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执行风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涝灾害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1993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剧。中央政府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数年下降的严酷现实，为抑制这一趋势，并相应带动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及时改变了1998年年初所制定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3年来，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风险问题也逐步凸现出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何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有效地防范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既是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财政专家、学者们正在积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从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主要集中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所可能发生的国债风险方面，很少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本身所可能发生的风险，这种研究是片面的，本文将集中研究积极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问题，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成因及风险的防范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是指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目标不能实现或失败的可能性。其风险的表现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决策风险，二是政策执行风险。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风险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环节，而是贯穿于政策的全过程。一般而言，导致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确定方面的偏差。确定的政策目标严重脱离实际，或财政政策目标与国民经济发展目标脱节，或财政政策目标本身的模糊性，都会带来相应的政策风险。（2）在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3）财政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水平和能力也影响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程度。（4）财政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失当，且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5）财政政策严重滞后，没有随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6）财政政策作用的力度过大或过小。（7）在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阻挠或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
以上只是从纯理论的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含义、表现及成因进行了抽象分析，对中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分析不能停留于此，而必须密切联系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来具体进行分析。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关于增发国债用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今年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决定由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决不搞一般性工业项目。根据这一原则，当年安排的国债资金项目主要包括：农田水利和生态环境建设；铁路、公路、电信和一些重要机场建设；城市环保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500亿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农村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城市电网改造；增加公检法及司法设施建设投资；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其资本金；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和进口设备税收政策。1999年，中央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和鼓励出口，决定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策措施的运用方面，既向银行增发国债用以扩大投资，又增加居民收入以促进消费；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又支持企业技术改造。2000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1000亿元长期国债，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60％以上的国债投资用于中西部地区；二是继续贯彻落实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措施，保障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三是进一步应用税收等手段，鼓励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出口。根据中央的精神，在2001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继续追加现有国债资金项目的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
从近3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拉动经济增长2个百分点，2000年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中国官方估算）。2000年gdp增长速度8％，增幅比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这表明2000年我国国民经济已出现了走向良性循环的重要转机。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尽管200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我国的经济竞争力还比较弱；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民间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国有企业经营机制还没有根本转变，企业经济效率没有明显的提高，不少企业经营十分困难，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农业发展基础不牢，农民收入增长十分缓慢，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政策的作用效果同我们的预期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反差，这说明积极财政政策在其决策及实施过程中客观上仍面临着一定的风险。导致政策风险的原因主要有：首先，就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而言，集中在拉动经济的年度增长上，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关注不够。其次，在分析经济增长速度连年下滑的原因时，认为是内需不足造成的，因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着力点只是放在扩大内需上，而对社会供给方面存在的问题缺乏充分的认识和应有的重视。再次，在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来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其他政策工具很少使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缺乏有机配合。第四，在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回升的情况下，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仍然放在扩大需求上，而没有适时地进行战略上的转移，财政政策显得严重滞后。第五，在处理财政政策作用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方面，片面强调前者的作用，而忽视后者的作用，没有摆正财政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致使财政政策的力度偏大，财政风险尤其是国债风险进一步加大。第六，积极财政政策没有体现其应有的公平性，而是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对其他所有制经济存在明显的歧视，尤其是在财政投入方面。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利于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第七，由于层层截留、挪用，据估计，约有20％的国债资金不能到位，致使通过国债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大打折扣。
二、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基本对策
1.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及政策的重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稳健财政政策税收通货紧缩
财政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
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需求不足的局面，中国开始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许多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财政投入拉动实现的。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总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相当微弱。
进入2004年后，由于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开始了稳健财政政策时期，并取得了积极效果。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对策，这将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因此，深入研究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8年以来中国具体财政政策措施
1.1998年～2004积极财政政策阶段
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来源是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达到供给和需求平衡或者其他特定目的的一种财政政策。
1998年，中国经济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大部分制成品已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1999年～2004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形势困难，国内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经济增长粗放等问题尚未解决。为此，中国在以后几年时间里仍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财政支出规模根据形势变化有所调整。
2.2005稳健财政政策阶段
稳健财政政策具有新颖的、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概括地说,就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应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当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且易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和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中国2003和2004年间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10%，而这两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和9.5%。所以，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中国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二、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1998年～2004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2003年，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连续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资料显示，从1998年至今，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在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的同时，也使国债规模达到2万多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已接近3%。2004年，中国经济基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出加速发展态势，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在不同程度和方面引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稳健财政政策效果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形势及经济结构产生重大影响。钢材、汽车、房地产等过热行业开始出现降温迹象或者局部出现降温，农业、教育、能源等相对落后行业开始看到较好的发展前景。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对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和防止通货紧缩，保持中国经济继续持续平稳增长，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由于稳健财政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就目前实施情况来讲，还处于探索和实践阶段，但是其积极效果已经在部分领域内有所显现。
三、中国未来财政政策走向
尽管尚未公布明确的时间表，但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现行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转向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基于经济环境及各种增长要素的变化，中国实施的相应财政政策一定要和改革步伐保持一致，即应该将收入的增量更多地用于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这样既可以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又可以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
根据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应该将宏观调控的重心从目前以需求管理为主转变为短期的需求管理与中长期的供给管理相结合方面来。通过“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短期稳定问题的同时,保证中长期的供给稳定，实现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使宏观经济指标维持在长期来看适宜的区间内。
四、结论
1998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经历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到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历史时期，成功解决了经济“软着陆”之后的国内需求不足、就业压力大、外贸出口困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并且不失时机地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并取得了改善税收政策、刺激私人投资增长、废除部分农业税等积极效果。应对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及中国入世尚未解决的各种经济问题，中国应该适时采取正确的财政政策，探索和实践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关财政政策体系及创新路径。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4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告诉《投资者报》，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可能会与去年大体持平，绝对量会超过万亿元。那么，今年万亿赤字怎么花，不大上项目财政政策还从哪些方面体现积极？
在经历了去年的政府公共投资大浪后，继续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2010年面临新的抉择。
调整收入分配
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出台了4万亿国家投资计划等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始复苏，以投资为主线的积极财政政策居功至伟。国家统计局的分析数据显示，在2009年8.7%的GDp增速中，投资贡献了8个百分点，贡献度高达92.3%。
今年，尽管决策层明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投资已然不是积极财政的最重要涵义。今年1月10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的工作重点，排名首要位置的两项工作分别是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推进财税制度改革，这与上一年同样会议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完全不同。
千万不能小看这些文字上的排序，顺序决定了哪一块是刀刃，能安排更多的预算。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这次会议上披露，2010年拟安排中央财政公共投资是9927亿元。据悉，2009年、2008年中央财政公共投资分别是9243亿元、4205亿元。
简单算一下增速就能发现，2009年公共投资的增速超过了100%，而在2010年，增速不到8%。投资，将不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专宠。
今年排在积极财政政策首位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完全有理由相信会获得更多的财政资金扶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将是今年经济增长的主线。
意在刺激消费
贾康认为，加大、增加财政对农民及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补助力度，提高其收入水平才能提高低收入者消费不足的状况。
其实，政策上喊出提振消费已有不少年头，可居民消费率则是不升反降。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5.3%，2009年的数据也大抵如此。而我国居民2008年人均GDp达到3268美元，2009年人均GDp大概能到3700美元左右。可现在的居民消费率水平，不仅比发达国家低，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很需要决策层思考。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已经熬过了救火阶段的一切为了保增长，是该考虑深层次的结构问题了。
澳新银行（anZ）中国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在接受《投资者报》采访时表示，积极财政政策投到一些能减少居民预备储蓄的动机方面，“重建基本的社保体系很重要”。
他认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构建基本社保体系，其实钱不是问题，关键是决心。我们从现有的财政数据里可以算一笔账，2009年实现财政收入是6.8万亿元，按10%增速预计2010年可以达到7.5万亿元，加上万亿左右的赤字，从现在开始真正着力解决提振消费的根本问题，完全可行。
同时，贾康也表示，增加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消除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是提高城乡居民持续消费能力的应有之意。
减税很关键
积极财政政策的要义，无非两点，一是举债（指赤字）；二是减税。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史耀斌日前公开表示，结构性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部分，2009年结构性减税5500亿元的政策目标已实现，今年将会继续实行。
不过，从目前的政策风向上看，结构性减税的力度，今年将远远不如去年。在最近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没有关于减税的表述；在今年年初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去年位列第二、排序仅在投资之后的结构性减税，今年没有只字片语提及。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市场热盼、热议的个税调整，今年根本没有纳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
在2009年积极财政政策中，尽管基建投资对经济复苏居功至伟，但结构性减税对提振消费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举措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扩大投资，刺激了居民消费。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5
作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当局干预宏观经济备选工具箱中的最重要选项，财政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物价稳定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基于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在众多力求规范刻画政府政策当局财政货币政策行为、科学合理评价财政货币政策操作经济绩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货币政策泰勒规则颇为引人注目。泰勒规则研究的常见结论是：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边际反应大于1的“积极”货币政策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taylor）。遵循泰勒原则，包含汇率反应、前瞻和滞后等惯性的模型仍然能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woodford；Ball；Svensson，1998；Rotemberg和woodford；Schmitt-Grohe和Uribe，2003）；相反，违背泰勒规则会使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Self-fulfillmentexpectation），从而使通货膨胀率处于较高水平并不断波动（Clarida等，2000）。
但应注意到，因为基于强有力的限制性前置条件，泰勒规则研究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其一，出于便利，泰勒规则坚持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的理论范式，完全集中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作用考虑不充分。其理由则在于，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因此就更能成功地实现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的主要目标①。但其忽略了适当刻画货币政策规则需要匹配以财政政策规则的适当刻画。Leeper（1991）、woodford（1996）和Benhabib等（2001）强调必须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决定理性预期均衡的存在性和唯一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其二，假定财政政策体制的潜在稳定性，并被表示为Leeper（1991）意义上的消极的，也即财政赤字（和/或税收）充分有力地对真实债务变化反应，或更苛刻地假定政府预算总是平衡②。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假定，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该假设屡受质疑。继卢卡斯批判（Lucas，1976）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1984）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因此，Sala（2003）、Favero等（2003）认为必须构建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理论。马尔可夫体制转换（markovRegimeSwitching）模型方法（Hamilton，1989）则解决了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建模的技术难题。
与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不同，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不仅因为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而且，广泛认同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也存在巨大困难③。其一，难以获取财政政策指标数据，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可靠的财政变量季度度量（perotti，2004）；其二，财政政策中存在自动稳定器，使财政规则识别中刻画财政政策对产出的相机抉择反应变得复杂④；其三，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或称财政政策意外），因为财政政策预期的变化通常要早于财政政策实施⑨（mountford和Uhlig，2004）。
尽管如此，作为泰勒规则研究缺陷的回应，遵循决定财政和货币政策选择的规则是经济环境的函数且这些规则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这两个主题，考虑到财政政策相对于货币政策对政治偏好多样性随时间推移的摇摆更敏感，财政政策规则及其体制稳定性研究成果日渐增多。体制转换模型广泛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分析，至少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的传统范式提出挑战。首先，财政货币政策存在持续的体制转换，应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设计及其宏观经济绩效评价中重视体制转换因素，并因此谨慎地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度量和解释财政货币政策规则及其经济绩效；其次，政策体制转换背景下，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范围扩大，不仅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以及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能够得到解释，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的双积极和双消极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woodford（1998）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比较合适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而消极财政政策更适合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Davig等（2004）研究发现，美国战后财政体制在被描述为符合预算平衡逻辑的财政政策规则和仅以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而忽视政府债务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之间交替。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为基本赤字（primaryDeficit）对产出缺口（outputGap）和债务稳定赤字（Debt-stabilizingDeficit）反应，Favero和monacelli（2005）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识别财政体制变化，根据1960-2002年美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得出不同于美国战后财政政策体制一直都是消极的结论，并发现，与基于不变参数识别的规则相比，体制转换财政规则能更好地追踪美国基本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
在我国，政策规则研究明显呈现出货币规则比财政规则获得更深入研究的不对称性趋势。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主要集中于运用中国数据实证估计泰勒规则参数并进行泰勒规则原式及修正形式中国适用性的经验验证和探索（谢平和罗雄，2002；陆军和钟丹，2003；赵进文和高辉，2004；王胜和邹恒甫，2006；卞志村，2006；张小宇和刘金全，2010）。作为在我国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中考察体制转换因素研究的代表，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的实证研究认为我国货币政策规则存在明显的体制转换特征，并结合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特点划分出“惰性”和“活性”两个区域。相对地，我国财政政策问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国债效应（刘溶沧和马拴友，1995；史永东，1999；夏杰长，1999；周波，2009；龙成学，2008）、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范炜和娄依兴，2005；郭庆旺，2004；闫坤和孟艳，2008；张建平等，2005），而关于财政政策规则问题研究仍相对较少。
基于此，遵循宏观经济背景和政策作用时间差异引发财政政策参数潜在地取决于马尔可夫状态变量，从而存在经济系统未知结构性变化的理论假设，本文允许财政体制随时间推移而变化，并使用马尔可夫转换回归方法内在识别这些体制变化；提出内生捕捉我国财政政策体制变化的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其中，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财政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值，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以捕捉自动稳定器机制）和债务稳定动机反应，其本质类似近期用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估计和分析（Clarida等，2000），并使用马尔可夫体制转换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反馈规则进行实证估计。
在展开本文研究之前，有必要明确界定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以及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简单说，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主要指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则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予以确定界定。遵循Leeper（1991），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l，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类似地，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⑥。
一、我国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构建和实证估计
总体而言，无论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还是财政政策规则研究，都不曾关于财政当局的政策工具达成广泛认同的一致意见。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研究通常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支出和税收（alesina和perotti，1995、1997；perotti，2002；Blanchard和perotti，2002），mcDermott和wescott（1996）、alesina和ardagna（1998）进一步集中于公共工资和转移支出，arcangelis和Lamartina（2003）将财政支出细化分解为工资和转移支出、剩余支出⑦。就财政政策规则研究而言，常见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债务（Bohn，1998；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或同时考虑政府债务和税收（Davig和Leeper，2005；Davig等，2004）。本文采用的政府财政政策工具，与Favero和monacelli（2005）一致，即政府财政赤字，并使其与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目标联系起来。实质上，作为实施政府活动对应的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所产生的客观结果，政府财政赤字度量实际上不仅是政府财政政策取向的更全面刻画，而且规避了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公共财政体制日渐完善进程中税制不断改革完善、税收以外的其他财政收入形式占全部财政收入较高比例等问题导致的财政收入指标选取和具有可比性的数据搜集难题。
因此，给出本文构建的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之前，有必要简要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工具的历史表现，由此给出本文构建财政政策规则的直观合理性。
1.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分析
首先考虑我国政府债务、国债利率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等行为的历史时间序列证据。如图1，我国政府债务/GDp比率行为揭示出，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2季度，除2003年第3季度的简短反转外，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一个政府债务积累的持续长期向上趋势，经历2004年第2季度～2007年第2季度渐进下降后，在2007年第2季度～2008年第1季度急剧上升，后在2008年第2季度～2009年第1季度下降，并在2009年第2季度后发生温和反转。
如图2所示，GDp增长率和作为中国国债名义利息成本的国债利率比较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3年第3季度和2009年第4季度～2010年第3季度，国债利率高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正，由此，上述期间我国经济动态有效。而在2003年第4季度～2009年第3季度以及2010年第4季度以后时期，国债利率低于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为负，看起来，在此期间，我国经济是动态非无效的。国债利率和GDp增长率两变量缺口的显著变动性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规则实证识别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因素。
2.识别和估计
刻画财政政策执行滞后，并充分考虑财政政策预期（内生）组成因素的重要性，本部分给出财政政策反应规则识别。假定财政当局的财政政策工具是政府财政赤字。财政当局的反应规则识别刻画实际政府赤字逐渐收敛到某个特定目标水平，并对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理论上，也可被视为捕捉经济自动稳定器机制）和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反应。
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识别是本变的核心变量。假定财政赤字目标刻画对两个主要变量的反应：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产出缺口和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关于财政赤字目标的弹性能反应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规则的差别。因而，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考虑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财政赤字而非政府债务本身，具有能够控制利率和GDp增长率关于政府财政赤字的债务偿付压力随时间变化效应的优势。这也是考虑如图2所示的我国动态效率转换到动态非效率这段被观测历史转换的主要动机。
为刻画政府债务稳定动机，将定义为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真实政府赤字，亦即与政府债务稳定一致的政府财政赤字。名义流量政府债务方程如下：
之所以在财政赤字均衡水平的决定因素中包括产出缺口，是为了控制财政政策的周期因素。注意到与Gali和perotti（2003）对欧洲国家的研究中使用经周期调整的赤字（或盈余）度量（Cyclicallyadjustedmeasure）不同，本文财政政策工具度量是政府真实财政赤字。试图分解财政政策的真正相机抉择部分并藉此控制财政当局直接控制之外的原因导致财政政策变化的因素时，该区别尤其重要⑧。本文暗含假定，产出缺口是捕捉财政政策周期因素的指标，并因而可很好地包括来自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反应⑨。
3.数据
模型包括政府赤字、政府债务、产出缺口、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GDp增长率等经济变量。模型经济变量季度数据来源及处理如下。
（1）GDp增长率和产出缺口。GDp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期《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季度GDp为当季发生额，以本季的当年累计额减去上季的当年累计额。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将名义季度GDp转化为真实季度GDp（记为RGDp）：RGDp=名义季度GDp/当季Cpi。为估计产出缺口，采取如下策略潜在产出水平估计：以Hp滤波得到季度真实产出长期趋势值（记为HpRGDp），根据真实产出对数关于HpRGDp和三个季度虚拟变量（11）的回归方程计算潜在产出季度估计值（记为UGDp）。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季度潜在GDp增长率可计算为g=，时间序列行为如图2。对应地，我国季度产出缺口数据计算为，时间序列行为如图4。
（2）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为计算真实政府债务/GDp比率，使用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债期末余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国债余额季度度量。为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名义季度国债余额除以当季Cpi转化为真实季度国债余额。在此基础上，真实季度国债余额除以R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国债余额/GDp比率。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本文实证识别的核心经济变量之一，我国国债期末余额数据统计可以获得的最早来源是1999年第1季度，这也是本文研究局限于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的主要原因。
政府财政赤字数据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月度数据，每季度所属三个月月度数据算术平均得到政府财政赤字季度度量。采取与计算类似地剔除通货膨胀影响、除以真实GDp并进行季节调整得到真实财政赤字／GDp比率。依据式(3)并结合计算完成的序列，可计算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对应的时间序列行为如图3。
（3）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和Cpi。理论上，政府债务融资成本应该是政府债务利息支付额与政府债务偿付额比率。由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都不存在政府债务融资成本数据统计，本文依据财政部公布的历次国债发行公告进行计算，作为政府债务净平均名义成本的变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统计自1999年1月起每月到期国债需支付的国债利率水平，因为国债动态连续滚动发行，同一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多个批次。比如，1999年1月份到期的国债包括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7年发行的2年、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发行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1998年第一次增发的5年期国债，第二次增发的3年、5年期国债，第三次增发的3年、5年期凭证式国债共11个批次。考虑到每批次国债都可能发生持有者提前兑付的可能性，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国债计息规定进行统计。比如，1996年5月15日～1996年6月30日发行的5年期凭证式国债，在1999年1月～1999年4月期间满3年而不足4年，故该时期国债利率统计为10.26%，而1999年5月～2000年6月、2000年7月～2011年4月、2011年5月～2011年6月3个期间，国债利率分别统计为11.34%、11.88%和13.06%。自1999年1月始，分别计算每批次国债发行在每个月份偿付国债的利率，然后计算每个月份所有到期国债利率的算术平均数就是该月份到期国债利率月度数据；计算每季度3个月份国债利率平均值得到国债利率季度平均值，如图2所示。
就用于各真实变量转换的通货膨胀率变量而言，本文选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指标，原因在于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相比，Cpi不仅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能更全面地反映物价变化程度，而且具有与GDp关系更密切、反映商品经过流通环节形成最终价格的优势。更重要的是，Cpi倒数衡量货币购买力指数，能反映价格上涨后国债持有主体可能面临的资产收益损失，直接形成对财政当局调整财政政策的公众压力。具体而言，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为通货膨胀率=（季度Cpi-1）×100%。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来源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数据，每季度3个月度数据简单算术平均可得到季度数据。
4.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
使用RatS7软件估计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式（4）。本文尝试允许任意数量的财政政策体制，但总体上，被刻画为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的两个体制情形稳定地实现收敛，并给出最好的统计刻画，估计结果见表1。
同时，注意到作为财政当局工具的政府赤字变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也随着财政体制转变发生变化。消极财政体制下，政府赤字变量关于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53，并不显著异于0。而积极财政体制下的反应系数估计为-0.591，统计显著。
二、财政体制转换模型评价：基于与不变财政体制估计的比较
1.不变财政体制估计
为评价财政体制转换因素对于刻画我国财政政策行为随时间变化特征的重要性，本部分将基于财政体制转换模型的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与不变财政体制条件下的财政规则估计进行比较。实际上，在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不变财政体制假设意味着，对所有t有=s。由此，式（4）和式（5）组成的财政政策规则系统中，由具有取决于特定时刻t体制的时变参数非线性模型系统转变为固定参数线性模型系统。对应地，用于估计的方程系统如下：
然而，基于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识别的结论与经由式（6）估计得到的结论显著不同。若财政政策规则式（4）正确，则财政政策始终处于消极财政体制状态的刻画与历史数据严重不符。如图6积极财政体制概率估计表明，1999年第1季度～2000年第l季度、2001年第4季度～2002年第2季度、2008年第3季度～2008年第4季度和2010年第2季度～2010年度3季度四个样本区间被识别为积极财政体制状态。
2.体制转换与体制不变模型的财政赤字拟合比较
基于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和固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结果，可以进一步比较两者关于政府财政赤字行为拟合效果。
为更好地衡量体制转换特征相较于固定体制因素关于财政政策规则估计拟合的显著改进程度，引入政府财政赤字“缺口”概念。
政府财政赤字缺口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下的实际政府财政赤字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显然比马尔可夫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识别估计具有更大的持续性。两种体制情形下政府财政赤字持续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固定体制财政政策规则估计下的政府财政赤字估计贴近真实政府财政赤字平均趋势路径、存在较多异常值的原因，而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估计能揭示真实政府财政赤字的动态趋势。
三、政策意涵：结合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的分析
根据新凯恩斯主义“取景假说”（FramingHypothesis），政策当局总是为最为逼近的损失风险设置更大的权重。Kozicki（1999）认为，泰勒规则中通货膨胀缺口调整因素和产出缺口调整因素的权重，可以体现中央银行在短期内面对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难局面时的权衡结果，反映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偏好，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孰重的决策尺度。若真实财政赤字与GDp的比率关于政府债务稳定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赤字目标水平和产出缺口的边际反应规模的比较，能揭示出财政当局关于政府债务稳定和产出缺口稳定的相对权重，则我国财政当局将在相对更重视保持产出缺口稳定和政府债务稳定之间相互交替：积极财政体制下，财政当局更注重追求产出稳定，而消极财政体制下更看重政府债务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为治理通货膨胀，在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同时，我国决定，自1994年起不再允许通过向银行系统透支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为消除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增长，基于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相对货币政策更直接的判断，我国在1998年之后采取注重货币政策的同时以财政政策调节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12）。因此，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匹配，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尝试适时适度地扩大财政举债和财政支出规模，推出增发国债，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刺激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1997年，我国财政赤字约580亿元左右，按当时的财政预算，1998年的赤字应为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多亿元。但鉴于当时形势，中央决定于1998年8月首次面向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要求国有商业银行配合增加1000亿元的贷款，用于农林水利建设、交通通讯建设、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经济用房建设等六个建设重点。1999年财政部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而且对企业生产经营提出各种减免税政策，出口退税力度进一步加大。2000-2003年，我国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规模，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继续保持不变。截至2002年，我国已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并在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正式由积极转型为稳健。
2007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非常突出，物价上涨压力较大，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从3月份的3.3%上扬到10月份的6.5%。为实现“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任务，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08年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和投放节奏。而考虑到改善民生、重点建设、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等各项工作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财政支出会比较大，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在2008年下半年果断实施“四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对应地，2009年和2010年预算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9500亿元和10500亿元水平，财政赤字率一度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根据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我国拟安排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行2000亿元地方债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9000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财政赤字率回落至2%左右的安全地带。但与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之前2003年的历史最大规模赤字3198亿元相比，在绝对量上依然很大，意味着积极财政扩张力度依然强劲。可以预见，我国将在未来某一时点重复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轨迹，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
对照1999年第1季度～2011年第1季度期间我国财政政策操作历史，并根据图5和图6我国同期消极和积极财政体制两类区间划分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行为主要考虑政府债务稳定目标。这实际上引发应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因为以扩大政府赤字的方式进行财政扩张固然能阻止经济颓势、实现产出稳定，但财政扩张之后政府往往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期履行政府债务偿付义务。有关研究本文不再赘述。
四、结论
鉴于体制转换特征在宏观经济现象和数据解释中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应用的非对称性，本文给出了将财政政策体制随机变化的思想融入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的实证框架。分析结论表明，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较好地揭示了我国财政体制变化，财政政策操作呈现显著的体制不稳定性。作为解释变量，财政政策规则中的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都是显著的。与不变参数财政政策规则规则识别相比，体制转换财政政策规则能更好地解释我国政府财政赤字的时间序列行为。这支持Schmitt-Grohe和Uribe（2003）、Sala（2003）、Dayig（2004）、Davig等（2004）将财政体制不稳定性考虑在内来识别宏观经济最优模型的贡献。
财政体制随机变化的显著特征意味着，在我国从事货币政策规则和财政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VaR实证研究都应慎重。因为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典型做法是假定积极货币政策规则（泰勒原则）与不变消极财政政策规则（典型的平衡预算规则形式）匹配，而VaR实证研究试图在不变财政体制框架度量财政政策冲击的高频率效应（13），并通常忽略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以及财政政策中的债务稳定动机问题。当然，就体制转换模型识别和估计而言，国外相关研究通常使用比本文规模更大的样本数据，而本文可用数据相对较少，由此可能影响识别、估计和结论的稳健性问题有待进一步挖掘或随时间推移增加数据予以验证。
注释：
①该观点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文献的核心，集中于泰勒原则。见广泛引证的woodford（2003）和Clarida等（1999，2000）。
②贯穿全文都坚持Leeper的消极和积极概念。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
③早期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包括，taylor（1996，2000a，2000b）将财政立场（FiscalStance）度量与产出缺口联系起来（未考虑对政府债务变化反应）识别美国财政规则，Bohn（1998）基于美国百年数据揭示出政府盈余/GDp比率与政府债务/GDp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Gali和perotti（2003）、Ballabriga和martinez-mongay（2003）采用不变参数法估计包括债务和产出缺口稳定动机的欧洲国家财政政策规则。
④采用固定结构VaR事件研究法，Blanchard和perotti（2002）使用税收和转移体制的制度信息以及税收征缴时机来识别财政政策行为的自动税收和支出反应，其基本逻辑是，政策制定者收集经济状态信息、考虑财政政策反应并最终实施财政政策是需要花费时间的，财政政策决策和执行滞后意味着，财政政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用于估计模型的周期内，比如一个季度）不可能有对未预期经济活动的相机抉择反应。Fatas和mihov（2001）假定政府支出不对一个季度内的宏观经济条件反应，将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区分开来。
⑤幸运的是，若分析重点是政策冲击，则财政政策意外识别就至关重要，但就本文关注的财政政策体制稳定性而言，该问题并非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⑥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因此，消极财政政策是税收（或盈余）“消极地”针对政府债务变化而调整，而积极财政政策是政府试图“积极地”引导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当然，由于本文的财政政策工具（财政赤字）与既有研究不同，“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体制界定稍有不同，下文将结合本文构建的财政政策规则详细说明。
⑦主要是公共债务利息支付，因其在某些债务水平较高的欧洲国家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较大，因此成为重要的预算项目。
⑧例如源于周期性条件和/或失业率的税基变化触发失业利益规模的摇摆。
⑨参见Fatas和mihov（2003）的类似做法。
⑩理论上，该相关的符号是模糊的。实际上，政府支出外生增长影响真实产出（很可能经由就业的财富效应）和自然产出水平。冲击符号将典型地取决于劳动供给弹性和冲击的持续性程度（Baxter和King，1993）。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6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
讲到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现在已经大致敲定，那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我想说的是，稳健加积极，特别是财政政策这样一种积极，它只是一种抽象的具有导向性的概念。最困难的事情，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要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的前提之下，如何把政策的内容进一步夯实，进一步细化。
所以，即便考虑2011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相信一条，就是2011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会和2008年、2009年和2010年有所不同。所以，在当前这个时候，在同样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之下，那些细微的调整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特别去琢磨的。
所以一方面要触动深层次改革，另一方面要更加务实、更加审慎，可能在2011年表现得极其突出。比如大家都知道扩张性财政政策两个线索，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税。增支加减税几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全部内容。只是这两个线索可以演绎出若干个具体内容，大家关注的时候，可能并不仅仅关注增值减税之后的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特别明确地把握这个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但是我说，不要只盯着财政赤字的规模有多大。2009年的时候，财政赤字是9500亿，今年财政赤字是10500亿，2011年财政赤字究竟是多大，大家自然很关注。
当前社会上关于减税这样一个呼声是非常强烈的，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家肯定寄希望于进一步减税。而请大家注意一下，关于当前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判断，相关部门使用的口径是迥然相异的。比如国家税务总局会当前的宏观税负水平是19%多一点，财政部讲宏观税负水平的时候，会说20%多一点。换一个地方，比如到了其他部门，可能会说30%多一些。
很多人会不理解，减税所面对的主要是宏观税负水平，而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人眼里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的。当税务部门说宏观税负水平有多少的时候，它的分母是GDp，但是分子使用的是税收收入这样一个统计口径。当财政部说宏观税负有多少的时候，分母虽然仍然是GDp，但是他所说的就是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了。换其他部门，就会在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的加法，比如说各种政府性基金的收入要加进来，土地出让金的收入要加进来，社会保障缴费的收入要加进来，一些已经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收入要加进来，这七加八加，分母虽然没变，但是分子的数额是在增加的。所以，当你看到这样一种政府收入结构的时候，减税就有了颇多的讲究。比如说，可以在维持其他政府收入项目不变的条件下去单独地实施减税，但是总额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说可能表现为增税，比如环保税可能有增加，但是与此同时，其他的政府收入项目会减下去。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7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
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龙头，已经多次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支撑美国经济，包括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水平、开放式的超级量化宽松和2.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反观中国，一方面避免大水漫灌，结构性支持中小企业，避免对房地产等行业的刺激，严格控制资金空转，努力减少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部官员多次表示将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在短板、民生、消费、内需等方面提供强大财政支撑。另外，财政资金的使用更加集中在民生以及先进制造、新基建等。但是，增加政府赤字、增大国债规模或者增加政府基建支出，将对通胀造成一定影响。
一、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一国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持续而且显著地单边上涨，导致该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的经济现象。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目前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是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有一句经典名言“通货膨胀时时处处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来讲，造成通胀的原因一般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通货膨胀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举个例子，根据货币交易方程mV=py，在货币流通速度和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投放数量将直接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产量基本上每年都有所增长，于是通胀率=当年货币投放增长率-当年产量增长率）。从通货膨胀的分类上来讲有温和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在10%以内）、奔腾的通胀（年通胀率在10%～100%之间）和超级通货膨胀（年通胀率超过100%）。第二种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简称成本通货膨胀或者供给通货膨胀，是指没有超额需求（或者超发货币）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限制上涨的现象。其中又可以分为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工会存在导致的工资增长率水平超过生产率增长率水平）和利润提高造成的通货膨胀。第三种观点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在没有需求拉动（或超发货币）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结构因因素的变动，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这种通胀叫结构性通胀。但是，往往在许多时候，是综合的原因导致通货膨胀，如2019年中国猪肉价格暴涨，就是结构性通胀在货币政策的推波助澜下导致的结果。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国家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所作的综合决策。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府可以通过变动税收、政府支出等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其中变动税收指的是改变税率和税收结构，变动政府支出是指改变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财政政策的变化是国家赖以宏观调控一国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减税降费和增加政府支出都能通过乘数效应反映在国民收入里，是调节国民收入中最为直接和最为高效的方式之一。财政政策可以分为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两种类型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就是不需要政府“出手”，财政政策的运行制度导致它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通过政策的微调来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体现了逆周期调整经济运行的思想。我国的财政政策就是属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今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我国1季度GDp同比下降6.8%。全国人民隔离在家，在一季度抗疫过程中，全国的正常经济活动大大受限，严重抑制了总需求。3月份曾有看法指出如疫情受控，隔离解除，全国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将迎来一波爆发。但是实际情况是，4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在下降之中，虽然降幅缩小了一半左右，但是仍然达到了-7.5%，期待中的报复式消费没有来到，但是1～3月全国存款余额却增长了8万亿元，同比增长9.2%。消费低迷，老百姓受疫情打击，消费心态更偏于保守，宁愿将货币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个背景下，今年以来财政部频频发声，表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疫情复工复产期间，各地纷纷推出各种减税降费的企业扶持政策，以帮助受灾企业共渡难关。典型的如浙江省，在疫情期间出台了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意见，其中关于减少小微企业税费、返还失业保险费等政策就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范畴。
三、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会与通货膨胀相联系，而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一般是配合消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具体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还是因果关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过几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典型的如1987年和1988年，其中1987年是13.7%，1988年是34.8%，当时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地方财政上缴的积极性问题，采取了收入递增包干模式，大举提升了地方财政积极性。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和货币的超发，以及当时对市场供应的放开和价格管制的放松，导致了奔腾的通胀（年通胀率在10%～100%之间），本次通胀用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解释较为合理，也是由于超发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综合引起的，是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针对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赵文哲、周业安（2009）进行过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中央集权最终会导致政府赤字的货币化，从而通过货币超发的因素形成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最终还是通过货币超发也就是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的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视角观点，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涨。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对我国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
根据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两者的关系，我们着眼于近期，梳理近期国家高层会议精神，以及相应出台的财政政策，分析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影响。2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三大重点要求：一是首先保证医疗防疫物资和医疗人员的需求；二是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三是加强交通运输保障。相应出台的财政政策有：一是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扣除，全额退还这期间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二是用好再贷款政策，向重点医疗物资企业、生活必需品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并且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2月7日，国务院新闻会，提出下一步货币政策安排以及金融如何支持受困小微企业的看法，而同期的财政政策：一是再推出一批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策（共11项）；二是强调今年的赤字安排已经考虑了疫情防控支出，对财政预算影响有限。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析当前新冠肺炎形势，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同期财政政策为：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困难；突出重点领域，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加速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2月24日，国务院新闻会，六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复工复产情况、医疗物资生产情况，以及下一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等方面将出台的支持举措。同时，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集中使用中央部分存量资金，统筹用于疫情防控，保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点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尽快形成有效投资。从以上部级会议精神以及相应出台的财政政策中可以看出，伴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随之逐渐加大力度，从最初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财政支持，变为“出台一批保供政策”，再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加大政府专项债力度，到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等。逐步升级的中央财政政策力度，不断提升刺激的程度和规模，最终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近期实施的更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将通过政府赤字货币化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和强化。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8
《财经》记者马国川
持续一年多的刺激政策选择与退出争论,在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仍激烈进行。从研究者到决策层,从公众到商界,从中国到全球,共识似乎难以达成。
从2月25日起,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再度上调0.5个百分点,国有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16%提高到16.5%,存款准备金率逼近20%的历史极限。
有关人士把央行调整货币政策视为刺激政策转向的信号。不过,作为刺激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见丝毫松动迹象。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强调,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也要根据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针对性和灵活性。
这被外界视为中国的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暂不会全面退出的重要政策信号。但许多人也在等待即将出现的两个重要的观察时点,一是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是在“两会”闭幕前他的专场记者招待会,一些微妙的政策调整信号或将有所透露。
此前一个月,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会上强调,“要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时,马建堂以诗样的语言形容中国“经济复苏的点点霞光积聚为满天的绚丽云霞”。面对中外记者,他高举一张图表。那是一个标准“V”型图,它形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扭转了增速的下滑,率先实现了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但是五天后,在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我认为‘V型’复苏表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中心的积极财政政策有用力过猛之嫌,货币投放量也大大超出了‘保八’的需要。目前要做的不是持续财政刺激的力度和继续放松信贷,而是向市场发出控制信贷增速的信号,将政策目标从单纯保增长转到保增长和管理通胀预期并逐步向后者倾斜。”
这出自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之口。作为熟悉实际经济运行的经济学家,秦晓警告说:“忽视资产价格上升,坐等资产泡沫积累和通胀预期积蓄是对形势的误判,其后果要么会中断复苏的进程,要么会给复苏后的经济发展留下隐患。”
不过,在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并不同意秦晓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在未来十年左右还会持续,因此不主张压投资、压出口的政策措施,而是认为应该采取疏导措施,即通过优化投资结构来促成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多么严重的结构问题,当前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高质量的投资。
他认为刺激内需,本身就包括刺激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两个方面,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在国民收入并不充足,消费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刺激投资是现实选择。
而在更早之前,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学者为代表,倾向于主张:既然刺激政策迟早要退,择机退出应属明智之举。
其实,自中国出台刺激政策之日起,争论的声音就没有停止过。
还需要凯恩斯吗
2008年10月,源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急速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外需和内需同步向下调整。
为扭转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中国政府迅速推出“扩内需、保增长”的十项措施,外界统称“4万亿”刺激计划,之后为了确保2009年中国GDp年增长8%及解决高企的失业问题,又陆续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也随之转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政府出手之大,世界瞩目。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称,“这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外界传达了一个强烈信号。”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文章说:“此举广受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欢迎。”
投资者确实欢迎备至,可是部分经济学家对此非常谨慎。
中欧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其时就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皈依了‘凯恩斯主义’”。在他看来,无论是“罗斯福新政”,还是日本为了应对衰退采取的积极政策,效果都不显著。
许小年认为,中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中国需要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什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市场发挥作用,让民众的创造力充分地涌现。
在2009年初举行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也对刺激政策提出疑问,“我们今天的救市能不能成功呢?我想也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市场自身的调整,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市场的调整。”他还把政府救市称为“饮鸩止渴”“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而且,可能会掉得更惨”。
张维迎甚至将演讲的题目定为“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这个富有挑战性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在批评人士看来,世界各国都在以凯恩斯主义政策拯救经济,现在呼吁要彻底埋葬之,岂非咄咄怪事?
一时间,凯恩斯成为中国的“热词”,尤其是在经济界。
凯恩斯以来,经济学家习惯于在景气低迷时呼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启动市场。
周其仁也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把政府作为启动市场的诉诸对象,错得离了谱。”他说,“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提供突破‘买方市场’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的。能够提供这些的,只有企业和企业家中富于创新精神的那一族。离开了企业家的行为,财政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无法带动市场景气的。”
周其仁的担心是,“中国已建的大量基础设施有待整合,‘超前’而无人付账的基础设施已经不少。‘为了景气’,再由政府主导突击‘超前’一批,老账未结又加新账,又找不到真正付钱的主,那样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国民经济承受不了如此‘超前’。”
耐人寻味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前主任、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林毅夫也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不过,林毅夫并非批评中国的救市之举,恰相反,他对中国为应对危机而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加赞赏,而且预言中国会最早复苏。
林毅夫提出“超越凯恩斯主义”,是基于他对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经验的总结。在林毅夫看来,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既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也通过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了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下一阶段经济更快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于把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转机归结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观点,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质疑,“多数经济学家没有看到1997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不仅仅是财政货币政策,还有一手即供给方面的政策”,“仅就积极财政政策这一点说服力是不够的,各国也很少有仅依靠积极财政政策就能维持长期的经济发展的。”
是否应该调整
进入2009年下半年,全球经济渐渐扫去阴霾。中国经济较之全球其他主要经济大国更是先行一步。一些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复苏持续有力,有望实现全年GDp增长8%的目标。
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不但成为国际上政商两界关注焦点,更成为中国国内争论的焦点。一些声音质疑:从去年年底开始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否过度积极?与此同时,认为下半年财政政策应该出现调整甚至转向的呼声也不绝于耳。
支持经济刺激政策的声音依然响亮。在2009年7月举行的“首届中国财会论坛”上,经济学家厉以宁说,现在远不是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时候,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近期也不能改。
他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次经济回暖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下一步,政府应该从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以政府投资拉动消费、进一步增强经济增长的后劲三个方面来更好地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官方也很快作出了回应。2009年8月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没有退出的可能,下半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理由是未来的走势还不明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在短期内还难以有大的改观,世界主要经济体下滑的态势实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要走出衰退实现复苏还有待时日。
一个月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晓强再次表态:中国要保持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不变,目前肯定不是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
此前,财政部长谢旭人也宣称,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加强重点建设,是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国官方的观点还得到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Zoellick)的支持。2009年9月初,佐利克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还不稳固,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措施还为时过早。
他称赞中国的大规模刺激经济政策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的贡献,认为当前中国应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考虑过早退出,这将有利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复苏。
但是这些回应没有止息有关争论。
去年9月中旬,吴敬琏提醒说,财政政策存在三大局限性和负面效应:一是挤出效应。财政投资的实质是借用民间资金来投资,增加了政府用以投资的财源,会相应减少民间用于投资的资金。二是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政府投资的效率不如民间投资,政府投资规模太大,持续时间太长,会造成全社会投资效率的下降。三是长期使用财政政策会抑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10月公布的有关数据部分印证了吴敬琏的警示。中国2009年前三季度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29.31%,增幅比上年末高11.49个百分点;新增贷款总额共计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天量信贷”前所未有。国家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本意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流入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反而只占较小比例。
一贯反对政府过度干涉经济的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陈志武认为,过度干预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破坏性很大,导致过多的资源浪费,也让企业很难做好。财政投入4万亿元刺激经济,但是中小企业的用电量却下降了49%,整个经济的用电量才下降了5%左右。
陈志武认为,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受到的打击有多大。他警告说,中国会迎来新一轮“国进民退”。
“退出节点”在哪里
在全球金融危机周年之际,中国经济呈现回升向好的趋势明显,2009年前三个季度增长达到7.7%,全年“保八”已无悬念。
但是过剩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明年物价上涨的担忧,“天量信贷”诱发的通胀预期开始抬头,产能过剩问题浮出水面。
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周瑞金指出,在这轮政府投资中,一些过去关停的“五小工业”,在各地投资需求的调动下,已经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又会走损害生态的老路”。
围绕这些新问题,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再成焦点。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采取一些退出措施,一些专家呼吁中国也开始绸缪退出,但是另外一些专家认为,这不是中国也需要退出的依据,中国还不到退出的时候,也不能退出。
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已到一个极限,提出退出是合理的。而中国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还需要很长时间,促进经济增长仍然是中国的主要目标,还需要经济政策来刺激。
争论在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达到高潮,关于“退出节点”问题更是分歧颇大。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中国将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经济刺激措施将持续两年。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也表示,明年将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刺激政策不会退出。
经济学家樊纲主张,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应保持一两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坦言:要依靠政府必要的扩张支撑着走完这个经济相对低迷的时间段,现在谈论退出和淡出为时尚早。
而秦晓则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后危机”时期,政策调整和政府“退市”不容回避,经济复苏领先全球六个月的中国应该在2010年“退市”。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也主张,中国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条件将于明年春节后到二季度基本成熟。他建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先行退出,财政政策的退出则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避免调整过快引发一系列问题。
林毅夫则批评说,强调退出的呼声显然是用老眼光看问题,世界经济刚刚企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企业的投资及库存仍然缓慢。现在不是退出的时机。
2009年12月初落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终定调: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并不稳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久,国务院总理接受新华社专访,回应了刺激经济的政策是否应该退出的讨论。他说,各国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政策是不一样的,政策退出的时机和方式也可以是不同的。
他强调,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问题上要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现在还面临许多问题,所以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保持宏观调控的正确方向、一定的力度和合理的节奏。
让代价更少些
进入2010年,中国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赞扬声,其中不少来自海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称赞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手法,赞扬中国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最好学生”。
今年以来,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悄然开始转向,但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一如既往。争论没有终结,反而更趋复杂。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救市的能力和效率、中国经济的率先复苏得到了全球的好评,“中国神话”和“中国模式”成为一些学者们热衷的话题。在他们眼里,中国“发展主义政府”的模式似乎不仅不要改革,反而成了发达国家学习、效仿的榜样。
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则认为,政府出手救市是应急的措施,并不意味着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发生了新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基础要素和基本原则是共同的,只有依照这些要素和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方能使中国走出市场化进程中的“闭锁”状态,进入通向更成熟、更规范、更富有创新精神的市场机制之路。
与十年前有关“中国模式”的争论不同,这次讨论已超越了纯粹的经济学意义。即使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经济学家们对是否退出也有歧议。
吴敬琏认为,中国主要依靠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度过经济危机,从而保证了GDp增长速度,这种措施不可持续,因为流动性的过多注入会形成资产泡沫,使得通货膨胀逼近。
而同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厉以宁,最担心的是通货膨胀跟失业并存的滞胀。他说,中国保持中速增长就是滞胀的开始。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搞成紧缩的货币政策,那只会使得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因为失业是一个大的问题,政策目前还不用变,真正要警惕的还不是单纯的通货膨胀,而是滞胀。
周其仁则坚持认为,仅仅有短期超发货币、政府扩大赤字,绝不是长期发展的一个根本可靠的基础。可靠的办法还是要把短期政策和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他的看法是,中国不能仅仅着眼于年度的GDp增长,要着眼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所以,当下问题的解决方向就是逐步缩小刺激政策,退出刺激政策,同时启动结构上的改革。
在2010年的春天,重启改革的声音已经开始汇成一股涌动的“春潮”。吴敬琏在各种场合提醒人们警惕近年出现的“开倒车”趋势,呼吁推进改革,抓住这次机遇让中国经济彻底转型。
在吴敬琏看来,无论是走出危机,还是改变政府的两难处境,出路都在于推进改革,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面临的体制,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
回首13年前,为了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中国政府也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开支,加大政府项目,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出现了财量、财政赤字、货币供应等方面不正常的情况。
但是1998年以后,中国启动了国企、金融行业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府垄断的大产业部门,签订wto,扩大对外开放,从而使中国迅速走出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为应对十多年后的金融危机奠定了雄厚基础。
总理曾经说,“应对这样一场大的危机,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代价更少一些?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9
近日，第十三届中国信息安全大会在北京召开。工信部官员在会议期间透露，将加快起草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和规划文件。业内人士认为，受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引擎驱动，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有望大提速。
当天的会议上，赛迪智库信息安全走势预测课题组专家指出，伴随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一些新的领域应运而生，这也给我国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工作提出了新任务。
以物联网为例，这一技术运用大量感知节点，可能成为窃取情报、盗窃隐私的攻击对象。再比如，随着智能手机快速普及，移动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针对种种担忧，工信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副司长欧阳武表示，我国信息安全面临日趋严峻的新形势，我们迫切需要营造有利于信息安全建设的政策环境，逐步形成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工信部今年将加强信息安全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和规划文件的研究起草工作。
欧阳武还透露，今后一段时间，工信部将加强核设施、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石油石化、油气管网、电力系统、交通运输、水利枢纽、城市设施等重要领域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安全检查。
财政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部署下半年财政工作重点时指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在当日举行的全国财政厅（局）长座谈会上，谢旭人表示，下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落实和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快和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完善促进流通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措施；稳定支持外贸的财税政策等。谢旭人强调，下半年要发挥财税政策调控优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篇10
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格外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是否会继续放缓？扩大内需和调结构如何才能落到实处？控物价、惠民生如何让老百姓得到真真正正的实惠？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调整的关键点又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和把握？专家们对此将作出权威解读。
“稳”与“进”新解
主观点：“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当前，随着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实惠，这是‘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分析认为。
针对宏观调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樊纲日前指出，预测2012年经济增长将降至8．6%－8．7%，但仍是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国家。短期看，货币政策不会出现重大变化。资金供应会恢复正常状态，基本不会再收紧。政策“微调”则更多是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状态。
樊纲指出，对于欧美危机的基本前景还没那么悲观，美国由于很强的我修复能力和创新能力，从现在开始再有三年的低迷，也就是1-2%的低增长期。是否会低迷五年，还需要再观察。欧洲的情况复杂些，至少做好五年低迷的准备，基本在0-1%的增长状态。债务问题迟迟未从根本上解决，有时就得靠时间逐步熬出去，把这些问题在时间熬的过程当中基本消除。
樊纲认为：“中国没有出现大的泡沫，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即使房地产市场，它也没有形成大泡沫，中国房地产业未来会是一个软着陆的过程，现在就处在这个当口上。”
“外需变化我们难以左右，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要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要更加依靠改革创新，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逻辑没有变，房地产调控会是2012年宏观调控的关键，因为这涉及投资、经济增速和系统性风险，不要指望货币政策放松。他认为，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状况，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
夏斌表示，在主基调不变下的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关键在结构调整，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不要指望货币政策放松。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也是结构调整的关键。“基于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状况，仍然有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余地和空间。”他认为，必须加快财政结构支出制度的改革，加快结构性紧缩的步伐，向战略型行业倾斜，特别是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型的各种资助体系，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等。同时，也必须向补贴支出倾斜。因为今后一两年内中国物价上涨压力很大，物价上涨的一个因素是翘尾因素，也有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这决定了物价将趋于温和的上涨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要补贴到位，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改革往前走，结构调整往前走，而不是简单的采取总量放松的政策。”夏斌说。
“稳增长”应对下行压力
主观点：“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
在内外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速已从今年一季度的9.7%回落到三季度的9.1%，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失速”的担忧再起。
这次会议在提出明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会议指出，稳增长，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房地产，房地产的风险非常非常大。全国各个大中城市空房都非常多，我看上海的空房也不少。空房多就是危险，这些房子并不是真正地被需要，空在那儿了，不住人了，它们是用来投机的。大家知道，投机赚钱是真正财富的创造，但是变成泡沫就不一样了，泡沫不是财富创造，它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风险。
“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增速适度回落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指出。
会议提出，明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方向不变，但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目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王一鸣分析认为。
“十八字”“主线”将成明年经济指针
主观点：“维持经济平稳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中国经济定下“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十八字无疑将成为明年中国经济指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双政策组合保持不变。专家表示，货币政策“稳”字不变，但政策侧重点与2011年相比略有所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如果说2011年的“稳健”重点是为了抑制通胀，那么2012年的稳健可能更多是推动结构调整，维持经济的平稳增长，不出现大起大落。
“因此，在2011年的政策基调里，货币政策中‘稳健’的含义更多强调‘偏紧’；而2012年货币政策‘稳健’的含义可能更多强调的是回到‘常态化’的环境中，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巴曙松说。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宏观经济的稳定是针对目前的走势来讲，不使增长速度大起大落，这是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务，要稳定经济增长速度，政策就不能有很大变化，所以必须保持政策的基本稳定。
赵锡军指出：“但宏观经济增长的环境不受控制，特别是像2012年，我们可能会碰到更加复杂或难以把握的外部环境。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消除外部环境带来的负面作用，这就需要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所以灵活性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干扰，使经济能够保持稳定。”
目前市场对欧债危机恶化的担忧仍存，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又面临着下滑危险。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特别提到“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有观点表明，明年来讲，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在执行上比今年要更加松一些。从财政政策来讲，积极的要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适当偏松一些。货币政策微调主要是在货币供应、信贷投放上，今年以来实际执行的肯定是偏紧的。对于财政政策当然就是结构性减税，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增值税的扩围、个税的调整，因为今年的财政收入情况比较理想，2012年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保持一定的减税的规模和水平。
应对经济困局稳增长与控物价并重
主观点：“尽管短期物价上涨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明年物价稳定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宏观调控要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与此同时会议强调，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专家表示，为防止价格反弹，财政政策将继续结构性减税，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货币政策将注重微调预调。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与去年不同，会议强调了“稳中求进”，因此明年重点主要落在一个“稳”字，包括稳增长与稳物价。
业内人士认为，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影响，非食品价格涨幅小幅下调。近期ppi涨幅出现快速回落，后期还将传导到Cpi，同时食品价格涨幅趋缓。初步判断，当前物价不会出现2011年大幅快速上涨，未来或将继续下行。
尽管短期物价上涨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明年物价稳定仍然不可掉以轻心。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控物价就是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出现反弹。
专家表示，尽管今年会议提法上把“稳增长”放到“控物价”前面，但是稳定物价、巩固房地产调控成果，对于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和重要环境构成。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表示，只有经济增速保持一个合理的区间，就业能够相对稳定，价格能够稳定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区间，那么宏观经济才会稳定。
目前，我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的宏观调控初步取得成效，物价总水平已经进入涨幅回落的下行通道。
不过，不少专家预测明年的物价形势依然严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市场里推动价格上升的因素依然存在，在2012年也还会存在，明年为了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仍然要继续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为调控的一部分，在明年是不会变化的，物价的总水平应该会得到控制。
祝宝良认为，价格上涨是正常的，目前物价压力不完全是货币的压力。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型通胀也下降了，国内的货币调控也已见效，同时，与农产品价格的周期也有关系。明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环境成本、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压力主要在这些方面。”他表示，这种价格上涨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不能让其增长过快，要稳定在一个水平上面。
巴曙松说，2011年的货币政策全年基本贯穿着将“抑制通胀放在首要位置”这个主线，尽管从全年角度看，Cpi可能在5.5%左右，高于年初确定的4%左右目标，但最近的Cpi月份数据已回到4%左右，“抑制通胀”这个目标基本达到预期的趋势和方向。
“在经济环境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中国明年政策基调与今年相比是比较一致的。同时，由于中国今年财政支出状况较好，能够提供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推动明年“调结构”这样一个政策基调”。巴曙松说
坚持楼市调控不动摇力促房价合理回归
主观点：“宏观调控是让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让某个行业出现问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说：“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两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应该可以买的起房子，这就算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不应超过Cpi过大，应该和Cpi差不多，那么这样它就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国际上有一些相应的标准，比如与收入水平相差5倍或者6倍，可以作为参考。另外只有到达百姓能够接受的程度，才是一个合理的水平。”他指出，房子问题是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要让百姓住的起房子，通过买或租能够负担的起，这才能算是一个合理的水平。
祝宝良表示，目前房价的相对水平还是高了，所以这个政策是不会放松的，银行业的经营压力不会对明年的调控有太大影响。祝宝良强调，房地产是很重要的支柱行业，不能让房地产行业的投资过快下降，而目前对房地产主要就是限购政策。
“现在限购是针对房价上涨比较快的城市，很多城市的房价并没有限购，所以我们说房地产的政策不变是限购的政策不变，至于银行信贷，就要看货币的调控力度有多大了。我们讲房地产的调控主要是讲房地产的税收政策，房地产的限购政策，这些不会改变。”祝宝良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晋斌表示，目前，房地产调控刚刚见到成效，但还不是很明显或是能得以巩固下来，所以房地产的调控还会继续持续下去。他建议，从总需求的角度对商品房建设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另外从供给方面入手，加快保障房的建设工作，从供给方面提供更多的房子，使房地产在规模和结构方面都朝着更加理性、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赵锡军则认为，宏观调控是让经济稳定增长，而不是让某个行业出现很大的问题，如果某个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并非宏观调控有问题，而是行业本身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宏观调控是引导这个行业朝着经济规律的方向发展。所以说只要银行业的发展是规律的，它也就不需要政策来调控。
“我们与美国通过‘危机’的激烈方式调控不同，我们是通过宏观政策来进行主动地调控，这对于相关行业来讲是一个更加有利的方式。”赵锡军说。
明年结构性减税力度更大
主观点：“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明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培森指出，积极的财税政策将主要从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两个方面进行。
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财政支出主要向高新企业、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倾斜。具体措施可能包括贷款的财政贴息、财政补偿等。张培森表示，结构性减税近几年一直在推进，明年力度将进一步增大。主要将偏向中小企业、创新型企业，以及一些微利但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和国家“十二五”规划鼓励发展方向的产业，如文化企业、现代服务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