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1
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是中国就业增长的新引擎。2017年，数字经济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第三年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首次超过20万亿元人民币，达到22.4万亿元，增速高达16.6%，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1%。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将持续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迈向2035：4亿数字经济就业的未来》报告显示，到2035年，数字经济将吸纳4.15亿的就业人数，是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
1.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下行期的缓冲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至今，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仍未结束，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6.7%，预计2017年GDp增速在6.5%左右。经济下行给中国财政收入和就业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期，中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不减反增。中共十以来，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数字经济规模迅速增长，就业规模每年保持稳定增长。2010―2016年，中国GDp增长率从10.6%下滑到6.7%，但同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从1168万稳步上升到1314万，这对于社会稳定、人民收入增加和稳定经济增长预期产生了重大作用。
2.数字经济释放了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潜能。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现代经济活动中，它提高了经济效率、解放旧的生产力、创造新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结构加速转变，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是中国“双创”的重要实现方式，大量的创新和创业发生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已是互联网第一大国，有7亿网民和4亿在线消费者，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激发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潜能。2011-2015年，腾讯开放平台共有600万创业者注册，其中，有30家创业公司成为上市企业，这些企业从腾讯开放平台中获得的总收益超过了160亿元人民币。
3.数字经济有利于过剩产能行业职工再就业。中国处于经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阶段，传统产业淘汰过剩产能、去库存带来的严峻的就业压力，可以靠发展数字经济来缓解。阿里巴巴、滴滴出行、京东、小米、百度、腾讯等数字经济的代表，显现出创造就业机会的巨大能量。滴滴出行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滴滴出行平台创造了1750.9万个就业和收入机会，其中，238.4万个来自产能过剩行业。数字经济帮助传统产业的劳动者获得新工作机会，从而有力地抵消了淘汰过剩产能所减少的就业机会。
4.数字经济创造了大量灵活就业等新就业模式。互联网技术赋予劳动者更多选择权和自由度，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优势和时间状况，选择多样和灵活的就业岗位。劳动者和网络平台间是合作关系，平台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基础设施，劳动者可以在多个平台选择就业。国家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参与分享经济的人数达到6亿人左右，参与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6000万人，其中大部分人是灵活就业。阿里研究院预测，未来20年，8小时工作制将被打破，中国约有4亿劳动力将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50%。
5.数字经济有利于优化就业结构。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中国就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已由2010年的36.7%；28.7%；34.6%，转变为2015年的28.3%；29.3%；42.4%，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幅上升。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显示，在能源、矿产、采掘、冶炼、印刷等传统行业就业难的情况下，互联网/电子商务、保险、基金/证券、交通运输、中介服务等行业就业景气指数相对较高，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的就业景气指数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影响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问题与挑战
1.技术进步将替代低技能劳动力，导致一些行业的就业减少。技术创新发展，催生了新商业模式和新业态，打破了原有的产业格局。技术进步在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导致技术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成千上万零售人员失业；数字媒体发展导致大量传统纸媒和电视媒体人员失业；机器人投入使用，将导致大量流水线工人失业；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将导致律师、研究助理、商业分析师和记者等从业者失业。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指出：到2020年，全球将会有700万个工作岗位消失，包括基础白领和蓝领技工等。
2.现有就业统计体系亟需调整，因其低估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贡献。数字经济环境下，大量灵活就业涌现。由于“众包”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兼职从业者；由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出现了大量自我雇佣者；由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大量记者、咨询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涌现。而现有的统计体系并未将灵活就业纳入国家正规就业统计体系，从而低估了底志济对经济和社会的贡献。
3.现有法律法规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保护灵活就业。《劳动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劳动合同法》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劳动力市场僵化。此外，《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没能有效地解决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问题。
4.一些管理制度仍处于传统经济状态，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当前，中国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制度强调集权、层级管理、区域和条块分割，诸多管理制度和产业政策，制约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具有去中心化、跨区域和跨行业特征，现行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大量从事教育、出行、医疗、金融行业等的数字型企业，被要求完全按照线下经营实体资格条件取得相应牌照和资质，提高了创业者门槛。此外，现有税收制度都是基于区域行政的管理模式，大多数平台型企业是跨地域的，地方对跨区域平台易产生排挤心理，不利于数字型企业整合资源。
促进中国数字经济创造就业的建议
1.适时启动修改《劳动法》，规范灵活用工和劳动关系。建议《劳动法》扩大调整范围，对新型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规范，把广大劳动者最大限度地纳入法律保护范围，规范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签订、变更、解除和终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缴纳、工伤处理等方面的行为。研究和实行适合灵活就业形式的社会保险形式，主要是在缴费办法、缴费基数和比例、缴费年限等方面设计适中的标准，其方向应是降低门槛、灵活服务。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国家应制定更加积极的社会保障政策，支持其灵活就业。
2.提高制度和政策灵活性，完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着力提高税收、劳动法、社会保障等政策的灵活性，探索按小时缴纳社会保险，个人和法人必须依法纳税；调整数字经济模式下的财税政策，规范交易行为，保护交易双方和政府的合法权益。修改现有涉及数字经济的民法、商法、合同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社会经济政策的灵活性。健全就业统计指标体系，完善统计口径和调查方法，建立数字经济就业新形态和创业情况的统计监测指标，使之能更加全面地反映就业创业情况。
3.大力扶持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政府在用地、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应给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政策支持，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在人力资源、办公软件、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信息化方面提供R捣务，帮助创业者降低创业成本。鼓励金融机构为数字经济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提供减免利息税等优惠政策，并加快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
4.大力发展平台型经济，促进灵活就业。建立健全平台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用评价制度，降低企业信用认证成本。创新平台型组织的管理模式，积极采用和推广“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企业”的模式。制定平台企业统计分类和标准，开展平台经济统计监测。推动金融、住房、技能、生产等领域分享经济的发展，鼓励分享经济平台企业吸纳灵活就业。鼓励建立和发展各类生活服务平台，鼓励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完善低收入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减少创业者的生存顾虑。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2
带着上述问题，我们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国巴黎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非成员国经济处，以及oecd相关局处的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一、oecd中绝大多数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经常运用财政赤字政策调节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和求得社会稳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时和希腊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超过100%；接近100%的国家有日本、加拿大；这一比重在50%-70%的国家有奥地利、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荷兰、英国、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国家有冰岛、挪威、澳大利亚；只有韩国和卢森堡两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比较低。
1997年前后，oecd国家开始减少赤字、降低政府债务占gdp比重。绝大多数oecd国家根据经济预测，制定中期计划，力争在1999-2002年间，使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重相对于1998年还会有所提高，预测日本的政府债务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经济展望》一书中，对oecd几个主要国家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进行了两年的估计和预测。
这些国家财政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欧元体系的国家受到马约的限制，要达到将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内的要求，为此许多欧元体成员国家采取了新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这种政策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财政状况与经济低速增长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总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维持一定程度的失业率。2.少数国家由于近两年来经济增长较快，经济运行情况较好，为缩小政府赤字和债务奠定了财力基础。典型的是美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债务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美国于1997财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结余占gdp的0.4%，预计这种平衡的财政状况在不发生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持续几年。
二、为什么《马约》把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过3%、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作为加入欧元体系的标准。目前在衡量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大小时，常引用这一标准作为警戒线。《马约》在确定上述标准时，不是依据现成科学的经济理论和计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并没有解决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最佳规模问题。《马约》确定的上述标准是依据欧盟国家建立欧元体系时，德、法等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分别占gdp比重的现实状况作为标准的。其关键的意义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数字本身，而是为了使加入欧元体的成员国都要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欧元体成员国之间在利率和汇率上的协调。值得说明的是，在《稳定和增长法案》中又进一步规定，并不是绝对不准许加入欧元体国家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政府赤字和债务都必须在这一控制和限制线下。当一国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战争情况时，准许该国政府在短期内突破这一限制，但必须力争尽快将赤字和债务占gdp的比重降至这一标准之内。
因此准确地讲，3%和60%不是赤字和债务的警戒线，而是欧元体系成员国的限制线。我们在运用这一限制线时，旨在与目前市场经济国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债务规模相比较，说明当我们需要运用这一政策工具时，尚存在余地。但是针对中国的国情，究竟多大规模的赤字和债务是可以接受的，这要将财政放在整个经济状况中，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在经济增长率、社会稳定需要和财政状况之间进行利弊的权衡。具体说是在短期内牺牲经济增长还是牺性财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经济增长降低与容忍多大的财政赤字之间进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选择。当然，这是在不允许有通货膨胀的前提下的政策选择。如果再扩展一点看，除以上“两害”之外，通货膨胀是另外“一害”。在经济结构失调或遇到其他问题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要在“三害”之间进行权衡，这是经济结构调整，达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权衡哪种成本或成本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小时，主要使用的指标是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时也使用净赤字（一个财政年度的财政收支差额）或总赤字（净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债务收入（即总赤字加上归还债务本金）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国常用的债务依存度指标。为此，我们与oecd的专家也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许多国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财政赤字政策时，债务依存度可能会比较高，如果使用我国这种指标的话，就根本不能发行国债了，政府的难题就无法解决。例如俄罗斯，去年政府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二左右。
我们分析，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主要是把财政状况放在经济中考虑，不是单纯地就财政论财政，而是把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手段和工具。他们在分析财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债务的利弊时，也是从财政对经济的影响来分析的，而不是单就财政本身的状况来选择财政政策的。这恐怕是oecd国家为什么使用赤字和债务占gdp比重这两个指标，而不使用我们的债务依存度指标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计算和估价政府债务的绝对额规模。这主要涉及到除国家预算公布的赤字和债务外，国有企业债券、潜在的社会保障欠帐、国有企业的亏损（对应于国有银行的坏帐）应不应该算做政府的债务？oecd的一位专家指出，目前他们组织了专门的小组也在对各国政府债务的口径和范围如何规定和统计等问题进行研究。事实上，oecd国家在政府债务的统计和计算的口径上，还不统一和一致。取得国际上对各国政府债务能够统一和规范的统计口径和范围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能把我们上述提出的债务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债务。他们将继续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几点体会和认识：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国已初步确立。体制的根本性转变要求我们原有的一些政策观念也要发生转变。在财政平衡政策问题上，转变观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收入的总枢纽。财政收支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资金和物资之间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调节。财政的角色成为“补缺口的上帝”（godofgap）。当社会总供求不平衡，出现缺口时，就要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进行调节。财政赤字政策成为在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时，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这种政策的采用，使得财政收支不可能达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实行财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债是弥补赤字的主要办法，政府债务累计的还本付息额也使得政府财政收支难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场经济国家中，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成为经常的现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减少赤字和债务的努力，但是消灭它们，达到计划经济体制中的那种平衡，既是不现实，也是与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宜的。从以上意义讲，追求年度财政平衡的观念是值得研究的。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3
本文以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从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等三个方面对财政赤字绩效进行宏观角度的研究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宏观角度来说，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处于可接受可控制范围，具有可持续性，并且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达到了政策目标，促进了经济发展。以此为基础，我们建议在未来期间国家可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财政赤字，发挥财政赤字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财政赤字；绩效审计；财政赤字风险性；可持续性；经济效应
一、引言
1.研究背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也不例外。2008年年末我国开始实施以减税和增支作为主要政策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与此政策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财政赤字（赤字财政），有关数据显示，在2008-2013年期间，相对于2008年的执行财政赤字而言，2013年财政赤字比2008年绝对金额上增长9740.15亿元，相对数上增长7.7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4万亿投资”。在2008年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2009年，财政赤字支出超大幅度增长，达到7781.63亿元，2013年财政赤字相对于2009年，净增长3220.83亿元，增长率达到41.40%，财政赤字超速增长。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财政赤字支出的角度，通过分析财政赤字支出的绩效，从侧面反映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2.文献综述美国经济学者萨缪尔森曾经指出:“当今宏观经济学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问题能比巨额财政赤字的经济影响更富争议。”(萨缪尔森,2008)凯恩斯也明确指出,在经济衰退时期,克服衰退是首要的问题,政府不仅可以有财政赤字,而且应该有财政赤字。此外，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构建的宏观经济模型中,通过从总储蓄中分离出公司利润的因素,证明了财政赤字是促进经济复苏的一剂良方。很显然,减税会导致较高的赤字,却增加了公司利润。家庭储蓄的增加降低公司的收入和利润,低利润使公司资金周转变得困难,增加了破产的风险；同时，低利润制约了公司扩大生产的能力,失去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而财政赤字可以抵消家庭储蓄对公司利润的负面影响,从而改善公司经济预期。因此财政赤字是治愈经济危机的良方。借助财政赤字,经济研究者能够总结出该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综上所述，本文将简要对我国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分析，以此从侧面对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进行反馈，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研究原则
1.财政赤字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本文在对我国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审计研究时，不仅通过对各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定量来评估财政赤字的绩效，而且还从定性角度对财政赤字预算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以及与财政赤字实际执行数与预算数的差额进行分析。（2）重要性原则。财政赤字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评价指标。而在对财政赤字的绩效进行研究时，不能一概而论，要选取相对重要的评价指标。这样才能提高绩效研究的效率，节约相关成本，同时达到预期的绩效研究目标。（3）可接受性原则。财政赤字绩效研究指标的选取，要符合大众的认可，并不是越复杂越好，在重要性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强调评价指标的选取要有充分的民众基础，选取广大学者认可的、理论基础完善的评价指标。
2.财政赤字绩效研究的指标体系（1）定性指标。如图1所示，虽然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是在2008-2013年，我国GDp总额一直保持持续的增长趋势，与此趋势相一致，我国财政支出也在逐年增长，这说明，在GDp增长趋势良好的情况下，我国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总体呈增长趋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图2反映的是2008-2013年我国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的金额对比，图3是两者差额的一个趋势图（差额=预算数-执行数）。显而易见，第一，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实际数保持在国家的赤字预算范围内，这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总额在国家的可控范围内，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二，从图3我们明显发现，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每年波动较大，在2011年以前（包括2011年），两者之间的差额每年间增长幅度大，且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在2011年之后，财政赤字预算数与实际执行数之间的差额呈下降趋势，说明两者间的差距在缩小，我国的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符合预算科学性的要求。（2）定量指标。本文借助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财政赤字的财政风险性，以及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对我国在2008-2013年间的财政赤字绩效进行研究分析，虽然说服力和科学性存在不足，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考察这6年间我国政府借助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以及财政赤字规模的合理性，是否存在引起潜在的财政风险的可能性。所以，在本部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财政赤字的风险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和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
①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对财政赤字风险性的评价，国际上通常用四个指标：财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比重，3%为警戒线；国债负担率，即国债累积余额占GDp比重，60%为警戒线；债务依存度，即当年国债发行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30%为警戒线；国债偿还率，即当年还本付息额占中央财政支出比重，10%为警戒线。表1为根据财政赤字风险性四个衡量指标的定义，计算出的各个指标比重数值。第一，从财政赤字率的角度，参考国际通用的警戒线标准3%，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均在警戒线范围内，并且，与警戒线还有很大的距离空间，相对于这个指标而言，我国财政赤字风险不大，完全处于掌控的安全范围之内。第二，从国债负担率来分析，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60%，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13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始终保持着1字开头的百分比，远远低于警戒线的水平，以该指标为标准，我国的财政赤字几乎不存在任何风险。第三，债务依存度是衡量财政支出中依靠债务获得资金的依赖程度，在30%的安全范围内，我国的债务依存度除了2009年和2010年相对其他年度而言比较高以外，剩下的考察年度与警戒线30%差距大，说明我国财政赤字的风险性可接受，在控制之中。第四，我国的国债偿还率在2008-2013年间，平均水平都超过了警戒线10%的标准，单独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财政赤字处于风险状态，侧面表明，前面发行的国债给未来年度增加了偿还负担，占用了财政支出用于未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等资金。综合四项衡量指标，总体而言，我国的财政赤字风险性处于可接受范围内。在未来不会出现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可以保持现行的财政赤字水平。此外，我国的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余额依旧处于较高水平，国债的付息额呈增长趋势，这些情况表明，未来期间，我国的国债偿债压力将可能进一步增大，国债偿还率突破警戒线的风险可能性大，未来我国政府应该注意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要合理控制财政赤字，控制国债的规模，防患于未然，尤其是在我国放缓经济增长，保持7%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
②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是指政府能否无限期地保持既定的公共收支格局或政府是否将最终被迫改变财政政策的态势。它实际研究的是政府的债务清偿能力问题。当政府有能力偿还债务时，财政赤字就是可持续的。一般有以下几种衡量财政赤字可持续性的方法：宏观经济指标法（将财政赤字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联系在一起考虑）、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由于公共收支协整关系法以及周期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法计算比较复杂，并且受到多种变量的影响，误差大，所以本文选择宏观经济指标法，简要评估一下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以此为基础，预期我国未来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
本文选取Cpi衡量通货膨胀率，GDp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水平，财政赤字率作为财政赤字规模的评价标准。如表2所示，是2008-2013年间我国的Cpi、GDp增长率以及财政赤字率的百分比指数。总体而言，在2008-2013年间，我国的财政赤字率与GDp增长率基本保持相同的趋势。在保持平均8%以上的GDp增长率的情况下，2008-2013年间的Cpi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这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并未引起物价持续高幅度的上涨，虽然存在一定的通胀影响，但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政府可以保持当前水平的财政赤字政策。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是Cpi波动较大，尤其是在2008-2011年间，在以后两年，趋于平缓，这可能表明，我国政府确定的财政赤字规模越来越科学，越来越符合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这进一步论证了我国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随着财政赤字预算越来越科学合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未来期间，我国可以保持目前财政政策的总体模式，我国的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
③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财政赤字的增加能够扩大就业、消费和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提高收入水平而增加国民储蓄,其政策含义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有效。财政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复杂，且大部分是间接影响，由众多学者对此利用各种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仅从财政赤字对私人投资和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收入和消费的角度进行粗略的衡量评价。首先，从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角度，“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是政府支出必然增加。从图4可以从宏观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在2008-2013年间的政府财政赤字，并没有使私人投资减少，相反私人投资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其次，通过增加财政赤字，达到了促进消费和投资，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使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逐年增长的目的，这些都表明，我国的财政赤字在宏观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符合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最后，从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角度，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是指政府支出增加使国民收入和投资有所增加，这两点能从图4和图5清晰地得到支持。综上所述，我国的财政赤字支出在2008-2013年的后金融危机期间，发挥了积极的促进经济复苏、应对危机影响的作用，财政赤字的绩效值得肯定，当然，本文仅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得出结论，具体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有多大，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绩效审计的严谨性、说服性角度来说，需要实施进一步的审计程序，从而获得更加充分合理的审计证据，支持财政赤字绩效审计结论。
三、结论与建议
根据国内外实际经济形势,并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达到了国家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实现了其政策使命，而且，从宏观视野而言，并没有带来财政赤字本身具有的负面效应。因此，对于我国在2008-2013年间财政赤字的绩效，我们可以在宏观层面给出一个肯定性的支持意见。在以上有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在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下，我国的财政赤字将继续在扩张的财政政策下得到适度的提高,财政赤字手段依然是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再有,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单纯依靠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要提高内需和投资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一，继续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国家财政赤字,是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回暖疲软的大环境下我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只有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使我国的财政政策乃至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断得到增强,从而更好地抵御外部环境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第二，推进税制改革,拉动国民消费与企业投资刺激经济发展。除了要利用财政赤字政策扩大政府支出规模以外,还要依靠拉动内需、促进企业投资等手段。西方经济学理论表明,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拉动。因此,要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通过刺激内需、优化投资环境等手段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和企业投资积极性,从而拉动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孙文基.西方学者关于财政赤字挤出效应研究的最新进展[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2]许雄奇,陶磊,章晓英.财政赤字、人口结构与国民储蓄——来自中国经济的经验证据（1978-2008）[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
[3]邹元婷,许莉.我国财政可持续性的实证分析:1952-2007[J].改革与战略，2010.
[4]李红兵:财政政策与财政赤字[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5]夏少刚.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定量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4(01).
[6]郑天祥.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分析[J].现代商业,2013（03）:128-129.
[7]郭庆旺,吕冰洋，何乘才．我国的财政赤字过大吗[J]．财贸经济,2003(8)．
[8]王晓霞.财政可持续性研究述评[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11)．
[9]孙文基.大危机后西方学者关于财政赤字对经济影响的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09(04).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4
财政赤字政策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史，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我们发现财政赤字政策使用相当广泛，这些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
1、财政应追求长期平衡而不是短期平衡
财政收支平衡是宏观经济政策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但这种平衡主要应立足于长期平衡，而不仅仅是短期平衡。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赤字率在短期内都曾出现过较大的波动，如从1981年到2000年的20年间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赤字率最高分别达到过6%、7.3%、6.0%、3.3%和7.7%，但其长期赤字率则基本稳定在2.5%左右。上述几国过去20年间平均赤字率分别为2.6%、2.5%、3.1%、2.2%和2.6%。这说明在一定时期根据实际需要实行一些短期的财政赤字，以此换来财政长期的平衡是必要的。归根结底，财政平衡是要以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为基础，脱离经济总体情况的财政平衡既无意义也不可持续。
财政赤字在短期波动而在长期平衡首先是由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引起的。除去战争因素赤字较高的年份往往都是经济比较萧条的年份，如美国20世纪以来出现过四次赤字比较严重的时期，赤字率超过了3%，究其原因都是由经济萧条引起的。而随后的赤字率下降甚至赤字减少出现赢余又都是经济状况转好、经济进入复苏和高涨期的结果。比较典型的如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高增长最终消除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并转而出现赢余。因而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上，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而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中，财政收支则又应是相对平衡或是基本平衡的。
除周期性因素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也对财政的短期与长期平衡产生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要求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相应政府的支出强度与结构也有所区别。在某些阶段上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公共政策目标，赤字会大一些，结果可能导致在某些阶段上财政的不平衡。但财政的短期不平衡是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比较牢固的基础，运用得当能够为财政实现长期平衡提供重要保证。如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和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工程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虽然导致了持续时间较长的赤字，但为其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反周期的赤字政策仍然是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赤字财政政策虽然一直被世界各国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加以普遍使用，但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兴起，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重新占据上风后，西方经济理论界出现了否定赤字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倾向，也不断有政界人士出面反对赤字财政政策。这种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需要认真加以分析。从欧美日等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来看，尽管有学者否定和政界人士反对，但赤字政策仍然作为最主要的反周期政策被使用，一直到现在从未被放弃过，只是使用的强度和方式随着时代和国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罢了。从历史数据上看，美日欧等国的赤字率具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使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景气度。如最近布什政府在美国赤字率已经接近3%的情况下，又提出了高达6740亿美元的10年经济刺激方案。各方普遍预计美国今后几年的财政赤字将超过3%。
造成赤字理论与实践的反差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周期财政政策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制度化为自动稳定器，在经济波动时自动发挥作用，导致财政赤字随经济周期逆向波动。经济理论界并不特别反对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他们主要反对在自动稳定器之外所谓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的作用。其次，反对财政政策的一些理论基础并不牢靠，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如财政政策无效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李嘉图等价定理就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其三，对赤字政策的批评和反对很多是出于选举政治中党派斗争的需要，而非完全从科学角度出发。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历次总统选举中赤字问题都成为在野党攻击执政党的重要武器，但以反赤字为旗帜上台的新总统又都无一例外地继续执行赤字财政政策，甚至比起前任有过之而无不及。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以新政闻名的罗斯福总统就是以平稳预算为竞选纲领登上总统宝座的，他的执政开创了美国和平时期长时间财政赤字的先例。1980年里根竞选时也承诺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他执政的结果是美国形成了和平时期最高的赤字率。
当然，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存在有效性不足甚至下降的问题。如财政政策的"时滞过长"问题，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常常有经济刺激措施出台时经济已经复苏的情况。导致财政政策"时滞过长"的重要原因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和多党制，政府和议会往往就预算问题争执不下，迟迟不能决策。美国从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开始直到今天的布什总统，每遇经济萧条或是衰退时，总统总是指责国会中的反对党拖延时间延误时机。对财政政策的另一个指责是在萧条期或衰退期增大的财政支出在繁荣期也很难削减，结果导致了赤字滚雪球般的累积，这是与多党制相联系的一个问题。执政党为了取悦选民，巩固自己的票基，常常不顾政府的财政状况大派福利，这是赤字变得难以控制的重要原因。如里根执政期间，他一方面通过减税取悦高收入者，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而开罪中产阶级，结果必然是赤字爆炸般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像意大利这样由多党联合执政的国家赤字明显高于单独执政的国家，因为在多党联合政府里有更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需要得到照顾。显然，在政治体制完全不同的国家里，这些问题就不一定存在，财政政策也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一国发展阶段也是决定财政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美国和日本早期财政政策明显有效，与当时公共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有关。在当时情形下，社会需求指向明确，政府公共投资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公共投资也与当时的产业结构匹配较好，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明显。相比之下，在发展后期，这些发达国家财政政策可应用的范围明显缩小，一般多集中在转移支付领域，赤字财政政策的效果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因而对赤字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作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特别要从一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简单的财政规则既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又难以真正改善财政状况
为财政政策设立某种规则防止赤字无限度膨胀是必要的，但规则本身又不能损害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财政状况的好转根本上还是要依赖经济形势的好转，西方国家赤字变化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西方国家的经历也表明，为总体财政赤字设置上限的简单规则在实践中难以奏效，对限制财政赤字的实际作用也不大。比较典型的如美国限制赤字增长的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1987年在里根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了Gramm－Rudman－Hollings法案，该法案要求财政赤字应逐年减少，并在1993年彻底消除赤字。为此国会应每年制定赤字上限，超过上限就自动按比例消减除国防开支外的全部开支。这看起来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法规，但实际上却无法得到认真执行。由于赤字上限预测得过于保守，国会经常被迫提高年度赤字上限，行政当局也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来使赤字合法，如出售政府资产、晚列支出早列收入、把一些项目移出预算等等。结果到按法案规定应是消除财政赤字的199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不仅没有消除，反而由法案制定时的1500亿美元上升到了2551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由2.9%上升到了3.9%。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通过财政重建法案，最终都因经济形势的恶化而不了了之。
有些人认为，这些规则失效的原因是由于规则本身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仍不够。《马约》标准的出台是试图通过国家条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规则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但是目前《马约》标准明显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欧盟中的核心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公开指责《马约》的标准过于严厉，有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也公开指责该标准是"愚蠢的，跟所有死板硬性的决定一样"。最近欧盟内部又在酝酿修改规则，重新定义财政赤字概念，引入"结构性财政赤字"概念，把经济周期对财政赤字的影响考虑在内。这一修改会大大增加规则的灵活性，赤字率的透明度则会大大下降，标准的约束程度也会放松。
在一国内或一个区域内使用简单规则已经存在很多问题，在不同国家间使用同一个简单规则就更有问题了。就政府财政赤字这一概念而言，《马约》指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全部政府赤字，但由于各国预算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差异，全部政府赤字的范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有些国家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甚至国有企业的收支都是包括在全部政府收支中的。各国情况不同，政府潜在的收入与支出也有很大的不同。显然，不顾各种区别而只统一用一个百分比来衡量政府的财政状况是不适当的。政府债务余额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有些国家政府债务余额仅指政府部门的债务，而有些是指整个公共部门的债务余额。况且政府债务余额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政府财政状况的指标，一般谈论政府债务余额都是指粗债务余额，没有扣除政府的金融债权，实际上扣除后的净债务余额更客观地反映了一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如日本政府的国债余额已经超过GDp的130%，远远高于《马约》60%的标准，但日本的财政状况虽不能称好可也远未崩溃，日本政府仍有余力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关键就在于日本的净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只有50%左右，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差并不太大。
4、对不同性质赤字的影响应作区分
一般认为赤字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有以下几类，一是导致通货膨胀率提高；二是挤出私人投资；三是降低储蓄率进而影响资本形成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但是以上这些结论都是在假设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下得出的，当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时，以上这些结论都不能成立。经济运行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的标志是需求不足、生产能力利用率低，失业率高等。这时增加赤字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资源的利用率，改善全体人民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支出不但不会挤出私人投资，还会由于乘数效应而带动、挤入私人投资。
不仅处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赤字对经济的影响不同，不同性质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统计中对政府支出没有严格区分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很多分析只是笼统地把政府支出作为非生产性的消费支出，由此得出了高赤字将降低储蓄率、减少资本形成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的结论。但实际上，政府投资也可以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渠道，这对私人部门发展相对滞后的后发国家更是如此。政府公共投资形成的基础设施是高生产性资本，对一国经济长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从另一方面看，政府的投资支出同时形成了资产，政府总的资产负债状况没有恶化，这和其它性质的政府支出只增加政府债务不增加政府资产的情况迥然不同。从历史上看，政府支出中投资比例较高的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高于其它西方国家，日本长期发行建设国债为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国际上，赤字只为政府投资支出融资的规则被称为黄金法则（GoldenRule）。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财政重建时实行这一法则，既保证了经济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财政状况。英国从1997年也开始采用黄金法则，目前英国已是欧盟成员中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
我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赤字政策的选择
无论是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还是从我国政府的决策机制来看，我国当前都有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利条件。要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促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应简单地将《马约》标准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准则，而是应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参照相应的国际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满足当前发展阶段需要的、且又是充分谨慎的财政政策规则。
1、充分利用公共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国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人民群众的一般商品需求已经能够得到基本满足，但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水、电、路、机场、通讯等设施仍很落后，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的增长；二是广大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体育娱乐等设施十分短缺，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三是大江大河治理和国土整治工作尚未完成，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未得到根本扭转，这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出不利影响；四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的设施与装备还相对落后，投入不足，创新能力差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增长潜力。以上这些领域都是公共投资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或者是需要公共投资进行引领的领域，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共投资仍存在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公共投资可以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在历史上都有过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加快经济发展的经历，日本历史上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过7%－8%，瑞典等国也达到4%，而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基本建设的总投资规模仅占GDp的2.6%，这还是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后的结果。因此我们建议要把我国财政中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逐步提高到5%左右，建设资金首先考虑从经常性收入中支出，不足部分可以考虑通过发长期建设国债来筹措，每年发行建设国债的量由当年的财政状况决定，考虑到日本等国的经验教训，建设国债最高不超过GDp的4%。在基础设施得到比较大的改善后，这一比例应逐步递减，以防止国民经济对公共投资的过度依赖。
2、财政要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支付必要的成本，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出来。我国目前面临的内需不足问题与体制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近期可以考虑通过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使其尽快正常运转起来。每年社会保障特别国债的发行数量也要视当年的财政收支状况而定，但最多不应超过当年GDp的1%。社会保障基金正常运转后并能做到可持续性的收支平衡后，应停止发行社会保障国债。
3、政府经常性支出要向公共财政方向转变，增加教育、健康和扶贫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
对重点领域的支出应固定一个增长率，在财政收入不足以保证重点领域支出的增长时，应允许政府通过借贷或发行国债的方式筹措资金保证支出，以起到财政支出以增量调整促存量调整的目的，但数量应严格限制在当年GDp的0.5%以内。当公共服务支出达到财政支出中适当的比例后，应不再允许以负债方式支付公共服务支出。
4、上述领域外的所有支出应严格遵守收支平衡的原则，不允许出现赤字
中国财政收支的黄金规则应是：赤字只能为公共投资、社会保障基金和重点公共服务领域融资，这几项赤字合计最高不应超过当年GDp的5.5%。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最低谷年份，财政赤字最高不能超过5.5%。这是一个既能够积极利用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又具有充分谨慎性的比例，美、日、法、意等国历史上都有过财政赤字达到6%左右，而后随着经济的好转又重新实现财政平衡的先例。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5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发表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普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6
美国财政部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341.5亿美元。本财政年度前11个月(截至2011年8月)，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累计达到1.23万亿美元，持续攀升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威胁。
不久前，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报告预计，今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幅在1.7％～2.1％的区间。在本财年预算赤字方面，白宫预测为或3290亿美元，占GDp的8.8％。尽管赤字预期较之前有所降低，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仍将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这将是美国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过万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之最。
陷入两难的财政政策
持续攀升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威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迟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刺激经济增长与削减财政赤字，正是目前美国政府面对的一对最大矛盾。一方面，美国经济尚未恢复“自主复苏”的能力，需要政府扶持加大投资，刺激就业。另一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已因为“两场战争和一次衰退”，被吹大到了与GDp相同的规模，来自民众以及国会的减赤压力，令奥巴马政府在进一步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时，也显得处处受掣肘。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政府采取激进的手段大幅削减开支，本已脆弱的经济失血就会更为严重，这在短期内将阻碍经济的复苏进程。反过来，如果经济复苏放缓，政府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财政情况将变得更加难以为继。
膨胀的赤字
回顾美国财政预算近年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近十年的趋势，尽管政府承诺过无数次要削减财政支出，但是从未落实。根据《华尔街日报》8月24日的报道，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将比2010年高出410亿美元(约高出4％)，甚至要高于2009年因刺激经济而支出剧增的水平(1.41万亿美元)。
截至2010年底，近50年的财政支出，以复利计算，年增长率(CaGR)为6.5％，而同期的GDp增长率却只有5.7％。大家都知道，如果财政支出持续超过经济增长率会导致不可持续。在过去10年里，财政支出的CaGR为7.1％，而GDp的CaGR仅为3.9％。
美国财政支出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定财政支出”项目(如社会保障、老年人医保与低收入阶层医保及穷人的教育项目等)，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法定财政支出”即“转移支付”，历史可以回溯到1960年，当时财政税收的26％都用于转移支付。从那时起，这种转移支付的CGaR水平约为7.8％，而税收和经济的增长率却显然低得多，大概为5.6％和5.7％。
到了2010年，法定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税收的92％。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64％，之所以增长这么快是因为社保和医保的统计人口增加，尤其是加入“收入保障计划”的人口剧增。
根据研究得出，当GDp增速超过3％时，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当GDp增速超过3％时，通胀率也会相应地上涨。
难以改变的局面
近期，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比尔・格罗斯(BillGross)称，他认为美国经济开始结构性的转变，名义GDp增长率将在0％～2％之间，这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事实上，从2007年以来，美国很可能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
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如果真的在pimCo所说的“新的常态”下运行，即使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在呼吁人们鼓起勇气，去做那些过去未曾做到的事，并且放慢法定支出项目数额的增长速度，减少开支，债务和赤字的水平也将仍然维持在难以接受的水平。这将威胁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并且无疑将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角色造成冲击。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7
关键词：财政赤字；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一、财政赤字在我国的历史运用
2013年3月5日，《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与地方预算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草案提出2013年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保持必要的支出力度。为增加保障改善民生支出，保持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需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财政相应增加发债数量。对于财政赤字多少才是适合，我国政府自建国以来就有实践。
新中国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财政预算实行较保守收支平衡的原则。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国家底子薄，财政收支出现财政赤字是无奈之举。东南亚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预算发生重大转折，主动利用财政赤字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在2001年为2596亿元，而在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达到1.3万亿元，如此大幅度地增强财政赤字力度，其目的是着力保持投资稳定增长，努力拓展外需，调整中央预算内投资在有可能出现经济下滑威胁时刺激经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
二、财政赤字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国家是不需要通过财政赤字来满足其财政支出呢？单纯从财务上来说，财政预算需要实行收支平衡，只有国家在存在战争等危及情形下，国家才会运用赤字手段来增加财政收入来应对。但在正常经济建设的和平时期，就存在是否要实行财政赤字，这是需要通过综合考虑的，这个综合考虑是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来共同作用，因此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赤字和不同社会环境下的财政赤字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都会形成不同的评价结果。其中，最根本的评价标准是财政赤字的实行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
通过财政赤字推动积极财政政策，究竟是否对经济发展有害，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财政赤字是有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是损害的；第二种是有益论，这种观点认为财政赤字的运用不会影响到经济发展；第三种是目前主流的适度财政赤字观点，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要看国家的具体环境、国家如何运用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的规模，而不是简单地认为财政赤字是否有害有益。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学术界主流的是财政赤字有害论，在当时环境中考虑到财政赤字会不会造成国民收入跟不上分配、消费大于生产。
财政赤字会导致收入跟不上分配，在改革开放前实行计划经济的特定条件下，国家有决定社会扩大是否再生产和生产数量的权利和直接控制工人工资的多少，财政收支的余额不能超过社会剩余产品的总价值。计划经济下财政赤字不允许出现的，如果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这就代表在计划经济下原来安排好的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和个人作出平衡分配后，财政赤字体现在政府部门另外在计划外增加了支出。但是这部分支出由于当时经济水平低，政府没有更多的收入，政府入不敷出，对有限的产品超额分配了，造成了计划经济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国家控制市场价格的条件下无法自我调整，加速财政赤字的危害，损害经济的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改革开放后，我国作出了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当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决定，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投资需求和社会消费需求旺盛的环境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的财政赤字会加剧供需矛盾，由于市场经济的价格不再由国家固定，而是自由浮动，那么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也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由此财政赤字有害的说法也不是没理由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个人得到的收入日益迅速增加，除了消费投资外的余钱用于储蓄，这就为政府扩大财政赤字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条件，而这时的财政赤字在适度控制范围内是有益的。
三、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
理论上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弥补：利用过去的财政盈余、向国内外进行借债和利用银行进行透支。而财政利用银行进行透支来弥补又有三种方式：压缩一般性贷款、增发货币和过量增发货币。由于我国建国后经济发展较差，历年没有财政结余来利用，同时1994年起禁止利用银行进行透支。所以当前我国靠发行国债是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式。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出现的财政赤字目前只能通过增发国债。从表面上简单来看，财政赤字是政府财政收入不足以弥补国家财政支出所造成的，所谓的入不敷出。但结合国家的发展策略和经济发展环境，就会发现财政赤字是国家为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来实现宏观目标，利用国家政权的权威来进行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推动投资拉动内需有关键的作用，尤其在经济低迷和需要持续发展的经济周期上，但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国家需要加大财力的投入，那么在财政收入没有得到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财政赤字。因此，国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实现既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目标，靠稳定的国家信用保证来调控和推动经济，这也是国家发挥国家职能的重要手段。
四、总结
我国自1998年来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至今已经持续了8年的时间，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已经通过实践证明对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有明显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如财政赤字的适当规模，资金如何更好运用和配置，如何调整各利益主体的关系，以至于财政赤字对投资对消费的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财政赤字的是非黑白不是单纯的简单判断，而是需要在不同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通过多因素的综合分析理解，并作出合理有效的对策。（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市财政局）
参考文献：
[1]陈共著.积极财政政策及其财政风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吴俊培编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编.财政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8
对于这次减税政策的效应到底如何，还需要仔细分析。
全民减税用心良苦
根据美国国会最终通过的“美国近十年来最全面的税收法案”，这真是一次“全民减税”，把将于2010年12月底到期的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全民减税政策延期两年。两年中，减税政策总额可能近9000亿美元，包括布什时期减税的4580万美元，其中3830万美元的费用用于延长对收入少于25万美元的家庭减税，大约750万美元则是对高收入家庭的减税延长成本。另外，失业救济金560亿美元，社会保障税达到1200亿美元，个人税收抵免400亿美元，房地产税88亿美元。免税额将提高至500万元，而最高税率降至35％。还有营业税减免和美国政府已经估计出用于研发的费用将达到1000亿美元等。
这应该是一次“全民减税”。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案几乎是对所有美国纳税者的边际税率的大幅度降低。一是对个人及家庭收入的减税。根据减税延期法案，未来两年，年均收入约5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可继续享有逾2140美元的税收减免，年均收入约31万美元的美国家庭，每年可继续享有逾9300美元的减税减免；夫妻年收入在11万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下的单亲美国家庭，均可继续享有每名儿童每年1000美元的税收减免。此外，减税延期法案将薪资税率由目前6.2％降至4.2％，减税期暂定为一年。以此计算，年收入约4万美元的美国人，2011年可额外领取近800美元工资；年收入约10万美元的美国人，2011年可额外领取近2000美元的工资。二是对资本利得的减税。法案大幅度降低股息收入所缴税率，2003年开始把原先税率为0％和15％的收入区间所对应的新税率降低到5％，2008年进一步减为0％；而原先大于15％的其他税率级别将统一减至15％。三是将美国居民遗产税免征额设定为500万美元、最高税率定为35％等。此外，还有延长失业救济法案，这是针对长期失业者的失业救济，这项计划将为失业长达99周的美国人提供持续13个月的失业援助金。此外还将把公司税下调两个百分点，以及允许全面削减针对设备购买活动的费用，这项费用必须在长期内被削减。
减税效应象征大于实际
减税，应该皆大欢喜。但究竟对美国经济有多少效应?这要从多角度予以详细分析。
当然，减税的“指导意义”，或者说是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201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经济虽然受到方方面面的担忧。责难，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比较积极的一面，或者说至少比欧洲经济的情况要好得多。这一点从美国道指在万点上站稳就是证明。然而，要完全摆脱危机的阴影，恐怕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因此，在一片责难声中，美联储还是最终推出了“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而这一次美国政府的8580亿美元减税法计划已经超过了美联储“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6000亿美元的总额，似乎有“第三轮经济刺激计划”之名。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美国国会领导人也把减税法案称为新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助于对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带来实际的积极影响。白宫预测认为，第一年使政府得到额外200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也有评论认为在奥巴马减税方案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希望，而在奥巴马对外宣布了上述计划之后，一些经济学家也纷纷上调了对2011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不仅美国政府是“积极的”，市场上也不乏乐观想法，美国政府债券收益率出现攀升。因此，减税对提振市场信心有其客观上的帮助。
但是，短期的市场反应是不能代替真正的经济效应的。那么，这次减税到底对美国经济有多少实际效应呢?
第一，从减税的力度与效果分析并不统一。根据一般经济学原理，减税是典型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可以激励居民将减免的部分税收用于消费，从而在经济乘数作用下达到增加实际均衡产出水平的作用。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减税的力度。减税的力度将直接关系减免政策的效果。二是涉及到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问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高，减税政策的作用就大，反之则小。只有这两者统一，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这次政策是加大了减税力度的，但更多表现为富人的“福音”，因为原来奥巴马设想的遗产税免征额为100万美元，而实际是500万美元，税率为35％。而560亿美元的失业保险金和1200亿“工薪家庭”的工资税等却相对逊色一些，即使撇开减税方案使得税后财富的分配可能趋向更加的不平等。
更重要的是，减免的收入有多少再投入消费呢?这就是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问题了。从当时布什政府减税后的 项有关家庭如何处置退税支票的调查结果来看，只有21.8％的人将退回税款主要用于消费。显然，这一数字从当时理论和事前预测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减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仍然值得疑虑。
第二，从这次减税能否带动就业的角度分析，实际效果也不容乐观。布什政府的经济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评论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的报告中认为，减税在宏观经济中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使经济回到潜在增长路径，二是提高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因为，较低的工资税率可以激励人们增加就业和工作时问，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可以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使得每个劳动力所对应的资本投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使整个经济中的工资上升。而2010、2011年的美国的经济情况、就业形势与以往有明显不同。9％―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可以说，现在不是谁不愿意就业的问题，而是缺乏就业岗位的问题。工资税率的降低恐怕难以真正增加就业。同时，资本利得税率的降低即使可以鼓励个人储蓄和投资，也难以提振投资者的信心。事实上，美国现在根本不缺“钱”，缺的就是信心。
第三，减税政策的“边际效应”可能不断下降。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布什政府已经在2001年、2003年、2008年三次推出减税计划。从实际效果看，2001年的减税法案不仅规模最大(根据计划安排，全体纳税人在2001年至2010年间可以少缴1.3万亿美元税款)，而且使得美国化解了由于“9・11”事件对美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引导美国进入新轮经济繁荣周期。第二次减税法案也是中规中距，对2004至2007年间的美国经济增长也起了不小
的作用。总体上，由于前两次减税政策是对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税种的大幅削减，对美国经济作用还是明显的。但第三次减税政策似乎没有这么“幸运”，除了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外，减税政策“边际效应”的下降也是事实。反对者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极低也归咎于此，而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延长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第四，这次减税与布什政府减税的市场和政策环境极不一样，尤其是美联储货币政策在当前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从2001年到2003年6月的两年半中，美联储13次下调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刺激美国经济。而当前的美联储已经实施零利率政策，根本无法再降息。实际上，2001年布什政府减税与美联储不断降息政策共同发挥作用，帮助了美国经济在2002年和2003年的复苏。或者说，布什政府减税政策和美联储扩张型货币政策共同作用导致了经济复苏，而不是减税政策单独作用的结果。然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美联储推出的“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使得市场流动性过分充裕，减税政策的市场效果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对减税政策效应作十分准确“预测”，但对减税效应还是不能太乐观。后续问题棘手
减税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或将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增长，这恐十自是奥巴马政府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赤字问题一直困扰美国政府，虽然各个政府都声称要降低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却有不断增长之势。2009年9月奥巴马在“财政责任”峰会开幕时宣布其财政政策的指导性原则，并强调了控制财政赤字的必要性。他表示，如果在解决目前这场经济危机的过程中，不同时解决财政赤字问题，那美国就将面临陷入另一场经济危机的危险。同时，他宣布将在第一个四年任期内使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削减一半。
可在2010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却表示，“超过万亿的预算赤字已持续了年，并且在接下来的10年，预计赤字水平将会达到8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赤字源于两场战争、两次减税决策和一次成本高昂的处方药计划。”而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2011财年以及2012财年财政赤字的最新估计，即便布什减税法案不再延期，2011财年赤字也将达到1.1万亿美元，2012财年达到6650亿美元。再加上原有存量债务，至2012年底，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占GDp比重或将超过68％，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实际上，这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奥巴马做出的8万亿美元赤字预测。如果按照国会预算，政府坚持当前的税收和支出政策不变，加之可自由支配的开支随着经济而增长、新医疗保健政策开始执行以及布什减税政策得以延长，那么10年基线赤字将接近13万亿美元。
而评级机构似乎把问题看得更严重。穆迪公司在2010年12月13日的评测报告中认为至2012年底，美国国家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将超出72％，这一数字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测结果大，风险也大。穆迪表示，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法案势必对其财政状况造成很大负面影响，这一负面影响很难被减税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完全抵消。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9
引言http://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开创了区域货币，各成员国放弃自己的货币，采用统一的货币——欧元，同时带来了各国调整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化，货币政策交由欧洲中央银行（ecb）制定，各国只拥有财政政策的制定权。因此，在经济目标上就存在两个层次：一是欧盟整体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要实现整体与个别的统一，就必须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着力研究各自的财政政策如何制定以实现欧盟整体经济发展与自身发展的协调统一，这一目标也成了长期以来围绕欧盟的主要问题。
《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简称“公约”）先后对各国的财政赤字、国债占gdp的比例以及如何惩罚作了严格、具体的规定。但是，在欧盟发展过程中，马约和公约都受到过怀疑，原因是一些大国在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时候，惩罚措施却没有实施。尽管如此，马约和公约的作用还是被部分体现出来，它使得欧盟各国有了一个标准去遵守，最终实现整体与个别发展的统一，当然，要真正完全实现马约和公约规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keynes（1923）[1]认为，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过高可能会导致财政可持续性缺失，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收入不足以支付发行新债所需的费用，财政将面临可持续性问题，这可能是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的最早论述。1995年，caporale[2]首次以欧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欧盟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和累积债务进行平稳性检验，继而得出一国财政是否平稳的结论。
成新轩（2003）[3]曾对财政政策是否需要协调以及经济效应做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这种协调有利于经济的良好运行以及稳定发展。王保安（2004）[4]分析了欧盟财政政策的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无论是赤字率还是债务率都是成员国谈判决定，而不是科学指标测算出来的，并且只有赤字率指标对成员国有强制约束力，债务率只具有参考意义。王磊，骆传朋（2008）[5]曾指出由于对公约的修改，使得人们对于欧盟财政可持续性产生担忧，但是其修改不仅可以增强其灵活性，也有助于欧盟成员国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因而修改是可行的。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扩散的风险急剧升温，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评级先后被调降，如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同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债务危机也日益迫近，市场压力以及希腊亟待救助的事实，使得欧盟财政一体化在解决这次危机的过程中也再次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
多年来，欧盟财政条约和公约内容也一直为中国所关注，研究欧盟财政政策状况及要点，对中国财政有着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从欧盟成员国财政赤字的相关性分析出发，指出欧盟财政政策协调的现状及可能的发展方向，最后，就中国该如何汲取欧盟的经验教训来制定自己的财政政策提出了一点看法。
1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eurostat2000和2006-2009年的欧盟各成员国财政数据，对成员国财政赤字作了相关性分析，实证结果见附表。
根据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欧元区国家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相关。
德国与欧盟整体财政赤字水平，在1%显著水平下并不显著相关，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而德国与大多数其他欧盟国家的相关性不显著，显示出德国财政政策的相对独立性，这与德国是欧元区经济龙头老大的地位分不开。
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波兰、芬兰、葡萄牙、希腊与欧盟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些国家大多是欧盟成员国中的发达国家，财政赤字水平和欧盟相关性也较高。当然，希腊、葡萄牙因为主权债务评级下降，欧盟帮助其偿债使得这两个国家和欧盟财政赤字保持了较高的相关性。
保加利亚、丹麦、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匈牙利、马耳他、奥地利、斯洛伐克即使在5%，甚至10%显著水平下与欧盟仍然不是显著相关的。比较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中多数不是发达国家。
冰岛、挪威不是欧盟成员国，所以与欧盟财政赤字显著不相关。
另外，由欧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结果可知：
法国、荷兰、波兰、比利时等欧盟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财政赤字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显示出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希腊与英国、法国均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与另外几个发达国家也都在5%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关，这反映了希腊由于国家负债数额巨大，欧盟主要国家因为援助希腊而保持了相互之间较高的财政相关性。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马耳他、斯洛伐克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相互间即使是在5%显著水平下也都不显著相关，说明这些相对不发达国家之间还未能实现财政协调。
在财政赤字对gdp占比方面，根据2008和2009年的数据显示如图1所示：
由图可知，2008年大部分国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还能维持在3%以下，到了2009年，为了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纷纷使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使得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大多超过了3%上限标准。
2结论
2008年，大部分欧盟国家财政赤字率符合马约规定，不超过3%的规定。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到了2009年，欧盟整体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2.3%上升到2009年6.9%，超过了马约限定的3%标准。同期德国与法国也都超出上限规定，其它上升幅度较大的也多为一些大国；相反，小国在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比较中，均显示出较小的上升幅度，甚至没有达到马约规定的上限。
转贴于http://
一方面，为实现《马约》和《公约》的规定，欧盟国家普遍减少财政支出，积极执行欧盟的财政趋同政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为尽快走出低谷，众多国家纷纷超出《马约》规定的上限标准，尤其以一些http://大国为主，不顾《公约》的规定和欧盟的警告，采取增加政府开支或大规模减税的方式刺激经济，政府预算状况也因此恶化。这种现象除了反映出大国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程度较大之外，同时也凸显出条约效力丧失的可能和人们对政府政策信心丧失的可能。
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说明各国具体国情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凸显了赤字率控制指标的统一性实现的难度。与此同时，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单一的财政减支政策难以实现各国间财政协调。
对于今后欧盟财政政策协调可能的发展方向，虽然一些主要成员国要求灵活执行或者调整赤字率规定，但是一些大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仍会左右欧盟对于《公约》的维护，只是在某些条款的内容上可能会做一些重新界定，例如，财政赤字的计算口径以及把财政赤字和债务挂钩，债务负担高的国家不能超过3%，债务负担低的国家可以放宽这种限制等等。
3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启示
第一，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风险预警体系。
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审视国内债务问题异常重要。一味将欧盟3%的赤字率和60%的债务率作为我国财政预警的参照标准很可能会出问题，尽管我国曾经以此为标准，并且符合这一规定，但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状况和债务资产水平不同，财政风险指标也就会不同，欧盟就已经出现了具备不同国力的国家对指标修改的不同要求。所以，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财政风险预警指标体系，比如根据中央和各省市实际发展情况合理设置政府债务控制指标，保持合理的债务规模和期限结构等。
第二，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多种手段的组合作用。
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在结构调整，财政政策手段也不能采取单一的形式，要充分发挥税收、财政补贴、财政贴息和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的组合效应，这就需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和力度。
第三，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们不同于欧盟那样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去各自制定符合自己发展要求的财政政策，所以我们有更大的灵活性运用好这两大宏观调控基本政策手段。
第四，定位应着眼于长期社会经济发展。
在我国现阶段，面临着短期经济较快增长和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局面，为此，财政政策的制定就要兼顾两者。而且要注意政策的稳定性，从源头上避免出现欧盟可能会出现的各成员国对欧盟财政政策信心丧失进而导致政策效力丧失的可能性。
数字经济政策法规篇10
一、对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的分析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指标入手进行分析。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从财政收支角度看，由于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债务规模偏大，进一步拓展的余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与债务适度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有关财政性指标，只要将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控制在3%和60%范围内即可。绝大多数国家也正是依据总量指标制定财政和债务政策的（在我国，3%和60%两项财政风险预警指标已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三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经济紧缩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其出台之时财政已面临了多年困境。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断持续，中央财政赤字增加较多。从长远看，如果继续扩大赤字和国债规模，将损害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考虑从现在起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中长期目标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与债务问题在我国财政乃至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但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的预警指标问题，既不宜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赤字与债务，也不宜单纯考虑宏观需要而忽视财政面临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即使依据上述指标计算我国的赤字与债务指标，目前仍得不出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的论断。
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认识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
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央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1992年—1995年左右）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第三，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债务本息支出）×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即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央财政支出全貌。如果将国债依存度（1）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央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2）＝（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债务本息支出）×100%.国债依存度（2）与国债依存度（1）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央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央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1）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央财政支出（即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利息支出合计），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3）＝国债净收入／中央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3）与国债依存度（1）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3）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预算基本赤字＋利息支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利息支出）×100%）。根据国债依存度（3）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25-30%）。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如果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债务依存度（3）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
二、通过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赤字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但要针对我国财政基础仍比较薄弱的现实，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和财政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巩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实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减少税收流失，把该减的税减下去，积极地贯彻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的税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债务依存度，使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力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健全地方税体系。
2.健康的财政体制是财政稳健运行的基础。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扩大财政经常性收入。全面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规范税收减免和支出管理体系。继续搞好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的、乡镇的财政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