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1
一、金融行政处罚实体上严厉
在金融行政处罚目的的指引下，金融行政处罚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其具体处罚规定与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规定相比要严格得多。
第一，处罚权只能由中国人民银行行使。《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本办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这就表明，认定某一行为是否违法，是否需要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只能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不能委托其它组织进行处罚。
第二，处罚涉及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任职资格。《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依照本办法受到开除的纪律处分的，终身不得在金融机构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各金融机构不得任用，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金融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依照本办法受到撤职的纪律处分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不得在任何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或者与原职务相当的职务，通知各金融机构不得任用，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
这就意味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一旦被开除，便永久丧失在金融机构任职的资格，一旦被撤职，则在一定期限内或者永久丧失在金融机构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资格。
第三，对违法行为人的责任追究期限长。《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四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离开该金融机构工作后，被发现在该金融机构工作期间违反国家有关金融管理规定的，仍然应当依法追究责任。”这一规定就排除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两年时效在金融行政处罚领域的适用。金融行政处罚对追诉时效作了极大的延长，无论金融违法行为实施之后经过了多长时间，只要一发现，就会被依法追究责任，这就杜绝了违法行为人经过追诉时效而逃避责任的企图。
第四，有关罚款的规定详细而明确。在《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
中一共有近30处关于罚款的规定，详细列明了需要处以罚款的不同情形，并明确规定了罚款的额度。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则少有这样详细的规定。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数额较其它领域要高。从《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看，罚款额最低为1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1倍，最高则可达到50万元或者违法所得的5倍。
二、金融行政处罚程序上严谨
与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相比较，金融行政处罚的程序规定更为严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金融行政处罚的主管与管辖，《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作了严密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施行政处罚，实行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即由中国人民银行执法职能部门负责行政处罚案件的立案、调查，提出处罚意见。法律事务工作部门负责复核处罚意见的合法性与适当性，组织听证。而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则往往不涉及主管机关内部的分工问题。
在管辖方面，不仅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及各分支机构的管辖范围作了明确规定，还对作出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责令停业整顿、撤销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的处罚的管辖作了特别规定。
第二，实行行政处罚委员会制度。依据《程序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设立行政处罚委员会，由行长或副行长（主任或副主任、特派员）、主要执法职能部门和法律事务工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行政处罚委员会的职责是对重大行政处罚作出决定；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进行监督检查。对金融行政处罚组织的构成、职责范围等明确固定，这就为金融行政处罚的正确、顺利适用提供了前提条件。
第三，规定了处罚决定作出之前的相关程序。中国人民银行执法职能部门负责立案以及调查取证，调查终结，执法职能部门写出调查报告，并制作《中国人民银行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连同相关证据及其他材料移送法律事务工作部门进行审核，并征求意见。经审核，法律事务工作部门提出意见，将有关材料退回执法职能部门，再由执法职能部门报主管行长或行政处罚委员会批准。在《程序规定》中当事人行使陈述申辩权以及申请听证权的程序也十分明确。这一系列严密的程序规定不仅保证实体行政处罚权的正确行使，同时也充分体现了金融行政处罚的维护金融机构、其他单位和个人合法权益的目的。
第四，在处罚的决定及监督方面，也有着严格的程序规定。一般的金融行政处罚由主管行长或副行长（主任或副主任、特派员）审查决定，对于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则要由行政处罚委员会审查决定。金融监管办事处行政处罚委员会作出的重大行政处罚决定，还应报分行批准。金融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后，还应按《程序规定》所提供的格式制作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送达。对于作出撤销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处罚决定的，还应在《金融时报》上予以公告，以使机关公众和社会知晓。
《程序规定》赋予行政处罚委员会对重大行政处罚决定外的其他行政处罚决定的监督检查权。赋予法律事务工作部门对执法职能部门的立案、调查、取证等工作的审核监督权。这也是其它领域的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所鲜见的。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2
第一条为了加强外汇管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履行外汇管理职责，负责本条例的实施。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外汇，是指下列以外币表示的可以用作国际清偿的支付手段和资产：
（一）外币现钞，包括纸币、铸币；
（二）外币支付凭证或者支付工具，包括票据、银行存款凭证、银行卡等；
（三）外币有价证券，包括债券、股票等；
（四）特别提款权；
（五）其他外汇资产。
第四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以及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的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五条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
第六条国家实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制度。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应当对国际收支进行统计、监测，定期公布国际收支状况。
第七条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为客户开立外汇账户，并通过外汇账户办理外汇业务。
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向外汇管理机关报送客户的外汇收支及账户变动情况。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外币流通，并不得以外币计价结算，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九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的外汇收入可以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的条件、期限等，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管理的需要作出规定。
第十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持有、管理、经营国家外汇储备，遵循安全、流动、增值的原则。
第十一条国际收支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失衡，以及国民经济出现或者可能出现严重危机时，国家可以对国际收支采取必要的保障、控制等措施。
第二章经常项目外汇管理
第十二条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
外汇管理机关有权对前款规定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
第十四条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
第十五条携带、申报外币现钞出入境的限额，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
第三章资本项目外汇管理
第十六条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直接投资，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登记。
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从事有价证券或者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遵守国家关于市场准入的规定，并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七条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
第十八条国家对外债实行规模管理。借用外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并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外债登记。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的外债统计与监测，并定期公布外债情况。
第十九条提供对外担保，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由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国家规定其经营范围需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前办理批准手续。申请人签订对外担保合同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对外担保登记。
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金融组织贷款进行转贷提供对外担保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可以直接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其他境内机构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外汇管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的资产负债等情况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国家规定其经营范围需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应当在向外汇管理机关提出申请前办理批准手续。
向境外提供商业贷款，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
第二十一条资本项目外汇收入保留或者卖给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但国家规定无需批准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资本项目外汇支出，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关于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支付。国家规定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应当在外汇支付前办理批准手续。
依法终止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清算、纳税后，属于外方投资者所有的人民币，可以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购汇汇出。
第二十三条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资金，应当按照有关主管部门及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用途使用。外汇管理机关有权对资本项目外汇及结汇资金使用和账户变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章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金融机构经营或者终止经营结汇、售汇业务，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经营或者终止经营其他外汇业务，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经外汇管理机关或者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五条外汇管理机关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实行综合头寸管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六条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利润以及因本外币资产不匹配需要进行人民币与外币间转换的，应当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
第五章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市场管理
第二十七条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二十八条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和符合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条件的其他机构，可以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外汇交易。
第二十九条外汇市场交易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三十条外汇市场交易的币种和形式由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规定。
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依法监督管理全国的外汇市场。
第三十二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可以根据外汇市场的变化和货币政策的要求，依法对外汇市场进行调节。
第六章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外汇管理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二）进入涉嫌外汇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
（三）询问有外汇收支或者外汇经营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直接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
（四）查阅、复制与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直接有关的交易单证等资料；
（五）查阅、复制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的当事人和直接有关的单位、个人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文件，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和资料，可以予以封存；
（六）经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或者省级外汇管理机关负责人批准，查询被调查外汇违法事件的当事人和直接有关的单位、个人的账户，但个人储蓄存款账户除外；
（七）对有证据证明已经或者可能转移、隐匿违法资金等涉案财产或者隐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冻结或者查封。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外汇管理机关的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三十四条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的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证件。监督检查、调查的人员少于2人或者未出示证件的，被监督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第三十五条有外汇经营活动的境内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
第三十六条经营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发现客户有外汇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外汇管理机关报告。
第三十七条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为履行外汇管理职责，可以从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获取所必需的信息，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应当提供。
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应当向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通报外汇管理工作情况。
第三十八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外汇违法行为。
外汇管理机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并按照规定对举报人或者协助查处外汇违法行为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有违反规定将境内外汇转移境外，或者以欺骗手段将境内资本转移境外等逃汇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调回外汇，处逃汇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逃汇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有违反规定以外汇收付应当以人民币收付的款项，或者以虚假、无效的交易单证等向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骗购外汇等非法套汇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对非法套汇资金予以回兑，处非法套汇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非法套汇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违反规定将外汇汇入境内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
非法结汇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对非法结汇资金予以回兑，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违反规定携带外汇出入境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金额20%以下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海关予以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三条有擅自对外借款、在境外发行债券或者提供对外担保等违反外债管理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外汇或者结汇资金用途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
有违反规定以外币在境内计价结算或者划转外汇等非法使用外汇行为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卖外汇或者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未经批准擅自经营结汇、售汇业务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万元的，处50万元以上*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批准经营结汇、售汇业务以外的其他外汇业务的，由外汇管理机关或者金融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七条金融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或者逾期不改正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停止经营相关业务：
（一）办理经常项目资金收付，未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的；
（二）违反规定办理资本项目资金收付的；
（三）违反规定办理结汇、售汇业务的；
（四）违反外汇业务综合头寸管理的；
（五）违反外汇市场交易管理的。
第四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汇管理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机构可以处3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的；
（二）未按照规定报送财务会计报告、统计报表等资料的；
（三）未按照规定提交有效单证或者提交的单证不真实的；
（四）违反外汇账户管理规定的；
（五）违反外汇登记管理规定的；
（六）拒绝、阻碍外汇管理机关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或者调查的。
第四十九条境内机构违反外汇管理规定的，除依照本条例给予处罚外，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给予处分；对金融机构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外汇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外汇管理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二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境内机构，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队等，外国驻华外交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除外。
（二）境内个人，是指中国公民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住满1年的外国人，外国驻华外交人员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除外。
（三）经常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涉及货物、服务、收益及经常转移的交易项目等。
（四）资本项目，是指国际收支中引起对外资产和负债水平发生变化的交易项目，包括资本转移、直接投资、证券投资、衍生产品及贷款等。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3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防范金融风险，规范本市交易场所的行为，促进交易场所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9〕3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37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交易场所，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的，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交易以及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包括名称中未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但不包括仅从事车辆、房地产等实物交易的交易场所，也不包括由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履行日常监管职责的从事金融产品交易的交易场所。
外地交易场所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的管理，亦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金融工作部门作为本市交易场所的统筹管理部门，会同市商务、科技、文化管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本市交易场所的设立审核及变更审批(备案)、日常经营行为及资金安全监管、政策支持指导、统计监测、发展规划编制、违规处理、风险防控和处置、重大事项协调等工作。区(县)金融工作部门协助市金融工作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内交易场所的统筹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四条 本市按照总量控制、合理布局、审慎审批的原则，统筹规划各类交易场所的数量规模和区域分布，制定交易场所品种结构规划和审查标准，审慎批准设立交易场所，使本市交易场所的设立与监管能力及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大宗商品、国有产权、文化产权等领域交易场所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新设交易场所应当采取公司制组织形式。设立交易场所，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注册资本要求;
(二)股东近三年内信用记录良好，无违法违规记录;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三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及违法违规记录，并具备超过五年的相关领域从业经验;
(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规则及健全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风险控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
(五)其他相关条件。
第六条 新设交易场所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亿元。其他新设交易场所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第七条 新设交易场所应当先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第八条 新设交易场所，申请人需向所在区(县)金融工作部门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包括拟设立交易场所的名称、注册资本和经营范围等事项;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三)股东的资信证明和有关资料;
(四)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证明;
(五)交易场所住所证明;
(六)交易规则、管理制度及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相关材料;
(七)其他相关材料。
第九条 区(县)金融工作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市金融工作部门。市金融工作部门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名称中使用交易所字样的，市政府批准前，应当取得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书面反馈意见。
新设交易场所的申请获得市政府批准后，由市金融工作部门向申请人出具批复文件。申请未获批准的，由市金融工作部门向申请人出具书面答复。
第十条 申请人应当持批复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设立登记。
第十一条 交易场所有下列事项之一的，由区(县)金融工作部门初审后报市金融工作部门，由市金融工作部门征求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政府批准：
(一)调整经营范围;
(二)变更交易规则或新设交易品种;
(三)分立或合并;
(四)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二条 交易场所有下列事项之一的，由区(县)金融工作部门初审后报市金融工作部门复审备案，同时抄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变更住所;
(四)变更法定代表人;
(五)变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变更股东;
(七)修改章程;
(八)注销;
(九)其他事项。
第十三条 本市各类交易场所原则上不得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活动;确有必要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应当分别经市政府和拟设立分支机构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属地原则进行监管。
第十四条 交易场所因解散而终止的，应当成立清算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清算。
第三章 日常监管
第十五条 交易场所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任何投资者买入后卖出或卖出后买入同一交易品种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不得以集中竞价、电子撮合、匿名交易、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
第十六条 本市建立统一的资金结算和监管平台。交易场所应当切实维护客户资金安全，按照国家及本市相关要求实行保证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确保交易信息系统符合安全稳定性有关要求。
第十七条 建立交易场所信息报送制度。交易场所应当定期经所在区(县)金融工作部门向市金融工作部门报送月度交易数据、季度工作报告、年度财务报告，同时抄送各自行业主管部门。
根据监管工作需要，市金融工作部门可以要求交易场所报送专项报告。
第十八条 交易场所应当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定期进行市场风险信息提示，开展投资者教育，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十九条 市金融工作部门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有关区(县)金融工作部门可以采取适当方式依法对交易场所进行检查，交易场所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条 行业自律组织应当做好行业自律管理、开展业务培训、促进行业交流等工作，在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保护行业利益、改善行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章 风险防控和违规处理
第二十一条 交易场所应当为投资者保密，不得利用投资者提供的信息从事任何与交易无关或有损投资者利益的活动。
第二十二条 交易场所需制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明确职责、措施和程序，经所在区(县)金融工作部门报市金融工作部门备案，同时抄送各自行业主管部门。各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属地原则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交易场所的应急处置工作。
第二十三条 交易场所在经营过程中，若存在违法违规或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市金融工作部门可以采取风险提示、责令整改等方式依法进行处置;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取消违规交易品种、停止违规交易行为;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四条 未经批准设立的交易场所，依法予以取缔。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五条 市金融工作部门等可以依据本办法，根据职责制定交易场所管理相关的操作流程和实施细则。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4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四中全会及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部署要求，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龙头，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紧盯金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乱点乱象，主动作为、多措并举，精准打击、标本兼治，坚决深挖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活动，遏制案件多发势头，有效治理金融乱点乱象，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目标任务
围绕金融领域8类打击重点，深入核查排查，着力构建覆盖乡、村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体系，通过开展集中打击整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实现如下目标：
(一)深入排查摸清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情况，全面掌握问题线索，做到“大起底”。
(二)集中受理、核查非法集资违法犯罪问题线索，做到线索核查“大清零”。
(三)集中破获一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案件，抓获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攻破一批积案隐案等“难啃之案”，摧毁一批操纵实施此类违法犯罪的犯罪团伙和黑恶势力，查处一批从事非法集资的“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金融中介机构，查缴一批涉案资产，集中审理一批案件，遏制案件多发势头。
(四)查处一批涉及非法集资违法犯罪的虚假广告、宣传等案件，端掉一批虚假宣传品制作窝点，查处一批为非法集资等犯罪做广告的网站、媒体，取缔一批存在诈骗、“套路贷”等违法犯罪问题的网站、平台和app等软件。
(五)集中发现整治金融监管领域的短板弱项和乱点乱象，堵塞一批监管漏洞，结合实际和部门职责，探索制定出台一批制度机制。
(六)查处公职人员组织实施非法集资诈骗类违法犯罪、充当“保护伞”，以及行业监管部门不作为、乱作为等失职失责行为
（七）全面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曝光典型案例，掀起一轮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宣传舆论高潮。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非法集资打击整治专项工作的领导，特成立县集中打击整治非法集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县纪委监委、县委组织部、县委网信办等相关职能部门。县集中打击整治非法集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金融办，办公室主任由何国亮、张志尚兼任，办公室负责此次集中打击整治非法集资专项工作的组织、协调和信息总结上报等工作。
四、时间安排及步骤
按照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安排，本次集中打击整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从2020年2月1日至6月30日，共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准备阶段(2月1日至10日)。按照市处非办通知要求，制定并上报专项行动方案，明确职责分工和落实措施。
(二)排查阶段(2月11日至3月20日)。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相关职能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力量，采取公布举报电话、走访调查、实地核查等方式，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重点人群进行深入排查，发现线索，收集证据。
(三)整治阶段(3月21日至5月31日)。区分违规经营、
违法犯罪与改革创新等不同性质问题，对排查出的风险线索予以分类处置。对一般违规行为，及时移送相关行政部门进行查处；相关部门要根据案件情节轻重，采取约谈警示、责令整改，督促其规范经营，妥善化解风险。对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影响恶劣，严重侵害投资人财产的典型案件，重点突破，严厉打击，有力震慑非法集资金融违法犯罪活动，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统一。公安、金融办、人行县支行、网信、发改、工信、市场监管、农业农村、民政、教育、金融保险等部门和行业，要围绕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认真排查监管漏洞，切实加强金融领域、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监管，采取有效措施整顿银行卡、电话卡办理、app、网站设立、二维码推送、推销非法金融产品，以及为不法分子等进行虚假宣传等问题。
（四）汇总上报阶段(6月1日至30日)。县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各乡镇人民政府认真总结专项行动情况，分析本行业、本乡镇非法集资金融活动形势，制定下一步长效推进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工作措施，并于6月20日前将材料报县集中打击整治非法资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工作措施
(一)强化分工协作，深入线索摸排。要把打击整治非法集资工作作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采取“自下而下、逐级上报，系统自查、条块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相应工作体制机制，深入开展打击整治非法集资线索排查活动。对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进行全面排查梳理，深挖隐藏在幕后的非法集资线索。各乡镇和成员单位要结合工作职责和日常监管，组织开展排查涉嫌非法集资线索。对于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非法集资线索，及时向县金融办、当地公安机关和扫黑办通报，并积极协助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最大限度挤压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滋生空间。
(二)加大宣传造势，营造高压氛围。结合“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常态化宣传等，加大金融领域防范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力度。围绕民间投融资类中介机构、网络借贷平台、房地产、农民合作社、私募基金、股权众筹、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等案件高发重点领城，加强政策宣传；围绕以虚拟任务、虚拟货币、消费返利，以及以“一带一路”“军民融合”“物联网”“区块链”等热点概念进行炒作的集资行为，加强风险提示；围绕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使群众树立正确理财观念，着力宣传“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帮助广大群众提升对非法集资风险的防范意识。同时，要坚持集中宣传和常态宣传相结合、线上宣传和线下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在金融机构经营场所等公共区域通过电子显示屏、宣传单等方式宣传扫黑除恶、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要求；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类宣传媒体、载体，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宣传活动，强化警示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形成金融领域打击整治非法集资高压态势，营造金融健康发展浓厚氛围。
(三)集中调查核查，加强案件侦办。围绕线索“清零”目标，对专项斗争以来及新掌握的涉及三类犯罪的群众举报、报警案件等深入分析研判，明确核查责任，组织力量集中开展调查核查，确保在规定的时限内核查完结。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群众报案、举报线索等，公安机关要认真受理，积极协同有关方面，组织精干力量迅速开展侦控调查，对在侦案件特别是积案陈案强力攻坚，力求破获一批案件。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内部排查工作，排查掌握公职人员、党员组织实施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或充当“保护伞”、推销非法金融产品等问题，以及履行监管责任不力的失职失责行为，对涉嫌违法违纪的人员移交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处理。
(四)强化属地管理，做好维稳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落实稳控责任制，确保将矛盾化解到家庭、社区(村)、乡镇(街道)。积极做好政策解释，引导集资群众理性表达诉求。对金额较大、涉及人数多、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提前做好维稳预案。对在活动中伴有违法行为的，加强法制教育和批评劝导，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对采取极端方式闹访、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肃处理。对借机制造事端、恶意煽动集资群众闹事的，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六、工作要求
(一)提升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各单位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市、县的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学习领会，学懂弄通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相关政策，筑牢“四个意识”，践行“两个维护”，增强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要充分认识当前全县非法集资犯罪的严重危害性，深刻认识开展打击整治非法集资专项斗争的重要意义，充分动员各部门积极参与，推动专项行动深入开展、取得实效。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5
一、财政性存款缴存的历史回顾
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同年10月，人、工、农、中四总行联合下发了《关于颁发各专业银行向人民银行划缴存款的范围和委托人民银行账务的规定的通知》（（1984）银发字第257号），要求各专业银行将其吸收的存款按财政性与一般性存款进行分类，财政性存款作为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各专业银行要100%划缴人民银行，各专业银行城市区办、行和县支行每旬调整一次，在旬后5日内办理，县支行以下处、所，可以每月调整一次，在月后8日内办理。90年代中期，专业银行改革为商业银行后，包括以后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仍按上述规定向人民银行划缴财政性存款。1998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原来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改革，将金融机构原人民银行财政性存款中的机关团体存款、财政性预算外存款划为金融机构的一般存款，中央预算收入、地方国库存款和发行国债款项等财政性存款仍作为人民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由商业银行100%向人民银行缴存。财政性存款的缴存范围调整后，其划缴方式不变，即各商业银行按规定的时间将财政性存款全额就地划缴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近年来，虽然人民银行陆续对各商业银行财政性存款的缴存范围进行了调整，但其缴存方式和时间等规定一直没有改变。
二、存在的问题
（一）利益趋动导致财政性存款缴存不足。一方面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手续费低，成本和收益倒挂，导致金融机构把一些该纳入财政性存款缴存范围的资金纳入一般存款。假设，某一金融机构划来财政存款账户全年日均余额为100万元，按日均余额万分之五计付手续费，可获得500元收入，但如果按一般存款缴存，按现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0.72%可获得利息收入7200元，如果把这部分资金上划到上级行，所得的收益就更高。另一方面，财政存款属全额缴存、全部“冻结”，而一般性存款按法定准备金率缴存，按现行缴存率，两者之间存在约八成左右的缴存差额。在资金紧张的环境下，“可用资金最大化”很容易成为银行机构违规操作的主要诱因。
（二）现行管理规定缺乏系统性，人民银行监管难。一是相关规定不合理，柜面监督难。按照规定，金融机构在办理缴存（或调整）财政性存款时，月初需提交上月末日计表，而在中、下旬却不用提交日计表，造成基层人行在办理金融机构中、下旬缴存款业务时，只能凭金融机构提供的财政性缴存款科目清单核对缴存金额，无法对金融机构的中、下旬缴存款数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对，缴存全凭银行机构自觉。二是缴存科目不规范，人民银行审核难。人民银行总行多次对存款范围的会计科目进行调整，但是没有会计科目使用说明，实际监管过程中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财政存款账户资金来源和性质难以查实，无法确定资金的科目归属。三是处罚依据不明，执法处于两难。对于财政性存款的缴存违规处罚，人民银行总行在1984年以（1984）银发字（70）号文明确了处罚标准，即欠缴行为的处罚为“日万分之二”，迟缴为“日万分之四”，而且都明确为罚息。《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高达“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让金融机构难以接受。这使得基层人民银行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把握，大大削弱了执法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三）人民银行各职能部门缺乏协调，管理存在漏洞。目前，人民银行货币信贷部门负责组织财政性存款管理、监督和处罚工作，会计部门负责日常的财政性存款的缴存和核算，但是在日常工作中，会计部门往往只注重核算，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缺乏检查；而货币信贷部门对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的缴存、变动情况等缺乏必要的掌握和分析，实地检查难度增加。
（四）有关规定时间跨度长，经办人员模糊不清。划缴财政性存款是一项相对老的业务，从1984年开始，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业务人员的不断更迭，新接手的会计人员大多仅依靠“师傅”的言传身教，没有系统性的文件依据，由于人员频繁更换，时间太长，文件散失等原因，部分金融机构和人民银行经办人员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的具体规定模糊不清，造成实际操作与文件规定形成偏差而尚未察觉。
（五）财政性存款缴存管理处罚制度体系不完备。在执法实践中，针对不同的违法违规事实，一般实施了三种处罚：一是对少缴财政性存款的，视为少缴存款准备金，按《商业银行法》第77条给予20万元至50万元的罚款；或者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的通知》（银发〔2004〕302号）规定“中资商业银行未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交存存款准备金的……对其交存存款准备金不足部分按每日万分之六的比例处以罚款”；二是对漏缴财政性存款的，视为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行为，依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22条规定“……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视情节给予罚款。三是对漏缴财政性存款所获利息，视为不当得利予以追缴。理由是漏缴财政性存款是被当作一般性存款按准备金率存入人民银行，人民银行也视为准备金存款记付了利息，而作为财政性存款缴存是不应记付利息的。有金融机构认为上述处罚均值得商榷，理由是：首先《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没有财政性存款缴存法律条款，早期法规制度中虽有但已失效，要求金融机构缴存财政性存款缺乏依据；其次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2条赋予人民银行的9项检查监督权中，不包括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管理监督；其三是银发〔2004〕302号未明确提及财政性存款缴存处罚，比照一般性存款缴存处罚依据不足，即使比照也只对所管辖法人金融机构有权，部分处罚权限不够；其四是上述处罚综合数额过大，一般金融机构难以承受。上述异议的存在说明，人民银行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管理制度研究不够，没有及时填补法律上的空白，相关管理与处罚制度应该及时给予完善。
三、加强和改进财政性存款缴存管理的政策建议
（一）将财政性存款缴存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规范财政性存款在银行流动性调控中的管理行为。一是建议人总行会商财政部全面测算财政性存款与一般性存款总额，将财政性存款与一般性存款合二为一，综合制定一个合理的缴存比例。此办法有利于简化操作和监管，没有繁琐缴存范围核定、调整等工作环节；有利于地方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减少商业银行恶意竞争而破坏利率政策；同时还有利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二是维持现有管理构架，实行分开管理，分别缴存，但要对相关政策进行了调整或明确。同时兼顾地方利益，可在总结人总行国库现金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允许有条件的人民银行分支行试点国库现金管理。
（二）制定《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管理办法》，规范财政性存款缴存行为。尽快出台《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的缴存时间、范围、缴存程序和人民银行监督管理手段及相关罚则等做出具体规定，为规范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提供法律保障。一是明确缴存范围。统一各金融机构财政性存款科目和报表样式、种类，并对科目所核算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二是明确监管部门。建议将监管职责划归国库部门，由其行使对财政性缴存款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这样有利于国库部门了解缴存款资金的来龙去脉，有利于国库部门与税务、财政部门的沟通和联系，加强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的监督。三是明确处罚规定和处罚程序，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严肃性。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6
［关键词］财政 存款 建议
一、财政性存款缴存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性存款缴存范围界定不清。一是资金范围不明确、不具体。人民银行对财政存款缴存的资金范围只在1998年下发的《关于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的通知中》（银发[1998]118号），指出“金融机构代办的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金库存款和发行国债款项等财政存款是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对资金范围界定的比较笼统，未进一步明确地方金库存款都包括那些资金。之后，再无文件对资金范围进行界定或做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基层人行在 执行监管时，难以掌握界定依据和确定资金的真实性质，从而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对其金融机构财政存款的资金性质、来源进行甄别二是会计科目范围与金融机构会计报表不一致。人民银行总行不定期印发文件，核定金融机构缴存款范围，基层人民银行会计营业部门依据文件审查、考核、办理缴存款业务。但是，由于金融机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科技水平不断提高，新业务的推陈出新，会计科目的更换也较为频繁。当人民银行收到金融机构报送会计科目变更信息后再印发文件，到基层人民银行会计部门收到文件就会产生一定的时间差，从而导致人民银行核定的缴存款范围出现滞后的现象。
（二）划缴财政性存款会计处理手续亟待规范。1998年3月，存款准备金制度改革，人总行在《人民银行改革存款准备金制度会计处理手续》中，仅对一般性存款的会计处理手续进行了规范，对于财政性存款仅在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财政存款的缴存款范围调整后，其划缴方式仍采取现行做法不变。”此后，人民银行未印发任何规范存款准备金会计核算手续的文件。
（三）占压财政性存款处罚依据不足，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管理处于两难境地。目前，基层央行对占压、迟缴、少缴财政存款的处罚主要有以下几个依据﹕
一是人民银行总行在1984年以（84）银发字（70）号文明确了处罚标准，即欠缴行为处以“罚息率为日万分之二”的罚息，迟缴行为处以“日万分之四”的罚息。而在以后的存款准备金管理和利率管理的相关文件中，对财政性缴存款的违规行为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二是《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1月1日试行）和《关于办好人民银行委托专业银行业务和账务以及加强缴存存款等项工作的通知》（[85]银发字第281号）中对欠缴、迟缴财政存款行为规定的处罚标准分别为“按欠缴金额每天万分之二计收罚款”和“根据迟缴或少缴金额每天按万分之三罚款”。1998年准备金制度改革后，对金融机构占压、迟缴、欠缴财政存款行为，没有做制度性约束。因而人民银行在具体管理工作中举步艰难。
三是在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中对金融机构占压财政性存款的处罚予以了明确，《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22条规定﹕“金融机构占压财政存款或者资金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规定人民银行可以对违规金融机构的高管人员进行处罚。但是随着人民银行职能调整，银监局的分设，这一法规已不适合人民银行现行管理的职责权限。
（四）基层人行对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监督效率不高。人民银行会计部门负责交存范围的会计科目审定，营业部门负责办理报表审查、资金收缴和日常考核工作。即使发现问题也只做一般性处理 。上级行对会计部门检查只明确了账户管理、反洗钱等职能，这样对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的监督管理职能在各部门间横向分散，而且，基层人民银行对财政性存款缴存的监督管理，仅限于审核金融机构会计报表科目反映的财政性存款是否全部缴存，对金融机构迟缴、漏缴和转移财政存款很难形成有效监督。
（五）“法律条文空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加强财政性缴存款管理的几点建议
（一）尽快规范财政性存款会计核算手续。现行财政性存款会计核算手续已不能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建议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缴存财政存款会计处理手续，制定并完善财政性缴存业务的实施细则，人民银行应把财政性缴存款的具体核定原则、划缴方式及相关处罚规定编入实施细则中， 以便做到严格规定办理缴存业务， 杜绝此项业务中的不规范行为，提高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
（二）修订和完善财政性存款缴存业务政策依据。明确界定资金缴存范围，并对资金范围做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便于基层行业务人员严格掌握缴存范围并及时调整科目代号及名称，从而保证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会计报表在会计科目及名称上保持绝对一致。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7
一是基于业务竞争需要，各金融机构普遍对现金管理认识不足，排斥性、被动性管理特征突出。二是缺乏统一、规范的内部管理及操作制度。各金融机构针对现金管理制定的内控制度门类众多，局限性较大。三是未能按规定认真核定开户单位现金库存限额并开展检查。四是制度执行不完善，导致大额现金支付越权审批、未经有权人审批和未登记报送人民银行备案等漏批、漏报现象时有发生。五是大额现金审批权限设置不一，有的金融机构授权过大。如有的金融机构现金管理员审批权限高达50万元，部门负责人的审批权限甚至高达200万元。六是现金管理人员配备不到位，不配备专职现金管理人员，个别机构甚至兼职人员还配备不足。另外，非现金消费与结算环境的不完善也是制约现金管理有效性、导致现金交易增大的突出问题。
以上问题客观上体现了现金管理实践中的金融因素，但从深层看，现金管理的法律法规及制度的缺陷和滞后，也是影响现金管理实施效果的一大成因。
制度及法律缺陷
目前，我国适用于现金管理的法律法规大致为：《中国人民银行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大额现金支付登记备案规定》及《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由于以上法律法规大都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规定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现金管理工作的要求。
实行现金库存限额管理已不适应经济多元化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对现金库存实行限额控制已十分困难：一是市场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且日趋扩张，银行账户增长迅猛。二是商贸活动日益活跃，现金交易出口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三是储蓄现金收支的主渠道作用凸显强烈。据贵州省黔东南州金融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储蓄现金收支一直呈直线攀升趋势，2006年占全部现金收支的比重已接近80%，而开户单位发生的现金收支总量在逐渐缩小。由此可见，在当前现实环境下，继续实行现金库存限额管理不仅可控性差，而且不利于实现现金管理的控制目标。
法规及制度规范存在突出的滞后性。一是转账结算起点低。《现金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1000元转账结算起点与当前经济发展与用现需求不相匹配。二是制度设置缺位，机构间操控差异较大。由于没有统一而明晰的大额现金分级审批权限标准，机构间权限设定标准宽严不一。三是现金支取没有上限额度限定，形成了上限“敞口”。四是缺乏对部分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造成了基层人民银行在现金管理检查中行政处罚定性难与实施难的问题。五是《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仍沿用一些传统称谓或术语，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
部分处罚条文执行性不强。一是法律行政处罚条文单一，额度过高，实际执行难。《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了人民银行对银行业机构及其他单位和个人违反“执行有关人民币管理规定的行为”的行政处罚条款。这一规定除了所指情节宽泛、不具体，容易带来界定上的困难外，高额罚款也给人民银行基层机构的执行带来现实问题。二是对银行业机构违规责任人的行政及纪律处分超越了人民银行行政处理权限。如《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关于对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责任人的行政处分规定》等给予人民银行对违反现金管理规定的银行业机构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相应的行政处理和纪律处分的权力，超越了各级人民银行的行政执法权力，因而在实践中实际执行效力较弱。
完善制度及立法的建议
取消现金库存限额管理，将现金管理法规和制度的重点控制环节调整到银行业机构。实践表明，由于人员短缺、认识淡化、经济主体发展迅猛及操控难度增大等因素，目前人民银行、开户银行对开户单位和个人在现金库存方面的管理与检查流于形式，开户单位与个人的现金库存和“坐支”现象实际处于无管理、无检查的“真空”状态。因此，应改革现行的现金库存限额管理模式，取消现金库存限额和“坐支”控制，将现金管理控制方向集中转向开户银行。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8
一、检查行为应当依法规范
执法检查是中国人民银行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监督管理对象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检查、监督行为。1一般检查规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对监管对象进行检查，其派出的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检查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并且，如果检查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还应当进行回避；询问和检查应当制作笔录。2取证程序。中国人民银行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经机构负债人总、分、支行行长批准，可以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中国人民银行在调查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时，对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可以采取记录、复制、录音等手段取得证据。3执行有关纪律。检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检查纪律，如不得向被检查单位吃、拿、卡、要，不得循私枉法，实事求是，不得随意夸大或者缩小违法事实等等。
二、处罚行为应当规范适当
处罚是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被检查单位的违法事实和情节，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并执行处罚决定的行为。
（一）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包括：警告；一定数额的罚款，责令停业整顿，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暂扣或者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根据法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有公安机关作出，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不能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样，暂扣、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人民银行也无权作出，而只能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出。
（二）处罚依据适当，掌握法律冲突原则。法律冲突是指不同法律规范对同一违法事实的认定和处罚不一致而产生的冲突和矛盾。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掌握下述法律冲突原则：1.层次冲突原则，即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当以层级较高的法律规范作为依据。如《商业银行法》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某一行为的处罚发生冲突时，因为前者是法律，而后者则仅是一部法规，从层级上讲，前者要高于后者，因此，应当依据前者进行处罚。目前，我国的法律规范按层级从高到低依次为：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规章。2.特别冲突原则，即特别法和一般法发生冲突时，应当依据特别法进行处罚。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和《行政处罚法》发生冲突时，因为后者属于特别法，因此，应当依据后者作出处罚决定。3.实际冲突原则，即制定时间先后不一样的法律规范发生冲突时，应当依据制定较晚的法律规范处罚。掌握并熟练运用层级冲突原则，对于中国人民银行依法行使，对金融违法行为作出定性准确、轻重适当的处罚意义重大。此外，在进行处罚时，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还要注意法律废止、重新修订问题，不能依据已经废止的法律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从实施之日起，依照重新修订的法律进行处罚。
（三）遵循处罚原则。中国人民银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进行，在执行中应遵循以下原则：1处罚法定原则。即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行为无效；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依据；违法事实不清楚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2一事不再罚原则。即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事实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3罪罚相当原则。即中国人银行在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依照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作出轻重适当的处罚。4对同一违法事实不得同时依据两部以上法律、法规处罚原则。5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原则等等。
（四）制作处罚决定书应当规范。处罚决定书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作，用以裁明当事人违法事项和对其处罚情况的书面证明文件。一是规范的处罚决定书应当记载下列事项：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2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事实和证据；3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4不服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5作出处罚决定的金融行政机关名称和日期；6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等内容。处罚决定还必须加盖作出决定的人民银行的印章。二是处罚决定书使用的法律用语必须规范。如某金融机构擅自将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出借给他人使用，并获利3万元。某人行根据《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第八款规定，决定对其处以违法所得3倍的罚款。在下达的处罚决定书中，却使用了“处以9万元罚金”的字眼，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因为“罚金”是刑法中的概念，只有司法机关才可以使用，人行用“罚款”两字才准确。再如对当事人是作出“行政处分”还是“纪律处分”也要严格区分；行政处分是对国家行政人员实施的处罚，而人行在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责任人进行处罚时，因为处罚对象非国家行政人员，因此只能进行“纪律处分”。
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执法人员还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不能随意处罚。处罚决定必须严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能信口开河，随意设定处罚档次和处罚方式。如某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未经人行批准，某人行依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作出“给予警告，并处3万元罚款，对该机构负责人给予记过的纪律处分”的处罚决定。这个处罚决定其实是个错误决定，其错误就在于随意变更处罚幅度。因为依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五条之规定，对于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金融机构应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对机构负责人应处以“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随意设定处罚种类。如让违反《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有关规定的金融机构负责人“写出书面检讨”，这种“处罚”该办法中其实并没有，因此是一种随意设定处罚种类行为。二是不能随意更改处罚决定。处罚决定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法律文书，一经作出即应严格履行，不得随意更改。人行在处罚应坚持原则，制止讨价还价行为，坚决维护处罚决定的严肃性。三是适当运用从轻、减轻处罚原则。为了体现“重教育、轻处罚”的轻罚精神，《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如当事人主动消除危害后果，配合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等，对于“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不行政处罚。这些原则，人行在执法时应慎重掌握，不要随意减罚，也不要当减不减，重罚轻教。
三、处罚应严格履行告知、送达、听证程序
1人民银行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并告知对方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力。除非当事人放弃了该项权力，否则，如果人民银行没有履行告知义务，那么其作出的处罚决定就没有法律效力。2送达程序。人行作出处罚决定后，应当将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给当事人，或者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七日内送达并由对方回证。人民银行可选择：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六种方式之一进行送达。3听证程序。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作出责令停业整顿、吊销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资格证、较大数额的罚款“较大数额的罚款”具体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县级支行为5万元以上，中心支行为20万元以上，分行为50万元以上，总行为300万元以上，上列数额均不含本数等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被处罚对象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力；如果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作出处罚决定的人民银行应当举行听证。人民银行应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可以亲自也可以委托他人参加听证，就调查人员所列违法事实、证据和处罚建议进行申辩、质证。
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9
关键词:银行结算账户;账户管理;实施策略
一、新形势下加强银行账户管理的背景及目的
(一)《办法》颁布:规范银行账户管理的重要举措
针对不少企事业单位多头开户、一些银行为拉存款随意为存款人开户、银行结算账户开立和使用极度混乱的状况,中国人民银行于1994年颁布了《银行账户管理办法》。该办法对规范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促进经济金融秩序的好转,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更好满足存款人利用银行结算账户办理结算业务的需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人民银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于2003年9月1日起实施。随后,《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也于2005年1月31日起开始实施,《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于2006年3月10,对具体问题进行了补充。
上述办法、细则及通知的出台,形成了银行结算账户的基本规范,标志着近年来中央银行加强账户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有力促进银行支付结算有序进行,维护金融运行稳定。
(二)加强账户管理新背景:新形势下金融运行的冲击
进入新世纪,金融运行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宏观金融环境不稳定因素不断显现,微观金融活动更加复杂多变,《办法》实施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贸易往来的频繁,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不法分子实施洗钱犯罪的行为日益猖獗,洗钱犯罪给国际金融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严厉打击洗钱行为,有效开展反洗钱活动,已成为我国及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调查,犯罪分子进行洗钱活动的资金媒介主要是通过银行账户进行,因此,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银行账户管理。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金融业不断发展,企事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日趋活跃,通过银行结算账户进行资金管理的需求日益增大,给银行结算账户的开立、使用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旧的银行账户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乏比较有效的监督手段,加之管理工作不到位,致使违规开立、使用银行结算账户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较为严重。为有效遏制逃债、腐败、洗钱等违规违法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制度来加强银行账户管理。
(三)新形势下加强银行账户管理的意义所在
1.有利于加快资金的结算速度,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银行结算账户作为集中反映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资金收付结算的起点与终点,是一切经济活动资金往来的基础。加强银行账户管理将规范存款人、银行在开立、使用和撤销银行账户中的行为,方便存款人办理正常资金收付清算活动。由于资金在个人及企业之间流通加快,结算效率的提高将有效拉动企业投资与个人消费,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2.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促进银行机构公平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国内银行之间、国内银行与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断强化银行账户管理,培养制度创新意识,逐步引导客户正确开立和使用银行账户,可以鼓励商业银行支付工具创新,提高银行经营竞争力。
3.有利于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改善社会信用环境。现行《办法》对防范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做出了许多新的规定,规范了账户种类,明确了各类账户的使用范围。通过对银行账户使用中反映出的各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对社会经济活动资金收付行为实施有效监控;同时,通过建立对可疑资金运动的预警机制,能够及时发现大额可疑资金或异常资金的流向,准确反映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支付信用,促进社会信用程度提高。
4.有利于有效实施宏观调控,维护金融稳定。账户管理是人民银行进行支付结算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效的银行账户管理,可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有力的支持。对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社会氛围,有效遏制逃债、腐败、洗钱等违规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银行账户管理的现实困境与突出问题
随着经济、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银行账户管理的体制和手段相对滞后,银行违规开户、管理不严、信息失真等现象依然存在,给经济和金融活动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当前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一)账户管理的法律约束不足
账户管理法律约束不足根源在于现行《办法》滞后于经济金融环境及融资活动变化,难以有效规范微观主体账户管理。
1.开户流程的规定与实际操作中的流程不适应。《办法》中对于开立基本账户的流程规定是企业申请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应向银行出具营业执照正本、税务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授权他人办理的,还应出具授权书和授权人身份证件),并填制开户申请书。银行根据账户管理制度的要求对企业开户申请书填写的事项和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审查。银行审查合格后,将开户资料报送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由其对开户资料的合规性以及企业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唯一性进行审核。对于符合开户条件的企业,人民银行为其颁发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银行再为其办理开户手续。而实际操作中,银行由于受系统设计等因素限制,需要先进行内部系统开户操作,产生账号后才进行后续向人行报备、审批的工作。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实际操作与《办法》中规定的先由人行审批,后再由银行为单位开立账户的流程相矛盾,也使得《办法》中对这一方面的规定在实际操作工作中存在偏差。
2.对银行审查责任规定不清、处罚偏轻。在存款人申请开户时,由于现有《办法》规定比较含糊,使得商业银行对存款人的开户资料审查并未落到实处,从而使犯罪分子利用开立银行账户进行洗钱等犯罪活动有了可乘之机。与此同时,《办法》还存在约束力不强,处罚力度偏轻的不足。《办法》为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部门规章,法律层次偏低,社会约束力不强,且因《行政处罚法》的限制,对违规的存款人,银行可以对其罚款的金额较小,惩戒作用有限。应该说,当前我国银行账户管理效果不很理想,与对存款人、商业银行违反银行账户管理规定的处罚行为不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3.对开立银行一般存款账户的数量不限定。根据《办法》的规定,一般存款账户是存款人在开立一个基本存款账户以外,为满足和适应企事业单位向多家银行借款的需要,或者与基本存款户的存款人不在同一地点的附属非独立核算单位结算的需要而开立的账户。存款人可以通过本账户办理转账结算和现金缴存,但不能办理现金支取。
然而,《办法》并未对一般存款账户的开户数量进行强制性规定,使得犯罪分子可通过正常程序开立多个一般存款账户办理转账业务。对开立个人账户的个数也未做规定,个人账户洗钱犯罪分子通常用自己的身份证明开立多个个人账户储蓄账户和个人结算账户,凭借个人账户提现自由度高、转账功能提升的优点,将单位经营性资金转人个人账户,利用个人账户进行转账或提取现金。随意开立多个账户为犯罪分子存取和划转资金提供了便利。多头开户使企业有可能恶意逃废债务,引发经济纠纷,破坏正常生产和经营,也为骗税、骗汇、逃税、洗钱等不法行为留下空子。开户及账户使用管理不严,还为私设“小钱柜”,侵吞国家、集体资产提供了便利,引发腐败现象。
(二)账户管理具体实施流程无序
据统计,开立一般存款账户总数的比例仍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此种现象的发生,一方面是现行银行账户管理办法对一般存款账户的开立缺乏强有力控制,现行的一般存款账户管理办法采取事后申报制度,人民银行对各金融机构无制约措施;另一方面某些金融机构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为追求存款增加额,扩大存款市场占有率,置账户管理规定于不顾,想方设法拉户,甚至以放松管理、违规提供便利和优惠以达到拉户的目的。
为此,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违规的现象。比如多头开户、多头贷款、多头逃贷现象,部分企事业单位以开户为条件多头开立一般存款账户,利用当前金融机构之间互相竞争,多头贷款。贷款到手后就溜之大吉,使开户行无法有效地收回利息和贷款,加大了银行资产风险。又比如多头开户逃避债务、税收现象,某些企事业单位多头开立一般存款账户,一旦发生债务纠纷,就换一家金融机构重新开立账户,使债权人及法院无法追讨债务。同时,一些企业为达到拖欠税款的目的,多头开立一般存款账户把基本存款账户架空,使税收部门无法及时收缴国家税款。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又使一部分银行账户处于长期闲置或从未使用状态,这既增加银行工作量,又不利银行账户管理工作。据调查发现,一些金融机构约有10%的一般存款账户处于长期不动状态。同时不法分子则利用银行账户进行出租、出借、转让,为经济诈骗留下了隐患。
(三)账户管理的微观约束机制缺失
1.虚假增资和验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手段。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部分中介机构专职代客户验资、开户,短时间内频繁使用同一笔资金为多个账户验资,开户,使注册验资资金失真。但现行账户管理办法对于验资缺乏制度约束手段,银行明知事情的真相,却无法依据相关规定从制度上拒办此类业务。当这部分验资户转为基本账户后,大都成了睡眠户,浪费账户管理系统资源。
2.生效日制度不利于业务发展需要。《办法》规定,存款人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自正式开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注册验资转基本账户及借款转存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除外)。该规定是为了确保银行对存款人进行有效身份识别和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伪造证明文件骗取银行开户进行洗钱等违法违规活动。但随着《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银行在遵循“了解你的客户”原则下,应在同意存款人开户前,就对存款人进行相应的真实性调查。因此账户在规定核准后3个工作日才能使用不利于存款人及时办理正常结算业务的需要。
此外,《办法》中并未涉及账户档案的保管问题。账户档案是账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办法》中应对这一问题给予明确,才能确保账户管理的连续性。
三、新形势下银行账户“四位一体”管理策略
(一)完善账户管理法律法规建设,不断优化诚信环境
建议完善《办法》,使相关规定更明晰、更便于执行。同时建议将银行账户管理工作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法律法规形式对账户管理相关规定予以确认,使其更具严肃性,便于各相关部门更加严格执行。此外,增补《违反银行结算制度处罚规定》中对未按规定进行年检的银行存款账户、超过一年未使用的银行存款账户未及时销户的账户、临时存款账户超时使用的、一般存款账户和专用存款账户超范围使用的情况,作出更具体的处罚规定,以便于账户管理人员掌握执法标准。
在完善账户管理法律法规建设的同时,还要在综合治理及优化环境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全社会要重视和加强信用建设,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公众信用道德水平,使“诚信”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要大力打击骗税、骗汇、洗钱、逃债等犯罪行为,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减少账户管理违规的外部诱因。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以及行政、司法等部门要通力合作,充分认识加强账户管理的重要性,形成合力,共同抵御各种形式犯罪活动,维护金融体系正常运转。最后,还要建立监督制度,对举报行为及时查处,充分利用社会力量,综合治理。
(二)规范银行账户开户流程,有力推进反洗钱工作力度
通过重新制定银行账户的开立程序,从过去的由各商业银行办理各类账户的开户,改为由人民银行会计结算管理部门统一办理,或由人民银行成立专门的账户管理中心进行操作。这样无疑会大大增加人民银行的工作量,但有利于人民银行集中、强化对银行账户的统一管理,从源头上截住存款人“多头开户”的行为,也可以解决现行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开户流程与《办法》中规定流程不适应的情形。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账户管理中部分操作流程存在严谨性不够强的情形,导致洗钱犯罪分子多方式、多渠道的利用账户管理漏洞进行犯罪活动。因此,严格银行账户管理,健全完善严谨的账户管理体系是遏制洗钱犯罪活动的有效手段。自2003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及《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三大反洗钱规章正式实施以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然而,反洗钱作为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需要各级管理机关与执行部门的不懈努力。结合当前反洗钱的工作形势,加强账户管理工作,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1.严把账户开立关。不管是个人开户还是单位开户,金融机构都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审查法规规定的开户资料,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切实执行“了解你的客户”制度和“保存记录”制度。三大反洗钱规章规定,金融机构应建立四项反洗钱制度,即了解你的客户制度、大额交易报告制度、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和保存记录制度;其中“了解你的客户制度”和“保存记录制度”与账户管理关系密切,即金融机构对客户的账户资料不仅要审查其“三性”(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而且要按规定保存,这是金融机构打击洗钱活动的基础工作,如果没有这些,识别并报告大额和可疑交易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也就失去了基础。
3.更新账户管理观念,有效遏制洗钱犯罪的发生。必须不断更新银行账户管理的观念,要从过去的多头开户管理向账户真实身份管理转化,要从过去重视账户现金支取管理向转账收支、现金收支的全面管理转化,要从单一管理到综合管理转化,从而有效地打击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
(三)推进银行账户管理制度建设,培养制度创新意识
新形势下,不断推进银行账户管理制度建设,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然而,商业银行在账户管理政策上存在思路不开阔、手段落后、措施不力等问题。比如企业偷漏税的问题,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就没有很好地和基本账户联系起来;企事业单位私设“小金库”的现象,则暴露人民银行的账户管理没能与对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结合起来,又如企业对账户管理缺乏配合问题,则说明没有把信贷的优惠政策和结算服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上述问题,要求要有足够的制度创意意识。可以尝试推行以一般纳税人为对象、以基本账户为基础的主办银行制度。主办银行一般确定为提供贷款较多的银行,同时,基本账户管理要和税收征管制度、贷款管理、商业汇票管理联系起来,规定一般纳税人必须在银行开立基本账户,并将基本账户通知税收管理机构。以企业法人的名义取得一切收入只能进人基本存款账户,企业只能以基本账户向外签发商业汇票,银行对基本账户以外的存款人的贷款不得优于基本账户存款人,以此调动企业和银行自觉执行银行账户管理政策的积极性。
(四)强化账户管理的技术支撑,实现账户管理电子化
1.尽快完善全国统一的账户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系统,实现人民银行与各商业银行账户信息共享,并对该系统中银行账户信息数据库与同城票据交换清算系统联机。以银行账户信息数据库为标准,由系统自动清分,将各笔业务的收付款人信息与账户管理系统自动比对,使不在银行账户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账户无法通过票据交换进行结算,从而有力遏制当前普遍存在的乱开立、乱结算、乱提现等问题。
2.尽快实现账户管理系统与工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和公安机关等有关管理部门联网,可以有效解决账户申报资料失真问题,从源头上防范和打击不法分子利用伪造、变造或过期的营业执照、身份证等虚假证明骗取银行开立结算账户,并利用银行结算账户进行逃废债或从事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3.尽快实现人行账户管理信息系统与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征信系统联机,将一般存款账户中的贷款信息与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的开户信息进行自动比对。人行将根据系统比对不一致的银行存款账户数据信息进行重点检查,从而提高监管效率。而与征信系统的联机,一方面可以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相关部门的行政执法力度,同时,通过该系统的约束力与影响力,培养和提高企业和个人遵纪守法、恪守信用的意识,提高社会诚信水平,建设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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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违法行为处理办法篇10
一、问题提出的缘由
近年来，一些金融机构高息揽存，帐外经营引存放贷的活动十分突出，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亦层出不穷。这类活动的表现形式为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对此类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简称《若干规定》）中将其界定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行为，并明确指出该行为“属违法借贷， 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充抵本金，出资人、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因参与违法借贷均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这无疑对处理因此类行为引起的法律纠纷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问题是，上述行为的完成无不有中介人活动的存在。对于这些为违法借贷活动穿针引线，从中积极撮合并获取巨额利益的人如何处理，《若干规定》中则未提及。为此，有同志提出对中介人收取的好处费及截留的利差，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3条之规定，实行民事制裁，对其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见《人民司法》98年第7期第32页）。对此笔者认为，针对当前这类违法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如果不加区分，一律仅采取民事制裁手段，显然对遏制这类活动，规范金融市场秩序力不从心。
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中介人尤其是无合法中介经纪资格的中介人，为了达到谋取暴利的目的，往往对用资人的资信状况或隐瞒或轻率相信，而向出资人夸耀用资人的资信状况，甚至采用向出资方负责人行贿的手段，竭力撮合违法借贷行为的成功。而中介人一旦引资告成，收取高额利润后，则对出资人的资金安全撒手不管，从而将资金风险留给了出资人或金融机构，笔者在审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中，某国有股份公司就是因为轻信了中介人的介绍，而将8000万港币异地转存，变相借贷于某投资公司，致使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虽然该国有股份公司的直接责任人员后分别因玩忽职守、商业受贿罪被判刑，但该国有股份公司6000万港币从此血本无归。而中介人却从中谋取了总额高达人民币550万元的巨额利益。对此行为，如果仅用民事制裁手段进行制裁，显然与该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明显不符。由此，笔者认为，对非法中介引资行为，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适用民事和刑事的手段予以制裁。本文重点要讨论的是如何用刑罚的手段，对其中构成犯罪的情况予以制裁。
二、非法中介引资行为的违法特征分析
那末，究竟运用何种刑罚手段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人予以处罚？换言之，冠以何种罪名对该行为中的情节严重者施以刑罚呢？笔者认为，在弄清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对非法中介引资行为特征作一下剖析。
笔者认为，非法中介引资行为的违法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主体违法。1995年10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经纪人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从事经纪（居间、行纪、）活动的人员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考核批准，取得经纪人资格证书后，方可申请从事经纪活动。”该办法的第七条又规定：“从事金融、保险、证券、期货和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其他特殊行业经纪业务的，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经纪资格证书。”而能够接受考核人员的前提条件除必要的知识技能外，还特别规定了：“申请经纪资格之前连续3 年以上没有犯罪和经济违法行为。”国家之所以对中介、经纪人特别是从事金融等特殊行业的中介经纪人有如此严格的考核登记要求，就是预见到了这些中介活动可能对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秩序的破坏作用。而非法中介引资活动的行为人，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主体资格，故这种行为一开始即是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由于非法中介引资的行为人未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考核登记，不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其所实施的行为必然缺乏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从而极易具有盲目性和危险性。中介人为了一味追求自己的利益（中介好处费）， 即很容易出现前文所述的置出资人资金风险于不顾的情况。
（二）、客体违法。非法中介引资行为所指向的目标系促成他人违法借贷的成功。这类违法借贷活动中，出资人出资的目的并非真正融资， 而是从用资人那里取得高于国家法定利率几倍乃至十倍的高额利息，（即使形式上由金融机构给付的利息亦转嫁于用资人） 出资人取得的利息与用资人使用该资金后是否取得效益并无任何联系。用资人无论是从出资人手中直接取得还是以贷款的形式从金融机构间接取得出资人的款项，实质上均是从出资人手中取得的高利贷。金融机构在其中不过是扮演了一个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人角色。此类违法借贷活动的利息支取操作过程大致如下：出资人出资款项的法定存款利息在“存款”到期后，由金融机构支付（这里所谓的存款期限，实际上是出资人与用资人约定的借款期限─笔者注）。 而出资人约定的借款高额利息与法定存款利息之间的差额（俗称“利差”）则往往由用资人在出资人出资款项到位后， 由用资人一次性支付（有时还包括中介人所得的好处费）。此外，用资人在借款期限到期后还应支付金融机构的贷款利息。用资人的用资利息成本实际为出资人的利差＋贷款利息＋中介人的好处费，用资人支付的利息最终要超过国家法定贷款利息的五倍到十倍。这无论是从借款方式还是利息取得的比率来看，显然都是违法的，而且这种变相借贷的更严重后果是导致了国家信贷总规模的失控，为酿成金融风险造成了可能。因此，为这种违法借贷活动所从事的居间中介行为显然扰乱了国家金融市场的管理秩序。
（三）、行为人主观故意违法（ 即行为人谋取的利益非法）。非法中介行为人之所以热衷于此类活动， 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此类活动中，中介人利益的取得大致有如下两种方式：一是约定取得方式。即中介人在引资活动开始前，与用资人或金融机构约定一定比例，引资成功（以引资款项到位为标准 ）后，由用资人或金融机构按约定比例乘以实际到位的引资款额来计算中介费支付给中介人。二是直接截留利差方式。中介人在引资行为开始时，与出资人谈妥出资利率条件，再以高出该条件的利率要求与用资人达成接收此款的利率。中介人直接截留用资人付出的利息与出资利率之间的差额（即所谓“吃点数”）。前文笔者所引用的某国有股份公司案例中，该股份公司出资利率要求为16.2％，而中介人与出资人约定的用款利率则为21％，中介人从中截留了高达4.8％的利差额。 尽管中介人取得的利益方式有所不同，但由于其所从事的非法引资行为本身的违法性，故所取得的利益均不能受到法律保护。《经纪人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具备合法资格的经纪人从事经纪活动所得佣金才是“合法收入”。“经纪人收取的佣金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而非法中介引资人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工商管理法规，亦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其所取得收入当然应为非法。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可对非法引资行为人的违法特征作如下概括：（1）有非法牟利的主观故意（2）违反国家规定（工商、金融法规）（3） 扰乱市场秩序（金融市场秩序）。
三、非法中介引资行为的刑法调适
回到本文正题，即如何运用刑罚手段对非法中介引资行为进行调整，以何种罪名追究那些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的行为人责任呢？笔者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对其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情节严重的行为人可以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予以定罪、量刑。
现行刑法225条所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是从79 年刑法投机倒把罪中分解出来的一个新罪名。众所周知，79年刑法中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历来是有争议的“口袋罪”。在计划经济时代，该罪的设立，既有规范经济秩序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常将一些在市场经济状态下的一些违法甚至合法的行为当成了犯罪来处罚。因此，新刑法的修改过程中，对该罪进行了分解，并对所禁止的行为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描述，意在强调“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罪刑法定主义精神。然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市场活动中出现的需要用刑法调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可能在一次刑事立法中予以穷尽，因此，在现行刑法第225 条第三项中仍然出现了“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概括性描述。这实际上是在取消“大口袋”的同时，适度保留了一个“小口袋”。笔者认为，作这样规定，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实事求是的立法选择。这也从客观上为我们研究诸如本文命题所涉及的行为提供了方便。
刑法225条第三项目前尚无准确的司法解释加以进一步诠释。 但对照225条（一）（二） 项的立法表述以及原投机倒把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其所界定的非法经营罪应具备如下特征：（一） 主体的一般性。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经济组织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二）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市场经营活动的管理制度。（三）主观上必须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目的。（四）客观方面表现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将非法中介引资行为的违法特征与该罪特征予以比较，显然前三个方面是基本吻合的， 问题的关键是非法中介引资行为是否属刑法225 条第三项中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为弄清这个问题，笔者试图通过以下几个小问题的讨论来予以回答。
1、关于中介（居间）行为与经营活动关系。审判实践中， 有同志提出刑法第225 条所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指的是违反国家规定的市场经营活动，市场经营一般意义上应该指的是为了追求某种商业目的而从事的市场交易活动，而中介行为是为了促成他人交易而提供媒介，中介行为是否属刑法225 条第三项规定的“经营行为”的一种，觉得难以把握。笔者认为，这种疑虑是多余的，因为中介行为均是以收取佣金（好处费）为目的商务活动， 符合市场经营活动的基本特征。当然应属于经营活动的一种，在市场活动多样化的今天，不能简单地把市场经营活动理解为诸如购销行为一类的直接经营，否则很难理解证券期货市场经纪人（俗称“红马甲”）的活动价值。况且从《经纪人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三项的表述来看，中介行为也应属经营活动的一种（该条是这样表述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对经纪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保护合法经营，查处违法经营”）。
2、关于中介引资行为经营的标的物。 非法中介引资行为既是非法经营行为，那么它经营的标的物是什么呢？对此，审判实践中有两种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所经营的标的物应是所引介的资金，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系提供的经济信息。理由是中介行为人对资金无支配决定权，资金流向的控制权在出资人的手中。笔者同意前一种观点。理由是中介行为的本身是依附于直接经营的，如果没有直接经营交易行为的存在，中介行为便成了无本之木。中介行为虽然对直接经营的标的物无支配权，但由于中介行为人借助了直接经营者而实现对中介行为指向标的物的经营，故非法中介引资行为经营的标的物应为其所要引介的资金。
3、关于货币能否成为本罪的经营对象问题。 既然非法中介引资行为人经营的标的物是资金，但货币能否成为刑法225 条第三项中非法经营的对象呢？笔者在与同事讨论中，不少人提出对非法经营罪的经营对象应作狭义理解，即指商品，而货币本身不是商品， 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物。故认为以非法经营罪追究非法中介引资行为人不妥。但笔者认为，首先从刑法225条的表述来看，非法经营罪所规定的经营对象并不仅是商品，225条第二项中列举的非法经营行为所涉及的许可证、进出口证等法律文件，显然不是商品。其次从货币与商品的关系来看，货币本来就是一种商品，只不过是在商品交换发展过程中从商品世界游离出来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的一般等价物职能并不能排斥其作为商品的基本属性。而在金融领域里，货币本身就是金融活动经营的唯一商品，银行等金融机构就是通过其金融经营（存、放贷，投资等） 实现其商业目的。故225 条第三项中所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的经营对象应涵盖货币。
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与本罪的区别。 非法经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市场管理制度。而非法中介引资行为所涉及的领域是金融市场管理制度。这势必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刑法》中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已有单独章节予以规定，为什么不以该章节的罪名对此予以追究？这未免让人产生因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无法对此非法中介引资行为予以处理，而勉强用非法经营罪来处罚之嫌。勿庸讳言，笔者最初思考时亦有此顾虑。然而，经仔细推敲，选择该罪名对该行为进行定罪处罚并不存在法理上的悖谬。一是从逻辑上来看，金融市场包含于市场概念之中。二是从立法渊源来看，现行刑法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许多罪名亦与非法经营罪一样系从79年刑法投机倒把罪中分解出来的，因此两类罪之间有相似之处，也不足为怪。三是从犯罪构成理论来看，非法中介引资行为虽然在侵犯客体上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有交叉重叠之处，但区分此罪与彼罪的主要区别还在于犯罪的客观方面（如抢劫罪与盗窃罪区别）。非法中介引资行为客观方面不仅实施了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一开始即实施了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故以非法经营罪对该行为中情节严重的，予以定罪处罚，定性更为准确，更能罚当其罪。
四、司法实践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以非法经营罪追究非法中介引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司法实践中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严格掌握罪与非罪界限。与任何一种非法行为一样，非法中介引资行为同样存在着违法与犯罪的区别。既不能把非法中介引资行为一概以民事、行政制裁手段来处理，亦不能不加区别，一律用刑罚手段来制裁。把握其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主要还是看该非法中介引资行为是否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而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笔者认为，应以“非法所得的数额”为基本情节，并参考其非法引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来综合考虑。非法所得的数额（亦即非法谋利数额）， 笔者从缩小打击面的角度出发， 主张以“非法所得数额巨大”为认定“情节严重”的起点，何谓数额巨大，应根据各地的经济水平状况掌握，不宜搞“一刀切”，笔者建议以5-10万元为起点数额， 如果谋利数额未达到巨大标准，但是有其它严重情节的，如造成出资人巨额经济损失的，亦应以“情节严重”来认定其构成犯罪。 对于情节一般没有构成犯罪的，则应按照相应的工商金融管理法规予以民事、行政制裁。
（二）关于量刑问题。按照刑法225条之规定，非法经营罪以“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区分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两种处刑幅度。以倍数原则处以罚金在刑法条文中多见于贪利性犯罪，因此，立法的本意还是重在经济处罚。“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仅是自由刑上的区别。笔者认为，此类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已足以对贪利型犯罪分子起到震慑和打击作用，因而在把握“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界定标准上，更要从严掌握。除考虑“数额特别巨大”这一基本条件外，还得要以其它恶劣情节作为必要条件，如造成国家、集体财产特别巨大损失等等。
（三）准确掌握非法中介引资行为人主观故意， 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