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1
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思想、品德与能力养成的作用越发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大学生家庭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的补充。从大学生家庭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入手，提出家庭教育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分析了目前大学生家庭教育存在着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低下、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衔接不力、家长的责任意识缺失、教育方式落后的问题，并从政府、家庭、高校三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
家庭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自古以来，我国社会对家庭教育极为重视，传统文化中也不乏家庭教育的著作，如汉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宋朝司马光的《家范》、明末清初朱柏庐著的《治家格言》、宋朝袁采的《袁氏世范》等均为家庭教育的典范之作。《社会科学大词典》对家庭教育的定义是：在家庭环境中，父母及其他年长者对青少年进行自觉主动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核心家庭是我国当下时期家庭存在的主要形式，父母作为大学生家庭教育的教育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父母的教育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应得到充分重视。
一、大学生家庭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家庭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主要阵地，家庭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行为习惯培养的作用不可小视，而高校承担着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责任，家庭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1.家庭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基础。父母长期的正确引导和正规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教育具有启蒙性、广泛性和长期性等诸多特点，具有不同于学校教育的独特优势，是个人道德根基建立、行为习惯养成的摇篮。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家庭的高度的教育素养，那么不管教师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收不到完美的效果。学校里的一切问题，都会在家庭里折射地反映出来，而在学校复杂的教育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困难的根源也都可以追溯到家庭。”“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都不可能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大学阶段是人的心理与思想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时期，伴随个体生理和心理的成熟，以及对家庭和对社会的认识，大学生逐渐形成鲜明的个性和人格特征，其人生观、价值观逐渐走向成熟。在我国现行人才培养体制下，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人格塑造、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等精神培养相对迟缓，抗压能力、生活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部分能力发展相对落后。当今网络媒体发达，流行文化不断更新，在多元化的价值导向下，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备受冲击，大学生无论在学习或生活中、校内或是校外环境下，无时无刻不在接收着外界信息，价值观念、行为习惯极易被社会风气影响。家庭因其成员共同生活时间之久、父母与子女关系之亲密，对大学生的影响更为直接、范围更为全面，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最核心场所，是影响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的教育途径，是先于学校也优于学校的最基本教育途径，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在基础。2.家庭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外在补充。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文化氛围的多样性、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对大学生思想政治观念与道德行为影响深远，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重重挑战，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特点来看，家庭教育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起到了外在补充作用。首先，教育形式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形式以课堂授课为主、实践活动为辅，教育形式较为单调，理论知识难以内化为学生的实际行动；而家庭教育相对于学校教育，形式更为灵活，方法更为多样化。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理论认为，生活即教育，教育与生活密不可分；生活决定教育，有生活才能有教育。[2]而家庭教育的形式是以实践为主，说教为辅，大学生可以在家庭生活中获得做人做事的观念意识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家庭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将有形的道德理论知识内化为无形的道德认识与观念，并进而外化为自身稳定的道德行为习惯，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培养目标和基本要求。其次，教育方法上，学校教育的方式偏重理论知识的说教，而家庭教育则更偏重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方式更具直观性，父母的言传身教的直观引导、家庭环境与文化氛围的熏陶均直接影响着子女道德认识与行为习惯的养成，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家务劳动和情感交流互相影响，子女在家庭环境中长期耳濡目染，在潜移默化中获得学习，成为其独特的品行习惯与人格特征，并在其为人处世、学习和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作中得以表现。家庭教育的方法决定了家庭教育的影响力更为久远深刻，同时也更具稳定性。再次，教育内容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强且教育内容存在一定局限性和缺乏针对性。如：针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人际教育、婚恋观教育方面较为欠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过程中重“共性”轻“个性”，无法深入学生内心根据不同性格特征科学开展道德教育；而家庭教育中父母可以对于子女的性格、爱好、禀赋等先天条件和特质了解最为深入，可见，家庭教育对于大学生个性潜能的发现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并且因其教育内容针对性的特点弥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足。
二、大学生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面临的升学与就业压力巨大，大学生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诸如敏感多疑、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自闭症等。在流行文化的引导和商业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很多大学生道德判断混乱，出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虚荣攀比、重现实轻理想、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恋爱婚姻观混乱，家庭责任心缺失、孝心缺失、诚信缺失、正义感缺失等等。近年来，高校大学生违法犯罪事件频发。2002年的大学生硫酸烧熊事件、2004年的马加爵故意杀人案、2010年的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以及2013年的复旦大学室友投毒等事件引起广泛关注。而种种大学生心理问题与行为失范以及大学生犯罪案件的发生，父母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1．大学生家庭教育的社会关注度不高。当今世界各国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不断提高，一个国家只有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结合，才能真正提高教育质量和全民族综合素质，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3]我国教育界也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针对家庭教育的政策制度尚不完善，家庭教育管理体系尚不健全。早在2000年和2004年，我国已就家庭教育了相关文件，具体规定了家庭教育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教育行政部门、妇联的职责，但整个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还非常有限，进行家庭教育培训的机构和组织缺乏，家庭教育培训行业发展严重滞后，家长得不到理念教育和方法指导，全社会缺乏家庭教育培训意识，家庭教育一直处于教育的边缘地带。家庭教育的开展并未达到理想效果，特别是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2.家长的责任意识缺失、教育方式落后。当今社会竞争压力巨大，一方面由于家长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子女的心理活动与道德成长，难以投入过多时间与精力在家庭教育上，久而久之，大学生的教育在家庭生活中逐渐被忽视；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长时间在学校学习生活，因此诸多家长将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完全丢给学校，形成了“养”与“育”的失衡状态，导致一些家庭中父母尽管全力关注子女成长，也仅仅是聚焦于考试成绩和排名等学业问题，或是更多关注于吃穿住行等生活问题，竭尽全力满足了子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对子女的心理健康、精神需求和道德品质成长视而不见，缺乏家庭教育的意识。教育方式上，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相当一部分家长缺乏科学的教育理念和系统的教育知识，同时又缺乏家庭教育经验，教育方式方法落后。一些家长对子女过分溺爱、娇生惯养、疏于管教；或居高临下、期望过高、要求苛刻；或重智育轻德育、重物质供应轻精神培养；重言传轻身教、重身体健康轻心理健康等。这些教育方式阻碍了大学生性格的完善、健康人格的形成和人际交往能力、组织领导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提高，禁锢了大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3.家庭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脱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三个重要的领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脱节影响大学生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和思想意识的形成，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背道而驰，对大学生成长成才造成负面的影响。首先，家庭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在内容上存在交叉，彼此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高校必须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4]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和价值观教育为主，而家庭教育相对于学校教育则更倾向于大学生个性、人格的塑造和道德品质与行为习惯的培养，高校与家庭二者在教育内容上存在交叉，不可分割，互相促进，贯穿于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整个过程。其次，形式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各有不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多样，尽管一些学者强调高校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结合，但事实上，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仍以显性教育为主；而在家庭教育则以隐性教育为主，注重言传身教的作用。实践证明，家庭中家长重说教、轻身教，未能有效发挥家庭教育的独特优势，家庭教育效果也受到很大影响。只有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显性教育优势和家庭教育的隐性教育优势，二者相互衔接才能事半功倍。相反，学校与家庭在形式上衔接不利，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与生活实践的脱节，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仅仅停留在理论学习和考试合格的层面上。再次，学校和家庭教育时空上衔接不利。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高校数量的增加，便利的交通为大学生选择院校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家校地域空间距离的增大导致了子女与父母相处时间变得更为有限，这直接导致了家庭成员之间面对面交流机会减少，沟通不充分，家庭教育很难发挥效力，家庭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严重缺失。
三、加强家庭教育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
1．完善政府主导的家庭教育机制。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全社会对家庭教育的关注度，为全面提高全民族家庭教育的认知和能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性提供良好的环境支持和坚实的制度保障。首先，政府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社会作用，提高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积极发展家庭教育培训事业，大力培养家庭教育指导师专业人才。其次，发挥社区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作用，发挥社区服务功能，设置家庭教育咨询指导部门，制定切实有效的长期工作计划，开展家庭教育知识普及与宣传工作，为每个家庭提供贴心可靠的教育技术支持。再次，全国各级妇联与教育部门共同配合，将提高家庭教育能力、确保家庭教育质量作为工作的重点内容，为每个家庭开设家庭教育学习必修课，为家庭建设和青少年成长严格把关。2．树立家庭教育责任意识，改进家庭教育方法。首先，大学生家长应该与时俱进，及时更新教育观念。一是提高对家庭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改变以往过度依赖学校教育的错误观念，树立家庭教育对大学生道德观念和行为习惯养成的责任意识。二是改进对家庭教育的方法，发挥家庭在大学生思想沟通、交流中的作用，及时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给予大学生正确的引导，发挥家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辅助功能。其次，发挥家庭教育对大学生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养成的积极影响，主动学习，广泛积累家庭教育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积极发现问题，纠正以往不当的教育方式。大学生家长要配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传承家族优良传统，形成阳光健康的家庭文化，发挥家庭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正向影响。父母要注意自身言行的导向作用，以身作则，发挥家长的示范作用，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子女养成良好的道德修养、行为习惯与思维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与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心理和完整的人格，有效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沟通方式，化解大学生的内心冲突，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等。再次，大学生家长要积极配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共同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途径、新方法。家长应密切关注子女在校动态，主动建立家校连接，积极参与家校互动，增进亲子沟通与理解，建立民主、平等、互助的家庭关系，营造和谐幸福的家庭氛围，为家庭教育的顺利开展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推进打下基础。3．高校构建完整的家校衔接系统。首先，搭建家校互动平台，形成亲子互通桥梁。建立学院制师生家长QQ群，解决因距离远、家长繁忙等原因造成的家校沟通不畅问题，同时方便家长之间互通互助、交流分享。开通微信公众账号，及时学校动态，保证家长及时准确了解学校新闻动态，有助于亲子之间的无障碍沟通。同时，提高高校信息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定期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为广大家长提供权威知识和实用指导。其次，高校设立家庭教育咨询室，并聘请专兼职家庭教育指导师定期为大学生家长提供免费咨询，对家庭教育中存在的疑难问题进行讲解和分析，帮助家长排忧解难。开放大学生信箱，欢迎广大学生来信咨询，就家庭教育问题为大学生答疑解惑。再次，高校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亲子互动活动。高校应针对大学生的年龄与心理特征，选择适合大学生的线上线下亲子互动活动，寓教于乐，在互动中增进亲子彼此了解，以此开展隐性教育，营造生动活泼的家校互动校园环境，为家庭思想交流搭建平台，促进家庭关系的亲密和谐，进而推动家庭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家庭教育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摇篮，家庭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益补充，发挥家庭教育在大学生成长成才中的重要作用任重而道远。只有在政府指导下，努力做好大学生家庭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辅助作用，才可以有效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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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2
1构建家庭廉洁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腐败文化助长了官员的腐败行为，错误的思想意识使得腐败分子、腐败行为和反腐败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链。家庭是预防腐败的重要关卡，将廉洁教育引入家庭是反腐倡廉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抓源治本的有效途径。一些学者认为，减少腐败现象，最重要的就是抓好领导干部“8小时”之外的生活和社会区间，使腐败失去滋生的土壤，将政府、社会和家庭连接在一起对形成有效的、全方位的反腐倡廉体系有很大的作用[1，2]。还有一些学者以教育形态为切入点指出，由于家庭教育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终身性的特点，因此将廉洁教育引入家庭教育具有长效性[3]。宫克雯在《构建家庭防线营造廉洁港湾》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家本观念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庭廉洁是社会廉洁的最低标准，因此，构筑家庭廉洁防线对于预防和抵制腐败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王忠武认为，从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情况来看，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使得中国人认为家庭是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归属，是家庭成员努力奋斗的依托。家庭观念在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促使他们的行为活动要以维护家庭利益为根本，严格的家风环境可以加强家庭成员内部的互相监督、互相督促，优化家庭内部德育环境[3]。部分学者以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影响为切入点，指出家庭不仅起着联系家庭成员感情寄托的作用，同时它还承担着对子女的早期教育，它是子女接受诚信教育、清正教育和勤俭教育的启蒙学校。家长的行为规范和思想品德是孩子的榜样和标准，家长的德育素质对子女的人生走向和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家长要以身作则，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高尚的道德观念，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4，5]。还有一些学者通过研究廉政文化与家庭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从被动的“人要我廉洁”到自觉的“我要廉洁”的转变可以减少腐败意识的滋生，良好的家风环境有利于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强化个人自律意识，从而形成健康的亲情观，维护家庭幸福[6]。李高海和王建在《论家庭文化建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文中指出，家庭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弘扬勤俭持家的风气和提倡正确的消费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笔者认为，血浓于水，家庭是人们走向社会接受教育的第一站，将廉洁意识灌输在日常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造就严格的家风环境，对家庭成员良好道德行为的养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之一，家庭的和谐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家庭廉政文化建设是构建反腐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家庭廉洁教育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潜在作用。
2家庭廉洁教育的途径由于家庭廉洁教育的缺失，越来越多的行贿人在行贿的时候采取迂回路线，通过向干部家属和子女发射糖衣炮弹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家庭成员的拒腐能力已成为影响领导干部清正廉洁的重要因素。从近两年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现象，我们也可发现父母的行为举止深深地影响着许多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更加严重地影响到了他们走向社会和工作岗位后的价值观和财富观。针对以上现象，学者们认为，家庭廉洁教育应主要包括权力观教育、财富观教育、亲情观教育和道德伦理教育等内容，而其主要教育对象应包括领导干部自身、配偶、子女和其他家庭成员。家庭廉洁教育的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点：
2.1立足于传统道德风尚，并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刘德云在研究中指出，家庭廉洁教育要兼顾美德教育、家风教育和传统教育。首先要大力弘扬传统美德，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将家庭构筑成为一个廉洁、幸福和温馨的港湾。其次要明确亲情和原则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亲情观。在原则之外讲感情，在感情之内讲原则，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避免羁于亲情、背弃原则的事情的发生。最后要加强传统家本思想教育，使家庭成员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家庭幸福所产生的后果。家庭成员之间要共同形成“尊廉、助廉”的格局[7]。还有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进行廉洁文化建设要从小家开始，增强家庭观念，重视传统亲情教育，凸显家庭责任感，从思想上改变领导干部的认识，优化家庭德育环境，营造反腐倡廉的良好家庭氛围，这样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性，从而从根本上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几率[8]。一些学者建议，家庭廉洁教育要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看待，将其纳入党建和政治文化建设的大格局中，高度重视家庭廉洁教育，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和谐[9]。利用与廉政文化建设相关的中国优秀传统资源，如“立志”、“畏”“知耻”的论述，以人为本，立足家庭这一特殊场所，将廉洁思想与“五好文明家庭”和“学习型家庭”相结合[10]。
2.2重视对配偶的廉洁教育郭群认为，为了加强配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要立足于家庭，发挥家庭优势，正确处理好三种关系，即“干部本职工作与家庭助廉的关系”、“干部廉洁自律与家庭助廉的关系”、“处理好干部防腐倡廉与家庭助廉的关系”，而配偶要努力营造家庭亲情氛围，在事业上、生活上当好监督员。通过领导干部与配偶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影响，促使领导干部及其配偶都有正确的权力观、财富观，共同营造一个清正廉洁的家庭环境[2]。王忠武指出，依靠家属助廉需要培养一个可以理解和尊重配偶的廉内助，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可以给予合理的关心和支持，在严格要求自己的同时还要时刻提醒配偶遵循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3]。
2.3引导子女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价值观李海凤指出，要想培养子女良好的价值观念，提高子女的道德素质，家长要以身作则，与学校、社会形成三股合力。首先父母要具有高尚的品德、良好的心理素质；其次，要培养子女的独立生活能力；最重要的是要善于自我批评，注意生活作风，加强对子女的正面引导[10]。
2.4加强法制建设，提高家庭成员的廉洁自律意识李明辉在《通向善政之途———论廉政道德建设》一文中指出，法制教育既包括法律规范的普及也包括法律文化的普及，而普法教育更重要的是为了普及观念，树立法律公平、公正以及权力与义务的价值观念，有利于社会成员辨别是非，增进对廉洁正直和民主意识的追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通过在“小家”教育中普及法律文化、培养家庭成员的廉洁自律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笔者认为，要将反腐倡廉从事后查处转为事前预防，家庭廉洁教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我们要努力探索开展家庭廉洁教育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创新教育形式，丰富教育内容，可以通过建立反腐倡廉教育基地，积极组织各种廉洁知识竞赛、廉洁文化照片展和演讲比赛，还可以结合当今新兴的传播手段，如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媒体进行活动改革，以更加新颖的活动方式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提高教育有效性。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3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法制教育以人为本法治理念
[作者简介]郭巧云（1977-），女，湖北潜江人，荆楚理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和思想政治教育。（湖北荆门448000）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20-0059-02
党的“十七大”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的“十”首次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核心立场、基本要求、根本方法做了深刻阐述，这对于我国大学生法制观教育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成长成才的关键时期，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方略，增强他们的法制观念，培养其法治意识，树立其法治信仰，有利于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一、科学发展观――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理论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我们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进行思考和改革，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强调教育过程中的内化与外化的动态和谐，教育方法的创新和发展，教育机制的良性循环，以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其全面发展。
（一）以人为本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人本基础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按照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得不关注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这一基本范畴。教育的影响只有通过受教育者自身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才能起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受教育者是自我教育的主体。受教育者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创造性，不仅使其获得法律知识、树立法治意识、形成对法律的判断力，而且落实在行为上，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素质。而单纯的灌输，只会是事倍功半。人是法律的价值承载者和终极目标，要以人为核心开展法制与法治的各项工作，实现依法治国，必须以人为本；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更需要以人为本。
（二）全面发展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价值追求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包括世界观教育、政治观教育、人生观教育、法制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法制观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在育人目标、培养方向、内容属性以及方式方法上都具有一致性，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价值追求与思想政治教育一致：实现人的和谐全面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统筹兼顾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根本方法
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应并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前我国高校法制教育是附属于德育的，没有独立的地位；局限于理论教学，缺乏实践教学；受制于师资队伍，缺乏专业化背景，其教育的实效性也大打折扣。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大学德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需要将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看作是一个共生系统，追求受教育者法制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整体和谐。因此，需要统筹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重，整合教师队伍，形成大学生法制教育的良性机制。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内容的科学把握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高等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高度政治性和严密理论性的素质教育，我们需要科学把握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内容。
（一）法治意识的培养
我国正在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法治经济。这就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引导他们知法、懂法，不违法。高校法制教育应帮助大学生明确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引导他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形成正确的法律观，包括正确的法律价值观、法律平等观和权利义务观。法律价值观涉及法的本质和作用问题，学校有责任通过法制教育，使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法律平等观有利于人们主体意识的提高和增强，要让大学生正确认识法律平等观的本质属性，依照法律平等地享有和行使法律权利，平等地承担和履行法律义务，理解平等观不是平均主义；法律问题的核心是法律权利义务问题，权利义务观贯穿整个法制教育的整个过程，它既包括对自我权利的认识和要求，也包括对他人权利的认识和尊重，既包括权利的行使，也包括义务的履行。
（二）守法护法观的形成
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要引导他们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懂得法律的严肃性，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办事。守法是法律实施的基础，法律制定出来，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遵守，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诚如我国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世未有无法之国而长治久安也。”美国法学家富勒则将普遍守法看作法治的原则之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当代大学生，能否树立正确的守法护法观，能否遵纪守法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观的深化
民主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教育是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一部分，要让学生认识到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又以民主为目的，从总体来看，法治是手段，民主才是目的。民主和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柱，不以民主为目的的法治必将转化为人治，走向专制。当然，民主的实现不是随心所欲、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逐步地创造条件，包括大力发展经济，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等等。
三、大学生法制教育途径的科学把握
发展和法治是当代中国的两大时代主题，科学发展观和法治是统一的，当前对大学生进行法制观教育就是要在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统筹兼顾的基础上，寻求社会、学校、家庭教育三位一体的科学教育途径。
（一）明确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确立法治信仰，而法制观教育的奠基点在学校，大学的法制教育的实效性、法治的氛围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突出法制教育的价值取向。法制教育是使学生了解法律知识、领会法治精神、体认法的价值、培育法治理念并最终形成法治信仰的教育。首先，要将法制教育定位为素质教育。不能把法制教育附属于道德教育，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都属于思想素质的范畴，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要引导学生认识法治的价值，培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帮助大学生树立明确的法治意识，是进行法制教育的基础。使学生认识法治的前提和目标是民主，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关键在于制约权力，法治是现代文明的制度基石，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走向。
2.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阵地作用。首先，教学方法要灵活多样。通过案例教学、讨论、辩论、模拟法庭、实地考察等多种教学方法，抓住重点、点面结合，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其次，教学内容要合理安排。对大学生进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的制定要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引导学生从更高层次来理解道德和法的关系。再次，充分利用法制教育的“第二课堂”。结合当前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学生适当参加社会实践，如开展大学生法制征文比赛、开展法制专题社会调查、开设法律咨询、旁听法庭审判等，使学生全方位地感受法治氛围的熏陶。最后，要优化整合师资队伍。加强对高校教师的普法教育，使高校教师在知法、守法、用法等方面都能为人师表。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缺少法律专业化知识的情况，可以采取脱产进修、专家辅导、短期培训等方式来提升其专业化水平；可以聘请专业水平高、政治觉悟高、有责任感的法律职业人士来高校进行宣讲，促进校园内外师资的沟通与交流；必要的时候，要引进法学专业人才弥补法制教育的不足。
3.坚持依法治校、依法管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在大学普遍存在行政化趋向、人治色彩浓厚的问题，造成老师争着干行政、学生争着当干部，“校长一走廊、处长一讲堂、科长一操场”，大学缺乏应有的民主自由精神。所以，对大学生进行法制教育，培养其法治理念，离不开依法治校，实现高校管理的法治化：一是要根据宪法和法律、法规，制定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并全面贯彻实施；二是要完善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途径，理顺学校与教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各级管理部门和人员以及教师应当严格遵章行事，保证各项规章制度的良性运作。
（二）疏解阻碍法治的实践症结，优化社会法治环境
良好的法治环境对大学生法制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学生可以潜移默化地受到现代法制观的熏陶，从而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树立法治信仰。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有效制约公权力。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推行阳光政治，从而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否则，法治可能因为权力的不受约束而毁于一旦。其次，要维护司法公正，彰显司法正义。培根有言：“一次错判比多次犯案危害更大，因为后者只不过污了流，而前者却是秽了源。”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是体现社会正义的窗口，要改革和完善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预防和防止司法腐败。通过这些途径和方法，形成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
（三）家庭教育的有效衔接，形成法制教育的强大合力
大学生的法制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学校、社会和家庭教育的有机整合。因此，应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的联系，学校的教育引导、社会法治环境的优化、家庭的亲情滋润，是推动大学生法制教育的强大合力。应当认识到，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体，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基础，社会教育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三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即促进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正确把握家庭、学校、社会三种教育的不同内涵，把各方面的力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张教育网，提高法制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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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4
[论文摘要]从外部上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运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互动，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儒家文化思想、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家法族规的制度保障作为家教本身的内在特色也是其运行的动力因素。家庭功能的延续发展是现代家教运行的现实依据。
一直以来，关于什么是“家庭”的问题众说纷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家庭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这句话的前后语境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释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不应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也就是说，家庭是姻亲和血亲关系(包括收养关系)组成的，是进行物质、精神文化以及人口再生产的社会生活组织。家庭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在婚姻关系基础之上的，并且基于这一关系发展的思想、文化、心理、情感、人伦关系也是组成家庭的重要因素”。在家庭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源远流长，长期以来，对家庭自身建设、学校教育发展进步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家教，从外部上来看，它的运行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紧密互动，如家国同构的社会模式、儒家文化思想、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家法族规的制度保障作为家教本身的内在特色也是其运行的动力因素。本文对传统家教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探讨，以期对现时代家庭教育有所借鉴。
一、家国同构：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
家庭是国家社会当中的基层组织单位，家庭功能的实现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活模式独自运行，家国同构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一种政治文化模式，是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正如《周易·家人卦》：“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父子、夫妇、兄弟各安其位，各司其责，分工协作，家庭才能治理好，国家才能安定。家国之间彼此唇亡齿寒，休戚相关。家庭教育的成败不仅关乎自身，更关涉国家兴衰存亡。家国同构是传统家教运行的社会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家国同构是传统家教运行的制度基础
家国同构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相联。宗法等级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一种家族制度，如《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家训文献，周武王在《康诰》《酒诰》《梓材》等篇中对弟弟康叔进行教诫，告诉他应如何做一个好君王，如何保卫先王的遗业。其实要保卫的就是周姓“家天下”的王族地位。在彼时代治国就是治家，治家亦治国，两者合二为一。奴隶社会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血缘统治、家长专制、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本质内容被继承和光大。家庭模式因袭父系传统，以男性尊长为核心和最高权威，与社会政治组织生活一样，是宗法社会的一个微缩。家国同构的社会生活模式是传统家庭生活展开的制度基础，同时也使家庭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重要性。
(二)家国同构是传统家教运行的文化心理基础
家国同构是一种制度存在，更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明，从一开始就关注经世致用之学。中国人精神家园的依托点不是虚幻的宗教世界，正如《孟子·滕文公上》云：“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心悦之，犹解倒悬也。”“今夫天下之牧，未有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这些思想都直接反映了群众对明君、圣主的渴望之情。犹如渴盼家庭中权威慈爱的家长一样，希望社会国家里有一个有同样品质的君王，因而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层面的“家国同构”思想成为一种软制度。家国同构逐渐被古代家长从内心深处所认同，并产生一种文化心理的力量。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家长们的教子目标以国家任人选贤目标为指导，使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者最终目的一样，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例如，在家孝亲，在国忠君。如《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忠臣多出自孝子，孝子与忠臣被融会贯通。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人们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层面认同家国同构，家庭教育为封建国家的政治统治服务，从而形成了一种比制度方面更强大的力量。
二、中国古代的用人取士制度与家训文化繁荣发展的关联
家国同构的模式使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向相同的目标努力，家教的最终目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和传统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紧密关联。
中国古代的家训萌芽于先秦时期的帝王家训，后发展出贵族仕宦家训和平民家训。广泛的民众基础是家训文化生根发芽的土壤，如果没有民间民众的支持，家训文化不会如此源远流长。以儒家文化思想为主轴的家训文化，以至于今天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特别重视教育，究其原因，它与古代社会的用人取士制度关联甚密。等级森严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但是各个等级之间不是完全绝缘。陈志勇认为，唐宋时期家训文化发展繁荣和唐宋时期社会阶层的半开放式流动有关。家训文化的发展与用人取士制度状况是分不开的，并且在与家训文化双向互动过程中推动了古代中国家训文化繁荣发展。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会有号召性、诱导性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建设，中国古代的用人取士制度与中国古代家训文化的繁荣发展深深耦合。
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人仕途径有察举制、征辟制以及九品中正制，如《汉书·文帝纪》：“诏诸侯王、公卿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征辟”的“征”是指皇帝下诏征聘；“辟”是指公卿或州郡辟除j。这些制度由于没有严密的量化考核指标，或由于主昏政暗，或由于宦官、士族擅权最终都短寿而天。科举考试应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最深远的选官制度，它从正式诞生到最后灭亡大概历时1300多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诸朝代，科举考试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读书人可以自由报考，以考试成绩决定去留，它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了机会平等、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使许多寒门子弟被举用，甚或出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巨大的吸引力(摒除知识本身的魅力)，因而成为诸多家长训诫家庭成员的重要内驱动力之一。如《袁氏世范》中袁采告诫子弟“不可废学”曾言：“大抵富贵之家教子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张之洞在教育冥顽儿子时曾言：“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且可藉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可见，他殷切希望儿子能增进社会生存能力，获取社会认可，保有富贵身家为价值旨归，从而充分论证了当时以科举考试为主要内容的举士用人制度的引导作用。唐宋元明清1000多年时间，科举考试制度蓬勃发展之时正是家训文化鼎盛繁荣之际。科举考试等用人取士制度一是重视德行，二是关注量化公平，它为人才阶层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
三、儒家伦理：传统家教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目标
中国不是一个宗教精神发达的国家，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前，现今儒释道精神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特别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形态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具有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没有宗教之名，但却承载宗教之实。中国传统家训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以儒家文化思想为主轴，传播弘扬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儒家伦理是传统家教的思想资源和价值目标。儒家伦理思想教谕子孙后代赡亲养子、持家立业、勉学求名、交友接物以及人生种种，都要求把儒家思想贯穿于家庭生活的每一言行、每一细节之中。学习儒家思想成为家训文化的核心理念，如《颜氏家训·勉学第八》：“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温公家范》卷十，开篇即以“易”“大学”“孝经”为序；《袁氏世范》主要思想是“家居和睦以‘均爱’为其本，立身处世以平易为本分，大小家事以严谨为准则”。不同于经学博士“理重事复”的儒学研究，家训文化把尧舜之道以通俗、形象生动的方式传授给子孙，教谕家庭成员做人、做事，促进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普及，是精英文化渡向民间的桥梁。
四、家法族规：家训运行的制度保障
道德和法律历来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相辅相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强调德治为主，如孔子《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但道德毕竟是一种软约束，在有限的社会供给和无限的需求之间永远存在着矛盾，平衡两者除了呼唤人们内心澄明、美好的道德自律精神外，考虑通达圣人的路途上，平常人内心艰难的抉择，外在力量的强制纠正是一种必要的补充。法律具有指引、评价、教育、预测和强制的规范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有所担当。事实上，中华民族前辈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如《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以乡八刑纠万民”，以刑辅教之不足，具言德法互补的道理。
中国传统家训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两大类：一是处理家庭关系，二是家庭成员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培养问题。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人口的增长、累世共居的大家庭家族的增多，单纯依靠血亲情感说教处理这两类复杂的家庭关系、维持家庭生活的运转已经显现局限，成文的家法族规应历史发展需要愈发凸显重要意义。“家法”一词始于汉儒治经学，《后汉书·儒林列传》载，东汉刘秀因爱好经术，“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师之所传，徒之所受，无敢一字出入，以一家之言，独特之学，向弟子传授其学的做法即为“家法”，亦即“师法”。南北朝时期，家法新解成为礼法的同义词，成为调整家庭内部关系的规范。
言家法者，世称柳氏，唐代《柳氏家规》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史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家法。另外比较有名的家法还有《包孝肃奏议》：“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司马光《居家杂仪》：“凡子妇，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后怒之；若不可怒，然后笞之；屡笞而终不改，子放妇出”。可见，古人家训注重劝导性教育与强制执行相辅相成，礼法并重。家法家规具体规定家庭生活，要求家庭成员努力遵守，劝教不听者始刑罚，惩罚的种类与形式繁多，而且非常残酷，例如：“1、警戒类，包括叱责、警告、立誓、罚祭、记过；2、羞辱类，包括请罪、贬抑、标志、押游、共攻；3、财产类，包括罚钱、罚物、赔偿、充公、拆屋；4、身体类，包括罚跪、打手、掌嘴、枷号、礅锁、砍手指或手臂；5、资格类，包括斥革、革胙、罚停、革谱、出族、驱逐；6、自由类，包括拘禁、工役、兵役；7、生命类，包括自尽、勒毙、溺毙、打死、活埋、丢开(锁在木板上丢人江河，其生死碰运气)、闷死(塞进缸中盖上)、枪毙。此外还有送官严究或‘鸣官处死’等。”¨可见，中国古代社会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法制传统的社会，国家法在调节社会生活过程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各种民间家法、族规因其强制性约束力与国家法互相补充发挥作用，扬善抑恶、表扬先进、惩治落后，为维护社会稳定、家族兴旺发挥了积极作用。“以法治家”是人类社会生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当然，古代家庭的·法治和现今社会生活里的严格意义上的“法治”还是两个概念，古人在治家的过程中能够动用惩戒否定的方式给家庭成员、后辈子侄以“畏惧”、“敬畏”教育，不失一种有意义的努力。时下国人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对子辈多宠爱有加、威仪不足，甚至缺位。超越感性局限，如何进行家庭中的规范教育，在“421家庭”里开展好独生子女一代，以及“独二代”社会化教育的第一课，对家庭美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建设都将助益莫大。
五、家庭功能的延续发展：现代家教运行的现实依据
2l世纪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市场上流行的林林总总的西方国家育儿书籍，多侧重于青少年生物性发展，对道德理性的增进意义甚微。当今社会，我国传统家训文化有必要并且极度需要继续深化发展。人类家庭从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发展到今天基本稳定的一夫一妻家庭，不可避免地具有如下的特质，并且所有这些特质共同构成家训文化存在的现实依据。
(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纽带，家庭是一个秩序的存在
《孝友堂家规》：“迩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故子若孙鲜克由礼，不旋踵而坏名灾己，辱身丧家。不知立家之规，正须以身作范。祖父不能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妇妇，各无惭德，便是羲呈世界，孝友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社会生活组织，每个家庭成员又都是相对独立个体，家庭的运作需要一定的秩序；社会是一个秩序的存在，家庭共同体亦需要秩序的存在。
(二)家庭在社会上仍处于中心地位
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人是天生的“生理性早产儿”，与同类动物相比，人类的生物性特质，使人出生后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赖于别人的照顾，这也成为家庭的天职之一。家庭担负着满足人类后代生物性和社会性需要的重任。在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十分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家庭显得特别重要。如果说政治是文明秩序的中心，那么家庭则是社会的中心。观察传统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文化特点都需要解剖家庭这个细胞。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建立，也需要利用、消化家庭伦理的思想资源。今天文化与社会的重建，实际上是家庭在重建，家是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组成。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5
作者简介：李紫烨（1985-），女，河北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理论研究；吕新发（1969-），男，河北清苑人，河北金融学院社科部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业经济管理研究。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紧迫的问题是提高教育实效性。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共识是，适应经济社会变革和时代变迁，加快推进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模式转型。但由于长期“学院化、经院化”的思维惯性和对新环境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知的不完全，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举步维艰、进展缓慢，落入陷阱。全面审视改革开放前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多元构成及其变迁，科学比较不同教育单元在新旧体制环境中的地位、比重、供求结构、影响力和效果，从历史描述和理性比较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困窘的症结与对策，是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的一个重要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是指从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范式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相适应的新结构范式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社会背景肇始于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其逻辑前提是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范式不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新环境，教育教学效果下降，出现一定程度的教育失灵。
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思想文化建设与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政治保障和思想基础。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全部工作的生命线。建国后，国家不仅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而且进一步将之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单位教育、社区教育和传媒教育当中，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接续性和空间并存性，初步建立起五位一体化的教育结构范式。从当时的教育教学效果看，这一模式是比较成功的。这既源于当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观努力，也与建国初期的教育教学环境有关。从国际环境看，当时正值东西方两极对立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东西方矛盾非常尖锐；从国内环境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伟大，社会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整个社会较为公平清廉，计划经济一统天下，人们的思想较为朴素单纯。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当时的内外环境与客观现实极为一致，也与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追求相一致。正是这样两个一致，即理论与现实的一致、供给与需求的一致，再加上五位一体化的教育范式，共同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但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之后，不仅国内经济社会体制发生了显著改变，而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出现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与新技术革命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日益多元多样多变。巨大变化不仅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五位一体的制度范式，而且打破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现实的一致和供给与需求的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严重滑落，表现为理想信仰迷失、伦理道德失范、精神萎靡堕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对此，邓小平痛心地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政治思想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1]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思想政治教育踏上了转型之路。
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由放任式，一是主动变革式。前者指家庭教育、单位教育、社区教育和传媒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功能，大多在市场化体制改革与社会多元化变迁中消失或弱化。后者如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几度出台政策，不仅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地位，而且多次调整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使之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现实、贴近生活。在这两种转型方式共同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的格局。但这样一种转型不仅没有出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秀”的效果，更没有产生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百花齐放”的理想目标。“就理论性质和应用导向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完全陷于‘学院化’甚至‘经院化’是不可思议的。”[2]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由此落入低效的“转型陷阱”。
二、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之路与结构变迁
“在历史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特别需求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2]从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看，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跌入低效陷阱的根源隐藏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历史轨迹中。只有精确描述这一历史轨迹才能发现始作俑者，也才能找到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的阶梯。
改革开放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单元构成表面上并没有发生变化，仍然由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但实质上各单元在本部门及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地位、比重、供求、影响力与效果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教育单元名存实亡，五位一体格局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丰富性与广延性，精确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结构转型的历史变迁极为困难，因为它既涉及每个教育单元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比重、影响力、地位及效果变化，又涉及每个教育单元在各自部门中的比重、影响力、地位及效果的变化，还涉及每个教育单元自身供求数量与结构的变化，是这三个维度上的变化的交互作用与融合。这不仅意味着描述这一变迁轨迹的概念工具如比重、影响力、地位、供求等具有多重含义，而且意味着彼此间具有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其中，比重既指单元思想政治教育在本部门所占比重（称为部门比重）又指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所占比重（称为系统比重），它取决于单元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时间及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影响力既指单元思想政治教育对被教育者的影响力又指其对本部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影响力，分别称为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和系统影响力，它取决于单元思想政治教育的比重、供求和方式方法。供求既指供求数量又指供求结构。地位既指单元思想政治教育在本部门中的地位（部门地位），又指其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的地位（系统地位），部门地位取决于单元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比重、部门影响力和部门选择，系统地位主要取决于国家制度安排。效果既包括单元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又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效果。单元思想政治效果取决于比重、供求、影响力、地位，总体效果取决于各单元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一）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起点，对人的品德培育、个性塑造、心理雕刻、习惯养成有着奠基性意义。改革开放后，就其比重而言，无论是其部门比重还是系统比重都呈下降态势。这主要是因改革开放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萎缩所导致。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因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和城市国企改制，家庭投入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时间、人力、财力明显减少；另一方面是因家庭教育内容更注重知识教育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方式更注重物质利益导向而忽视社会价值导向。就其供求而言，改革开放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供求数量下降，在供求结构方面呈现非对称状态。供求数量下降是家庭基于制度环境变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供求结构不对称主要是因为孩子更加追求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福利和个人利益，而家庭教育内容与方式滞后，未能跟上这种需求变化。就其影响力而言，改革开放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力和系统影响力都趋于下降。这一方面是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比重下降、供求不对称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家长的代际更替。60后、70后、80后的家长成长生活于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年代，其国家意识、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明显弱化，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作风上升，这使得家庭教育的正效应下降、负效应增长。就其地位而言，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地位与部门地位都明显下降。虽然国家一向重视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将之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辅助地位，但由于其比重、影响力下降，辅助地位已名存实亡。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地位取决于部门比重、部门影响力和家庭选择。改革开放后，随着计划经济的解构和劳动就业体制的市场化，家庭教育更加重视文化素质、专业课程和劳动技能，思想政治教育比重、影响力显著下降，必然导致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地位下降。由上述分析可知，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因为其地位、比重、供求数量的下降和供求结构不对称、影响力弱化而致效果下跌。
（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中继与升华，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化、理论化阶段。由于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逐渐形成阶段，国家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就其比重而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比重明显增加，但部门比重相对下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比重增加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制定了有约束力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保证了师资和教学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他部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降所致。部门比重相对降低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专业人才需求增加，学校专业教育比重上升、思想政治教育比重相对下降。就其供求而言，一方面供求数量都有所下降，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时间相对减少，专业教育时间相对增加；另一方面供求结构出现一定非均衡性。尽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不断改革，但总体上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的社会哲学范式，重政治轻物质、重整体轻个体、重理论轻实践、重理想轻现实，与学生思想政治需求相对脱节。就影响力而言，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和部门影响力显著下降。对象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在于改革开放和科技革命所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和信息随身化，部门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在于专业教育需求的增长和政治干预的减少。但与此同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影响力大幅上升，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地位的明确，另一主面是因为其他部门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度萎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下降会直接导致正效应下降和负效应增加。而其系统影响力的上升又使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总体效果过多集中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个单元，成败风险增大。就其地位而言，改革开放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地位进一步上升，但部门地位则明显下降。改革开放前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虽没有“主渠道主阵地”的清晰定位，但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处于最突出最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初期，尽管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开始解构，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呈现高度的组织化、系统化和学科化。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2006年教育部关于《切实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明确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主渠道，一个是主阵地，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3]这是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的清晰界定。其他部门思想政治教育的衰落则更突显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定位。与之相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整体教育中却不断边缘化，部门地位日趋下降。一是学校领导层重视度下降，德育为先更多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中；二是投入越来越少，人才不断流失。由上述分析可知，尽管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地位更加明确、系统比重相对上升，但因为供求的非均衡和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部门地位的下降，总体效果下跌。
（三）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每一个人都是“单位人”，要么是城市国有或集体制工商企业职工，要么是农村集体制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而无论城市企业还是农村集体，都是政企合一或政社合一的组织。因此，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单位的重要职责之一，很多单位都设有党校、夜校和技校，定期对本单位人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和城市政企分开、企业市场化和公司化改革，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日益萎缩几近消失。一是许多单位的党校、夜校被裁撤，政工干部减少；二是企业市场竞争意识更强烈，思想政治教育责任意识淡漠；三是企业文化更侧重于知识、技能、管理培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时间都大量减少。这些变化直接导致单位思想政治教育部门比重、系统比重、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系统影响力、部门地位、系统地位全部大幅度下降和供求结构失衡，进而导致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降低。伴随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减少和效果下降，单位的不良风气带来的负效应增加，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单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四）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大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相对薄弱，这与当时社会管理的“单位制”有很大关系。也因为如此，我国城乡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与社区内大型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除此之外，一些街道办事处也设有党校、夜校和政策宣传机构，定期对辖区居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发展布局的调整，企事业单位关停并转迁，原有企社一体的社区逐渐衰落、解体，混合居住型社区不断涌现，社会管理体制由“单位制”向“街居制”转变。但新型社区居委会更多承担了社会保障、民政、计划生育、信息采集等职能，对街居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无暇顾及也无所适从，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比重、系统比重、对象影响力、部门影响力、系统影响力、部门地位、系统地位全线下降，社区思想政治教育近乎消亡。仅存的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多为理论宣传和政策解读，距离社区居民要求很远，既存在数量上的供不应求也存在结构上的供不适求。在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地位、比重、影响力下降且供求非均衡的情况下，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下降就成为必然。
（五）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变迁
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便捷、受众最广的一种形式。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传媒教育的主体是报刊、收音机、电视机等传统媒体，且因温饱不足，这些媒体在民众中的普及率很低，能够接触到上述媒体信息的人不多。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收音机、电视机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迅速普及，并很快被电脑、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取代。传媒的多元化和信息的随身化给传媒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很大影响。最明显的变化是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空前增加，这源于现代传媒无可比拟的信息技术优势、节目制作优势和强大的创作团队。但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部门比重、系统比重、部门影响力和系统影响力并没有同步上升，相反都呈现下降趋势：一是因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传媒思想政治教育未得到应有重视，没有取得与其重要性、影响力相称的比重与地位；二是因为在传媒教育系统中，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受重视程度也在下降，所占用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减少。第三个变化是在供求方面，由于国家管控政策放松及监管困难，再加上从业人员缺乏思想政治责任意识，媒体在节目制作、信息传播过程中，为博人眼球，提高收听率、收视率、关注度、利润率，低俗化、媚俗化、庸俗化严重，正能量供给过少、负能量供给过多，供求结构大为失衡。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变化会直接导致教育效果下降，而其对象影响力的上升则会进一步放大这一结果。
上述五个教育单元的变迁轨迹清晰地勾勒出两条脉络：一是除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比重、系统地位、系统影响力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影响力上升之外，其余单元的比重、影响力、地位都大为降低；二是五个单元的教育效果无一例外都在下降。由此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传统体制下多元并举、分工合作、共同发力的五位一体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模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的“主渠道主阵地”模式；二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制度模式总体效果低下，但这并非完全由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所致，更多地是因其他教育单元缺失导致负效应增加的缘故；三是要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必须跳出“主渠道主阵地”思维怪圈，健全和完善辅渠道、次阵地，使之成为一个主辅相承、四肢发达的有机体。
三、转型陷阱原因分析
在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环境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何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全新课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参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抛开客观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的主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理论认知上的偏差与不足
理论认知偏差主要表现为长期将思想政治教育狭隘地理解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个体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又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对于个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终身的，并不是只在学校教育这一阶段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人的思想认识与政治素质不是一日之功，也非一成不变，只有经过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等多个阶段，人的思想理论认知才能保持持续性与向好性。学校教育只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它既不能一劳永逸、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能包办一切、包治百病。对于社会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全覆盖的。社会化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学校教育只不过是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美国人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育、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4]作为一种终身式教育和开放式教育，包括父母、朋友、同事、邻居在内的任何人和包括家事、单位事、地域事、国事、天下事在内的任何事，都可能成为教育者，而作为受教育者，则无时无刻不与社会环境和时代特征进行情感交流与思想交换。只有调动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广泛采用言教、身教、家教、事教、职教等多种形式，充分运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情感教育与理性教育等多种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取得实效。将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等同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际是以短期教育取代终身教育，以局部教育取代社会教育，以显性教育取代隐性教育，以知识教育取代行为教育，以理论教育取代实践教育，以青少年教育取代成人教育，以系统教育取代分散教育。正是这一认知偏差使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始终未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具象化与终身化的发展趋向与学院化、理论化与期限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导致转型之路越走越窄。
理论认知不足还表现为对新时期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特殊性认识不充分。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针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和政治认知，有意识地以自己的认知、经历、感受引导受教育者转变原有思想观点，接受教育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活动，是依受教育者之“的”而放教育者之“矢”。这样的主体间性要求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要供求均衡，只有供求均衡了，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才会最大化。改革开放之前及初期，受当时经济社会体制和国内外环境约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供求大致较为均衡。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供求日益复杂，出现了个体需求与国家需求、国家供给与民间供给的矛盾，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下降。受到有限理性制约，学界虽然感知到教育效果下降这一现实，但未能及时发现供求失衡这一根本原因，因而未能采取有效手段，加强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以多元供给满足多元需求，而是一味强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正是这一认知不足使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始终未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供需矛盾，包括个体需求与国家需求的矛盾、国家供给与民间供给的矛盾，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掉落陷阱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一是沿袭传统的思维惯性，把思想政治教育当作纯粹的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目的价值。这一思维惯性不仅桎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而且限制了教育范式由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和生活化范式的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哲学范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化工作，“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发挥了‘生命线’作用，而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中也做出现了历史性贡献”。[5]但随着革命任务的完成和建设、改革任务的继起，由社会哲学范式向人学范式和生活化范式转变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趋势，但既有的思维惯性却束缚了这一转变，因而未能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教育环境适应性问题。
二是沿袭传统的改革惯性，把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当作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由于前述思维惯性，人们一谈到思想政治教育改革，自然首先想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为重点和抓手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只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而忽视其他部门、领域的重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由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看得见、摸得到，在实践操作上易抓易管，这进一步强化了只抓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依赖。这一方面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资源不断流失：过去世代相传的家规家法祖训没有了，过去行之有效的村规民约、乡风乡俗没有了，过去广为人知的行规业德没有了，过去讷言谨行的口德文约没有了，只剩下了抽象枯燥的课本；另一方面造成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趋于简单划一：没有了身教、情教、事教、家教、乡教、行教，只剩下了不厌其烦的言教。资源的流失和方法的湮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只剩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不得不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代行全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以系统的知识传授取代亲情教育、守望教育、责任教育、实践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负重前行还要负罪前行。显然，这样的改革路径无法解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等部门教育的分工合作问题。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改革开放前及初期五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逐渐演变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模式。即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枝独大”，而家庭教育、单位教育和社区教育、传媒教育日益弱化和解构。“主渠道主阵地”模式虽然抓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对象和关键阶段，但只有“主渠道主阵地”而不见“辅渠道”“次阵地”，主辅结构严重失衡，思想政治教育犹如被断掉四肢，只剩下可怜的躯干在低效的陷阱痛苦挣扎。这样的主辅配置不仅主体结构失衡，而且进一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时间、方式、群体、供求配置极度失当，根本无法克服和解决因经济社会变革而引发的内部矛盾和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转型因此陷入狭隘的低效的“学院化、经院化”泥潭。
四、跳出转型陷阱的路径选择
前文分析表明，“我国进入常规性稳态社会运行状态后，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合理转换根本在于：思想政治教育从服从、服务于革命运动转向重在社会建设和人自身建设。”[2]基于此，要跳出思想政治教育转型陷阱，必须解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精英化、学院化、抽象化、理论化路径依赖，建构真正全民化、社会化、终身化、具象化、实践化的多元体制。
（一）理念上的突破：思想政治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全体社会成员思想品德、政治观点的培育、引导和灌输，它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和文明程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多方面特性。第一，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文化性，是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生命线。第二，思想政治素质是人的必备素质之一，它既不是一日之功也非一成不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会一劳永逸，它不是一时的而是终身的，它不是针对某一部分群体的而是面向全社会的。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丰富内涵和宽泛外延，涉及思想、政治、伦理、哲学、宗教、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既包括理论学习、政治引导又包括品德养成和行为塑造。第四，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极其丰富，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工作、生活当中，人们都能耳濡目染。第五，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专业技术教育，它是开放式的，门槛很低，更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鉴于这些特性，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充分发挥家庭、单位、社区和传媒的作用，形成终身的、全方位的教育体系，而不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一个单元上，否则必将拖累拖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
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定位基于特殊性的抉择。一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正值一个人心智思维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对其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可以使之了解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而且可以使之明白其中的逻辑与原因，从而树立正确的理想信仰。二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更专业化更系统化，它为人们认知复杂的社会思想政治现象提供强大理论武器和思维方法，是格物致知、知行统一的必经阶段。因此，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的中流砥柱，具有奠基固本和承前启后的作用，理应居于“主渠道主阵地”地位。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主阵地”定位绝不是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单位思想政治教育、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和传媒思想政治教育的否定与轻视；恰恰相反，它是对上述四个教育单元辅渠道次阵地地位的更加明确的定位，是对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中不可或缺作用的肯定。
（二）结构上的优化：构建主辅相承、传统与现代相融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6
关键词：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问题对策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关乎党的前途命运，关乎国家民族的富强繁荣。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直接关系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高中生是青少年中的重要群体，高中阶段是每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高中生的意识形态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意义及现状
意识形态概念是由法国思想家托拉西提出的，目的是把封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偏见驱除出科学的地盘，以利于资产阶级对封建神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生活现象的总和，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1]，是统治阶级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工具，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对于引导社会舆论和公民政治价值取向、政治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公民政治意识教育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具有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教育在我国始终处于公民教育的核心地位，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政治问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的不断创新，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成效显著。但是，社会转型期的制度革新、思想变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也给当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带来诸多挑战。
二、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面临的问题
高中阶段是学生向成人过渡的重要时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始终是党和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目前我国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直接影响青少年政治信仰的树立和政治信念的坚定。
（一）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渠道窄、效果差，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主要由高中思想政治课承担，其次是学校整体的德育教育。就目前而言，高中学校德育教育主要集中于学生品德行为的规范教育，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力度不够且流于形式。思想政治课是高中学生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但由于受到高中自身定位的影响而使意识形态色彩淡化或被遮蔽。受人才选拔机制的影响，高中成为为了高考的高中，三年的高中生活只是高考的准备期，思想政治课作为高考的科目之一，在这种背景之下也只能定位在知识教育上，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及公民意识教育功能不断被弱化。
（二）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形式单一、内容枯燥，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文化市场的繁荣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潮流化。因此，意识形态教育方式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当前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方式还是以说教和灌输为主，基本内容以党的政策文件为主，脱离学生实际和生活，内容枯燥乏味，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影响教育效果。
（三）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受家庭教育影响。家长的政治态度直接影响子女的政治价值取向。现在高中学生的家长大多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传统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对于政治抱有很大距离感。再加上中国家庭历来重视孩子的品德教育，很少有家长在孩子面前提及政治思想问题。这样一来，意识形态教育在很多家庭教育中是缺失的。教育需要学校、社会和家庭形成合力，意识形态教育依然如此。家庭意识形态教育的缺失弱化甚至抵消了学校意识形态教育。
三、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的对策
面对当前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为了使广大青少年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学校德育工作，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活动。学校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学校德育工作是重中之重。要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学校应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品格。在思想教育中应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通过开展全校性学生广泛参与“爱祖国、爱劳动、爱学习”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把意识形态教育融入学生活动中，发挥德育教育的意识形态作用。
（二）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课程标准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总目标是：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具备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应有的自主、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态度；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情感；初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个目标既体现了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又是对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根本要求。高中思想政治课不仅要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教育应是其核心内容。高中思想政治课应将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结合起来，知识教育要为思想教育服务。用知识教育强化思想教育，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基本观点教育，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常识为基本内容。结合时代特征，联系学生实际生活，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提高知识教育的有效性。在知识教育中融合思想教育，实现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初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终身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质基础的目标。
（三）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发挥家庭教育在意识形态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都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但家庭教育又是意识形态教育的最薄弱环节。北京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浦劬先生认为：“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于人们的政治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一般说来共同的社会关系和共同的利益要求会使人们形成共同的政治心理。”[2]家庭关系是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家长的政治心理直接影响孩子的政治态度，所以要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关键在家长。我们必须将家长的政治教育纳入公民教育和学校教育范畴。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家长和学校的联系活动，例如，召开家长会，成立家长委员会，举办学校开放周，等等，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科学有效的教育方式，切实可行的教育内容告知家长。同时结合家长实际制订相关家长培训计划，让学生指导家长，使被动变主动，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极大地改变意识形态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缺失的现状。
意识形态工作极为重要，高中生意识形态教育相当关键。我们必须面对新情况与新问题，沉着应对各种挑战，不断创新教育体制机制，科学有力地将意识形态教育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不断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修养，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019(2009)7-0284-01
[摘要]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效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开展计划生育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计划生育;卫生宣传;新时期;局面
新时期,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法治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解决好我国人口问题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健康良性运行的可靠保障。因此,本文认为新时期我国的计划生育卫生宣传教育工作应该走法制化的道路。
1计划生育卫生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局面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史,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效的缓解了人口过多、增长过快对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深刻烙印,形成了主要依靠国家政策和地方规定进行调整控制的工作模式,行政强行制约,政府管理的色彩很浓厚。再加上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还不高,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不完善,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现行生育政策还存在较大差距,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任务十分艰巨,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严峻的形势都对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治化进程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尽管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依法行政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与国际社会的普遍标准相比,我国的生育法制明显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势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人民群众并没有形成科学的人口观。
30多年的计划生育发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壮、辉煌”的历史,也是一部从最初的“人治”逐步走上“法治”轨道的历史。30多年的计划生育卫生宣传教育工作的实践给了大家一个重要的启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走法治化的道路。因此,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制建设,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水平,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法治化,实现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依法管理,依法服务,解决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已经越来越紧迫。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很好的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正当权益,才能真正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
2开创计划生育新局面的具体措施
2.1增强全民计划生育的法治意识:法治意识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法治意识是加强立法、完善法制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公民遵守法律的保证。广大人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是社会主义法治实现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越强,他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就越高,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就越有保障。总之,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是保证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治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法治化实现的前提和基础。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当前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全民的法治意识还不能适应全面、深入实现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法治化的现实要求,还存在着种种落后、错误的思想意识,其中封建“人治”思想、部门本位思想、封建传统的生育文化等对人口计生法治化进程的消极影响表现得十分突出。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人民群众计划生育方面的法治宣传与教育,争取使他们认同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与法律制度。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8
新疆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与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家庭教育相比较，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把法治教育渗透到家庭教育当中，就这一点与内地相比有更大的困难。
（一）新疆的地理因素造成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法制教育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顺利开展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经济发展远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尤其在偏远的牧区,经济发展更为缓慢,部分群众未能脱贫，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给少数民族家庭的法制教育带来了巨大阻力。
（二）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多宗教汇聚之地，多种语言文字的使用给家庭法制工作带来巨大阻碍
全疆各地分散居住着多个民族，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在汉族聚居的地区普法教育用一种语言文字即可,而在新疆至少要用两种语言文字,多则要用五、六种文字的普法教材,才能满足家庭法制教育的需求。若把法律教材译制成多民族语言文字，将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本不发达的新疆来说，无疑是举步维艰。农牧民常年处于流动状态,使得法制教育难于组织领导。
（三）新疆的居民大部分生活在农牧区，在家庭教育中渗透
法制教育工作是重点中的难点，却始终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家庭教育在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家长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素养对孩子的教育有重要的影响。不少刑事案件中反映出家长法盲常常伴随着无知、伴随着文盲。据一项对5350名青少年刑事犯罪分子调查表明，母亲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占82.9％，母亲受过高等教育的只占4.5％。家庭是少年儿童生活成长的“摇篮”，如果这个“摇篮”有破缺，便容易影响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甚至使其滑入违法犯罪之列。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新疆没有广大农牧民法制意识的增强，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孩子进行法制教育。新疆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制社会。
（四）近年来习惯上，在新疆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中，家长都没有重视法制教育
多数少数民族家长把法制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去理解，认为那是学校的事情，或者把法制教育认为不是必备的知识，没有把它当作一门重要的家庭教育的内容去学习，甚至还有人认为那是法制部门的事情，跟我有什么相干。可事实真的如此？因为不重视对法制学习的学习，但家长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严格地按照法律去解决，反而去追求自己所谓的“办法”去解决，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目前新疆已投资5000万元建设流浪未成年人教育培训安置中心，帮助获救助未成年人学习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以利更好地融入社会。同时，新疆各地还从源头预防入手，对救助返回家乡的未成年人，层层签订帮扶责任书。政府建立起符合国情区情的早期村委会（社区）干预机制、行政干预机制、司法干预机制，对于父母不履行未成年人监护抚养责任的，出台法规建立可操作的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和变更、撤销监护资格制度。针对上述情况，加强少数民族家长学习法制知识，加强对孩子的教育，让孩子学法、知法、懂法，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前提和基础。
二、新疆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中实施法制教育的对策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9
学校应在培养中学生法治意识中发挥主导作用
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品德培养，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培养中学生法治意识，应该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建立法治环境、提高教师素质、改变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并用它指导自己的行为。首先应该提供良好的法治培养环境。一个学校的“法治”状况直接影响对学生法治意识教育的效果。学校在校规校纪方面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在日常管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要照章处理。加大对“问题学生”的关怀和引导，绝不因人而异，要一视同仁。为学生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其次是提高教师的法律素质。教师是中学生法治教育的传播者，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中学生法治意识形成的影响作用。要在提高教师的法律道德修养的同时，全面提升情感、态度和知识、能力等水平，在教学过程中自觉体现学科课程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法制观念、健康意识、环境意识等教育内容，使学生的个人素质在言传身教中得到提高。再次要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法律常识课不仅仅是要让学生知道法律，更应该教会学生掌握法律、运用法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将“教书”和“育人”紧密结合，不仅要讲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更要多引用案例，尤其是发生在中学生身边的例子，增强教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教会学生用法律指导行为。最后是引导中学生进行自我教育。法治意识的培养更多的是靠学生自己的吸收、内省、实践。引导他们遵循基本的价值取向，培养朴素的道德情感，懂得人生活在社会里是平等的、公正的，相互之间应该是富有同情心和怜悯心的。教育他们学会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社会应为中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创造环境
社会是除家庭、学校之外的中学生活动最多的场所，社会法治环境对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影响力不可低估，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能激励中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反之，不良的社会环境会使鉴别能力不强的中学生误入歧途。孟母三迁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如果中学生平时接触到的人都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无疑对中学生法治观念的形成是有益的。有关部门对学校周边的各种娱乐场所要按有关规定彻底整治，严厉打击危害学校正常秩序、侵害中学生的各类犯罪活动，保障学生有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应该大力倡导新风正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依法治国的宣传教育，开展健康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吸引学生，教育引导学生自觉远离游戏厅、歌舞厅、网吧等场所。另外，要注意加强对中学生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引导，增强自我保护能力和意识，会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的安全。
家庭要注意对中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家庭法治教育的意义篇10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当前政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人民法院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能力的迫切需要。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80在基层，80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基层，直接面对农村广大群众的也主要是基层人民法院。因此，基层人民法院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应当大有作为。
一要提高认识水平，从讲政治高度认真对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主题教育活动较多，据笔者在海安县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条到块，该院目前正在开展六项主题教育活动，少数干警对如此之多的主题教育活动不能理解，甚至错误地认为主题教育年年搞，年年都一样。因此，基层法院领导从讲政治高度对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自觉带头做好表率显得十分重要。院领导既要认真抓好教育活动，加强领导和指导，又要率先垂范，当好标杆，做到带头学习，带头授课，带查找问题。基层法院应当把开展教育活动切实摆上议事日程，真正把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上级法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及时准确把握教育中干警的思想动态，澄清模糊观念，克服错误认识，有针对性的加以教育和引导，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教育，使广大干警进一步明确教育的重大意义，防止法院队伍受到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负面影响。
二要采取多种形式，从司法为民高度认真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使教育活动得到顺利推进，基层法院应当根据上级法院要求，并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施意见，并严格按照部署学习、对照检查、互查评议、整改提高、总结汇报等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单纯的宣传发动、纯粹的说教已难以使主题教育活动入脑入心。因此，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是防止社会主义理念教育走过场的必要条件。从这几年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情况来看，撰写心得体会、主题大讨论、摄影、书画比赛、专题培训、专题报告会、理论测试、征求人大代表、行风监督员意见、领导与干警谈心、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是非常有效的活动载体。同时，各地法院在教育活动中，可以采取走出、请进来的办法，相到取长补短。要努力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使干警思想素质更高，使司法理念更端正，使司法效果更佳，使司法为民措施更实，使司法行为更加规范。教育活动的成果还应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要让有理无钱的人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据的人打得赢官司，让打赢官司的人实现权利。
三要紧贴中心工作，从党的领导高度认真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因此，基层法院必须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地将各项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法治教育活动中，要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意识、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端正司法指导思想，找准司法工作的准确定位，适时调整工作部署，提高依法服务大局的能力。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基层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以及案件的难度都处于不断上升之中，不少基层法院人员编制不足、缺编不能及时补足和两庭建设资金紧缺问题凸现出来。从基层法院这几年的情况看，要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及时解决法院难题，离不开党委、人大、政府的领导、监督和支持。基层法院应当及时向当地党委报告上级法院工作要求、本院工作部署、重大活动安排和工作落实情况，听取党委指示，争取党委支持。同时，加强与当地人大、政府、政协的沟通工作，主动邀请到院调研，自觉接受监督。
四要加强法庭建设，从司法便民高度认真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一段时期以来，撤并法庭成为不少地方热议的话题，似乎撤得越快、并得越大就越好。其实，这种做法对许多地区而言，既不符合现实的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也与司法便民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基层法庭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教育成果向最基层延伸。基层法庭应要求本院基层法庭积极主动地参与新农村建设工作，将审判职能的发挥，融入新农村建设工作中去。要健全一批司法为民的制度，加强对农民当事人的诉讼指导，在法庭醒目位置向群众公开受案范围、受理条件、办案程序、收费标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义务、举证须知、诉讼风险的提示等，对农民当事人实行诉讼引导制度。增设一批为民服务设施，增设便民联系箱，收集社情民意，力所能及地解决当事人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建设当事人休息室，配备雨伞、雨披等便民工具，方便当事人雨天回归；为高龄老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设置专座，体现人?穹ㄍ?/Font>人性化的关怀，在休息室配备毛巾、饮水机、打气筒。聘请一批人民调解员，加强诉调衔接，发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作用，各法庭要聘请一批人民调解员，参与法庭案件调解。各法庭审判人员应到对口乡镇为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举办法律知识讲座，讲解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调解实务，由他们参与疑难案件调解方案的会商，及时解决人民调解员在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要回访一批涉农案件当事人，对于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对当事人进行回访。要了解案件调解工作的效果，特别是对近年来法庭审理的赡养、抚养、扶养案件，农村宅基地纠纷、通道纠纷以及矛盾易激化纠纷案件进行回访，以进一步钝化当事人的矛盾，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义务。要结合"五五"普法，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利用节假日，开展送法下乡活动。各法庭在其所辖乡镇要开展以宣讲形势送政策、解疑释惑送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咨询。发放宣传资料，接受群众咨询，解答群众问题。引导百姓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教育人民群众依靠党和政府解决矛盾、依靠司法解决纠纷、依靠法律维护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增强人民群众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