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1
理论上，税源是税收的来源和出处，有税源则有税收，税源与税收应是一致的。在税制统一的情况下，一个地区所能征得的税收主要取决于该地的税源和税收征管水平，而一个地区最终能获得的税收又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企业汇总纳税、跨地区经营、生产与管理的空间分离、总部经济、资源产品的价格转移、企业策略性定价、地区间税收竞争等，为税源和税收背离创造了条件。而我国税收收入归属权与税收征管权混同，地方税收征管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和行业管辖交织并存，地区间税收分配协调机制的缺失等，是我国地区间税源与税收背离的主要原因。税收背离或转移产生的税收在地区间非正常流动，税源与税收收益的分离，造成了地区间征得税收的扭曲。在相对统一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制度下，以征得的已发生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使税收征收上的税源与税收背离转换成了地区间税收收益的背离，造成了地区间财力的非正常转移和税收分配的不公，加大了地区间的财力差距，进而强化了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
二、税收背离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效应
(一)税收背离对地区实得财力的影响
税源与税收背离的直接结果是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含国税局和地税局)征得的税收与基于税源、税基的应征税收不一致和扭曲。而我国的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分配是以各地方税务机关征得的税收为基础，分税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划分的。也即，中央与地方间的税收收入分配是对各地税务机关征得的已经产生税收背离的税收收入的分配。税种不同，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的方式不同，对地区间财力差异的影响也不同。如若一税种完全属于中央税，如消费税、车辆购置税，税收背离则不会改变地区间财力差异。而其余的共享税、地方税，若发生税收背离，则必然会造成地区间横向税收分配不公，改变地区间的财力分配，并往往强化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和非均衡。
(二)税收背离与地区人均财力差异
相对于绝对财力，人均财力差异更能反映地区间财力状况。为反映税收背离对地区间人均财力差异的影响，我们以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来近似反映地区财力状况，分别计算省际人均财政收入、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VC，variationcoefficient)和基于实际税收分配比(rr)、标准税收分配比(sr)消除税收背离后的地区人均财政收支的变异系数，以分析税收背离的地区财力差异效应。具体公式如下式(5)，其中Fi是i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支出)或消除税收背离后的人均财政收入(支出)，F－为指标的平均值，n为地区样本个数，这里为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后，变异系数较未消除税收背离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如，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差异及变异系数最大的2004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118．7①，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R1、三税背离调整VCR2)分别为73．2、74．22，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R1、总税背离调整GVCR2)分别为62．98、60．71;2010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收入变异系数为81．61，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R1、三税背离调整VCR2)分别为59．07、60．2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R1、总税背离调整GVCR2)分别为47．61、36．06。由图7可知，样本期间我国省际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比较大，以人均财政支出反映的地区间财力差异明显，而2004年以来人均财政支出变异系数稳步下降，说明我国地区间财力差异在缩减。同样可以发现，无论是按税收在中央与地方间的实际分配率、还是标准分配率，当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三税，以及总体税收的税收背离对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影响后，较之未消除税收背离，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例如，2004年的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75．84，基于中央与地方间税收实际分配率和标准分配率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e1、三税背离调整VCe2)分别为49．83、50．36，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e1、总税背离调整GVCe2)分别为41．98、44．27;2010年调整前人均财政支出的变异系数为44．77，消除三税税收背离后的变异系数(三税背离调整VCe1、三税背离调整VCe2)分别为35．41、35．98，消除总体税收背离后变异系数(总税背离调整GVCe1、总税背离调整GVCe2)分别为30．75、33．0。这表明税收背离是引致地区间财力差异的重要原因，减轻和消除税收背离可以大幅缩小地区间财力差异，从而促进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2
一、财产税基本理论
财产税是对财产所有人、占用人或使用人所拥有或支配的应税财产，就其价值（含增值额）或数量所课征的一类税的总称，是现代税制的三大课税体系之一。根据应税财产的不同形态，财产税一般可分为静态财产税和动态财产税。静态财产税是指以一定时点的纳税人所拥有或支配的财产价值或数量为课征对象的税收，包括土地税、房屋税、不动产税、动产税等；动态财产税是指在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等权益发生转移时，以财产或财产权益的转移价值或增值额为计税依据所征收的税收，包括契税、遗产税与赠与税等。财产税、商品税和所得税是现代税制的三大课税体系，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财产税与所得税来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财产税与所得税具有一定的同一性：①财产税的纳税人必须用所得来缴纳财产税。
②如果财产税的课税对象是取得收入的资本，财产与所得之间则具有相互转化的性质。但财产税与所得税仍有明显的区别：一是财产税主要是对财产的存量课征，即对财产本身的数量或价值课征；所得税是对财富的流量课征，即对财产产生的收益或所得课征。二是财产税的纳税人不一定是财产的所有人，而所得税的纳税人多是所得的拥有者。从财产税与商品税来看，二者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就课税客体而言，财产有时也体现为物品，不过大多为耐用品。当财产出售时，这些物品就是商品。但财产税与商品税之间也存在较大区别：一是商品税的课税对象是流通中的商品，属货币资金流量部分，而财产税的征税对象是财产，主要属财富的存量部分；二是商品税中的商品一般加入商品流通行列，可发生多次交易行为，而财产税中的财产大多不参与流通；三是商品税一般是一次课征，而财产税一般是定期课征。通过上述三大课税体系的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财产税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财产税主要是对社会财富的存量征收。作为财产税征税对象的财产主要是现有既定财产的存量，大多是不直接参与流转的财产。这些财产，就私人方面而言，就是私人拥有或受其支配的财富；就社会方面而言，是社会财富处于存量的部分。虽然是财富的存量，但并非绝对地不发生转移，只是相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所得而言。第二，财产税多属于直接税。财产税中的大多数税种具有直接税的性质，由于财产的持有者在财产使用上一般不与他人发生经济关系，税负一般难以转嫁。第三，财产税一般是经常税财产税中的主要税种，具有悠久的历史，且计算简便、征收便利，居民有缴纳财产税的观念和习惯，因此，财产税被长期作为经常性的税收收入来保证国家财政支出的需要。第四，财产税属于地方税。从各国的财产税制发展来看，财产税在历史上曾是主要的税收，但到了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交易频繁，所得增加，商品税和所得税成为主体税收，财产税现在多作为地方税，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二、国外典型国家的财产税制概况
国外财产税制发展和改革起步较早，税制也相对完善，对我国的财产税制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下面选取美国、英国和日本三个代表性国家的财产税制加以概括和比较，分析它们的共性和特点，从而为我国财产税制的完善提供经验。
（一）美国的财产税①美国的财产税主要包括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财产税由州和地方财产税组成，遗产与赠与税由联邦和州遗产与赠与税组成。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各个州下辖的地方政府都开征了财产税，地方财产税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29%左右，占地方税收总收入的75%左右。按照居住地来划分，纳税人被分为居民纳税人和非居民纳税人两种。课税对象是纳税人所拥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其中房地产类不动产是主要的税源。财产税可按季度、半年或按年征收。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开征了遗产与赠与税，它是财富转移税的一种。遗产税的纳税人为遗产的执行人，赠与税的纳税人为财产的赠与人。遗产税的计税依据是遗产总额的评估价值，赠与税的计税依据是赠与额的评估价值。美国联邦遗产与赠与税的税率有普通税率和附加税率两种，附加税主要针对大额遗产与赠与行为，除对纳税人征收普通的遗产与赠与税外，还要征收税率5%的附加税。
（二）英国的财产税②英国的财产税主要包括营业房屋税、住房财产税、遗产与赠与税及机动车辆税。营业房屋税是对非住宅用房屋租金按年征收的一种税，其纳税人为非住宅用房屋所有人，课税对象包括企业法人营业用房屋、其他法人和个人营业用房屋。其计税依据为房屋租金，租金是由专门设置的评估机构对纳税人的房屋按视同出租的租金收入进行估定。营业房屋税全国实行统一税率，由英国财政部逐年核定或变更，目前税率为27%。住房财产税是对居民住宅按房产价值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人为年满18岁的住房所有者或住房承租者，其征税对象为住房，计税依据为住宅房产的价值。该价值由税务局的房产估价部门评估，税率由各地议会根据地方政府开支情况及其他渠道获得收入的差额来确定。遗产继承税是对财产所有人（被继承人）死亡后遗留的财产评估价值征收的一种税。其纳税人为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和赠与人。征税对象包括被继承人死亡时的全部财产、死亡时7年内赠与的财产、赠与后仍保留收益权的财产、视为应税转让的全部信托财产。实行40%的单一税率。在计征遗产继承税时，税法允许扣除的项目有债务扣除、税款扣除、丧葬费扣除、家庭维持费扣除和经营财产扣除等。机动车辆税是对一般机动车、营业用客车和载重车等机动车辆征收的一种财产税。该税为地方税收，其收入用于公路等交通运输设施或场地的维修。纳税人为拥有各类车辆的所有者，包括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组织。税率按机动车种类和使用范围来确定税额。
（三）日本的财产税③日本的财产税包括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事业所税等。日本在1950年的地方税制改革中引进了固定资产税，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税种，取代了原来分开征收的地租税、房屋税、船舶税、铁道税等财产税税种。固定资产税是市町村级税收，由地方税务机关征收管理。日本现行的固定资产税主要是对土地、房屋征税，纳税人是房屋产权所有者，课税对象为房屋课税台账中登记的房屋，课税依据是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税率实行1.4%～2.1%的幅度比例税率。日本税法规定，城市规划税是用于市町村的城市规划或土地区划调整的特别目的税，属于市町村级税收。其课税对象为土地、房屋，原则上在城市规划区域内，以城区土地、房屋的评估值为课税标准，税率由市町村自定，但不能超过0.3%的最高限制税率。日本的事业所税是用于城市环境建设和改善的特定目的税。纳税人是设事业所并从事营业活动的个人和法人，课税对象为区域内的事业所。税率按课税对象不同而分为两种：既有事业所房屋建筑面积为600日元/平方米，新设事业所房屋建筑面积为6000日元/平方米。
三、国外财产税制的比较分析
（一）国外财产税制的基本特征1.财产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仍是一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税制发展史可知，财产税曾是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税的主体地位已被所得税和商品税所取代，在全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近年来，发达国家财产课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仅为5%～6%。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财产税在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收入水平和提高财产使用效率等方面仍具有所得税和商品税所不具有的功能和特点，它能有效地弥补所得税和商品税课税范围不足的缺陷，因此，财产税制在各国的地位比较稳定，仍然是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财产税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财产税具有税源分散、区域性强等特点，地方政府易于做到对本地区的税源实施严格监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财产税收入作为地方政府收入，主要用于本地区的公共商品和服务供给。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极为重视财政分配关系的调整，大都把财产税划归地方管理和支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随着分权制改革和地方政府权限扩大，地方政府逐步增加对财产税的立法权、征税权和调整权，这些都保证了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的基本地位，而且使税源更加广泛。3.财产税的征收管理和配套制度相对成熟。许多国家税务部门设有专门的财产评估机构，如美国的财产管理处/财产评估办公室、英国的资本税收办公室等。普遍运用的财产估价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和重置成本法等。此外，财产税在征收方式、违法处罚的实际操作程序上也都有较为详细的规定。
（二）国外财产税制的不同特征1.财产税体系。广义地看，世界各国对财产的课税主要分为三大体系：一是对转让财产的交易征税，一般以转让税、登记税等形式，征收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二是对占有、使用财产进行课税，多以财产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分为一般财产税和个别财产税（如土地税、房屋税），采用比例税率或累进税率；三是对转让财产的收益征税，如土地增值税，多采用累进税率。2.财产税地位。据经合组织2012年资料显示，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占地方税收入总额比例较高，美国占80%，英国占93%。由于财产税征税范围广，税基宽，其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财产税占地方税收入比重较低，且大多把财产税划归地方收入。由此可见，世界各国财产税在地方税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地方财力的重要来源。3.财产税类型。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一般财产税制度，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以土地、房屋和车辆为课税对象的个别财产税制度。一般财产税和个别财产税虽同属财产税系，具有一定共性，但在税制设计、征管方式、课税对象和作用侧重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课税范围较广，公平性较强，筹集收入较多，但计征方法复杂，偷逃税问题相对突出。后者以特定财产作为课税对象，课税范围相对较窄，计征方法相对简便。4.财产税税制要素。(1)纳税主体。转让财产多数以卖方为纳税人，也有以买方为纳税人的，主要是设置不动产税的国家，如日本。世界各国对占有和使用财产的课税，纳税人一般是产权所有者或使用者，如英国的营业房屋税、住房财产税，日本的固定资产税等。(2)课税对象和税基。对世界上多数国家来说，财产税最主要的课税对象是房屋和土地，但在具体征税对象和税基上又有区别。有的国家单独对土地、房屋课税，计税依据是财产的市场价值或评估价值或其年租金。各国征收财产税的房屋范围不尽一致，如美国将土地和建筑物的资本价值纳入税基；英国对包括楼房、平房、公寓、活动房屋和可供居住用的船只等以其估定价值为计税依据征税。有的国家将土地、房屋并入其他财产一起课税，如日本将原来分开征收的地租税、房屋税、船舶税、铁路税等财产税税种合并征收固定资产税，课税对象包括纳税人拥有的一切房屋，计税基础是房屋的估定价值。(3)税率。国外大多数国家财产税使用比例税率，在对财产收益课税时采用累进税率，仅有个别国家采用定额税率。税率可由中央政府法定，也可由地方政府根据受益人的预算需要和预算周期确定。如美国，税率的确定一般由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较高一级政府只对其设限制规定。而在日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征收的税率都规定了固定限额或最高限额。(4)起征点和减免税优惠。一些国家或地区在税收管辖权内，对财产课税规定了起征点和免征额，如日本对土地占有税规定了免征额，规定了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的最低起征点。同时各国对农业用地给予不同程度的减免税，如英国农业用地全部不计入税基，日本对城区的农业用地按其估算价值的一半进行征税。
四、国外财产税制的启示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3
一、美国的财产税制
(一)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美国历史上，财产税的课征对象曾经是土地和牲畜，分别按不同税率征收，这是美国处于殖民地时期的主要收入。到18世纪，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增加，征税财产的种类增多，原来的个别财产税就演变为一般财产税。18世纪末纽约州率先征收一般财产税，后来南部、西部各州相继实施。到19世纪中叶，美国各州已普遍征收一般财产税。当时的财产税除了对土地、房屋、牲畜征收外，征税对象还包括股票、债券、应收款、商标、商誉、专利权等动产，使一般财产税收入大大增加。但随后征收难度不断加大。到20世纪初，美国许多州逐渐将无形财产排除在一般财产税课税范围之外。目前，财产税是美国地方政府最主要的税种。财产税的纳税人是在美国境内拥有住宅、工商业房地产、车辆、设备等财产的自然人和法人，一般规定居民纳税人须就其坐落于世界各地的财产纳税。课税对象以不动产为主。应税不动产包括农场、住宅用地、商业用地、森林、农庄、住房、企业及人行道等。动产包括设备、家具、车辆、商品等有形财产以及股票、公债、抵押契据、存款等无形财产。美国现代地方财产税中，最重要的课税对象是非农业地区的居民住宅和非农业的工商业财产。目前有4个州对有形动产不征税，10个州对无形动产不征税。
(二)公开、透明的财产评估体系
美国地方政府每年都要对房产进行估价，以核定居民需要缴纳的财产税。其中，评估名册是一个管辖区对财产所有人征收财产税的重要根据。编撰评估名册时，首先要由评估员对房产地点和产权人进行确认，然后税务等行政部门据此建立数据库、评估财产价值、确定可予征收的范围、计算评估价值。名册编撰完毕后，政府通知财产所有人确认评估价值，有异议的财产所有人可对评估进行上诉，最后由政府计算税率和税额。对财产的评估主要依据市场价值、最佳和最高使用价值、资本价值、出租价值等。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不是由买卖双方成交价格来定，而是由评估员及税务等行政部门考虑多种因素来主观确定。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房地产市场的变化，房地产价值随之上下浮动，评估价值也会相应调整。多年来美国地方政府房地产评估员能做到廉政，一个原因是这些评估员都是由居民公选出来的，他们是居民心目中最诚实、敬业的人。评估员一般是两人同行上门评估居民的房屋，两个评估员也有利于互相监督。同时，政府将房地产评估的信息全部上网公开，为房地产所有者提供利用评估信息与政府进行交涉的平台。信息公开和交涉平台的构建使评估员及相关部门受到房地产所有者、政府以及社会的全面监督。
二、日本的财产税制
日本财产税主要是对房地产等不动产课征的不动产取得税、固定资产税、城市规划税、注册执照税等。目前，日本的财产税主要对房地产取得和保有环节征收，对财产转让收入则主要征收所得税和居民税。
(一)财产取得课税
注册执照税和不动产取得税。日本实行财产登记制度，即取得土地房屋的人为保全其权利而进行登记。该制度是日本对房地产取得和保有环节征税的基础。土地和房屋在市町村“房地产征税台账”上分开登记并向一般市民公开。作为一项法定行政服务，自2003年起，除纳税人外，还允许租地人、租房人和其他相关者公开阅览台账登记的全部内容。这项政务公开活动使纳税人有机会比较自己与同一市町村内其他人的房地产评估额，如对评估不服，可以向市町村的专门机构提出审查请求或向法院。
在进行登记时，取得房地产的人必须缴纳注册执照税。其税率根据登记的种类分别设定，如所有权保存登记税率为4‰，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新建住宅适用1.5％的税率；为促进房地产的流转，对新建住宅和二手房转移登记则适用优惠税率。注册执照税的计税依据为房地产评估额、债权金额和不动产个数。
房地产取得者还须缴纳不动产取得税，该税属于都道府县税。县税务所凭借房地产登记证明，到现场进行核实后，向纳税人送达纳税通知书并征税。征税日期为买卖合同上显示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日期。不动产取得税的标准税率为4％，除因继承、遗赠、信托、转让担保、土地规划换地等取得的房地产不征此税外，因买卖、交换、赠与、新建、改建等取得的房地产均征收该税。
(二)财产保有课税 固定资产税。日本在改革地租、房屋税时，明确了固定资产税的征税主体为市町村级政府，其收入全部归市町村支配；计税依据由工商业收益和住宅租赁额改为评估额；同时将征收范围从房地产扩大到折旧资产(房地产以外供经营用的资产)。固定资产税实行台账征税原则。市町村政府对土地、房屋、折旧资产分别设有征税台账和补充征税台账，后者是为遗漏登记的房地产实际所有人或使用人准备的。凡是在台账上注册登记的房地产所有人均为固定资产税纳税人。固定资产税的计税依据按照房地产市场评估价，原则上三年固定不变，从形态上区分为基准年度评估额和比照基准年度评估额，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用途的房地产。固定资产税的标准税率为1.4％。对公益事业、住宅用地(灾区)等，按照财产评估额给予一定比例减除。
城市规划税。城市规划税的纳税人和征收方法的规定均与固定资产税相同。不同的是，城市规划税的征税对象为城区内和开发区内的房屋和土地，征收的税款专项用于该区域内的城市规划事业。折旧资产不包含在征税对象范围内。最高限制税率为1.3％。
三、可借鉴的经验
考察美国和日本财产税制度的设计和实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经济社会政策目标确定财产税的制度框架以及财产税改革的目标、措施、进程。美国重视财产税的财政功能，强调税收中性原则，故选择在财产保有环节征收一般财产税；日本试图通过征收财产税调节房地产市场供需状况，以稳定市场、抑制投机，故选择在财产取得和保有环节征收分项财产税。在改革和完善我国财产税体系的过程中，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把财产税改革纳入整体税制结构优化中和财政体制改革中作通盘设计，从完善地方税系、推进分税制改革的角度，推进我国财产税体系的整合。单个税种的制度设计应从属于整体税制优化，从优化税收制度的整体效应出发，设计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财产课税体系。
地方政府应拥有更多的财产税管理
权限。美国和日本均实行三级政府体制下的分税制，财产税是两国基层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其基层地方政府拥有充分的财产税立法权、征收管理权、收入支配权，实现了财产税管理中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借鉴这一经验，在我国财产税改革过程中，应保证地方政府不仅拥有财产税的征收管理权和收入支配权，而且应拥有税目税率的调整权、税收优惠制度的制定权和审批权等财产税的立法权限。
应慎选财产税的税基。应选择易辨认的财产种类征收财产税。无形资产和大多数动产很难准确估价，不宜纳入财产税的课税范围。美国的财产税虽属于一般财产税，其税基主要是不动产以及设备、家具、车辆、商品、股票、公债、抵押契据、存款等估价相对容易的有形动产和无形财产。日本的财产税税基主要是不动产。借鉴海外的做法，我国的财产税可以选择车船和不动产作为税基，分别征收车船税和物业税，这样在技术上相对容易操作。
应慎选财产税的税率。税率过高过低都会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税率过高，在地价上升期会降低需求、阻碍流通，在地价下降期会造成房地产供大于需，导致房地产交易清淡：相反，税率过低则起不到抑制投机的作用。为了减少税制对房地产交易和地价波动的负面影响，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稳定。在地价上升期对投机色彩较浓的短期转让所得课以较高税率，而对投机色彩较轻的长期转让所得轻课，以达到抑制投机、鼓励居住的目的。除此之外，我国财产税税率的选择还应考虑财政收入的稳定和税制的衔接。
应建立、健全房地产所有权人的利益保障机制和财产计税价格评估机制。应建立、健全财产登记制度和地价公示制度。财产登记制度的保障机制在于，虽然房地产交易凭借买卖合同有效成立，但如果买方没有立即登记注册，卖主随即可将房地产卖给其他人，而先登记的人成为房地产所有者。房地产权属关系发生变更时也必须进行所有权转移登记。由于财产登记制度实行严格的精细化管理，几乎无遗漏地将所有房地产纳税人都纳入征税台账，从而确保了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征收。地价公示制度则维持了财产评估的公正合理性，公示价格是房地产交易的一般性指导价格，是判断合理价格的客观标准。应在一个省区内，统一对财产进行集中评估，运用计算机和现代评估技术改进和统一评估程序。应聘用数量充分和高素质的地方工作人员，降低在不同区域内的评估差异。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4
【关键词】分税制 中小企业 海淀区
一、我国中小企业及其税收优惠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全国工商登记企业1030万户(不含3130万个体工商户)，按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测算，中小企业达1023.1万户，超过企业总户数的99％。如果加上微小企业、个体工商户，中小企业的规模更加庞大。
中小企业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在体制改革、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创造市场经济竞争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创新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更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全国约66％的专利发明，74％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我国对中小企业也有一定的税收优惠。例如，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北京市海淀区的调查研究
虽然中央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实行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在现行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小企业时往往面临两难选择。本文将以北京市海淀区为调研对象进行分析。
北京市海淀区是著名的高新中小企业发展园区，其中关村科技园区内拥有中关村国际孵化器、海淀留学人员创业园、清华科技园等众多中小企业孵化器。海淀区目前拥有注册企业16万多家，实际营业12万多家，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
但是海淀区如此众多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带来可观的区本级税收收入。根据这两个税收分配办法，我们归纳出海淀区财政的税收范围如下：海淀区内企业上缴营业税的50％(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交纳的营业税)、增值税的12.5％、纳入共享范围的企业所得税的20％、城镇土地使用税的50％、土地增值税的50％、城市维护建设税(不含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交纳的部分)、海洋石油资源税以外的资源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烟叶税。
在调研中，根据各级财政的税收收入范围，我们计算出了海淀区企业上缴的税收收入中，分别属于中央级、北京市本级和海淀区级财政的税收收入金额。得到的结果为，海淀区企业上缴的总税收中，中央财政、北京市本级财政和海淀区财政得到的税收收入比例分别为48.73％、25.35％和25.92％。第一产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最高，达到51.17％，表明第一产业上缴的一半以上的税收都归海淀区财政所享有。第二产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最低，只有22.41％。第三产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为27.24％，虽然高于第二产业该比例，但是该比例仍不到总税收的1／3。
计算各行业(门类)企业上缴的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可以了解各行业(门类)企业的税收效率情况。
1.行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超过1／3的行业有7个
行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超过1／3的行业有7个，分别是住宿和餐饮业(52.06％)，农、林、牧、渔业(51.17％)，建筑业(47.05％)、房地产业(40.41％)，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35.75％)，文化、体育和娱乐业(35.37％)，租赁和服务业(34.17％)。
这7个行业，特别是排在前4位的住宿和餐饮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其中的绝大部分企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小企业。
2.行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低于全部企业平均比例的行业有4个
海淀区全部企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为25.92％。各行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低于该比例的行业有4个，分别是制造业(18.37％)、批发和零售业(21.2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1.76％、)、教育业(25.08％)。
在这4个行业中，特别是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业，中小企业都占有很高比例，而且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教育业又是海淀区的重点发展产业。
3.行业税收贡献率排名前3位的行业上缴的总税收中，海淀区财政的分享比例均比较低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海淀区行业税收贡献率排名前3位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然而，这3个行业在各行业上缴的区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排名中，在所有行业中却是最低的。
此种税收划分办法，必然会对税源建设构成障碍。因为海淀区财政对各税种的分享比例不同，所以，不同行业上缴的总税收中对海淀区财政的贡献比例也是不同的。
由此带来了海淀区发展中的一个两难问题，即应当重点发展的企业税收贡献比例是最低的。海淀区以中小企业为发展重点，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又是重中之重，这些企业大部分是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而这些行业对海淀区本级的税收贡献比例仅为21.76％，远低于其他行业。同时，以海淀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小企业时，往往会遇到另外两个难题。
一是中小企业辐射小。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经济社会辐射效应很小，对周边带动效果非常有限，即使是中小企业集群，也难以发挥和大企业一样的辐射带动效应。
二是中小企业成长后流失严重。以海淀区为例，中小企业在成长后，将面临较高的运行成本和发展瓶颈。
因为这些原因，以海淀区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在发展中小企业时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中小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大力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不在地方纳税，又没什么辐射作用，而且一旦发展起来便会“飞走”，又严重抑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5
一、澳门财政法律制度
澳门财政预算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澳门组织章程》、《澳门财政预算纲要法》、《自治机构财政制度》和《市政厅财政制度》等。
澳门以公历年为预算年度，一个预算年度始于公历1月1日，终于公历12月31日。财政预算为单一预算，在“预算平衡表”里集中反映预算收支，但同时也吸收了复式预算的优点，把收支按性质是否相同予以对应和区别，使澳门的预算平衡表容易从总体上把握，便于监督机构进行监督。
在澳门，法定的预算编制文件称为总预算，总预算由统一预算、地方预算和自治机构预算组成。统一预算即澳门政府预算；地方预算指澳门市政厅和海岛市政厅的财政预算；自治机构预算是社会保障基金、退休基金及货币暨汇兑监理署等自治机构的预算。
澳门财政预算编制程序从澳门总督总预算编制批示开始，一般安排在财政年度的下半年，可分为以下几个基本步骤：
1.编制的研究及准备。澳门财政预算编制的研究及准备由财政司会同经济司、统计暨普查司及货币暨汇兑监理署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在社会暨预算政务司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2.公共部门上报新财政年度工作计划及开支提案。总预算涉及的各个部门根据财政司的报表和要求，提交所需资料及有关解释。
3.各级预算通过财政司汇总协调。财政司必须根据澳督施政方针草案、各部门的开支提案、投资发展计划纲要以及预算编制工作小组对新财政年度收入规模的预算，拟定新财政年度的总预算。
4.总预算的综合平衡效果审议。财政司向立法会提交总预算草案前，必须检讨财政形势，并对各级预算的综合平衡效果作出测定。
财政预算执行的管理机关主要是财政司，但在部分项目上，由财政司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完成，如监察暨协调司参与税的征管；经济司和贸易投资促进局参与有关投资或生产技术促进方面的税务鼓励评估；部分商业银行及储金局参与税款收集和预算资金拨付或信贷；货币暨汇总监理署主要参与涉及预算收支的资金运作项目的管理，等等。
从上述制度可以看出，澳门的财政预算的运转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澳门财政仍带有一些殖民主义色彩。比如，澳门政府的中上层官员均为葡萄牙人，他们享受很高的薪俸及福利待遇。“澳门总督的年薪高达42万澳门元，比葡萄牙总统的年薪还高”；（注：王叔文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35～336页。）澳门公共工程的建设优先给予葡资公司；文化教育经费中中文学校所占份额也很小等。
特别是在近几年，澳门政府的“夕阳心态”十分明显。“澳门政府的财政自1949年至1990年间，除1953年外，每年都有盈余，但是近几年来，澳门政府财政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近几年都出现财政赤字，以历年的盈余拨充抵补，使财政盈余大大减少”。（注：王叔文等：《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335页。）其次是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与官员薪俸。因此，澳门政府这种开支与收入不匹配的做法应引起注意，有关部门应敦促澳门政府每月公布库存余额，在发生重大预算变动时应向立法会咨询。还应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关于2000年澳门财政预算草案编制问题的意见，做好该年度的财政预算草案。
二、澳门税收法律制度
澳门的税收法律法规，经系统编订过的占绝大部分，如经修订后的第91／93m号法律《职业税章程》、第15／77／m号法律《营业税规章》、第1／86m号法律《工业政策范围内税务鼓励》、第41／90／m号法令《固定资产重置与摊折之税务规
则》，等等。
除此以外，有关税收的规定，特别是税收鼓励与税收惩罚则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当中。
专营税（或称专利税），是澳门税制当中极为特别的一类，是澳门政府向经特别获准经营业和公用事业的公司、社团所征的税。在澳门，对于专营税并无系统的税收法律、法规，而是通过专营公司、社团同政府签订专营合约来具体规定。
下面就澳门的现行税制作一简略介绍。
1.职业税澳门职业税是以工作收益（劳动所得）为课征对象的一种直接税。工作收益是一切契约性的或非契约性的、金钱的或实物的、固定的或偶然的、定期的或额外的报酬的总和，但不包括医疗费、药费、住院费、补助、抚恤金、退休金、残疾金、遗属赡养金或其他类似的补助。
在澳门，职业税的纳税人分为两组：第一组为在澳门从事由他人负担支付薪酬的营业活动的人；第二组为在澳门从事自付薪酬且以科研、艺术或技术为特征的营业活动的人。
职业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起征点为全年收益7万澳门元，应税收入从7万至28万澳门元分为五档适用累进税率，税率从10％至14％。应税收入达到28万澳门元以上按固定税率15％课征。年满65岁以上或经证实长期伤残程度等于或高于60％以上的工人，其职业税的特殊起征点为9.8万澳门元。
2.营业税在澳门经营工业、商业或者任何其他工商业性质活动的个人或团体，均须缴纳营业税。澳门营业税的课征对象不是营业活动的收入或利润，而是每一个营业机构缴付的固定数额的税款，因此可被视为营业机构注册税。
营业税的征收涉及七个部分29类80种363个行业。具体税额为：货物代售及业、进出口业1500澳门元；酒店业、保险及再保险公司、房产、住宅物业、未列明的不动产活动500澳门元；交通运输业150澳门元；商业银行、开发银行及其他银行8万澳门元；银行及办事处2万澳门元；离岸银行18万澳门元；其他行业均为300澳门元。
3.房屋税澳门的房屋税是对澳门市区房屋收益征收的税。市区房屋收益是指在发生租赁关系时的租金，及无租赁关系时使用人所取得的或可能取得的经济利益。在计征房屋税时，可扣除10％作为保养维修费用。
如果房屋租金额是在1985年7月1日后通过直接评估确定的，税率为10％；对其他取得租金收益的房屋，税率为16％。
4.所得补充税所得补充税又被称为纯利税，是对个人或团体（不论其住所或总部所在地为何处）在澳门所取得的总收益课征的税。其中，个人总收益是指个人工商业活动收益和工资收益的总和减去有关负担后的所得；团体总收益是工商业活动全年经营所得的纯利。个人总收益和团体总收益均不包括房屋收益。
当纳税人为个人时可享受的扣除有：全年免税额1.2万澳门元、从事服务职业所得收益的20％；纳税人应纳的营业税额；对居住在澳门的家属的全年负担额（配偶6000澳门元；未满26岁，在澳门境外攻读且无助学金的子女6000澳门元）。
澳门所得补充税采用累进税率，从起征点1.2万到30万分16个等级，分别适用2％到15％的累进税率。应税收益达30万澳门元以上者，适用15％的统一税率。
5.物业转移税澳门物业转移税的课征对象是位于澳门地区的不动产的有偿转让。在缔结契约转让不动产时，纳税人为不动产的受让人；在交换、拍卖与司法裁定转让中，物业转移税由各参与方分担。物业转移税的税率视不动产所在地段而异。位于澳门市政厅管辖范围之内的适用6％的税率；位于海岛市政厅管辖范围之内的税率为4％。
6.遗产与赠与税澳门遗产与赠与税（亦称财产无偿转让税），是对位于或存在于澳门的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所有权无偿转让时征收的税。其税率为差额税率，因应税客体的价值和受益人的身份而异。纳税人为所有在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或遗赠中获得财产转让的人。
7.车辆使用牌照税澳门车辆使用牌照税的课税对象为在澳门地区根据法律规定使用发给执照、注册或登记的车辆（包括机动车辆及工业机械）。车辆使用牌照税以车辆的所有人为纳税人，包括取得车辆执照、注册及登记的人，以及融资租赁中的承租人。
澳门车辆使用牌照税采用定额税率，按年计征，根据车辆种类不同，税额从350澳门元至4500澳门元。但对于工业机械总重量不超过10吨的，固定税额为1500澳门元；超过10吨的，以2.5吨为单位，每超过一单位征收200澳门元。
8.消费税澳门消费税以三组22项消费品和消费行为为课税对象。这三组产品分别是：酒类及其他含酒精饮料、烟草、其他产品（包括水泥、汽油等）。纳税人为进口和生产应税产品的个人和团体。消费税的征收采用从量征收与从价征收两种形式。由于澳门整体税率较低，对进口产品并不征收进口关税，所以澳门的消费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是较低的。
9.旅游税澳门旅游税的课税对象为酒店及同类场所、健身房、桑拿浴室、按摩院和卡拉ok场所在其特定活动范围内提供的服务。纳税人是提供应税服务的个人或团体，税率为其所提供应税服务价格的5％。
10.离境税澳门离境税类似于祖国大陆收取的“机场建设费”，但不只限机乘客。1993年，澳门颁布第68／93／m号法令规定，将每位从澳门前往外地（祖国大陆除外）的乘客运输凭证应付离境税20澳门元上调至22澳门元。（注：据澳门华侨报社专访，目前，澳门码头离境税为26澳门元，机场离境税为130澳门元。载于《华侨报》，《彭彼得陈述各业救市建议》，1998年7月7日，第1张第1版。）税款由经营从澳门前往外地乘客运输的个人或团体在发售客票时征收，于次月10日前连同凭单一起交公钞局缴纳处。
11.印花税澳门印花税的课税对象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在特定经济活动中所书立、领受的证书、文件。凡书立、领受应税项目的个人或团体都是澳门印花税的纳税人。例如，执照印花税纳税人是执照的领受人；
合同印花税的纳税人是合同签署人；赋税印花税纳税人是该税赋的纳税人。但租赁印花税向业主征收，交通印花税向旅客征收。
澳门印花税采用比例税率，各种印花税税率因经济活动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执照印花税税率为执照费的10％；表演印花税税率为票价的10％；银行印花税税率为资金管理收益的1％；租赁印花税税率是总租金的5％。
12.专营税澳门专营税分为专营税和公用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专营税两种，其中专营税在澳门财政和税收当中的重要性十分突出。1996年，澳门政府年度总预算收入96亿澳门元中，有57～58％是来自于税收。
以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同澳门政府签订的《专营合约》为例，1983年1月1日到1986年12月31日，专营税税率为专营公司总收入的25％。从1987年到1991年，每年税率上升一个百分点，1987年为总收入的26％，1991年征税达总收入的30％。
除缴纳专营税外，该专营公司还必须保证港澳间至少有三艘普通船只（每周30班）和九艘气垫船（每日84班），每年最少的客运量为1000万人次；负责疏浚航道及停泊区；将船只交政府船坞维修；致力于外港填海区建设工程；在台山建造足够的住宅，免费供给外港填海区的拆迁家庭；建造五幢共2000个单位的廉价房，以低于市价25％的价格出售给政府；负担旅游司用来促进澳门旅游业发展的费用等税外财政支持。
三、澳门税收法律制度的特点
尽管澳门地域狭小，税制简单，但其税收法律制度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
1.立法技术高从总体上讲，澳门税法承袭大陆法系，法规规定细致，行文简洁。在正文之前通常有关于该税的说明，阐明设立、修订或废除该税的意图，以及要达到的最终目标。税法条文前的小标题为检索和把握法律基本内容提供了有力帮助。每部税收法律、法规都有关于课税对象、纳税人、税率、豁免与优惠、纳税程序、罚则、对纳税人的保障（即申驳及上诉）等规定，尤其是程序部分规定较详细，占整部法律、法规的大半以上。尽管横向来看，税法整体之间重复较多，但这也是法律完整性的要求。
2.专营税地位突出前已述及，专营税作为澳门特有的税种，在整个财政税收体系中举足轻重，尤其是特别税对澳门经济发展关系重大。旅游业的发展，直接为澳门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间接地看，旅游业的发展又加快了澳门交通运输业、建筑房产业、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提高了澳门的对外影响。
2001年12月31日专营合约期将届满，业究竟以何种方式发展下去，如何对其进行监管才能使澳门居民免受其害，都是中葡联络小组所关注的问题。在1997年7月23日新的专营合约签署前后双方就开始对专营合约进行讨论，希望不断完善专营制度。《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亦作了前瞻性规定：专营税由法律另外规定。可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之后，新的特区政府在有关这些问题的做法上肯定将作改进。
3.低税运作澳门低税的思想渊源是葡萄牙的“轻税富民”思想。在澳门，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但从这个分类角度来看，职业税、所得补充税、房屋税中针对个人的可被视为个人所得税；所得补充税中针对团休的，可被视为企业所得税。这种分类征收的特点是对不同税源课征不同的税，为了避免因为税法规定粗疏造成对个人的各种收益划分不清，导致对纳税人同一税源重复征税，澳门税法对课税对象作了十分清晰的界定。另外，澳门低税的特点还表现在税率低、累进幅度小、豁免和优惠的范围广等方面。
4.税收所具有的调节作用长期以来，澳门一直享有“东方赌城”之称，业在整个经济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澳门之所以能够发展形成四大支柱产业共存的局面，是澳门政府早在60年代就开始注意产业调整的结果。为鼓励澳门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澳门特别颁布了《工业政策范围内税务鼓励》、《兴建旅游设施之税务鼓励》等文件。
在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有关法律和法令也规定了相关的税收制度。这些税收制度可以分为鼓励类与惩罚类两种，它们对澳门社会发挥着积极的调节作用。其中，鼓励类的税制安排有：①在《公众停车场税务优惠》中，为了改善道路交通情况及增加停车泊位，规定对将现有大厦的停泊车辆地方交由有关楼宇管理，或专门成立的公司管理，或澳门泊车公司管理的，免缴房屋税。②在《建筑障碍的消除》中，利用税收优惠引导设计者和建筑负责人更多地考虑残疾人的利益，对依法设计并建造的有利于残疾人的设施及楼宇，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③在《建筑、景色及文化财产的保护》中，为保护澳门的文化财产，减少政府负担，规定了多方面的税收优惠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遗产进行维修和复原。④在《经济房屋法》中，为改善澳门居民的居住条件，使中等收入的居民能够负担房价，税收优惠被用于鼓励政府、教会、公益团体、房屋合作社、公共服务专营公司等机构企业建造供居住用、设施良好、租金和售价受法律限制的楼宇。
惩罚类的规定见于《建筑物强制性预留车位制度》中，对于场地不适合用作停车场或市政规划禁止在建筑物内设停车场的，只有经过总督特别批准，并需缴纳一项特别税才能免去在建筑物内设停车泊位的义务。
5.采用属地原则征税对于个人和团体，不论其住所或总部位于何处，澳门所得补充税以其在澳门取得的总收益为课税对象。对于个人的工作收入，不论是澳门居民与否，也不论其收入来源于何处，只要是在澳门工作取得薪酬，均需缴纳职业税，这都是属地原则的体现。因此，在该个人和团体同时受制于另一采用属人原则国家或地区税法约束的时候，就会产生双重征税问题。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6
2、地方税源划分得不尽合理。按照效率、适合、相当的原则来判定，首先是地方税源没有分级次，不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其次，没有按地域，而是按隶属关系、部门、资源或因政策调整的增加部分来划分税源，前者如企业所得税，后者依次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银行营业税，这不但有碍于企业改革，也不符合税源的对应性；其三，没有很好地考虑有些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如个人所得税和资源税，它们或是因其所得来源广大，或是因其资源为国家所有，而不可作为地方所得税；其四，没有贯彻同一原则，如增值税与营业税，都是消费税，划分原则应相同，即均应作为共享税税源。
3、地方缺乏必要的地方税立法权。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思想，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理财思想。鉴于此，地方政府有了征税权和独立的征税机关。但问题在于，除了全国性的地方税立法工作以外，地方没有根据本地的特点、资源状况和特别需要，开征一些地方性税种的立法权。可以说，这是乱收费的根源之一。
二、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
国家历史久远，其政权级次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动，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下为地方各级政府，分别处理各自的公共事务。
不论各国地方政府所指为何，但“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而地方又有其组织体系，分为一定的级次。因此，首先要确定地方政权级次，然后才能考虑相应的财政体制。
两千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二级制和三级制之间徘徊。现在的省、县制，基本上是秦、汉郡、县制的继续。两级政府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基本格局。解放以后，中国的地方政权制度虽然多变，但省、县两级都作为实级存在并各自有一级财政，应该是可以肯定下来的。
市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可依其政治经济地位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和县级市。除了县级市以外，目前还实行“市管县”制度。市是一级政府，是实级，应有相应的财政。市以下一般设区，区亦为实级，也应有区财政。区以下的街道办事处是区的派出机构，不宜单设财政。
县以下是乡或镇，为实级政府，可有一级财政。在一些地区如有困难，可不设，亦可在条件具备之后逐步建立。
如上所述，依地方政府的实级，有省、市、县、乡四级，也就是说，地方财政亦有四级。
三、地方财政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财政应是公共财政，是地方各级政府为满足本地区的一般需要，促进本地区经济、事业的发展，平衡财政分配，所需资金的取得、使用和管理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由于“地方”总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因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实质上的关系是：统一关系：国家对全国各地方的财政必须保持统一，统筹规划；从属关系：即权力的行使需遵从中央的统一的法规；调剂关系：中央调剂各地区的财政收支，以健全地方财政。
公共商品理论是财政税收的基础理论：财政支出的是公共商品，而税收则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公共商品理论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和税收改革指明了方向：民间部门生产私人商品，政府部门生产或供应公共商品，因此，政企必须分开；财政支出的只能是公共商品，而不是私人商品，因此，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需要转换；税收是公共商品的价格，因此，税收应真正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公共商品的意义。在广袤的商品世界中，基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私人商品与公共商品。用来满足私欲的商品，称之为私人商品；用来满足公欲的商品，称之为公共商品。通过市场机制，研究私人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乃是私经济的核心，也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围。而通过政治过程或政府的作用，研究如何利用公共商品来满足公欲的问题，乃是公经济的核心，也就是财政税收所要研究的主要范围。
公共商品（publicGoods）理论发端于西方。因为翻译的原因，publicGoods一词有多种表达：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货物、公共财货、公共财、公共商品等。我们之所以采用“公共商品”的说法，是因为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相提并论可以更能说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事实上，“公共”意为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物品”多指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不一定具有价值；只有作为商品的物品，才具有价值。“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是用来进行交换的商品，只有那些自产自用的产品才不是商品。“货物”是供出售的物品，也就是商品。“财货”意同货物。“财”是钱和物资的总称：钱为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物资”是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也是商品，所以，财与商品的意义相同。至于“商品”则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性；泛指市场上买卖的物品。所以，我认为把“publicGoods”统一翻译为“公共商品”较为妥当。而且，这样定义，就可以把公共商品与私人商品联系起来一起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及共性与特性。
地方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所在的位置亦会对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某人因距离消防队较近而可能收益较多。这类公共商品可用地理条件作为划分的标准，大体上可将其区分为地方性公共商品、区域性公共商品和国家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这种分类，为建立多层次政府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严格区分国家公共商品和地方公共商品是做不到的。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共商品可以是国家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因此"，这种区分只能是大致的：基本上为全国居民消费的公共商品属国家公共商品，基本上由地方居民受益的为地方公共商品。
国家供应的公共商品，是对全体国民给予等量的利益，例如国防、国家制定的法律、基础科学研究、国道、面向全国的高等教育等；地方政府供应的公共商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给特定地区的居民以等量利益，如环境保护、自来水供应系统、地方性道路、中小学教育等。所以说，地方公共商品乃是指能满足一定地区人民的公共欲望，而由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商品或劳务。又可称之为被差别化了的公共商品。如同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一样，地方公共商品也是相对于国家公共商品而言的，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因而其范围通常包括：文化、教育、公园、娱乐、消防、水利、交通和地方公用设施等。地方公共商品不但具有联合消费的特性，而且还具有私有性、排他性及排挤效果的性质，并与纯公共商品的性质有所不同。就某一地区而言，其一居民如果增加对该地区公共商品的消费，就有可能造成他人的不便，甚至会使其他人无法消费这种公共商品。例如，图书馆的座位有限等。于是，国家公共商品是由中央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而地方公共商品则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资源配置，因而是有效率的。
地方公共商品亦有开放性与闭合性之别。开放性地方公共商品，具有外部性，其效益会溢散到该地区之外（外部效益）。因此，该种公共商品的资源配置，需要有上一级政府的专项补助，其资金来源为受益的辖外地区的特别课征。而闭合性地方公共商品，则不具外部性，其效益全为内部的，即全为该地区居民消费或享用，其资金来源为本地区政府，即地方财政。
此外，在一个空间经济里，同一地区的居民，对所在地区的公共商品的偏好，有较高的一致性。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例如，有的人喜欢居住在农村，而有的人却喜欢居住在城市。同时，地区内的各个居民对公共商品的获取能力也会有差异，例如，居住在公园、图书馆、游泳池等公共商品附近的居民，消费它们就比远处居民方便一些。
一般说来，在资源配置的功能上，地方政府较中央政府为佳。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民对公共商品的偏好不同，而地方政府恰可直接根据本地区的居民的偏好来提供公共商品，人们也可以搬迁的方式从一地到另一地去寻求满足其偏好的公共商品组合，即“用脚投票”，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可见，地方公共商品的存在，也提供了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时，所可能显示的对公共商品偏好的潜在机能，亦即人们以移居方式来显示其对地方公共商品的偏好。根据他们的偏好，各人将选择最有利的公共商品和税收组合的居住地。这种劳动者在地区间移动的信息，可以帮助地方政府决定供应地方公共商品的水平。
综上所述，地方公共商品之所以存在，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地方之间的差别性和流动性。所谓差别性，是指地方之间的发展水平、消费习俗、消费偏好等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各地的居民的公共商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所以就需要有相应地方公共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所谓流动性，是指资源可以在地区之间自由流动。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基本原因。
四、地方财源筹措
地方财源筹措的原则主要是受益原则。地方的财政收入应是政府的全部收入，其来源为自有收入和外来收入两大类。自有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而非税收入又包括与收益原则无关的罚款、捐赠收入与按受益原则的规费收入、工程受益费收入等。外来收入包括补助收入和地方公债。一般言之，地方财政的主要财源是地方税收。以此与地方公共商品的提供相适应的是地方财政支出。其原因是，由国家供应的国家公共商品，是对国民全体给予等量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供应的地方公共商品，原则上，只不过是给予特定地区的居民以利益。正确理解地方税的性质，对地方财政制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
按照上述的划分原则，我们所期望的地方税制是什么样的呢？一般说来，建立一个较好的地方税制应该遵循三个标准：效益标准、公平标准和税收成本标准。
效率标准。利用税收来筹措资金，首先，必须使政府的财政活动具备充分的可能性。其次，课税不要给市场价格带来扭曲，影响民间部门的资源分配。本来，课税就具有非中性。只是要求在选择和设计地方税制时，尽量避免超额负担。这种超额负担，即为税收制度扭曲市场机制而给消费者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
公平标准。也称公正标准。税负的分配，应接近社会所能同意的所得分配模型，使财政支出与税收负担相适应。
税收成本标准。征收费用和纳税费用均应为最低。
五、地方财政改革
地方财政具有地方色彩，且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地方政府的功能也只能在资源配置上，即向本地区的人们提供公共商品上，有极大的成效。所以，地方财政的改革应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其基本思路分述如下：
（一）建立地方公共财政。“财政”的英文是Finance一词，源于拉丁语Finic，其愿意是指支出的期限，后措公共收入，再后则演进为“公众财政”或“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及至现代，在市场经济中，“财政”或“公共财政”可称之为“政府经济”。也就是说，政府所应生产和提供的只应是公共商品。这里所称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即国家（具体地是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能代表国家），也包括地方政府。于是就有了中央财政或国家财政，以及地方财政的称谓。
然而，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财政通常亦称国家财政，不但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总称，而且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思想“国家分配论”的体现。在这个武库里，既有“公共财政”，也包括着“私人财政”的内容：其主要手段是计划；其结果是“政企不分”，致使市场机制难以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财政”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无论是在财政思想上，还是在财政预算的范围、方法和手段上。
因此，地方财政的首要任务是要由“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过渡和转变，把那些应由竞争性、经营性企业办的事情，随着市场的成熟度，按“四部门经济”的原理，逐步从财政领域清理出去，从而实现政府办政府该办的事，不同级次的地方政府和地方财政承担相对不同的公共服务职能。
（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有如下几方面：
1、财政的级次。地方政府现有省、市、县、乡四个实级，财政一般也有四级，那么，作为其财源的地方税如何设立呢？根据中国的历史、市管县的现情、乡财政的不健全，以及考虑到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现在中国的税级结构设两级的办法较妥，而不必强求按财政级次去构建。如此，中央和省级均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及其解释权和调整权。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省以下也可推行分税制，但不赋予税收立法权，而只有税收执法权和税收司法权。与此相适应，地方税设两级，即省级税和市县税。乡财政包括在县财政之内，故一般可不设乡税。但在农村的“费改税”后，该部分可作为乡税，以充乡财政的固定财源。
2、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税收管理体制是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管理体制的模式按其税收立法和征收管理权限的划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宜集权分权结合型，即相对集中型，中央集中掌握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掌握次要的税收收入，各自拥有一定的财权，同时以共享税为主构成各级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专享税为辅。
3、税务行政。如何实施税务行政，主要是如何设立财税机构的问题。财政机构的设立，原则上应是一级政府要有相应的一级财政。而税务机构的设立则不然。就其权责而言，一为税务决策机构，即研究税收体制、选择税种、调整人事、领导稽征机构；二为税务稽征机构，即专职办理各税的课验、计算和征收业务的机构。由于各国政体不同，有统一稽征和分别稽征的区别，因之稽征机构有统一的和分立的两种。统一的稽征机构，不论税收属于中央或是地方均统一征收，并分别解缴入库。其优点是节约征收费用，适于领土不大的国家，但解缴手续繁杂，工作量大。分立的稽征机构，国税、共享税由中央设立的机构征收，共享税中的地方部分，按规定由国税机构解缴地方；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设立的机构征收。其优点在于合乎税源分配和财政体制的要求，适于领土广大的国度，但征收费用较高。中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又是多层次的，这就使中国实行分别稽征制成为必然。现在已这么做了，总体来说效果是好的。今后要解决的问题是两套税务机构的协调问题。
但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一些税源很小的边远地区和基层税务所，如果仍然按一般原则设置两套税务机构，显得没有必要。为了节省税收成本，可只设一个税务机构，统征各税。
4、改善地方的收入机制。主要包括规范收入机制和税种的合理划分。
（1）规范收入机制。首先，按公共财政要求，政府收入即财政收入。为此，预算外收入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其次，规范地方的收费，把那些必要的行政性收费改革为地方税种，亦纳入预算管理。其三，规费收入只能规定在公共商品提供给个人的范围之内。
（2）税种的合理划分。税源的划分，要能满足地方各级政府的需要，符合税源的对应性，考虑税源的广度和潜力，并贯彻同一原则。按此，地方税体系的具体设想如下：
①商品税类：增值税、营业税，中央与地方共享。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7
英国对物业所有者与租用者征收的税种称之为住房财产税，它是英国目前唯一的地方税，是按房产价值征收的一种税。纳税人为年满18岁的住房所有者或住房承租者（含地方政府自有房屋的租客），包括永久地契居住人、租约居住人、特许居住人、业主等几类。如一处住房为多人所有或多人居住，则这些人将共同负有纳税义务。居民住宅包括楼房、平房、公寓、分层式居住房间、活动房屋、船宅等。住宅房产的价值由国内收入署的房产估价部门评估，每5年重估一次，按房产的价值分为a～H共8个级别，分别征收不同的税额。一般情况下最高税率是最低税率的25倍。具体每个级别的税率全国并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地区政府根据当年预算支出情况而定。英国住房财产税减免政策主要有折扣、优惠、伤残减免、过渡减免四大类。其中，优惠主要是针对没有收入支持或低收入的纳税人，优惠多少则取决于纳税人的收入、储蓄和个人境况，最高可达100%。伤残减免主要是针对某些伤残者，在征税时，可以降低其住房价值应纳税的档次，给予适当的减税照顾。
日本对不动产保有课税主要设立有固定资产税和城市规划税，按应税财产所在地，由各市町村或都道府县分别征收，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固定财产税是对土地、房屋和建筑物、商业有形资产征收。城市规划税是城市规划事业和土地规划事业的财源，对土地和房屋的所有者课征。固定财产税的税基为各市町村《固定财产登记册》中所列示的应税财产评估价值。在评估土地的价值时，每次单独对同一类土地进行评估，如住宅用地、农业用地和森林用地等。然后以某一区域内一定数量和标准的土地，作为同一类土地价值的标准，每块土地的价值可以依据标准土地的价值并结合周围环境而定。在评估房屋和建筑物的价值时，根据住房供给政策，对房屋提供税收减免。具体减免规定为，2002年3月31日前新建的面积为50-120平方米的房屋，在前三个纳税年度减征50%；2002年3月31日前新建的3层以上的耐火住宅，面积为50-280平方米的，前五个纳税年度减征50%。除此住房供给政策的减免规定之外，公路、墓地或用于教育、宗教、社会福利以及地方税法案规定的其他用途的财产免税，中央政府、都道府县和市町村以及外国大使馆所拥有的财产也免税。《固定财产登记册》中所列的房屋、土地或建筑物的评估价值，依据土地市价、房屋或建筑物的替代成本的变化，每三年修订一次。每年从3月1日起，《固定财产登记册》都要向纳税人公开展示20多天。在此期间，纳税人可以进行查询，如果对评估价值有疑问，可以向固定资产评估委员会提出申诉。
加拿大的物业税也是对不动产征收，是地方的主要税种。不动产的税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土地，另一部分是建筑物和其他不动产。税基由政府来评估，政府估价一般用市场价评估法。为了将评估的误差减少到最低程度，加拿大各省都成立了专门的集中评估机构。每个省都制定出评估手册来指导评估师的工作。同时，绝大部分省都通过立法来保证评估师调查和取得必要信息的权力，评估师可以任意索取相关资料，当事人必须予以配合。在加拿大没有全国统一的物业税率，税率主要依据各地方政府的收支状况自行规定，因此，即便在同一省辖区内，不同市区的物业税率也有比较大的差异。加拿大物业税收的减免与美国很类似，主要也是依据物业的用途和物业的所有者予以减免。主要包括对农业用地、森林用地、宗教用途的土地等给予轻税待遇；对政府拥有物业给予免税待遇。除此之外，加拿大的一些省还设有税额扣除法、延期付税法，以减轻低收入家庭和有困难的特定纳税人的税收负担
香港物业税是对土地及建筑物课征的一种税，主要是对业主来自物业的租金收入征税，没有租金收入的业主则不需要缴纳物业税。香港对物业税的免除项目主要三项：一是由业主支付的差饷，也即物业管理费；二是来自物业的租金收入，但在该课税年度内无法收取；三是作为支付修理费及其他开支费用的20%免税额，这是一个无论实际开支数目大小而规定的划一的扣除额。物业税的税率在15%左右，2004年略为增加，为16%。香港物业的业主必须把所拥有的全部物业填报在综合报税表内，接受税务局评税主任的评税后，再根据评税通知书的时间和税额缴纳税款。
从上述各国（地区）对物业课税的概况可以看到，物业税是地方税种，由当地政府进行征收管理。物业税均对不动产保有环节征税，即对土地、房屋和建筑物征收，一般由物业所有者申报并缴纳。在物业税税收要素的具体设置上，各国（地区）并不相同，但从征收管理来看，又都是以政府评估、个人申报为主。
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建议
目前，我国对不动产课税，也就是类似于物业税的税种有7个，包括营业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收费的项目更是多不胜数。现行的房地产税收政策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税制不统一。目前我国外资企业和外籍个人适用《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内资企业和个人适用《房产税暂行条例》。内外税制不统一，不仅不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也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其次，计税依据、税率设计不科学，税收负担不公平。第三，税费名目繁杂。我国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缴纳的税费很多，除上述7种税外，还有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印花税等等，过多的税种，既不符合简化税制的原则，又会出现重复征税的情况。对房地产业的收费更是将近百种，这不仅给征纳双方带来很多麻烦，更制约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不动产课税的种种弊端，借鉴各国（地区）征收物业税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开征物业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简化合并税种。根据简化税制的原则，对现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税种进行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建议取消土地增值税，合并涉及房地产开发和保有环节的税种和相关收费，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并将物业税的征收管理权限下放，确立为由地方政府征收的地方税种。因为，从国外对物业课税的成功经验可以明显地看出，物业税都是地方的主体税种，是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在统一税政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政管理权，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科学设置物业税的计税依据。从国际上看，以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作为计税依据被各国普遍采纳，运用得最为广泛，如以上所述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以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更符合量能纳税的原则，而且还具有税源丰富，收入富有弹性，交易证据多、便于诚信纳税等优点。因此，我国的物业税也应建立以市场价值为核心的计税依据，每隔3-5年重新评估一次，这样既能够准确真实地反映税基，并随经济的发展带动税基的提高，进而稳步提高财产税的收入，同时又能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合理确定税率。国外财产课税大多为地方税收，因此普遍都是由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税率，而没有实行全国统一的税率，具体的税率都是根据当地政府的预算支出规模来确定。我国物业税税率也不适宜全国统一税率，因为各省的经济发展状况不一致，可考虑全国范围内制定一个幅度的税率，具体税率的大小可由地方政府自行规定。至于税率的形式，我国宜采用比例税率，因为比例税率比较简单，易于征收和管理。
建立完善的评估制度。以不动产的市场价值为计税依据需要相应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不动产评价体系和评估制度。首先，要制定评估的法规和操作规程，并设置专门的评估机构，从法律和制度上对评估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加以规范和约束，对评估从业人员还要进行定期培训，考核其执业能力。其次，要确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方法，可以重置成本法和现行市价法作为评估办法的基础。最后，还要通过法律保障纳税人对评估结果拥有知情权和申诉权。不动产的评估结果必须定期公布，并允许纳税人进行查询。如果纳税人对不动产的估价等持有异议的，他们有权申请复议，地方政府必须设立专门的机构办理有关复议事项，纳税人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的，可再向法院，由法院进行判决。
建立与不动产登记、评估有关的信息数据库。物业税的评估工作需要大量的、详尽的不动产信息和较长时期内的市场信息。建议为纳税人进行不动产信息登记，详细登记纳税人所拥有不动产的类别、所在地、评估价值、评估价值变化的日期情况等等，运用计算机技术对这些信息进行及时地搜集、处理、存储和管理，以获取有效的评估和征管的资料。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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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8
一、引言
按照受益范围的大小，公共产品可分为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全国性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覆盖整个国家，每个区域的居民都能同等消费，因而代表区域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不会自愿提供，只能由代表整个国家居民利益的中央政府提供。相反，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受益仅局限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因而其他区域的地方政府不会提供，只能由代表该地区居民利益的地方政府提供。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因而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的划分也应当与公共产品的提供相对应。为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中央政府；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而选择在区域范围内征收的税种，其税收收入和税收权限应归属于地方政府。
作为地方支出项目的资金来源，财产税在世界各国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地位①。然而，目前各国学者对财产税是否属于受益税的争论尚未停止，一些学者也在试图寻找能够替代财产税为地方政府筹集资金的其他税种（oates，2001）。财产税税负最终由谁负担？用于何处？能否采用其他收入予以替代？通过研究财产税归宿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利于明确财产税的经济效应和在地方财政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从而合理制定财产税政策，改善地方财政状况。
从研究方法上看，税收归宿可以分为绝对税收归宿、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绝对税收归宿考察当其他税和政府支出不变时某种税收的经济影响，是最基本的税收归宿分析方法。平衡预算归宿考察的是税收与政府支出计划相结合所产生的分配效果。也就是既分析税收的归宿，又考虑通过税收取得的政府支出的用途。差别税收归宿考察的是政府预算保持不变时，以一种税替代另一种税的归宿差异。本文从的财产税绝对税收归宿入手，对平衡预算归宿和差别税收归宿进行一次全面的考察。
二、绝对税收归宿：谁负担了财产税
传统观点在分析中采用局部均衡方法，并将财产税划分为对土地课税和对建筑物课税两部分，认为财产税是对土地和建筑物课征的一种货物税，税收归宿取决于相关的供给和需求曲线。对于土地而言，只要数量无法改变，其供给就是完全无弹性的，因而全部税负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如果土地的供给不是固定的（例如城市土地供给可以扩展至毗邻农用土地的市郊地区；同样，通过填埋改造也可以增加土地的数量），那么税负则由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分担，比例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弹性。对于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业在长期内可以按市场价格取得所需资本，因而建筑物的供给曲线是完全水平的。如果资本无法在建筑部门取得预期收益，就将转移至其他部门。因此，对建筑物征收的财产税能够向前转嫁给消费者。对于财产税的收入分配效应，传统观点指出，对土地部分课征的财产税，取决于来自于土地所有权的收入是否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同样，对建筑物课税的累进性取决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是提高还是下降②。
与传统观点相反，miesezkowski（1972）采用harberger的税收归宿一般均衡模型（两个生产部门、全国范围内固定的资本存量以及一定的政府服务水平）分析地方财产税的归宿。后来人们将miesezkowski，zodrow，wilson等人的观点合称“新观点”。miesezkowski指出，传统的局部均衡分析没有考虑整个经济中所有地区广泛征收财产税时的一般均衡效应。他在模型中假设全国的资本供给完全无弹性，因此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群体承担全国范围内的财产税。
miesezkowskiki将这一效应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由于资本所得在富有阶层收入中所占比重更大，因而财产税归宿中的利润税部分具有较高的累进性。该结论与上述传统观点截然相反。此外，在税收相对较高的地区，财产税使资本从该地区流出，降低了该地区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要素回报率。资本流入税收相对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工资和土地价格提高而住房和商品价格下降。miesezkowski将其称为财产税归宿中的货物税效应，并指出，货物税效应扭曲了经济中的资本配置，使资本从高税收地区转移至低税收地区，直至所有地区资本的税后收益相等。
可见，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与采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假设前提与结论的差异是显著的。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源于对问题分析的角度不同。传统观点想要解释的是某一特定地区的财产税归宿，而一般均衡方法着重考察一个国家整体的财产税归宿。当考察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时，结论产生某些差异就不足为奇了。况且，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当某一地区的财产税相对于全国的平均税率而言较高时，该地区的消费者就将以更高的商品购买价格承担这种货物税效应。这时，财产税归宿的传统观点就可以视为一般均衡观点的一种特例。实际上，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地方政府在讨论征收财产税所产生的效应时，似乎并不关心其他地区的资本收益和房屋的消费者，它们只考虑本地区居民所负担的税收以及对本地区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地区税收负担的增加，主要是通过货物税效应产生影响，利润税效应作用很小，因而总体效应是累退的。其他地区的利润税效应将被货物税效应的收益所抵消，从而将所有税收负担留给课税地区。课税地区的税收归宿不仅是累退的，而且该地区承受所有的税收负担。从整个国家的财产税体系上看，财产税的税收负担则包含累进性因素，但地方居民则视财产税为累退的。由于财产税主要是作为一种地方税发挥作用，因此后一角度显得更为重要，即货物税效应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三、平衡预算归宿：受益观点与新观点之争
由于财产税是地方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因此在分析财产税归宿时，考虑财产税的用途显然是必要的。对于财产税的平衡预算归宿问题，同样存在着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被称为“受益”观点。该观点基于tiebout（1956）的分析框架，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脚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使得各地区的公共服务相对于个人需求而言具有同质性，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受益观点最先由hamilton（1975）提出，他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纳入tiebout模型，并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地区法规，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调整其房屋消费，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正如在最初的tiebout模型中，配置到公共部门的资源是有效的，因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此外，用于住房的资本配置是有效的，各家庭间不产生收入的分配效应。换言之，具有严格地区法规、能够保证同质住房以及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在房屋价格上体现出差异的居住用财产课税体系，相当于不具有扭曲效应的使用费。fischel和white将这一方法扩展至对工业资本征收的财产税，假定企业在地区间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同样，在适当的地区法规下，工业财产税相当于为政府公共服务支付的费用（georger.zodrow，2001）。
另一种观点即“新观点”。以miesezkowski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按照tiebout和受益观点所强调的个人对地方公共服务需求不同，允许个人在地区间流动，每个地区中的个体在其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方面是同质的；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分析的结果表明，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前提和结论存在差异，但在二者的分析中，某一地区的地方支出都与财产税负担紧密相连。实际上，由于地方土地所有者（尤其是房屋所有者）居住在课税地区，消费者价格的提高局限于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因此新观点中明显具有受益观点的特征；换言之，通过提高地方财产税筹集地方政府支出而增加的负担完全由地方居民负担。
新观点的受益特征与实际的受益观点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得到结论的过程与后者不同：按照新观点，地方要素和消费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于因课税而导致的资本流出。对于受益观点和新观点的争论，一直以来从未停止。笔者认为，既然财产税是一种地方税，那么在考虑地方财政支出时将其视为一种受益税显然更符合财政联邦制的概念——各级次的政府在其范围内提供公共服务，并自行为之付费③。然而，这种受益税是相对意义上的，或者说是地区间或各政府级次间受益税，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间受益税。在绝对的受益税情况下，税收实际上成为一种使用者收费，即公共服务的价格，因而不产生超额负担，对资本市场没有扭曲效应，研究其归宿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财产税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受益税——从全国范围上看是累进的，从地区角度看则是累退的。
四、差别预算归宿：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
由于地方政府提供的主要是地区受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因此有必要掌握自身的收入来源。作为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价值补偿，财产税一直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有重要比重。然而，在实践中，财产税的估价容易导致征纳双方的争执矛盾，按季或年度征收且由纳税人直接缴纳又经常使纳税人感到税收负担格外沉重，因此地方居民往往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减轻财产税负担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开始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对地方政府而言，财产税的替代性收入来源主要包括销售税（或增值税）、所得税、使用者收费，以及来自更高级次政府的转移支付。在上述收入中，使用者收费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颇受欢迎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被广泛地用于为卫生服务、开发许可、公用事业、文化景点等筹集资金。但是，作为一种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筹资的收入来源，使用者收费局限于具有排他性的服务。因此，对于地方政府有义务提供的很多产品和服务（如贫困救济、基础教育、治安等）而言，使用者收费是不合适的。
除使用者收费外，销售税（或增值税）和所得税也是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对象。与地方财产税相比，地方所得税和销售税确实具有一些优点。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中央政府或州、省级政府）通常也征收这两种税，因此，由更高级次的政府代为征收和管理，能够节省遵从和管理成本。此外，这两种税收的弹性都要好于财产税，并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可以自行申报。相比之下，财产税的税基需由税务管理部门进行估测，所费时间较长，而且通常被纳税人认为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大。将销售税和所得税作为地方收入主要来源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更高级次的政府同时征收销售税和所得税，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将其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边际税率将会非常高。另一方面，销售税和所得税的税基要比财产税税基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在邻近的地区购物或工作，以避免缴纳地方销售税和所得税。
更高级次政府的补贴是地方政府的又一收入来源。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中都包含着自身收入和上级补助，但二者所占比重各地差异较大。一种极端的形式是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的公共服务体系，家庭选择适当的居住地区，以享有其希望得到的公共产品。在该模式中，地方财政具有市场化的特征：家庭在选择居住地区时“用脚投票”，有效地“购买”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税收如同市场决定的价格一样发挥作用。另一种极端形式则在地方财政体系中强调地方服务的平等性，地方政府应发挥基本的再分配作用。在该模式中，地方收入中很大一部分依赖于转移支付，中央政府通过征收全国性的税收在筹集收入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中央分配大量的补助给地方政府，用于地方公共支出。支持后一种模式的人认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收入的财政体系更有效率，也更为公平。因为更高级次的政府可以更为有效地使用累进税，这一方面提高了税制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无法通过在各地区间迁徙而避税，减少了扭曲性地区决策引起的超额负担。此外，在集权财政体制下，可以采用平均的方式将资金分配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各地区间的财政机会更为平等。尽管这些观点指出了更高级次政府补贴的优越性，但笔者认为，该模式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税收与政府支出决策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地方政府想要作出正确的财政决策，就必须权衡公共支出的成本与收益——理想的结果是将支出调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点上。如果资金来源于其他地方，这一联系就被割断：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收益不再等于其边际成本。有关地方公共服务范围和水平的决策很可能变成地方与更高级次政府间关于地方公共项目补贴规模和形式的谈判结果。因此，决定在边际上扩大还是缩小地方公共项目时，地方税收必须发挥主要作用，以使这些决策的成本和收益在复杂的决策中成为主要的决定力量。
五、中国财产税改革：税收归宿理论的引申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渐进性的改革，并于1994年建立了以分税制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后，中央政府收入由之前的20％左右提高至50％以上，并且至今一直保持着这一水平（国家统计局，2004）。然而，在地方政府的收入份额大大降低的同时，其支出任务并未相应减少，70％的公共支出仍由地方政府负担，其中超过55％的部分落在县、乡政府肩上（worldbank，2002）。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集权化和原有地方支出责任的保留使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为了满足地方居民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寻找替代性的收入来源。在众多可选择的渠道中，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没有纳入预算外管理的非预算收入不在中央政府的预算控制范围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两种最为常用方法⑤。世界银行（2002）估计中国目前的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占gdp的20％，其中2/3由地方政府支配。wong（1998）估计1994年中国的预算外资金高达2100亿元，占gdp的4.7％。gang（1998）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大部分公共支出是通过非预算资金筹集的。例如，广东省某镇1993—1994年90％的基础教育支出成本通过非预算资金弥补；浙江省温州地区某镇94％的道路建筑资金和50％的政府行政支出来源于非预算资金。按照他的估计，中国南方城市的政府收入中，1/3来源于预算收入，其余部分由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弥补。
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的使用反映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种进步和改良，因为二者体现了地方纳税人对地方公共产品的偏好与满足这些偏好的资金之间存在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使财政资源的配置更有效率。尽管具有上述优点，但二者的负面效应更加明显：首先，由于各地方政府征集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能力不同，因而地区间差距进一步扩大。实践表明，经济发达地区比不发达地区更容易从地方经济中取得资金，结果是不发达地区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由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征集会减少中央财政的收入规模，因而中央政府采用转移支付以减轻地区差异的能力同样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状况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其次，由于非预算资金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由支配，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因而地方政府往往以降低其税收负担为条件要求企业为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资金。换言之，相对于预算资金而言，地方政府更加倾向于可以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或非预算资金。这无疑将削弱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利于达到稳定经济的政策目标。最后，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取得大部分是无规则的。这种不透明的制度安排也为地方官员的腐败敞开方便之门。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规范地方财政体制，减少通过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筹资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下一步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加快财产税的改革将是解决该问题的一剂良药。该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的税制改革已经到了必须处理省级以下财政关系的阶段。虽然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但并未明确省级以下财政关系。实际上，与中央——省级政府收入——支出不配比一样，省级以下政府也存在这一问题。尽管大多数公共支出发生在县乡级次上，但收入分配却并未与支出模式相符。因此各级地方政府间也应建立规范的财政关系。财产税属地方税，如果下一步的改革集中于地方财政体制，那么财产税必然成为主要的改革对象。第二，加快财产税改革也符合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愿望。实践表明，每当中央政府试图抓紧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省级以下政府通常都采用非正式的预算安排予以应对。可以说，忽略省级以下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式必然无法削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使用。因而，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央政府必须对地方财政予以重视。财产税的改革不仅不会使中央利益受损，还将有利于帮助其实现建立以税收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和地方政府减少使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的目标。允许地方政府拥有财产税的管理权将有助于激励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向正式的预算体系转化，从而更加便于中央政府监控。第三，推进财产税的改革还将有助于防止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财产税不仅征收了地理位置租金，而且要求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受益者支付成本。用财产税替代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无疑有助于消除非正式预算筹资方法所导致的负面激励效应，实现中央政府所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
注释：
①bird，richardm.和enidslack（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财产税占地方政府税收收入的40％。发达国家的比例为35％（10年前为30％）。转轨国家比例相对较低，但也达到了12％。
②hanreys.rosen（1995）指出，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对收入标准的选择。采用当期（年度）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的增长，用于住房部分的收入比例下降，表明财产税具有累退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采用永久性（或长期）收入研究财产税的累进程度似乎更为理想，因为某一家庭的某一年度的收入是高是低对该家庭的住房消费影响不大，决定这一问题的是该家庭的长期收入预期，而不是某一年度的波动。采用永久性（或长期）收入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消费大体上与永久性收入成比例。换言之，对建筑物部分的课税既不是累进的，也不是累退的。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9
【摘要】本文通过对韩国地方税制的分析与比较，从中借鉴有益的经验，提出我国完善地方税制的几点建议。
税收与经济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一方面，税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税收的结构、规模、积累速度由经济结构、经济总量决定，经济的发展是税收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税收作为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通过其自身的调节功能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是政府调控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经济杠杆。
1994年中国实行分税制改革，在体制上相对固定了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政税收的分配关系，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地方税制和地方税体系的初步确立。地方税的设立和实施不仅是地方的财政问题，而且也是地方经济问题。地方税如何确立、运作、运用等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同时可对地方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带来积极或消极的效应。
一、韩国地方税制的基本情况
（一）地方税的税种
韩国共有248个地方自治区，其中广域地方自治区有16个，基层地方自治区有232个。广域地方自治区包括一个特别市、6个广域市（相当于我国直辖市）和9个道（相当于我国省），基层地方自治区包括232个市・郡（相当于我国的县・区）。
在韩国，地方税主要依据国会制定的《地方税法》和地方自治区议会制定的《条例》来执行。在国家及地方专设地方税务机关。中央设立国家财政经济部具体负责地税业务，特别市及广域自治区是在财政局下设立税政科或税务科等地税机关，在基层自治区设立财务科或税务科等地税机关。
韩国现行的地方税共有17种：契税（acquisitiontax）、登记税(registrationtax)、许可税（licensetax）、赛马税(raceandparimutueltax)、居民税(residenttax)、财产税、车辆税(automobiletax)、车辆行驶税、农业所得税、屠宰税、烟税(tobaccoconsumptiontax)、综合土地税、城市规划税、公共设施税、经营机构税（businessofficetax）、地区开发税、地方教育税。其中以下13种税（契税、登记税、赛马税、居民税、车辆税、车辆行驶税、农业所得税、屠宰税、烟税、公共设施税、地区开发税、地方教育税、城市规划税）规定为特别市及广域市税，7种税（契税、登记税、许可税、赛马税、公共设施税、地区开发税、地方教育税）规定为道税，10种税（居民税、财产税、车辆税、车辆行驶税、农业所得税、屠宰税、烟税、综合土地税、城市规划税、经营机构税）规定为市・郡税。
（二）地方税的税率
地方税税率主要采用比率税率和定额税率。另外，因为地方税的特殊性，比率税率分设为法定税率和标准税率。法定税率是国家制定的，是地方自治区不得更改的税率；而标准税率是允许地方自治区在规定范围内（通常以标准税率的50%左右）调整的税率，通常在财政方面有特殊情况时允许调整、使用（参见表1）。
资料来源：洪起用《地方税法》，首尔：税学社，2001年．第115页.
（三）地方税的征管
地方税的征管在遵循地方税法及其他地方有关规定的同时，遵循国税基本法和国税征收法。地方税的缴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纳税义务人主动缴纳，另一种是自治区告知纳税义务人申报缴纳。前者称为主动缴纳，后者称为告知缴纳。如果规定期限内纳税义务人仍不缴纳地方税，税务部门将进行强制征收。
纳税义务人一般到金融机构交纳地方税，但没有金融机构的岛屿或偏僻地区可向税务工作人员缴纳地方税。地方税通常以现金缴纳，但根据《可用证券缴纳税金的规定》，也可以证券或者不动产来缴纳地方税。地方税通常一次纳税金全额，但财产税或综合土地税可采用分期缴纳方式。即：财产税或综合土地税税额超过一千万韩元时可采用分期缴纳，在超过纳税期限之日起45天之内分期缴纳全部税额即可。地方税法第60条规定，地方税可以由第三者来代缴。
二、韩国地方税制的特点
（一）财产税为主的地方税制结构
韩国的地方税结构是以不动产课税为主的税制体系。在17个税目中，契税、登记税、财产税、车辆税、综合土地税、城市规划税、公共设施税等7个税目属于财产税类。整个地方税收收入中所得税类税收占12.2%、消费税类税收占18.3%、其他税金占0.9%，而财产税为课税对象的税金占68.7%。
（二）地方税收的收入规模较大
地方税收入在地方财政中所占比重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地方经济发展。通过表2可以看出，2001年在韩国地方财政收入中，地方税收入占到47.9%（参见表2）。虽然这与1998年的63.4%、2000年的59.4%相比有下降的趋势，但2001年的地方财政自立程度平均为57.6%，特别市和广域市的自立程度为84.8%；市为49.6%；道为35.2%。其中最高的特别市是首尔，为95.6%。
资料来源:韩国行政自治部,2001年地方财政年鉴，第36-37页
（三）地方管理权限较大
韩国的地方税税目、税率、征收对象、减免及征管等通过地方税法规定。地方自治区对居民税、车辆税、屠宰税、公共设施税、地区开发税、城市规划税、经营机构税等7个地方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调整其税率。另外，国家赋予地方自治区决定是否征收一些地方税金的决定权。目前，各地方自治区纷纷增设新税源，如江原道、济州道、忠北道等新设旅游税；首尔、大邱、大田等新设广告税；京几、京南等新设温泉税；蔚山、丽川等城市增设集装箱税等，增大了地方财政收入，扩大了地方的管理权限。
三、思考与借鉴
思考之一、合理调整地方税制结构
目前，我国的地方税从收入结构上看仍以营业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为大头，而财产税类税收较少，应作为主体税种的财产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地方税税负偏低，收入弹性较差。
应借鉴韩国经验，使财产税成为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税种。从现实发展的可能性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制度的改革，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拥有的财产会越来越多，数额也会越来越大，因此税基也将随之增大。加之，通过对财产税制的改革、征收范围的扩大、税率适当提高和计税依据的改变，财产税收入一定会大幅度上升。
应在合理确定地方税主体税种的同时，扩大地方税税源。通过税费改革，可以将一些合理的地方政府收费改为地方税或者并入地方税，如将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合并开征社会保障税，将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合并开征教育税等。
思考之二、合理确定地方税收管理权限
1994年的税制改革达到了简化税制，理顺分配关系和强化中央宏观调控经济能力的效果，但没有相应地下放部分地方税种的管理权限，而是将其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悬殊，地方政府无法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本地区的税种配置及征管措施。
因此，应从实际出发，借鉴韩国经验，充分考虑和注重地区间的差别，在保持中央的税收管理权限主动地位的同时，适度下放地方税管理权限，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如对纯属于地方性质的、受益范围比较明确的地方税收，除立法权归中央外，其他权限可下放给地方，以便于各地因时制宜地制定地方税收的法律、法规，增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功能。
思考之三、规范地方税征管体制
1.重构税收征管流程
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必须建立一套与计算机征管系统和操作模块相配套、相吻合的业务流程。
2.加强税源监控管理
加强纳税人的户籍管理，健全重点税源监控和税收源泉控制机制，防止漏征漏管。同时实行彻底的属地征收，对所有类型纳税人应坚持属地分类管理。
3.统一地方税征管机构
财产税和行为税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土地增值税；土地出让金；物业税
总书记2004年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搞好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的修编工作，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规划和供应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几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措施，使得部分地区过热地产开发降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提出以后，土地问题更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一、中国土地财政收入的历史与现状
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过：“土地是财富之母。”对世界各国而言，土地都是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中国亦如此。
（一）中国土地税收的历史与现状
土地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从土地所有者或土地使用者手中强制无偿地取得部分土地收益的一种税收，是政府政治权力的表现。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禹时代，中国就有土地税收。由于数千年来，中国都以农业生产为主，田赋以及演变到后来的农业税是中国历代的主要税赋。对城市土地征税源于1866年上海公共租界首先开征地捐。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国有化，对农村土地仅征收农业税，城市土地税并入工商企业税收计征。改革开放以后，土地税种逐渐增加。1979年7月1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规定，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我国政府交纳使用费。1987年4月1日，由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开征耕地占用税。1988年9月27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规定自1988年1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对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土地增值税。
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涉及城市土地的税收主要有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12个税种，分别从不同侧面调节土地的利用。
（二）中国政府的土地非税收入
1987年，深圳经济特区率先试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制度。1988年4月，在宪法中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从此土地使用权转让有了法律依据。1990年6月，国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使我国城镇国有土地市场有了法律保护。
土地是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资产自然会给所有者带来收益。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土地所有者依据经济原则从土地使用者方取得的一种收入，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体现，本质上是地租。土地出让金是指各级政府土地出让主管部门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单位或个人，按规定向单位或个人收取的土地出让价款。
1989年5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的通知》，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中，“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地方财政。不论上交中央财政还是上交地方财政的收入，都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专款专用”。上述文件未及实施。两个月后，财政部公布《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收入管理暂行实施办法》，中央在土地出让金分享上后退一步：土地出让后，当地政府可“先留下20%作为城市土地开发建设费用，其余部分40%上交中央财政，60%留归取得收入的城市财政部门”。1992年9月，财政部出台《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征收管理的暂行办法》，把中央对土地出让金的分成比例缩小为5%；1993年底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又把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中央提取5%的规定也被取消。从此，土地出让金全部划归地方政府，依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
2005年，全国共出让土地面积16.32万公顷，出让价款5505.15亿元。除土地出让金外，政府收取的土地非税收入还包括新增建设用地补偿费、土地登记费、征地管理费、外资土地使用费等。
（三）中国来自土地的隐性财政收入
如前所述，我国政府拥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土地价值巨大，但政府在支配这些土地时，并不完全以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而是以直接配置的方式将土地分配给特定的项目与各种用途上，如支持经济适用房建设的土地划拨、重点工程建设的土地划拨等，这些配置活动都减免了土地出让金，但实质上是财政的隐性土地收入。这种隐性土地收入的特点是，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同时进行。
二、中国土地财政收入存在的问题
中国来自土地的财政收入名目繁多，在筹集财政收入和调节社会经济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缺陷仍然明显存在。
（一）中国土地税制内外有别
在现行的土地税制体系下，不仅存在同一税种内外分设，而且有些税种还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外国课税人排除在课税对象之外，如房地产方面，对内分设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而对外则是房地产税，名为房地产税，实际只是对房产征税，对地产不征税。而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又只对内征收，对外不征收。内外税制有别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内外资企业间的平等竞争。（二）土地税收体系中部分税种之间相互矛盾
1、土地增值税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配合失当。土地增值税仅就已售房地产的增值课征，而将未售房地产的增值排除在外，即现行土地增值税实际上是房地产流转环节税收，由于其名义税率较高，使房地产流转环节的税收负担过重，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不完善，又使得房地产占用环节的税负过轻。
2、房产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存在重复课税。
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全面推行土地的有偿使用，此后建造的大量房产其价值中都已包含了所占用土地的价值，这部分房产一方面要就包括土地价值在内的房产原值纳税；另一方面还要再缴纳土地使用税，很显然存在重复课税问题。
（三）土地税收体系中部分税种设计不合理
1、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过窄、名义税率过高。将土地的自然升值收归公有是土地增值税开征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土地的自然增值是指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日益需要而导致的非因土地所有者投资改良而造成的土地升值。土地的自然升值包括两类：一类是已出售土地的自然升值；另一类是未出售土地的自然升值。虽然由于土地未出售而未获得货币等实现形式，但升值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因此，在开征和曾开征土地增值税的国家中，如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等对两类自然升值均课税，韩国则就闲置土地的自然升值课税，而我国仅就已出售土地的升值税，这使得出售土地与保有土地之间存在税负差异，可能会强化保有土地的偏好，影响本已稀缺的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外，现行土地增值税实行30%、40%、50%和60%四级累进税率，而意大利的不动产增值税、日本曾征收的土地增值税以及德国曾征收的联邦土地增值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均为30%左右。可见，我国的土地增值税税率远高于其他国家。土地增值税过高的名义税率可能提高了纳税人缴税的机会成本，造成逃税现象严重；同时，虽然较高的税负对房地产投机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若税负过高则会对正常的房地产流转造成损害。
2、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课税范围过窄且免税范围过宽，计税依据及税率失当。一方面，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课税范围仅涉及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其他区域的土地均不属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调节范围；另一方面，城镇土地使用税还存在较多的免税项目，除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及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宗教寺庙、公园等的自用土地免税外，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免税政策。课税范围过窄在减少财政收入的同时，亦损害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应有的调节职能———除造成因区域不同税负不公之外，也有损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回顾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历史，其开征的最初目的主要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由于当时生产率低下，土地的收益差别体现并不明显，因此，当时的计税依据一般为土地的面积，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收益的差别日益明显，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也导致其自然增值迅速，为了公平税负及抑制对土地资源的过度垄断，大多数国家的土地税都逐渐由按面积课征的地亩税变为按土地价值课征的地价税。但我国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计税依据仍然为土地面积，不仅使土地使用税收入缺乏弹性，也违背了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
3、耕地占用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失当。我国的耕地占用税实行按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以定额税率一次性征收的办法，单位税额的高低按照耕地所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的多寡确定，最低1元/平方米，最高10元/平方米，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均耕地特别少的地区，征税定额最高可上浮50%.首先，这与不断升高的耕地地价相比，耕地占用税的税额微不足道，对耕地资源的过度占用抑制作用不大；其次，按土地面积从量计征割裂了不断增加的耕地价值与税额之间的联系，使得税收收入缺乏弹性；再次，大城市近郊等耕地资源特别珍贵的地区也是耕地价值上涨幅度较大的地区，由于耕地占用税税额按面积课征且单位税额差别的绝对额过小，因此，越是耕地稀缺的地区，其耕地占用税的相对负担越低，导致逆向调节。
（四）税种多，但收入所占比重小
现有涉及土地课税的税种包括12种之多，但所占每年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很小。尽管近些年来，我国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来自土地的税收收入有相当提高，土地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大。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来投资，竞相以各种低价优惠政策吸引投资者，甚至赠送土地，严重损害了税收的法制性。
（五）税费并存，收费比重高过税收
地方和部门、单位之间利益驱动使得每个人都想从土地收入中分得“一杯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部门、单位有其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各地方也有本地区的独立利益，凭借本身的职权收费，可满足自身的资金需要，又可兴办实业，用以体现领导者的业绩，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转为本地、部门、单位的个人福利收入，既得利益的刚性使得收费只增不减。
（六）土地出让金有失公允
1、各级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方面没有自的压力下，土地出让金可使地方政府将后50～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必然造成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出售土地换取收入的短期行为。
2、土地出让金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土地出让金是若干年土地使用期的地租之和，本届政府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实际上是一次性预收并一次性预支了未来若干年限的土地收益总和。从现任届和未来届的地方政府看，则是现任届政府提前支取了后任届政府的收入，是一种对土地收益的“透支”，这对于后届政府显然是不公平的。
3、征地与卖地之间的巨额利益诱使土地“寻租”。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必须经过国家征用，在征用过程中，行政权力对土地资源配置起着绝对控制和支配作用，这就使得地方当权者有了滥用权力的机会。突出表现在：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低价买地，另一方面用市场经济办法高价卖地，低进高出，客观上形成了多占多得的机制。行政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的巨额差价，既是驱动不少地方政府大量批地卖地的动力，也是“寻租”行为产生的温床。
三、对加强土地财政调控的进一步思考
第一，加强土地税制的立法，加强司法建设。只有不断加强土地法制建设，才能使税收有法可依，明确土地税收的法律地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土地资源，保证土地使用者的利益。由法律来替代条例性的规定，能够加强税收的权威性，从而对偷税漏税、非法收费收税进行制裁有法律依据。
第二，优化税收管理体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差距巨大，因此，有关地方税收的管理权限应当适当下放给地方政府。目前，地方一般仅有对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在中央确定的税额幅度下具体确定本地适用税额的权力，这还不能够满足地方政府在辖区内调节土地使用的目的。如果逐步允许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社会经济状况经中央批准后开征部分地方税，以筹集必要的财政收入，并对本地的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将更有利于我国土地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第三，提高税收的公平与效率。我国已经加入wto，必将实行国民待遇。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对目前的土地税费制度进行清理，统一土地税收对国内外企业的征收标准，体现税收的公平，保证公平竞争。
第四，适时开征物业税。将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物业税。所谓物业税，就是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征收的一种税，因此它是财产税的一个税种。许多国家都对居民拥有、转移的财产课税，形成了统一、完善的课税体系。作为所得税、流转税的一个有益补充，财产税不
对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许多国家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我国物业税要发挥筹集收入和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从短期来看，我国物业税开征就是为了规范我国房地产业税费，抑制地方政府短期行为。
第五，加强对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一是土地出让金必须全部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各级政府不得随意减免，不得私自截留使用，不得先清算、后上缴。财政设立土地出让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二是合理调整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方向。切实保证土地出让金“取之于农，用之于农”，保证土地出让金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比例。2004年初中央决定，地方政府要拿出至少15%的“土地出让金纯收益”用于农业土地开发，这是“土地出让金回流农村”的第一步。三是适当调整土地出让的等别和平均纯收益标准，这将进一步发挥出土地出让金的调节作用。
[参考书目]
[1]伊利，莫尔豪斯。土地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毕宝德。土地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