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思潮篇1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3－0047－06
收稿日期：2011－02－13
作者简介：黄秦安，男，陕西西安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罗蒂把海德格尔、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逐步进入西方哲学主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的、深具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理性、总体性、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现代把一切预设的思想基础都作为质疑和解构的对象，这种批判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在后现代的视域之下，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开始被解构。我们认可后现代对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科学规划的解构，但并不认同后现代对科学价值独特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但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具有“后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发展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哲学主张
从时间序列看，关于“后现代”(postmodem)这一概念，据学者们考证，从语源学看，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后现代”油画的概念。德国的卢纳尔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现代”的称谓。德国作家潘维兹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概念。还有西班牙的奥涅克斯、英国神学家贝尔、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汤因比对西方历史的划分，从1875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后现代。但上述学者在使用“后现代”一词时的意义均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而后现代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思想，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难解难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现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后现代则已经开始了。两者在时间上、观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叠性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的概念为构词基础的，所以后现代的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代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基本观念和立场。利奥塔尔指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借助于元叙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被赋予合理性的游戏规则和话语。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元叙事走向衰亡，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为后现代的主题，元叙事开始转向局部叙事。利奥塔尔对知识的这种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转变作了如下描绘：“普遍元语言的原则被能够证明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体系的多样性原则所代替；描述这些体系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中常被视作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认识均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内找到新的力量与信心，并能赢得专家集团的认可。”因此，利奥塔尔倡导抛弃绝对标准、普遍范畴和宏阔之论，支持局部类型、容忍差异、历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法国哲学家福柯从对权力、考古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开始其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尽管福柯并不认可给他的理论见解贴上固定的诸如“后现代”的标签(这其实也正是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多变和特立独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体思想无疑是极具后现代气息的。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渊源。福柯主张放弃对知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追求，强调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赞成采用“谱系学”代替科学。他敏锐地指出
，在被标榜为“理性”和“合理化”的传统思想及其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的本质。福柯推崇“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它们的质疑、批判和论争功能使得它们在知识的整体空间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德里达发起了对追求普遍性、本质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一章中，德里达描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的长期统治状态：“决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的超越形而上本体神学的那个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该词的意义——在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在上帝的无限理解或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在前黑格尔或后黑格尔的意义上，都或多或少与逻各斯密不可分，或与在逻各斯的线性发展中思考的一种理性密不可分。在这个逻各斯内部，与语音的原始和本质联系从没有间断过。”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意义的深刻影响，德里达企图通过颠覆“逻各斯主义”在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范畴之间作出的二元划分中所显现的单向中心性(即指派给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从而使“自由游戏”式的文本能指系统摆脱外在(实在)世界的束缚，获得其可以高扬的存在性。
美国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奠定了其在后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无深度感”、“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状态、新科技的发展等看做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的捍卫者，德国的哈贝马斯并不认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承认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困境，但却并不认为现代性已经到了必须被否定和抛弃的地步。哈贝马斯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抛弃被视作注定要失败的现代性和它的构想，而是要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奢侈而又过度的计划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哈贝马斯倡导新保守主义和交往理论，用来克服现代性的问题。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保证自己得到完完整整、不多不少的复制”。对于这一定义，我国学者盛宁的理解是，是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套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就具备了某种自足自律性；它就不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权威、传统、神祗和真实等为自己的存在争得一个合理性了。与许多后现代思潮具有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的认识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在他看来，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工作就被归为尼采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种类。而诺里斯(norris)认为，哈贝马斯对德里达工作的这一认识定位是一种误读。基于现代性的认识立场，哈贝马斯始终无法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达成共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舞台上也是盛极一时。与哲学上一般后现论较为宽泛的认识视角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将其认识定位在“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概念之上，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过程、方法以及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等进行了社会学层面上的解读。
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griff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主张在“解构性”(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格里芬写道，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
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上述各种后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想对于整个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各种后现论表面上给人留下一种论点丛生和杂乱无章的印象，但概括看来，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点就是对一切经典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思想(这里现代性的意义是指自文艺复兴开始发轫直到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定型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想，包括主体性、理性观念、自由、民主等)的普遍质疑、怀疑和解构。
二、后现代视域下的科学：从解构到建设
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主义，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进行一种解构和批判。在各种关于科学的后现代见解中，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审视了科学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科学精神的普遍解构仍然具有不少危害性。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和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他们都认为科学其实是无法与其他文化形式划界的。罗蒂在对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共同点进行归纳时宣称：“对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作的研究可能仅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因此，在罗蒂看来，无论何种类型的研究及其知识体，都被齐一化为某种主观本位的、预先设定的信仰。罗蒂专横地写道：“当伽利略找到他的数学化词汇时，他已经在成功地完成他的探究。而这一探究，在我能给出的惟一意义上说，是解释学性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达尔文。我看不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与圣经注释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有何不同。”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和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提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的口号，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反规则”方法论。其立论根据是：科学是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不能用精确的固定的逻辑范畴来把握，任何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传统的理性主义规则论不仅有害于科学的批判能力，又易导致人的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便是“怎么都行”。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持有与罗蒂和费耶阿本德相类似的论点。“在德里达看来，真理不过是各种高尚的隐喻，一种语言对真理‘武断’愿望的产物，从而剥夺了真理的内容与解释的力量。在他那里，‘实在’的科学观念不过是一种描述上的方便手法，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过是它碰巧满足了某些在当前享有声望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需要”。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科学哲学思想的解读，德里达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概念都是隐喻。具体看，“在科学认知过程中，‘口头的障碍’常带着一种形式上确定的隐喻、确定的范围，在口头‘表达’的、‘隐喻引诱理性’的严格意义上，甚至可以超过语言。另外一方面，客观知识的心理分析必须首先‘直接的隐喻’。”在德里达那里，科学变成了一种隐喻式的修辞，而所有的科学方法只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德里达认为，即使在严格的逻辑和严格的定义中也无法消除隐喻的痕迹。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又常常作为其理论的依据。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其强纲领ssk的一些基本主张包括：科学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因此，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因而，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比起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科学是战争、环境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和帝国主义的同谋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现真理的程序。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自然界作为
客观外界的重要性，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作用。”依照上述假定，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格里芬表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见解：“传统的观点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只有真理才能给我们以真相，现在，这种观念已经被某些领域代之以相反的观念。新的观念认为，科学既不能给我们以真理，也不能探求真理。这一极端的观点(有时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是以一些观念的影响为基础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解释和我们的感知取决于语言，取决于整体文化，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取决于个人的(包括无，意识的)利益，取决于种族、性别和阶层的利益。这一认识使得人们得出如下结论：世界观完全是一种结构或一种计划，根本不是什么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考或发现。即使说到真理，真理的真正意义以及决定真理的标准，有时被认为是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从上面一段话可以看出，格里芬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观和真理观是颇为欣赏的，但在接下来的表述中，他似乎又不完全赞成上述观点。他把上述观点称为“极端的观点”。格里芬认为：“我们无需否认科学能够发现真理，也无需否认科学有时的确发现了真理，这样才能认识到，世界观、方法以及科学团体的后果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超科学的利益和偏见的产物。这一认识是极为重要的。”这明显是一种调和的观点。
三、后现代语境下的科学建构
应该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的主要是现代性意义下的科学。而现代性意义下的科学只是科学在其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局部的、有限的和暂时的构成。因此，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一味地对科学本质进行解构和批判相比，对科学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后现代探索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因为某种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科学进展和观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其核心是现代性科学观念)的指摘，使科学获得一种能够摆脱现代性中不利因素束缚的新的观念。其中，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标志着后现代研究的一个新方向，特别是格里芬等学者对有机论、后机械论物理学和生态学的强调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分析，特别是其后科学观中显露出的神学底色，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表象科学、实质神学”是对此类后现代科学理论的真实描述。
与格里芬为代表的具有神学底蕴的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研究相比，某些具有跨学科性质和学科创新的研究标志着对科学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方向。西方科学哲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图尔明写道：“今天我们自己的自然科学不再是‘现代’科学。相反……它正在被迅速地整合进一种生长着的‘后现代’科学中：‘后现代’世界的科学、‘后民族主义’的政治学和‘后工业化’社会。”在《后现代转向》一书中，贝斯特和科尔纳描绘了后现代科学倡导者对科学领域后现代转向的定位：“现代科学的范式在20世纪正让位于一种科学思考的新模式，这种模式奠基于一系列概念，诸如：熵、演化、有机主义、非决定论、可能性、相对性、互补性、诠释、混沌、复杂性和自组织。”
利奥塔尔对科学合法化的理解特别富有启发性。利奥塔尔写道：“科学并不是通过效率的实证主义而得到扩张的。相反，提出证据，就是寻找并‘发明’反例，即难以理解的事物；进行论证，就是寻求‘悖论’并通过推理游戏的新规则使其合法化。”利奥塔尔认为：“知识通过一些规则获得有效性，而后现代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是关于这些规则的话语具有明确的自我内在性。19世纪末被当成是合法性的丧失、哲学‘实用主义’或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败的一切不过是一段插曲，知识通过把关于陈述(这些陈述具有法律的价值)有效性的话语放人科学话语中而重新站立起来。……这种放入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操作，它带来了被认为非常严重的‘悖论’，它还为知识的范围设定了一些‘限制’，这实际上改变了知识的性质。”利奥塔尔通过对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的划分和对立来表达其科学观的。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尔提出：“它(指科学知识——引者注)总是与在另一种我称之为叙事的知识之外并与之相互竞争和相互冲突中存在着的”。关于叙事知识和科学知识，与传统的认识不同的是，利奥塔尔认为前者有优于后者之处，而不是相反。利奥塔尔曾对采用科学的语用学方法获得合法性的科学知识和更为一般的叙事知识进
了对比，认为两者长期被分离从而变得不可公约。也许叙事知识包含着科学知识的某些方面，但科学知识却被分离并被合法化，而叙事性陈述是不能由论证和证明所支配的。利奥塔尔主张应该发展一种对于科学知识的“叙事性”解释，即科学知识不是通过指示性的、外部的、自我中心的、逻辑的和历史累积的形式，而是通过交互作用的和多样性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嵌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与境之中。与纯粹的对科学的解构立场不同，利奥塔尔明确提出了“后现代科学”(postmodernseienoes)概念，其典范是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数理逻辑和突变理论等。
按照利奥塔尔的看法，上述知识性质改变的一个典范就是以哥德尔定理为主要结果的元数学研究。利奥塔尔认为：“哥德尔定理是知识本质发生变化的一个真正范例。”这一判断与数学家的感受是一样的。不仅如此，利奥塔尔还把托姆的“突变理论”运用于其“悖谬逻辑”(paralogy)的主张，并将悖谬逻辑的思想作为后现代思维的标志和法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对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而言，也并不是一概排斥科学和数学。后现代主义者也想从科学的新理论中寻求其后现代的理论支持和论证根据。利奥塔尔利用哥德尔定理为其后现代观念张目，哥德尔定理显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武器，这是很有意味的。在各种后现论中，利奥塔尔能够敏锐地觉察到科学也在经历着向后现代的转向，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因此，尽管利奥塔尔的某些观点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利奥塔尔对不存在认识论合法性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但其“后现代科学”的提法有建设性的成分。
毫无疑问的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本体论的新的知识成分已经在科学中逐渐生长起来了。这里以“复杂性和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为例略加说明。通过对复杂性科学的透视，亨特伯格提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未来可以很好地用‘无序、不稳定、差异性、非平衡和非线性’作为其特色”的观点。在《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认识复杂系统》一书中，西利亚斯(cilliers)以利奥塔尔对后现代性的认识为出发点(即把后现代性理解为对于元叙事的怀疑，并进而把知识的本质看做是局部叙事多样性的结果)，把“复杂系统”(complexsystem)这一新的科学研究领域与同样作为一个系统的后现代社会进行了比较后提出：一方面可以通过复杂系统的分布式模型去对后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另一方面，西利亚斯敏锐地注意到“后现代”这一术语对于认识现象的复杂性和复杂系统具有一种隐含的敏感性。与某些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立场不同的是，西利亚斯对复杂性的研究结果否定了“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结论，这表明了建构性后现代观点与某些极端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分野。西利亚斯还从10个方面对复杂性系统和后现代主义的相似性进行了类比，堪称后现代语境下新兴科学的精辟解读。看做是一种复杂系统，西利亚斯试图进一步阐述利奥塔尔从后现代社会的角度对知识状况的分析。西利亚斯认为，如果语言可以被描绘为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则关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就可以以一种相当圆滑的方式加以解决。世界对字词的意义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影响，但它却不能决定字词的准确意义。语言的意义在一个复杂的信息与世界的交互过程中流动着：一方面，通过先前的交互作用建立起来的一个业已存在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这使得语言成为一个能够应对巨大复杂性的至关重要的、进化的系统。对于西利亚斯来说，如果人们能够不通过调用元立场，而是采用有助于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复杂系统的术语去描绘语言，则人们将能够做一些类似于科学知识地位和状况的事情。西利亚斯相信，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具有对复杂系统的敏感性，进而把复杂性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对于认识科学知识的本质将会是富有成果的。
这样一种采用非经典意义下(即对机械论的、决定论的或还原论思想的否定)的新的科学思想观念和方法，诸如量子理论、非平衡过程物理学(其中自组织和耗散结构就是其代表，也包含着复杂f生理论)、非线性科学(包括混沌理论和分形几何等)、超循环理论、突变理论等所开创的对于后现代思想的跨学科和具有哲学意义的考察有着重要的知识价值和认识论意义，其发展前景是不可估量的。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2
近2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也有待改进、拓展。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目前的研究尚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内，只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内容，最多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论争，而很少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多方面联系，很少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其他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交流与融合，很少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研究。这种研究视域不仅难以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妨碍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和理论的深入研究，而且难以揭示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所经历的诸多思潮对立互动、相激相融的发展历程，妨碍了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作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今天，主张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展开“对话”似乎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种时髦。www.133229.com这种主张实际上蕴含着一个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隔离开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经过中国化的历程，已经融入了中国思想界，已经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主张产生的原因不止一端，但与上述这种狭隘的研究视域无疑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研究视域的狭隘，导致了人们看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融入20世纪中国哲学之中，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仍然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为两种相互隔离、缺乏交流的哲学形态，所以才要提倡展开“对话”。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视域亟待拓展，亟待从那种自我封闭的狭隘研究视域中走出来。
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第三层面是政治哲学问题。一些中国哲学家们从西方政治哲学中汲取思想资源，并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加以扬弃。但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问题更主要是与“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中国文化历史大变迁所直接提出的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如封闭与开放、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立宪与共和、启蒙与救亡、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都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哲学探讨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与现实政治直接纠缠在一起，较少思辨性，更少玄学味，但对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来说却是极为重要的，因而引起了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反复思考与探讨，并由此形成了三民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格局。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变化及各种政治力量的不断组合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变化，其间既曾有过联盟，又有过分歧；既有过对抗，又有过互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发展(如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构想)，就包含了对三民主义、自由主义思想资源的汲取。这三大思潮之间关系的变化，对20世纪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对现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正是在与三民主义、自由主义的相激相融中，显示出自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重大问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看，在政治哲学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激荡与汲取将会继续下去。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3
思想，是对生活的反思；哲学，是对思想的反思；人类哲学，是对人类全部思想的反思。
什么叫“哲学”？哲学，英语中叫“philosophy”，是“爱智慧”的意思。在中国，可以称之为“道”。
什么叫“哲学史”？“哲学史”研究的是人类在每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也就是人对每一个历史时期主要思想的再认识。
中国哲学史，涵盖五千年漫长时光，经过多次演变，出现如下九个分期：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哲学史的源头，这个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称为“子学”，所谓“子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又称为子学时代。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一共持续了约560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时代下，所有的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无序变得有序，怎么把分裂变成统一”，所以这一时期的核心问题就是“建序”，也就是拨乱反正。
秦汉时代是儒家经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学盛行的时代，这个时期哲学思潮的主要问题就是研究儒家经学，对其进行反思和认识，所以又名经学时代。在秦朝，中国完成了空前的大统一，如何巩固这个“大一统”，为“大一统”找到理论基础，是秦汉时候的人最关注的问题。所以它的时代哲学思潮就是巩固大一统。
魏晋南北朝时代又名玄学时代，这个时期的哲学思潮主要用在研究“玄学”，这一时代是中国第二次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持续约360年。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和第一次大分裂时代的不同，因为秦汉纲常名教大一统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所以在这个动荡分裂的时代，人更关注如何保全自己，让人获得在这个短暂生命中的超越。所以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潮着重于个人的逍遥方面，重点在于研究庄老问题。
隋唐时期从外国传来的佛学，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鼎盛。唐朝的佛学，它的核心所解决的问题是佛教中的禅宗大乘。禅宗成为了唐代哲学核心的主流思想。打破形式主义，是禅宗的最大特点。实际上佛学和玄学具有相似之处，玄学侧重于个人的逍遥，禅学接着玄学讲，个人的逍遥并不是最终问题，自己逍遥了，还要打破逍遥的形式，还要完成内心的自我修炼和成就，还要从这个纷杂的尘世当中解放出来。所以说，隋唐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解脱”，到了后期哲学思想则变成了“解放”。
宋元时代哲学思潮为之一变。由于唐朝佛学大盛，后期思想解放后出现了问题。不讲形式，人们就很自由，一自由人们就都打着“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旗号为所欲为，拿着禅宗中的这一套思想方法作为自己贪婪自私、藏污纳垢的一种借口。这样一来，再加上唐朝的节度使专权，天下攘攘，人心败坏，所以到了五代十国，社会的道德沦丧达到了极大的程度。因此到了宋朝的时候，最首要的就是重新建立儒家的思想体系，恢复儒家，用儒家的思想体系重新对人进行道德规范，塑造新的人格。于是宋代的主要哲学思潮是“理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镇人心”，使人不断地进行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好人，成为一个贤人，最后成为一个圣人，最终成为一个天人。简而言之，宋学的核心就是让人成圣贤，以圣贤之道来匡正世道人心。
明代主要哲学思潮是“心学”。实际上，宋代的理学和明代的心学是儒家学说中的两个派别，属于一个体系，统称为“道学”，但是两者之间又有区别。明代的心学是对宋学的一个解放。因为理学过多的重视讲社会的道德标准，道德标准制定的太高，又被朝廷所利用，就成为了使人受约束的一个枷锁。理学本身是很好的，但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成了杀人的工具，所谓“吃人的礼教”就是如此产生出来的。所以明朝就要求对人性进行解放，因此出现了心学。心学是对理学的补充纠正，它的核心问题是研究要怎样把人性从理学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
清朝以后由于心学讲的过于空虚，把心解放出来以后就以心为核心，导致人们空谈心性，不去研究实实在在的学问。所以到了明朝末年，人们没有务实的精神，这就导致清代要对心学进行纠正。所以，清代出现了“考据学”。考据学
既不空洞的谈理，也不空洞的谈心，而是从实实在在的学问当中去进行研究。所谓“考据”，“考”就是考证，“据”就是有所依据，就是对古代的全部学问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总结。所以清朝人对中国文化做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总结中国国学，《四库全书》就是这段总结工作的集大成者，它从经、史、子、集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每个方面都有伟大的成就，甚至于在每一个流派当中都有。比如小说家，是诸子百家的一家，就出了集中国古代小说之大成的作品——《红楼梦》。在诗歌上，就出了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总结的翁方纲的“肌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等很多流派。经学上“公羊学”等都开始重新兴起。
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这百年之中的主要核心思潮是“新学”，就是对整个古代哲学思想的再反思，在维新中探索，形成一种新的哲学思想，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4
关键词：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思潮；时代精神；诘难；回应
当代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继续推进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及多元异质的文化交叠涌现，而此时西方思潮的过量引入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种种负面影响。当代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不期而遇并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撞击，尤其是催生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后后现代主义哲学、新后代主义哲学等多元异质思潮，它们虽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和旗帜功能构成严重的威胁，但极易造成思想混乱、内在割裂或变相消解，甚至否决中国道路的理论依据、文化自信。无论是为了捍卫还是发展抑或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杜绝西方哲学思潮的种种反向渗透，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时代精神，筑牢我们的思想防御体系并实现自我超越，分析当前面临的这些否定和诘难，探究回应路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挑战与诘难的理论意义透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同其他任何理论学说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心血来潮、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宗派理论，因而既不是什么无根的浮萍，也不是什么镜花水月，更不是什么空穴来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产生的特定时代，它是时代和实践的精华。19世纪上半期，马克思、恩格斯深深扎根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经济事实中，对当时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教训、自然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新成果进行了科学总结，通过批判、汲取人类认识史和思想发展史上一切积极优秀成果，特别是通过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的思想成果，才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既是人类思想史、认识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或自我革命（因为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又是对错误敌对思潮的有力回击和批判（因为毕竟它与西方哲学的各个派别具有本质差异）。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日起，就始终面临诸多的质疑和诘难，始终处在与各种错误敌对思潮的碰撞和斗争之中，它正是通过与诸多质疑、挑战和诘难的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从而得以展开、得以自我生成的。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其实就是同各种错误敌对理论斗争的历史，就是在不间断地回击和批判各种挑战、质疑和诘难的历史。时下，无论是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为了研究当代社会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抑或是为了总结各门具体科学发展的新经验、新成果，都需要我们正视并从学理上认真仔细地梳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诸多挑战、质疑和诘难，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之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和反驳。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确存在着各种挑战和诘难，这些挑战和诘难试图“通过楔入各种解构力量，混淆马克思哲学与旧哲学的差别，以成就它的另类形象并淡化其意识形态功能”[1]。若从哲学发展史的视角来看，一些“反马”思潮出于阶级偏见、立场不同和其他政治原因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诋毁，或者试图通过附加各种多元异质文化因子，运用篡改、割裂、歪曲或附加的手段而对之造成精神内伤，消解或变相消解其深层的学理结构，使之陷入自我崩溃性的逻辑中。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则往往基于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研究视角、研究问题的侧重点等各种不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当代意义及其出场路径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无意的误解、误读、曲解和偏见，这同样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诸多带有实质性的挑战和诘难，构成了制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向深层次开拓的理。现在看来，当下面临的这些诘难，不是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而是对它的自我削弱和自我颠覆；不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普遍生长、文化间存在，而是强行地将它拖向自我缠绕的理智洞穴中，窒息其文化灵性，破坏它的生长机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的理性谋划与合理的思想营建，而是将之押解到文化的边缘和褊狭的社区互动中，企图使之在小化、窄化、异化中走向自我终结。
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阈中存在的种种诘难及其实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所受到的挑战与诘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不是任何人凭个人意志能够确定的，而是由社会前进的规律所支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宏大历史背景的基础上所建构的，是以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自身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要求自觉改造世界的一种理论表现，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自我革命。作为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一样，它的历史地位也不是一下子确立起来的，“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2]1，它是在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和直面诸多反对、污蔑中获得确立的。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和质疑也采取了迂回曲折、相对隐蔽的方式和方法，从原来的“编造历史，捏造事实”“断章取义，偷换概念”“道德绑架，借刀杀人”“自我标榜，撺掇成果”[3]四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惯用手段，转变为“跪着造反”“静默拒之”“阳奉阴违”等变相消解的手段。现当代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地位日益提高，虽然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开歪曲、颠覆和抨击仍在继续，但他们惯用的手法是用他们自己的哲学框架、思想平台来改造、修补、重读、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他们所需要的各种西方版、后现代版、后后现代版的哲学形态，并因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修正主义。“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重大的波折，当时有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无用了、应该被终结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只是表明他们背离真理必然会自酿苦果、自取灭亡。事实上，在当代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对人类历史给予合理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4]126，因为它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博怀。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变化，非但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实质性的威胁，没有它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真理，反而为其终极关怀、引领未来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契机，它的发展仍然在途中，必将赢得并见证于实践与未来。把这一真理作为理论基础并使之与中国实践有机统一，是中国社会主义前进的内在需要和本质特征。
事实上，它早已被自觉地确认为我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原则的内容之一，我们致力于选择和推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价值取向、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等一切内容，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内在灵魂和精神指向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每发展一步，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中国化”、离不开群众立场的“大众化”而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所受到的攻击与诘难。不少西方学者都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基于某一或某些阶级、政党的利益需求而产生的斗争理论或者“党营策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特定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没有任何意义上的科学性，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扎根于众多实践事实之中的理论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没有自己特定的科学内涵，必定是一种不能行之久远的政治标签或政治符号。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最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社会、人类思维普遍发展的一般原则，是完备而深刻的伟大认识工具，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311。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以辩证法、唯物论、历史观、时间观等为思想武器，着重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机制，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论证了社会前进的科学规律。这种科学性还表现在它是基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这种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与理论总结。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5]1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运动相结合，真正使无产阶级运动从自发走向自觉，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提供了一种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揭示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主体作用等原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切理论和主张都致力于从根本上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通过实践性、革命性、阶级性彰显出其科学性。其革命性、阶级性与科学性是高度一致的，我们不能强调了科学性就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斗争性，当然也不能片面强调了其阶级性和革命性而无视其科学性。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所受到的非难和挑战。哲学是客观存在，特别是该时代的社会关系的理性反映。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下，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受制于特定的阶级关系制约，总是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代表阶级的利益出发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哲学总是站在某一立场的哲学，它的命运同它所代表阶级的命运休戚相关。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性就是指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政治性，它有否及有何意识形态性这本身并不成为问题，这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讲也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承认它的意识形态性和承认它的科学性是内在一致的，承认前者并不妨碍同时也承认后者，譬如恩格斯讲：“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6]313列宁也说：“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作任何评价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7]363其实，意识形态性是通过党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派别性来表现的，作为一种具有坚定立场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达到所谓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它势必会受到哲学党性的影响。强调其意识形态性旨在凸显其唯物主义的方向和特征，旨在从思想路线上与旧唯物主义和一切唯心主义哲学保持原则界限。
另外，它的意识形态性也体现于服务大众的阶级立场上，体现在客观、普遍、公正的发展方向上。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阶级中的个人都站在自己的阶级利益上去看问题，不可能绝对地纯粹地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实现什么价值中立。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自由、博爱不过是名义上“社会公意”的幌子，其实是假民主、空自由。而马克思明确宣称自己的哲学就是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本质上真正站在了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寻求完完全全的自由、平等的无产阶级哲学。当前，世界形势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意识形态淡化的假象让不少马克思主义者都变得麻痹大意，他们看不到这背后的和平演变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相攻击、渗透，看不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而采取的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侵入策略，这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带来了巨大威胁。在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乃至社会实践仍然产生重大影响的今天，是放弃还是彰显意识形态功能，这不仅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实践问题；不是要想办法怎样去淡化、祛除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科学的或者非科学、伪科学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保持其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种种诘难应保持的批判性回应
第一，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新矛盾过程中自觉超越其面临的诘难与质疑。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8]203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吹响时代前进的号角，就必须及时响应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深刻解答当前最迫切的时代课题，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体现时代性的哲学反思，运用时代变迁规律引领哲学的自我发展。唯有批判性地超越各种挑战、质疑与诘难，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深地融入中国当代的深刻变革中，与当代中国实践保持密切关联，准确领会和正确引导当前中国时代变革的前进方向，反映时展的前进要求，保持持久战斗力和旺盛生命力。这样，就必须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合一”，使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过历史洗礼和长期实践检验中成为扎根于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主义哲学，用切合中国问题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武装人民大众，将中国实践、时代精神和群众路线的要求诉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长完善之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变化剧烈、环境复杂和时展所做出的必然回应。可见，批判超越各种质疑、诘难的过程，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化、世界化、全人类化的过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自觉地渗透于、斡旋于并活跃于当代哲学的一切论域中，在与之进行批判、对立中开拓活化自己的精神空间，使之真正成为现时代人民群众的时代精神。在回击各种“非马”“反马”“西马”“后马”的新挑战、新冲突、新质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捍卫自己的真理原则和价值立场，也要对当前的社会多元思潮及其催生的各种理性“杂草”进行反渗透，将其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思想内涵赋予其中，以更实效的方式抢占精神领地和扩大影响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要以“马魂―中体―西用”为探究范式，在高端引领和内在融通机制中整合各种思想资源，借助西方社会思潮的优秀思想因子不断丰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内涵，合理汲取蕴含于西方哲学中的方法论智慧，借鉴西方哲学指导解决时代问题的经验结晶，积极把整合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全球视野和时代前沿，实现“中―西―马”哲学的交流与互动，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成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实践变革的先导，也成为指引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问题的内在灵魂。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回应、反击和超越各种挑战和质疑，就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灵丹妙药或者一成不变的千古教条，而是一直在同其他非科学哲学的斗争和自我的反思中不断把握真理。所以，我们不仅要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应该用时代检验后的科学结论指引当前的实践，不能机械地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找新的发展问题的具体答案；我们要对自己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原则进行自我审视、自我评价，探求其时代内涵，对其进行具有时代价值的论证。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思辨从经典原理中发展出更具生命力和说服力的内容，同时也要对自己基于特定实践所形成的观点、结论不断进行自我筛选、自我剖析，将之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立场和探究规律的方法时刻对比，从而确保自我价值的正确方向和阶级立场，保持自己与时俱进、与世偕行的创造活力。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非马”“反马”理论在实质上具有多方面的本质差异：二者阶级属性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而西方哲学反映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利益和需求，总体上是在新条件下为适应资产阶级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辩护的哲学体系；二者理论实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范畴为核心而缔造出的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着巨大差别的实践唯物主义，而西方哲学就其主流来看，无论采取任何形式，都没有摆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阴影；二者社会作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服务于人民的实践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在发展倾向、研究专门化和纯学术化上是完全对立的，西方哲学长期远离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作用完全没有可比性。
总之，无论为了捍卫、发展抑或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都要对形形的西方哲学思潮进行不妥协的批判，通过比较、鉴别和斗争，区别其精华和糟粕，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否则，不从理论上批判、回应、超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挑战，思想理论就会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精神污染，降低其自净能力，限制并阻碍其科学发展。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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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5
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体上的称谓。它并非是指一个具有完整思想体系的统一学说，而仅仅是表征着这样一个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本世纪2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遭到挫折后，一些西方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抛弃那种抽象的经济决定论，积极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能动作用，这首先是对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一种理论反叛；特别是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崛起后，这种强调主体性的哲学理论倾向在30年代突现为一种以新人本主义为本质的文化哲学；而在面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诸种波折的特定背景下，这种思潮在理论上加强了与西方现代哲学的“融合”，一方面在其自身逻辑中建构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另一方面开始全面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企图寻找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新道路”。显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地域上的含义，但并不归结为一种地域性的表征。因为它不完全包括西方世界中的所有马克思主义学派（例如“欧洲共产主义”），更不同于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研究对象，并不一定赞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指那种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所谓“另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的社会思潮。
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作为有着内在理论逻辑结构的多元化哲学思潮，但我们透过纷乱杂多的理论表象，还是可以把握其一般理论特点的。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但仍然自我标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为形式特征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总是呈现出某种“异端性”和多元化倾向，一般而论，它的生存一般都是靠将自己维系在某种现代西方社会思潮和哲学流派上得以存在和发展，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实波动而沉浮，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强的变异性和浮动性。
具体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可大体分为四个时期：版权所有
1、理论思想准备时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是一个自资本主义转变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新的自然科学总体革命的时代，在这一大背景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这样几件事件：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不久，出现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内部首开“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先例；第二，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宣告了占统治地位的并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的第二国际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第三，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在西方遭到挫折，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领导人开始探索另一条“适应西欧的革命道路”；第四，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热烈争论。这些重要的社会历史的理论背景都促使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和探索，如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研究，卢森堡对西方革命道路和民主政权建设问题的研究等，这些都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某种“启示”。
2、形成基本哲学出发点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柯尔施等人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以他们独特的哲学理论思考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反对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在不发达地区，依靠革命阶级的主体力量取得革命成功”）使主体意志问题成为最初理论倾向；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历史发展虽然有其内在的客观必然性，但并不是所有时代、所有民族都以同一的形式表现出来，历史的辩证法如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能成为一种线性的描述，而是“应该”强调“总体性”，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辩证法，寻求所谓超越二元对立的实践哲学的“第三条道路”。这就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思想逻辑。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6
关键词：人本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随着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有关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价值观、人生观的论著，被大量翻译和引进。这对开阔视野、启发思考，增加人们对西方学术文化的了解，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其对青年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叔本华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马斯洛热”等现象的交替出现，以及当前对现代西方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崇尚，就是有力的证明。
一、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
人本主义思潮，由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的唯意志论所开创，并先后由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所承袭和发展。这一思潮把哲学归为对人的研究，认为哲学不应研究自然科学问题，认为“自由，平等，博爱”不过是虚伪的人道主义。它从反理性主义出发，要求恢复被理性主义和虚伪的人道主义所压迫和所异化的人性，使之回复到人的原始的内在本质。这所谓“新人道主义”不是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反而是把科学技术的进步，说成是压迫人使人堕落的罪恶根源，撇开社会经济的解放，谈人性的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也给了人本主义思潮的流传以新的推动。一方面，科学技术、物质生产高速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各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从酝酿到爆发，从潜伏到表面化；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精神文化日益堕落；垄断资本和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也随之加紧。人本主义思潮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进程中流行起来并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二、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由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并先后由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等所继承和发展。从它的源头来讲，这些哲学流派以研究科学方法论为共同特征，标榜自己是“科学哲学”。它们拒斥形而上学与突出人的主观性、主体性的时代精神有关，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一种求实的愿望。比如说在70年代末“”刚刚结束的“信仰危机”状态下，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共同作用，造成了大学生中比较普遍的信仰、理想失落，而实用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相对主义不仅来源于经验的主观性、私人性，也来源于这些哲学对于世界和知识飞速变化的敏感，以及对绝对化的教条主义思想统治的激烈叛逆。但是由于它否定稳定性、绝对性，因此就由否定教条而走向否定一切事物的确定性。在我国改革开放、新旧交替、社会转型的环境中，青年接受相对主义是不难理解的。
世界观是人生的基石，它的影响是最深层次的。它的光芒会通过人生观、价值观折射到人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个人生活等所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上去。从对大学生进行的大量调查中，我们经常的得到的答案是“说不清”、“无所谓”。青年人产生如此广泛的困惑固然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其中由他们自身世界观方面的原因。老一辈认为现代青年缺乏信仰、没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追求，青年自己也感慨失掉了精神上的家园，文化上没有“根”，成了精神世界里的流浪者。不少大学生身为共青团员、共产党员却对共产主义的理想、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宗旨等问题不感兴趣。而若进一步追问，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则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三、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
实用主义是影响最大流行最广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实用主义英文原名为pragmatism,源出希腊文pragma(行为、行动之意)。他的代表人企图以此把它装扮为一种强调“行动、实践、生活”的哲学。在实用主义演化的不同阶段,在它的各个代表人物之间,都存在着不少差异。于是,它又获得了一些其他名称。例如：“实效主义(pragmaticism)”、“人本主义(Humanism)”、“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这些不同名称含义虽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实用主义把经验当做世界的基础,把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从基本思想想倾向说,它是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路线的继承者。它强调要立足于实现生活,把确定信念当作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它都经常和短视的、庸俗的、自私的功利主义相结合,以致人们把当代青年称为“讲求实惠的一代”。当实用主义深入到人们的世界观时,又转化为他们检验一切理论和社会制度的尺度。任何理论都没有什么神秘和神圣的了,如果它“没用”,他们就会对它冷淡甚至厌弃。假如一种制度,阻碍了他们的成长或发展,它就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应该遭到批判和否定。正是实用主义的泛滥,导致了终极关怀的失落和基本准则的否弃,导致道德相对主义。比如,有的青年认为,“我是君子还是小人并不重要,做小人是技巧,是生存手段”,“当善良不能带来好结果时,为什么不作恶”,甚至连青年自己也感慨:“为什么现在纯情女孩(男孩)越来越少了”。实用主义如果继续泛滥,并且与功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结合起来,在一定的政治条件下,它不但不是什么健康的革命力量,很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
总之，现代西方哲学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适应了现代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它们提出的种种观点和理论,固然是趋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变化的歪曲反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将现代西方哲学完全归结为胡言乱语,它们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确浓缩了不少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因此,我们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对它们所提出各种方法进行具体分析,摒弃其唯心主义哲学前提,吸取其中合理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有效地发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
参考文献：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7
在谈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之前，萧萐父谈到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问题。他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学科，经历了非独立、独立、科学化几个阶段。
非独立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史研究，由于古代学术分类的限制，哲学被包容在“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史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独立化指的是经过近代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铺垫，胡适在五四前夕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而后又出现了冯友兰、范寿康等人类似的著作，“他们的研究成果，比之古代学术史论大有进步，为中国哲学史适应近代学术分工的要求而独立成科，作出了历史贡献。”①也可以说中国哲学史学科此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术部门。
科学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基础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虽然由于胡适等人的努力，使中国哲学史学科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但“这些论著，往往……停留于对历史上某些学派分合、思潮起伏的现象形态的描述，谈不上对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阐释。”②也就是说，他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与科学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而建国前郭沫若、侯外庐等人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的历史、思想史、哲学史，才为中国哲学史走向科学化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石。建国以后，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历史资料的整理、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重要考古文献的发现，研究成果的积累，科学体系的建立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迎来学术解放的春天，为拨乱反正而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许多学术问题的争论得以正常开展，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开辟，这一切，标志着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正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设起来。”③当然其中也经历过曲折，“尤其‘左’倾思潮的一再作祟，曾产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公式化、庸俗化、贫乏化等不良倾向。”④
萧萐父对中国哲学史学科发展历程由非独立、独立到科学化的描述基本符合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实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角度所作的审视，对建国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出现的不良倾向。值得进一步商榷的是对建国前以胡适、冯友兰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家所取得的成就估计不足。
二、哲学史观
在介绍过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历程之后，萧萐父从问题意识出发，阐释了哲学史观的问题。
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要想进一步展开，面对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对象、论述范围、史料筛选等问题的进一步贞定。萧萐父的观点是根据黑格尔“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而与别的科学史不同”，必须把其他精神文明的材料排斥在哲学史之外，“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⑤的论述，主张哲学史首先应该纯化，不应该去分担政治、伦理、法权、宗教、教育等思想史的任务。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哲学和哲学史的性质规定的。
萧萐父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诸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及其發展的特殊规律。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所谓哲学认识，区别于宗教、艺术和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是人们以理性思维形式表达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可说是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人对客观世界能否认识和改造、怎样认识和改造的总括性认识。”⑥按照列宁的观点，也可以说哲学史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整个人类的认识史包罗万象，无比宽广，诸如各门科学史、语言史、宗教史、艺术史等。而哲学史研究则是“一般认识”的历史，它既与各种具体的认识史相关联，又区别于各种具体的认识史。这种“一般认识”的历史在列宁那里就是指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
如果把这种对哲学史研究范围的限定具体化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那么“中国哲学家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所发表的许多议论，大量的应属于社会学史、政治学史、法学史等研究的范围，但其中也确有一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社会矛盾运动的哲学分析，则应筛选出来作为哲学史的对象。至于中国古代思想遗产中似乎关于人性善恶、道德理想以及‘性情’关系、‘理欲’关系之类问题的言论特别丰富，从哲学史的角度加以择取，确应重视历代哲学家对人性问题的探讨中有关人的本质、人性的发展和异化等属于历史辩证法问题的认识成果，而其余则理应由伦理学史、道德学史、教育学史等去进行独立研究，哲学史不必要也不可能去代庖。”⑦
但萧萐父在主张哲学史研究纯化的基础上，也没有抛弃泛化，主张把纯化和泛化结合起来。1989年底，萧萐父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仍然坚持认为哲学史研究的“纯化”是必要的，但也强调了“泛化”的意义：“进一步考虑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所追求的是人的价值理想在真、善、美创造活动中的统一实现。哲学，可以广义地界定为‘人学’；文化，本质地说就是‘人化’。因而这些年我们又强调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以哲学史为核心的文化史或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其实，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趋博，或纯化，或泛化，或微观，或宏观，或纵向，或横向，都可以‘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而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复加深，才能不断地开拓新的思路、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⑧
对哲学和哲学史的贞定决定着哲学史的范围，萧萐父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出发，用纯化和泛化相结合的原则处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这在现在看来并不过时。尽管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出现了多元化的声音和尝试，但如果我们不是非要消解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话，那么坚持哲学史的纯化仍然是必要的，如果我们要把中国哲学史书写的内容丰满的话，哲学史的泛化也是必要的。我们不反对“思想史”、“观念史”之类的写作，但也不能完全抹平哲学史的边界。
三、哲学史方法论
在纯化和泛化相结合的哲学史观的基础上，萧萐父谈到了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他与等同时期的哲学史家尤其是冯契的观点是一致的，都强调了历史和逻辑统一方法的重要。
萧萐父认为，哲学史方法论是多维度的，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比较鉴别的方法、实事求是的评价方法、系统周密的史料考订方法等等，但由于哲学史这门学科亦历史亦哲学的特征，所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由黑格尔提出，但却是头脚倒置的，恩格斯对其进行了改造，把它与历史唯物论统一了起来。“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既是唯物的统一，又是辩证的统一。一方面，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哲学发展的生动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作为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的出发点、根据和基础；另一方面，也必须善于透过历史的现象形态，摆脱某些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因素，从历史上具体的哲学矛盾运动中去发现其概念、范畴演化发展的逻辑进程及其理论上前后连贯的诸环节。”⑨
萧萐父指出，每一个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由问题的突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变，争论的深入，到思想的总结，形成一個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的进程，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过程的矛盾性和反映过程本身的矛盾性，必然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而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⑩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应当去探求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所固有的“圆圈”。
萧萐父对“圆圈”的重视与冯契一样，但他们对中国哲学史中“圆圈”的勾画不尽相同。萧萐父指出，就战国时期而言，《管子》“精气说”和“静因之道”是哲学运动的逻辑起点。孟子和庄子都试图克服消极反映论，从不同角度论述和夸大了人的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构成哲学认识的必要环节。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惠施合同异、公孙龙离坚白、庄子齐是非，各以其片面性和直线性而陷入谬误，却又分别展开和加深了关于事物的差别性和同一性、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等客观矛盾的逻辑认识。“后期墨家通过科学实践，注意到同和异、兼和分、一般和个别、相对和绝对在认识中的辩证联结，对名辩思潮中的谬误倾向有所纠正。……荀况以‘解蔽’的方法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把百家争鸣中的哲学劳动成果都作为一个个必要的认识环节而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明显地以他的‘天行有常’、人道‘能群’、‘天命可制’的天人关系论和‘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的认识辩证法，在更高的理论思维水平上，扬弃了孟、庄、公、惠而向稷下道家的‘静因之道’复归，逻辑地标志着这一时期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11）这就是说，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哲学发展经历了一个“圆圈”，《管子》是起点，是肯定阶段；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都是中间环节，是否定阶段；荀子哲学是否定之否定阶段，看似对《管子》思想的复归，但已包含了孟子、庄子、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等中间环节，在理论上实现了对各家的扬弃，标志着这一时期哲学发展的高峰，同时构成后来哲学发展的逻辑原点。
萧萐父与冯契一样，特别看重王夫之哲学的历史地位，认为王夫之哲学既是对早期启蒙哲学的总结，也是对宋元明清哲学的总结，更是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总结。“王夫之的哲学通过扬弃朱熹和王阳明而复归到张载，完成了宋明时期围绕‘理气’、‘心物’关系问题展开的整个哲学矛盾运动的大螺旋。而且，从李贽的‘童心’说和‘是非无定’论对封建独断论怀疑、否定的逻辑意义，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哲学启蒙的实际起点。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卓然成家，正好从自然史、社会史、学术思想史等各个侧面去突破传统思维方式，开拓哲学认识的新领域。王夫之更从哲学上总其成，他在气（道器）、心物（知行）和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多方面的哲学贡献，把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预示着新的哲学启蒙即将来临。”（12）
萧萐父所领导的武汉大学中国哲学学科是率先在研究生中开设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学科，萧萐父自己也非常重视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萧萐父所坚持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是那一时期多数中国哲学史家所共同倡导的，符合哲学史既是哲学又是历史的学科特征，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而以冯契、萧萐父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史家对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逻辑结构的开发在当时颇为时尚，它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在反思过往中国哲学史研究僵化模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表面上看起来有点格式化的味道，但并未偏离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实际。
四、中国传统哲学观
萧萐父对中国传统哲学有着较为全面的研究，发表有《传统·儒家·伦理异化》、《道家·隐者·思想异端》、《浅析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等数十篇论文，对儒释道哲学作了多维度的阐释，同时探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般特点和发展历程。
萧萐父认为，中国古代哲学有四大特点：第一，“究天人之际”是主线。“天作为人的外部压迫力量的象征，无论是指神秘主宰、义理原则或自然规律，都是哲学加工的重要对象。‘天神’——‘天命’——‘天志’——‘天道’——‘天行’——‘天理’等，成为发展着的中心范畴。天人关系问题，成为历代哲学论争的重点。在先秦，荀况总其成；在汉唐，刘禹锡总其成；在宋明，王夫之总其成，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条主线。”（13）第二，“通古今之变”是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家关注社会的矛盾运动，提出了“否泰”、“剥复”、“因革”、“变化”、“和同”、“一两”等范畴，形成历史辩证法传统。第三，“穷性命之原”是儒释道的共同重心。于是在哲学上展开了人性善恶、道德标准、“心性”关系、“性命”关系、“性情”关系、“理欲”关系以及人格理想、人生境界等的认真讨论，涉及人的本质、人性的异化等问题。无论儒、道、佛各家，都在探讨“性命之原”。（14）从上述三点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在总体上趋于人本化、伦理化、政治化；轻自然，重人伦。既富于人生哲学的智慧，也富于政治权谋的机智；既是传统优势，也具严重局限。”第四，具有包容性和延绵性。“就其多维发展、富有日新、从未中断而言，举世无双。”（15）
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第四个特点，萧萐父还勾勒了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三大螺旋。第一个是从远古到秦统—，这是中国哲学的奠基时期。从宗教、科学、哲学的混合产生与逐步分化，经过春秋时期“天人”、“常变”、“和同”、“一两”等范畴的初步展开，《老子》一书作了小结。孔子创立的儒家、墨子创立的墨家、老子创立的道家鼎立于当时，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哲学认识在矛盾中反复加深。稷下道家提出精气论、静因说，孟子庄子扬而弃之；惠施“合同异”，公孙龙“离坚白”，庄子“齐是非”，后期墨家“辨知行”，《易传》“兼天人”，“荀况以对诸家‘解蔽’，从理论上作了总结，成为先秦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16）第二个是从秦汉到唐宋，这是中国哲学的拓展时期。经学、玄学中的哲学矛盾，围绕“有无”、“动静”、“言意”、“天人”、“体用”之辨深入展开，而佛教哲学的引进，加深和拓展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从汉到唐，儒释道三家在冲突中趋向融合。旨在论证“三纲可求于天”，“名教本之自然”，“富贵贫贱取决于神秘因果”，为伦理政治异化及神权与特权的结合辩护。“与之相对峙，则有王充、杨泉、鲍敬言、范缜等对神权及特权的批判，直至柳宗元、刘禹锡总其成，达到汉唐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17）第三个是从宋至明清之际，这是中国哲学的成熟时期。宋初儒学复兴，融摄佛、道，归本《易》、《庸》，由周敦颐开其端，逐步形成“道学”的新哲学形态，分化发展为以张载、王廷相等为代表的“气本论”、以程颐、朱熹等为代表的“理本论”、以陆九渊、王守仁等为代表的“心本沦”。同时王安石创新学、三苏创蜀学、陈亮、叶适倡经世之学，鄭樵、马端临独辟文化史研究新风，又都有批评道学的倾向。宋明哲学，通过“理气”、“心物”、“性命”、“理欲”、“知行”、“动静”、“一两”等诸范畴展开不同学派间的分合与论争，其逻辑进程大体是由论“气”而论“理”，由论“理”而论“心”，又由心学的分化而进到自我否定，“终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中，由王夫之的总结性批判，扬弃程、朱、陆、王，复归张载，而达到宋明哲学螺旋发展的逻辑终点。”（18）在这三大螺旋中，荀子、柳宗元和刘禹锡、王夫之是各阶段的总结者。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和发展历程的看法学界见仁见智，但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萧萐父对中国传统哲学特点四个方面的概括是符合中国哲学实际的，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历程三大阶段的描述也是现在多数哲学史家所坚持的。
五、对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
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是萧萐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萧萐父被一些学者称作“新启蒙派”，这与他对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研究有很大关系。萧萐父曾发表过《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早期启蒙说”与中国现代化》（与许苏民合作）等论著，探讨了早期启蒙思潮的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等问题。
（一）思想渊源
萧萐父有关早期启蒙思潮的观点源于侯外庐（1903—1987）。
侯外庐是萧萐父非常认同和景仰的史学家，在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时曾赋诗一首：“蓟下烽烟笔仗雄，胸悬北斗气如虹。洞观古史知难产，发掘新芽续启蒙。细案船山昭学脉，钟情四梦寄幽衷。百年风雨神州路，永记前驱播火功。”（19）萧萐父认为，侯外庐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史学的诸多领域都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对新中国史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尤其是“中国思想通史”的拓荒耕耘，更是成果辉煌，学林共仰。侯外庐以其“通古今之变”的中国社会史观，提出“周秦之际”与“明清之际”（两个之际）的社会转型期，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并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统合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中国特有的“早期启蒙说”以及中国近现代化的“难产说”，卓然成为一代学术宗师。（20）
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确立于抗战时期，其核心观点是认为“在16、17世纪之交，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转变时期，有多方面的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因此，在社会意识上也产生了个人自觉的近代人文主义。”（21）萧萐父充分肯定了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认为它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发现，一大创见，具有十分重大的学术价值。第一，它为我们提供了16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历史性异动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提供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拓荒之作；第二，它对思想变迁的内在理路作了精微的辨析；第三，它科学地揭示了16—19世纪中国社会时代思潮的本质；第四，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演进与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22）萧萐父还认为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它驳斥了国际上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自身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性因素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有自己内发原生的早期现代化萌动，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的历史性根芽”。它“通过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合的研究，通过把16—19世纪的中国思想史放到世界历史的总范围内来加以考察，把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23）萧萐父明确表示：“我们自愿继承侯门学脉，自愿接着侯外老的启蒙说往下讲。”（24）
（二）主要内容
早在1983年，萧萐父就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一文，形象而深刻地勾画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宏伟画卷，堪称经典之笔。他说：“我们有自己的但丁，如汤显祖、曹雪芹，且他们唱的不是‘神曲’，而是‘人曲’；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如郑燮、石涛、陈洪绶，他们画笔下的人和物都表现了倔强的异端性格；还有自己的布鲁诺式的‘哲学烈士’，如何心隐、李贽，他们敢于离经叛道，死而不悔；我们更有自己的弗朗西斯·培根，如徐光启、方以智、梅文鼎，他们学贯中西，开始了铸造自己‘新工具’的事业。至于王夫之、黄宗羲这样博学深思、著作宏富的思想家，在世界文化史的这一阶段上可说是旁世无匹。”（25）
这种波澜壮阔的早期启蒙思潮缘何而起？萧萐父指出，明清之际“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26）萧萐父从经济变动、文化变异等方面细密勾画了早期启蒙思潮产生的历史情境。
就经济变动而言，明朝中叶以后，民间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出现了与以往商品经济不同的新特点。人们纷纷弃农经商，工商业成为人们致富的主要途径，商品货币关系已力求支配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私人占有的城市手工业工场，大批农民离开土地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劳务市场。由于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出资和出力的劳动雇佣关系。“在相当广阔的国土上，原先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开始全面地、大规模地向着商品经济转型，作为现代性之显著特征的都市化、城镇化的进程在中东部地区、大江南北迅速地、大踏步的迈进；商业资本开始与土地资本相分离而转向大规模的产业投资，迅速发展的交通事业有力地促进着全国市场网络的形成；中国民间商品经济走向世界，在与西方殖民者争夺西太平洋贸易制海权的斗争中占有明显优势。”（26）萧萐父对明清之际经济变动的描述是力图通过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内生的新生产方式萌芽的存在，从而引发了社会矛盾、政治危机、民族危机的出现，可谓“天崩地解”、“海徙山移”。（27）
时代呼唤思想巨人，时代造就思想巨人，明清之际的新生产方式萌芽同时引发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出现了早期启蒙思潮。许多早期启蒙学者一起，共同谱写了那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恰如萧萐父诗云：“船山、青竹郁苍苍，更有方、颜、顾、李、黄。历史乐章凭合奏，见林见树费商量。”（附注：“傅山又号青竹。他与王夫之、方以智、颜元、顾炎武、李颐、黄宗羲以及同时崛起的许多学者、诗人，确乎都在明清之际的时代潮流中各有创建而又合奏了一曲中国式的启蒙者之歌的第一乐章。”）（28）
萧萐父认为，建立在新生产方式萌芽基础上的早期启蒙学术具有三大主题，即个性解放、科学、民主。第一，就个性解放的新道德而言，早期启蒙学者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理欲观，强调人欲的正当性，天理与人欲的渗透性；提出了新情理观，强调情感的重要性，天理和情感的相关性；提出了新义利观，强调利益的合法性，道义和利益的统一性。除此之外，早期启蒙学者还提出了个性解放的思想，对种种伦理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第二，就科学而言，早期启蒙学者提出了突破道统、象数囚缚的纯粹的求知态度，“缘数以求理”的科学方法，并开始突破“重道轻艺”的传统，重视技术科学的发展。第三，就民主而言，早期启蒙学术在这方面的根本特点“是从讲学的社会团体的原则引申出国家的原则，以对抗从家族制的原则所引申出的专制国家原则”，（29）突出地表现在黄宗羲学校议政等学说中。除此之外，早期启蒙学者还开辟了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
（三）简要评析
萧萐父在继承侯外庐“早期启蒙说”基础上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探讨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问题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合点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激进的西化派完全否认这一问题，认为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截然对立，二者如冰炭、如水火，只能去一存一，绝无调和的余地，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以早年陈独秀、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第二，胡适虽然被称作全盘西化论者，但按照陈序经的说法只能算作根本西化派。胡适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知足的文化，知足的文化造就了懒惰的民族等等，但他并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他“整理国故”等主张反映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容忍。在这一前提下，胡适提出了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问题的主张，认为这个接合点不是儒学，而是墨学、名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或哲学可以与西洋近代文化接轨的思想资源。
第三，现代新儒家学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接合点问题上的态度是明确的，即儒学是中国现代化的“活水源头”。他们立足于东亚工业文明的启迪，或者从西方的现代性着手，探讨内圣开出新外王的问题；或者确立中国的现代性，塑造儒学的现实和未来生命力。
萧萐父的观点类似于胡适，认为早期启蒙思潮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根芽。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不能从程朱陆王等新儒学中去寻找，而应该到开始反思和批判宋明理学的早期启蒙思潮中去寻找，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接合点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因为早期启蒙思潮的批判意识、科学意识、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等和现代性的主流精神是一致的。立足当代视域，我们应该像方东美那样，摆脱狭隘的道统观念，广泛汲取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新儒学、早期启蒙思潮等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用他们那种广大和谐的境界和精神为现代人提供丰富的精神滋养。
【注释】
①②③④⑥⑦⑧⑨⑩（11）（12）（19）（20）（22）（23）（24）（25）萧萐父：《萧萐父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113、113—114、113、114—115、115—116、131、121、122、123—124、124—125、22、22、24—27、28—30、23、16页。
⑤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務印书馆2009年版，第13—14页。
（13）（14）（15）（16）（17）（18）萧萐父：《萧萐父文选》（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0、70、70、70、70—71页。
（21）侯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
（26）（27）（28）（29）萧萐父：《呼唤启蒙——萧萐父文选》（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0、10、9页。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8
一、适应时代变迁: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根本动因
哲学研究模式,涉及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资源的整合、研究方法的运用、问题求解方式和信念的论证与调适方式等。一般地说,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其他学科研究‘存在’的具体形式,哲学研究最本质的‘存在’,其他事物(存在)都在因果系列之中,本源性‘存在’则是因果系列的‘起始’或‘终结’”[3]4。历史地看,哲学对这些“终极性”问题的追问,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巨大差异,而且阐释和回答方式———研究模式也同样具有本质的差异性。从古代侧重对世界的“本体论”把握,到近代侧重对世界的“认识论”把握,再到现代哲学研究中所谓“语言—意义—价值论”转向,研究主题、取向、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换。与其他流派相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其研究模式总体上体现为一种对人及其世界的实践把握方式。它注重以社会实践为根基,把哲学研究的主题、取向和方法与现实世界的改造联系起来,强调“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4]127。这种模式要求人们立足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依据自己时代的现实,不断更新研究主题、取向和方法。也就是说,在其总体研究模式之下,不排除一系列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具体研究模式。至于在某个时代,采取何种具体研究模式,并不单纯取决于哲学理论本身,而是取决于人类实践、社会时展的客观要求。一百多年来,伴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荡起伏,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批判与斗争、争鸣与共鸣、分化与整合中走过剧变,融入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迈入21世纪的今天。时代的巨变,向人类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课题,启示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将目光从原有体系转向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基于对时代精神的差异性理解,开创有别于传统研究模式的全新研究路径。
第一,把握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要求。社会是一个系统结构,历史是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现代化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表现为一种社会的整体转型。据罗荣渠研究,现代化包括四个亚过程:技术化、工业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5]9-16。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工业化目标,后来提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步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结合起来,统一纳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6]。这一发展路径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协调与联动,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全面性、整体性要求。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整体性,决定了其发展模式不可能是单一的,不仅包括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而且也包括新的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就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和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推进,但理论工作特别是哲学研究至今还不能说形成了新的模式。马克思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7]73。社会转型期新旧体制胶着,利益分化显露,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要求我们从哲学上概括和提炼与此相关的社会特点和趋向,廓清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方向。这种时代要求,必然反映在哲学思想的流变上,反映在哲学研究模式的转换上。事实上,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历经关于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的争鸣,关于实践—价值哲学以及现代化理论的探索,虽然思潮迭起,观点各异,但始终没有脱离融合中西文化、发展中国当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这一切,为哲学研究确立了不同的理论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哲学研究模式的单一性,充分体现了哲学研究模式创新的时代要求。
第二,借鉴苏联哲学研究教训的要求。传统哲学研究模式,是我们承袭前苏联研究模式的产物。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俄上升为国家哲学,信仰者空前广泛,成为各类研究机构的专门对象。列宁大力倡导哲学研究,成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支持学者们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他从未对具体研究施加任何个人影响,保持了令人尊敬的沉默。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以强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强势介入哲学研究,催生了特定的研究模式,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研究模式。毋庸讳言,这种研究模式有其历史合理性,体现了特定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水平,但它把哲学建构为一种排他性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在研究方法上的“目的预设论”、“单一线性进化论”和“统一性思维方式”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形成了思想文化发展的严重羁绊[8]。前苏联生产了数量惊人的哲学著作,但很少有能写入20世纪哲学发展史的经典之作。前苏联理论播种与收获的巨大反差表明,研究模式对于哲学发展至关重要。理论终究要靠正确、彻底和魅力征服人。那种长期不变、日渐封闭僵化的体系模式,无法面对不断发展更新、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理论需求;那种过度依靠政权支撑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的研究模式,势必使哲学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学术本性,丧失与其他思潮竞争求生存的本能,一旦失去政权支持就无法靠自身存活下去。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哲学始终没有从旧模式中突围出来。理论模式的致命内伤,最终导致实践的错乱与失败。今天,我们反思前苏联哲学研究的深刻教训,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就是要创新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必须摆脱苏联传统哲学研究模式的束缚,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中国化,形成反映时代特征和中国气派的哲学新模式。
第三,改善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现状的要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对理论僵化、教条主义的反思、批判中,我国哲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各种“新模式”异彩纷呈,在多样的话语交错、交锋中酝酿涌动。从基本范式看,“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石成为共识,其核心地位得到确立。从体系建构看,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实践本体论”、“实践的唯物主义”争鸣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了重要进展,新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实现了体系上的重大突破。在这一体系中,对一些基本原理,如主体性问题、系统问题、价值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等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但同时也应看到,哲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研究方式看,由于尚未完全突破旧的话语模式,致使学术界许多成果停留在象牙塔里,没有得到充分转化,主要表现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理论话语与现实话语的疏离”[9]。理论争鸣往往只是“茶杯中的风暴”[10]6,只是学者们“自己的盛宴”,学术声音往往成了学者个人的“私语”和“独白”。时下一些高校理论课逐渐失去听众,从青年学生到教师,只要你讲马克思主义,人家就认为你水平低[11]。出现这种局面原因很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理论课观点陈旧,炒冷饭,说服力不强。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和时展相脱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边缘化。
反思上述状况,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原有研究模式制约哲学应有的自我创造。如前所说,我们的研究模式长期受前苏联影响,围绕别人的理论,“从别人那里输入问题、引进概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注释他人思想、解释他人著作、转介他人观点,几乎忘记了我们的自我”[12]。二是原有模式对哲学的体系分割,阻碍了各研究领域的交流对话。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围绕诸多现实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视角,中西哲学、各种新兴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方兴未艾。但是,各种话语体系分化严重,彼此相互隔绝,自说自话。三是原有模式相对完备的范式体系相对封闭,其发展、创新只表现为在旧框框内微调,根本无法通过整合三十多年的理论成果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模式转换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确立当代视野: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内在前提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13]284哲学研究模式转换,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理论视野转换。哲学作为一种对世界的理解模式和解释框架,表现为人看待世界的态度、理解世界的角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贯穿哲学框架的灵魂,那些范畴、原理和观点不过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随着时间推移,范畴、原理、结论可能被历史激流湮没,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思维方式及其影响。哲学史上每一种重要的体系和学派,都可以看做哲学思维的不同模式,如本体论中的原子论模式、理念论模式、实体论模式等。从历史特征说,同一时代的哲学往往有着共同的思维模式。确立某种标志时代思维水平的新思维确立方式,实际等于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必须立足现时代,为解决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捕捉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用的全新视角。当代中国哲学理论的发展创新,发生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时代条件下,发生在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发生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全面转型时期,发生在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时代内容反映在哲学研究模式上,无不要求我们从相对封闭的旧体系中挣脱出来,确立一种全新的哲学研究视野。
第一,确立有别于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视野。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时代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时代,东方正在走进现代性,西方尚未完全走出现代性。韦伯认为:“现代性不是某一社会某一方面的枝节性的特征而是应该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文化的所有领域之中”[14]。马克思作为启蒙运动之子,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的唯物主义,开启的正是人类的现代性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特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15]28叶秀山认为:“在哲学问题中,有‘古典的’问题,也就有‘现代的’问题。”[3]1推进哲学研究模式转换,就是要从根本上确立不同于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性视野,由此出发回答和解决我们所处时代的问题。一方面,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方传统的继承关系。长期以来,受前苏联研究模式影响,我们的哲学更多地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而存在,突出的是它与中西方传统间的断裂,同时也割裂了自身思想史的源泉。因此,现时代的哲学研究首先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方传统思想成果的批判、继承关系,从而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哲学发展的伟大贡献。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与中国传统思维视野的根本区别。当前,国学(儒学)热论煌煌,“国学(孔子)学院”、“读经班”遍呈宇内,有人甚至把“传统的东西”视为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主旨和核心”。我们不反对用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但这决不是要用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当年,孙中山用中国古代大同理想或井田制比附共产主义:“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井田’之制,即均产主义之滥觞;而累世同居,又共产主义之嚆矢。足见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6]507。同样,晚年也曾试图参照东汉时期的“五斗米道”互助行为,建立。他们都犯了用传统文化比附马克思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时代化,而不是传统化。用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变换说法,穿凿附会,并没有把握中国化的真谛。将哲学研究置于“现代性”这一宏大话语和时空背景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发展的意义,就在于它赋予了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全新理论意涵。它的传入弥补了传统中国的现代性缺失,推进中国实现了巨大历史进步。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不断反思、建构自身现代性的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是全面引入科学与民主两大现性精神,对传统文化展开全方位异质性超越的历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迅速发展,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某些旧文化的再度活跃,恰恰在于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现代文明,引入市场经济模式、现代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等。因此,改革开放彰显的恰恰是现代性对于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世界上没有缺失现代性的现代化。中国哲学的生命之源,就是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反思,立足于弘扬优秀传统,但又不执著或沉沦于传统,在超越传统中建构现代性理论,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方向。
第二,确立合理安置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视野。
理性是人独有的自觉意识和能力,是人认识把握世界,创造人类生活的主体能动力量。韦伯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手段’以其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7]56的利益追求活动,主要回答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即探究自然规律,能动运用已掌握的规律,创造服务于人类的科学技术及物质财富。而价值理性则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7]56的意义追求活动,价值理性主要回答世界“应当是什么”、“怎样才更好”的问题,它主要为科技、物质成就提供伦理价值引导,为人们从事工具理性活动提供长远合理计划。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互为基础和条件,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条件,后者为前者提供精神支撑。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会造成人的异化和扭曲。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使社会陷入了空前的精神文化危机。从西方现代性的困境中突围出来,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建构一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的中国现代性。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主调是以科学超越传统文化,集中表现为以工具理性扬弃传统理性。科学和民主的张扬,使国人精神生活跨越传统理性的“经验—实用”界限,逐步上升到现性层次,对民族启蒙救亡、国家发展发挥了重大推动作用。但是,启蒙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各种伪科学借科学之名行欺诈、迷信、愚弄之实,传统经验实用主义———道德功利主义侵蚀科学理性,使之堕落为放任的唯科学主义,淹没人和社会的价值—意义关怀。事实表明,我们在超越传统时,有时会不小心沿袭传统的老路。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模式转换,不仅要进一步开掘工具理性的力量,提供一种科学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防止传统经验—实用理性渗入工具理性操作,还要提供一种具有时代内涵的价值理性视野,合理安置、规约工具理性。有人说,现代人文精神早就存在于儒学传统中,好像儒学人本—民本主义先天具有现代价值理性一样。但事实是,这种“人本”、“人文”更多地是社团主义或王权主义的,其与现代价值理性契合的形式并未发展起来,甚至它本身就是反理性的。因此,“我们决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理性代替现性,操作现代科学。”[18]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承的是现性精神,转变哲学研究模式,就是要充分体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由此塑造和引导人们的价值追求。
第三,确立超越单纯“是非逻辑”的正义性视野。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和修正”[19]3-4。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理想,是人类特有的对自身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的表征和要求,是对社会关系合理性的最高概念表达。在马克思看来,公平正义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只是“求真”的体系,还是以真善美统一为自己立论根基的体系;不仅要研究“是非逻辑”,还要研究“正义逻辑”。哲学对真理的揭示,总是体现着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某种统一。在思维方式上,哲学区别于具体科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既立足于实然又超越实然,具有非实证性和思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着我们时代哲学的最高成就,其社会历史理论也贯穿着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也始终体现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内在契合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哲学中关于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的判断,即不完全是就事论事,其真正用意在于,从对世界形势的总体判断中,引出我们应当选择的正确国际战略原则。换句话说,它既是“是不是”的事实判断,又是“要不要”的价值判断,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作为事实判断,和平与发展反映了世界战争局部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可以避免全面战争,维持总体和平,争取共同发展的基本现实和可能,并不是说世界已然完全和平了,发展没有障碍了;而世界多极化,则透视到虽然美国一超独大,但它却不可能单靠自身力量独霸、主宰整个世界,也无法遏止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多极力量,并不是说世界已然多极化了。因此,作为价值判断,和平发展和世界多极化,集中表达了一切爱好和平、希望共同发展的国家和人民,基于人类道义力量的正义主张和要求,反映了维护我国安全和根本利益的正义立场,为我们在大战未开、小战不断、单极化与多极化的激烈较量中做出有理、有利的目标选择指明了方向。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对事实判断的超越,现代哲学不应停留于简单的“是与非”层面,还包含着“正与邪”、“善与恶”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研究模式不能仅仅执著于真理“符合论”,只关注理论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也要充分体现人类对公平正义的终极道德追求,从而坚守理论的道义阵地,不断占领人类的道德制高点。
三、保持开放状态:哲学研究模式转换的基本路径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上确立了一种对人及其世界的实践把握方式,这是一种开放的、面向时代现实生活的研究模式。哲学总是以理性的、反思意识的方式来表达———展开和呈现自己的思想信念,而不像宗教那样,诉诸非理性的、神秘的个人精神信仰。哲学思想和信念不是定型的知识,而是尚未生成的知识,不是现成的工具性物品,而是一种深含“终极关怀”的理性精神。这种终极关怀总是内聚于哲学家的文本中,可以向世人敞开,可供他人阅读、阐释和理解,而不像宗教那样,诉诸个人的隐秘体验和价值直觉。因此,任何真正的哲学──没有异化为“类宗教”的哲学都不是封闭和排他的,而是内在地、必然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对话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一样,都是当下哲学门类的组成部分,各门类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作为一种学说,与其他思想流派共同并立在一起,应当加强与其他学说的交流和沟通,海纳各家之长,促进自身发展;作为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方式,肩负着人民大众精神寄托的主导取向,所以更应当充分关注、表达社会不同群体和阶层所期待的人文关怀[20]。这种开放性,要求我们的哲学研究摆脱旧有模式,正确把握和处理与生活实践、与其他社会思潮、与政治建设的关系。
第一,把握好与生活实践的沟通关系。作为一种介入生活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与时代、实践、人的生存状况不断交流中,保持旺盛生命力的。生活世界的脉动是哲学的“一个持久的有效性的基础,一个不言而喻的一劳永逸的源泉。”[21]259失去了与生活交流、互动的能力,哲学就会黯淡并走向消亡。“学院化”是哲学的歧路。真正的哲学总是蕴涵着强烈的社会责任,以引领现实生活、确立生活价值和规范、疗救社会心灵创痛、守望人的良知、建设人类精神家园为己任[22]。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抱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不把哲学看做哲学家的“私事”,认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的集中体现[1]120-121。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谛就在于以自己特有的超越方式关注、引领生活。哲学关注现实生活,首先要有创新问题的能力。哲学的问题来源于生活的问题。生活不断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有些问题是原有哲学无法完全涵盖的,不能以“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了”来敷衍。我们不否认马克思文本的超越性,哲学界目前谈论的许多话题都能在其文本中找到,如世界历史、全球化等都可引为注解。问题是,在一些人眼里,找到经典依据,似乎就有了专利权、裁决权。这就流于简单化了。须知,马克思对一些问题,如市场经济的论述,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不能完全照搬于当下生活。我们的研究必须通过直面生活问题,提炼出最具时代感的原创性哲学问题。其次要有创新概念的能力。解释某类新问题,需要有某种新的概念框架。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研究模式的概念框架,认为只须运用它就可以了;尽管生活发生了剧烈变化,仍然认为旧的分析框架依然完美无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认为,任何既有框架面对生活的巨变,阐释力都是有限的。没有新的概念框架,就不可能有新的思维创造,不可能产生更深入、更具时代真理性的思想,这必然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活力。再次要有帮助人们体认生活的能力。哲学引领生活,就是帮助人们理解、体悟生活。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几乎毋庸置疑。然而,今天一些人对它缺乏兴趣,觉得它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这是为什么?不可否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研究更侧重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规律,强调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忽视了现实生活中人的地位和命运。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社会历史进程,其最高价值目标,就在于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对人们生活境遇、命运最深切的人文关怀。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是整体性的社会群体,今天它分化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层[20],我们的哲学如何体现对他们的关怀,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与生活世界沟通,这是哲学研究模式转换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第二,把握好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对话关系。哲学不仅是一种理念,还是一种活动。它发端于对话,倚重于对话,也推动着对话。在人类思想史上,同一时代出现的不同思潮,尽管有许多区别甚至完全对立,但认真考察,它们又有这样那样的联系。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斯宾塞实证主义,凯里、巴师夏、洛贝尔图斯和稍后的马歇尔经济学、约翰•穆勒自由主义,普鲁东、布朗基、拉萨尔和巴枯宁的社会主义等,有着原则的不同,但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对其他思潮的批判是“扬弃”,既有继承和发扬,又有割舍和抛弃。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同样建立在与其他社会思潮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彻底批判也不是绝对排斥。没有对话,就没有彻底的批判。不能设想,其他思潮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完全消失,如现代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都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我们不能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一律将其斥为一无是处的“谬说”,而将自己限制在一条封闭的轨道内自我循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不仅体现为有彻底的批判精神,还表现在有海纳百川的理论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传统研究模式的反思中,我国哲学日益呈现一种分化趋势,出现了许多分支,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理解。同时,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价值的相互激荡,也形成了对现实问题、人类存在方式的多样理解。各种社会思潮,如形形的复古主义、虚无主义、自由主义等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争相夺占人们的头脑,挑战着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力、整合力。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在各种思潮冲突、博弈中发挥引领作用呢?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摒弃狭隘的学科壁垒和门户之见,倡导、推动论辩和对话,通过方法、视野的交流互补实现创新发展,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保持先进性是保持主导力、整合力的前提。一种哲学能否有效整合其他思想文化、引领时展,主要看其能否繁荣和强壮自己,能否紧跟时代,善于从其他思潮中吸收有益成分,实现自我超越,从而占领时代制高点、道义制高点,抓住大众的心理聚焦点,不断提升与其他思潮竞逐真理的能力。否则,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后起的先进哲学所取代。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魅力
多年以来，提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总感觉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教师生搬硬套，照本宣科的现象较为普遍。这就导致了学生对这些课兴趣索然。这一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课教学中尤为突出。笔者在多年从事这一学科的教学工作中，尝试了一些自己的方法，试图找到上好这门课的有效途径，发现这们课的魅力所在，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使教学工作收到良好的效果。本文拟就这几方面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1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
我们知道，任何真正的理论，都不是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而是既具有一定历史性又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逻辑性的。我们在理论课的教学中如何才能体现理论的特性充分展现理论的的魅力所在呢？要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所面对的是当代青年大学生，他们渴望认识自然、社会、人生和自我，渴望在理论层面上解释他们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渴望把自己塑造成具有现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交往方式的现代人。他们是渴望理论的引导和陶冶的。教师如果把理论当作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果和空洞的说教，学生自然会对理论产生反感和厌恶。那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讲出理论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和巨大的逻辑力量呢？我个人的体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要认真研读马列精典著作尤其是哲学精典著作为教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是要比较熟悉和掌握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概况和历程，使教学内容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第三是对国内外哲学界的学术动态及热点问题要有所掌握和深入了解，以最新的研究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所以，要上好理论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以理服人，而这又取决于教师对理论的研究程度和掌握的程度。
因而做为一名合格的理论课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
2教师应不断增加和拓宽所教授学科的知识背景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它是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学科。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背景，在教学过程中方能从多视角，多层面，多方位去引导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为了达到这一教学目的，我在教学中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第一、与哲学史结合,在哲学课教学中有许多的范畴、概念、命题和原理。在对这些问题的讲解中，如果能够同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相结合讲出问题的起源、发展及其流派和它所代表的主要历史人物，那么，学生不仅对问题能够了解的比较深刻也能使你的教学生动有趣。更为重要的就是也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第二、结合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理论和思想的分析、评价或批判，加深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主要以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为代表。形成了包括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批判理论、存在哲学、解释学等在内的众多哲学理论，提出了包括人的存在方式、科学解释与人文理解、分析与诠释、语言与观念、真理与价值、现代化与反现代化、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等在内的众多理论问题。在高等院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潮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种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贬斥集体、否定一切的思潮所具有的合理意义和消极意义都结出了它不成熟的果子。对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过程中，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肯定其合理性，批判其谬误，就不能在大学生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地位。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要发展中国哲学，就必须用辨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西方哲学思潮进行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和表述。因为这些理论问题涉及到了哲学理论的许多方面。教师只有对之加以分析和评判，才能在比较分析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样的教学必定是引人入胜的，也是有感召力和说服力的。
第三、与当代中国哲学界的热点与难点问题的讨论相结合。近二十年来中国哲学界讨论了包括实践唯物主义与主体性，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历史观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真理观与价值观，辩证法与系统论，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等在内的一系列热点问题。把这些问题的讨论与教学课堂相结合讲出哲学理论强烈的现实感。
第四、与现代科学的发展相结合，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在内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哲学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论反映。尤其是来自科技革命方面的挑战。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产业结构，而且开拓了新的生产领域，使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方面，科技发展已经和正在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科技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造成了就业、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极大困难。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可回避的重大任务就是及时、准确、深入地把握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新变化及其对人类所造成的新影响、新认识，探索并回答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新问题，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真理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积极回答世界经济发展和最新科技发展带来的现实问题中发展自己。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抓住哲学界已经做出的理论反映，引导学生从哲学层面上去思考现代科学向哲学提出的问题。
第五、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哲学是现实的理想，是现实的批判性反思。因此关注现实、回答现实问题、对现实进行批判性反思是哲学的责任。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能切实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并把有关的哲学原理贯穿进去，空洞的说教就有可能变为紧贴实际的理论指导了。当代中国的现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青年大学生，尤其文科青年大学生的“问题”思维方式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回答、反思现实存在的问题。对现实采取回避、不接触的教学态度和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学态度和方法。
理想和现实的冲突、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必须给予理性回答。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在解惑中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真谛。从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学会从理论层面上分析各种现实问题，提高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教师应不断提高教学艺术
教师在具备了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广博的知识背景后，还不能说教师的教学就具备了魅力。具备了以上两点只能说为使教学具有魅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教师还必须能够运用科学的教学理论和灵活的教学方式，使哲学课的教学充满魅力。为此，我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教学方式。
第一、教学内容逻辑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教师要做到上好每一堂课就必须在课前认真研究和严谨备课。在这一过程中我的体会是教师要形成自己的授课体系，行成自己的特殊风格，每堂课都要有自己的教学构思。尤其要注意每一章节段的逻辑结构，使教案逻辑结构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使学生能够清楚明确地掌握所学理论。比如讲哲学基本问题，先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分解为“谁为第一性”和“有无同一性”这样两个方面。从第一方面出发，构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以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关系，从第二方面出发，则构成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关系，这是第一个层次。紧接着是第二个层次，，指出唯物论发展过程中采取的三种历史形态和唯心论的两种基本形式。最后一个层次是指出唯心论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唯物论的可知论与唯心论的不可知论的区别等等。通过这样几个层次的讲解，围绕哲学基本问题一些个相关内容和问题都被学生把握住了。
第二、是把对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融进哲学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使青年学生能够成为具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良好的情操的合格人才。这不仅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求教师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于一身的人格力量。在这种人格力量的感召下不仅能使青年学生对哲学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同时教师也以自身的人格力量感染、熏陶和教育学生。使他们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
第三、采取脱稿或基本脱稿的方法讲授。通过脱稿或基本脱稿的方式讲授理论课，我认为它可以使理论的阐述更深入细致，详略程度亦可掌握。同时也有利于灵活地调动各种背景知识、旁征博引、适时穿插、融会于理论分析之中。尤其是采取这种方式的讲授能够在课堂中及时对学生的反应做出回应，适当调整角度，并回答学生提出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调动了同学们的课堂积极性，使他们能在50分钟的时间内尽可能的接收较大的信息量，掌握更多的知识，再辅之以其它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不断的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当然这就要求教师对所讲的内容非常熟悉，使之呼之即出。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老师必须在课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做不到这一点，也就难以形成教学过程中强烈的凝聚力。
后现代哲学思潮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全球化与时俱进引领
从19世纪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毫无疑问是在地球上占有重要位置和极具意义的一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各种挑战，特别是在当今的国际新形势。
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当今主要面临这样几方面挑战。一方面，随着时代主题转换带来的新时代课题，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实力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强势压力在全球扩展延伸；而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体制转轨对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依存的阶级基础形成根本性挑战。因为随着现代社会思想多元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信仰受到了很多冲击。特别是未受益群体通常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排斥，而不信任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信仰构成了威胁。最后，从发展的途径媒介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受到理论研究和宣传有效性不足的制约。理论研究的不足以及宣传方式的弯曲阻滞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
因此,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无法前进。
2.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多元化途径
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是极其深刻和丰富的。人们仍然需要以科学、探索和改革的精神加以严肃对待。
2.1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在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它依然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
一方面，自然界的辩证本性，科学技术思维的辩证法，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等内容的研究可看出科学技术哲学正是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哲学研究实际上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技术发展史、自然哲学、技术哲学、思维科学等多个学科现代科技革命。另一方面，现代科技革命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取得的丰硕成果，证实、充实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断涌现新的问题，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因此，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就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只有这种哲学，才能给我们的科学研究提供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沦的指导。
2.2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从全球化中寻求发展机遇
随着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相互交流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进入了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全球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全球化观念，从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因此，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即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新全球时论。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社会发展中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如果站在人类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角度，以提高生产力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全球化确实具有突出的作用。但同时它的负作用也十分严重：它使资本剥削关系进一步泛化，加剧了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加大了贫国与富国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垄断；西方的价值观、文化观、人权观乃至政法治度被强行推销；促使了“技术统治论”、“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的形成。同样，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文明畸形的发展造成了环境问题、移民难民、恐怖、犯罪等问题的上升恶化。因此，面对全球性问题，人们需要建构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关系，建造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而具有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实践性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应该立足大实践和大科学，以哲学方式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科学。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应该进一步客观深入地认识全球化在历史发展中作用的二重性，促使其积极作用产生更大效应，抑制其消极因素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应在全球化的整体语境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2.3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与时俱进中把握
从国际大环境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从国内形势看,改革开放以来，各种矛盾不断呈现，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向纵深发展。中西方的各种文化思想相互碰撞复杂多样，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史，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应如此。实践中把握和坚持“与时俱进”,前提是要理论审时，关键在于理论推进。因此，需要做到适时的要继承坚持，过时的要否定突破，缺时的要补充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大力推动理论创新，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推进理论创新，一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思想认识反对不合时宜的观念，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反对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不“唯上”、不“唯书”，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三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使马克思主义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
2.4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正确的传播方法中拓展
任何理论，如果与千百万人们群众的实践脱节，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科学总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经验，揭示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对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大而又深远的战略意义。
首先，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传播形式。伴随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出现，我们的经济、社会和私人生活进入下一个时代--新兴媒体时代。互联网催生了一系列新兴媒体，如电子报纸、电子杂志、政治博客、网络视频、iptV、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等，这些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格局。新媒体具比传统媒体内容丰富、知识共享、受众主导、时效不限、多点交流的特点。但它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充分利用新媒体，降低负面效应，发挥新媒体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
其次，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必须推动从高调动员到常识政治的话语转换。建国后我们出现了高调的政治宣传的现象。这样很容易导致大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脱离了人民群众生活实际。现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要关怀现实，关注民生。传播主体要积极解决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现实利益的问题。
最后，发展马克思主义把传播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方法转变。口号、政治运动等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显然已不再适合当今市民社会中自主意识和个人利益普遍觉醒的大众。必须结合老百姓遇到的具体问题，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和技巧把马克思主义渗透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去，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实践经验。
2.5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对其它社会思潮起引领作用
社会思潮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是一定时期内反映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得到广泛传播并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影响和作用的思想倾向、思想潮流。”当代社会由于多样化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变幻万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发展态势。主要特征表现在社会思潮由简到繁发展，不同思潮之间和思潮内部存在着矛盾性，不同社会思潮变动和更替动态发展，本土思潮和外来思潮交叉转化。如果没有统一的主导思想，将会对国家社会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所以，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社会统一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用它去引领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
要显示马克思主义引领作用：一方面，应该依靠科它学的理论品质和时代精神，把握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并掌握引领社会思潮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并且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化，凝聚全国人民的认同和信仰。最后，要正确处理一元化指导思想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但坚决反对、批判和抵制错误思潮。
3.马克思主义的展望
当今世界变化多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虽然经历了不少挑战，但是它依然在曲折中前进，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让世界看到了希望。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从国家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一个新理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继续发展和深化，必然能解决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对实现文明发展、和谐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只有发展的成果才会使人们重新认识并继续选择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黄宏《豪不含糊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n]人民日报2001年08月30日第一版.
[2]雒树刚《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n]人民日报(2001年08月10日第二版).
[3]文选德《论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精神》[n]湖南日报2002年07月16日理论纵横版.
[4]刘亚妮《论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学术论坛杂志社网2008.12.
[5]刘兴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基本经验》[J]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