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1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2
关键词：新经济政策阶段退却社会主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就其实践意义来说）。新经济政策思想活学活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地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列宁就曾说过，现在我们“将社会主义拖入了现实生活”①，这为我们如何深入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把握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背景
新经济政策思想即是列宁围绕苏俄新经济政策所阐发的一系列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毋庸置疑，列宁这一思想是围绕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而逐渐形成的思想。在苏俄三年内战行将结束，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正打算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时候，苏俄却爆发了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以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为顶峰。危机的严重性质给苏俄的领导人以警醒，使他们意识到三年内战中为赢得战争所采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不适应新的国内形势，必须果断地终止这一政策从而避免农民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敌视，避免农民和工人阶级联盟的破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列宁重新思考了在苏俄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且逐步得出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其核心内容是，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恢复工农生产中的流转，实行租让制，采用迂回的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既是源于对三年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反思，又不限于仅是对以往政策的总结，而也是在基于对苏俄这样的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构想阶段。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大约1918年春天，列宁即对苏俄国内所存在的经济成分作出了较为冷静的判断，即指出，苏俄存在着从宗法式的、小商品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直到社会主义的五种经济成分，并着重指出了在这五种经济成分中苏俄是小商品经济占据绝对优势。他由此推导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一个小农经济国家的意义，因为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说，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小商品经济并且是社会主义的前阶。②苏俄既然处于这样的阶段，就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监督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在这个阶段，列宁的这一思想仍处于设想阶段，尚未经实践的检验，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新经济政策的思想萌芽。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初步构想不是在战时共产主义之后而是早在之前就已经提出来了。
第二阶段是正式提出的阶段。随着苏俄进入三年国内战争阶段，苏俄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变化，原先设想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可能实行，战争的状态及苏维埃政权处于守势的局面使得苏俄迅即转入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的产品集中分配体系，这种既符合战时需要又契合社会主义理论原则的经济政策使得苏俄经受住了武装干涉和国内叛乱的考验，与此同时，这种体系和政策的初步见效使得列宁等产生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所谓直接过渡，即是指苏俄通过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家直接过渡到以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即要求对社会生产进行计划调节）为主的国家。这种直接过渡的思想抛弃了列宁原先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脱离了当时苏俄经济的实际，在国内战争进入尾声之际，导致了大批农民破产，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农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高度紧张，这就为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创造了条件。
大致在1921年春，国内的政治危机（农民暴动不断，甚至出现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最终迫使列宁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但在这一阶段，应当说，列宁主要是从战术的角度来理解新经济政策，认为新经济政策类似于一种军事上的退却，而这种退却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迂回的战术。这种“退却”的说法首先是一种为了说明和宣传解释新经济政策的形象的比喻。必须着重指出，这时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定位存在不确定性，因为列宁多次指出退却的时间和限度是不知道的，要看实践的情况③，他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存在一定的疑虑的，因为他必须考虑到新经济政策在恢复了正常的工农流转和生产之后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的殊死搏斗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之后，这种退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因而列宁在许多场合都反复强调这种退却是为了“极顽强地向前进攻”，所以这种退却是有附加条件的，即退却是为了更好地进攻，而不是背叛革命。因此，在这个阶段，新经济政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随时面临着转入进攻（即调整政策）的情况。顺便提一句，虽然新经济政策与列宁关于建设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初设想相呼应，列宁在解释新经济政策时也提到了1918年春的著作，但必须指出，在经历了残酷的国内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强化之后，列宁这时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强调不可避免带有“临时性”的意味。
第三阶段是发展深化阶段。在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多以后，列宁根据实践的经验对新经济政策的定位有了更为清醒、更为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阶段，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已由原先的“退却的进攻”变为“长时间的或战略的退却”，也就是说，这时的退却已经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必须长期实行的稳定的政策了，这样说，不是意味着“放弃进攻”，而是将进攻大大往后延期了。这种看法的依据在于，列宁认为“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④这就清楚地表明，短时间内从退却转入进攻已不是列宁的观点了。列宁的观点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变，一个基本的因素在于，列宁对于俄国农民的文化程度作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评价。列宁认为，在俄国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俄国居民的合作化，俄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没法建成，而没有文化程度、文明程度的极大提高，居民的合作化就难以完成。而俄国落后的文化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就发生了质的变化，用列宁自己的话来说，“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⑤这里的“根本”就表现在，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来看，社会主义已经不是意味着采用集中的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即典型的计划经济），而是意味着采用合作社的生产和分配方式（即资本主义的集体企业经济），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无产阶级国家掌握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从这样的角度再反过来看列宁关于“退却”的提法就更易于理解了，正是由于长期停留在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充分论证之后——因为列宁曾明确地指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⑥，他才能够得出“延期进攻”的观点而不是“重新进攻”的观点。因为，这时的“退却”已经有了不同于提出这一说法之初的含义，“退却”已经不是退却了，而是重新确立新的社会主义阵地了⑦。
三、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阶段论的重大意义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的过程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三个阶段的思想变化是非常急剧的，常常伴随实践的变化而变化，这导致了我们理解列宁思想的难度，但如果我们能紧密把握列宁思想发展轨迹之间的这种与实践互动的关系，则不难找到列宁不同阶段思想之间的历史联系和内在发展逻辑，正是这种逻辑浓缩了苏俄革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矛盾。
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告诉我们，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新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列宁结合对苏俄发展阶段的分析，敏锐地发现，在俄国完成十月革命之后，却仍然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之前需要完成的经济任务。这一任务不仅不随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而更易于完成，恰恰相反，这种经济领域的任务与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所宣传的革命意识形态还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在俄国后来的发展进程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使后来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科学社会主义本来面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而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发展变化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还原了科学社会主义本来的面貌，探索了如何在现实的条件下，运用唯物辩证法实践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方法和途径。
注释：
①《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7页
②《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51页
③《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42页
④《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2页
⑤《列宁论新经济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第255页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3
④另一方面是对于使用政府干预或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新认识。20世纪7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统治地位，趋向于完全摈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1998年和2008年的危机使西方经济学界更明确地趋向于重新重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从而也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米歇尔•弗罗埃（michelDeVroey）在其纪念凯恩斯《通论》的文章“要抛弃凯恩斯吗？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近代历史”中说：“宏观经济学家真的已经摆脱凯恩斯了吗？对于这一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就概念工具而言，这一答案是肯定的（……）。……。iS—Lm模型依然统领着宏观经济学界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么多年来宏观经济学并没有多少发展。就其他的层面而言，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某些凯恩斯主义目标似乎总是在对立的阵营取得胜利后又再次出现（反之亦然）。第二，凯恩斯主义的目标近年来日渐成熟，它脱离了阐述市场失灵特别是非自愿失业的目标，而转向让市场的不完善走上前台的更温和的目标。”⑤罗伯特•w•狄蒙德、罗伯特•a•蒙代尔、亚历山德罗•维尔切利在他们合编的《七十年后再读凯恩斯通论》一书的前言中说：“凯恩斯当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如经济的稳定性、政府的经济职能、世界经济的合理体制框架、经济决策与不确定性未来的关系等，时至今日依然至关重要。”⑥所以，当前西方国家理论注意力的转变，恰恰是由于凯恩斯所期望的、其理论对于经济衰退、萧条、失业等现实问题的解决。
在《通论》出版77年之后，如何看待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当前经济危机的关系呢？既然人们将目光转向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下面几个问题，那就是：1.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对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发生究竟有无作用？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2.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3.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需要什么条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凯恩斯《通论》的基本实现和政策主张。首先是要了解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动机。
凯恩斯写作并出版其《通论》的背景（即“凯恩斯革命”的背景），主要是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出现的长期慢性萧条以及后来更普遍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英国从1825年开始出现第一次全国性的经济萧条后，这种带有周期性的衰退和萧条便反复出现，而且越来越严重。起先经济衰退和萧条在较短时间内，还可以自己得到恢复。但是，到20世纪中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衰退和萧条却迟迟不能恢复，甚至与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汇合到一起，使萧条更加严重。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对于这种情况表现得束手无策，其经济理论解释力上的失灵和政策实践上的无能为力，迫使像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得不对传统的理论进行反思。而当时的另一种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产生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不少国家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英国也出现了费边社社会主义的思潮。凯恩斯当然不会去赞同社会主义。凯恩斯曾经明确地说：“如果我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谈到这样的阶级斗争时，我跟任何别人（除了某些热情的捣乱分子以外）一样，我阶级性的、个人的爱国心，是跟我自己的环境分不开的。我会受到在我看来似乎是公道的、良好的观念的影响；但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这边的。”
⑦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灭亡和抵制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己任，进行了与《通论》有关理论的研究。这就是凯恩斯写作《通论》的根本动机和目的。从具体内容来说，凯恩斯主要是借鉴了长期以来社会上已有的关于国家干预的一些经济思想和政策措施，并进行了一些自己的改造。
凯恩斯的《通论》主要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命题，这包括：1.集中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的“萨伊定律”，即只要努力生产，不必考虑需求，市场具有自动调节经济使其趋向或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和功能。2.坚持金本位制对克服通货膨胀的作用。3.利息率是货币市场的有效调节手段。4.工资是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有效机制。5.货币对于实际经济活动完全不起作用，它只是蒙在实际经济上的一层面纱。这就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二分法”观点。6.政府应该对社会的经济活动（货币的供给例外）采取自由放任态度，而不要加以干预。“凯恩斯革命”的意义就在于：1.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效性的信条；2.提出了国家积极干预经济以解决经济萧条和普遍失业问题的新的思路和方向；3.提出了总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方法；4.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
具体说来，“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内容包括：
1.理论上，凯恩斯否定了代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基本传统观念的所谓“萨伊定律”。他强调了总需求对决定国民收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凯恩斯提出在三大心理规律（消费倾向规律、流动偏好规律和资本边际效率规律）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将导致社会上出现较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而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将无法发挥出有效作用来纠正这种失调。
2.方法上，凯恩斯复活了重商主义曾经使用过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传统的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分开的“二分法”，将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合为一体。这一做法开辟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此外，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凯恩斯主要运用了短期分析和马歇尔传统的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3.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始终“自由放任”和“无为而治”的传统做法，主张国家在经济萧条和危机发生时，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和调节，来拯救危机、克服萧条。凯恩斯特别强调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萧条的积极作用。其理论中蕴含了具有“创新”性的功能性财政预算政策的经济思想，主张以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大的经济萧条和危机问题。
凯恩斯《通论》的主要思想是，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尽管可以使储蓄和投资达到相等，使经济达到均衡，但是，却未必可以同时达到和保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一般性的理论”（即，“通论”，“通常情况下的理论”），而新古典传统的论证充分就业均衡是常态的理论，恰恰是特殊的理论。
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恰好满足了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政策上的实际需要，对西方经济学界立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迅速地为英美等国经济学界所接受。西方经济学家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出现确实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并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1.它注意到了经济中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对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因而拒绝了传统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总是处于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假定。
2.它注重短期分析，注重国民收入和就业的决定问题，而不再强调长期分析和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3.它强调有效需求的决定性作用，否认相对价格变动在短期内的重要意义。
4.它主张经济中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统一，反对将其分裂的“二分法”。
5.它否认经济中存在经常有效的自动调节机制，主张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加以干预和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上所述，可以对凯恩斯经济理论做出评价。凯恩斯能够比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更为清醒地正视经济大萧条的现实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他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的提出，为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极其关键的时刻发生转变并开辟了一个新方向。他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主张，至少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框架内比较现实和可行的途径。凯恩斯不仅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且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此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影响，而西方国家在经济政策的实践方面更是明显地打上了凯恩斯的烙印。所以，对“凯恩斯革命”和凯恩斯经济理论的积极意义主要应该从上述方面加以理解。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在于看到了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运行层面上的片面性缺陷，其有效性在于，在特定情况下，救治经济危机和萧条的暂时性效果。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过于明显的针对性，其一些缺陷也暴露无遗。这主要在于：
1.他强调了经济的宏观方面，却忽视了应有的微观基础，这成为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他的主要方面。
2.他过多强调了心理因素的作用，却忽视了对其他经济现实因素的深入分析。
3.他在特定情况下对经济需求方面给予充分
强调的同时，却没有注意到供给因素也是不能被忽略的。
4.他仅仅注意到经济总量的问题，却没有注意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
5.他仅仅注意了经济均衡中的价值供求平衡问题，没有注意到商品与价值的对应问题。
6.他的理论过分注重短期问题，而没有涉及长期的问题。
7.他过分注重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而没有涉及动态的分析。尽管如此，西方经济学家仍然十分推崇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美国经济学家戴维•麦柯德•赖特（D•m•Knight）对于凯恩斯的理论评价说：“我们可以驳斥凯恩斯提出的个别命题。但是，如果我们他的整个体系，那我们便会错过挽救资本主义的最后机会。”⑧这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意识形态来说的。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具体而言，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消费经济理论的影响。凯恩斯理论重视有效需求，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对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及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了西方国家消费主义的盛行。二是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的短期对策长期化，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活动成为了长期行为。凯恩斯理论对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美国和英国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形成并在经济学界占据主要地位。在美国，二战后形成了以保罗•萨缪尔森，阿尔文•汉森，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劳伦斯•克莱因、罗伯特•索洛、弗兰科•莫迪利阿尼、阿瑟•奥肯、伊弗塞•多马，马克卢普等一大批人构成的美国凯恩斯主义学派（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在英国，战后则形成了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约翰•伊特韦尔、沃斯维克等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戴维逊、西德尼•温特劳布、阿尔弗雷德•艾克纳等人为代表的后凯恩斯经济学派。这两个学派几乎统治了西方主要国家经济学界几乎1／4个世纪之久。但双方强调的理论和政策重点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运用一般被认为是维持二战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20多年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因而，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被置于支配性的主流地位。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凯恩斯主义思想和政策被片面理解与滥用，造成了畸形的经济后果。如廉价的货币政策与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结合，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都是负面的结果。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于西方国家近年来经济危机的发生有无关系？有无责任呢？
从美国来说，凯恩斯主义长期盛行所导致的消费主义，并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统治地位的近30年而在社会上消失。“由简入奢易，由奢返简难”，消费习惯和水平一旦提高，就很难再降下来。而金融信用体系的创新产品，如信用卡的流行，对于社会上“寅吃卯粮”的消费主义习惯的维持，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这就使得社会“似乎正常的”供给建立在了不够可靠的需求基础上。同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廉价货币政策（为维持经济增长而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和大量印钞）进一步造成了社会的虚假繁荣。“次贷危机”就正是这种为维持和促进社会对房地产较高需求而采取的“次等的”分期付款，和对此进一步进行“金融创新”所造成的债务链条所导致的。所以，凯恩斯主义对于美国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是负有责任的。此外，凯恩斯主义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困境也是负有责任的。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美国在战后盛行凯恩斯主义，大量增发美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政策行为所引起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依然作为世界主要货币发挥着作用，但它却比起之前更加不受约束。美元已经在事实上“绑架”了世界经济，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服从美国经济利益之下。每当美国感到其经济需要时，就会增发货币，或采取货币贬值，或者升值的办法，让别的国家为美国经济买单。这不能不说，凯恩斯主义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美国政府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扩大政府开支，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赤字，甚至成为所谓的“财政悬崖”。而这又是依靠廉价的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为其财政赤字背书的。大量的美元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世界市场，造成世界性通货膨胀。对此，凯恩斯主义的影响显然也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在表面上是欧洲国家自己造成的。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对此也难逃责任。这主要是强调消费需求的凯恩斯主义在欧洲的环境下，形成了明显的消费主义氛围，推进了欧洲一些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和政策，造成片面注重消费和福利，弱化了生产和供给，积累了大量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以至最终在带有缺陷的欧元体系条件下，发生债务危机。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解救经济危机仍然是相对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可否拯救当前的经济危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近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这些经济危机是否仅仅是由于总需求不足所导致的。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现在，如何创造充足的需求来利用经济产能的问题再一次成为关键问题。萧条经济学重返历史舞台了。”
⑨这种判断有一定道理。我们不能否认这点。不过，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近年来，欧美国家货币流动性泛滥，仅美国就实现了四次“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真正的社会需求问题并未解决，经济危机也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因为产业结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不少制造业转移到国外，造成欧美国家国内实际产业投资减少、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收入差距增大，流动资金分配极不平衡，而某些产业则在一段时期内产出相对过剩（如美国的房地产、军工产业）。在投资赢利机会减少的情况下，过多的资金一方面通过所谓“金融创新”，扩大透支性消费信贷（像个人信用卡透支额的扩大；住宅按揭贷款条件的放宽），让消费力不足的人们“寅吃卯粮”，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资金在金融领域内运作，依靠互相借贷来获取收益。可见，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难以达到解决问题的效果。而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看，无非是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或减税政策。而这样的政策也要求有与现实适合的条件，才能发挥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其赤字财政经济政策的时候，欧美各国在长期中实行的是平衡财政的政策，因而并没有过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且经济中也没有通货膨胀。从赤字财政政策所需要的公共工程项目来说，当时欧美各国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而在今天，美国财政赤字巨大，面临“财政悬崖”，不少欧洲国家的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赤字财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困难较大。而在具体的、可落实的社会公共工程项目来说，也很有限，因为欧美国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即便有些项目（如美国曾经有人考虑对全国的高速公路进行一次普遍维护和修理），其需要的大量建筑材料也无法从本国获得。因而，凯恩斯主义所看重的公共工程投资拉动经济的“乘数效应”也大打折扣。所以，在今天已经很难运用凯恩斯主义这方面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经济中总需求的问题。
从凯恩斯主义的减税政策来看，也是需要有些现实条件的。一方面，政府的财政负担情况如何对此会有影响。像美国政府这样赤字庞大，欧洲一些政府那样债台高筑，恐怕都难以达到通过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的目的。如果减税是结构性的，那么，给富人减税则于事无补，给穷人减税则有名无实。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尽管主张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欧美国家实行起来却是困难重重。从现实情况来看，欧美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似乎是可行的，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结果却差强人意。因为经济中的问题并非仅仅“缺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其所引起的结果上，只能是负面消极影响远大于正面积极影响，引起普遍性的通货膨胀、对美元稳定性的不信任，以及国际性货币投机获得的增加。归根结底，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和危机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及其具体体现。凯恩斯主义政策再有效果，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对此，我们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014-04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5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命，”是两次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改革，标志着20世纪自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和活力。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第一次转型1、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首先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另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发展。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人民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17至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人民”思想为核心的学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财产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权利。所有这些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目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社会和他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从这里我们可以归纳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是：（1）个人主义。摆脱“天然的”封建束缚所需要的个性解放，使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然要崇尚个人主义。（2）利己主义。以金钱为尺度衡量一切的“金钱拜物教”，对现金、财富无休止地攫取欲望必然使人们产生“冷冰冰”的利己主义。（3）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代替了封建宗法式的自然经济，因而资产阶级必然要求用自由竞争来取代封建特权等级制。（4）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国外市场推销其工业品，另一方面又要从国外得到廉价原料，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求取消贸易限制，打破贸易壁垒，实行自由贸易。（5）进取精神。激烈的竞争和对个人奋斗成功的向往，必然激发出人们的敬业、冒险和进取情神。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但西方各国却都在其宪法中宣布了人民原则，都确认自由、平等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都把这种意识形态粉饰成全民的民主意识，这就必然使其带有虚伪性和欺骗性。2、古典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转变就意识形态分野而言，自由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对手。从一般意义上讲，自由主义是维护个人自由、市场自由，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的自然状态高于国家权力的政治思想。20世纪初的自由主义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它延续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路线，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最初形态。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竞争和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角逐，引发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惨痛教训，特别是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使人们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反思；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经济一枝独秀，欣欣向荣，又从另一个侧面给人们以启迪。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斯福新政”开始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改革，国家干预主义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是对自由主义的第一次重大变革。所谓“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新中产阶级精英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重大改革，其目的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美国现代化道路。人富兰克林·罗斯福认识到，大萧条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弊端造成的，而要克服这些弊端，政府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干预，而不能只靠市场的自行调节，从而提出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一是调整经济结构，以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二是合理分配社会财富，防止扩大两极分化；三是政府承担解决社会福利的责任，不允许企业自行其是。总之，主要是通过加强政府职能来完善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为了完善资本主义制度，“新政”突破了亚当·斯密以来自由主义的传统模式，大胆地借鉴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的优长之处，并部分地将其纳入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确立了美国式的“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的改革模式。如果说，对政府的怀疑是自由主义的根本精神，它强调人类的自然状态，因而强调市场的自由调节，那么，罗斯福的实践则在不违背自由主义根本精神的基础上，扩大了政府干预的成分，这是一次创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斯福新政”这一改良了的资本主义可以称之为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是美国也是西方世界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整个欧美世界都在学习“新政”，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凯恩斯时代”取代了自由放任时代。
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1、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其向全球的扩张对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奥地利经济学家冯·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936年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著作《良好社会原则的探究》是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代表作。1938年哈耶克、米塞斯等26位学者在巴黎召开了以“自由主义的危机”为主题的李普曼著作讨论会，并在这次集会上产生了建立这一派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想法。1944年，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对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部著作被视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其矛头直接针对英国工党。哈耶克在书中认为，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尽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必然会导致与德国纳粹相同的灾难：现代奴役制。1947年4月，以哈耶克为首成立了佩勒兰山学会。佩勒兰山学会的宗旨，一方面是要反对凯恩斯学说及二战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是为创建一种强硬的和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主义模式奠定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派声称，国家干预经济和调节分配的做法必将压制公民的自由和扼杀人们的积极性。他们认为，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不但不是坏现象反而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派提出的关于国家控制市场可能出现危险的警告得不到各国政要的响应。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期内，新自由主义派的观点始终未被西方国家统治集团所接受。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国家经济在经历了二战后的繁荣后逐渐走向停滞与衰退。1974年的“石油危机”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形成了西方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经济“滞胀”，这种现象严重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其他流派纷纷对主流经济学派进行抨击和责难。其中，以对抗凯恩斯主义而出现的三个主要派别是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这三者被统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通过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能够达到充分就业均衡，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信赖市场的自由放任可以达到经济均衡的发展，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断言国家的过度干预是危机的根源。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上升为主流经济政策取向、英美新保守主义政府上台之后，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学说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从而引发西方世界20余年历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反滞胀的改革。这一改革涉及到了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其中包括：实施货币主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福利开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即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如从重点刺激需求转为重点刺激供给等等。尽管1991年发生的新一轮经济衰退给予新自由主义一个沉重打击，但是剧变、西方国家在冷战中的“胜利”给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入了新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的一些中左翼政府也相继对新自由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所谓“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大幅度政策调整和理论转向。东欧推行的改革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新自由主义的鼻祖走得更远。同时，拉美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至此，佩勒兰山学会的思想在经合组织国家取得了全面胜利，并最终确立了其霸主地位。2、新自由主义兴起和走强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彻底抛弃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成果。西方社会人喜欢的凯恩斯固然主张加强国家干预，受保守主义者欢迎的“市场先生”弗里德曼也并没有回到早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也不是一般地拒绝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差异仅仅在于，前者强调国家干预第一主义，后者重视市场力量，强调政府作用的限度，强调市场与政府间的正确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新自由主义”对现实经济政治过程的认识，并不是从凯恩斯主义后退，而是从那里前进。他们开始弄清了市场失败与政府失败的真正关系，把握了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正确方式。他们认识到，市场自由化不等于自由放任主义。他们在努力保护市场自由化的同时，强调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和对市场的有效监督和约束机制，力图以一种有序的市场制度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克服政府的失败，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也就是说，在市场效率不能到达的地方，政府必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经济功能。因此，只要不含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当代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发展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变革，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结为对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归。由于当代新自由主义敢于直面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新问题，努力探索变革之路，所以取得了实践中的胜利。它不仅结束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深重的经济危机，而且在治理凯恩斯主义的后果、帮助发达国家重新走出困境的同时，推动西方现代化走出工业化阶段，进入新一轮以网络信息产业革命为特征的后现代化、全球化路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末的兴起和走强决非偶然，而是具有多种深刻而复杂的原因的。一是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减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感。国家干预主义的产生，部分地是因为恐惧社会主义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威胁力量减退，特别是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后，从国际和国内来讲，国家干预主义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二是资本主义社会较长时期没有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已经遗忘了类似1929—1933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冲击，这就降低了人们对国家干预主义的需要。三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存在着内在缺陷。凯恩斯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够，为此必须由国家进行“需求管理”。虽然在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强调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交替使用，但在实行中却是以扩张为主。长期扩张的结果，推迟了眼前生产过剩的危机，却造成以滞胀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滞胀面前，凯恩斯主义政策失去了有效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当政策出现问题的时候，其理论的危机也就到来了。四是新自由主义满足了资本向全世界扩张的内在需要。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主张国家职能最小化、市场作用最大化和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正是适应垄断资本打破国内福利国家体制束缚、国外民族国家疆界和国家等障碍的需要，而一跃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同时又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走向国际垄断的思想基础。
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在于为制定和施行符合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的政策和措施，提供理论的依据和形成舆论环境，以便资产阶级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好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安定社会人心，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3个方面。1、调节西方社会政治观念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政治观念的调节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正面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政治运动、一种社会制度，而且也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相抗衡，使资本主义转为守势时，新自由主义就提出“非意识形态化”，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处于守势时的一种策略和意识形态宣传；以非意识形态化为名，适应资产阶级官方意识形态“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战略需要，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意识和垄断资本的统治。另一方面当西方政治势力处于优势时，直接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直截了当地主张意识。2、维护西方社会政治制度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政治制度的维护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西方政治制度辩护。他们主张三管齐下：第一，尽一切可能宣传资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社会价值观念，宣扬资本主义优越性；第二，利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稳定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寻找一切机会歪曲和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其中也包括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和失误来诋毁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局限于西方的范围，其进攻的目标和主战场都应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另一方面是主张通过实行温和的改革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当然变革只能针对制度的非本质方面，而不能触及本质，不能违反原则。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变革观，影响甚至是指导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实践，发挥了实际的政治功能。新自由主义强调对传统资本主义的复归和对固有价值的重新肯定，实行保守改革，从而给陷入困境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如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都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避免使用激进的改革，重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传统做法，实际上是采用了温和的、渐进的改良代替了对资本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结果这种温和的改革稳定了资本主义并使其有所发展。3、欺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认为新自由主义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之上：一是金融的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二是给市场以最大的自由。推行这两个原则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种什么都由市场来控制的经济逻辑，实质上表现了资本要控制一切的倾向。因此，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是建立在阶级原则之上的，是为谋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利益服务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殖民时代向发展中国家灌输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意在促使发展中国家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以便发达国家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将西方文化和商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发展中国家，同时又将大量财富运回本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得很清楚：“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相互依赖视为对我们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商品。从克林顿的话语中，可以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全球化的初始目的在于从不发达国家获取超额利润，并占领其市场。它一方面是为了侵蚀和瓦解以传统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另一方面又在强化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以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大肆宣传和灌输新自由主义以达到欺骗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新自由主义鼓吹“国家作用的弱化”，但是，在发达国家中国家的作用并没有“弱化”，而是仍在对经济进行干预。西方国家自身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却常常以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的神话迫使发展中国家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使经济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地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让渡给由发达国家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它貌似推行市场自由化——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国家经济，而实质上是图谋由最强国家担负起组织和管理世界经济的任务，阻止弱国拥有保护自己市场的机制和手段，保证其企业对弱国市场行使霸权。所谓“市场决定论”，有意掩盖了垄断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支配世界市场的这个本质。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虔诚和认真地弱化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上失去了正确的方向，许多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完全“西化”，取缔了原有的符合本国国情的意识形态，使这些国家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导致经济恶化，劳动者利益受损，政府频繁更迭，国家和地区政治动荡。从本质上看，新自由主义思潮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新自由主义中也确有一些反映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内容，一些可行的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等，且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研究还表现出相当的深刻性。它的一些政策主张的确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市场经济问题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新自由主义思潮，既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又要善于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合理的成分。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6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给出答案，世界上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借鉴，这是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艰难探索，这一探索是曲折的，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弥足珍贵的是，列宁设计了很多思路，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这不仅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巨大贡献，也给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今天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深刻的启迪。
一、国家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过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但都是以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为基本前提的，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预见。而在不发达的东方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还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回答并在实践上进行检验的问题。
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就曾根据当时垄断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大量事实，以德国战时经济为原型，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建立由国家控制生产过程和分配制度的设想。十月革命成功后，列宁倾注晚年的所有精力来试图攻克这个难题，以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已经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建设社会主义。而列宁通过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进行深入研究后则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没有必要立即消灭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也是在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列宁把这种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叫做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他说：“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1]202，“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1]202-203。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著作中，列宁拟订了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如下初步实施计划。
一是苏维埃政权得到基本巩固后，应该把组织工作和治理工作放在所有工作的首位。在列宁看来，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肩负着三项历史任务：首先，让绝大多数人相信俄国共产党制定的纲领和策略是正确的，即“说服俄国”；其次，夺取政权并镇压敌对势力的反抗，即“夺取俄国”；再次，组织和加强对俄国经济的管理，“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1]477，即“管理俄国”。当“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任务完成后，“管理俄国”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作为今后的主要任务。在列宁看来，“管理俄国”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他说：“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1]47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管理俄国”比“夺取俄国”更困难也更有必要，因为它要用前人没有用过的全新的方式去完成极其复杂的任务，因为它要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制度，可谓一场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1]477。但是，由于同时受到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阻挠，列宁的设想未能得到实施，但在他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几年里从没有放弃这一设想，并且认为，完成“管理俄国”的任务，是所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490
二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对经济建设全过程建立起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制度。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分散的小生产经济，而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会丧失经济效率，甚至导致涣散和瘫痪状态，也就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列宁早就指出：“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1]20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计算和监督的政策法令，如“银行国有化”“工业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当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后，苏俄转向了消灭资产阶级存在和产生的条件的任务，比起前者，后者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可想而知。对此，列宁指出，当前“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480。为了完成这个复杂的任务，列宁甚至主张利用资本主义的人才和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如“泰罗制”等。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战胜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是列宁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很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思想。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寇淑芳：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及其当代价值三是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苏维埃俄国各种小生产经济等非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实行计算和监督的计划。列宁认为，当时俄国虽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但占优势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就可以极大地方便对全部经济过程实行有效计算和监督，这样就能为组织和发展全国性的社会化生产创造必要和有利的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的胜利的条件”[1]536。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把非社会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范畴，在此基础上搞好计算与监督，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宏大构想，是在对俄国国情有清醒认识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问题的理性思考，因为小生产经济在俄国还占明显优势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但是，这时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样，仍然受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认为可以直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思想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叛乱随后到来的背景下自然影响了俄国的政策，内忧外患直接导致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直接过渡的极端措施的出台。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特殊措施1918年夏，西方14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公开对俄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试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国内反革命势力也蠢蠢欲动，沙皇旧部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在很多地方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使得列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无法继续实施。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强制性措施，要求全部经济生活服从军事斗争的需要，于是，国家生产和分配就进入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由政府规定农民所需的粮食量和种子量，其余全部上交国家；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所有企业全部实行国有化，产品由国家直接分配；禁止自由贸易，国内外贸易一律实行国家垄断，对日用消费品实行配售制度，禁止私商活动；经济关系实物化，国家对产品和原材料进行统一调拨，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度；推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规定所有非体力劳动者必须参加一定的公益体力劳动，并登记造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一种迫于战争需要而迫不得已实行的特殊政策，对于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2]502然而，这一政策“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2]502。应该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构想在内外战争特殊条件下的表现。后来，列宁曾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并指出：“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的生活说明我们错了。”[2]570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证明，“直接过渡”构想不合乎俄国当时的国情，以至于使原本处于隐性状态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迅速公开化，加之其他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表明，列宁当时正处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所领导的缺乏经验的苏维埃政权出现这样的曲折是难以避免的。
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一种“暂时退却”十月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引起了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思考，他在总结这次教训的过程中深切地认识到：在苏俄这样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革命胜利后很快就“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2]720。只有把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组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必须改变“直接过渡”办法，转而采取“迂回过渡”的政策。经历了这次危机之后，俄国共产党在列宁的提议下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决议》，决定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减低粮食税额以利于农民休养生息等。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列宁专门撰写了《论粮食税（新政策的意义及其条件）》，对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从理论上阐明了国家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意义及实现形式。
新经济政策规定：（1）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2）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3）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打破国内战争时期的做法，允许私人经营企业，并鼓励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品生产者发展小企业；（4）把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纽带和中间环节。从内容上来看，相较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确是一种退却，但退却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战胜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迅速扭转了俄国政治危机和粮食危机，极大调动了人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使经济形势得以好转，这说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俄国国情的。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加上列宁过早去世，新经济政策没有被贯彻到底，新经济政策中闪现出的光辉思想和新理论也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四、列宁社会主义观的根本改变：当代价值及启示新经济政策尽管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相关问题的初始探索，但为包括俄国、中国在内的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极大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内容，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极具借鉴价值的实践路径。
列宁凭借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激情与政治气魄，做到了既尊重实践而又不断超越实践，在没有任何现成实践或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没有简单地、教条式地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寻找答案，而是依靠革命者的勇气和智慧，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创造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这种实践革新精神和理论创造思维，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强大动力。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及实施是苏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拐点，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崭新的逻辑起点，给后人深入思考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留下了很大的余地。新经济政策完全突破了经典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在实践上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对于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列宁虽然考虑到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特殊国情，试图凭借国家资本主义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终究没有完全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束缚。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列宁对实践的尊重，能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而进行政策调整。列宁充分估计到了在经济水平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过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列宁对社会主义过渡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列宁在晚年通过总结十月革命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经验，特别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留下的教训和新经济政策取得的经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构想。列宁在《论合作社》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773这一论断被后人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这是列宁在病重期间通过口授的方式留下来的理论。在这个时期，列宁对俄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理论思考，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合作社。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下的余粮收集制失败后，列宁就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在农业领域走出一条新的社会主义过渡路线，认为合作社是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好办法，因为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能为实现农业合作化提供基本保证和前提。在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下，俄国要教育农民保证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就必须实行合作化。列宁还认为，合作化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国家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予以支持。合作化是新经济政策在农村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列宁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的重要内容。
二是改造国家机关。列宁把国家政权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这是苏维埃政权与其他政权的重要区别。列宁不仅将改造国家机关看作政权建设的重要方面，而且还将其提升到第一任务的高度，认为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造国家机关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改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三是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列宁不仅提出“文化革命”这一概念，而且把它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纲领。列宁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还认为，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为俄国的文化革命创造了全部条件，“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774。“文化革命”反映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根本改变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此外，列宁还认为，加快实现电气化和工业化，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强大技术基础和物质基础，建立社会主义的唯一基础只能是大工业。他曾经用“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这一公式，来强调工业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应苛求列宁在创新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道路方式的同时，完全放弃旧的理论思路，把新经济政策所体现的商品交换和市场规则提升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层面上来，完全摒弃计划经济思想进而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则来发展社会主义。其理由是：第一，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仅仅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战略，并没有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模式来看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的宗旨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小农经济纳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去。第二，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仍然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和原则，认为经济计划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新经济政策这个庞大的战略的组成部分。第三，列宁仍然把新经济政策中的商品和市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素，把新经济政策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包含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既联合又斗争，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否战胜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尽管列宁并没有完全突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实践上也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传统思路，但这丝毫不影响新经济政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也丝毫不影响它对东方国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产生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向新经济政策和商品经济的转变，是列宁“一切从实际出发”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由此说明，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尊重实践，需要对失误进行反思并且不断纠正失误。虽然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时间不长，但它所产生的意义，不是区域性的，也不是一个国家的，而是国际性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都对传统模式进行了改革并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充分表明，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当代社会主义所做出的最具生命力的贡献，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首先，列宁突破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把商品货币关系用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这种做法后来被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借鉴，甚至成为指导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原则。十月革命后最初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上的教训，使列宁转变了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认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任何试图迅速消灭商品经济的尝试都是不切实际的。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其次，列宁改变了社会主义在所有制上必须实行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进行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有益尝试。列宁提出，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国家所有和合作社所有是这一时期合理的不同公有制形式，应该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导，允许私有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种观点为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审视所有制问题和确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再次，列宁摒弃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完全割裂和完全对立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路径的思想。列宁认为，在市场交换关系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因素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只要我们善于引导，资本主义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容纳并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以上内容是列宁对不发达的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探索的集中体现，从中可以看出，列宁的理论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历史的前瞻性，是一个契合俄国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理论，对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启示之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又要有不断探索的政治气魄和理论勇气。这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否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党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根本。
启示之二：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允许发展中有失误，但必须善于总结经验和汲取教训，不断完善发展模式，优化发展方式，用科学理论指导发展，用成功实践引领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7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8
本文主要介绍“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和理论观点。
一、政治—经济模型的特征
政治—经济模型把政府看作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内生部分，这与一般的传统分析不一样。例如在早期泰（theil）的分析中，政策制定者被看作是“善心的社会计划者”，他只关心社会福利最大化，拟想三个步骤：第一，政策制定者详细制订经济政策的目标（如低通胀、低失业率）；第二，给出社会福利函数，政策制定者试图将其最大化。他将选择一系列政策工具（财政、货币政策）来实现理想目标。最后，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必须运用经济模型以便政策工具能被设定最佳值。这种对分析经济政策的规范的研究，考虑的是政策制定者应该如何行动，在最优控制论内容中经济学家试图提出一系列最优政策以达到最大产出。因此，一般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分析把政府看作是经济中外生的。它唯一关注的是指导经济沿着最大产出方向前进，经济政策分析降格为一种技术训练，即在约束条件下的目标最大化。
在政治—经济模型中，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家把政府看作是站在政治和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中心。一旦政府被看作是内生的，规范分析的福利最大化思路就不再合逻辑了。在职的政治家要对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负责，他的行为明显地受政治制度的约束，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政策的政治—经济思路强调激励，对政治家的激励影响他们的政策选择。
阿莱西纳强调有两个一般政治因素在政治宏观经济学中总是起关键作用。第一个因素是在位的政策制定者的动机，他力图保持权力，这又促成机会主义行为。第二，社会是两极分化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某种程度的冲突。结果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将表现为某种形式的政党政治行为。不同的党派力图采取能最大化他们代表的选民利益的政策。给定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政治家要不断地面对诱惑，去违反一个善心的社会计划者选择的最佳政策。政治家是受意识形态和再选举因素之间平衡驱使的。选民根据政治家实现意愿的经济目标成功的程度来评价他们。在选举前期经济的状况是关键性的，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为了政府的连任，宁愿有一个向上的而不是衰退的经济，特别是在选举酝酿期。所以经济状况影响选举结果，而为获得选举胜利的动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应用。如果在位的政治家象一个独裁者长期占有职位，他们就可能经常放弃为了使其再选举期望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常用随意的政策。政治家也受党派因素的驱使，但是不能实行带有意识形态的政纲，除非政党首先赢得和保持权利。
在过去25年左右，经济学家们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模型，试图将这些因素考虑进来，在经济学家们对总量不稳定性的潜在原因的研究中，经济和政治制度相互依赖现在已是一个构建得较好的领域，特别是在理解意识形态和选举竞争如何影响失业、通胀、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的应用的结果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二、几种政治—经济模型
将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因素考虑进来的理论文献，70年代中期以来分两个阶段发展，有4种思路的概括。
1.传统机会主义模型。在第一阶段，70年代中晚期，诺德豪斯建立了一个机会主义模型“政治商业循环”，在诺德豪斯模型中，自利的有谋取职位动机的政治家，不考虑对党的忠诚，应用财政货币政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诺德豪斯模型的中心，是由于适应性预期而增大的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比在短期的有利选择性更小。在选举之前，降低失业和增加在位者的支持率的扩张性政策会被实行。选举获胜后，紧缩性政策会被采用以降低选举前繁荣的通胀后果。在这一整个过程中关键的是政治家短期任职和缺乏远见的选民之间的关系。在诺德豪斯模型中，从长期来看，令人不快的经济政策结果在短期对政治是好的。
2.传统政党模型。第二种思路是赫比斯的贡献，他强调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职位动机的因素，根据赫比斯模型，左翼政党比右翼政党对失业更厌恶。正好相反，右翼政党比左翼政党更看重通胀问题，因此赫比斯模型描述了不同党派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系统差异，这可以用他们以等级为基础的政治选民的目标偏好来解释。例如通过减少失业“降低规模等级”获取大多数，而不是由于通货膨胀“提高等级”集团失去大多数。
作为对政党理论的“强”版本的修改，弗雷（Frey）和谢内德（Schneider）（1978）提出一个“弱”版本，他们认为在意识形态和机会主义因素之间会有所取舍，在政党理论的弱形式中，一个在职者意识形态的行为，使他们持有一个“受欢迎”的剩余或者领先于反对党。
当在职者有“受欢迎赤字”时，他们将不可避免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当政府对赢得下一轮选举缺乏信心时，采用机会主义政策的企图是最强的，机会主义行为将是在职者政治不安全的增函数，在弗雷和谢内德模型中，机会主义政策操纵应该会在某些选举之前观察到，而在其他时间则不会。
3.理性预期“革命”。在所谓理性预期革命时期，诺德豪斯机会主义模型和赫比斯党派模型都被逐渐削弱，理性预期革命标志着7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结清模型的新种类中，假定经济人（选民）是有远见的，这使得机会主义的或意识形态的政策制定者更难操纵实际经济活动。没有可行的菲利普斯曲线供政策制定者利用。此后，阿莱西纳认为由于理性预期批评的毁灭性后果，在诺德豪斯和赫比斯之后“关于政治商业循环的理论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相对被忽视的时期之后，第二阶段政治—经济模型在80年代中期出现，正是这一研究在后期迅速扩张，它与理性预期假说相结合，阿莱西纳把它称作“新政治经济学”。由于新古典理论家的影响，这些第二代“新政治经济模型”采用了理性的选民和经济人，将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这些模型中的冲突降低了，但不是消除了经济政策对总产出和就业的影响。而且，选民理性化的假设排除了选民被系统性地愚弄的可能性。
4.理性机会主义模型。在理性机会主义政治商业循环模型中，投票者和经济人是理性的，但是由于政府的某种特征存在不完全信息，因此投票人不能确定在位者的能力，关于他们在财政过程中减少浪费的能力，还有他们在启动经济增长而不导致通胀率上升方面的技巧。在政策制定者和投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在位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创造“诺德豪斯式”经济循环，正如库克曼和梅尔泽所说：公众关于政府行为和经济状况只有不完全的信息，社会最佳经济决策与支持最大化选择可能偏离……，当政策制定者是一个力图获得选举者的最大支持的政治家时，审慎会导致社会的次优结果，这种与最佳状态的偏离是“民主的代价”。然而，在理性机会主义模型中，这些政治诱致的循环并不那么严重，而且比诺德豪斯模型预期的持续时间要短。
5.理性党派模型。在“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理论家对政策制定者通过总量管理政策影响实际经济活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阿莱西纳证明，总量不稳定性的党派理论在结合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中仍然适用。阿莱西纳发展的选举理论的框架受到博弈论思路的严重影响，然而阿莱西纳不是采用新古典市场结清假定，他应用的是费希尔（Fischer）介绍的名义工资合约框架，费希尔的重要贡献是证明，新古典政策无效性主要是由于工资和物价的适应性而不是理性预期假定。当名义工资合约在选举之前的间隙签订时，如果需求管理政策显示出政策偏向，就会产生选举后通货膨胀突然袭击的潜力。
阿莱西纳检验了有着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偏好的两个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代党派模型中有如下假定：
（1）经济被描述为一个预期扩大的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的预期是非理性的。
（3）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的总量需求管理直接控制通货膨胀。
（4）政治家是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而且服从党派利益，与右翼政党相比，左派政党相对更考虑增长和失业，而相对不重视通胀。
（5）选民意识到党派差异，并投票给那个能够提供与他们偏好一致结果的党。
在这个框架下，阿莱西纳假定，个人人签订一个无条件的名义工资合约，目标是保持实际工资与（失业）自然增长率一致。然而，个人人设定名义工资增长率等于他们对通胀的理性预期。假如选举结果是事前不确定的，个人人不知道哪种总需求政策将在选举后被实行。这就创造了一个环境，未预期到的通胀的变化带来产出和失业与它们的自然率的偏差。
给定这些因素，理性政党理论有如下可检验的含义：
（1）模型预计，在右翼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暂时的衰退和失业的增加（与诺德豪斯模型相似）。
（2）理性党派理论指出，在左派政党获得选举后会有一个产出和就业的扩张，伴随通胀的加速（与诺德豪斯模型相反）。
（3）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实际效果是临时的，随着通胀预期的调整，在现任的后一半任期中，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但在左派政府情况下通胀要比选举时高。
（4）两个政党之间意识形态信念越强，选举结果就越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政策体制的变化，对产出和就业的妨害就越大。
（5）不象第一代政党派模型，理性党派理论指出政治波动对失业和增长的干扰将是暂时的，在现任者的后一半任期，实际变量会回到它们的自然率。
在过去十年，大量文献探讨了经验证据，关于宏观非稳定性政治—经济模型，在经合组织工业国家，阿尔特（alt）和阿莱西纳得出结论，这些调查对两类结论提供了支持：第一，以理性选择的计划和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政治循环的新理论，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更成功。第二，党派模型比机会主义模型更为有效，如对政治导致Gnp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
三、新政治宏观经济学对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
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经合组织国家累积了大量公债，这种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在和平时期的同类经济中是空前的，也是与“税收平滑”理论提出的最优财政政策的新古典思路很难相符的。希腊、意大利、爱尔兰累积公债比率在1990年超过95％，其他如法国等不到50％。
为解释这些国家的经验与这些债务比率上升的时间之间的变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perotti）指出：一个政治制度因素的协议是关键，在解释这样的差异时，他们认为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1）围绕预算过程的各种规则和条例。
（2）政府的结构，如选举人是系统倾向于大联盟，还是单一党的政府。
面对大的经济危机，较弱的联盟政府容易推迟必要的财政调节。一个社会计划者对经济危机会迅速作出反应，而在党派和机会主义政治的现实世界，摩擦战会延迟必要的财政调整。
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研究也证明，财政调节的性质（构成）与它的成功是直接相关的。有两种调节方式，第一种财政调节靠削减支出、转移支付和公共部门工资与就业；第二种调节主要依靠广泛地增税和减少公共投资。阿莱西纳和帕罗蒂发现第一种调节使得预算更持续一致，第二种调节则更加扩张，而且迅速被预算的更加恶化颠倒过来，还有相反的经济后果。
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找到了说明政治不稳定降低增长的强有力证据，主要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增加对投资有负作用，阿莱西纳和帕罗蒂的结论是：一个良好的和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而且，他们还指出，财富和收入不均的程度越大，增长率可能越低，在高度不均的国家，有重新分配的强烈需求，而且这样的冲突一般会导致妨碍增长政策的采用。这有助于解释拉美实行民粹主义政策的压力，也说明了为什么分配冲突在韩国和日本战后增长奇迹中有严重的负作用。
对民主市场一个重要的批评是：投票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一致的，对每个选民来讲，获得更多信息的收益可能代价过高，不完全信息不可避免，政治家就会在选举之前热衷于机会主义财政行为，阿莱西纳认为，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况，但他并不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如果这是赤字预算的主要解释，它应该适用于每种民主，在经合组织国家，财政政策就看不到如此大的差异。（2）与有效政策的大的偏差如巨额赤字，在选举年会很容易观察到，如果单个选民没注意到，媒体肯定会观察到。没有证据说明大量赤字会有利于一个现任者的连任。阿莱西纳认为利益冲突比不对称信息要重要得多。
阿莱西纳认为，竞选意味着动态不一致，如果选民是理性和有远见的，政党不能只关心获胜，而也要考虑一旦获选后实行的政策，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动态不一致，政党有动机集中的讲演增加其竞选机会，然而如果获选政党没有履行其选举演讲，有一种激励使它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而不是在演说中宣布的政策，如果投票者是理性的，他们会考虑这种激励。因此，一般地说，在一次性选举博弈中唯一的时间一致均衡是不可能收敛的，两党采取它最偏好的政策，选民会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党派讲演的完全兑现只能来自一种限制性情形：党派和选民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无限地重复博弈，完全或者部分的政策收敛可能是政策竞争的结果。事实上，如果候选人有凹形的目标函数，福利最大化政策规则就意味着党派政策的完全收敛。
阿莱西纳和诺瑞尔•罗比尼（nourielRonbini）在“经合组织经济中的政治循环”一文中（1992）研究了经济增长、失业和通胀的动态变化是否受选举和政府更迭的时机的影响。样本包括过去三十年里18个经合组织国家，检验了几个政治模型的含义，有“机会主义”和“党派”的模型，也比较了“理性”模型与传统研究，结论如下：（1）诺德豪斯1975年构造的关于产出和失业的“政治商业循环”假说总体上与数据不符。（2）选举之后通胀立即提高，可能是选举前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果。（3）有证据证明，在产出和就业有暂时的政党差异，在通胀率上有长期的党派差异。（4）事实上在产出增长和失业上没有永久的党派差异。
四、理性党派理论的政策含义
理性党派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工资调整较缓慢，通胀率的变化是和政府创造的实际经济活动与其自然率的临时偏离这一变化相联系的，在一个右翼政府的初期，产出增长是低于其自然水平的，失业率是高于自然水平的。左翼政府则正好相反。在预期价格和工资调整之后，产出和就业回到它们的自然水平，经济景气应该是独立于执政党派的。然而在整个左翼政府时期，通胀率可能保持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理性党派理论与经验证据是一致的，特别是一些两党制政体的国家或者可以明确区分为左派运动的国家，反之亦然。在经常出现政府的大联盟政府国家，理性党派理论是不太适用的，事实上趋向于失败。
阿莱西纳认为，党派理性模型是“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因此它没有任何直接的政策含义。然而模型能够被用于规范的指导。首先，模型提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与政党影响隔离，可以降低货币和实际变化性的程度。其次，关于政策制度，模型指出，比例上的选举体制导致妥协和政策温和，这减轻党派波动和极化主义，但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停顿，特别是关于财政问题。多数派制度使得两党制有着对立的特征，更多的政策两极化而没有政策停顿，两党制的极端情况不可能是最优的，尽管欧洲的超级联合政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理性党派理论的主要不足之处在于：工资形成机制被假定为外生的而不是来自于最佳个人行为。最近关于政治和宏观经济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政治含义，首先就是政策是如何决定的，这关系到结果。其次，当考虑“最佳制度建设”时，不能忽视利益冲突。最后，以“社会计划者”为基础的模型不能完全解释经验证据，对于政策展望可能误导和毫无用处。
总之，最近的政治—经济研究抛弃了“善心的社会计划者”假说。在民主国家现实中，政策制定是由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不可避免要受党派的和机会主义激励的影响。因此，分析政策选择的规范思路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与最佳政策规则的巨大偏离会发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种现实，将制度约束、分配冲突、机会主义和意识形态动机考虑进来，政治—经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的变化，如总量不稳定、通胀、失业、公债和经济增长，正如政治学家不能忽视经济力量，来自于新政治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启示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实证模型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①alesina,a."Credibilityandpolicyconvergenceinatwo-partysystemwithrationalvoter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8,Vol.78,pp796-806.
②alesina,a.andR.perotti,"thepoliticaleconomyofgrowth:acriticalsurveyoftheliterature,"worldBankeconomicReview,1994,Vol.8,
【编者按】351-371.
③alesina,a.andR.perotti,"Fiscaldisciplineandthebudgetprocess,"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6,Vol.86,pp401-407.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新经济政策的意义篇10
笔者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固然脱离不了政治与法律两者关系的缩影，但是这种从定义出发，结合表现形式、特点、对象、制定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就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关系的研究而言，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的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两者在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协同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探究的。因此，笔者将在明晰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定义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者内部的协同关系。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界定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参考文献：
[1]付子堂等.法理学进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80.
[2]郝云宏等.简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学[n].经济学周报，1987-12-13.
[3]野尻武敏，百百和等.经济政策学[m].魏杰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4]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9-10.
[5]D.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陈郁，郭宇峰，汪春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
[6]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对制度的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15.
[7]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8]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J].经济研究，1994，(7)
[9]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协同变迁与经济改革演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