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基础篇1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人类多极化世界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是由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当前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状况是什么呢？人类市场经济正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
人类的极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板块经济是以高度发达城市的市场经济为核心和主导，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到由世界自然物质板块所决定和构成的人类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并以此为根本基础实现多国经济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区域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人类在客观的板块经济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基础上构成人类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构成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高度同一的大市场，不是区域经济条件下多国市场的组合，而是板块经济基础上各国货币税收财政甚至社会保障与安全乃至在政治上实现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是根本同一的市场经济内部多国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联合与统一。
当前人类板块经济主要有两面大类：一是北美经济板块，东亚经济板块与西欧经济板块；二是俄罗斯经济板块，南美经济板块，南亚经济板块及非洲经济板块。
人类世界的板块经济是人类世界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必然阶段。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两个基本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与人类工业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指人类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社会的物质生产是自然方式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社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少，市场规模小，市场以自然物质产品与小手工产品的交换为主。在人类自然物质生产客观历史发展阶段，由自然物质生产本质所决定的人类自然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与自然经济客观历史的补充。
在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城市规模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人类社会市场需求与生产力低下的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矛盾。人类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客观历史发展必然变革人类小生产自然物质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力，必然产生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
在人类工业社会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小商品生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人类自由资本主义。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资本主义根本统一的国家市场，在此基础上产生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与资源的制约，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了掠夺世界资源与市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必然产生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市场经济和平发展。人类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以大江大河大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此即是以区域市场为核心的人类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由多国经济构成的区域经济并不是建立在高度同一的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共同体，而只是在客观的区域经济基础上多国经济自然的区域组合。人类的区域经济存在众多的市场障碍，人类的区域经济只能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
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人类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实现人类区域市场联合统一的人类板块大市场并在此基上必然形成实现人类板块市场高度同一的人类板块经济。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当前人类区域经济正处于联合之中，人类板块经济正处于构成阶段。
当前构成世界市场经济主体的有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板块，包括加拿大；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包括中日韩朝及东南亚，日本地域狭小不足以成为单独的经济板块；三以西欧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括欧盟其他国家。北美经济板块已经建成。
欧盟正大力加强作为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统一市场建设，已建立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流通货币，欧盟宪法已经产生。一个散破分裂战乱的欧洲正在凝结成一个强大的经济板块，这是欧洲客观的经济板块运动，是欧洲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革命。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亦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深刻的历史发展变革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板块。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的组成方式必然是各具特色的。
世界的板块经济决定人类世界进入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新时代。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共同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主体，共同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是以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是相互竟争相互联合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统一的整体。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是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的基本的新三角。
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必然实现世界三大基本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实现世界其他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形成整个世界高度同一根本统一的大市场，人类在此客观基础上必然实现人类市场经济的高度统一，必然实现人类世界的大联合。
人类在世界根本统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人类伟大的理想--世界大同。
板块经济理论的意义 一，板块经济理论是全新的关于市场经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客观历史地位，揭示了市场经济与世界大同人类伟大理想的客观内在联糸；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正视人类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要对人类的历史妖魔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实现人类市场经济高度历史的发展；
三，要实现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世界必须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必须大力加强世界的市场经济建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规范世界的市场经济，大力发展世界的市场经济，推动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
四，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构成统一世界市场经济的基础。人类只有在稳定发达的世界板块经济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世界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人类的板块经济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经济板块相互竟争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联合。开放一切市场，一切资源归市场所有。人类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无需用武力开拓市场与资源，需要的是在高度开放高度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和平的竟争；
五，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板块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及以西欧为中心的欧盟经济板块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构成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基本的大三角力量；
六，板块经济理论揭示所谓一极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板块经济决定多极世界理论的客观正确性，世界需要民主与合作，特别是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之间更需要大力的战略合作，世界三大基本板块在共同开发世界市场，发展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巨大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与职责；
七，大力发展板块经济。在三大基本板块经济中北美经济板块已建成，东亚经济板块与欧盟经济板块正处于建设之中，应适时代与历史的发展主流加速发展；
八，统一独立的欧盟是欧洲复兴的历史必然，欧盟诸国应认识到自已历史的职责，加速统一进程，加强独立性，大力发展欧洲经济；
九，日本属于东亚经济板块，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日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回归东亚，中日联合，共同实现东亚经济板块与世界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十，台湾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东亚经济板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台湾如何分裂，他都分裂不了。台独分裂中国只能是绝路。分裂中国就是从东亚经济板块分割出去，这同样是一条衰亡的绝路。台湾人民应看清历史的大趋势，认识到民族的大义，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坚决反对台独，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板块经济理论揭示东亚经济板块必然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最强盛的板块，中国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
关于板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区别
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形式，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区域经济亦是建立在自然区域基础之上的，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板块经济是在自然板块基础上市场的同一税收的同一甚至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体。区域经济则不是这样的不仅规模小得多，而且区域经济只是自然区域经济的联糸而不是统一，更重要的是板块经济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人类板块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建立世界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律与制度。
世界的大同首先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同一，是共同的统一的市场，是世界资本劳动商品及资源的市场统一，是世界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同一，是世界法律的统一，是世界安全与军事的统一。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2
在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政府管制体制下，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垄断经营的。[1]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基于自然垄断要求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高度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基础设施经营企业没有市场主体地位，当然就没有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权；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不能刺激成本效率；相对单一的投资渠道使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不足。其结果使基础设施产业的供需矛盾十分严重。在这方面，英国也有相似的经历。英国在40年代中期，对基础设施产业曾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当时，英国政府组建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联系，表现为各政府部长对所属国有企业直接任命企业董事会成员。这就使企业董事会必然对政府部长负责，无条件地接受部长们的行政指令，企业管理者只能进行具体的操作性业务。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政府管制体制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以部长为首的有关政府管理部门随时可
80年代初，英国以电信产业为开端，相继对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铁路运输等主要基础设施产业进行了重大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从根本上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即把原来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政企关系调整为由政府间接控制企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政企关系，实现从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政府管制体制向以政企分离为特征的体制过渡。英国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新体制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郑海航等，1996），提高了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这无疑为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经验支持的重要思路。
政企分离在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表现为：在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下，企业才能形成作为市场主体所必需的经营机制；政府则从基础设施产业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从而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英国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根据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的有关条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实现了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换。目前，由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还是实行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企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较大的投资项目一般都由国家计划安排，企业没有实质性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与企业自身物质利益没有密切联系；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则由政府财政进行填补，企业感受不到经营风险。因而，企业缺乏有效地开展市场经营活动的活力、动力和压力（王俊豪，1993）。借鉴英国的基本经验，要使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国有企业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机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政企合一的体制改革成为政企分离的体制。
实行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后，企业将拥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并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许多基础设施产业和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只存在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这就会产生一种扭曲社会分配效率的潜在可能性，即这些企业有可能利用其市场垄断力量，通过制订垄断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等途径谋取垄断利润。在就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以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对此，英国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重新确定了政府管制的新职能，主要包括：(1)制定有关政府管制法规；(2)颁发和修改企业经营许可证；(3)制定并监督执行价格管制政策；(4)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实行管制。可见，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后，政府并不是让企业放任自流，而是通过重新界定政府管制的新职能，以间接控制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这体现了“放小管大”的改革原则，有利于提高政府管制效率。这为转变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职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二、竞争是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的根本性途径
竞争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它能刺激生产效率（企业内部效率）和配置效率。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只有效率较高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优胜劣汰规律会迫使企业想方设法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在不完全信息的现实中，竞争还能产生一种信息发现机制，打破任何企业对信息的垄断，迫使企业按照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成本订价，从而促进社会配置效率。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竞争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样适用于基础设施产业(DieterHelm,timJenkinso-n,1997)。而且，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还使政府管制者能获得较多的管制信息，缓解管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利于提高政府管制效率。
在英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在对竞争作用的评价和如何促进竞争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由于英国基础设施产业管制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与私有化相伴进行的，这就容易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私有化本身就能促进经济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例如，英国政府对电信和煤气供应等产业实行重大管制体制改革的初期，通过出售原来国有企业的股份实行企业所有制变革（即私有化），虽然这些企业（如英国电信公司、英国煤气公司等）的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没有对这些产业原有的垄断性市场结构进行重组，这些企业的垄断性市场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改革结果未能刺激企业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一个教训是，英国政府对私有化的热情过高，在制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方案时，经常对竞争和管制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虑，就急于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人企业(JohnVickers,GeorgeYarrow,1988,pp.314—316)。更明确地说，所有制变革对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的作用很不明显，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竞争与改进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GeorgeYarrow,1989,pp.52—69)。从正面看，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之所以能促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以促进竞争作为重要改革目标，虽然在某些产业、某个改革阶段，英国政府出于对政治因素的考虑，没有把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放在应有的地位，但从总体上分析，英国政府相继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政策都是以强调竞争的作用为主要内容的，表现为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强化竞争机制的过程。
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一直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垄断经营的。但近几年来，在一些基础设施产业中也出现了市场竞争，而且产生了可喜的成效。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电信产业（张宇燕，1995）。1994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公司”），这标志着打破了建国以来中国电信产业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这是中国电信产业政府管制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措施，为在中国电信产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创造了制度条件。联通公司成立后，对通信设备和技术进行了巨额投资，开发和采用世界先进通信技术，促进了中国电信产业的生产效率（王平，王文，1996）。同时，竞争也促使中国电信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不断下降（林阳，1997）。此外，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缩短了消费者电话待装和维修时间。这些都有利于促进社会配置效率。
虽然中国电信产业的市场竞争机制尚处于初期发育阶段，但它已显示出对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巨大促进作用，证明了在基础设施产业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中英两国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实践都证明，竞争是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中国目前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体制，有效地运用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应该是下面要讨论的有效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标。
三、有效竞争是制定政府管制政策的目标导向
基础设施产业需要巨额投资，这些投资的专用性很强，一旦投资就难以挪作他用，沉淀成本很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单位产品成本会随着产出量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基础设施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然垄断性，表现为巨大的规模经济性（或者说，显著的成本弱增性）。[2]即在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产业，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性经营能使成本效率最大化。这就要求政府制定限制进入的管制政策，以保证基础设施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但这会导致垄断企业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使实际达到的生产效率大大低于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效率，即导致生产低效率；同时，垄断企业还可能凭借其市场垄断力量，通过制订垄断高价以谋取垄断利润，从而导致配置低效率。这意味着为克服市场垄断所造成的生产低效率和配置低效率，就应该允许较多的企业进入产业进行竞争性经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以刺激经济效率。这就要求政府制定允许新企业进入产业的管制政策。这样，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
显然，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具有对立性的一面，为了达到最大产业经济效率，对于一个明智的政府管制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同时兼顾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把两者协调起来。这就是克拉克首先提出的有效竞争问题(Clark,1940)，但国内外对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曾论证，有效竞争是一个由企业适度规模和适度竞争相结合的区域状态。在某一产业中，只要企业的规模达到最低适度规模（或最小经济规模）要求，同时，在该产业中，市场竞争度能保证竞争收益大于竞争成本，即处于适度竞争范围。那么，这个产业就基本上处于有效竞争状态（王俊豪，1995，第6—37页）。这可以作为衡量有效竞争的一个标准，也可作为政府制定基础设施产业管制政策的一个参考依据。
从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看，中国在制定以有效竞争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政策时，可考虑采取“自然垄断性业务与大量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相分离”的政策。因为，从总体上而言，基础设施产业具有自然垄断性，但在特定的基础设施产业中，总是既有自然垄断性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显然，对于自然垄断性业务，应该只允许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维护规模经济；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规模经济不显著，可由多家企业进行竞争性经营。对同一产业的不同性质业务实行区别对待才能实现有效竞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区分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二是如何分离这两类业务？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自然垄断的性质，基础设施产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指那些固定网络性操作业务，如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产业中的线路、管道等输送网络业务，电信产业中的有线通信网络业务和铁路运输中的铁轨网络业务。其它领域的业务则属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第二个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复杂，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的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如果这种范围经济性不显著，那么，经营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企业就不宜同时经营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即政府应对这两类业务实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以有效地抑制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垄断地位，运用企业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如对垄断经营业务制订高价，对竞争性业务制订低价）等战略手段，排斥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竞争企业的市场行为。例如，1989年英国对电力产业实行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电力生产、输送和销售业务实行“经营权”的垂直分离，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力输送业务由新组建的“国家电网公司”独家经营，但该公司不能同时经营属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电力生产和销售，这些业务逐步实行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但是，如果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之间的范围经济相当显著，若对这两类业务实行“经营权”的垂直分离，就会增加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允许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但要求企业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分别实行财务上的独立化，以监督和控制企业运用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等反竞争战略。在英国的电信、煤气供应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中，就是采取这种管制政策的（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最优政策）。可见，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分?爰瓤刹扇熬ā钡姆掷耄部墒敌衅笠挡莆裆系姆掷搿6哉饬街植煌潭取胺掷搿狈绞降木裨瘢饕【鲇诖怪币惶寤姆段Ь眯浴?/p>
总之，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有效竞争的一个比较可行的管制政策思路是：首先区分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然后把自然垄断性业务从其它业务中独立出来，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性经营，政府以这类业务作为管制的重点，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管制机制；而对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则由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政府对经营垄断性业务的企业或者不允许其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或者对不同性质的业务实行独立核算，以控制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垄断力量对其竞争企业采取反竞争战略，从而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在总体上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
四、按照经济原理制定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价格
建国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主要不是根据一定的经济原理，而是较多地考虑非经济性因素来制定管制价格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其客观原因是，基础设施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仅是国民经济中其它生产部门的投入物（或称“上游产品”），其价格水平直接影响众多生产部门的成本和最终售价，而且也是广大居民家庭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其价格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费用。因此，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使大多数居民在工资增长速度不高的情况下仍能提高实际生活水平，就对基础设施产业制定较低的管制价格。其结果是，基础设施产业的固定成本（主要表现为投资）基本上由政府负担，管制价格构成中的成本主要是可变成本。根据政府管制经济学中的价格管制理论，政府制定管制价格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刺激企业的生产效率，维护企业的发展潜力和促进社会配置效率。显然，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这种不符合经济原理的价格管制体制，不仅缺乏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刺激，企业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而且，由于许多管制价格低于边际成本，这也不符合社会配置效率的要求。可见，这种价格管制体制的经济性能是不理想的。不仅如此，这种价格管制体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必然存在与政府对价格管制的初衷相悖的现象：由于较低的管制价格不能刺激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缺乏自我发展，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同时，政府作为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唯一的投资者，由于受财力的限制，无力对基础设施产业持续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适应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需要。作为一种必然结果，基础设施产业的供应能力与需求存在很大缺口，许多生产企业为此不得不中断正常生产，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1992年中国因缺电而损失的工业产值达5473—7293亿元（尔仁，1994）。基础设施产业的供需矛盾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改革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价格管制体制势在必行。
英国在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前，政府在制定管制价格时，也经常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其次才考虑经济因素，因而不能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英国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管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即Rpi—x价格管制模型，Rpi为零售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是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政府对x值作周期性调整。由于零售价格指数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要取得较多的利润，就只有通过努力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就促使企业自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进行技术革新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业利润，企业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业善于经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就能取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使企业能不断得到自我发展。此外，由于英国政府对电信、电力、煤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所规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价格指数，而且有不断调高的趋势(StephenJ.Bailey,1995,pp.318—321)，这意味着Rpi—x是一个负数，企业每年必须把价格下降丨Rpi—x丨，这使消费者能从企业效率提高后享受较低的价格，有利于提高社会配置效率。因此，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哂薪虾玫木眯阅堋?/p>
根据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价格管制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借鉴英国的经验，中国价格管制体制改革可采取的一种基本思路是：逐步以经济原理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价格管制体制。目前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管制价格应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功能。由于被管制企业通常具有市场垄断力量，这要求管制价格制定者首先能识别企业的两种利润来源：即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市场垄断力量；然后，客观评价企业应该达到的一般成本水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已基本剔除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力量谋取利润的因素的最高限价，以维护社会分配效率。企业在规定的最高限价下，要取得较多的利润，不断得到自我发展，其前提条件是只有通过技术革新，加强内部管理等途径以降低成本水平，提高生产效率。英国的Rpi—x最高限价模型就具有这种经济功能。但笔者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英国的这种价格管制模型，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许多产品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还处于价格调整阶段，零售价格的变动幅度较大，如果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价格与零售价格指数挂钩，企业的利润水平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零售价格指数变动的幅度，从而将大大削弱管制价格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刺激。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3
摘要：从所周知，我国东西部经济差距明显。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基础设施能降低交通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是形成东西部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交通基础设施；东西部经济差距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增长都十分显著。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快更好。但是，我国东西部间经济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导致这种地区间经济差距的因素多且复杂，有政策、历史、自然条件、文化、社会资本、基础设施等。由于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条件，能长期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本文仅从交通基础设施的角度来分析东西部的经济差距。
二、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机制
当一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首先会对个人、企业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促进行业发展，最终提高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的促进机制主要有以下方面：
1、加速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分工与专业化
交通基础设施可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提高区位可达性和运输效率，最终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由于生产要素同其他资本一样也具有逐利性，交通成本的降低会加速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从生产效率低的区域流向生产效率高的区域，从而促成分工与专业化，实现规模经济。这样会使经济布局更合理，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
2、促进贸易，扩大产品市场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商品在各地区间流动变得方便快捷，一方面促进了地区内部间的贸易，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本地区产品在地区外部的贸易，从而扩大了市场范围和规模，并刺激企业生产，最终促进经济发展。
3、促进交流和社会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提高了区位可达性，不仅使地区内部间人员、物品和信息的交流更加方便快捷，同样也使得地区内部与地区外部的交流和联系更容易。这便提高地区的开放程度，增强与外界的联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的思想观念的进步以及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的传播，进而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4、吸引人才和企业投资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交通出行条件，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增强与外界的联系。这不仅提高了当地的居民生活质量，还提升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方面，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升了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优秀人才流入，进而提高了生产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企业生产成本下降，经济发展增加了当地对企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吸引企业投资，最终提高产出水平。
5、循环效应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刺激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为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了资金保障。这将导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进而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再增加，经济再增长，如此良性循环，经济持续增长。
6、直接拉动经济增长
一个地区的产出总量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GDp=C+i+G+（X-m），其中C表示消费，i表示投资，G表示政府购买，X表示出口，m表示进口。由此可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此外，由于投资乘数效应，当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部门的收入增加后，会刺激这些部门追加投资或扩大消费，从而引其他部门的收入增长，进而再刺激投资和消费，如此循环，经济的增长额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额的数倍。
三、东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与经济差距
1、东西部地区的划分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一般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包括10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西部地区包括10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
2、东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与经济差距
鉴于铁路和公路在交通基础基础设施中最为重要，以及作者的能力和时间有限，本文只对东西部的铁路和公路现状进行分析。根据通常方法，本文用铁路和公路的交通密度来衡量东西部各省的铁路和公路发展水平，交通密度是指单位面积内交通线路的长度。以下表1和表2分别表示截至2011年底东部和西部各省的交通密度，表中tm代表铁路交通密度，Gm代表公路交通密度，单位为千米每万平方公里。表中数据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据表，总体上，除重庆外，东部各省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密度明显高于西部各省，说明东西部经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由东西部交通基础设施差距造成的。重庆、广东、浙江、福建、河北五省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密度相差不大，但重庆和河北的人均GDp相差不大且明显落后于浙江、广东和福建的人均GDp，说明造成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原因并不完全是东西部的交通基础设施差距，还有其他影响因素。
四、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原因
1、自然地理条件制约
西部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平原少，多为山地、高原，有崇山峻岭、千沟万壑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以及连片的戈壁沙漠、高寒盐碱冻土，而且很多地区地质条件复杂、自然灾害多、气候恶劣。西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一方面，导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成本高；另一方面，增加了运营维护难度和成本，如每年因滑坡、泥石流等引起的交通中断和交通设施损害的现象经常发生，导致高额的交通维护费。
2、经济发展水平低
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都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一方面，经济落后导致地方财力有限，不能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因此西部地区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的能力远不及东部地区。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总量小，从而对交通需求不强烈，进而减少了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
3、投融资机制市场化改革不足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另一原因是投融资模式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其他资金来源少。因此，应注重投融机制的创新，加强市场化改革，减少资金进入壁垒，扩宽资金来源渠道，通过建立投资基金、发行债券、组建股份公司、Bot、tot、Bt等多元化渠道融资。
4、国家政策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战略是“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对地区开发实行的是梯形布局、逐步开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较少，优惠政策较少且力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随着国家加强了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但由于其发展基础低，仍然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明显差距。
5、观念落后
西部地区的许相关部门和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偏向于能快速产生经济效益的直接生产部门，因此，对交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此外，虽然有一部分人认识到交通能有效推动经济发展，但有关融资机制的思想观念落后，没有开辟有效的融资渠道，导致建设资金严重不足。
五、改善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的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发现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类：一是建设难度大、成本高，二是建设资金不足。因此，着重从这两方面着手，降低建设难度和成本，发展经济并创新投融资模式以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以下方面：
1、改革投融资机制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巨大，但政府的财力有限，建设资金短缺。因此，一定要加强投融资体制的改革，采用投资基金、公共债券、股份公司、Bot、tot、Bt等多元化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减少民间资本的进入壁垒，扩大民间资本投入，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
2、发展经济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造成的。因此，应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吸引企业投资，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减少政府干预，鼓励改革与创新，探索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而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为交通基础设施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
3、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行业创新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难度大、成本和管理维护费高，一方面由其自然地理条件引起的，另一方面也跟人才缺乏有一定的关系。积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专业人才培养，不仅能促进该领域技术进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的合理性，还可以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在规划阶段，可以避免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重复建设、运输效率不高等现象，保证交通有理、有利、有序地发展。在建设阶段，能有效降低建设难度和成本，使有限的资金能提供更多交通基础设施；在运营和维护阶段，提高运营效率，避免交通基础设施过度损耗，延长使用年限。
4、其他措施
除以上建议外，还应该协调好环境保护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减少环境破坏引起的负面影响；提高政府领导人员的经济理论水平，使其能合理评判交通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长期效益，从而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
六、结语
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通成本，进而加速生产要素的的合理流动，促进分工与专业化，提高生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这是导致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十分重要的原因。然而，经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很多，有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条件、国家政策、历史、文化等。因此，提高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不能只是改善西部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也还要重视其他因素的作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J].经济研究，2011（3）.
[2]高峰.交通基建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4
一、政企分离是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关键
在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政府管制体制下，铁路运输、通信、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垄断经营的。[1]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的性质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而不是基于自然垄断要求的经济性垄断。这种高度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基础设施经营企业没有市场主体地位，当然就没有生产经营的重大决策权；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基础设施服务价格的形成机制不能刺激成本效率；相对单一的投资渠道使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不足。其结果使基础设施产业的供需矛盾十分严重。在这方面，英国也有相似的经历。英国在40年代中期，对基础设施产业曾实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当时，英国政府组建国有企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一种直接联系，表现为各政府部长对所属国有企业直接任命企业董事会成员。这就使企业董事会必然对政府部长负责，无条件地接受部长们的行政指令，企业管理者只能进行具体的操作性业务。这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政府管制体制的基础。在这种体制下，以部长为首的有关政府管理部门随时可以利用其对企业的控制权，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国有企业经常被政府当作干预宏观经济的工具。由于许多国有企业在特定经营领域具有法定垄断经营地位，因而它们缺乏竞争活力和经营风险。此外，政府要提供基础设施产业所需的投资，由于政府财力的有限性与基础设施产业所需投资巨大性之间的矛盾，致使许多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不足，引起了很大的供需矛盾。可见，在英国基础设施产业原有政府管制体制下存在的问题与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管制体制的主要弊端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的根源就在于两国的政府管制体制都是以“政企合一”为基本特征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体制性通病。而消除这些通病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改革这种“政企合一”的管制体制。
80年代初，英国以电信产业为开端，相继对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铁路运输等主要基础设施产业进行了重大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其改革的中心内容是，从根本上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即把原来由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政企关系调整为由政府间接控制企业主要经济活动的政企关系，实现从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政府管制体制向以政企分离为特征的体制过渡。英国十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新体制促进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郑海航等，1996），提高了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这无疑为中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有经验支持的重要思路。
政企分离在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表现为：在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下，企业才能形成作为市场主体所必需的经营机制；政府则从基础设施产业的垄断经营者转变为竞争性经营的组织者，从而提高政府管制的效率。英国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根据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证的有关条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实现了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性转换。目前，由于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还是实行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企业的主要生产经营活动，特别是较大的投资项目一般都由国家计划安排，企业没有实质性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与企业自身物质利益没有密切联系；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则由政府财政进行填补，企业感受不到经营风险。因而，企业缺乏有效地开展市场经营活动的活力、动力和压力（王俊豪，1993）。借鉴英国的基本经验，要使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国有企业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特点的经营机制，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把政企合一的体制改革成为政企分离的体制。
实行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后，企业将拥有生产经营决策权，并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同时，许多基础设施产业和业务领域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只存在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这就会产生一种扭曲社会分配效率的潜在可能性，即这些企业有可能利用其市场垄断力量，通过制订垄断价格，降低服务质量等途径谋取垄断利润。在就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以规范企业的市场行为。对此，英国实行政企分离的管制体制后，重新确定了政府管制的新职能，主要包括：(1)制定有关政府管制法规；(2)颁发和修改企业经营许可证；(3)制定并监督执行价格管制政策；(4)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实行管制。可见，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后，政府并不是让企业放任自流，而是通过重新界定政府管制的新职能，以间接控制企业的主要经营活动。这体现了“放小管大”的改革原则，有利于提高政府管制效率。这为转变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职能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式。
二、竞争是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的根本性途径
竞争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它能刺激生产效率（企业内部效率）和配置效率。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中，只有效率较高的企业才能生存和发展，优胜劣汰规律会迫使企业想方设法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在不完全信息的现实中，竞争还能产生一种信息发现机制，打破任何企业对信息的垄断，迫使企业按照包括正常利润在内的成本订价，从而促进社会配置效率。有关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竞争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同样适用于基础设施产业(DieterHelm,timJenkinso-n,1997)。而且，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还使政府管制者能获得较多的管制信息，缓解管制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利于提高政府管制效率。
在英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在对竞争作用的评价和如何促进竞争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由于英国基础设施产业管制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与私有化相伴进行的，这就容易给人们一种假象，似乎私有化本身就能促进经济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真正促进效率提高的是市场竞争。例如，英国政府对电信和煤气供应等产业实行重大管制体制改革的初期，通过出售原来国有企业的股份实行企业所有制变革（即私有化），虽然这些企业（如英国电信公司、英国煤气公司等）的所有制发生了变化，但由于没有对这些产业原有的垄断性市场结构进行重组，这些企业的垄断性市场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不存在市场竞争的压力。这种改革结果未能刺激企业提高经济效率。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英国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一个教训是，英国政府对私有化的热情过高，在制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方案时，经常对竞争和管制政策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进行必要的考虑，就急于把国有企业转变为私人企业(JohnVickers,GeorgeYarrow,1988,pp.314—316)。更明确地说，所有制变革对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的作用很不明显，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竞争与改进管制效率的政策措施(GeorgeYarrow,1989,pp.52—69)。从正面看，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之所以能促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以促进竞争作为重要改革目标，虽然在某些产业、某个改革阶段，英国政府出于对政治因素的考虑，没有把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放在应有的地位，但从总体上分析，英国政府相继采取的一系列管制政策都是以强调竞争的作用为主要内容的，表现为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强化竞争机制的过程。
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一直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垄断经营的。但近几年来，在一些基础设施产业中也出现了市场竞争，而且产生了可喜的成效。其中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的电信产业（张宇燕，1995）。1994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简称“联通公司”），这标志着打破了建国以来中国电信产业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的格局。这是中国电信产业政府管制体制的一个重大改革措施，为在中国电信产业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创造了制度条件。联通公司成立后，对通信设备和技术进行了巨额投资，开发和采用世界先进通信技术，促进了中国电信产业的生产效率（王平，王文，1996）。同时，竞争也促使中国电信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价格不断下降（林阳，1997）。此外，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服务质量，缩短了消费者电话待装和维修时间。这些都有利于促进社会配置效率。
虽然中国电信产业的市场竞争机制尚处于初期发育阶段，但它已显示出对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巨大促进作用，证明了在基础设施产业运用市场竞争机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中英两国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实践都证明，竞争是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中国目前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改革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体制，有效地运用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基础设施产业的经济效率。但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基础设施产业的竞争应该是下面要讨论的有效竞争，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率的目标。
三、有效竞争是制定政府管制政策的目标导向
基础设施产业需要巨额投资，这些投资的专用性很强，一旦投资就难以挪作他用，沉淀成本很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在一定的产出范围内，单位产品成本会随着产出量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基础设施产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然垄断性，表现为巨大的规模经济性（或者说，显著的成本弱增性）。[2]即在自然垄断性的基础设施产业，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性经营能使成本效率最大化。这就要求政府制定限制进入的管制政策，以保证基础设施产业的规模经济性。但这会导致垄断企业放松内部管理和技术创新，使实际达到的生产效率大大低于可能达到的最大生产效率，即导致生产低效率；同时，垄断企业还可能凭借其市场垄断力量，通过制订垄断高价以谋取垄断利润，从而导致配置低效率。这意味着为克服市场垄断所造成的生产低效率和配置低效率，就应该允许较多的企业进入产业进行竞争性经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以刺激经济效率。这就要求政府制定允许新企业进入产业的管制政策。这样，基础设施产业的政府管制政策制定者总是面临着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两难选择。
显然，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具有对立性的一面，为了达到最大产业经济效率，对于一个明智的政府管制政策制定者来说，需要同时兼顾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把两者协调起来。这就是克拉克首先提出的有效竞争问题(Clark,1940)，但国内外对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一直争论不休。笔者曾论证，有效竞争是一个由企业适度规模和适度竞争相结合的区域状态。在某一产业中，只要企业的规模达到最低适度规模（或最小经济规模）要求，同时，在该产业中，市场竞争度能保证竞争收益大于竞争成本，即处于适度竞争范围。那么，这个产业就基本上处于有效竞争状态（王俊豪，1995，第6—37页）。这可以作为衡量有效竞争的一个标准，也可作为政府制定基础设施产业管制政策的一个参考依据。
从英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看，中国在制定以有效竞争为导向的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政策时，可考虑采取“自然垄断性业务与大量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相分离”的政策。因为，从总体上而言，基础设施产业具有自然垄断性，但在特定的基础设施产业中，总是既有自然垄断性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性业务。显然，对于自然垄断性业务，应该只允许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维护规模经济；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规模经济不显著，可由多家企业进行竞争性经营。对同一产业的不同性质业务实行区别对待才能实现有效竞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区分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二是如何分离这两类业务？对于第一个问题，根据自然垄断的性质，基础设施产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主要是指那些固定网络性操作业务，如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产业中的线路、管道等输送网络业务，电信产业中的有线通信网络业务和铁路运输中的铁轨网络业务。其它领域的业务则属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第二个问题相对而言比较复杂，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的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如果这种范围经济性不显著，那么，经营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企业就不宜同时经营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即政府应对这两类业务实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以有效地抑制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垄断地位，运用企业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如对垄断经营业务制订高价，对竞争性业务制订低价）等战略手段，排斥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竞争企业的市场行为。例如，1989年英国对电力产业实行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电力生产、输送和销售业务实行“经营权”的垂直分离，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电力输送业务由新组建的“国家电网公司”独家经营，但该公司不能同时经营属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电力生产和销售，这些业务逐步实行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但是，如果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之间的范围经济相当显著，若对这两类业务实行“经营权”的垂直分离，就会增加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允许企业实行垂直一体化经营，但要求企业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分别实行财务上的独立化，以监督和控制企业运用内部业务间交叉补贴等反竞争战略。在英国的电信、煤气供应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中，就是采取这种管制政策的（当然，这并不一定是最优政策）。可见，对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分离既可采取“经营权”的分离，也可实行企业财务上的分离。对这两种不同程度“分离”方式的抉择，主要取决于垂直一体化经营的范围经济性。
总之，在基础设施产业实行有效竞争的一个比较可行的管制政策思路是：首先区分自然垄断性业务与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然后把自然垄断性业务从其它业务中独立出来，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性经营，政府以这类业务作为管制的重点，建立模拟竞争机制的管制机制；而对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则由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政府对经营垄断性业务的企业或者不允许其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或者对不同性质的业务实行独立核算，以控制企业利用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的垄断力量对其竞争企业采取反竞争战略，从而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在总体上使整个基础设施产业处于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状态。
四、按照经济原理制定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价格
建国以来，中国在基础设施产业主要不是根据一定的经济原理，而是较多地考虑非经济性因素来制定管制价格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其客观原因是，基础设施产业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仅是国民经济中其它生产部门的投入物（或称“上游产品”），其价格水平直接影响众多生产部门的成本和最终售价，而且也是广大居民家庭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其价格水平直接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费用。因此，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使大多数居民在工资增长速度不高的情况下仍能提高实际生活水平，就对基础设施产业制定较低的管制价格。其结果是，基础设施产业的固定成本（主要表现为投资）基本上由政府负担，管制价格构成中的成本主要是可变成本。根据政府管制经济学中的价格管制理论，政府制定管制价格的三个主要目标是：刺激企业的生产效率，维护企业的发展潜力和促进社会配置效率。显然，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这种不符合经济原理的价格管制体制，不仅缺乏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刺激，企业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而且，由于许多管制价格低于边际成本，这也不符合社会配置效率的要求。可见，这种价格管制体制的经济性能是不理想的。不仅如此，这种价格管制体制在实际运行中，还必然存在与政府对价格管制的初衷相悖的现象：由于较低的管制价格不能刺激企业的生产效率，企业缺乏自我发展，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同时，政府作为主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唯一的投资者，由于受财力的限制，无力对基础设施产业持续地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适应基础设施产业的发展需要。作为一种必然结果，基础设施产业的供应能力与需求存在很大缺口，许多生产企业为此不得不中断正常生产，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1992年中国因缺电而损失的工业产值达5473—7293亿元（尔仁，1994）。基础设施产业的供需矛盾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改革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价格管制体制势在必行。
英国在基础设施产业政府管制体制改革前，政府在制定管制价格时，也经常首先考虑政治因素，其次才考虑经济因素，因而不能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英国对基础设施产业价格管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实行最高限价模型，即Rpi—x价格管制模型，Rpi为零售价格指数（即通货膨胀率），x是政府对企业所规定的生产效率增长率，政府对x值作周期性调整。由于零售价格指数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外生变量，企业要取得较多的利润，就只有通过努力使生产效率的实际增长率高于政府规定的x值。这就促使企业自觉优化生产要素组合，进行技术革新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由于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业利润，企业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限价下有利润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业善于经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就能取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使企业能不断得到自我发展。此外，由于英国政府对电信、电力、煤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所规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价格指数，而且有不断调高的趋势(StephenJ.Bailey,1995,pp.318—321)，这意味着Rpi—x是一个负数，企业每年必须把价格下降丨Rpi—x丨，这使消费者能从企业效率提高后享受较低的价格，有利于提高社会配置效率。因此，英国的价格管制模型具有较好的经济性能。
根据中国基础设施产业现行价格管制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借鉴英国的经验，中国价格管制体制改革可采取的一种基本思路是：逐步以经济原理为基础，建立高效率的价格管制体制。目前特别要重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管制价格应具有刺激企业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功能。由于被管制企业通常具有市场垄断力量，这要求管制价格制定者首先能识别企业的两种利润来源：即较高的生产效率和市场垄断力量；然后，客观评价企业应该达到的一般成本水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一个已基本剔除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力量谋取利润的因素的最高限价，以维护社会分配效率。企业在规定的最高限价下，要取得较多的利润，不断得到自我发展，其前提条件是只有通过技术革新，加强内部管理等途径以降低成本水平，提高生产效率。英国的Rpi—x最高限价模型就具有这种经济功能。但笔者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英国的这种价格管制模型，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许多产品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还处于价格调整阶段，零售价格的变动幅度较大，如果基础设施产业的管制价格与零售价格指数挂钩，企业的利润水平就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零售价格指数变动的幅度，从而将大大削弱管制价格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刺激。
2.确定一个适应的管制价格调整周期。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将会不断提高，成本水平会相应地下降。这就要求政府对管制价格进行周期性调整。管制价格的调整周期对企业利用“政府管制滞后效应”(regulatorylag)，[3]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积极性会产生直接影响：如果管制价格调整周期太短，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回报期较长，这就会抑制企业通过大规模投资进行技术革新，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相反，若管制价格调整周期太长，这虽然会刺激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以取得投资的长期效益，但会使现实的成本水平大大低于当时核定的成本水平。这就不仅会使企业取得过多的利润，也会因企业能轻易取得利润而削弱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的刺激。而具体的管制价格调整周期则应根据特定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而定（如英国在电信、电力等产业的管制价格调整周期一般为4—5年，而自来水供应产业为10年）。
3.价格管制不仅要因产业而异，而且要因同一产业不同性质的业务而异。由于各基础设施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存在很大差异，政府在制定特定产业的管制价格时，应该考虑到该产业现有的和潜在的生产率发展水平，作为制定管制价格的重要依据。同时，如前所述，在许多基础设施产业都存在自然垄断性业务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价格管制主要是针对自然垄断性业务，以防止少数企业滥用其市场垄断力量谋取高额利润；而在非自然垄断性业务领域，由于多家企业竞争性经营，竞争机制会自动调整价格，因此，政府只需制定指导性价格。这有利于加强价格管制的针对性，提高价格管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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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在中国，电信产业的无线通讯服务领域虽然已初步形成了几家企业竞争性经营的格局，但在有线通讯服务领域，邮电部仍居垄断经营地位。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5
关键词：农业；检验；方差分解；空间
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的农业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这对我国农业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下面通过单位根检验和方差分解来分析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
一、建立模型
建立Vae模型，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来建立模型，建立的模型包括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i）。
二、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对国民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得到LnGDp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取自然对数，得到Lni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结果见表1。
通过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LnGDp和Lni都是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这两个变量都具有一阶单整性。检验结果表明，Vae模型可以采用Lni和LnGDp的一阶差分序列DLni和DLnGDp来建立。
三、方差分解
对国民生产总之增长率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的预测误差进行方差分解见表2。
通过表2可以发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每年都在65%以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增长显著，每年都增长好几个百分点，而且越来越快，到第10年已经达到33.7%。农业基础设施存量自身冲击的贡献率一直在45%以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冲击的贡献率始终在47%水平上，这表明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受到农业基础设施存量的极大影响；而农业基础设施存量也受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影响。
以上研究表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对农业经济增长率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在这方面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在农业上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四、采用空间数据进行分析
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可以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以下通过空间数据来分析农业经济增长，空间数据来分析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研究方式。我们将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的区域单元的相关程度用moran来表示，计算出moran指数值。
moran指数值的范围一般大于负1，小于1，如果moran指数值为正数，表示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为正，如果moran指数值为负数，表示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为负，如果moran指数值为接近0，表示空间自相关不存在。moran指数值还可以采用硬外一种方法来计算，即通过统计量来计算，我们将统计量用字母Z来表示。同样，如果Z的值为正数，表示空间自相关为正，如果Z的值为负数，表示空间自相关为负，如果Z的值接近0，表示空间自相关不存在，证明观测值是随机在空间分布上排列的。
通过表3可以发现，空间自相关的存在为正，说明2001～2010年的农业生产率的生产技术在向外扩散，各个省之间的农业生产率之间相互影响，存在着全局的空间依赖性。
五、空间面板SaR和Vae模型检验
将空间面板自回归模型用SaR来表示，SaR可以表示为：
六、实验结果及讨论
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以及农业基础设施存量增长率的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表明了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受到农业基础设施存量的极大影响，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率需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通过空间面板SaR和Vae模型检验可以发现极大农业科研的投资，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率，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的增长率，然而，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应从不同方面进行考虑，根据不同的制约因素采取不同的措施，我国农业经济的经济发展空间是非常大的，从本文分析的结果来看，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加大农业科研的投资能使农业生产率更高，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的增长率将直接影响国民生产总值，在增强农业经济发展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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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基础篇6
关键词：生态伦理；和谐生态伦理；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13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1―0124―04
随着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传统生态伦理观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质疑。不仅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且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在人与自然的矛盾面前也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迫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走出生态危机困境的理论途径。笔者以为，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的缺陷，继承传统生态伦理观的合理成分，结合现实情况，建立和谐生态伦理观，这是一条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的有效途径。所谓和谐生态伦理，就是指以人与自然道德关系和谐为研究对象，以解决人与自然冲突为终极目标，建立在人类利益基础上的实现新的生态平衡的各种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本文将从经济学的角度，在批判传统生态伦理观念基础上，分析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经济学依据，论证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
一、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
一般地说，传统生态伦理观可以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两种代表观点。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就是“人是自然的主人”，确切地说，它在人类早期经济发展史上有过重大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中心主义基本观点理论和实践的经济学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了。生态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自然有价值”和“自然有权利”，客观地说，它在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之“一切为了人类”观念的不合理性上具有经济的合理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也逐渐在经济上丧失了合理性。
首先来看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学缺陷。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这在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鼓励人们向自然开战，加速资本原始积累，推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一旦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人类还沉醉于征服自然的巨大喜悦中，就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当代的实践告诉人们，人类无限制地掠夺自然的行为已经遭到了自然的巨大报复，为了弥补因自然报复而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人类已经尝到了生态失衡的苦果。地球表面的温度因为大气臭氧层的破坏而逐年增加，各种天灾背后无不是“人祸”带来的结果。它们不单是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是由于人与自然相处的不和谐，要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们不能不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作用。因此，现代的经济实践活动已经告诉人们，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主张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也不能用它来作为指导经济建设的理论指南。
其次来看生态中心主义的经济学缺陷。诞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生态中心主义观点曾经在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经济缺陷方面是有过作用的。它们承认自然的价值与权利，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掠夺收敛了很多，这对人类的经济发展显然是有利的。可是，生态中心主义在走过近半个世纪以后，它的经济学缺陷越来越突出。第一，它的核心观点“自然有价值”和“自然有权利”走人了一个极端状态，即对自然的无原则热爱而忽视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人类对自然的热爱是基于人类的经济利益得到充分实现基础上的热爱，而不是将人类的价值和权利丢到一边对自然的无原则热爱。人们的自然之爱应该是有经济底线的，这个经济底线就是人类自身的经济利益要得到保障。我们不能从个别“生物泛爱主义”者那里得出人类尊重自然价值的无条件性结论。一个农夫为了救活一条冻僵的毒蛇，将毒蛇放在自己身上取暖，最后毒蛇把自己咬死的故事永远是个寓言，而不能成为现实，它就说明人类热爱自然是有经济底线的。第二，“自然有价值”的价值主体只能是人，“自然有权利”的权利主体归根结底也只能是人。自然不能评判本身的价值，自然也不能主张本身的权利，因为自然没有价值和权利的意识。这个意识只能是人类。人类在什么程度上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在人类自身的价值和权利得到实现和保障的基础上，才能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主张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类的价值和权利。
综上分析可以知道，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是明显的，它已经丧失了指导人类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经济学条件。因此，为了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新的生态伦理观念。
二、和谐生态伦理存在的经济学依据
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它的存在是有经济学依据的。我们知道，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利益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关系中，利益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和谐生态伦理遵循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原则，这就为它的存在找到了经济学依据。这种经济学依据可以从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以及和谐生态伦理与实践的关系两个方面解读出来。
从和谐生态伦理的内涵来看，它强调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这正是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学原因。如果人类只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管自然环境，向自然疯狂地掠夺资源，这就在理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唯经济论”的怪圈，理论的错误当然会带来实践的错误；如果人类借口保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不管人类利益，向自然无条件退让，这就在理论上再次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走入了“唯自然论”的怪圈，错误的理论自然会带来错误的实践。前者似乎很关注人类的利益，后者似乎很关注自然的价值，可是，两者都忽视了人类经济的利益。因为把人类经济利益的获取建立在掠夺自然的基础上，环境被极大破坏的后果是人类经济利益的损害；同样，一味向自然无条件退让，也是置人类经济利益于不顾的表现。和谐生态伦理在内涵上主张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既顾及到了自然的价值，也关注了人类的利益；既遵循了伦理学基本问题的主要原则，又使生态伦理学的研究步入了存在的合理轨道。一句话，和谐生态伦理这些可贵的理论品质，完全体现在它所主张“人类经济利益的至上性”的科学内涵之中。
从和谐生态伦理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它主张人与自然在和谐基础上实现双赢，这就是它能够存在的经济学因素。在长期的人类实践过程中，人们已经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人类的经济利益获取与自然有很大关系：自然的破坏必然对人类的经济利益带来危害，自然的保护就是人类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谐生态伦理在充分尊重自然的基础上，理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实践活动不仅对人类的利益维
护有促进意义，而且对自然的保护即最终对人类利益的保护有现实意义。以往的生态伦理观在兼顾人与自然关系上总是顾此失彼，或者也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但是，在实践中却还是顾此失彼，没有真正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人类的经济利益在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害。我国的总理在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坦然，中国经济新的五年增长目标完全有信心达到，可经济增长要降低能耗的目标我们没有达到的信心，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据此，笔者更加相信，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在和谐基础上实现双赢，它更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它的实践更能促使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制订在和谐生态伦理原则指导下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具体措施。它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因此，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就是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学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它实际告诉我们的道理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最大意义在于经济的指导。和谐生态伦理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以，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剖析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谐共荣的结合点，使它能对中国甚至是对世界经济社会的进步发挥更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三、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
和谐生态伦理并没有全盘肯定或者否定传统生态伦理观，而是认真汲取它们的合理因素，抛弃二者不合理的成分。它的基本主张所蕴涵的经济学内涵使我们对它的存在不仅不能怀疑，而且要对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思路作认真的思考。
(一)和谐生态伦理作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念，它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根主线
笔者以为，当前在伦理学界有种学术歪风一直没有得到纠正，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生态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应该定位在应用上，这就是说，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应该密切与实践的结合。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反。生态伦理学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才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时间不长，研究的人们也不多，现在我国研究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开始增多了。纵观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事实。要么为了标新立异，要么为了学术门户之见，他们并没有把生态伦理学当作应用性质的学科来看待。和谐生态伦理必须与这种学术歪风划清界限。它是在生态伦理学基础上的创新，它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然观，所以，和谐生态伦理不是学术的标新立异。另外，和谐生态伦理既注重体系的完整，更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是一种可贵的学术品质。它的内涵和基本主张始终没有离开经济发展的主线，它的理论阐述只是为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经济发展永远是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和谐生态伦理只有抓住这根主线，就有了自己发展的前提和生命力。和谐生态伦理的评价标准、道德规范、道德原则等方面都要围绕经济的中心。我们探索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模式，也不能离开经济的主线。它既可以使和谐生态伦理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又能使和谐生态伦理的应用性质得到充分表现。
(二)充分理解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主张，挖掘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潜力，这是和谐生态伦理发展的经济学手段
和谐生态伦理的基本主张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它的背后告诉人们的是这种和谐必须以维护人类经济利益为前提。因此，和谐生态伦理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生态伦理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我们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和谐社会应该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三个方面的内容。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才会有物质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实际上就是主张以发展经济为最终目标。人类的经济发展应当是考量一切事物发展的标准，和谐生态伦理的发展也不能离开这个标准。
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以人类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它具有重大的经济潜力。我们必须从这样几个方面发挥它的经济潜力。一是充分解读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内涵，建立和谐生态伦理的经济学评价机制。这就要求我们把道德对经济的反作用发挥出来，沿着人与自然和谐道路制订人与自然和谐的评价指标，并把这些指标细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二是坚持和谐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是与经济实践的结合。克服传统生态伦理观念的经济学缺陷，当然就要求和谐生态伦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经济学结合。发展经济不仅是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也是世界发展的永恒主题。和谐生态伦理在制定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时，必须考虑如何发展经济，怎样更好地发展经济，它的经济潜力就能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中得到充分实现。
(三)和谐生态伦理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人类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必须实行人的生态化转向
所谓人的生态化，是指人类的经济发展必须朝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和谐的方向发展。它包括人的个性、素质和精神世界的充分发展。人的生态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现实手段和最佳途径。这里所讲的生态化是一个从经济学层面上规定的具有经济意义的概念。蕴涵有人类经济发展的意义。人的生态化实现要纳入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体系中来，以人类经济发展为基础，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人的生态发展和建立在人与人和谐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构建一个人的生态化发展的立体模式。和谐生态伦理主张人与自然和谐，这就为人的生态化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我们必须用好这个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持，使人的生态化发展目标能够实现。
大力发展生产力，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这是实现人的生态化的三个重要方法。特别是生态文明的创造与和谐生态伦理的观念完全吻合。生态文明的建立，不仅仅是自然生态优美，社会生态和谐，更是经济生态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维护和保持自然生态的平衡，走出全球生态危机的困境，人们提出了许多的对策，它们的共同不足在于，没有考虑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发展的一致性，不知道生态文明的建立最终是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谐生态伦理主张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相符性，这应该成为人的生态化发展与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有力方法之一。既然如此，我们必须精心呵护这棵生态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幼苗，使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成长为参天大树。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谐
一、主要概念及指标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时期内从贫穷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改善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环境保护是指运用现代环境科学理论和方法、技术，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等多方面措施，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防止和治理环境污染和破坏，综合整治环境，保护人体健康，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明确了环境保护的指导理论、目的、内容和应采取的措施，尤其是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纳入环境保护。这就要求人们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深入认识并掌握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根源与危害，有计划地保护环境，防止环境质量恶化，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护人体健康，保持生态平衡，保障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
环境保护的主要指标有：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二氧化碳、工业固体废物、氨氮、烟尘和工业粉尘等），城市环境保护指标（如城市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率、噪音标准、绿化标准等），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如自然保护区面积比率、海洋保护区面积、森林覆盖率、湿地面积保护、土壤质量、农村饮用水级灌溉水质量以及物种等）。
二、相互关系及作用
经济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前提，保护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首先我们弄清楚前提和基础的区别，在现实中还有不少人习惯性的将两者混为一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二者的关系必须清晰明了。一般来说基础是已然存在的事实，而前提则为假设的条件或需要达成的条件，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文学基础好而不能说文学前提好，在考试中考出好成绩的基础是平时学习认真、知识掌握的牢固，前提则可以多样，比如考场环境好等。
经济发展是保护环境的前提。因为保护环境需要各种投资，比如资金、技术、人才、设备等。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一个国家或地区才能有能力去培养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研发或购买环境保护所需的各种技术和设备。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比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好，主要就是这方面的原因：他们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收入高、居民生活富裕，所以就有更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到环境保护这方面来，再加上他们工业化程度高，教育和培养水平高，所以他们更容易研发和掌握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是他们社会发展水平高，企业、政府及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比较高，这就使得环保政策的执行更加容易，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高，收到的成效更好。而反观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欠发达，政府的绝大部分力量都投入到发展本国经济、摆脱贫穷和饥饿、建设基础设施等方面，没有多少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中来，这并不是说政府不愿意保护环境，而是他们做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也大都为生计奔波，没有意识也可能是没有能力去保护环境。所以说经济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政府有相对足够的能力了，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把环境保护做好。
保护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众所周知，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除了地球以外任何一个适合生存的星球，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保护这颗星球我们责无旁贷。然而长期以来人类的活动却对我们唯一的地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森林滥伐、大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加剧、物种锐减等等，自然环境遭到了极大地破坏。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说经济要得到良好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的到保护的基础上，环境一旦被破坏到一定程度必将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导致文明的消失。公元前2500年前，拉丁美洲曾出现过高度的人类文明——玛雅文明，当时当地气候适宜、降水充足、土壤肥沃、各种资源丰富，玛雅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当时高度文明的农业社会，但是后来随着人口激增，土地资源开始变得越来越紧张，终于玛雅人想到了一个饮鸩止渴的办法——砍伐森林开垦农田，短期内耕地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解燃眉之急。但是长期下来，水土流失、森林锐减、当地气温上升，环境已经变得不在适合居住，玛雅人只好背井离乡，留下永远的教训警示后人。这个例子说明，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合适的环境，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利用它，保持生态平衡，一旦使用过度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人类离灾难就不远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能提供人们需要的各种资源，人们只有在此基础上合理的加以利用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三、结论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要得到全面发展都离不开这个基础。经济发展是实现环境保护的前提，从现在来看环境被破坏已成事实，保护迫在眉睫，然而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护的能力，再怎么提倡都只能是空谈。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经济发展需要利用环境、利用资源是事实，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利用都会造成环境的破坏。自然环境自身有一个承受能力，在环境承受范围内利用是不会对其造成破会的，在这个范围内利用资源发展经济，然后再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回来以破坏的保护环境或者是用来防止环境遭到进一步的破坏，这样的行为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8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和公共物品属性，由市场供给会导致其供给不足，因而基础设施需要由政府负责供给。与公共产品理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大多经历了民营化－国有化－民营化的制度变迁。美国同英国一样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美国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采用了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总体来看，民间部门一直占据基础设施供给的主导地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英美两国的这种差异？到20世纪中期，即使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出现了基础设施国有化的趋势，基础设施民营化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基础设施民营化再度盛行？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正在进行基础设施民营化制度变革的我国来说至关重要。
一、英美早期的基础设施民营化英美基础设施建设在早期都经历了一个民营化的阶段。（一）英国早期的基础设施民营化及市政企业的出现英国最早的基础设施－－灯塔就是由民间部门提供的。19世纪的英国私人产权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政治权力结构中都坚若磐石，政治体制也与保护有产者的利益相适应；劳动处于过度供给的状态，工会力量薄弱，工人没有财产也就没有投票权；财富集中在少量的富人手里，融资体系也不发达，人们无法通过信用融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企业的规模小，经营的范围仅限于本地，基础设施领域的企业也概莫能外。英国的最早出现的管网基础设施是煤气（尽管管道供水也在同一时期得到发展）。1806年，英国的李氏工厂用煤蒸馏的方法生产煤气，燃气灯的成本是蜡烛成本的1/3。由于当时没有电灯，煤气的市场发展空间广阔，当时的政府也急于找到便宜的街灯，于是授权煤气厂商生产并允许其铺设管道。生产煤气的第一家厂商获得了规模经济所带来的高额利润，于是其他厂商纷纷要求进入该市场。到1850年伦敦有14家煤气公司。在过度竞争的环境下，煤气供给的质量和安全化经常出现问题，为了避免伤人事故的频繁发生，人们意识到由市政企业进行煤气生产可以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质量低下的问题，但需要相关的立法予以支持。1875年英国的公共健康法案促成了政府负责城市供水，私营供水公司由政府接管，供水公司归市政所有的制度变革就此完成。尽管政府接管私营煤气公司在当时还有一定困难，但政府投资兴建公共产权的煤气公司已变得十分容易，因此，在1851～1881年间英国近1/3的新煤气公司都是公有的。到1907年57%的有轨电车公司、64%的电力公司、81%的水务公司均变为公共产权，企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二）美国早期的基础设施民营化及管制的出现
美国私人部门始终是基础设施经营的主体。政府对基础设施经营管制的历史十分悠久。1850年，加利福尼亚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该州公共码头和收费桥梁必须领取营业执照并且按照法定价格进行收费。19世纪20年代，煤气被引入纽约并采用了合同特许经营管制。私营部门与政府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经营某项基础设施的期限与权利范围、政府给予的优惠条件、服务或产品限定价格或投资回报率，有时还包括政府附加的条款，例如厂商需要雇用的指定工会的成员等。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合同的期限较长，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能够充分回收资金，合同期限有20年、30年甚至50年。随着基础设施投入规模的逐渐扩大，允许新的服务厂商进入或原有特许经营权展期所涉及的利益得失金额越来越大，相关委员会的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些委员会后来发展为各州的管制委员会。1907年至1913年，美国有29个州分别设立了这样的管制委员会。1920年，美国设立了联邦电力委员会，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基础设施的联邦专门管制机构。1927年美国成立了联邦广播管理委员会，使得基础设施管制的领域进一步拓展。（三）评论与反思从理论上讲，由于基础设施具有规模经济性，企业产权的集中和数量的减少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英国早期的水、煤气等基础设施集中在较小的区域内，因此，市政企业能够解决私人企业过度竞争的问题，而随后发展起来的电力、铁路、通讯等基础设施由于需要全国联网与地区间的协调，投资规模大，私人企业由于不具备基础设施整体的投资实力只能分割市场，盘踞一方。由于规模较小，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性无从体现，因此这些网络覆盖面较大的基础设施客观上要求由国有企业来代替。另外，由于基础设施与选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公共企业的设立使施政者与选民增加了沟通的渠道并增强了其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而选民增强了对政府的影响，因此，公共企业的设立得到了英国施政者与公众的认可。
美国以加强管制的方式取代了公共产权的制度安排，部分原因是由于垄断企业迅速生成，基础设施企业的规模经济性得到了满足。这种英美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变化趋势的差异也许是源自美国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财富得以在城市中快速集聚，一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也使得在美国私营部门更易筹得巨额资金，使私营部门能够承担基础设施的大规模的投资；美国的疆域开阔，人口流动频繁，劳动力稀缺，从而使劳资双方更易达成相互妥协而避免的极端化的处置方式；政治权力在美国市政、州以及联邦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相宜，使私人产权成为自然默认的选择。总之，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使英美两国的私人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成为可能。
对照英美与中国的历史，为什么市场经济没有在19世纪的中国出现，中国早期的基础设施又是由谁来提供的呢？这两个问题在马克思对中国等亚细亚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研究的文献中可以找到答案：历史上的中国是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各种村社通过自然法则进行着简单的自行再生产，周而复始的循环。曾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起到催化作用的商业资本，对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经济起着巨大的肢解作用，在亚细亚社会国家却没有起到同样的作用。另外，历史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本特征是重农抑商，安贫乐道；国家高于一切。这些历史文化积淀与
，现代经济生活不断融合，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思维、行事的方式，即使有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存在与破解，它也会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经济领域也无例外。因此，19世纪，自然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国不具备民间供给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基础，基础设施只能由政府提供。
二、英国基础设施的国有化与美国基础设施的管制时代随着英美两国经济增长，其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进入国有化与管制时代。（一）英国基础设施的国有化
（二）美国基础设施的管制时代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的三年里，胡佛政府仍期望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国家经济，拒绝援助失业人群，为平衡政府预算而提高税率，使大危机之后又出现了大萧条，美国的经济陷入低谷。
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后，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在田纳西河流域修建了31座水利工程，创造了4.4万个就业岗位，使这一流域成为美国最大的电力生产基地，并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田纳西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是罗斯富"新政"的一个缩影，罗斯福在其执政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市政建设和工程开发，通过以工代赈，兴办了大量的公路、机场、桥梁、学校、医院，先后吸收了850万失业人口就业。大量的管制机构在这一历史时期出现。1934年，美国成立了联邦通讯委员会，负责管制州际电信和广播业；1935年成立了联邦电力委员会，负责电力批发业务；1936年，成立联邦海事委员会，负责管制海洋运输；1938年，成立民用航空委员会，负责民用航空业市场进入和价格管制。伴随着管制机构的不断完善，管制立法在这一时期也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新高峰。基础设施领域的管制从机构与立法方面得以不断完善。
大萧条的冲击和新政计划的实施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美国社会和经济事物中的影响力。美国人开始接受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制度规范。新政使美国彻底摆脱了经济大危机的困扰，而且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二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二战以后直至1968年，美国的基础设施管制进入鼎盛时期，基础设施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三）评论与反思英国与美国的基础设施产权制度发展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变革路线。英国通过国有化抵制市场失灵；美国通过加强管制保证公民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质量不断提升的基础设施服务。但英美两国基础设施发展的规律均体现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局限性。政府干预在基础设施领域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中市场与政府的力量仍处于动态的均衡状态。三、近期英国基础设施的民营化与美国基础设施的放松管制近期以来，英美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再次进入民营化阶段。（一）近期英国基础设施的民营化
事实上，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放缓。1960年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期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为2.9%，而同期欧盟其他成员国家的GDp年增长率为4.5%。石油危机后，英国的经济处于衰退期。由于一国的财政支出具有一定的惯性，经济增长变缓后财政收入增长有限，相应的卫生与社会保障支出又无法大幅削减，因此，只能大幅削减基础设施的投资支出。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使这一局势更为严峻，作为反通货膨胀对策的一部分，政府压低了基础设施服务的价格，这就影响了基础设施的正常的资金回流和投资支出，原本就冗员众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公共企业此时需要政府支付更多的补贴。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使英国政府决定将基础设施相关的公共企业重新推向市场，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提高公共企业的经营绩效。因此，1979年后，英国大力推行基础设施民营化。民营化的推行与信奉市场自由化的英国主流的意识形态理念高度吻合，基础设施相关企业股权的出售所获得的资金在消除财政赤字的同时使政府从繁杂的公共企业管理中抽身。私营部门充足的资金来源也使基础设施的更新与升级有了可靠的保障。正是由于民营化的这些优点，英国的基础设施民营化带动了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民营化浪潮。（二）美国基础设施的放松管制与英国不同，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始终以管制的收放作为政府干预市
，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9
关键词：政府主导；市场主导；转型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82－04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内外条件基本成形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有人主张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要发挥主导作用，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东亚国家的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将带有强烈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干预看做理所当然。但笔者想问，寻租怎么解决?带有计划经济强制增长遗留的投资驱动和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能否持久?有的学者认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主导。但笔者想问，政府主导与公共福利的增进是否有必然联系?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市场制度不够完善，需要政府权力的广泛干预。但是笔者想问，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市场不够完善、市场机制发挥不够充分是因为政府作为多了还是作为少了?此外，政府主导还有赶超任务的实施、国家利益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等等理由，不一而足，总归一点，就是市场主导还不是时候。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即以下文商榷之。
一、改革开放由政府主导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由我国政府主导的，旨在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30多年的改革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政府主导功不可没。历史的“时势”造就了政府这个“英雄”角色。
(一)改革开放由政府主导的历史必然性
1、权力高度集中，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属物
以传统计划经济为改革对象和起点的改革开放，必然以中央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作为既成事实，成为改革的起始条件之一。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政治是‘无孔不入’的，它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也不例外：政府配置资源，用计划和行政命令指挥社会生产，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属物。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导着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政府成为经济改革的主导势所必然。
2、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经济本身缺乏生机和活力
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也是政府主导改革的条件之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不讲价值规律，排斥和否定市场作用，经济运行靠一纸计划和行政命令指挥。片面强调集中管理，微观经济主体没有自，在单一生产计划下，供应统一调拨，销售统购包销，财政统收统支，劳动力统包统配。经济没有生机和活力。在这样的条件下，改革主导力量要想发端于经济本身，市场经济要想自发发展，根本不可能。
(二)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是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改革之初，我国经济规模相对狭小，经济关系相对简单。使政府在大体上有效协调经济关系，搞好综合平衡成为可能。加上长期的“短缺经济”，有潜在广阔的国内市场。资源利用的无效向有效的转变，“后发优势”的发挥等等，使政府主导的经济改革颇具成效。然而，政府主导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人民意愿才是改革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规定了我国的改革只能是变更扭曲了、超越了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推动历史上本不发展、又被人为“跨越”了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以正确的历史选择为前提，如前所述，在有且仅有政府能够担负起启动和推动改革的历史条件下，政府主导就成为我国改革并取得成效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了政府主导，就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试想，如果抛开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人心的改革方向的选择这一前提的话，我们的改革还能有这样的成就吗?显然不可能，的灾难不就是一个证明吗!可见，政府主导，需要有限定条件来对政府选择或者决策进行前提性质的规定。此外，在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有政府之外的另外一种能更直接反映出经济发展要求的力量来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盲目的政府主导或者国家崇拜并不一定能够取得经济社会的进步，甚至可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那么这种政府之外的、对政府行为进行前提性规定并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的力量是什么呢?这只能是历史的力量。而历史最深刻的根源在哪里呢?在经济之中，在历史的生产方式之中。30年前的政府主导是政府在执行经济的意志。因为30年前的中国，政治就是经济。30年后的今天，经济要求自己执行自己的意志。因为经济已经相对独立，成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力量。历史条件决定了经济主导力量的变革。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求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经过深刻的观念革命和艰辛的实践探索，我国于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方式已经发生了虽不彻底但仍属根本性质的变革。根本性质的变革标志着我们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取得了初步的胜利，然而，改革的不彻底则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之路仍然任重道远。为什么会不彻底?政府主导难辞其咎。
(一)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要求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并通过市场机制的发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然而，在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市场机制的发挥受到严重削弱，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政府主导，意味着政府手握大量经济资源，使其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如行政审批)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和控制。行政主导不可避免地形成经济歧视，大量资源流向一些本应被淘汰的“大白象”(指很贵重，需要很高昂费用维持，但却难有巨大经济效益的资产)国企，而民营企业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国民待遇”，一旦遇到外部经营环境恶化或者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便发生“倒闭潮”。政府手握重要经济资源不放，对市场交换进行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极大影响社会稳定。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要确保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让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要求实现政府的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即政府不再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以规范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为工作重点。然而，政府主导却有悖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政府主导使行政权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成为常态，各级财政支出的相当部分投向竞争性行业，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投入很低，
社会发展滞后；政府以GDp为中心，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浪费人、财、物，影响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要确保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市场在没有行政干扰的条件下，主导经济发展。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早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但时至今日，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仍难以实现，这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密切联系：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实现。各级政府可以运用资源配置的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来达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绩目标。另一方面，政府主导侵占市场作用空间，影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压抑了整个经济的创造力，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失去根基。
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将彻底消除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激活市场主体，乃至整个经济的创造力，促进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和制度升级，实现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为基础的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导的哲学根据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权宜之计，而是社会经济正常发展样态的必然要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观、群众史观和社会形态观上都能找到确凿的根据。
(一)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从认识主体来看，“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实现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从认识客体来看，一方面，客体及其规律是客观的，正确反映了其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绝对意义。另一方面，客体及其规律又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对其的正确认识又只能是近似的，具有相对的意义。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矛盾“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人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领域，既是“无知”的和“自发进化”(哈耶克语)的结果，又是有知的、理性设计的结果。否定有知的无知或否定无知的有知，否定理性自觉肯定自发性或者否定自发性肯定理性自觉都是极端的、片面的。
有知从哪里来?从无知而来，从无知经由实践而为有知并产生新的无知，以此循环以致无穷，无限逼近于有知。无知是对特定对象、领域和过程的无知，从而为人们经由实践而达到有知划定了目的对象、领域和过程。无知乃有知之土壤，不承认无知的有知不是真正的有知。同理，理性设计从哪里来?从自发性而来，从自发经由实践而为理性自觉并在新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自发性，以此循环以致无穷，无限逼近于绝对的理性自觉。自发性是在特定对象、领域和过程的实践中的自发性，从而为人们经由实践而达到理性自觉划定了目的对象、领域和过程。自发性是理性自觉之土壤，不承认自发性的自觉性不是真正的理性自觉。总之，无知与自发性是有知和理性自觉的基础，而有知和理性自觉是无知和自发性的实践升华。因此，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承认无知尊重自发性，但又不停留于无知和自发发展，在实践基础上，促进无知向有知的发展，促进自发向理性自觉的发展。同时，认识到有知和理性的相对性，从而不局限于已经获得的有知和理性自觉，正视新的无知和自发性，以此循环以致无穷。
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单个市场主体面对复杂经济关系的“无知”与经济运行的“自发性”被演艺得淋漓尽致。市场正是以这种“无知”和“自发性”为基本运动形式，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配置资源，平衡供给，实现增长。通过市场主体千百万次“无知”和“自发”的市场活动，经济运行趋势和特点得以显现出来。这就为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观察经济形势，制定经济政策，实现宏观经济平衡，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增长提供了材料基础和经验总结。如果市场的“无知”和“自发性”得不到尊重，基础地位得不到保障，那么两只手的良性互动，自发到自觉的逻辑发展便没有了根基和基础。如果发生所谓的“有知”和“理性自觉”对“无知”和“自发性”的僭越，无异于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事实，无益于处于正常样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尊重市场的“无知”和“自发性”，以市场为主导，同时正确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
“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的必然性，再进一步，经济的必然性直接地蕴于人民群众的经济活动之中。经济领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生动舞台。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首要的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中的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人民群众经济实践的舞台，同时也是人民群众经济实践及其关系本身。历史必然性通过人民群众的市场活动展现并实现自身。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经济必然性的遵循，是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我们过去的政府主导，从根本上讲，在形式上是以“反市场经济的方法来发展市场经济”，在内容上是对先发国家发展市场经济以来的经验借鉴，是对人类历史创造性的尊重。
政府作为非市场经济主体(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其购买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主体(对市场有重大影响，因而构成市场经济的实际因素)，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历史也相应地规定了其市场职责，但相对独立的政府毕竟不是市场本身，它的活动代替不了生动的市场实践，所以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观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搭建了理解社会形态的理论模型，指出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变迁中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基础性地位，为我们理解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提供了基础理论指导。
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观，经济――市场经济与政治――政府这二者的地位及关系是简单明了的。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决定政府职能，政府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和发展服务。但以上结论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市场经济属于经济基础范畴。对于这一点，大家是有不同意见的。
这涉及到如何认识经济基础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认识，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又被等同于所有制，从而将经济基础等同于经济制度，成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准。作为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被认为不具备社会性质属性，被拒绝于经济基础之外。按照这种逻辑，市场不具备经济基础属性，市场相对于政府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无从谈起。
然而，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写道：“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和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这里，恩格斯没有将经济基础局限于生产关系(更没有局限于所有制)，而是将其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作为包括着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所存在的一切物质关系的总和，或者说全部生产过程所赖以进行的各种前提和条件的总和。可以说，经济基础既包含社会制度性质的规定，也包含对社会的技术构成的规定。
根据恩格斯的理解，作为我国经济组织和运行的基本方式，市场经济无疑具有经济基础的属性，并突出地表现在社会的技术构成方面。那么在资源配置、经济调控等技术手段的意义上，市场对于政府的基础地位、主导地位就是成立的。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主导经济发展便是合乎规律的选择。
自然经济的基础篇10
[关键词]农业基础设施;农村经济增长;方差分解
作者简介:刘伦武,男,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南昌330013
收稿日期:2006.9.2
一､模型与解析
西姆斯(C.a.Sims)在1980年提出向量自回归模型并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分析,但该模型仅适用于分析长期影响｡而大多经济变量之间既存在长期影响也有短期波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engle和Granger将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结合起来,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p)),并将其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建模分析｡[1](276)
假设yt是m维内生变量向量,xt为n维外生变量向量,则其VaR(p)模型一般表达式为:
(1)式中,a1,a2,…,ap和B1,B2,…,BR为待估计的参数矩阵,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分别有p阶和r阶滞后期,εt为随机扰动项｡若X与Y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X与Y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p)的一般表达式可表示为:
(2)
(3)式是一个误差修正模型,Δ为差分算符,Y与X均被视为内生变量,p为滞后期,ecmt-1为误差修正项,反映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考虑的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两个变量的VeCm(p)可写成以下形式:
(4)
(3)式和(4)式中,误差修正项为:
分别表示lnaGDp和lnaii的一阶与二阶差分,用来表示农村经济增长水平和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系数α=(α1,α2)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Γ表示变量差分项的系数矩阵,反映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ε1t,ε2t为随机扰动项,称为新息｡最佳滞后期p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aiC取值越小越好｡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要求系统中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首先必须进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由于序列协整性检验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在协整检验之前,还必须进行变量之间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
二､变量与数据
在本文研究中,用我国农村GDp(aGDp)表示农村经济增长变量,农业基础设施水平(aii)表示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变量｡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用农业基础设施资产存量指标来衡量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考虑到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和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本文直接采用以1980年为基期的农村GDp增长指数和农业基础设施资产存量指数并分别对其取自然对数得到序列LnaGDp和Lnaii及其相应的差分序列数据,详见表2｡
注:数据资料来自1981―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并整理而得｡
三､实证分析
(一)Johansen协整检验
首先需对序列Lnaii和LnaGDp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各序列的形态,对各序列都采用不包含截距和趋势项的检验,最大滞后期使用aiC准则确定,取1-2阶｡使用eviews3.1软件计算结果为:Lnaii,LnaGDp的一阶差分序列ΔLnaii,ΔLnaGDp的aDF的t统计量分别为-0.371和-1.579,对应的99%､95%和90%置信水平的临界值则分别是:-2.676､-1.957和-1.623,均不能拒绝序列ΔLnaii,ΔLnaGDp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它们为非平稳序列｡Lnaii与LnaGDp二阶差分序列Δ2Lnaii,Δ2LnaGDp的aDF的t统计量分别为-4.602和-3.001,对应的99%､95%和90%置信水平的临界值分别是:-2.676､-1.958和-1.624,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认为Δ2Lnaii,Δ2LnaGDp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所以,序列ΔLnaii与ΔLnaGDp都是i(1)序列,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
使用eviews3.1软件对序列ΔLnaii,ΔLnaGDp,依次对表1中的五种检验方程进行检验,由计算结果可知,只有在序列ΔLnaGDp有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情况下,第一个似然比检验统计量为18.4633,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15.41,小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20.04,因而第一个原假设被拒绝,即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经过标准化后的协整系数估计值为ΔLnaGDp的系数为1,ΔLnaii系数为0.035,对数似然值为95.129｡将协整关系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对序列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它已经是平稳序列,并且取值(见表2)在0上下波动,验证了协整关系是正确的｡vecm反映了序列ΔLnaGDp和序列ΔLnaii之间存在的长期均衡关系,是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核心部分｡
(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以上检验分析可知,序列ΔLnaGDp和ΔLnaii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由此可用ΔLnaGDp和ΔLnaii的数据建立VeC(p)模型｡将ΔLnaGDp和ΔLnaii滞后1―2期的值作为内生变量,采用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该模型｡使用eviews3.1软件运行结果见以下方程:
方程(7)和(8)各系数下边括号内的数据为t统计量检验值｡显然,上述两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只有个别的不甚显著,这是因为一个方程有同样变量的多个滞后值产生了多重共线性,但是整体来看,这些系数在标准检验的基础上是显著的｡从以上两方程的整体检验结果来看,这些系数在标准检验的基础上是显著的,方程的整体拟合度较高｡
从以上的模型中可以看出,方程(7)中Δ2lnaGDpt-1和Δ2lnaGDpt-2的系数估计量绝对值呈递减趋势,表明当前Δ2lnaGDp主要受滞后一阶Δ2LnaGDpt-1的影响,其滞后二阶Δ2LnaGDpt-2对其影响较弱,Δ2lnaiit-1和Δ2lnaiit-2系数的估计值均较大,且呈递增趋势,这表明当前Δ2lnaGDp与Δ2Lnaiit-2有较大的联系,其滞后二阶Δ2lnaiit-2与Δ2lnaGDp关联性呈现增强的趋势,而方程(8)所表明的含义则与方程(7)相反,当前的Δ2lnaiit与其自身的滞后值有较大的联系,与Δ2LnaGDpt的关联度,随着滞后期增加,关联度呈弱化趋势｡
vecm系数的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方程(7)中vecm系数较大,表明长期均衡误差对Δ2LnaGDp调整速度较快,深层经济含义是指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增长的长期协调性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大｡方程(8)中vecm的系数很小,说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误差对农业基础设施水平调整的速度较慢,即它们之间的协调性对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影响较小｡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由(3)式和(4)式构成的VeCm(p)模型中,在t期,新息ε1,t的变化对Δ2lnaGDp值产生迅速的一对一的影响,但对Δ2Lnaii不产生影响｡在t+1期,Δ2lnaGDpt的变动通过(3)式影响Δ2lnaGDpt+1,这些效应会延续影响到以后各期Δ2LnaGDp和Δ2Lnaii的值｡脉冲响应函数试图描述这些影响的轨迹,显示一个变量的变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2](173)
下图是基于VeCm(2)和渐近法得到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脉冲响应函数的滞后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的响应程度｡曲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图中我们将滞后期设定为10年｡
首先,我们分析农村经济增长对农业基础设施发展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b),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增长对农业基础设施水平新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在开始的1-2年内,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第2年达到最大值;3年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变动一个标准差扰动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第5年开始又产生正面影响｡在前些年呈现轻微波动,最后趋于稳定,产生正向响应｡其经济含义是指:短期内,由于政府的强干预,开始1―2年内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正效应明显,但政府的短期行为随之将对农村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强度较弱的正效应｡因此,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是一项长期任务,而且投资力度有待加强｡
其次,我们分析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响应情况及响应路径｡从图(C)中,我们可知,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情况,在开始前5-6年呈现轻微的波动,第6年后开始趋于稳定,而且一直呈现正响应,说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农村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同时也说明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农业基础设施的发展,但强度较弱｡这种状况进一步说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因此需加大投资力度建设农业基础设施｡
最后,我考察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经济增长对其各自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从图(a)中,可以看到,农村经济增长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呈现较强的波动状态,一些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响应,但这种影响持续的时间不长,第4年后开始趋于稳定,呈现强度相对较弱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农村经济增长与其自身滞后值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强度较弱｡从图(d)可以看到,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其自身一个标准差新息呈现较强的响应强度,在前4年中的响应波动较强烈,且波动幅度较大,第5年后,表现出持续､稳定､较强的响应｡这说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其滞后值有较强的关联度｡
(四)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2](176)
表3Δ2LnaGDp和Δ2Lnaii方差分解表
注:表中数据由统计软件运算而得｡
文中,方差分解描述了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基于VeCm(2)模型和渐近解析法对Δ2LnaGDp和Δ2Lnaii进行了方差分解,分解结果见表3｡表3中,第一列是预测期,在农村经济增长和农业基础设施水平的方差分解中,预测标准误差列中数据为变量Δ2LnaGDp和Δ2Lnaii的各期预测标准误差,这种预测误差是由于修正值的现在值或将来值的变化造成的｡Δ2LnaGDp列和Δ2Lnaii列分别表示以Δ2LnaGDp列和Δ2Lnaii列为因变量的方程新息对各期预测误差的贡献度｡
从表3中可知,农村经济增长水平在开始仅受自身波动的影响,而且强度较大,随着时间推移,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逐渐显现,开始比较微弱,只有0.9%,然后逐渐增加,最后稳定在5%左右｡而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其自身和农村经济增长水平冲击的影响,受农村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开始的前三期表现较弱,然后呈逐渐上升趋势,最后稳定在1%左右｡与前面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基本一致｡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以上基于我国1980―2004年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可知,经过对数化后的农村经济增长指数和农业基础设施资产存量指数经过二次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它们的一次差分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而且进一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了我国自1980年来农村经济增长和农业基础设施之间的交互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分析结果表明:从长期看,农村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协调性对保持农村经济持续增长起十分重要作用;短期内,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呈现强度较弱的正向交互影响,这说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严重滞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很弱;农村经济增长与其自身滞后值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关联强度较弱,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与其滞后值有较强的关联度;前三期,农村经济增长仅受自身波动的较强影响,第四期开始受农业基础设施水平波动的影响,由弱变强,渐趋稳定;农业基础设施水平从第一期开始就受到其自身和农村经济增长水平冲击的影响,受农村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开始的前三期表现较弱,然后呈逐渐上升趋势,最后趋于稳定｡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保持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协调性十分重要,长期看,农业基础设施发展对农村经济产生正向交互响应,但强度较弱｡所以,在发展农业基础设施,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时:一是必须科学规划,保证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二是加大投资力度,尽快改变农业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