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1
一、南非Bee政策概述
Bee全称Blackeconomicempowerment，意为“黑人经济振兴”政策，是一项旨在提高南非黑人经济参与程度的战略。为改变种族隔离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提高黑人经济参与程度，帮助黑人融入南非主流经济社会，南非新政府制定和施行了黑人经济授权政策，并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做出调整和改进。
Bee政策的出台背景
南非在历史上曾先后遭到荷兰与英国的入侵和殖民。1961年南非建立共和国，但仍是白人当政，延续了种族隔离政策。长期的殖民侵略和种族不平等使得黑人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受到结构性限制，南非社会经济结构呈二元化。1994年之前占南非总人口不到10%的白人拥有全国近95%的财富，贫富差距悬殊。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南非由种族隔离走向民主政治，黑人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时，也要求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为此，南非新政府提出“重建与发展计划”，旨在通过政策援助消除经济上的种族鸿沟，推动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发展。
（二）Bee政策的发展历程
Bee政策初期的发展。1994年非国大上台执政后，终结了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为了确保南非整体发展与提高黑人经济地位相结合，非国大提出实施“黑人经济振兴”政策即Bee政策。1996年南非宪法修正案S217条规定“政府可以采取倾斜的采购政策”，为Bee政策的实施奠定了法律基础。为了进一步明确Bee政策的实施范围，强化其统一指导，1998年5月南非政府成立Bee指导委员会，该委员会为确保政策的实施，制定了相应标准，并于2001年4月向时任总统姆贝基递交了Bee国家发展战略，明确了Bee的定义，并规划了目标达成时间。
Bee政策的调整和改进。2003年11月，南非议会通过了《全面提高黑人经济实力法案》即广义基础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RoaD-BaSeDBLaCKeConomiCempoweRmentaCt即B-BBee法案），2004年1月该法案生效，Bee发展战略正式确立。B-BBee法案的生效使Bee政策进入了深化实施时期。依据B-BBee法案可以加强对各行业Bee章程制定的监督。各行业组织依据自身特点，制订适合本行业的Bee细化章程，建立行业Bee规划。与此同时B-BBee法案中关于“黑人”的定义也扩展至非洲裔、印度裔等有色人种；“广义基础”也包括了更多弱势群体。2007年，为了进一步落实B-BBee法案，Bee指导委员会协同国家认证中心对参与行业经济发展的经济实体设立Bee准入框架机制。2010年，为了进一步简化B-BBee审批程序，有规定凡收到SanaS提供的有效评估证书的企业即可参与南非行业发展建设，该评估证书有效期为十二个月。
二、Bee政策社会效果的对比观察
社会成效。Bee政策作为南非政府的一项救助黑人的政策，为历史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族群提供了一些经济机会，包含就业平等、技能发展、所有权、管理、优先采购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参与程度和社会地位，也壮大了南非中产阶级队伍，缓解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冲突，有助于保证南非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增长与繁荣。此外，Bee政策将许多重要的经济权利进行了倾斜分配，如采矿权，造就了一大批黑人新贵，他们由衷地感激南非政府的Bee政策。
社会质疑与非议。然而，Bee政策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和失业率上升以及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南非团结工会的研究报告显示Bee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而且还造成了很坏的社会效果。不少人认为，Bee政策对经济发展、族群平等、以及黑人社会地位帮助有限，能够从中获益的，多是那些拥有政治地位或有政治关系的黑人。团结工会研究所研究员皮特・勒如表示：“从大家目前的财富状况来看，南非人比过去还要贫穷，而这都必须归咎于Bee政策。”如此局面致使一些社会底层的绝望者不堪忍受生活的苦难，威胁要“继续革命”。
三、关于Bee政策的简要分析
从以上相关概述和对比观察来看，该政策目前已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伴随着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其涉及的行业领域和受惠群体也在扩大，但Bee政策强烈反差的社会效果发人深思，其中的缘由和教训值得研究和吸取。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使我们不拘泥于南非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表象，从历史和现实根源对Bee政策进行分析。
Bee政策是南非历史革命和政治经济格局下妥协的结果。为反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压迫，以黑人为体的南非人民进行了艰苦而漫长的革命斗争。伴随着南非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在二十世纪末页，南非革命局势发生了积极的逆转。以曼德拉为首革命精英结合本国与国际政治经济的实际局势，决定建立一个种族和解的“彩虹国家”，与白人南非当局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在终结种族隔离制度实现民主政治的同时，也妥协性的接受了白人财产权保留和维护。同时，为了回应革命力量要求、政权的合法性延续和南非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南非政治精英中黑人中上层阶级与南非矿产资源联合体所有者为首的经济寡头们，也达成了适度赔偿而采取的Bee政策。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2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2006年12月确认，台湾经济等级为“aa-”，评级展望维持负向，在亚洲经济体中与斯里兰卡并列。相较于香港、中国大陆、越南等陆续调升评级，以及日本、印度等正向的评级展望，台湾评级停滞不前，落后于新加坡、香港、日本而居亚洲第四。
标准普尔同时发出警告，若财政赤字继续扩大，两岸关系没有改善，金融业过度竞争，评级就会进一步调降。
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最新公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台湾首度跌出10名之外，从2005年的第八名退至第十三名，是历年排名最差的一次，在亚洲的排位也从第二位退居第四位。
美国商会在2006年底的《2006年台湾投资报告》中，也从另一侧面对当年台湾经济做出评价：台湾经济称不上太坏，但相较韩国可望达到5.3%、香港的6.4%以及新加坡的6.9%，表现还是落后于亚太地区其他竞争对手。
限制两岸贸易酿恶果
2006年1月1日，不顾岛内工商界的压力和两岸经贸发展的客观现实，提出所谓“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大陆经贸政策，取代2001年8月“经发会”确定的“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政策，沿袭李登辉时代的“戒急用忍”，对大陆经贸政策继续紧缩。
目前，台商投资大陆40%的上限仍未松动。在贸易往来方面，虽然台湾当局迫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加入时的承诺，对大陆商品入台限制有所放宽，但仍有2400多项大陆商品不能入台，大陆观光客入岛也受到诸多限制。
两岸直航进程，因台湾当局一再拖延而未有明显进展。这种以意识形态偏好代替经济法则的做法，不仅直接损害了岛内厂商的利益，影响岛内民众从两岸经贸发展中受益，使台湾经济不能因两岸直接双向交流而受惠于大陆经济高速增长，而且严重损害了台湾的投资环境，影响了外商投资台湾的意愿和信心，削弱了台湾经济的竞争力。
政治斗争不断恶化经济环境
近年来，台湾岛内政党围绕各类选举进行的形形的政治斗争开始升级，其中尤以与为执政权的争夺为甚。泛政治化对经济的冲击和干扰不断。
政党斗争不仅反映在日常经济发展层面上，更体现在立法与行政决策过程中，导致台湾政治中“为反对而反对”的现象普遍存在，制约了经济、政治决策的效率。
在这种政党政治架构下，选举是一切政治、经济活动的目标，为选举而随意开列福利清单，为选举而不惜重金买票，为选举而只重政策的短期效应、宣示效应，根本无暇顾及政策的实施效果。
同时，近年来台湾岛内政治贪弊腐化现象更加严重，社会陷入深度危机。上台以来，口头上虽标榜清廉执政，事实上却在着力构筑“绿色”政商关系，导致在短时间内迅速腐化，贪弊案层出不穷。
更严重的是，台湾当局以“安全”、“”为名，拖延两岸经贸交流正常化和机制性一体化进展，产业“空洞化”和经济“边缘化”隐忧日增，逐渐失去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良机。
债台高筑，公共支出入不敷出
1999年，台湾财政尚有盈余。上台后，为适应特殊的政治生态需要，对内不断增加社会福利开支，扩大财政补贴范围，扩充政府机构；对外实行“金援外交”，增购军备，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政府债务日益庞大。加之自2001年以来，台湾经济持续不景气，其财政能力赖以提高的基础削弱，财政状况日益恶化。
2005年，台湾当局虽通过加强稽征、调整税种，以增加税收，但全年15643亿元的税收收入，仍不足应付不断增加的支出负担。至当年底，债务余额仍达37000亿元新台币，占前三年度平均Gnp的35.9%，预计到2009年，累计债务总额占Gnp的比重将达39%，接近《公债法》规定不得超过40%的限度。
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债务规模，限制了公共财政对经济建设的投资能力，严重影响了台湾当局通过财政手段调节或刺激经济的能力。
税收过度减免侵蚀税基
为鼓励投资和推动产业升级，促进经济发展，台湾当局将租税减免作为重要的激励手段。1991年《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取代《奖励投资条例》，免税范围进一步扩大，减免税额增长更快。至2002年初，台湾累计减免税额已达2400亿元。
2003年1月，台湾“立法院”又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修正案，进一步扩大减免税范围。目前，台湾的租税优惠减免已扩大到四个领域，即投资与促进产业发展的租税减免、与土地有关的租税减免、金融领域的租税减免、在台设营运中心的租税减免。
2005年，为适应“投资台湾、布局全球”战略谋划，台湾出台《台商“返国”投资奖励措施》，试图以税收减免，吸引在大陆和东南亚地区投资的台商回流。
由于台湾当局租税减免实施领域过于宽泛，减免税额过度，其税收收入不断下降，严重侵蚀了租税税基，使之成为台湾财政收入的一大黑洞，构成台湾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构性顽疾。
推动两岸政经良性互动
台湾政治生态是否呈现一种良性态势，与岛内主要政党的“两岸关系观”密不可分。台湾经济表现的优劣，也与两岸经贸关系尤其是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两岸良性的政经互动，是化解台湾经济困境，促使其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台湾政治、经济任何形式与方向的发展，也将对两岸关系的走向产生影响。其实，当前两岸政经关系的一些表象，是两岸政经互动在特定时期的一种阶段性表现，这种表象不能也不会最终否定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和促进的规律。
民生决定选票
对“”推行者而言，他们的利益在政治、在制造“”、“”，这样他们就可以“名垂台湾青史”。民族感情、国家统一、台湾经济发展、人民福祉，在他们的利益天平上，永远小于“”带给他们的“历史荣誉”。
因此，“”推行者推行限制两岸关系乃至与大陆分离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但是，台湾人民的利益恰在于保持两岸和平，积极发展经济，永享太平。
这一利益观在特定阶段，可能由于意识形态及选举形势蛊惑而有所偏离，但最终会形成一种全民性共识。台湾当局与民众的利益博弈是长期的，虽然目前当局可通过制定对大陆政策体现他们的意志。
不过，在台湾现实的政治架构下，当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时，他们会通过选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与意志。“政党轮替”现象不仅仅是台湾政治的历史，更是今后的政治常态。
因此，对两岸政经关系的信念应是：“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千利益，万利益，经济利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千关系，万关系，经济关系是最基础的关系；从短期看，政治可以决定经济，但从长远看，一定是经济决定政治。”
经济量变诱发政治质变
事实上，在两岸关系考量中，还存在一个经济的量与政治的质的关系。
经济交流的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冲破台湾当局设定的政治限制，需要并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而当局的确认只是一种形式与程序。
近年来，在两岸政经分离的交流表象下面，其实隐藏着经济对政治的推动作用，只是政治的变动显得有些被动。从台湾的大陆政策看，每项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经贸政策，往往是对在技术或政治上无法有效阻止的既成事实的追认。
台湾当局从放宽交往限制到开放工商，从实行试点直航到放宽投资限制，几乎都重复着“禁止－默许－开放”的三步曲，形成“法律跟着政策走、政策跟着现实走”的被动局面。
从“戒急用忍”政策的调整，到“有效管理”政策的失效，都充分表明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掌控难度趋大，政策的实际控制力趋于减弱。这也正好说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的限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经济的发展会促动他们“立场”的调整。
近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反”的较量空前激烈、尖锐、复杂。1月12日，在“立委”选举中惨败，就是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
总体上说，中有利于遏制“”的积极因素在增长，两岸关系朝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势头在增强，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民间交流合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自执政后，台湾当局的“”分裂活动不断升级，进行“”冒险的危险性上升，对台湾社会和两岸关系造成前所未有的危害，对国家和领土完整、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构成严重的现实威胁。
“”分裂势力企图制造两岸同胞对立，竭力破坏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阻断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是不得人心的，也是终归要失败的。两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随着经贸交流的增强和人员往来的增多，大陆对台湾的认识也更趋全面、客观、历史。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对台湾各阶层的经贸、政治、心理政策也更加务实，策略更加灵活，成效也更加显著。
“以民促官”,“以经促政”
目前的台海关系，应充分发挥大陆的改革效应与经济发展效应，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两岸互动交流活动。
立足大陆改革效应，创造两岸互动效应。交流的对象可“从在野党到执政党”、“从人民到政府”、“从大陆的台胞到两岸之间来往的台湾人民，再到台湾内部的老百姓”。
大陆应该以最大的和平诚意争取与台湾官方的谈判交流；以务实的方式开展两岸党际交流；以多样化的措施和优惠的政策开展两岸民间交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构筑两岸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机制。
促进两岸交流的政策，就是要创造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和民间交往沟通的有利条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两岸合作之路越走越宽。
两岸关系虽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各项民间交流和接触也可发挥“剂”和“加速器”的作用，以达到“以民促官”，“以经促政”的效果。
为此，对待两岸交流问题必须“求同存异”，在政策措施上，表现出更具灵活、弹性和务实，不以政治分歧影响甚至干扰两岸合作，尽量淡化政治色彩，减少民间交流中的政治阻力。
推动和扩大两岸交流与合作，既是经济利益的需要，也是和平统一的需要。在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适当以“政经分离”的方式，发展两岸经贸关系，是大陆所能给予的最大政策空间。
通过加强交流与联系，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岸相互沟通，化解政治对立态势，增强互信与了解，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岸经济联系，不断加深两岸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祖国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
两岸交流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两岸关系迈向良性循环的轨道。
随着两岸交流，尤其是经贸联系在量上的不断积累以及在质上的渐进嬗变，一种“度”的限制已经到了突破的边缘。这种“度”就是两岸交流与互补的本能，能够以较大的自由度超然发挥。
互利双赢、共同繁荣
近年来，两岸政治关系持续冷淡而经济交流日趋热络，充分说明，两岸经济关系不仅越来越表现出与政治关系不同步调的发展轨迹，显现出逐渐摆脱政治阴影笼罩的趋势，而且越来越表现出影响以至引导两岸互动关系走势的趋向。
实际上，两岸政策互动源于两岸交流的实质进展，一旦交流达到一定规模，政策互动就将表现出愈加弹性和松动。因此，只要加强以经济联系为基础的两岸交流，两岸关系就会自然滚动出一条互动的发展轨道。
两岸交流只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遵循市场经济法则，促进合作关系朝更加紧密、更加自由、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就能达成互利双赢、共同繁荣的局面，从而创造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振兴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3
一、主体功能区的界定
2006年通过的全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同时，国家对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做了界定：“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
从对主体功能区界定的内容来看，主体功能区划分依托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凸现两个特点:
1.规划具有统筹性。总体来说，主体功能区建设可从纵、横两块考虑。横向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将各地区统筹归类，综合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区分为重点扶持区域、限制发展区域及适度控制区域;纵向来看，在各横向发展区域范围内，又根据各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将国土空间细化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从而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2.规划具有灵活性。按照设计，主体功能区划分已不拘泥于行政区划，将在空间上与现有行政区域发生错位。一些局部区域将适度打破行政区域格局，改变行政区划的界限，构建跨行政区的主体功能区。即在主体功能区设计下，同一主体功能区可能包括不同的同级行政区域和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域,而在同一个省级、地(市)级甚至县级行政区域内,又可能包含不同层次的主体功能区。
二、主体功能区域发展的税收政策定位
税收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将影响到市场实物和资本的流动。税收诸要素的确立，直接关系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以及各纳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广阔的作用空间。主体功能区建设辐射范围广、关系错综复杂、建设难度大，现仍处于探索阶段，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立足整体经济发展实际，从各功能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根据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明确税收政策的定位，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积极效应。
1.税收政策应当立足于引导各功能区协调发展
探索形成既各具特色又有机统一的政策体系是功能区建设的重要目标，税收政策在推动各功能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应注重理顺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区域战略目标与共同目标的衔接关系。税收政策应当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发挥各功能区的比较优势，针对不同功能区具体情况提出不同战略重点和工作任务，实施有区别的战略举措和政策措施。但必须明确，立足于发展功能区优势的同时，要注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防止出现各功能区之间发展不均衡、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二要正确处理各功能区之间的关系。理顺扶持地区与限制发展地区的关系，首先应当鼓励支持重点开发、优化开发地区优先发展，这是实现功能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其次，应当切实保障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地区的利益，这是缩小各功能区差距的关键。两者相互促进，才能共同发展。重点开发、优先开发地区要积极支持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地区的发展，加强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地区的合作互动，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对一些被归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的地方政府，要防止出现“等、靠、要”的惰性，应积极通过自我发展改善经济状况，缓解重点开发、优先开发地区的支援压力;三要协调好各区域内重点发展与一般发展的关系。推动主体功能区经济协调发展，税收政策既要统筹兼顾，合理考虑各地区的实际需要，支持各地区加快发展，又要推行适度非均衡发展战略，即抓住各区域内发展的重点，大力推动重点地区进一步开发开放，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形成新的经济集聚区，培育新的契合点。
2.税收政策要立足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历史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机制初步建立、生产要素可以灵活流动、高新技术革命和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背景下，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开放的地区获得了开放政策的先机，利用税收优惠等各项政策成为先富的地区;西部在大开发战略支撑下通过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转移获得了发展的动力；而中部地区因为缺乏政策支撑步履蹒跚，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巨大。从历程来看，国家政策的选择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重要推动手，其中，税收政策是重要分支。以往税收政策的制定，在过去的发展建设模式中以经济增长即GDp为核心，出现了牺牲环境、浪费资源现象，这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在后期可持续性经济发展中体现出了严重的制约性。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观，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为了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主体功能区建设发展的最终目标也要归属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来。推行主体功能区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因此，税收政策应当从主体功能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发展阶段、社会环境等因素，明确各项战略布局、功能定位、发展重点等，确定税收政策的基本导向。
三、主体功能区税收建设的路径选择
1.主体功能区税收建设应当稳步推行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应当遵循国情，注意类型的简明性和可操作性。主体功能区划从长远看应该实现国土的全覆盖，但现阶段的主体功能区划不能一蹴而就，综合实际情况应考虑按照国土部分覆盖的原则进行，即符合标准的区域划入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他区域暂不进入，待以后时机成熟调整标准后再逐步划入四类主体功能区内。因此，税收政策也应当与之相配套：
(1)从全局来看，主体功能区的税收政策应当逐步推行，在国土部分覆盖的原则下，要有针对各主体功能区的差异型税收政策，此政策覆盖范围随功能区范围的扩大而扩大;(2)在各主体功能区内，由于情况复杂，属于同一主体功能区的不同地区发展情况不一致，税收政策应当针对同一功能区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区别对待，具体实施时可以采取先试点推行，再逐步扩大的办法。
2.要有适度的税收优惠
税收优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合理的税收优惠安排可以发挥巨大效用。实施主体功能区后，根据实际需要，四类主体功能区内也应当有所选取的实施不同层次的税收优惠，比如：对优化开发地区应给予自主创新、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在重点开发地区可以适时推出吸引产业项目进入和集聚的税收减免实施办法，对支持交通、能源、水利、水电气热供应、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发展的国际资金、民间资金投资给予适当税收优惠，同时分别给予就业安置、社会保障、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鼓励和吸引人口进入和集中的税收优惠政策;在限制开发地区可推行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扶持符合主体功能特色的优势产业发展;禁止开发地区应当明确核心区、实验区、区不同区域的人口容量、建筑、旅游、探险等开发活动的标准，对限制性、禁止要课以重税，而对积极于投身于此区域的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行为要辅以适当的税收优惠，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该地区的自我盘活、发展。
3.要注重保护经济、社会的发展安全
税收分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事关社会稳定。因此，税收政策制定必须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既要注重保护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不损害分配领域的效率导向机制；也要提高再分配领域的社会公正程度，实现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利益和谐，防止不良倾向，才能切实促进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统筹兼顾与协调发展。
实行主体功能区管理后，四大区域由于有了不同层次的税收优惠、税收限制，地方收入必然存在差异。这便要求我们要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税收政策和税收绩效评价，加强相关政策的协调和机制建设，以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例如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由于受到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开发受到限制甚至禁止，区域内税款收入有限，难以满足地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需要，为国家国土和全社会的科学发展付出了成本，因此，可将重点开发、优化开发区域收取的部分税款特别用于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以通过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经济、社会安全，实现主体功能区的和谐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4
2012：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运行的五大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2年1-11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2623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7%，增速与1-10月份持平。从环比看，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26%。分产业看，1-11月份，第一产业投资8153亿元，同比增长30.5%，增速比1-10月份回落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42963亿元，增长21.1%，增速比1-10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175120亿元，增长20.4%，增速比1-10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
2012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逐步回落的局面可以在四季度得到初步扭转。主要原因是，稳增长的政策措施将继续显现，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小幅回升的可能性大，出口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低速增长后可望有所恢复，加上2011年四季度同比基数低，预期2012年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将会超过三季度7.4%的增长速度，但回升的幅度将是有限的。因此，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将在7.6%左右，低于2011年9.3%的增长速度。
2012年，在不断应对经济增速下滑的过程中，一些问题趋于明朗化，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201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问题一：潜在增长率降低成为现实。2012年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济增速回落屡屡超出预期，即便采取一系列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也难以取得明显效果。这固然与世界经济迟迟复苏有关，但也反映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降低的现实：一是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因素已经弱化，构成投资的主要方面均增长乏力。二是在投资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和外部需求难担支撑增长的重任。三是从生产要素看，过去曾经充裕的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都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必须承认并适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在未来进行决策时必须确定适当的宏观调控目标，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
问题二：需求固然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从中长期看，要更重视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2012年情况看，之所以做了很多努力却依然没有摆脱经济增速的下滑局面，就是因为推动需求增长的难度比以往加大。从下一阶段看，还要重视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体制机制调整，解决消费率偏低、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例偏低等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把工作的重点放在通过改善供给促进经济增长上。
问题三：在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与世界经济和谐增长。过去30年来，中国创造了年均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一枝独秀，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中率先实现回升向好，表现出中国超然于世界的独特发展优势。但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这种独特的发展优势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表现在，中国市场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中国经济融于世界的步伐在加快、融入的程度在加深，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广度在拓展、深度在深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趋于全面化，这在2012年的经济运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首先，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削弱了中国的出口，而且影响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对中国进口连续下降，美国、日本、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进口增速也呈现不同程度的较大回落，造成中国主要以出口产品为主的行业生产能力闲置、利润下降。特别是，这些主要对外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难以转化为国内需求的，国内相关行业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其次，对外贸易的萎靡不振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明显加大。在对外贸易正常发展时，外部需求和国内需求似乎并没有显著关系；但由于中国出口规模已经近20000亿美元，出口品又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加上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当国外需求急剧减弱后，企业就会减产、利润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货币政策宽松，企业也不愿意扩大投资。出口增速回落还直接影响了外贸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从更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消费的扩大。再次，世界经济的迟迟难以复苏加大了中国宏观调控的难度。世界主要国家为了应对当前的经济困难，纷纷出台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特别是美国出台了第四轮量化宽松的经济政策，不仅会引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还会导致部分资金流到中国资本市场。中国宏观调控当局既要集中精力稳增长，还要防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起的输入性通胀，更要防范资本流入引起的资本价格上涨，货币政策陷入两难境地。综合以上情况，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中国经济已经很难避开世界经济的影响，必须与世界经济共荣共生。
问题四：经济问题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如果经济问题与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交织在一起，那么，经济问题必然要受到影响。2012年不仅是中国政府应对经济增速回落的一年，也是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一年。从2012年情况看，中菲南海争端以及与中日争端都对经济产生了影响。从未来情况看，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对外影响力的扩大，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问题还会进一步突出，对经济的影响也有可能趋向常态化，需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确保经济不受大的影响。
问题五：对于宏观调控的作用要有新的认识。2012年以来，面对经济增长的困难局面，世界各国都寄希望于通过加强宏观调控解决问题。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宏观调控并没有出现让人期待的效果。因此，必须对宏观调控的作用重新认识：一是就中国经济增长而言，宏观调控再也不能象过去一样可以包打天下，宏观调控是有其政策边界的。在2012年表现尤其明显，针对经济增速的回落，二季度以来就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增长的政策措施，但经济增速仍在回落，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在新形势下的有限性，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二是就国外而言，西方国家尽管是现代经济学的发祥地，在运用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在经济现象不断复杂的今天，他们引以为傲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比如欧洲债务危机。应该说，为应对这场席卷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西方主要国家使尽浑身解数，能用的政策都用了，但仍在衰退的泥潭中挣扎。
2013：左右经济发展走势三因素
影响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一是世界经济复苏前景。在国内需求面临困难和考验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上升。几乎可以肯定，只要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复苏，中国经济增速就可以超过2012年。但综合各种因素，尽管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可能会比2012年略有改善，但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主要是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经济同时面临“财政悬崖”逼近和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有限的考验，欧洲债务问题短期内还有可能突出，日本经济的挣扎局面将会持续，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影响，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增加世界经济复苏的难度，并限制中国扩大对外贸易的努力。二是国内需求的恢复程度。2012年中国经济之所以持续回落，主要是因为有效需求矛盾不断趋向突出。如果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不到解决，2013年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大的起色。总的看，2013年，扩大国内需求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主要是十召开所带来的政治周期效应，各地的发展热情会带动相应的投资和消费，稳增长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显现也会从总体上扩大投资和消费，但国内需求特别是有效需求的扩大也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主要是地方政府扩大投资受制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和土地财政的萎缩，产能过剩的问题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和企业利润的下降将会影响企业扩大生产和投资的信心，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难以明显缓解也会影响企业和职工的收入并限制相应的消费。总之，国内需求的增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三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大小。尽管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有所减弱，但在经济困难时期，宏观调控政策力度仍是决定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根据2013年经济的可能走势和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长远发展的需要，除非经济增速有大的下滑，2013年宏观调控不大可能出台力度较大的政策措施，最有可能的是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根据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度加大力度，并把重点放在结构调整和长远发展上，因此，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是有限的。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5
摘要：区域政策作为区域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内容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论文通过对区域政策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了阐述，旨在揭示区域政策在区域经济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区域政策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区域政策；西部地区区域政策
一、区域政策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概念及特征
区域政策（要指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根据区域的差异而指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方面影响着区域的发展，包括了很多方面的内容，主要有，区域经济政策、结构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
区域政策的目的是让那些原本不会进入目标区域的资金和劳动力被吸引进去，不但包括了将资金引入到落后的区域使使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还包括了使落后区域通过内生发展来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区域政策中最重要的就是区域经济政策，下面我就从区域经济政策方面来做分析研究。
区域经济政策：“所谓区域经济政策又称为区域政策，是政府（主要指中央政府）干预区域经济的重要工具之一，它通过政府的集中安排，有目的地对某些类型的问题区域实行倾斜，以改变由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一些空间结果，促使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格局协调并保持区域分配合理。”
为了服从全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需要，服从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服从全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制定区域经济政策。
在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一书中将特征归纳为两个方面
（1）积极的区域倾斜，即对选定的地域单元给予利益补助。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化的政府支持和权力下放是区域政策存在的基础。
（2）高度的集中化，即区域政策的制定、实施、监督和评价是由中央当局来进行的，是一个“来自上面”的策略。
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般而言，区域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差异性、综合性、协调性和阶段性。
综合而言，区域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区域层面上的差别政策导向、主要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政策。
（二）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及目标
根据以往各国的经验，区域政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区域政策的基本概念，区域政策研究的发展过程，区域政策研究的地位等。
（2）区域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的理论基础研究。
（3）区域政策的战略、目标与实现途径的研究。
（4）区域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及其优缺点研究。
（5）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区域的分析性研究。
（6）区域经济政策好坏的评价方法研究。
（7）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手段的研究
图表1区域经济政策子目标的宗旨和类型
区域政策子目标宗旨具体目标
经济目标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缩小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经济空间的扩大和新区开发
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衰退地区的经济复兴
核心地区经济活动的扩散
提高衰退地区、落后地区就业率
降低衰退地区、落后地区迁移率
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社会目标解决区域社会问题缩小区际生活质量的差异
缩小区际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改善落后地区教育、文化、卫生状况
政治目标解决区域政治问题民族团结
国防安全
区域政治一体化
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生态目标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环境保护
国土整治
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废”治理
生态环境的恢复与重建
资料来源：丁四保：《区域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还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就不一一列举，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其侧重点将会有所不同，但大体的内容有相通之处。
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既是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又是进行区域经济政策效益评价的基本依据。区域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的最大化。
子目标则根据实际的情况一般分解为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生态目标等。
（三）区域经济政策工具及效应评价
区域经济政策工具：为了实现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需要采用一些政策工具的援助包括有直接援助（拨款、优惠贷款、税收减免）；间接援助（发展基础设施、发展工业与科技园区）。
区域经济政策的效应评价：根据评价目的的不同，区域政策评价可以分为过程性的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根据评价者，区域政策评价又可以分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根据评价时期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事前评价、中期评价和事后评价。这里重点介绍事前、中期、事后评价。如下图所示：
图表2评价与政策要素之间的关系
摘自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2005年版第385页
由图可知，对于区域经济政策结构而言，三中评价都很重要，但事后评价是最重要的。事前评价是一种用来改善新项目的质量的手段，可以帮助决策者判断区域政策方案的价值。中期评价则的目的是检查区域政策项目的实施进展和所使用的监督制度是否适用。事后评价则是确定资源是否有效利用，报告政策干预的效率与效果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
二、中国西部地区的区域政策
（一）中国西部概况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三大经济行政区划包括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重庆、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内蒙古、、新疆共12个省、市、区。中国西部地区土地面积约538平方公里，占了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的人口数量约为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
我国西部疆域辽阔但人口稀少，资源丰富但环境恶劣，发展潜力较大但发展困难很多，再加上西部经济欠发达，少数民族多聚居于此，因此需要更多的支援和关注。
（二）国家对西部的关注
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积极扶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推行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为了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国家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得中国西部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表现的最为明显的是一直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1464738亿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5852658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142%，高于全国964%的水平。
（三）西部的区域政策最新动态
在刚过去的“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第一次提出了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域。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指出要实现一个目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在最新的“十二五”规划中，区域政策对西部一样有所倾斜，其中不仅涉及到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并且把区域规划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布局以及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方向。
在“十二五”规划指导思想上，指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推动区域成功转型，外延扩张冲动的制度设计，要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满足居民基本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需求制定新的制度安排。其中设立了(1)综合性课题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总体思路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十二五”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转变发展方式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取向。这项课题是确立经济转型的总体思路的基础。(2)专项课题研究。专项课题主要是对分行业、分区域经济转型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深入研究，(3)专业课题的研究。
无论是“十一五”还是“十二五”规划，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已经是大势所趋，而区域政策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不仅引导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区域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一个好的区域政策是尤为重要的。
（四）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政策
根据“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区域政策的实施表现在西部地区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从宏观上和生态区位来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大多分布在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是我国生态平衡的源头。从微观方面看，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所处地带一般生态环境脆弱，禁不起破坏。所以很多民族地区都被划为限制开发区即：“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
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专栏列出的部分限制开发区域共22个，其中西部12省区(市)就有17个，占了77%，其中绝大多数属于西部民族地区。
图表3西部地区的限制开发区空间分布限制开发区
空间分布限制开发区
东北地区1.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
2.长白山森林生态功能区
3.东北三江平原湿地功能区
东部地区1.苏北沿海湿地生态功能区
中部地区1.大别山土壤侵蚀防治区
西部地区1.川滇森林生态及生物多样区
2.秦巴生物多样区
3.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
4.新疆塔里木河荒漠生态功能区
5.新疆阿尔泰山地森林生态功能区
6.青海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
7.新疆阿尔金草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8.四川若尔盖高原湿地生态功能区
9.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
10.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
11.川滇干河谷生态功能区
12.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沙漠化防治区
13.内蒙古科尔沁沙漠化防治区
14.内蒙古浑善达克沙漠化防治区
15.毛乌素沙漠化防治区
16.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流失防治区
17.贵黔滇等卡斯特石漠化防治区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五）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区域政策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着对加强我国民族和谐，促进我国区域自治的完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小结
区域经济政策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政策，但由于一般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不会有目的地考虑空间问题。完善区域政策是一种必然性，所以对区域经济政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参考文献：
［1］邓宏兵主编.《区域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王建廷著.《区域经济发展与动力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张可云主编.《区域经济政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4］辛晓梅著.《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哈维•阿姆斯特朗吉姆•泰勒著.《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黄海峰马宏毅.《区域层面经济转型的研究》
［7］张复明.《资源优势陷阱和资源型经济转型的途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12卷第4期
［8］王进文.《资源依赖型小区域（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
［9］杜辉.《区域“十二五”规划当以“经济转型"为主线》.博士论坛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6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本内容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涵盖国际贸易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从基本内容来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首先表现为各国对外贸易观念上的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因此，贸易开放度成了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志。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始是这场浪潮的排头浪。对外贸易作为最古老的对外联系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2.客观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国家都重新认识了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相继逐步放弃了“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旧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重视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贸易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环境中，由于“贸易外交”的“和平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对外贸易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并通过贸易促进、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等方式来调节对外关系。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很快把对外贸易提到“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处挥舞“贸易报复”、“贸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谋求所有的贸易伙伴对美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并以此来调节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观念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和核心，它不仅规定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决定或影响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其他方面。
(二)格局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的创新上。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运行，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起步阶段。上述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目标的三大贸易集团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对峙，标志着国际贸易集团化发展格局的初步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欧洲经济区正在实质性地考虑向东向南的延伸，北美4自由贸易区已经按照最新一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向全美洲扩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这种大型贸易集团对外扩展的趋势本身就是贸易集团化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它不仅表明了贸易集团化和贸易一体化之间的逻辑和历史联系，而且标志着全球贸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国际贸易重心已经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的单一重心的格局。随着国际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国际贸易重心也相应出现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重心有从多重重心逐步向亚太单一重心收缩的倾向。格局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典型标志，它标志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标志。它具体包括:1.世界贸易组织的创设。根据“乌拉圭回合”签署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新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临时适用”40余年的关贸总协定，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制度创新方面的最大成就，标志着国际贸易制度向完善迈出了十分艰难的实质性的一步。是因为:国际贸易从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比关贸总协定预期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约束性和更高的运转效能，将更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协调和自由化发展;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的部分货物贸易(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被真正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安排之中。2.区域协调的迅速增强。随着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纷纷建立，区域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协调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区域内协调不仅起着在全球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的条件下部分地发挥全球协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全球协调制度的创新。3.国别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流行。在美国带头推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贸易”制度后，“管理贸易”制度逐步成为流行于各国的基本的对外贸易制度。它构成了当代各国对外贸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鲜明的特征。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构建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内容。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逐步地相对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在总体上有向自由化倾斜的趋势。保护主义势头尽管不减，但它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那个泛滥猖撅的高潮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总体上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纯的关税措施和直接的非关税措施都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其作用也在明显地减弱。但是，各种间接的非关税措施却依然阻碍着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各种新型的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并开始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体。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由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包括某些非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影响到一国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目前，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明显的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倾向。4.区域内的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共同的贸易政策往往意味着区域内的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它是区域内成员在获得共同保护承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贸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选择，因而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反映和具体化。
(五)构成创新。
贸易内容构成上的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体包5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或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了新的多边贸易的范围，并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并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构成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内容构成上的本质特征。
(六)工具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还包括国际贸易工具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投资的增长和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的推动。2.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eDi(电子数据交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的运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将进一步便利国际贸易数据的交换和处理。3.国际贸易惯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生效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500号出版物)的实施以及其他机构有关贸易规则和惯例的变更都更便利了国际贸易的发展。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传统的“港一港”运输逐渐让位于“门一门”运输，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5.各国政府为促进或便利对外贸易发展而实施的各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国际贸易工具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各种便利的和优惠的贸易融资方式、贸易信贷担保方式等。工具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实现手段方面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主要原因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政治神经的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6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渗透，进一步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部分和领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而且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一7旦各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间题便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都面临着下列共同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二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地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上述两个方面的间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及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如前所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括了从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同时，上述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创新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紧密联系，而且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的创新也往往涉及许多更具体的方面和内容，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创新局面。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或一种表现，它自然应该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继起性。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一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8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又表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又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从发展趋势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上还会顺延一段时期，在内容上可能还会扩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的渗透和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方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与联合等。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何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许多特点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被进一步地突出出来，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点。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密切关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便及时加以分析和概括。
四、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和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趋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推动着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带动了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调整、大转变。它表明国际经济前一竞争时代的结束和新的竞争时代的到来。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着重新的分解和组合，正在构建着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在国际政治“无格局”状态中，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成了各国积蓄和显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各国国际地位重新排定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利益与矛盾最终都会表现为国际间的政治利益与矛盾，甚至还会表现为极端形式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4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当时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并且在事实上划分了世界政治的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充分地展示被旧的国际政治格局所掩盖的国际间的各种深刻的经济贸易利益矛盾和斗争，并依此重新划分和集结国际政治力量，孕育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贸易自身发展的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大发展时代的到来。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辉煌时期只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其余大部分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缓慢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支配的陈旧的际贸易念、国际贸易制度的缺乏或不健全，国际贸易政策的强烈的保护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不稳定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兴起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上述诸因素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制约作用。加上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贸易可望迎来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充分显示了国际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激励着世界各国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并更有效地发挥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大发展，它表明国际贸易这种最古老的国际经济形式仍然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它又使世界各国都更注视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
其三，国际贸易政策与利益的区域协调和全球协调将成为制约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核心间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所形成的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一经确立，将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益能够得到自动的协调，相反，在新格局、新制度下，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它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发展的未来。
其四，当代国标贸易创新强化了国际贸易竞争，国际间的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和白热化。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各国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贸易的产物，它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更为激烈的经济贸易竞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各国注意力的转移，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立即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其矛盾也成为国际间的主要矛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争取和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贸易利益，不惜使用各种强硬手段，甚至以国家关系相威胁，逼其贸易伙伴就范，就是最好的证明。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7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创新思考
一、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理论基础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可预见性极强，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从而让知识，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例如资本、企业等，实施“退出”机制，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因此，在制订区域政策时，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建立新的系统，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相对于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保持多样性，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④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不过，成功率较小。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8
我们一直认为，理解这个时代，读懂变革中的中国，需要一个横竖结合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横轴是世界，纵轴是历史。风物长宜放眼量，用历史眼光、国际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中国在坐标系中处在一个略显黯淡的点，经济“L型”下行，金融系统性风险始终存在挑战；然而，这个点的运行轨迹依旧处于上升通道之中。世界格局在变，中国格局也在变，中国的崛起大势依旧明朗。
从格局之变看2017年，中国经济虽然依旧面临长周期下行的挑战，但“减速增质”的核心特征进一步凸显，需求侧刺激性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侧搭配”进一步细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强化。尽管人民币贬值、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市场脆弱性等风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但冲刺小康、消费升级、微观崛起和改革深化将有力支撑起发展的大局。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2017，底线稳固，特点突出，格局之变带来的长期机遇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的外部格局之变
时间是连续的，市场是短视的，所以，人们往往身处历史拐点而不自觉。2016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接踵而至，市场波动剧烈以至于陷入麻木的疲态。我们认为，2016―2017年，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层变革的重要转折点：
第一，全球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相互催化的宏观乱纪元，市场波动性的长期中枢明显上升；
第二，英国退欧打开欧洲一体化倒退的潘多拉魔盒，欧洲的长期混乱和欧元的地位下降越发确定；
第三，特朗普r代美国开启内敛战略，基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美国将适度收缩在亚洲的存在，放缓或放弃tpp等一系列“针对性”贸易协定；
第四，新兴市场的分化深层加剧，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尽失“金砖”成色，印度和中国的领跑地位得以强化；
第五，全球治理变革进入重要阶段，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标志中国金融开放迈出关键一步，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权力制衡加速推进；
第六，全球从低利率时代缓步迈向高赤字时代，全球政策进入效应衰竭、深层挖潜的阶段。
我们认为，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崛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深层凸显：首先，中国经济具备系统稳定性，在全球宏观乱纪元中，中国和美国将发挥双核稳定作用；其次，中国政策具备“相对先行优势”，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政策层转向谋求赤字增长之前，中国早已确定并实施以基建稳增长为重要抓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全球结构性政策匮乏的背景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已从顶层设计阶段进入贯彻落实阶段；最后，中国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性机遇，尽管贬值心魔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较大干扰，但放眼长期，欧元的长期没落给人民币创造了迎难而上的机会，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中国经济的内部格局之变
历史是厚重的，但改变每一天都在发生。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每一点变化的发生最终积累成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之变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实体经济的物质积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规模第二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物质积累既给未来继续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又削弱了追赶效应，并带来了中等收入陷阱等新问题。
第二，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界限日趋清晰，阶级固化的挑战不断加大，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得和收入增长问题同样重要，利益藩篱则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最大障碍。
第三，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30多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成果不断积累，量变引致质变，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经济的转型需求日趋强烈，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长期崛起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而新格局下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打破利益藩篱，改变阶级固化，通过重建微观激励机制来激活市场经济内生调整的动能，最终平稳跨越各类发展陷阱。
中国经济的政策格局之变
顺势而为才能跨越发展，内外格局的变化必然带来政策格局的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政策格局之变将从四个维度有序展开：
第一，从倚重需求侧刺激性政策转向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说，老办法始终管用，需求侧刺激性政策是中国经济2016年下半年企稳反弹的核心推动力量，但稳增长的根本目的是为根本性解决问题创造条件，2017年，中国政策重心将进一步转向“三去一降一补”和国企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顶层设计阶段全面进入贯彻落实阶段。
第二，从倚重财政货币刺激转向依靠财政激活内生动力，2017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依旧是主基调，虽然从中国经济模式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内生引致偏松的货币政策，但在通胀抬头的制约下，2017年货币政策的宽松压力明显放大，积极财政政策更需发挥激活并引领民间投资的作用。
第三，从注重收入侧转向注重分配侧。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过程中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为抑制两极分化和阶级固化对微观激励的破坏作用，中国宏观调控将在促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促进分配机制的公平，有序提升社会保障，并将精准扶贫落实到位。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9
【关键词】新会计准则上市公司会计政策
新会计准则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遏制或降低了企业对利润操纵的空间，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利润操纵开辟了新空间。但整体上讲，新会计准则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更加规范、更加合理，符合我国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2006）》中规定，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过程中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第一，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第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会计政策变更有关的下列信息：会计变更的性质、内容和原因；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调整金额；无法进行追溯调整的，说明该事实和原因以及开始应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的时点和具体应用情况。
一、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
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主体在会计准则等规范的约束下选择会计具体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的行为，其本质是为会计目标服务。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即上市公司利益集团（包括管理当局、股东、债权人等）选择会计目标和会计准则的行为。
1、管理者报酬计划
利润指标是上市公司股东衡量管理当局经营业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计算管理者报酬的重要依据之一。西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某些激励机制下，管理人员的报酬随着报告收益的增加而增加。会计政策的选择权归属上市公司管理当局，而管理当局与股东的目标不可能一致，由于非对称信息的存在和机会主义行为，公司管理当局就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侵犯股东的权益。管理当局必然会利用会计政策选择提高报告期的收益以提高自身报酬。Gaver（1998）等研究Ceo的现金报酬，其研究表明报酬的作用是不对称的：只要盈余是正的，现金报酬与盈余上限正向相关，但现金报酬却回避了盈余上限损失的影响。
2、债务契约
债权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降低风险，通常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条款，例如最低限度的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限制对资产的清理和转移、限制公司举新债等。而这些限制性条款的财务指标都是根据财务报告数据计算的。管理当局为了举借新债或者履行债务契约，会选择对其有利的会计政策来实现上述会计数据指标。
3、避免政府和市场管制机构的关注
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比较晚，发展不成熟，资本市场是受政府高度管制的市场。上市公司的上市交易、配股、增发和收购都必须接受中国证券会的审批，上市公司必须提高反映其经营业绩的会计报表及各项指标，可能因其业绩不好或指标不符合标准儿被处罚、停牌和退市。陆建桥（1999）以在上交所上市的22家亏损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亏损公司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亏损公司在首次出现亏损年份，存在显著的非正常调减盈余的会计处理；在首次出现亏损前一年度和扭亏为盈年度，又明显存在着调增收益的会计政策操纵行为。这表明为了避免公司出现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亏损上市公司在亏损年度及其前后普遍采取了相应的调减或调增收益的会计处理方法。
4、政治成本
若企业存在由于政治活动而引起的潜在财富转移，那么假定它的企业管理人员将采取减少其财富转移的会计政策。中国的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改制后上市的，公司的管理者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在可能引发经营危机而备受指责的企业中，未收到政府压力的公司管理人员，更愿意采用能减少预期盈利水平和盈利变动的会计准则。刘斌、孙雪梅（2005）运用单变量检验和多变量检验的Logistic回归检验分析方法，以低值易耗品摊销方法选择为切入点，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治成本对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报酬契约对会计政策选择存在显著影响、而债务契约对会计政策选择没有显著影响。
5、纳税
向政府缴纳税会增加上市公司的现金流出，最终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所得税的征收以利润为基础，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会直接影响利润的计算。因而，管理当局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必然考虑会计政策对税负的影响，降低现实和潜在的税负。
二、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博弈的结果
企业会计政策是连接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桥梁和纽带，它既受会计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又直接规范和制约企业会计实务，并对企业会计报表和资本市场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有目的地操纵财务报告，误导投资人的行为。会计政策选择属于典型的盈余管理手段，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的目的。从长期来看，盈余管理并不增加或减少企业实际的盈利，但会改变企业实际盈利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而对会计原则、基础、惯例、规则的选择和实务的处理等都是为实现盈余管理目的而采取的特殊会计手段。
在企业契约谈判的过程中，每一利益相关者在对会计信息进行确认和计量，并披露满足其需要或代表其利益的会计信息时，都力求会计政策能于己有利。由此，从现象上表现出为企业会计过程中的一种技术问题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在本质上已经构成利益集团之间经济和政治的博弈。企业会计政策始终左右着会计信息的生成，深深影响着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而涉及到政府、现在以及潜在的投资者、企业管理当局、债权人、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体现出经济后果的特征。为形成一致会计政策的契约安排，各利益主体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即通过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后果的过程。
三、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提高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的对策
1、提高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准则的程度
部分学者在研究会计政策选择时，往往只把会计政策选择当作企业单方面的行为，研究大多局限于企业这一个方面，而研究准则变化等问题的学者则仅仅考虑对准则的描述。事实上，会计政策的选择、利益相关者以及新会计准则的制定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可以使会计准则不断优化。而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以会计准则为基础的，新的会计准则的实施则又会引起会计政策选择的变化。关于如何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本文尤其强调应提高利益相关者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参与程度，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是高质量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保证。
吴联生（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总体上看，利益相关者对会计规则的参与程度不高，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对会计规则的参与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利益相关者对会计规则经济后果的认识不够，在参与会计规制度方面存在“搭便车”倾向，缺乏合适的渠道来参与会计规则的制定。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的热情，降低来自政府部门的比重，增加来自实务界的代表。为此，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要为公众参与准则制定提供必要而合理的形式，提供会计准则制定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度。新的会计准则的，虽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但未形成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会计准则讨论的氛围，如像美国aSB那样实行公众听证会。
2、协调利益相关者会计政策选择的冲突
陈继初（2004）认为，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契约的集合，因此需要建立起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机制，提高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优化会计政策选择，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最终体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即董事会应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代表组成，充分表达利益相关者的思想，并且享有会计政策选择的决策权力；监事会由利益相关者代表参与，享有监督会计政策选择的权力；构建会计政策委员会和周期审核小组，由其进行会计政策的具体选择和审核。
3、保障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渠道不畅，是导致利益相关者间信息不对称及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的财务冲突的重要原因。协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冲突需要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同时要对拟采取的会计政策在利益相关者中进行调查，倾听他们的意见，形成有效的磋商机制，以充分反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4、外部约束机制
注册会计师、市场、司法和政府等外部人士和机构是会计政策选择的外在约束机制。首先，法律和法规的威慑和惩戒机制，如果会计政策的选择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将会受到相应的制裁；其次，注册会计师作为拥有更多知识技能的外部审计者，不但要对合法性、一致性进行审计，还要对会计政策选择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充分披露等进行审计。
5、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财政部虽于2006年2月15日全面了39项企业会计准则，并要求上市公司自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但其实际应用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此时研究会计政策选择，可为检验新准则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从而推动会计准则趋于完善。
【参考文献】
[1]Gaver，Jennifer、KennethGaver：theRalationBetweennonrecurringaccountingtransactionandCeoCashCompention[J].theaccountingReview，1998（73）.
[2]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
[3]刘斌、孙雪梅：会计政策选择的契约动因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5）.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篇10
一、合理区域布局的理论及政策依据
(一)区域布局的理论支撑1.地域分工理论由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他的“通过地域和行业的合理分工和自由贸易实现财富的有效分配”,形成了最早的区域经济理论。19世纪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大卫D.李嘉图继承斯密的地域分工理论,提出各地应按比较成本较低的原则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实现区域经济发展。这一理论最终发展成为著名的比较成本学说。2.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指出,各个地区应按劳动地域分工专门发展某类产业、生产某类产品。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应用比较成本理论,发挥各自优势,扬长避短,建立各具特点,不同水平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以自己的优势产品在地区间互相交流,建立合理的地域分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促进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3.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首先出现在某些具有优势条件的地区如城市、工业基地、交通要道、资源富集区等,他们在整个区域发挥支配作用,并以“蔓延”方式逐步传播、影响落后地区,从而带动区域出现经济增长。4.梯度转移理论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经济梯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产力的高梯度地区的装备和技术等会逐步依次向其下一级梯度转移,经济发展的越快转移的就越快,进而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以上理论观点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体系中指导区域布局和分工的,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对新疆和兵团发展区域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合理区域布局的政策指导近年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区域经济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做好区域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对指导兵团的区域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东、中、西部交流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和经济带”。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按“五个统筹”的要求,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国家发改委在关于做好2004年“十一五”规划工作的通知中要求:编制区域规划应合理确定区域范围,要针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围绕总体规划提出的战略任务,突出重点区域,避免把区域规划简单化。要突出区域规划的战略性、空间性、跨行政区和有约束力的特点,注意做好编制工作中的部门、地区之间的合作。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在《树立新的发展观,做好‘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讲话中强调在规划体系上要突出区域规划。编制区域规划,要加强战略性、空间性、差异性,着眼于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也强调“编制区域规划的目的是,加强行政区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破除行政封锁,促使行政区经济走向区域经济”。兵团领导在关于搞好“十一五”规划的多次讲话中要求:必须重视区域经济工作,要打破行政界限,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原则,实现兵团经济的协调、健康发展。兵团发改委领导也多次指出要做好兵团的区域经济规划,关键是一定要突破行政界限,发挥优势,体现特色。这些指示既符合中央的精神,又联系了兵团的实际,为我们做好兵团的区域经济规划布局指明了方向。
二、阻碍兵团区域经济合理布局的因素分析
本文认为:在地广人稀、自然条件差、总体水平相对落后的新疆发展区域经济,需要解决许多问题。而兵团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更具有特殊性,更应认真考虑以下问题:1.新疆地域辽阔,有16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兵团的14个师、174个农牧团场分布在其中的16个地、州、市,点多线长,发展不均衡。自然地理分布决定了其区域经济布局和发展只能依照梯度转移理论和增长极理论进行指导,靠加大投资力度促使经济共同进步的均衡发展理论是无法在短期内做到。因此,兵团的区域经济布局必须明确中心发展区域和区域增长极,以区域间的梯度转移和增长极带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新疆的经济是典型的绿洲经济,本身就相对封闭,加上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市场意识淡漠等因素,即便是在同一区域内不同的地州以及兵团不同师之间,经济、技术都很难进行合作交流,区域间的合作交流就更少见;跨行政区的企业和组织间的合作规模很小,而且处处受限制。究其原因除客观的外,主要是条块和行政分割、不正确的政绩观和不完善的考核体制等的影响,使区域经济在新疆发展缓慢。3.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深,行政管理色彩较浓,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制约比较明显,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在师、团两级十分有限,市场主体作用不突出。而区域经济发展是以市场行为为主的活动,以师一级行政主体为主进行的区域经济,只能是相互封锁,无法统一政策和步调。所以,在兵团必须首先打破行政限制,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才能发展区域经济。4.从行政管理方面讲,兵团的区域经济不是完整的,它是以点、片形式分布在自治区的区域内,与自治区的各地州和区域相互融合、互为补充。所以兵团的区域经济要考虑自治区的区域规划布局和政策,要与自治区各单位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融合型经济,否则兵团区域经济不可能取得良好发展。5.兵团区域经济起步较晚“,十五”期间各带、区域发展并未体现出比较明显的特色,城市的辐射和工业基地的带动的增长极尚未形成,对相对落后区域的梯度转移作用也未充分发挥,区域内和跨区域的龙头企业还没显现出重要作用,即便是石河子市及其上市公司所产生的作用也只主要表现在八师,对整个天北带的影响十分有限。所以要注意区域经济的整体合力,避免过分突出区域内个别师的作用,影响其他师的积极性。
三、建立区域经济布局合理化的原则
考虑到上述问题,兵团的区域经济布局一定要统筹兼顾,既要统一市场、统一政策、有利于区域发展,又要便于管理操作、发挥各自优势。因此,应坚持以下原则:
(一)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的原则兵、师、团三级行政管理部门要树立市场意识,尽量减少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给企业充分的自,鼓励企业间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合作、兼并、重组,建成大型的龙头企业和企业航母,实现效益最大化,并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二)淡化行政界限的原则区域经济的关键是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资源在一个自然地理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经济发展水平都相似,或依托同一个大中城市、工业基地的区域内合理配置和共享,充分发挥其最大效益。如果谁拥有资源只能由谁利用,必然造成“小而全”、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因此,必须淡化行政界限,使资源在区域内甚至区域间合理利用,逐步培养出区域增长极,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公平和效率是经济发展中的一对矛盾。一般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经济发展应以效率为优先,即政府应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具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过这类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则以首选公平为主。尽管兵团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积累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还很有限,现阶段的区域经济仍应采取非均衡发展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区域优先发展,体现效率优先;兵团可利用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落后区域发展,体现兼顾公平。
(四)发展融合经济的原则兵团经济是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的区域经济更是包融于自治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之中。兵团的企业、师团能否在区域经济发挥作用,关键看他们有没有大局观念、融合意识,能否融于当地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利用当地各类有用资源,发展壮大自己,在区域经济中起领头羊作用。因此,兵团的区域经济,必须走融合经济的路子。谁融合谁发展,谁封闭谁落后。
四、兵团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及发展对策
(一)兵团区域经济调整的目标调整兵团区域经济布局的目标是:在“十一五”期间,充分发挥各区域的特点和优势,实施兵团党委提出的优势资源转换战略,集中力量做大做强各区域的优势产业、行业和企业,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借助梯度转移,促进各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