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1
关键词:信贷政策;影响;思考
中图分类号:F83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10-0071-03
在2008年12月20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制定了2009年GDp增长8%的目标。由此,全国上下“保八”战役开始打响。
在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冲击中国金融稳定、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下,要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保八”目标,可谓十分不容易。由于原来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实施条件已不复存在,政府从“保增长、扩内需”出发,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适时出台了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方面,包括4万亿投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灾后重建等领域的政府投资等;就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出台了降低存款准备金、存贷款利率等措施,以期通过创造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为私人部门、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从实施结果来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银行信贷在上半年屡创新高,舆论形容为“天量”信贷。与之相伴随的,是各项经济指标开始好转,以及股市、楼市的火热。在经济处于复苏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当前的信贷政策及今后的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天量”信贷带来的影响
据央行的数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银行业信贷发放总额即达到7.4万亿,如果再加上7月的3559亿元和8月的3000亿左右的投放额度,今年前8个月的信贷投放达到8万亿。与此相伴随的是,我国各项经济主要指标自6月起,均已出现明显企稳回升势头。可以肯定,由于银行信贷为实体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使市场中资金流动性大大增强,为我国经济避免遭受更大冲击立下汗马功劳。
我们在关注“天量”信贷规模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信贷的结构、质量。就信贷结构而言,信贷资金至少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到了以下3个领域:其中为配合国家4万亿元投资计划,绝大部分资金通过银行贷款进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等实体经济领域中;一小部分资金通过票据贴现方式被企业借出后,又再度被企业存入银行;此外,不排除还有一部分资金进入到了资本市场。就信贷质量而言,大量信贷涌入某些行业是否导致重复建设的问题,而且,绝大多数信贷投放项目属于银政联姻,其中一些项目缺乏充分的风险评估。在地市财政负债比率上升的同时,如果项目本身缺乏商业的可持续性,加之再把官员任期因素考虑进来,未来银行出现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不可忽视。
所以,在看到银行信贷对经济复苏支撑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经济中的隐忧。
(一)部分信贷资金可能流入股市、楼市,被用于投机,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从而形成了新的泡沫风险
这里关注的问题是巨额信贷资金是否进入了实体经济,是否能对“保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今年以来,先是银行天量信贷,接着是股市、楼市连创新高。到底有多少信贷资金流入了股市、楼市,虽然目前没有十分具体的数据,但市场对流动性充裕助推资产价格新的上涨这一观点并没有分歧。如果信贷资金只是在“体内循环”,信贷政策的效果就完全得不到发挥,只会积累新的更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影响股市、楼市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是市场对担心巨额贷款质量有效性的一些担扰。
(二)经济面临“通胀”压力的预期加大
历史经验表明,过多的货币供应和通胀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通胀有一个滞后期。虽然目前国家统计局监测的Cpi还处于负值状态,但下降幅度已收窄。未来一旦Cpi转正,经济面临的“通胀”预期将会有所抬头,这对受金融危机冲击还在复苏中的中国经济又是一重考验。
(三)银行业经营风险增大
这里关注的问题是贷款的高增长是否会给银行经营带来风险?“天量”信贷带给银行的后遗症是“银行缺钱”。在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等硬监管指标的约束条件下,信贷资产的增长使银行面临潜在的信用风险增大,资本充足率会降低,拨备覆盖率会提高,从而给银行业带来极大的经营压力。如果未来经济复苏仍然缺乏内在动力,银行在该期间形成的信贷资产将面临着较大的信用风险,而这对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将构成极大的威胁。
(四)经济复苏基础仍然面临较大压力
从更深层次角度考虑,在目前外需持续萎缩、产能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问题日趋明显,单靠信贷推动投资,进而拉动经济的模式是否能长期持续下去?通过加大信贷投放力度来支持经济的复苏,在一定时期可以起到较好的效果。也就是说,信贷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是属于一定时期与一定范围的。目前,未来经济复苏基础还不稳固。一旦信贷对经济的支持作用开始减弱,在未来出口仍未好转、内需还未很好启动的情况下,经济复苏将会失去重要的支撑力。而这样的局面又会反过来遭遇实体经济对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性影响。这是对信贷支持经济发展不可过于依赖的分析。
二、今后信贷政策操作的思路探讨
总体上看,货币信贷的强劲扩张是上半年“保八”成功的关键所在。不过,随着外部经济环境的企稳,一些问题可能也会随时间的推移逐步体现出来,需要及时的调整。如此巨额的信贷肯定不能持续,未来信贷政策必然会进行调整。在经济复苏还不稳固的情况下,对于未来信贷政策的操作思路,笔者认为应把握好如下几点:
1、处理好巨额信贷不可持续与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的予盾,把握好定量宽松的信贷政策的调整时机。在当前还需要金融对经济“输血”的情况下,不可贸然转变定量宽松信贷政策。首先是关于宽松信贷政策的退出时机和力度的把握。理论上,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但在实践中,需要对退出时机和力度做出准确的判断。否则,政策退出过快,可能给复苏带来压力;退出过慢,则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和恶性通胀。其次是关于信贷等货币政策与财政等其它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要保证在经济复苏时既可以较快地回收大量流动性,又不会使信贷市场发生较大波动,这非单一信贷等货币政策可以实现的目标。最后是关于宽松信贷政策退出工具的选择。在经济前景不明朗的前景下,不能通过直接行政命令方法控制信贷政策,也不能给社会以强烈的信号传达定量宽松信贷政策的结束,更多地采取市场化方法来进行宽松信贷政策的调整。比如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硬指标等提高来内在地约束其信贷投放规模。
2、信贷总量的适当控制。在总量上,应适度控制信贷增长速度,并对信贷资金流量进行一定的监控,避免资金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资本市场。从国际顶级商业银行在过去一年多的经历,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市场波动对商业银行可能产生的危害。适度规避资产泡沫是维护银行体系稳健的首要问题。大规模的信贷投放,将会给银行带来极大的信用风险,也并不是应对经济危机冲击的治本良药。在信贷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应依据经济复苏的情况,通过市场化等手段来对信贷总量进行动态微调,既给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力,又不致由于信贷过度带来负面影响。
3、信贷结构的优化。在经济还处于复苏的过程中,今后一段时间信贷政策的主要思路我们认为应是“总量微控、结构优化”,而且重点在于信贷结构的优化。我们在关注巨额信贷规模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信贷结构、质量。信贷结构、质量的优化能够对我国内需的启动、中小企业的融资产生实质的效果,从而加快经济的全面复苏。实现信贷结构的调整,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问题:
首先,是客户结构的调整。这里指两个方面:企业贷款与居民贷款结构与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贷款结构的优化。私人部门消费信贷的发展有利于内需的扩大,这意味着信贷政策应该在消费信贷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企业贷款在信贷总量中占据了绝对的比重,居民部门贷款占比较低。虽然近年来,居民部门贷款增长较快,但大多集中在住房按揭贷款方面,消费信贷的发展仍相对滞后,对内需拉动的支持相当有限。应通过信贷政策的引导特别是可以通过加大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开拓,来鼓励居民等私人部门的消费,以促进我国当前内需不足、过于依赖进口的失衡的经济结构的改善。此外,企业贷款内部结构也应进行调整。在目前阶段,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着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已引起更大关注,因为中小企业在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加税收、推进技术创新、提升外贸出口地位等方面日益彰显重要作用。因此,信贷投放要改变过去偏好国有大型企业的思维,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
其次,是信贷的产业分布的调整。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信贷政策对经济的支持仍然要遵循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模式转变的方针。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前景将日趋暗淡,而清洁技术和新能源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对银行来说,适时调整信贷的产业投向,不仅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有效地趋避传统产业衰落可能导致的风险。同时,应防止信贷投向过量涌入某些行业带来的重复建设问题,注重形成合理的信贷投向产业结构,以既有利于经济复苏,又能给银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4、加强信贷监管,保证信贷质量。银行信贷对经济复苏支撑作用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银行与市场的关系,还在于政府的监管。在目前宽松货币信贷为“保八”目标实现立下汗马功劳的情况下,监管层也应看到巨额信贷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进一步加强信贷资金流向的监管,防止信贷资金在实体经济外循环,从源头上保证信贷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发挥作用。应根据当前经济的发展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适时通过制定信贷政策来引导信贷资金的分配,以提高信贷投向的质量。总体思路应遵循“总量的市场化微调、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应密切监测当前信贷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复苏产生的影响效果,研究信贷投向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重点关注信贷的质量、结构,以期使银行信贷更好地为经济复苏和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三、结束语
经济体的复苏固然需要资金量的配合,需要宽松流动性的支持,但是,单纯依靠宽松的流动性无法堆积起经济复苏。我们在关注信贷对实体经济支撑作用的同时,千万要注意,不要让它虚高了股市、楼市;不要让它给银行增加过多的坏账;不要让它带来的通胀威胁转化成现实的通胀。同时,在经济复苏还不稳固的背景下,今后的信贷政策操作上应遵循“总量微调,结构优化”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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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2
陆南泉教授的新著《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从列宁到普京)》的封面就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克里姆林宫图案上方列宁和普京相像而又背对背的头像会让人联想起许多：在上个世纪之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俄国诞生了一个新的政权――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一批年轻有为的领袖们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列宁只有47岁，苏维埃政府恐怕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政府，它要给民众带来“和平、土地、面包、自由”，要建立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公正、平等、让民众感到幸福的新社会。但是，短短的74年后，这个政权不复存在了，俄罗斯人抛弃了这个制度，效仿西方，走上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之路。进入又一个新世纪时，普京这个与列宁有着同样名字――弗拉基米尔的人成了领导俄罗斯走向未来的领袖，他同样年轻，当时只有48岁。俄罗斯走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历史起点上。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陆南泉教授的这本书可以为我们提供部分答案。
《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这部多达70万字的著作，系统论述了从十月革命到普京时代苏联(俄罗斯)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苏联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形成、发展与僵化，对斯大林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艰难与最后失败，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苦难历程，直到普京任总统后，俄罗斯总算基本找到了符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之路，但俄罗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之路还远未完成。该书向我们描绘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发展和衰落，以及俄罗斯重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全景图。
该书抓住了苏联七十多年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和改革这条主线，利用详尽的资料，分析了苏联经济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严重问题。苏联的经济体制是斯大林一苏联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其核心部分，作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了苏联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与条件、这一体制的发展与僵化。
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和确立的，这一经济体制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和贸易、工农业之间的经济交流，达到从经济上巩固工农联盟、活跃经济和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经济的目的。”(第15页)关于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原因，作者更多强调的是主观因素，俄共(布)内部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与发展前景有分歧，许多人包括斯大林并没有真正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真谛，俄共(布)内部在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军事共产主义模式与新经济政策模式)、两种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十分明朗，实际上在整个苏联时期这一斗争都没有停止过。“从1928年起，斯大林对农民的政策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击败布哈林后，斯大林在1929年全面停止了新经济政策，推行他自己的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斯大林模式萌芽于1929年，而付诸实践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第24～25页)通过工业化在苏联确立了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苏联的工业化强调高速度、片面发展重工业、靠剥夺农民的办法积累资金，“超高速发展重工业，以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集聚资金，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苏联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斯大林的工业化，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都存在很多严重失误，出现很多难以理解的不正常现象。因此，斯大林工业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应遵循的共同规律”。(第44页)“斯大林的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农业长期落后。这些至今还影响着苏联继承国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发展。”(第43页)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行政指令的作用大大提高，为了保证工业化快速实行了农业全盘集体化，农业也被统制起来了，斯大林还搞了大清洗，清除了对手，“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并把这一模式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斯大林成了独揽大权的最高统治者，他凭借手中掌握的权力与机器，使全党、全国人民服从于他一个人，从而使社会主义遭到了极大的扭曲”。(第42页)
列宁认为，市场关系是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从列宁的立场后退，他不顾苏联的实际，急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坚持产品经济观，致力于工业和农业间不经过商业这个中介人进行直接交换，一步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从而也就成为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65页)苏联的经济学家们把计划性上升到规律的高度，创造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与价值规律对抗，“发生自发作用的价值规律代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具有计划性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代表社会主义产品经济。计划原则的绝对化，把计划性提升为规律，不只意味着斯大林计划经济体制的强化，而且也意味着指令的随意性和唯意志论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对经济控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并对斯大林在政治上实行极权体制奠定了经济基础。这样也防止了价值、货币的权力压倒计划的可能性”。(第69页)
“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最为集中地反映了政治斗争对形成高度极权政治体制的影响，这种政治体制又反过来使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巩固与发展。”“‘大清洗’运动不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的重要政治保证和手段，也是最终形成斯大林模式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及其体制模式虽然受到多次冲击，但直到苏联解体前一直存在。“片面认识斯大林工业化运动，是苏联经济体制难以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第45页)长期以来，苏联从最高领导人到学者都把工业化问题变成了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宣传问题，只宣传其巨大成就，看不到其存在的任何问题，“既然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那么对这个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也就只看到其积极作用而不会发现其存在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病了。这样，斯大林模式也像工业化一样，成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和大家必须遵循的模式了，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进行的改革，也只能在斯大林模式框架内作些修补了”。(第46页)苏联经济理论长期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阻碍等也是难以改革的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阻碍机制越来越大。
对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有争议的苏联领导人，陆南泉教授做出了实是求是的分析，针对有些人把苏联剧变的责任归咎于赫鲁晓夫反对
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陆教授指出，包括经济体制的斯大林模式早在战后初期就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斯大林把这一特殊条件下形成的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认为二战的胜利是这一体制的胜利，没有意识到应该改革，当时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阻碍着改革。斯大林死后，面对苏联的种种危机，苏联领导人必然要进行改革，而要改革首先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赫鲁晓夫为了推行改革，需要对斯大林的遗产有个清楚地认识：先要站稳脚跟，掌握权力；必须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第122页)“通过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揭开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是改革斯大林体制模式必须走的重要步骤，因此，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128页)通过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才有可能对苏联传统模式进行批判性的认识。“赫鲁晓夫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勇敢地站出来破除斯大林个人迷信，成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使苏联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活跃了气氛，振奋了人心，给苏联历史留下了谁也不能抹杀的深深的印痕。”(第215页)
关于戈尔巴乔夫，针对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只改革政治不改革经济的说法，陆南泉教授指出：“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后，首先从经济领域着手改革的。”“从他执政七年的历史发展来看，戈尔巴乔夫本人与当时的领导班子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工作的着力点放在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1985年3月到1987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准备阶段，1987年到1990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阶段，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但是，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人质”，从1990年底到1991年底苏联剧变，经济改革停滞并最后夭折，经济体制模式的转型是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的。但与过去相比，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还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企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指令性计划被取消，改革具有综合性，不仅包括经济，还有政治、外交等方面。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着重解决人、人权和人与生活资料的分离问题。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了，客观上最重要的是阻碍机制强大：“由于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并没有对斯大林体制模式发生根本性的触动，因此，这一机制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产生影响，但并不突出。但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进行根本性体制改革时，情况就不同了，阻碍机制对改革所体现的阻力就开始强化并最后发展到政治冲突的地步。”(第585页)主观上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加速战略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没有从解决农业问题人手，致使食品供应紧张；政治体制改革过激过快，没有促进反而干扰了经济体制改革；戈尔巴乔夫的妥协政策等等。“虽然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并成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在改革初期，针对斯大林专制制度产生的严重问题，重视人与人权问题的理论探索还是应该肯定的。”(第524页)
针对有人把苏联剧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从对苏联经济体制的研究中陆教授得出的结论并非如此，他认为：“根本原因或深层次原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丧失了动力机制，它的弊端日趋严重，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这种模式走不下去了，走进了死胡同。之所以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带有制度性与根本性的特点；二是斯大林逝世后的历次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这种制度模式的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积重难返，使危机总爆发，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对其失去了信任。”(第616页)“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失败了，从而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有其十分复杂的原因。”(616～617)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严重错误最终导致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严重错误，逐步迷失了改革的方向；三是存在严重的阻碍机制。作者强调，不要因为苏联剧变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而忽略了苏联历史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忽略引起质变的诱因，忽略量变背后更为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
该书分析了苏联对斯大林―苏联经济体制模式改革的过程、政策与措施、改革理论的变化，以及改革失败的原因。“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对斯大林又不反对斯大林主义。”(第388页)
政治体制不改革，反过来使经济体制改革也无法进行。
该书研究了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如何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叶利钦面临的仍然是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俄罗斯新领导人要改革的仍然是苏联时期的经济体制，所以，不把苏联后俄罗斯经济体制转轨的内容写进来，是不完整的。叶利钦推行激进式的“休克疗法”有十分复杂的原因，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当时经济形势严峻，不大可能实行渐进式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也充分说明，到了这个时期，苏联社会中已积累了能够破坏一切的能量。寻找一个宣泄这股破坏性能量的出口是俄罗斯转轨的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激进式‘休克疗法’不过是释放了1991年俄罗斯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破坏性能量的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选择，亦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危机应对策略。”(第637页)叶利钦时期采取的一些重要政策，都是围绕摧垮旧体制和巩固权力而进行的。
作者观点鲜明，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和新见解。作者提出，在评价苏联经济建设成效的问题时，不能只从发展速度、重工业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来看，应该有更宽广的视角，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持久，苏联长期坚持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苏联经济的封闭性，苏联的经济政策脱离人民需要――书中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多方面原因的分析很有启发。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14-04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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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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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4
摘要：从欧盟全局来看，如果任由piiGS五国和英国的债务货币危机不断恶化，那么最终势必通过欧元这一共同货币通道冲击其他国家，从而引发波及整个欧盟的二次探底。从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的状况来看，目前主要是欧盟内部piiGS五国与英国经济复苏乏力。而法德两国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其中法国的经济恢复较快，200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已经恢复至-0.3%，德国的恢复速度基本与欧盟整体水平保持一致，2009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在-2.4%。
关键词：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债务危机，新兴市场
一、三大因素左右“二次探底”
1、风险之一：赤字与债务危机阻碍经济复苏
首先，希腊等国债务赤字压力巨大。前期危机干预时期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与欧元的融资便利大大增加了政府支出和财政负担。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两项指标均大幅提升，部分国家已经逼近或者超越欧盟规定的临界值。piiGS五国与英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早已远超3%的上限，其中希腊超过13%，达临界值的4倍之多。
piiGS与英美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数据方面，除西班牙为59.5%接近临界值之外，其他国家均超越欧盟60%的警戒线，其中意大利与希腊两国的比值分别为115.8%与113%，几乎是临界值的2倍。
其次，自身融资偿债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些国家的融资能力处于下降通道。
在外部信用评级方面，希腊等piiGS五国的国家与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也被不断下调。如果信用评级继续下降，那么这些欧盟债务危机国的公共与私人债务的融资成本将会进一步提高，并可能超出其承受范围。
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成员国的财政赤字率与负债率的状况来看，截至2009年底，欧盟及英法德的赤字率与负债率均超越欧盟3%与60%的警戒线。其中，负债率最高的法国达到77.6%，赤字率最高的英国达到12.6%。
最后，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外部投机。由于希腊等piiGS国家与英国债务危机的影响，国际投机力量对欧元与英镑的做空压力不断加大。截至2010年3月，英镑兑美元汇率跌至1：1.5左右，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1.36左右。
国际投机力量对于英镑和欧元的做空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从2009年底债务危机全面爆发以来，Cme英镑兑美元的非商业空头最高单数已经达到81411张，而Cme欧元兑美元的非商业空头最高单数已经达到107140张。
欧盟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危机扩大局面的出现，包括与imF联合干预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但考虑到英法德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实际经济状况并不理想，以及内部政治斗争，援助希腊等国的过程恐将出现较多的波折、耗费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本身也增加了欧盟尤其是希腊等债务危机国经济复苏过程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
2、风险之二：经济较快复苏积累通胀风险
首先，金砖四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复苏推高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迎来了快速复苏，这一复苏导致需求扩张型通胀压力加大。在工业增长率方面，2010年1月中国为12.8%、印度为16.7%、巴西为15.98%、俄罗斯为7.8%；在Cpi同比增幅方面，2010年1月中国为1.5%、印度为16.22%、巴西为4.59%、俄罗斯为8%。此外，oeCD经济领先指标也反映出相同的趋势。
其次，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推高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实体经济的复苏推动对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增长，2008年以来衡量大宗商品价格的CRB指数与金砖四国的经济复苏过程基本一致。
上游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最终推动ppi上行，而ppi的上行也会造成企业成本与价格的上涨，并最终加大未来的通胀压力。金砖四国ppi与CRB指数表现出相同的趋势说明了这一点。
1月CRB指数同比增幅为39.38%，金砖四国的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中国ppi为4.32%、印度wpi为8.56%、巴西iGp-Di为4.42%、俄罗斯ppi为7.8%，同期Cpi也出现上行。
此外，对欧盟与美国的数据研究也表明：经济复苏带来的上游原材料与中间品价格上涨是未来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主要原因。2010年1月欧美ppi分别为0.11%与5%，同期Cpi分别为0.9%与2.1%。
再次，流动性过剩推高货币型通胀压力。为应对次贷危机，欧美日等国央行纷纷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利率政策方面，欧美日均采取超低的基准利率来扩大市场流动性。目前美国的基准利率为0.25%、欧盟为1%、日本为0.1%。
美联储为应对次贷危机，自2007年底以来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其资产负债规模迅速扩张，在2010年4月初已达4.568万亿美元，其中总资产为2.311万亿、总负债为2.257万亿、净资产仅为540亿。
美联储为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主要采取购买机构证券、回购协议以及定期拍卖信贷等政策工具。截至2010年4月初，上述三项政策工具合计1.241万亿美元，回购协议近期数量猛增。
在货币供应量方面，m1和m2同比增速是衡量央行货币政策宽松与否的主要观察指标。从欧美日三大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来看，m1同比增速持续位于高位表明欧美对于经济复苏的流动性供给仍然充沛，这可能对未来滞后的通胀走高产生推动作用。截至2010年2月，欧盟的m1同比增速为10.68%、美国为9.54%，而日本相对较低，仅为0.93%。
由于m2比m1更能反映企业对金融系统流动性增长的应对力，因而与Cpi关系更为密切。次贷危机以来，欧美的m2与Cpi的同比增速关联度很高。截至2010年2月，欧盟的m2同比增速为1.43%、美国为2.34%，日本为2.74%。
3、风险之三：宏观微观领域复苏未能同步
首先，就业领域失业率居高不下阻碍消费者信心复苏。欧美日三大经济体的失业率从次贷危机爆发以后一直呈不断上涨趋势。虽然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带来“无就业增长型复苏”，但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政府的经济干预不能推动实体经济就业和消费重新启动，那么非但前期的努力可能化为乌有，而且前期大量的政府流动性注入也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形成最为不利的“滞涨”格局。
2010年3月，欧盟失业率达10%，美国失业率为9.7%，而日本为5%；同期，欧盟27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仍处于-13.9%、美国为52.3%、日本为40.7%。
其次，个人消费信心不足影响房地产、个人消费信用卡市场复苏。从商业银行信贷中房地产信贷与个人消费信用卡信贷的撇账率和违约率来看，上述两大市场的复苏活力不足，这会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
截至2009年底，商业银行信贷撇账率为2.93%，而房地产信贷撇账率为2.78%，个人消费信用卡撇账率则高达9.5%。商业银行信贷违约率为7.17%，而房地产信贷违约率高达9.38%，个人消费信用卡撇账率则为6.4%。
再次，美国中小银行倒闭风潮阻碍金融经济体系复苏。中小银行同时兼具向个人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的功能，如果中小银行持续倒闭，那么对中小企业投资增长、就业和消费者信心提升都将形成不利的冲击。从2007年初到2010年4月底，FDiC接受的倒闭银行数量已增至232家，其中2010年以来倒闭数量达到65家。
最后，企业领域投资信心不足影响经济回暖。投资者信心长期处于负数影响企业开工数量增加，而pmi指数也会因此而上行乏力，始终维持在50的临界值左右。企业开工数量的不足也会阻碍就业，进一步影响经济复苏。2010年4月Sentix投资信心指数方面，欧元区为2.5，美国为5.4，日本为1.3；同期pmi数据方面，欧元区为57.6，美国为60.4，日本为53.5。
二、各显其能应对“二次探底”
1、欧盟：削减赤字公债提升就业水平英法德与欧盟的整体财政赤字负担与公共债务负担较高，虽然上述国家的信用等级较高、融资能力较强，但同样需要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与公债。
爆发债务危机的希腊等piiGS五国经济规模较小，财政负债与融资能力较弱。尤其是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国际信用评级下调，再融资成本大大提高。此外，由于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由欧盟中央银行制订，无法通过本国货币贬值的方式实现增加出口和财政收入，所以需要欧盟外部援助。
由于援助希腊等piiGS债务危机国，以及提升欧盟就业与消费者信心的客观需要,短期内积极的货币流动性注入政策难以改变。近期达成的援助机制以延续货币刺激政策的代价换取了对债务危机的控制，客观上需要得到欧盟主要成员国货币信贷政策的支持。再加上对就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援助，积极货币信贷政策将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延续。
欧盟失业率与消费者信心长期低迷，这对未来经济持续复苏构成了较大威胁。欧盟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补贴企业、限制产业外移、提高贸易壁垒以增强本国就业和收入水平，以此提升消费者信心和内部需求。
2、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刺激就业
美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负担虽然较大，但市场评级和融资能力从未受到质疑，因此美国无需担忧债务危机的影响。在削减赤字与公债政策时，应将维护经济复苏与稳定作为主要的考量对象，具体的削减政策可以等待经济完全复苏之后再重新制订，如奥巴马会继续推动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信心迟迟不能恢复，刺激就业、增加收入的政策急需得到制订。预计会进一步通过补贴企业的形式限制裁员；提高贸易壁垒、货币贬值以提高出口竞争力；在国内也会出台一些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传统中产阶级利益、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政策。
三、中国需两手应对
1、“二次探底”冲击较小情景下的应对策略
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冲击较小的情景主要包括：欧盟与imF此次7500亿欧元援助机制发挥明显作用，希腊等piiGS五国债务危机得到妥善解决，不会出现进一步扩散；美国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压力得到较好控制，货币退出与财政紧缩政策未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欧美发达国家的就业状况逐步得到改善，消费者信心持续回升，房地产与信用卡市场逐渐复苏，中小银行倒闭数量逐渐下降。
在货币政策方面，受欧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以及国内约束流动性的需要，货币信贷政策进一步正常化是其主要方向。具体的政策可包括进一步降低货币信贷增速，提高存款准备金，甚至在通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实施加息政策等。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5
中国经济在较短时间内超预期的回升速度，是a股市场相对于香港、美国市场表现出更为强劲特征的重要原因，我们预计在3、4季度这一相对差距依然会明显存在。并且，货币政策难以收缩，流动性在下半年依然保持充裕，乐观预期与充裕的流动性相结合，容易使估值水平过多透支未来的企业盈利，从而推动a股市场出现复苏型泡沫。
盈利回升加大估值弹性
2009年下半年，在信贷与投资的推动下，宏观数据处于不断转好阶段，“宏观热”的局面持续，同时，“微观冷”的局面也将有所改善，工业生产将恢复的比较明显，从同比上看，发电量、工业增加值、企业利润等指标都将有不同程度的同比回升。
“微观冷”的情况有所改善将提振市场对于经济复苏的预期，尤其是由于基数效应的影响，2009年4季度至2010年2季度企业盈利将出现较大司度反弹，这将进一步刺激市场关于经济复苏的预期，并且，这种较高的盈利增速反弹对市场估值也将造成偏乐观的影响，从而加大市场估值的波动范围。
我们目前对2009年和2010的上市公司盈利增长大致判断是l7％和25％，并且从季度增速分布看，2009年4季度和2010年1季度将是增速的高点。
流动性继续推高资产价格
本次流动性浪潮的出现与2001～2007年的情况有本质的不同，上轮经济上升周期中，经济增长与流动性的循环成为经济运行模式的内在特征，而本次流动性的释放是反周期政策的手段，并不是经济运行内在机制所产生，我们关注到了各主要经济体基础货币的大幅增长，在海外主要经济体的银行体系中，还未释放到实体经济之中，当然，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通过政府投资，已经将银行信贷引入实体经济，但持续性也需要继续观察。
当这种外生性的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时，如果实体经济难以复苏，这些流动性也难以真正流入经济体，但由此导致货币贬值预期，催生资源与资产价格的泡沫，而下游制成品价格未必有很大反应，在过度投放货币或过长时间宽松下，容易形成滞胀的局面。如果实体经济强劲复苏，这些货币会带来真正的需求过热，从而使下游价格也出现上涨，带动上游价格，从而使整体的通胀形势难以控制。因此，海外经济体信贷的恢复是经济复苏的信号，也是最为重要的通胀信号。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在2009年下半年，充裕的流动性依然会推高资源与资产价格，这也将给货币政策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复苏型泡沫或难避免
在政府信贷与投资政策刺激下，宏观数据逐步开始“发烫”，并且，由于通胀数据还未能对货币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流动性在下半年依然保持充裕。我们认为在这种环境下，乐观的复苏预期与充裕的流动性相结合，容易使a股市场估值水平过多透支未来企业的盈利，从而催生复苏型泡沫。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6
全球经济依然令人忧
就在达沃斯年会召开前夕,imF在最新发表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此前的3.1%调升至3.9%。虽然日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中,都不约而同地调高了2010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期,但参加达沃斯年会的全球精英们却大多持谨慎态度。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要稳定动荡的世界经济,由于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各国政府也被迫撤销慷慨的救助行动和一揽子支撑银行业和其他产业的刺激措施。2010年全球经济恐将面临艰难的挑战。
三年前因在达沃斯论坛上准确预言了本轮金融危机爆发而闻名的鲁比尼预计全球经济将出现U形复苏。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也对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持“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全球经济仍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从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来看,经济复苏算不上强劲。而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院院长竹中平藏则预测全球经济将呈现w形复苏。
由于对于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前景远非乐观,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本次论坛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呼吁各国不要鲁莽“退出”。尽管经济复苏迹象初露端倪,但轻易地撤出货币刺激政策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崩溃。“我们必须谨慎应对支持经济活动性的各项流动性措施的‘退出’策略。我们必须避免过于突兀地收紧政策,以免全球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而韩国总统李明博在28日的演讲中说,“全球经济正在显露出复苏迹象,今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应当协调退出策略。”今年G20峰会的一个任务就是在时机合适的时候,协调各国的政策转向更正常的状况。
亚洲现状上佳超预期
世界经济论坛在对全球经济担忧的同时,毫无掩饰地表达对亚洲经济的信心,因为在各种经济展望及预期纷纷出台的年度之交,有关亚洲经济前景光明的词语一直在耳边萦绕。1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在出席“亚洲金融论坛”时表示,“预计明年亚洲除日本外的地区增长将超过7%”;而在亚洲带领下,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也超出预期。22日出炉的联合国《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亚洲最大的两个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将达到8.8%和6.5%。
除绝佳预期之外,亚洲经济体现状也颇受好评。惠誉评级1月25日发表声明宣布,由于印尼经济复苏有力且该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该机构将印尼的长期外币和本币信贷风险级别同时由“BB”上调至“BB+”,两项评级的前景均为“稳定”。这次评级调整显示了“印尼经济已从过去两年中,因全球金融危机而承受的巨大压力中强劲反弹”。印尼政府的有效政策和政治局势的稳定,是印尼经济得以避免衰退的重要原因。此前在2008年底至2009年上半年,印尼央行曾先后9次降息;而该国总统苏西洛在2009年的成功连任,则让投资者对印尼财经政策稳定性前景充满了信心。上述评级调整足以成为亚洲“内部需求强劲、经济结构稳健、应对危机的政策反应迅速”表现的最佳例证。
新兴经济体成为“亮点”
延续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在达沃斯论坛年会中备受关注的趋势,在本届论坛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继续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这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在金融危机重创欧美发达国家之际,新兴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高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最大“亮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继续快速复苏,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帮助。围绕今年年度大会的“重新思考、重新设计、重新建设”的主题,必须坚持做到“三重”,以建立起可持续的,平衡的全球经济。尽管各方面数据有所好转,全球复苏前景依然疲弱,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将继续快速复苏,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帮助。并且,这些国家仍有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就中国来说,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仍在进程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以及与之相关的话题,自然成了本次论坛的焦点。
“崛起”后责任将更重
除亚洲经济体外,拉丁美洲、非洲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占主体的区域,其经济增长前景也相对良好。其中拉丁美洲还被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最新报告认定,将与亚洲一起,在接下来十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
与亚洲经济体愈发紧密的关系,以及在低碳经济发展潮流中占据的资源优势,将使拉丁美洲和非洲获得迅速发展的可能。不过,上述地区经济仍要面临管控外资涌入经验不足,经济增长模式亟需改进,企业在管理制度、公司治理、具体业务内容甚至财务等方面均有待提高等发展“瓶颈”。
在针对新兴经济体发展前景进行的探讨中,受邀嘉宾分别来自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学术单位,这显示了其探讨内容将绝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实体经济发展上。以“亚洲的崛起”为例,与会嘉宾将面对的问题是:亚洲崛起对全球政策制定、商业、市场价值及社会进步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换言之,相关探讨必将涉及崛起之后的亚洲,将如何担负起更为重大的全球责任。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7
在诸多不利因素打击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慢于预期，并且正在遭遇一系列新挑战。展望2012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仍将严峻复杂。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态势尚不稳固，欧洲债务危机影响日益加深，这都给世界经济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世界经济何去何从，将取决于发达国家能否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全球经济不断增加的下行风险。
一、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特点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道路曲折。2010年和2011年世界经济既经历了因复苏步伐加速所带来的欣喜，也因为复苏势头放缓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而忧心忡忡。2011年，世界经济总体走势经历了一个由较快增长到明显减速的变化。5月以前，世界经济延续上年底的较强走势，显示出可持续复苏的态势。进入6月和7月后，世界经济的坏消息接连不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发达国家经济基本面数据再现疲态，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明显走弱，市场避险情绪不断高涨，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全球经济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警告声不绝于耳。目前世界经济前景比2011年年中时明显黯淡了许多。
2011年世界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世界经济复苏延续“南高北低”的双速格局
2011年再次让发达国家备感失望，发达国家经济整体增长疲弱，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相比历史水平大幅萎缩。在随后的经济复苏中，多数发达国家步伐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上升。2011年发达国家经济受到诸多重大不利因素打击，从自然灾害的影响到政府预算，从银行信贷到主权债务危机，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导致经济复苏依然脆弱，经济增长维持低速。
2011年美国经济虽未脱离正轨，但复苏乏力，复苏速度之慢前所未有。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对美国经济复苏构成非常大的政策难题。3月日本遭遇了大地震、海啸和核泄漏灾难，日本经济复苏进程逆转。随着震后消费的复苏以及产品供应链的恢复，日本的内需和外需均有所增长，但在欧债危机加深、日元保持强势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灾后的日本在面对种种经济困境时显得无能为力。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蔓延速度和恶化程度远超预期，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而且影响了欧洲经济增长。许多欧元区国家被迫启动严格的紧缩计划，以规范国家财政。由于财政开支急剧减少，部分欧元区国家经济重新陷入衰退。
201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继续主导全球经济复苏。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全球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进程。在经济复苏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领先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2011年，受发达国家经济减速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在高位放缓，但总体仍保持较强劲的增长态势，整体经济增长率依然快于发达国家。在2011年，新兴经济体面临着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许多国家采取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致使经济增长放缓。2011年全球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将来自新兴经济体。
2011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最为强劲，该地区正在更多地注重内需驱动型增长。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对全球贸易和商品价格的反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投资银行野村证券的数据表明，2011年中国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40％。2011年，北非、中东的许多国家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增长明显下滑。随着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下跌，2011年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经济也在减速。俄罗斯经济在2011年保持了较好增长，主要经济指标将恢复到危机前最好水平，同时俄罗斯在年底正式获准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新成员，迎来对外经贸合作和自身经济发展的新起点。2011年非洲经济在逆境中保持高速增长，但该地区仍极易受到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
(二)国际贸易增速明显回落
由于全球经济活动放缓，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回落。世界贸易组织在2011年9月预测，将201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的预估值由4月的6.5％下调至5.8％。若这一预测成为现实，表明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1990-2008年6％的长期年均增长水平。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低于预期是由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北非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对全球石油供应构成威胁，日本大地震使全球供应链突然中断等，这些突发事件以及一些短期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抑制了各国的经济活动，影响了世界贸易走势。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再次减速严重影响了各国的进出口活动，使世界贸易失去持续增长的势头，重新出现下滑。2011年世界贸易增长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国内消费难以有较强劲的反弹，并抑制了收入增长，减弱了进口需求。久拖不决的欧洲债务危机使欧洲各国经济活动日趋疲弱，影响了欧洲及全球贸易增长。
延续2010年的持续涨势，2011年前几个月世界初级产品价格继续大幅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制的初级产品价格指数在2011年4月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而随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投资者的情绪转向消极，对国际商品价格形成压制，导致世界初级产品价格自5月以来呈现震荡下跌态势。截至2011年11月，imf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13.1％，比2011年4月的高点下降11.3％。未来欧债危机形势的演变、全球流动性释放的状况、世界经济发展的走向，以及美元汇率的波动将是影响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时间段产生的影响不同，将牵引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行情及波动趋势。
(三)外国直接投资缓慢复苏
国际金融危机后，受全球产能过剩、国际市场需求不稳以及新的投资热点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制约，全球跨国投资复苏步伐总体上滞后于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不过，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市场需求恢复、企业资金紧张有所缓解，跨国投资也在逐步复苏。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unctad)的报告显示，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人量小幅回升5％，达到1.24万亿美元，仍然比危机前的均值低15％，比2007年时的最高值减少了近37％。2010年，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和对外投资来源地的重要性都进一步增强，而且这些经济体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首次达到全球总流量的半数以上，同时这些经济体的对外直
接投资额也达到历史最高值。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依旧在下滑。
2011年，受发达经济体主权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新兴市场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增速将有所放缓。unctad初步估计，201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上
升至1.4万亿到1.6万亿美元，2012年有望进一步增至1.7万亿美元，并于2013年接近2007年时的1.9万亿美元最高值。但同时unctad也提醒，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商业环境仍然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治理的不可预测性，可能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一些发达国家财政和金融部门的失衡，以及通货膨胀上升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过热的迹象等危险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恢复。
二、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步履蹒跚，一方面还没有脱离艰难复苏的轨道，另一方面复苏的基础也十分脆弱，而且还在遭遇一系列新挑战。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欧洲债务危机可能激化，银行金融系统尚脆弱，高失业率和紧缩政策导致需求疲弱，更多的企业因消费疲软减少库存，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僵局及机构效率低下造成决策机制瘫痪，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等。如果这些因素进一步恶化，将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
(一)欧债危机风险难以消除
欧洲债务危机是欧元区、欧盟乃至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风险。欧洲问题国家债务规模史无前例，而且债务危机尚在持续发酵，市场信心极其脆弱，引发金融市场持续震荡。由于各成员国经济联系紧密、债务链相互交织，因此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在不断上升。随着部分国家主权债务陆续进入偿还高峰期，如果不能及时出台有效的救助措施，一旦欧洲银行业风险集中爆发，将对世界经济及国际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冲击。2011年以来，欧洲领导人已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危机的蔓延，如加强欧洲金融稳定安排(efsf)的作用，由欧洲央行出面购买主权债券，实施欧元区深度整合计划等。但欧债危机风险远未消除，短期内明显缓解的可能性很小。欧债危机还要持续多久，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最终会是怎样的结局，目前难下定论。
若从根本上解决欧债危机，涉及改革欧洲治理方式的问题。欧洲国家解决债务危机，不仅仅是救助和财政紧缩的问题，深层次问题是欧元区内在体制的缺陷，需要改革欧元区内在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统一的财政政策、完善公共援助稳定机制，以及建立严格的财政约束机制等。在2011年12月的欧盟峰会上，欧盟国家就加强财政纪律同意缔结政府间条约，即《财政契约》，同时决定提前至2012年7月启动欧洲稳定机制(esm)稳定欧洲金融形势。峰会所取得的成果标志着欧债危机真正开始治本，是欧盟一体化的新进展。当然，欧洲要建立更强的财政秩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很可能还将遭遇更多的市场动荡。因此，在应对欧债危机过程中，欧洲领导人必须发挥领导作用，提高欧元区管理和危机处理的效率，让人们相信它有能力、也必将解决自身的危机；同时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让欧元区保持完整，以稳定投资者信心，重建投资者对欧元区公共财政的信心。
(二)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
从目前情况看，世界经济复苏的动力比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有所增强，但总体呈现政策支撑效应减弱、传统增长动力仍较疲弱、新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的格局。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消费投资需求疲弱，以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新增长点尚未形成。为应对债务风险，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以及家庭和企业的偿债努力都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相对强劲的经济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则面临通胀上升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总之，发达经济体要从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兴经济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我持续型增长也存在着不确定性。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陷入政策上的两难境地。对发达国家而言，财政金融政策空间已十分有限，为应对债务问题而采取的财政紧缩政策会削弱经济增长动力。鉴于经济复苏依旧脆弱且失业率高企，发达国家在进一步采取紧缩政策时必须非常谨慎，要处理好经济复苏和应对债务危机的关系，在刺激经济复苏和防止政策不可持续之间寻求平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需要严防外部环境趋紧的冲击，另一方面仍应强化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同时要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危机阴霾不散，正影响着相关国家的社会稳定。一些国家通胀、失业、社保等问题和两极分化加剧相互叠加，导致政局不稳、社会矛盾冲突加剧，各种风险触发点增多，都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难以预料的冲击。
当前，世界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的重创中完全康复，各国当务之急仍然是促进经济增长。要使世界经济重获动力，重要的是加强国际协调、保持金融稳定、在紧缩与增长之间寻求平衡。这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经济政策措施，恢复和重振市场信心，制止并扭转经济下滑趋势。在世界经济的众多困难和矛盾中，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经济增速下滑和企业新增就业岗位不足，为此应着力促进增长和就业；欧元区应致力于支持金融部门和解决主权债务危机，阻止债务危机风险外溢；日本主要是加强灾后重建。这是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复苏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大
世界经济需要较长期的调整才能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而与危机相伴而生的贸易保护倾向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特别是世界经济贸易增速再次下滑，使一些国家维持自由贸易的意愿降低，诱使它们寻求更多的贸易保护。首先，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国内消费和投资疲弱，需要通过国外需求的增加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低迷，为此各国都在强化出口支持政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其次，经济低迷、失业率走高、财政紧缩、贸易失衡、汇率问题等将继续成为一些国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在实施以出口促就业的同时，限制海外竞争成为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使用的重要政策之一。第三，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与选举政治周期叠加，为转嫁危机和转移国内矛盾，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明显，可能采取更多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以满足国内各种利益团体的保护主义诉求。凡此种种，都增加了人们对贸易保护的担忧。
如果各国都加大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力度，无疑将恶化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环境。为了确保贸易能够继续推进全球经济复苏，各国政策制定者应对全球保护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过程中，需要各国加强合作、重建信心、维持贸易开放性，推动贸易成为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方式，推动世界经济重返快速复苏轨道。为此，要积极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环境，继续发挥wto贸易措施监督机制的预警和监督作用，防止成员国的贸易政策立场发生进一步扭曲。
三、2012年世界经济展望
国际金融危机已历时三年多，其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露，旧疾未愈，又添新伤，更加凸显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并非在朝夕之间，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将经历一个较长的低迷期，预计世界经济在今后几年只能维持低速增长且时有波动。
(一)2012年世界经济有望延续复苏态势，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从发展态势看，欧洲债务危机仍有可能深化，甚至拖累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但只要相关国家携手有效应对，世界经济仍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态势
。迄今为止，国际经济组织和主要研究机构纷纷下调对2012年世界经济前景的预测，认为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不会高于2011年。联合国2011年12月《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受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弱、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财政紧缩措施以及各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缺乏协调等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减速，甚至有可能再度衰退。联合国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从2011年的2.8％下滑至2.6％，更低于2010年的4％。
(二)美国经济有望实现温和复苏
2011年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信用评级遭降，国会两党谈判缠斗不休。但近期美国重要经济数据向好，显示经济呈现缓慢扩张势头。2012年，欧洲经济衰退和美国国内财政紧缩或将对美国经济构成冲击。欧洲在贸易和金融方面与美国有着紧密联系，欧洲经济衰退及欧债危机的后续影响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欧债危机加深使银行更加惜贷，这可能需要美联储向市场多提供流动性。另外，2012年美国将迎来总统大选，经济和就业议题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争取连任至关重要。奥巴马政府正千方百计地提振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也将注重财政政策扩张对经济复苏的有利作用，避免快速的财政紧缩。为刺激美国就业和经济复苏，美联储选择了继续维持宽松政策，已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至0.25％的水平至少到2013年中期不变。2012年美国经济预料能够实现温和增长，通胀率维持在低水平。美联储预测，2011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在1.6％至1.7％之间，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将在2.5％至2.9％之间。
(三)欧洲继续深陷债务危机的泥潭
2011年欧洲债务危机撼动了全球金融市场。迫于应对危机，各成员国不得不紧缩财政，这既制约了经济复苏，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社保、养老等福利支出，削弱了投资者信心和消费者支出意愿，引发社会动荡，令经济增长陷于停滞。2012年欧债危机的局面还将延续，其形势如何演变需要密切关注。欧盟峰会推出的各项新举措能否奏效尚待观察，近期欧元区成员被下调信用评级的压力犹在。经济增长前景暗淡和债务危机加剧降低了人们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的预期。欧洲央行预计，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将只有0.3％。联合国报告称，2012年欧洲经济增长仍将十分低迷，多数国家经济处于萎缩边缘，而债务问题深重的欧元区边缘国家则可能陷入较长时间的经济衰退。2011年11月和12月，欧洲央行已连续两月下调利率，并推出一系列应急措施来支持财政系统，凸现其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忧虑。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整顿财政之间寻求平衡，考验着欧盟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从目前看，2012年欧洲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元区经济衰退将加剧主权债务和银行融资市场的压力，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连锁效应，拖累世界经济放缓增长。
(四)日本经济面临着“内忧外患”
随着大地震造成的供应链中断约束的逐渐消除，以及灾后重建的逐步推进，日本经济正逐渐呈现好转迹象。2012年，灾后重建带来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释放，有望对日本经济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日本经济有望逐步缓慢复苏。但日本经济面临着来自内、外部的诸多挑战。从国内看，电力供应紧张、震后重建预算缺乏财源、超宽松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等将制约其经济增长。为促进灾后重建，日本政府在2011年已通过多个补充预算案，规模接近20万亿日元，但面对财政状况之窘迫，如何筹集重建资金是个问题。从国外看，日元持续走强、欧洲债务危机加深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都对日本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构成威胁。为降低日元升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防止产业空心化，进一步拉动内需，日本政府出台了“日元升值综合经济对策”方案，还数次采取市场干预措施，但全球避险情绪持续高涨，资金加速流向日元的势头持续，目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仍在高位运行。日本央行最新预测，2011年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为0.3％，2012年度将增长2.2％。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8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效应退出影响应对措施
一、引言
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61个月的时间里，为应对此次危机引起的负面冲击，美联储先后启动了3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截至目前，美联储共购买机构债近2万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约1.8万亿。美联储推行Qe向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目的在于稳定信贷市场和为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问题排忧解难，最终实现其在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环境下刺激消费及经济增长目标。自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来，其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取得了理想效果：2013年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超过预期，GDp增速又2008年第四季度最糟糕的-8.9%恢复至今的3.6%；就业市场也发生了积极变化，失业率由将近10%的高水平降至目前7%，并向目标水平6.5%稳步趋近，根据刚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仅11月份就新增就业岗位20.3万个；通胀水平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其他经济领域也显示强劲复苏势头——零售销售逐渐增长，制造业日益兴旺，财政金融状况持续改善；由供应管理协会提供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最新数据显示为57.3，创下两年多来的新高。一系列利好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已步入持续复苏增长轨道，并在未来仍将有强劲的增长动力。
2013年12月18日，美联储在今年最后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从明年一月份起开始削减目前购债规模，该决议以9：1悬殊投票结果通过，同时这标志着自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5年的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终于步入退出阶段，即进入“后Qe时代”。美联储宣布削减Qe规模，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对全球市场和我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又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效应
（一）退出实践回顾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反经济衰退举措，货币供应快速增长，美联储为应对超量储备金及货币活化带来的通货膨胀，于1936年下半年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近一倍，积极采取措施制止信贷进一步扩张，并部署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事实表明，美国大萧条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断送其未稳固的经济复苏且遭遇二次衰退风险。在2001～2006年日本推进长达6年之久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实施在刺激经济复苏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判断通缩消失、资产泡沫抬头等因素确实存在后，日本央行开始执行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措施。与大萧条美联储退出进程安排不同，日本量化宽松的退出并未造成经济反复和双谷衰退，且其经济总体呈现平稳态势。这两次历史经验表明：因经济危机的影响广度和深度不同，加上在宽松政策环境下各国经济复苏状况的差异，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效应不尽相同。此外财政压力、国债规模、内外部双重约束以及复苏的诸多不确定性均给政策退出增大了难度。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过早或过晚退出的可能效应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改变预期的渠道促进利率下降，进而发挥刺激经济作用。一旦“退出”信号过早被释放，预期的自我促成机制会放大利率上升对实体经济影响，利率、国债价格均面临震荡风险。政策承诺效应也被迫终止，而危机后的复苏通常又是脆弱而难以维系，加上经济体自身保持持续增长动力不足，在这种复苏基础尚未牢固条件下，退出可能会使政策成就付诸东流，甚至可能步入“双底衰退”风险。
鉴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效果显著，经济体系中“暂时沉睡”的流动性陆续被激活，全球经济复苏成果大于预期水平，货币活化及预期通胀压力逐渐加大，不及时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使实体经济面临潜在风险：释放的流动性作用于实体经济，货币供给量增加并传导影响到物价及资产价格，催生了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也给未来经济波动埋下伏笔。
（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全球的影响
随着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美联储关于缩减Qe规模的决定牵动世界的神经，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减少货币供给，无风险利率上升，资金流动发生变化，出现逆转。美元作为全球结算货币，此举通过汇率渠道在世界各国传导。最直接的表现应是跨国资本回流美国和美元呈走强趋势。相应的新兴市场国家将会面临资本外流和本币贬值压力，存在全球资本市场动荡风险。在全球汇率及汇率政策调整的背景下，各国贸易活动同样发生变化：初级贸易产品出口国面临外汇来源缩减及保持本国经济复苏势头的双重压力，产品销售拉开相互竞争帷幕，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存在下行空间。美国作为世界经济体巨头，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正溢出效应有目共睹，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更为突出。
（四）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对我国的影响
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并完全融入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美元由弱转强，人民币汇率应声下跌。从而吸引资本回流，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出，我国可能面临流动性紧张局面。我国大规模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将因价格下行而面临巨大损失可能，同时也使得外汇储备管难度加大。我国尚未成熟的股市、楼市可能迎来真正冲击，导致我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加重了我国维护金融稳定任务。另一方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预示着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接近尾声，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应减小，人民币汇率趋向合理化，贸易环境得以改善。作为最大消费市场美国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会带来发展机遇：出口需求日益旺盛，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内需逐渐增长，未来进口需求将随之加大，这对改善贸易结构，促进我国经济转型，争取更加优质增长是比较有利的。
三、我国应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策退出的措施建议
随着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次退出，全球经济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应当采取动态调整方式，积极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适当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使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加合理，有利于国际经济活动在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建立和完善外汇市场监督管理机制，分散和防范各种外汇风险，丰富外汇储备投资方式，适时创新外汇储备管理方式，确保外汇市场健康有效运行。还要加强国际资本流向的跟踪监测，进一步强化对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动态监管。此外，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改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充分把握目前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带来的机遇，又要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开放力度，积极发挥国内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现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9
摘要：“十二五”期间，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江苏发展面临的环境比以往更为复杂，但机遇也有不少。能否化危为机，抓住机遇，关键在于注重经济转型，强化科技创新，强调绿色增长，注重城乡统筹，实现民生幸福。
关键词：“十二五”；江苏；经济发展；形势；任务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1-0020-03
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编制年。根据我们近期的调查，从有些地方对编制规划的要求看，存在着追求过高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没有很好准确把握今后经济发展的增长走势与总体要求。主要是地方领导经济增长的压力大、要求高，在总体思路上，仍然是前些年“大干快上”的思维，希望有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定得相当高，GDp增速都在15%-20％左右；在资本积累没有很好完成的情况下，主要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地招商引资。虽然也提到了科技创新和转变发展方式，但力度不大。我认为，速度能快则快没有问题，招商引资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速度过高能否实现，都去招商引资实际上是招商抢资，能否如愿。为什么出现这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关键是我们对发展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缺少足够清醒的认识。
一、“十二五”期间江苏发展环境
“十二五”期间，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发展的时代，国内外形势将发生较大变化，江苏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面临的宏观环境比以往更为复杂。
1.世界经济运行模式面临深度调整
（1）全球经济增长处于低速时期。由价格虚高、资产泡沫、投机猖獗、生产过剩等引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波及到实体经济衰退的经济危机，必然有一个资产缩水、价格走低、失业增多、投机退潮、商品存货减少的过程，幻想在危机中高速增长、就业增加，不符合应对危机的规律性要求。危机从经历了萧条再到复苏是个缓慢的过程，决定了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恢复将充满许多不确定性风险。目前，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摩擦和争端增多、货币战愈演愈烈等，在一定意义上都与后危机缓慢复杂的复苏有关。同时，金融经济危机对原有经济和产业结构提出迫切的调整需求，全球经济格局、国际分工与贸易、投资的模式与格局有可能发生重大调整。这也决定了全球经济不大可能沿袭前些年高的增长速度。
（2）世界各国将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发达国家通过对危机的反思，检讨过去的产业投资政策，出现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调整。同时，经历了危机的国家和地区将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寻找新的增长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酝酿新的重大突破，以新能源和低碳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绿色经济，将重塑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创新密集时代，产业发展将迎来新一轮调整。
（3）国际贸易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调整消费模式和贸易结构，改变进口依赖和消费信贷，注重储蓄和出口。外向度高的国家将更加注重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拉动内需以弥补外需不足成为宏观政策的重要调整取向。企业经营战略及模式也将随之调整，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同时更多地面向国内市场。因此，在十二五时期，全球性的国际市场需求不会增长太快。
（4）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中的份额将逐步上升，新兴市场间的国际投资与合作将明显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考虑到以前对国际经济的较大依赖，增长的速度也不可能太快。
2.我国经济社会政策导向面临重大转变
“十二五”期间，全球经济面临的深度调整、增长速度放缓，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复杂，原有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如发展模式粗放、经济结构失调、贫富差距拉大、体制改革滞后等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深化体制改革的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经济社会政策导向将面临重大转变。
（1）积极扩大内需，实现增长的双轮驱动
受国际危机的影响，国外市场需求相对萎缩将导致我国出口增长趋缓，经济增长乏力，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因此，充分培育、增强经济内生可持续增长能力成为迫切要求。“十二五”期间，在继续重视出口、投资拉动作用的基础上，我国将继续扩大内需政策，通过鼓励国内消费需求、重点是居民消费需求，由过度依赖外需转变为内外需并重，由过度依靠投资转变为投资、消费双轮驱动。
（2）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
“十二五”期间，因应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我国将顺势进行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重点发展现代农业、新兴战略性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等手段，加快现有优势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加大政策优惠和扶持力度，培育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型产业，抢占新时期产业发展制高点。
（3）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以“哥本哈根会议”为契机，继续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围绕绿色经济的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环保产业、先进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将成为产业政策扶持重点。资源品价格提升、资源开发补偿与生态环境项目投资等相关领域的政策将陆续出台，大力倡导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开发利用，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4）扩大公共服务，增进民生幸福
“十二五”期间，国家将进一步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需求。通过着力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扩大内需、优化内需结构、形成消费驱动的发展模式提供有力支撑。
二、“十二五”期间江苏发展机遇
综观国内外发展趋势，结合江苏实际，后危机期间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机遇。
（1）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江苏积极发展内需型、消费类产品的生产。江苏利用外资的水平较高，外贸依存度大，反映了江苏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国家政策的调整，有利于适应内需市场的变化，提高江苏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
（2）随着新时期绿色增长、低碳经济战略的实施，江苏新兴产业将呈现成倍发展的趋势。江苏作为制造业大省，环境保护遇到的问题多，发现的矛盾早，环保产业发展也比较快；加之前些年发展新兴产业起步早，速度快，基础好，有利于“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使包括现代服务业在内的新兴产业有一个大发展。
（3）随着区域性经济分工和协作的深化，江苏经济发展将形成更加鲜明的特色和优势。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尤其是《江苏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区域性经济分工和协作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江苏经济与周边地区错位竞争发展。苏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进程加快，沿海地区新兴产业带加快形成，加之传统农业向优质、高效现代农业的迅速转型，将进一步培育和确立江苏经济新的特色与比较优势。
（4）江苏总体上面临较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仍将在全国保持率先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经济增长放慢，但江苏经济发展不缺一些热点和亮点，因而不影响江苏或部分地区抢抓“后危机”新机遇，打造“后危机”新优势，实现超常规跨越发展。比如，江苏沿海地区可望作为新的投资热点地区，是江苏“十二五”时期重要的经济增长点；苏南地区通过产业转型和升级，高新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会有大的发展；其他地区得益于江苏沿海开发和长三角一体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可能从集聚与辐射中共同分享较快的经济增长。
三、“十二五”期间江苏发展的主要任务
当前，江苏已进入新型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并进、优化转型的重要时期，目前人均GDp50000元人民币左右，按经济发展阶段性理论的初步判断，江苏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正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后危机时期的经济发展，既要尽可能争取较高的增长速度，更要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思路、发展模式等方面有深刻的转变。关键是在发展思路上，要彻底摆脱多年来主要依靠拼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劳动力低成本竞争谋求高速增长的经济思维，切实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在发展目标上，要坚持好中见快，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不再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发展新兴产业、强调低碳环保、经济转型升级，都不宜也不可能保持太高的增长速度；在发展模式上，要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口替代，重在满足内需和技术创新，由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逐步转向消费、投资、出口均衡拉动，重在由“江苏制造”转向“江苏创造”。具体应该突出这样几个方面的任务：
1.注重经济转型。江苏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适应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必须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质效优先型经济发展的道路。重点是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着力发展新兴产业，注重提升现代服务业，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要促进产业链条的延伸及向高端的发展，扩大优势产业的集聚和辐射，打造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基地；加速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做特、做专的步伐，鼓励中小成长型企业做专、做优、做特，脱颖而出为大型骨干企业，鼓励大企业通过购并重组和企业上市，成为具有垄断竞争优势的旗舰型企业。同时，应抓住国家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政策机遇，增加内需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坚持依靠两个市场、抢占两个市场，提高江苏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2.强化科技创新。多年来，江苏经济增长所依靠的传统劳动力资源优势已不再显著，并逐步丧失。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必须走提高劳动者素质、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道路，将劳动力资源大省变为劳动力资源强省。在创新强省战略中，必须突出人才强省，在培养人才、引进人才、使用人才方面创建良好的环境机制。要坚持把自主创新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以科技进步支撑和引领经济转型和升级。要加快和完善创新体系构建，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以科技、教育、人力资源、生态等领域的创新增长作为未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和重要支撑。要进一步加大投入，突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支持产学研相结合，重点加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技术创新，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并以此改造提升优势产业，培育新型战略型产业，优化整体经济结构。
3.强调绿色增长。随着小康和现代化的迈进，环境生态不仅是生产先进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消费追求的重要目标。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生产与消费必须以环境安全为前提，接受环境友好的检验。人类在解决温饱以后，良好的环境生态就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否则，即使收入提高了，住房宽敞了，如果水不干净、空气不干净，食品和治安环境缺少安全感，大的环境不理想，小环境再好也是白搭，人们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满意度就要大打折扣。所以，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绿色增长的基础上。重点是依托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以节能减排为抓手，构建“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产业体系。要提高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完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引导公众自觉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排放型的消费模式；围绕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坚持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发展特色鲜明、重点突出、多元并存的旅游经济。
4.注重城乡统筹。城乡统筹的实质是城乡平等。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出路。要以改善民生为目的，以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为动力，以优化配置资源为手段，进一步推动先进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率先探索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协调、共同繁荣”的互动机制；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突出抓好重点中心镇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进一步夯实“三农”发展基础，落实强农惠农政策措施，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5.实现民生幸福。按照经济学的本原定义，民生幸福既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起点，又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进一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坚持把民生工程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在加强社会事业和改善人民生活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双赢，是江苏“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必须大力扶持和鼓励居民创业，努力扩大就业，让更多的人获得幸福的基础；认真协调好劳资关系，积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增加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必须明确，社会保障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是社会保障的主体，全体居民都是社会保障的对象，并且越是困难群体越要享受社会保障。要按照这个理念，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健全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二五”时期，将是江苏老龄化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社会化养老将成为比较紧迫的任务，应主动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积极探索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在江苏实现小康与基本现代化的进程中，让每一个人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
参考文献：
［1］渭南文集:卷二十［Z］.
［2］顾松年等.苏南模式研究［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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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形式与政策篇10
一、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对于保持江苏经济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当前，江苏开放型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从国际经济环境看，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欧洲债务危机深化、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外部需求持续低迷；从国内经济环境看，由于外需对我国经济的拉力明显不足，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在国际国内较为严酷的市场环境下，江苏的开放型经济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在对外贸易方面表现为低成本竞争优势削弱，加工贸易比重过高，产品附加值降低，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且市场较为单一，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在利用外资方面出现了增速放缓，资源能源成本上升，土地、生态环境承载力下降，外资的产业分布、地域分布、投资方式、来源地结构都不尽合理，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明显滞后等制约因素。在“走出去”方面面临更为复杂的经济、政治环境，使“走出去”的经济、政治风险增加，融资难度加大，文化冲突凸显。开发区创新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强化，集约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资源环境瓶颈的约束日益加剧，体制创新滞后等。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和缓中企稳的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态势说明，江苏的开放型经济正经受着严峻考验。而开放型经济在江苏经济发展中的比重大、支撑力强、影响面广，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只有着力培育新优势，才能确保开放型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加快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是促进江苏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加快江苏外贸转型升级，有利于着力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提升外贸增长的持久动力。通过外贸转型升级，可以提高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进一步拓展新兴市场及周边市场，可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可以促进内外贸相互融合，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可以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可以改善服务贸易结构，促进新兴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加快江苏利用外资转型升级，有利于优化资本配置，使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得以全面提升。通过利用外资转型升级，可以更好地应对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促使产业链高端环节、研发和营销环节进入江苏，可以更好地引进符合江苏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可以加强江苏的技术引进力度，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可以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友好的矛盾，实现江苏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江苏对外投资转型升级，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走出去”的层次、水平与效益。通过对外投资的转型升级，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有利于江苏出口绕过贸易壁垒，稳定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增强江苏企业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的能力，有利于江苏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能源和资源，缓解江苏能源和资源的瓶颈约束。
加快江苏开发区转型升级，有利于促进江苏开发区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正确轨道。通过开发区转型升级，有利于推动开发区搭建全省创新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有利于推动江苏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全面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有利于开拓科技创新的先行区，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推进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有利于通过开发区集聚高层次人才，形成吸纳创新要素的有利条件。
三、加快开放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江苏经济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以调整和优化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为重点，着力培育江苏对外贸易新优势
加大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增强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连续性和前瞻性。在财税政策方面，对提供公共服务、外贸结构优化、发展品牌、转型升级、质量安全、中小企业促进、贸易摩擦应对等方面给予支持。在出口退税政策方面，要保持出口退税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从长远看，应还原出口退税政策的中性定位，要改革和完善出口退税地方分担机制。在金融政策方面，支持和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进出口信贷业务，拓宽进出口企业融资渠道；要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扩大中小企业进出口融资担保业务，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要加大进出口信用保险的支持力度，支持重要原材料和关键技术设备的进口；要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
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承接转移，不断提升加工贸易水平。在大力发展一般贸易的基础上，要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延伸产业链、增值链，提高本地增值、本地配套的比例。当前，应抢抓建设苏南现代化示范区的重大机遇，以深化苏州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工作为抓手，支持苏州海关特殊区域整合和功能拓展，加快建设培育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要大力落实“江苏省传统产业升级计划”，促进传统产业由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转变，由加工制造为主向研发、设计、营销延伸，由产品竞争向品牌竞争转变，增强创新能力、品牌效应和发展后劲，逐步实现传统产品出口高端化、品牌化，构筑江苏传统产业和加工贸易的竞争新优势。
引导服务出口升级，不断促进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当前，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正在从产品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是江苏调整外贸结构、实现外贸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要大力发展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服务出口，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良性互动。要加快高新技术与服务业之间的相互融合，共同推进服务贸易创新与变革。要做大做强服务外包，尤其是重点突破文化创意、制造业、商务、物流等关键领域，积极拓展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及批发零售等外包领域，进而有效提升江苏服务外包的附加值水平。大力推动建设国际商务中心。要在全省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省市合作，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的会展、货代、工业设计、质量检测、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服务贸易公共平台。
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应全面推行“5+2”、24小时通关报关服务，全面推行电子联网通关报关，不断优化通关环境，逐步提高通关效率。要加强部门间合作，推行进出口货物电子监管、直通放行、绿色通道等便利化措施。要加强贸易平台功能建设，为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公共信息服务，保障国际贸易供应链安全。要加大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建设的推进力度，为区内企业争取更优惠的贸易政策和便利条件。
2.以延伸产业链、攀升价值链为重点，着力培育江苏利用外资新优势
进一步扩大开放领域，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实行更加开放的市场准入政策，加快外资向服务业流动，尤其是要促使外资向现代服务业流动。加快引进能为先进制造业配套服务的外资企业，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加快以产业链招商和完善产业链为依托，以苏州、无锡、南京为基地，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努力引进跨国公司区域性总部和功能性总部。加快引进服务外包企业，尤其要以苏州、无锡、南京三个部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基地，大力引进业务流程外包企业和知识流程外包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加快传统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积极引导外资延伸产业链，助推制造业向高端攀升。围绕江苏省新兴产业倍增计划，鼓励外资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新兴产业特色基地的发展。鼓励外资投向高端产业，着力引进生物医药、纳米、生态环保等领域更高层次的制造业，不断延伸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提高传统产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培育一批旗舰式高端制造业企业，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互动发展。
大力优化外资技术结构，增强外资技术溢出效应。鼓励跨国公司与江苏企业、科研机构共同投资建立研发机构或中心。鼓励江苏企业更加注重引进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科技项目。推动江苏企业的技术引进、吸收与再创新，努力缩小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促进内外资互动融合，增强跨国公司在江苏的前后向关联，增强其根植性，提高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通过利用外资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
创新利用外资方式，推动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鼓励外资企业通过参股、并购等方式整合产业链；大力引进各类投资基金，着力吸引跨国公司在江苏设立功能性机构；鼓励企业境内外上市，并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等；支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医疗卫生等领域利用国外优惠贷款，加大间接利用外资的力度。引导外资由成本取向转为市场和高科技取向，向产业链高端环节、研发和营销环节进入。鼓励江苏企业与跨国公司构建战略联盟。
3.以调整优化中长期区位及产业选择、创建“集群式”走出去新模式为重点，着力培育江苏企业“走出去”的新优势
不断优化和调整江苏企业“走出去”的中长期区位和产业选择。从区位选择来讲，既要巩固亚洲、非洲等传统市场，也要开拓大洋洲、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还要鼓励企业将新兴产业投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并建立研发中心。从产业选择来讲，应重点鼓励并引导交通及基础设施、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和软件等产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应鼓励企业境外合作开发矿产、农林资源，缓解资源对江苏经济发展的制约。要进一步鼓励江苏的制造业企业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完善营销网络，打造品牌，推动企业产品结构优化和升级。
创新和完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撑体系。政府应加强政策咨询服务，制定全面的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应创新财政支撑手段，设立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发展基金，提高对江苏企业“走出去”的扶持力度。应制订、贯彻和认真落实与“走出去”相关的海关、商检、金融、税务等便利政策，为企业搭建各类投资与交流合作平台。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和产业聚集区的建设，把企业产品的加工组装、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以及产品设计开发等工序和环节延伸扩展到目标市场区，形成规模产出效应。
建立和强化企业“走出去”的服务支撑体系。要加快培育有实力的、专业的、国际化程度高的投资咨询机构以及财务、法律等中介机构，为江苏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力支撑；要建立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门户网站及项目信息库，为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投资环境和市场信息服务；应加快建立政策性银行为主、商业性银行分工协作的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融资支撑体系，可尝试让江苏银行等本省金融企业“走出去”，为江苏企业“走出去”提供融资、咨询等服务，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建立江苏省服务于企业“走出去”的合作商会，致力于在“宣传政策、提供服务、反映诉求、维护权益、规范自律”等方面发挥独特、实质性的作用。建立对外投资保险制度，鼓励政策性保险机构为企业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中遇到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服务。
创建和创新企业“走出去”的模式。鼓励江苏企业通过参股、并购、契约等方式构建战略联盟，将境外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出海这种“集群式”走出去的新模式，通过抱团合作，结伴而行，打造走出去的“旗舰”，形成规模效应，增强江苏企业在海外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大力发挥江苏“走出去”企业之间的关联、配套和协调效应，从而提高江苏企业“走出去”的成功率。
4.以体制创新、坚持精细化和特色化发展路径为重点，着力培育江苏开发区新优势
坚持精细化和特色化发展路径，加快开发区发展形态创新。重点支持三类园区加快发展：一是支持科技创新型园区发展，提升开发区创新能力。研究制订加快发展科技产业园、科技创业园等科技创新型园区的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发展一批以“专业性”研发、孵化为主的科技创新型园区。二是支持特色产业园区发展，提升开发区集聚能力。积极培育和建设先进制造业类、高新技术产业类、现代服务业类、区域特色类的特色产业园区。制订加快省级特色产业园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对产业集聚度高、带动力强的园区给予扶持奖励。三是支持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提升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力推进开发区发展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推动产业与生态和谐发展，引导更多的开发区创建部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促进江苏经济持续发展。
搭建多重服务平台，为开发区创新提供新动力。重点支持开发区建设四个平台：一是建设科教研发平台。鼓励全省开发区与中科院、国家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等各类科研院所加强联合，开放式创建更多的科教研发平台，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支撑体系。二是建设投融资平台。鼓励开发区建立创投广场等投融资服务平台，有效集聚国内外创投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同时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境内外投资者参与开发区内各类公益性、准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构建市场化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三是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支持开发区与世界先进科技园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共建研发平台、联合攻关、引进海外的成熟技术等方式，加快推进多种形式的国际科技合作和“走出去”步伐，提升开发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四是建设科技商务平台。建设一批为科技型企业拓展商机的商务平台，引进各类国际经贸机构，为科技型企业开拓国际国内市场提供中介服务。
推进体制创新，为开发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在制度层面上，积极推动立法工作，促进在法律框架内明确开发区的法律地位。进一步理顺市、县政府与开发区管委会之间的事权关系。二是深化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行政职能定位。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作用，弱化开发区的政府职能，带动企业和社会组织在招商引资、投资环境建设、资产运营、公共服务、公共工程代建等方面的积极性。三是建立体制外投诉、体制内监察、有效的问责和评估制度，推动网上办公、政务处理和政务公开，提高开发区管委会协调有关部门的能力，提高开发区的工作效率。
实施人才战略，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实施新兴产业领军人才、高端人才引进工程，把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高端人才作为开发区工作重点，通过企业主导、政府资助等方式，面向海内外引进领军人才、紧缺人才和创新人才。完善激励机制和配套政策，系统解决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创业生活的后顾之忧。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和省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金对开发区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和研发人才要给予重点倾斜，要为创新型人才的创业和生活建立“绿色通道”。鼓励开发区设立专门服务“”的领航公司，专注于服务创业人才和创新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