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财税政策篇1
(一)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力度不够。
1.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如:在企业所得税中仅有一条对企业利用“三废”(废气、废水、废渣)进行生产的税收优惠措施。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则几乎没有有关环境保护的条款。除了资源税外,专门针对环境问题的征税根本不存在。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我国即将加入wto,外来的环境污染叠加在自制的环境污染上,会使我国企业在当今世界重视环境保护的经济圈中因绿色贸易壁垒而失去竞争力。
2.现有税种中有关环保的规定不健全。如消费税虽然将鞭炮、焰火、汽油、摩托车、小汽车等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纳入课税范围,而且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了差别税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控制污染的作用,但未对无铅汽油与含铅汽油市无安装尾气净化装置加以区别,从而降低了税收对污染应有的控制作用,对“白色污染”制品等有害消费品未纳入征管范围。资源税仅对矿产品和盐类资源课税,征收范围过窄,基本上只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现象严重的情况极不相称。对土地课征的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自成体系,相对独立,没有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定体系,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作用也显得相当有限。
3.考虑环境保护因素的税收优惠措施单一,缺乏针对性、灵活性,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国际上通用的加速折旧、再投资退税。延期纳税等方式均可应用于环保税收政策中以增加税收政策的灵活性和有效性,而我国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二)收费政策方面存在问题。
1.收费政策不合理。(1)征收排污费的依据落后。经济发展带来了污染的多元性,而收费仍是按单因子收费,即在同一排污口含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含量最高的一种计算排污量,这种收费依据不仅起不到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刺激作用,反而给企业一种规避高收费的方法。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是多因子收费,即按排污成分及各自排污量来收费,能有效地遏制企业的污染行为。(2)收费标准低。我国至今仍采用的是1988年环保。物价部门协同制定的收费标准。废气、废水的排污量仍是按几分钱一公斤来计算,如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等超标排放的收费每公斤仅4分钱。(3)实行超额征收制。只有超标排放才收费,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只要有排污就收费。
2.现行收费制度对企业的治污积极性无激励作用,且收费成本高、随意性强,使企业对于环境污染收费如同其他收费项目一样,能想办法采取其他方式(如给环保部门回扣或贿赂地方政府)以达到少交或不交的目的,只计算交费与行贿的成本大小,而对治污成本与收费多少的比较漠不关心,这样不仅使收费的激励作用根本失效,而且加大了收费的行政成本支出,加之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反而增加部门间协调费用。
二、国际经验对我国实行绿色财税政策的启示
在欧洲,许多国家已实行了绿色财税政策,主要有以下四种形式:一是对废气、废物排放征收环境税。瑞典1991年在所得税大幅度削减的基础上,通过对含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及家用飞机废气排放征税,不但补偿了减少的税收,而且起到了控制污染的作用。二是改变税法鼓励方向,对污染行为征税。瑞典对使用含铅汽油。污染严重的柴油及化学合成肥料征税。法国和德国对污染水源征税,所得收入用于改造和完善废水处理厂。三是对一般性废弃物和污染征收成本支付税。德国的征税项目繁多,包括有毒废弃物和一次性快餐包装。荷兰对使用水污染原料征税,对家庭废弃物也进行征税。四是对小到电池大到飞机噪音这类的项目征收特别成本支付税。法国实施了二氧化硫税,所得资金用于环境投资。丹麦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堵塞一系列税收漏洞,逐步将税收负担由所得收入和劳务转到污染和稀缺的资源上。对杀虫剂、除草剂和杀菌剂征税并且正酝酿对使用有毒重金属和以氯消毒的溶剂进行征税,征税所得的全部收入将以拨款方式用于节约能源的投资和削减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瑞士已开始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征税以减少地面臭氧,对含硫高的供暖燃油也已征税,资金用于国民健康保险基金。
法国的环保税收的征收管理是极具代表性的。在法国,环保税的收入并不多,1996年其收入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51.5%,占GDp的2.40%。但它在环保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如80年代中期对流经巴黎的塞纳河的污染治理其经费来源主要是环保税收入。通过治理塞纳河水变得清澈、洁净,为巴黎市的优美环境增色木少,也使巴黎成为世界着名的旅游城市。法国环保税收入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环保支出并由法国环境保护部来负责掌握。法国的环保资金先由环境保护部拨给全国六个大区的环境保护中心,再由它们来负责安排各项支出。每年的各项环保支出都要编制专门的预算并由审计院负责监督预算的执行与资金的使用情况。法国具体的环保财税措施主要有:一是高污染、高危险的企业,要征收惩罚性的税收。一般是第一次缴纳12万法郎,以后每年要以1800法郎为基数乘以1-10倍的系数缴税,系数根据企业污染度的高低制定。二是同一税种的不同税目区别对待。如消费税的税目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并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三是对生产造成污染的商品提高税率,对无污染公害的商品实行较低税率。四是对生产经营建设中排放的废弃物对生态环境造成公害的,按法律规定除要限期治理,还要征收费或税。五是为了保护和促进合理开发节约利用自然资源,对某些资源的开发耗用征税,并提高污染型能源的税率。六是节能设备允许其加速折旧,对环保投资支出允许给予税前扣除的优惠。法国环保税的税种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氮氧化物税、水污染税、水资源税、废物垃圾税、轮胎税、润滑油税、汽车税、地方设备税、伐木税以及犬税等。
借鉴国际上环保财税政策,我国的绿色财税政策应坚持以下原则:
1.绿色税收政策应以调控为主,聚财为辅,积极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为了不加重纳税人的总体财政负担,新增的生态税将通过降低其他一些税的税负来加以抵消。西方国家在实现税制绿色化的过程中,非常注意保持微观经济主体现有的总体税负基本不变,比如在开征新的环境税的同时,降低企业的其他税收负担。我国实现税制绿色化应该建立在不加重企业负担的基础上,结合目前税费制度的改革,在开征生态税收之后,应及时将企业缴纳的大多数环保方面的收费(如排污收费、水资源收费等)并入生态税收中一并征收,以避免重复征收,加重纳税人负担。
2.新开征的环保税与现有相关税种要相互协调配合,以期形成绿色税收调控体系。
3.环保税收入要建立专用基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制度,由财政部门编制专门的预算,由审计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4.建立完善的财政支出体系,加大对绿色项目的投入。
三、我国的绿色财税政策取向
从经济政策理论上说,稳定的税制结构和支出结构属于制度性政策,赖以形成经济体制的宏观结构;财政补贴与税收减免则属于权衡性政策工具,适于实现零散的、微观的政策目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立足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针对我国的宏微观经济环境,借鉴国际经验并考虑目前的财税政策现状,我国的绿色财税政策应该是:
(一)在税收政策方面,立足现有税制,在以下方面做出调整:
税收是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工具,这是由税收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税收并不命令人们或企业如何做,它只产生刺激力或制约力。它是对环境保护法的有力补充。它把绿色革命从“事后惩罚”政变为经济刺激,这种做法会受到企业界欢迎,因为这也减轻了他们的管理负担。
1.调整完善资源税制度。应将目前资源税的征税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增加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待条件成熟后,再对其他资源(如土地、海洋、地热、动植物等资源)课征资源税,并逐步提高税率,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由于资源与技术设备具有替代性,资源税率的上调必然使资源的价格上升,将诱使纳税人开发使用技术含量高的设备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这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防止资源的浪费。鉴于土地课征的税种属于资源性质,为了使资源税制更加规范、完善,建议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资源的合理开采、开发。同时应扩大对土地征税的范围,并适当提高税率,严格减免措施,加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耕地意识。应将现行资源税计税依据由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计征改为按实际生产数量计征,这可以引导纳税人节约资源,避免过度开采。
2.开征新的环境税。
(l)环境污染税。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税缺位,治理污染的资金主要通过征收排污费筹集。而现行的排污收费,由于缺乏强制性和规范性。征收困难,任意拖欠现象严重。在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对排污企业课征污染税。这样环境保护部门只管技术方面的监测和指导问题,而由地方税务部门征税,可以解决政出多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并且由行政性收费改为法律上的征税,提高了对污染者收费的法律高度,避免了收费的随意性,降低了征收成本,能保证环保资金的稳定来源,从而促进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2)水污染税。开征该税以减轻流入江河及降低土壤质量的污染物。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开征水污染税的目的在于减轻和防止现有水资源的进一步毒化和污染,保护我国有限的水资源。
(3)大气污染税。开征该税以减少产生温室气体威胁全球气候改变。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我国目前已有对二氧化硫的排污收费,可通过“费改税”,开征二氧化硫税。碳税可在条件成熟时考虑开征。
(4)污染源税。开征该税以减少污水(物)处理工厂和焚化炉排出的污染物。可先对工业废弃物征税,然后逐步考虑对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征税。具体税种可考虑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润滑油税、化肥税等。
(5)噪音税。可借鉴国外经验,控制飞机着陆次数对航空公司征税,并将所得收人用于补偿机场周围居民。
绿色财税政策篇2
【关键词】绿色财政税收比较问题实施
“绿色财政税收”，是为了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得到绿色发展而提出的一项政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除“发展”外，最为关注的话题。在经济发展中，资源是发展的最为坚实的后盾，所以，加强资源、生态的保护，是促进国家发展的前提。那么，到底什么是“绿色财政税收”？要怎样做才能够彻底的执行这项政策呢？本人将在此就“绿色财政税收”的各项内容进行简单的探讨。
一、什么是“绿色财政税收”
“绿色财政税收”又称为环境税收，是为了能够在发展的同时，保护我国的环境、合理地运用我国的资源，注重我国的生态保护，而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项税收政策。这项政策在国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展开了，可见，国外早已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绿色财政税收”就是一项根据国家出台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企业所得税优惠项目（试行）》而在我国从事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以及海水淡化等五类企业所实行相应的减免税的政策，例如国家规定，从事污水处理等行业的企业可以5年内免税等，都是促进我国环保事业的国家政策。
二、国内外“绿色财政税收”比较
在国外的发达国家中，“绿色财政税收”已经成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已经做到了全面覆盖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了日常消费、能源应用、燃料的使用以及环境污染现象等等。尤其在美国，绿色财政税收的实行已收到了显著的成效。通过一份来自oeCD的调查报告，我们可以看到通过“绿色财政税收”对一系列的化学药品、汽油等税的征收，已大大地降低了相应的污染的出现，降低了空气污染的力度，相应的悬浮粒子的释放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当然除了美国，还有很多发达国家也取得了极大的成效，例如荷兰在绿色财政税收的实行方面也是得到了极大的展现的。荷兰是从1998年开始提出并实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的。荷兰主要是利用了一系列税收综合措施来加强环境的保护，从而达到减少能源消耗，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我国，虽然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环境保护问题，并同时意识到环境的保护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但直到2009年，我国才正式提出“绿色财政税收”的政策，相对于国外的发达国家，我国确实相对落后一些。而且，由于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完全地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税收体系。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主要是集中于我国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等，也就是说，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我国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个人的行为方面。
相对于国外的“绿色财政税收”，我国的确相对落后，但是，随着我国税收政策的发展与进步，一定能够在我国的经济发展同时，做到更好的环境保护，做到可持续发展，做到真正的进步。
三、我国“绿色财政税收”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才刚刚开始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是难以避免的，那么，在实施“绿色财政税收”时，出现了哪些问题呢？本人将在此进行简单的探讨。
1.覆盖面窄，税种缺失：面对“绿色财政税收”的实施，我国的税种设置不够合理，税种缺失，仅仅集中于我国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并没有相应的专设的环境保护的税种，这就削弱了税收对环境保护的实施力度。
2.税收实施政策透明度较低：在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实施中，强制性不够，随意性较为明显，而且对我国的资源市场的调节不够明显，使得该税收的作用得不到明显的体现，而且，据有关报道显示，因为“绿色财政税收”，每年漏缴税达到了30%之多。
3.“绿色财政税收”没有与其他税收相联系：现在的“绿色财政税收”并没有做到与其他税收相互联系，没有得到其他税收的辅助。但是，想要单靠“绿色财政税收”就做到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现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绿色财政税收”的实施中，一定要与其他政策共同发展与存在，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促进我国环境的保护政策，推动我国的发展。
四、“绿色财政税收”的正确实施
面对以上问题，我们一定要提出相应的政策才能够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绿色财政税收”的实施，下面，本人将就此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
1.增加相应的环境保护税种，达到全面实施“绿色财政税收”：面对我国税种较窄的问题，国家应该相应地增加一些特种税，专门地针对我国的环境保护的现状，例如增加一些能源污染的税种、能源污染的税种、固体废物的污染等等方面的税种，这样才能够使得我国“绿色财政税收”广泛地覆盖到我国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促进我国“绿色财政税收”的正确实施。
2.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正确地实施“绿色财政税收”，首要的就是要有正确、完整的税收制度。税收的征收不仅仅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更是国家发展的要求。所以，在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做到完善计税方法，以免征税错误；同时，一定要做到税收的强制性，以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的税收。
3.完善我国“绿色财政税收”的征管体制：完善税收征管体制，包括了税种的设置和税的征收两方面的体制。在“绿色财政税收”的征管上，国家应该出台更多、更完善的相关法律，尽可能使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做到体系化、正规化，从而促进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能够发挥其真正的作用，达到最终的目的；
4.完善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的优惠措施：在我国的“绿色财政税收”的征收中，我们一定要优化我国的优惠措施，通过调整各个相关的税种的征收，提高各方配合“绿色财政税收”的力度。
五、总结
“绿色财政税收”在我国虽然只是出于起步阶段，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能够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提高实施力度，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韩宇.环境税收法律制度研究[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2010（01）.
[2]张立立，诸大建.提高资源生产率的绿色税收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4）.
绿色财税政策篇3
关键词：节约型社会；绿色财税；政策研究
绿色财税政策指的是在科学理性的思维引领下，将效率观和以人文观统一到一起，力争创设出经济与环境有机结合的前进模式，用来指导政府完成财政税收工作职能。
一、绿色财税政策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个人的行为并非完全经济合理，个人在利用能源的时候未必可以保证个人福利达到最大化，而政府相关的能源投资也未必总会得到最优净现值。政府与个人并非最优化的选择会影响到全社会的效益功能。而经过使用合适的财税政策，尽量让社会效益同投资主体自身效益得到高度协调统一，有可能让经济主体更为关注节约能源及高效使用能源。
通常人们强调，优秀的经济增长办法突出表现为两方面的能力，一是可持续发展型能力，二是自主创新型能力。这两种能力也是制定财税政策重要的两个着力点。环保节能技术既是一项基础型研究，更是政府科技推广与创新能力发展的初步投入。在短期内，经济效益不能确定，再加上社会效益具有长期性，让投资于开发节能技术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会极大地影响到政府与个人的投资热情及投资能力。所以政府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运用灵活的财税政策，发挥其对市场的杠杆调节作用，引领政府应用增长集约型模式，给节能技术与节能产品提供适当的、必要的政策扶持，把公共财政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改进与普及节能技术，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二、我国绿色财税体制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在致力于推进资源的节约与综合利用。在清洁生产这方面，业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手段仍然显得比较单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水平能力有限，针对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能源供应紧张问题、资源使用率低下的问题，我国的绿色财税政策尚存在很多问题，显得应对乏力。
（一）节约资源的意识还需要加强。
以生产的角度来看，某些地方政府没有对可持续发展认识到位，轻发展、重增长、轻节约、重开发。放眼于整个社会，尚未完全形成节约型生产消费形态。人们对于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想法、行动，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标准理念还有一定差距，没有形成环保意识、节约意识、资源保护意识。在生产和经营中对于过程控制非常不注意，未能在源头上减少排放污染物和消耗资源的不良做法。一经经营与管理意识落后的地方政府机构，为了达到所谓的经济增长指标，脱离了国家的产业规划调整方向，通过审批一部分高耗能的项目，项目大、项目多，致使资源耗费严重。而从法制层面上来看，我们国家有关可持续能源发展的法制仍然不足或者是落实不到位。不能适应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尤其是一些废旧物清理环节的法规更是十分缺乏，像包装物回收、废旧轮胎回收、废旧家电回收等，无法可依，有法难依，阻碍了节约型社会发展。
（二）节约资源的标准还需要完善。
一部分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节约资源的标准，但是还不很完善，比如水泵、风机等工业耗能产品、家用电器、办公设备等产品，还没有完整的设计及使用规范。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节约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统计制度也不够科学。
（三）节约资源的财税政策尚不具备激励性效果。
我们国家节约能源的管理功能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浪费资源处罚、节约资源奖励的激励办法显得过于苍白，未能得到各政府的重视，原因在于奖励与处罚力度还不够，政府重视节约能源却不能得到相应的效益回报。而现在的财税政策过分依赖行政手段，是行政手段的辅助办法，未能形成独立的政策管理体系，当行政手段消失以后，绿色财税政策找不到着力点，节能减排的要求随即取消。
三、推进绿色财税体制发展的办法
（一）政府提高认识、加强重视。
政府要提升对于绿色财税政策的统一认识，明确并理顺支持资源节约工作的重要意义，协调清楚在绿色节能工作上，财税政策同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强化资源开发与资源管理，积极促使能源使用率得到提高。绿色财税政策需要有独立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行政手段来配合，这些法律、法规、行政手段要能够综合体现与运用合适的绿色财税政策调控办法。只有先做好这一点，才能把政府在节能减排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二）政府管理科学、生产负责。
政府的生产者不单要对产品的使用性能负责，同时要负责产品从出厂直到废弃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从这一点上来讲，要求政府的管理者与生产者一定要考虑如何选择原材料、如何选择生产工艺，这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延伸生产者责任，要求政府的生产者应当在设计的初始过程起，就尽量减少产生废弃物，如果必须有废弃物产生的，也要想办法便于利用回收，加大提升资源使用率。这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延伸生产者责任的制度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地方政府应当做出有目标合理、过程科学的规划安排，按项完成制度建设，完善管理体制，有步骤地让政府责任制度得到延伸发展。
（三）消费者合理消费、杜绝一次性消费。
要在法律的层面上进一步遏制一次性消费，对于一次性的商品可以征收消费税，对于一次性商品已经征税的可以考虑提高税率。要加强废弃物的回收，使其资源化。强调生产者的生产责任，在源头上控制一次性商品的种类与数量。最后要强调的是应当鼓励一次性商品代用品的利用，给以生产一次性商品代用品的政府以政策扶持与鼓励。
总 结：
市场经济条件内，环境容量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保障性力量。绿色财税政策对于保护环境容量、促进节能减排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它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调节生产政府与消费者的行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构建节约型社会。
参考文献：
[1]蒋少华，储德银．构建我国节约型社会的税收政策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6，(1)
[2]曲顺兰，路春城．构建节约型社会与土地税制的完善[J]．税务研究，2006，(2)
绿色财税政策篇4
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指导。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部门应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指导和监管约束，倡导绿色财政金融理念，健全绿色财政金融运行机制及相关配套政策，推动建立符合国情的绿色投融资机制、绿色财税、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制度等，为发展绿色财政金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体系。
国家财政已开始增加对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职责分工。加强了对资源的征税力度，不断完善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财政部会同发改委推进园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升产业园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到2015年，50%以上的部级园区和30%以上的省级园区将实施循环化改造。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文，宣布将通过补贴等方式，力争到2020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超过30%。
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并与环保部、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通知》等文件，加强宏观信贷政策指导，积极发展“绿色信贷”。
截至2011年底，国内已有13家规模较大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了绿色信贷规范文件，全国19家主要银行“两高一剩”行业贷款增速比全部贷款平均增速低3.3个百分点。
加快绿色财政金融体系建设。要建立健全财政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长效的财政金融制度保障。在包括财税、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整个体系中，综合运用政府采购、税收、货币、信贷、债券、利率、汇率等工具和杠杆，构建调节经济运行、调控产业布局、引导合理消费、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金融支持体系。
要建立环保财政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完善关于环保的财政横向和纵向转移支付力度，通过《环保法》确定一定时期内环保财政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增长幅度，从而得以改善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
应完善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逐步拓宽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的范围，加快对绿色产品政府采购的立法进程，同时也要完善对环保产品的认证。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仍然处于初期阶段，主要参与金融机构是商业银行，因此，应以“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落实抓手和突破口。要健全绿色金融的运行机制，坚定实施“有保有压”的信贷政策，限制“两高一剩”的信贷投放；要加大对绿色金融的政策支持，加快研究出台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政策，加快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进程，为发展绿色金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
要将环境与社会责任融入信贷政策、信贷管理流程、信贷文化之中，建立包括项目评审、产品设计、风险管控、激励约束、信息披露在内的绿色信贷机制，把企业环保情况作为信贷营销调查、审批的重要内容。
深化绿色财税金融业务创新。完善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政策，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应安排一定资金，采用补助、奖励等方式，支持节能减排重点工程、高效节能产品和节能新机制推广、节能管理能力建设等。适时开征生态税即环境保护税，对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征收相应数量的税收。如将对二氧化硫、水资源的收费纳入生态税的征税范围可以加强对污染行为的调节和限制。目前理论界对生态税的呼吁声越来越高，开征生态税已经是一种必然趋势。对现行与环保相关的间接税种的调整和完善也是十分必要的。如对消费税而言还应该扩大其征税范围将更多的资源纳入范围以加强其环保功能。
参考国际绿色金融的经验，在充分把握我国生态文明内涵与经济发展转型方向的基础上，开发绿色理财、绿色担保、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产业基金等多种金融工具，探索发展碳资产证券化、碳交易CDS、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结构性金融工具，创新绿色金融的直接和间接融资工具，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发挥征信的激励约束作用。近几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与环保部先后联合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中国人民银行还与环保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中小企业环保信息联网政策，将六万八千家企业环境信息纳入到银行征信系统。2007年，中国银监会又发文，要求违法严重的企业提供贷款，2008年以来，环保部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提供了数万条的企业环保违法信息，并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不少银行对违法企业采取停贷等措施。此外，环境保护部和中国银监会新建首个环保经济部门信息，环保部还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研究了63个行业的环保情况，引导商业银行、投资机构加强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这些举措的出台和具体实施，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保护生态文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商业银行因此要定期对有融资余额的公司客户展开环保检查，对客户环保信息进行动态管理，按照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将客户
绿色财税政策篇5
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颁布的《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首次提到“低碳经济”这一概念。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为各个协议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在2008年7月召开的G8峰会上,8国元首就“节能减排”,经过商讨达成了一致目标:各国共同努力,争取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0%。以降低温室效应为目标的“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而提出的一种新型理念,意指通过制度变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新能源创造与开发等多种手段,以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和降低温室效应为宗旨,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最终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与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资源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政策相一致的,符合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二、我国现行财政政策无法有效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原因
(1)财政政策体系不健全,财政投入力度不够。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主要税种基本都划归给中央政府管辖,仅留一部分小税种归地方政府管辖,形成了典型的财政分权体制。由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仅限于一部分小税种,不仅税源零散,较难征收,而且税收缺乏稳定增长机制,最终必然引起地方政府财力和事权的不匹配。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过度开采矿产资源、设立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及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现行的分税制是不利于我国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低碳经济投资额在GDp比重已达到1%~2%,其中德国投资占比为2.2%,美国为2.1%,日本介于2%与3%之间。从国家统计数据可看出,2003~2009年,我国的低碳投资绝对额呈现增加趋势,但是其在GDp中的占比是先上升后下降然后又出现缓慢增长情况,但总的来看,其占比始终在1.2%~1.4%之间徘徊,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投资力度显然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受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另一方面在于各级政府对于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不够,盲目追求短期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其长远发展。
(2)相关税收体系不完善,调控力度不足。我国当前缺乏一个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而且现有的税种调控力度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未针对节能减排设立专门税种。现行税收体系只存在于环保相关的税种。其次,现行相关税种优惠政策过于简化,规定不全面。例如增值税,针对“变风为电”产品实行即征即退50%的优惠政策,而对利用其他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产品,缺乏相关优惠措施,不利于调动企业进行新能源技术研发和推广低碳产品应用的积极性。最后,税收优惠政策作用滞后,征收方式不合理。针对新能源技术研发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作用会出现滞后,效果不明显。资源税的计征方式不太合理,对于企业未利用的资源不课征税收,导致了资源的囤积和浪费。
(3)政府“绿色采购”机制存在缺陷。目前,我国的“绿色采购”机制发展还不健全,相关的优惠政策和法律措施还处在不断完善阶段,现有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政府对于“绿色采购”程序、范围、竞标方法和实施细则缺乏明确规定,政策导向作用不强;二是政府“绿色采购”只针对购买的最终产品,而忽略了产品的研发,制作和资源的循环利用过程,未对购买产品的相关生产过程制定一个绿色标准。三是政府“绿色采购”缺少评价体系和指标。政府只注重利用财政资金购买环保产品,但却缺少相关指标对采购过程进行评价。
三、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思考
(1)完善财政政策体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现有财政政策体系,就要在现行财政分权框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征税职责和范围,适当补充地方税源,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当前,我国增加财政投入,支持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的举措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财政直接投资、政府补贴和转移支付等。一是增加财政直接投入。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又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需求单靠企业是难以满足的,因此,需要财政投入的大力支持。为了加快我国新能源技术进步,推广风能,热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也可直接引进国外的节能技术和环保设备。二是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一方面可对资源循环利用项目和企业增加低息或贴息贷款额度,支持节能项目顺利开展;另一方面也可对基础设施和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进行补贴,扩大政府补贴范围。三是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当前我国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中央的一般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低碳经济发展。但是,随着环保投入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财力根本不足以支撑低碳产业的进展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因此,中央应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主要用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的节能减排,缩小区域间差距,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绿色财税政策篇6
一、绿色财政概述
目前学术界对于绿色财政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但一般而言，绿色财政是指政府机关在市场经济的指引之下，将自身置身于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对整个社会方面的需求给予财政方面的协助，以促进社会公共活动的顺利进行。事实上，提出绿色财政理念的主要目的在于将环保、健康、可持续发展等与人类生存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全新概念引入到财政建设当中来。因此，绿色概念可使政府的财政工作更为健康，从而得到社会大众的全面支持，最终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绿色财政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考虑，首先就是时间方面，这需要体现出财政工作需要既考虑当下，又考虑未来；其次是空间方面，这也即促使国家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意识到环保的作用；最后是需求方面，也即绿色财政需要综合满足现实与未来多个层次的需求情况（李景华，2007）。
绿色财政的理念涵盖了收入、支出、转移支付、采购及管理等多个内容。就绿色收入而言，这代表着政府机关必须确保自身行政职能的实现，并将实现职能与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科学、健康、环保的绿色产品与服务相结合，从而获取绿色资金的支持；就绿色支出而言，其是与绿色收入想贯通的，即指自身所提供的社会化产品与服务需要具备绿色的理念；就绿色转移支付而言，也即指政府机构务必将生态建设工作深入进行，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手段，将相当一部分款项用于经济社会的生态建设当中来；就绿色采购而言，是指政府所购买的商品与服务也要与绿色理念相融合，从而对企业进行绿色生产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就绿色管理而言，主要表现于政府将环保理念与财政管理相结合，从而确保将绿色深入到行政管理工作当中，而这也要求政府机构实施的强化相关的管理手段与方法。
二、绿色财政的作用
绿色财政无论对于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还是微观企业运营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其加强重视势在必行。总体来说，绿色财政的作用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绿色财政有助于我国工业生产趋于绿色化。工业的绿色化要求工业制造必须将节约资源及保护环境量大理念融入到工业生产当中。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尽管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并且有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产业已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但这些工业产业对环境所带来的污染也十分严重，各种污染物的排放量较大，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难以称作为绿色工业。事实上，绿色工业现已成为国际经济社会最为重视的发展方向，被称作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因此，国家相关部门有必要从财政手段入手，对绿色工业进行支持与倡导，从而确保工业企业转型，保障绿色产品的生产，带动绿色经济发展。
第二，绿色财政有助于我国农业生产趋于绿色化。与绿色工业类同，节约资源与保护环境同样是绿色农业所必须关注的方面。目前我国农业基础比较落后，不少地方的农业生产存在着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现象，这使得土地资源的流失、空气与水资源的污染，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因此，政府机关有必要从财政、价格、技术、融资等多个角度对农业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从而确保农业的绿色化实现。
第三，绿色财政有助于我国建筑业与运输业趋于绿色化。就建筑业而言，绿色财政能够保障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与社交环境，从而构建绿色城市；就绿色交通而言，绿色财政能够大大降低交通运输业所产生的污染物，优化环境，而这将以新能源战略与铁路建设为主要的突破口。
三、构建绿色财政体系的思路及措施
面对绿色财政的巨大作用，政府机关有必要加强这一体系的建设，但如下方面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即绿色财政体系的构建务必考虑如下思路。
首先，绿色财政体系的建设必须要清晰所要开展的路线类型，也即对于税收路线的一种选择。基本而言，目前我国绿色税收可选择的路线包括着融入型税收与独立型税收两种类型，前者是指将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到现有的税收框架之中，后者是指将绿色财政所涉及到的税收与现有的税收框架相分离，即设计一些新的税种。实际上，无论采用何种税收方式，都不可避免的会面对制度层面的冲突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政府机关参与的制度创业行为（项国鹏，胡玉和，迟考勋，2011），有必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利益关系。
其次，必须要清晰理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机关在进行绿色财政体系的设立过程中，务必要分清是否有必要将环保法规与经济发展法规相分离，还是将两者进行结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法规。其实，无论是哪种方式，新的法规指标确立不可避免。
最后，政府机关有必要将财政政策与绿色化的概念进行有效的结合。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先发展、后治理”的状况，因此政府财政政策实际上多是一种后续的绿色观念。在绿色财政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有必要将绿色观念深入到财政政策中，强化政策效果。
在遵循以上构建思路的前提下，政府机关有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构建绿色财政体系，从而将绿色的概念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构建完善的绿色预算体系。预算体系包括着多个方面的内容，如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预算，然而对于绿色预算体系则尚无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将这部分预算从传统的预算体系中分离出来，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编制工作。其次，构建绿色税收体系，税收作为对国家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最主要方式，对于绿色财政的实现将作用极大。因此，首先构建出将为完善绿色税收体系能够从基础上促进相关产业的行为趋于绿色化。第三，构建绿色转移支付体系。转移支付是政府为保障政府财政收入更为合理的使用而采取的有效手段。实际上，税收的作用在于基础性的保障，更多的绿色工作需要企事业单位自身去实现，然而转移支付则更能直接的确保政府的支出用到绿色消费当中，从而切实提升绿色财政的效力。
参考文献
[1]李景华.试论绿色财政与可持续发展[J].山西能源与节能，2007（2）.
绿色财税政策篇7
“绿色发展”位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中间位置，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研究表明[1]，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宏观效果。研究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能够为各级政府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检验绿色发展宏观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
一、中国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关系机理的文献分析
国内学者主要分别从短期、中长期，以及区域或产业等三个层面研究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研究
按照绿色增长的推动主体不同，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可以划分为主动影响和被动影响两类。主动影响表现在中国的绿色增长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和体现，也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因此在财税政策上有主动性的安排。对绿色增长实施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引导和支持，从短期来看会造成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的减少。被动影响表现在产业布局不合理等带来的财政收入总量和结构方面的不利影响。在一项实证研究中[2]，运用全国30个煤炭资源型城市2004―2010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以煤炭经济为代表的发展模式的挤出效应，发现煤炭资源占用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对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收入增加构成了限制，最佳的财政收入结构不易得到实现。
（二）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中长期影响研究
从中长期来看，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积极的和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中长期影响总体上表现为伴随着新税源的产生、形成财政收入的增量。首先，绿色增长能降低传统增长方式下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从而带来“利润表意义”上的经济效益，使中长期的财政收入增加。其次，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来“经济增加值（eVa）意义”上的经济效益，从而使财政收入的总量持续增加。第三，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原有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的产业诞生，都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使中长期财政收入增加。该增长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分析和测算。
此外，环境治理本身也会带来税收的增加，主要表现为“绿色税收”政策体系。[3]具体来说，环境成本也是有“价格”的，主要有两种途径发挥作用。[4]一是对能源或资源征税（生态税、环境税），以鼓励节约，这直接带来税收。二是建立问题管制与交易制度，运用市场手段减少环境成本，伴随着交易活动，也会间接增加税收。
（三）绿色增长对区域或产业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
放眼全国，培育和发展绿色需求，从而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目标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改革。但对区域而言，困难程度虽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难度要小一些，有些地方通过改革，能够快速产生新的增长要素（例如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5]在全国层面，《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立足区域比较，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策支持度三方面设计指标，考察全国、省际和城市绿色增长情况，但是仅将人均财政收入因素模糊地隐含于绿色发展公众满意度中加以考察。[6]对于产业而言，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最为困难的是矿产资源等高资源消耗性行业。例如油气资源相关行业[7]，通过资源税改革，能够增加资源所在地的财政收入。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国外的相关做法或政策影响[8][9]，主张通过扩大内需、对外投资与产业转移、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或者营造绿色福利社会、引导生态型新能源的使用来提高绿色财政收入。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的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由于绿色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发展理念，绿色转型是国家顶层设计中的一项长期经济政策，因此既不能过分关注短期影响和区域、产业影响而忽视对中长期影响的研究，也不能只研究中长期影响而不重视其对民生和财政收入的实际冲击。所以，本文选择了全国和区域层面以及中长期时间维度来研究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
二、国家、安徽省和合肥市绿色增长
政策和财政收入情况简顾
（一）绿色增长政策情况
国家层面。“十二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业列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把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风险管理与补偿政策、财税政策和相关行业与产品的技术标准建设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保障。同时，绿色发展向服务业和教育等领域扩展，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森林蓄积量三项指标在“十二五”期间纳入环保评价指标体系。绿色发展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成为发展的主基调。主要表现在：产业绿色化推动产业升级；环保等绿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绿色发展涵养了新的税源，将成为未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安徽省层面。“十二五”期间，出台《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强省建设纲要》等规划和政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探索绿色发展之路，并取得显著成效：总量减排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任务；禁秸秆焚烧取得成效，焚烧火点减少95%；产业结构得到调整，限产和脱硝工程建设加快；淮河干流总体水质达到“优”，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为“良好”，巢湖水质有所改善，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安徽省在“十三五”规划中，出台了《“十三五”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建设“绿色江淮家园”，包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七个方面。
合肥市层面。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作为“轻工大省”省会的合肥市，是全国首批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中国“科研产出大市”和首批中国国家园林城市，正迎来绿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形成新的战略优势：一是政绩考核“指挥棒”转向，绿色GDp的重要性上升；二是徽州文化进入新的发酵期，绿色发展成为民心所向；三是创新能力从量变进入质变期，资本、人才、研究与技术、市场、管理和互联网等绿色发展要素形成了明显的集聚效应。
可见，全国、安徽和合肥市三级政府对绿色发展的考虑既有相同的方向，也具有不同的特色，从而会对相应层级的财政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财政收入情况。安徽省位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后发”的特征比较明显；合肥市虽然是省会，但在建国后才得到重视和发展，也具有相对“落后”的特征。为避免计划经济管理时期的管理体制差异的影响，这里仅比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后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三个层面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情况（1992―2014年），结果参见图1。
在图1中，1995―1998年、2003―2006年和2008―2009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波动方向与全国和安徽省产生了较大的背离。可见，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的财政收入周期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绿色增长对三个层次的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应该存在差异。这样，如何在“全国一盘棋”下，实现区域的绿色转型并通过绿色增长实现财政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有赖于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影响机理的比较研究。
三、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中长期影响的实证比较分析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Y轴）也较轻，但是环境代价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X轴）而加剧；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环境代价开始下降。国内相关研究[10]也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的一定的规律性假设关系；环境质量变好的临界点为人均收入超过6000―8000美元；要实现环保目标和绿色增长，必须打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阻断。
毫无疑问，绿色增长本身能够改进环境质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绿色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这样，就有可能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使用的建模原理，建立财政收入与绿色增长（污染指数或资源消耗数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考察。
据此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从中长期看，全国、安徽省、合肥市三级的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在总体上呈正相关，同时相关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变量、数据及来源。本文考虑用人均财政收入来表示财政收入的变化。相关数据来自1981―2014年的全国、安徽省、合肥市“三级”经济社会统计年鉴并经计算获得。
用资源消耗量与GDp的相对数值来表示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进而说明绿色增长情况。数据来自1981―2014年的“三级”环境年鉴和经济社会统计年鉴并经计算获得，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通过构建预测模型、用计算的预测数据来替代。
（三）模型选择。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借鉴彭水军和包群[11]、王良健等[12]等相关研究成果中的建模实验，选择并构建如下模型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模型：
lnYi，t=βi，0+βi，1lnRi，t+βi，2（lnRi，t）2+βi，3（lnRi，t）3+εi，t
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的影响以及降低数据的波动性，这里对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其中，β0-β3为相应的系数，i为资源消耗的类型，t为数据的年份。本文没有对R作进一步的分类（见表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以全国的数据为例，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2。从均值和标准差看，数据具有一定的平稳性。
1.估计结果（限于篇幅，估计结果表格省略）。第一，煤、水、电消耗三项指标均与人均财政收入的对数显著负相关，表明资源消耗与财政收入显著负相关，即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显著正相关；第二，合肥市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的相关程度弱于全国和安徽省。从而假设H得到验证。
2.估计结果分析。三级资源消耗与财政收入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一是二次（（lnR）2）函数模型与三次（（lnR）3）函数模型在克服人均财政收入与资源消耗数据的波动性方面作用并不明显，甚至（lnR）3在部分指标的部分层级数据上不显著。二是总体上无论是全国、全省还是合肥市，资源消耗与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产生单位财政收入所需GDp的各种能耗均降低。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基本吻合。三是绿色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在理论上的负相关关系被证实，因而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一定程度上被证实。四是三个层次的模型估计结果差异明显，说明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协同效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制定绿色增长相关的宏观政策时，要考虑到这些差异。五是总体上，三个层级的曲线形态均与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不相符，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临界点或转折点，说明无论是国家层级，还是省、市层级，均没有全面进入该假说所提出的“环境质量变好”的时期。但是局部（个别年份）出现一些环境质量向好的特征。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和运用了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三级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在三级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该结论为检验中国绿色增长的宏观绩效提供了新的证据。
根据该结论并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基于绿色增长和财政收入视角的发展建议。
一是跨期管理。一方面，重视绿色转型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提前做好规划预案，通过适度赤字、缩减财政支出等办法，平衡好财政预算，解决好绿色转型短期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对教育、文卫、社会保障等刚性财政支出产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坚定绿色增长和经济转型的信心，用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总量的稳步增长、实现财政收入增加的长期效应，去平衡短期的财政收入减少的不利影响。
二是跨区管理。已有研究成果和理论分析表明，绿色增长对不同区域或行业的财政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充分证明了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存在的区域差异。因此，要做好“跨区影响”方面的管理。“全国一盘棋”，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绿色转型存在较大的时间差，政府应针对该差异做好宏观管理。同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使绿色转型成功的地区在财政上能够积极支持绿色转型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行业。
绿色财税政策篇8
关键词：绿色经济；财政政策；产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排名从2003年的世界第6位到2010年的世界第2位，排名仅次于美国，在2010年以后，我国的经济仍然保持每年7%的增速，但我国的经济仍然处于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高资源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30年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建立在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费上。发展绿色经济是21世纪的必然趋势，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引擎。浙江省作为中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经济状况，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绿色财政政策方面都可以作为中国东部绿色经济的典型案例。通过完善财政政策、提升产业结构、建立金融杠杆等方式解决目前浙江省绿色经济发展瓶颈。
一、绿色经济和绿色GDp的内涵阐释
绿色经济是指以资源节约和再利用、生态平衡为基础，以人类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以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将环保技术等多种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有益于环境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一种有关于选择的科学。它研究人们如何进行选择，以便使用稀缺的或者有限的生产资源来生产各种商品，并且把这些商品分配给不同的社会成员使用。很显然，传统经济学是用来研究如何分配有限资源的，它存在最基本的“人是理性的”这样一个假设。如何在市场中生存才是市场参与者所关心的，在囚徒困境等限制条件下，市场参与者们没有动力更无能力去确保生态效应，因此政府通过实行扶植、规范、调控等政策手段，注重税收、补贴、直接投入和窗口指导等措施解决“绿色经济”的外部问题。
二、浙江省绿色经济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浙江省实行绿色经济的现状概况
1.财政支出状况（对比2009，2010，2011，2012年度）
环境治理投入是目前发达国家衡量绿色GDp的重要指标。浙江省重视环境保护，拨款从环保监管行政方面逐渐偏向从根源抓起的保护、防治方面。
2.产业结构改变
产业结构不断调整，重工业以及资源消耗型产业逐渐被第三产业取代。2012年第三产业增幅显著，第一产业增加值167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731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5624亿元，分别增长2.0%、7.3%和9.3%。
3.补偿性措施与破坏环境的处罚机制简述
浙江省主要征收排污费的项目为废水排污费、废气排污费、噪声排污费，危险费用排污费，收费标准单一，没有具体区分排污程度（参见表1）。与oeCD国家相比，缺少专门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征收专门的补偿性费用尽快开征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碳等排放都将是收费依据的可能选择。
（二）瓶颈问题
1.财政政策
浙江省在绿色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财政政策作为实施的重点，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很大的漏洞。（1）税制不完善是造成产业结构改革与生产环保问题反应迟缓的重大原因。我国有关与绿色税收的政策较为不完善，而浙江省的税收政策更是零散，税种分散，数量小，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2）优惠政策较为单一，浙江省目前存在的对于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较为流行的方式是“减税”和“免税”，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发达国家所实行的加速折旧，延期纳税，投资再退税等方式，浙江省内运用较少。（3）收费政策不尽合理。浙江省的环保类费用的征收依据无法精确，征收机制不完善，征收难度大。
2.环保法律问题
环保立法缺失。浙江省环保立法偏向于原则性和倡导性条款，使立法功能难以具体实现，随着经济发展带来大量新情况，环保立法明显滞后，法律空白和漏洞较多。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环保执法。环保执法难成为一个难题，主要原因有：环境管理权的纵向隶属体制，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环保部门的执法不可避免的收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的发展不可避免的具有功利性，在有限的任期和地方财政中，环境保护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而环境保护法施行采取横向平衡体制，有权行使环境管理权的机构众多，执法混乱。
3.资金问题
浙江省在环保产业投入的资金较为不足，即使近十年来浙江省环保投入明显增加，但一直没有达到环境治理和规划的要求。资金的缺乏限制了环保产业的发展，目前，浙江省个市县的城市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的处理几乎仅依靠财政投资进行建设和运行维护，对比很多发展国家的环保产业已经由私人资金进行运作并从中盈利，我国的环保产业发展缓慢，由于资金、政策等方面的限制，私人无法承担环保产业的初期投入。
三、发达国家绿色经济经验借鉴
（一）加州绿色经济的发展
加州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发展高新科技作为经济收益的重要来源，不断推动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农业科技等方向的深入研究，着力于绿色经济大发展，绿色经济成为高端化的技术创新分层和有机组合螺旋式发展的重要模式。
加州在气候治理方面一直走在美国甚至是国际社会的前沿，得益于其不断的制度建设，包括组织机构，气候法令，标准化机制，科学评估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建立。加州政府于2005年设立了气候行动小组（Climateactionteam），气候行动小组几乎囊括了加州所有主要的政府部门，部门之间良好的合作成为加州绿色经济机制发展的核心和精髓。加州政府通过低碳经济体系、能源效率体系、绿色科技创新体系、绿色经济政策体系四大体系编制加州绿色经济创新报告，在此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关公共政策出台各种激励措施，在推进绿色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常重视科学统计、科学分析和科学监测等信息手段的基础建设和应用。
加州政府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三大特性：第一，前瞻性。加州气候治理的前瞻性不仅体现在60多年前就开始注意到环保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了治理，还体现在加州的多种治理行为都是在危害发生之前就开始展开科学研究。第二，协调性。这种协调性不仅体现在加州议会内两党在气候问题上存在着共识，政党机制运行良好，也体现在加州各个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与科研部门之间分工明确，有效协调。第三，明确性。加州减排在目标上十分明确，通过与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合作，通过高校的项目研究取得精确数据，加州政府在大部分的减排目标均设置了量化标准。
（二）加州经验对浙江省的借鉴意义
1.注重政府调控和市场作用之间的平衡
绿色增长的产业政策的核心在于将各种产品资源消耗、环境和安全影响作为确定产业发展优先序列的重要参考，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低息贷款等措施促进企业自觉保护环境和安全，取消对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扶持和保护，大力支持绿色产品，并把其列入优先发展，促进产业生态化，逐步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2.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使用市场的刺激手段达标，比通过命令和控制产权达标所花的控制成本更少。市场手段主要有：一是征收环境污染附加税。该税使企业承担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把外部效应内部化。二是排污权交易许可。排污权许可证交易减少了政府征收污染税和实行污染管制的成本，使治理环境从行政手段扩展到市场手段。
四、浙江省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优化
在发展绿色经济时，应加大积极财政政策与激励措施的实施程度，减少标准粗放的消极政策。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和客观要求，在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做出绿色经济的战略性安排。
（一）财政政策的优化意见
一方面结合实际，从多方面、多层次入手研究，加大“绿色支出”力度：采取政策引导和统筹、安排、设立财政专项资金等手段，支持节能减排、新能源等低碳技术研发创新，支持循环经济发展，鼓励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综合利用水平，注重绿色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浙江省金融市场较为发达，在此基础上推进有关的法制建设，为利用金融工具促进节能环保提供必要的法律手段。加大与国际环保金融市场的接轨，国际温室气体排放单位交易市场的不断发展，在发挥价格信号、行为激励和资金配置功能，通过实现高成本效益的减排，补助因减排产生的技术成本与完善激励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步伐。
（二）产业结构优化意见
绿色经济法发展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和稳定型，要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即产业结构的比例协调、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基本一致，减少重复建设和加工工业过剩。其次，注重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绿色经济注重对物质资源的高效利用，因此科学技术将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逐步加大第三产业的比重，进行产业的技术密集化、高附加值化、产品知识化。继续发挥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合理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剩余劳动力，扩大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五、总结
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依旧面临很大的挑战，浙江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程度均可作为长三角地区发展绿色经济的典型案例，如何趋利避害，使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更加顺畅，只有改善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结合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激励措施，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和企业环保理念，才能提高浙江省在未来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4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严行方.绿色经济[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于俊杰，郝正平，朱玲.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工程学报，2008（09）.
[4]LauraSaikku，aapoRautiainen.theSustainabilityChallengeofmeetingCarbonDioxidetargetsinCaliforniaby2020[J].energypolicy，2008，36（02）.
[5]崔晓玲.丹麦：绿色经济风头正劲[J].中国对外贸易，2012（07）.
[6]赵彦云，林寅，陈昊.发达国家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测度体系的经验及借鉴[J].经济纵横，2011（01）.
绿色财税政策篇9
关键词：绿色增长；财政收入；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五年规划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6）06-0072-005
“绿色发展”位于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中间位置，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研究表明[1]，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宏观效果。研究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关系，能够为各级政府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检验绿色发展宏观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
一、中国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关系机理的文献分析
国内学者主要分别从短期、中长期，以及区域或产业等三个层面研究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一）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研究
按照绿色增长的推动主体不同，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可以划分为主动影响和被动影响两类。主动影响表现在中国的绿色增长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向和体现，也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因此在财税政策上有主动性的安排。对绿色增长实施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引导和支持，从短期来看会造成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的减少。被动影响表现在产业布局不合理等带来的财政收入总量和结构方面的不利影响。在一项实证研究中[2]，运用全国30个煤炭资源型城市2004―2010年期间的数据考察了以煤炭经济为代表的发展模式的挤出效应，发现煤炭资源占用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对资源优势转化为财政收入增加构成了限制，最佳的财政收入结构不易得到实现。
（二）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中长期影响研究
从中长期来看，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积极的和具有战略前瞻性的。中长期影响总体上表现为伴随着新税源的产生、形成财政收入的增量。首先，绿色增长能降低传统增长方式下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从而带来“利润表意义”上的经济效益，使中长期的财政收入增加。其次，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带来“经济增加值（eVa）意义”上的经济效益，从而使财政收入的总量持续增加。第三，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原有的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的产业诞生，都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使中长期财政收入增加。该增长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得到分析和测算。
此外，环境治理本身也会带来税收的增加，主要表现为“绿色税收”政策体系。[3]具体来说，环境成本也是有“价格”的，主要有两种途径发挥作用。[4]一是对能源或资源征税（生态税、环境税），以鼓励节约，这直接带来税收。二是建立问题管制与交易制度，运用市场手段减少环境成本，伴随着交易活动，也会间接增加税收。
（三）绿色增长对区域或产业财政收入的影响研究
放眼全国，培育和发展绿色需求，从而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目标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改革。但对区域而言，困难程度虽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难度要小一些，有些地方通过改革，能够快速产生新的增长要素（例如绿色经济和绿色增长）。[5]在全国层面，《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立足区域比较，从经济增长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政策支持度三方面设计指标，考察全国、省际和城市绿色增长情况，但是仅将人均财政收入因素模糊地隐含于绿色发展公众满意度中加以考察。[6]对于产业而言，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最为困难的是矿产资源等高资源消耗性行业。例如油气资源相关行业[7]，通过资源税改革，能够增加资源所在地的财政收入。
一些学者致力于研究国外的相关做法或政策影响[8][9]，主张通过扩大内需、对外投资与产业转移、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或者营造绿色福利社会、引导生态型新能源的使用来提高绿色财政收入。这些成果对于中国的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关系的研究也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由于绿色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发展理念，绿色转型是国家顶层设计中的一项长期经济政策，因此既不能过分关注短期影响和区域、产业影响而忽视对中长期影响的研究，也不能只研究中长期影响而不重视其对民生和财政收入的实际冲击。所以，本文选择了全国和区域层面以及中长期时间维度来研究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
二、国家、安徽省和合肥市绿色增长
政策和财政收入情况简顾
（一）绿色增长政策情况
国家层面。“十二五”规划把节能环保业列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之首，把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风险管理与补偿政策、财税政策和相关行业与产品的技术标准建设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保障。同时，绿色发展向服务业和教育等领域扩展，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森林蓄积量三项指标在“十二五”期间纳入环保评价指标体系。绿色发展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成为发展的主基调。主要表现在：产业绿色化推动产业升级；环保等绿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绿色发展涵养了新的税源，将成为未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安徽省层面。“十二五”期间，出台《安徽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强省建设纲要》等规划和政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探索绿色发展之路，并取得显著成效：总量减排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任务；禁秸秆焚烧取得成效，焚烧火点减少95%；产业结构得到调整，限产和脱硝工程建设加快；淮河干流总体水质达到“优”，长江流域总体水质为“良好”，巢湖水质有所改善，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安徽省在“十三五”规划中，出台了《“十三五”工业绿色发展专项规划》，提出建设“绿色江淮家园”，包括：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构筑生态安全屏障、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七个方面。
合肥市层面。通过“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作为“轻工大省”省会的合肥市，是全国首批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中国“科研产出大市”和首批中国国家园林城市，正迎来绿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形成新的战略优势：一是政绩考核“指挥棒”转向，绿色GDp的重要性上升；二是徽州文化进入新的发酵期，绿色发展成为民心所向；三是创新能力从量变进入质变期，资本、人才、研究与技术、市场、管理和互联网等绿色发展要素形成了明显的集聚效应。
可见，全国、安徽和合肥市三级政府对绿色发展的考虑既有相同的方向，也具有不同的特色，从而会对相应层级的财政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财政收入情况。安徽省位于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后发”的特征比较明显；合肥市虽然是省会，但在建国后才得到重视和发展，也具有相对“落后”的特征。为避免计划经济管理时期的管理体制差异的影响，这里仅比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后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三个层面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情况（1992―2014年），结果参见图1。
在图1中，1995―1998年、2003―2006年和2008―2009年，合肥市的财政收入增长率波动方向与全国和安徽省产生了较大的背离。可见，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的财政收入周期并不总是一致的，因此绿色增长对三个层次的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应该存在差异。这样，如何在“全国一盘棋”下，实现区域的绿色转型并通过绿色增长实现财政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有赖于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影响机理的比较研究。
三、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绿色增长对财政收入中长期影响的实证比较分析
（一）理论依据与研究假设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指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污染（Y轴）也较轻，但是环境代价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X轴）而加剧；随着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达到一定程度，环境代价开始下降。国内相关研究[10]也揭示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的一定的规律性假设关系；环境质量变好的临界点为人均收入超过6000―8000美元；要实现环保目标和绿色增长，必须打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阻断。
毫无疑问，绿色增长本身能够改进环境质量，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绿色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存在“此长彼消”的关系。这样，就有可能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使用的建模原理，建立财政收入与绿色增长（污染指数或资源消耗数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考察。
据此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H：从中长期看，全国、安徽省、合肥市三级的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在总体上呈正相关，同时相关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变量、数据及来源。本文考虑用人均财政收入来表示财政收入的变化。相关数据来自1981―2014年的全国、安徽省、合肥市“三级”经济社会统计年鉴并经计算获得。
用资源消耗量与GDp的相对数值来表示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进而说明绿色增长情况。数据来自1981―2014年的“三级”环境年鉴和经济社会统计年鉴并经计算获得，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通过构建预测模型、用计算的预测数据来替代。
（三）模型选择。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借鉴彭水军和包群[11]、王良健等[12]等相关研究成果中的建模实验，选择并构建如下模型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模型：
lnYi，t=βi，0+βi，1lnRi，t+βi，2（lnRi，t）2+βi，3（lnRi，t）3+εi，t
为了尽可能地消除指标之间可能存在异方差的影响以及降低数据的波动性，这里对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其中，β0-β3为相应的系数，i为资源消耗的类型，t为数据的年份。本文没有对R作进一步的分类（见表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分析。以全国的数据为例，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参见表2。从均值和标准差看，数据具有一定的平稳性。
1.估计结果（限于篇幅，估计结果表格省略）。第一，煤、水、电消耗三项指标均与人均财政收入的对数显著负相关，表明资源消耗与财政收入显著负相关，即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显著正相关；第二，合肥市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的相关程度弱于全国和安徽省。从而假设H得到验证。
2.估计结果分析。三级资源消耗与财政收入关系模型的估计结果说明：一是二次（（lnR）2）函数模型与三次（（lnR）3）函数模型在克服人均财政收入与资源消耗数据的波动性方面作用并不明显，甚至（lnR）3在部分指标的部分层级数据上不显著。二是总体上无论是全国、全省还是合肥市，资源消耗与财政收入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产生单位财政收入所需GDp的各种能耗均降低。这与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基本吻合。三是绿色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在理论上的负相关关系被证实，因而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一定程度上被证实。四是三个层次的模型估计结果差异明显，说明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协同效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在制定绿色增长相关的宏观政策时，要考虑到这些差异。五是总体上，三个层级的曲线形态均与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不相符，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临界点或转折点，说明无论是国家层级，还是省、市层级，均没有全面进入该假说所提出的“环境质量变好”的时期。但是局部（个别年份）出现一些环境质量向好的特征。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和运用了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三级的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绿色增长与财政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在三级区域存在明显的差异。该结论为检验中国绿色增长的宏观绩效提供了新的证据。
根据该结论并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基于绿色增长和财政收入视角的发展建议。
一是跨期管理。一方面，重视绿色转型对财政收入的短期影响，提前做好规划预案，通过适度赤字、缩减财政支出等办法，平衡好财政预算，解决好绿色转型短期减少财政收入，从而对教育、文卫、社会保障等刚性财政支出产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坚定绿色增长和经济转型的信心，用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总量的稳步增长、实现财政收入增加的长期效应，去平衡短期的财政收入减少的不利影响。
二是跨区管理。已有研究成果和理论分析表明，绿色增长对不同区域或行业的财政收入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实证结果也充分证明了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存在的区域差异。因此，要做好“跨区影响”方面的管理。“全国一盘棋”，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绿色转型存在较大的时间差，政府应针对该差异做好宏观管理。同时，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使绿色转型成功的地区在财政上能够积极支持绿色转型相对落后的地区或行业。
三是绿色转型的正当性管理。从本文的实证结果来看，全国、安徽省和合肥市还没有出现明显的环境质量拐点，说明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公共管理领域的转型没有跟上。因此，需要以坚定的决心抓紧制定和落实“转型正义”措施，全面提倡和捍卫绿色发展理念，充分认识并科学地发展绿色增长的内涵。[13]一方面，要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认清绿色发展的必要性，避免“转基因”之类的盲目发展带来的危及人类自身存续的悲剧重演。另一方面从巩固并提高执政正当性的高度去认识绿色发展的重要性，尽可能地避免把“环境债”留给子孙后代。
四是绿色增长和社会公平与福利之间的关系管理。本文选取人均财政收入指标，目的就是在于考察绿色增长转化为社会福利的程度，以及环境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公平程度，相应的对策主要是资源分配领域与经济发展成果分配领域的深化改革。主要思路包括：加大对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的治理[14]，重视分配领域的改革，将分配的内涵由传统的收入分配拓展至财产、财富分配，从执政理念的高度重视、设计和改革税制，让传统增长方式下的受益者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义务，同时让绿色经济轻装上路、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史忠良，赵立昌.绿色发展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调整[J].管理学刊，2011，（1）：32-37.
[2]邓晓兰，陈宝东，鄢哲明.资源经济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的传导机制、障碍与对策[J].经济经纬，2014，（1）：136-141.
[3]茆晓颖.绿色财政：内涵、理论基础及政策框架[J].财经问题研究，2016，（4）：83-87.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城市化研究第七小组.绿色治理必须与中国的绿色目标一致（下）[n].中国经济时报，2014-12-1（12）.
[5]郎丽华，周明生.经济增速换档期的体制改革与发展转型[J].经济研究，2014，（10）：179-183.
[6]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2014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138，141-164.
[7]刘慧，高新伟.困境与理路：我国油气资源税改革的绿色方略[J].求索，2013，（11）：1-4.
[8]吕铁.日本治理产能过剩的做法及启示[J].求是，2011，（5）：47-49.
[9]许闲.财政视角下德国能源税收征管及其对我国的借鉴[J].德国研究，2011，（3）：44-49.
[10]李志青.“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到底揭示了什么？[n].文汇报，2015-03-24.
[11]彭水军，包群.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中国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06，（8）：3-17.
[12]王良健，邹雯，黄莹，等.东部地区环境库茨涅茨曲线的实证研究[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57-62.
绿色财税政策篇10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投资力度
一是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产业予以投资倾斜。逐步建立起政府环保投资机制，确定在一定时期内环保投入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二是我国各级政府应该建立起专门用于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资金，用来支持循环经济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的研发、使用和推广等。同时可考虑设立中央对地方的发展循环经济专项基金，提供优惠贷款。三是将节能环保科目纳入财政预算体系。我国目前财政预算支出中，有环保支出科目，但没有与环境与资源相关的节能科目。这会导致大部分政府节能投入成为适应时政需要的短期行为，削弱财政支出对循环经济的长期支持力度。所以，在进行预算支出调整时，应将环境保护、节能支出作为预算支出的大类单列，并下设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环境规则及各类资源保护等子目。把环保、节能支出作为财政的经常性支出，加强政府财政对这类支出的保障力度，通过公共财政改革为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提供新的资金支持渠道。四是设立节能减排贡献奖。将节能减排贡献奖纳入国家科技进步奖的子项目，重点用于鼓励节能设备的研制、技术发明、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的单位和个人，提高人们发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
二、按照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一是在投资性支出方面，应重点用于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同时加强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等公用性事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在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制定相关的采购政策鼓励再循环利用。通过政府的绿色购买行为，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资源循环再生产品、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企业产品和其它节能、节水、节约资源的绿色产品，以此鼓励企业清洁生产，引导社会团体和公众积极参与绿色消费活动，影响消费者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三是在转移性支出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措施，如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加速折旧等，引导资源向发展循环经济的方向流动。
三、逐步调整和完善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税收政策
(一)增强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
一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一方面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将土地、海洋、森林、草原、滩涂、淡水和地热等自然资源列入纳税范围；另一方面可将现行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育林基金、林政保护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渔业资源费等改费为税。二是完善计税依据。对从量定额征收的应税资源的计税数量，由销售或使用数量改为实际开采或生产数量，而对于是否已经销售或使用则不予考虑。并适当提高单位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以此限制掠夺性开采与开发，把资源开采和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三是合理设计税率水平。要将资源税和环境成本以及资源的合理开发、养护、恢复等挂钩，根据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开发的成本、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成本、生态补偿的价值等因素，合理确定和调整资源税的税率。另外，还要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资源税真正成为发挥环境保护功能的税种。
(二)建立企业所得税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激励机制
企业所得税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政策工具。―是建立以产业导向为主、区域导向为辅的所得税优惠机制，对不同产业部门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确定不同的税负水平。这种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体现政策导向作用，这必将为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出崭新的天地。二是加大对节能设备和产品研发费用的税前抵扣比例。如可规定企业当年发生的用于节能设备、产品的研发费用可以在听得税前据实列支，并可按已发生费用的―定比例在所得税前增列。同时建立研发专项基金，用于以后企业节能设备、产品的开发与研制。三是对单位和个人为生产节能产品服务的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所取得的技术收入，可予以一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四是企业用于清洁生产审核和培训的费用'可以列入企业经营成本；对于企业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实行税收抵扣；对企业为减少污染而购入的环保节能设备实行加速折旧或在一定幅度内实行投资抵免企业当年新增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购买的防治污染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摊销。五是企业用于环保及环境美化方面的捐赠，可享受与普通捐赠相同的税收优惠待遇。
(三)完善增值税制度，体现绿色税收理念
一是尽快在环保和节能等固定资产的购置上实行消费型增值税，以适应企业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迫切需要，为发展循环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撑体系。二是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首先，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如垃圾电厂、废旧电池处理厂)从外部购入或无偿取得的废渣等原材料、循环利用的内部废物等纳入增值税抵扣链条中，在核实购入量、使用量等数据基础上准予抵扣，从而降低企业税负，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其次，以合理拉开利用再生资源和资源综合利用与原生资源之间的税负差距为目标，通过提高进项税抵扣的办法，实现循环经济的税收优势。如允许废旧轮胎综合利用企业在取得废旧轮胎时按10％(或更高)抵扣进项税，翻新轮胎实行13％(或更低)的低税率。三是继续完善和扩大与循环经济发展相关领域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为了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和废旧物资的循环利用，当前我国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实行了免征增值税的规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应该说这也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下一步应考虑继续完善和扩大与循环经济发展相关领域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如选定一些节约效果异常显著且因价格等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大节能、环保设备和产品，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或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措施，达到增加企业发展后劲、扩大技术、产品的推广和使用。同时，取消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免征增值税规定，以免对土壤和水资源的保护产生不良影响。
(四)强化消费税的调控功能
一是将非循环经济范畴的重要消费品纳入消费税范围，以此拉开其与循环经济产品的税负差距。尤其是应把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生活用品、高档建材、原浆纸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二是对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可以通过对企业生产有害环境的产品征收消费税的方式，提高其生产成本，通过价格
信号限制破坏生态环境的消费，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三是为了促进节能，对使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的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对于资源消耗量小、能循环利用资源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不征收消费税。四是可考虑取消消费税中对汽油、柴油的课征，对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销售环节从价开征燃油税。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燃油的使用，保护大气环境，另一方面也增加国家税收收人。同时，考虑适当提高含铅汽油和低标号汽油的税收负担，以抑制含铅汽油的消费，鼓励使用高标号汽油和无铅汽油。
(五)制定石油消费税收政策，以加快刺激石油的清洁消费、技术进步和对清洁能源的使用
石油消费税的征收应该具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建议政府在制定石油消费税收调节政策时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工业(尤其是高油耗工业终端)石油消费的管理方面，要研究根据不同行业的石油消费特点及其合理性，制定不同的技术经济标准(单耗标准)。比如，根据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采用分阶段的石油消费“单耗”标准，对超标石油消费可以使用高税收进行调节，逐步使其达到一定的单耗标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其技术更新。二是政府应出台新的机动车油耗标准，并对不符合新燃油标准的机动车加重收取石油消费税，利用这部分税收鼓励石油的清洁使用和刺激用油行业的技术进步。三是针对城市的机动车燃油和道路占用状况，研究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在综合考虑其载运能力、平均载客人数、道路空间占用等指标条件下，制定不同的燃油税收政策。四是为了缓解城市的机动车污染和交通堵塞现象，城市在实施国家有关石油税收制度的同时，还应制定一些地方性法规。比如，应该对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规定碳氢化合物的排放标准，并考虑机动车的有效寿命和淘汰年限，适度限制外地机动车进入大城市等因素。
四、适时开征发展循环经济的新税种
税收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开征若干发展循环经济的新税种。开征的目的就是要按照循环经济“3R”原则，用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来发展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