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目的篇1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2
[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3
关键词：音乐经济学；发展方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3-0329-02
一、对音乐经济活动的探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音乐经济活动的发展也呈现出日新月异、生机勃勃的景象，并且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效益。音乐经济活动就是音乐活动领域中的经济行为，它包括音乐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储存、消费过程。
音乐经济活动的核心是音乐商品。音乐商品就是能够满足人们需要，具有有形或无形效用的音乐文化产品。根据音乐满足人们需要的方式将音乐商品基本划分三类：
1.音乐文化型商品，如mp3、唱片、音乐书刊、音乐贺卡、音乐文物、音乐软件、相关的音响器材、乐器等。
2.音乐体验型商品，如音乐表演有偿演出、音乐作品有偿创作、音乐广播和电视频道的点歌服务。
3.音乐附属型商品，如商场、公园餐厅、茶馆的背景音乐、影视作品中的音乐。
这些音乐经济活动都充分利用了新技术手段，极大地提升了音乐的表现能力。“十二五”规划中，文化产业的发展备受世人瞩目，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必然使人民群众对音乐文化产生更大的消费需求，这些都将促使音乐经济活动的大力发展，音乐商品的需求也将渐趋明显。
二、音乐产业链中存在的问题
音乐经济学以音乐产业链为导向，实现自身的经济效益及经济价值。在目前传统的音乐产业链中（如图1所示），明显可以看到存在以下问题：
1.音乐商品单一化。音乐商品作为音乐经济活动的核心，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目前音乐产业链上音乐商品比较单一，并未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2.音乐商品管理体系不健全。音乐产业链中各机构之间并未形成良好的互动，互相掣肘的管理体制仍然制约着中国音乐经济活动的发展。
3.音乐商品重复内容过多。目前，中国音乐经济活动中音乐商品大多反映的内容局限于很窄的领域，对于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大众文化的音乐商品仍不多见。
4.音乐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并未显现。音乐经济活动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过分追求，而忽略了社会效益，这就是目前音乐经济学呈现出畸形发展，使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人民群众逐渐脱节。
三、音乐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承担社会公益责任。大力发展公益性音乐经济活动，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扶持力度。但中国城乡之间、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还很明显，音乐经济活动更应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2.创新音乐经济活动政策。创新音乐经济活动的政策，制定积极的音乐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与世界普世规则相适应，又符合中国根本国情的音乐经济政策系统。积极调整音乐经济结构，推动音乐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合理的产业结构，是保障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基础。
3.提升音乐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音乐经济活动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音乐经济活动需要创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鉴赏力的不断增强，对音乐商品的要求愈来愈高，这也从客观上促使音乐经济活动的创新，因此必须制定创新战略，推动音乐经济活动的蓬勃迅猛发展。
4.创新音乐经济人才培养模式。音乐经济活动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人，人是音乐产业链中最具活力的一环。面对音乐经济活动中人才短缺的难题，音乐经济活动应该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针，一边着手引进，一边自己培养。我们应该在高校中开设音乐经济、音乐管理和娱乐营销等方面的专业，培养高层次、多领域的音乐专业人才。还应该培育浓厚的文化氛围，举办更多的音乐产业论坛，为音乐创作和音乐专业人才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机会。
5.规范音乐经济市场。大力保护中国的音乐市场，积极协调音乐与经济的关系。必须合理利用知识产权，尤其是加强网络音乐知识产权保护。目前，中国网络音乐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网络音乐商业模式开始建立，网络音乐管理体系逐步健全。还要坚持促进技术进步与合理可控地利用技术相结合，技术发展对音乐产业是一把双刃剑，必须趋利避害，加强管理。既要发展新兴的网络音乐，也要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改造提升传统音乐产业。
参考文献：
[1]徐羽中.对音乐经济活动研究的思考[J].人民音乐，2004，（5）：62-63.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4
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商品化人格标志公开权民法保护
一、人格权商品化概述
人格权商品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事物，一般被认为源于美国，而在美国将其称为公开权①；在日本，则定义为“名人对其姓名，形象及其他对顾客有吸引力，有识别性的经济利益或价值进行排他性支配的权利[1]”。当今看来其主体不再限于名人，渐渐地也包括普通的自然人，因而可以发现“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隐私（个人数据）等一些传统人格权客体开始显现出商业价值，成为交易的现实或潜在对象，由此引发了‘人格商品化’的浪潮[2]”。这种商品化的人格权在英美法中称为“公开权”，在德国法里称为“商品化的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概念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人格权商品化是个人得以其姓名、肖像授权他人作为商业广告之用，并得禁止他人未经允许而为此种利用。我国有学者则将人格权商品化定义为个人（一般是知名人士）可以将其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目的，并且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还有学者提出，人格权商品化是基于商业目的，使人格权与财产权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商品化的人格权。也有学者将人格权商品化表述为，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这些人格标识有偿的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使用，被授权人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保护的人格要素将会不断扩展，对人格权商品化以列举的方式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一种定义。即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具有特别性的人格标识增强和促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从而使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发挥其商业价值，并使该自然人因此获得相应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3]。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消极权利，即禁止未经本人允许商业性使用其人格标识的权利。第二是积极权利，即授予他人利用本人人格权标识的排他性权利。这个权利具有财产性质，既要保护其精神利益，又要保护其财产利益[4]。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格权商品化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包含于人格权
在人格权商品化的过程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逐步显现，“这种经济利益由于仍然是从人格因素中发挥出来的，所以，在广义上仍是人格利益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格利益的特殊部分[5]”。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权利，而是对人格权经济利益的承认，通过依靠人格权的具体权能，例如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运用人格权模式来实现人格标识的商业价值。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不但不能切实保护人格权，反而会削弱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在人格权商品化的大浪潮中，人格权内在的包含着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
（二）人格权商品化仍以人格权方式保护经济利益
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扩充了人格权的内容和权能[6]。人格权商品化是以人格权的方式在两个方面来维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的；一个是人格标识的禁用权，即权利人享有排除他人擅自将自己的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另一个是人格标识的利用权，是指权利人对各类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这种情形包括权利人既可以是自己将各种人格标识使用于商业领域之中，依靠人格特质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商品经营中直接获取利益；此外，权利人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将人格标识运用于相关商业活动中，从而收取转让费或许可费。
（三）人格权商品化仍坚持人格权的非财产性
承认人格权本质上具有经济利益并不意味着“人格和尊严的商品化”和降低对人格的保护，而正是加强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的表现。因为，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只是附属于精神利益的，其存在并不是人格“完全”的商品化。在人格权所涵盖的广泛利益范畴中，精神利益仍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人格权商品化并不是人格权的财产化，其内涵仍是非财产性。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5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人格权开始具有更多，更直接的财产利益，越来越多的被商业利用，人格权的商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如何保护新时代下商品化的人格权已成为立法者当务之急。美国通过双重权利模式来规范人格权的商品化问题，德国则采用统一权利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从其实际出发，借鉴这二者的长处来完善民法中有关人格权商品化保护的规定。
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商品化人格标志公开权民法保护
一、人格权商品化概述
人格权商品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事物，一般被认为源于美国，而在美国将其称为公开权①；在日本，则定义为“名人对其姓名，形象及其他对顾客有吸引力，有识别性的经济利益或价值进行排他性支配的权利[1]”。当今看来其主体不再限于名人，渐渐地也包括普通的自然人，因而可以发现“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隐私（个人数据）等一些传统人格权客体开始显现出商业价值，成为交易的现实或潜在对象，由此引发了‘人格商品化’的浪潮[2]”。这种商品化的人格权在英美法中称为“公开权”，在德国法里称为“商品化的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概念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人格权商品化是个人得以其姓名、肖像授权他人作为商业广告之用，并得禁止他人未经允许而为此种利用。我国有学者则将人格权商品化定义为个人（一般是知名人士）可以将其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目的，并且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还有学者提出，人格权商品化是基于商业目的，使人格权与财产权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商品化的人格权。也有学者将人格权商品化表述为，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这些人格标识有偿的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使用，被授权人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保护的人格要素将会不断扩展，对人格权商品化以列举的方式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一种定义。即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具有特别性的人格标识增强和促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从而使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发挥其商业价值，并使该自然人因此获得相应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3]。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消极权利，即禁止未经本人允许商业性使用其人格标识的权利。第二是积极权利，即授予他人利用本人人格权标识的排他性权利。这个权利具有财产性质，既要保护其精神利益，又要保护其财产利益[4]。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格权商品化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包含于人格权
在人格权商品化的过程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逐步显现，“这种经济利益由于仍然是从人格因素中发挥出来的，所以，在广义上仍是人格利益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格利益的特殊部分[5]”。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权利，而是对人格权经济利益的承认，通过依靠人格权的具体权能，例如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运用人格权模式来实现人格标识的商业价值。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不但不能切实保护人格权，反而会削弱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在人格权商品化的大浪潮中，人格权内在的包含着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
（二）人格权商品化仍以人格权方式保护经济利益
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扩充了人格权的内容和权能[6]。人格权商品化是以人格权的方式在两个方面来维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的；一个是人格标识的禁用权，即权利人享有排除他人擅自将自己的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另一个是人格标识的利用权，是指权利人对各类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这种情形包括权利人既可以是自己将各种人格标识使用于商业领域之中，依靠人格特质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商品经营中直接获取利益；此外，权利人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将人格标识运用于相关商业活动中，从而收取转让费或许可费。
（三）人格权商品化仍坚持人格权的非财产性
承认人格权本质上具有经济利益并不意味着“人格和尊严的商品化”和降低对人格的保护，而正是加强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的表现。因为，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只是附属于精神利益的，其存在并不是人格“完全”的商品化。在人格权所涵盖的广泛利益范畴中，精神利益仍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人格权商品化并不是人格权的财产化，其内涵仍是非财产性。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6
论文摘要:商业贿路行为是商品经济生活中非常突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一，它的法律内涵与特征知何界定，我国的商业贿赂的表现及产生原因有哪些，直接关系到法律怎样规制。在此基拙上，捉出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意见。
商业贿赂在商品经济社会可谓源远流长，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和行为。鉴于商业贿赂对商品经济社会的危害性，从近现代以来，许多国家的竞争法都把其看作是一项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禁止，给予法律规制。1909年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严格予以禁if=，并规定了刑事制裁措施①01993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下称《反不正当竟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人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人帐。”这是我国对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的法律依据。为准确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精神，切实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国家工商局于1996年公布施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进一步对商业贿赂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具体详细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其相关规定实施以来，对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特别是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人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商业贿赂也呈现愈演愈烈和形式更多样，说明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迫在眉捷。本文结合商业贿赂的概念，现实各种表现与特征，出现原因与存在土壤的分析，提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的修改建议，仅供参考。
一、商业贿赔的概念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但又不同于其他贿赂形式。《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定商业贿赂的，即商业贿赂行为首先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是因为，倘若经营者不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参予竞争，而是通过贿赂手段购买或者销售商品，那么必然违背竞争原则，扭曲市场关系，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气
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行贿者和受贿者)是经营者。《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也就是说，只有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进行贿路(行贿和受贿〕时，才构成商业贿赂，经营者的范围应从是否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角度理解与界定。其他贿赂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要指国家工作人员。
商业贿赂的目的主要是为销售商品或者购买商品③，即为达到某种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或者排挤其他经营者的竞争机会。“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的机会和过程，不是保护竞争者’，④。其他贿赂则是为了获取商业目的以外的目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与打击商业贿赂行为，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竞争的目的。
商业贿赂的手段主要有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三款对商业贿赂手段的财物加以专门解释。即:“前款所称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包括经营者为销售或购买商品，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佣金等名义，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形式，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的财物”。结合现实商品经济社会的各种财物的表现形态，只能说《暂行规定》在此对“财物”的规定是例示性规定，即例示概括规定的简称，是指法律条款由例示用语加概括用语所构成的一种规范类型，是一种举例加概括的规范模式。法律这样规定，并不是说没有列举的就不属“财物”范围。“其他手段”，《暂行规定》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第二款所称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显而易见，这也是典型的例示性规定。“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都是试图以合法的方式规避法律的手段，具体把握只能根据具体案情与上述法律规定，结合其他特征，对行为给予具体认定。这是商业贿赂行为的客观属性，是区别其与正当竞争行为的重要客观标准。
在对商业贿赂行为的内涵(主体资格、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中的各种表现，商业贿赂行为的对象并不必然是经营者，非经营者亦可，也不必然是特定人，不特定对象亦可即一切掌握资源或权力的个体或群体。“有些主体虽然不与行贿人发生直接交易关系，但利用职务之便也可以接受他人的财物或好处为他人谋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比如象某些政府机构或官员”。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法律对受贿主体范围规定过于狭窄的问题。
对“商业贿赂行为”界定的重要方面是要区分“回扣、折扣与佣金”的界限。(暂行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和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回扣只是商业贿赂比较常见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包容关系，即回扣是一种商业贿赂行为，但商业贿赂并不都表现为回扣。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看，“帐外暗中”只是回扣的构成要件，但法律并没有将账外暗中作为其它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其他商业贿赂无论是帐外暗中还是账外公开都是意图通过违反诚信原则的方式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扰乱社会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总之，折扣是明示人帐，而回扣是帐外暗中，折扣发生在购销买卖当事人之间，只能给交易对方当事人，不能给其经办人员。回扣既可以给交易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给对方单位主管人员或经办人员。《暂行规定》就七条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的方式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中间人佣金时，必须如实人帐;中间人接受佣金的，必须如实人账。本规定所称的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由此可知，佣金是合法的、正常商业行为，回扣则是不合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之一即商业贿赂行为。据以上分析，《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商业贿赂应理解为:经营者为了销售或购买商品而采用的以财物或其他关系贿赂有关单位或个人，以促成交易，排挤竞争对手或获取优于其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从而获取市场的行为。
二、商业贿赔主要表现形式的类型化与特征
(一)商业贿赂主要表现形式类型化
任何法律规范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生活，是对生活的抽象，另一方面又必须回到社会实际生活中，为调整现实社会经济关系服务。《反不正当竞争法》要对商业贿赂更好规制的一个前提，立法者必须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商业贿赂表现形式加以区分与研究，给予类型化。
1.行为主体类型化。商业经济活动的行为包括多种多样，既有法人，也有非法人，有经济组织，也有非经济组织，既有单位，也有个人等等。怎样将商业贿赂的行为主体类型化。“在绝大数情况下，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市场交易中的竞争者，或为竞争者从事具体行为的人’，⑧。商业贿赂行为主体包括两类:即行贿主体和受贿主体。对各种行为主体分析，可以认定行贿主体是经营者，(包括购买者和销售者)，受贿主体是单位或个人。这里的经营者只要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一切行为主体，这里的单位和个人只要是妨碍公平竟争，接受贿赂的所有单位和个人。这种类型化，就可避免现实执法中商业贿赂的主体认定的困难。
2.商业贿赂行为类型化。“商业贿赂行为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向另一个商业企业的职员或受托人提供、允诺或给予某种利益，以使其在采购商品或服务时以不正当方式优待自己或某个第三人’，对现实商业贿赂的行为分门别类加以类型化，其行为必须符合以下特征。第一:行为人必须在经营活动(商业交易)中从事行为;第二:行为人(行贿人)从事行为必须“以竞争为目的”，即客观上要求行为人从事的行为是一项竞争行为，即任何一项可以促进竞争目的达成的行为;第三:行为人贿路与受贿的手段指向的必须是“利益”。这里所称“利益”，是指受贿人并无权利获得的、在物质方面或非物质方面客观上能改善受贿人经济状况、法律状况、社会状况或人身状况的东西;第四:行为人必须向相对人“提供、允诺的给予”某种利益。第五:行为人行贿旨在使自己或第三人在销售商品或服务时以不正当方式获得优待。受贿人是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单位或个人”，并且为行为人能带来这种有损公平竞争“机会或环境”。当然，与商业行贿不同、商业受贿人是被动地索取或接受，行为人不需以竞争为目的。
3.商业贿赂主观目的的类型化。商业贿赂的行为人必须具有故意。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这即是说，行为人行贿人必须知道，自己在经营活动(商业交易)中的对方单位或个人(受托人)提供、允诺或给予特定的利益，知道这种利益合适于充当对方以不正当方式优待自己或第三人的对待给付。反之，商业受贿人也具有这种故意。即行为人必须知道，自己在商业交易中向对方索取，让人允诺或收受特定的利益，知道自己这样做是为了在竞争中以不正当方式优待对方或第三人。
(二)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商业贿赂是商品经济社会比较典型与普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各种各样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抽象，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1.行为主体是对应对方的经营者或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包括行贿主体与受贿主体同时具备。
2.主观上是故意和自愿的心理状态。过失行为或被勒索的不得已的行为，均不构成商业贿赂行为。
3.行为动机一方是为了促成市场交易活动或取得权利交易条件，以获取竞争机会或环境，最后获得利益。另一方一般是为获得利益。
4。商业贿赂具有隐蔽性。即双方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帐外暗中给付或接受财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以避人耳目，逃避惩罚。
5.商业贿赂具有多发性与普遍性。世界各国商品经济社会无不存在商业贿赂这一病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商品经济的伴生现象。因为商品经济的天性是要求自由公平竞争，也就会伴生其付产品不正当竞争行为。
6。商业贿赂具有违法性。世界各国法律与法规无不打击止“业贿”，因“这是““经济”康”展的必要“提条
三、商业贿赔的法律规制
(一)商业贿赂存在的原因
商业贿赂产生存在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可归纳为:
1.市场经济的非理性因素。市场经济的非理性因素指市场的一种最本质的内在因素以及影响市场行为者抉择的某些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因素。人们的欲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欲望是指社会的人基于一定的需要而产生对一定物质或精神事物的渴望，是人的有意识的、并指向清晰的目的的行为倾向。一般情况下，人的欲望越强烈。其动机与目的越明确，社会意义越大。欲望的非理性特征表现为:第一潜在性和本能性;第二，冲动性和无规则性;第三，不可直接由逻辑或其他理性认识形态来把握。
欲望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育与前进的重要内驱力。没有欲望就没有个人的经济活动，没有市场行为，更没有市场的交换机制。西方商品经济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点。人的欲望不但能推动人类社会科学技术与文明发展，更能够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是推动欲望的机制与发动机。
但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欲望总是处于不断激发、不断扩张，保持冲动和追求满盈的状态，它把有限的本身的自然欲望变为一种对抽象财富的占有的欲望。因此，市场上往往会出现一些由欲望盲目驱动的现象，给市场经济带来负面效应。商业贿赂就是此种盲目现象之一尸
由此可知，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合理的欲望可以成为正当的利益激励，使人们保持旺盛的热情和干劲;可以使市场行为者能动地、积极地组织和调动各种市场要素，加速市场良性、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欲望一旦盲目驱动或超出了合理的“度”，就会导致市场行为者抉择失误，而且导致惨重损失或出现市场道德败坏，甚至违背法律行为。商业贿赂正是这种欲望盲目驱使的行为。说明欲望是一柄“双刃剑”，关键看行为者如何把握与利用。
2.各种制度与规范的不健全，包括道德上法律观念的扭曲。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历史不长，各种相应的制度与规范不健全，加上人们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的扭曲，通过非正当违法途径获取财富的病态心理严重，这种社会转型时期的伴生现象必然非常严重，商业贿赂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大量存在也就毫不奇怪夕
(二)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制
商业贿赂行为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但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还滋生各种腐败行为，腐蚀健康社会机体，必须给予法律规制，加以打击。结合以上分析，我国《反不正当竟争法》对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是存在缺陷的;主要是行为主体模糊狭窄，客观行为没有类型化，主观目的没有类型化等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7
一、电子商务对经济社会效益的作用
电子商务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日益强大，目前，泉州市形成了一批以泉州购、一品嘉供应链云平台、环球鞋网、茶多网、拍鞋网、中兴尚品、58食品网为代表的电商平台。这些电商平台各具特色，成绩斐然。泉州购平台短短5个多月时间地方馆的供应商入驻数量迅速增长到808家，产品数量近30万个，总交易额约276万元；一品嘉供应链云平台、环球鞋网、茶多网、拍鞋网等年销售额超10亿元。同时，培育了迈途户外运动、家世比家具、新时颖服饰、千纸鹤服饰、唐丰陶瓷等国内外知名的网络品牌。跨境电商方面，建成了泉州跨境通公共服务平台。2016年9月13日泉州跨境通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营，全年平台累计报关单量407.19万件。随着社会经济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产生，打破了传统商务活动时间以及控制的限制，对经济社会效益的提高具有积极作用，现对其进行一一分析：
（一）电子商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电子商务主要是依靠现代互联网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等实现了企业之间的网上交易活动，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分别是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以及寻找更好的贸易伙伴。1.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主要依靠计算机技术以及网络技术，能够有助于降低公司成立的门槛，其原因在于电子商务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投入，从而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多的机会。电子商务打破了传统的经营方式，即不需要固定在同一地点进行经营、面对固定的消费者。中小型企业内能够有效利用电子商务技术，并且基于互联网技术，面对广大消费者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一旦一个企业利用电子商务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将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经济活动，从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最为主要的是能够促进国民就业，从而有效增加内需。2.寻找更好的贸易伙伴，在上述分析中，可以了解到电子商务是依靠互联网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企业能够借助互联网寻找对自身发展有利的经济贸易伙伴，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能够借助互联网查询更多的经济贸易伙伴，能够从中加以对比挑选，有利于?ふ腋?好的贸易伙伴。
（二）电子商务有利于企业之间交易成本的降低。电子商务的应用对交易成本的降低，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降低办公用地与办公用品成本、降低宣传成本以及降低人力资源成本。1.降低办公用地与办公用品成本，电子商务主要依靠互联网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不像传统商务经济贸易一样，需要固定的销售场地以及销售时间，其主要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网上在线经济贸易活动，从而减少了办公用地与办公用品成本。2.降低宣传成本，企业进行经济贸易活动，其主要是通过电子商务技术实现交易活动，所有的商品销售都是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商品的宣传，不需要像传统经营模式一样，耗费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进行商品宣传，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商品的宣传不仅仅有利于提高宣传效果，还有利于降低资金支出，从而有效提高了经济社会效益。3.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采取电子商务技术相对而言较为灵活，最为主要的是经营时间、经营地点比较灵活，并且可以减少销售部门的建立，从而有利于减少人力资源成本。
（三）提高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目前电子商务在中小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上述分析中，已经说明电子商务有助于企业商品的生产成本以及经营成本的降低，从而有利于商品降低销售价格的情况下，保障经济效益。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在面对同一类型的商品时，往往是选择价格较低的购买，为此企业生产的商品就能够在价格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从而有效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四）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电子商务的出现，促使网上购物得以实现，人们在家就能够进行购物，根本不需要出门即可完成交易活动。由此可见，电子商务技术的应用，能够加快商品的流通，促使企业之间的经济效益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从而有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提高。与此同时，企业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将会扩大生产，从而使得其规模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二、电子商务应用的主要措施
（一）企业领导重视，目标明确。为使电子商务能够得到有效的应用，就需要企业领导重视，并且制定相对应的发展目标。需要企业领导重视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在企业具体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倡导企业经济业务流程的电子化，从而使得电子商务的应用在企业经济活动当中得到推广应用。
（二）组织机构保障，实施高效。为更好实现企业的信息化建设、落实电子商务项目的实施，就需要企业在组织机构上提供保障，促使电子商务的推广应用具有良好的基础。对于组织结构的建立需要企业全体员工的参与，其主要包括企业领导、企业各部门管理人员、企业经济业务骨干，对于机构的具体事务的开展需要总调度室带头处理，对于机构组成人员，一般情况下根据具体的经济业务加以确定，并且在确定之后，根据经济活动的需求进行人员的调整。如此一来，就可以确保电子商务项目的高效实施。
（三）创新技术，提高能力。为使电子商务能够得到广泛的应用，就需要重视技术的创新。基于此，企业需要紧跟互联网技术进步发展的脚步，不断重视互联网有关技术的发展，促使电子商务系统的运行可靠性以及安全性得到有效的保障。与此同时，需要注重技术的创新，才能够构建业界主流设备以及技术的新构架，从而使得电子商务应用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四）业务驱动研发，全员参与。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不同一般的商务业务流程，其有着较强的特殊性，并且极易发生变化。为此，企业在应用电子商务时，有必要采取自主开发模式，从而有利于满足市场快速变化需求。此外，在日常的电子商务系统运行当中，需要结合实际问题，不断对电子商务系统进行完善，从而有利于电子商务系统的正常运行。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8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固有的弱点，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生产者自发地扩大或缩小生产规模，影响总供求的平衡，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又难以自发实现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更不能自发地实现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第二，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是分散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可能掌握社会各个方面的信息，也无法控制经济变化的趋势，因此，他们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的经营决策往往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会造成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
第三，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即经济活动参与者是在某种商品供求不平衡，导致价格上涨或下跌之后，才做出扩大或减少这种商品供应的决定的。这样，就需要一个长短不同的过程，有一定的时间差。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也会导致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特别是在农业、林业及大型项目的建设上，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二、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
不同商品有不同的价格，同一种商品的价格也经常变动，这是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作用的结果。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因供求的变化，使价格有可能偏离价值成为经常的事。由于商品生产内在价值规律的存在，作为由价值决定的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是有一定限度的；反映供求现状的价格能反过来调节供求，使价格围绕价值而波动，成为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只要存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就必然发生作用。可见，价值规律既是价值决定的规律，又是价值实现的规律。也可以说，它既是调节商品生产的规律，又是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
在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具有以下作用：
1.价值规律自发的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按比例分配，即配置社会资源。
2.价值规律自发的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价值规律会促使商品生产者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一般来说，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一个企业的业绩好坏和管理水平的高低，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海多变，潮起潮落，每个商品生产者面临着成功与失败。最客观、最公正、最准确的评价应该是市场，价值规律则是这场竞争中的“无情裁决者”。那些技术领先、管理得法，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的商品生产者，自然获利丰厚。也由此使自己更加容易吸引资金，提高公众知名度，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在抢占市场的过程中不断处于有利地位。而那些技术落后、管理混乱，商品个别价值高于社会平均价值，或信息不灵，生产商品不能适销对路，商品总量超过社会需求的商品生产者来说，超过部分不能为社会所承认，长期下去亏损严重，在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地位，作为失败者，等待他们的自然是被无情淘汰。
总之，价值规律的作用，就是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归结为一点是资源优化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这是通过价格与供求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者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实现的。
三、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空。但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而是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间接影响和规范企业的经营活动，监控和引导市场健康发展。为此，需要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不仅政企分开，而且应减少和规范政府的行政审批，从而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直接参与者，即政府充当了所谓的“运动员、裁判员、决策者”一身兼三职的角色，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干预来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市场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影响资源配置行为和影响经济主体作出判断、决策的是市场；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当前，我国已处于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因“入世”而进一步开放市场的阶段之中，政府在推进经济市场化，尤其是国际化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政府要维护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通过自身改革实现世贸组织的国民待遇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因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对企业逐步由以直接管理为主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把不应当由政府行使的职能逐步转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最突出的就是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消除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与世贸组织原则相悖的行政障碍，同时，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垄断，建立国内统一市场与公平竞争机制。政府要逐步从运动员身份中淡化出来，强化裁判员角色，把精力主要放在：在宏观上调控国民经济总量；制定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在微观上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体系、维护市场秩序，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总之，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就是要给政府角色与行为进行科学定位，增强政府的服务功能、裁判功能、导向功能。
四、总结
由于社会供求受市场机制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熨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有市场机制，就要有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应当而且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经济运行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刘诗白，丁任重，姜凌，王朝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9
风雨矢志三十不渝
《商业时代》杂志创刊于1982年，其前身刊名为《商业经济研究》，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理论和商业管理实践的学术性刊物，它是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经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的会刊，同时也是由原国家商业部创办的我国商业领域最早的部级商业核心期刊。当时，我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之初，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亟需商品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指导，《商业经济研究》在此大背景下的创刊，旨在通过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商业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思考，以适应指导我国商品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实践的需要。在历次的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中，《商业经济研究》历经商业部、国内贸易部、国家内贸局、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商业联合会等中央机构主管，一直立足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经济为主导，突出商业经济的专业性、学术性和针对性，致力于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学术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始终保持着在商品流通经济和商业经济管理理论研究方面的专业特色优势。
2000年，随着我国期刊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加之国家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的逐步实施，期刊的市场化改革趋向也日益明朗，对此杂志社从内部组织、人事、财务等方面实行了全面改革，对《商业经济研究》进行了全新改版，并在更改刊名、创立杂志社和邮局发行上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尝试，面对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的需要，将《商业经济研究》更名为现在的《商业时代》。组织管理的改革和《商业时代》的改版，在行业内率先实施并完成了杂志社的企业化管理改革，是较早从事业单位转制成为企业法人的为数不多的杂志社，由此摆脱了杂志社对“吃皇粮”的依赖，确立了职业办刊人办刊的模式，使自身处于背水一战、没有任何退路和依赖的境地，强化了办刊人的责任意识，确保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办刊、自我发展，以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期刊市场竞争地位，虽然在改革中经历了经费短缺、人才不足、业务不顺等各种阻碍和困难，但由此也锻炼和培育了我们适应期刊市场竞争的能力和水平，当后来许多期刊靠租卖刊号、搞承包而求得生存时，《商业时代》已摆脱了生存经营上的困扰，以灵活的机制和特色的优势适应了期刊事业发展形势变化的需要，步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轨道。
改版后，杂志社就开始不断地探索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的变革，围绕提高效率与质量的原则，打破原来稿源由行业内部推荐组稿、管理机制僵化繁琐、编排单一简陋等期刊运行的低效低质状况，通过逐步扩大稿源渠道、改革内部组织管理、制定灵活的用人策略、提高刊物编印质量、实行有效的奖惩制度等措施，为《商业时代》最终的经营定位和品牌特色的确定，摸索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在企业化改制和期刊改版的初期，杂志社遵循“新闻性与理论性并重，专业性与社会性结合”的发展路子，创设了《商业时代》新闻版与理论版双向编刊发行的模式。新闻版《商业时代》以全新的内容和版式，采集和报道我国商业领域的焦点与热点问题，极大地增强了行业时讯信息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同时也有效地扩大了《商业时代》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为《商业时代》品牌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理论版《商业时代》在承继原来编审模式的基础上，拓宽了稿源渠道，规范了编审流程，提高了编印标准，使期刊运行的整体质量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从2005年开始，杂志社通过对《商业时代》改制和改版以来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期刊运营规律的总结，紧紧围绕自身在商品流通经济领域的学术理论优势，加强了期刊的专业化、特色化的品牌建设。《商业时代》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多次被国内权威学术机构评定为“全国社科类核心期刊”、“全国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新华畅销经济类重点期刊”，多次被南京大学、北京大学评定为“CSSCi来源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贸易经济类核心期刊”，2012年再次入编最新版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现已发展成为享誉中国商界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部级核心期刊。
品牌兴刊质量为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期刊事业不论从数量、种类还是从质量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同时也出现了期刊行业内激烈甚至残酷的竞争形势，业内的洗牌整合趋向已渐渐显现，也预示着我国期刊以特色和品质为内涵的品牌化时代的到来。在这样一种行业背景下，《商业时代》较早地将期刊运营的品牌管理意识纳入到自己的长远发展目标，长期坚持学术期刊的发展应立足于自身专业特色和学术品质的原则，通过建立并不断完善期刊品牌管理的质量体系，形成了自己良好的独特办刊风格，确保了《商业时代》在品牌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行业特色优势和品牌竞争实力。
首先，从期刊的组稿流程环节上，改变单一组稿方式，积极拓宽稿源渠道，以保障稿源数量和学术质量具备应有的水平。稿源质量是期刊质量保障的本质根基，尤其是学术性期刊的稿源，其质量往往直接决定着期刊本身的层次和水平。相对一些社会性的综合类媒体，学术期刊先天就缺乏对社会即时热点现象进行炒作的条件和手段，而只能以理性、冷静、务实、专业的精神去关注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追踪行业发展本质规律的智慧创新成果，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对此，《商业时代》采取公开组稿、自由来稿和特别约稿相结合的方式，改变以前的行业内部推荐组稿仅关注业内人士交流的局限定位，从根本上突破转变为面向各类政府研究机构、学术研究组织、高等学府专业院校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关注行业发展的个体学者公开募稿，对自由来稿重在审查论文稿件的最新学术观点和学术水平，对行业内著名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重要课题采取特别约稿的方式，积极提升期刊稿源的数量和质量。
其次，从期刊的编审流程环节上，规范审稿、编刊、校核的编辑流程，严格把握文稿的学术质量，以确保期刊刊发文章的整体学术水平。吸纳了与商业经济相关的经济类稿件来源。在期刊的编审环节，综合学术课题的新颖性、论文的学术价值、撰写的理论水平、文稿的逻辑结构等指标因素，择优选定期刊所用的刊发文稿。在期刊的编辑环节，重点加强稿件版权检索，预防复制或剽窃作品的出现，在此基础上尽力保持论文作品学术思想的完整性和逻辑结构的严谨性，从而保证《商业时代》所发表的论文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水平。在期刊的校核环节，《商业时代》始终坚持一刊三校终审的校核制度，每期三次编校责任到人，经最终审校后方可编定刊印，从而使整个编辑流程形成缜密的业务链条，确保期刊运行的持续稳定和较高的学术品质要求。
再次，从期刊的刊印发行环节上，采取刊印“定厂、定点、定时”和发行“多路径、多方位、多形式”的模式，保证刊印发行的质量和效率，以扩大期刊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度。没有了刊印质量和发行效率的保证，期刊的传播影响力也就无从可谈，前期的编审质量再高也会失去意义。对此，《商业时代》一直以来对期刊的刊印发行工作都给予高度重视。在刊印阶段，从定版制片、交版付印到印品验收，都制定有严格的时间约束和质量标准，并建立了滞后延展的质量责任追溯制度；在发行阶段，更是采用邮局订阅、自办发行、定向赠阅和网上在线阅读的交互并进方式，在满足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偏好的同时，更加保证了期刊发行的及时、便捷、有效，从而也保证了《商业时代》整体学术价值的传播和期刊品牌价值的最终实现。
与此同时，《商业时代》立足现代商品流通经济理论学术的专业视角，致力于优化和完善栏目设置，成功培育出商业经济、物流研究、电子商务、国际经贸、产业观察等一批较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知名品牌栏目；在完善作者和读者服务方面，从作者投稿进入编审流程开始就建立编辑与作者的联络热线，时刻就文稿的修改、完善、编辑进程以及刊发时间等事宜进行沟通并提供相应的人性化服务，对读者的意见或建议都会予以及时的回复和处理，即便读者需要查阅购买封存已久的库存杂志，发行部门也会积极稳妥地处理，以满足读者的服务需求。在期刊的品牌化时代，期刊的品牌建设是一个系统化的质量体系建设，大到期刊的组稿、编审、版式、发行等基础环节，小到细节性的规范服务，都是期刊品牌建设中质量保障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只有建立在细节性、规范化的质量保障体系的基础上，期刊的品牌价值才能得到不断的提升。
品牌之路任重道远
历经三十年的风雨磨砺，《商业时代》在经历坎坷中茁壮成长，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好业绩，现已发展成为在我国商业经济领域以商品流通经济理论见长的品牌学术性期刊。在《商业时代》的品牌建设过程中，它从过去的月刊发展为现在的旬刊，从过去依赖中国商业经济学会下属省级学会推荐组稿发展到现在的自己面向社会独立组稿，从过去行业内部的摊派发行发展到现在的多途径、多形式的自主发行……诸如此类的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极大地提升了《商业时代》的信息容量、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得到了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学研组织、专家学者以及工商业界企业领袖的认可和赞誉。目前，《商业时代》已被南开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许多院校图书馆联合指定为全国高校图书馆重点推荐商业期刊，被许多大、专院校图书馆指定为馆藏刊物和重点推荐商业期刊，成为在学界科研部门中颇具地位和影响力的品牌核心期刊。
诚然，正如品牌的建树非一日之功，品牌的效用自然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同样，期刊品牌的培育、维护是一个不能间断的系统化过程，需要与时俱进地顺应时代要求而不断地提高它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特质，这直接关系着期刊品牌的兴衰与存亡。面对与未来发展如影随行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商业时代》只有放眼国际大商业视角，在勇于不断地否定自我和超越自我中，朝着中国最具影响力品牌的一流期刊媒体的事业目标不断迈进。
商品经济的目的篇10
关键词：农业经济商品粮基地空间发展
1引言
近些年，在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对于空间的认识和重塑日益明显。区域一个实体概念，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其往往是根据一定目的和原则而划定的地球表面的特定范围的空间，是因自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内聚力而奠定，并具有现代完整的结构，并能够独立发挥功能的有机整体[1]。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和社会现象的发生和缘起都与其所处空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空间外部的变量因素在时间上形成的动态变化、空间内部的各类要素复杂多样的配置方式以及空间的竞争较量和合作程度，都可能对落实在空间中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造成影响。因此，基于空间视角的区域经济研究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现阶段，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基于空间视角的区域经济现象研究多集中于城市范围，集中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联系。事实上，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应用空间的视角重新审视，而不再是单纯地就现象论现象、就问题论问题。吉林省是我国农业大省，中部农业区是全省的核心农业发展地带，以商品粮基地为主要生产组织形式，通过与产业链内部其他环节的联系，带动市县域经济发展。目前针对吉林省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方法多集中于计量模型的应用和线性回归等数学工具的实证分析[2]-[3]，而将经济发展问题放在空间维度中、以空间为载体、利用空间的整体性和差异性进行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吉林省中部的商品粮基地县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视角，对其现阶段发展特征的存在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吉林省中部发展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2吉林省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空间发展特征
“七五”时期开始，我国传统农业开始与商品经济接轨，并在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区域试行，目的在于发挥这些区域的优势和示范效应。吉林省落实了28个市县为商品粮基地，包括13个玉米出口基地县和15个一般性商品粮基地县。主要集中在吉林中部地区，以发展种植业为主。
自商品粮基地以政策性要求下达之后，吉林省商品粮基地一直承担着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任务，和部分农产品的出口指标任务。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中部商品粮基地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收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收效和问题以相对直观的效果体现在空间上，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2.1商品粮基地县按主产作物集中分布，产量优势明显
从基地数量上分析，玉米生产占有很大优势。从空间分布上看，全部玉米出口基地集中在中部，主要分布在长春、吉林周围，其他一般性商品粮基地集中分布在中部偏东位置。统计数据表明，25个商品粮基地生产的农作物以玉米为主，占有农产品产量平均比重为90.2%，同时，玉米生产除了供给国内其他省份，其他多以出口为主。吉林省的玉米出口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2006年到2009年，吉林省玉米出口总量占全国玉米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0.3%，58.5%，91.5%，61.8%。
2.2商品粮基地县交通区位优势明显
中部商品粮基地县主要分布在省会长春市和吉林市周围，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商品粮基地县生产的农产品主要供应至国内其他省份，吉林省是内陆省份，地处我国东北部，在物流运输上对邻省辽宁和黑龙江的依赖程度较高。
长春和吉林是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联结程度较高，吉林中部的商品粮基地县主要分布在这两个城市附近。地理空间上所反映出来的交通优势非常明显，对于粮食运输、农产品物流等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外，吉林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对外交通优势具有一定经济意义。我国玉米主要出口国集中在东北亚沿海国家。2006年到2009年，我国出口至韩国、日本、朝鲜的玉米总量占全部玉米出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79.8%，82%，42.3%，80.5%，玉米出口业务在东北亚邻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
2.3中部商品粮基地县发展水平存在空间分异
中部商品粮基地县单位产量创造的产值很低。将种植业产值比重按照降序排列，主要农作物比重并没有呈现一致的趋势，很多市县出现了农业产量高、产值低的特点。说明部分商品粮基地县整体经济效益水平较差。
通过SpSS进一步处理，利用上述两指标的均值将25个商品粮基地县分成四个等级。其中，位于右下区域的市县数量最多，对于中部地区整体农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代表性此类市县的主要农产品比重高于平均水平，而农业产值低于平均水平，值得仔细研究。
将此统计结果利用mapinFo体现在空间上。空间上单位低效现象比较集中，玉米出口基地的产量优势和交通区位优势并未促成产值优势。同时，其他三类的商品粮基地县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具有产量和产值双重优势的市县不具备集聚优势，势单力薄，不具备持久的竞争力。
3吉林省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空间视角分析
3.1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形成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
1987年的《吉林省商品粮基地建设管理试行办法》中指明，玉米出口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建设要以县为单位组织建设，实行联合投资，钱粮挂钩，以保证建设任务的完成和粮食的稳定增长，完成国家下达的商品粮生产任务。2009年的《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中再次明确指出吉林省是主要粮食主产区之一，并将农产品产量目标作为规划中最重要的实现目标，同时，继续以县为单位加强各项配套建设，增强农业竞争力。
自上而下的政策导向直接促成了吉林省中部商品粮基地县的落成，主要原因在于吉林中部粮食主产区的产量优势。而对于商品粮基地县具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制度层面，则缺少长远的布局和规划。长期以县为单位组织建设，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与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不相符合；同时，县域之间的行政障碍导致空间内各要素的流动缓慢，配置形式单一，实现效益能力较差。投资方式较为单一，使得商品粮基地县缺乏长久的发展活力。
过多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使得商品粮基地县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无法对外部形势的变化较快地做出反应。我国加入wto对于农产品出口的冲击很大，吉林省中部商品粮基地县在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过程中，显现出相对滞后的应对方式，直接导致经济收益水平下降。
3.2中部商品粮基地县以产量为根本目标，各层次的要素空间配置方式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