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概述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40:55

旅游概述篇1

关键词:四川;旅游;产品类型

四川旅游发展强势,2005―2011年,旅游外汇收入不断提高(如图1)。旅游业成为四川国民经济的主力军。旅游产品卖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四川未来旅游收入,因此对四川省旅游产品发展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四川省旅游产品概述

国外对旅游产品开发研究现状,笔者以“tourismproduct”为关键词,以1979-2012为时间段,在SCi数据库进行检索。截止到2012年11月29日,共检索到以英文文献2967篇。而为了解国内旅游产品开发研究现状,笔者以旅游产品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截止2012年11月29日,共检索到以旅游产品为主题的核心期刊文献17708篇,并在检索结果中以四川旅游为主题检索到的研究文献79篇。

不难得出,外文期刊数量在不断地上升,国外对于旅游产品的研究日渐重视,而中文期刊关于旅游产品和四川旅游的论文数量也在增加,国内学术界对于旅游的相关研究也在不断丰富。国内外研究在论文数量上来看,国内论文以绝对数量优势呈现发展强势。

1.旅游产品的定义

目前为止,对旅游产品的尚无比较统一的定义,根据对国内文献查阅和分析,笔者认为,旅游产品就是由旅游经营者提供的,凡是能够满足旅游者旅游需求的,用于交换的单项产品和整体产品,包括商品和服务。从市场营销理论角度来看,旅游产品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核心部分、形式部分、延伸部分。

2.四川旅游产品阐述

四川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冬暖夏凉的亚热带气候,多民族的特色以及大熊猫之乡的独一无二,旅游发展具有优势。笔者基于2012年12月3日以关键字“旅游产品”在中文期刊网(CnKi)上搜索的结果,对“四川”关键字进行搜索,得到年的文献研究共217条结果。根据四川省“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休闲度假旅游产品、高端生态旅游产品、特色文化旅游产品、乡村旅游产品、新兴专项旅游产品”分类,笔者进行阐述。

休闲度假旅游产品。如邵其会(2012)对四川温泉度假旅游产品的开发研究,邹勇(2011)对绵阳体育休闲旅游开发研究,胡军(2010)基于体验视角下的体育旅游资源开发―以四川省为例。

高端生态体验旅游产品。方海川(2010)体验经济时代的生态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创新研究―以金口大峡谷为例,刘明、赵永涛(2010)等对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态旅游探讨,谢泽氡、廖胜(2010)对雪宝顶自然保护区虎牙地区生态旅游研究。高洁、鲁琳(2010)运用Swot分析法探讨雅安市桃花山生态观光农业园的优势劣势,并提出对策。

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如邓清南、许虹(2010、2011)对四川民俗旅游开发的创新思索以及开发问题与发展对策,李萍(2011)对四川革命老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国际传播策略―文化模因传播视角的研究。还有对酒文化,特色餐饮文化,大禹文化,罗江县文化,盐文化,卓克基地区土司文化,桂花民间土陶,川南道教文化,江油人文旅游产品,夹江年画,孙中山、和邓小平三大伟人文化的研究。

乡村旅游产品。对四川省乡村旅游的研究主要有,熊金银(2012)以四川西昌市为例对乡村旅游项目选址进行探析以及对乡村旅游市场定位与推广进行研究,余韵、刘琨(2012)以眉山市白马镇龚村为例进行新农村旅游专项规划初探。顾小光、汪德根(2007)指出四川省农业旅游示范点数量为17个,占全国的比重为4.74%,位居全国第五。

3.新兴专项旅游产品

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如廖培、刘娜(2010)指出红色旅游产品的创新措施: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应注意红、绿、古、俗等各种旅游资源相结合,注意参与性、趣味性、冒险性等多种旅游形式相结合。

震后旅游产品。它是属于四川特有的黑色旅游产品,与红色旅游相对,Stonep.R认为黑色旅游是指旅游者到以真实的呈现或再现与死亡,痛苦或看起来恐怖的场景为主题的遗址,吸引物和展览场所进行的旅游或访问活动。

震后旅游产品是四川特有的旅游产品,是继5・12大地震之后推出的新兴旅游产品。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如冯云燕(2010)对于四川旅游社开发地震遗址旅游产品浅析,陈乾康(2011)关于汶川地震后四川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优化的思考,张皖婷、张斌(2010)基于公众视角的四川发展黑色旅游研究,罗富民、陈向红(2010)基于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实证分析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下的旅游经济增长方式,冯景云(2011)对汶川地震灾区廊道游探讨,叶娅丽(2012)基于基于“5・12”汶川地震灾区产业发展和瀑布沟水电站库区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旅游综合服务基地建设、景区建设、旅游项目开发、旅游线路设计等方面提出了旅游产品开发的八点对策。

新兴专项旅游产品还包括自驾游旅游产品、宗教朝觐旅游产品、商务旅游产品等等。总体来看,四川省旅游产品种类繁多且齐全。

二.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国内旅游产品形式多样,四川省也以其独特的资源展示给游客不同地区不同特色的旅游产品。面对多样的旅游产品类型,如何开发利用好则是四川省相关部门应该思考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林南枝,旅游市场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2]孙月婷、蔡红,旅游学概论,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8.

[3]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2001.

[4]马耀峰、宋保平、赵振斌等,旅游资源开发,2005.

[5]董观志,旅游学概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大连:2007.

[6]董观志、张巧玲,旅游学基础教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7]罗明义,旅游经济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旅游概述篇2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增权理论研究概述

一、国内外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一)国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在西方,增权理论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起初,该理论是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的,而现在,增权理论成为了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又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随着学科交叉性日益增强,增权理论又扩展运用到了旅游研究领域。

早期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更多的是被看做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社区参与研究普遍忽视政治及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性。正是基于对旅游发展的政治属性和对当时社区参与理论的不足之处的深刻洞察,西方旅游增权理论应运而生。

在增权理论正式引入旅游研究之前,权利关系对于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被提及。如皮尔斯指出“在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的任何讨论中,权力及其影响问题都是一个决定性的考虑因素(dominant)”。瑞德在此前旅游研究中引入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社区的旅游规划。阿克马最早在对肯尼亚生态旅游的研究中提出了对社区居民增权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都没有将增权理论与其分析和研究联系起来。

正式的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下文中简称旅游增权)最早出现于1999年Scheyvens对生态旅游的研究。此后澳大利亚学者索菲尔德(Sofield,2003)从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和斐济旅游发展实践出发,进一步深化了旅游增权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至此,国际旅游增权理论进入大发展阶段,相关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其研究体系逐步成熟。

(二)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进展

增权理论(empowermenttheory),在国内又译为充权、赋权、激发权能理论。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增权方面的研究。国内针对旅游增权理论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尚未进入实际应用时期。

2008年左冰、保继刚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了中国,在梳理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指出了其运用于中国实践的不足,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他们认为增权理论必将对今后中国旅游发展实践起到重要作用,但也需要注意在引入国内时考虑中国实际情况。

此后有不少学者在旅游实践研究中引入了旅游增权的概念,孙九霞基于社区增权理论的框架提出了旅游发展进程中社区能力如何建设。保继刚等发现云南雨崩村主动参与旅游并且实现了相对均衡的利益共享,而在此过程中社区实现了经济、心理和部分政治上的增权。盖媛瑾等基于Scheyvens提出的社区理论分析框架,选取社区经济增权为指标对比了贵州两个旅游社区的差异。左冰在其针对旅游增权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利用云南迪庆的案例探讨了旅游增权理论在中国旅游实践中的应用。但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的旅游增权研究创新和理论深化成果还是较少。

二、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理论研究内容

(一)旅游增权的研究意义

旅游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可以促进目的地旅游发展的公平性。尽管旅游增权理论目前还处于初始时期,尚未进入实际应用阶段,但其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对旅游发展过程中权力关系的深刻洞察和在实践上的潜在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必将在未来旅游发展研究和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旅游增权的核心内涵

旅游增权是通过增强当地社区在旅游开发方面的控制权、利益分享权和强调社区在推动旅游发展方面的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从被动参与转向主动行动,打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获取旅游发展中的决策权,保证当地居民的利益最大化并且能够部分地控制旅游在地方的发展,“让旅游为我所用而不是我为旅游所用”。

(三)旅游增权的开展层次

现实的增权过程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体现为从无权到有权、从少权到多权、从弱权到强权的线性运动,也表现为增权过程中的层次性、立体性,因此,增权层次本身就是过程展开的一部分。按照对象来划分,增权的层次比较常见的有两分法、三分法及四分法,绝大多数的学者都选择的增权的三层次分法进行相关研究。

三分法中又有四种比较常被运用。首先是较常见的个人、组织、社区三种层面。Zimmerman认为个人层面的增权包括参与行为、施加控制的动机、效能和控制感;组织层面的增权包括共同领导、发展技巧的机会、扩展、有效的社区影响;社区层面的增权囊括受到增权的组织,包括公民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容许在冲突期间公正地考虑多种观点。其次是个人增权(personalempowerment)、行政性增权(empowermentthroughadministration)和政策性增权(empoweringthroughpolicy)3种形式[4],而我国当前为数不多的旅游增权方面的研究不少都采用的该种分法。再次是Gutiérrez,和Lorraine提出的个人、人际、社区三层面分法,我国学者提出的个人、人际关系、社会参与三层次分法多被运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研究中。

2006年张时飞采用了个人增权和集体增权的层次分析,个人增权包括精神健康,生活满意度等,集体增权包括集体自尊和组织控制感等。四分法的学者糅合了三分法的类型,把增权分为个人、人际、微观的环境以及宏观环境或者说社会政治等四分方面。

(四)旅游增权的实现途径

增权的途径主要有信息增权、教育增权。王宁于2006年讨论消费者增权问题时指出仅仅从消费者教育和信息供给的角度来进行消费者增权,其效果是有限的,还需要通过国家层面提供制度增权。2008年左冰、保继刚在总结西方旅游增权研究时引入了王宁的观念,认为在旅游增权的实践当中也应该引入制度增权的观念,而且首先关注与个人权利的改善。

三、增权理论与旅游增权研究小结及讨论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旅游目的地社区增权研究还处于早期的引入西方理论,寻找典型实践验证的阶段。即普遍是采取Scheyvens的四维度社区增权分析框架,选取适宜的旅游目的地对其社区增权进行讨论。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需注意,当前西方关于旅游增权的研究应用于中国实践时尚有不足之处。目前西方旅游增权研究仅仅关注于团体增权而忽略了个人增权,在旅游增权途径方面比较关注与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而忽略了制度增权。考虑到我国旅游目的地发展实践环境,为保证旅游目的地社区参与的有效性以及社区增权的合法性和长期性,关注个人增权,推进国家层面的制度增权非常必要。

参考文献:

[1]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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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冰,保继刚.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

[5]郭文.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_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J].旅游学刊,2010,(3).

[6]吕君,吴必虎.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层次演进与判读[J].未来与发展,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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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九霞.赋权理论与旅游发展中的社区能力建设[J].旅游学刊,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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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左冰.旅游增权理论本土化研究_云南迪庆案例[J].旅游科学,2009,(2).

[12]王慧娟.增权:一个理论综述[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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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J].学术研究,2004,(12).

旅游概述篇3

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大洲,是一个旅游环境非常神奇的地方。它东西方文化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民俗文化、绚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地域景色和别具一格的建筑风貌。在其广袤的国土上分布着13个旅游区(图略)。辽阔的东欧平原和西西伯利亚平原是俄罗斯田园风光旅游佳地,尤其是东欧平原优美的自然风光与现代城市建筑构成了引人入胜的旅游区;南部的土兰平原则是极具神秘色彩的沙漠旅游区;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高加索山脉是世界著名的休闲旅游和避暑消夏的胜地;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地区则以气候寒冷、森林茂密、雪海浩瀚和民族风情迥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

一、风格迥异的旅游区

在俄罗斯13个旅游区中面积最大的是北部旅游区,人口最多的是中央旅游区和伏尔加河沿岸旅游区,最具地域特色的是西部旅游区、北部旅游区、高加索旅游区和乌拉尔旅游区(表略),最著名的是中央旅游区(莫斯科)、西北旅游区(圣彼得堡),而开发得最早的则是亚速海—黑海旅游区。亚速海—黑海沿岸旅游区位于俄罗斯南部。这里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如春,属地球最北端唯一的亚热带气候区,所以旅游业极为兴盛。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这里一直是俄罗斯人海滨度假的首选目的地,每年接待旅游和疗养的人达数百万。这里有被称为“夏都”的俄罗斯最大的海滨疗养胜地索契。索契坐落在俄罗斯黑海沿岸,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俄罗斯最大的海滨温泉疗养地,也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旅游中心之一,更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旅游者的天堂。这里最为丰富的旅游资源就是天然的海水浴场,150多公里的沿海疗养区有50多家疗养院常年开放,每年疗养和旅游业的收入占当地经济收入的80%以上。大阿洪山、阿古拉第一瀑布、红波梁纳、波察诺夫溪流、索契历史博物馆、里维耶拉公园和马采斯塔矿泉都是这里最著名的旅游疗养区。不同种类的矿泉和不同温度的温泉是高加索旅游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举世闻名的高加索矿泉区和著名的山地滑雪疗养地栋巴伊是以登山、滑雪和山地运动为主的体育旅游基地。坐落在高加索山脉北坡的阿迪格共和国是一个气候与自然景观均多样化的最著名的综合性旅游区,山地徒步旅游、骑马旅游和水上旅游都是其开展的旅游项目。高加索旅游区虽然生态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但是由于交通不便和旅游基础设施较差等原因,目前去那里旅游的人并不多。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和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使这里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该旅游区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已获准辟建为国家旅游休闲型经济特区。目前,北高加索最大的矿水城正在与数家国外大型航空公司协商,拟开通意大利、德国和中国的新航班[2]。乌拉尔旅游区地处乌拉尔山两侧。位于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之间的乌拉尔山是欧亚两大洲的地理分界线。欧亚界碑屹立在山脉东麓山坡前,引人注目。发源于乌拉尔山的乌拉尔河是欧亚两洲之间的界河。叶卡捷琳堡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城市,市区内外自然景区达50余处,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市郊的欧亚分界线,在市区的13座自然景观公园中,最著名的是中央文化休息公园。著名的景观还有“石帐”、维尔依赛特斯基湖、卡塔奇湖等。在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的植物园、乌拉尔国家林业技术研究院的花园里都种植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稀有植物。加里宁格勒州是西部旅游区唯一的,也是俄罗斯最小和最西部的联邦主体。它位于波罗的海东岸,北部和东部与立陶宛接壤,南部与波兰交界。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立陶宛、拉脱维亚与白俄罗斯的独立,该州就成了远离俄联邦本土的飞地和“孤岛”。该州居民陆路进出俄本土,必须经过两个国家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琥珀储量占全球的90%,年产琥珀400吨,创产值300万美元,产品销往日本、波兰、立陶宛、德国等国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2007年该州获准辟建国家旅游休闲型经济特区。北部旅游区是一个多山和环北极的地区。摩尔曼斯克州几乎所有土地都处在北极圈内的科拉半岛上,阿尔汉格尔斯克州辖有北冰洋上的新地岛、弗兰茨•约瑟夫岛、索洛韦茨基群岛,马加丹州几乎有一半的土地在北极圈内,而美丽的堪察加半岛又处在火山和温泉的环绕之中。这里有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自然景观,是俄罗斯文化古城和北极探险基地,已推出几十条旅游线路。可以在白海和巴伦支海以及半岛上的上千个湖泊和河流上开展水上旅游、钓鱼和狩猎,可以在冻土带乘坐鹿拉雪橇观赏北极光。此外,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寒极之旅、马加丹州的极地探险、楚科奇自治区的极光和海洋巨鲸观赏等,都是俄罗斯最独特的旅游项目。

二、特色鲜明的旅游资源

俄罗斯拥有独特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它自北向南分极地荒漠、苔原、森林和草原几个自然地带以及高加索与阿尔泰等高山地带。茂密的森林、肥沃的草原、高耸的山地中生存着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自然生态旅游资源遍及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地区拥有庞大的生态资源系统和独具特色的地文景观。俄罗斯悠久的历史和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也是其发展旅游业的有利条件。俄罗斯的自然和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第4位。在现有世界遗产名录所囊括的138个国家的162处自然遗产、644处文化遗产以及24处自然文化遗产中,俄罗斯仅建筑历史文化古迹和自然遗产就有23项(图略),其中自然遗产12处。无论是自然风景区,还是古典建筑群,每一处都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丰富的森林和水系等旅游资源分布在俄罗斯各地。俄动植物种群十分丰富,且各有特色。著名的西高加索山保护区是少数尚未受到人类干扰的山脉之一;阿斯特拉罕是世界上重要的鸟类科研中心;北极圈内的弗兰格尔岛是世界上最大的白熊“产房”,也是俄罗斯唯一的白雁筑巢地;堪察加克罗诺茨基自然保护区中的动植物几乎全部被载入《珍稀动植物手册》,仅鸟类就有215种;秋明州南部的尤甘自然保护区是西西伯利亚平原最大的泰加林景观;车里雅宾斯克州的伊利缅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天然矿物博物馆;阿尔泰山脊是整个北冰洋的至高点,也是鄂毕河的源头;萨哈林岛是俄罗斯最大的岛屿;堪察加半岛是俄罗斯唯一的火山区;位于勒拿河与奥布托姆河流域的“勒拿之柱”则是一个集多山岩石、沙丘和古人类遗迹为一体的国家自然保护区。俄罗斯传统的教堂建筑具有斯拉夫式教堂艺术风格,是拜占庭式教堂艺术与罗马教堂艺术、古罗斯神庙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仅有记载的古罗斯时期建造的东正教教堂就有四百多座,而具有俄罗斯特点的教堂则数以万计[3]。在俄罗斯,几乎每个城镇甚至偏远山村都建有各具特色的教堂,许多地方还有以教堂和修道院为主的建筑群,成为俄罗斯特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俄罗斯非常重视对文物和历史建筑的保护。据统计,目前全俄有各类博物馆2229个,大体分艺术馆、历史与考古博物馆、地方志博物馆、自然科学馆、科技馆及综合馆等几类(图略),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西部。其中,与巴黎卢浮宫、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称世界四大博物馆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莫斯科最古老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反映苏军保卫祖国光荣历史的军事博物馆、展示世界民族文化的艺术博物馆以及名人故乡和纪念地等。此外,还有一些博物馆型城市,如苏兹达尔在仅有的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建有200多个12—19世纪的宗教和历史建筑。俄罗斯各地的医疗康复疗养中心对发展休闲保健旅游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亚速海、黑海、里海、太平洋和贝加尔湖沿岸有众多以疗养度假为主的医疗康复中心。特别是黑海之滨、高加索山脉和堪察加半岛是著名的旅游疗养胜地,不仅有天然海水浴场和由火山形成的大量温泉,还有数百个拥有丰富的矿泉和泥浴等自然资源的疗养地。俄罗斯东部地区最著名的是萨哈林的列索戈尔斯基、伦斯基和达金斯基地热源,滨海边疆区在矿泉和泥浴用泥产地的数量上名列前茅。贝加尔地区也有数百个具有医疗保健功能的旅游基地和休养基地,如外贝加尔边疆区的莫落科夫卡、塔拉松、库卡和达拉松,伊尔库茨克州乌索利耶城郊的矿泉泥疗疗养区,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的乌格萨海、兹姆卡、阿乐哈奈和郭尔布尼卡湖(泥疗)疗养地。

三、发展空间巨大的旅游市场

旅游作为俄罗斯的新兴产业,近年来显示出巨大活力和美好发展前景。目前,旅游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有超百万人在从事这个行业。2010年全俄旅游直接收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连带相关产业的收益占6.5%;酒店和旅游运营商有偿服务收入2030亿卢布,增长3.1%。目前,俄罗斯共有4500家旅游运营商、约1万家旅行社为游客提供服务。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塔利布•里法伊认为,在未来十年内,俄罗斯人将是世界旅游者的主体[5]。

(一)国内旅游市场俄罗斯的旅游基础设施基本上是苏联时期建造的,主要是建在不同地理条件基础上的特色疗养区———山地疗养区、气候性疗养区、泥疗疗养区、治疗疗养区、海滨疗养区、森林和草原疗养区等。因此,俄罗斯公民国内旅游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以疗养度假为主。亚速海、黑海、里海、太平洋和贝加尔湖沿岸是其主要旅游活动区。莫斯科、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特别是黑海之滨的旅游疗养胜地索契都是旅游者聚集的地方。国内游客主要来自中央、西北、南部、伏尔加河沿岸、高加索、乌拉尔、鄂毕—阿尔泰等旅游区。2010年俄罗斯国内游客为3200万人次。俄罗斯体育旅游和青年部副部長娜捷日达•纳津娜认为,俄罗斯的旅游潜力可以达到在2016年前每年接待4000多万外国游客,同時每年向5000万本国公民提供旅游服务[6]。

(二)入境旅游市场俄罗斯的入境旅游依然以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伏尔加河沿岸等城市为中心。来俄罗斯的外国人中有80%是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只有20%去其他地区。莫斯科接待外国游客年均超200万人次,2007年曾达450万人次(见图3)。到莫斯科旅游人数最多的是德国,美国占第二位,其余游客多来自芬兰、土耳其、法国、英国、意大利、中国、波兰、捷克、以色列、日本、西班牙、波罗的海和独联体国家等。近年来,赴俄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每年都有近百万人次,其数量已居俄客源国的第三位,仅次于德国和美国。同时,中国也是莫斯科重要的客源国之一,已占第四位。为此,莫斯科市政府非常重视发展中国市场,在其城市旅游业十年发展规划中已将开发中国市场放到重要位置。目前,在俄罗斯政府指定接待中国旅游团的近百家旅行社中,莫斯科市就有27家。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情况类似,只是接待中国旅游者人次略少于莫斯科。除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传统旅游地外,远东旅游区也成了国内外游客最喜欢的休闲观光、宗教文化、自然生态和极地探险旅游之地。

(三)出境旅游市场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统计,自21世纪初以来,出国旅游的俄罗斯人增加了35%,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俄罗斯人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外来游客的主体,如埃及和希腊等,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俄罗斯游客也越来越多[5]。2010年,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为240万人次,而出境旅游的俄罗斯人则达到1200万人次。俄罗斯的入境游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按照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10年全球入境游增长近7%,而俄罗斯只增长2%[6]。俄罗斯居民出境旅游首选土耳其,其次是中国。俄罗斯旅游者喜爱的国家还包括以色列、葡萄牙、匈牙利、希腊和阿联酋。近年来,到日本和越南的游客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商务旅行赴德国、奥地利、荷兰、意大利、瑞典、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游客较多。2010年俄罗斯到中国旅游者超过237万人次,同比增长36%。俄罗斯旅游业协会副总裁尤里•尔济金宣称,2010年俄罗斯游客带往境外的资金达265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外国游客带入俄罗斯的资金只有89亿美元。

(四)对华旅游市场多年来,在中俄两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两国的旅游业和旅游合作均保持了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目前已发展成互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国和目的地,旅游业均进入大众化、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2011年两国互访游客达300多万人次。如今,俄罗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的100家旅游组织和公司取得了对我国免签证旅游权。前往中国旅游的俄罗斯人中,来自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居民仅占20%,大多数(150万人次)随旅游团免签进入中国的是俄远东地区居民,他们已经成为黑龙江省主要境外客源市场。俄罗斯旅游运营商协会分析中心对远东地区12个城市250家旅游公司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俄罗斯远东地区大多数居民选择前往中国旅游。冬季和夏季前往中国旅游的人数都很多。冬季前往中国旅游的人数占异地旅游人数的70%,而夏季则约为60%。大多数远东游客的消费不超过3万卢布。43%前往中国旅游的远东居民选择海滨旅游城市,最受欢迎的是海南[8]。近年来,赴香港旅游的俄罗斯游客也在逐年增加。2010年俄罗斯赴港游客数量是8.7万人次,比上年增加了1倍;2011年超过13.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52%;2012年1~3月,游客数量达到4.4万人次,同比增加77%。促使俄赴港客流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香港对俄公民实行免签入境及优良的航空运输服务。低价购物、当地美食、葡萄酒和主题公园一直吸引着俄罗斯游客赴港旅游[9]。

旅游概述篇4

1、纪信故乡,忠义之邦

(1)文化渊源。“大汉从这里走来”。西充的忠义文化源远流长,可追溯到西汉初期。当时楚汉相争,刘邦手下有一名将军,名为纪信,在高祖身陷重围时,他舍身救主,引开追兵,最后护得刘邦逃离而自己却被投下油锅。这位纪信将军便是西充人士,他作为“兴汉第一人”,对汉朝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有很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他舍己护主的忠义精神代代流传,已成为了西充精神。

(2)具体规划。目前,纪信的故里———西充县紫岩乡,并没有开发出相关的景区。慕汉将军之名而来的游客只能在县城里的纪信广场上看到有关纪信将军的浮雕,或者在晋城西外木角乡黄桷桠黄桷树下,站在汉将军的功德碑前予以凭吊。首先,可以在纪信将军当年的出生地塑其雕像,修复其府邸,可供游人凭吊。其次,可以在每年固定时间开展纪念将军的一系列活动,如“纪信替死演艺活动”,形成西充人民的特殊风俗习惯,这样可使独具魅力的西充吸引来世界的目光。

2、民盟之路,张澜故居

(1)名人效应。西充山水孕育了一代伟人:民盟创始人———张澜,他的一生就如他的字“表方”:表里如一,方正做人。他的一生为官清廉,为民请命,两袖清风,朴素节俭。现在他的故里莲池乡仍保留了他当年简朴的居所,且近几年来,中央播专款来开发张澜故居,西充花巨资以打造民盟之源,在人们共同努力下,张澜故居可谓是“名景结合名人,山水结合文化,”并将于明年初完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申报。

(2)相关建议。在如此极力打造之下,照理说前来参观的人应当络绎不绝,但事实上该故居远不如小平故居旺盛的人气。本文所探索出的原因如下:其一,张澜故居的核心景区是最近四年才大力打造出来的,建成时短,名气还没有打出来;其二,故居位置偏远,交通不太便利;其三,还未深入结合名人文化,形成独具特色、别具一格的文化魅力。具体解决办法如下:首先,宣传工作应当做到位,可以把新闻媒体用作传播的载体,把各大网站作为宣传的工具,以扩大张澜故居的知名度;抑或是跻身于红色旅游之列,多多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提升故居的内涵地位。其次,交通问题,该故居位于莲池乡,离县城较远,且去往该地的公路大多狭窄而蜿蜒曲折,如若此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故居必将人气大增。最后,在打造独特魅力方面,可以结合张澜节俭朴素的品格,并将其作为又一西充精神,在中小学各大校园内大力推崇节俭之风,开展一系列的教育活动;在各大企业与单位多多宣扬廉政思想,开设一项廉政评估项目,以此鼓励西充人民传承勤劳节俭的张澜精神。

(二)传承充国传说,扬我灵山秀水

(1)现状及设想。正如有人所描述的“西充县化凤山北连秦甘,南襟巴蜀,九条渠象溪左绕,虹溪右旋。春柏华茂宛若游龙,秋华荣曜翩如惊凤。物华天宝有凤栖之形,地杰人灵成龙盘之势。”此山是来西充来观赏的游客的必游之地。作为西充县城内的一大景点,化凤山仅以它怡人的风景就吸引了大批游子。但其实化凤山的魅力远超于此。该山在西充儿女的眼中是母亲般的形象,因为在西充,世代流传着一个关于此山的神奇传说,这让我们更加热爱它。如果这个传说能更加广泛的为人所知,或许化凤山的美名将会更加广为传颂,前来观览它的游人更会多不胜数。

(2)相关传说及意义。据民间相传,唐代一位阴阳家离开中原,用了10余年时间,翻秦岭,沿巴山,撵龙捕脉来到九条渠山脉,探得宝地穴位,便在这里造屋农耕,繁衍后代。果然子孙兴旺发达,富贵荣华。后来,县城有位财主妄占其墓穴,便带家丁趁拂晓去抄阴阳家的坟穴。谁知刚到坟冢,突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暴雨如注,财主正欲挥锄,墓穴中却飞出一对凤凰,顿时雨过天晴,霞光万道,凤凰起舞。所以人们后来叫此山为化凤山,由此而得名。如果我们为化凤山打上这一层神秘色彩,且将这个传说广为讲述并世代传承,让更多的人知道西充有这样一座神奇的山,保佑着这一方水土,孕育着代代能人,或许将会有更多的四方游客怀着敬畏之心来瞻仰它。

(三)关注旅游文化,投以资金支持。

据悉,如今的旅游者,大部分已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欣赏了,他们更希望能深入到旅游的人文环境中去。发展旅游文化,让旅游者通过游览大好河山,领略历史文明及灿烂文化,不仅可以让旅游者感受到观赏的乐趣,同时,还受到了中华传统精神品格的熏陶。正如学者所言“对内,可增强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继承,对外,可以增进彼此了解,消除文化隔阂。可以说,旅游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人类创造一个和平的生存空间。”因此,西充若想在名胜古迹云集的中国旅游业上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倾注大量的心血来打造旅游文化,与之对应的便是相关资金的投入。在发展旅游业上,应当合理安排资金用度,不过于奢华,也不要吝惜投入。我们需要采用科学的办法,结合文化创意与经济效益为一体,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提高西充知名度。

二、结语

旅游概述篇5

[关键词]旅游哲学;逻辑走向;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9-0094-08

1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重视旅游哲学和休闲哲学的研究,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著名学者成思危先生强调休闲与旅游研究应该在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应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同年,在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上,多位学者的论文涉及休闲哲学和旅游哲学的内容,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著名理论家、长期关注旅游与休闲研究的于光远先生强调指出:“任何一门学问离开哲学的考察,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只见表面,不见本质……我认为,目前的旅游理论研究中缺少人文文化精神,缺少哲学的思考……我希望能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旅游问题。”同时,于光远强调对于旅游的概念、旅游的本质、旅游的精神价值、旅游的价值观等旅游哲学问题的研究。他还着重指出:“哲学对于休闲研究来讲是灵魂,是核心。”众所周知,旅游是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主要方式,那么,哲学显然也应该是旅游研究的灵魂和核心。哲学既是认识旅游的起点,也是认识旅游的归宿。离开哲学思考,旅游研究便有可能囿于浅薄和功利,就有可能沦人低俗或庸俗,旅游科学也无疑失去了作为一门“人学”的真正意义。

笔者撰写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作为国内第一本旅游哲学专著,张斌先生肯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指出了研究上的一些不足。《旅游哲学引论》出版后,笔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研究能力、学术积累和环境条件等有限,该书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旅游哲学引论》的出版只是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主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事实上,自《旅游哲学引论》出版以来,旅游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内发表的有关对旅游进行哲学思考或以哲学视角探究旅游的文章日益增多。近年来,笔者仍一直在坚持旅游哲学这项研究工作,现已完成《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书稿。该书稿在《旅游哲学引论》一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目前,笔者在旅游哲学的研究探索中,时常感到一些困惑与迷茫。值此之际,笔者拜读到张斌先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的文章-z-,对某些问题感到茅塞顿开并深受启发,该文对促进旅游哲学研究和探索颇有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一文颇有新意和见地,其中有些观点非常中肯且具有启示和建设意义,作为《旅游哲学引论》的作者,笔者对文章中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认可和赞赏,但对某些观点觉得有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必要,基于学术争鸣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故此撰文以求教于张斌等方家。

2对文章中值得肯定并具有启示意义观点的思考

张斌先生认为:“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要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才能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这种建立在哲学逻辑之上的研究体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体系。”笔者对此观点非常赞同,也意识到《旅游哲学引论》“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这的确是笔者今后在旅游哲学研究上应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论述有些不当,提出的“作者在此用价值论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用‘旅游的真善美’代替旅游存在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笔者对此观点基本认可。笔者在写作《旅游哲学引论》时主要是从对本体论追求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本体论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更是一种终极关怀。哲学的终极关怀具有崇高的理性,它致力于追求终极之真、终极之善和终极之美。旅游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本体论的观点出发,努力揭示旅游现象的本质,力图阐明旅游的真、善、美,寻求旅游的“安身立命之本”,为旅游者及旅游利益相关者创造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与现实指明方向,体现对旅游的终极性关怀。而哲学对真善美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寻求真善美之所以为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对“本体”的追求。换言之,求真、求善、求美也是哲学本体论应有的承诺与追求。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进行论述,但从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和知识逻辑上考虑,将其放在张斌先生所认为的“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可能更为合理,因为西方哲学广义的价值论包括对伦理学(善)和美学(美)的研究。

张斌先生对旅游价值论基于“需要”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时候主体才会出现旅游这种必然的需要?旅游价值对主体需要是偶然性的还是必然性的?如果产生了旅游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在主体内又是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的旅游价值主体和客体,旅游价值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旅游价值客体如何满足不同旅游主体的需要?按照社会中人们的正常生活逻辑,旅游价值必然是建立在人的生存需要和价值满足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旅游哲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研究课题。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展开论述,有些不够严谨,有些内容安排欠妥当。张斌先生就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部分采纳。

此外,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伦理等研究内容尚未能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有的地方论述欠严谨等一些观点,笔者大都表示赞同,这里不一一敬复。

3对文章中一些观点的商榷与进一步认识

3.1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问题

张斌先生认为:“作者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导致了《旅哲》的旅游哲学构建和逻辑走向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对旅游概念进行评述时,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在列举了六种旅游概念后便直接做出了判断:‘除其一、其四中谢彦君教授的两种定义外,其他大多没有抓住旅游的目的和本质’。”笔者认为,张斌先生不应该孤立地从第二章“旅游概念的哲学辨析”来看这个问题,《旅游哲学引论》在第三章“旅游的表象、内涵与本质”就对旅游的概念进行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深入论证了第二章笔者提出的旅游概念。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著作写作的需要(如章节平衡等问题)。旅游概念不能凭空提出,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有的旅游概念研究的“地基”进行清理。德国大哲学家康德(Kant)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是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哲学总是不断批判性地澄清现有的一些常识,对人们熟知的概念进行反思分析,这是哲学研究的起点,这同样是旅游哲学研究的起点。旅游哲学认为,澄清现有的有关旅游的常识与概念,进而认识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旅游本质认识的旅游概念不能凭空产生或妄加臆断。因此,在论述旅游概念与本质时,首先列举和综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概念后,再做出分析判断是很有必要的(何况林林总总、纷繁芜杂的旅游概念犹如一团乱麻,更有梳理、缕析的必要)。这与旅游哲学“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并不矛盾,而且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张斌先生质疑《旅游哲学引论》论述旅游概念“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逻辑或思路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思路并没有错,也是本人一直所坚持的。这是因为,在理论原则上讲,旅游与休闲本质同一,休闲属性是辨识旅游的试金石。休闲是指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或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自由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等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旅游的本质是以消遣、审美等为主要目的的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它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异地休闲活动。澳大利亚旅游学者维尔(Veal)曾经明确指出:“休闲和旅游两种现象的重叠之处在于:旅游可以被看作是发生在离家较远地方的一种休闲形式。”国内外类似的旅游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旅游人类学对旅游的基本定义更是纳入“休闲”的范畴。经过多年的讨论,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并基本达成共识。如徐菊凤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谢彦君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彭兆荣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旅游与休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休闲是旅游的主要目的与归宿。旅游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闲暇、闲钱(可自由支配收入)、闲趣,须臾离不开“闲”字,休闲是旅游研究的逻辑前提,旅游是休闲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旅游与休闲都是人与日常生活、工作背反的另类生活方式。休闲属性是旅游的基本属性之一,如果完全脱离休闲的概念框架,旅游研究就容易误入“概念泛化”或“本质异化”的歧途。当然,严格地讲,旅游与休闲也有着区别,只能在理论原则上和范畴意义上把旅游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而落实到具体的旅游活动时,对休闲概念的使用和认识应该有意义边界的限定。笔者曾经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与休闲》一文中深入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并在《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中提到:旅游用最简略、最通俗但不很严谨的语言表述,旅游在本质、原则上可以被视为“休闲型旅行”或“异地休闲性活动”,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述。但在定义旅游或表述旅游概念时,为严谨起见,似乎不宜采用“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或“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这样的定义。因为这种表述虽然不算错,但由于过于简略而显得欠严谨,同时也不够明了,缺乏“目的”、“内容”和“本质”等必要内涵的清晰表述,且有些解释不够到位的感觉,也容易让人“钻牛角尖”。笔者倾向于这样定义旅游的概念:“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总之,基于旅游与休闲本质的同一性(身心自由体验),旅游哲学研究应正确认识旅游与休闲的联系,并将旅游概念这一涉及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至于张斌先生追问“按照书中的逻辑,旅游既是一种休闲,那么将旅游的理论放在休闲学中论述就可以了,还有必要单独建立一门旅游学吗?如果对旅游概念向前进行逻辑清理,我们会看到:休闲本身是否成为一门学科?”笔者以为,这一认识有些偏颇。众所周知,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学者都是将旅游置于休闲的框架进行研究的,不少高等院校将旅游人才培养放在休闲专业。因此,将旅游置于休闲框架进行研究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笔者一向认为,旅游虽然是一种休闲,但不等同于一般休闲活动(休闲是“必需品”,而旅游是“奢侈品”),旅游以异地性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休闲活动,具有研究对象与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乃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学科之间区分的依据。旅游研究的对象与休闲研究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旅游现象中的具体矛盾主要表现为:旅游者日常生活环境禁锢和生命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空间距离的矛盾,旅游供给与需求矛盾,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矛盾,旅游开发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构成旅游科学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与休闲的联系质疑旅游和休闲各自的学科地位是不合理的。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结合张斌先生的认识,笔者认为,应以哲学理论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哲学领域的角度,系统研究旅游的概念与本质、旅游的功能与效应、旅游伦理、旅游异化、旅游者的精神世界与旅游境界、旅游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社会文明进步、旅游发展观、旅游研究方法论、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等有关旅游学研究中基本的、切关宏旨的、但目前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见图1)。笔者以为,对这些问题或内容的研究理应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

3.2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某些概念与观点问题

关于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中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元概念——“旅游”定义中的“异地”、“愉悦体验”的质疑,笔者新近发表的《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重点说明和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本文就不在此展开赘述了。这里仅仅作两点简要说明:一是关于“异地”的理解。《旅游哲学引论》中所讲的“异地”主要应是指“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张斌先生在文中反诘的特例“飞机或者火车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到了异地之后,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朋友一起上咖啡馆喝咖啡聊天或者到当地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这些活动按《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到底是属于休闲活动还是属于旅游活动?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休闲活动而不属于旅游活动!因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这些短暂行为并没有完全远离“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和完全脱离工作职责的束缚(不具真正的“身心自由的体验”),这个所谓的“异地”仍是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而不是旅游概念上的真正“异地”。何况这些短暂行为与《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定义中的“以消遣、审美、求知为主要目的”的前提根本不符。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来这个“异地”的主要目的是履行工作职责而不是来短暂地“喝咖啡聊天、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因此,《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并没有矛盾和错误,是基本抓住了旅游的本质的。二是关于“愉悦体验”的理解。笔者曾经同谢彦君教授进行过交流并达成基本共识,“愉悦”一词并不等于“快乐”,它更接近的意思是“”。而“”未必都是以快乐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痛感”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探险旅游始于“痛感”而终于“”,悲剧审美来自“痛感”的克服)。“愉悦”主要是指旅游者因某种身心匮乏而得到的“补偿感”,“愉悦体验”是旅游的主要价值追求所在。只要认真钻研一下有关美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对于“愉悦”这个疑问就会涣然冰释。总之,对旅游的“愉悦”这一本质特性不能狭隘地片面地理解,更不应以偏概全、以矛盾的特殊性(如黑色旅游、中国特色的红色旅游)否定普遍性(愉悦体验),对此还是应该本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地钻牛角尖。再说,旅游概念根据接近本质的程度有着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的层次区别,黑色旅游、红色旅游(所谓的红色旅游在我国大多是单位组织、公款消费,目的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旅游发生必要条件“闲暇”、“闲钱”、“闲趣”等不大搭边,且“身心自由体验”比较有限)只能视为准旅游进行理解。笔者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将旅游的本质视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已很少使用“愉悦体验”一词,主要不是因为“愉悦体验”的观点有什么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曲解、误解,并有利于更准确地表达旅游的本质。

张斌先生不认同“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的结论,认为“在这种泛用普适的逻辑结构中,旅游认识论被彻底遮蔽,如何认识旅游的本真性已经遥不可及”。“体验是旅游的本质”这句话是《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四节标题,它是对应书中前面第二节“经济是旅游的表象”、第三节标题“文化是旅游的内涵”而言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文字上的对仗与工整,这里的“体验”有特定内涵,不能简单化地仅从这两个字面上理解。笔者在《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二节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旅游的本质是“异地身心愉悦体验”。这种“体验”(笔者新的认识是“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活动所特有的,是旅游学科和旅游哲学构建的“原点”和“共核”,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贯穿的红线。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别的东西。笔者研究认为,旅游学科的构建和研究应该以“体验”作为基本视角,具体来讲是紧紧围绕“体验”这个共核或基于“体验”这个视角进行研究,进而向相关学科领域拓展、融合。如旅游地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环境与资源或旅游体验场景,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经济规律与旅游消费规律,旅游心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心理与行为,旅游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审美活动,旅游伦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道德伦理规范,旅游哲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本质,如此等等。凡是与“旅游体验”无关的或游离太远的学科领域,就不宜作为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这样,可以避免旅游科学研究迷失方向或信马由缰、四处游离的现象,从而形成具有旅游本质特征与深厚人文内涵的分支学科和中心凝聚、有机整合的学科繁荣局面。这也是对旅游学科构建的哲学分析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将旅游的功能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妥,认为作者混淆了旅游功能与旅游价值的区别,“忽视了旅游功能的价值关系前提,必然造成旅游功能的误读”,认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用“需要”界定价值更为合理,用大量篇幅并举例进行了思辨。笔者认为此观点很值得商榷。目前,学术界对价值的理解是多元化的。如国内外学者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有数十种之多。有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属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合目的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有用性”界定价值,也有的学者用“意义”(或从“价值与意义相类比”的角度)界定价值、理解价值。早些年在哲学研究上,较多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即在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上理解价值;也有较多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认为价值属于关系性范畴,“价值是表示客体(一切客观事物)与主体(人)的需要关系,是表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肯定与否定关系”。那么,主体需要是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从当今哲学观点看,显然不是!如生态哲学认为,把主体需要作为判定价值的标准或单纯用“需要”界定价值是人类中心主义或私利主义的观点,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万物所固有的、不依赖人的评价而客观存在着的非工具价值。它是生态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是自然获得道德关怀资格的基础,是自然获得权利的前提),它离开人的需要也有自己的重要价值(如孕育、繁荣生命的内在价值),不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思考价值关系不一定非拿人的需要作为参照系,人虽然是价值的评价者、发现者、衡量者,但却不是价值的赋予者。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需要有正当与不正当、健康与不健康、合理与不合理、有益与有害之分。例如吸毒、、挥霍、掠夺性开发资源,都是从主体需要出发的,这些需要都是有害的需要。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必然产生混乱,甚至会做出荒谬的评价。所以主体需要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什么标准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现代哲学研究倾向于用“功能”或“效应”界定价值,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与客体双向建构、相互制约、相互对待的效应关系,或者说是客体属性与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主体在价值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又克服了忽视客体作用的缺陷。旅游功能不同一般自然物的功能,它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它必然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的效应关系,在价值的评判上更应该以社会效应为标准,而不仅是以人的需要为标准。因此,刘长凤等学者研究认为,以效应的视角来界定旅游价值更为科学。旅游价值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效应或者说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功用和影响。旅游价值取向上必须全面满足旅游与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基于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和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的综合功能和旅游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两个层面论述了旅游的价值。撇开旅游功能与效应而单纯从人的需要角度谈旅游价值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何况发挥旅游的应有的功能与效应是当前旅游发展切关宏旨的大问题,更应值得旅游哲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经过认真思索,本人目前还是较倾向于将旅游功能与效应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过有必要对于这一部分进行逻辑分析与缘由说明。至于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列举的负面效应,仍然是旅游功能,只不过是负面功能,将这两论列在‘旅游价值论’之外,而且并列成章似乎不符合哲学逻辑”。笔者以为,张斌先生可能对“功能”、“价值”的概念理解有些偏差或不够全面,而且没有很好理解作者的著述意图。《辞海》、《百度百科》等都明确解释“功能”的词义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或效能”;“价值”是具体事物具有的一般规定、本质和性能,其词义一般多指“积极作用”。因此,“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中列举的旅游异化现象与负面效应最好不宜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否则有些不符合哲学逻辑,也不大符合基本常识。哲学的本职工作就是反思与批判,矛盾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旅游特别需要用“反思与批判”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将其独立成章(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主要是基于这种考虑。

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价值观中对于旅游价值判断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把旅游价值判定为“旅游是生命对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精神的放飞,是对现实生活羁绊或人生枷锁的挣脱,旅游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灵魂的洗礼”,“旅游是充盈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是灵魂的升华”等内容有点失之简单,并对旅游层次中的“神游”的价值判断提出商榷,认为“又有多少人能达到作者所设想的‘对旅游本质与真谛的认识最为透彻’的境界”,这一内容是在“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标题下进行论述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判定”(张斌先生所言)旅游的价值,而是指旅游的理想追求。哲学研究应是理想化的追求,如海德格尔提出“诗意栖居”观点并为此坚贞不渝的研究。事实上,人类社会的生态与人文环境现已千疮百孔,人的心态已严重失衡,哪能“诗意栖居”?但哲学是一个追求本真、纯粹、理想、崇高与诗意的学科,最有责任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归。何况,《旅游哲学引论》并没有否定低层次旅游(如“俗游”)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只是说明旅游层次与价值有高下之分,应注意引导而已。这与张斌先生认为的“旅游者的需要不同,对旅游价值的评价也会不同”的观点不存在矛盾。

3.3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按照什么模块来建构,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旅游哲学引论》中,笔者是按照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张斌先生在作必要的肯定的前提下认为:“作为学术研究来讲,开拓与创新固然可贵,但不意味着可以抛弃传统而不顾。旅游哲学作为应用性的创新哲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哲学框架时,其依托思路还是要参照哲学原有的成熟框架。《旅哲》的八个部分很容易使读者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八个相等的层级内容。对应哲学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旅哲》框架划分方式及内容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内在逻辑。”张斌先生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讲,哲学基本框架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形而上学等)、认识论或知识论等和价值论”,并认为应按照此传统来构建旅游哲学的研究框架。笔者按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主要是考虑著作编写的需要(如追求体系的完整、章节内容的全面与平衡。现在看来,其中有些地方显得不够严谨,如将旅游本质论与旅游本体论并列,且对某些内容的写作安排产生了一定束缚作用),但不意味着笔者就认为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应该按照这八个方面来构建,这只是该著作的一种写作风格而已。对于旅游哲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问题是仅仅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三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否过于机械和简单?这“三论”的内容也不能截然分开,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对关系。何况认识论的外延太广,有些旅游研究内容的归属很难准确界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实践论又如何在旅游哲学研究体系中体现,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构建旅游哲学研究体系,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明确旅游哲学的“应用哲学”性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其他哲学和中国哲学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解决旅游中的实际问题,在研究上有所发展和创新,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4结语

旅游概述篇6

一、问题的提出

旅游学科中的许多概念,如旅游开发、旅游经济、旅游地理、旅游文化、旅游心理、旅游公关、旅游美学等等,基本上都存在不严格、不清晰、因而“不可靠”的问题。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开始于描述世界的概念的形成。在逻辑上,“是什么”的问题,先于“为什么”的问题。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是在对对象的描述、分类、整理、比较、和量化的概念框架中进行的。因此,新学科要成为一门真正的常规学科,严格的、清晰的有效的概念构建是其不可逾越的基础工程。

(一)概念有两种描述词语,一是指涉及某一类事物,具有一定性质的一切事物,如学校、旅游等;二是指涉个别事物,如马克思、非洲狮等。普遍性概念要满足科学研究的要求,需要经过三个上升的环节:

1、构建直觉定义。定义开始都是直觉定义,其基础是我们对于某种特殊现象的感觉。根据皮亚杰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儿童在开始组织世界时都是直觉定义------虽然,大多数人在成年时仍然沿用这种直觉方式,但它能满足日常生活交流的需要;

2、构建抽象定义。直觉定义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要求,所以要经过进一步发展,就是要上升为抽象定义,如在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研究中使用的概念即抽象概念:正义、幸福、价值、真理、自由等等就是经常使用的抽象概念;

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作为一个人,他在开始学术研究时,是凭直觉去把握对象的。他凭直觉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研究的东西”。然后,他划定对象的边界,并给它起一个名称,于是,产生了直觉定义和抽象定义。

3、构建操作性定义。科学研究需要更清晰的概念。为此,1923年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提出了操作性定义的要求:从抽象定义变为操作性定义,方法是“采用测量它的操作方法”来界定对象,一般是使用变项和量度,使用条件描述法、指标描述法、行为描述法来使概念具有操作性,就是确定它实际上测定的就是它应该测定的东西。于是,就完成了一个有效概念的构建。

(二)一个有效概念至少要满足两个功能:

1、分类功能。概念至少要能满足对事物进行分类的分类功能,将事物分类--二分法、三分法--多分法。不论几分,都必须坚持统摄原则和排他原则,即“非此即彼”。

2、比较功能。概念要满足事物的比较功能,即“大小”、“高低”、“强弱”等等。

只有清晰性、有效性的构建概念,概念的可靠性才能建立起来,才能在类似的情境研究中产生相类似的结果。只有这样,新学科的研究得以真正开始,形成学科共同体,不断深化对现象的认识,最终形成学科范式,使新学科从前科学成为常规科学。

在中国,旅游学是旅游业快速发展催生的早产儿,基本概念构建的不可靠成为学科发展的后遗症。

二、中国旅游学科中“旅游资源”概念的“可靠性”问题分析

2003年,颁布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的国家标准(以下简称《旅游国标》)。我们以《旅游国标》中的“旅游资源”概念来进行讨论分析。在《旅游国标》中“旅游资源”明确定义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这个“旅游资源”概念,因为《旅游国标》的权威性得到最广泛的使用。但是,问题在于,要理解这个概念,关键是搞清楚什么是“旅游吸引力”?什么是“旅游开发利用”?什么是旅游产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这就需要旅游心理学、旅游社会学、旅游营销学、旅游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联合攻关,并取得公认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否则,我们就只知道旅游资源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事物和因素”。简单地说,这个权威定义就是“万事万物都是旅游资源”。

很显然,《旅游国标》的制定者,作为人,他是凭幻觉(非直觉)去把握对象的。凭幻觉对自己说,“万事万物都可能是我要研究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划定对象的边界,因为它设定的三个附件都是无边界的。于是,他只是在“资源”前面加上“旅游”二字,算是给它起一个名称“旅游资源”。因此,这只是一种成人的投机取巧,旅游资源的定义没有达到“儿童在开始组织世界时都是直觉定义”层面,因为直觉定义也是“有边界”的,否则,它就不成为定义。所以,这个“旅游资源”概念存在三个缺陷:它不是直觉定义;它无法上升到抽象定义;它更不可能上升到操作性定义。

也就是说,《旅游国标》中的“旅游资源”概念离科学概念的构建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由于不成其为有效的概念,所以,它就不能完成概念的功能:

我们仅以概念的分类功能来分析它的不可靠性。在《旅游国标》中,编制者提出了旅游资源分类的“标准分类”和“性状分类原则”两个分类方法:

按“标准分类”分类。即根据“可作为独立观赏或利用的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单独个体”来分,旅游资源可以分为:独立型旅游资源单体,如一栋主体建筑;和由同一类型的独立单体结合在一起的“集合型旅游资源单体”,如一栋主体建筑与周围的配套建筑。b=a+a,,那么,也就是说旅游资源可以分为a类和(a+a)类两大类。这是先无中生有杜撰一个不存在的所谓标准,然后按该标准进行分类。不仅如此,此标准还让人啼笑皆非。

按“性状”分类原则分。那么,什么是“性状”呢?“百度”一下,我们知道:性状(traits)是遗传学名词,指生物体的任何可以鉴别的表型特征。生物性状有的是形态结构特征,有的是生理特征,有的是行为方式,等等。研究性状主要是为了发现遗传规律。

再看《旅游国标》按“性状”分类原则分类的结果:“依据旅游资源的性状,即现存状况、形态、特性、特征划分”。可以分为:a地文景观;B水域风光;C生物景观;D天象与气候景观;e遗址遗迹;F建筑与设施;G旅游商品;H人文活动等“类”。

显然,《旅游国标》的“性状”不是指遗传学的“性状”,而是指“性质与状态”两重含义。那么“旅游资源”的性质是什么呢?按照《旅游国标》自己的定义,旅游资源的性质,是旅游资源具有旅游吸引力、旅游开发利用价值、能产生效益等属性。假如按照“旅游吸引力”性质来分类,旅游资源可以分为产生“哪种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如可以分为产生x吸引力、产生y吸引力、产生z吸引力等类型的旅游资源。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旅游国标》的制定者先制造一个与遗传学“性状”似是而非的语词,让读者认为是一个新标准,然后回到一般用法“性质”上来,又再采用“偷换概念”的小把戏,把“旅游资源的性质”偷换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事物和因素的性质”,于是,旅游资源顺水推舟地分为“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等8大类,旅游资源分类就成了“地分成地文景观、水分成水域风光......”多么顺理成章啊!为了规避“什么水、什么地才是旅游资源?”这个基本概念问题,《旅游国标》的制定者真是煞费苦心。

我们按照《旅游国标》的分类方法对青岛崂山旅游资源进行分类,进一步揭示这种分类方法的荒谬性:

按“标准分类”分类。青岛崂山可以分为“大山和大山与许多小山”、“大动物和大动物许多小动物”、“大建筑和大建筑与许多小建筑”等n多类,绕口令!

按“性状”分类原则分类。第一步分类,把青岛崂山砍成块:它是山,属地文景观;山上有河,它是水域风光;山上有各种动植物,它是生物景观;山上有古墓,它是遗址遗迹;山上有房子,它是建筑与设施;山上有人卖矿泉水,它是旅游商品;山上有道士讲经,它是人文活动。第二步分类,把8大块砍成31颗肉丁;第三步分类,把31颗肉丁剁成155粒肉沫。景观学变成物理学,旅游资源可分为分子,再分为原子,再分为中子。

到此,相信问题已经得到说明,所以《旅游国标》中的“旅游资源调查、旅游资源评价”部分,限于篇幅,就不再分析了。参与过旅游规划编制、评审的同仁,相信都有这样的经历:评审会举行时,评审专家东拉西扯不知所云,编制者弄巧成拙一头雾水,东道主东张西望不知所云:都以《旅游国标》为依据,殊不知,问题恰恰出在《旅游国标》上:不知道什么是“旅游资源”,又怎么进行“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呢?

旅游概述篇7

[关键词]旅游基础理论;旅游六要素;旅游学科;旅游结构

[中图分类号]p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加6(2006)04―0018―05

一、问题的提出

“行、食、住、游、购、娱”,被简称为旅游六要素,在今天的旅游业界已是个应用得非常普遍的概念,这还有必要提到理论层面进行研究吗?本文的回答是肯定的。旅游六要素无疑属于旅游产业的范畴,从逻辑上说旅游产业的理论依据是旅游学。而旅游学的基本框架又是什么呢?我们翻阅不同版本的《旅游概论》、《旅游学概论》,基本上都是从什么是“旅游”和什么是“旅游者”讲起,然后不可回避地都要涉及到对旅游六要素这一基本内容展开论述,这说明旅游六要素在旅游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已经存在,但长期以来对旅游六要素理论属性的评价则非常含糊。也许是人们感到旅游六要素的提法太通俗之故,其实许多深奥的理论都可以借用通俗语言加以阐述。由于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不明确,引发相关的问题是,早先就有学者提出了“真正称得上旅游理论的理论没有形成”[1],就是到今天仍有人认为“旅游理论研究脉络不清”[2],“旅游研究出现泛化倾向,学术群体之间缺乏学术认同感”[3],等等。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旅游学理论的认识不到位或缺乏认同感?如果问题果真如此,又怎样解释我国20多年的旅游产业辉煌竟是在没有理论或理论“脉络不清”的情况下取得的呢?如果问题不是如此,旅游学的理论体系又在哪里?笔者认为,人们高度关心的这些问题或多或少与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有关,探讨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也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此谈谈个人看法,权作抛砖引玉。

二、“六要素”提出过程回顾

为了进一步探讨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这里有必要先就旅游六要素发生过程及其在旅游实践发展指导作用作一简略回顾,归纳以往大体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三要素”提出阶段。改革开放是我国旅游产业的催生婆。当时面对突如其来的旅游热潮和仓促上马的从业人员队伍,业界急于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旅游和怎样办旅游”的问题。1980年何礼荪先生提出了“旅游三要素”,系指饭店、交通和服务[4]。可能是三要素中的“服务”一词显得比较笼统,另有专家在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概论》中将“旅游三在素”解释为旅行社、交通、饭店[4]。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们从国外发达国家翻译过来一些旅游著述,如土井原的《旅游业入门》”[5]、m・马特勒的《国际旅游地理》[6]等。这些国外旅游著述中都无一例外地重点论及到旅游业与交通、饭店、餐饮、娱乐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没有将旅游诸要素提炼出一个简明扼要的综合性概念体系,因而这些著述在理论上的阐述还有欠缺。

第二阶段(1985―1990年):“五要素”提出阶段。1985年黄辉实著的《旅游经济学》中提出了旅游五要素的概念,即“吃、住、游、行、买”[7]。1987年,我国的《旅游学刊》、《旅游论丛》分别由内部试刊转为公开发行,在这两个刊物上,于英士[8]、谢长淮[9]、李治莹[10]、佘培等人各自发表文章,都使用了旅游“五要素”一词:“吃、住、行、游、买”,说明五要素的提法在当时得到学界的普遍承认,虽然流行的时期不长,但已是今天“六要素”的前身。

第三阶段(1991―现在):“六要素”提出和普遍使用阶段。1991年以孙尚清主持出版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为标志,提出了“行、住、食、游、购、娱”六要素概念[11]。此后一直沿用至今,并大量出现在旅游专业的教科书中,如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编写的《旅游概论》[12]等教材都把旅游六要素摆到基础理论的位置。

通过对上述三个阶段的回顾,进一步能说明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概念提出的滞后性

我国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而“六要素”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才明确提出来的,反映概念的产生滞后于实践,而理论滞后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一种常见的现象。这里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一直对旅游活动持否定态度,造成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严重滞后,旅游六要素最初的提出是针对旅游业发展必需要具备的基础设施配套条件而言的;二是理论的产生需要经历一个在实践与认识间的反复筛选过程,过程需要时间,六要素的出台也不例外。

2.旅游实践的指导性

“六要素”提出的历史背景正是我国旅游业起步时期,对什么是旅游和怎样办好旅游等基本问题需要有一个通俗的理论来统一大家的认知。“六要素”的提出为指导人们去认识、兴办旅游业发挥了启蒙作用,为人们构架旅游产业链提供了基本范式,所以“六要素”概念一经提出便很快得到普及,它对旅游产业实践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难以估量的,这足以证明旅游六要素完全具有理论的指导属性。

3.体系形成的完善性

今天的“六素说”理论,是由过去的“三素说”、“五素说”发展来的,每进入一个新的“要素说”发展阶段都是以结构性地增加一两个基本要素单元为标志。在“五素说”阶段,“娱”的要素还没有提高到产业要素的地位,造成了对文化产业效益的流失和旅游者对单调夜生活的不满。在“三素说”时期,因缺失“娱”和“购”两个要素,旅游产业效益的流失更大,可见,旅游六要素理论的提出是经过了旅游业不断实践、摸索和完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4.理论术语的稳定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今后促进旅游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可能还会增加,例如旅游业对移动通信和数宇化网络技术的依赖程度就已经越来越深,有没有必要用旅游七要素来代替旅游六要素呢?本文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今天的旅游六要素已成为代表旅游产业基本构架的固有术语,出于应用的需要已没有必要修改。

三、旅游六要素具有理论的属性

讨论旅游六要素是不是具有其理论的属性,仅仅回顾它的发展过程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站在理论的层面上研究它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因为理论就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的理性认识”[13]。

1.研究对象

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所对应的学科研究领域及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旅游六要素作为旅游学独有的研究对象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除了旅游学之外,没有一门别的学科能系统地把旅游六要素及其相关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

2.合成性的原理体系

旅游六要素本质上是指组成旅游产业的基本构架和产业链而言。早在旅游业出现以前,六个要素就各自独立并长期存在了,但有了六个要素不等于自然而然就有了旅游业,在合成以前的六个要素是不能称其为旅游六要素的,所以六要素和旅游六要素是两个概念。正是因为现代社会具有以前没有的一种动力能将六要素有机聚合成为现代旅游产业,如同氢、氧两个元素化合成水的原理一样,旅行社把六个要素串起来就化合形成了全新的旅游业事物,相当于由若干基因合成为旅游产业生命的新机体一样,将旅游六要素合成为旅游产业的内在动力就是旅游六要素理论属性的所在。

3.层次性的学科体系

旅游六要素远不是旅游学研究的全部。旅游学科体系结构由三个层次的系统组成(见图1):一是主体系统,旅游六要素;二是动力系统,驱动六要素合成与形成旅游产品的动力;三是支撑系统,由相邻学科和相关部门支撑起来的旅游学范畴。进一步解析旅游学的层次性结构体系,有利于探讨目前旅游基础理论研究中常遇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是觉得旅游学理论提得太多,使人感到无所适从。多见到的有“体验论”、“经历论”、“产业论”、“文化内涵论”,等等,其原因是只看到系统中的一个动力,而实际上的驱动旅游六要素合成的动力是多元的,各家只强调其中的一个动力,以偏概全,便造成了众说纷纭的局面。

第二是觉得旅游学没有自己的理论,“所谓的研究大多只是简单套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搬用、介绍国外旅游研究的一些成果”,“冠以旅游××学”名称的书籍层出不穷”[1]。其原因是只停留在上述支撑系统的层面上,同样也缺少对旅游动力及其对六要素合成过程的机理研究。

上述两个问题产生的共同点,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旅游六要素具有理论的属性及其在旅游学中的重要地位,就是认为旅游理论“没有形成”的学者,在我们看到他所提出来的“旅游理论研究内容的框架”时[1],也发现它仍然离不开“旅游六要素”这一母体。“冠以旅游××学”,正是体现了旅游学科支撑系统中各分支学科边缘性研究的特点,和需要邻近学科支撑的一面。

没有相邻学科的支撑就没有今天的旅游学。当我国旅游业由政治接待型向产业型转型时,是经济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不讲经济效益何来旅游产业?因此,最初一段时间把旅游学放在经济学的范畴之内。之后,因为旅游业是以旅游六要素为载体,提供人为人服务的产业,因此旅游业又转归到管理学的门下。可以肯定旅游学的学科地位今后还将出现新的提升和突破,但旅游学依靠相邻学科支撑走过了旅游经济、旅游管理的发展过程,无论如何都是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内容。

4.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集中体现了旅游学科的应用性质

任何一种理论最终都是要付诸应用,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由要素组合的。为什么旅游六要素能用做一种表述旅游学理论的方法?因为旅游产业的行业覆盖面广,交叉部门多,必然反映在旅游学科体系对相邻学科包容量大和外延性强的特点上。所谓旅游产业的外延性是指真正直接属于旅游管理的部门并不多(如培训等),大量要依托旅游六要素外延到交通、民航和分属于各行各业的旅游景区,方能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形成旅游生产力,因此,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是顺应产业需求而发生的,同时在根本上又决定了旅游学科的应用性质。多年来专家们对旅游学科体系采用种种不同的联系图解表达,在各种联系图中,旅游六要素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旅游学科的应用性质是学界专家们的共识。采用要素法表述旅游学科的主体成分基本符合旅游学的现状和实际。

四、旅游六要素的结构体系

1.结构体系

结构决定功能。由于“六要素”的本身就是对旅游主体结构的一种表述,六要素构成的变化决定着不同旅游产品性质和类型。

既然六个要素的组成是一种结构关系,就存在六要素结构的优化与协调问题。在六要素构成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发生缺失,或者其要素量的过大、过小,都会造成整体产品结构的失衡或生产力要素的浪费,制约旅游产品体系的效益型发展。旅游六要素结构理论体系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在指导旅游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过程中发挥作用。

也有专家把旅游结构概括成“三体说”[14],这与“六素说”不存在矛盾。“三体说”指的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地)、旅游介体(旅游交通和接待设施)三者间叠加与合成的部分,构成旅游学研究的核心(见图2)。“三体说”将旅游“六要素”分成了供需两个侧面,既包含了消费者需求的六要素,又包含生产者经营的六要素,所以,“六素说”与“三体说”基本是一致的。

2.结构类型

旅游六要素的构成不是简单的拼盘,是多元素有机的组合和新质量的生成。我们要促进旅游产业六要素构成之间的协调与优化发展,就需要先对六要素之间的产业链及其关联性有科学的认知,我们根据“六要素”关联的组合形式分两种类型:

(1)序位关联式

人们为什么习惯把六要素中的“行”或“食”排在六个要素的最前面?把“购”或“娱”放在后面?显然与六要素在旅游过程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有关,或者说与旅行社安排旅游者观光行为的顺序有关。旅游者乘车出发,先要约好吃、住的安排,中心目标是完成对旅游目的地产品的购买:“游”,其次参加娱乐,最后购物返程。旅游六要素的序位基本上是根据产业链顺序的先后排出的。

(2)主次关联式

在旅游产业结构中,六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等同。其中“游”是核心,是观光旅游的核心吸引力所在,“行、食、住”,是实现“游”要素的前向关联的三个要素,“娱”和“购”是“游”的后向关联的两个要素。前向关联是开展旅游活动的必要条件,否则就发生不了现代旅游的过程;而后向关联是提升旅游过程质量的充分条件,没有“购”和“娱”似乎也能发生旅游,但后向关联是旅游效益的关键,并在效益构成中举足轻重。因此“游”的建设问题一直成为旅游学术讨论的重头戏,旅游学界的论文数量以围绕资源和产品的开发建设最多,“游”成为带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诸要素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六个要素在整体结构中各司其职,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和“游”二要素,故称“旅游”。

五、旅游六要素结构系统的主导因素和动力因素分析

旅游六要素结构上的差异决定了产品的差异。旅游产品为什么分为观光型、度假型、专项型等类型?这与旅游六要素内部结构中所居的主导地位相关。主导因素就是牵动旅游产品发展的内在主动力。在观光产品中,“游”是主导因素,其他五个要素是为“游”配套的。在度假产品中,“娱”换位为主导因素,这里的“娱”广义地包括休憩、休闲、游戏、健身等活动。在度假产品中“游”的主导地位没有观光产品那样突出。在专项产品中,六要素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换位成主导因素,如自行车或自驾车旅游都是因为改换了“行”的手段或方式而成为了主导因素;美食旅游以“食”为主导因素,修学旅游以“购知识”为主导因素,在漂流、探险旅游等产品中,“游”或“娱”都上升成为寻求刺激为目标,等等。

可见,我们提出的旅游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既包含对基础结构层次的分析,也包含对动力机理的研究。由于驱动旅游六要素组合与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可变的,所形成的产品自然也是多样的。专家们从各自专业角度解释旅游的本质时便得出了众说不一的结论,这不足为怪。例如,“体验本质论”难以完全解释商务旅游和公务旅游的主要动机;“经历本质论”难以完全说明探亲访友主要目的,等等。六要素的理论属性包括了其中主导因素及其六要素结构的动力学研究。

未来旅游六要素将不断发展进化,激活动力机制与主导创新将成为旅游六要素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六、结语

旅游六要素在旅游产业和旅游学科体系中均居重要地位。除了旅游学科,没有一门别的学科能系统地把旅游六要素及其相关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旅游六要素有自己的概念和原理体系,决定了它的理论属性是客观存在的。旅游六要素的提出是人们对旅游实践活动规律的理性认识,是指六个要素合成后的全新质量的形成,而不是对六个要素的简单罗列。旅游学科体系结构由三个层次的系统组成:一是主体系统(旅游六要素);二是动力系统;三是支撑系统。旅游六要素中主导因素的变化的目标就是要建立起理性的思路去促使六要素产出的综合效益达到最大化。结构决定功能,研究旅游六要素理论更为重要的任务是要开展对旅游结构体系和谐化的研究。随着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影响旅游的六要素的理论属性问题一定会在新的实践中发展创新,这有待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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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旅游概论[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4.91.

旅游概述篇8

[关键词]生态旅游内涵;生态旅游定义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01-0067-05

[收稿日期]2006-10-30

[作者简介]吴楚材(1936-),男,湖南宁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理论与旅游开发研究,e-mail:znstly@126.com;吴章文(1940-),女,湖南慈利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生态旅游理论与资源深度开发研究;郑群明(1972-),男,江西泰和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旅游规划与开发;胡卫华(1978-),男,湖南湘阴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生态旅游与资源开发。

1 生态旅游的起源

国际旅游界普遍认为生态旅游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其雏形是“生态性旅游(ecologicaltourism)”,是1965年赫特泽(Hetzer)在反思当时文化、教育和旅游的基础上提出的旅游发展思路而正式把生态旅游(ecotourism)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是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Ceballos―Lascuráin)于1983年提出的。他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前往相对没有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现在和过去)的旅游。”他强调生态旅游的区域是自然区域。但是,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地研究和实践。但由于各国发展的情景各不相同,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也大相径庭。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对生态旅游内涵的辩论已使生态旅游由理想的云端跌落到“泛化”的边缘,生态旅游应该是一种哲学、一种理念、一种态度、一个标识还是一种产品?也许都是,也许都不完全是。从旅游的本质上来看,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一种文化活动、一种社会活动,但归根到底,旅游是一种经济活动,由于其巨大的经济效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因此,认识生态旅游的本质和内涵也不能脱离经济的本质,不能脱离市场的需求,不能离开旅游者的动机,不能忽视旅游的目的。

2 国内外生态旅游研究概述

生态旅游的思路从提出至今仅有40年,在全球环境危机、人们“生态觉醒”的大背景下,生态旅游的思路对旅游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参与其中的国家、组织和机构也非常多,主要有科研保护和非政府组织、多边援助机构、发展中国家和旅游业内部等等。而一些国际性的组织和机构参与其中,并广为推崇是生态旅游大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国际生态旅游协会从1991年起与华盛顿大学合作,面向社会提供生态旅游的教育和培训服务,还通过创办论坛和专题讨论会,提供最新的生态旅游发展趋势和各种规划管理方法。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从1994年起创立“绿色环球21”(GreenGlobe21)生态旅游认证标准体系,从1999年起开始独立运作,全球有超过1500家企业或机构得到认证,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制定的neap(thenationalecotourismaccreditationprogram)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已在世界局部地域采纳。2002年,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与“绿色环球21”共同制定了《国际生态旅游标准》,2004年经过重大修改提出了11条原则。世界自然基金会则更多地致力于环境脆弱区域的生态旅游实践,在全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经过40多年的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

生态旅游的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生态旅游热潮的兴起而进入中国的,但真正受到国内重视是在1995年。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之后,1996年在武汉、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生态旅游或可持续旅游研讨会,大大推动了生态旅游的发展,尤其是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更是将生态旅游推向高潮。短短的10年中,“生态旅游”成为中国最时尚的名词,变成旅游市场营销的“法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呈现出其内涵先天不足的问题。自生态旅游的概念进入中国后,国内一批科研机构相继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实践。一些组织和机构主张编制生态旅游的规范和标准,以达成共识,促进生态旅游的开展,目前已推出《中国生态旅游推进行动计划》(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生态旅游区标准》(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等。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森林旅游研究中心则致力于环境资源的研究,并主张在生态旅游的开发中广泛应用,以体现生态旅游真实的魅力。目前其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森林小气候等研究成果开始广泛应用,并得到了一定的认同。但由于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且各研究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和内涵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也由于其内涵的模糊和多样,生态旅游在进入市场以后更是成了“万能的标签”,在实践应用中非常混乱,无所适从。

3 生态旅游的概念及辨析

生态旅游的定义提出至今已有23年,但其内涵界定依然模糊。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与生态旅游相关的概念有140多种,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银行以及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旅游机构提出的生态旅游概念。国内学者提出的概念也有近100种。但至今还没有令大多数人信服的统一的定义,这些概念的表述或层次不同,或出发点不同,或范围不同,或陈述的角度不同,或要达到的目标不同。目前生态旅游定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各定义所着眼的角度和层次不同,生态旅游的概念与其他概念含糊交叉。其原因是由于在过去的23年中,众多不同的组织和机构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区域实践着各自认为“最佳的”生态旅游模式,由于其重视生态旅游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于是对生态旅游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另外,大部分概念存在着将目的和手段混而论之的情况。例如,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指出要实现环境与文化负面影响的最小化与正面经济影响的最大化,实际上后者正是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表现;再如环境教育,不管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还是为了降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也都是实现可持续目的手段。此外,与生态旅游几乎同一时期出现的相关概念和词汇也很多,如自然旅游(naturetourism)、荒野旅游(wildernesstourism)、探险旅游(adventuretourism)、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tourism)、绿色旅游(greentourism)、替代性旅游(alternativetourism)、与环境资源相适应的旅游(appropriatetourism)、科考旅游(scientifictourism)、文化旅游(culturaltourism)、无负面影响的旅游(10w.impacttourism)、农业旅游(agrotourism)、乡村旅游(ruraltourism)、软旅游(softtourism)等等,由于这些概念本身也不完善,因而极易造成概念的混淆。正如奥朗姆斯(orams)所说“生态旅游的概念就像是画在沙滩上的一条线,其边界是模糊的,而且被不断地冲刷、修改”。目前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3.1 保护中心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保护”,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对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应强调保护,要求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应保护自然、保护资源、保护文化。

其代表定义有美国生态旅游协会做的界定:保护环境和维护当地居民良好生活的负责任的旅游。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利用自然资源供人们观赏的同时,又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一种活动。

生态是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旅游是“人一地”之间的关系总和。这类概念是完全保护主义者的观点。旅游是有动机、有目的、有行为的,这类概念没有考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而认为生态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这与旅游者为了愉悦、享受、求知、体验等的出游动机背道而驰。这类概念提醒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要保护旅游环境、保护旅游资源,但旅游资源涉及天空、山川、海洋、水域、生物、城市、文物等非常广泛的范围和部门,旅游部门、旅游者提出保护根本起不了作用,更何况目前对各类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有众多的法律法规,保护的实现必须通过执法和严格的管理,而不是通过旅游者。如果旅游时强调保护,生态旅游就仅仅是一种理念,是无法以一个独立的体系在实践中操作的。

3.2 居民利益中心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观光旅游+保护+居民收益”,其核心内容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认为生态旅游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展,而且旅游组织者和旅游者有义务为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代表定义有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为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与自然历史知识,有目的地到自然区域所做的旅游,这种旅游活动的开展在尽量不改变生态系统完整的同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让自然资源的保护在财政上使当地居民受益。郭岱宜也认为:生态旅游除了是一种提供自然游憩体验的环境责任型旅游之外,也负有繁荣地方经济、提升当地居民生活品质,同时尊重与维护当地部落传统文化之完整性的重要功能。

旅游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增加当地的就业机会。从旅游业的经济本质来分析,所有旅游活动均能产生经济效益,旅游者从客源地来到目的地,均能带来巨大的物流、能流和资金流,均能为当地经济繁荣产生一定的影响,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收益。如果因此而界定当地居民有收益的旅游就是生态旅游,那么生态旅游与大众旅游没有本质区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生态旅游词面理解,与居民利益也毫无关联。

3.3 回归自然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大自然旅游”,其核心内容是回归大自然。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只要旅游者走进大自然的怀抱就属于生态旅游的范畴。

代表定义有库台(Kutay)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就是直接或间接促进保护并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旅游。世界旅游组织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以生态为基础的旅游,是专项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强调组织小规模旅游团(者)参观自然保护区,或者具有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地方。澳大利亚国家生态旅游战略中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就是涉及对自然环境的解释和教育的自然旅游,该旅游按照生态可持续的方式经营。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回归自然、自我参与式的旅游活动,渴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体验“天人合一”的高雅享受。

这类定义将生态旅游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包括探险旅游、登山旅游、科考旅游、度假旅游、休闲旅游等多种类型,扰乱了人们习惯了的旅游类型体系,给旅游者造成认知和识别上的混乱,让机会主义者将生态旅游的标签随处粘贴,这也正是前些年生态旅游泛用、泛化、泛滥的主要根源。例如,登山应属于专项旅游范围,但在这类定义中,将登山也归为生态旅游,这就造成了认识和市场的混乱。从内涵来看,这类概念的内涵是空洞的,其不但没有促进旅游的发展,反而是旅游研究的一种倒退!给旅游组织者造成混乱。

3.4 负责任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负责任旅游”,其核心内容是旅游者应对环境承担维护责任。

代表定义有布诺斯(Brouse)做的界定: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旅游者认识并考虑自身行为对当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国际生态旅游学会在其后对生态旅游定义简化时也强调了负责任,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在自然区域里进行的、保护环境同时维持当地人福利的负责任的旅游”。也有国内学者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环境中,对生态和文化有着特别的感受并负有责任感的一种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一种对自然环境负责的旅游形式,它有助于旅游区域自然环境的保护”。

作为社会的一员,全体有能力的公民均应承担法律法规、规章制度、道德、民俗的限制、约束的责任和义务,均应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负责任。从这个意义来看,负责任不应作为旅游当殊的部分进行强调或放大,因而“负责任旅游”对生态旅游的开展并不具备可操作性,该类定义与生态旅游毫无关联性。

3.5 原始荒野说

这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原始荒野旅游”,其核心内容是生态旅游开展的区域是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区域。

代表定义有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研究人员伊丽莎白布(elizabethBoo)做的界定:生态旅游必须以“自然为基础”,它必须涉及“为学习、研究、欣赏、享受风景和那里的野生动植物等特定目的而到受干扰比较少或没有受到污染的自然区域所进行的旅游活动”。有国内学者也认为:生态旅游是人们带着某一特定的目的,到受干扰较轻微的地区或未受污染之自然地区旅游。

人迹罕至的区域包括大森林、大沙漠、大戈壁、大雪原和孤岛等,这些区域有些气候环境十分恶劣,有些不适合人类生存(沙漠、戈壁、雪原);有的地段辐射强(戈壁、沙漠),有害于人体健康;甚至在森林中也有些植物群落对人体健康有害。该类定义涉及的范围太宽泛,目标不明确,无法真正在实践中落到实处。提出这一观点的大多为欧洲学者,由于欧洲整体环境较好,其研究的环境没有普遍性。例如,在沙漠、戈壁环境中,放射性强、小气候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的生存,更不用说理想的生态环境了,旅游者根本无法获得舒适的休闲、度假享受目的。一般情况下,人迹罕至的地方生态环境好,对城市居民有吸引力,但不能旅游的地域也很多。因此,这类定义不科学、不全面,缺乏普遍性。

4 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与滥用的后果

由于缺乏权威的生态旅游概念,以至于社会上“伪生态旅游”招摇过市,大行其道。“生态旅游”的概念被严重泛化,几乎任何一种与自然资源有关的旅游活动均被贴上了“生态旅游”的标签,不少地区的生态旅游并不“生态”,从规划、开发、管理到经营,很大一部分沿用大众旅游的模式,且鲜有顾及开发对资源的负面效应。

生态旅游的泛化主要表现在景区开发和旅游经营过程中,把生态旅游泛化成自然旅游。自然旅游以满足旅游者需求,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而生态旅游以生态、社会和经济综合效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因此,相对于自然旅游,生态旅游需要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环境资源的特殊性。是否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充分地利用环境资源为生态旅游服务,同时又通过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改善了环境,提高了环境的抗压力,应作为衡量生态旅游成功与否的标尺。然而在中国,一些人对环境资源知之甚少,却打着“生态旅游”的旗帜,干着破坏生态的行为。生态旅游被演化为一种市场营销的手段,很多旅游企业通过“刷一层绿漆(greenwashing)”来迎合市场的需求,获得竞争优势。部分开发商狡猾地利用“生态旅游”这个时髦词,其目的是为了中饱私囊,他们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投其所好地讨得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没有将环境资源深入地开发出来为游客服务,更没有在旅游开发中体现维护环境的功能。甚至一些景区管理部门唯利是图,往往打着“生态旅游”的招牌,大肆在景区内开发游乐项目。这是完全背离生态旅游的初衷的。曾经有权威调查显示,国内有22%的自然保护区的环境因开展“生态旅游”而受到破坏,11%的生态旅游资源出现退化,44%的存在垃圾公害,12%的出现水污染,11%的有噪声污染,3%的有空气污染。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缺乏统一规划、盲目开发、游客严重超载、人造景观和设施泛滥等因素有关。这样的生态旅游名不副实,使人们对生态旅游本身产生质疑。

其实,在欧美等发达地区,人们并没有像国内这么热衷于对生态旅游的追逐,生态旅游也并不是高于一切的旅游形式,而是普通旅游的一种类型。但由于全世界至今还没有生态旅游统一的定义,加上“生态旅游”一词在全国范围内滥用,使大家感到生态旅游是一个很虚的东西,难于落到实处,大多数人对生态旅游无所适从。总体而言,目前生态旅游还只是一种理念,一种空中楼阁,难于在实践中操作,有必要对生态旅游的内涵进行明确的界定。

5 生态旅游的内涵

要界定生态旅游的内涵,首先就要理解什么是环境?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就应了解生态旅游产生的大背景,从旅游市场、旅游动机、旅游产品、旅游目的出发,着眼于实践操作来界定其含义,使生态旅游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具有可操作性。

5.1 环境、生态、旅游的内涵

从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生态旅游的内涵与环境、生态、旅游等概念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有必要分析环境、生态、旅游的实质,从而帮助理解生态旅游的内涵。

环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环境是客体,其类型是由主体决定的。通常我们所说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中心,描述人类与周围一切事物和因素之间的关系,人周围的事物统称为环境。

所谓生态是指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总和。生态是以生物为中心而言的。

旅游是一项经济性强的文化活动,也是一项文化性强的经济活动,旅游的定义也很多,世界上公认的旅游的定义是“艾斯特定义”,即“旅游是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居留而引起的各种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并且不牵涉任何赚钱的活动。”总体而言,旅游的概念是描述“人一地”之间的关系。

生态旅游,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生态”+“旅游”,而“生态”和“旅游”均有特定的含义,都有规范的概念。从其含义来理解,生态旅游定义的核心应该是描述“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环境之间”的关系。

5.2 生态旅游产生的大背景

生态旅游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生态学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破坏会遭到报应,是一个时代“生态觉醒”的产物。环境学者、生态学者、林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等纷纷投入其中进行深入研究,认识到城市的热、光、电、放射性、化学污染、灰尘、细菌等环境因子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存,人们意识到“城市不是人类最佳的生存环境”,并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城市水泥沙漠理论(如热辐射、光辐射、放射性辐射等)、人寿命的长短、健康的好坏与居住地物种数量的多少成正相关理论、“人体血液中缺乏氧气是万病之源”理论、城市环境污染危害人体健康理论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为生态旅游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人们渴望“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生态旅游应运而生。

5.3 生态旅游的动机

人们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寻求人类最佳生存环境,在那里去度假休憩、保健疗养娱乐。

5.4 生态旅游的主要客源

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

5.5 生态旅游开发的最佳地域

以城市为中心,30―50公里为半径,为第一生态旅游圈。这一圈基本离开城市,摆脱了城市困扰。第二生态旅游圈是以城市为中心,50―100公里为半径。这一圈污染少,生态环境受破坏少,一般距城市1小时左右车程,是较理想的生态旅游地域。第三生态旅游圈是以城市为中心,100―160公里为半径,这一圈生态环境好,在交通方便的地区驱车2小时即可以到达,宜开发为2日游的休闲度假地。

5.6 生态旅游资源

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良好环境的生态旅游区是人类生存的理想空间。生态旅游的卖点是各种优越的环境资源,主要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体、高浓度的空气负离子、植物精气含量高的树种配置、舒适的小气候、空气细菌含量少、没有噪声污染、放射性辐射剂量水平合适等。

5.7 生态旅游的定义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生态旅游是城市和集中居民区的居民为了解除城市恶劣环境的困扰,为了健康长寿,追求人类理想的生存环境,在郊外良好的生态环境中去保健疗养、度假休憩、娱乐,达到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享受自然、保护自然的目的。这种旅游叫做生态旅游。

旅游概述篇9

【论文关键词】体育旅游;经济效应

1.国外体育旅游研究评述

1.1国外学者对体育旅游概念的界定

多年来,国外学者提出了多种体育旅游的定义。hall指出体育旅游具有2种行为特征:通过旅游参加体育或通过旅游参观体育。1995年,原田先生根据体育旅游的目的,将体育旅游分为“以参观体育活动为目的”和“以参加体育活动为目的”两大类。1998年,gibson指出体育旅游以3种行为方式为特征:主动体育旅游(为参加体育活动或赛事而进行的旅游);赛事体育旅游(为观看体育比赛而进行的旅游);怀旧体育旅游(旅游者被著名赛场、体育明星等因素所吸引而进行旅游)。2001年,hinch和higham以mcpherson、curtis和loy的著述为指导,从体育旅游的角度阐述了体育的构成,然后又在leiper的旅游吸引力框架理论的基础上说明了旅游的概念,最后又将体育与旅游结合起来指出了体育旅游的概念:体育旅游是以体育为基础,在有限的时间内外出旅游的活动,作为旅游基础的体育必须以规则、竞争、趣味为特征。大多数学者倾向于体育旅游具有主动与被动形式这一提法。

1.2有关期刊及书籍出版状况

安东尼先生于1966年发表在英国的《自然休闲研究中心》的《体育与旅游》被认为是最早的研究体育与旅游的论文,它是体育旅游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982年,格里普蒂斯(glpysti)关于五个欧洲国家的体育旅游研究被认为是体育旅游研究发展的开始。1985年,罗伯特•l•西蒙所著的《体育和社会价值》研究了体育竞技的哲学、美学意义,是研究体育旅游者出行动机的重要文献。1999年,斯坦德文(stnadvene)和德•克洛普(deknpo)发表了研究史上第一部关于体育和旅游的介绍和概括的学术专著。进入本世纪,随着体育旅游研究的不断发展,一部分专家撰写的有关体育旅游的书籍陆续出版发行。2002年,turco,riley和swart共同编写了《体育旅游》。2003年hudson撰写了《体育与探险旅游》。接下来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有ritchie和adair的《体育旅游:关系、影响及问题》以及hinch和higham的《体育旅游发展》。

1.3研究成果及交流状况

近年来,国外体育旅游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论文研究范围涉及全球并从不同角度探讨体育旅游资源与市场的开发利用;体育旅游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发展战略;体育旅游运作与管理方法、手段、制度;体育旅游管理人材的培养等问题,其中研究的热点有: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问题以及这一问题与人们旅游动机的巨大关系;体育和旅游在经理人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协作问题;对国家和地区层面上体育和旅游部门中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态度和行为的分析和研究;政府体育旅游政策变迁及运作等等。这些丰硕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体育旅游的认识逐渐理性化,成为新学科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为体育旅游的实际开发做出贡献。上世纪90年代,不少国际会议开始关注体育旅游并将其作为会议主题。比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以“体育创造旅游:融合与发展”为主题的会议等。这些会议以体育旅游为主题,为体育旅游这一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交流平台。

1.4体育旅游经济效应述评

体育旅游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有着带动其他部门经济发展,改善国民经济结构的作用,并且能够促进交通餐饮业、运输业、商贸业、建筑业、金融业及保险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乘数效应(briassoulis,1991)。美国经济学家曾经依据著名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leontief,1973)的部门关联数学模型(里昂惕夫矩阵)定量计算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业关联度,推算出了体育行业与其它部门的产业关联度,指出体育与旅游业的关联度为0.21,服装业0.13,交通通讯0.12,建材业0.11,食品业0.014,机械业0.008。国外学者先后将乘数理论、投入产出理论、旅游卫星账户理论应用到小型体育旅游经济效应计算中来,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来计算具体的产出,各类计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对体育旅游研究的深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国内体育旅游研究概况

2.1国内学者对体育旅游概念的界定

通过对有关体育旅游的研究文献调研得知,目前我国对体育旅游的界定多达几十种,但尚未达成共识。这既说明了体育旅游研究正在深入,又表明这些概念的确还存在缺陷,或过于宽泛或没有把握住体育旅游的特殊属性。基于此,石岩(2007)等学者在遵循体育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并突出体育旅游的本质属性前提下,认为体育旅游是以参与或观赏体育活动为目的,或以体育为内容而产生的一种短暂性的生活方式,是旅游者在旅游和暂时性停留中所引起的一切与体育有关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2.2我国体育旅游的研究现状

中国体育旅游研究活动起步相对较晚,对体育旅游研究的焦点目前还局限在相关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包括体育旅游的内涵、特征、分类和影响等。具体而言,关于体育旅游内涵,目前,在众多对体育旅游的阐述中,其共同之处都表明人们必须参与某种体育活动,而不同之处主要是对体育旅游参与者的内容、形式的概括与表述的差异;对于体育旅游特征研究,不少学者是根据旅游者的特征,进而给出旅游的特征。体育旅游分类研究是基于体育旅游概念界定和研究范围而确定的。大致可从旅游主体(参与程度和出游目的等)、旅游客体(资源特征、活动场所等)出发进行研究。关于体育旅游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但基本都是积极方面进行研究,很少涉及其消极影响。

受我国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带动,近年来对体育与区域发展课题的研究受到了重视。研究主要聚焦于奥运会对举办城市经济的影响(付磊2002;刘淇2003;李伟伟、余际从2003;董杰2004;邹统钎、彭海静2005)。另外,对大型赛事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也进行了探讨(唐东方2002;姚颂平等2004;肖锋2004;孙海燕200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课题组《利用国际知名体育进行北京旅游营销的研究》也从产业经济学和旅游营销学的视角对体育产业对城市旅游营销进行了综合的研究。

总之,中国体育旅游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与国外体育旅游研究相比,国内学术界对体育旅游的研究仍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其基础理论体系仍有待于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在资源整合方面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够,尤其是把体育活动与我国区域旅游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体育旅游资源整合以及区域体育旅游联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

旅游概述篇10

【关键词】旅游学科;旅游基本概念;旅游定义;旅游本质;学科共识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10-0021-10

一、形成旅游学科共识的必要性与前提条件

对于任一学科而言,基础理论研究都是说起来很重要、做起来艰深枯燥的事情,因而不少研究者对此往往采取回避态度。然而,如果说旅游领域的复杂问题没有定论,大家尚可用“学术界对某某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来自我安慰或推卸责任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发展了数十年的学术领域,至今在最基本的问题――“旅游是什么”上仍未达成共识的话,则不但会贻笑于大方之家,还会连的底气都没有。国内学术界曾寄希望于西方学术界,然而从1995年开始,申葆嘉、谢彦君分别在其著述中提出,西方学术界虽然在某些领域研究上建树更为丰厚,但在旅游基础理论问题上也存在核心概念认知混乱、学科体系不健全现象。透过近年来大量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旅游研究名著,以及张凌云对国外30种旅游定义的介绍,可见,这一判断并非言过其实。国外同行在基础理论方面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却无真正属于“旅游学”的系统研究,也缺少此方面的观点争鸣。那么,国内学术界是否可以取得突破?透过少数学者的长期努力,以及近期以《旅游学刊》为阵地兴起的关于旅游本质问题的探讨,笔者已经看到了突破的曙光。换言之,对于旅游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国内学者的探索已经接近“真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如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所说的“学科共识”,尤其是在旅游学科基本概念问题的认识上。

如何才能形成基本共识?笔者认为,在实践上需要学界领军人物在某个契机上的呼吁和行动,在理论上应该秉持兼容并蓄、补充融合的“共创”精神,而不必刻意追求自我的“独创性”和“差异性”。尽管目前大家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分歧,但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促学术共识形成”的出发点来进行商榷和辨析,共识必将大于歧见。库恩所说的按照一套共有的范式进行专业活动的“科学共同体”也有望在中国旅游界率先形成,并进而影响国际学术界。纳什(nash)也曾指出:“一旦出现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物,就要有一个统一的研究理论或特别的方法论似乎不太可能。目前,最好的总体目标是对旅游现象能形成一些一致的观点”。有了这些一致的观点,才可以使学科内部或者学科之间的学者的研究融合起来。可能无法要求大家接受某一概念的某种语言表述方式为唯一方式,但在核心概念的理解上形成基本共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基于这样一种理念,本文无意于追求个人观点的创新,而是针对几大旅游概念问题做出一些梳理和综合性分析,希望在《旅游学刊》创刊25周年之际,以区区之力助推旅游学术界在基本概念共识方面起一点作用。论述中会涉及我国旅游学术界的一些知名学者的观点。笔者对他们所做的研究一直充满敬意,认为其不但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进步,也开启了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的学术思维。本文的商榷纯属学术领域的探讨,谬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二、旅游基本概念的争论焦点辨析

在中国旅游研究30年历程中,有关旅游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次高峰(图1):第一次为1998~1999年,研究焦点为旅游学科体系的构成框架和旅游研究对象等问题,少数关注旅游基本概念问题;第二次为2005~2010年,以对旅游本质问题的递进式阐述和争论性探讨为主,辅以旅游学科体系研究。从两波高峰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和基础性而言,第二波关于旅游本质和旅游学基本概念问题的研究与争论,显然比第一波以旅游学科体系为重点的研究更有价值。道理很简单,假如学科的核心问题尚未确定,构建于其上的所谓学科体系也就如沙滩盖房,难以成型。因此,上一波已然开始并持续到这一波形成重点话题的旅游本质问题,虽然看起来非常基础和简单,却是至今未解的大难题。

对旅游本质的认识和理解,是与对“旅游”和“旅游者”概念的界定分不开的,或者说,旅游的本质必然反映在对旅游内涵的表述(定义)中。因此,要形成旅游学科的共识,首先应该从如何给出一个最恰当的“旅游”定义的角度来探讨。对一个事物或现象下定义有不同的方式。从认识论角度看,定义是认识主体使用判断或命题的语言逻辑形式,确定一个认识对象或事物在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的位置和界限,使这个认识对象或事物从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彰显出来的认识行为。能否描写出该认识对象的内涵,即其所有和仅有元素的共有特征,是区分定义优劣的最重要标志。从张凌云所列举的国外学者30种“旅游”的定义中,可发现其中许多定义采用的是非严谨性定义方法,确实难以让人准确判断旅游的核心内涵和共有特征。在对国外有关定义提出质疑的基础上,谢彦君和张凌云等人先后提出了自己对旅游概念的定义,也由此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对旅游概念和本质问题的再度关注和深度探讨。对于国内外各种定义的主要分歧,王玉海从内涵差异角度做出了较好的分析,某些修正也有道理,但他对广义旅游的认知却与其对旅游本质的认识相违,仍然有必要进一步辨析。

在此,笔者将迄今为止国内外诸多旅游定义的主要分歧点及其原因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并试图从中找出一些共识性内容。

第一层面分歧:旅游是指人的活动,还是人的活动所引发的现象和关系?

这一层面的分歧,是早期旅游研究者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分歧,歧义之大,不亚于申葆嘉先生所指的旅游“经济”属性论和“社会文化”属性论的差异。因为无论是将旅游视为经济现象,还是社会文化现象,都是将旅游看作一种由人的旅游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和现象的总和,相当于说“旅游=旅游活动+旅游活动影响”,也就是谢彦君所批评的“鸡=鸡+蛋”的逻辑谬误。其典型代表,就是瑞士学者亨齐克和克拉普夫(Hunziker&Krapf)在1942年所做的定义,以及在此基础上被“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会”(简称“艾斯特”,aieSt)1981年接受的定义:“旅游是非定居的旅行和短暂停留而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对于这一定义所带来的弊端,谢彦君在《基础旅游学》第二、第三版中做了详细分析,认为它为旅游概念的泛化现象奠定了基础,使人们混淆了旅游与旅游学、旅游业的关系,

也使旅游的本质被遮盖。而对支持此类定义的4种理由的可靠性,王玉海又做了逐一分析,并予以否定。笔者认为,谢彦君、王玉海的这一分析已相当深入,结论是经得起科学和常识的双重检验的。事实上,依照张凌云、王玉海的列举和分析,在国际30种定义中,也以持“旅游是人(旅游者)的活动”的观点占多数;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也确定在这一前提下。而“现象总和”论最恰当的所指应该是“旅游现象”,或者“旅游学研究对象”。这一点,申先生的坚持是完全正确的。张凌云修正后的定义也做出了这种区分。

第二层面分歧:如何看待旅游的技术性定义和概念性定义、官方定义和非官方定5C?

除了“艾斯特”定义,世界旅游组织(wto)对旅游的定义也是被广泛引用的:“旅游是指一个人旅行到一个其惯常居住环境以外的地方并逗留不超过一定限度的时间的活动,这种旅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到访地从事某种不获得报酬的活动(tourismcomprisestheactivitiesofpersonstravelingtoandstayinginplacesoutsidetheirusualenvironmentfornotmorethanoneconsecutiveyearforleisure,businessandotherpurposes)”。这一定义在不同年代有不同语言表述版本,但总体差异不大。其核心目的,是要为全球统一确定旅游统计口径以衡量旅游业发展状况,尤其是确定“国际旅游者”的统计口径。因此,这种为了某种实际工作的操作便利,尤其是统计便利而界定的定义,被称为技术性定义。谢彦君认为,技术性定义无法反映旅游的本质,学术界长期应用旅游的技术性定义,导致人们变果为因,本末倒置,利用技术性定义对抗旅游和旅行的概念性定义而造成理论混乱,同时还有功利和泛化倾向。这一意见无疑是尖锐的。谢彦君认为,旅游(活动)的本质应由其目的决定,概念性定义才能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由于坚持从愉悦本质角度定义旅游、旅游者及旅游业,因此,他的观点也被称为“狭义旅游”论,有别于大多数概念以及官方所主张的广义旅游论。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技术性定义和概念性定义的作用?经过这几年旅游学术界的辨析,大多数人已认同“一个现象的本质应由其概念性定义而非技术性定义所界定”的观点,张凌云、王玉海的商榷文章中都提到这一点,张辉的《旅游经济论》也有这样的判断,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利珀(Leiper)也持类似观点,认为wto的技术性定义导致旅游者范围的扩大化,不但夸大了(国内)旅游者统计数据,也不符合人们对旅游和旅游者的一般性观念,并导致许多错误定义的出现。他还指出了国际组织统一制定“旅游者”定义的初衷与背景,归纳起来有三点:其一,之所以将各种目的的旅行者都视同旅游者纳入统计范畴,并不是说这些人都有完全相同的旅行目的,而是认为这些人即使没有游览行为,也要住宾馆、在餐馆或酒吧消费……因此,从消费模式(经济贡献)的角度看,他们与出于纯粹休闲目的的旅游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其二,这些以工作事务或个人事务为主要目的的人,可能在办事余暇会有参观游览、休闲娱乐的行为;其三,制定定义的组织的兴趣点主要是旅游者带来的经济效益,包括流向企业的商业利益和流向政府和东道主的其他一些利益。这是利珀根据iUoto(wto的前身)1963年讨论旅游的技术性定义的原始记录和参加会议的官员讨论中发现的。因此,以旅行者为当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为主要关注点的宽泛旅游者定义就这样被制定出来了,旅游者概念定义的扩大化和功利化倾向在国际旅游组织制定技术性概念之初就已蕴含在统计动机和统计操作便利化的双重需要中。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不知道或者忘却了这一基本事实。另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国际旅游组织是先确定“(国际)旅游者”定义,再确定“旅游”定义的,前者出现于1963年的国际旅行与旅游会议(罗马会议),后者出现于1991年的wto会议。这与人们常规的先有“××”,后有“x×者”的认知规律也是相反的。因此,如果出于现实功利和操作的需要制定出的“旅游者”定义是扩大化的,那么依此而制定出的“旅游”定义的扩大化也是必然结果。

目前,支持wto定义的几种理由是:其一,这是世界旅游组织代表官方所做的定义,且被许多国际机构采用,其权威性不言自明;其二,这一定义符合旅游统计的现实,因而是可行的;其三,这一定义为旅游业和旅游学研究构建了比较宽广的基础,应该坚持。一些论著中比较直接阐明了第一项理由。某些论著虽未言明理由,但也引用这一概念作为对旅游者定义的界定,也可归为此类。理由二和理由三很少直接被提出,较多体现在对狭义旅游定义的反对意见中。

对此三条理由中的第二个,用谢彦君的“倒果为因”说可以证明其不合理性和非科学性,本文不再重复;对于第三个理由,则可以看出以功利性动机为主导,以这样的出发点去界定一个产业或学科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显然也是不科学的,并且难以为圈外人接受。至于第一个原因,也同样站不住脚。科学领域不能迷信权威,更不能迷信官方组织,尤其是当这些权威和官方组织仅因某种现实需要而提出观点时,不应该将其推广至其他领域。事实上,世界旅游组织并没有要求大家都将此定义用于所有领域,他们只是建议在“国际旅游者”统计方面统一采用这一标准。以探求真理为己任的专家学者,岂不是更没有理由盲目遵从官方机构的一家之言,何况这种技术性定义确实无法用于认识旅游的本质,也就无法代替旅游的概念性定义的作用。

第三层面分歧:旅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具体由什么决定?

对于旅游本质问题,国外学者虽有涉及,但很少直接展开论述,有些包含在旅游定义的表述中,如在张凌云所列举的30个定义中,第8、第9、第12个定义属于从目的角度界定旅游。谢彦君是国内最早提出旅游本质问题的代表。他认为,旅游(活动)的本质应该由其目的决定。因此,他先后提出了旅游概念性定义的“审美一愉悦”说(1999)和“愉悦经历”说(2004),以及最新修正的“休闲体验”说(2010,2011)。从表1可以看出,尽管不同时期谢彦君对旅游定义的表述方式有所区别,但“愉悦”目的和“体验”特征是谢氏旅游概念一直强调的核心。国外少数论及旅游本质的文献也持这种态度,例如,利珀认为“旅游最好被定义为旅游者的理论和实践,这里的旅游者指为休闲、放松而离开家乡到其他地区或国家旅行的人”。伯卡特和梅特利克(Burkart&medlik)也说,“多数旅游是消闲活动……而娱乐常常是旅游的主要目的”。在世界旅游组织统计范畴中,旅行目的(purposeoftrip)一直是衡量旅游人数的一种重要分类统计指标,而以“放松”、“休闲”和“度假”

(1eisure,recreation&holidays)为目的的旅游者,一直是首要被统计对象,其数量占被统计的国际旅游者总量的50%~60%以上。国外文献一直称这部分旅游者为以愉悦(pleasure)为目的的旅行者,而且西方学术界对旅游行为和旅游现象所做研究的主体对象,也一直是这类纯粹旅游者。这或许可以证明谢彦君的“愉悦目的论”并非孤家寡言。

不过,张凌云、王玉海对“愉悦目的决定论”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可概括为两点:(1)人们外出旅游的动机复杂多样,无法穷尽各类动机和目的;“愉悦”同样难以概括全部旅游行为目的,因此存在概念不周延问题。(2)定义一旦出现“反例”,就说明并未找出事物的本质。

对于这两点质疑,笔者认为有一定道理,但却不够充分,仍有商榷余地。对于他们所列举的两个反例――探险旅游和参观“万人坑”的旅游无法用“愉悦”目的来解释,笔者以为从美学角度看,悲壮美也是一种美;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心灵的洗礼和各种情感的释放都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享受。克服困难、自我挑战的探险旅游肯定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感;观看“万人坑”也能让人对屠杀者的罪行进行谴责,对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伤害进行反思,对人性的复杂、生命的脆弱生发感慨,这些丰富的情感体验(释放)和认知升华,无疑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至于应该如何看待“反例”,即证伪原则在科学理论界定中的作用也值得再商榷。波普尔(popper)提出证伪理论,是强调应该用证伪主义而不是经验主义去验证科学理论,因为一切理论和原则都可以被证伪(“因为我们只需一个否定的例子,就可以整个理论”),不能被证伪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反过来,经验虽然不是知识的来源和基础,但却是检验知识的标准,它可以证伪科学理论。因此,波普尔所强调的其实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进步需要一种批评性的结构,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猜测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证实,但却会被随时证伪。“我可能错了,你可能是对的,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可能离真理就更近一步”。因此,这里的以个例否定理论整体,并不是说这个理论一无是处,而是有待完善。这是从方法论角度上阐述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谁更适合用来判断科学理论,而不是对所有存在“反证”可能的科学理论的否定,否则,世界上就难以有那么多科学理论的诞生,因为包括相对论等理论日后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反证。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王玉海的商榷文章,只是针对谢彦君的旧论。从表1列示的旅游定义可以看到,谢彦君和张凌云的观点都有一个自我演进和逐步提高过程,王玉海商榷之文中只注意到了张凌云的观点演进,却忽略了谢彦君自我修正的最新观点(而且谢的最新观点同样发表在《旅游学刊》上),这显然是一个不该有的疏漏,使其质疑的针对性存在一定程度不足。

那么,在质疑他人并做出修正后提出的观点是否更加周延,更接近科学理论的表述方式?理论上应该如此。从张凌云2009年的定义以及王玉海对张修正后的定义来看,它们与谢彦君2010年之前定义的显著差异是:(1)使用“非惯常环境”代替谢彦君定义中的“异地”。(2)直接提出“非惯常环境下的体验”是旅游的本质,将以前谢在定义用词之外所强调的“体验”概念直接用于旅游定义表述中。(3)附加了旅游是“一种短暂生活方式”的界定。(4)王在张定义的基础上增加了“闲暇时间”的界定。这几点差异所体现出的进步,或者说张凌云旅游定义的突出优点,在于将谢彦君一直强调的“体验”本质首次直接用在旅游定义表述语句中,避免了谢以前(2010年前)理论中对于旅游本质到底是“愉悦目的”还是“体验”的犹疑不定和双重认可。至于“非惯常环境”是否就一定比谢彦君所用的“异地”更为突出了“旅游本质”,笔者以为倒不见得。如果说“非惯常环境”可以同时指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人际环境,也可以用定性代替定量的空间限定,那么“异地”一词也可以有此功能。“非惯常环境体验”与“异地体验”其实没有很大差异。相反,如果不对其体验目的或前提做出限定,非惯常环境体验同样可以指科考工作、求医治病、被押解等与旅游毫不相关的事情。这一点,王玉海已做分析,并因此给张先生的定义加上了“闲暇时间”的限定,这一修正是有必要的,否则,会有明显的周延性不足缺陷。至于张、王定义中普遍附加的“旅游是……一种短暂生活方式”的界定,笔者则认为不但没有必要,也不符合科学定义的表述方式。科学定义应该用全称判断表述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是××”,如果连续出现两个判断,那么这两个判断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并列还是从属?如果是从属关系,从定义本身的精确性和语言表述方式看,不但显得多余,还有经验主义的列举式思维之嫌;如果是并列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则显然欠妥。因为“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既可以指人们的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也可以理解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比如说饮食习惯、穿衣习惯、运动习惯)。以这种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来界定旅游,何以凸显其独有特质?因此,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些研究者近年来使用“生活方式(1ilestyle)一词来解释人们对旅游和休闲的需要,以此突出旅游在当代西方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其前提是旅游已经成为西方国家人们生活的必需组成部分,成为一种生活习惯),这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是可以的,但用它来解释旅游的本质特征,显然不符合人们的经验常识,其理论周延性也明显不足。“生存状态”同样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也会存在上述问题。

至于谢彦君定义在2010年后的自我修正,主要在增加“余暇”这一自由时间限定外,也直接使用了“异地体验”这一表现旅游核心特征的词语,并进一步将这种体验限定为“异地休闲体验”(或“以愉悦为目的的异地休闲体验”)。这一修正,显然与王玉海所修正的张凌云的旅游定义的前半句十分相近。略显不足的是这样两个小问题:第一,旅游本质到底是“体验+余暇+异地”,还是“愉悦+余暇+异地”,甚至是“愉悦、余暇、异地、暂时、休闲、体验”,作者在不同论著中所持观点不够一致,尚需明确;第二,人们这一前往异地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得休闲体验,但最终是否“获得”了休闲体验,取决于旅游过程中的诸多主客观因素,因此,笔者以为在定义中说成“‘进行’一次休闲体验”会比“‘获得’一次休闲体验”更为客观、可靠。

故此,在借鉴和分析上述各位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应该这样来定义旅游:“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既点明了旅游是一种人的活动,更指明这是一种对异地(非惯常地)的休闲体验活动,“异地休闲体验”就是旅游的本质特征,它使旅游与其他休闲和旅行活动的特征明确区分开来,并且边界清晰,符合科学定义方

式,也符合人们的常识判断。旅游的这一概念性定义比人们的常识性判断,其实只多了“体验”这一体现旅游活动内在价值的抽象词语。其实,笔者理解一些学者所采用的现象学“悬搁”法,也是一个排除诸多附加要素,回归简单和常识的过程。至于是否可以使用另一些词语来表达,比如将“余暇”换成“闲暇时间”,“在”换成“对、到、去、前往”,“异地”换成“非惯常地”等词,笔者以为只要词义和语义基本不改变,并无不可。

至此,可以发现国内旅游学界已经在旅游本质问题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余暇+异地+休闲体验”三个要素加在一起,才是构成“旅游本质”的决定性要素,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单一要素决定着旅游的本质,同时也不必再附加其他任何元素。如果考虑到休闲活动基本发生在闲暇时间内,也可以省略“余暇”,简要概括为“异地+休闲体验”两大要素。

第四层面分歧:旅游与“旅行”和“休闲”两大概念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狭义”旅游定义是否一定会带来弊端?

在旅游本质和范畴的理解上之所以容易出现分歧,除了主观动机、定义方式和学科背景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有意无意之间混淆了旅游与旅行、休闲和游憩这些近似但有区别的词语的关系造成的,这一点,在大陆汉语旅游界尤为严重,有必要再做梳理,否则仍将影响到对旅游内涵与外延共识的形成。

旅游与旅行的关系

这其实是一组容易辨析的关系,只需我们回归常识判断即可。在英语中,旅行(travel)是一个比旅游(tourism)出现更早、含义更广、义项更多的概念,前者除“旅行”之意外,还有“巡回推销、步行、行进、移动、交通流量、游记”等多种含义,查询任何一本英语词典都可以获知。因此,在词源、词义以及人们的常识中,都是“旅行”可以包含“旅游”,而不可能相反地“以小吃大”,因为旅游活动毕竟是各种旅行活动中的一种。汉语中也是如此。旅游是“既旅且游”,是以游览为目的的旅行,而非因此就可理解成旅游既包括旅行(各种)也包括游览。英语文献虽然也经常用travel一词表示我们理解中的旅游,但实际上一般会视不同情况分别使用travel、~aveler和tourist、tourism这些词语。比如,当指称我们认为的“商务旅游者”时,一般使用“businesstraveler”,该词的准确翻译应该是“商务旅行者”,事实上我们的酒店和航空接待业也称呼这类消费者为“商务客人”或“商务旅客”,但到了国内旅游统计和学术界,反而笼统称他们是“商务旅游者”。其他如“宗教旅游”、“探险旅游”等,在英文原文中也一般使用“××travel”,其准确称谓也应该是“宗教旅行”和“探险旅行”。总之,尽管部分旅行活动目前被统计在旅游范畴中(原因如前所述),但旅行仍是与旅游并列存在且外延更广的概念,否则那个宣称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最大产业的机构――wttC(worldtravel&tourismCouncil,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的名称中就不会将两个“t”字并列并以第一个“t”指称“travel”(旅行)了。遗憾的是,由于汉语界过度将“旅游”概念扩大化,导致近几年一些著名译著和论著都误将该机构的简称译成“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颠倒了两个“t”的所指顺序。甚至将查德维克(Chadwick)的明确表示广义“旅行者”(与“居民”相对)和狭义“旅游者”(与其他目的“旅行者”相对)的单词互调错译,直接造成两词概念内涵与范畴的混淆和误解。这些错误的造成,是与我国长期以来混淆“旅行(travel)”与“旅游(toufism)”的关系,并认为旅游大于或优先于旅行的错误思维造成的,今后应该回归正确理解和翻译轨道。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类似错误也应该避免,比如不必将“touristarrivals”和“visitor”一律译成“游客”,可视上下文译成“到访者”或“访客”。因为这些为了事务性需要而外出旅行的人,即使办事之余发生了伴随性或继发性旅游行为,准确来说也只能称他们为“准旅游者”;而那些完全没有旅游活动安排与可能的旅行者,则只能是一般的“visitor”(访客),他们并无旅游行为,只是被我们的旅游部门视为与旅游者有“类似消费行为”的人而一并被统计在旅游数据中而已。因此,世界旅游组织目前所采用的统计口径,是宽口径统计法。

旅游与休闲的关系

我国学者从2006年开始关注休闲与旅游的关系,比西方学者的讨论晚了20多年。观点差异聚焦于:(1)leisure、recreation的汉语翻译问题。(2)休闲与旅游的外延范畴和边界关系问题。(3)休闲与旅游的一致性与差异性问题。第一、第二个问题我国学者关注更多,第三个问题外国学者关注更多。

先看第一个问题。汉语“休闲”到底对应的是“leisure”还是“recreation”,或者说“leisure”是否只能译成“休闲”,而“recreation”又该译成什么最为恰当,目前仍存在不同看法和做法”。从语义角度看,英语leisure的基本含义是“空闲时间,有空的”,因此,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翻译的文献较多将其译为“闲暇”或“有闲的”类似词语;但到了马惠娣组织翻译的《休闲研究译丛》时,“leisure”开始被译为“休闲”。鉴于该套丛书对中国休闲学术界有重大影响,此后这种对译关系被普遍采用。因此,尽管“闲暇”确实是leisure的主要含义之一,但因并非该词全部含义,而“休闲”是一个包容性和词性特征更大的词,因此多数情况下将“leisure”译成“休闲”是可以接受的,否则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的leisure具有时间、心态、活动等多重含义的观点就无法成立。况且,该词也已经被当下中国人接受,有学者已将该词的汉语语义与文化内涵传递到国际著名休闲学术刊物上。只是需要视不同语境分别将其译为“闲暇时间”、“休闲活动”、“悠然”或者笼统的大“休闲”即可。而“recreation”一词的翻译更为复杂,目前有“娱乐”、“游憩”、“休闲(活动)”、“娱憩”、“消遣”等多种译法,这些译法均有合理之处,但确实无一词可以完整体现recreation之“身体或精神的放松、感到愉悦,使活力再现”的含义。“娱憩”从词义上看可能更佳,但目前接受这个新词的人还较少;地理学背景的人爱用“游憩”对译,而其他背景的人多采用“娱乐”对译。到底哪个词最后被普遍接受,还有待时间的检验或其他高人的点拨。

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内涵与外延关系,可以用图2来表示。

第二个问题,涉及对休闲概念和旅游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问题。对于休闲(1eisure)的定义,国外学术界似乎也同样未有定论,有些采用综合定义,有些分别定义。但普遍认为它包含了多层含义,因此,一般人都跟随卡普兰(Kaplan)采用综合定义

方式,从时间/功能/内容/心理状态多个方面去界定“休闲”:“休闲……包括一个人在其经济自由时间内所进行的自主性活动或体验,这种活动被当事人认为是休闲的,给人精神上的期盼或事后的回忆是愉悦的,让人无意识中投入了全部注意力和热情……”戈比(Godbey)的定义是:“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使下行动……”尽管定义方式不同,但大家普遍认可休闲(1eisure)至少包含“时间、活动、心态”三重含义(即闲暇时间、休闲活动、悠闲心态),分歧只在第四重含义的理解上(有些认为是特征,有些认为是功能或制度)。因此,“休闲”一词从活动层面理解既包括闲暇时间,也包括人们在闲暇时间所做的任何令人感到放松的、愉悦的活动,不论是在本地还是异地。在“活动”含义层面,所有的“休闲活动(leisureactivity)”也可以用recreation来表示。人们前往异地进行旅游,显然也应该属于leisure和recreation范畴。因此,旅游与旅行、休闲和娱憩四者的关系,可以从图2清晰地看出。

其实,休闲与旅游边界关系的更大困扰,并非在理论上,而是在现实研究领域和学科发展方面。这就是第三个问题:休闲与旅游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何在?维尔(Veal)分析认为,由于人们一般将旅游现象看做一个产业,而将休闲服务看做一种社会公共服务,所以导致这两个领域中出现了各自设立的公共机构,各自独立的产业,以及研究领域和课程设置的自成体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休闲的主体活动是在日常生活所在地发生的,而旅游是离开日常环境所在地进行的,因此地域差异被看成是旅游与休闲的另一大差异。这也导致休闲只是人们在本地的娱憩活动的狭义休闲概念的产生。但是,旅游与休闲在许多方面其实是重合的:许多景点是公共休闲设施,而度假其实是占用人们闲暇时间最多的活动。此外,从人们行为的动机和心理来看,从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和规划来看,乃至研究方法上看,休闲与旅游都高度一致。因此,近年来学术界许多人开始研究二者的交叉问题,并呼吁多关注旅游与休闲的共同性。从大多国外休闲和旅游学者的观点来看,主张旅游是休闲活动一部分的“广义”休闲观的人占多数。但这并不等于说休闲与旅游二者可以完全合并,甚至以旅游替代休闲。因为休闲毕竟还有哲学、宗教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层面的价值与含义,涉及基本人权问题,而旅游远远没有休闲对于个人和社会来得重要。当下中国由于产业发展时序、社会环境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休闲”概念和产业属于无人认领的“野生大蛋糕”,旅游部门和研究界有很强的动力和实力去切这块蛋糕,这未尝不可,旅游界确实应该多关注旅游中的休闲价值和休闲活动业态,但再扩张也不可能将所有运动休闲、文化休闲和游戏娱乐项目都全部纳入“旅游”的名下。因此,产业界和研究上的交融不等于概念上的混淆,希望未来不要在理论和现实中出现“以旅游指代所有休闲”的新扭曲现象@。否则,旅游学术界的混乱仍将无尽头。

关于狭义旅游定义是否会带来弊端,有必要坦率做出辨析。目前,许多人反对狭义旅游定义和概念性定义的理由,主要是担心狭义旅游定义有可能带来旅游业范围缩小、统计数字减少或学科覆盖面过窄的不利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利益得失上的担忧。笔者以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个产业的地位,如果仅仅靠一部分多算出来的统计数字赢得地位,是不现实的。事实上,旅游业的地位恰恰是由那部分真正以休闲/娱乐/度假为目的的“纯旅游”需求确立的,而不是其他。不真实的数字其实也是无法赢得人们尊重和统计部门的信任的。当今各国旅游产业的规模之所以难以取得圈外部门和人士的完全认可,恰恰在于所统计的对象边界不够清晰,是包含了“准游客”和“一般访客”在内的大口径旅游数字,这或许也是一些地方采用卫星账户法统计旅游业数据,其结果往往难以超出传统统计数据的内在原因。至于那些“准旅游者”和“一般访客”的被统计,我们一方面要承认这些人确实是宾馆等旅游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要承认确实存在统计操作上的一系列排除困难(比如按目前的统计方法,难以确定事务型到访者是否一定没有旅游行为)因而采取了“宁可错计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全计入方式。今后如果对统计方式做出改革,比如卫星账户法或事后(离境)统计法,就可能使旅游数据更加准确。

至于旅游学科地位和覆盖面,同样也由人们的实际旅游需求来决定,完全不会因为狭义定义而对其产生任何制约。相反,从学术角度而言,必须采用一种严谨的定义才能真正找出本学科的核心问题,确立本学科的地位。让旅游统计界定与旅游本质界定保持在同一个认知范畴和口径下,其实只有助益而无贬损。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外学者和机构对旅游本质认识、旅游内涵与外延、旅游定义表述方式的各种分歧和交融点,本文认为,中国旅游学界可以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基本确立如下5方面的共识:

1 旅游是指人的活动,而不是这一活动所引发的社会经济现象总和。

2 旅游的本质应该由其概念性定义而非技术性定义所界定。

3 旅游的本质由“余暇+异地+休闲体验”三者共同决定,缺一不可。旅游定义的表述也应该反映这三个本质性特征。

4 旅游是一种异地休闲活动,也是出于休闲目的的旅行活动。休闲和旅行的外延范畴都大于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