趋利避害”心理，通过“保”与“挂”相结合的激励和制约机制，形成上下共同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努力的同向思维，其结果必然是各级财政?上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
财政补助政策篇6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快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完善救灾保障机制，提高灾区重建能力，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开展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参保农户灾后重建家园、恢复基本生活的能力为目标，按照“农户自愿参保、政府补助推动、保险公司市场运作”的原则，在全省全面开展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障。
二、实施办法
（一）保险主体和对象。保险主体为全省范围内具有*农业户籍的所有农户。保险对象为农村居民自有的生活住所。一户多宅者，政府只补助一宅参保。
（二）风险区域划分。按照风险系数将全省划分为两大风险区域：一类风险区域为温州、台州、舟山、丽水等4个市；二类风险区域为杭州、宁波、绍兴、湖州、嘉兴、衢州、金华等7个市。
（三）保险责任。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只保住房倒塌，不保住房受损。房屋倒塌的界定标准和裁定办法由省民政厅另行制定。因遭受自然灾害（地震灾害除外）和意外事故造成农民保险房屋倒塌，保险公司按约定标准赔偿。责任范围由保险条款界定。
（四）保费标准。一类风险区域每户农户每年保费15元，其中农户交费5元，省财政补助4元，市、县财政补助6元；二类风险区域每户农户每年保费10元，其中农户交费3元，省财政补助3元，市、县财政补助4元。
（五）赔付标准。根据我省农户住房现状，按照低保障、低保费、广覆盖的思路，我省每户农户住房保险金额为1.8万元（即每户最高赔付1.8万元），其中每间为3600元（即每间最高赔付3600元）。
（六）运作方式。我省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由人财保*分公司承担经营业务，实行“单独建账、独立核算、以丰补歉、自负盈亏”，经营费用按20%确定，每年年终向省政府报告保费收支执行情况。
（七）时间安排。2007—2009年为3年试行期，不断总结，逐步完善。
三、政策措施
（一）财政补助与农户自愿参保相结合。各级财政补助以农户自愿交费参保为基础，农户不参保，政府不补助。农村低保户和没有实行集中供养的“五保”人员，其自交保费部分由财政给予全额补助。
（二）省级财政补助与农户参保比例相结合。以县（市、区）为单位，农户参保面达到50%以上，县（市、区）财政补助落实到位，省级财政按农户实际参保数量给予同比例补助。参保面未达到50%的，省级财政不补助。欠发达地区及海岛县本级财政需承担的部分，由省财政补助一半。宁波市需省财政补助的部分，由宁波市财政自行解决。
（三）中央及其他救灾资金补助与农户参保相结合。中央财政及其他用于恢复重建的救灾资金，优先、从优支持参加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的农户，调动农民参保积极性，促进农村保险事业发展。
四、组织领导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市、县（市、区）政府都要成立分管领导任组长的领导小组，加强对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各级民政部门要成立倒房纠纷裁定机构，严格按照界定标准和裁定办法，及时有效地裁定纠纷。人财保*分公司要建立健全承保理赔业务服务网络，并延伸到乡（镇）和村，方便群众参保和理赔。
财政补助政策篇7
近年来，渔业的补贴问题始终困扰着各级政府，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文中，我们将在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必要性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海洋经济的发展，以浙江舟山为例，探讨中国现行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及补贴政策的完善方向。在深入分析中国渔业补贴政策之前，首先对当前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和基本框架有一定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与基本框架
1.中国渔业补贴的现状。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增加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和促进渔业的健康、持续发展。21世纪以来，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进行补充修正，并已出台《渔业发展计划》、《优势出口水产品养殖区域发展规划》和《中国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等法案，旨在进一步推动中国渔业经济又好又快向前迈进。与此同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渔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不断加大，1999年中央政府对渔业的财政投入为2．06亿元，2000年为3．16亿元，2001年为4．44亿元，2002年增加到10．67亿元，2003年超过12亿元，2004年达到12．6亿元，2005年为10．8亿元。2002—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用于支持渔业的财政资金达273．15亿元，其中2008年131．8亿元，比2002年增加121．13亿元。2010年仅农业部渔业局归口管理的基建投资和财政资金就达15.52亿元，比上年增长26.7%，重点加强了水产良种繁育、病害防治、水产品质量管理、渔业资源养护、水产科研、渔港和渔业安全、渔业执法装备体系建设和渔业柴油补贴等行业发展瓶颈领域的支持力度，为行业后续发展奠定基础。
2.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中央一级以行业管理部门农业部（渔业局）为主，其他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部委从各自的管辖领域出发作为补充，形成中央一级多层次、多领域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与中央一级相同，地方各级也形成了以农业（海洋渔业）厅局为主，其他部门配合的渔业补贴主体体系。除了以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行政部门外，中国渔业补贴的主体还包括诸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渔业协会等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共服务机构。
中国渔业补贴内容多、覆盖面广，根据调查，中国浙江、福建等省份渔业补贴内容大约有十八种：①（1）渔船燃油免税或差价补贴；（2）政府转移支付税收；（3）减收捕捞渔民各类渔业费；（4）渔业企业技改，新产品开发贷款贴息；（5）渔船或捕捞许可证的赎回补贴；（6）捕捞渔民转产专业补贴；（7）渔民的教育培训和渔业科技推广投资；（8）远洋渔业开发新渔场补贴；（9）渔业管理补贴；（10）用于养殖业的科研或品种改良的资金补贴；（11）检疫，防疫及质量控制补贴；（12）开拓国际市场或“走出去办企业”的前期补贴；（13）发展水产养殖业的补贴；（14）渔港建设补贴；（15）海洋渔业开发和科研补贴；（16）养殖贷款补贴；（17）水产品龙头企业贷款贴息；（18）远洋自捕鱼进口免税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如渔船折旧补贴，但总的来说，这十八种补贴已基本包含中国现存渔业补贴的主要内容。
二、公共财政补贴的理论阐述
1.公共财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已经积累起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日益扩大，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政府行为具有突出作用。财政支出作为政府行为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财政职能的基本内涵，全面直接地反映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政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从1990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基本形成了两大结论：一是政府支出活动的替代效应，即财政支出的挤出效应；二是财政支出的互补效应，即强调财政支出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通过增加社会性支出来扩大国内需求，其中社会性支出主要是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只有解决好居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让其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更加有效地增加消费需求。所以，公共财政对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公共财政与海洋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海洋经济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快速发展，增长速度快于全国国民经济增长。同期，世界海洋经济发展步入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众多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港口物流业、滨海旅游业等。不难发现，要推动海洋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是对海洋性产业发展的政策倾斜支持，都需要政府公共财政发挥其作用。
3.海洋渔业补贴的理论阐述。当前，对“渔业补贴”下一个各方均能接受的定义是很难的。事实上，基于不同自身利益的考虑，包括世界粮农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行等在内的机构纷纷对渔业补贴的定义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在有关渔业补贴的研究中“，补贴”（subsidies）、“财政支持”（financialsup-port）、“经济援助”（economicassistance／aid）和“政府财政转移”（governmentfinancialtransfers）是四个最为常用的术语，均指政府向渔业行业提供支付。因此，在本文中笔者把渔业补贴定义为政府为维护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持渔业的生产、加工、科研以及保障渔民的切身利益而给予企业或个人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支持。过渡的捕捞所导致的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以及无序竞争引起的渔业生产效益的下滑，使各国政府认识到渔业补贴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发展海洋经济，做好对渔业的公共财政支持不容忽视。
三、当前中国渔业补贴政策的局限性———以舟山市为例
为推动渔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中国渔业补贴的基本框架，作为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浙江省舟山市已推出了一系列渔业补贴政策。当前舟山市主要的渔业补贴政策包括渔船柴油涨价补贴、减船补助、渔民转产转业项目补贴、渔民失海补贴等。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实施，对稳定渔业生产，保障海产品正常供给，解决渔民生产生活出路问题，推广渔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展远洋渔业等方面都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渔业补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补贴覆盖面不广，政策落实与预期有差距。舟山市渔业补贴政策的预期目的是为了促进渔业这个弱势行业的发展，特别是维护舟山广大渔民的利益，从而保障舟山海洋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然而，政策出台后，却有很大一批渔民没有享受到福利。一方面是由于补贴政策覆盖面不够广泛，忽略了部分渔民的需求。比如柴油补贴《补助办法》第4条指出：本办法所称的补助对象，即渔业生产者，包括依法从事国内海洋捕捞、远洋渔业、内陆捕捞及水产养殖并使用机动渔船的渔民和渔业企业。该政策要求只有渔用柴油购买（消费）者才能享受补贴，大大缩小了政策辐射的范围，使得大量基层未拥有股份的渔民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够，广大渔民对补贴政策了解不多。基层渔民大多不会主动去了解政策变动趋势，大多数渔民都是从亲戚朋友中听说补贴政策，但对具体的补助办法并没有足够的了解。
2.补贴结构不合理，弱势群体利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渔业补贴政策是为了提供发展海洋经济的长足动力，而发展海洋经济的一大目的是提高舟山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然而补贴政策不尽合理的结构使得大量弱势渔民利益没有得到有效保障，反而是一些渔业中的“富人”拿到了大部分的补助。如，“油补政策”主要补助的是承担油钱不断上涨压力的船老大，使得这些“富人”享受到大部分国家补助，这与该政策“惠及最广大渔民的切身利益”的初衷有所偏差。渔业补助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的确维护了一些从事渔业工作的群体，但是仍没有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补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不容忽视。
3.部分补贴政策与环保要求相悖。补贴政策有助于推动海洋渔业的发展，不过这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环境问题。舟山目前在海洋捕捞上实行了以渔船主机功率为基础，不同作业相对油耗作为标准的系数的设定依据，表面看上去公平合理，其实存在“功率大、用油多、多补贴”的政策弊病。导致对破坏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作业渔船多补贴，而资源杀伤力较小的作业渔船反而少补，渔业补贴政策作为一项公共财政政策，目的之一是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海洋环境友好型舟山，可见部分补贴政策与此初衷相悖。
4.补贴管理不完善，存在骗取补贴金现象。作为公共财政政策，政府推出渔业贴补目的在于一定程度上提高渔民收入，增加当地消费需求，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确对一些渔民来说，补贴金已经成为一项不小的收入，比如一艘200马力的小型船舶一年就可得到20万元的柴油补助，而像一些马力更大的船舶一般可获得50万元~60万元的补助。然而恰是这不薄的利益诱惑导致违规套取国家补贴现象时有发生，如，一年不出海的渔船蒙混支取补贴，空证、无船的渔民套取补贴等等。舟山渔业补贴政策实施的时间不长，相应的补贴管理能力尚未达到政策的要求，这也是舟山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四、渔业补贴政策完善的建议
1.扩大补助范围，加大宣传力度。当前中国的渔业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渔民的利益，然而这种保障并没有普遍惠及渔民，因此扩大渔业补助的范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渔业补贴的对象不应只包括股东渔民，而是要兼顾雇工渔民的利益，让更多的补助金流向这些弱势的雇工群体。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使得更多符合要求的渔民拿到补助金，政府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派出专门人员向渔民深入介绍补贴制度，并建立灵活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将渔民对补贴政策的建议反映给相关部门，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只有扩大补助范围，才能提高渔民的整体消费水平，改善渔民生活并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
2.完善补助结构，实现利益的最优分配。在渔业发展过程中，海洋捕捞股份合作制的资金股逐步被少数人掌握，原来的全体船员股份合作制已变成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这样的制度拉大了船员之间的差距。而如今的补助结构恰恰与这样的制度挂钩，补助金大部分流向了少数船员股份合作制中的富有成员，忽略了大量没有股份的弱势成员。因此要形成合理的补助结构，政府应该转变挂钩模式，或者为弱势渔民提供更多更全面的补助，使得资源合理流向需要人群，缩小渔民之间的差距，以符合公共财政政策的要求，推动当地海洋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
财政补助政策篇8
关键词公立医院改革；财税政策；财政补助；税负；预算；述评
我国对公立医院实行“核定收支、定项补助”的财政预算管理办法，并以税收优惠对其进行间接支持。自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订，《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2014〕45号）、《国务院关于实施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国发〔2015〕3号）、《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等政策依次出台，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取向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步伐正在加快前行。但财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公立医院落实仍然不到位，财政资金分配缺乏统筹性、使用效率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厅字〔2016〕36号）提出：“履行政府办医职责，全面落实公立医院政府投入政策。转变政府职能，主管部门从直接管理公立医院转变为行业管理，落实公立医院运营管理自，实行全面预算管理，开展成本核算，全面分析收支情况、预算执行、成本效率和偿债能力。建立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医院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与财政补助挂钩。”本研究拟梳理公立医院财税政策研究文献，旨在为完善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1公立医院相关财税政策的研究进展
1.1国外研究进展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亚历山大•S•普力克、阿普里尔•哈丁[1]总结了各国预算制公立医院面临的预算约束软化、缺乏成本意识、资源配置和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忽视服务质量和效果、病人不满、资源闲置浪费、欺诈等类似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由缺乏改善医院绩效的制度引发的，建议关注医院组织变革和制度创新（医院治理与投融资制度创新等），对公立医院进行自主化（绩效预算和内部市场）或法人化改革，将公立医院所有权保留在公共部门，不同程度下放公立医院运营管理自，使其有部分或更大剩余索取权。亚当•瓦格斯塔夫[2]总结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公立医院财税体制改革的经验，指出各国因医疗卫生系统和财税管理体制的不同，公立医院财政补偿总额、拨付标准和财务监管机制存在差异，在政府直接以财政预算形式补偿公立医院为主的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既有以中央财政为主，也有以地方财政为主，或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共同承担，或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调整地区间公平，各国公立医院财政拨款方式的变革主要倾向于总额预算制；政府主导型国家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入市场手段，促进竞争。爱尔兰•梅根[3]总结了部分国家公立医院按绩效拨款的经验，指出按绩效拨款是公立医院引进的合同购买形式，考虑作为筹资者和监管者的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公立医院，以及作为服务接受者的病人等合同参与方的激励相容问题，以提高公立医院效率、透明度和问责为目标，在绩效合同中详细规定所需服务内容、数量、质量及其考评方法，按公立医院产出和结果结算财政补助。马肯巴赫与麦琪[4]研究了欧洲国家政府卫生预算管理制度，指出英国、意大利、挪威、波兰、瑞典等国家直接向各地区或公立医院提供财政拨款；西班牙、法国等国家制定了政府卫生预算目标，将其细化到具体项目，根据绩效目标制定医院预算；大部分国家议会和中央/联邦政府参与了政府卫生预算、税收政策制定，由政府决定卫生资源在不同地区的分配；为控制税收、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部分国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预算管理和医疗费用控制措施。
1.2国内研究进展
1.2.1对财政分权与公立医院财政投入的研究。陈宁姗[5]系统地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制度的改革历程，分析了财税制度改革对政府卫生筹资的影响（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力度下降，卫生筹资中政府投入占比重下降明显，政府卫生投入地区差异较大），建议卫生、财政等相关部门加强测算，制定量化投入标准，使公立医院投入制度化，形成政府投入科学增长机制，提高对中部和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卫生投入责任，充分考虑基层政府财政能力不足的现实，适当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的额度。杨顺心[6]等采取描述性分析与相关分析法，对财政补助和公立医院经济运行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在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地区，财政补助和公立医院财务平衡有一定关联性，财政补助与人均住院费用、药品费用呈负相关关系，随着财政补助比例的加大，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用减少、药占比下降，建议对公立医院提供适当财政补助，改善公立医院经济运行状况，建立起和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公共财政支出总比例、各级政府财力状况等因素挂钩的财政补助稳定长效机制。1.2.2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助与预算绩效管理的研究。李玲[7]等就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内涵及其保障措施进行了探讨，指出政府利用公共税收资金出资举办的公立医院必须体现出资人意志、承担政策性职能；政府从明确公立医院定位和管理目标、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和适宜的财务制度、建立考核问责机制方面提供保障，除弥补公立医院成本，使公立医院基础建设布局、资源规划和服务提供不受资本利益和创收压力的影响，引导其进行基于绩效的竞争。雷海潮[8]分析了财政补助在公立医院收入中占比越来越低、政府承担公立医院筹资责任持续下降，监管责任弱化，鼓励科室创收等对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影响，为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建议控制公立医院总规模和配置水平；确保公共财政对公立医院发展建设经费的投入；各级政府承担起公立医院举办者职责，全面加强公立医院预算管理，引入绩效管理方法，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加强绩效透明化管理，推行财务信息公开制度，建立良好的激励约束机制，给公立医院外增推力与压力。田新雨[9]等分析了公立医院财政项目预算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项目预算管理制度不健全，预算编制存在盲目性，缺乏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与效益分析，项目投入使用后缺乏绩效考核与跟踪分析等问题，建议从健全医院预算管理控制制度，建立医院滚动项目库，加强绩效考核管理等方面来加强医院财政项目预算管理。潘杰[10]对利用竞争作为政策工具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进行了探讨，指出各级财政对公立医院的增量投入不可持续，只有提高公立医院运营效率，才能让投入取得预期效果，理顺政府行业监管职能和出资人身份、下放经营管理权，加强管制和建立信息平台这三方面并重是以竞争作为政策工具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1.2.3对公立医院税收政策的研究。刘晶晶[11]分析了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策及税收制度面临存在较多的不协调和模糊领域、政策规定和实际执行断层、医疗机构性质认定不够规范等问题，建议按医疗服务项目属性课税，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具有公益性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税收豁免，对医院提供的非基本医疗服务或特殊医疗服务收益按一般税收规则征税。郭云波[12]分析了新医改下公立医院存在的税收方案、法律条文没有明确医院所得收入适用的政策，与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脱节，仅将公立医院以政府指导价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纳入税法规范范围，而未明确公立医院取得的房屋租赁收入、财产转让收入，以及特需医疗服务收入项目如何处理；税收监管方面有漏洞，医院财务人员对税法不熟悉，纳税意识不强，建议合理界定政府和公立医院的责权关系，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提高财务人员素质，规范财务核算管理，依法纳税。陈丽云[13]对营改增背景下的公立医院税负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营改增是当前实施的结构性减税、实现产业间完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该政策的全面推开，围绕公立医院税负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实施营改增后，公立医院在流转税方面的税负水平基本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且作为一般纳税人的公立医院可以实现进项税额抵扣，符合国家结构性减税政策导向，应交增值税附加税的变化主要由医院应交流转税额决定，公立医院部分应税行为会因进项税额抵扣金额不足以弥补税率上升带来的税负增长而导致实际税负上升，建议医院加强税法政策宣传、进行发票使用管理业务知识培训学习、明确签订合同主体纳税人资格，强化与主管税务机关的沟通，做好增值税涉税经济业务会计核算的新旧衔接。
2对国内外公立医院财税政策研究现状的评价
从总体上来看，国内和国外学者对公立医院相关财税政策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国外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政府卫生预算、按绩效拨款，所用方法多为实证研究；而国内学者主要结合新医改，围绕财政分权下的政府卫生投入，公立医院财政补偿范围、水平、方式、标准，以及公立医院税收制度开展研究，并呼吁进行财政预算项目绩效评价。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研究现状，明确尚需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公立医院税体制改革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公立医院都非常关注。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尚未对公立医院财税政策进行系统研究。现有文献对公立财税政策的研究比较滞后、零散，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局限于强调增加财政卫生投入、建立财政补助与预算执行结果的关联等，尚未系统分析财税体制改革对公立医院的影响，未清晰揭示财税体制改革与医改、公立医院全面预算管理、经费支出行为之间的关联，未深入了解公立医院对财税体制改革的认识、评价和应对措施，既难以为政府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又不能为公立医院微观实务操作提供指导。
3公立医院改革亟须开展相关财税政策研究
财政补助政策篇9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财政补助政策篇10
公开目录
1、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各部门依据政策法规执行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包含项目名称、收费政策法规依据、收费标准、公开形式、公开方式、公开期限等。2、行政罚款目录。各部门依据政策法规执行的行政罚款事项，包含项目名称、处罚政策法规依据、处罚标准、自由裁量情形、裁量标准、公开形式、公开方式、公开期限等。3、财政奖励补助目录。各部门使用财政资金进行的奖励补助事项，包括项目名称、奖补政策法规依据、奖补标准、公开形式、公开时限等。
公开程序和结果
各部门开展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罚款和财政奖补工作的程序和结果。
公开时间和形式
1、公开时间分为长期公开、即时或阶段性公开。长期公开。一是行政执收执罚项目名称、法规依据、收罚标准、收罚范围、自由裁量情形、裁量标准以及收罚程序等；二是财政奖励补助项目名称、政策法规依据、奖补标准、奖补程序等；三是新增信息或内容有调整，应在第一时间予以增加或更新。即时或阶段性公开。各种行政执收执罚、财政奖补结果一般按公开形式实行即时公开，涉及个人隐私的行政执罚结果可按性质实行阶段性汇总公开。2、公开形式。各单位要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可在“中国•秀洲”门户网站、秀洲区政府信息公开网、部门网站公开，或利用部门公示栏、电子显示屏、印制便民手册等形式进行公开。
工作流程
指定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并编制《行政事业性收费事项公开目录》、《行政罚款事项公开目录》、《财政奖励补助事项公开目录》——提交单位班子会议讨论审核——报区联审小组审核（由区纠风办统一组织）——修改完善目录――报区政府法制办、区纠风办备案——各单位根据上述要求予以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