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1
[关键词]教师角色；角色转换；教师人格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1o)11-0080-04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合理表现应该是其角色与人格的交集，因为一定的角色有一定的人格要求，相应的人格特征又有助于强化或内化某种角色规范。教师作为多种角色的承载者，其角色的内在比较和冲突往往最为强烈而鲜明。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教师在不同角色转换中，可以保持完全相同或不同的人格吗?进一步说，教师在不同角色中应持有什么样的人格?
一、教师基本角色及转换
(一)教师的基本角色
角色是个体因占据一定的社会位置而产生的行为模式。教师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扮演着很多角色，但基本角色应该是作为职业身份的社会角色和作为普通人身份的自然角色。这两种角色内涵不尽相同，形成了各自独立的行为模式。
1.教师的社会角色
教师社会角色的基本特征是社会规范性。教师肩负着传递人类文化和培养年轻一代的神圣职责，这一职责要求教师不仅要向学生指明何为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而且自身还必须成为演绎和诠释这些特定文化的范型。有时，教师并不一定全然认同这些文化，但在处于社会角色的状态时，教师时常会隐匿自己的真实想法，而采取服从与辩护的态度，表现出内心生活的潜在性。此外，教师与学生一般存在着代际程度的年龄差异，大多数教师与学生交往总会有意无意地“以权威的架势、亮出楷模的姿态、带着长辈的口气”。概言之，教师与学生相处，更多是奉行不平等的原则.
2.教师的自然角色
教师的自然角色是教师在教育教学等职业活动之外的角色，包括与学校同事的日常交往等，其基本特征是个人独立性。教师在职业活动之外，更倾向于表露和展现真实的自我，使其更具有“人之常情”，其价值观的确立、对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大多遵循内心的实际感受。虽然教师“受制”于一定情境的影响，有时也会表现出言不由衷，但这与教师处于社会角色时对社会规范文化的维护是有根本区别的。这时，教师更需要把自己的交往对象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平等主体，在角色扮演中，奉行一种自然平等的原则，而较少考虑自身言行的示范性、权威性以及对他人的影响力。
(二)教师基本角色的转换
1.转换的两种角色对比强烈
一般来说，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承担着多种角色，都会涉及到不同角色的转换以及角色间的相互比较与影响问题，但人们普遍认为，教师这一职业是角色冲突的典型情景。在教师的两种基本角色中，也存在着社会性对个体性、隐蔽性对公开性、不平等对平等三个方面的强烈对比。教师角色的这些特点主要是由教师角色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的。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赋予教育很多美好期望，凡是社会现实中有不如意的地方，都会在教育中找到相应的寄托对象与诉求品质。教师作为教育的主要参与者与组织者，从以身示范的角度来说，这些期望与品质也变成了对教师的要求，转化为教师的角色规范，即成为教师的社会角色要求。这样，教师一方面生活在现实中，他要扮演自然角色；另一方面，他还要实现人们的理想，扮演社会角色。教师社会角色与自然角色的对比实质上是源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社会上其他个体，如法官、医生、军人，他们也寄托着人们的某种期望，这些期望还会转化成各自的职业道德与行为规范，但这些内容往往只是强调人们理想的某一方面。没有哪一种职业能够像教师职业一样，几乎涵盖了人们的所有梦想。由此，教师两种基本角色所形成的反差也较其他职业更为明显和典型。
2.角色转换要求相应的人格变化
人格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格。教师人格是指教师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心理表征，即思想、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教师人格不同于教师角色，前者更多是一种外显的、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它虽然是某种“展示给他^”的行为表象，但它又深深扎根于个体内心的情感与信念，是个体精神品质和力量的外部显现。后者则更多体现了一种行为模式的规范和要求，这些规范和要求既是个体之外的社会所赋予的，同时也包括个体对这些规范和要求的理解与内化。
教师人格又与教师角色存在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一定教师人格代表着某种角色的典型特征，它实际上就是该种角色的面具表征。教师角色发生转化，必然要求相应的人格特征发生变化。当转换的两种角色对比强烈的时候，教师人格变化的压力也变得更为迫切，否则，教师就很难扮演好自己所占据社会位置的角色。教师角色转换要求人格变化的机制是：教师在社会角色和自然角色之间相互转换，而这两种基本角色对教师的预期和要求各不相同；教师将这些要求内化后，结合自己的心理组织系统，以适当的外显方式表达出来，呈现出某种人格特征；不同的行为要求，有不同的人格特征，反过来，人格的及时变化也有助于强化教师对该种角色的理解，从而形成比较稳定的角色行为。
教师人格变化还有一个“度”的把握，变化过程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度或者超过了这个度，都会形成教师角色转换过程中的人格误区。
二、教师角色转换过程中的人格误区
教师在角色转换过程中，最常见的人格误区是，要么教师人格没有随角色转换一起变化，形成了所谓的“同一型人格”；要么是变化过于巨大，形成了教师的“分裂型人格”。
(一)同一型人格
同一型人格是指教师无论在社会角色还是自然角色中都表现出完全相同的人格特征，也可以说，教师人格没有对角色转换作出应有的回应。同一型人格又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教师在扮演社会角色时，表现的是自然角色的人格。毋庸置疑，尽管教师的两种基本角色各具特点，对比强烈，但有些教师却“始终如一”地表现出自然角色的人格。他们内心可能认为：这有什么不好?以“一致”的人格展现在学生面前是“真我”的表现，至少可以让学生认识什么是“真人”。于是，这些教师往往将处于自然角色状态的某些思想、行为和表现带人课堂，带到学生面前。
其二，教师在扮演自然角色时，表现的是社会角色的人格。有些教师将职业角色的某些人格特征带入社会生活中，致使不熟悉的人往往会发出这样的质疑：你是当老师的吧?教师在社会生活中与其他人交往更多是奉行一种平等原则，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共通的人性基础。如果教师不具备与人交往
的“普遍人性”，而只是守着一个“教师”的身份，他将失去与他人的正常交往关系。
教师同一型人格的形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师对自己所扮演的两种基本角色及转换缺乏足够的自觉意识。很多时候，有些教师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不同角色的区别及要求所在，模糊之中，甚至认为社会角色就是自然角色，或者自然角色就是社会角色。第二，教师过分偏执于某一种角色。心理学研究认为，一个人变得太专注、太倾心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会将自己等同于这种角色，那么他的人格的其他构成部分就会被推置一旁，弃之不顾，这种被人格面具主宰的人会迷失其本性，其人格也是不完整的。我们常说某位教师对于他所承担的角色“走不出来”或“走不进去”，实际上就是人格单一化的表现。第三，教师担心自己形成双重人格。有教师认为，双重人格是不好的，而自己一以贯之的“一致”人格应该值得肯定和赞扬。其实，双重人格并不是必然的病态人格，它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变量。只要这个变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双重人格不仅不会造成什么问题，它还是教师所必需的。相比于社会上的其他人，教师也确实更容易形成双重人格。
(二)分裂型人格
分裂型人格是指教师在社会角色和自然角色中呈现出迥异的人格特征，有时还相互矛盾，给人以判若两人的感觉。如果说同一型人格是没有注重教师角色转换的变化，分裂型人格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了这种变化。教师两种基本角色的强烈对比和冲突来源于当前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教师在旧有秩序的瓦解和新生活空间的拓展中，没有来得及形成固定的、符合生活伦理道德的新型人格特征，很多教师在这种充满矛盾和迷惑的环境氛围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例如，有些教师在职业工作时，对学生演示的是一套价值信念体系；离开职业岗位后，在自己的生活中却又信奉另一套价值信念系统。
教师分裂型人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条件讲，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变革、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适应不同角色要求的人格定型所需要的时间代价等，都可能造成教师在无所适从或迷茫的环境中形成分裂型人格。从主观原因分析，首先是教师没有正确认识和领悟基本角色的内涵。分裂型人格之所以“分裂”，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角色间相互对比、相互冲突的一面，而缺少对两者之间联系的切实思考。无数事实证明，如果一位教师处于社会角色时，只有单一的职业化人格，缺少人所共有的“人之常情”，他常常会带给学生压抑和挫折；反之，如果一位教师处于自然角色时，浸透的只是生活化人格，那他也难免要陷入平庸与俗套。其次是教师人格脱离了内心情感、信念的内在基础。教师人格虽然有不同表现，但这些纷繁的人格特征后面都牵连着教师内心的情感与信念，它们就是教师的真实自我。一般来说，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情感与信念是不会轻易变化的，它们构成了人格的内在基础，保持着众多人格特征的协调与统一。但如果人格特征之间出现彼此矛盾或相互对立的情况，大约只能说明这些特质已脱离了人格的内在基础，它们很可能是应景而生。教师人格一旦失去这个基础，就意味着这些教师“迷失”了自我。所以，具有分裂型人格的教师，当他们在反思自我时，很多时候都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己。
三、教师健康人格的建构
(一)教师健康人格的要求
教师人格应随角色的转换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条件的。为了走出教师人格形成的误区，笔者提出教师健康人格建构的三点要求。
1.基本统一
在不同角色中，教师人格特征虽有不同内容呈现，但总体上应保持统一，统一的基础就是教师内心的情感与信念。情感与信念始于教师对以下问题的追问――你对社会和教育的基本认识是什么?基于这种认识的价值取向又是什么?从逻辑上说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大致可以分为正向和负向。但教师缘于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只能选取正向的回答，否则，教师便成为不称职教师。这样，由教师基于社会角色的正向的情感、信念便推置于教师的整个生活领域，从而保证了教师大体一致的人格特征。当然，人格是个体整个精神系统的显现，除了作为动力支持和方向标志的情感与信念外，人格还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等内容，这些维度上的差异就构成了教师在不同场合外显的、形式上的人格特征，但它们并不能真正影响教师人格内在的统一性。
2.适当区分
教师不同角色的人格应作适当区分。强调人格的统一性，是指构成人格的内在基础是一致的，但人格的统一并不意味着人格相同，相同就容易变成“同一型人格”。因为教师基本角色对比强烈，冲突典型，教师为了更好地适应各种角色扮演的需要，他的人格特征在不违反统一性的基础上，必须呈现出相当的灵活性、多样性和情境性，表现出教师不拘一格的人格反应。但这种变化却始终限于合理的范围内，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出现“分裂型人格”。教师不同角色间人格要避免单一化，模式化，不同人格特征可以相互补充，真正使教师以丰富的人格本真融入当时的角色需要。
3.各有侧重
教师健康人格的建构不能只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统一与区分上，教师多种人格特征还必须应具体的角色要求有相应的侧重。也就是说，教师要有角色意识，处于不同角色状态时，能自觉以该角色的规范来要求和反思自己，而不要表现出与角色状态不相符的人格特征。例如，在扮演社会角色时，教师更多是表现职业特征，呈现的是“作为人的教师”；在扮演自然角色时，教师更多是表现生活特征，呈现的是“作为教师的人”。这种侧重既照顾了角色扮演的要求，又体现了不同角色间人格特征的相互渗透与融通。
(二)教师建构健康人格的策略
教师建构健康人格对教师自身成长及对教育和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教师只有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不断学习、体悟、反思与整合，才能逐渐形成适合自身情况与角色状况的人格特征。
1.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水平
教师健康人格往往是源于心，发于情。不断提升自身修养水平，实际上就是增强教师内在的精神力量，提高它的导向性和生发性。目前，有学者认为，教师不必要追求“为人师表”“社会楷模”的形象，教师也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职业，应该强调它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对此观点，我们不敢苟同。倘若教师不能从精神上以高于社会现实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没有真正形成有较高水平的自身修养，教师就难免会陷入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人格误区。反之，教师修养水平的高度决定人格的高度，而教师健康人格作为特定的人格要求，更是要从根本上提升自己。唯有如此，教师才可能胜任自己的职业工作，而在自然角色中，也可以保持万变不离其宗，从而形成相对统一的人格特征。教师提升修养水平的具体方法主要包括：注重学习，向书本、前人以及周边有较高修养水平的同事、朋友学习，提高自己的道德认知能力和感受能力；注重慎独。所谓慎独，是指个人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仍
能以相应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慎独更多的是对教师修养水平的实际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更具有应用锻炼的价值。
2.正确认识基本角色的内涵
教师基本角色虽然可以简单划分为社会角色和自然角色，但每一个角色体本身又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角色群。由此，教师基本角色内涵在总体上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角色的弥散性与模糊性。教师基本角色分类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并没有形成公认的或定型的角色内涵。其二，角色的互动性。教师角色内涵尽管是社会所赋予的一定期望或规定，但教师对这些内容的理解与内化却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双方存在着多元交错的互动。其三，角色的动态性。基本角色内涵随社会发展变化也处于不断更新中，具有较强的社会制约性、历史流变性和民族文化特性。教师要建构健康人格，首先要清楚教师基本角色内涵的主要特点；其次要重视交流，包括与教师群体以及教师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沟通，了解他们对角色内涵的具体看法，将这些意见与自己的情感、信念进行对比，并尽可能使之协调一致，然后，再通过适当的人格特征表达相应的角色要求；最后要时时反思自己的人格对角色的适应情况，包括道德水平、行为方式、角色形象等，进而形成比较稳定的人格特征，在日后进行角色转换时，自然也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3.对健康人格的建构保持平静心态
从外部条件看，教师角色间的对比与冲突是形成教师人格误区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原因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消除，因为它实际上也反映了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以及人们对解决这些矛盾的期望。例如，当前社会很多方面都缺少诚信，人们就希望教育能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教师作为教育者，自然应首先具备这种品质。这样，教师角色就面临着教育中“诚信”与社会上“不诚信”的矛盾，其人格特征也需要在这两种角色状态中作出选择，但很多时候这种选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教师在社会角色与自然角色的频繁“压榨”下，很容易就陷入“同一型人格”或“分裂型人格”的误区；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快速变化也使得教师健康人格很难有一个事先的、固定的模仿对象，换句话说，健康人格建构本身也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但总体来说，只要教师心存主动、勇于反思并保持一种平静心态，他离健康人格的目标就不会太遥远。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格雷斯，教师和角色冲突[G]／／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师：第1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204.
[3]傅道春，教师的成长与发展[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91.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2
[关键词]现代化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现代化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具体讲,它是一个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过程,或是一种具有现代特点的、适合现代需要的状态。无论是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状态,现代化都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概念。公路是经济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公路运输现代化也应该符合经济社会大系统现代化发展的过程。
一、公路运输现代化内涵概括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将公路运输现代化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去概括,即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概念是不同的。
在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静态),从社会资源最佳配置的角度考虑,公路运输现代化是指通达性与运输效率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效用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路里程就是实现了基本现代化的公路规模,这时公路建设的社会资源配置最合理。
当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公路总里程都随时间而变化时(动态),将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先后达到极值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当时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为公路运输现代化。
二、我国的公路运输发展历程
三、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1.我国公路运输发展进程
前面已经将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大致分了三个阶段,也阐述了这三个阶段各自的特征,因此可以刻画出我国公路运输整个发展阶段的曲线。(如图4)
若将公路运输现代化的转型期作更细致的划分,可以看出在公路运输现代化转型阶段,表现出跟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的自相似性。自相似现象直观的表现为整个时间范围内的结构相似。(如图5)
2.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通过前面对我国的公路发展历史进程和所具备的特有转型期的特征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公路运输发展规律。
第一,公路规模初期的增长速度高于同期公路的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
第二,公路运输的发展一般总是要经历一个人口的增长速度或客货运强度的增长速度高于路网增长速度的阶段。
第三,当路网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改善公路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水平是提高公路运输能力、舒适性和方便性的重要措施。
第四,当经济社会达到高度发达水平以后,公路的发展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
第五,若公路运输适应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等的发展,基本上就会缓慢增长;若滞后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等的发展,就会“拖”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水平等的发展;即公路现代化是没有止境的。
3.公路运输发展规律在各个阶段的作用
根据总结的公路运输发展的规律,再反过来分析一下我国公路运输发展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这几个规律适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规律一是在公路运输转型阶段的初长期中体现出来的,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路规模增长速度高于当时公路人口密度的增长速度;规律二适用于转型阶段的成长期,这个阶段是公路运输高速发展的阶段;规律三适用于转型的成熟期,因为在这个阶段,我国公路运输网络的规模已达到了一定程度,要继续高速发展公路运输,唯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手段;规律四则适用于转型的完善期,因为那时影响公路运输发展的已经不是速度、能力、范围等,而是是否符合那时的生活要求,因此要以提供更为舒适、更为方便的交通条件为目标去发展公路运输;规律五则适用于整个公路运输发展阶段,因为此规律可以作为指导公路运输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和发展内容的理论原则。
四、结束语
本文在介绍现代化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静态和动态条件下公路运输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根据此内涵对我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历程划分成公路运输现代化的建设期、转型期以及高度现代化时期,在此基础上对公路运输现代化的转型期作了更细致的划分,在分析各个阶段的特征后总结出了公路运输的发展规律,根据此规律来指导今后公路运输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高洪涛.山东省交通运输现代化战略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3
关键词：转型；中国模式；挑战
中图分类号：F120.3；C91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12.20文章编号：1672-3309（2012）12-56-03
一、中国社会的转型路径
社会转型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理论和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朝着有进化意义方向转变的一种描述。从哲学角度来看，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类型发生转变。正如亚诺什·科尔奈所言，“转型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1]即它意味着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社会阶层、人文环境、价值观念和发展环境等社会系统内部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迁。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引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变革，使得社会基本特征产生了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经济上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政治上从崇尚权威和实行人治逐步向崇尚民主和实行法治转变；文化上实现由传统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转变。从此，中国开创了一条在现实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下具有自己特色的转型道路，出现了“中国模式”之说。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与内涵
弗朗西斯·福山[2]认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包含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元素。首先，与西方多党制民主相比，中国具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一点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并不罕见，然其特殊性在于政府的目标是国家的发展，对人民负有道德责任，即政府必须要为公益服务。第二个特征是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的出口依赖管理、货币、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大规模的国内金融压抑。第三个特征是较为欠缺的社会安全网络。中国政府认为，与退休金、失业保险之类相比，创造价值更加重要。可见，中国的体制不像欧洲社会福利模式，把分配放在核心地位。国内学者胡钧、韩东[3]认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政治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依据科学发展观制定的国家经济规划，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赵辉[4]则总结了“中国模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经济上，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重新定位；政治上，把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进行有机结合；文化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超越。
综上可见，对于“中国模式”特征的探讨，学术界是观点纷呈，莫衷一是。本文从宏观视角对“中国模式”这种转型路径的内涵特征做以下概括：
（一）社会转型是政治驱动型
中国的改革过程是“自上而下”的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共产党执政以及政府在社会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科勒德克[5]认为，“中国模式”实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市场作用和国家调控二者间的完美合作。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下，市场处于资源配置的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更多地强调政府力量对经济的干预。沙特阿拉伯的《中东报》曾评论说，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够取得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国正是在自己特殊的体制与文化之上，通过政府权力与市场作用相互杂交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为自己开创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二）社会转型的渐进性
“渐进式改革”作为中国改革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一大特点。渐进式改革的优点在于：群众易于接受，引起的社会震荡小，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改革领导者在改革进程中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从而探索和开辟改革的新道路。这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在保持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逐渐实现经济“软着陆”。“中国模式”与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激进改革不同，是一种稳健的在保持社会安定有序条件下推进的改革，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和人民可以承受的程度，保证了社会发展的活力与效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
（三）社会转型是稳定的、按梯度发展的
由于改革具有“渐进性”，社会转型与变革相应的表现出稳定性与不均衡梯度发展。保持稳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央政府通过实行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动荡；其次是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证经济高速可持续的增长；第三是政治稳定，通过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和导向。这些“稳定”为制度转移的平稳过渡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由于各地区向现代化转型并非同步，出现了不均衡的梯度发展状态。大致的发展与改革格局为：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6]可见，其发展呈现一定的区域性和地域性。
三、“中国模式”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模式”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不成熟、不完善的因素，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
（一）经济领域
政府主导型经济是改革过程中经济领域不可回避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在长期的经济改革中，由于国家掌控经济主体并对经济活动实施干预，使得中国能在短期内集结力量应对大的自然灾害或者金融危机。然而，建立市场经济，依赖“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进行调节才是“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控制市场运行，导致在长期的改革过程中形成了高积累、重投资、轻消费的“投资饥渴症”，加之市场力量受到约束，从而造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协调，使得就业问题、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借鉴了东亚模式，即通过对外开放，靠吸引外资、扩大对外出口以谋得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导致中国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变化的威胁，一旦外部条件恶化，将对中国外来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冲击。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变的风口浪尖，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保持自身的发展，形势相当严峻。
（二）政治领域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一直为中国转型过程的诟病。由于政府的过分干预，造成了某些市场发育不足；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政权力参与市场交易，权力变为商品进入资本，资本又通过收买公共权力来牟利，使得行业内垄断和寻租腐败等问题频发。另外，政府主动型的社会改革需要更加注重效率与公平，中国政府在改革政策上体现的却更多的是效率优先的特性，加重了资源和收入的分配倾向国家与集体，忽视了对个人分配机制的保障。由于分配机制的不完善，城乡、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并造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
（三）其他领域
除了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国模式”还面临着许多其他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生态和能源问题。多年来，“中国模式”低技术、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环境承受能力接近极限，靠单位GDp大量能源消耗的粗放式经营已经难以为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经济模式得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以牺牲环境和能源为代价的。目前，中国现代化进程起步不久，中国依旧是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未来发展的现代化、城镇化、气候变化等诸多难题，将是中国面临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不曾遇到过的挑战。
沉重的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资源匮乏等矛盾冲突同时显现，相互关联、相互叠加。中国这种高代价的增长模式为未来的发展带来了若干的不确定性，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寻求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中国模式”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挑战。
四、“中国模式”之争及对“中国模式”的评价
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模式”的使用国内外学者争论颇多，一部分学者对此加以推崇并肯定，而有的学者则谨慎对待之，到底有无“中国模式”，学术界大概分为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并没有形成固定的改革道路，所谓的“中国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不具有连续性，无法被复制和借鉴。正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所说，中国的发展经验中有一部分因素是独特的，但这部分独特因素不能构成一个全面的一贯的“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并不存在。[7]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没有必要回避，它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总结，是中国走向“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尽管“中国模式”还不够成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可以促进“中国话语权”的形成，有助于“中国学派”的崛起。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到底是否能够成为区别于其他所有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替代模式。“中国模式”不仅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极具深远意义，甚至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我们应当抓住“中国模式”兴起这一契机向世界说明中国，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读与误导，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8]
第三种观点提出慎提“中国模式”。这种观点承认中国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道路，但不赞同直接使用“模式”一词，主张以“中国特色”、“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经验”代替之。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模式”有定型之嫌，有示范、榜样之意。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尚未完全定型，还处于探索阶段，外来能否持续成功有待确定，此时提“模式”不符合中国实际，而他国也没有模仿“中国模式”成功的例子。因此，宜用“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较为合理，为“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上升留下一定的空间余地。
本文认为，“中国模式”的提出无可厚非，它并不仅局限于经济层面，更是一套包含政道和治术的治理模式。我们不赞成一味吹捧该模式的优越性而遮蔽其严峻的挑战和缺陷，但也反对狭隘地认为现有的“中国模式”即是中国未来之路，忽略或者全盘否定其他模式。正如高尚全所说，如果因为“中国模式”而将政府主导、市场受控作为定型的东西，就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未来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个不断开放和普世化的模式，能够借鉴和融合任何先进的人类经验和其他模式的成功之处。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世界的认同和推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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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4
关键词：转型社会；现代化；基层社会；综合治理
基于现阶段国内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计划经济色彩浓烈化，以及长期以身份制为运作基础等实况，提出了社会转型的建议。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探索性是极为显著的，加剧了多样化社会问题与矛盾形成的概率。治安模式的建设与实施，是降低与防治犯罪出现的有效对策。本文以转型社会与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为论点，展开相关论述。
一、基层社会治安特征
一是流动人口逐年增多的问题，加大了治安管理的难度；二是失地人口数目增加，失业率逐日攀升，使治安管理存在诸多隐患；三是犯罪主体年轻化特征显著，基层社会法制教育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四是犯罪方式多样性问题，此时基层治安工作应该践行科技化发展路线；五是群众民主、自主理念不断加强，、调和工作质量被削弱。
二、影响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因素
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现出系统化特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影响其运行效率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归根到底是做好个体教育与引导的工作[1]。只有在个体道德素质提升的情况下，其才会知法懂法，此时犯罪率才会被压缩。现阶段，影响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因素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法制观念不健全；二是防治体系缺乏完善性；三是素质教育工作力度不足。
三、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
（一）市场化
综合性始终被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征与优势所在。在社会转型不断提速的进程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取代，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性”目标的实现绝非是计划经济手段作用的结果，而是主动践行市场化路线，将社会治安工作的市场吸引力彰显出来，借助不断运行的市场机制，去达到建设现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的目标，这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的有效措施。
通常情况下综合治理工作的市场化可以做出以下的诠释：一是资金来源途径务必体现出明确性，无论是企业还是纳税人均应该拥有支配治安服务的权利，政府机关应将自体职责发挥出来，将辅社会资金供应给治安项目，宗旨在于减缓社会群体的经济负担。若有群众需要私人保镖这类特殊治安服务，其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2]。二是政府可以借助招投标的形式，将资质深厚的保安公司择选出来，使其具备对某区域管理的责任，政府机关只负责投入资金采购某保安公司服务。欧美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私人保安公司、监狱机制所取得的治理效果是极为可观的；三是政府机关借用扶植、栽培、引导等方式，以市场运转为为媒介，达到对额外治安服务管理的目标，此时基层大众不仅仅获得最基础的治安服务，也能够以市场为媒介获取到高质量治安服务内容。
（二）法制化
从很大程度上讲，法制化程度可以被视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转型发展的标识。总结长期的工作经验，可以发现综合治理工作法制化线路的开通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内容，其也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党中央实施的政策体制所取得的成果是差强人意的，但是各基层机构积极学习由全国人大编制与发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是不可忽视的工作环节。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初期，各省市应先率先落实地方综合治理土作法规体系的工作任务。只有在立法机制优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能够被整合进法制轨道中，践行依法管治的路线。与此同时，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该体现出严格、紧凑特征，其主要是受治安管理工作性质所影响。此外，在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该重视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性，以亲近的方式方法达到强化群众自律性的目标，使其主动的进行自我思想道德教育，为“十大平安”建设目标的实现注入活力。
（三）社会化
社会化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型的一类可行途径之一。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程中政府机关的职责给予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权利赋予给政府，政府机关权职目标的实现对社会化方式表示出强烈的依赖性[3]。可以被笼统的理解为政府机关将自体基础型治安服务的一些权责移交给某些社会组织，以此途径构建出由国家政府组织引导、社会防治、个体预防以及有偿治安服务体系的多元性防控机制。本文所提及的社会组织，可以是政治国家，也可以是由市民社会构建出的多样化组织，但通常为企业与社团，常见的有社工组织、保安公司、私家侦探社等。
应该重点做出强调的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社会化与分解、平摊政府社会治安工作责任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性。比如过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每一时段均构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规则等，可以片面的认为其将治安责任平摊，寻常企业与个体好像被强制性的施加一定的责。所以上述管理方式的应用是值得推敲的，但是绝非不是怀疑“谁主管，谁负责”规则实施的可行性，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均可以被看作是“目标管理”模式，发挥的作用还是正向的。伴随着社会转型速率的不断提升，原属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成果应该转型到社会化、市场化进程，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追随。
四、结束语
总之，国内社会转型阶段，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是多样化的，将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转型为法度体制，以及构建长效型管理运转体制，这均是值得研讨的问题。务必要以建设和谐社会需求为基点，从实践与理论层面出发，践行市场化、法制化、社会化管理路线，从根本上处理上述问题。
参考文献：
[1]尹寒娇.依法治国提高地方社会治安综合防控能力[J].学理论，2015（07）：19-21.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5
试析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频发。相对于其他传统犯罪现象，流动人口犯罪在这一特定时期最能体现社会的发展状况。因此，通过对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转型时期社会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找出最佳的社会防控管理措施，实现社会的顺利转型。
一、流动人口概念
犯罪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发生、发展的特点、原因和规律，以及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对策的科学。预防、控制流动人口犯罪，是研究流动人口犯罪这一现象的的根本目的。但是流动人口数字庞大，主体种类纷繁复杂，将所有流动中的人员一概纳入流动人口的研究范围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排除职务性的流动人口；其次，将流窜作案的犯罪人列入流动人口犯罪也是不正确的，这一区分在于流动这一表面现象仅仅是流窜犯罪利用的工具，而不是造成流窜犯罪的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从犯罪学研究的角度对流动人口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即为了正当的经济目的，离开户籍所在地或经常住地的人员。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
（一）行为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特征是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犯罪行为所具有的某些能够作为犯罪行为特点的标志或征象。主要表现如下：
1．犯罪活动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以进城务工、发家致富为目的，因此，在流动人口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占了大多数。
2．犯罪活动的暴力性
暴力性表现为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主要以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不计后果，只图一时之快，犯罪手段一般较为残忍。
（二）组织特征
社会转型过渡期流动人口犯罪的组织特征主要表现在犯罪的团伙性不断增强。有亲戚之间、同乡之间、城市不法犯罪分子与外来人员之间或者气味相投的外来人员之间等等结成的团伙。流动人口犯罪团伙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犯罪团伙，从而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安定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三）主体特征
1．犯罪主体的复杂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首先表现为犯罪主体的复杂化。目前，流动人口犯罪成员的构成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三逃”人员。即批捕在逃人员，负案在逃人员，服刑或羁押在逃人员。二是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四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明，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无固定收入的人员。三是中途辍学的未成年人。
2．犯罪主体的低龄化
流动人口犯罪的主体特征另一个突出的表现为犯罪成员的低龄化。流动人口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未成年人。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1．城市与农村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社会结构被打破
改革开发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城乡隔离状态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务工，社会流动程度大大提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流动人口的增加，社会流动程度的提高，是一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然而，由于我国社会转型一开始就具有不平衡性，所以人口流动也呈现出一种盲目性和单向性的特点，从而使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无序、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无序状态下，大量流动人口犯罪行为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2．流动人口社会地位的二元分割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各阶层内部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原有的“阶层壁垒”被打破，在各阶层之间出现了许多所谓的“灰色地带”，其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就是农民身份的工人。在城乡二元结构政策下，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要远远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民工由于自身素质所限，所从事的主要还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为“苦、脏、险、累”的建筑、煤矿、环卫等职业，无力在短期内改变现状，因此，一部分农民工为了发家致富，便不得不“挺而走险”，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经济原因
1．城乡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使流动人口的相对剥夺感增强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增大。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别一直存在，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其次，城乡巨大的经济反差，造成流动人口“相对剥夺感”的增强。相对剥夺感会引发个人或群体产生压抑情绪或自卑感，极易引发个人甚至集体的暴力行动，甚至还会引发社会革命。对“相对剥夺感”体验最强烈的就是流动人口中的农民工群体，从而导致种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2．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步导致城镇化水平严重不足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不同步，导致我国城市化水平严重不足。城市化速度的过缓导致城市不可能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无法满足广大流动人口举家定居城市的需要，这是社会转型期流动人口犯罪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三）文化原因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6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范畴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转型是英文socialtransformation一词的解释，是对生物学socialtransformation概念的转用。在生物学中，转型是指生物物种间的变异。西方社会学家借用这个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换和性变，说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换。西方较早使用社会转型一词的，是社会学者D#哈利生。台湾社会学家范明哲在其社会发展理论一书中，把socialtransformation直接译为社会转型，并认为发展就是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一种社会转型与成长过程。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代表性的观点有：第一种是社会学家陆学艺、景天魁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第二种观点是社会学家郑杭生、李强等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程；二是指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三是指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结构性变动和整体性转化。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二是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四是由分化不明显的社会向高度分化的社会转化；五是由宗教准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化。第五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但对其含义的理解又不完全相同。
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例如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种质的变化；狭义的社会转型是指在同一个社会形态下，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甚至较为剧烈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涉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只是一种量变？。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广义的社会转型可用于说明社会各层面的变化，如经济转型、政治转型、意识形态转型等；狭义的社会转型则是指文明类型的转变，如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有的还认为狭义的社会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第六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即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其中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第七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性变动，既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也意味着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因此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第八种观点认为应把社会转型提升到哲学层面来思考，即认为社会转型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具体来说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社会转型的主体不是社会结构，而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二是应当从历史的积极能动因素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方面和主体的能动生活过程去思考揭示社会转型的本质；三是寻求社会转型的意义应着眼于人的价值取向与目的，把历史发展的渐进性中断与历史的上升运动和生活发展观念联系起来？。有的学者还明确提出，社会转型就本质来说，是同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一致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只有明确这一本质，社会转型才不会迷失正确方向，人们才不会把转型中的某种特定价值目标、某一发展阶段、甚至发展的手段当做转型追求的目的，当做发展本身。社会转型是同人的终极关怀、人的完整性、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那种把社会转型的目的仅仅归结为经济的增长、适应环境能力的增强和资源利用水平的提高等简单功利价值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因此，社会转型本质上应当是以人的价值为出发点和核心的多种价值目标共同发展的过程，它应当始终包含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终极关怀，应当把以实现人的各种需要为目的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视为其根本价值。第九种观点认为应从广义文化学的角度看，社会转型就是文化转型。所谓文化转型，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整体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在制度文化层面，彼此隔绝的静态乡村式社会，转化为开放的、被各种资讯手段紧密联系起来的动态城市式社会，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变为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礼俗社会变为法理社会，人际关系由身份变为契约，宗法专制政体为民主法制政体所取代。
作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转型的精神先导和思想反映的观念文化，也在这一过程发生着深刻的变异，诸如神本转向人本、信仰转向理性、宗教转向科学、教育从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利变为为大众所享有。第十种观点认为社会转型就意味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社会由此成为一个万象的图景。在以上十种观点中，我认为第一种观点比较简明、确切，但还需要加以补充，因为现在社会已经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因此应该把社会转型表述为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社会转型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社会转型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变革，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变革，带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革。这是一个自然的发展变化过程。执政者的责任，就是推动它的发展，而不是阻碍甚至破坏它的发展。因此，判断一个政权、政党、组织、团体、人物、事件以及路线、方针、政策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就是看它对于社会转型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社会转型的特征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更为明显。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意义的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型的转型，即在中国由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农业社会也开始了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有的学者以/外发次生型0来归纳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特征，认为这种转型不可能是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
有的学者还专门分析了文化转型的特征：一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陷入危机，发生裂变，由纵向的传统承传走向横向的文化开拓，主流文化遭到质疑、背叛，异己文化得到认同，文化走向结构、沟通、重构；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由一元独霸或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并存。关于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特征，有的学者认为激变性和复杂性是主要特征。首先，这种转型是在西方文化强行侵入、中国文化自身进程被打断的情形下发生的，因此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激荡之深切是空前的。还表现在任务的交叉与多重上。西方人用数百年时间解决的问题，如工业化、民主化、市场化等，一起积压到一个世纪，要求中国人一并解决，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我认为，社会转型不仅具有整体性和复杂性的特征，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因此，不能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主观地在短期内就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应该遵循社会转型的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任何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和行为，都必然会对中国的社会转型造成损害。
三、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转型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在略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中认为，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历程。到20世纪上半叶，社会转型的进程明显加快。但是，这种社会转型又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之下进行的，因此既持续进行，又表现出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情状：一是现代经济的增长缓慢而畸型化；二是城市化进程的停滞和畸型化；三是开放的进行但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色彩；四是社会分化呈现出一种十分不规则的状态。这说明，这时的社会转型是一种典型的低度发展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即必须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正常进行争取必要的前提条件。而社会转型的低度发展，也促成了民族独立，使正常的社会转型成为可能之事。
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在5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6一文中，还分析了国民党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认为从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在实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同时，国民党实行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我认为，上述分析都是正确的。由于这时的社会转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必须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正常进行争取必要的前提条件，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在完成这个第一要务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第一个转折点，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使中国社会真正具有了近代的色彩。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为这个社会的转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1927年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在争取民族主权方面虽然做出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没有能够完成辛亥革命遗留的任务，即争取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和解放。倒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勇敢地挑起了这个重担，最终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二个转折点。从此，中国社会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转型的阶段。
四、关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
吴忠民教授在略论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一文中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分为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这样两个阶段。在建国后的30年，中国的社会转型在某些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比如强化了民族的自尊与尊严，初步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初步奠定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初步实现了社会平等的目标，开展了大规模的大众化教育等等，为以后中国社会的转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是，由于整个社会错误地将时代中心定位为/以阶级斗争为纲0,由于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而排斥市场经济，由于不懂得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而滥用高强度的社会动员予以强行拉动，由于盲目轻视现代知识，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呈现出一种不规则、停滞甚至落后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不规则的高速推进；第二，城市化进程缓慢；第三，开放的低限度进行，而且摇摆度过大；第四，社会分化的停滞甚至倒退；第五，世俗化进程的停滞。
改革开放后，随着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基调的逐渐确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社会转型就总体而言，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就其速度来说还是就其结构改善而言，呈现出相对良好的状态，同时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地为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第二，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第三，对外开放全面而深入地推进；第四，社会分化全面展开，新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相继出现，所有制成分成多样化状态，社会流动日趋加剧；第五，世俗化进程迅速推进，人们的行为取向越来越认同于现实性和理性化，人们的生活水准得到大幅度提升。
的确，从1949年至1978年的社会转型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忽视了社会转型的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了主观意志，错误地确定了工作中心，而且排斥了任何国家都不能超越的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以后的20多年，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的错误，中国的社会转型重新走上正确的轨道。所以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转型的第三个转折点。当然，在1978年以后的社会转型中，特别是近年以来，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民收入减少，负担沉重；很多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下岗工人生活困难；腐败现象严重蔓延，社会犯罪迅速增加，很多地方社会秩序不好，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降低，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否则，中国的社会转型就可能会出现大的动荡和反复。
五、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
关于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少文章涉及到了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关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间界定，即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总体上说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其中1840年到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到1978年为第二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二种观点认为开始于五四运动。第三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是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这种社会转型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第四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
第二，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从社会的角度，社会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在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二是在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形态、经济体制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在上层建筑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变；四是在思想文化的层次上，集中地表现在由反映自然半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精神文化，向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精神文化转变。从人的角度看，就是人的现代化，或者说由传统半传统的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这包括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人的素质的重塑？。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7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关注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4-0001-02
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为加快城镇化发展、提高城镇化质量指明了方向。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使得城镇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层，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和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路径有专家认为，当代世界经济的两大动因一是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二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扩需拉动。新型城镇化是今后十年以至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源和主要拉动力已成为共识，如何科学、高效、亲民、合法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当前需要思考的课题。
一、推进城镇化建设科学规划要具备长远眼光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推进城镇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必须坚持以规划为依据，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功能培育为基础，以加强管理为保证。要通过全国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以及土地利用规划等，各地区因地制宜进行科学规划切实分步实施。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科学合理的规划城市格局，放大尺寸、放长眼光科学布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使之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二、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投资要筹钱有道
要保证筹钱有道，必须创新资金多元筹措机制，尽量满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资金需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资金缺口大，需要政府推动、社会参与、个人努力共同筹措资金。一是完善财政保障机制和预算编制管理，将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列入政府一般预算安排，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二是合理界定不同层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调整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资源分配关系。三是拓宽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渠道。四是推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通过整合现有融资平台，注入优质资产，提高融资能力。五是鼓励符合条件的投融资平台采取发行城市建设债券、上市融资、信托计划等形式筹集建设资金。探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制度，吸引社会资金包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参与城镇建设。
三、推进城镇化建设农业人口要转移有序
目前，城镇化正面临深入发展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从单纯城市化转向新型绿色城镇化，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创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努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从而使城乡居民公平共享城镇化发展的成果。
要创新农业人口有序转移机制，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全覆盖。城镇化绝非单纯的城市空间扩张，也不能简单追求统计数据的城镇化率，更紧迫的任务是实现人口城镇化，以存量带增量，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我市户籍和人口迁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一体的居住证制度，以举家迁徙和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以就业年限或居住年限或社保参与年限为基准，加快放开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和促进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定居。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改革，逐步实现教育、文化休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劳动报酬、住房租购方面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人口城镇化需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将农村转移人口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保险关系在不同统筹区的转移接续和不同制度间的衔接转换，提高统筹层次，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
四、推进城镇化建设土地利用要合法集约
城镇化建设需占用土地空间，近年来一些地方用“摊大饼”的方式简单化地扩大城镇规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宅基地常年闲置，乡村建房，城镇租房，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减反增。提高城镇化质量，必须集约、节约利用土地。（1）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统筹开展土地综合整治，扩大空间配置范围，积极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定居规模挂钩的政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用地需求。（2）打通城乡土地转换渠道，鼓励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后用农村承包土地换城镇户口、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用宅基地和房屋换城镇住房。加快征地制度改革。（3）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解决好被征地农民转移到城镇后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问题，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五、推进城镇化建设就业为本要产业支撑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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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视觉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集中讨论了视觉文化的历史叙事。这一叙事包括了视觉文化的历史分期研究，其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揭示了视觉文化在不同的时代或时期的不同特征和差异，进而揭示出这些差异形成的社会文化根源。其次，它在揭示了不同时期视觉文化各自特征时，着重于分析视觉文化不同时期及其特征的内在的演变逻辑。第三，通过视觉文化的历史叙事，准确把握视觉文化的当代特性，揭示当代文化视觉化的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视觉文化；历史叙事；历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a
如今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视觉文化的到来，用海德格尔的描述来说，这是一个“世界图像时代”。海德格尔写道：“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世界图像并非从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毋宁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个“世界图像时代”呢?其“现代之本质”又如何体现呢?显然，论证的路径有许多，本文取一个特定的角度，亦即透过历史分期(periodization)的视角来探讨视觉文化的当代性。所谓历史分期，亦即区分不同历史时期或形态的观念或方法。通过历史分期这一独特视角的审视，便可以从理论上确证视觉文化作为当代文化现象或文化的当代形态的特征。用历史学家怀特(Haydenwhite)的话来说，“历史叙事是指作为语言人工聘，用来构成已逝去因此不再受试验和观察所控制的结构模式和工序。”他还饶有兴味地写道：“必须把历史看作是符号系统，历史叙事同时指向两个方向：叙事所形容的事件和历史学家作为事件结构的图标所选择的故事类型或神话。叙事本身不是图标；历史叙事形容历史纪录中的事件，告诉读者怎样才能找到关于事件的图标，使得事件变得‘熟悉’起来。”这种历史分期其实也是一种历史叙事，换言之，也就是某种我们关于视觉文化的历史述说方式。从知识的角度看，叙事是构成知识最基本的方法。
大致说来，探讨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历史叙事类型。
一、“宏观的”历史叙事
考察任何文化现象，都有某种视角的存在。中国传统绘画有所谓“以大观小”和“以小观大”的不同方法。前者是从总体的、宏观的视野来透视，后者是居于一隅来看世界。宏观的历史分期构架其实就是一种“以大观小”的方法。这一区别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陈说，那就是内外之别。审视任何事物或现象，既可以从外部更大的情境来观察，也可以从自身内部来透视。前者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宏观的视角，后者则是一种后面要讨论的微观的视角。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是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考察。这种方法强调，为了说明生产方式，第一是要跳出具体的生产方式作总体性的考察，第二是要对不同历史阶段生产方式作历史考察。因为在这种历史演变的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看到当代视觉文化转向的文化逻辑和意义。这对我们考察视觉文化的历史分期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社会历史形态的考察，依据于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这些社会形态的历史分期决定了相应的文化面貌和特征。比如，美国学者杰姆逊(FredricJameson)在其后现论的讨论中，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人手，进入了文化的历史形态分期。他首先区分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他又区分了与之对应的三个相继发展的文化形态和风格形态，亦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们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和逻辑。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在分析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文化逻辑时指出，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是深度的时间模式，而后现代则明显地趋向于平面的空间模式。他指出，在后现代的平面空间模式中，形象被凸显出来，占据了文化的主导地位。与此接近的是利奥塔(Jean―FranoisLyotard)关于话语的和图像的两种文化的分析。在利奥塔看来，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是理性主导，语言占据了这种文化的中心地位。因此，现代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话语型的文化。相反，后现代文化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除了诸如宏大叙事向小叙事的转化，可通约性转变为不可通约性，总体性向宽容和差异嬗变之外，在他的早期思想中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想法，从现代到后现代，有一个从话语性的文化向图像型的文化的递变。这一理念突出了视觉文化成为当代主因，我以为是一个十分有用的分析路径。英国社会学家拉什(ScottLash)后来进一步把这个模式具体化了，并从不同方面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形态转变的内在逻辑，诸如理性主导的“现实原则”，向为感性辩护的“快乐原则”的转变等等。这一模式的理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古典、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中，把古典和现代文化的基本特性都归结为理性的文化，因而其文化逻辑便与语言直接相关，恰如在古希腊理性就是逻各斯，就是语言的看法一样。于是，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化均以语言为核心，视觉因素尚不突出，没有成为文化的“主因”。转向后现代文化，一个重要标志便是视觉的主导地位，即是说，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文化逻辑体现为它是视觉和感性主因的文化。依据这一形态学的划分，我们可以把握一个重要的发展逻辑，那就是在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视觉现象由于更多地和感性范畴相联系，所以在理性主导的文化形态中，它实际上是被贬低了，恰如在笛卡儿的身心二元论中。精神的、心灵的东西总是高于或优于肉体的、感性的东西。而后现代文化呈现出张扬感性的趋向，呈现出对理性至上的怀疑，所以视觉和感望便凸显出来成为文化的主因。这个思路对于我们思考当代视觉文化具有启发性。
这种区分有合理之处在于对视觉文化的理解定位在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问题在于，这种视角的宏观往往会忽略甚至遮蔽视觉文化自身的历史演变及其形态变化。所以，运用这种方法就必须注意从大到小的诸多中介环节及其相关性。前苏联美学家巴赫金(mikhailBahktin)曾经对文学研究提出一个不同层次的结构性关系的方法论模式，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很有启发性。他认为：
文学史所关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学环境中文学作品的具体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的文学环境，最后是无处不在的根源性的社会经济背景中的意识形态环境。因此，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是考察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史和社会经济史之间连贯的交互关系。
这里巴赫金至少指出了四个逐级扩大环节：文学作品一文学环境一意识形态环境一社会经济环境。这也就意味着，对文学作品这样的艺术类型的考察，不能只关注作品本身，还必须注意到与之相关的逐级扩大的更加广泛的其他外在社会历史条件。因此，相关性的历史分析乃是这种思路的关键所在，它特别反映在不同层次的中介性环节及其关系上。
如果我们采用这种思路来考察视觉文化的历史发展，什么才是从宏大的社会文化到视觉文化的中介环节呢?这正是后面我们要分析的问题。
如果说社会历史的宏观视角是着眼于物质生产实践的深刻影响的话，那么，侧重于精神观念自身演变规律探究的是黑格尔式的精神史方法。尽管其唯心主义倾向显而易见，但这种方法所涉及的问题往往又可以和上述方法形成互补关系。在黑格尔看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精神自身演化史的外在表现而已。他从绝对理念的演变人手，推导出一个象征型一古典型一浪漫型的艺术史类型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绝对理念的发展是通过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来体现的。艺术属于绝对理念的低级阶段，哲学则是绝对理念的高级阶段，而宗教居于两者之间。艺术是通过直观形式来表现理念，而宗教是通过表象来传达理念，哲学则是通过概念和思维来表达理念。虽然艺术属于理念自身发展的初级阶段，它自身也必然呈现出发展的不同阶段。象征型艺术是原始艺术形态，代表了理念发展的最初形态。古典型艺术尤以希腊艺术为典范，是理念发展的中间环节，体现了西方艺术的基本特征。而浪漫艺术则是一种近代形态，在诸多方面迥异于古典艺术。在黑格尔看来，在象征型艺术阶段，理念尚未找到合适的表达形式，它的表现往往是模糊的朦胧的，因此呈现为物质形式压倒精神内容的特点，比如英格兰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等等。进入古典艺术阶段，精神自身渐臻完善，逐渐找到了完善的艺术表现形式。这样一来，艺术就走出了象征型的简单粗糙形态，使得精神观念与外在物质表现之间达到了和谐一致。这种艺术最典型的形态就是希腊的雕塑和悲剧。到了浪漫型艺术阶段，理念超越了所有艺术的表现手段，因此导致了精神内容压倒物质形式的特点。浪漫型艺术中，绝对精神的进一步发展超越了物质形式的表现范围，出现了与象征型艺术相反的不和谐，亦即博大精深的精神越出了物质形式的桎梏，使得物质形式无法恰当地表达的精神观念，精神观念压倒了物质形式。所以，我们在浪漫艺术中常常看到新奇怪异的表达形式和强烈奔涌的情感。尽管黑格尔的模式并不是针对视觉文化现象提出的，但对分析视觉文化却具有参照作用。如果我们去除其唯心的理念而加以改造，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至少，我们可以从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的内在逻辑和差异角度，来审视视觉文化的历史发展，并把握到不同历史形态各自的美学特征。当然，这样超验的理念并不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式的抽象的“理念”改造成某种“时代精神”(Zeigeist)倒有一定合理之处，亦即特定历史时代的总体性特征，它塑造了某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或体验方式。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视觉文化的历史变迁，就不存在超越任何历史时代的“理念”，有的只是制约着不同时代文化的精神观念。这种看法与福柯所谓“认知型”(epistemé，或译作“知识型”)结合起来，对于考察视觉文化的历史分期是非常有用。
二、“中观的”历史叙事
由上述历史叙事的讨论，很自然地进人中观的历史分析方法。所谓中观当然并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经验性的概念，而是相对于宏观的历史叙事方式。它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中间地带，一方面不像宏观的历史叙事那样总揽全局，着眼于社会历史的总体性；另一方面，它也不同于微观历史叙事仅仅局限于视觉文化内在结构和要素的解析。
在这方面，福柯的认知型(或知识型)历史形态分析很有特色。在福柯看来，所谓认知型，就是特定时期各种话语的构成规则，这些规则并不被人们自觉到。“认知型在既定的时期是话语可能性的条件；它是一套先验的构成规则，这些先验的构成规则能够使话语发挥功能，能够使不同的对象和主体在某给时刻而不是其他时刻被加以谈论。”人们用以认识事物的方式或话语的范式，它在不同时代呈现为不同的形态，并与权力关系密切。福柯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话语模式。第一种认知型是文艺复兴后期(16世纪)的“相似性”话语：“正是相似性才主要地引导着文本的注解和阐释；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比如，绘画是对空间的相似性模仿。“探寻意义，也就是阐明相似性。探寻符号的规律，也就是去发现相似性的事物。……事物的性质，它们的共存，它们借以联系在一起和交流的方式只是它们的相似性。”福柯强调相似论形成了符号系统的三元结构：能指、所指和“关联”(相似)。其中，相似性最为重要，它既是标记指称的内容，又是其符号形式。第二种认知型是17和18世纪的表征型话语。那时人们开始寻找如何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建立新的关联，而相似被证明是虚幻的，于是一种表征的(representation，又作再现、表象等)话语确立起来，亦即所谓的“古典话语”。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是这种话语的开山之作。表征的话语特征在于：“语言的独特存在，以及语言作为处于世界中心的事物而具有的古老协同性，都消散在表征的功能中了；所有语言都只是具有作为话语的价值。”表征代替相似，这就导致了比较的兴起，它具体呈现为度量和秩序两个层面。世界万事万物的相似关系阐释被秩序关系所取代，话语的三元结构(能指／所指／相似)被二元结构(能指／所指)所取代。第三种认知型是19世纪至今的现代话语。从古典话语到现代话语有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福柯认为，表征是欲望、需求和生物的反面，意味着限制和蒙蔽，于是突破这个限制就必须打碎表征的认知范式，这个转变始于法国作家萨德(marquisdeSade)。第二，现代话语的出现将语言自身凸现为重要因素。福柯认为，在古典时代语言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表征成为统辖一切的“君主”，因而语言自身的功能和位置显然被贬低了，被表征物占据着显赫地位。现代话语的出现，可以说是语言自觉和自主的时代。福柯写道：“从荷尔德林到马拉美再到阿尔托――文学要有自主的存在，并且把自己与其他所有语言分离开来，并形成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唯一的方式只是塑成一种‘反话语’，并从语言的表征或指称功能回溯到自16世纪以来已被遗忘的这一原始存在。”所以，“文学把语言从语法带向裸的言谈力量，并且在那里，文学才遭遇到了词之野蛮的和专横的存在。……文学愈来愈与观念的话语区分开来，并自我封闭在一种彻底的不及物性中，……成了对一种语言的单纯表现。……词所要讲述的只是自身，词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从相似到表征再到语言自主性，实际上反映出话语认知型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演变，它表明从能指／所指／相似，到能指／所指，再到能指自身或自我指涉的发展过程。这种话语分析模式对于我们理解视觉文化的历史发展很有帮助，因为在视觉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个相似的话语演变方式。这种看法结合着波德里亚的观点来看便可凸现出来。
波德里亚是采用一种特殊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观点来讨论这一问题的。他着眼于符号表征系统的历史变化，尤其是考察符号与实在世界复杂关系的转变。他把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化史区分为三种不同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以模仿为主要范式的古典文化，这一文化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强调符号的理性原则，主张符号与实在世界的模仿或再现关系。这种看法和福柯的解释是一致的。第二阶段是以生产为主导范式，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这一阶段符号主要围绕着模型来组织生产，符号与现实的关系不再恪守模仿或表征原则，符号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自足性。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模拟(又译作“仿拟”)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图像类型――仿像(或拟像，simularum)。图像符号的生产日益以仿像为文化主因，传统的符号依赖实在的关系被颠倒了，不再是符号模仿实在事物，而是相反，符号自身获得了完全的自足性和自身逻辑。它一方面摆脱了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关系而自在自为地存在，另一方面它们又反过来对现实世界施加深刻影响。这就是虚拟现实的出现，它构成了一种全然有别于传统和近代文化的新的文化类型。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福柯关于符号自我指涉阶段的另一种表述。有的学者把波德里亚的三分法概括为“传统”、“先锋派”和“大众文化”三种文化风格。在模仿型的传统文化中，符号与所指的关系是同一的，有明确固定的意义；在生产型的文化中，符号表现出一种等价的逻辑，符号交换乃是为了所指；到了模拟阶段，符号的逻辑则呈现为含混和虚拟，符号交换是为了符号自身。
我以为，福柯和波德里亚的这种分析路径，是以话语认知型或符号／现实关系的特定视角来透视文化，并不局限于视觉文化领域，广泛地涵盖了诸多文化领域。所以其中观性在这里呈现出来，那就把话语认知型或符号／现实关系作为一个区分不同历史阶段的图标，既可以分析其他文化现象，也可用于视觉文化的历史分期。依照这个区分，我们便把注意集中在不同时期的视觉文化所具有的特定认知型或符号表征类型上。福柯和波德里亚两人的思路也许有诸多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话语的认知型有一个从模仿到表征再到自我指涉的过程，或者更加宽泛地说，有一个从符号再现实在到符号虚拟性的历史演变过程。这一路径相当程度上涉及到了视觉文化历史分期的内在逻辑。
三、“微观的”历史叙事
从宏观到中观，再下来自然就是微观。微观的历史叙事在这里主要是指关于视觉文化甚至更加具体的特定视觉文化领域的历史叙事，比如艺术史或电影史或工艺史等。微观的历史叙事着眼于视觉文化内部的发展，着重于解析其内部各种视觉要素的历史转变。诸如艺术史的路径。
显然，艺术史讨论的是各类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等)的历史发展，不同的艺术家、艺术品及其相应的风格类型的历史发展和差异。显然，艺术史模式与视觉文化研究关系更为密切。艺术史家夏皮罗(meyerSchapiro)认为，艺术史的历史分期有三种主要类型――政治朝代型、文化型和美学型。“第一种类型的例子有：加洛林王朝的、奥托王朝的、都铎王朝的，第二种类型的例子有：中世纪、哥特式、文艺复兴，第三种类型的例子有：罗马式、古典的、风格主义、巴洛克。”在这三种艺术史分期模式中，第一种严格地说不是艺术史自身的标准，而是以政治体制和王朝的更替为标志。这种方法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也极为普遍，诸如先秦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等。第二和第三种模式的视角显然要狭窄得多。文化型更多地触及到不同时代的艺术的整体文化特征，它文化自身而非政体或朝代。第三种路径更为狭窄，是典型的微观历史叙事，因为它的划分标准完全是艺术发展内部的美学形式。所以夏皮罗认为，在这三种模式中，第三种模式即美学的模式最为普遍，原因也许在于它比较深入地触及到艺术自身的风格、形式和美学表现特性。因为显然，政治朝代式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就艺术自身来加以区分，而是从外部政治朝代来加以区分，它较少涉及到艺术自身的变化。不同的朝代的更替并不意味着艺术的必然改变，其间某种艺术风格或形式的延续是可能的。我以为，针对视觉文化而言，夏皮罗的看法有必要做一些必要的修正，美学的艺术史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它往往局限于艺术内部的风格要素的发展转变，容易忽略外部文化因素的影响和背景性的分析。因此，将美学型的艺术史分期与文化型的艺术史分期结合起来，也许更切合视觉文化的历史分析。
随着视觉文化研究本身的发展，随着对视觉文化这一概念理解和解释的更加具体化和更加明确，视觉文化自身的历史描述与分期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在这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值得关注。
法国学者魏瑞里奥(paulVirilio)对视觉、速度和战争等现代性问题有开创性的研究。他注意到，每次技术革命的结果都是速度的提高，而速度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从传播速度，到生产速度，再到眼睛观看的速度等等(比如步行、坐马车、乘火车或飞机，其观看事物的速度截然不同)。依据速度及其技术对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人类社会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对文化的影响，他将近代以来的视觉文化区分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个阶段是所谓“形象的形式逻辑时期”，它是以绘画和建筑为代表的古典文化时代。这一阶段终结于18世纪，其基本特征是通过各种形式法则来塑造世界及其关于世界的看法。比如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法则的发现和完善，这一法则强调了理性的观看和固定的眼光，它把世界设想为一个有序的整体，再现(或表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视觉表现原则，而代表性的视觉样式是绘画(比如文艺复兴“三杰”的绘画作品等)。第二个阶段他名之为“形象的辩证逻辑时期”，这一时期代表性的视觉样式则是摄影和电影，在时间上是贯穿了整个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依照魏瑞里奥的研究，所谓“辩证逻辑”的形象，主要是指在公共领域中的广告、摄影和电影等视觉表现形式，它们一方面是以“公共表征”的为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观众和符号之间的互动交流。第三个阶段是“形象的矛盾逻辑时期”，其代表的视觉样式是摄相、全息摄影、数码摄影和电脑图像。不同于第二阶段那种形象符号的公共展示和交流，新技术手段的发明，使得图像的交流传递变得越来越私人化和家庭化了。换言之，“公共表征”，在魏瑞里奥那里是指形象的展示和传播是在公共领域里进行的，比如在大街上的广告，电影院里放映的影片等，这类主体间的交往主要是在公共领域里展开的。然而，在“形象的矛盾逻辑”阶段，公共领域的公共表征逐渐衰退了，私人领域变成为接纳信息和进人世界的主要途径。比如，过去的私人空间是完全私人化的，诸如家庭生活和私人话语等。然而，随着电视、电脑和网络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家庭这个传统的私人空间如今已变得不再是私人性的了，我们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在因特网上游弋等，甚至在家里上班。“可以预期，监视和街头照明从大街转向了家庭展示的终端。由于这是一种对城市终端的取代，所以，私人空间持续地失去了自己的相对自主性。”我以为，这个转变对于我们思考当代视觉文化现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谓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并不只是说形象生产和传播本身的急剧膨胀，也不只是我们接受形象的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在本来属于私人化话语的家庭生活中，话语形式不但变得公共了，而且也视觉化了。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次体会到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深义所在。在魏瑞里奥看来，图像所以占据了当代文化的主因地位，乃是图像传播技术，特别是速度提高的结果。相对与文字，图像可以通过实时传播的方式到达受众那里，比如卫星电视的现场直播等等。因此，文字相对于图像的实时传播，不得不退居次席了。正是由于速度的提高，图像传输优于文字阅读，所以形象的“辩证逻辑时期”不可避免地被其“矛盾逻辑时期”所取代。
美国学者米尔佐夫依据魏瑞里奥的三阶段形态学，进一步深化并发展了这种分析模式。他认为，视觉文化与现代性关系密切。视觉文化研究的兴起原因之一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图像及其视觉不是凝固不变的，它不断地在现代性时期改变着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据此，他区分了视觉文化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古代形象(1650―1820)。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传统的形象。所谓传统形象就是这些形象的创作和解释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实在本身，恪守模仿原则或朴素的实在论，强调中心透视原则等。这些古代形象是可信的和真实的，它们逼真地再现了实在世界的样态。第二阶段――现代时期(1820―1975)。这一时期形象的主导形态是“辩证的形象”。由于摄影和电影的出现，出现了有别于传统形象的新的影像。这种形象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建构了一种当下的观者和形象所呈现的时空过去的可视关系，进而构成了现在与过去、受众与影像之间的辩证的交流。第三阶段――当代(后现代)时期(1975年以来)。形象的构成是矛盾形象或虚拟形象。虚拟形象意指形象本身已经和现实关系疏远，任何形象(哪怕是来自现实的形象)，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加以篡改和修正。这些后现代的虚拟形象不断地逃避我们的把握，进而导致了视觉性的危机。虚拟形象的广泛传播和全球化流通，导致了日常生活中视觉通货膨胀和意义的衰竭，导致了信息的危机。米尔佐夫的这种视觉文化的历史叙事更接近波德里亚的看法，也可以看作是后者理论在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具体化或拓展。
结 语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9
关键词：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特征动力机制
我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始于1978年，是通过自上而下发起的，通过对经济体制的转型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是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顺应。
一、经济体制转型的阶段划分
（一）转型早期（1978-1991）
1978年，中国确定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尝试计划经济体制的变革。其变革的核心在于转换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责任制，实现微观经济的重塑。
（二）转型中期（1992-2001）
1992年，中国正式实行改革开放，将经济体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而途径金融、外贸、财税等相关体制的改革，实现市场化经济体制框架的搭建。
（三）转型深化期（2002至今）
以中国加入wto为起点，国内的经济转型进入深化期，逐步实现与全球市场的接轨，推动我国市场和企业的转型速度，促使市场化经济体制尽快成熟。
二、经济转型各阶段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特征分析
（一）转型早期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特征
转型早期，国有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还未完全恢复，导致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足，产品质量低下。与此同时，人们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则在稳步提升，这导致国有企业生产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供需差距。鉴于此，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在于尽快恢复生产，实现产品的优质足额供给。该种形势下，国有企业管理创新具有目标的一致性。
（二）转型中期国有企业市场化管理创新特征研究
1、国企管理创新的多元化
转型中期，中国已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全国各行业改革趋势明显，几乎所有的国有企i都投身到管理创新中，希冀通过管理创新实现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该阶段，由于市场对产品的差异化需求和各国企自身条件的差异，导致管理创新的基础各异，促成了国企管理创新的多元化格局。
2、管理创新的市场化
通过国企改革相关政策的推行，国有企业从过去的政府附属机构转变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其企业管理也摆脱政府监管的尴尬局面，获得极大的自，这为国企管理创新提供基础，使其可以按照市场化的需求进行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创新，在完善企业管理模式的同时，导致企业的管理创新具有鲜明的市场化特征。
（三）深化时期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特征
1、现代化企业管理改革的彻底性
深化阶段、中国市场逐步实现与世界市场的接轨，企业直接面对全球市场，与国内外企业共同竞争，这对企业的管理模式提出更高要求，应该实现彻底的现代管理变革，如此方能满足企业的全球化发展需求。
2、国企管理创新的普遍性
市场的全球化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对国有企业而言，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冲击。面对此形势，如果管理落后将导致企业的发展受阻，影响企业的生存。因此，国有企业只有通过管理创新才能实现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三、转型各阶段的过去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一）转型早期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动力机制分析
1、政府行政力量的主导和推动
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与政府存在行政隶属和产权所有关系，这导致国企缺乏管理自，其管理创新的开展需要以政府的行政支持为前提。所以，该阶段的国企管理创新，政府的行政力量是主要的创新动力，起到决定性作用。
2、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迫切需求
该阶段，经历风波的冲击，国有企业面临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和员工素质低下等问题，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难以维持正常的运营。要想改变这一局面，只能通过管理创新，尽快的恢复企业运转，实现企业生产的正常化，在满足社会的产品需求的同时，改善企业的现状和人员的处境。
（二）转型中期国有企业市场化管理创新特征研究
1、政府的持续推动与主导
该阶段，中国正式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国企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获得极大的经营自，进而能够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进行管理方面的创新，从而提高了国企管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更好的应对市场经济的各类问题，实现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2、来自市场的愈益激烈的竞争挤压
该阶段，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推进了十余年，市场经济的优势逐渐显现，表现为市场的日趋活跃和竞争的不断加剧，这导致市场整体的供需关系发生改变，呈现供过于求的状态，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中受到冲击。面对此种形式，国企只能通过加快管理创新的步伐，实现管理的现代化提升，从而改进经营模式，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对市场的保有和拓展。
（三）转型深化期国企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
1、国际化竞争的加剧
国际化的激烈竞争给予企业极大的生存危机，要想实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实现企业的管理创新，借助现代化的管理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2、国企发展的内外愿景推动
该阶段，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企业获得更大的自，加之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导致国企的管理创新具备政策、体制和企业自身诉求等相关基础上，在此基础下，国有企业的重组和资源优化速度加快，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
四、结束语
总体而言，国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面对经济转型，企业的管理创新是必不可少的，是国企对经济转型的适应，对其特征和动力机制分析能够实现经验的积累，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婉.转型期我国企业管理的创新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n].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4）：66-68
[2]廖冰，张铄，赵庚.加强认同与鼓励创新――经济转型期国有企业员工管理新思考[J].开发研究，2013（2）：146-148
社会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特征篇10
[关键词]经济社会转型特征海关制度建设措施
一、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征
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这一时期具有以下的主要特征：
1.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要求政府职能转变
计划经济体制是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运行体制，政府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并通过行政手段逐级下达到企业，企业只是义务主体，从属于政府。而市场经济体制是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运行体制，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企业都能积极为之，由此充分调动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企业成为权利主体，而政府则要改变职能，退出不该管的领域由市场或行业管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要求政府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型，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
2.人治向法治的转型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的行政管理是以行政长官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治模式，由此产生了不少的弊端。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而人治向法治的转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法治的意识、法治的完型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我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将是法治和人治并存。那么，在并存的情况下，人治和法治的矛盾和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亦即权大还是法大？这是转型期必将面临的课题，尤其是如何把握这个度，将始终伴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
3.一元社会向多元社会的转型
在共和国建立后的很长时期内，我国社会基本上属于一元社会，即一个主义、一种思想、一个利益、一种生活方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尽管我们也倡导主流思想，但多元社会已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其他（如小资）思想并存；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并存且受同等保护；倡导节约简朴与允许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并存。在多元社会中，各种思维、利益、生活方式的碰撞与和平共处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和源泉，但也极易引发社会的动荡和分化。
4.从传统封闭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型
在传统的封闭社会中，人们只能与过去比，所以只要有发展就能满足现状。在开放的社会形态中，人们惯于横向比较，尤其是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信息时代，任何的好事和丑事都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过网络传播，网民都能在网上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同时对主流舆论起着一定的影响力。这就要求政府的政务公开，成为阳光政府，同时对突发事件有讯捷的应变能力，克服办事拖沓、反应迟钝和官僚作风。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这是指处于一个加速度的整体性跃迁过程，这个过程的突出特点是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而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导致社会关系不稳定性。包括管理制度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处于中间性、过渡性和多变性。我国实行经济改革先行，而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不协调性比较突出，由此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固有的基本特征。
二、经济社会转型期海关制度建设的机遇和挑战
在当前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原有体制和新体制在一定时期内的并存，对作为政府部门的海关在制度建设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将加速整体性制度的跃迁。从以往情况看，没有整个体制的转型，光靠海关来构建现代海关制度是困难的，要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和牵制，难度很大。而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制度跃迁为我们构建现代海关制度创造了极好的机遇，只要我们能顺应转型的潮流，把握好转型的时机和阶段，总体设计和分阶段实施，定能推进并最终实现建立现代海关制度的目标。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现阶段，现代海关制度建设将更多地面临困惑和挑战。这些困惑和挑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海关法的理论基础层面，是管理论和控权论的主导地位矛盾
在以往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一直由“管理论”主导，即认为“行政法是国家管理法，是国家管理的工具”。“管理论”强调管理相对人服从行政机关的义务，而忽略行政权和行政管理的依法行使和受法律约束，具有人治的特点。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就是依法行政，即现代行政法主张的“控权论”，“控权论”强调将行政权控制在法律授权和允许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控制行政权的一系列立法，但是，在法治和人治并存的现阶段，“管理论”的长期影响使部分海关的领导和关员沉缅于以往的“海关与管理相对人地位不平等”之中，表现在用法律来束缚和要求管理相对人时得心应手，当管理相对人对海关执法有异议，为维权而申请复议或提讼时就反感甚至冷嘲热讽。法律是管老百姓的，这种“管理论”的影响还在。所以，将管理相对人对海关执法的监督和制约视为社会和法制的进步而欣喜，自觉树立“控权论”的理念还是个长期的任务。
2.在立法层面的不适应性
我国法律的渊源从国家一级看，有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数量上呈金字塔型，这是我们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模式。其中，行政规章最多。就海关法而言，海关总署制定的行政规章和不是规章的规定、办法等数量最多。按照现代法治的准则和理念，参加游戏的人是不能制定游戏规则的，否则将有失公正。显然，海关总署既是执法机关，又有权制定大量的进出境规则，混肴了立法机关还是执法机关的性质和界限，这是不符合现代法治要求的，已引起国内外学界的异议和关注。当然，这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是海关所能解决的，但作为一个问题是存在的。
“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海关总署和其他行政机关一样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了20项行政许可项目。但是，除了这20项外，还有一些须经“海关同意”的事项，这些属于什么？今后最终要取消还是将一直存在下去，至今尚无明确说法，更不可能有时间表。与此相似的还有，海关总署制定的规定、办法等，少部分列入行政规章序列，而大部分未列入行政规章仍在执行。同一层次的法律规范作如此区分，今后的趋势是否取消非行政规章的规定、办法，至今尚无明确说法，如果一直保留着，那么划分行政规章和非行政规章有什么意义呢？让人看不懂。上述问题都是经济社会转型期呈现的中间性、过渡性在海关立法层面的体现。至于立法的滞后，以至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经济的要求更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是转型期难以避免的问题。
3.在执法层面，先进的法治理念与传统的执法制度的碰撞
法律是事后的经验总结，所以法律一般不能超越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的转型期，由于处于新旧体制的过渡，海关管理制度既保留了一些原来体制下的规则，又有反映新体制的理念和规则，这给我们的海关执法带来了难题。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强调保护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强调平等保护，甚至私权优先。按照海关法的规定，司法机关要处理保税货物时应责令当事人办结海关手续后按一般货物处置。而按其他法律的规定，司法机关拍卖破产企业的财产偿债的顺序首先是企业所欠员工的工资等而不是国家的税款。海关法的规定有悖这一准则。海关代表国家执法，以往的立法和执法都强调国家利益。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维护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是国家机关的重要职责。以“物权法”为代表的保护私权法律的颁布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使海关的执法将面临许多类似的新课题。
(2)如特定减免税进口货物在海关监管期内不得转让、转移或移作他用的规定从80年代延续至今，其间经济和体制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几年来，屡有发生免税设备在监管期内闲置而使国有企业投资无法收回的情况，因其合法而无事。有些积极寻找出路，通过投资、外出等挣钱归还内外贷款的，因未办海关手续属违法要承担补税、罚款的责任，导致企业陷入困境。海关严格执法，将使一些对地方经济有很大贡献的企业陷入困境；海关变通给予象征性的罚款，是有法不依，处于两难。
(3)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海关执法不能完全整齐划一。我们的立法只能宜粗不宜细，给各地海关留有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自由裁量权。如何规范自由裁量权，防止其成为寻租的领域也是我们应对的重要课题。
4.先进的海关制度和中国国情的不完全协调性
在现代海关制度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有些很好的海关制度，如以进出口企业为中心的管理制度、无形保税仓库等。但是，鉴于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却无法全盘引进。所谓国情就是海关人员服务经济理念和企业守法理念的程度。发达国家制度设计是以公务员服务意识强和企业普遍守法为前提的。而我国目前还达不到这种程度，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以不留空子，防范违法为前提，否则将造成大麻烦，这也是我们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不得不面对和化大力气要解决的问题。
三、建设现代海关制度的应对措施
1.加强学习，认清形势，转变观念，立足服务
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最终将导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既要看到其重要意义，同时也要认识到转型过程的阵痛，尤其是未来冲击最大的是政府机构。为此，我们要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学习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和新颁布的重要法律，认清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转变观念，以进出口企业为导向，强化海关的服务功能，不断探索大通关作业流程，优化和形成高效、透明、便捷的货物通关环境，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要从建设法治海关的高度出发，提高对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牢固地树立在法律授权或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的理念，主动征询管理相对人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社会的监督。
2.加强调查研究，完善海关法律体系
最近，国务院又发文要求行政机关全面清理法规规章，离2004年实施《行政许可法》时要求清理规章只有两三年，如此频繁的清理正是基于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政府部门对现有行政法规、规章的家底要有总体了解，然后才能梳理和分别对待，以实现整体制度的跃迁。在清理中对以往各海关反馈意见较多的，可以组织专题调研，提出维持或修改建议供领导决策。对在执法中与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有冲突的规定，可由法制部门和业务职能部门充分研究，必要时可组织系统内、外专家进行研讨和论证，也可与相关的司法或执法部门协商和协调后提出修改或维持的建议。
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很多规则都带有中间性和过渡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制部门和业务职能部门关注发展进程并把握好“度”，适时推进规则的更新。为适应经济社会整体性跃迁的要求，我们的法制部门和业务职能部门要关注、跟踪和研究海关业务相关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及时掌握动态，把握发展趋势，以期同步提出相关建议供领导决策。形成一个既相对稳定，又能及时修改完善的海关制度体系对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十分必要，也是和谐海关的充分体现。
3.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循序渐进，实现目标
经济社会的转型期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当前进入了加速期，但也不是马上就能实现整体制度的跃迁，为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海关制度建设而言，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已为我们勾勒了建立法治政府的指导思想、目标、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海关总署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对现代海关制度建设第二步目标进行了总体设计。国务院每年都有实施计划，海关总署在每年的关长会议也都提出工作任务，这些是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要循序渐进，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基本经验。只要我们始终遵循客观规律，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最终目标。
4.加强教育培训，不断提高海关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执法能力
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无论是海关职能的转变，还是从理论到实务的转型都需要一支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为此，要建立海关人员学法制度，尤其是海关的领导要带头学习和掌握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强化依法行政知识的培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同时，通过教育培训，学习市场经济理论，认清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加深对发展趋势必然性的理解，从而自觉完成自身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变，这是建设现代海关制度的重要人文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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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毫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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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循:立法：社会转型期的挑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