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1
2013年7月12日，某县计生委接到举报称李某在县城名门世家小区7号楼13号车库内使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县计生委随即联合县卫生局和当地派出所对该举报地点进行监督检查。联合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全数字超声诊断仪1台、超声耦合剂2瓶、妇科检查床1张及妇科诊疗器械若干。经查询，李某当即承认以下事实:1、其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其从2012年3月起一共做过7例胎儿性别鉴定，均无医学诊断结果，收入约1600元。另外做过5例药物流产，既无医学诊断结果也无计生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收入约700元。联合执法人员进行了现场拍照取证，对药品、器械实施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某县计生委与卫生局商定由卫生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案进行处理。
县卫生局经过合议认为李某的违法事实严重，不仅仅是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第五十八条，非法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5人次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的规定，李某的违法事实涉嫌触犯了《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的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县卫生局遂将该案件移送县公安局处理。但县公安局只是口头告知县卫生局移送的案卷材料中缺少接受李某药物流产当事人的证词，认为现有证据不足，拒绝接收。由于李某实施的5例药物流产中有4名接受药物流产的当事人是外地人，县卫生监督人员很难取证，因此最终导致无法追究李某的刑事责任。
县卫生局根据调查材料，经合议后认定李某未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B超检查胎儿性别及终止妊娠手术等诊疗活动，违反了《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做出没收《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决定书》中登记保存的物品、罚款人民币3万元的行政处罚。李某自觉履行了处罚决定，本案结案。
二、讨论
(一)证据
县卫生局取得记录李某从事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法终止妊娠的《现场笔录》、《询问笔录》，固定了药品、器械等物证，笔者认为这些证据可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但证据的取得存在缺憾:一是由于李某没有诊疗记录、知情同意书等医学文书，所以没有取得此方面证据;二是没有对7名胎儿性别鉴定和5名终止妊娠手术进行关联性核定，即核定是否有既做了胎儿性别鉴定又做了终止妊娠手术的患者;三是李某没有收费记录，执法人员无法对患者进行调查取证。只凭李某大约1600元、700元左右的一面之词了解到其非法收入数额，却又无法佐证，为此没有做出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笔者认为，调查违法所得时应尽可能取得准确数据，或者取得收费下限如1600元以上，这样即可按收费下限没收其违法所得。
(二)法律适用
李某的行为违反了多部法律法规。一是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可以按照该条例第四十条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是违反了《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可按照该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违犯了《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可按照该条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有关药品、医疗器械;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李某非法实施终止妊娠的行为还违反了《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依据该实施办法第四十条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五是李某的行为违反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可依据该法第三十六条由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卫生行政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万元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李某的行为违反了以上5部法律法规，法律适用上存在竞合问题，且涉及到两个执法主体。究竟由哪个部门执行处罚?又依据哪部法律法规做出处罚呢?
首先，李某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行医这一违法事实，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规定。鉴于后者法律位阶高且颁布时间在后，所以应当优先适用《执业医师法》对李某进行处罚。
其次，《执业医师法》和《母婴保健法》的执法主体均为卫生行政部门。李某的行为同时违反了擅自开展诊疗行为和擅自开展终止妊娠手术两项规定，但这两个违法要件之间存在种属关系，也就是说终止妊娠手术是诊疗行为的一项技术，属法条竞合，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当依照《母婴保健法》进行处罚。关于本案，一是按照《母婴保健法》处罚，由于李某的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依法只能处2万元以下罚款。若按照《执业医师法》处罚，则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一般情况下，应按照从当事人所违反的法律法规中择一较重进行处罚，并将另一违法情节作为裁量处罚幅度的情节酌情加重处罚。二是按照《执业医师法》对其进行取缔，终止其包括终止妊娠的所有诊疗行为，处罚力度明显高于《母婴保健法》，所以笔者赞同按照《执业医师法》进行处罚。然而，只罚款3万元仍属较轻，毕竟其非法终止妊娠手术达5例已涉嫌刑事犯罪，应当从重进行处罚。
再次，《执业医师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的执法主体不同。不同法律主体的不同法律责任可以分别追究，不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所以县计生委也应对李某擅自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鉴于县计生委目前尚未开展行政执法工作，对于这方面的行政违法行为可商县卫生局立案调查并进行行政处罚。县卫生局认为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及非法终止妊娠手术从其本质上来说属诊疗行为，而从事诊疗行为的人应为执业(助理)医师或乡村医生，所以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及非法终止妊娠手术案件时通常会依据《执业医师法》进行处罚。然而，按照法律适用的规定，应当适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进行行政处罚。卫生部门与计生部门合并后希望能对两部法律法规做出相应修改，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最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执法主体有两个，分别为卫生行政部门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两个部门分别依职权对相关行政违法行为实施处罚。如何依职权?笔者认为这也属法条竞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所列三项违法行为的前两项属诊疗行为，卫生行政部门可依照《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同时，也可依照《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进行行政处罚，理由不再赘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的处罚力度较之《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明显要轻，且没有取缔及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等的行政处罚，所以笔者赞同以《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关于行刑衔接
《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二)非法进行节育复通手术、假节育手术、终止妊娠手术或者摘取宫内节育器5人次以上的;(四)非法进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手术的。
李某的违法事实显然已涉嫌刑事犯罪，县卫生局应当向县公安局移送案件。但县公安局认为证据不足，最终导致县卫生局无法移送该案件。对此，有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是药物流产是否属于终止妊娠手术。关于这个问题，卫生部公布的《手术分级管理目录》(2013版)有明确规定:妇产科手术一级-30米索+米非司酮引产(口服药物)，由此看来药物(引)流产无疑属于终止妊娠手术。
二是对做过药物流产的5名患者由哪个部门进行调查。笔者认为《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中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县卫生局提供的证据显然足以证明其涉嫌非法终止妊娠手术5人以上的事实，至于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及证据，应当由县公安局通过侦查加以收集，所以县公安局应当接收移送案件并予立案。如果县公安局审查后认为不符合立案条件，应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县卫生局。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虽已取得乡村医生行医资格，但其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不符合医疗卫生安全的诊所，并且在医疗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给予2次行政处罚以后仍然非法行医，属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据此法院做出上述判决。
律师分析
乡村医生管理适用《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按照《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乡村医生指尚未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经注册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的医生。
按照《执业医师法》、《条例》及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无论是乡村医生，还是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都必须在固定的注册医疗机构执业，而不能超过所注册医疗机构或专业进行执业。如《条例》所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申请在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人员，应当持村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拟聘用证明和相关学历证明、证书，向村医疗卫生机构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执业注册。乡村医生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在聘用其执业的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乡村医生应当在聘用其执业的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构成非法行医的几种情况
按照《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擅自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按照《刑法》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4部分，只有在同时满足这4个方面的要件时，才能构成非法行医罪。
构成本罪的主体要件必须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实践中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等情形都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双重的，既包括国家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制度，又包括不特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客观方面，必须有擅自从事医疗活动的行为，并且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按照有关司法解释，此处的“情节严重”是指造成就诊人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造成甲类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有传播、流行危险的；使用假药、劣药或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卫生材料、医疗器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以及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主观方面，构成非法行医罪表现为故意，行为人对患者伤亡的结果存在间接故意，即行为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患者的身体健康构成损害，但是却放任这种损害结果的发生。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3
“非法行医”≠“非法行医罪”
很多人对“非法行医”有一种误解,认为“非法行医”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行医罪”,事实上,“非法行医”与“非法行医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非法行医”,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违反医疗法律法规之许可从事的一种医疗违法行为。从“非法行医”的定义可以看出,“非法行医”的行为不一定构成犯罪,而可能仅是一种违法行为。
所有法律法规,只要规定医疗卫生的管理秩序、管理界定医疗机构及医生执业资格的,都是“非法行医”中所指的“法”,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相关的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
“非法行医”的认定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职业医师法》、《母婴保护法》等均对合法行医做出了相应的规定,违反以上法律法规进行行医的,就构成了“非法行医”。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等五种情形应认定为非法行医。
其中,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家庭接生员实施家庭接生以外的医疗行为的,都属于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形。
“非法行医”的责任
我国针对“非法行医”,规定了三种责任,即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卫生部的有关行政规章,如《医师、中医师个体开业暂行管理办法》,其中也规定了取缔、打击非法行医的财产处罚方法,即没收非法收入和药品、器械,可并处罚款。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4
摘要：刑法分则中关于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定仅适用于自然人，并不适用于单位。但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在医院组织实施人体器官犯罪的场合，可以追究组织、策划、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在理论上，可以将医院可能实施的人体器官违法行为分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未经授权或登记进行人体器官移植、违反伦理与技术规则以及因出租医疗设备而构成共犯四种情形，涉案自然人可能触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等不同罪名。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应该将单位列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针对医院在人体器官移植中的特殊作用增设器官移植审查失职罪，并增设罚金。同时，为了避免罚金的溢出效应，应该增设单位缓刑制度。
关键词：器官犯罪刑事责任医疗机构单位犯罪组织责任
人体器官移植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每年器官移植的数量，已居世界前列。据权威统计，虽然自2004年以来数量有所减少，但中国2006年的人体器官移植仍多达10000余例，高居世界第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数十年来一直在无序中进行，而且因为系统地利用死刑犯的人体器官，饱受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为使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走上法治化道路，国务院于2007年3月21日公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在第3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并具体明确了人体器官移植的原则与程序。为了保证《条例》的规定得以贯彻，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欺骗他人捐献器官、摘除未成年人器官等行为纳入了刑法调整的范围。
虽然囿于《刑法》第30条“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之限制性规定，目前尚不能追究医院的刑事责任。但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4月24日颁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在医院组织实施人体器官犯罪的场合，可以追究涉案自然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医院可以实施什么样的人体器官违法行为，涉案自然人可能根据现行刑法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又应该如何具体认定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医院人体器官违法行为的具体类型
基于《条例》的相关规定，在理论上可以将医院可能实施的人体器官违法行为大致分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医院违反上述第3条的禁止性规定，独自或者参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在当前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医院与非法中介互相勾结，伪造供体与受体之间的血亲或者亲情关系证明文件，进行所谓的“亲体移植”，这已经成为了整个移植行业的潜规则。《条例》第10条规定，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可以接受活体器官捐赠。所以，此类证明文件可以成为医疗机构中负责审查器官移植合法性的伦理委员会审查的书面基础与应付追责的盾牌。据统计，在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当年，全国肝移植中有近1/4来源于活体，这一比例在3年前只有0.32%。当然，这其中绝大部分的移植手续都是虚假的。⑧在凤凰周刊报道的一例肝脏移植中，收治患者的某医院移植中心主治医生教唆并安排患者家属伪造供体移植资料，而所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不作任何实质性审查，就心照不宣地许可了这一虚假的亲体移植。从行为的整个过程来看，案中医生的行为显然并非是其个人行为而是整个医院的有组织行为。
第二，不具备器官移植资格或者未经合法科目登记，擅自进行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根据《条例》第11条与第27条之规定，医疗机构从事人体器官移植，必须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向所在地省级政府的卫生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人体器官移植诊疗科目登记，否则可以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给予行政处罚。但是在实践中，为了谋取暴利，未经申请登记而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院不在少数，甚至像浙江省人民医院、海南省人民医院这样的省级医院在2012年都曾经因为违法进行器官移植而受到行政处罚。
第三，违反《条例》规定的具体伦理规范、技术规则与法定义务，开展人体器官摘除或者移植手术。例如，根据《条例》第17条之规定，在摘取活体器官之前或者尸体器官捐献人死亡之前，执业医师必须向所在医疗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提交人体器官的审查申请，后者在收到后，应当对人体器官捐献人的捐献意愿是否真实、有无买卖或者变相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形以及人体器官的配型和接受人的适应症是否符合伦理原则和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进行审查，但是上述案例已经表明，在实践中伦理委员会不认真履行审查职责，甚至利用职责谋取利益的情况并不罕见。再如，根据《条例》第8条之规定，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捐献、摘取该公民的人体器官。医院违反死者生前意愿摘取或者窃取其器官，以及未取得死刑犯同意或者未经死刑犯家属同意，与非法中介甚至与司法机构互相勾结摘取死刑犯器官的，都属于这一违法类型。
第四，明知他人利用租用的医疗设施进行非法器官摘除或者移植手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听之任之。例如，在被称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人体器官贩卖案的郑伟等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中，犯罪人郑伟就曾经租用徐州市某县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肾脏摘除手术。虽然该医院的业务副院长、主治医生等曾经怀疑过犯罪人行为的合法性，但是为了谋取利益，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积极参与。⑦在这种情形中，医院其实是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人体器官被非法摘除的危害结果而放任其发生，构成帮助犯。
那么，在上述四种不同违法行为类型中，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应该承担什么刑事责任呢？
二、涉案自然人可能触及的罪名分析
在上述第一种违法行为类型中，医院在供体与受体之间居间联络，教唆、安排伪造患者亲属与器官供体之间存在亲情关系的虚假证明材料，可能涉及的罪名有《刑法》第234条之一规定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与第280条规定的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由于组织出卖行为是目的，伪造行为是手段，两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从一重处罚。所以，应对参与的自然人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定罪处罚。
在第二种违法行为类型中，医院在客观上无视《条例》规定的条件与程序，擅自从事人体器官移植，侵犯了被害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权利；在主观上，医院作为专业机构，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完全可以预见，但为了谋取利益积极追求其发生。同时，在被摘取人体器官者是受到胁迫或者欺骗的场合，医院的行为毫无疑问具有违法性；在被摘取人体器官者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自己的器官的场合，即使医院能够证明其是知情同意的，也不能否定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因为，一方面，基于上述《条例》第3条的禁止性规定，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是违法行为，被害人无权对违法行为作出同意；另一方面，人体器官犯罪不仅侵犯了供体的健康与生命权益，也侵害了器官移植的合法秩序，被害人有权放弃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权益，但无权放弃公共法益。就如韩忠谟教授所言：“得承诺之行为是否阻却违法，未可一概而论，应视其侵害之法益是否有关公共法益，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判断力而出自真意，并对于该项法益是否得任意处分，参照法律之全体精神以判断。”无论受害人是否同意摘取其器官，是否已满18周岁，是否受到强迫、欺骗，只要医院是违法开展器官摘除、移植手术，其行为就具有了可罚的违法性，对于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应该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在第三种违法行为类型中，如果医院在主观上是故意违反《条例》规定的伦理规范、技术规则与法定义务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并在客观上造成了伤害或者死亡的结果，或者违法摘除死者的器官，应追究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或者侮辱尸体罪的刑事责任；如果医院是因为未尽到注意义务，过失违反法定的规范、规则与义务进行器官移植手术，并造成了客观的伤害或者死亡结果，因为医院违反义务的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可归责的因果关系，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相应地，涉案个人应承担《刑法》第235条规定的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第233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刑事责任。
在第四种违法行为类型中，医院是以从犯的身份出现，参与其中的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的刑事责任应从属于主犯的刑事责任，可以根据《刑法》第234条之一的规定对之定罪处罚。
三、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的认定与量刑
既然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是医院人体器官违法中的处罚对象，如何对他们进行具体认定就成为了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此，目前尚无司法解释或者指导性案例。基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与刑法谦抑原则，对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的认定，从行为视角，应遵循“危险原则”，即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的行为必须在客观上具有导致危害社会后果的现实危险。这里包括两种情形：(1)行为本身就具有的危险性。例如，D是肝脏移植的主刀医生，其明知所要摘除并移植肝脏的对象可能是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仍然在所在科室的组织下，违反规则实施摘除与移植手术。(2)行为本身虽然不具有危险性，但是与其他行为相结合就产生危险性。例如，D是某医院伦理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器官移植伦理审查申请文件的整理与准备。在准备某次审查会议的资料时，故意不将证明供体e与受体F之间存在父子关系的证明材料（虚假材料）放入审查资料之中。在伦理委员会同时对多项申请开会审查之际，除了委员a之外，其他委员都没有仔细审查材料的完整性就表示同意。a注意到了e与F的申请缺少证明文件，但是认为在其他委员处，就没有细究也表示同意。医院也并没有规定需要对审议材料与审议结果的复查制度。因此，e的肾脏被非法摘除与移植。在此场合，秘书D的行为本身并没有现实的危险性，因为是否许可器官移植的关键在于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但是，当其故意行为与伦理委员会不认真履行职责的行为相结合，就产生了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危险。
从行为人视角，应遵循“知情原则”，即行为人在主观上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及其危害性。具体而言，在故意犯罪的场合，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1)至少是部分为了医院的利益而实施；(2)是作为医院整体行为的一部分而实施，但并不要求行为人知道其他所有参与人的行为；(3)具有社会危害性。在过失犯罪的场合，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1)违反了其所承担的法律义务或者业务规则；(2)医院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种违反的存在，并有义务采取而未采取措施予以预防、制裁；(3)具有社会危害性。
从上述原则出发，对组织、策划与实施者的认定可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根据行为人是否以自己的行为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将参与人划分为组织／策划者与实施者，组织者与策划者并不以自己的行为而是通过实施者的行为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其次，根据是否提出具体的犯罪方案，区分组织者与策划者，组织者通常整体负责犯罪行为的实施与参与人的分工，而策划者通常提出具体犯罪计划。如果某一行为人同时实施了两项或者三项行为，以其中作用最大的一项行为认定其身份，其他行为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例如，行为人同时实施了组织、策划与实施行为，其中组织行为的作用最大，则在定罪环节认定其为组织者，在量刑环节再考虑根据其策划与实施行为适当加重其宣告刑。
应该指出的是，因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落脚点仍然是单位的危害行为，而单位危害行为是通过具体个人的组织、策划与实施行为实现的，所以“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通常是相一致的。但是，与《刑法》第31条已经将处罚对象限定为单位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不同，上述全国人大常委的《解释》并没有规定组织、策划、实施者必须是单位内部的经营管理人员或者工作人员，可以理解为只要是以组织、策划或者实施的方式参与了单位危害行为即可，所以“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的范围应该大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例如，在医院通过外部不法分子来联系供体与伪造证明文件的场合，即使后者不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为实施者被处罚。
对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当然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否区分主、从犯问题的批复》（法释[2000]31号）等司法解释中关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负责人员量刑的规定，根据各自在医院组织实施的违法行为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予以处罚。但是，如此做法不但过于原则化，难以操作，而且容易放纵那些站在犯罪幕后操纵、把持人体器官买卖的人，而从犯罪预防的角度而言，恰恰是这部分犯罪人最应该被严惩。为了提高刑罚的威慑力与实现刑罚个别化，建议将对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的量刑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根据其是否对于整个行为或者行为的某一阶段起到支配作用，将组织者、策划者、实施者分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前者是通过后者的行为实现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而后者完全或者部分受到前者的精神或者行为制约。原则上，对于支配者的处罚应重于被支配者的处罚。第二，在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内部，进一步根据各自在危害行为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进行量刑。
此外，在被支配者中，对于受支配者命令、指派甚至压制而参与实施了部分人体器官违法行为的人员，也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根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认为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这也是司法实践的立场。例如，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其刑事责任。总而言之，刑罚的锋芒所向，应该是那些对危害行为的发生、发展与结束起到全部或者部分主导作用的人。
四、改革人体器官犯罪立法的建议
（一）立法改革的必要性
在人体器官犯罪的整个犯罪链条中，摘除与移植是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因为犯罪人的最终目的是将器官出卖给受体进行移植，以获取高额利润。如果摘除不成功，就谈不上出售；如果不能够移植，受体就不会购买。在这两个环节中，医院与医生都起到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立法层面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司法机关是根据《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打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虽然在实践中并无医院被追究非法经营罪的案例，但毕竟留下了追究医院刑事责任的途径。《刑法修正案（八）》虽然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但是并没有将单位列为犯罪主体。⑧这在实质上是免除了医院的刑事责任，反而降低了对医院的威慑力。对于涉案医生而言，虽然他们在理论上作为自然人主体可以被迫究刑事责任，但因为他们在实践中通常是以受雇佣进行摘除或者移植的面目出现，所以只能追究他们从犯的刑事责任。这明显也难以反映他们在人体器官犯罪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正是因为立法上的缺陷，在执法与立法阶段，医院与医生都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这又反过来导致了人体器官犯罪有法难禁。就组织实施人体器官危害行为的医院而言，在民事赔偿之外，目前仅需要接受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的力度不够，存在放纵甚至鼓励医院进行违法之虞。例如，2012年浙江省人民医院在没有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开展器官移植，仅被责令整改、罚款3000元，暂停心脏移植资质5年。相比较从人体器官违法行为中获取的暴利，罚款的数额实在微不足道；该医院既然敢于在未进行科目等级的情况下非法开展器官移植，暂停其心脏移植资质可能也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尤其是，实施违法行为的医院在实践中受到处罚很轻。例如，在2009年北京市司法机关查处的一例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的案件中，北京的数家医院都深陷其中，但都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以至于有的评论大声疾呼不能再放任医院肆无忌惮地做非法器官移植的帮凶。
同样的情况也见诸于参与人体器官犯罪的医生。例如，在2006年发生的震惊全国的故意杀害、摘取乞丐人体器官的案件中，参与摘取器官的武汉与北京数家医院的多名医生非但没有受到刑事指控，反而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诉讼程序中，而相似案例不在少数。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可以说几乎完全否定了刑罚对参与人体器官犯罪的医生的威慑力，因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这种必定性要求司法官员谨守职责，法官铁面无私、严肃认真，……如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犯罪可能受到宽恕，或者刑罚并不一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煽惑起犯罪不受处罚的幻想”。
此外，在现行立法模式之下，虽然实施危害行为的是医院，但是仅能对涉案的自然人进行处罚。在政策层面，这不但是错误地将涉案个人作为了预防对象，而且给医院留下了将犯罪成本外化的途径。更重要的是，因为医院只能被追究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所以在整体上，即使涉案个人被定罪处罚，医院本身及其他人并不会产生犯罪的耻辱感。如此，对于涉案医院而言，会因为其内部成员普遍将自己的违法行为中性化而产生认同非法买卖、摘除、移植人体器官行为的犯罪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不但使得涉案医院原来的成员心安理得地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而且会使得新加入的成员不得不接受业已存在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
对于医院群体而言，则会产生美国犯罪学家詹姆士·威尔逊和乔治·凯林提出的破窗效应(Brokenwindowstheory)。根据该理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如果一幢建筑有少许破裂的门窗，如果那些窗不被修理好，可能将会有破坏者破坏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会闯入建筑内，如果发现无人居住，也许就在那里定居或者纵火。一堵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的，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不堪入目的东西；一条人行道有些许纸屑，不久后就会有更多垃圾，最终人们会视若理所当然地将垃圾顺手丢弃在地上。在人体器官违法移植的场合，既然有先例证明实施非法器官移植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且即使受到处罚也不会对本身产生实质影响，就会有大量的医院效而仿之。
最后，随着人体器官供需矛盾的加大，犯罪的经济驱动力将会增强，需要加大刑法规制的力度。因为器官来源短缺，我国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余例，但是急需器官移植的患者超过100万人。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全面禁止将曾经是主要器官来源的死刑犯作为移植供体来源，自愿器官捐献成为了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但是，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从绝对数量上来讲，在2013年之前，每年的器官捐献仅有几百例，2014年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也不过1500例，与每年l万例移植手术的需求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并未减少甚至是在增加；另一方面，移植器官的来源却在减少。所以，移植器官的供需差距将会进一步加大。而供需差距的加大，意味着人体器官在黑市能够产生更大的利润。马克思曾断言：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人体器官犯罪带来的利润，又何止百分之三百。“要制服凶猛的狮子需要闪电，而枪声只能使它激怒。”因此需要改变目前对医院与医生走过场式的处理方式，通过突出他们在人体器官犯罪中的作用，加大他们的责任，提高对孕育着风暴的人体器官犯罪的惩治力度。
总而言之，医院虽然在人体器官犯罪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立法与司法并没有对之给予充分的重视，就如有的观点所言：“司法惩治的不平衡性是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日益严重的重要原因。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违法行为中存在组织者、供体、受体、医院等多方关系，在以往的案例中，司法机关往往只是追究组织者的刑事责任，尚未有医院受到责任追究，而医院恰恰也是人体器官犯罪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是承担审查‘供体’身份、实施摘取行为的主要机构。”所以，从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需要改革现行立法，将医院与医生作为重要的惩治与预防对象。
（二）立法改革的初步建议
从医院违法行为的类型、医院根据《条例》应承担的法律义务以及《解释》的基本立场出发，应该在如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现有人体器官犯罪立法。
首先，将单位列为《刑法》第234条之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本条共涉及四个罪名：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以及盗窃、侮辱尸体罪。其中，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规定为单位犯罪可能最容易接受，因为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本罪之前，对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司法机关是按照可以处罚单位的非法经营罪来定罪处罚，而且上述《条例》第3条也明确将组织作为了禁止对象。将医院列为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与盗窃、侮辱尸体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上的主要障碍是相应各条都只规定了无法适用于医院的死刑与自由刑。因此，需要在相应各条增加一款，或者在《刑法》第234条之一中增加一款，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处以罚金，对涉案个人根据上述规定处罚。
其次，针对上述第三种违法行为类型中过失犯罪的情形，在规定医疗事故罪的《刑法》第335条中增加一条，作为《刑法》第335条之一，增设器官移植审查失职罪，规定“医疗机构不履行法定审查监督义务，致使人体器官被非法摘取、移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条规定处罚”。本罪在客观层面，表现为医院等医疗机构不充分履行上述《条例》第11条、第18条等规定的审查监督义务，导致人体器官违法行为的发生；在主观层面，则表现为医疗机构已经或者应该预见到自己不充分履行法定义务可能会产生危害后果，但是没有采取合理预防措施，而导致了危害后果的发生。
再次，实施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等犯罪行为者，无论是医院还是个人，通常都是为了追求金钱利益。但是如上所述，在《刑法》第234条之一规定的四个罪名中，仅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规定了罚金与没收财产。从“只有能够消除犯罪原因，才有可能论及有效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角度出发，建议在《刑法》第234条之一增加一款，规定对实施本条规定之罪者处以罚金，没收非法所得。
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医院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或者医疗器械的价格将罚金转嫁至患者头上？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在人体器官犯罪中对医院判处罚金就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但不能对医院形成有效威慑，反而增加了公众的经济负担。就如有的学者所言：“机关的任务是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机关进行经济处罚，只能损害机关行使职能的能力，最终损害国家和人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必然迫使国家追加对机关的经费支出，这无异于国家把金钱从这个口袋装入另一个口袋，没有实际意义，也达不到惩罚教育的目的，而且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作为公共机构的医院的场合，情况亦是如此。
就此，笔者建议在此类单位犯罪案件中增设单位缓刑制度，以避免上述负面效果。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的缓刑制度以自由刑为基础，仅适用于自然人犯罪。为了避免罚金的溢出效应，应对犯罪单位不能支付或者通过特殊手段转移罚金等情况，可以考虑在第73条之后插入一款，作为第73条之一，规定法人缓刑制度，即在认为合适而且必要之际，法院可以向犯罪单位发出缓刑令，并规定如下一项或几项条件：(1)提供补偿；(2)设计并实施特定的措施减少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并进行补救；(3)制定具体的政策、标准与程序预防类似犯罪的发生；(4)以法院确定的方式披露关于其犯罪与量刑等相关信息；(5)遵守其他法院认为有利于预防犯罪或减少、补偿其造成的伤害的条件。
具体到人体器官犯罪的场合，如果法院认为对涉案医院判处罚金可能导致其经营困难或者存在医院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或者药品价格转移成本的可能性，则可以在认定法院有罪的同时，对之发出缓刑令，要求其以金钱以外的方式对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作出适当补偿，制定具体措施保证相关部门与医务人员遵守器官移植法规，充分履行法定义务，并要求医院履行相关的社会义务，例如向特定患者群体提供义务医疗服务、医疗咨询等。
五、结语
医院在人体器官违法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医院是器官移植的合法主体，不但承担着审查器官摘取与器官移植合法性的法定义务，而且承担着具体摘取与移植手术的任务；另一方面，医院最熟悉受体的情况，如果缺少医院提供的信息，供体与受体之间很难达成协议，犯罪行为就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几乎将法人刑事责任延展至所有犯罪的英美法系自不待言，在大陆法系也已经有许多国家就非法器官移植的行为处罚包括医院在内的法人。例如，日本1997年制定《器官移植法》第24条特别规定，在法人的代表人或者管理人，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人、使用人以及其它从业人员，在与法人或者自然人相关业务方面实施该法规定的禁止性或者义务性规定之际，除了处罚行为人以外，对法人也应判处罚金。
虽然在中国现有立法框架下，在医院实施人体器官违法行为之际，可以刑事处罚组织者、策划者与实施者，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是，现有立法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医院在人体器官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在人体器官犯罪能够带来的暴利面前显
再次，实施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等犯罪行为者，无论是医院还是个人，通常都是为了追求金钱利益。但是如上所述，在《刑法》第234条之一规定的四个罪名中，仅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规定了罚金与没收财产。从“只有能够消除犯罪原因，才有可能论及有效的犯罪预防政策”的角度出发，建议在《刑法》第234条之一增加一款，规定对实施本条规定之罪者处以罚金，没收非法所得。
这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防止医院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或者医疗器械的价格将罚金转嫁至患者头上？如果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在人体器官犯罪中对医院判处罚金就是徒劳无益的，因为不但不能对医院形成有效威慑，反而增加了公众的经济负担。就如有的学者所言：“机关的任务是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机关进行经济处罚，只能损害机关行使职能的能力，最终损害国家和人民自身的利益，因此，必然迫使国家追加对机关的经费支出，这无异于国家把金钱从这个口袋装入另一个口袋，没有实际意义，也达不到惩罚教育的目的，而且有损于国家机关的威信”，作为公共机构的医院的场合，情况亦是如此。
就此，笔者建议在此类单位犯罪案件中增设单位缓刑制度，以避免上述负面效果。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的缓刑制度以自由刑为基础，仅适用于自然人犯罪。为了避免罚金的溢出效应，应对犯罪单位不能支付或者通过特殊手段转移罚金等情况，可以考虑在第73条之后插入一款，作为第73条之一，规定法人缓刑制度，即在认为合适而且必要之际，法院可以向犯罪单位发出缓刑令，并规定如下一项或几项条件：(1)提供补偿；(2)设计并实施特定的措施减少其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害并进行补救；(3)制定具体的政策、标准与程序预防类似犯罪的发生；(4)以法院确定的方式披露关于其犯罪与量刑等相关信息；(5)遵守其他法院认为有利于预防犯罪或减少、补偿其造成的伤害的条件。具体到人体器官犯罪的场合，如果法院认为对陟案医院判处罚金可能导致其经营困难或者存在医院通过提高医疗服务或者药品价格转移成本的可能性，则可以在认定法院有罪的同时，对之发出缓刑令，要求其以金钱以外的方式对被害人或者被害人近亲属作出适当补偿，制定具体措施保证相关部门与医务人员遵守器官移植法规，充分履行法定义务，并要求医院履行相关的社会义务，例如向特定患者群体提供义务医疗服务、医疗咨询等。
五、结语
医院在人体器官违法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质疑的。一方面，医院是器官移植的合法主体，不但承担着审查器官摘取与器官移植合法性的法定义务，而且承担着具体摘取与移植手术的任务；另一方面，医院最熟悉受体的情况，如果缺少医院提供的信息，供体与受体之间很难达成协议，犯罪行为就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几乎将法人刑事责任延展至所有犯罪的英美法系自不待言，在大陆法系也已经有许多国家就非法器官移植的行为处罚包括医院在内的法人。例如，日本1997年制定《器官移植法》第24条特别规定，在法人的代表人或者管理人，法人或者自然人的人、使用人以及其它从业人员，在与法人或者自然人相关业务方面实施该法规定的禁止性或者义务性规定之际，除了处罚行为人以外，对法人也应判处罚金。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5
一、案情简介
2014年6月23日，某市卫生局接实名举报信举报某医院。卫生执法人员通过调查发现某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虽然登记有妇科专业，但是却未经批准擅自开展终止妊娠手术。为病人实施手术的刘某持有某省颁发的《医师执业证书》，执业地点为某省某县医院。卫生执法人员在网上未查到刘某的注册信息，发函到某省某县卫生局要求协助调查，对方函复同样未查到刘某的注册信息，据此认定刘某的《医师执业证书》为假证。刘某从2014年4月起已为10名病人实施了终止妊娠手术，非法所得4 700元。9月30日，市卫生局以某医院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终止妊娠手术，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依据该办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给予处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刘某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依据该条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给予处罚，最终对某医院做出的处罚是：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罚款。10月6日某医院缴纳了罚款，并对刘某作出辞退处理。市卫生局以刘某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二、案例分析与讨论
笔者以下主要就本案刘某是否为非卫生技术人员及某医院是否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讨论。
（一）违法行为的认定
本案中较为清楚的违法行为是：某医院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终止妊娠手术，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由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机构管理办法》更易操作，故依据该办法第四十八条给予处罚。
（二）争议焦点
对医疗机构超范围经营大家没有异议，但对刘某是否为非卫生技术人员和某医院是否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卫生执法人员有不同看法。
1．刘某是否为非卫生技术人员
部分卫生执法人员认为不能认定刘某为非卫生技术人员。理由：一是不能认定刘某持有的《医师执业证书》为假证。办案人员和刘某所在地县卫生局对刘某的执业医师资格均是通过互联网查询的，不能仅凭网上查询结果认定刘某所持的《医师执业证书》为假证。二是《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卫生技术人员的定义：“是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的人员”。可刘某持有《医师执业证书》，只是其执业地点不是某医院，所以刘某不是非卫生技术人员。认为刘某是非卫生技术人员的理由是：刘某案发后失去联系，无法证明所持《医师执业证书》为合法取得的有效证件，应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因为刘某从事了诊疗活动，按照《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规定他应该证明自己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若无法证明自己有相应的执业资格，则要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而卫生执法人员只要证明刘某从事了诊疗活动即可。事实上卫生执法人员既证实了刘某从事了诊疗活动，又在网上和要求协查均未查到刘某执业注册的信息，因此可以认定刘某是非卫生技术人员。
2．医院使用刘某是否属于“善意第三人”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6
1．无证行医和非法行医的概念
无证行医是指医疗机构和卫技人员未经有关的卫生许可，没有取得必需的许可证照、证件就从事医疗活动。就人员具体是指医师无《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无《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执业证书》、外国医师来华行医无《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乡村医生无《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证书》，卫技人员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无《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从事家庭接生的人员无《家庭接生员技术合格证书》。就医疗机构是指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结扎手术和终止妊娠手术和家庭接生以及出具《母婴保健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和医学技术鉴定证明的无《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非法行医是指不合法地从事医疗活动，具体是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卫生法律法规的行为。因此，笔者认为无证行医属于非法行医的范畴，应该是非法行医的一部分。打击非法行医重点是取缔无证行医。
2．取缔无证行医最关键的是诊疗行为的取证。
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八十八条的解释：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因此，诊疗行为可以分成医疗检查、诊断和治疗行为三个方面。判断是否有诊断行为的比较明确的证据应该是书写病历，进行诊断，出具处方，使用药物及手术等方法医疗检查和治疗行为比较明确，使用医疗器械进行医疗检查则存在争议。常见问题是使用听诊器、血压计是否是医疗行为，使用××测试仪测试缺钙或者贫血是否是医疗行为等。我国卫生部尚没有对此作出行政解释。而国外，比如日本厚生省就解释使用血压计是医疗行为。
3．如何开展打击非法行医的监督检查
根据《条例》，非法行医主要应包括下列6个方面：
1)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
2)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仍从事诊疗活动的，或者拒不校验的。
3)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4)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
5)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
6)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根据《医师法》，非法行医应包括下列2个方面：
1)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
2)或者非医师行医的。
根据《母婴保健法》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有下列行为之一：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母婴保健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或者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
根据以上非法行医的主要表现形式，查处非法行医的执法监督检查一般应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⑴检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检查法人名称是否已经更换、核对诊疗科目是否与诊疗行为一致、是否有逾期不校验、以及出卖、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
⑵执业医师资格或者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认定：应检查身份证、学历证书、医学专业技术职称证书、执业医师或者执业护士资格证书和注册证书，检查注册证书中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
⑶对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负责人尚需要核查是否由下列情况:
1)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单位；
2)正在服刑或者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3)医疗机构在职、因病退职或者停薪留职的医务人员；
4)发生二级以上医疗事故未满五年的医务人员；
5)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已被吊销执业证书的医务人员；
6)被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7)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⑷医疗技术主要检查:
1)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2)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3)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4．监督检查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执法监督检查应有针对性，根据《医师法》、《条例》《细则》应主要关注以下7个方面：
（一）因擅自执业曾受过卫生行政部门处罚；
（二）擅自执业的人员为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
（三）擅自执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
（四）给患者造成伤害；
（五）使用假药、劣药蒙骗患者；
（六）以行医为名骗取患者钱物；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形。
因为这些问题都影响行政处罚的裁量。
5．如何取缔无证行医
根据1998年12月8日卫生部给四川省卫生厅“关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行中有关问题的批复”卫生行政部门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违法行为进行取缔，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是行政处罚。根据卫生部行政解释：条例中“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应视同为取缔。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而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或特定的物作出的，以限制权利和科以义务为内容的，临时性的强制行为。而实际内容应当是没收非法财物。如果行政机关仅仅作出依法取缔的决定，而不没收当事人的非法财物，当事人仍然可以进行非法行为。没收当事人的非法财物也就实际上取缔了非法组织。因此，取缔无证行医重点在于没收非法所得和药品、器械。⑵⑶
6．非法行医的其他形式
6．1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或以合同方式经营诊疗项目应由谁来批准
根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2000年5月15日第11号令颁发，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未经卫生部和外经贸部批准，成立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并开展医疗活动或以合同方式经营诊疗项目的，视同非法行医，按《条例》和《细则》及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6．2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
根据《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1992年10月7日卫生部令第24号)第三条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必须经过注册，取得《外国医师短期行医许可证》。未经注册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10000元以下罚款。
6．3医疗机构擅自变更执业地址是否是非法行医
根据卫生部卫医发［1999］第584号“关于医疗机构擅自变更执业地址问题的批复”，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在登记注册的执业地址执业。对违反《条例》规定，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擅自变更执业地址的，可根据具体情况，依照《条例》第四十七条例规定予以处罚，即按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进行处罚。
6.4医疗机构增加诊疗科目、医务人员变更执业地点
根据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卫生部“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聘用社会医务人员执业管理的通知(卫医发［1998］26号)”的规定：医疗机构增加诊疗科目、变更执业地点，必须按照《条例》及《细则》的规定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对于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擅自变更执业地点按非法执业论处。1999年5月1日《医师法》实施后，医务人员变更执业地点应办理变更注册手续。凡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卫生行政部门应依据《条例》和《细则》，视情节责成该医疗机构限期整改直至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追究其领导人责任。卫生行政部门要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对医疗机构决不能以缴纳罚款取代整改，也决不允许以罚款而认同非法行医。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7
在刑法第336条中规定，非法行医行为的主体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1999年5月1日《执业医师法》实施以来，要取得“医生执业资格”必须通过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医生执业资格统考，才能取得“医生执业资格”。根据国务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如何论述非法行医行为的“罪”与“非罪”，在法律上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根据《刑法》第336条规定，“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是非法行医行为在刑法学上的规定，有“非法行医行为”并不一定构成“非法行医罪”，还得具备《刑法》第336条中“情节严重”、“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和“造成就诊人死亡的”三种情况。
有关“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和“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8)5号的司法解释中有详细的论述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除了构成刑法学上的非法行医行为的情况以外，更多的是在民法中相关法律法规中的规定。如：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但何谓非法行医，在《医疗事故的处理条例》中没有明确的解释；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15条，“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执业医师法》第39条中，“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以下的罚款”；《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要求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应依照规定取得相应的资格。在2005年国家七部委联合公布的《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方案》更是把非法行医的外延扩展到“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医疗机构未经审批擅自从事性病诊疗活动”和“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诊疗手术的行为”等。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在某市医院工作的妇产科医师，受人请托，其本人认为是出于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在家擅自接诊病人。由于患者大出血，在家中缺少抢救病人的药物和医疗设备，致使患者死亡而发生医疗事故。类似这样的事件，卫生部在2005年曾作过“批复”：根据《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医师应当在注册的医疗机构内执业。由此可见，该医师违反了卫生行政规章制度，造成严重后果；在家中接诊，是属于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非法行医行为。此案的发生，应根据其违法违规情节，按照《执业医师法》第39条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4条予以处罚。
鉴于有的当事人提出医师外出会诊是否属于非法行医行为，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已制定了“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并于2005年7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第二条“医师外出会诊是指医师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为其他医疗机构特定的患者开展执业范围内的诊疗活动”。故依照国家卫生部门的规章规定，经所在医疗机构批准的外出会诊，不是非法行医行为。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8
1、立法背景分析。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同样具有悠久的男尊女卑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无非是“男权”的社会，男性由此承担起了家庭、宗族、种族乃至国家延续和发展的历史重担，因此，重男轻女的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尽管如此，在以前，由于胎儿性别的不可预知性，中国人的生存和繁衍基本处于自然状态（女性弃婴和溺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预知胎儿性别不仅成为了可能，而且变成了现实，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利用科技手段将无数的女性扼杀于孕育之中，导致我国现在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17/100还多，已经严重超出了社会生态学家所认为的正常范围，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长此以往，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对此我国现在还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只有国务院2001年颂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这一行政法规稍有涉及，其中第15条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并且还没有对违反该条款如何处理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实际操作中该规定难以落到实处。这样，对该行为的惩治显然是不力的。
2、于本罪侵犯的客体。我认为以下说法均能在一定程度上自圆其说——
（1）侵犯的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和社会的正常秩序，从而将该罪归入危害公共卫生罪。不错，既然行政法规已经将该行为纳入其管辖之下，说明国家已经介入了该行为的管理活动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归属有一定道理。但仔细分析却形是而神非，对该行为进行惩治的目的与危害公共卫生罪的立法宗旨显然是大相径庭的。因为惩治该行为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人为地造成男女比例失调的进一步扩大，而非公共卫生。
（2）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原因如下：
第一，虽然以现今的科学技术，即克隆技术，已经使人类的无性繁殖变成了可能，但在这一领域还存在诸多的争议，从而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的繁衍将主要只会依靠自然繁衍，这样女性就肯定是人类繁衍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该行为何止是危害公共安全，等于慢性危害全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有些类似于国际法上所说的反人类罪或反人道罪。
第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见，传宗接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该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必然导致相当一部分男性难以找到伴侣甚至找不到伴侣，没有女性，如何传宗接代？这在传统观念中可是涉及“生存”的根本问题，由此思之，女性的缺乏，引发的社会问题可不小。
第三，根据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的观点，对女性的需要，不仅是一种自然繁衍和生理的需要，更是一种心理需要，“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女性的缺乏，容易使男性的情绪变得暴躁、易怒、焦虑和不安，而据有关人员统计表明，现实中的相当一部分犯罪皆因一时的意气之争。
第四，既然传播非典型肺炎等乙类传染性疾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可见，本罪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罪并无不可。
3、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是指4、违反国家行政法规，5、利用职务上或者工作上的便利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4、关于本罪的主体。可以有以下几种说法——
（1）特殊主体说。即认为本罪只能由特殊主体构成，即只能是医务人员，所谓医务人员是指经过医学院校教育或经过各级机构培养训练后，经卫生行政机关批准或承认或经过考核取得相应资格的从事医疗实践工作的各级各类人员。
这种理论的缺点是：首先，某些从事医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可能不具有从医资格，也不属于医务人员，但却具有鉴定胎儿性别的技术能力，并且工作单位上也有相应的科学设备，当这类人利用工作上便利，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时，该如何处理？第二，当一些不具有从医资格的人员（非医务人员）进行了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时，其一个行为就可能触犯两个法条，即产生了非法行医罪和本罪的竞合，此时该以牵连犯的处理原则择一重罪论处，还是数罪并罚？
（2）一般主体说。即认为本罪可以由一般主体构成，这样本罪就可能成为非法行医罪的特别条款，有鉴于本罪的社会危害性，立法上不可能为本罪规定很重的法定刑，甚至可能轻于非法行医罪，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减轻了这一类人员的刑事责任，从而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使得对具有从医资格的医务人员来说，也显得不公平。
（3）折衷说（这实质上仍是定为一般主体）。当产生本罪与非法行医罪的竞合时，择一重罪论处则显得太轻，数罪并罚则显得太重，所以我认为可以折衷一点，对此类情况以本罪论处，但从重适用的法定刑。由单位主体构成而产生的非法经营罪与本罪的竞合，我认为也应当采取这种方式。
5、关于本罪的主观方面。我认为只能由故意构成，即明知为他人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违法，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决意为之。
6、关于本罪的认定。
（1）关于本罪的犯罪形态的问题。
本罪应当定为行为犯，即一旦实施了为他人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即构成本罪的既遂，而不问被鉴定者是否将胎儿终止妊娠。虽然从本罪的立法宗旨来看，当被鉴定者将胎儿终止妊娠，本罪导致男女比例失调社会危害结果才实际产生，如果因此就把本罪定为结果犯，明显有违本罪的立法精神，也不利于对本罪进行打击。因为在实际生活当中，当被鉴定者知道其所怀的胎儿为男性时，虽然她不终止妊娠，但其选择性别的行为实际已经做出并且完成。
然而，当被鉴定者实际将胎儿终止妊娠时，又该如何处理呢？如果仍以本罪的一般条款处理，则明显显得太轻。我想，何不把这设置成结果加重犯，从重适用的法定刑呢？
（2）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公司企业受贿罪或受贿罪同时又触犯本罪时，该如何处理呢？
有一种说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其所构成的其他犯罪不仅仅只能为本罪，既然刑法典中都没有对构成其他犯罪的情形（399条除外）加以规定，为了顾全刑法体系的完整，这里也没有必要加以规定。其实不然，本罪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本罪明显可以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在整个刑法典中，如同本罪一样，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客观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的犯罪，基本上只有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和第九章渎职罪，第八章的犯罪并存应当并罚，在理论上没有争议；至于渎职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长会议的讨论结果，徇私型渎职犯罪，如果被告人同时符合受贿罪与相应的徇私型渎职罪的构成，且刑法无特别规定的，应按数罪并罚处理，第399条第3款关于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和受贿罪并存从一重罪论处是一例外规定。
再说，仅仅是受贿罪是否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客观要件，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高铭暄教授持肯定观点，认为被动受贿构成受贿罪必须同时具备“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两个要件。（高铭暄主编自考教材497页）；张明楷教授则认为这是传统的观点，是旧客观说，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符合，与认定受贿罪既遂的标准不相符合，与罪刑相适应原则不相符合，故提出“为他谋取利益”虽然仍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但其内容仅仅是“许诺”即可，并且许诺可以有默示和明示，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所以，只要收了财物就是受贿罪的既遂，而不是待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之后才是既遂。（张明楷著《刑法学》921页）。
按前一种观点，那么本罪可以算是收受他人财物后所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属于一个行为触犯两个法条的想象竞合犯，应当择一重罪论处；按后一种观点，如同伪造国家公文、证件、印章进行招摇撞骗一样，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的牵连关系而构成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论处；但如果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处理受贿罪与徇私型渎职犯罪的法律精神，这种情况应当数罪并罚。三种观点均能自圆其说，但我认为，从法的精神上来说，第三种观点应当更可取一些。
（3）关于对合犯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对被鉴定人（或称要求鉴定的人）要不要定罪处罚的问题。
行贿罪与受贿罪是对合犯，即不构成受贿罪，那么行贿人肯定不会构成行贿罪，这在理论界是通说。同理，如果没有被鉴定人的要求，那么行为人也应当不会犯本罪，用经济学的说法称为“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这就引发了对被鉴定人要不要纳入刑法管辖的问题。
仔细思之，如果对被鉴定人定罪处罚，容易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被鉴定人一般是夫妻共同协商后才来做鉴定的，即事先通谋，如果要定罪就是共同犯罪，甚至还有可能包括夫妻二人双方的父母，那就真可谓是一家子的犯罪了，这样打击面也扩大得太多了，再说对怀孕妇女定罪处罚也不太附合人道主义精神。因此有观点认为，对被鉴定人行政罚款足矣。但是这显然不利于对本罪的打击，因为仅仅打击鉴定的行为人有治标不治本之嫌。于是我想何不折衷一点，打击面上仅仅对被鉴定人定罪，处罚上适用较轻的主刑，如拘役、管制，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如罚金，因为对终止妊娠的怀孕妇女而言，处较轻的有期徒刑都并不过分，对未终止妊娠的怀孕妇女而言处管制也是可行的，这实质上可以说是将刑罚变成一种名誉刑。
综上所述，我对本罪的立法法条预测如下：
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
（1）不具备从医资格的人员犯本罪的。
（2）不具有医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犯本罪的。
（3）致使被鉴定人将胎儿终止妊娠的。
（4）多次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的。
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收受或者索取他人财物构成受贿罪的实行数罪并罚。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9
一、广东省东莞市取缔四个无证行医窝点和查处一个违法医疗机构
2005年6月22日至23日，根据全国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提供的线索，在广东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的指挥下，东莞市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取缔了虎门仁爱(海健)医疗门诊部、虎门中山门诊、东坑初坑社区医疗门诊及黄江裕元医疗中心四个非法行医窝点，并查处了违法执业的东莞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虎门门诊部，共收缴药品器械28卡车，价值约160万元人民币。
二、江苏省宜兴市甘四雄、黄利容夫妇非法行医
根据卫生行政部门提供的线索，经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查实，从2003年11月开始，甘四雄、黄利容夫妇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对外宣称自己是祖传中医，包治各种皮肤病、风湿疼痛等病症，以普通药物假冒所谓“特效药”、“祖传秘方”销售，非法获利5万余元，受骗人员达250余名。目前，犯罪嫌疑人甘四雄、黄利容已被依法移送审查。
三、河南省煤炭总医院等8家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
根据群众举报，河南省卫生厅责成省卫生监督所对河南省煤炭总医院、焦作市轻工医院、漯河市中心医院第二分院、濮阳中原肛肠病医院、周口福音医院、平顶山市民政医院、商丘商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等7家医疗机构出租承包科室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经查，河南省煤炭总医院等7家医疗机构以收取管理费为目的，将肝病科、肿瘤科、男性生殖科出租承包经营，并向社会虚假医疗广告，违法销售药品，牟取不正当利益。该案已查明的非法收入共计1400万元，7家医疗机构收取的管理费共计122.7万元。河南省卫生厅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上述7家医疗机构做出了处理决定：责令立即停止非法执业活动；限期整改1个月，经省、市卫生监督机构验收合格后方可继续执业，验收达不到要求者，吊销其执业许可证；分别给予3000元至43000元的罚款，共计10.5万元；依法封存药品3698盒，各种医疗器械16台。河南省卫生厅对7家医疗机构的违法行为在全省范围内予以通报。
河南省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在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时发现，汝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与山西省大同市天隆医药器械有限责任公司签定协议，将皮肤性病男性科对外出租承包，超出诊疗科目范围开展性病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河南省卫生厅责令其停止性病诊疗活动，没收非法所得14.4万元，罚款9000元。有关部门依纪依法给予汝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行政记过处分，给予汝州市卫生局副局长行政警告处分，对局长进行诫勉谈话并责令其写出书面检查。
四、河北省雄县中医院非法出租科室
根据群众举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河北省卫生厅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雄县中医院非法出租科室案进行调查。经查，河北省雄县中医院自2003年8月开始，将“风湿科”(另挂“颈肩腿痛科”)出租承包给个体医疗器械商踪某，每月收取出租费2300元。踪某在不具备执业资格情况下，非法开展诊疗活动。雄县卫生局于2004年12月7日对踪某作出了“责令停业、没收器械、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但是，雄县卫生局主管副局长刘锦泽擅自同意踪某只交了3000元罚款，并将已扣押的设备又退还本人。2005年3月，经新任院长李宝华批准，雄县中医院再次与踪某合作。2005年4月29日，卫生局对此案进行了查处，责令雄县中医院立即改正，并对雄县中医院作出了“罚款4500元”的行政处罚，但未执行到位。
联合调查组立即责成保定市卫生局和雄县卫生局切实落实对雄县中医院和科室承包人踪某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追究县卫生局和县中医院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对雄县中医院4500元的罚款已经落实，对踪某所欠的7000元罚款，已申请雄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给予雄县卫生局主管副局长刘锦泽行政警告处分，给予雄县中医院原院长延景一行政警告处分，给予雄县卫生局该案办案人员姚秋奎、黄占军停止工作、深刻检查的处理。
五、湖南省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湘潭县中路铺镇中心卫生院非法施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
2005年3月23日，常德市纺织机械厂职工姜某因患颈椎疾患到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小针刀室就诊，该院冒名进修医生“龙安国”在没有带教医师现场指导的情况下，为姜某进行小针刀治疗，在实施利多卡因局部麻醉过程中，姜某出现严重反应，随后血压下降，呼吸心跳停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专家会诊，诊断为“麻醉意外，利多卡因过敏性休克”，死亡原因为“过敏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湖南省卫生厅责成省卫生监督所和常德市卫生局进行调查。经查，“龙安国”真实姓名为龙安明，系安乡县农民，没有经过任何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学习培训，曾到省内外流动非法行医。后盗走其堂弟龙安国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复印件，遂即到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提出进修申请。该院在龙安明未出具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原件的情况下，接受龙安明进修，并单独执业达10个月之久。常德市卫生局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责令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限期改正，并罚款4000元。该院院长、主管副院长负有领导责任，经武陵区卫生局报监察局决定，给予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汤发琪行政警告处分，给予副院长彭仕龙行政记过处分；人事科科长黄昭暇和医务科科长范波在接受卫技人员进修时没有严格执行接受医生进修和临床处方管理制度，负有直接责任，经武陵区卫生局决定，分别给予黄昭暇和范波行政记过处分。龙安明违法事实清楚，情节严重，已涉嫌犯罪，现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非法行医处罚条例篇10
一、工作成效
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所共出动执法人员1549人次，车辆324车次，检查医疗机构及医疗美容机构328家次。对医疗卫生行政处罚46起，其中查处“无证行医”37起，查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7起。共予以行政处罚罚没总金额125.1万元，没收药品器械300余件。对涉嫌非法行医罪的行政案件依法移送公安机关2起。全县18个乡镇卫生院按要求聘任卫生监督协管员，对辖区内的相关医疗机构、医疗美容机构开展巡查，实行监督日常覆盖。
二、主要做法
1、强化领导
所领导及时开会传达和部署省、市、县有关查处无证行医的文件会议精神，成立领导小组，制定重点监督检查和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各科室要各负其责，分工合作，加大打击力度，营造打击氛围，及时沟通信息，互通有无，形成工作合力，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科室深入抓，切实提高打非工作效力。
2、广泛宣传
大力宣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予张贴和发放宣传材料。充分利用广电媒体和局政务网等传媒及时宣传法律法规和曝光典型案例，告知广大观众非法行医的危害性，教育引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和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开展执业活动和维护自己健康权益，公布举报投诉电话，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共同做好维护医疗卫生正常秩序这项工作。
3、深入摸底
通过建立卫生监督协管员制度，选聘各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熟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调整充实到医疗卫生监督协管队伍，经过我局培训，共同做好辖区内医疗机构基本信息摸底排查和对无证行医的诊疗机构进行登记造册等工作，并上报我局，协助我局共同进行清理打击整顿。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4、突出重点
把打击无证行医作为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紧抓好，采取集中整治和日常监督巡查相结合方式，对辖区内的医疗机构进行拉网式监督检查，做到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同时张贴公告，对已被我局立案查处列入黑名单的无证行医诊疗机构进行重点跟踪回访复查，彻底清理，防止回潮和反弹，并在我局政务网上进行公告。
5、强化合力
加强同公安部门、市场监督管理局、法院、检察院等相关部门的配合联动，形成合力，共同打击无证非法行医、医疗美容，对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涉及相关部门职责的及时抄告移送给相关部门，对拒不履行行政处罚的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对涉及非法行医罪的依法移送公安部门进行刑事处理。责令涉案无证行医医疗机构立即关门停业，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予以曝光。此举有效的震慑和遏止无证行医行为的气焰和声势，进一步规范医疗市场秩序，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
6、加强巡查回访
建立健全卫生监督巡查回访常态化机制，要求各乡镇协管员对各辖区内医疗市场进行日常巡查，对已打击的重点无证行医对象进行定期回访，做好日常巡查回访记录，防止重操旧业，发现违法行为，及时上报我所，协助我所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理。同时，我所执法人员不定时、不定点、不定期对辖区医疗市场开展巡查回访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即时解决问题，加强对非法行医对象的监督监管，遏制非法行医行为的反弹。
三、存在问题：
1、非法行医、医疗美容隐蔽性强。我县人多面广，无证行医主要集中在口腔诊所，分布在各乡镇村落，监督检查难于发现，多靠群众举报。非法行医的隐蔽性越来越强，非法行医者逃避检查的方法越来越多。如非法行医者为了躲避检查从不挂招牌，只挂个白色门帘或干脆什么标志都没有，有的在家里行医，有的在出租房，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行医场所，并在晚上和休息日开门，使检查人员屡次扑空。偏远乡村存在个别游医，其无固定诊疗场所，无取得执业医师证，时常身上背着行医包，上门出诊给农村老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等看病，因其无固定场所、流动性强，导致我们执法时无法取证。如园庄镇泗洋村游医黄正皋，其在居住的周围村落上门出诊，被群众举报，我们去执法时，却没办法找到他，更谈不上取证、处罚。
2、调查取证难。行政处罚是惩戒非法行医的重要手段。而调查取证又是实施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要取得医疗机构超范围开展诊疗活动、转租许可证等违法行为的证据，需要发现它们的处方笺、诊疗日志、承包合同等物证，事实上，几乎没有诊所会保留其处方笺等物证，也抓不住其现行，而指证转租许可证、承包医疗机构行为就更加困难了。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爱美人士增多，医疗美容利润大，为无证医疗美容提供生存空间，医疗美容多隐藏在各小区套房里医疗，患者经熟人介绍去的，存在一定的隐闭性，加大执法的难度。如鲤城街道城内社区无证行医者李倩，就躲在承租的套房内给经熟人介绍来的患者打“玻尿酸”。还有的直接去病人家，看完就走，收集证据十分困难。
3、非法行医者身份确认难。进行调查取证，必须要求非法行医者出示身份证名及资质证明，以确认身份，如果非法行医者以任何理由不能出具，或者不愿意出具身份证，甚至有时故意提供假身份信息，执法人员又无法强制让其出具身份证明，只此一条就导致后续的行政处罚无法进行。
4、处罚程序执行难。对于无证行医者，一般行政处罚要经过调查取证、陈述申辩、做出处罚决定等步骤，处罚一次要写出约10多种执法文书。为了逃避打击，非法行医者想尽一切办法扰乱我们的行政执法，拒绝签字、拒收执法文书、关门上锁等情况时有发生，绝不会再给执法人员第二次见面机会，更不用说送文书、缴纳罚款了。如盖尾镇瑞沟村无证行医者陈国锋，调查取证很顺利，送达告知书时就拒收关门上锁，送达处罚决定书只能用登报公告送。如果非法行医者拒不缴纳罚款，需要等待六个月的诉讼期满后，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就给了非法行医者进行逃避的充分的时间。
四、下一步打算
1、发动群众，破解非法行医隐蔽性。非法行医、医疗美容的经营特点是昼夜时间倒置，常常与执法人员打游击，稍有风吹草动就立即歇业关门或转入地下。为此，主动与各乡镇卫健办、卫生院监督协管员和乡村网格员联系，依靠他们的积极配合来开展工作，进一步发动群众，设立举报电话，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破解非法行医隐蔽性。
2、边打边教，思想工作做得细。对于非法行医者，执法人员除严厉打击之外，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其进行教育，以他们之中造成的医疗事故作为反面教材，指出非法行医给患者身体和患者家庭带来的不良后果，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与此同时，执法人员还为他们指出合法经营医疗行业之路。
3、加强宣传，情理教育入民心。加大普法宣传，借助县司法局以案释法活动，由仙游县电视台采访监督所执法人员介绍打击非法行医的相关法律、法规，告知群众非法行医的危害性。针对非法诊所的客源主要是工厂的打工人员、外地个体商户和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老人，执法人员将以往查处非法诊所的资料、照片展示在患者面前，对他们进行了积极的宣教，提高患者的鉴别能力，增强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特别提醒患者在就医时应选择到正规的医疗机构，不入无牌无证的黑诊所，如果发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及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