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概念篇1
（1.赤峰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内蒙古赤峰024000；2.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摘要：当前国内外经济趋势实践使经济周期问题研究再次被提上日程，但就目前教科书层面的经济学而言，并不存在被一致认同经济周期模型。本文基于新奥地利学派提出的资本性商品概念，结合系统科学反馈机制原理学说，构建了“均衡点漂移”泡沫经济（周期）模型。结合中国经济数据，本文对模型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显示，除个别时点，就样本总体而言（1978-2015），我国经济泡沫关系并不明显，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关键词：资本性商品；泡沫性经济周期；均衡点漂移模型；市场分割性质
中图分类号：F7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11-05
1背景
自2010年最后一个两位数增长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一直呈下行趋势，经济增长势头回落使经济周期问题被重新关注。然而，关于经济周期问题，还尚无清晰的理论描述，教科书中关于此问题大多语焉不详，经济实践活动中，更加显得疑问多多，无从把握。
回顾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历史，会发现如下几个事实：其一，凯恩斯曾经提到过经济周期问题，认为经济周期是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波动所致，但他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继续探索，可以认为，凯恩斯理论是一种紧紧抓住衰退环节特征的一种周期理论片段，而非一个完整周期的全貌理论；其二，在凯恩斯理论之后，经过弗里德曼理论的过度，以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周期模型，即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虽然使用了变分法和其他动态规划数学方法，在形式上更具科学性，但新古典宏观理论并不为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该理论的价值主要在于开辟了新的研究方法，而对经济问题现象实质的探究上，并不存在更多新的含义；其三，对经济周期问题的继续深入探索而言，目前研究者的视线更多的聚焦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思想，该学派思想极力推崇自由主义，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所著称，然而，该学派思想是犀利深刻的，构建新的能够更加深入描述经济关系实践的经济周期理论模型，所选择理论基础非该学派莫属。
米塞斯和哈耶克在其著作中，提出了区别于消费性物品的“资本性商品”概念，指出了“资本性商品”价格变化规律不同于消费性物品价格变动规律，指出了在经济周期现象发生过程中，两种物品之间的价格出现相对变化（而非不变）关系。本文在这个理论假设和推演关系基础之上，构建出了基于资本性商品概念的泡沫经济性质的经济周期关系模型，并结合现代经济基本模型，提出描述泡沫经济关系的均衡点漂移模型。
2假设
1870年代，不同的经济周期学说逐渐被归并为“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两个主要流派。经济学学科似乎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理论体系，从一种简单的逻辑上看，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似乎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两种理论似乎没有实质性差别。然而，当我们引入“理想的均衡状态”假设之后（这个假设的基础源于现代微观经济学关于一般均衡的存在、唯一和稳定性的论证），则两个理论还是存在鲜明的区别的，当在某个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系运行态势高于理想均衡状态（或可用长期均衡来代表），我们可以称之为投资过度经济，此时扩张需求的政策无效，因为经济终究要向长期均衡点回归，当经济运行低于理想均衡状态，扩大投资的政策无效，因为可能存在制度性消费抑制。
明确了经济周期的基本经济运行过程关系之后，我们所要求索的问题是，经济运行为什么会在两种基本状态之间随着时间进程做周期性转换运动呢，我们必需对于其中的动力机制予以说明。为此，我们引入资本性商品概念和正反馈机制原理假设，用以说明一种可以被称之为泡沫性经济周期模型的动态演化机制模型。
首先，资本性商品（物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社会经济中除被即时消费掉的其他所有被交易的物品或无形价值对象，现实经济中最典型的资本性商品的代表是有价证券、房地产和贵金属，古玩、奢侈品等有时也可以包括于其中。
其次，资本性商品或物品区别于消费性物品的特有属性，在于这类交易物品无论实物数量还是价值数额，具有显著的随着时间进程而发生变化的伸缩性或弹性，短期内可以观察到其数额或价格的成倍的增长或萎缩，这种特征在谷物、蔬菜水果、肉蛋奶等即时消费性产品对象身上难以发生，资本性物品的这一特性，或可以称之为“交易弹性”。
再次，基于“随着经济发展与收入增长过程，资本性物品必然占据越来越大财富构成比重”这一事实，资本性商品的交易弹性属性同时也解释了经济周期或经济波动关系，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资本性商品交易市场的波动关系呢，对此，我们可以引用边缘学科系统论科学中的一种理论来说明，即系统科学中的反馈机制原理（feedbackmechanism），这种反馈机制就是正反馈机制，正反馈机制使一个事物运行系统向偏离均衡的态发展，而负反馈机制（“反应”作用结果削弱促进这个反应）使事物反应系统回归平衡态反馈机制普遍存在以我们周围的任何自然地和社会的运行过程当中，经济运行关系中也存在这样的基本运行机制原理，而资本性物品交易弹性特征，提供了形成正反馈机制的最为重要的基础。
最后，正反馈机制不可能无限延续（由于其越来越偏离均衡态），表现为随时间发展而形成某种系统性质突变或灾变行为，在经济运行关系中，这种突变或灾变行为显然是经济危机的爆生，而过度繁荣也可视作是同类性质经济关系行为。
3模型
资本性物品概念、正反馈机制原理假设，提供了泡沫性经济周期关系的基本逻辑。进一步把这种假设或逻辑关系与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和市场出清模型等基本经济模型相结合，则可以得到以“均衡点漂移”为特征的各种描述泡沫经济关系的泡沫经济模型。
局部均衡模型从效用函数的存在性论证入手，建立了如下的（静态）规划问题模型：
该数学规划问题的解x*关于价格参数向量p的函数一般称为需求函数，具体的，一般把每个分量关于各自对应价格分量的函数，称之为马歇尔需求函数。假设效用函数具有等替代弹性（CeS）形式，函数，那么可以推导出，从这个结果中，大体可以判断，马歇尔需求函数具有向下的倾斜斜率（价格导数为负），但这只是从一个特例导出的结果，推导也不十分严密（没有考虑收入变动的情况）。
局部均衡泡沫模型，推导过程异常简单，只需在均衡模型基础上加上正反馈机制既得：设消费者对某一种交易物品在一段时期内的预期价格连续攀升（正泡沫），需求曲线（假设具有向下的斜率）连续右上位移，如图1所示，此时，市场观察者就会观察到e1、e2、e3、e4、…这样连续的成交点，这些量价齐升的成交点，导致经济出现泡沫性增长。
在上述推导中，z以及x和y均关于价格是零次齐次的，即对于一切，这个关系是由于生产与消费行为的约束条件的性质导出的，也可以说这是源于一般均衡的一个基本假设推导的结果。然而，这个假设于泡沫经济描述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在Rl中，价格空间集中于一个超平面之上（在二维图示中，为中的一条不过原点的直线p），正是这个性质的体现；当经济发生泡沫的时候，一部分商品（主要是资本性商品）价格会先于其他商品价格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个性质就会不再成立，价格空间不再局限于一个超平面之上（这并不难理解，价格的零次齐次性表示相对价格总是保持不变，因而表示价格系统的点集必然处于一个超平面内，这在二维示意图中为一条直线，当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之后，直线的斜率就发生变化，原直线必然会发生绕线上某一点转动关系），而是出现移动或连续漂移，如图3所示。
事实上，如果把经济学中所有的由数学规划问题导出的均衡关系模型都视作是从不同侧面对任何一个经济体系基本运行关系的描述的话，那么，在这些基本模型基础之上，加上资本性物品及其市场交易的正反馈机制假设，则都会的出其相应的“均衡点漂移”模型，即市场出清模型、索洛增长模型和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都可以有其相应泡沫经济关系模型，而其性质与上述一般均衡泡沫经济模型类似，本文限于篇幅不再写出这些模型。
资本性物品的泡沫性增长或衰退，在模型中表现为经济均衡点的漂移关系，这一理论在现实经济中易于观察到其经验证据，以沪深股市市价总值和成交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百分比为例，2003年，两个数值分别为31.3%和3.5%，到了2007年，两个数值增长为123.1%和10.9%（数据来源，财新网宏观数据库，以当年12月份数值计算）。
如果把资产价格泡沫经济关系进一步与货币数量方程式相联系，我们会发现由于资本性物品与消费性物品两类物品之间的价格变动不在保持协同一致关系，即两类物品之间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这也正是均衡点漂移的另一种表述，因而，传统的货币数量方程式mV=pQ不在成立（用线性代数语言描述，即为原价格向量矩阵不再有共同的基底），因两类物品之间有各自不同的价格体系（价格变量），即mV=pCQC+piQi，我们把这种经济关系现象定义为“市场分割”，即由于资本性物品交易市场的正反馈机制导致的两类市场之间价格不在保持协同变动关系，而是分裂为两个各自独立的价格系统。
4检验
对本文提出的泡沫性经济周期模型的主要检验原理有两个，（1）从传统货币数量论方程入手，对原方程两边先取对数，再取微分处理，得到dm/m-dp/p=dy/y关系式（这里假定V为常量），计算各年度等式左右两边数值，如果左边小于右边，说明出现正泡沫，（当发生正泡沫，资本性商品价格上涨，设新的价格体系向量为p’，则显然有mV=pY
本文主要计量检验过程如下，以货币和准货币增长率、GDp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p1）上涨率、固定资产价格指数（p2上涨率等十几个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为样本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附录部分，样本期间自1978年至2015年），对各变量均进行先取对数再取一阶差分的处理方法，调整为增长率形式（原数据为增长率形式的不再进行调整），然后利用Hp滤波分解方法，得到各变量的周期性成分并进行平稳性检验，完成这些数据获取和预处理工作之后，既可就本文模型预测的变量关系进行计量检验。
本文的主要计量检验结论包括：
（1）从数据序列对比关系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时差相关系数方法的分析结果看，我国经济表现出如下一些规律性，货币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一般以高于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增长，货币和投资引领收入、消费、财政收支的波动，而收入和消费的增加导致了随后（滞后两期）的包括消费价格水平在内的多种价格指数的上涨；
（2）从依据货币数量方程的泡沫经济关系检验上看，我国经济1988-1989、1994、2007年呈现出正泡沫态势，这个结果说明本文所阐述的泡沫经济关系导致的对货币数量方程的修正关系是存在的，图4给出了检验的折线图形式的输出结果；
（3）从消费性物品和资本性物品两类物品价格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上看，利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资本性物品价格的样本数据的情况下，两类价格之间并没有出现不存在的情况，这个结果与本文模型阐述结果并不一致，表1给出了检验输出结果；
（4）为解决资产价格统计可信度较低导致的检验结论不准确问题，本文改用证券市场数据代替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数据，来重新完成两类物品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表2给出了检验输出结果，其中变量psz为沪市a股综合价格指数，取每个年份12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得出，从这个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当重现选取代表资本性商品的数据样本之后，两类价格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明显趋弱，以致不在存在协整关系（最大似然统计量检验下）。
5结论
首先，泡沫经济关系反应在数学模型上，就是各种基本经济模型的均衡点漂移模型，这些发生漂移关系的均衡点，都是瞬时的均衡，从长期关系来看，具有不稳定和不可持续性，因而并不代表真正的均衡，而是一种泡沫性经济关系；
其次，泡沫经济关系具有关于资本性物品与消费性物品之间的“市场分割”性质，这种经济关系属性修正了货币数量方程，即标明泡沫经济关系的数量方程为mV=pCQC+piQi，而传统方程不在成立；
再次，以我国1978至今以来的数据作为观察样本进行计量检验，实证检验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了泡沫经济关系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我国经济（样本观察期间），除个别时点外，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最后，从2010年以来的发展趋势看，去除通胀因素的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距离渐趋减小，这可能说明我国经济目前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并不是很大，或需采取适度谨慎的货币政策，防范经济进入泡沫性波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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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
产生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商品经济机械化生产租佃经济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海禁
不
同
点时间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有利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积极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积极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a.防止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a.缓和土地兼并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联系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不能不注意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特殊的情况：有关价值问题的理论概念多是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与“商品价值”概念有关的价值观念，而对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相对比较陌生。同时，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把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实现“经济价值”的上面，这起到了强化“商品价值”的作用。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价值”这一哲学范畴所固有的主体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接受这两者概念时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在理论上防止这种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导实践。
一、两种“价值”的区别
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劳动创造价值，它必须依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只有将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商品才能体现这个价值。政治教学中的这个“价值”，其理论的来源就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一说。劳动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1］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满足需要和被满足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益关系。一种事物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一是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状况，它以这种性质和状况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构成了价值的客观基础。二是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一种事物，无论它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如果它不满足主体的需要，对这一主体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性质、状况，这是价值的客观性；二是主体的需要，它体现了价值的主观性。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观性，而且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观性。这样一来价值范畴就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归结起来，哲学上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1）表示的关系不同。哲学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对价值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撇开了劳动的对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产的方式、方法等具体的东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大小的评判标准不同。哲学上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判定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大与小，当然就要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哲学上的价值评价带有很明显的主观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大小，以及由它决定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值明显地带有确定不移（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
二、两种“价值”的联系
关于哲学上所说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即“商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概念等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并且只能到《资本论》等论及“价值”范畴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它的统一规定，因此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根据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是哲学价值论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必须从商品价值定义抽象出哲学价值定义，把价值规定为诸如人类劳动的凝结等，才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注意区别和分析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区分并不意味着要使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确地区分是正确地联系的基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找到使它们合理地统一和结合的方式。事实上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经济学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本身就是有严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这里，“劳动”是个狭义概念，它始终只是指为了制造产品而支付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与商品生产无关的其他劳动；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主要是指“商品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基础和尺度的“价值实体”。可见，它所回答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它在内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与交换价值根本不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不成为商品的东西，都没有“价值”。阳光、空气等之所以“没有价值”，无非是指它对人的使用价值中并没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劳动，并非指它们对人没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等于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
至于在哲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全面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里需要思考的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诸如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现象。覆盖这些现象的共同“价值”概念，已经与“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产品之间的交换尺度问题，而是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有用无用”、“善恶美丑”等的本质和规律问题。我们把经济学中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概念之间的相同性。经济学中物的使用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主体需要的程度，价值大一般就意味着满足的需要程度高。当然这里的主体实际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如果说是个别人的话，那么价值就无法衡量，就像商品价值一样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另外，商品价值必须在用于交换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哲学价值在于强调满足人的需要，不交换不能称其为商品价值，那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就没有了哲学上的价值，交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进行的。
讲到这里，回到教科书来看看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其实哲学“价值”的含义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价值概念的概括和总结，除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外还有如审美价值等，所以论述到这里，两者价值概念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
【关键词】学会；政治概念；方法
学生在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习中大多都很努力，但是在学习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在“学生学习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调查”中看到，面对概念，相当多的同学发愁：有的死记硬背，一时记住了，第二次上课时又忘了；有的在检测中，分不清相似概念，时常张冠李戴，运用错误；面对概念难学，个别学生还放弃了对概念的学习等。所以，学习概念成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学科的一只“拦路虎”。那么，怎样才能赶走这只“拦路虎”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
一、要增强自己对概念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政治学科的知识基本都是原理，学习原理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用原理就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原理。而原理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是原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内容。因此，要学好思想政治学科的原理，首先要学好概念。
二、要掌握几种学习概念的具体方法
下面就介绍几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一）分解定义法
这种方法为的是对知识要做到准确把握、准确运用。定义的功能就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利用它们区分不同的事物。所以，学习定义一定要学会分解词语来把握词语之间的关系，即将每一个具体概念的定义都分析理解透彻。
例如，第一部分，理解“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第二部分，税收是干什么的基本形式，是“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第三部分，取得财政收入的主体和目的是什么，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第四部分，凭借什么取得，“凭借政治权力”；第五部分，如何取得，“依法无偿”取得。这样就把税收这个概念通过分解分析透彻了，并且便于学生记忆。
理解“实践是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要突出“改造”、“客观世界”、“一切活动”以及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这样，就与主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区别开来，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了。
(二)比较分析法
比较的方法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为的是在比较特殊中准确把握知识。有的学生在答题中不能做出正确判断，思维混乱，就是因为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缺乏在比较中理解和掌握，只是一味的硬性地“背”，所以使用时就会发生混乱。如，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商品、物品、劳动产品；派、政协、我国的政党制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等。要想区别清楚，必须要比较的方法。特别是在复习课中，找出相似概念的相异点，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例如，比较“派”、政协、我国的政党制度“。派特指我国的八个，他们都是政党组织；政协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党派组织，而是由包括8个派、也包括共产党在内的30多个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政党制度，不是政党。
比较分析法不仅要区别概念，同时还要找到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关点，这才能全面把握概念和知识，并能够准确、灵活运用。
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政党制度是政党领导、参与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制度，与政党密切相关，我国的政党制度与8个派有直接的关系，政协又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
（三）归纳定义法
很多概念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因此，在学习中，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对概念进行理解就很容易掌握。如学习货币的概念时，可以和前面的商品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由“商品和商品之间为什么能进行交换”想到商品的价值是用“等价物”来表现的，由“等价物”的发展过程引出货币的概念，自然就归纳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四）图表归纳法
概念都包括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所以，把概念归入一定的知识体系，易于大家理解和掌握。这种方法具有直观、简明、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大家把所学知识理顺串联起来，起到以点带面、加深理解和掌握的作用。如在学习高一（上册）第三课“企业和生产者”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以下图示：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上述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从“市场主体”到“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小。同时，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上述概念间的区别，抓住每个概念的特征。如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是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与其他企业法人的区别是由法定数额的股东组成；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则是它能发行股票。通过上述分析归纳使知识具有系统性，在知识系统中，用联系的观点加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再比如，理解“国民经济、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图示，即可一目了然：
（五）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政治学科每一概念的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都是必须的。而在理论联系实际时，对概念的理解往往融会贯通在对原理的理解之中。如学习价值规律的概念时，观察经济生活中企业、个人具体的经济行为，并分析其原因；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现状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
（六）一词多用区分法
政治学科中有一些词语可以用在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含义却是根本不同的。例如，经济学中得“价值”和哲学中的“价值”的含义就不一样。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哲学中的价值是指“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要区分开来。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者概念界定缺陷，并针对重新界定消费者概念提出完善建议。
从现行法律角度来看，消费者是以个人目的接受服务和使用或购买商品的社会成员。为了充分维护消费者权益，法律界定消费者概念不宜过窄，亦不能过宽，不能仅将消费动机设定于“生活需要”方面，消费者应为不以个人盈利为目的而接受服务、使用或购买商品。以下主要从国内外法律中的消费者概念比较、消费者概念界定缺陷、完善建议三方面探讨消费者概念法律意义。
一、国内外法律消费者概念
国外消费者概念法律意义。英国“消费者”定义为：“消费者”指购买、使用、获得各种服务和商品的人，商品包含住房。美国消费者定义为：“消费者”有别于零售商、制造者和批发商，是购买、处分、使用、保存服务及商品的个人，也是产品的最终使用者。分析国外消费者概念的法律意义可以看出，国外界定“消费者”时，认为消费者非制造者，更非商人，而是接受服务或购买商品的人，交易前提为个人使用。
国内消费者概念法律意义。1985年，我国《消费者使用说明总则》首次定义“消费者”：为满足家庭或个人生活需求而使用、购买服务或商品的社会个体。现行消法仅界定了调整范围，并未明确总结消费者概念，规定：为了某种生活需要，消费者接受服务或使用、购买商品，依法保护其权益。消法“消费者”含义为：消费者所接受的服务或使用、购买的商品，为经营者提供；消费者是指接受服务或使用、购买商品的自然人；为了满足某种生活需求进行消费活动的为消费者。主导观点认为：为满足家庭或个人生活需求，有偿服务及使用、购买商品的人，为消费者。
有资料显示，消费者定义有三大要点：自然人才能称之为“消费者”，单位不属于消费者；购买、接受、使用三者符合一项要求即为消费者，未直接与经营者交易，由他人购买后自己接受服务的或使用的人也为消费者；（3）接受服务或使用、购买商品的前提为生活需要。
二、消费者概念界定缺陷
1、消费动机未明确界定
特殊目的消费：根据“消法”相关规定，日常穿、行、吃、用、住等生活花费的人属于消费者。而现如今，社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逐渐出现特殊目的消费，人们为了收藏、潜在投资、精神享受等特殊目的而消费，此种消费人群是否为“消费者”饱受争议。在现行法律下，以收藏、投资等为消费目的的行为，或购买字画、古董等满足精神需求的行为，是否实用消费者法律意义，学者们看法较不统一。反对方认为上述消费行为目的并非生活消费，无法判为消费者；赞同方则主张现行法律下消费者概念没有超出精神消费范围。实践中，难以界定字画、古董等购买者是为购入增值后再销售，还是为了纯属欣赏而购买。另有学者认为，购买精神商品与购买实物的消费目的有统一性，在当今社会，旅游、看演唱会、参观美术馆、看电影等精神行为也应为消费行为。
知假买假消费：知假买假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职业打假索赔，购买行为不为满足生活需求，以警示世人或索赔为目的；另一种是购买者明知商品是假，但为其他原因而购买。
2、消费主体未明确界定
单位：现行法律未明确规定单位是否是消费者，大部分学者不主张将单位列入消费者范围，仅有少数认为消法同样适用单位，而我国江苏、河北、江西等地方性法律中将单位列入消费者范畴。
患者：现实生活中，患者与医疗服务投诉、纠纷较多。部分学者认为消费者概念中不应有患者，认为医疗服务有非盈利性，医院不属于经营者，医疗收费均为政府定价。很多学者认为消费者概念中应包括患者，认为医院药品及服务具有有偿性，类似于货物买卖，因此，消法保护中应包括医疗活动。其他学者认为判断患者是否是消费者，应根据实际条件确定，具有盈利性的个体诊所、私人医院等，可将患者列入消费者；对于执行政府定价、不具盈利性的机构，患者不应列入消费者。
3、消费内容未明确界定
购房消费：有学者指出，商品房为特殊商品，属于不动产，价格高昂，购房者不应为消费者；另有研究显示，商品房购买时欺诈、故意隐瞒等行为严重损害购房者精神及经济，应当将此行为列入法律界定范围，维护购房者权益。
生产消费：汽车、钢材等产品，既能满足生活需求，还能满足生产需求，因此认为，依据购买商品是否为生活消费品，从而判断消费行为是否符合生活消费，较不妥当。
三、如何完善消费者概念界定
排除认定消费动机。根据生活消费品标准、经验法则、折中说、转售标准等，排除认定消费动机。生活消费品标准：结合接受服务、使用及购买商品的性质，判断消费动机是否是生活消费；经验法则：根据“一般人标准”，对使用商品、接受服务、购买商品是否是消费行为进行判断；折中说：参考一般服务或商品标准、一般人标准对生活消费品进行判断；转售标准：对于接受服务或购买商品并非为了再次销售的人，可判断是消费者；对于非专门从事交易活动的人，也可将其判为消费者。一般人标准指理智的、一般的、通情达理的、同等的消费行为。对于知假买假者，可以不区分是否明知伪劣产品或假货而购买，仅需判断购买者是否为了再次销售或其他交易而购买，从而进行消费者界定。
扩大解释消费行为。为了充分维护患者合法权益，需在双方平等基础上，将患者列入消费者范围，充分尊重患者接受服务及消费的人格及权利，既符合医德要求，也符合立法精神。将患者列入消费者范围，可真正保护患者，实现平等就医，减少医疗纠纷及事故。规定为满足文化精神需求，以陶冶情操、愉悦心情、提高知识水平等为目的的精神消费，应列入消费者。若精神消费的购买者非书画商、古董商人等，则购买者属于消费者。
明确界定消费内容。从生活消费来看，单位确实无法产生消费行为，但从广义上讲，单位作为拟制人格，接受服务或购买商品后，需要将此服务或商品转化成个人消费，从而消费行为的最终对象仍为自然人。将生产资料消费列入消费内容，界定消费者范围时，应充分考虑消费者所处的弱势地位，依据经济法理念进行考察。当单位购买商品并非为了满足生产及经营需要，处于弱势地位时，应将单位列入消费者。
一、经营者概念的多元化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与经营者概念界定相关的案例，不同的法院及司法裁判者往往会出于对经营者内涵的差异化理解而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来界定某一案件当事人是否为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诸多相似案件出现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判决结果。例如，2000年发生在湖北省的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不服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1］与2003年发生在江苏省的郑雪峰、陈国青诉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2］中法院对于经营者的界定呈现出了差异性的态度。在2000年的“宜昌案例”中，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因在药品购销过程中收受来自多家药品经销企业的款、物而被该市工商局认定为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原告（宜昌市妇幼保健院）以其为全民所有制公益性事业单位进行抗辩，认为其并非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一审法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对经营者的经济性质进行区分……原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和销售的药品都是有偿的，因此其购销药品是商品经营行为……从事此项活动时的保健院，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称的经营者”。二审法院保持了与一审法院相同的态度，并进一步指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不仅包括具有工商营业执照的经营者，还包括其他从事了经营行为或营利等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显然，在该案的两次判决中，法院对于何为经营者采用了以行为为标准的界定方法，即经营者应当是从事了与市场竞争有关活动的主体，而并不是以主体的机构属性来进行界定的。然而，在2003年的“江苏案例”中，一审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与二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何谓“经营者”则采用了与前述标准有着本质区别的界定方式。鼓楼区人民法院认为，“人民医院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不属于经营者……故本案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显然，在此案中法院将机构属性纳入了经营者概念的考量范围，以是否以盈利为目的来判定涉案主体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经营者，换言之，法院是采用主体标准来对经营者概念进行界定的。值得思考的是，缘何同为公立医院的两家单位在两起案件中会面临差别化对待？行为标准与主体标准何者才是更为合法、合理的经济法意义上经营者的界定标准？是否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有着不同的界定才导致了两起案件不同的判决结果？
事实上，即使是同样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视角下相似案件中仍存在着对经营者概念的分歧性看法。例如，在2010年发生在河南省的王艳云与汤阴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3］中，一审法院对原告要求被告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双倍赔偿其接骨板价款之主张予以了支持。虽然被告在二审答辩中提出其为非营利性医院，不具有企业经营的性质，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二审法院并未认可此种说法，而保持了与一审法院一致的态度。显然，不同于2003年的“江苏案例”，该案中的法院并不认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必须具有营利性质。从以上三起案件中可窥见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关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概念的界定，呈现出多元化。引发争议的经营者类型不仅仅局限于公立医院，行业协会、高等教育机构等亦是学者争论的焦点。此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扩大，不少行业的经营模式出现了革新，经营者的类型也随之有了更为丰富的表现，例如电子商务中各种形态的经营者的兴起。这些变化给经营者的界定带来了新的挑战。以团购网站为例，近年来发生的美团网DQ事件［4］、大众点评与麦当劳乌龙事件［5］等，引发了对于团购网站是否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的探讨。有观点认为，团购网站可类比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所规定的“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团购网站为商户提供网络界面相当于将网络中的“场地”出租给商户并收取一定的费用［6］。然而，在一般的场地租赁中，消费者与展销会举办者或柜台出租者通常不存在合同关系，出租方只在消费行为产生后对商品或服务的瑕疵承担补充责任。而团购网站交易模式则不然，消费者在实施消费行为之前已通过明示或默示的方式与团购网站订立了电子合同，在此种情况下，团购网站是否仅承担补充责任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除了“出租者说”外，对团购网站的界定还存在“居间人说”“合营者说”等，而种种学说对于经营者认定的不一致也为司法实践中经营者的界定带来了困难。面对理论界与实务界关于经营者界定的多元化现象，确认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以保障交易安全与公平竞争秩序，显得十分重要。在经济法总论层面应当有统一的经营者概念，而在经济法下的各个部门法可以在统一的经营者概念基础上，根据各自的立法目的和立法价值对经营者作出特征性的界定，但这些特征性界定只能涵摄于经济法总论的经营者一般性界定之中，不能与之相抵触，正如一切法律统摄于宪法一样。
二、经营者概念的比较与分析
1．我国经济法视野下各法律规范之间的经营者概念比较在经济法领域（本文将经济法的范围限定为与市场秩序调控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和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因而在讨论经营者这一概念时主要限于此两类法律规范中，而不包括民商法、环境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法律规范），经营者的概念大多出现在与市场秩序调控有关的经济法律规范中，而宏观调控法律规范大多涉及产业政策、计划、税收、金融价格等领域，其主体类型主要包括政府（或者国家机关）、纳税人、金融机构等，经营者概念使用得较少，但传统上归属于宏观调控法律规范的《价格法》中对经营者有所定义。故本文对于经营者概念的讨论主要限于有关市场秩序规制的经济法律规范，对《价格法》中的经营者概念也有所涉及。在我国经济法视野之下，各子部门法律规范中经营者概念的相关表述见表1。由表1可知，在立法时间相对较早的经济法律规范中，如《产品质量法》，未直接使用经营者这一概念，而是以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从事服务经营者作为相对应的主体；《广告法》中虽使用了广告经营者、商品经营者等概念，但未给出此类概念的定义。《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均对经营者作出定义，皆采用了“经营内容＋主体”的界定模式，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主体外延界定为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而《价格法》则将其界定为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即未将组织体的性质限定为“经济组织”。《反垄断法》第12条规定：“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013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用大量篇幅规定了经营者的义务，对经营者的概念却未作定义性解释，但从其第3条可推断经营者应当是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可见，这两部法律规范亦采用“经营内容＋主体”的界定模式，但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强调经营者从事商品或服务经营的营利性或有偿性呈现出明显区别的是，《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未出现营利性、有偿性或者近似意义的词汇。由此可见，在经营内容方面，我国立法的总体趋势是从强调营利性、有偿性意义的经营者，逐步转向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对经营者性质的考量逐渐被对其所从事的行为的考量所取代。此外，从构成经营者的主体来看，在上述几部法律中，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其他法律规范都采用了一致性的主体外延，即并未将组织类型限定于经济组织。若仅以文理解释角度观察《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会发现其经营者的范围较其他几个部门法而言更为狭窄一些，即此法中的“其他经济组织”仅包括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而不包括除经济组织外的其他社会组织。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非经济组织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影响市场竞争秩序的案例已不再是个案，此种狭义性的法律其适用性已无法与目前我国的具体实践相适应，于是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主张将《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经营者的外延进行合理拓展，例如李友根［8］认为，对于经营者内涵与外延问题的认识，应当跳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局限，从法律主体的理论和部门法的不同视野加以把握。
2．有关经营者概念界定的研究现状目前我国关于经营者概念的界定，研究的主要焦点在于界定标准的多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经营活动是否须具有营利性的问题。持主体标准的学者主要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依据，主张在界定经营者概念时应强调法律主体本身的性质，“没有合法主体资格的‘经营者’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律规范，不属于该法的调整范围”。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单纯以主体性质界定经营者已无法与丰富多样的经济生活实践相适应，由此一些学者认为在突出经营者的营利目的的同时应将行为标准一同纳入概念内涵中，提出：经营者是指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服务提供等经营性活动，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负有诚信交易义务，对管理者负有接受调控、监管和规制的义务，对其他经营者负有公平竞争义务，并因此能够享受法律赋予的经营权的经济法主体。然而，将行为标准与主体标准相结合的界定方式常常使得对经营者概念的界定显得冗长且较为模糊，并且随着法律实践中非营利性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案例的不断增多，该界定方式开始引发一部分学者的探讨与商榷。持行为标准的学者一般认为经济法视野下的经营者不必强调其营利或有偿的性质，而应从法律主体所从事的行为着手进行分析和界定。例如，有学者提出，“如果某些行为影响了市场秩序或者国家宏观经济，那么这种行为就将纳入到经济法调整的范围。……对经营者的判断不再着眼于商法意义上的营利性特征，而着眼于其经济活动对市场及宏观经济的影响”。从当下的研究状况来看，学者们对于经营者概念的界定，或是未能完全厘清经济法主体与传统民商法主体的关系和界限，或是虽尝试从经济法的立法目的、立法本位来阐释经营者，但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能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界定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司法案例对经营者概念的解释不一致，从而使得经济法视野下的经营者理论不能较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3．不同法域中类似概念的比较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有着基本相同的法律历史背景，其经济发展特点也较为相似，因此，台湾地区的经济法律规范是值得研究与借鉴的。台湾2010年修订的《公平交易法》中的“事业”与我国经济法中的经营者概念类似。该法第2条以“事业”作为其规制主体，其指代的范围为：公司、独资或合伙之工商行号、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之人或团体。可见，该法所称的“事业”，可理解为提供商品或服务、从事交易的人或团体。另外，该法以列举的形式将相当于行业协会的同业公会明确纳入了竞争法的规制范围。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2条第2款将企业经营者界定为以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营业者。而台湾《消费者保护法施行细则》指明该第2条第2款所称的“营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总的来说，在台湾地区，无论是《公平交易法》还是《消费者保护法》，其规制范围内的经营活动都不要求具有营利性，法律规范中的界定方式采用的是行为标准，即以主体从事的活动作为判断依据。美国作为经济法的摇篮，在经济立法方面有着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在经济立法的规制主体方面，美国通过一次次判决逐步明确了规制主体的范围。《谢尔曼法》对市场主体的资格要求是参与市场活动的任何人。通过对美国近年来判例的审视可知，在界定某一主体是否属于《谢尔曼法》的规制对象时，美国法院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泛的定义。例如，Goldfarb诉Virginiastatebar一案明确了在专业领域可以适用《谢尔曼法》。美国最高法院在判决中直言国会并不意图将任何影响广泛的“专业职业”排除在《谢尔曼法》的规制范围之外，律师协会为了获利而买卖其服务是通常所说的“商业”，即能够成为《谢尔曼法》的规制对象。而在著名的常青藤盟校案中，法院在判决中确认，《谢尔曼法》第1条规制本质上具有商业性质的行为，是否构成营利性主体并不影响该法的适用与否。最终，常青藤盟校被认定从事商业行为，从而构成了美国《反托拉斯法》的适用对象。由此，《谢尔曼法》适用的主体范围扩展到了高等教育机构。在比较上述法域中与经营者相似的概念之后，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市场秩序调控法律规范中并不强调规制对象经营活动的营利性，倾向于从行为模式的角度论证主体的适格性，而非以主体本身的属性为由将某一类型的主体排除出经济法的适用范围。
三、经营者概念的试界定
就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法律语言的明确性而言，同一个概念在经济法项下的不同法律文件中应具有整体意义上的共同构成要件。对中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实体法中经营者定义的考察，以及对我国及美国的相关案例的分析，将有助于寻找准确界定我国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概念的方法。笔者试图以两个构成要件、一个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和一种动静结合的视角对经营者概念作出界定，以供参考。形成上述界定模式的理由有以下几点。首先，两个构成要件是经济法中经营者概念形成的基础，为描述经营者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语词环境。其次，在满足两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通过对某个主体纳入经营者范围与否的社会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以决定是否应当将此主体认定为经营者，可促进经济法学效率的提高。最后，动静结合的视角能够保证经营者概念的界定与社会发展同步，不至于造成概念的僵化与固步自封。
1．两个构成要件“从事商品生产、销售或者提供服务的活动”是某一法律主体构成经营者所必须具备的行为要件。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不在于范围的广泛性或行为的特定性，因为主体范围的广泛性、行为的特定性等特性是经济法项下所有部门法主体共同具备的，它们并不能准确地将经济法主体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主体区别开来。立足于民法领域时，无论是王侯将相抑或是平民百姓，无论是政府机关抑或是小微企业，均以平等主体视之，他们之间的行为皆须奉行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民法基本原则。而在行政法视野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关系明显不同于民法领域。同样，在经济法领域考虑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时，应当立足于经济运行实际，以各个市场主体的力量强弱为依据，借助于法律的抽象归纳技术予以设定。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体相比，经济法主体有着更为具体的、与其经济职能密切相关的构成要件，“往往是对自然人或组织体在参与不同的经济活动中所扮演角色的进一步具体规定”。例如，民商法视野下的企业法人只是在从事商品或服务经营活动的过程时才成了经济法主体。此外，就我国大陆的经济立法趋势而言，其界定经营者时已逐步由突出其本质上的营利性转向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而我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法例、判例也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以行为标准界定经营者的现象。出现此种现象的法理在于，作为重要的经济法主体之一，经营者承载着一部分经济法的价值追求。正如王保树所指出的，“市场主体行为的公共性影响越来越突出……社会公共性决定着并表现在经济法主体上”。在界定经营者概念时需要将经营者放入经济法律关系中进行审视，并考虑到其经济法的价值所在。保护商事利益、促进商事交易的商法价值追求反映在它的主体上即为商法主体的营利性。而在经济法追求全社会的实质性正义的价值取向下，界定经营者这一经济法主体时不应再突出其主体上的营利性。“可能对交易安全或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是经营者的影响效果要件。交易安全和市场竞争秩序是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两大方面：一方面，基于现代交易的特点，经营者往往掌握着市场交易中的优势信息，因而有能力借助其优势地位对交易安全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经营者为了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实施一些行为以打压其竞争对手，其行为可能在传统民法上不具有违法性，但该行为会对相关市场的竞争秩序产生负面影响，致使其竞争者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正是由于经营者具有产生此类影响的能力，经济法才需要对其行为加以规制。以公立医院为例，在其与患者的关系层面，不因其事业单位的性质而否认二者之间存在医疗服务交易关系。在此种交易关系之下，公立医院有可能对患者的知情权、医疗服务的质量等产生影响。相比一般的私立医院，公立医院掌握着大量的优质医疗资源，且在运营资金方面能够获得财政补贴，往往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因而更易于利用其优势对医疗市场的竞争秩序施加影响。
2．社会成本分析方法在经济法追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背景下，评判经济法主体适格与否时应当考虑其社会成本因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尤其是面对某一新型主体是否属于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时，可以将社会成本分析方法作为参考因素，将某主体纳入经营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司法成本、交易成本等，与不将其纳入经营者所可能造成的相应成本相对比，做出使其社会成本相对较低的决策。在适用此方法时，其成本的分析应尽量周全，应考虑其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及相关社会群体的各自成本。例如，将公立医院纳入经营者范围，虽然其自身的运营成本可能有所升高，但医疗服务的消费者将节约诉讼成本，借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获得更为全面的赔偿，私立医院也将因此节约与公立医院竞争的成本，从而促进竞争实现公平化、良性化发展。
3．动静结合的视角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兴经营者类型的出现必将伴随着一部分经营者行为模式的转变，因此，在界定经营者的过程中需要基于动静结合的视角，在某一主体的行为方式或影响效果发生变化时需对其是否属于经营者范畴作重新审视，而不应固守原有的认定结果。以公立医院为例，如果说在2003年不将其纳入经营者范围主要是考虑到其事业单位性质，那么随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举措日益落实和新医疗改革方案在2009年转入施行阶段，公立医院在经济法中所发挥的作用已完全与一般的私立医院相当，便不能再让事业单位性质成为医院推托、否认责任的“保护伞”。
4．经营者试界定的实际运用为检验上述经营者的试界定是否正确，将其运用于新兴团购网站的判定。首先，团购网站对于商品（服务）供应者而言所提供的服务是运营网站这一交易平台并为之招揽消费者，而对于消费者而言则是为其提供一大批相对优质而实惠的商品或服务以备选择。团购网站一般通过给商品（服务）供应者提供服务来赚取利润，因而可以确定它所从事的是提供服务的活动。其次，团购网站不仅拥有对其所提供的服务制定合理价格的权利，还享有在与商品（服务）供应者协议的最低折扣范围内确定具体折扣额度的权利。这两个层面的价格制定权使得团购网站拥有了对市场竞争秩序产生影响的可能性。再次，随着团购网站的新一轮洗牌，目前存活下来并继续发展的团购网站一般都会有一系列保障交易安全的措施，如美团网在与DQ产生纠纷时及时作出了先行赔付的决定。类似的措施还包括推出“随时退”“过期自动退”“不满意免单”等服务和其他交易管理制度，这一方面是团购网站为了吸引消费者，从而在与其他团购网站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所使用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团购网站保障团购交易安全的手段。此外，团购网站经营者代为收取交易款项并依据实际订单消费量与商品（服务）供应者结算的运作模式，不仅保护了交易款项的安全，也更好地促进了买卖合同的实际履行，因为预付了交易款的消费者倾向于尽快获得其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由此可见，团购网站正在对以团购形式出现的交易活动的安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因此，团购网站属于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由以上分析可知，团购网站符合经营者的两个基本构成要件。从社会成本分析方法来说，将团购网站纳入经营者的范围是符合当前的司法实践的。一方面，消费者在面临网上团购消费纠纷时可以直接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依据至法院，以节约其在维护自身权益时的成本；另一方面，对于团购网站而言，经营者地位的确认有助于其对自身的权利及义务进行准确的定位，及时采取措施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从整体而言，将团购网站界定为经济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有利于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符合效率优先原则。最后，以动静结合的视角观察团购网站，信息化的加快推进、线上交易与线下交易的趋于融合，以及团购这一消费方式的普遍化、日常化，都将成为我们将团购网站纳入经营者范围的理据。
四、结语
论文摘要：在经济理论领域内，“价值”是使用得最广泛，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个经济范畴之一。在各种价值理论或观点背后，如何理解“价值”是关键所在。其实，“价值”最初是同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交换中人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物品换取他种物品的数量是多少，亦即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当然交换比例应在逻辑上先于交换行为而确定的。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关于交换比例的确定的量的分析之前，还必须回答交换成立的基础这一更加重要的质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开始进入经济思想家的眼界并不容易，能否意识到并同意这个问题是造成价值理论分歧的根本原因之一。据此，考察经济史上各种价值或价格理论，并对“价值”概念进行了几种界定。
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严格意义上的经济理论已有三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了。虽然经济学科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比算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但三百多年间亦已汇聚了足够精彩的思想财富，且不说对经济问题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经济理论中的价值理论就更是如此，各家各派的观点交相辉映。下面就“价值”概念的使用谈几点看法。要指出的是，这里我不想只是简单地罗列一些同“价值”相关的概念，如“使用价值”(或“效用”)、“交换价值”、“相对价值”等，而是准备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对“价值”概念的使用进行一个常识性的区分。
一、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价值”最起初是同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交换中人们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物品换取他种物品的数量是多少—亦即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当然交换比例应在逻辑上先于交换行为而确定的，这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是必然要指出来的。
在关于交换比例这个问题上有着“现代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先是写道:“价值一词有两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物品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在明确将价值区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斯密进一步写道:“每种东西的实际价格，每一种东西对于希望取得它的人的实际成本，就是获取它时所费的辛劳。”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在那资本积累和土地占有出现以前的早期原始的社会状态里，获得各种物品所必须的劳动量的比例，似乎是可以为这些物品互相交换提供尺度的唯一条件。例如在一个渔猎民族中，如果捕杀一只海狸所费的劳动通常二倍于捕杀一只野鹿所费的劳动，那么一只海狸自然就会交换两只野鹿，也就是值两只野鹿。通常费二日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二倍于通常费二日劳动的产品，通常费二小时劳动的产品，其所值会二倍于通常费一小时劳动的产品，这是自然的道理。”
尽管人们对于斯密的上述这些观点并不陌生，但这里要指出的两点是:第一，这里“交换价值”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能力—一物具有的交换他种物品的能力，它表示一个定性的意义而不表示定量的意义，它既不是表示一物本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更不是表示可以间接地表现自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的所换回的他种物品的数量。第二，斯密采用了“实际价格”、“实际成本”表明他思想上存在认识模糊的地方，这一方面留给了后人发挥的空间，但同时却也成了日后价值问题混乱的一个历史“渊源”。
斯密之后，自始至终坚持以劳动量来考察和解释物品换回他种物品的数量的李嘉图认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然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可以看出，李嘉图的“交换价值”概念可以表示二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一物具有的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第二，一物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的大小(当然一物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已暗含一物具有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其实，同那个时代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的“交换价值”概念常常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含义—即表示可以间接地表现一物自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的所换回的他种物品的数量。当在第屯种意义上使用“交换价值”概念讨论下面这样一个问题时会遇到“麻烦”，于是，李嘉图又区分了“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如果一匹毛呢的价值现在等于两匹亚麻布，十年后一匹毛呢的一般价值等于四匹亚麻布，我们就可以断言，要不是织造毛呢所需的劳动已经增加，就是织造亚麻布所需的劳动已经减少，否则就是两种原因都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当一匹毛呢由十年前能交换两匹亚麻布变为现在四匹时，坚持以劳动量来考察和解释物品换回他种物品的数量的李嘉图自然不会由“毛呢的交换价值上升了一倍”而得出“生产一匹毛呢所需的劳动量现在比十年前上升了一倍”的结论，他当然意识到:“要不是织造毛呢所需的劳动已经增加，就是织造亚麻布所需的劳动已经减少，否则就是两种原因都发生了作用。”但是，假设一匹毛呢由10年前能交换两匹亚麻布变为现在4匹的原因完全是织造亚麻布所需的劳动减少一倍造成的，当在第三种意义上使用“交换价值”概念时却自然会得出“毛呢的交换价值上升了一倍”的结论。这使得李嘉图意识到仅仅依据比较换回物品的数量大小并不是确定交换比例的最终原因，实际上确定交换比例的根本原因完全可以只是各种物品凝结的劳动量，于是他又把一物换回的一定数量的他种物品称为相对价值，而把各种物品凝结的劳动量称为绝对价值。李嘉图的“绝对价值”概念把价值问题导向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不过他似乎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继续将价值与有着上述三个方面含义的交换价值交互使用。
其实，直到马克思才对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三者的内在联系有着清晰的说明和区分。而其他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是在对价值或交换价值没有明确的认识下沿袭使用着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如约翰·穆勒就写道:“价值一词在没有附加语的情况下使用时，在政治经济学上，通常是指交换价值;或者按照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的说法，指可交换的价值，这一用语，无论引用多少权威的话来辩护，也决不是好英语。德·昂西先生以交换价值来取代，这是极好的。”穆勒就是这样将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同义词理解的，不可思议的是就他对价值的这点理解，他竟写下这样的文字:“幸运的是，在价值法则中已没有什么要留给现在的著述家或任何未来的著述家去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是完满的。”
不过，穆勒还是有过一些正确见解的，比如，关于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他写道:“交换价值必须与价格区别开来。……用价格一词来表示货币而言的物品的价值，即某一物品可以换得的货币数量。因此，今后如说某一物品的价格，我们是指它用货币表示的价值……”另外，穆勒还写道:“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将一种物品与其生产费用成比例的价值，称为这一物品的自然价值(或自然价格)。他们的这个名词指的是这样一点:价值在它的周围摆动，并且总是趋向于回到这一点;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是指中心价值，物品的市场价值总是朝向这一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任何背离都只是暂时的不规则，在其出现的时刻，也就使矫正这种背离的力量发生了作用。”
如果说博学多才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尚且没能在价值理论上有着较深见地的话，除了马克思以外，其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更不可能为价值理论提供什么正确的思路和方法了。相反，萨伊的“生产要素论”更是将价值理论导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
最后，我们对“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作些说明和总结:上面几段主要考察了斯密以来至19世纪末除马克思外著名经济思想家对“价值”间题的各种见解，现将他们对价值的共同见解归纳如下:第一，都起源并为着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并且交换比例应在逻辑上先于交换行为而确定。第二，认为价值与交换价值可以替代使用，并且一般来说交换价值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物具有的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一物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的大小(当然一物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已暗含一物具有换回他种物品的能力);间接地表现一物自身换回他种物品能力的大小的所换回的他种物品的数量。同时，由于价值被当做交换价值的同义词，同时对于价值源泉的见解不同，如李嘉图认为是劳动，穆勒则倾向于生产费用、萨伊则坚持是效用等，使得价值一词除了具有交换价值那三个方面的含义外，有时还被持不同价值见解的经济学家用来特指自家所认为的那种价值源泉，如劳动、生产费用或效用等。第三，都从物物交换探讨起，都注意到了交换价值应与价格区分开来。第四，都认为价值理论在政治经济学处于基础地位、处于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
二、第二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第二种意义的“价值”概念主要是指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之所以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单独考察，是因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有显著特点并享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以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确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后，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
翻开《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将商品作为论述的第一个范畴，简短精炼而寓意深刻地论述了使用价值后，指出使用价值是商品学的研究内容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谈使用价值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接下来马克思论述交换价值并引出价值概念，“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为引出价值，马克思举例了一个等式:1夸特小麦=a英担铁，指出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中，存有某种等量的共同物且这种共同物既不是小麦也不是铁的某第三物，这个共同物“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而是“相等的人类劳动，抽象的人类劳动”。可见，“价值”实指交换双方“某种等量的共同物”，由此决定了交换得以成立且公平。
马克思还以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解开了“货币之谜”。指出货币不过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一个商品在货币商品上面的价值表现就是商品的货币形态或它的价格。马克思举出了历史上充当过一般等价物的各种商品，论述了货币最后由贵金属金和银充当的必然性，考察了货币单位的演变，阐述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货币与商品流通的辨证关系，并揭开了商品拜物教之谜。“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由于我们考察的对象是“价值”的概念，所以，在这里不打算将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介绍个遍，而主要介绍关于价值、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这几个范畴的内涵及联系的一些论述。下面就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特点作些概括:
第一，严格遵循“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起源及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有所发展，明确地区分了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这砚个范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紧紧围绕着“交换比例如何确定”这一问题展开论述，遵循前人在价值问题研究上的思想足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终于集各大家于一身，将劳动价值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沿袭古希腊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回答交换进行的基础。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曾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发表了极具天才的见解，尽管他并未使用“价值”一词。亚里士多德指出，5张床一1间屋和5张床二若干货币没有本质的不同。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见解中，其实企图揭示的是两种不同商品能互相交换的基础。尽管商品的交换是非常普遍、十分平常的经济现象，然而，作为经济学必须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回答，这是一门学问的基本任务。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若我们认可亚里士多德对两种不同商品互相交换用“划等号”(5张床二1间屋)来表述的话，我们就必须寻找等号两边相同的东西，而这种相同的东西具有可通约性。“没有等同性，就不可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可能等同。”
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在价值问题的见解非常赞赏，甚至称他的这些见解为“天才”的见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进一步地探讨并回答了交换进行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将马克思导向了价值理论的更深层次，马克思认识到价值首先必须是交换等式的等价物，一种等同且可通约的东西，其实这是任何一个价值理论首先必须通过的一个试金石。进一步地，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并且提出了劳动二重性，通过抽象劳动这一范畴说明了劳动如何通过上述那一个试金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而配第、斯密和李嘉图等声称的以劳动衡量一物价值的主张由于没能指出价值的实体是劳动，而只是主张用劳动作为价值衡量的尺度，这严格地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
第砚，马克思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本质，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格是交换价值的特殊形式，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要慢行于价值。同时，指出并阐明了“价值规律”这一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规律;正是在价值的步步指引下，科学地将剩余(价值)的研究转向生产领域，从而最终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为人类社会进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另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对其他经济范畴如利息、资本等的界定和对生产过程的分析上都有着很强的说服力。
三、第三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我们知道，价值理论向来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处于极其重要的特殊地位。但我们也注意到，现代主流经济学首要探讨的是均衡价格，对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来讲，需要的且仅仅需要的就是均衡价格。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极其关键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最后通过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最优性，借助数学的严谨性试图证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美好的、合理的，且能够在人类历史上永恒存在。
均衡价格论依赖一些严格的假设，将效用论和供求论结合起来，通过供需曲线的交点得出一“均衡价格”。也许在以下两个方面同“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存在联系:第一，它也是对确定交换比例的一个解决;第二，它类似于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或马克思的“价值规律”里价格波动的中心。但即便在上述两点上同价值理论概念有所联系，但不论是从其概念名称上，还是从其分析、论证方法上，都同前两种意义的“价值”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均衡价格不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价值”概念。
但是，一方面由于均衡价格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起着类似于“第一种意义的‘价值’概念”对政治经济学体系同样的基础作用;另一方面，均衡价格论将“价值”和“价格”看出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词语，所以，有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声称他们也有“价值理论”，在他们看来，均衡价格论就是他们的价值论，同时价值就是价格，甚至说价格是比价值更一般的范畴。所以，在此将以新古典经济学均衡价格论为典型代表的将“价格”认为是“价值”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价值”概念界定为“第三种意义的‘价值’概念”。
四、结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政治”和“经济”两个词，在学这门课以前我一直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的“经济”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经济”，还曾经一度幼稚地认为这门课程大概就是教人怎样在商业上“打混”，以便好好捞一把罢了。自从开课后，我才发现自己是那么的肤浅，这门课跟我原先想的完全是两个样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逻辑性很强的学科。我越学就越发现它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它不仅有自身准确的学科术语、科学的体系和丰富内容，而且其课程内容本身是环环相扣的逻辑展开。例如，不理解商品，就难以理解货币；不理解商品和货币，就难以理解资本。再例如，不理解利润、平均利润就不能理解商业利润、利息这些资本主义较为具体的范畴。因此有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以及与其相应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都只能通过系统地学习才能全面掌握。
我还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用概念到概念、范畴到范畴的演绎推理方法揭示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它的概念、范畴乃至原理是对客观经济事物实事求是的反映。因此，对概念、范畴、原理的表达要求科学、准确，不应该有太多的主观随意性。否则就会弄出笑话来。我就曾经惹上这样的尴尬事情——将“资本集中”与“资本积聚”混淆，却没发现自己的错误，津津乐道地的发表自己的“见解”，结果惹来同学的取笑。
许多同学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课概念、术语很多，涉及的关系很复杂，很难弄懂。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这门课程也有自身的重点乃至难点问题。所谓重点是指在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关键性原理，它是理解其他问题的枢纽。了解了这些重点和难点，其他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例如，理解了商品经济下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重点原理，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市场经济机制，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利润、平均利润、利息、垄断利润等经济范畴。再例如，理解了资本有机构成的重要原理，就不难理解资本社会里的相对过剩人口、资本周转、利润及其影响因素，平均利润形成、超额利润等经济问题。因此，只要深入地弄懂、搞通重点和难点问题，就可以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地融会贯通全部课程内容。
如果要问这门课程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我想我会说是“商品经济及其运行的基本规律”这一章，也许里边讲到的“商品”、“货币”、“供求关系”等与我自己的生活较为息息相关吧！就“商品价值”来说，它既要受社会生产条件的制约，又要受社会经济机制（如供求关系、竞争等因素）的影响，经常会发生价值与价格想背离的现象。是理论而又不受理论本身的束缚，与时俱进，这就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学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小则可以解决“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碎事，节省开支；大则可以借鉴其中有效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使之为我所用，为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这样，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着《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着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商品经济的概念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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