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习惯的变化篇1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2
关键词：民族风俗习惯；民族习惯法；国家制定法
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出发，尊重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不因为某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而歧视或侮辱他们；民族风俗习惯的改革或保持，必须让该民族的群众去选择，其他民族或个人不应强制或干涉；不能以自己的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别的民族，更加不能以个人主观的好恶去看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有关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
一
、民族风俗习惯概述民族风俗习惯的基本含义，是指各民族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风尚和习俗，是在各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反映。在民族生存环境中，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等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民族风俗习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民族长期传承和广泛采用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行为方式必然相沿成习、代代相传，必然为众人所用而广泛普及。
只要民族风俗习惯形成，即为全民族所公认和遵守，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传统、道德标准和宗教观念等。某个民族反映其民族特性，必然存在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特征，代表着民族的标志。在民族的相互往来中，尊重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关系中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需要慎重看待。
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风俗习惯也在变化，然而，风俗习惯的变化常常滞后于生活条件的变化，呈现相对的稳定性。民族风俗习惯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它带有较大的稳定性，它的改变经常会滞后于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变，它集中地反映着某个民族的得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二、法律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意义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此，不同民族无论是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是其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本质上是坚持不同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反映，侵犯民族风俗习惯，就意味着践踏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在刑法上的反映。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任何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常常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理解为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蔑视，理解为对本民族的歧视。所以，各种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都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保护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促进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的某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很多民族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有很多是以讲故事和唱山歌的口头文学形式在人民群众中代代相传，而且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还有一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用器具、服饰、建筑和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千差万别的民族风俗习惯，才构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三、理性思考法律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保护(一)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提倡科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不能孤立地看待风俗习惯，必须从一个民族的历史、经济和自然条件去考虑这些风俗习惯之所以形成和存在的现象，如此才能让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把民族风俗习惯看作陈规陋习，是对少数民族的诬蔑和歧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存在某些陈规陋习，这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汉族的风俗习惯中同样有陈规陋习。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会有好的、一般的和不好的。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应全部肯定或全部否定，而应当进行
具体分析。总体上，汉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上较先进，大部分少数民族发展较落后，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先进并不意味一切都好，落后也并不意味一切皆坏。
看待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能用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为标准，而应以对民族团结、对经济文化发展、对国家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对人民群众是否有利为标准。凡是有助于民族团、有助于经济文化发展、有助于人民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应当提倡和发扬。凡是有害于民族团结、阻碍生产和经济文化发展、不利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不科学的风俗习惯，应对本民族群众说明害处，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后，让他们自己进行改革。改革某些风俗习惯，主要依靠文化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实现。提倡少数民族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奉行健康、科学和文明的新习俗。
(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重要部分，应当被合理的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在民族地区公平正义观上历练形成的一种具有特殊调控作用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批准、同意或默许来使其具有双重效力，使其权威性得到保障。在保持正义和秩序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做出适当的变通，实现少数民族内社会关系的稳定和谐。
运行国家法律是个复杂的过程，只靠法典是不能实现其功能和效率的，强行推行法律常常也只是适得其反。制定法有必要给少数民族习惯法留出一定空间，去吸收和认可一些有益的习惯法，使其融入制定法。
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家制定法来代替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消极因素，而是通过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进行长期有效的法制宣传等方式，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融合。
实践中，对少数民族习惯法效力的承认须限定在特定的区域内。在民族自治地方，有关少数民族特殊事务上，可以对习惯法有选择性地优先适用。对那些既符合少数民族的
风俗习惯，又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习惯法，可以优先适用。
结论：
认真看待民族风俗习惯，涉及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繁荣稳定。正确处理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重视和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秩序向着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犯罪
每一个民族成员对于本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怀有特殊的感情，往往会把其他人对于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态度理解为对于自己整个民族的评价。对于任何民族风俗习惯的嘲弄、侮辱、侵犯都可能导致民族关系的紧张和裂痕。从法律上观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实质上是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侵犯也就意味着对于民族的平等权利的侵犯。[1]因此刑法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作了"入罪"的规定。根据现行刑法第251条的规定，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行为。
一、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罪的构成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和行为对象
刑法将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罪归类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犯罪，由此可以认为，公民的民利是本罪的同类客体，尊重少数民族的风格习惯是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少数民族公民个人的民利的体现。而本罪侵害的直接客体则应界定为少数民族保护和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由的权利。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是一项法定的平等的权利。该政策包括了"保持"和"改革"两个方面的内容。保持就是奉行和传承，他人不得干涉。改革就是变通或废除。一般来说，凡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有利于民众生活和身心健康的风俗习惯，就应该"保持"。那些妨碍生产、教育，不利于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少数民族有权加以革除。当然这种"改革"应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1]本罪的行为对象是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风俗习惯，指的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在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广泛流传的喜好、风气、习俗、禁忌等。
2、本罪的客体行为表现和行为结果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干涉、破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具体表现为：1、强迫少数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如强迫回族实行尸骨火化，改变其饮食禁忌的行为；2、破坏少数民族的民族风俗活动，如不允许少数民族进行传统的节日活动，阻碍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仪式；3、禁止少数民族自愿改革本民族的陈规陋习，等等。上述行为都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该罪的行为结果必须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并且达到情节严重。所谓情节严重，从司法实务中看，通常是指：（1）采取暴力手段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2）多人多次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3）引起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的；（4）引起械斗造成人身伤亡的；（5）造成停工停产、游行示威和社会秩序混乱的；（6）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的；（7）导致少数民族家庭破裂或人员自杀的，等等。破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是情节犯，行为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是区分本罪之罪与非罪的界限。具备上述情节之一的，即视为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达到了情节严重。
3、本罪行为人之主观罪过形式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后果而追求或者放任其发生。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行为不能构成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本罪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往往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有的行为人是出于民族歧视，有的是为了挟持报复或侮辱他人，有的是为了挑拨离间或扰乱社会秩序等，此外，司法实务中也曾出现过行为人是出于善意的动机，为了改变少数民族某些落后的风俗习惯，而以职权强迫少数民族改变其生活习惯。行为人动机如何，不影响本罪的认定，但应当作为刑罚裁量时的酌定情节予以考量。
二、本罪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
1、行为的非法性和方法手段的强制性是本罪成立的必要因素
行为的非法性和方法手段的强制性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行为构成犯罪的必要因素。具体言之，一是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必须是非法的。如果行为人是依法实施的职权行为，就不能认定构成本罪。二是行为人破坏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必须具有了强制性。如果只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不能认定为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
2、厘清本罪与非法剥夺公民自由罪的界限
正确认定本罪，还须厘清本罪与关联罪的界限。现实中，我国少数民族的风格习惯往往与宗教活动交织在一起，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往往也是非法剥夺了少数民族和自由权利。从犯罪特征上看，两罪的主要区别有：（1）侵犯的法益内容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少数民族在饮食、婚姻、丧葬、礼仪等方面的风俗习惯，不包括少数民族的信教权；非法剥夺自由罪侵犯的主要是公民的自由权利。（2）犯罪行为不同。本罪在犯罪的客观行为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强制手段破坏少数民族风格习惯的行为；非法剥夺自由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非法剥夺公民的自由的行为。
三、宜将本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殊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
1979年刑法将本罪的主体限制为国家工作人员，而排斥了普通人。1997年刑法对此则作出了进一步限定，把本罪主体最终定位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从而又将准国家工作人员排斥在外。有观点认为，主体的进一步缩小，反映出了立法者指导思想的转变。首先，从行使的权力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拥有的权力更多地带有行政管理的性质，权力行使对象包括了一定地域范围内不特定的多数人。因而权力一旦遭到滥用，损害的后果往往是十分严重的；相反，准国家工作人员被授予的权力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管理活动的过程当中。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完善，这种权力的影响范围已在逐渐缩小，难以具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权力的普遍影响力，因此其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往往只能波及到个人或少数人，难以造成影响民族团结的严重后果。其次，从身份表征的意义上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天然地与政府具有直接的、固有的联系，因而其行为往往是政府意志的体现，象征着政府行为。即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纯属于个人好恶的行为，在常人眼里，由于他们与政府之间难以割舍的联系，也使得评价对象演变成了政府行为。尤其在对于管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活动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言行就是国家和执政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体现。所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实施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由于其特殊身份的影响，也使得人们对其社会危害性量值的评价增加了很多；然而，准国家工作人员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更多地是以一种与其他经济组织人员平等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行为在普通人看来并不代表着政府的意愿，而是一种个人行为。相比之下，同样的危害行为社会危害性就小了许多，经过立法者的主观选择，它就可能被排斥在刑法调整范围之外。[2]
笔者认为，我国宪法第4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10条均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保护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少数民族拥有的这一宪法权利是一种对世权，其义务主体具有不特定性。尊重民族风格习惯是每一位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少数民族风格习惯，无疑会使行为的危害性更大，后果更为严重，影响也更为恶劣。但应该看到，本罪的构成与身份和职权无必然联系，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实施如前文所述的情节严重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因此，将本罪主体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不利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自由权的保护，也不符合本罪发生的实际情况。法律是以其理性来解决社会纷争所形成的规则，是凝结在规则中的理性。[3]为了更好地规制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犯罪行为，宜将本罪主体拓展为一般主体，并增加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此罪应该从重处罚。
参考文献：
[1]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篇[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300-301.
[3]赵秉志.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上)[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224.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4
关键词：民族地区；刑法变通；合理性和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79-02
根据我国刑法第90条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试行。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旨在刑法中贯彻民族政策，使我国刑法的中国特色真正体现出民族性。本文拟对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予以探析。
一、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契合犯罪本质特征的评价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所谓社会危害性，即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特征。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有无与大小的判断，应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同时要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特定行为的实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的统一。“相对稳定性”是指某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较为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变易性”是指同一行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会发展变化。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实施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总是根据社会历史条件认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加上我国地域辽阔且各地发展不平衡，民族众多且风俗、习惯、传统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又正在进行各种体制改革，因此，同一行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总在发展变化[1]97。承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的统一，认可客观上存在很大差异的民族众多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对于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影响，不仅对适用刑法具有意义，而且对于理解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实现刑罚目的的需要
我国刑罚目的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是层次性的统一。我国刑罚目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三个层次的刑罚目的分别是：公正惩罚犯罪、有效预防犯罪和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三个层次的刑罚目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调整刑罚的制定、刑罚的裁量和刑罚的执行。刑罚目的的实现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刑罚公开、刑罚正义、刑罚平等、刑罚必然、刑罚及时和刑罚适度。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一些民族风俗习惯影响行为危害性评价的案件，往往是在定罪量刑中体现民族政策，将案件中的若干因素作为刑罚裁量中的酌定情节，这显然不符合刑罚公开的要求。刑罚的正义性不仅是刑罚获得尊严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根据，而且是使其本身获得社会观念普遍接纳和认可的必要条件。刑法规范的建构和适用，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各种合法权益，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保障人类发展，这也正是国家刑罚权发动和正义性所在。正义的刑罚可以提高公民对于刑罚制度的社会信赖感，促使公众参与防止犯罪的积极性，从而间接地强化了刑罚遏制犯罪的效果。正义的刑罚应该是必要的刑罚，我国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体现了各族人民的意志，它平等地保护各民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公正地处罚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正义。但为了使刑罚目的得到更有效的实现，科学地制定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规定始终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3.有利于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汉族地区的基本传统特点上，参照和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立法理论及经验制定而成，而针对少数民族的习俗、传统文化及社会发展程度则不可能完全包罗。正是基于此，现行刑法规范在特定情况下不能完全适应特定民族地区。现实情况中，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其中包括不良的箴规风习，这些风俗习惯仍是少数民族群众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在立法实践中，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些方面，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而不能不加区分强用法律手段予以废弃[2]160。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当下社会转型期，不仅应从理论上和观念的层面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给予尊重，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对民族风俗习惯给予物质文化方面的照顾和法律上的保障。因此，在刑事立法时，应对那些与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风俗习惯和刑法文化予以必要的吸纳和考量。只有如此立法才易于被少数民族接受和认同，才能使刑法在少数民族地区有效适用并切实维护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二、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可行性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可行性具体表现在变通根据的充分性和多元性。
1.法律根据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或特别刑法的制定，法律根据主要来自《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立法法》和《刑法》第90条的相关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民族自治地区刑法变通的创制必须符合以下法律条件：一是立法主体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必须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才能施行；二是必须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法律创制程序；三是必须根据民族自治地方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刑法典规定的罪刑法定、刑法适用平等和罪责刑相适应三项基本原则；四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规定之效力仅及于该民族自治地方。
2.经济和文化根据
从经济根据言之，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自然条件比较恶劣，所以导致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又因信息较为闭塞，科教方面也很薄弱，造成了这些地区文化发展进程也相对缓慢。这无疑直接影响了国家刑法在这些地区的适用。民族自治地方刑法变通规定，应对那些与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风俗习惯和刑法文化给予必要的认可和适当的体现。如此才会提高刑法规范在少数民族地区适用的效果。从文化根据来说少数民族的刑法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刑法文化二元性问题，即少数民族的原刑法文化中既有外移植刑法文化，又有原生刑法文化。前者是现代刑法文化元素，后者囿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因素[2]1481。
3.理论与实践根据
目前我国尚无适用于民族自治地方的刑法变通或补充规定。法条之“应然”规定成为“实然”的立法实践，是我国刑法规范体现各民族人民意志和真正彰显其民族性的需要。基于少数民族公民的独特风俗习惯，以立法的方式对民族自治地方内少数民族实施的某些危害行为作出特殊规定，才能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刑事司法工作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刑事法制的完善。此外，在民族地区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处罚较好地贯彻了民族政策，司法机关对行为危害性的评价具有关联性的民族习俗在定罪量刑中一般均会予以考量。这也为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经验和实践根据。
三、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是完善刑事法制的需要
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刑法规范的制定时，特别重视法律适用效果和人们对法规的认可度，而一并考量习惯、、文化传承、族群观念以及地区经济状况等。如美国的相关立法理念和模式对我们制定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或特别刑法颇具借鉴价值。美国有52个司法管辖区，即50个州加上哥伦比亚特区（首都华盛顿市）和联邦，因而美国有52个法律系统。每一个法律系统都有自己的制定法和普通法组成的刑事法律制度。每一个司法区除了有自己的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外，还有若干次一级政治单位制定的含有刑罚规范的法律文件，如行政条例、城市法令、地方法规等。联邦宪法对各州以及美国国会在制定和执行刑事法律方面的权力还是做了某些原则的和特别的限制。经过美国最高法院解释的宪法性限制已经成为控制州和联邦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方面的支配力量[3]18。由此可见，美国的相关规定和我国民族自治地区刑法变通的法律依据具有共通的价值诉求。不同的是，美国已具有成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随着我国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确立，立法者应当对刑法规范的特点以及刑法的性质、功能有更深更新的认识，我国刑法的“中国特色”必然包含罪刑规范的民族性。立法机关应当将存于人民间的“法律”作为有价值的因素加以考虑。立法是完全有能力谨慎地引导并培养人民的法律观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根源和自然渊源，民族风俗习惯的存在、发展与变迁是由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所决定的，任何民族的风俗习惯，作为历史的产物，其社会影响或作用都具有两面性[4]。一方面，一些民族地区的习惯法作为法律的重要补充，发挥着裁判、调整、规范、教育等重要功能。比如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存在的赔命价、赔血价制度，少数民族公民相互斗殴导致死伤的，通过双方“长老”的协调并约定损害赔偿的数额和方式，能起到较好的平息争议及增进民族成员团结的效果。另一方面，在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中，有的内容代表了过去时代的不良传统和习惯，比如血亲复仇、神灵裁判、“溺婴”和歧视、侮辱女性等。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在适用赔命价、赔血价等民族习俗后完全排斥司法介入。在对民族习惯法的评价上应坚持辩证的观点，只有民族习惯法的适用有利于民族成员的和谐共处，不与国家的法律相悖，对之应当尊重和认同。由此观之，我国民族地区刑法变通不仅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亦是完善刑事法制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赵秉志.新千年刑法典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俗女性
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通过叙述独特的情节，不仅给观众展示民族地区迷人的自然风光、艳丽的民族服饰、特异的习俗内容，而且影片所塑造的典型少数民族女性角色也会向观众传达出美丽、大胆、聪慧、自由、能干、奔放的形象和特质，这些可以满足观众的娱乐和情感需求。可是影片中的女性不管以什么精神风貌出现在观众面前，她们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感悟会左右着观众的情感，会引起观众对她们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的思考。
一、婚恋观
爱情与婚姻作为千百年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电影产业反映的重要主题。无论是什么历史背景，追求男女自由恋爱，衬托爱情曲折路途或者顺畅的情节总在电影中若隐若现。当然，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也存在着爱情故事的踪影，从女性角度反映的婚恋观带有少数民族女性对情感归宿的追求，对人格自由的向往，对民族文化的审视，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
影片《独龙纹面女》（导演谢洪）描写的是独龙江峡谷中的独龙族女性成年时要接受纹面习俗和永远不与异族婚恋的族规。漂亮的独龙族姑娘阿南在山林中偶遇藏族青年顿珠，他们一见钟情。阿南为了拒绝纹面，为了自由的爱情，她没有遵循族人的规定，没有接受痛苦的纹面，渴望嫁给顿珠摆脱糟糕的命运。她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试图打破受操控的女性命运，试图冲破世俗的束缚，她积极与传统的爱情观念做斗争。
《花腰新娘》（导演章家瑞）以云南花腰彝族“归家”的古老婚俗族规展开新娘凤美与新郎阿龙的爱情婚姻历程。片头字幕介绍：“尼苏人，俗称花腰彝，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花腰彝有一个世代风俗：男女成婚后新娘不能与新郎同房，最少要等三年，新娘才能住进新郎的家，此风俗称之为‘归家’。”凤美的新婚丈夫是个能歌善舞的青年并担任村里舞龙队的教练，虽然婚后族规是不允许夫妻单独见面，但结婚当夜大胆的凤美留宿阿龙家，为了天天见阿龙，以跑一万米获胜为由参与了舞龙队。凤美大胆、直率、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对待渴望的幸福不惧怕族人的耻笑与流言蜚语，可谓女性中的“勇士”。
《尔玛的婚礼》（导演韩万峰）以羌族少女尔玛感情的变化发展为主线，首先尔玛与本族的追求者多巴有婚约，可后来她喜欢汉族老师刘大川后退掉了与多巴的订婚。尔玛妥善处理了与多巴的婚约，并与刘大川展开甜蜜的爱情之路，是她敢于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爱情和婚姻，是她对幸福的理解。在尔玛与刘大川取得彼此家长同意并决定十一举行婚礼，此时针对婚礼是以汉族的，还是按羌族的习俗引起了二者的争执、矛盾和困惑。刘大川主张在县城上举办汉族婚礼，但尔玛主张在羌寨中按羌族传统文化举办，希望得到家人和村里人的祝福。
这三部影片虽然都取材于少数民族女子爱情与婚姻的发展变化，但表现的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民族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追求爱情、渴望自由婚姻的态度。充满青春与活力的姑娘们大胆、执著地追求恋人，标志女性们新的婚姻观念出现，并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阿南敢于向本族人表达对顿珠的真实情感，凤美火热追求与丈夫的朝夕相处，尔玛在平淡而富有浪漫的爱情里寻找自己的幸福。三位女性都渴望在自己情感生活里化解一切的爱恨恩怨，与自己的爱人厮守一辈子，走完一生。她们情感关注点和结果的不同是影视艺术表现所致，但让爱情与婚姻成为影片永恒的话题，使女性自然的特征得到表露，也使民族少女那种敢爱敢追求的思想和行为得到诠释。
二、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态度
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指的是一个特定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1］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了外界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风俗习惯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会遭到本族人的怀疑、否定、背叛甚至抛弃，而另一些内容可能会得到本族人的继承、保护、扩大、加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也在传递人们对古老习俗的看法和思考，通过角色的塑造告诉观众民族的习俗有哪些，哪些内容是值得保护或丢弃。
《独龙纹面女》中女子的魅力面容似乎给她们带来的不是开心，是伤痛，她们对自已婚姻和身体的掌控在强大的传统习俗下显得惨白无力。族规中最传统、最惨烈的纹面习俗一直压迫着独龙女，阿南不愿一生在悲剧中哭泣，她抵制纹面并和顿珠远离自己家园，这是她对纹面习俗争取的“话语权”反叛。独龙族的婚姻是在本族中进行，他们排斥外族，而阿南不想联姻，她想嫁给顿珠。这两点是故事发展的重点，反映了阿南与本族习俗之间的矛盾，也充分突出她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勇敢反抗。
《花腰新娘》塑造的凤美可谓花腰彝族里的新女性形象，具有叛逆性，释放着对传统习俗的挑战信号。尽管凤美被族人认为做了丢人的事，但她丝毫不在乎。她热情率真的追求自己的爱情，把族规习俗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影片舞龙队的小七妹在训练时偷偷坐上火车想离开村寨，而凤美使劲地追赶火车，追到后小七妹用粉笔在墙壁上写下“我不要归家”。随火车远行也许是小七妹大胆反抗“归家”习俗的行动。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6
关键词：民俗文化；高中；语文教学
民族习俗是一个民俗发展至今流传下来的习惯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全民族人民引以为傲的一种传统，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有不一样的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能够勾起人们的灵感，同时也诞生了优秀的文学成就。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引入风俗文化学习，恰到好处，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掌握中国传统习俗，提高学习的效率和实用性。
一、课堂氛围需要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带动
丰富多彩的当地民俗文化可以带动课堂氛围，让课堂氛围精彩热闹。由于语文教学的特殊性，一些文章的理解，需要依靠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进行思考理解。这里可以《林黛玉进贾府》作为实例，由于教师的特殊性，需要引导学生理解课文，由于《红楼梦》是一个历史性的作品，大多数文字、习俗一些学生并不能理解到位，不知道为什么出现某些行为和动作的原因，因此，就造成了读不懂文章大意的情况。这种情况下，老师就应该从传统的民族习惯出发，让学生充分理解民俗习惯，理解当时的传统文化，这样才能理解文章中人物的某些做法。教师同时还可以结合实际的教学手段，让学生感受科技带来的变化。教师可以在备课过程中准备一些关于《红楼梦》的相关资料，视频、图片、音乐等，还有课文中涉及的一些民俗文化，让学生生动形象地掌握一些课文中需要的信息，对学生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民俗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教师应该注意细节，比如，文章中涉及的人物穿着、打扮等等，文章中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等，结合当时情景，人物心理以及传统风俗民俗，就可以让学生切身地体会到出现这样表现的原因，更加了解人物的形象。
二、语文课堂上需要让学生了解所述地方的风俗和人们之间的情感
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和当地人们之间的情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这种关系能够让人们更加团结亲近，更加幸福。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学生清楚地了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这里以《胡同文化》加以详细说明。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在北京的一些历史悠久的弄堂里出现的有意思的事情。通过这些事情的分析体会，能够展现京城人民的道德修养、性格特征等。进而看出整个中华民族的整体氛围。由于并不是所有学生能够了解胡同这个概念，所以，在讲课之前教师可以先询问学生，让学生说出自己心目中的胡同这个概念，然后再播放适当的图片进行展示，让学生印象深刻。同时，这篇文章也细致地描绘了北京人们平时的生活习惯，老师可以通过分析人们的生活习惯，剖析京城人们的性格、特质等，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即使没有去过北京，也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北京的文化、底蕴，也足够了解北京这个城市。这样也就达到了语文学习的目的。
总而言之，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整体风貌的体现，教师在教授学生学习语文课程的同时，让学生充分了解课文的背景习俗，了解相关的民俗文化，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文章，同时把学到的民俗文化应用到课文当中，也提升了学生学以致用的本领。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7
摘要：司法审判，特别民事审判的宗旨就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所居民族对民俗习惯的信奉，特别是在民族地区，甚至大于对法律的遵守。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随着全民普法活动不断深入，各民族群众的法治观念及法律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但如何处理好民俗习惯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期能事半功倍的解决好当今社会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类型案件，以维护当地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成为当前亟需我们解决的一大问题。
关键词:民俗习惯；民族地区；审判实践
孟德斯鸠说,“法律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1]由于民族地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不可避免地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宗教、民族习惯、法律思维、人口结构等因素存在交织，笔者所处的黎平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位于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东接湖南靖州、通道县，南连贵州从江县和广西三江县，西倚榕江县，北靠锦屏、剑河县。全县辖25个乡镇，其中侗族占70%，是全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因此在该地开展民事审判工作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法律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对症下药，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案结事了的效果。本文笔者结合审判实践阐述一下个人观点，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民俗习惯的基本涵义
关于民俗习惯的定义，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也不同，我国的民俗学家给民俗下的定义为：“民俗主要是指民间流行的风俗习惯。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沿成袭的生活及文化活动，诸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巫术禁忌等内容”。从上面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并非所有的民俗习惯都能在民事审判活动中运用，作为裁判的依据。笔者认为，只有那些积极向上的、代表事物发展方向的、不违背科学精神的善良风俗习惯才能作为民事裁判的依据。
二、民俗习惯在民族地区民事审判工作中的特点
1.集中运用在婚姻家庭、相邻纠纷等传统的民事案件中。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经济发展滞后、法律观念淡薄，导致解决纠纷的方式也较为传统。笔者曾参与审理了这样一起相邻纠纷案件：原告以被告新建房屋屋檐越过通用排水沟，致使屋檐水落在自家屋顶为由，要求被告立即拆除超出部分屋檐。被告认为原告是封建迷信，当地村寨有“占天不占地”的习俗，而原告认为被告房屋屋檐越过排水沟且高于自家房屋是对自己的不屑，有种被压迫的感觉。法官考虑到原、被告系邻居，纠纷的产生源于不同的思想观念，若一味的按照法律机械判决，无法让他们放下包袱，冰释前嫌，遂结合前后的习俗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达成了由被告象征性的拆除部分瓦片，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的一致意见，照顾到了双方的利益，得到了原、被告的理解和支持。
2.其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立法的影响，清末以前、民国时期、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民事立法多以不成文的规则和民俗习惯为依据，民俗习惯是民事审判的依据之一，但20世纪中期以来，民俗习惯渐渐不再进入立法的舞台。现阶段的法官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无法在判决书中加以引用，势必会在调解阶段更多的运用。二是运用民俗习惯来判决，法官将承担被上诉的风险。在实践中，尤其是婚姻家庭类案件，因法律上对民俗习惯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一般都被认为是法官对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而每个法官的认知不尽相同，所以承办法官要承担较大的被改判的风险，对此会有顾虑。
三、民俗习惯在民事审判运用中的积极作用
（一）能克服制定法的僵化性，弥补现行法律漏洞
成文法一经制定就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其天生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与社会生活具有不可缝合的缝隙,法律是有限的，社会生活却是无限的，社会的变化发展产生了法律的漏洞。法律的滞后性是法律无法避免的一个缺点，这就导致了内容僵化、缺乏弹性的成文法难以适应社会的变动。而民俗习惯作为补充法源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制定法的上述不足。民俗习惯是在民事活动中长期自然演化而成的,是内生的秩序，而不是理性构建的产物，其生成过程是与人们的日常需要和生活习性相一致的。因此,民俗习惯能很好地适应当今的审判。当法官裁判案件时无法找到相应的法律规则时，运用民俗习惯可以起到弥补的作用。
（二）贴近民族地区生活，易于接受
民俗习惯不分巨细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受到民俗习惯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调整。大量的民俗习惯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沿袭至今的，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认同和接纳，凝聚着民族的心理、智力与情感，积淀着祖辈们长期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已经成为乡土社会更为实用、更易接受的法律模式。
就拿南江侗族来说，南江侗族俗称“七佰南江”，历史悠久，地域涵盖黎平县水口镇的南江、东郎、金抗、宰洋、己信、八劳、务孖、归仁9个村12个自然侗寨，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有着自己完整的乡风习俗规范和议事组织。早在清朝末年，就曾以“万古章程”立碑示警、约束民众，代代沿袭。
（三）有助于增进社会和谐
法律适用有两个重要的目标：一是可预测性，二是可接受性。然而二者常常会发生冲突，成文法可以很好的满足可预测性的要求，但不一定能满足可接受性的要求。因此在不与现行法律冲突的前提下，适时的引入民俗习惯来解决矛盾纠纷，提升当事人对纠纷解决结果的认同，有助于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有效途径。
四、审判实践中运用民俗习惯存在的问题及保障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依法裁判是法官的重要使命。从我国当前民事基本法律规定来看，可作为民俗习惯在司法中运用的依据主要体现在《物权法》第85条、第116条关于物权习惯的规定以及《合同法》关于交易习惯的若干规定当中。《民法通则》第7条虽然也涉及到公序良俗问题，但其更多的是作为限制性条款在引用，即作为法官否定某些民事法律行为的依据，而不是作为法官认定某些民事习惯行为合法的依据。除此之外，我国其他民事法律和司法文件中几乎没有关于民
俗习惯的相关规定。
实践证明，民俗习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有效的平息民事纠纷，符合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了保障民俗习惯正确运用于基层民事审判，首先需要全面提高办案法官的素质。
五、结束语
实践证明，民俗习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有效的平息民事纠纷，符合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法院对习惯和民间规范的宽容和合理利用无疑有利于改善基层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及社会效果。”在纷繁的民俗习惯面前，基层法官要学会并擅长给民俗习惯披上符合国家制定法的外衣，要在裁判思维中体现社会背景知识，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内外因素结合考虑，使司法尽可能地与社会公众的期待相一致，增强司法裁判对于社会纠纷的处理能力。我相信，在司法审判过程中，正确且恰当地运用民俗习惯也无疑会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带来巨大裨益。
参考资料：
[1]梁治平：《民间法、习惯和习惯法.习惯法与国家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田成有著：《法律社会学的学理与运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3]王学辉著：《双向建构：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对话与思考》，《现代法学》1999年1期。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8
一、习惯法的特征
行政法作为国家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国家法的一般特征。法律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它具有条理清楚、适用范围广、外在强制力强的特点，但是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无法规避一个现实：国家存在一些经济文化闭塞的地区，在这些边缘地带，由于存在长期的封闭性，国家法无法调控全部的法律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些地区，也许存在某些宗族团体，他们长期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规定有时候比成文法更有效。但是仍需注意的是参考系的问题，在印度，寡妇殉葬是合乎情理的民俗，在西方却被认为是野蛮的行为。
因此这也为国家制定法律时提供了某些背景资料，即是否结合本土资源的习惯风俗，在选择这部分习惯风俗的过程中，应该得到尊重和认可的是普遍得到遵从的惯例，而不是某些特殊群体的。其次，趋同于民众的价值取向。民俗之所以非常重要，不仅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更切合实际的选择趋向是社会习俗对于大众无需很强的理性知识就能被接受，比较符合民众的心理认同。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民俗习惯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广大的乡村地区，蕴含着传统道德与情理因子的民俗习惯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与行为。将善良民风、公序良俗有机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合情、合理、合法地化解纠纷，是一种有益的创新式司法选择。在法律出现立法空白时，司法人员可以依照自己对法律原则的理解，对案情的调查，运用自由裁量权，对案件做出裁判。
二、习惯法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习惯法是一定区域内的群众针对一种重复出现的事态，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自发的习惯或者说是秩序。这类习惯由于调整领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人们予以认同并公认其不可缺乏性，赋予其权威并共同信守，经过由零散向系统化的完善之后便具有了法的特性，因而称为习惯法。因此，习惯法是一种具有民族精神的自发的社会制度，由此不同于国家法的存在。社会是由一个个人作为它的组成元素，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就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制约和对社会秩序的控制。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控制工具，比如成文的法律以及不成文的习俗，宗教，伦理，道德等，它们在不同的方面体现着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在一个社会控制的大系统中，各类规范发挥作用的界限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经常相互交叉渗透、共同协作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人们向社会提出强制程度的不同要求。因此过分侧重于国家法律的控制手段而轻视民族习惯法的作用，社会控制机制就会失衡，将不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民族习惯法的存在弥补了国家控制机制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
三、习惯法的发展趋势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9
［摘要］习语是语言的精华。英语习语与社会历史发展、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习语的翻译一方面要尽量保留原语言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又要使译文行文流畅,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契合点。
［关键词］英语习语；文化内涵；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5-0085-02
1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其演变、使用和表达方式都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翻译是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忠实于原文的再创作,而不是简单地将词和句进行转移”(刘宓庆,1999)。翻译的实质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成功的翻译是原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有机结合。
2习语的文化内涵
习语是语言的精华,是语言使用者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固定短语或短句,是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语言形式。它包括比喻性词组、俚语、俗语、谚语等,具有民族性、民间性、比喻性、整体性、和谐性等特点,是语言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语的发展和变化,体现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史,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侧面都会反映到习语中来。英语语言丰富多彩,其习语更是浩瀚纷繁,展示了多面、炫彩的英国文化。
21社会历史发展与英语习语
习语是在漫长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中逐步沉淀形成的语言的精华。习语像一面镜子,每一次社会历史的变迁都在在习语中有所反映。例如,从许多与“罗马”有关的谚语如allroadsleadtoRome等,可以看出罗马帝国曾经的辉煌；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国,留下了诸如raincatsanddogs这一来自北欧神话的习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会在习语中留下印迹,例如,panout(淘出来),源自19世纪美国的“淘金热”；block-buster(了不起的人或事物),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意为“能摧毁整个街区的巨型炸弹”。
22地理环境
世界上各民族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并通过不断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地理环境来求得生存和发展。英国是一个岛国,其航海业、捕鱼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因此,英语中出现了大量与这些行业有关的习语。例如,像bigfish(大亨),dullfish(枯燥无味的人)等与鱼有关的习语比比皆是。就畜牧业而言,仅牧羊业中与羊毛有关的习语就有许多：loseoneswool(发怒,生气),allwoolandayardwide(心地善良)等。另外,英国地处欧洲大陆西部的中纬度地带,多变的气候对英语习语的形成影响很大,英语中有许多与天气有关的习语,如forarainyday(未雨绸缪),asrightasrain(十分健康或正常)等。
23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反映出该民族的风俗习惯。英语国家的饮食习惯、数字民俗、姓名民俗在习语中都有所反映,例如,从earnonesbread(赚钱糊口),breadwinner(养家糊口的人),可以看出英美人的“面包文化”；abakersdozen,表示数字十三,反映了英语国家以十三为不吉利数字的迷信；英语中含有Jack的习语非常多,例如aJackinoffice(自命不凡的小官吏),aJackofbothsides(骑墙派),说明Jack这一名字在英语国家的通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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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人类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内容。基督教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圣经》作为基督教信仰的经典,其中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形成了大量的英语习语,例如,theappleofoneseye(掌上明珠),源自《圣经?旧约?诗篇》第17章第8节：Keepmeastheappleoftheeye(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孔)。再如,cleanhands(廉洁、清白),源自《圣经?旧约?约伯记》第17章第9节：Hethathathcleanhandsshallbestrongerandstronger(双手干净的人会越来越有力)。可见,《圣经》是英语习语的宝库,对英语语言的表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
对于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处理,很长时间以来,翻译界一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归宿的“异化”法和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的“归化”法。“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术语最初是由LawrenceVenudi在他的专著《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归化”和“异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意译”和“直译”,在于前者更加强调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融入,而后者只是侧重于语言层面的问题。异化要求译者要尽力再现原文的风格与特点,译文应尽力靠近原文作者,保持异国情调。而归化则要求译者尽力靠近读者,采用目的语读者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传达原文的内容,强调行文流畅。
Venudi本人是异化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认为译者应刻意在目的语的文本中,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之“异”。归化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奈达(eugenenida),他认为“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的信息”,强调译文对译文读者或听众所起的作用应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或听众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同。简言之,归化与异化的冲突实质上是翻译过程中到底是侧重于文化特性的保留还是侧重于文化特性的诠释问题。
风俗习惯的变化篇10
论文关键词：制度；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
早期的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主要是遵循诺斯的思路，他认为：“在现代西方世界中，我们认为生活和经济是有正式的法律和产权所调控的，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只是构成决定着人们选择的种种约束的总体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发现，非正式约束是无处不在的。”
1非正式制度的定义及起源
在制度经济学发展早期，虽然各个学派没有正式提到非正式制度一词，但是在所给出的制度的概念或者是相关的研究论著中都揭示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的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其中的“一般思想习惯”或者“流行的精神态度”则是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
康芒斯认为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业务规则在一种制度的历史上是不断改变的，包括国家和以前私人组织在内，对不同的制度，业务规则不同。它们有时候叫做行为的规则。康芒斯对制度的界定，应该说，抓住了制度最一般的本质，即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集体行动”就蕴含了习俗、惯例、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道德伦理等方面，从而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正式提及非正式制度一词。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它包括正式制度安排（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也称“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正式制度安排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确立的成文规则，包括宪法、成文法、正式合约等。非正式制度，或如诺斯所习惯的称谓，非正式规则，是那些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关的概念。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之所以有非正式制度的存在，首先是因为正式制度不可能穷尽人的行为，因此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
非正式制度安排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正式制度产生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靠非正式制度安排来约束的。即使在经济体系发达的现代社会，非正式制度也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一些法律法规就是在风俗习惯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定的意识形态可以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例如，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职业道德，表面上看是出于同一职业里的人经过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自我实施的行为准则，实际上是某个历史时段里这一职业里的人们的共同认可。
2旧制度经济学派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中，最早研究非正式制度的是旧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关注的是风俗习惯与市场制度的关系。其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芒斯和穆勒等。
制度经济学鼻祖凡勃伦认为，思想和习惯是制度的核心，在他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1899）中指出，制度是由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组成的。在他看来，制度的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习惯，是一种非正式的约束，人类的正式制度是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正式制度受到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凡勃伦深入地研究了非正式制度各基本范畴在社会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非正式制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康芒斯在《制度经济学》（1983）一书中将制度定义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他所指的集体行动包括的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到家庭、公司、协会、公会、银行以及国家等。虽然康芒斯强调正式的法律制度的重要性，但是非正式的习俗、传统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是构成人类关系的基础。他认为非正式的习惯、传统甚至是惰性都会影响或者限制集体行动，从而影响经济的运行。
著名的经济学家穆勒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926）中，着重研究了习俗和惯例的关系：首先，是从产品分配是由竞争和习俗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习俗的作用往往大于竞争的作用。其次，习俗对地租和土地租佃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交易和债务基本上离不开习俗的制约。最后，在一些大型商业区中，零售贸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竞争，但是在其他地方，竞争并非是决定性力量，而习俗和惯例则是决定性因素。穆勒认为非正式制度中的习俗和惯例是引导产品分配的重要力量，非正式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3过渡制度经济学派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过渡制度经济学派中，对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又以艾尔斯为代表。他认为，制度应该代替其他对象如欲望、满足、价格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他根据前工业社会的行为来考察现代西方文化，试图找出现代流行习惯与原始意识习惯的共同之处。在对制度的研究中，艾尔斯尤其强调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道德判断等非正式制度的研究。经济学研究价值问题时必须从道德上的好与坏进行评判。他指出社会上存在两套不同的价值，一套源于技术进步，一套源于信仰和行为的制度模式。当我们用技术来衡量价值时，主要是判断事物的好坏和行为的正误，而信仰和行为的制度模式则是可以衡量与文化相关的价值，而且这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在新、旧制度经济学交替时期，学者们并未忽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而给予重视，并且对非正式制度理论的研究更加完善，学者们的观点也更加丰富。
4新制度经济学派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新制度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个“新制度经济学”流派。一个是继承了凡勃伦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并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有很大影响的，以诺斯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主要研究制度对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以及技术的变化，强调了知识存量的增长是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既有别于旧的制度经济学，又有别于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科斯等。其中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威廉姆斯森的研究，该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制度变迁分析，注重制度均衡的意义，强调了制度变迁的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在新制度经济学形成以后，诺斯是研究非正式制度最多的人。他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1990）一书中，将非正式制度称为“非正式约束”，认为非正式制度具有普遍约束性。并在著作中专门单列一章专门讨论非正式制度。诺斯将制度定义为人类设计的并实施于他们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约束，而且制度还包括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从诺斯列出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从原始社会到发达的现代社会，非正式制度一直都存在并发挥作用。
威廉姆森在《治理机制》（1996）一书中认为，治理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各种治理模式会随着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他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最底端是没有明文规定的非正式制度，包括宗教、意识形态、社会观念、习俗、文化等等；非正式制度之上是正式制度，包括法律、政治等等；正式制度上面则是治理机制，包括公司治理机制、政府治理机制和交易治理机制。显然威廉姆森的制度是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治理机制三部分组成，并影响经济组织的运行。
由于非正式制度的不确定性，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主要侧重于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的研究，但是他们并没有忽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格雷夫、青木昌彦都关注并研究了非正式制度。
格雷夫在他关于11世纪马格里布和12世纪热那亚的研究中阐明了文化传统、制度绩效和路径依赖之间的关系。文化信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组成部分在影响社会演化、发展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他还将博弈引入到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中，在给定技术性博弈规则的条件下，制度中的非技术约束是有两个相关因素构成：文化信仰和组织。并且他深入研究了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
青木昌彦也利用博弈思想研究非正式制度，并在格雷夫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他的研究不仅包括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又融入了演化经济学的结构分析方法，并引入博弈思想构建了内生地制度演化模型。他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强调制度是一种在动态演化的基础上可自我实施的共有信念，他的制度概念更突出了制度的动态性，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界定更加模糊，定义也比较宽泛。
5其他学科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除了经济学以外，其他学科也重视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从古典到现代的各种不同理论或流派（如结构功能论、社会交换论、社会互动论、社会进化论等），虽然没有提到“非正式制度”一词，却讨论了风俗习惯、社会资本等。
在社会学中，波拉尼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1957）中提出经济行为都是嵌入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了亲属群体、社会网络、组织创新、支配着经济交易的文化传统、地方行政以及新的利益表达形式等。其中社会网络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有重要作用。它的作用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市场，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起到资源配置作用。社会学研究中提到的社会规范是与我们所提到的非正式制度相关的，因为规范所涉及的约束力是非正式的，也是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但是非正式制度所包括的范围比社会规范更加广阔。
近些年来，作为社会学中研究热点和前沿的社会资本也是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社会资本实际上是指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非匿名的资本，它的主要形式是一定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网络、信任和行为规范。尽管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在概念上相互联系，接近我们常说的非正式制度，但并非完全等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同样，非正式制度的范围比社会资本的范围广泛。
在人类学领域中，非正式制度也受到广泛的关注，认为个人行为的目的，不仅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其行为受到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在人类学中更加注重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