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1
〔关键词〕地域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2-0044-04
近年来，一些省市结合自身发展实践已经或正在凝练本地域的地域精神。例如，北京市提出了“北京精神”，天津市提出了“天津精神”，湖南省提出了“湖南精神”，杭州市开展了“我们的价值观”建设等。地域精神指的是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凝练成的为本地域民众所认同、遵守的带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发展理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地域精神的凝练应是一个科学化的过程，科学凝练地域精神需要把握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一、地域精神应该尽可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凝练地域精神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2006年，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务，十七届六中全会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视为“兴国之魂”。党的十进一步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一些地区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总要求，从实际出发凝练出了本地域的文化精神，这可以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地域化和大众化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地域发展实际的有机结合，对于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经验证明，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对于全国范围内地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解决好全国范围内或者某一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绝不是单独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就能完成的。而只有将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地域文化精神建设纳入国家整体建设架构之中，才能探寻到解决问题的路径。体现国家整体建设架构的文化精神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国家精神和民族利益的最高表现，其内涵是超越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共同利益诉求、价值理想和共同目标。在当今中国已经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文化呈现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适应社会不同群体要求、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价值体系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引导不同道德层次和觉悟程度的人一起前行。因此，地域精神的凝练要体现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多层次和多向度，适应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道德需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包容性。因此，在凝练地域精神的过程中，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尽可能在地域精神之中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才能实现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与地域价值取向之间的协调统一，才能切实为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文精神支撑。
毫无疑问，凝练地域精神对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地域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国家制度层面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如何才能使地域精神凸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呢？自觉践行十提出的“三个倡导”，合理引导地域内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实现当然是一个地域内首先应该做好的事情。此外，地域精神的凝练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念，作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应该具有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的意识。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曾讲到了“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p277-278）。邓小平的“两个大局”思想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因此，按照这一思想，经济发达地区在凝练地域精神的过程中，不仅要从本地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凝练地域精神，更要通过地域精神来展示其勇于帮扶经济不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和担当；而对于目前经济仍较为落后的地区来说，其地域精神的凝练则要以努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虚心学习发达地区先进的文化理念为主要任务。
二、地域精神要紧密联系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并努力体现对现实的超越
作为文化力量的地域精神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各地域的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决定了社会的价值观念，从而对那个时代的地域精神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文化也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一个地域来说，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需要以一定的具有整合人们意志的价值观为前提的，地域文化在最隐秘的方面决定着该地域的发展走势。当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只意识到它的存在而没有对它进行认真剖析、扬弃的情况下，它只是自发地成长，缓慢地发育，并且自发地发挥作用；当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意识到它的客观存在，尤其是能够自觉地研究其本质、特征以及产生、发展规律时，地域文化就从一种自发的文化现象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人们借助这种理性认识，就可以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如江浙一带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快，这与该地域有着重商、崇商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因此，为了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域精神的凝练应该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出发。也就是说，地域精神既然着眼于“适应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也就因此而具有维护既有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作用。应注意的是，着眼于“适应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而凝炼出的地域精神，一般说来，更多的是讲本地域文化精神的优点。
事实上，地域精神不可能是仅仅维护现实的，同时也应该着眼未来。这是因为，既然一定地域的文化价值观是由该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那么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地域文化精神也必然反过来服务于该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域精神也是关注未来的。地域精神先进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看这种地域精神是否有利于该地域未来的发展，只有能够促进该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精神才是先进的地域精神。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然要在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中积淀价值观新元素，寻找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的革新，从而有意识地培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地域精神。因此，地域精神并不能仅仅是维护现实，而同时也要批判现实以引领未来。如果人们有了地域精神应该是着眼于“未来”的意识，在凝练地域精神的过程中就会通过先进的社会力量和思想理论引导民众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着眼于超越“现存”进行概括，这样就能更好地发挥其对于社会新风尚的引领作用。
从目前来看，各地在征集地域精神的过程中，不论是官方还是民众都忽视了地域精神的“批判现存引领未来”的功能。各地在凝练地域精神中的普遍做法是向民众征集意见。如：“北京精神”是通过300万人投票产生的；“天津精神”是历时2个多月的提炼完成的；2012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也用了2个月时间在全省开展征集活动。〔3〕可以说，各地域精神的提炼都不是官员和学者的决定，而是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这种做法值得肯定。但在向群众征集意见的过程中，是否提示民众地域精神的凝练标准，即是否提示给民众地域精神应该是着眼于“适应并维护现实”还是着眼于“批判现实以引领未来”这个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地域精神的概括。如果没有向民众提示这个问题的话，一般说来，所凝练出的地域精神的“适应并维护现实”的功能会大于“批判现存以引领未来”的功能，而这并不符合文化建设的自觉性要求。
对于一个地域来说，要发挥地域精神的“批判现存以引领未来”的功能，就必须在凝练地域精神的过程中有“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4〕。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其文化发展要靠“文化自觉”，而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个区域来说，其地域精神的凝练也要靠文化自觉。也就是说，既要看到本地域文化精神的长处，同时也要看到本地域文化精神的缺陷以及未来所应该坚持的发展方向。对于文化精神的长处要发扬，而对于文化精神的缺陷则要注意合理引导并努力规避其消极影响。因此，凝练地域精神，必须使其能够适应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并努力体现对现实的超越，以发挥其应有的引领未来的功能。
三、地域精神应得到本地域多元主体和其他地域民众的广泛认同
民众能否认同地域精神，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首先，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会影响到对地域精神的认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在取得巨大经济社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新兴阶层，呈现价值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的局面。不同的利益群体对改革的评价是不完全一致的，改革中较大的获益者将会更强有力地支持改革，而改革中获益较小的部分民众一般会对改革颇有微辞。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国家精神和民族利益的最高表现，其内涵是要超越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表达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诉求、价值理想和共同目标。就一个地域内部的民众来说，也存在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的人赞同所凝练出的地域精神，有的人则未必赞同，这为凝练出本地域民众都能够接受、认同的地域精神增加了难度。
其次，不同地域人员的相互交融也增加了凝练地域精神的难度。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员流动频繁。流动人口在新迁入地的生活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并不一定能够在短期内取得个人理想的成功，在感受挫折之际更容易留恋自己原来的生活环境。尤其是在人口迁移较多的经济发达地域，人们无法确定自己的观念与行动是否与他人有着相通性，内心的渴求与现实的冷漠促使来自不同地域但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更加留恋自身地域性文化的规范，而不是本身所在的这个地域的内在文化准则。可以说，新的工作和生活地域只是更有利于谋生，而并不是个人心中向往的“诗意的栖息地”。以农民工群体来说，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却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如何让他们理解并认同迁入地所凝练出的地域精神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地域精神的凝练是在一个地域内部完成的，而地域精神的宣传对象则不仅是本地域的民众，同时也要面向其他地域的民众。当地域精神凝练出来以后，它就成为了该地域的精神名片，对于宣传本地域文化、展示本地域形象和气质，促进地域间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凝练地域精神的过程中不能仅仅考虑到本地域内部的民众是否接受、认同，同时也要考虑到其他地域的民众对该地域精神的认知状况和认同程度。
要使地域精神得到本地域多元主体及其他地域民众的认同，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维护多数人的利益，反映不同群体的诉求，在不同的群体中找到共性。这就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使其成为价值观建设的主体性力量。例如，杭州通过创建“社会复合主体”这一综合性社会组织的实践探索，有利于社会各界在一个创新开放的工作平台上交流沟通，形成价值共识。现在，杭州的综合性社会组织已从2008年时的二十余个发展到近百个。〔5〕第二，凝练地域精神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适度超越”的原则，尽量客观反映本地域民众的良好精神风貌，不过分拔高，避免“空泛”地讲地域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不仅服己，也能服众。第三，要采用切实有效的地域精神宣传教育路径。与传统文化底蕴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不同，地域精神的凝练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主体的自觉行为，其对社会民众的影响是自觉的力量。因此，地域精神的凝练不仅要让民众从思想上科学认识地域精神，更要引导民众自觉践行地域精神。为此，通过官方、专家对地域精神进行权威解读，有利于深化人们的认识。如，2012年7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精神通论》一书就从学理上、逻辑上对北京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成为北京精神大众化的优秀教材。此外，善于发现并积极宣传各行各业、各条战线自觉践行地域精神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把地域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事实和可亲近的具体形象，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对地域精神的自觉践行。
四、地域精神应体现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处理好与其他地域精神的关系
地域精神无疑要具有地域特色。但随着现代交往的普遍化，以及现代传媒的发展，每一个地域的民众都会受到本地域和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要凝练出地域特色鲜明的地域精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一些已经提出的地域精神来看，其表述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显得缺少地域特色。
紧密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历史文化传统凝练地域精神，是保证地域精神地域特色的基础。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地域精神归根到底是受地域性的自然地理环境等社会存在因素决定和影响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影响是通过作用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的。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在不同地域生活，自然环境有差异，所形成的生产方式有差异，因而就会孕育有个性的风俗、习惯等文化形态，构成了这个地域的特殊文化基因。因此，只有以地域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来构建地域精神，才能保证地域精神的个性。能够作为凝练地域精神文化渊源的地域文化应具有以下条件：第一，只有当地域文化传统能够为地域精神的凝练提供充足并与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一致的精神养料时，它才能够成为地域精神凝练的思想资源。第二，地域文化传统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性，能够依托自身的自然景观、地理区位、人力资源等条件，实现自身的丰富和发展。第三，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来说，这种地域文化传统在文化类型和形态结构上一定要具有丰富的文化个性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保持地域精神的地域特色固然重要，但在地域精神的凝练中，也必须同时注重各地域间开展凝练地域精神实践经验的学习借鉴。第一，虽然中国不同地域文化之间有较大的差别，但不同地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精神，因而具有文化因子的共性。第二，交往是促进文化价值趋同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市场开辟的影响时说，“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变成了公共的财产”〔6〕（p276），当下，随着中国社会流动性的加速，不同地域之间人员交往越来越频繁，这也必然带来文化价值观的趋同。第三，各地域精神的凝练还处于探索实践阶段，不同地域间开展学习借鉴活动有助于取长补短，使本地的地域精神更加完善。
由于地域文化传统是凝练地域精神的思想资源，地域文化间的相互学习借鉴也非常重要。在地域文化的学习借鉴中，要注意处理好营造特色与相互融合的关系：既要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地域文化进行积极的变革与重塑，避免对异域文化的盲目照搬，以此保持地域精神的个性；也要树立健康的文化心态，以谦虚的胸怀吸收其他地域先进的文化精神，以此作为弥补自身文化精神缺陷的补充。例如，经济落后地区不宜直接照搬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文化、思想理念，而唯有从本地域经济社会实际出发，把对先进文化理念的借鉴与对本地域文化精神的批判改造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提高本地域文化精神的层次。
在考虑保证地域精神地域个性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即：当前我国各地域是否具有普遍凝练各具特色的地域精神的可能性？假如全国各省市都凝练本地域的文化精神，是否还能够保证各地域精神都具有各自的特色？笔者以为，虽然中国面积广大，地域文化差异很大，但是地理位置毗邻的省份，其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具有相似之处，要真正提炼各自特色鲜明的地域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地域精神的凝练要按照地域，而不是单纯地按照行政区划来进行。因此，地域精神的凝练绝不能一窝蜂地都去搞，一些毗邻省市只有在传承地域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加强经济社会方面的交流与融合，立足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的新经验、新探索和新风貌，才能科学地凝练出适宜于本地域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地域精神。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的区域化凝练——论“湖南精神”征集提炼的重大意义〔n〕.湖南日报，2012-03-22.
〔4〕费孝通.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2
关键词：区域文化认同；城市区域；合作；竞争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73-04
城市恶性竞争往往造成重复建设、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甚至互相拆台、以邻为壑等诸多问题，从城市竞争走向城市合作则是城市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文化是影响城市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见利思义”、“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又要寻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以对话、沟通、协调的“和”来化解对抗、误解和冲突的“争”，就是在不损害区域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城市个体利益；要重建区域文化认同，发展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现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使得合作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自觉行动。
一、区域文化认同的概念及其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历史、生活方式、军事等各方面的差别，在各个地域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感认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们称其为区域文化。如果将中国文化看作是根文化的话，各个区域文化则是其枝文化。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别。譬如，在哲学思想上：有“南老北孔”之说；在思维和性格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说；在生活方式上：则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经北政、南拳北腿、南骗北抢”之说。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对饮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厌其膻；河北食胡葱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深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中国的各个区域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构，他们是中国文化统一的精神特质下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又分担了它的风风雨雨。
如果我们考察并对比一下世界各国或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我们就会看到，相同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中可能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非洲的尼日利亚实行的是与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差之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了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开出的自由主义的药方，却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观察中国内部的不同城市区域就会发现，但凡区域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合作较好的地区。比如：长三角有吴越文化，珠三角有岭南文化，京津冀有燕赵文化和京派文化，胶东半岛有齐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湖北有楚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的区域文化还造成中国不同地域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比如：浙江温州和广东汕头，都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小城市，汕头还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自然地理条件也优于温州，现在的状况是汕头由于出现诚信等问题在日益沉沦，温州却迅速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蒸蒸日上。对比一下京津冀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城市区域，后者发展神速、合作日益深入，前者发展较缓、貌合神离，都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作怪。
认同（identity）一词在本源上是指同一性，指在三段论中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可以彼此替换而不改变其真值的一种关系。心理学中则将之理解为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认同也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一个人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因而文化认同也是复合型的，族群、地域、阶层、宗教、阶级等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载体。人们对一个较小单位认同的同时并不妨碍对较大的单位认同，比如一个人可以宣称他是上海人，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长三角人或者中国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财务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与之相对，大约有70%的失败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1]。塞缪尔・亨廷顿对区域合作的经验研究表明，欧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能够建立起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政治联盟，就是因为欧盟区域内以基督教文化和新教伦理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人文基础；而多元文化的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几乎都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就因为其缺少文化的认同基础。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才使欧洲从低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机制协调并上升到货币联盟[2]。从欧盟内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与瑞典南部的马尔莫市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上更为接近（注：马尔莫地区原属于丹麦，1657―1660年被瑞典吞并），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趋同的大趋势，使得丹麦和瑞典的官方边界逐渐消隐，结果马尔莫地区与哥本哈根（而不是与本国的斯德哥尔摩）形成了一个经济合作区。反过来，不能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的失败。土耳其在1988年即已提出加入当时的欧共体，至今未能如愿，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是欧洲人无法认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土耳其人为其同类。土耳其人要如愿成为欧洲人，就要获得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要跨越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障碍。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6月1日荷兰更以63%的反对票否决了该宪法，显示两国人民还没有形成对于欧盟政治统一进程的认同。这说明欧洲人虽然在宗教上和基本的价值观上能够找到基本的共同点，然而欧洲各国人民对于本国民族文化或者区域文化的认同可能会超过对于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各国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加上有关就业机会等其他非文化的因素，完全可能成为欧洲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障碍。因此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人让・莫内（Jeanmonnet）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预见到将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于是有如下的名言：“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注：指欧洲一体化），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3]
二、以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合作与发展
城市区域合作，从经济目标来讲，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前店后厂，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而惟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区域而言，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区域合作中，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同质的区域文化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形成共同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共同的生活习俗，因为它都有助于个人、企业家、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企业家之间以及与政府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城市区域合作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制约。城市区域合作的成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较大领域内的区域文化认同。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合作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成本。首先，当一个区域内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将会降低人们相互沟通、理解的难度，增强合作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信任感和对于交易成功的信心，降低签订契约的成本。其次，由于合作双方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双方都能够对合作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估，并将这种评估在契约（或协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降低了合作可能面临的风险。第二，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的要素流动。对于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来讲，投资者对于区域文化的认同感会使投资者减少对于要素流动的顾虑因而愿意在区域内投资。投资者本能地寻找自己熟悉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饮食、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等等，这是沉淀在血液中的东西，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资源来讲，区域文化认同也有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它导致人们在区域内能够获得一种近似于家乡的亲近感，因而这是人们在择业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比如长三角城市区域具有一种“务实、开放、宽容和个人主义”的大致相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上海浦东一开放，便有大量浙商进入，或者举厂迁移，或者在上海设立总部，前厂后店进行生产，而上海的技术、资金、人才也在向浙江流动。相反地，我们看到，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比之于西部要高，但大量西部农民工还是宁愿留在本市或本省工作，珠三角的民工荒多年未解。对于跨文化的经济合作，譬如投资行为，往往会由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别而难以进行沟通和了解，并且由于这种文化差别，一方很难理解另一方的一些行为，从而形成对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看不见的障碍。江苏省昆山市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台商在那里投资踊跃，年投资几十亿美元，台资企业成为昆山经济的重要支撑。除却政策上的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认同感。就如昆山市台商联谊会会长所言，“那里的环境和文化使台商觉得与在家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文化认同的魅力所在。[4]第三，区域文化认同提升城市区域的凝聚力。当一个区域形成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优良文化时，实际上等于营造了一个和谐、积极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整体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提高生产效率，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区域文化认同本身是其自身在历史过程中演变的产物，它因人的创造而发展，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融合，因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因科技的进步而演进，因而区域文化认同本身就是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以长三角文化为例，长三角地区在战国时代属吴越之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崇尚勇武，多斗将战士、侠客兵家，他们“好相攻击”、“轻死易发”，被中原人认为是南方荆蛮之地，这种文化被称为吴越文化。到六朝以后，大量北人南迁，江浙地区大规模开发，这一带风景秀丽，人民生活稳定、富足，文化上也发生明显转变，“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人们由尚武转为尚文，由勇武转为温文儒雅，灵活、纤巧、文雅、开放、刚柔相济。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中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的发达、人们追求新奇和偏离正统是其重要特色，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还具有崇尚闲情、求适宜，讲适意，不激不随，外柔内刚，精巧雅致等特点。到上海开埠，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重视工商、弘扬人性、敬业、精致、不过激和讲求适意的近代长三角区域文化，也被称为海派文化[5]。也有人将海派文化总结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文化的市民化[6]。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能够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下的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建设与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而区域文化认同的重建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导。从历史来看，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有很大关系。王阳明主张“破心中之贼”重于“破山中贼”，即是强调了中国人应当人人都成为道德自律的自由个人，人人要自己能做大英雄，“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的学说在江浙一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大受欢迎，成为江浙浓厚的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温州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形成则与1600多年前永嘉文化有关，永嘉文化主张“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农业和商业并重，这种“事功”的文化传统成为温州文化重视商业经营重视个人奋斗的文化基础。可见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思想上的解放、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提出并发扬光大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要实现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同样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先进思想的引导。
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它们既有反映其区域文化特点的特殊性，又要有反映现代文化和区域合作要求的共性，区域文化即是这种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这种共性我们概括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
首先，现代区域文化一定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对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要素，要能够兼容并蓄，要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世界上一切适合自己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只有区域文化具有了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具有对于外来人才、投资者或者移民的亲和力、吸引力。有的时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能相互理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能够彼此理解和尊重，这其中的重要差别就在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当然这种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也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本土文化都能和谐共生、取长补短，而佛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中国历尽万难“西天取经”而引入的，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当前中国各城市区域文化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着众多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成份，如何保留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有益的成份、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抛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极的成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其次，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需要建设现代新型的市民文化。一个现代城市或者城市区域，理所当然的要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工商业，但是其是否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例如北京、上海、香港这样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城市，必须要摆脱传统社会的政治和伦理结构，逐步消除古代等级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重建新型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形态，为真正的市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好适宜的土壤。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在这一快速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的乡镇变成城市，有很多的城市虽然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但就其文化来讲还只是“乡村文化”的延伸，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人际交往准则仍处在农业社会阶段。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世俗化，这些巨大的变革对于刚刚实现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化的人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市民生活，实现从传统的“亲情伦理”向市民的“契约原则”的转变，实现从自给自足、小富即安向追求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转变，实现从亲缘地缘的互帮互助向社会的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人文关怀的转变。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能够以何种方式实现上述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最后，要实现城市区域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竞争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和经济活力得以保持的有效保证。但合作文化的缺失使得不少城市只顾自己利益不计整体利益，甚至发展到不思壮大自己、只想损害别人的程度，为达目的不惜违反政策、以邻为壑，直至导致整个城市区域竞争规则失灵，破坏了城市区域正常的竞争与合作秩序。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城市区域合作的文化氛围，将合作文化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中的大事来抓。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城市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政府间的合作沟通与协作关系，鼓励企业间的异城兼并、转移与积聚，形成鼓励市场相互开放、产业相互整合的舆论氛围。试想，北京如果抛开京津冀、上海抛开长三角、香港抛开珠三角来考虑自己的发展思路，必然只是一个大而全、自我消化、自我循环的思维定式，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发展空间，反过来如果区域内其他城市不与区域中心城市接轨，不与其他城市合作，它也无法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这种城市区域合作既是一个利益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和制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假若不能形成一个城市合作的文化氛围，各个城市都只是从个人利益角度来决定合作问题，很多区域性问题将无法解决，城市区域合作也无法从利益考量转变为城市政府自觉自愿的行动。因此，面临城市区域快速发展的局面，要从舆论上、从行动上达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要形成在竞争与合作中追求利益“双赢”的新的发展理念，结成城市区域有效竞争、合作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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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theRegionalCultureidentity,promotingtheCooperationofmetropolitanRegion
Chenanguo1,ChaiZhetao2
（1.Journaleditorialoffice,ShijiazhuangUniversityofeconomics,Shijiazhuang050032,China；
2.Schoolofeconomyandmanagement,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3
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室内设计的要求，十分有必要将室内设计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杰出的有生命力的室内设计必将是将文化、当地的环境与室内设计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典范。但是在现行的社会环境中，所谓的佳作大多是附庸风雅，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但是却完全与文化无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国外文化也对我国的对于文化造成了极强的冲击。体现在室内设计上则表现为装饰品和设计方式的西方化，民族的、地域的文化在设计中受到了冷落和遗忘，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但是却没有更多的作用。以上这两个方面是在室内设计中存在的两个最大的误区。面对这样的社会环境，加强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意义深远。因此，人们是否能够将地域文化运用到室内设计中去，在于设计者知识内涵的增加。地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集中体现了人们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种文化也深刻地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和信念之中。人们对于室内环境的追求集中体现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工作环境的追求。因此，在室内设计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在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对当地的地域文化和对传统文化内在的需求。因此，除了追求室内设计更新的同时，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作用。“人们通过长时间继承了地区的文化与生活习惯和方式，这些习惯和方式已深深地溶入了当地人的意识生活中”。］不同的地域代表了不同的传统文化，直接反映了当地的生活习惯。因此，在室内设计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不同的地域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在室内设计中加入地域文化的特征，可以使人们加深人们对于地域文化的了解，促进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促进人们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而良好的室内设计也能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缓解人们的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如何在室内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特色
实现地域文化和室内设计的融合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对当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有着十分深刻的了解。要在室内设计中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本文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室内设计要体现地域文化特色，要将室内设计与当地的地域环境结合起来。要想实现室内设计的地域文化色彩，就要考察当地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如果室内空间的设计与室内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就算室内设计的在精妙，在匠心独勾，也会破坏了环境的和谐，不仅自然景观得到破坏，建筑也会显得十分突兀。
（2）要正确地理解地域文化。要在室内设计中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首先要对当地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当地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只有对当地的文化有了十分深入的了解，才能将文化合理的融入室内设计之中，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让设计之后的室内景观给人一种温馨亲切的感觉，在心底上满足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与文化归属感。［3］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当时的环境设计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避免设计师盲目地进行设计，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是设计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3）要注意地域文化中的人文要素。室内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因此要对于地域文化中体现人文关怀的部分给予高度的关注，在室内设计中把对人的关怀的要素融入进去，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人文要素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学院设计者根据室内的环境，利用适当的空间掺假自己的创作新意。例如，墙壁、物品店额摆件以及各种玻璃制品，都能够将要素人们熟悉的人文要素注入室内环境中去。这不见对设计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为当地的地域文化宣传起到了很大的传承作用。
3结语
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视域融合；教学文化；交往学习；学习共同体
一、“视域融合”解读
“视域融合”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思想的核心。“视域融合”的根源即是“Dasein”之”Sein”自身的澄明与显现。伽达默尔认为，“真理不可能是个人的，没有一个‘原意’等待人们去发现，真理本身是一种‘视域融合’”[1]。“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sis），这个区域囊括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看到的一切。”[2]“该概念在伽达默尔哲学中具体指理解的过程性实质，是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他者和自我的无限融合过程。意义境域的基本开放性和前见解的特殊性赋予了‘视域融合’基本的超越性、开放性和个体性。”[3]其实“融合”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这种融合性具有无限开放的生成特性。
（一）“视域融合”是主体认知运动的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
“视域融合”中包含看、听、说三个方面，三个方面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投射和包容其他两个方面。“视不仅仅是眼睛在看，眼睛对客体的一种端详与观察，它更是在时间流逝中的历史的看，融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4]视域“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在语言与存在的相互撑持中展开了一个生存的境域。在此境域中道说――应答即对话的发生与延展不仅仅是由于其中包容着同一性基质，而是因为其中的一切都处于敞开之境，更多是异质性因素的交融。进一步理解，视域的“境域”既表达了一种限制视野的可能性，即言传了一个人视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同时又表明这种范围和界限的不固定、偶缘性，是敞开的，具有无限性可能的方法，即“随着主体认识运动，视域可以不断地向前延伸”[5]。因此，“视域融合”本质是认识有限与无限的辨证统一。其实，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并能够超出这种东西之外去观看，也就是“视的主体”能够超越自身眼界。因为，“视域”不是封闭的而是灵活多变的、开放的，即当主体在“视域”中运动时，“视域会随主体而运动，主体视域可以扩容包括过去的视域和他人的视域，这样就会产生‘视域融合’”[6]。把文本之“意”作为一个当前的视域或立足点，并不意味着这个视域因此是永不变动的，视域的变动必然引起意义生成的方式及思想内容的变动。其实，主体的视域正是由各种变动着的各个小视域整合成一个大视域，这个大视域中的若干个子视域体现出有限性，并在相互之间形成差异性的冲突关系，而这借助理解或解释的协调，最终形成了克服原来诸种视域的片面性的新视域，并在永无终结的开放中转换视域的融合。
（二）“视域融合”是主体间建构意义生成关系的理解过程
伽达默尔以达成“理解”的“视域融合为根本目的，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域中以对话方式进入理解的循环。不仅提供一种全新的真理理论和方法理论及其融合观，而且是围绕着“意义”展开理解或解释的，意义本身是在通过解释者或理解者和文本视界融合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呈现，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理解的内在超越性，把对文本及文化的理解的关系转换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或生命的世界中，进而自动生成我们存在的意义与人类文化的融通，此融通中有突破，并在突破中创新，创新中融合文化的力量。他认为“视域融合”的最终旨归于实践，即视域融合生成的意义不仅仅是当下瞬间生成的，更深层意义是在时间的延续中动态发展的无限开放性，力求通过学习实践在一个广阔的人类文化生活世界的背景中展开人的理解性的意义生成活动。“一方面，融合包含了当前视域的扩展，旨在通过融合尽可能消除偏见，而达到一种共识；另一方面，融合还包括对过去视域的某种凝聚，旨在通过对历史文本视域的领会、理解而达到一种融通。”[7]这不仅是认识主体新的理解的出发点，也构成一种集体文化的反思关系和交流能力。其实，人类的认知发展的根源实现于生成性的理解反思关系中的融合，因为意义性反思理解关系是主体间及与文本展开“视域融合”得以真正实现的先决条件。“只有在意义性反思中的融合才能使个体更全面更深入与文本交往，回应文本的期待，延续文本的生命意义。”[8]在此基础上生成人的文化精神气质，进而熔炼一种“类”文化生命形态共同感与道德感，这样人的意义性在集体文化中生成能力以建构社会文化生活和“类”生命文化一脉相承的世界文明。
二、教学文化内涵及特质
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的特征由人规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由人来赋予与认同。它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即人与人的交往过程完成文化的孕育、生成、更新和创造。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浸润文化的因子，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一般而言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文化，一种是精神文化。任何文化都为生活所用，包含了一种生活生存的理论和方式、理念和认识。就个体而言，文化是人的人格及其生存状态的反映。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波兰尼认为“文化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求知寄托，一种默会”[9]。
（一）教学文化建构的核心介质――对话与交往
文化是以象征媒介（符号）为中介实现表征的。作为人类文化存在与承继的基本形态――教学文化必然蕴含着以表意符号为中介。“教学的一切都关乎文化，无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教学总是蕴涵自觉、自足、自新和相对独立的教学文化。”[10]其实教学本身即文化，因为“教学的主旨即在探究存在于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以便彰显与揭露其中的文化范型，是学生顺利完成‘文化建构’的活动。因此，教学即文化的探究”[11]。但教学文化的探究活动实际是一个教学主体基于问题域情境以符号为介质，通过师师、师生和生生之间教学交往而建构起来的教学文化的生活方式。这一文化建构过程不仅形成教学文化的核心特质――文化主体性与自觉性，并呈现主体学习情境性的文化样态，而且生成教学文化一种聚合性的显著特征――集体性文化。因而，教学文化的建构活动只能在情境性主体间对话契合点中找出可能真正展开探究的问题和有效方式，因为师、生和文本都有自身独特的经验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有自身独特的问题视角和思考向度，并分别以自身熟悉的方式给予回应。因此，教学文化中的对话不仅仅在于形式，而是立足于对话文本的实质、内容和精神，通过交往学习来相互丰富和补充。这样，对话中产生的实在知识则指向文化存在的意合并证明其合理性。在此意义上，教学主体借助对话达致知识意合不仅仅是获得具体认识的手段，也是对话主体知识体系的标准和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同时形塑不可言传性文化凝结并积淀于个体和群体的文化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了包含持久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行为方式和习俗制度在内的整体性有机系统”[12]。因此，教学文化实质是以对话文化为载体而显现其内涵和力量。“在所有的教学之中，进行着最广义的‘对话’。……不管哪一种教学方式占支配地位，这种相互作用的对话是优秀教学的一种本质性的标识。”[13]此外，对话还意味着教学文化建构和生成是其内在生态要素，在知识即文化的获得与更新或创新过程中能充分实现教学主体之间的主动互生长与丰富。因为在从事学习的活动中，“知识人怀着责任感和普遍性的意图而进行知识活动，并与潜在环境文化的现实建立起联系，相应地也就具有了文化主体能动的自我开放前提上自觉建构集体文化的特征，这才能有效地使教学文化在整体意义上建构、凝练，不断丰富、延展”[14]。让对话中生成的教学文本引领师生走向新的更高层面和更广阔的问题视阈，并在其中扩展实现“教学文化对促进人的文化生成的历史担当，实现教学传承知识、培育能力、涵养品性、组长生命四项基本功能”[15]。因此，正是教学文化结构丰满，使教学文化表征为不再是传承知识、解析概念或理论的权威，而是着重知识的再建和帮助学生在学习中协作和内化责任，达成教学文化目标所追求的主体在共同的学习愿景中分享领悟和共生共长。学习愿景把教学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或使命感传递给学习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并转变为未来可能实现的形象，促使求知的寄托内化为一种责任的信念并转化为一种希望的行为，这既是新型教学文化内涵存在的基础，也使其对话文化、合作文化、探究文化构成有机整体并彰显其独特的文化特质。
“人成人”的社会和精神属性意味着人交往的本性。教学文化场景实际是社会文化图景的缩影，自然以交往为存在前提。但教学的社会性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是以学习过程和整合学习结果为其质的规定性，因而其交往的规定性是基于学习的文化交往。“交往”（association）的基本解释是互相走动、拜访、来往。交往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可见，交往应然成为教学文化各要素的结构关系形成的媒介。
教学文化的交往中介是以学习往即交往是基于学习方式实现和表达的。杜威非常强调“共同的社会生活”、“共同活动”、“沟通”的教育价值。杜威在此所讲的正是以人际交往为介质构建学习共同体的教育价值问题。杜威认为“社会生活不仅和沟通完全相同，而且一切沟通（因而也就是一切真正的社会生活）都具有教育性”[16]。“交往学习是有别于知识学习和操作学习的一种独立类型的学习。其机制在于双方的对话和互动对交往主体建构、理解和生成意义的影响。交往学习具有促进个体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性素质的形成以及丰富人的发展的效应。”[17]可见，交往学习是基于主体交互活动的发展性学习的一种学习范式，是以群体性对话沟通和理解为中心，以交往互动关系为基础，通过同他人的对话沟通和交往行为，呈现学习文化和意义的行为方式，是从发展、对话、探究、转化的过程来界定和建构学习过程的。“在这种建构过程中，教学主体在合作及集体协商的基础上形成教学文化共同体，在交往互动中教学生活和人类文化成果达成共识，达成理解，集体赋义，并经过持续的内化、凝聚，积淀为教学主体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18]这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观念而凝聚的规范的学习心理文化，既是教学文化得以实践的基础之维，也是教学文化的内涵及其结构建构的策略和方法，这样教学文化的目标与交往学习发展效应实现同构，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语言交流和思想沟通范畴，直接指向人类文化的存在与精神意义的向度。
（二）教学文化的结构基础――主体间性合作文化
“教学文化的结构是指教学文化的构成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19]本文从教学文化构成的核心要素主体为切入点展开思考。“不同的教学实践主体具有不同的教学文化形式，可以将教学文化分为教师文化和学生文化。如沃勒在《theSociologyofteaching》一书中，将学校文化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教师的成人社会文化，一是学生所代表的同辈团体的文化。”[20]“教师文化是有教师独特的知识体系、个人信仰、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系统等构成的复合整体。教师文化是支配教师行为方式的深层精神因素。”[21]“学生文化就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群体共享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和行为方式，由学生的文化心理结构、行为模式以及共享的价值观、信仰与意义构成。”[22]因此，教学文化实质上不仅是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的整体意义建构，同时隐含了教师与学生主导型教学主体的互动与合作文化的生成与聚合，呈现主体间的关系的基本关系场域并依赖于这种中介关系。“也就是说，主体的‘独立’活动，也要借助于人类共同的文化、语言和劳动工具，这样，所谓的独立活动也就不是真正地‘独立’了。因此，主体间性比主体性更根本。”[23]教育本身是以合作型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和表征的。合作是教师专业素养的主要内涵，是教与学发生关系的主要方式，是学生能力发展的基础及能力结构的核心元素。教学是学校文化自组织型开放系统中的一个技术核心系统，“表现出系统的整体性、关联性或交互性、有序性、动态性、协同性等特征”[24]。它是一个稳定而有弹性的动态文化系统，有着紧密的结构关系，其中教师、学生和文本三者之间是高度依赖和互惠的学习资源关系，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以努力建构学习共同体的方式，赋予这一文化系统鲜明的学习价值取向、深厚的情感认同与依恋、学习资源共享共建信念，强调的是参与和分享，并融入到整体文化之中，形成教学文化要素中各个系统协同作用的结构效能，从而发挥教学文化的整体性提升和辐射影响力。当教学文化的整体得以充分发挥，教学文化就表征为一种道德审美力，教学主体人际关系展示为师生个性文化共存的一种互尊性自信、理性、积极的健康文化心态，集中表现为教学主体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关系世界的多元性、系统性的协调与平衡，并把教学环境建构成互文性的文化能量聚结与转化的学习场所。“互文性一词指的是一个（或多个）信号系统被转移至另一系统中。”[26]共生与衍生现象统称互文性，具有关联、动态、转变、融合等特点。因此师生关系和谐融合与教学文化活动展现的过程，是师生主体间“我-你”合作关系的形成与伸展的过程。“我―你”关系实质是一种通过平等对话实现相互依赖和互换信息的交往过程，隐含交往中学习他者的“显性知识”和“默会知识”的融合性理解与文化生成，呈现互文性特点。惟如此，师生双方才有可能沉浸在或吸引到教学的学习场中，促使共同参与、相互吸引，激发内在求知的诉求意愿，体验学习的幸福感，解读生命的价值，进而在生成性的认知整合中实现精神生长和生命意义的建构，并在交互性的精神引领中建构生命意义关系，从而实现教学文化内在品质谐和，促进学生的精神品质、人文素养、道德情感、实践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增长，促使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可见，教学文化的互文性特质是教学主体社会化学习过程中呈现的一种独特的学习生活样态，其发生作用的过程实质是合作主体深度理解和深刻反思并实践创新的过程。
三、教学文化场域中“视域融合”之意蕴
（一）“视域的融合”是教学文化主体构成学习共同体文化存在方式
“共同体是许多人基于自然意志而聚会在一起形成的集合体，他们分享彼此的观念与理想。”[26]教学是一个集合体的组织形态，教学文化是一种多群体化的文化结构，由不同观念、不同层次、不同个性的文化群落组成的学习系统的教学文化具有鲜明的集群性和交换生成性特征，是教学主体个性文化和共性文化的高度融合。因此教学文化实践的载体是教学文化场域中实践主体借助交往构成的“学习场域”，用来丰富知识和技能、重构或完善人格、造就品质，以构建学习共同体的教育文化生活方式，促进学习者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学习共同体本质是集体文化的融聚与生成器，是教学集体文化得以传承、更新与创造的路径依赖，也是集体文化内化、凝聚的结果，并构成教学主体相对稳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教育生活愿景。在此“教”与“学”的主体成为“育己”的文化主体，成为学习的主人，主动建构文化生成型的教育生活，此过程本身实现教学文化的发展性、系统性和道德性，并在丰富社会文化的生活中促进学习者能充满激情地投入生活，审慎明智地拓展自己的生活履历，促建心智模式的成熟，欣喜地感知自我的成长和超越，欣赏并成为促进他人成长的示范力量，在更高层面获得文化的提升即群体文化或类文化的丰厚与和谐发展。
教学文化是文化外在形式（课程、技术等）、文化内在形式（主体性、平等性、人文性等）和文化内容（文本、环境）等的学习理念与方式的综合统一体。学习理念与方式决定学习内涵品质和价值引领效能。教学文化追求的学习共同体就是构建一个共生共享的文化意义系统：主体以学习者的身份能动地建构一个多元化学习场域，在场的主体在个性对话、深度理解基础上达成情感共契与关照，在彼此分享中个体的意见能被群体理解与吸纳，并融入到群体的共享文化意义之中，学习主体形成一种群体性思想观念、价值规范、行为方式，获得社会性归属感和道德感，实现精神领域的某种超越，获得具有高度内聚力的“责任与义务”精神能量，这能够更新个体，乃至改变群体与世界的关系。可见教学文化的价值追求主旨是学习共同体的精神价值内化，因为“培养和满足某一求知热情的种种言述体系只有在一个尊重这些热情所肯定的价值的社会支持下才能生存，而一个社会只有在承认并履行它支持培育这些热情的义务时才能有文化生活”[27]。这也是一个共同体共有的文化生活系数。
教学是在场的主体通过对话和理解对文本即真理无限和有限意义的动态生成性理解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真理呈现于对无限和有限认识的追寻过程就是学习主体思想精神开放与统合的过程，也是个体与他人和社会文化生活交往学习的过程。唯如此，教学文化的对话和交往作为媒介才有可能形成师、生、文本互动生成关系，师生也才有可能通过文化精神的相互联结，获得存在意义，并在彼此牵引中走向融合的精神意义之境地，进而也才能在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中将教学文化中的意义话语同经验话语系统保持在一种与社会文化系统交流互动的良性状态。从深层意义而言，教学文化的主体只有摆脱了自己“先见”有限视界的束缚，进入他者的视域而形成新的视域，才能得到自我生成，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师、生和文本三者的“视域”与社会文化生活相融合，并由客观知识的融会走向内在精神的和谐。同时教学文化中生成的文本意义便呈现于“视域融合”中，并通过“视域融合”获得具体性与扩展性。没有视域融合的理解，教学文化的主体性和文化性的获得就缺乏一种转换肌理，主体的理解就缺少一种内在精神力量的滋长，不能内化为一种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力，无法使知识深化到学生的思维和人格结构中，提升为一种与生活世界相和谐的精神品质、人伦道德素养和行为文化。
因此，教学文化建构过程是主体性的互动学习即以对话交往为介质，通过主体间性合作学习关系，在视域融合的理解中相互引发的，并相互转化生成，共同创建资源共享、精神共建的学习共同体的文化存在方式，使具有不同视域的主体在共同学习中建构平衡、协作经验系统与默会知识系统，同时又构成教学活动系统展开的具体的实践性学习系统，因为教学中主体身份的建构依附于学习共同体自我开拓和自为成长的过程。以此为意合基础，使主体间的视域扩展为一种更广阔的视域成为可能，同时也才能促使教学文化主体自然进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循环，形成一种开放性的跨越，将师生带入社会性境脉中生命的意义世界。因此，“视域融合”实质是教学文化主体在具体经验境遇中创建的生命化的共同体学习方式，这能够从真正意义上回归学校组织中教与学的文化生活实践，在此“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教学文化呈现为一个主体间性的合作文化形态和交互生成的过程，此过程中师生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和关照他人，进而获得整体性系统理解历史、自我、现实和人类文明的能力，并习得实践学习能力，实现向实践学习共同体的转向，这正是“视域融合”本身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因此，教学文化的“视域融合”最终旨归于共同体式的学习方式。因为，教学中文化活动是在“视域融合”中对理解的实践，而理解又是对“视域融合”的一种实践性理解，即一种理性的反思能力，而教学中的理性反思是教学文化实践的本质构成。同时“视域融合”又是教学文化中的伦理学的实践，即实践的教育哲学，它的理想是完满人生，体悟道德之善和理性之美。可见，教学中的“视界融合”不仅仅是师生双方在实践境域中对知识界面的理性反思与超越，更是双方知、情、德在整合式交融中共生共长，通过独特的教学文化生活产生学习的愉悦体验和成就需要，这种体验将迁移到双方的精神生活和道德人格中，并将滋长新的内涵，即师生的生命本性得以展现，并积极地去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促进生命的成长。教学文化如果不能从共同性的多维思想文化和合作式实践经验中汲取营养并获得生命意义的承载，它也不能使主体在思想上保持深刻性和生成性，在伦理上保持自律性和社会感，在人格上保持独立性与和谐性。
（二）“视域融合”是教学文化内蕴审美性道德人格塑造的文化路径
伽达默尔认为“视域融合”本身蕴含教化的过程和方法。教化的过程是在理解文化传统在内的异己之物的真理内容中不断超出自身，扩展自身，从而在教化中保持一种活动的在者，继而在场的在者获得人文主义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共通感”。“这种共通感主要体现于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价值、真理观的共同感，是个体的人对社会意义系统的归属感。”[28]“‘共通感’是人的一种社会感，是人在社会生活中与他人达成一致性的能力，一种类似于社交品质的能力，只有具有了共通感人才与他人、社会、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具有形成一致意见、达成相互理解的可能。”[29]“教育是一种良心的事业”，本身隐含道德成长与超越性，“教育和教学都是一种道德事业，唯有满足道德的正当性，才能使其价值得以合目的地显现”[30]。“教学文化是教学的精神引领，是教学的制度规约，是教学的灵魂与核心。”[31]其精神和灵魂乃为教育不能缺失的伦理维度和道德指向性。道德生成嵌入教学文化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运行的可行性，构成教学主体生命价值、文化品质和人生幸福的德性实践基础，成为其获得“共通感”的根基。教学文化实质是一种价值支撑的文化活动，是一种显著的道德活动。因而，教学文化内涵从更高层发展角度审视，主旨是在“视域融合”中超越学科知识的层面而达到对文本和自身以及现实生活世界的重新理解，彼此获得“共通感”。这样师生才能“超越对文本片面化、知识化理解而达到智慧之思的本真形态”[32]。“视域”的融合本身隐含机缘性的对原有“视域”人格性的扬弃，其结果必将形成一种更深刻、更广阔的社会性的伦理“视域”，而这又会成为个体立足集体文化（社会文化）的更高层面从更深广度理解自身和社会的出发点。正如伽达默尔所言，“视域融合”具有偶缘性的特征，教学中的“视域融合”带有鲜明的人际交往的偶缘性或情缘性特质。其实，教学文化中的实践性智慧实质来源于偶缘性或情缘性的心灵流转与默会融合，构成教学文化中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和默会系统的知识，在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与心理契合中积淀社会性伦理共通感，自觉践行社会责任。这就会生成“一种新的意识状态，即共享性的意识，这样，个体就共享了所有人的全部意义及社会的意义”[33]。
因此，教学文化活动或生活不仅仅是师、生与文本之间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去学习新知、探索真理、展现文化的外融合特征，更重要的是在提升教育文化品格的基垫上实现主体德性塑造和社会伦理的内整合，使个体和群体拥有教育伦理修养及社会文化精神的凝聚力，厘定和自觉恪守道德行为的底线，使双方得到发展过程也是自身的道德成长与自主建构的过程。因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实践，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34]。这样教学文化活动才能在不断寻求“视域融合”的质性转化的过程中，促使师生批判地认同他人、自己及社会文化生活向善向美的价值取向，进而习得道德理性能力，积极寻求合理价值与现实世界内在的联系，自我建构一个相对稳定并能趋同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道德价值体系，使生活的样式和向度展现出健康的适应现实社会的生存能力，并能在快速变化的多元化现代社会中不断实践对自身道德人格的扬弃与超越，内在精神世界的良性与和谐互动，形成知识之真与道德之善的联结。这是教学文化中“视域融合”应有之义，教学文化的道德审美性自然就蕴藏其中。正因如此，师生间在知与德融合成长中建构“精神人”的德性生命体，在此，教育主体的文化权力赋予以公民道德能力的获得为前提和结果，通过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系统支持，教育主体社会身份首先厘定为道德人的价值选择，即师生在以道德共同体为核心基质创生社会性道德生活。教学文化自觉的价值导向是道德共同体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学校文化系统紧密相联，在学校的学习实践中扩展和整合知识、经验、能力和自我效能，以主体性和公共性的互动结构生成文化自觉，形成了一个受到道德共同体文化场域所影响的道德人格化学校，置身其中，师生主体将有自主意识、自由意志、自治能力，行为文化表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并在相互欣赏、承认、尊重互助文化中自我塑造和塑造对方道德人格，学校学习共同体文化的彰显与积淀融入师生主体的道德人格建构过程。这样，最高形态的人性之美在主体多重“视域融合”中建构、蕴涵与丰富，教学文化也就赋予自身为教学的灵魂并展现大学文化的精神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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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5
[关键词]区域史；东亚史；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区域互动
长期以来，有关东亚史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世界各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各种版本的东亚史、远东史、东洋史著作纷纷问世[1]3―5，但不可讳言的是，这些著作，或按照国别史排列，体现不出东亚作为一个地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2]2；或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存在对历史事实的曲解[1]4―5；甚至对东亚应该包括哪些国家和地区的看法都很不一致[1]3。2006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一书，首次采用区域史视角，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1]5，在东亚史研究方面作出了新的有益的尝试。捧读之后，获益良多，突出地感到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东亚史》一书在编纂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在于“打破了传统的按国别叙述的编纂方法，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叙述”[2]2，即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区域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对区域的识别，作为区域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因此，“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的空间范围，不能是对自然地理空间的任意切分，而必须是一个能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所覆盖的地域”。而所谓“自我说明问题”，是指其历史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自我说明问题的单位”，至少应该在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等三个大的方面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这是识别区域的三个基准[3]3。
《东亚史》一书，开宗明义在“绪论”中对东亚的范围进行界定：涵盖中国大陆与海岛以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15个国家和一个地区，即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外加亚洲俄罗斯地区[1]3。这种“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单位。“大体上讲，东亚的自然地势是以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北部、东部与南部展开，形成一个扇形结构，扇面的内环是二级台地地区，中环区是三级台地地区，外环区是海岛区。正是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与其北部中国新疆地区的沙漠带一起，构成早期人类非常难于穿越的地理阻隔，将东亚与亚欧大陆的其他部分分隔开来，形成相对封闭的区域地理环境，这是东亚历史发展具有特殊性的重要原因”[1]7。
文化要素方面，上述“15+1”所构成的东亚地区，在长时段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东亚文化圈。“也许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上具有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的人群所活动的地域，也就构成了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的区域。由于生存方式几乎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无法以之作为可操作性的标准，在研究中我们不得不从中选取若干种文化的重要方面即‘文化的要素’作为识别区域的标准”[3]4。日本学者西攵ㄉ最早提出，东亚文化圈的要素或文化特征主要是：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度。中国学者多数支持这种观点，只不过在术语上，有些中国学者是把律令制度称为中国式的典章制度。秦汉以后，以册封和朝贡贸易为媒介，中国与东亚其他民族和地区一直进行文化的互动。7―8世纪，在大量吸收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东亚各国的文化开始趋同，东亚文化圈最终形成[1]146。
此外，上述东亚地区的发展具有独特的历史进程：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发展不具备同步性与同质性、内部的互动频率远高于与区域之外的互动频率。“作为当代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并列的世界三大文明之一，东亚文明走过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进程。在古代，东亚各国曾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封贡体系、以中华文明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在欧美势力进入以前，东亚内部也早已形成了半封闭的贸易圈，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东亚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具有相当大的共性”[1]5。同时东亚地区内部的人种、语言也具有一致性。因此上述东亚地区完全符合识别区域的各项基准，将东亚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研究，完全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进而可以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各国的历史，对东亚的历史进行整体的把握。
二
《东亚史》一书不仅首次将东亚作为区域史研究对象，而且首次将东亚内部划分为七个亚区，并进一步识别了其中的核心区与过渡区。依照区域史研究理论，区域是分为不同层级的，不同层级的区域识别要从自然地理、文化要素、历史进程这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出发[3]5。区域史的研究，首先要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确定进行哪一层级区域的研究，然后再依据这一层级上的自然地理、文化要素与历史进程这三大要素识别出不同的区域，然后才可以开始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或对若干区域组成的结构的研究[3]6。《东亚史》一书，正是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作为最高一级的区域，并依照区域识别三大要素，将东亚内部划分成七个不同的亚区，即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1]7―9。
上述七个亚区中，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的文化共性更为明显，共同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地带。而其他四个区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区与其他文化圈的接触地带，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在文化上具有过渡性。天山南北是东亚文化与中亚、西亚文化的过渡地区，青藏高原是东亚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东南亚早期是东亚文化与南亚文化的过渡地区，14世纪以后，逐渐变为东亚文化与西亚伊斯兰文化的过渡地区，蒙古草原则是游牧文化的代表，但一直深受东亚文化的影响[1]9。
一般认为，划分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方法，最早由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提出，其在《人与文化》中系统地阐释了“文化区”的观点。认为“文化区”是指一个地理上的空间单位，即该处可见到的相似的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威斯勒认为，文化是由各个层次的单元所组成的一种完整的结构，包括多种层次，分为“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型”、“文化带”、“文化区”等。所谓“文化特质”，也就是文化的最小单元，是指一个部落成员的“生活模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合体”；比“文化特质”高一层的单元叫做“文化丛”，它是由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特质”组成；比“文化丛”更高一层的单元则是“文化型”，它是由“文化丛”在中心观念的内聚力作用下，在时空中凝结成的一个持续存在的“型式”；所谓的“文化带”，是指一个文化区内依文化特质标准的不断减少而划分成的许多不同的地理范围，它是以一系列相关的“文化丛”互相结合，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并且占有一定的地域；而在一个“文化区”内则有诸多个相关联的“文化丛”，并且在其“文化中心”地区，文化特质标准最显著，在“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文化特质较淡薄[4]44―45。
在威斯勒“文化区”的观点中，“文化丛”是识别“文化中心”地区与“边缘文化”或“离心文化”区的标准。在此我们借用西攵ㄉ提出的东亚文化圈的四要素（汉字、儒学、汉传佛教、律令制国家）作为识别东亚核心区与过渡区的“文化丛”，各个“文化丛”皆可以解析为若干个“文化特质”。如“汉字”可以解析为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文学、人名、地名等，“律令制国家”可以解析为国家体制、司法体制、税收体制等。即“汉字”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文学相关的“文化特质”，“儒学”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统治思想相关的“文化特质”，“汉传佛教”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宗教相关的“文化特质”，“律令制国家”作为一个“文化丛”包含所有和政治相关的“文化特质”。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与东北亚区三个区域自身的文化特质显然与上述“文化丛”相重合，其余四个亚区，以蒙古草原区为例，从历史上看，蒙古草原的民族主要分为匈奴、突厥、东胡三大族系，各民族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儒学的受容程度明显不及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信仰的佛教亦不是汉传佛教而是藏传佛教，同时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在步入国家形态后，不是仿照中原建立律令制国家，而是采用“两翼制”建立草原帝国。同理，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文化特质基本与上述“文化丛”不重合，东南亚区虽使用汉字、提倡儒学，但早期信奉印度宗教，后期信奉伊斯兰教，且较少建立律令制国家，文化特质亦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北亚地区不尽相同。
综上，《东亚史》对于内部七个亚区的划分以及对核心区与过渡区的识别是完全正确且有着重要意义的。识别核心区与过渡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所要研究的区域的核心部分，区域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连续性与完整性在核心区有着明确而充分的体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任务――研究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规律和该地区的特殊性，主要靠对核心区的研究来完成。而研究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则需要靠对过渡区的研究来完成[3]7。这就为我们从事超越国别史的区域史研究、思考区域与国家究竟是什么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中国在长时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整合了上述七个亚区中的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蒙古草原区、青藏高原区、天山南北区的全部，以及东北亚区与东南亚区的各一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在政治上成为“联结东亚七区的国家”，又因中国在文化上的核心地位，使得东亚文化呈现出“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1]9。因此，中国的历史进程必将对东亚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东亚史》一书实际上是一部集通史和区域史研究优点于一身的创新之作，其内容既包括五千年来东亚整体区域与各个具体区域的历史，也包括各个区域之间互动的历史。该书匠心独运，首次以东亚区域结构的变化特点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将东亚史划分为七个时期：①早期东亚世界（远古―公元前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一时期只有中国与其他地区的互动，还谈不到国家之间的互动[5]95。中国领有东亚核心地区，“经历战国时代的扩张后，华夏先民的势力东达大海，西限青藏高原、新疆沙漠，向东西两个方向的发展已达到地理环境的极限”[6]37。②区域结构形成时期（公元前3世纪末―8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出现了中国之外的东亚其他国家。东亚在中国之外第一个形成的国家是匈奴帝国，而且匈奴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自形成之日起就与农耕帝国秦、汉相对峙[1]10，秦朝向北的发展受到了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拒斥，不得不以长城划定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线[6]37，而这一农耕―游牧明确界线的出现，使得核心区与过渡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这条分界线成为影响东亚格局、影响东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随后，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以及东南亚各主要岛屿上，逐渐形成了中国之外的成熟国家，盛唐时期，中国采用羁縻统治的方法，确立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封贡关系，建立了一种东亚古代国家之间的粗略的秩序[1]10。③多族多国竞相发展时期（8世纪末―13世纪末），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各族各国取得了大发展，各族各国自树意识增强，东亚文化开始呈现出多元的特点[1]11。辽中期以后，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标志着辽金与高丽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之前的简单的封贡关系（羁縻统治）步入到制度化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体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或者准确地说，可以上溯至11世纪初”[7]117―124。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东亚处于大分裂时期，决定了制度化的封贡体系无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得到实行，但辽金与高丽间封贡关系的制度化，为东亚封贡体系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④封贡体系时期（13世纪末―1874年），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东亚古代特殊的国际体系――封贡体系的最终形成，并以封贡体系为标志，东亚形成了新的区域结构和新的国际秩序[1]11。封贡体系既顾全了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又照顾到中国无法将东亚纳入一体统治的政治实际，使中国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切合点。同时，面对中国实力的威慑和朝贡贸易的利益以及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心理认同，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对东亚各国来说也是容易接受的[6]38。直到近代，东亚封贡体系同时面临内、外两个方面的冲击，逐渐走向全面瓦解，之后东亚进入到⑤条约体系时期（1874―1945年）、⑥二战后冷战时期（1945―1992年）、⑦后冷战时代（1992―）[1]11。
该书“从东亚地区整体的视角出发，按照分期和分区，从古至今、由近及远、先后有序地叙述东亚各时期的历史，即采取分区叙述与分国叙述相结合，以分区叙述为主的编纂方法；以地区内国家和民族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为侧重点”[2]2。书中既有核心区及核心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精到论述，又有过渡区及过渡区之下各地区发展状况的展示；既有核心区内部各地区互动的论述，又有边缘区内部各地区之间的互动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互动等问题的研究。更有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论述其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的章节。如第六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滥觞、第十章东亚与世界关系的发展等。从而最终完成了以核心区与过渡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为基础，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核心―外缘双重环状区域结构，以东亚区域内部互动以及东亚与外部世界互动为发展模式的东亚整体史的建构。限于文章篇幅，书中其它独到新见之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东亚史》首创区域史视角下的东亚史研究体系，在区域识别、区域划分、历史分期、整体区域研究及各部分具体区域研究、区域内部互动及外部互动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见解。正如朱寰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东亚史》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东亚地区的历史专著，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2]1。又如陈景彦先生所言，“作为国内第一部东亚通史，作为区域历史编纂方法的一种新的尝试，该书对编写东亚史乃至其他区域史都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在东亚区域化进程涉入‘深水区’的今天，中国的学人们在东亚通史的研究方面走出的这一步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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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6
关键词：区域传递；梯度推进；中心辐射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1-0076-04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域传递(interregionaltransmission)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因素相互影响、波及而使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在比较利益机制作用下的区域之间的互补，在互补中形成区域外部性的内部化和区域内部性的外部化，从而为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提供便利，缓解要素的稀缺程度，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在机制。
1.区域传递的空间组织形式
根据区域传递的空间特征，区域传递主要分为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两种主要空间模式。
1.1区域传递的梯度推进模式
梯度推进模式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弗农（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阶段论。该模式认为，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存在着一种经济性梯度。较为发达地区属于高梯度地区，不发达地区属于低梯度地区。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应在高梯度地区优先发展，而传统产业应在低梯度地区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命周期的衰退，生产力在高梯度地区和低梯度地区之间不断进行着动态的传递过程。
梯度推进模式主要通过等级极化、等级扩散，以及作为等级扩散特例的跳跃式扩散发挥作用。等级极化就是生产要素由规模较小的中心向规模较大的中心集聚和组合的过程。按照这种严格的等级体系，生产要素首先在某一区域内由低梯度区位向高梯度区位集聚和组合，然后再由低梯度区域向高梯度区域集聚，完成区域内等级体系的极化以及区域间等级体系的极化。在这里区域间等级体系的极化，是按照城市系统的等级顺序进行的，它可以跨越距离的限制，在区域间吸纳能力差异最小区域中心的要素转移。等级扩散与等级极化相对应，是生产要素按区域中心规模等级由高到低逐步扩散渗透的过程，该过程也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因此，决定大范围区域间等级扩散的主要因素不是距离，而是区域间的梯度差。但是梯度差最小的区域往往不是相邻的，这时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等就可以跨越区域间梯度差过大的区域，而向梯度差较小的区域扩散，形成所谓的跳跃式扩散或蛙跳式扩散。
以区域技术梯度为核心的区域产业传递是梯度推进的内在决定因素。区域间技术水平的梯度差异决定了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产业在经历创新、发展、衰退的不同阶段时，要素组合方式也经历了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变化过程。不同时期要素组合方式与区域技术梯度水平的密切耦合，形成了产业由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转移的空间横向运动。因此，产业发展的时空变换构成了产业在区域间的传递，而这一传递的方向又是以技术梯度为核心的区域经济梯度决定的。
1.2区域传递的中心辐射模式
中心辐射模式是指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是以若干个中心为轴心，由此向周围地区扩散，靠近中心的是次发达地区，再远一些就是不发达地区。就辐射源地的空间特性，辐射包括点状、线状和面状的辐射。点辐射一般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推开，作为一个双向的过程，中心与地区的辐射方式主要为向心极化和辐射扩散，该辐射的范围一般较小。线辐射通常以基础线状设施为辐射干线，向两翼或上下游地区推开，在这一辐射方式中的双向传递主要为轴线汇集与辐轴扩散。点辐射与线辐射大大加快了辐射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其结果就会形成以中心城市或辐射干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区域。这些地区的中心城市和小城市连成一片，形成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辐射源，并进一步和周边落后地区进行相互辐射，从而形成面辐射。波状极化与波状扩散成为面辐射的主要传递方式。波状极化主要发生在较大区域之间，特别是全国范围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生产要素逐步由向核心区域集聚，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较大范围的区域之间，生产要素由核心区逐步向区扩展的波状扩散过程。该扩散过程是经济发达区域对周边地区进行的资本、技术、人才、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传递，使后者经济发展速度得以加快，并逐渐向外推移，由此形成的扩散在时间上是渐进的，空间上则是连续的。
梯度推进理论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该理论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时具有重要意义，应用范围较广。其局限性主要是难以科学划分梯度，在实践中人为限定按梯度推进，就有可能把不同梯度地区发展的位置凝固化了，把差距进一步扩大了，使发达的地方更发达，落后的地方更落后。中心辐射模式符合区域传递距离递减的地域变化规律，由中心向进行的辐射在时间上是渐进的，空间上则是连续的，传递的区域间没有出现盲区，弥补了梯度推进理论人为划分地区梯度的局限。然而，中心辐射模式明显地受到距离因素的限制，由于中心辐射模式强调传递在空间上的连续性，从而限制了由中心向进行扩散的范围，即中心地区难以向更远地区发挥辐射作用。同时，中心辐射包涵纵、横两个方向的辐轴扩散，受到交通干线自身情况及交通基础设施状况的影响。因此，为更好地发挥区域传递机制的作用，必须把梯度推进模式与中心辐射模式结合起来，实现良性互补。
2.区域传递的主要方式
从区域传递的互补关系角度，区域传递可以归纳为三种方式：一是资源互补式区域传递，二是产品互补式区域传递，三是产业互补式区域传递。
资源互补式区域传递是资源禀赋存有差异的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中以资源为对象互补不足的一种区域传递类型。凡是对资源有需求而又不能在区域内实现优化配置的区域之间，都有可能发生资源互补式的区域传递。比如，不发达地区原料、能源、劳动力资源丰富，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而发达地区资金和技术相对丰裕，但原料、能源、劳动力资源不足。这两类地区最有可能发生资源互补式的区域传递，原料、能源、劳动力资源与资金、技术在区域传递中得到互补。对不发达地区来说，受到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波及而加快了原料、能源和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技术、资金引入，区域的某些内部性因素发生蠕变。区域的外部性逐步内部化，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得到新的推动。对发达地区来说，对不发达地区的原料、能源、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和技术、资金的溢出，使区域的某些内部性外部化，不仅推动了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引致发达地区区域内部性因素的某些蠕变，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产品互补式的区域传递是在劳动地域分工条件下，区域间以产品为对象互补不足的一种区域传递类型。由于区域差异的客观存在和比较利益的作用机制，社会生产客观地形成了劳动地域分工的区域格局，某些产品和生产就具有一定的空间集中度，而社会对产品的需求又是分散的，这样，生产的集中和需求的分散，必然会导致产品互补式的区域传递。区域间的产品互补表现为产品的流出和流入。对不发达地区而言，外部要素通过产品的互补而渗入，将引起区域内部性因素的部分蠕变，某些外部要素也就内部化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区域内部性的品质，培育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发达地区来说，内部性因素通过产品的互补向外部辐射，区域内部性的某些因素在辐射中逐步外部化了。但这种外部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倒逼机制”，反过来促使区域内部性某些因素的部分蠕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区域内部性的品质，区域发展的内在机制得到了加强，区域经济就会得到新的发展。
产业互补式的区域传递是区域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变过程中，以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为主要形式的一种区域传递类型。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变过程，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区域产业结构将会发生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产业演变。但是，一个区域的产业演变既受到其他区域的影响，又会波及其他区域，这样，区域产业演变也就形成并推进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产业转移的区域指向是产业层次较高的发达地区向产业层次较低的不发达地区的推移，这种推移虽由产业转移所引发，又会推动产业转移，显然，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也就形成了区域间的产业互补。对不发达地区来说，与发达地区的产业互补使外部性因素更多地渗入，区域内部性因素将会发生更深刻的蠕变，外部性因素在产业演变中内部化了，区域内部性品质在更大的范围、更深的层次上逐步得到改良，从而形成区域发展的内在新机制，区域经济就能进入起飞阶段。对发达地区来说，与不发达地区的产业互补使区域内部性在产业层次上外部化了，这种外部化在推动不发达地区产业演变的同时，形成了更有力的“倒逼机制”，反过来激发区域内部性因素的蠕变，推进产业结构的更高度化演变，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区域内部性的品质，增强区域发展的内在机制，区域经济就会进入更新的发展阶段。
区域传递几种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一方面，资源互补是区域传递的初级形式，资源互补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产品互补，而产品互补积累到一定程度叉必然会引发产业互补；另一方面，产业互补是区域传递的高级形式，但并不能完全取代资源互补、产品互补，相反，在许多场合下还会带动和促进区域间的资源互补、产品互补。因此，缩小重庆市内部区域差距，应从重庆市内部区域差异的客观实际出发，既要遵循三种类型区域传递逐级发生的内在联系规律，在广泛开展资源互补式区域传递的基础上，推进资源互补向产品互补再向产业互补的演变，又不能拘泥于这种逐级发生的联系，而要以最高形式的产业互补式的区域传递为突破口，形成区域传递中的高级形式对低级形式的带动机制，加快发达地区的内部性外部化和不发达地区的外部性内部化进程，更为有效地培育缩小区域差距的区域机制。
3.区域传递的制度障碍
制度障碍是导致无法在区域间进行有效传递的根本原因，条块分割、主体缺位、文化差异等构成了区域传递的宏观梗阻、微观障碍和文化制约。
3.1条块分割形成区域传递宏观梗阻
条块分割是我国的突出特点和一大弊端。所谓“条块分割”，是指在一定的地区或行业范围内，以合法的行政性架构为基础，以行政手段为主，并借助于经济和法律手段，限制本地区、行业稀缺性资源的流出，或限制其他地区、行业具有竞争力的商品流入，实行有利于本地区、行业的袒护性政策和行为。
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与要素的投入产出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借助于区域之间的互补和协作，建立良性的区域传递机制。在现代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割断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但长期以来，中国各地方的政府习惯于行政区域的地理划分，这种人为制定的区划因素导致了各地政府在行使政府职能和经济调控时均着眼于地方利益，而忽视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因此在竞争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利于地方利益的经济活动，自我保护就应运而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地区分割与地区封锁。其结果不仅造成区域传递无法进行，生产要素难以充分自由流动，区域产业结构趋同，资源配置难以优化，而且常常出现区际经济摩擦不断、经济技术的梯度推进迟缓、地区商品封锁和垄断现象较重等问题。
3.2主体缺位是区域传递的微观障碍
区域传递的实质是比较利益机制作用下的区域优势互补，促进要素充分自由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和各类企业行动起来，适应经济社会化的内在要求，主动承担区域传递主体角色，发挥区域传递机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然而，多方面的原因使他们不愿或难以成为区域传递的主体，使主体缺位成为区域传递的主要障碍。
首先，地方政府无力担任或不愿成为区域传递的主体。区域传递要求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资源利用、生产分工、产业布局、主导产业定位、市场竞争等方面不同区域要互相配合、互利合作。但由于地方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往往从本地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处理这些问题，争利益、推责任成为经常的现象。由于在区域传递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不均，得利少一方的更不愿意进行区域分工与合作。即使区域传递得到展开，一旦在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平等的区域主体之间，往往无力解决其中的问题与纠纷。
其次，企业本身难以成为区域传递的主体。区域传递要求不同区域和区域内部，在产品上实现差异化和多样化，在产业上互相影响互相带动，既有前连锁效应也有后连锁效应，形成良好的产业链条。然而，企业从经济学意义上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因而往往什么产品赚钱，大家就投资生产什么产品，什么产业利润率高就投资于什么产业，一窝而上，形成“羊群效应”。这就出现各个地方在产品上恶性竞争、在产业上重复建设的现象，加上地方政府短期利益驱使而缺乏长期规划，这些现象就愈演愈烈。因此，企业本身是很难成为区域传递的主体的。
3.3文化差异阻碍区域传递机制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常见但又十分宽泛而复杂的概念。文化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把制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包括宪法、产权制度和合同在内的正式制度；另一类是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和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而后一类制度恰恰多属于社会学家们所认同的文化的内涵。
文化因素在区域经济传递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离开了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制度取向，区域传递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地域文化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区域传递的顺畅。由于区域传递的地域条件、成长机理和发展方向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评说哪个地方文化孰优孰劣，哪一种文化天生地完全适合于区域传递的发展。判别地方文化在区域经济传递发展中能否起到好的作用，关键要看两点：一是地方文化的历史取向和内涵中是否包含有利于区域传递发展的那些最基本因素，比如开放性、包容性、参与性和价值判断的效率取向等；二是地方文化在演进过程中能否融入有利于区域经济传递的时代内容，如与合作、网络的关系和减少不确定性有关的信任、协作精神，与创新和效率有关的学习和共享风尚，强烈的市场开拓意识和交易的灵活性等。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区位如何，要推动区域传递发展，都必须在发掘和发扬当地传统文化积极成分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借鉴外来的、时代的各种文化中有益的成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兼容并蓄、整合创新，发挥本地文化在区域传递和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营造文化和经济相互促进、共同进步的新格局。
4.区域传递机制优化对策
4.1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
分权化改革使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导致地区分割和市场封锁，加上部门化管理所形成的行业垄断，造成生产要素无法向最优区位和优势产业集中，也不利于专业化水平提高和社会劳动分工深化，阻塞了要素和产业传递通道。培育区域经济传递机制，必须打破区域市场割据，消除贸易壁垒，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发展各类市场，特别是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加快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疏通要素传递通道。
4.2发挥制度和政策的替代作用
制度和政策具有累积性、加速性和报酬递增的特点，它促使受惠地区形成报酬递增机制，而延缓非受惠地区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因而，制度和政策差距是导致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制度和政策可以弥补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不足，强化经济发展内能，提高产业或地区经济竞争力，是加速要素传递的巨大杠杆。
4.3加强部门和区域之间的联合与协作
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和跨国企业战略联盟和企业集团，促进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流动和产业重组，实现经济一体化；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提高专业化水平，扩大产业间及区域间的分工，充分发挥分工的网络效应；加强不同区域的经济技术联合与协作，鼓励中心发达经济圈不发达地区投资。
4.4加快科技开发应用步伐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中心和大学科技园。吸引生产要素向“极核”集中。发挥其对科技成果和人才的集聚、孵化和渗透功能，带动地区跳跃式经济发展；加大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建立新技术推广中介组织，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要把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进步结合起来，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先进技术装备传统产业，推动主导产业依次更替。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重庆市经济增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07-wt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陈金良.跳跃式区域经济传递机制及其优化路径［J］.当代财经.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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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区域中心城市；邯郸；一体化；中原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加快邯郸发展
收录日期：2014年2月10日
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地区认识到未来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以区划为界的行政区域竞争正向以产业互动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竞争转变。对处于同一区域的城市来说，如何在竞争中实现双赢，成为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邯郸发展的区域背景：中原经济区
中原经济区原名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协调会，成立于1985年9月，是在邯郸市和新乡市倡议下发起，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成立的跨省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包括晋、冀、鲁、豫四省接壤地区的13个城市，分别是河北的邯郸、邢台，山西的长治、晋城，山东的聊城、菏泽、临清，河南的新乡、安阳、焦作、濮阳、鹤壁和济源。区域总面积96，694平方公里，已成为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重要区域经济板块。
2009年河南省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构想，2011年建设中原经济区被国务院批准而上升为国家战略，包括了晋、冀、鲁、豫、皖等5省的30个地级市。虽然中原经济区的概念有了很大转变，但具体到邯郸市的发展，本文认为重视最初中原经济区的意义更加重大，并且该组织仍然在运行之中。2013年8月召开了中原经济区第二十四届市长联席会议，所以下文所研究的区域仍以最初中原经济区范围为准。
二、促进邯郸发展的分析：区域一体化的推动和阻力因素
（一）推动因素
1、区域合作基础良好。自1985年举办首届市长年会以来，各成员市广泛开展交流，取得了显著成果，如先后举办了安阳春节物资调剂会、邢台协作项目洽谈会、邯郸食品博览会等交易会；组建了30多个行业网络，有力地推动了区域市场的发展；共同绘制了北方第一个打破行政区划、跨省的区域通图；共同签署了《旅游合作共同宣言》、《物流战略框架协议》等文件。
2、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捷。处于晋冀鲁豫接壤地区，承东启西，联南接北，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多数成员市间距离接近，区域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发展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从区内交通条件看，有京广线和长（治）邯（郸）、邯（郸）聊（城）济（南）、鹤（壁）淮（阳）、晋（城）新（乡）菏（泽）一纵三横交叉形成的“丰”字形铁路交通格局。从区外交通条件看，通过京九、京沪、陇海、大运、石太等大动脉，东与渤海、黄海沿岸相连，西与腹地相接，区域一体化发展具备了良好的交通保障。
3、国家政策的响应。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中原经济区一体化是实现该区域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可以得到各市、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
（二）阻力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结构趋同。各成员市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由此而产生的作物布局、品种适应和耕作习惯，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和物资集散的渠道，由此达到经济地理条件相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城乡居民规模比例类似，产业互补性弱，合作动力和潜力不足。作为较早成立的经济合作区之一，这13市处于“京津冀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长三角经济圈”的包围之中，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
2、缺乏中心城市。各成员市大都是三线城市，处于省会经济辐射的边缘，经济实力不相伯仲，“有事好商量”的氛围浓厚，尚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具备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更多的是合作、协调发展关系，使这个区域变得较为松散。
3、行政体制的束缚。经济合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与随后崛起的其他经济区相比，发展并非尽如人意。经济合作更多的只是一种政府层面上的链接和表面化的呼应，政府、企业、社会联动发展的机制仍未实质性地建立，无法以市场为主导进行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
三、培育区域中心城市——邯郸
（一）区域中心城市产生的必然性。各成员市都远离其省域中心城市，或者是省域中心城市难以对其产生有效的辐射，在多个经济中心辐射半径递减所形成的边缘地带极易产生一个次级增长极，化边缘为中心。重新组合形成的中原经济区则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拓展空间，可以化区位劣势为区位优势，产生新的区域中心城市，辐射整个区域，最大限度地缩小边缘地区的范围。
中原经济区合作发展迟缓的各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原因，那就是缺乏区域中心城市。不像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那样有一个或两个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起到对整个区域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区域的其他各城市都信服和短期无法超越该中心，未来发展迫切需要中心城市的产生。
（二）选择邯郸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原因
1、城市规模和经济优势。各成员市中，邯郸市的GDp总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数经济指标均排在首位，市区人口规模最大，是唯一国务院批准的具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和人口超百万城市。邯郸市产业雄厚，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已经在区域经济领跑中占得了先机，应该担当起区域中心的重任。事实上，邯郸已经是中原经济区的中心所在，作为中原经济区的创始者，经济区唯一的常设办事机构——中原经济区市长联席会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邯郸市，干部由邯郸市选派管理，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组织协调包括各市联合协作项目在内的多种事项等。
2、区位优势。各成员市中，只有邯郸具备铁路交叉、国道公路干线交叉、高速公路交叉和机场“四位一体”的交通条件，居于交通枢纽位置。邯郸市地理位置居于中原经济区中部，东南西北距济南、郑州、太原、石家庄四座省会城市都在200公里内，距京津500公里。以邯郸的城市规模和区位条件，可以辐射中原经济区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成为这个区域次级增长极，进而成为区域中心城市。
3、历史文化优势。邯郸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城。7300年前，这里产生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磁山文化”；战国时期，是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西汉时期，与洛阳、临淄（淄博）、宛（南阳）、成都并称全国“五大都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29师司令部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上曾经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三）培育邯郸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几点建议
1、树立现代城市理念，加快城市发展步伐。培育邯郸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现状还不能满足中原经济区中心城市的要求，必须构建大城市框架，拓展城市发展新空间，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职能相匹配。中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就是要告别单打独斗的时代，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塑造统一的独特鲜明的整体形象。在城市建设中，要扩大视野，转变观念，树立城市建设的现念，大力宣传推进中心城市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营造城市建设的强大声势，夯实城市建设的发展基础。
2、壮大产业，发展经济。区域中心城市的核心就是经济，而经济的关键是企业，重点是工业企业。着眼为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聚集生产要素，要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建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在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中发挥骨干带动作用，以龙头辐射周边城市，扩大邯郸的辐射能力，使邯郸成为中原经济区的商贸物流中心。
3、完善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城市发展互动。构建一种市场与行政相结合、民间与政府相结合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合作的合力互动型机制，加强统一市场建设。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首先是政府行为，表现在出台政策、制定和修改有关地方性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向区域一体化倾斜，但经常性的具体合作必须通过企业行为来实现，政府应鼓励各地企业之间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相互渗透，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和优化配置。各地企业和行业之间的合作，是区域真正实现一体化的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1]刘颖奕，徐克强.充满生机的沃土.经济日报，2006.5.16.
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景观；区域景观；规划原则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194-01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相对恶化和城市发展的病象环生，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为中心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今天区域规划的重点。因此，作为区域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景观规划也日益为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和人们所重视，美国景观建筑师协会前主席西蒙兹在其《景观设计学》一书中就对区域景观作了专门论述[1]。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和相关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积极探索，以达到最终形成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区域景观规划理论体系并加以广泛推行的目的，因此本文将针对区域景观的相关概念和区域景观规划基础性理论试作初步探索。
一、区域景观概念的界定
在分析区域景观规划理论之前，应该弄清“景观”、“区域景观”等相关概念的内涵，这是研究区域景观和实施区域性景观规划的基础。
（一）景观及景观规划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张，人们对景观概念的理解从在景观园林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地理学和生态学的思想，构成了现代景观的概念。例如德国景观生态学家Buchwald认为：景观是地表某一空间的综合特征，是一个由陆圈和生物圈组成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包括人的视觉所触及的景观像、景观的功能结构和景观像的历史发展。这些理论都极大地突破了景观即风景的狭窄内涵，使景观上升到作为生态系统的能流、物质循环的载体和社会精神文化系统的信息源而存在的高度。
（二）区域及区域景观
区域是指具有特定共性、同质性、内聚力的地区。因此，区域景观规划应侧重对具有特定资源或特定景观内聚力的地区进行统一规划，以便从全局着手，统筹、合理安排区域的发展，克服行政或地方利益的条块分割所造成的景观破碎和总体效益受损，继而实现保护环境资源和生态平衡，促进经济发展，体现公平原则，并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二、区域景观规划的原则
（一）整体性与连续性原则
区域景观规划必须注重整体效益，尤其是在多种景观特征的区域和总体景观区域规划中，不能强调某一元素的单一效益或局部地区的利益，条块分割、切断区域内景观的有机联系，只能使得区域景观破碎化，区域整体环境和竞争力下降。只有重视区域景观的整体性与连续性，才能协调好继承、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促进社会、经济、环境的共同发展。
（二）自然优先原则
景观作为生态系统的能源和物质循环的载体，其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应该由人来调节，而树立人与自然应是和谐的“伙伴关系”的观念，则是协调人和自然关系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区域景观，必须科学分析其自然规律，建立自然保护核和缓冲区，即对危机资源、残留斑块尽量完整保护，并将人为活动排斥在核心区周围的缓冲区以外，最大程度地减少人为的自然破坏。
（三）本土精神原则
特定区域景观都有其自然和文化的过程，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景观规划中，地方文化、历史风貌应得到充分体现，这是解决城市风格迷失，地方文化丧失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具有特定自然景观组分的区域景观规划中，突出自然特质和乡土特色，像江苏同里、周庄古镇、河北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的保护性建设就是成功范例。
（四）动态、渐进原则
区域是一个大而统一、但界定宽松的地理范围。在后工业时代的今天，人类社会变化发展日新月异，任何一项规划都不可能是一张从一而终的蓝图，因为区域景观的主体始终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同时随着国际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人们对区域规划的理论理解也会不断朝科学化、系统化方向发展，区域景观规划必然是一个渐进、动态的过程。
三、结语
区域规划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与具体的发展战略相比较，正确的区域观念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形成科学的区域景观观念，提高对区域景观发展的管理水平，才能使规划得以正确实施。此外，规划者多元化也是体现规划科学化、公平化的标志，其中中央、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在区域总体控制、利益协调方面可以起到关键作用，将规划意图和具体措施积极向住区居民宣传，通过更多的民主形式，实现共同利益。我们期待，在新的区域规划概念和理论被倡导和推行的同时，中国的区域景观规划理论会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更广泛的推行，更普遍的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9
【关键词】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精品意识
一、引言
博物馆作为一家文化教育机构，其使命是保护和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和人类环境物证。博物馆是某个地域乃至某个国家或民族对外宣传灿烂文化和文明成就的一扇窗口，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服务公众并实施一定范围的社会教育。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地方博物馆务必要加大地域文化特色建设的力度，让博物馆焕发出勃勃生机，表现出独特魅力，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地民众。
二、地域文化特色的内涵及增强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建设的意义
地域文化特色是一个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所反映出来的蕴含浓厚文化意义的个性特质，是某一地区物质文化和人文精神的集中反映与高度概括。一个博物馆陈列水平的高低不在于馆藏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馆藏的文化内涵、文化渊源。博物馆的展品应着重反映地域文化特色，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笔者认为，抓住地域文化特色，彰显地域文化个性，是博物馆发展的基本思路，应着重强化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的建设。这一举措对于增强展览魅力，提高观众兴趣具有重要作用。地域文化特色是当地独有的文化资源，深厚的文化根基已根植于当地百姓心中。所以，用地域文化特色展览来教育市民，可以增强市民的文化个性意识，激发其探究文化渊源的兴趣，形成地域文化热点，进而丰富城市文化内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三、增强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建设应强化展览的精品意识
毋庸置疑，馆藏精品在地域文化特色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要做大做强地域文化特色建设的工程，离不开精品意识的强化。缺少或淡化精品意识，地域文化特色就不可能得以创建与张扬。如何在地域文化特色建设中体现精品意识？笔者认为首先应确保展品的真实与精彩。展品的真实性最能体现展览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展品的精彩性更能体现博物馆的品位之高，这些都会在观众心目中建立深刻的印象，树立一定的信任感，提升展览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博物馆是怡情养心之场所，观众徜徉于充满文化气息的高雅氛围中，流连于一件件展品之间，收获的是赏心悦目的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譬如，笔者所供职的邳州市博物馆内陈列着40万年前的纳玛象古象牙以及新石器时期、先秦、西周、春秋战国和汉代邳州出土的各类文物，包括各类石器、骨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瓷器等近5000件。其中兽形鼎、大墩子彩陶钵和有“亚洲象牙化石之王”美称的化石在全国博物界皆占有重要地位，享有高度赞誉。从博物馆内部设施、文物数量及其精彩程度来看，邳州博物馆在江苏可以排在前列。这些馆藏精品记录着古老邳州的发展历史，激活着观众的思维，给观众以无限遐思。
此外，邳州博物馆展厅内还陈列着大量的邳州民间剪纸作品和富有邳州地方特色的农民画。邳州民间剪纸，可谓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闻名遐迩。据专家考证，自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期开始，邳州富有智慧的先民就已经创造了以影像为形象表现的艺术手法，并逐渐发展成在各种不同的材料上加以镂刻透空的艺术形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邳州民间剪纸汲取了北方剪纸的浑厚、粗犷之风格，又融合了南方剪纸的清秀、细腻之灵气，经过古今文化精华的浸润与滋养，逐步发展成今天技艺纯熟的剪纸艺术。邳州民间剪纸不愧是民间优秀的艺术奇葩：2007年，以邳州民间剪纸为主申报的“徐州剪纸”，已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9年，“徐州剪纸”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年，邳州剪纸传承人衡瑞霞被江苏省政府命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传承人”；2010年6月，邳州剪纸艺人黄继婷代表徐州市及江苏省应邀赴“上海世博会”现场展示精湛的邳州民间剪纸技艺。
邳州农民画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是邳州民间艺术园地中又一朵艺术奇葩。这朵艺术奇葩的闪亮绽放让邳州戴上了“农民画之乡”的桂冠，并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邳州农民画将民间艺术的自由朴拙、原始艺术的浪漫粗犷、漫画的夸张讽喻、宣传画的率真激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把苏北农村纯朴而芬芳的泥土气息和充满生机的乡村生活画卷及对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入到绘画艺术之中。邳州农民画家梁传魁因成绩卓著，有幸得到总理的亲自接见。徐州籍画家李可染在欣赏了邳州农民画之后，深有感触地说：“画家画画用方法，农民画画用感情。”著名文艺评论家王朝闻曾充满激情地评价：“这是奇（下转第72页）（上接第70页）迹！这是美术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奇迹！”江苏省美术馆、上海市美术馆也曾先后举办过“邳县农民画展”。1988年，中国美术馆展出邳县农民画，赢得了社会各界赞誉，并有28幅作品被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收藏。60年来，邳州农民画累计创作作品数量达10万余件，其中有1000余件作品在参加国家、省、市级展览中获奖。
总之，邳州民间剪纸和邳州农民画同那些出土文物一样，蕴含着丰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它们是邳州博物馆展示地域文化特色的一张靓丽名片。它们的存在让邳州博物馆熠熠生辉，大放异彩。邳州博物馆应在这张名片上大做文章，做好文章，借此有力地推动邳州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的建设的进程。
四、要努力做好馆藏精品展览的艺术设计工作
评估一个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展览精品化的程度，一方面要着眼于硬件建设，诸如展品、装饰、环境、展柜、灯光照明、高科技手段运用等；另一方面要着眼于软件建设，如文化结构与文物定位、文化主题和指导思想、多媒体运用与文化氛围的创设以及讲解员的讲解等。基于以上理念的指导，笔者认为在馆藏精品展览的艺术设计中要全方位地体现地域文化特色，可以从展厅设计、专项艺术设计及陈列语言设计等三方面着手。展厅设计包括序厅设计和陈列厅设计。序厅是展现地域文化特色主题的“画龙点睛”部位，要精准而简要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精神的表象。陈列厅是地域文化特色得以彰显的工程主体，应在陈列设备、空间布局、背景衬托、照明采光等方面进行精心设计，以便更好地切合地域文化审美心理。
五、结语
笔者认为，地域文化特色的创建是经过提炼与升华的馆藏精品的高层次展示与集中体现，是一个博物馆独具的优势与魅力。紧紧瞄准地域特色，确定展览主题，彰显地域文化个性，是博物馆发展应遵循的一条基本思路。地方博物馆更应着重强化增强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的理念，加快博物馆地域文化特色建设的步伐，实现弘扬地域文化特色，彰显个性魅力的目标，努力为当地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打造富有生机与特色的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地域文化特色：现代博物馆展览建设的个性化理念[C].浙江省博物馆学会2002年学术研讨会文集，2002.
地域文化心得体会篇10
关键词：广西文学；地域文化；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B
1.从广西文学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重要性
文学的创作需要依赖于地域的客观现实，同时文学的发展也会对这一地域文化环境造成影响。
所谓地域文学，其实就是对特定区域包含风俗民情、民族精神和人文景观等多种地域民族文化进行描写的一种文化形态，其能够展示该民族特定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人与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广西不仅拥有极具魅力的自然风光，同时也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所以其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且历史悠久。
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可以把广西各时期以来广西各民族、各区域和不同体裁的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对广西的地域文化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探讨。同时，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也能够把握广西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从而更好地了解地域文化在当代得以传承的可能性。
因此，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能够起到拓展当代文化视野和传承地域性文化的重要作用，并且对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2.以广西文学与地域文化为例探讨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构建问题
（1）充分挖掘广西地域文化。想要进行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构建，还需要做好地域文化的挖掘工作，以便为平台的构建提供充足的文化资源。就目前来看，广西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可以为广西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诸多材料。所以，在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广西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从而更好地为地域性文学的创作和传承提供充足的文化资源，继而为平台的构建提供更多支持。
（2）整合广西地域特色作品。在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时，应该对现有的广西地域特色作品进行整合，从而更好地为地域性文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依据，并且使这些宝贵的地域性文学作品得以流传下来。
从作家对文学作品的创作上来看，老舍、沈从文和贾平凹等文学大家在进行地域文化小说创作时，都会使用大量的笔墨对当地的民俗民风、地方风景和历史掌故等内容进行描写，从而营造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氛围。
这类作品能够展现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使作家创作出的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得到提升。而在构建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时，对这些地域性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加以展现，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作家从事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学作品的创作，从而使地域性文学作品得到更好的传承。
（3）建设广西文学创作课程。在完成地域性文化的充分挖掘和地域特色文学作品的整合后，可以通过建设广西文学创作课程进行地域性文学的传承。而构建这样一个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可以使广西地域性文学得到推广，从而实现对广西文学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为了进行该平台的构建，广西教育部门可以联合各高校开设“广西新时期文学研究文集”等各类彰显广西地域性文化的课程。在课程内容上，可以对新时期广西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评述，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在传承地域性文学上起到的作用。而对人文知识的展现，这些课程的设置也需要体现一定的人文精神。所以，课程的形式也需要得到进一步丰富，从而从多个渠道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使学生的人文底蕴得到进一步丰富。为此，各高校除开设专业主干课，同时也需要开设专业选修课。而构建这样的地域性文学传承平台，不仅能够使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培养，同时也能使学生更好地传承广西地域性文化。
总而言之，想要进行地域性文化传承平台的构建，就需要对地域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并且完成对地域特色作品的整合。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行地域文学创作课程的建设，从而利用课程教学进行地域性文化的研究和传承，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