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农民专业合作社矛盾分析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改革开放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从新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离开了土地流转，土地的潜能发挥就受到了极大束缚。因此健康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有效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随着2002年8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2007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土地流转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有法可依的新时期。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要抓住“黄金发展期”，我们必须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深刻的认识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按照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理论，通过不断的实践促进对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及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当前我国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一、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看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初期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活动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初期发展过程实际上正是对土地流转的认识过程，是人们对于实践发展需要的一种认识活动。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虽然家庭承包经营打破了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模式，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现实中“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普遍存在的是“分”。这使得生产农产品难以与市场建立真正的直接联系，从而阻碍了农村商品市场的发育。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正是基于当前我国农业的发展现状而提出的，是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行以来的经验总结，是一种来源于真正实践的认识。
丰富的感性材料，科学的思维方式及理论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必要条件。从实际流转情况来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虽然农地流转的面积和比重在增加，但进展十分缓慢，流转的比例仍然很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合作社法》①两部法律的颁布稳定和完善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现并加快了土地的规范有序流转。广大农村通过一系列方式广泛地建立起专业合作组织，切实有效的推动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了农民收入。
二、从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看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的矛盾表现
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一次上升性循环过程往往难以达到科学性的认识，这是因为人的认识要受到主观和客观的限制。“再实践、再认识”是认识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当前我国合作社的实践已经进入了“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其中围绕实践者对实践对象的认识过程，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矛盾问题。
1.农民与合作社的矛盾：认识不统一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近些年开始的，很多地方农户对其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且不统一。部分农民认为合作社不过是为生产经营而组织在一起的简单联合形式，加上非常成功的典型事例较少，有的农户缺少直观认识，对成立合作社热情不高；还有些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对土地的依附性强，不愿离开土地，把土地看作命根子，在其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后，仍然把承包地看成是活命田和保险田，宁可粗放经营，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转让出去。
2.社员与合作社的矛盾：专业人才缺乏
大多合作社成员基本上都是普通农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知识积累差，对新技术掌握程度低，影响到合作社与大市场的衔接。专业化人才的缺乏，社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不强，懂技术，会管理，开拓型人才不多，加之自成立合作社以来，其基本处于自主探索中，缺乏专业培训，造成合作社无法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经营管理，阻碍了合作社的创新和发展。
3.合作社与合作社的矛盾：筹措资金困难
合作社大多数自有资金少，在发展较大项目需借款时，缺乏有效的抵押物进行担保，这种现状对自身发展不利，且对银行信贷投放也存在着制约。同时，在部分地方成立合作社后，一些农民见有利可图，一哄而上，并不是从生产发展的角度申请贷款而是想利用合作社有关优惠政策取得信贷资金，得到政府的补贴。这种情况下发放的贷款不仅风险大，也加重了正规合作社申请贷款的困难性。
4.基层政府与合作社的矛盾：政策不完善
部分基层党委政府对此项工作重视需进一步加强，出台相关政策需进一步完善。合作社在市场竞争中迫切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在信贷、技术、税收、人才、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其发展。工商、税务、财政、金融等部门对此项工作认识也需加强，多出台支持合作社发展的相关政策。
5.市场与合作社的矛盾：产品粗加工二次及三次转化能力差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许多仍以农作物产品为主，其规模化的种植生产促进了社员增收、带动了农民经济收入稳定增长。同时，合作社也会不断扩大种植面积，产量也会越来越高，再加上缺乏对农产品市场销售信息的深入挖掘，在产业项目的选择上得到缺乏指导，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优质农作物的高附加值加工和利用，如何变普通农作物为专用农作物销售。因此，提高绿色种植技术，生产高级专用、特级农作物，延长产品加工链条，提高产品加工二次及三次转化能力是农业专业种植的未来发展方向。
所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发展中出现的矛盾，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指导，通过不断的实践促进对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认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及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两次飞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当前我国农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三、从认识的两次飞跃条件看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的矛盾生产的原因
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制约主体认识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这种制约和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合作社自身的主观因素对认识能力的制约
与合作社相关的无论是农民、社员还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其主观的认识能力都会制约其对合作社发展的认识能力，制约他们认识能力的主观因素一般包括是否掌握有丰富的感性材料，是否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是拥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以及相关的政治素质、经验储备、文化素质、价值取向和自身内在因素等。
首先，合作社相关人员掌握有丰富的感性材料，就能为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创造条件，比如组织部分村民代表参观学习土地集中规模经营效果好的典型，采取多种方式宣传，提高村民对其的认识，引导他们自愿入社。其次，面对各种矛盾，要有辩证思维的能力，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明确树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为基础，以促进产业发展和农业增效、村民增收为目标；同时要以村民依法自愿，不改变土地用途，有偿使用，公开、公平、公正为土地流转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2.基层党委政府对认识能力的制约
当前我国政府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合作社法》等相关法律文件，正是基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行以来的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正确的理性认识。但是理性认识必须要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并探索出具体的实践模式，同时，理性认识和实践模式还要为实践主体所掌握。
法律政策虽然依法维护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消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但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政策实施的主要执行者，部分基层党委政府对此项工作重视却不够，对新事物理解认识能力不到位，致使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因而，政府及相关部门更应该对合作社给予政策倾斜，扶持其发展。使正确的理性认识与具体的实践紧密相结合，进一步提高认识能力，也在实践中验证认识的正确性，促进实践的发展。
3.社会生产力因素对认识能力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在生产领域就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水平。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及科学技术条件，比西方发达国家仍然相距甚远，加上人们的主观认识条件不足，因而对合作社发展的认识能力不能适应不断发展着的实践要求，也不能客观真实的发映合作社发展的全貌。
因此，要切实健康有序的推进土地流转，使合作社有效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必须提高科学技术条件，促进生产生水平的提高，使农业的生产发展拥有足够后备支持力量，为认识能力的提高，理性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提供相应的物质条件。
四、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个发展过程和其中存在的哲学问题来看，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起着指导作用，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辩证法来对待事物的发展，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对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逐渐认识到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归纳、综合、演绎等来完成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为人类服务，指导人们征服自然的工作。
从上述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出现在各种矛盾可以看出，如果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唯物主义的观点，便不能认清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根源，就可能导致走向错误的方向，影响我国农业的长足发展。同时，我们更应该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生事物的认识应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有所创新，有所建树。
注释：
①《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参考文献：
[1]张红宇.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2]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4]迟福林.把土地使用权真正交给农民[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
[5]韩俊.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
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2
关键词：转学科；专业教学；激励机制
在中等专业学校，教师们转学科或是转专业教学，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现象。中等专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学校的专业设置会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对专业课教师的需求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我国的现有体制下，教师不可能稳定专业而不断择校，只能因学校专业设置的变化而转学科或是转专业教学。
笔者，自1988年8月开始工作至今，已经多次转学科转专业教学，分别任教初二的代数、几何，初一的《代数》、高中《代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机械制图》、《机械基础》、《金属材料与热处理》、《金属切削机床》、《金属切削原理与刀具》、《机械制造工艺基础》、《液压传动》、《钳工工艺学》、《车工工艺学》、《汽车常用材料及加工工艺》、《汽车维修质量管理》、《公差配合与测量技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职高《物理》、《电工基础》、《电子线路》、《电工电子技术及应用》、《音响设备原理与维修》、《机械常识与识图》、《工厂供电》、《弟子规》、《管理学基础》、《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protel）、《安全教育》、《autoCaD》（机械制图）等等。横跨数学、物理、机械、电子、人文科学等不同的专业和学科。因此，对转学科转专业教学，有过不少的感触和思考。
转学科转专业教学的烦恼
1.对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产生了不利影响
自己的学生时代，经常以个人好恶来评价老师的好歹。自己当了老师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好老师。
走上讲台的第一年，笔者教的是初二的代数和几何，上几何课时，首先要复习提问，以督促学生们勤奋学习；其次，要讲解、证明新的定理、推论；第三，要讲例题，示范怎样利用新学的定理解决问题；第四，要让学生练习，引导学生应用新知识解题；第五，要纠正学生练习中出现的问题，提高习题的难度，推进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最后，还要总结本节课的知识，使学生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因为时间紧，任务重，我每节课上得都很紧张，下了课总是累得精疲力竭。这时，我才感觉到，我初二的几何老师（姓赵）是多么的强大。赵老师上课总是能不紧不慢、慢条斯理、轻轻松松地完成教学任务，不带一丝丝火气，没有一点儿生涩，似行云流水，像水银泻地。这说明赵老师对知识结构了如指掌，运用教学方法驾轻就熟。我暗暗下定决心，争取做一个这样的老师。
遗憾的是，笔者没有这样认真钻研一门课的机会。走跑灯似的转专业换学科教学，让我疲于学习新教材、备新课之中。教学过程中，对知识的新认识以及对教学方法的感悟，几乎都没有机会在下一次的教学中得以实践，得以改进。
教学水平的提高，是一个认知、实践、再认知、再实践的反复过程。频繁地转换教学课程，使得这个认知过程受到干扰，甚至中断。教师们不能深入研究某一门课的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影响了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阻碍了教师业务能力的提高，不利于教师的专业成长。
2.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教一门新的课程，与一门教过的熟悉的课程相比，工作量增加很多很多。对于同一专业的不同课程来说，各课程之间相互联系，互为因果，教师理解教材相对容易。如果是教师自己曾经学过的课程，那就更容易一些。教师可以轻易地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唤醒相关知识的记忆，并能很快地把新的信息融入到旧的知识中，完成对这门课程的知识建构，形成恰当的教学方法。
但是，如果教师转换了专业，新的课程与自己所学的专业不同，那么，学习理解教材、备课的工作就非常大了。任何一门专业课，是不可能完全独立存在的，它总要与其它的专业知识相关联。教师们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就要去学习理解这个专业中的很多基础知识，这将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至于拿出合理的教学方法，完成备课、上课的教学任务，其难度可想而知。
3.影响了教科研的深度
“广学而博，专一而精”。不停地转换教学课程，可以拓展教师的知识面，但却影响了教师进行教学研究的深度。正如法国人所说：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凿许多浅井，不如花同样时间和精力去凿一口深井。“人之学力有限，术业贵乎专攻”（元黄晋），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转学科转专业教学的优势
事无百利而无一弊，百弊而无一利者。转学科转专业教学，尽管有很多弊端，却也有它的好处。
1.促进知识体系的形成
经过同一专业不同学科的教学，教师能够把本专业中的每门学科知识连接起来，促进教师本人形成完整的专业知识体系，能够精准地把握各学科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使学科教学更加符合专业培养目标。
2.促进教师间的相互理解
一辈子只教一个学科的教师，容易对本学科的知识体系形成全面的认知，精于本学科教学。但往往会在教学过程中，过多地强调本学科的地位和作用，忽视本学科与其它学科的联系。而教过几门不同的学科以后，教师们会认清不同学科在学生专业成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自觉地把本学科的教学与相关学科知识联系起来，有利于教师之间的沟通理解，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
3.拓展了教师的知识面和视野
海以合流为大，君子以博识为弘。――《三国志》
沧海因为百川汇流而变得更为广阔，君子因为博学多识而志向变得更为广大。经过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学习和教学，教师们的知识面得以扩大，教学方法得以拓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不同的学科或是专业教学中接触到的知识和教法，相互碰撞、融合，能够促进教师们不断形成富有特色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提高教师们的教学水平。
趋利避害，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1.自强不息，不断超越自我
面对新的课程，教师们要克服畏难情绪，知难而上。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豪迈地歌咏：“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教师都经过正规的学历教育，具有很高的知识修养和很强的学习能力，只要有信心、有恒心，就一定在新的学科教学中取得好成绩。我校的刘俊老师、黄翠云老师都在是转专业后，经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技能大赛的金牌、银牌，给我们树立的榜样。
2.相对稳定，关爱教师成长
鉴于转学科转专业教学的种种不利因素，学校在安排教师工作的时候，要从长远处着眼，从教师的专业成长着手，尽可能多地稳定教师的任教学科，为教师减少无谓的工作量，为教师们深入探究学科教学的规律和方法，创造机会，提供方便。
3.建立激励机制，创造成长氛围
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3
一、面临的困难及挑战
（一）与专业外语相关的教学与工作未得到足够重视
长时间以来，通用外语与专业外语的概念没有被区分，专业外语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没有普遍得到认识。主要表现在：相关的专业外语教学无法得到重视甚至被忽略；通用外语教师也常被认为完全可以或者只需些许努力与调整就可以具备专业外语能力，胜任任何专业外训或者外事工作，常常仓促接受任务，无法保证工作的高质高效。由此，学生与外语教师的专业外语能力的培养都没有肥沃的土壤，外语教师的专业转型也往往只局限于个人的意愿和努力，没有大的气候形成推手，实施起来比较艰难。
（二）没有对应的系统培训
长期以来，针对专业专业人员的外语培训比较常见，针对语言专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则少之又少。首先，这类培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次，专业知识范围广泛，在没有具体需求的情况下不好定位展开；再者，针对专业外语应用的语言与教学方面的培训也很少，尤其是外训口译和双语教学方面，外语教师转型遇到的困难最多，在专业知识，翻译技能和教学方法上都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没有相应的培训，转型的周期必然会拉长，难度也会加大许多。
（三）外语教师的观念转变困难
外语教师能否成功转型，抛去外部和客观的原因，最大的障碍还是自身的观念转变困难。一些外语教师长期定位于通用的语言，文学或者文化研究和教学领域，虽然身在专业院校，却与专业隔膜，甚至对自己院校的专业内容都知之甚少，对专业知识普遍没有兴趣，对就业实际更缺乏了解，从内心深处抗拒贴近专业，对专业外语的认识也比较粗浅，不愿意从事专业外语教学或者翻译等工作。一些外语教师虽然认识到了专业外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也有意愿学习专业知识，却一样有很多思想顾虑，自信不足，并且不知从何下手。
二、对策
（一）重视对外语教师的专业培训
院校应重视专业外语人才的培训，在外语教师转岗、分流前给予一段时间对有应用需求的相关专业知识进行培训，挖掘教师潜力，帮助他们找到发展与转型的方向。同时，也可以组织外语教师参加一些大型的训练或者演习活动，加大教师外出送学或国际交流力度，对转变教师观念、复合知识结构，拓展视野、提高专业素养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开展高级专业外语培训
专业外语虽然以通用外语为基础，但在词汇、搭配、文体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和应用。外训或外事翻译与语言教学的工作特点和要求也大不一样，不经训练和实际锻炼也无法胜任，如有相关的专业外语培训，将会给外语教师的转型提供极大的帮助。语言专业院校理应成为专业外语人才和师资培养的主力军，可以为外语教师的转型提供培训，比如高级专业口译培训，专业笔译培训，外事文化培训等等。此类培训可以集中进行，也可以在远程网络培训，或者制作各种介质的培训资料便于教师自学使用。
（三）教师自身要多方位努力
1.排除思想障碍、培养专业兴趣。面临转型的外语教师，首先要排除思想障碍，应以此为契机全面提升自我素养。可以先从专业文学，专业文化，国际专业动态、外国研究等等入手培养对专业的兴趣，同时多多关注专业领域各方面的建设与发展，并且从自身所在院校开始与专业人员增加接触，或者参加一些专业活动，消除与专业的隔膜感，逐渐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要认清自身的优势，找到适合自己的转型方向。
2.克服畏难心理、主动钻研专业业务。外语教师向专业转型还要克服畏难心理，建立自信。学习语言文学出身的外语教师要掌握高数或者化学的确非常困难，但是学习和掌握很多非技术学科的知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语言本身就是知识的载体，拥有双语能力教师的信息获取，理解和分析能力要高于单语者，教学工作也使自我学习能力持续得到锻炼，所以应该积极主动的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专业知识，不等不靠，主动出击。要充分利用院校的资源，除了自己搜集资料学习，还可以跟课修习专业课程，如果可能还可以攻读该专业的研究生学位。即便没有机会接受专业培训，没有导师可以系统请教，没人知道从何入手，也可从专业基础课学起，处处请教，多多听课，还可以搜集不同版本教材一起学习等等。总之，只要下定决心，摆正心态，坚持学习，专业转型就会顺利达成。
3.创造机会、全面提高专业外语应用能力。专业外语应用能力可以说是转型需要的能力之核心，对于没有机会接受相关培训的外语教师来讲，就要通过其他方法和渠道尽可能的创造条件去提高。首先，工作中的学习是最有效的。在一些专业资料、外训教材的翻译、专业外语教材的编写或者外事活动的保障工作中，一定要注重积累专业词汇，总结语言规律和使用技巧。同时，尽可能大量细致的阅读专业的原文资料，比如外文专业书籍，期刊等等，近些年出版的一些专业外语教材也是很好的阅读材料。也可以搜集一些外文资料的中文译本，对照阅读，效果更加显著。另外，可以借助网络搜集一些专业或时政多媒体资料用来练习听力，尤其对于一些和我国交流比较多、口音特殊的国家，更要多加关注。
总而言之，为了更好的满足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院校改革的需要，院校相关部门应该重视专业外语的应用和人才培养，为广大外语教师转型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外语教师只要及时转变观念，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坚持学习专业知识，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多方提高专业素养，也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专业转型、更好的服务于院校建设。
参考文献：
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4
[关键词]教师；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教育者
近年来，实践、反思、探究、建构、校本、对话、合作等已经成为全球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与实践领域的主流话语。这些话语的出现，意味着教师专业发展范式产生了转移。
不少学者从“范式转移”角度审视当前教师专业发展领域的深刻变革。受学者研究启发，可以将当前教师专业发展范式转移的主要向度归纳为以下方面：由外部规范的教师发展转向内部建构的教师发展；由侧重发展教师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转向侧重发展教师的实践理性和反思理性；由要求教师接受、验证普遍的教育规律转向引导教师自主建构其“个人实践知识”；由“大学本位”的专业发展转向“学校本位”的专业发展；教师在专业发展进程中由“单打独斗”转向“对话合作”；教师教育者的角色由“权威”转变为“引导者”和“咨询者”；等等。
一、教师专业发展范式转移的根源
教师专业发展范式的转移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从深层次看，它根源于人性观、知识观和学习观的深刻变化。
(一)人性观的转向
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建立在被动的、原子化的人性观的基础上，它要求教师对教育规律保持一种被动状态，同时也造成了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的封闭与孤立。
自从尼采“意志哲学”率先提出要将最大限度发挥人的本能和内在生命力作为评价一切的尺度以后，20世纪兴起的各派哲学，如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哲学解释学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都对人的主观精神与自由意志给予充分的尊重，将人视为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并诉诸行动的人，自主、主动和创造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的基本特征。这种“主体性的人”的人性观的确立，要求教师专业发展必须充分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地位。不仅如此，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问性”也是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主体间性意味着每一主体都走出原子化的“自我”，通过与其他主体平等地交往和对话，实现经验、精神、意义和智慧的共享。“主体间性”概念的提出，要求教师专业发展破除孤立和封闭，实现主体问广泛的对话、合作和分享。
(二)知识观的转向
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建立在强调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的实证主义知识观基础上。基于这种知识观的教师专业发展，由于强调教育理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教师成为消极、被动的知识接受者和继承者。不仅如此，由于假定专家确立的教育理论具有超越具体时空的普适性，因而教师的专业学习就可以与他们的工作情境脱离开来，这是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具有“被动性”“去情境性”等特征的重要根源。
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的兴起源于知识观上的若干转向。新的知识观更为强调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性、复杂性和默会性。新知识观的建构性特征要求教师基于已有经验，通过自主建构，发展出属于教师个人的“实践性知识”，实现“主体性发展”；新知识观的社会性特征要求教师积极参与专业团体的互动、对话和分享，实现“交往性发展”；新知识观的情境性特征要求教师专业发展浸润于丰富的、真实的教学实践和学校情境中，实现“情境性发展”。
(三)学习观的转向
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持续学习的过程。对学习的看法会影响到教师专业发展活动的设计与安排。20世纪以来，学习理论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关于学习理论的发展轨迹，学者们有比较类似的看法。例如：张建伟博士指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兴起，代表着当代学习观的基本转向。他进而指出：“与以往的学习理论相比，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体现出三个重要的倾向，或者说重心性变化：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情境性的强调，是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主体性发展”“交往性发展”“情境性发展”等基本特征得以确立的基础。
二、教师专业发展范式转移的三个基本向度
人性观、知识观和学习观的深刻变化带来教师专业发展范式的转移，这种转移是多向度的，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向度。(一)从“被动性发展”转向“主体性发展”
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观倾向于“由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塑造和训练教师，专业发展不过是把具有“真理”性质的专家知识系统地传授给教师，而教师被假定为既缺乏专业知识，又缺乏发展意愿的被动客体，他们只有接受训练，才能形成外部期待的教师角色。
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认为，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自觉提高、自为发展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的最终出路在于教师的主体性发展，任何外在动因都无法代替内在驱动力对于教师发展的作用，教师本人在将外在影响因素转化为自身发展因素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主体性发展”意味着教师不是他人塑造、规训的对象，而是自己专业发展的主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实践情境，最知道自己所存在的问题、不足和需要。在教师专业发展进程中，教师能够成为自身专业发展责任的承担者，能够自主确定发展目标，自由地作出选择并进行自我激励、自我调控和自我评价。这正如布洛(BulloughR.V.)所指出的，教师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的自主性，发展是教师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不断实现自我的过程，更是教师作为主体自觉、主动、能动、可持续地建构过程。出于对教师主体性地位的尊重，近年来，“以教师为中心”的专业发展方式受到推崇，学者们也设计出一些突出教师主体性地位的专业发展策略，例如：引导教师制定个人专业发展规划、撰写反思日记或教育案例、开展行动研究等。这些策略对于消除教师在专业发展过程中的无力感和被动性，使其实现主动的自我更新无疑大有裨益。
“主体性发展”也意味着教师发展的个性化。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观认为，教师之成为教师，是接受外部的规范、形成某种被期待的角色或达成某种标准的过程。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将教师专业发展视为教师在反思中建构独特的专业自我的过程，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教师的创造性应得到尊重，教师不再完全是专家知识的消费者，他们也是自身“个人实践知识”的创造者。由于强调教师在反思中建构自我，尊重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创造，因而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承认教师专业发展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或非预期性。每位教师在个人经验、生活背景和认知图式等方面的差异，必然造成每位教师对于教师专业的独特理解，这种独特的专业自我，正是教师专业品质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二)从“个人化发展”转向“交往性发展”
在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里，作为发展主体的教师，其形象是孤独的、封闭的，似乎“学会教学”只是教师个人的事情，与其他人无关。而学校里互相隔离的教室与办公室、教师之间广泛存在的竞争等因素，更加剧了教师之间的互相封闭。这种倾向于“单打独斗”的教师专业发展模式不利于教师整体专业发展水平的提高。
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重视“传递”“规范”而轻视“互动”“交流”，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则倡导“交往性发展”。巴特勒(ButlerD.L)指出：“教师学习教学的过程以及教师专业知识的建构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交往和对话活动，教师不是在真空中建构知识，他们的知识、信念、态度和技巧是在一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形成的。”教师只有走出自身，参与共同体的对话，接受“重要他人”的影响，才能参照他人对自己的态度来对专业工作进行反思，并在与他人的对话中通过“视界融合”来扩充专业知识。“交往性发展”意味着，教师的专业伙伴是其专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教师与同事、学生、家长、专家和行政人员的交往、对话、协商、合作和分享是教师实现专业成长的必要条件。
为了使教师能够在交往、对话中实现自身的专业成长，近年来，一些新的教师专业发展策略和组织形式不断涌现出来，例如：同伴互助、知识分享、课例研究、专业共同体、合作行动研究等。
(三)从“去情境性发展”转向“情境性”发展
传统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通常将教师专业发展视为一种可以与教师日常工作情境相脱离的活动，它可以在教学场所之外进行，其主要任务是向教师传授独立于情境的、具有普适性的教育理论。这些教育理论作为从教育现象中“萃取”出来的本质和规律，可以“还原”为具体情境中教师的教育行动。然而，事实证明，教师在剥离了具体情境的理论学习中获取的抽象概念和规则并不能帮助教师灵活地应对复杂而多变的教育情境，它们不过是一些储存在教师头脑中的“僵死的符号”而已。
布朗(BrownJ.S.)等人在《情境认知与学习的文化》中提到，知识只有放在它产生及应用的活动、情境与文化中去了解与学习，才能使学习者获得真正的理解与应用能力，孤立于情境之外的抽象概念学习，往往不是效果不彰，就是让学习者不知所学何用。新的教师专业发展范式接受了情境认知的观点，认为教师个人知识与特定脉络情境相联系，有什么样的个人知识决定于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经验决定于有什么样的情境，知识是在个人与情境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教师学习绝非将符号放置于个人内在心灵中，教师通过“静听”从校外培训机构获取的专业知识，极有可能因为脱离使用情境而变成抽象的文字游戏。因此，有学者指出，教师是“在实践中或从实践中学习”，而不是“在准备实践中学习”。情境性的教师专业发展特点要求给教师提供足够的实践机会，使他们有机会对所学的新观念、新方法进行尝试、验证、体悟和内化，这也要求教师专业发展的场域由校外转向校内。
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5
一、当前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校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梳理出教师专业发展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缺乏正确的职业认同、身份认同，表现为职业倦怠；二是教师对待教学的态度浮躁，没有沉下心来真正地研究学科知识、学科方法、学科思维，特别是没有深刻地研究学生；三是无视信息化给学生和教学带来的变化，对新的教学手段不了解、不适应，甚至有意识地抵触。
面对教师普遍存在的这些问题，学校曾组织过多种“走出去、请进来”的培训活动，但收效甚微。原因在于这些培训脱离了教师的主战场，即课堂教学。所以，聚焦课程、课堂和教学，才是解决教师问题、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的重要途径。
二、教学转型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所谓教学转型是指从传统教学向现代教学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教学理念转型促进教师观念转变。教学理念引领着教师的教学行为，直接影响着教师专业发展的态度与实效。现代课堂教学以教师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的学习为主要理念，教师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引导者。学生改变以往过度依赖教师提供标准答案的被动学习状态，树立“学习主人、课堂主人”的意识。
二是以教学方式转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布鲁姆将认知领域的目标分为识记、理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六个层次。传统的教学方式把低层次、难度小的“认知、理解、记忆”放在课堂上，把高层次、难度大的“运用、分析、综合”等知识内化过程放在课后。而现代教学方式要求尊重教学规律，尊重学生学习与发展的需要，把低层次、难度小的“认知、理解、记忆”放在课前，把高层次、难度大的“运用、分析、综合”等知识内化过程放在课堂上，也就是“先学后教”。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可以及时得到教师与同伴的帮助，满足了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推动学生从“被动的接受性学习”向“主动的探究式学习”转变，促进教师从“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向“导学、点拨、延伸”的方式转变。
三是以教学流程转型促进教师教学智慧和教学技巧提升。课堂改变的重要标志是教学流程的转型。学校在实践中探索出“预学―导学―合学―延学”的智慧课堂教学四环节。
所谓预学，就是通过自主预习任务单、检测单的方法，以网班微课为手段，设置预习问题，让学生课前自主学习，发现疑难。预学环节要求教师不仅要精心设计微课，还要使用大数据对学情进行科学分析，对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谓导学，是指教师借助思维导图，以学定教，让学生在教师的问题导学、精讲诱导过程中生成学科思想和学科方法。要求教师对知识结构、内在逻辑进行立体设计，对学科思想、学科方法进行提炼与创新。
所谓合学，是指教师设计出需要学生合作才能解决的问题，进行合作方法、展示方法与生生关系的指导。合作学习的有效开展有赖于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的构建。
所谓延学，是课堂教学的第四个流程，不仅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且要对学生进行多元化评价、个性化评价、程度化评价和过程性评价；要求教师设计的评价内容科学、形式多样。
四是以课堂和教学的文化转型促进教师职业自觉和专业精神提升。课堂文化转型是促进教师文化觉醒、提升教师文化自觉的关键因素。课堂精神文化是核心和灵魂，指课堂教学中时时、处处渗透着“人格自尊、学习自主、行为自律、生命自强”的自觉意识。它规定和制约着课堂环境的品味与格调、课堂制度的严谨与规范以及师生课堂行为的准则。为此，学校以“构建规范、和谐、共生的课堂文化”为目标。
三、教学转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有效机制
1.以课堂教学转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
近几年，学校遵循“培训―实践一反馈、反思（研究）―再培训―再实践”的原则，探索出一条促进教师成长的有效路径。
首先对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理念、流程、方式的指导，就合作学习组织、思维导图创作、命题素养等进行操作层面的培训。
其次是在实践中推进智慧课堂常态化，成立培训师团，实行“1+3”捆绑式过关的策略。“1+3”捆绑式过关是指在全校各备课组实行1位导师（从老教师中产生）与3位教师结对，通过“磨课”、上过关课，发挥培训师团示范、引领功能，建立经典案例，达到逐步推广、人人过关、人人进步的目的。
最后是反思，即以研究的精神发现教师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精神的缺憾在哪里，教师需要哪些方面、什么层面的培训。继而，根据研究结果制订或调整培训方案，对教师进行再培训、再实践，从而实现教学转型的大面积推广。
2.围绕课堂教学转型，采用多种措施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一是开展持续的“3+n”读书活动。实行“3+n”（即3本必读，n本选读）读书活动，让教师在阅读中汲取营养，通过科组聊书会、校级分享会，为教育教学改革寻求理论支撑。《可见的学习》《后“茶馆式”教学》等为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提升提供理论指导；《教师、学生和家长焦点难题解决方案》为班主任构建和谐、共生的师生关系提供帮助。
二是开展“请进来、走出去”的专题讲座、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的培训，实行教师层级培训策略，层级推进。
三是以“学生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终身发展”为基本理念，以“强化教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夯实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为目标，实行“三级提升”的教师层级培训。第一层：学术中心引领，对学术委员、培训师团进行骨干培训；第二层：以学术委员为主的培训师团，采用“1+3”的方式，开展针对性培训；第三层：全校教师人人过关实践、培训。
3.在教学改革中促进正能量文化氛围的构建
学校积极营造“引领与发展、示范与底线、责任与挑战、激隋与理性”的教学改革文化氛围，以促进教师形成积极的专业精神。
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6
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对学生开展专业思想教育、专业学习方法、学业与职业规划等为主要内容的专业认知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其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专业思想，有效地进行专业学习，指导学生做好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设计，明确大学四年的学习目标和专业成长成才的发展路径，从而让新生了解和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近些年来，学校在全校层面针对新生的入学教育开展了一系列且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但是，作为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认知教育却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基于环境科学专业认知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初步探索该课程的建设和改革。
1环境科学专业认知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困境
环境科学专业包括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以及固体废物处理和处置等教学方向。多年来，环境科学专业认知教育一直沿袭聘请各个方向的学术带头人做报告和专业实验室参观的模式。从现有课程教学现状看，存在以下的问题与困境。
1.1教学模式单一，形式单调，缺乏实效性和吸引力
环境科学目前的专业认知教育缺少对学生在教育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尊重，存在与新生认知能力脱节的问题。由于新生对专业的理解和思考相对较少，进入高等学校后对于专业通常缺乏全面、系统地认识。但是，单纯的学术带头人作报告的授课形式缺少具体和感性的指导，没有起到专业教育的效果。而且讲座形式单一，对学生缺少吸引力。
1.2课程内容单一、缺乏系统性、连续性
专业认知教育的基本目标一方面是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另一方面是帮助学生充分认识所学专业的特点和前景，激发学习兴趣，主动投入学习。为此，系统地专业认知教育应结合本专业的特点，向学生介绍大学的教学方法、考核制度、学习要求，提醒学生合理有效地安排学习时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育新生明确学习主体的角色转变，把握学习的主动权。但是，目前的专业认知教育内容单一，缺少系统性和连续性。
1.3导向不明确，应以就业为导向
目前的环境科学专业认知教育是以专业介绍为导向的，缺乏实践与深入了解。随着现在就业问题的日益凸显，环境科学的专业认知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引导新生关注就业并做好准备。因此，如何使今天的新生在将来更好的立足于社会，是专业认知教育应认真思考的问题。专业认知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实施面向就业的教育，让新生具有一定的就业紧迫感，进行职业的规划。
2现有环境科学专业认知教育的潜在危害
现有环境科学专业认知教育导致了很多潜在的危害。具体总结如下：
2.1新生专业意识模糊，专业思想淡薄
尽管经历了专业认知教育，但是对于专业依然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甚至对专业产生困惑，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专业情绪。在对大一、大二、大三甚至大四环境科学学生调查中发现：不仅在大学新生中普遍存在专业认知模糊和专业方向不明确等问题，高年级的学生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些模糊不清的专业理解以及对未来从事工作缺少明确的认识，直接导致学生缺乏对专业的热爱和兴趣。
2.2受到错误信息的指引，导致对专业的错误理解
当获取正确的专业认知途径受到阻碍时，一些明显有商业倾向的信息也会影响学生对某些专业的判断和了解，从而导致盲目的选择和抵触。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专业心理。此外，新生对专业的认知大多是从学长的咨询中开始的。而上一级学长对专业的认识也只是一知半解，这样的信息传递是不客观的，也不符合专业认知规律，错误的信息势必让新生对自己的专业产生怀疑和否定。
2.3盲目的转专业趋势
近几年，转专业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对转换专业的学生进行访谈时发现很多人转专业存在着盲目性。这些非理性源于没有准确理解环境科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和未来就业去向。正是无法全面分析、评价各方面因素，面对转专业这一发展机会，专业意识淡薄的新生难以做到非常理性地抉择。因此，如何引导学生认识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在环境科学专业认知教育中不容忽视。
3改善环境科学专业认知现状的措施
针对环境科学认知教育的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改善措施，构建形式灵活和富有成效地专业认知课程体系：
3.1以完善的课程体系牢固新生的专业观
在专业认知过程中，增加导论性课程内容，聘请本领域学术带头人以及著名学者针对大一新生的认知特点做前瞻性讲座;实现和优秀毕业生零距离接触，以毕业生的切身经历引导大一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在实验室内开展高年级优秀学生、研究生和大一新生的互动接触，从而实现个性引导。形式多样专业认知形式，体现出课程的互动性，使专业认知教育更有效。
3.2以富有吸引力的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
为了避免专家讲座过于单调和专业化而导致的讲座信息和学生理解之间出现真空地带。在收集丰富的专业素材，并整合优秀课程资源后，依据新生认知规律和接受能力建设影音文件。影音文件是基于新生认知规律的再整理，并且具有信息量大，表现形式多样，呈现方式更具吸引力等特点，学生能更轻松地接受，并加以深刻理解。
3.3建立正确的专业认知，合理规划职业，避免专业人才的隐形流失
引导新生树立正确专业价值观，可以帮助新生了解专业，规划未来在校的学习内容，从而为今后的成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此外，建立有效的专业认知教育对于防止盲目的转专业现象，避免专业人才的隐形流失具有一定的意义。
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7
论文摘要：篮球运动在我国是一项开展极为广泛的体育项目，为适应这项运动的开展，需要经常不断的培养不同级别、不同水平的篮球裁判员。本文对河南省高校篮球专项学生的裁判能力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水平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研究河南省高校篮球专项学生裁判能力的发展现状，提出适合河南省高校篮球专项学生裁判能力的发展对策，使其符合学校体育的基本规律，为河南省高校篮球运动进一步提高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新的思路。
1.前言
作为篮球运动普及和提高的枢纽，裁判员的最佳培养土壤在高校，主要表现为：首先高校中有一支相对稳定而师德高尚的师资力量；其次高校的体育教师都是具有良好的专业理论、专业技能和外语水平，并且高校教师与专业裁判理论、实践的机会接触越多。因此，全面地调查河南省高校体育专业篮球专项学生裁判能力的整体现状，了解各高校体育专业篮球专项学生的基本情况、篮球裁判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学习情况、基本功掌握情况以及篮球专项学生裁判考核等方面的实施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以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洛阳师范学院、信阳师范学院、安阳师范学院六所高校体育专业篮球专项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期刊网、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及体育学院资料室以及相关体育裁判网站查询。查阅了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章数百余篇，并对资料进行了收集和分类整理分析，力求从中得到借鉴和启发。
2.2.2问卷调查法
对所选河南省六所高校在校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600份，回收590份，有效率是98.3％，问卷已经经过信效度的检验，符合研究要求。
2.2.3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对资料与事实进行逻辑思辨，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运用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得出本研究的结论。
3.结果与分析
3.1河南省高校体育专业篮球专项学生学习篮球规则和裁判法的情况
3.1.1篮球规则和裁判法的认识和掌握情况
篮球规则就是由领导和组织篮球竞赛的权力机构指定并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它设定条件，明确职责，授予权力，做出规定，指明罚则，是篮球竞赛的法，是参加篮球竞赛人员必须遵守的比赛规定、技术标准和行为规范。篮球裁判法就是规定了各种情况下裁判员应遵守的分工与合作、占位与责任、手势与程度。另外还对比赛前的准备工作、比赛开始和结束等作了明确的规定。
高校学生对篮球规则和裁判法认识的程度非常重要和重要分别占15.1％和20.3％，而认识程度一般的和不重要的占到了大多数，马克思关于唯物辩证认识论上解释认识真理是实现价值的前提和基础；实现价值是认识真理的动力和归宿。所以高校体育专业的学生要先从认识篮球规则和裁判法做起。
3.1.2篮球规则和裁判法实践运用的情况
在对河南省普通高校体育专项学生运用规则和裁判法在临场实践一些细节方面的掌握情况调查中显示，基本手势主要是通过对学生裁判在实践中判罚违例和犯规时做出的手势是否大方、清晰、果断，能使记录台人员、教练员、运动员以及观众一目了然等方面的调查，判断手势是否清晰、准确，非常好和好的占到47.7％；裁判员的占位和责任就是通过对学生裁判在实践中能够通过快速的脚步移动选择恰当的判罚角度而做出准确的判罚的调查，判断学生裁判在实践中能否选择正确的判罚角度，非常好和好的占到41.7％；转换与轮转就是学生裁判在实践中判罚违例、犯规、执球入界和得分时两名裁判员进行的转换与轮转，判断是否转换和轮转是否到位，非常好和好的占到42.9％。
3.2河南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裁判培养的影响因素
对河南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篮球专项学生的调查中得出，师资水平的影响占23.2％，说明高校的篮球教师足够胜任对学生裁判能力的培养，可是教师责任心不强和组织教法不当的影响分别占到46.9％和59.7％，从中可以看出不是教师的水平不能胜任，而是教师没有用心的去对待裁判教学部分的内容，教法的组织这就要求具有应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利用现代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很快的去领会所教的内容，最后实践机会太少占到78.3％。
3.3河南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能力培养的对策
3.3.1加强学生裁判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裁判的绝对权威
篮球裁判员只有在遵循职业道德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的体现其业务水平，才能树立起裁判员的绝对权威.因此，在裁判员的成长过程中，应自始至终进行职业道德的群体教育和自我品德教育，把坚持原则、公正判罚作为裁判生涯的座右铭，使裁判员在场上所表现出的一举一动都合乎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这才是树立裁判员绝对权威的根本保证。
3.3.2要认真学习篮球竞赛规则和篮球裁判法
对于普通高校体育专业的学生来说要学好篮球裁判，必须认真学习、研究、熟读、读透篮球竞赛规则和裁判法，这是对每个高校体育专业学生最基本要求和操作程序，以及一般规定都应该熟记于心，只有学习掌握了篮球竞赛规则和裁判法的基本知识，领会其内涵和精神，在理论的指导下，把篮球竞赛和裁判法知识运用于实践中。
3.3.3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创造临场实践机会
一名优秀裁判员的成长之路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只有不断通过有意识循环往复的临场实践活动，才能巩固对规则的理解和记忆，积累经验，达到公正、正确、公平的执法，从而提高实际执裁的能力。从调查中发现，经常参加裁判实践活动的学生的临场执裁水平比很少参加裁判实践的学生提高得快，而且往往水平越高参加执裁的积极性越高，越有自信心。因此，应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并鼓励学员参加裁判实践是迅速提高学生临场执裁水平的主要手段。
4.结论
4.1在理论方面，由于篮球专项学生经常接触的篮球知识，对规则的掌握情况趋向于“较好”，对裁判法掌握的整体水平趋向于“一般”。在实践方面，由于学生实践的比赛少，对规则和裁判法运用于实践上的整体水平趋向于“较差”。
4.2通过调查河南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裁判培养的影响因素，可以得出：师资水平达不到要求，重理论轻实践，组织教法不当，评价手段不健，实践机会少是影响河南省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培养的主要因素。
4.3提高河南省普通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篮球裁判员能力的对策：在篮球课的教学中，有目的将规则内容和裁判法与技术、战术教学相结合，理论课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把规则和裁判法的学习以及基本功的训练融入到每节教学训练课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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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8
【关键词】高校；无形资产转化；知识产权；专利技术转化
高校办学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高校无形资产是指高校所拥有的、不具有实物形态且能为高校提供某种权益的一种特殊性质的资产。以知识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无形资产，对高校生源的数量和质量、师资水平、社会对毕业生的认可程度以及经费的来源等有决定性的影响。高校如何分析不同类型无形资产的特点并针对性地予以合理开发利用，将其有效转化为有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高校充分利用和开发学校资源，促进学校发展、提高综合实力及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无形资产的主要类型及转化特点
高校无形资产涵盖内容较多，对其内涵尚无统一的界定。按照不同标准，高校无形资产可以有不同类型的划分。一般来讲，高校无形资产的构成可划分为知识产权类、人力资源类、管理类、品牌声誉类、权威授权类等，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在有效转化时又各有特点。（见表1）
二、我国高校无形资产转化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无形资产不具备实物形态，看不见、摸不着，长久以来我国高校在资产管理中一直存在重有形轻无形的倾向，造成很多无形资产白白流失，在专家学者的呼吁下，高校逐渐重视无形资产的管理与转化。但高校无形资产涵盖内容众多、产权归属复杂，又涉及诸多部门利益，目前在管理和有效转化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重视不够、成果搁置，高校无形资产转化意识薄弱
部分高校管理者对无形资产的科技含量、社会价值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因此缺乏对高校无形资产有形转化和利用的意识。很多高校的科研导向是重视基础性研究，强调高水平的论文，重视上游的研究，而轻视应用性研究，对实用技术的开发研究更是重视不够，忽视生产急需的技术、忽视下游的产业化，使大量的科技成果处于搁置状态，没有被激活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高校管理者重成果、重论文，轻专利、轻效益，把承担课题、成果鉴定、、论著出版直接与教研人员的升职、加薪、分房等切身利益挂钩的政策导向，直接导致高校师生在知识产权管理转化方面缺乏市场意识和法制观念，一有科研成果就急功近利地急于公开以获得同行认可，而不是从长远考虑申请专利以获得知识产权。
管理类、品牌声誉类、权威授权类无形资产管理与转化不够。部分高校人事管理缺乏激励与淘汰制度，教学管理因循守旧、缺乏创新；学生管理松散，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欠佳，管理类无形资产水平较低。品牌声誉类和权威授权类无形资产保护与转化不力，校友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合作伙伴的社会地位及业内水平较低，校名、校标、校徽被社会企业非法占用，甚至一些个体或校属单位利用高校的权威声誉在外办班或做生意，获取大量利润。
（二）体系不全、激励不够，高校无形资产转化效益低下
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在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从实际效果看，高校由于在无形资产转化方面缺乏完善的管理和强有力的激励机制，普遍存在成果多、转化少、推广难，无形资产转化效益低下的状况。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数据显示，2003―2009年高校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都呈上升趋势，但在个人、高校、科研单位、企业、机关团体五类主体中，高校专利职务申请和授权数量比例仍较低。2009年国内高校专利申请受理数量为32680项，仅占当年全国专利申请总量的7.02%；高校专利授权27964项，仅占全国授权量的5.58%（见表2）。与发达国家不低于30%的科研成果转化率相比，我国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仅有10%~15%左右。
（三）界限不清、产权不明，高校无形资产转化难度较大
我国高校属于全民事业单位，资产国有化。无形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高校只拥有其管理权，而无形资产的使用权分布在占有单位，这就造成无形资产的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大多数高校无形资产的登记管理在科研或教务部门，无形资产经济核算在财务或物资管理部门。科研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高校进行科学研究，最终成果就体现在人力资源、专利权、著作权、版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上，由于无形资产的管理职能不明确，无形资产产生以后，管理部门都不重视。
高校知识产权类无形资产在开发完成过程中，存在产权界定不明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重大课题成果或发明创造资金来源复杂、主管机构重叠、参与人员较多，形成了一种复杂的产权关系，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并兼顾平衡，为无形资产的转化增加了难度。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技术合同分则中明确规定“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在实践中，由于智力劳动的复杂性、成果形态的智能性和劳动人员的流动性、职务成果和非职务成果界限的模糊性，使得发明人与其所在单位，在职务与非职务、本职与兼职发明成果的归类问题上，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从而为无形资产的转化增加了难度，也导致许多职务技术成果以非职务技术成果的名义进行专利申请和技术转让，导致大量高校无形资产悄然流失。
（四）保护不力、监督不够，高校无形资产在转化中隐性流失
高校的科技成果中实验室成果占据多数。受高校场地和资金等方面不足的制约，在进行应用开发类的研究时，需要大企业的密切合作。但是在这种科技合作与技术成果转化中，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性、创新成果交易契约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备性，会导致高校无形资产的流失。如在成果转让过程中，需分次支付转让费的情况下，一旦对方掌握了所有的技术并能产生经济效益后，以后的转让费就很难收到，导致无形资产的大量流失。
高校人力资源类无形资产因高校普遍存在教师流动和业余兼职现象而隐形流失。一部分无形资产随人员流动被带到新的单位，还有一部分属于学校所有的技术成果、图纸、信息甚至客户关系等无形资产在教师业余兼职时被转移到兼职的单位；更有甚者，部分企业为了低成本获得高校的某项成果或技术，通过与个别教师私自合作交易，使高校无形资产大量流失。
另外，作为高校科研生力军的学生，在校期间参与了一些科研项目的研究和实验，并掌握部分项目研究资料或关键技术，学生毕业离校很可能使部分在高校完成的科研成果流向社会。
三、我国高校无形资产有效转化对策
综合分析欧美、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高校无形资产转化管理的实践，其经验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建立完备的法制，为无形资产转化提供法律依据；二是建立高度契合的非正式规则，让高校师生自觉自愿投入无形资产转化活动；三是对无形资产依据其不同的类别性质适度分类，实现分类管理与转化；四是实施机制与机构健全，市场化运作无形资产的转化增值。
我国高校应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实现无形资产的高效转化：
（一）加强宣传、强化意识，营造无形资产转化氛围
无形资产在高校活动中的地位及作用不断增强，无形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高校领导层首先要从根本上转变重有形资产、轻无形资产的思想认识，从资本的高度来认识其潜在的价值优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进一步培育、保护和发展无形资产，增强保护无形资产的自觉性。其次，无形资产的转化涉及学校的多个部门，高校应将无形资产的普及教育纳入高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去，组织一支宣讲队伍深入各个院系和各个部门宣传高校无形资产转化的内容与意义，帮助教职工增强对无形资产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树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无形资产转化理念。
无形资产宣传普及教育应达到三个层面的效果：全体教职工对无形资产的内涵及其重要性有正确认识，了解有关无形资产的法律法规，能够自觉保护本校的无形资产；行政管理部门应自觉将无形资产管理纳入日常工作，完善本部门无形资产转化相关制度，解决本校师生在无形资产转化中遇到的疑难，定期举办一些技术转让的交流及咨询会，积极促成师生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教师和学生应熟悉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和本校无形资产管理相关规章制度，既专心搞科研，又注重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
（二）完善法制、强化激励，加快无形资产转化速度
高校无形资产的有效转化离不开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为使无形资产管理工作做到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应在现有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基础上尽快建立涵盖各种类型无形资产的法律保障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另一方面高校应当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学校自身情况制定和完善无形资产管理制度，如无形资产的产权确认制度、专利专著申报制度、校名校誉管理制度、无形资产的评估监督制度、对外许可、转让合作管理制度、保密制度、开发利用制度、融资制度及无形资产的会计核算制度等等。
高校内部的制度建设中尤其要体现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区分职务和非职务成果，职务发明归学校，个人发明归个人。只要是利用学校的设备、数据，或者在学校任职期间由于担任学校职务而产生的发明归学校所有，如果纯粹是发明人在业余时间，也并非是利用了学校的设备、特有数据而产生的发明归个人所有。二是合作研究要签订保密及知识产权归属协议，明晰专利权发明人或涉及学校、各协作单位之间的产权关系及法律责任，为追究泄露科学研究人员的行政、经济责任提供依据，实现无形资产的有偿使用。三是鼓励发明创造，强化激励奖惩。首先为科研人员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激发科研人员的潜能，使之不断创造出高新技术成果。其次，对科研人员、在高校无形资产转化中有贡献的师生或部门及勇于揭露非法利用高校无形资产谋取私利问题者给予合理的奖励（包括行政奖励和物质奖励）。例如，把无形资产转化与职称评定相结合，职称评定时优先考虑科研成果的取得及转化；把无形资产转化与津贴、奖金相结合，按科研成果的取得及转化率提高职工的津贴，给予相应的奖金；把无形资产转化与个人技术入股相结合，在科研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支持相关教师与科研人员持有一定比例的个人股份。最后，对于那些利用高校无形资产谋取私利的个人或团体，要给予严厉的行政与经济处罚，严重者还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三）明确机构、分类指导，提高无形资产转化效益
高校无形资产转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高等学校要设立专门的无形资产转化经营机构，形成人员、场所、经费三落实和管理人员专业化的管理体系。西方高校设立无形资产转化经营机构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在校内设立转化机构，典型例子是斯坦福大学；二是在校外设立技术转移公司，如牛津大学；三是采取校内转化机构和校外技术转移公司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做法，如剑桥大学。这些机构以市场化方式运作，自收自支、自主经营；在产学合作中力争知识产权，谋求企业分担专利费用；为部分技术孵化提供风险资金、为师生创业提供全套服务。
首先，我国各高校内部无形资产各有差异，因此各高校可结合自身状况选择适宜的方式设立无形资产经营转化机构，做到机构设置精简、科学、高效，市场化经营自负盈亏。其次，在人员配备上要搭配合理，做到专业技术人员、转化经营人员、法律人员、宣传推广人员、沟通联络人员、财务人员、监督考核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共同完成无形资产高效转化。最后，学校应针对各无形资产性质的不同进行分类，从而实施专业性的管理。如可设置一个无形资产转化统筹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学校无形资产转化管理战略规划、规章制度制定、绩效考核与监督，其下设不同无形资产种类的转化办公室，每个办公室不仅要负责本部门的无形资产转化工作，还要与其它部门进行良性协调与沟通，以保证整体的工作效率。
（四）科学评估、强化监督，防止无形资产在转化中流失
无形资产作为一种资源，高校要得到有效利用，首先必须对其价值作出科学评估。无形资产评估是确认无形资产价值、进行无形资产投资的依据。准确评估高校无形资产价值，有利于无形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防止无形资产流失；有利于将知识产权一类的无形资产推向商品市场，促进知识技术的推广运用；有利于全面了解资产的整体状况，制定科学发展战略。因此，高校应尽快建立切实可行的无形资产评估规范、标准程序和方法，建立健全的无形资产评估机制，科学地确定无形资产价值。另外，高校无形资产转化中还应强化监督（如将所有无形资产登记在册，定期评估并公开无形资产的价值），接受全校师生的监督，同时让全校教职工、学生直观感受到无形资产的价值并能自觉规范自己的不良行为，以避免无形资产在转化中悄然流失。
总之，我国高校对无形资产的转化尚没有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当务之急是要学习发达国家高校无形资产转化的成功经验，结合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不断探索其转化的路径。目前，我国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有关高校无形资产转化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高校也要提高对无形资产转化的认识，营造其转化的环境，完善无形资产的管理及转让规则，既使无形资产保值增值，又充分发挥社会效益，为高校自身及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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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9
关键词：知识优势；贸易战略，调整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7-0023-05 收稿日期：2009-03-08
随着世界经济由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乃至知识经济的过渡，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基础也逐渐从绝对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再由竞争优势转变为知识优势。所以说，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国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是知识竞争力。所谓知识竞争力，指的就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及应用为基础，以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手段，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实现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的能力。因此，未来的国家竞争优势最终必然体现在知识优势上。国家知识优势被认为是企业知识优势在国家层面的反映。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如何调整和选择中国贸易战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该如何来培育自己的知识优势?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做出阐述。
一、知识经济时代现有贸易战略的适合性及其调整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是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市场的贸易份额和地位。但是，这一战略是否适应知识经济时代新的需求?发展的空间有多大?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
(一)知识经济时代现有的贸易战略的适合性探讨对现有的贸易战略的适合性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可将其归纳为“适合派”、“不适合派”和“中间派”。
“适合派”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贸易战略在中国仍有存在的空间。Chang、ping和陶俊等人先后用显性优势指数(RCa)法测定，目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绝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还处于比较劣势阶段。龙永图等人认为，目前，中国最具有竞争能力的行业仍然是制造业，最大的相对优势仍然是劳动力。尽管中国的很多加工贸易只拿到5％-10％的加工费，但却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学者一直强调，发展中国家一般资金比较匮乏，如能选择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品并以劳动或资源比较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就会快速实现资本积累，为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奠定基础。近年来，林毅夫进一步指出，未来30年中国要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继续发挥比较优势战略；中国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目标，也必须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战略来实现。
“不适合派”认为，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战略已经不适合中国入世后新形势的需要。王允贵认为，中国加入wto后，如果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参与国际分工、配置资源，会造成劳动密集型产品膨胀和过度出口、价格下降，加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可能会使中国出现贫困化的增长。王佃凯认为，比较优势战略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不利于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甚至会导致“比较优势陷阱”。尹翔硕(2002)、张鸿(2005)等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宁向东证实为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实施劳动密集型战略必须的两个前提，如不能完成以劳动力廉价获取优势到以技术创新能力获得竞争优势的跨跃，就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以出现经济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中间派”林毅夫、李永军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看，传统贸易理论和新的贸易理论是相互联系的，由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多因性，很难期望仅仅通过一种理论来解释所有的贸易现象。在比较优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之间并不是对立的或者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更接近于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霍建国(2004)、张汉林等(2005)从现实来看，作为发展不平衡的贸易大国，各种贸易理论都可以找到适合的条件和土壤，因此，不能用单一贸易理论作为贸易战略的基础。
(二)中国未来贸易战略调整和转换的路径选择
1 比较优势战略是中国长期的发展战略。企业能否获得自身能力决定于其选择的产品和技术所在的产业区段是否符合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林毅夫等，2004)。一些学者认为，继续选择比较优势战略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推动技术的进步。比较优势战略并不排斥技术创新，但对于技术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如果顺应比较优势战略，从先进国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适用技术进行模仿，所花费的成本则低于自己研发这些技术的成本。
2 构建动态的比较优势战略和技术跨越战略。另一些学者对林毅夫等人的比较优势战略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比较优势实质上也是一种静态的比较优势，不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因此，必须选择动态的比较优势战略。为此，有学者提出了相机抉择、战略性地利用比较优势的战略，“逆比较优势战略”和“技术跨越战略”等。
3 实施以竞争优势为主导的战略。还有学者认为，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速度和效益都在下降。如果继续依赖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势必会落如比较优势的陷阱。因此，必须进行调整，将以比较优势为主导的战略转向以竞争优势为主导的战略。
4 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结合起来。霍建国(2004)等人认为，比较优势战略和竞争优势战略各具优势和不足。加之中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把其有效地结合起来，分不同地区和产业实行不同的战略。发挥比较优势意味着强调各地区的产业发展应该“扬长避短”，而增强竞争优势则意味着更加强调各地区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是“优胜劣汰”。陆耀新(2007)认为，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是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所谓创新型贸易增长方式实际上就是发挥综合优势原则的贸易发展战略。
5 培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以程恩富(200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单纯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难以推动中国经济的选择性的赶超和高效益的发展，而竞争优势综合因素太多，并不十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要求。因此，我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相对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而言的“第三种优势”，也就是“知识产权优势”，即在既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基础上形成的更为核心层次的国家优势。
6 实行有管理的贸易一投资自由化的战略。张汉林、李计广(2005)认为，对于中国这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各种贸易经济贸易力量论和思想都能找到合理的影子。因此，有管理的贸易一投资自由化的战略政策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其理论基
础有三个：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7 实行贸易平衡或者中性化的战略。以刘力(200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对贸易战略进行调整，摒弃“出口至上”的贸易战略，重视进口和国内市场及需求的作用，实行出口、进口和内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张鸿(2006)认为，必须转向“开放式的进口替代的贸易战略”。王雪坤(2006)认为，为了改变中国贸易不平衡的状况，贸易战略调整和转型应该包括多种内涵，即从扩大出口战略转变为贸易平衡战略；从出口导向战略转变为进出口结合的战略；从数量扩张战略转变为品牌战略；从单纯的双边贸易战略转向参与区域性合作的战略。裴长洪(2006)等人还进一步强调，转变贸易战略的关键在于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善进出口的质量。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除了吸收上述多种观点的合理成分外，我们还应该加大国家知识优势的培育力度。“国家知识优势”与已有学者提出的培养“知识产权优势”战略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知识产权优势只是国家知识优势的一部分，而知识优势所囊括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尽管目前尚未有权威机构对“国家知识优势”的概念做出界定，但笔者认为，一国的国家知识优势不仅包括知识产权及其保护，还包括知识的创新和培育、知识的转化和利用等等诸多方面。
二、中国国家知识优势的培育――以日本为借鉴
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专利制度始建于1885年。至今不过100多年的历史。但日本却是世界“技术立国”的典型代表。二战后，日本产业、经济陷入大混乱，对此，日本的创新政策是：依靠完善的专利制度，力图引进先进的技术，通过掌握吸收消化引进技术而进行自主技术的开发与创新，使经济得到了全面、持续的发展。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以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日本的知识优势战略告诉我们，知识已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经济，就必须依靠知识创新，因此，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内核。对中国来说，“创新”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面对这种机遇和挑战，我们该如何来培育自己的知识优势呢?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经验，从知识产权及其保护、知识创新、知识的培育、知识的转化利用等几个方面着手。
(一)知识产权及其保护2005年国务院总理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的论断。这里我们通过学习日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做法来加以消化利用，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提供思路。
1 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高度，强调政府的领导作用。日本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2002年建立了由时任首相亲自挂帅的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把知识产权战略保护和利用作为部级目标，制定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并颁布了《知识产权基本法》。在每一届知识产权战略委员会的会议中，首相都亲自做出指示。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委员及时的评估知识产权行动计划的进展，并对下一年的行动计划予以更新和扩充。可见，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干预者，政府最高领导层在立法、司法、行政活动中对知识产权的切实重视，有利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工作的顺利推进，将给予国民一个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侧重点，政府应积极参与知识产权规则的调整，适时的修正和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为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推进提供一个长效的机制。
2 在知识产权创造领域，为大学和企事业研发机构提供便利条件。日本通过政府基金资助、予以奖励等手段，给予大学和研发机构特别鼓励：通过在大学和研发机构区域内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安排专家进行知识产权评估，促进发明创造的商业化和知识产权资产管理；通过允许权利拥有者应用其知识产权启动商业基金，方便中小型企业扩大商贸机会。这告诉我们，在创新经济时代，自主创新能力被推到部级的战略高度。我们党中央国务院予以高度重视，在2008年9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首届新领军者年会》上，国务院总理发表特别致辞，他指出，中国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切实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全面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水平。大学和企事业研发机构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对其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不仅要靠法律的引导，还应给与行政、经济等方面的多种支持，促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科研成果商业化。
3 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抵制盗版和侵权、加快审查和判决应该并重。日本注重行政职能的改进，通过增员等措施减少专利审查的沉积现象，目标是到2013年，将专利审查期从26个月降到11个月；日本知识产权高级法院也通过技术专家介入，加快案件的判决速度。由此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以往多强调的是抵制盗版和侵权行为，这一方面确实十分重要。应该在各方加强打击力度，在驻外机构、海关强化对外国盗版和假冒产品的打击力度，地方政府开展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知识产权战略等措施。另一方面，专利审查周期过长，如我国发明专利从申请到授权的正常时间需要三年左右，以及知识产权类诉讼存在专业技术性强、取证和举证困难、侵权种类和形式多样、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等问题，往往也需要较长的时间。缓慢的审查和判决流程，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降低了部分中小企业申请专利保护的积极性。政府应增强专利审查和判决相关的行政职能。
4 在人力资源开发领域，注重知识产权专才的培养。知识产权是智力劳动创造的结果，要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最根本的是要培养大批合格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重点培养从事知识产权、评估、交易、咨询、诉讼和专利检索等实务工作的专业人才。不仅要在科研院校中增加知识产权法律课题，开设相关的专业：更要采取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结合，因为真正能利用起知识产权这把利器战斗的是能跟产业技术、法律技能结合起来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2006年，我国已成立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小组，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社会各界对这一战略的制定也发表了很多意见。在发展中国家，提出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中国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重要举措。提出一项战略固然重要，推进和执行好一项战略更加重要。邻国日本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经验，以期能对我国正在制定和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有所借鉴。
(二)知识的创新和培育知识创新是经济现代化的动力和源泉，它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在21世纪，知识创新的世界强国，将是经济现代化的主导者：知识创新的世界弱国，将是经济现代化的追随者。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日本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事务局长荒井寿光指出，推进知识财产的创造、利用，首先是对应经济结构的变化，日本要从货物制造转变为知识创造，使日本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的知识财
产立国；其次在于振兴经济，日本无法靠低工资与邻国竞争，而要靠开发更好的技术和发明谋求经济复兴。2004年9月设立的“日本2l世纪愿景”专门调查会经过研究讨论，确定了把创造开放的文化、健康生活80岁和大社会小政府作为日本至2030年的三大战略目标。为此必须采取的行动包括为提高人力资源而改革教育、确立知识基础和推广技术革新等。
日本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同时已经整备了并且在不断改善着竞争体制、竞争能力。中国要在知识创新和培育方面赶上近邻日本，既需要普及教育扩大知识生产的社会基础，同时又要放松对于社会成员的各种限制，尤其是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自。在起点上，最大程度打破垄断确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是关键；在终点上是权利保障，要对知识产权给以切实的保障。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例如物权法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只要坚持不懈走下去，同时随时反省、检讨，不断修正错误，定能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三)知识的转化和利用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要依靠科技。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将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过程。科技竞争是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主战场，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各主要国家之间不仅比科技劳动力、研发投入和成果，还比知识转化。知识转化也称技术转移和研发成果商业化。许多国家都很重视知识转化，以期率先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甚至创造全新的产业，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取得更大的世界市场份额，解决紧迫的卫生、环境、能源问题。例如，200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出台了“新产业创造战略”；英国贸工部制定了“用知识创造财富”的5年计划；美国商务部发表了《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报告；丹麦政府提出了“研究与产业互动的新途径”。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借鉴日本的知识转化战略。
从法制层面看，日本长期以来推行“科技立国”战略，十分重视知识转化，也重视科技立法。尤其是国会1995年通过的《科学技术基本法》赋予了政府促进科技进步的法律权能。1998年又通过了《技术许可组织法》，旨在加强技术从大学向产业的转移。2000年颁布的《加强产业技术法》允许经批准成立的技术许可组织免费使用国立大学内的设施。2003年生效的《知识财产基本法》明确了知识财产创造、保护和使用的基本方针。从战略层面看，日本2002年出台的“知识财产战略大纲”确定，日本的知识财产立国战略包含知识财产创造、保护和利用方面。此外，日本的产业与大学合作研究迅速发展。日本根据《技术许可组织法》，在大学里成立了技术许可机构，负责政府所有的专利许可活动。2001年政府提出3年内创办1000个大学企业的计划已经实现。近年来，日本每年都有近100家大学独立企业创办。日本政府期待大学企业引领日本对世纪的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可见，日本非常重视企业知识产权利用的整体战略。相比之下，目前我国企业知识产权利用的方式还比较单一和初级，合作开发、转让、许可、实施等方式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所以，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应帮助企业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促进企业积极建立知识产权利用的高效机制，鼓励大学和研究机构向企业的知识产权转移。据我国有关调查资料显示，近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真正形成产业化的不足5％，与发达国家不低于30％的科技成果转化率相比。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大约只有10％到15％(陈美章，2005)。因而应抓好大学和研究机构向企业的知识产权转移。深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产、学、研有机结合、有利于知识产权高效利用的管理体制。同时，在法律上允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采用优惠待遇，增加对知识产权利用的资金扶持力度；允许政府设立引导性的知识产权发展资金，努力降低企业引进专利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的成本，鼓励金融机构积极为知识产权抵押、进行交易和转让提供条件。
此外，中国在创造自己的知识财产中，不仅要注意数量，而且要强调质量。一是要从事世界级的研发，创造世界级的成果。二是要将研发重点放在新兴科技领域，如信息通信技术、生命科学和纳米技术等。优良的知识财产也可以变成产品的标准。形成国际竞争的优势。例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其先进的高清晰度电视而欢呼，但欧美很快就用数字技术标准击败了日本的模拟标准。因此，知识资产质量的不断跟进才是保持企业、产业乃至国家知识优势的根本所在。
注释
①成立技术转移办公室或技术许可办公室是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许多国家现在盛行的做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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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专业对法学的认识篇10
我国企业法律制度只是规定知识产权可以作为一种出资方式，但并未明确规定是一定用知识产权专有权还是也可以用某项知识产权中的使用许可权出资。为此，对于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可否作为出资标的，理论界观点不一。
否定说认为，只有知识产权专有权才可成为出资的标的，使用许可权不可以成为出资的标的，其主要理由可概括如下：
其一，认为使用许可权不具有公司债的担保功能。依照公司法原理，公司应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包括公司资本在内的所有公司法人财产应当构成公司债务的担保。惟有独立性的财产权方有此功能。知识产权专有权具有独立性自不待言，而使用许可权则不具有独立性，因而不能作为一种出资形式，否则必然会致使债权人债权保障目的落空。因此“专利权只能以整体作价入股，而不能以专利的使用权入股。”[1]
其二，认为惟有知识产权专有权才可依法“办理转移手续”，知识产权中的使用许可权不可出资。我国《公司法》规定，以知识产权等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惟有知识产权专有权才可依法“办理转移手续”，使用权的转让是没有必要办理转移手续的。因而可以说知识产权的出资行为，其法律性质就是知识产权的转让行为。“出资”就是将股东或认股人的个人财产转变为公司财产的过程；认为股东出资后仍享有对该项财产的所有权，进而认为股东与公司对该项已转为公司财产的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是错误的。[2]
其三，认为仅将知识产权中的使用许可权资本化，在出资人和公司之间只形成合同关系，并无实质上的股东与公司的关系，这既违反公司法，也违反公平原则。有人认为，“专利实施权不是知识产权，而是以专利权作为客体的债权，以债权作为股东投资入股的客体没有法律依据。”[3]一方面，以知识产权中的使用许可权出资，公司只是获得了专利权人的实施许可权，专利权人与公司之间并非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仅是一种合同关系。另一方面，以知识产权中的使用许可权出资，此时代表股权的是专利使用权，若受让人不知专利使用权已经投资入股，则必然会与公司发生冲突；若受让人取代原股东地位，则违背了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转让的限制，即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再一方面，专利权人以自己的专利使用权出资，名义上是股东，实际上与公司是债权债务关系，一旦专利使用权人消灭，专利使用权自然回归专利权人，因此，在专利使用权被投资公司破产或解散等进入清算时，专利使用权无法成为清算财产，这既对公司债权人以及其他股东不利，也意味着以专利使用权入股的股东抽回了股本，因而与“公平原则相违背”。[4]
其四，认为知识产权中的使用许可权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以此出资会带来诸多问题。专利权人可以与他人签订多个专利实施许可合同，“若授予的专利许可数量过多，则有可能使专利使用权价值下降，从而实际减少了股东的出资，影响了公司注册资本的维持性和不变性原则，所以也不符合公司法要求的出资方式的条件。”[5]；如果允许专利实施权入股则可能形成同一专利的实施权在不同企业多次入股的情形；如果专利权人担任董事或经理职务，则违反了公司法中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禁止同业竞争的规定；由于转让专利实施权的合同不以登记与公告为必要，因此专利人一旦转让专利权，新的专利权人可能不知晓专利实施权已入股，这必然引起新的专利权人与有专利实施权的被投资公司的利益冲突。
肯定说认为，不仅知识产权专有权，且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权，亦可成为出资的标的。其主要理由包括：
其一，从资本的本质上讲，资本最主要的属性是可经营性、价值的增值性；知识产权出资本质是一种权利出资，新设公司需要占有的是使用技术成果的权利而非技术成果本身，得到知识产权专有权或者使用许可权都可以达到此目的。“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技术成果的部分权能一旦与货币、实物相作用就能给各出资人带来更多的产品或更多的附加值。可见，技术成果部分权能也具有资本的属性，因此，其亦可成为出资的内容。”[6]
其二，认为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权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转让性，因而可作为出资标的物。
其三，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权资本化更加切合实际，更符合公司等企业“低投入，高产出”的经营理念。知识产权专有权转让费用一般高于使用许可权的转让费用，而在某些情况下，使用许可权的取得即能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此时如果花费更多的费用取得专有权的转让，实质上等同于资源的浪费，与过高的法定资本制相同。因此，“技术成果所有权转让的作价远高于其使用权等权能的转让，而且很多情况下，为得到先进技术的投资者只是希望得到有关技术的使用权，如技术出资人以所有权入股从经济上来说对其他投资者是不合算的。”“在技术贸易中，真正由一方把自己的专利技术的所有权转让给另一方（即‘卖专利’）的情况非常少见；希望得到先进技术的人，通常也只想得到有关技术的使用权，很少有人会去‘买’别人的专利，因为买专利要比只取得使用权的花费多得多。”[7]
二、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资本化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公司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移，使得公司注册资本之债的担保功能弱化，经营功能凸显。以资本为核心所构筑的整个公司的信用体系不可能完全胜任对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保护的使命。公司的资本是一个静态的衡量，而公司的资产则是一个动态的变量。而公司赖以对外承担财产责任的是公司的资产，而不是资本。[8]理性的债权人感兴趣的是债务人的现金流，而非仅仅是固定的资产或资本财产等，更准确地说，谨慎的债权人所需要调查的不仅是债务人的资产，还包括其当前的和计划中的收益率和流动性。[9]因此，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可否用做出资，主要不在其担保功能，而在于其经营、增值功能。有观点认为，就资本的经营功能而言，只有公司及其股东最了解何种出资为公司所需，只要股东同意或认可，任何具有经营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出资的标的。[10]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一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经营性，能够与企业的货币资本和其他非货币资产有效配置，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也有一定的信用担保功能，表现在其具有“当前的和计划中的收益率和流动性”，未来企业收益的预期往往成为当今企业信用中的最主要部分。
其次，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具备知识产权出资标的物的要件。上文已经论及，知识产权出资标的物适格要件包括确定性、有益性、可转让性和货币估价的可能性四个方面。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显然是一种确定的权利，是就特定知识产品在约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使用收益权。有学者强调，使用许可权是一种独立的权利。知识产权的使用许可是指在保留权利人所有权的前提下，将知识产权中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他人行使。“知识产权是一个权利群，包括多种权利，如专有权、使用许可权等，每个权利在出资时均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产生与存续而言，使用许可权依赖于知识产权本身，但就公司出资而言，使用许可权是具有独立性的。”[11]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具有财产利益，通过鉴别资本化的特定知识产权对接受投资的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现行合同法以及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明确规定，知识产权许可乃“技术转让”的组成部分，可通过合同转让；而且这种财产利益是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评估的。既然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具备知识产权出资标的物的要件，当然就可以资本化。
再次，用益物权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出资对象是不争的事实。“在大多数国家，地役权、采矿权甚至承包租赁权等用益物权，都可以作为出资标的。”[12]我国公司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等都在列举出资方式基础上，还规定可以用“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依照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他财产权利”主要包括：国有企业经营权、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经营权、公民或集体组织的承包经营权、公司股份或其他形式的权益。理论研究中，有人将知识产权称做“准物权”[13]，那么运用物权理论推理，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则属于一种“准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可以出资，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亦理当可以作为出资标的物。
最后，从现行立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当事人以知识产权出资，既可以是专有权也可以是使用权。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条规定，中外合作者举办合作企业，应当约定“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显然包括知识产权的归属，而此种知识产权的归属既可以是某种知识产权的专有权，也可以是使用权。倘若说如此解释立法有牵强之嫌的话，那么国家科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的《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则更为明确，该条规定：“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成果出资者应当与其他出资者协议约定该项成果入股使用的范围、成果出资者对该项技术保留的权利范围，以及违约责任等。”从中我们不难推理出，用作出资的高新技术成果可以是出资人不保留任何权利的、完整的专有权，亦可以是出资人保留一定权利、只以约定期间、空间和权利范围的高新技术成果的使用权。
当然，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作为一种权利出资，比专有权出资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但这不能成为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资本化的法律障碍。知识产权资本化非但是一种民事合同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企业组织行为，其间所有琐碎的问题均可通过出资人和接受出资的企业之间的反复谈判、合同约定、章程规定等加以规制。
三、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方式资本化的法律规制
（一）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方式出资人的权利资格
知识产权资本化过程中出资人的权利资格应当如何界定？只享有某特定知识产权使用权的非专有权人可否充当知识产权出资人？结论应当是肯定的。
首先，现行立法的规定并不否认知识产权使用权人的出资人资格。虽然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强调，出资必须是合营者自己所有的现金、自己所有并且未设立任何担保物权的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等，但这一《若干规定》的出台较早，与后来相关立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依照我国《公司法》第27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据此，用作出资的知识产权只要“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即可，知识产权使用权也可用货币估价并可依法转让，所以使用权人亦具备出资人资格。我国《合伙企业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可以用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上述出资应当是合伙人的合法财产及财产权利。”合伙人依法获得的某项知识产权使用权显然完全符合“出资应当是合伙人的合法财产及财产权利”的法律规定。另外，《〈关于以高新技术成果出资入股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实施办法》第5条规定：“技术成果的出资者应当保证对该项技术合法拥有出资入股的权利，并在申请审查认定时按照本办法要求提交证明文件。”这里“出资者应当保证对该项技术合法拥有出资入股的权利”显然与“出资人应当是所有权人”不是同一个概念。“相关立法的松紧尺度有所不同，这就给实践操作带来了骑墙的可能。”[14]但依照新法优于旧法的逻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知识产权使用权人亦可充当知识产权出资人。
其次，理论上，知识产权使用权人充当出资人是合理的。一方面，我国几乎所有的企业法律制度都规定用益物权可作为出资方式，比如土地使用权、国有自然资源的使用经营权、国有企业经营权、公民或集体组织的承包经营权等。从企业资本角度分析，资本中的有形财产所有权与知识产权资本的专有权对应，用益物权则与知识产权使用权对应，用益物权人可充当企业出资人，知识产权使用权人当然亦可成为出资人，甚至有学者将知识产权使用收益权称为“知识产权用益”。另一方面，允许知识产权使用权人充当出资人，“有利于加快知识的传播和技术的流转；也可防止出现知识产权所有权人为自身利益，使用许可收益权人进行知识产权投资时，使用收益权人因法律上的障碍而不得实施的尴尬局面。”
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知识产权都可用该使用权向企业出资，这是因为企业法律制度对出资人的出资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或者“应当保证对该项技术合法拥有出资入股的权利”等限制。易言之，当事人只有对其特定知识产权使用权拥有再处分的权利，才能充当出资人。而实践中有关当事人从知识产权专有权人依法取得使用许可权时，往往没有“再许可”或者“分许可”的权利，此时该使用权人当然不能非法处分其知识产权使用权，不能以此作为出资方式。
（二）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方式出资的权利移转
与知识产权专有权出资的移转相同，知识产权使用权出资的移转也要根据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而办理相应的移转手续。
关于专利使用权的移转，我国《专利法》第12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书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另外，《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5条第2款规定：“专利权人与他人订立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可见，专利使用权出资移转手续集中体现在两个环节：一是签订专利使用权出资的书面合同，专利使用权出资无需像专利权转让出资那样办理主体变更登记和公告手续。二是应当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备案。专利使用许可合同的备案并非合同的生效要件，其意义在于方便主管机关对专利权利变动信息的掌握与管理，同时起到公示的作用。与专利权转让出资相同的是，在完成专利使用权出资形式移转后，也要办理实质移转的手续。对此我国《合同法》第345条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交付实施专利有关的技术资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关于商标使用许可权出资的移转，我国《商标法》第40条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应当报商标局备案。”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3条就商标使用许可的备案具体规定为：“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自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易言之，以商标使用权出资，其权利移转手续包括两个主要环节：一是当事人签订书面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二是报商标局备案。关于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备案的法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经备案，不影响许可合同的效力，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未在商标局备案，则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以著作权使用许可方式出资同著作权转让方式出资在程序上类似，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同著作权人订立使用许可合同，本法规定可以不经许可的除外。使用许可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内容：（1）许可使用的权利种类；（2）许可使用的权利是专有使用权或者非专有使用权；（3）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期间；（4）付酬标准和办法；（5）违约责任；（6）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内容。”在形式上，出资人与接受方应当订立著作权使用许可合同，且最好办理登记手续，以实现著作权出资权利移转的对抗效力。在这些程序之外，也需要出资人向接受方移交作品和有关附件，以便于著作使用许可权能够顺利实施。
关键词:知识产权/使用许可/资本化
内容提要:公司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移，使得公司资本经营功能凸显，担保功能弱化，而知识产权之使用许可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经营功能明显，具备知识产权出资标的物的要件，因此可以资本化。法律依据的不确定性，使得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的资本化比知识产权专有权资本化要付出一些额外成本；在法律上，要对出资人的权利资格和权利移转手续予以关注。
注释:
[1]朱大旗，朱永扬.专利权作价入股新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5）.
[2]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96
[3]张全福，陈骏.专利技术入股若干法律问题研究［J］.知识产权，1998，（4）.
[4]艾小乐，胡改蓉.试论专利权投资［J］.当代法学，2003，（1）.
[5]艾小乐，胡改蓉.试论专利权投资［J］.当代法学，2003，（1）.
[6]张杰斌.公司法、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互动背景下技术出资的权利类型问题研究［eB/oL］.article.chinalawin－/article/user/article_display.asp？articleiD=30909.
[7]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57
[8]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2003，（5）.
[9]傅穹.公司资本制生成的初始动因［J］.行政与法，2003，（11）.
[10]赵旭东.企业与公司法纵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1]柳广波.知识产权使用许可权出资可行性研究［eB/oL］./zyts-wy.asp？id=162，2008-10-01
[12]冯果.股东现物出资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