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1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风险成因风险应对对比分析
所谓主权债务指的是一种以国家信誉作为主要担保方式通过债券的发行而形成的债务形式，一般情况下发生在主权国家中。但由于这类债务主要产生在国际的相关机构或者是国外的政府中且多为货币的形式，所以这种债务形式往往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借款主权国家自身的信誉降低，那么主权债务危机就可能因此产生。基于此，主权债务危机的定义应为以国家信誉作为主要担保方式的债务国不履行或无法履行债务责任而产生的风险。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成因对比
（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
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几点：首先，由于货币形式的逐渐统一，往往会导致那些使用同一货币的国家跋足现象的产生，除此之外，受欧洲央行对货币统一调控的影响，这部分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次，虽然这部分国家使用的是统一的货币形式，但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还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各国之间的经济实力优劣明显，对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限制；最后，在危机发生时，欧洲这部分使用统一货币形式的国家仅能依靠其他成员国的帮助，这导致危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由于国家众多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时往往需要各国民众共同决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危机解决的时效性。
（二）美国债务风险的成因
相较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言美国债务风险有着其特殊性，其主要成因包含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美国货币在国际上占据着相对较高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债权范围的扩大提供有力条件，但同时也造成了潜藏危机的出现；其次，受“凯恩斯经济理论”中扩张新政策思想的影响，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用的都是这种政策形势，但从实质情况来看，这种政策形势往往只能适用于经济萧条的背景下，但美国在具体实施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这一前提条件；最后，财政赤字也是造成美国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之一，之所以会出现财政赤字，主要是美国的财政结构存在明显的刚性特征，影响了其收入的增长导致美国不得不通过借债的方式来缓解国内的危机。
二、我国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美国债务风险的方式
（一）我国应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方式
首先，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以欧元为货币形式的国家经济其发展将受到一定的限制，为有效应对这一危机，这些国家往往会采用对外贸易的形式，此时作为经济实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无意外会成为这些国家的首先目标，对此，我国必须针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现状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在做好对外贸易的同时，有效避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带来的间接风险。
其次，人民币升值是现阶段国际市场非常明显的预期，因此，当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产生时我国可能会迎来大批量的短期资本，这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在这一时期内所承受的冲销压力，极易造成资金流动过剩的现象产生。基于此，我国就应当根据本国的基本国情为刺激经济的增长及危机的退出制定相应的对策，以避免因资本的短期增长而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
再次，受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为提高自身经济在国际市场的稳定性就必须以多元化的方向为引导，增持以欧元为主的外汇资产。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产生，使欧元会出现贬值甚至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持续的贬值，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以多元化为主要形式外汇储备难度。除此之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美元的地位，这给我国货币形式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最后，尽管相较于其他的主权国家而言，我国的债务问题明显距离国际所界定的風险标准还有着一定的距离，但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金融危机发生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全面性的，基于此，我国则应当提高警惕，针对我国实际的财务情况制定相应的预警机制，以及时有效的对风险做出应对。
（二）我国应对美国债务风险的方式
首先，根据国际经济市场形式及时转变本国经济的增长模式，确保从根本上减少我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基于美国债务风险，我国的金融形势应快速实现外需到内需的转变，并采用有效的激励方式鼓励激发本国内部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从根本上减少国内企业对外贸易的依赖性。
其次，通过有效的方式对我国的外汇储备进行管理来提高国内经济形式的安全性。针对美国债务风险的产生，我国针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可采用藏汇于民的方式，基于实际条件允许的背景下，在确保企业可持有外汇的同时给予其充分的支配权。除此之外为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安全性，基于外储投资我国应转变以往仅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局限性，而选择更加多元化的投资目标。
再次，提出合理的附加条件。就目前来看，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出现越发频繁，因此选择美国国债对我国而言反而更有安全性，但为了从根本上预防经济危机的产生，提高国家经济的安全性，基于还需购买美国国债，我国还应再提出科学合理的附加条件。比如，可设计相应附加条款明确规定美国需赎回其全部国债的条件并针对两国的贸易往来要求美国减少其国内的保护政策。
最后，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形式的转变我国应随时给予关注确，确保能及时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形式的转变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我国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对国际上的各类热线进行监控；另一方面，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形式的转变制定有效的调控机制，确保将国际金融市场形式转变下资产的波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而提高我国整体经济的稳定性。
三、结语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2
2011年以来，欧洲债务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持续恶化；而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7月31日前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债务违约的风险威胁着依然脆弱的世界经济。市场悲观的预期认为，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和冰岛一样面临“国家破产”风险，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国家破产”的涵义
很多读者对两年多前冰岛的“国家破产”记忆犹新。冰岛所谓的“破产”，实际上是从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分析，当时冰岛的负债远远大于其资产及产出，从而使得其资产负债表崩溃，技术上冰岛已经破产。
从财务原则上讲，破产主要是针对公司而言的，破产是指当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债权人通过一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进行平均受偿，从而使债务人免除不能清偿的其他债务，并由法院宣告其破产解散。
目前，对于“国家破产”（nationalBankruptcy），学术界仍然没有严格的定义。不过，有些研究是通过情景的不同来分析界定“国家破产”风险。一般地将以下三种情况定义为“国家破产”：
一是债务违约。国家由于特定的经济原因或其他原因，无法履行其到期债务本息的支付责任，甚至是无法支付到期的利息，那该国就遭遇偿付危机，面临“国家破产”风险。这个定义主要是从债务债权的财务分析原则进行界定的。这就是目前一些欧洲国家可能面临的风险，8月2日前，全球对美国也有这方面的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债务违约风险，或债务危机。针对违约的对象，一般可以分为内部型违约和外部型违约，内部型违约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债权人，外部型违约是针对国外的债权人。由于外部型违约的影响更大、更复杂，往往引发更为密切的关注。
二是政府的变更。一般而言，政府的正常更迭是不会改变前政府承担的信用承诺，不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债务债权关系。但是，如果一个新政府质疑前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有可能否认前政府的信用行为，从而不承认前政府的债务责任，此时，这个国家也面临“国家破产”的风险。比如，苏联成立后，它就完全废除了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的债务。
三是国家的消失。严格意义上，这是“国家破产”的最本质特征。但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消失，往往会有一个新的国家或几个新的国家产生，新国家或其中一国经常会承担此前国家的主要债务债权责任。但是，如果新的国家不承认此前的债务债权关系，那完全意义上的“国家破产”就产生了。
根据上述三个情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破产”是国家的消失及其引致的债务债权关系的可能消亡；而最为普遍的“国家破产”情景是债务违约导致的偿付危机，或是我们所熟悉的债务危机，并非一个国家像一个公司一样会消失或被进行破产清算。比如，如果美国两党无法在8月初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那美国就无法进行到期债务的支付，就产生违约，可能就面临“国家破产”风险，但不是美国的消失或被清算。
基于第一个情形的“国家破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债务危机，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其一，从这个国家的收支角度出发，如果一个国家收支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尤其是长期支出大于收入，那就会使得这个国家在某个时点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从而发生债务违约，面临“国家破产”风险。历史上，众多的债务危机大都是这样的情况。
其二，从该国的资产负债表分析，如果这个国家的负债猛然大幅增加，比如外币大幅升值（或本币大幅贬值）导致其持有的相应外币负债头寸的支付压力上升，在其资产价值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使得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被打破，从而资不抵债；另外，可能由于其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资不抵债的情况――冰岛就是这样的遭遇。
“国家破产”与流动性危机
债务危机是“国家破产”风险最为普遍的表现形式。如果一个国家的负债不断攀升，其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水平持续上升，而收入水平增长相对有限，那在某个时点这个国家将由于过度负债（over-indebtedness）而无法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甚至无法支付利息，那就可能面临债务违约或债务危机。此时，这个国家就是面临了严重的偿付危机（insolvencycrisis）。
偿付危机一般并不会使得“国家破产”解体。对于一个公司而言，当其面临偿付危机时，债权人就会要求通过法定程序将债务人的全部资产供其平均受偿，最后是公司被清算破产。但对于国家而言，特别是和平时期，债权人是无法对一个国家的全部资产进行平均受偿的，因为国家的是不得侵犯的。所以，一个国家虽面临偿付危机，但并不必然导致这个国家破产解体。
债务违约引致的偿付危机实质上是流动性危机。国家是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的，一般是税收，偿付危机一般都是特定时刻的支付危机，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支付的资金，那偿付危机就可以缓解甚至消除。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无法履行债务支付责任的关键在于支付意愿，而非支付能力，是临时性的支付困难，而非真正的无法支付。所以，对于面临破产风险的国家而言，债务危机实际上是一种流动性危机，或临时违约。
“国家破产”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一般地，国家的债务大部分是以债券或借款的形式存在，如果面临流动性危机，债权人的债权就无法得到偿付，持有的债券等资产就面临着资产减计，对于金融机构或企业，就会破坏其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导致资不抵债，最后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引发金融危机。同时，由于流动性危机的存在，会使得市场对风险溢价的补偿要求提高，债券的收益率会大幅提高，资金成本整体也将上扬，加上此前金融部门的混乱，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将形成巨大的冲击，最后导致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率降低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如果出现“国家破产”风险，不管是偿付危机还是流动性危机，对于外国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债权人以及该国家自身等都有严重的后果。对于债权人――可能包括外国政府、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国内债权人（有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将面临全部或者部分的债权违约风险，其债权的价值面临萎缩。对于国家自身，由于存在“国家破产”的风险，必然导致公共支出的降低和预算规模的下降，从而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同时，违约将导致该国的信用和公信力大大降低，其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将短期受限，融资的成本将大幅提升，甚至无法获得融资。对于该国家的居民，由于“国家破产”风险的持续，个人的财富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国家对个人的信用将降低，作为最重要的债权人，个人（主要是其储蓄）可能不再会成为国家债务的主要融资渠道。
根据经济逻辑的分析和历史经验，一个经济体一旦面临“国家破产”风险，出现偿付危机或流动性危机，最后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国家破产”风险将可能引发三种类型的危机：由于资产减计导致的银行或金融危机、由于资源配置紊乱及私人部门总需求萎缩导致的经济危机以及外国投资者信心崩溃引发的货币危机。
“国家破产”的应对
违约的历史由来已久。根据相关的研究，最早的违约案例是1557年，西班牙菲利普二世政府无法偿还其到期债务，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这是历史上国家第一次宣布“国家破产”。二战以来，影响最深远的违约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对美元-黄金挂钩机制的违约，即尼克松冲击，最后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其后违约主要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俄罗斯等）以及本世纪初期（土耳其、阿根廷等）。
自救是违约的首要政策。应对违约的首选之策就是获得新的流动性，以提高偿付能力。获得流动性的方法主要有：一是向其他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申请短期贷款，在短期内获得新的流动性来缓解支付压力；二是在资本市场上发行新的债务凭证，以发行新债的资金收入来偿付旧债的本息，当然前提条件是该国仍然能够获得资本市场的信用认可；三是出售资产，以获得一定的额外收入来进行支付；四是增加税收，特别是关税，来增加政府的收入；五是减少支出，削减公共支出，降低债务水平。一般地，前面两个措施需要和外部经济主体相互联系起来，而后面三个措施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内部型违约的解决之道相对简单，外部型违约由于涉及国外的经济利益，处置起来很复杂。
外部型的违约的原始应对方式，多以协商加武力威胁来解决。由于特定国家面临破产风险，在国际法尚未建立的条件下，债权人无法通过法律获得债权的合法收入，债权人只能与债务国进行协商，同时以武力相威胁。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国家作为很多国家的债权人，一旦某个国家发生或可能发生违约，欧洲国家就经常以武力接管或威胁该国，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关税收入来偿还债务，或者以其作为担保。
传统的国际救助方式在二战之后盛行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武力解决债务债权关系就很少见，多为协商解决。特别是二战之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起来，新成立的imF的宗旨就是促进全球国际收支的平衡，对失衡国家进行援助。一个国家一旦面临违约风险，imF等机构和主要发达国家（如七国集团）多会积极参与救助，向该国提供相对充足的紧急贷款，使其能够支付到期的债务本息，缓解其支付压力。这样，就形成了以国际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为救援主体、以短期紧急贷款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国际救援方式。不过，由于国际金融组织和发达国家的贷款往往具有条件，这个方式受到一定的质疑。2001年11月开始，imF开始研究债务重组机制，并于2003年imF/世行春季年会前出台，但是由于美国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反对，这个机制也被搁置，从而使传统的国际救援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完善。
“国家破产”的市场应对机制的重要性日益提高。传统的国际救助方式由于存在道德风险、未来违约以及有效性等问题，同时还存在对国家的侵蚀等弊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较多的质疑，特别是以imF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救援机制的条件性被认为是加剧危机而不是缓解危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力量来解决违约的趋势日益明显，形成了以传统国家救助为基础、以市场手段为主要方式的违约应对机制。这个机制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债务重组。相对而言，国际救助是违约危机的短期缓解之策，而债务重组则主要是侧重于债务违约问题的解决。
债务重组
一个国家面临偿付危机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通过自救和国际救援能够恢复偿付能力，那流动性危机就将解决，违约的压力将缓解，“国家破产”风险就大大降低。但是，如果该国过度负债，导致其信用水平低下，或者该国具有系统重要性，没有其他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能够有效进行救援，那通过自救和国际救援就无法解决该国的偿付能力，“国家破产”的风险就徒然上升，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要进行以市场手段为主的债务重组。
某种意义上说，债务重组是债务危机的最后归途。比如，欧洲债务危机中的希腊等国在imF和欧盟的救援之下，如果仍无法恢复偿付能力，那它们就极有可能走向债务重组的道路。如果意大利甚至美国发生违约并引发连锁反应，由于其经济规模和债务规模很大，则可能出现无法有效救援的情况，债务重组也有可能发生。
债务重组（SovereignDebtRestructuring），是指债权人与债务国对现有债务债权关系及债务的本息支付的重新安排。对于外部型债务违约，债权人主要是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或银行等，但一般是政府作为债权人或债权人代表。债务重组的主要目的是使债务国能够短期内缓解或解除债务负担，缓解偿付危机，以通过市场等方式获得流动性，最终支付全部或部分债务本息。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3
【论文关键词】直接显性债务；直接隐性债务；或有隐性债务
【论文摘要】中国的显性国债不会转化为危机，但要防范、消除或延迟非直接显性债务的转化为直接显性债务，规范政府或有及隐性债务的大量集中显性化，以确保这类债务能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逐步显性化、逐步加以解决，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其对国家可能造成的不应有损失。
一、公债风险与公债危机的关系
公债风险是指政府在运用公债组织收入和安排支出过程中，由于财政制度和财政手段的缺陷以及多种不确定的经济因素所造成损失和困难的可能性。当出现公债无法偿还的情况,这就是所谓公债危机。
只要发行公债，就会有公债风险；任何公债都有风险，只是风险的大小不同而矣。公债风险是潜在的公债危机，公债危机是现实的公债风险。公债风险不一定就必须成为公债危机，前者只是后者的潜在可能性，只要处理得当，公债风险就不会酿成公债危机。
二、公债风险转化为公债危机的成因及对策
产生公债最根本的原因是出现了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导致偿还能力低下以至不能还本付息从而出现公债危机。许多人把财政赤字作为公债危机的罪魁祸首，但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确没有发生公债危机。为什么？
美国人认为：孤立地看待预算赤字的影响是一种误导，应该把政府的预算赤字或盈余和其他政策放在一起来考虑。预算赤字的批评者有进断言，政府债务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但实际上可以永远持续下去。正如银行官员评价一个贷款申请人时可以比较这个人的债务与收入一样，我们也应该评价相对于国民收入规模的政府债务负担。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使美国经济的总收入一直在增长。因此，美国支付政府债务利息的能力也一直在增长。只要政府债务的增长慢于国民收入，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政府债务一直增长。美国经济的实际产量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如果通货膨胀率是每年2％，那么，名义收入每年增长5％。因此，政府债务可以每年增长5％，而不会提高债务与收入的比率。2001年，联邦政府债务是3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的5％是1750亿美元。只要联邦预算赤字小于1750亿美元，这种政策就可以维持下去，美国的公债风险就始终处于引发公债危机的爆发线以下。这说明，只要公债保持合理的规模，赤字保持适当的比例，公债和财政赤字在使一国国力持续增长的同时也能处于引发公债危机的爆发线下。
所以我们必须把公债规模放在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去研究，把握好公债规模与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率和宏观发展水平、金融市场化程度、政府管理债务水平之间的关系。
避免公债风险的最根本的手段就是奉行财政健全主义；强调财政健全，防止财政突破最大承受能力，才能避免引发财政危机。可以说，财政健全主义是公债制度的指导性原则和终极判断标准，一切公债制度的安排都应当以此为准绳来衡量是否适当。
三、中国的国债风险分析
在我国，由于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发行债务，所以我国目前所有的公债都是国债。国债的以下几个积极作用可以说大家是达成共识的：发行国债是政府扩大总需求的有效手段；为政府投资性支出筹集资金；弥补经常性收支差额；在金融市场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为避免因政府举债给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确保中国国债安全运行，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对国债风险进行有效监控，并责成中国财政部具体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中国财政部结合本国国情，对中国财政赤字率和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安全警戒线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的最大财政赤字率应小于4.04％，最大安全债务相对规模在50.50％以内较为合适。现阶段，相对于直接显性债务，中国政府还面对着大量的或有隐性债务需要有效管理。或有隐性债务是一种由过去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它相当大程度上是以政府道德为基础产生的。这些债务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债务、国有企业财政债务、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等方面。
（一）地方政府债务
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的产生是经济生活中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除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或担保人承借的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中外合资融资租赁公司贷款外，地方政府债务还包括自行向银行、单位和个人的直接借款、国债转贷资金、解决地方金融风险的专项借款、农业综合开发借款等。地方政府或有债务给地方财政带来的负担,可能是地方财政在未来几年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到目前为止，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以内，而且随着地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地方政府债务将得到有效缓解。"
（二）国有企业财政债务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国有金融企业普遍存在资本金缺口较大，不良资产比例偏高等诸多财务风险问题。同时国有非金融企业也存在一定量的财政债务。客观地讲，如果国有企业财政风险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缓解，集聚到一定程度会显性化为中国政府的债务，形成政府债务风险。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投资失控和低效导致了财政风险乘数效应。主要表现为：一是国有企业的亏损,使财源日益枯萎,削弱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后劲，使国家财政承受的亏损补贴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支出负担。二是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监督管理不力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巨额损失。国有企业改革引发的诸如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也由财政承担,造成了沉重的支出压力。
（三）社会保障基金缺口
社会保障基金是指按照社会保障制度，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形成的各项社会保障基金。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缺口较大，如果因基金收支制度上的某些不合理安排或突发事件，出现社会保障基金收不抵支时，为保证社会稳定，政府必须履行其社会管理职能，国家财政需要对基金的缺口给予必要补助，由此会转变成中国政府的直接显性债务。
从理论和实际需要的角度考虑，评价国债风险需要考察或有及隐性债务情况，这样才能全面深刻地剖析国债风险状态。
四、中国的国债风险化解
（一）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
要规范政府行为，明确界定政府职能，建立或有债务风险预警和监控体系，切实防止新的隐性债务和或有债务的发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综合债务水平的变化，以控制公开发行的国债为中心，同时密切监控政策显性债务与隐性债务、直接债务与或有债务的相互影响，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与经济综合债务水平的承受能力相适应。要尽快统一国家预算，建立完整的预算体系，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
（二）积极化解政府或有隐性债务
对于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首先要整顿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同时银行信贷部门要严格把关，深入调查，以免产生新的呆坏账。其次，治理和整顿现有的银行机构，解决现有的银行分支机构过多、效益差、监管难的弊症。再次，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大力开展理财、咨询、代支付、担保等中间业务，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最后，要加强银行内部管理，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对于养老保险欠账，应通过多渠道融资的方式来缓解现有的财政压力。比如让大批国企上市、国有股减持、发行专项债券等等。另外中小企业拍卖、租赁的所得收入，国有土地及房产的出售、租赁所得收入，新增税收和扩大社会保障费的征缴覆盖面及征缴力度的收入（可以考虑加征社会福利税），增发货币收入等等都可以为减少养老保险欠账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
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只有开通规范、合法的举债渠道，才有可能堵住各种隐形、违规的借债融资渠道。因此，首先要从法律上容许地方政府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以规范的形式发债借贷，同时，组织大规模债务登记调查，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并区别不同类型债务，有针对性地研究应对之策。其次要细化地方政府事权，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事权界限，加快地方政府职权转换，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最后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增加地方财政与债务的透明度，建立统一监控体制，分级管理各级地方政府债务。
就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而言，中国国债目前仍处于安全范围之内，并具有一定的增发空间。但是，这并不意味中国国债风险已完全消除。因此，中国国债管理者的国债风险意识是不能松懈的，必须采用一切必要手段，在合理控制直接显性债务规模的同时，尽全力消除或延迟非直接显性债务转化为直接显性债务，防范政府或有隐性债务的大量集中显性化，为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持续、协调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2］alessandromissale.publicDebtmanagement［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4
关键词欧债危机意大利西班牙欧元区国家趋势
一、引言
随着“欧猪五国”(piiGS)债务危机的轮番上演，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其深度及广度远超当初的市场预期。债务危机不仅引起债券市场的巨大波动，甚至波及到银行系统以及外汇市场，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紧缩性财政政策还累及实体经济受挫，债务危机的传染效应又将危机进一步蔓延至核心国家，由此引发全球对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一时间，风险不绝于耳，颠覆了人们对“债务绝对安全”的信念，给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动荡。
事实上，不仅是piiGS，现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风险指标和债务水平均已超过警戒线。一场集中在发达经济体的全球债务危机的大幕正在缓缓拉开，而现在还只是序幕。
各债务危机国的现况怎样?债务问题的集中爆发将给发达经济体和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债务危机的演化发展将呈现怎样的新趋势?这都是国际金融市场迫切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在欧元区经济体中位列第三、第四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问题的具体剖析，结合分析国家的经济现况和债务走向，给出有价值的参考。
二、欧债危机加速器：意大利债务危机的演进
意大利作为欧元区第三、全球第经济体，2010年GDp总规模为1.55万亿欧元，远高于其他国家(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三国GDp总规模也仅为5570亿欧元)。意大利具有全球第三大的国债市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一旦意大利爆发危机，将是欧债危机从欧洲边缘国家扩散至核心国家的重大升级。
截至2010年末，意大利的国债规模高达1.843万亿欧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为欧元区最大债务国。2010年意大利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为4.6％，虽比前一年有所下降，但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已达119％，远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上限，在欧元区仅次于希腊(图1)。
评级机构穆迪警告将可能下调意大利债务评级后，引发市场巨大的恐慌，意大利银行股遭到抛售，国债收益率飙升。截至2011年8月3日，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6.3％，接近7％的救助临界点，与德国国债息差384个基点，也接近希腊、葡萄牙、爱尔兰接受救助前的息差水平。
随着国债收益率的飙升，意大利融资环境呈现恶化，未来将不得不继续以高成本进行发债融资。融资成本的增加令其面临的债务风险越来越大，“借新债还旧债”的模式难以为继。而目前的市场恐慌情绪意味着意大利政府的每一次标售都将面临巨大挑战，意大利将迎来极为艰难的时刻。此外，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意大利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疲弱状态，出口增长趋势微弱，进口商品价格高涨。而最新的pmi指数表明，意大利制造业增速为衰退以来最低水平，制造业已陷入停滞，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恶劣的经济环境使得意大利债务危机雪上加霜。债务庞大和经济增长疲软，使得意大利具备危机爆发的客观条件。
三、意大利债务危机再升级的原因
意大利债务危机既有制度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不仅内因，还有外因。归纳起来，第一，债务危机的爆发源于政府财政赤字过高，而最低工资和高福利制度是导致过高赤字和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拯救经济，造成政府的债务水平大幅增加，这是导致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第三，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二元分离，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立的财政政策使得赤字和债务可调节余地有限。第四，债务危机是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和后续反应，金融危机是债务危机的触发因素。第五，评级机构警告下调评级导致金融市场恐慌性抛盘，对危机加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欧元区缺乏危机救助机制，监管不力、财政纪律存在制度漏洞，劳动力市场僵化、成本居高不下，科技投入低、创新不足，产业结构不完善、经济结构失衡，经济金融化等诸多原因，亦导致经济增长乏力，泡沫化程度高，赤字和债务庞大。
以上是意大利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而意大利债务危机再升级的触发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欧盟银行业监管局(e-Ba)公布的欧盟银行业健康状况压力测试结果，令市场加大了对意大利银行业的担忧。2011年7月15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参加测试的银行中，有8家未获通过，预计需要增资25亿欧元，另有16家银行涉险过关。虽然测试结果明显好于市场预期，但由于测试没有包含具体债务违约的假设方案，并未直接体现债务违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低估了未能通过测试的银行数量。因此，测试的可信度受到质疑，使市场对意大利银行业的担忧有增无减。
其二，因希腊发生债务违约几成定局而导致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欧元区国家和imF在上一轮1100亿欧元(1584亿美元)援助的基础上，再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1570亿美元)贷款。希腊债务违约几成定局。据路透统计，意大利银行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风险敞口总共大约500亿欧元。一旦希腊发生违约，市场的恐慌情绪将蔓延至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市场的投资方向将发生逆转，资金会撤出股市、债市、商品市场，寻求避险。这将导致资产价格大幅波动，或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其三，意大利政治局势动荡，金融市场对政治事件异常敏感。市场对于意大利内部的政治事件异常敏感。从1990年至今，意大利内阁更换过10次，平均每届内阁延续时间仅有两年。从议会结构来看，意大利议会并不存在绝对的多数党，总理贝卢斯科尼所在的执政党，无论在参议院还是在众议院都没有占到50％以上的席位。作为意大利金融市场最为信任的经济部长特雷蒙蒂，为缓解债务危机力推削减赤字计划，而他也于近期遭到腐败指控。市场担心贝卢斯科尼意图削弱或撤除特雷蒙蒂之职，致使未来财政紧缩计划顺利实施的前景堪忧。
其四，债务总额过高，而2011年八九月又是全年债券赎
回和融资高峰，加大了债务危机爆发的风险。当前意大利政府面临的困境是其财政现金流非常紧张。据路透估计，意大利2011年的融资需求为1878亿欧元。主要集中于8月和9月，分别为379亿和596亿欧元，占比达11.1％和17.7％。而与此同时，8月和9月却要支付高达304亿和519亿欧元的到期债券赎回，使得债券赎回和融资需求叠加形成高峰，更加大了债务危机爆发的风险。
四、意大利债务危机的影响
意大利债务危机对金融市场造成了重大冲击。为应对债务违约，银行信贷下滑，银行间的拆借利率上升，加之评级面临被下调后，增加了融资的风险溢价，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扬，金融市场融资成本上升，融资压力巨大。在此情况下，对意大利的巨额救助不仅将降低对其他待援国家的救助能力，也导致了银行业的危机，进而对实体经济构成威胁。
(一)未来2年融资压力巨大，欧洲救助资金将面临干涸，债务违约风险大增
欧洲的救助资金一直被视为此轮欧债危机的最大“防火墙”，截至2011年7月仍有余额近5600亿欧元。然而，2011年7月至2013年中期(eFSF资金到期日期)，意大利国债市场融资需求高达近7560亿欧元(赤字1110亿欧元，国债赎回和票息支付为6450亿欧元)。这就意味着，一旦意大利被迫接受救助，目前的救助资金将面临干涸。最直接的结果，即是诸多国家因失去资金支持，债务违约的风险大增(图2)。
(二)欧洲银行业对意大利国债风险敞口巨大。债务危机必将触发银行业危机
意大利国债市场此前因规模巨大，流动性相对较好而成为诸多欧元区银行的重要投资主体。欧元区最大的91家银行持有的意大利国债规模高达近1000亿欧元，为对piiGS其他四国债务总敞口的近2倍。因此，一旦意大利国债市场遭遇困境，对欧洲银行业的冲击巨大，由此导致银行坏账增加、流动性恶化、信贷萎缩、融资成本飙升等诸多重大问题，欧元区的经济复苏也将更加步履维艰。
(三)财政紧缩计划的实施对实体经济造成直接影响，金融市场风险大增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恶化
意大利为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危机问题，不得不通过实施财政紧缩计划，大幅压缩行政开支和福利支出，以削减赤字。此举抑制了投资和消费，无疑对意大利实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银行惜贷以及融资成本上升也会抑制经济，金融系统面临的巨大风险又通过市场的传导机制进一步放大，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出现恐慌性抛售，对市场的冲击力集中而剧烈，很可能会对金融系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使实体经济进一步恶化。
五、西班牙债务危机的演进与影响
2010年，西班牙GDp约为1.06万亿欧元，约为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三国GDp之和的两倍左右。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目前经济复苏依旧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制造业复苏疲弱、房地产行业依旧毫无起色。疲弱的经济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西班牙对于债务风险的防范能力，使得西班牙成为继意大利之后又一个面临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核心国家。
据统计，金融危机以来，西班牙房地产价格已经下跌了超过20％，新屋开工数量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相关抵押资产价格大幅走低。受此影响，西班牙银行业的信贷风险陡升，银行业潜在的损失可能达到30％。从2011年5月开始，西班牙pmi指数再次下降到50以下，制造业再度陷入萎缩，经济前景低迷。
西班牙失业率也一路攀升到21.29％的历史最高点，是欧盟平均失业率的两倍，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一方面表明西班牙经济的疲弱，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府财政紧缩计划将面临巨大的阻力，财政赤字压力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就业问题已成为经济复苏的头等难题。
据德意志银行预计，2011年西班牙政府债务规模约为7300亿欧元，约占欧元区整体债务总额的9％，相当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的债务之和。
除了西班牙政府债务之外，西班牙的银行业债务风险也是欧元区无法回避的问题。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如果西班牙银行业出现债务问题，仅德国便可能遭受1819亿美元损失，法国和英国的潜在损失也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
西班牙2010年赤字占GDp的比例高达9.24％。迫于欧盟成员国的压力，西班牙政府正力求在2011年将这一数据降至6％。尽管西班牙政府已经实施30年来规模最大的“减赤”措施，但imF认为，西班牙为防止债务危机而采取的措施不够完善，其面临的债务风险相当巨大。截至2011年8月3日，西班牙5年期CDS跳涨至纪录高位，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6.5％，与德国国债息差404个基点，均创下历史新高。
随着国债收益率急速上升，说明投资者对西班牙削减赤字和债务的能力缺乏信心。由此可见，目前西班牙国内经济复苏面临巨大压力，债务违约风险日甚一日，成为欧元区又一重大隐患。这样一个对欧元区举足轻重的国家一旦爆发债务危机，同样会给目前举步维艰的欧洲经济带来致命打击。
六、欧元区国家现况分析
意大利、西班牙再度成为欧债危机风暴的中心眼，这让已疲惫不堪的欧元区各国再次手忙脚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已经转危为安。
(一)经济基本面堪忧
如表1所示，根据德意志银行的预计，希腊、葡萄牙经济在2011、2012年仍将继续保持负增长，而爱尔兰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也十分缓慢。三国的失业率近三年来也一路上扬。2011年失业率继续居高不下，已分别高达16.2％、14％、12％。
据德意志银行预计，2011、2012年希腊和葡萄牙出口乏力，经常账户将入不敷出，年增长均在-6％以上，而爱尔兰的经常账户状况亦难有起色，国际收支状况堪忧。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未来两年三国的Cpi上涨的压力不大。根据德意志银行的预计，未来两年其Cpi涨幅均在3％以内，通胀压力不大，否则势必引发更大的经济动荡和社会危机。
为缓解危机，三国未来两年的财政紧缩幅度都在5―10％之间。然而，在经济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高失业率、经常账户逆差等恶劣的形势下，其实体经济已是赢弱不堪。在此状况下，若要承受幅度如此巨大的财政紧缩政策，定然力不从心。
(二)债券市场压力巨大
截至2011年7月，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较之其他欧元区国家均大幅上扬。希腊的10年期国债CDS在高位继续上行，而葡萄牙、爱尔兰的CDS分别急速上
扬300多个基点，站上1000基点的高位，表明其在债券市场上压力巨大。
如表1所示，尽管目前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已获得纾困资金的援助，但其债务规模依然庞大，且债务规模／GDp的比例在未来两年内将继续上升。
由此可知，经济增长停滞、高失业率、经常账户逆差的现况使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的实体经济赢弱不堪，且短期内难以得到改善。大幅度的财政紧缩政策对本已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意味着雪上加霜，恐难得到有效执行。欧元区国家未来几年内债务压力依然巨大，若财政紧缩计划不能有效执行，将使其无法再获得援助，并将导致其债务面临更大的危机。
七、欧债危机再升级的发展趋势
(一)高福利难以缩减，紧缩性财政政策面临巨大阻力。欧债危机难有实质性改观
最低工资和高福利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而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扼杀了经济活力和经济增长，存在制度性缺陷。高福利意味着政府的高支出，而高支出必然伴随着高税收。高额的税收抑制了投资，抬高了劳动力成本。而随着新兴市场快速发展和低廉劳动力的吸引，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不断萎缩，就业机会减少，税基缩小，税收增长无法跟上福利开支的增长。即使在经济较好的年份，政府庞大的支出都需举债维持，一旦遇到经济发展减缓、停滞或衰退，政府的赤字就更加严重。若要延续高福利、高工资、高消费、低劳动的生活方式，只能靠举债维持，寅吃卯粮。
发达国家的高福利极难缩减，因为在民主制度下，缩减福利的政策必将招致民众强烈反对。政客们为了取悦选民，不会轻易调整高福利政策。政府财政紧缩计划将难以有效执行，财政赤字压力很难在短期内解决，欧债危机亦难有实质性改观。
(二)债务困境拖累下，发达经济体进入低经济增长周期
发达经济体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财政紧缩，大幅压缩行政开支和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税收，将财政赤字转变为盈余，并长期积累，用来偿还债务；二是由国家的中央银行增发货币直接购买政府债券。
对于第一种方法，如果实施财政紧缩，由于整顿规模巨大，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过程。财政紧缩意味着政府将增加税收、削减支出，在拖累经济下滑的同时，也会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意愿，令经济活动更加疲弱。
对于第二种方法，如果国家央行增发货币购买债券，将导致经济体流动性泛滥，稀释货币购买力，加剧通货膨胀，给经济种下恶果。
不论哪种方法，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十分严重的，庞大的债务及财政压力必将拖累发达经济体进入低经济增长周期。
(三)债务危机正在从国家向核心国家蔓延，主要发达经济体均背负巨额债务，质变正悄然发生，全球债务危机或将全面爆发
imF2011年4月份的数据显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债务总量大部分呈增长态势，其中除了希腊、葡萄牙等国家之外，债务增幅靠前的不乏日本、美国、英国、西班牙、法国等核心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财政赤字也在增长，这些国家都潜伏着巨大的信用风险。2011年8月5日，标普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国信用评级历史上首次遭“降级”，金融市场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全球股市大跌，美国很可能面临债务违约已引发国际金融市场的广泛担忧。
债务问题经过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发达经济体所背负巨额债务短时间内无法解决。一般压缩财政赤字只能缓解债务膨胀，实现长期稳定的财政盈余才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根本途径。为此，除了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之外，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必须通过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增速。而目前尚未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小于国债的实际利率。因此，高负债国家要想在短期内实现稳定的财政盈余几乎是不可能的。若无法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则债务／GDp亦无法降低，债务危机必将愈演愈烈。此外，随着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放缓、竞争力下降、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涌现，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加，债务风险将更加严重。接下来，量变必将产生质变，更大规模的全球债务危机或将浮出水面。
(四)欧债危机并不等同于欧元危机，债务危机必将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
金融史学家金德伯格和提出“金融不安定假说”的明斯基曾通过大量著述来论证一国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证明即便是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不稳定的货币体系，亦难逃的命运。若从这一视角出发，将欧债危机单纯归咎于欧元显然失之偏颇。因为即使在汇率完全浮动的许多国家，依然会发生债务危机、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危机是金融货币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必然结果。
虽然欧元的设计本身有其制度性缺陷，但由于欧盟成员国存在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等的不平衡，欧盟目前更大程度的财政政策的统一还有些遥远，这需要把更多国家权力让渡给欧盟机构，短期内很难被民众接受。随着欧债危机的深化，必将促使各国寻找更深层原因，并据此进行一些规则和制度安排并强化监管，最大程度降低危机的损失。目前，欧盟各国正力图从盟约里面寻找更多的协作空间，诸如财政政策协作，税收和福利政策的协调等。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欧元的缺陷，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5
彭博社网站2月15日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4日在北京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HermanVanRompuy）、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Barroso）举行会谈。温家宝表示，中方已经做好了加大参与解决欧债问题力度的准备，愿与欧方密切沟通与协作。中国表示将继续投资于欧洲的援助基金和继续持有欧元资产，欧元汇率和亚洲股市行情随之上扬，因为投资者乐观地认为该地区的债务危机一定能克服。范龙佩对中国有意投资欧洲债券的兴趣表示欢迎。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5日在北京发表讲话时说，中国将继续按照安全性、流动性等原则投资于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券。他强调，中国坚决支持欧盟、欧元区和欧洲中央银行采取的各项措施。他说，中国可以利用三个途径给予帮助：央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包括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内的机构。
瑞穗证券（mizuhoSecurities）亚洲区经济学家沈建光说：“温家宝和周小川做出了中国现在所能给予的最大支持，那就是发出积极信号，比如承诺不减少对欧元投资的比重和继续投资于欧盟国家的政府债券，来帮助增强市场信心。至于买多少，什么时候买则取决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投资策略，只要价格和汇率水平合适，中国就会适时出手。”
尽管温家宝和周小川表示中国支持帮助欧洲解决债务危机。但是，央行依然发出警告说，欧债危机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并呈现不断蔓延之势，欧债危机很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风险。
主持者言：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解决欧债问题十分紧迫和重要。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各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荣损与俱。中国从战略和全局高度重视欧债问题，支持维护欧元稳定，对欧洲经济和欧元抱有坚定信心，实为大国责任与互利共赢的双重体现。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欧债危机国家表面上缺钱，实际上是经济模式存在巨大缺陷。尽管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危机各有不同，但其共同的缺陷在于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难以为继。“物必先腐，而后虫入之。”如果危机国家的经济模式不改变，外界援助只能暂缓债务违约，而无法解决真正问题。中国援助欧洲只能扮演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最终决定欧洲命运的，只有欧洲人自己。欧盟作为整体，除了采取紧急救助措施，不断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依然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6
在经济高增长过程中，中国财政状况近年有了极大改善，去年财政收入已接近12万亿元，总体看来政府债务风险是可控的。20万亿元的债务对应每年有10多万亿元的财政收入，问题似乎不大，而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债务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从资金来源看，大部分来自于贷款，其他来源于信托和理财产品。而在后两块相对脆弱的金融链条上，早已狼烟四起。目前吉林信托发行的一单矿业信托就遭遇兑付危机，涉及金额数十亿元。而多个地方发生政府类债务偿付困难的违约事件，银行贷款被展期，信托产品由政府兜底，理财类产品投资者埋单。
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债务规模有不同的口径，国债负债率在1994年到2010年间的平均水平为12.52%，如果将隐性负债考虑进来的话，截至2010年，直接显性债务（国债）占GDp比重为19.07%，再加上直接隐性债务则为39.17%。如果再把建铁路、修公路、造机场、盖房子，包括政策性银行债务、铁路债、央企债务、甚至央行发行的中央银行票据、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都不再是小数字。从赤字率看，债务风险可控，但从债务负担来看，中央财政包袱沉重，不可掉以轻心。
这两年，局部地区地方债口子越撕越大，最典型的政府债违约事件当属云南的城投债，虽然省政府答应兜底，但危机引信并未完全解除。在城投债和信托融资热潮中，大量的城投债接替平台贷成为融资主渠道，目前云南省存续的城投债共有39只，融资金额累计401亿元，超过2/3的兑付期集中在2017年至2019年。多家平台公司因出现巨额亏损，偿债能力堪忧，借新还旧的“庞氏游戏”在击鼓传花。
过去200多年间，全球发生了250多次债务违约的历史事件。过去20年间，从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到后来的俄罗斯（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再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及2009年欧债危机，究其本质都是资产负债入不敷出的危机。
不科学的政绩观和发展观牵引下的大拆大建、无度负债使一些地方“鬼城”频出，加剧重复建设和资源错配，扭曲产业结构，加剧结构性矛盾，形成许多产业的过剩。政府收支行为决定了财政、金融是一对连体儿。财政分灶吃饭体制下，极具竞争性特质和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政府，不能直接举债，就创造性地通过成立法人主体的平台来融资，于是红顶商人满天飞。
但是，没有一本地方债务的账本是简单的。地方政府为了支撑经济建设所需的庞大支出，把土地视为一只“生金蛋的老母鸡”。在土地和金融相互强化的过程中，银行体系内以土地为主要抵押物的不动产规模呈现爆炸性增长，成了“最大的地主”，而土地价格膨胀撑破了银行的资产负债。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7
我讲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怎么看欧债危机。欧债危机的发生是两个“不可持续”导致的：一是高福利制度的不可持续，二是统一货币和不统一财政的不可持续。高福利不可持续是因为欧洲进入一个老龄化时代，养老金越来越多，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经济却长期低迷，税收成为一个大问题。欧盟建立货币联盟后，货币统一了，财政却是每个国家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像希腊一直就是寅吃卯粮、举债度日。以前这些国家很容易搞定，一旦借的钱多了就货币贬值，把债务冲淡，借的一块钱变成五角钱。但现在统一欧元后这招不行了。现在德国的态度至关重要。我觉得，默克尔并不想采取“省事”的办法解决欧债问题，而是宁愿让欧债危机再持续一段时间，让希腊、意大利这些国家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中国表示我们将全力支持欧洲度过欧债危机，但德国可能会想：在希腊没有真正下决心解决自身的问题的情况下，中国可能不是帮欧洲，而是害欧洲。默克尔的态度让希腊等国非常不满，但德国希望债务问题国必须自己承担起责任，特别是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如果不这样，德国担心，过几年债务风暴还会重新爆发。总之，因为希腊等国要实现经济恢复增长还需要很长时间，因此欧债危机短期内难以化解。
但欧元区不会解体。目前德国主导的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思路愈来愈清晰，即“标本兼治”。“治本”就是制定和推行一系列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12月8～9日的欧盟峰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除英国外，其余国家基本都同意接受德国和法国的意见，即通过签署一项新条约，努力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协调和统一起来，今后花钱的事不能成员国自己说了算。这是在根本上治理欧债危机的关键一步。有人说德国坚持签署新条约，就像一个医生对病人说，我先给你制定一项健身计划吧。这就是德国，它希望通过这样今后病人不会再来医院。在治本的同时，德国和欧盟其他国家也治“标”，例如这次欧盟峰会推出的两个方案。由此来看，欧债危机尽管短期内难以化解，但欧元区不会像一些分析家所说的发生瓦解的情况。欧元消失不仅希腊、意大利等国承受不起，德国同样承受不起，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也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德国、法国会全力以赴包括采取一切正常和非正常手段来捍卫欧元。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8
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再看看亚洲债券市场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所付出的努力和未来的方向。
亚洲债市崛起
第一个结论是，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亚洲债券市场的地位加强。
这可以从规模和债务稳健性两个维度看。来自SiFma（SecuritiesindustryandFinancialmarketsassociation）、eurostat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二季度末，全球政府债券市场45.71万亿美元余额中，已经呈现出欧盟、亚洲及美国三分天下的格局：三地规模分别是14.68万亿美元、14.60万亿美元和14.46万亿美元，占比各为32.11％、31.94％和31.63％。另有不超过2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分布在全球其他区域，包括拉美等。
而在彭博资讯的数据库中我们看到，在企业债券市场欧洲余额最多，高达14.08万亿美元，美国次之，6万亿美元，亚洲稍少，为4.85万亿美元；以发行主体的家数看，美国以7502家排名第一，欧洲和亚洲分别为6092家和4819家。虽略有逊色，但在企业债券市场中，亚洲的量级也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再看动态的变化。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1996年到2011年，在这15年的时间里，全球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债券市场份额发生了显著变化。BiS（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s）和asianBondsonline的数据表明，美国目前全部债券余额是25.5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由42.9％下降到38％，德国是2.8万亿美元，由7.4％下降到4.2％；日本、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5万亿美元、3.4万亿美元和1.7万亿美元，占比17.2％、5.1％和2.6％，份额较15年前持平；新兴的东亚经济体（emergingeastasia，eea）规模由区区5300亿美元增至5.3万亿美元，占比由2.1％大幅升至8％，升幅最为显著。
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债券市场份额的下降，基本上由亚洲国家债券市场份额的上升所填补。东亚国家里面，中国的份额增加最快，从0.2％上升到4.6％，规模从620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
再看债务稳健性。这一轮危机走到现在，各地区债务余额都在增加，如欧盟增加了35.42％，eea增加了34.92％，日本增加了26％，美国增加了18.07％；但从占GDp的比重看，日本最高，达185.9％，美国92.39％，欧盟27国82.64％，eea为36.9％。整体看，在亚洲区域（除日本外），其债务的稳健性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亚洲区域的债券余额在增加，但同时，亚洲的国家，尤其是东亚，其债务稳健性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是提高了。
从以上两个维度的指标综合判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过这一轮危机之后，亚洲债券市场在全球债市版图上的地位大大加强。
亚洲仍需发展债市
我的第二个结论是，本轮危机的触发点虽然均为债券市场，但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与合作的必要性却提高了。
对于发展债券市场，最近听到很多消极和悲观的声音，认为债券市场容易触发危机。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债券市场不需要大发展：欧美债务金融危机确实为亚洲提供了很多借鉴，但从另一方面看，因为此次危机，亚洲债券市场发展与合作的必要性实际上进一步提高了。理由如下：
第一，美国金融危机的触发点是次级债市场，而背后深层次的问题是储蓄不够，消费太多，且疏于监管。次级债背后资产的质量极差，标准放得非常宽。同时美国的金融业杠杆率过高。在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是部分欧洲国家多消费少生产，借了过多的债透支明天，同时欧洲一体化存在内在缺陷。而在亚洲情况则不同。
第二，长期困扰亚洲国家的一些核心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
一是货币错配。若在资产和负债、收入和支出上币种不匹配，就一定会产生货币错配，从而被动接受汇率波动的影响。而在亚洲市场，货币错配的程度非常高，尤其是经过这一轮危机之后，国际主要货币的波动性显著加大，货币错配的风险在亚洲区域进一步提高了。这对于加速发展本币的资产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要求，变得十分迫切。
二是“斯蒂格利茨怪圈”待解。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有一个所谓的“斯蒂格利茨怪圈”，即亚洲的资金低息借给发达经济体，后者再以高回报投资亚洲，这个圈至今还没有解开。发展本币债券市场，有助于解开这个圈。
三是发达的亚洲本币债券市场，能削弱美元化倾向，提高本土货币化程度。
四是平衡融资结构，改变当前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代表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比重较小的不平衡局面。
中国债市新势力
自2003年6月份的《清迈宣言》开始，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歇。2003年和2004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theexecutives'meetingofeastasia-pacificCentralBanks，emeap）推出亚洲债券基金一期（aBF1）和二期（aBF2），分别投资于emeap经济体中投资级以上的美元计值债券和亚洲区域以本地货币计值的债券。
2009年12月，东亚13国在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框架内筹建CGiF（CreditGuaranteeandinvestmentFacility）基金，以帮助东亚地区的私人企业和机构发行债券，并为其担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亚洲主要国家就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新路线图”达成共识。其要点有二：一是要大力发展本币的债券市场；二是大力提高跨境流动性。沿着这两个维度，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做出了很大努力。
第一，中国在发展大陆人民币债券市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十年里，中国债券市场余额由1.6万亿元增至21万亿元，提高了12倍；现券交易量从645亿元增至68万亿元，提高了1000倍。二级市场债券换手率已经超过了英国，双边报价价差则窄于日本――这些都是在最近几年里发生的，是非常大的变化。
投资者的结构已经非常丰富，涵盖各种类型。产品创新很快，十几类产品，信用产品余额已达5万亿元，占全部余额比重的25％。不但有现券产品，也有衍生产品，包括利率掉期和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大陆除了人民币债券，还有境内机构如国开行、中石油和中石化发行的美元债券，总体规模虽然不大，但自2003年以来，连续都有发行。
第二，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很快。比如，在债券发行方面，中国大陆人民币债券的发行主体除了境内机构，也有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中国）和东亚银行（中国）这样的境内外资法人银行。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是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渣打、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做市商。渣打、摩根大通和汇丰银行是国债承销团成员。瑞穗银行主承销过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境内美元债券。很多合资投资银行都可以全面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承销和交易。
目前，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外资法人银行或分行共有37家。外汇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这些外资银行在银行间市场持有的债券为2300亿元人民币，年债券交割量为8万亿元人民币，占整个市场的比例分别为1.1％和2.3％，比重不大，但增速很快。而且不但参与现券交易，也可做回购交易，同时还是衍生品市场的主要成员。
外资机构在中国利率掉期市场一度占有非常高的份额，近47％，其价差较中资机构更窄。除此之外，另有总额度300多亿美元的110余家QFii可以参与交易所市场的债券交易，以及众多的合资基金公司和保险机构能够跨市场进行债券投资。以上均体现出外资机构在中国债券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发展。自从2003年Cepa以来，香港开始推动人民币业务。2007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成为首家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内地金融机构。2008年12月，国务院明确将香港定位为离岸人民币市场。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贸易清算试点开始，目前已全部放开。这一系列的举措，使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大增，目前已达8000亿元人民币，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也有跳跃式发展，2011年已发行超过1000亿元。
目前，香港人民币债券余额达到1600亿元人民币，发行体有60余家，境外发行体有包括aDB和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金融机构和境外企业，当地有香港企业、红筹企业，内地有中国财政部、国内金融机构、H股上市公司和大陆企业，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发行主体非常多元化。上市的场所则包括香港联交所、香港债务工具结算系统和新加坡债券交易所。
在提高跨境流动性方面，当前，中国内地市场和离岸市场已经有了多条连通和互动的渠道。在离岸人民币资金的来源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是主渠道。现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额占全部贸易结算额的比重为5％左右，提升空间非常大。另一个来源是人民银行和香港金管局的货币互换，这一互换量还有限，仅200亿元，但这个渠道也很重要。此外还有个人，以及前不久主管部门推出的境外直接投资（oDi）等。
境外的资金进入国内，已有多条路径：除了前述的外资机构和QFii外，还有境外中央银行、港澳人民币清算行以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等三类机构，目前共40余家进入银行间市场进行债券交易；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到内地直接投资已处于试点阶段；2011年12月16日，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外管局联合办法，允许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境内证券市场，起步金额为200亿元。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在包括境外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CnYnDF）以及基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CnH）的衍生产品，无论是离岸的还是在岸的，虽偶有背离，但整体看还是有很强的相关性，表明这两个市场的互动越来越紧密。
关于内地与离岸市场的连通，有一种担忧认为，这可能会给中国的信贷政策带来挑战，并对内地银行体系构成负面影响。比如，2011年12月BiS刚刚的季度报告，就很明确地指出这一点。BiS认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一国货币离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离岸银行对在岸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持有的大量敞口的变化，会对在岸市场的政策构成极大影响。笔者认为，这种影响确实存在，也需要管理，但并不构成推动跨境流动性的障碍。
上述分析表明，在本轮全球债市格局大变动中，亚洲的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加强了。亚洲对此应有充分的自信。虽然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的触发点均源自债务，但大力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推动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进一步提高。中国为此付出了积极努力，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2011年以来，韩国开始重视投资中国政府债券；2011年底，中日双方又在采取措施，支持人民币和日元债券市场发展，包括日本企业在东京和其他海外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在中国大陆试点发行人民币债券，同时，日本当局投资中国政府债券的有关申请程序也正在进行中，双方并设立了“中日金融市场发展联合工作组”以推动在上述领域的合作。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9
【关键词】产品危机；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eCm-iF
【中图分类号】F234.4；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6）13-0050-05
一、引言
由于赊销/赊购的存在及其普遍性，企业间特别是上下游企业间的资产负债表因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出现而存在着一种链接关系，当一个企业因某种原因如产品出现问题而销售恶化进而其资产负债表恶化时，则很可能会导致其因业务关系而滋生的应付账款不能及时归还甚至形成坏账，相关企业特别是上游企业因坏账增加及销售下降也会出现资产负债表恶化，如果这种形势得不到有力的控制，则上游企业资产负债表在下一期也会继续恶化或者出现资产负债表恶化，这种形式的资产负债表之间的传染被称之为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1]。鉴于风险特别是外部风险的难以预防，因问题企业出现产品危机或类似事件而导致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是一个非常普遍现象。文献调研显示，迄今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重点在于传染本身及其导致的微、宏观效应[2-4]。此外，考虑到产品危机是导致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出现的重要原因，并且频频发生，如2015年的德国大众“尾气造假”事件、2014年的中国台湾“地沟油”丑闻、2013年的新西兰“毒奶粉”风暴、2012年的酒鬼酒“塑化剂超标”危机……本文拟以产品危机冲击为例，站在问题企业的上游健康企业立场上，探讨上游企业应如何从管理层面着手来治理已经遭受直接传染的资产负债表，以减轻自身传染症状并防止传染继续向下及向外蔓延。
二、传染症状及其原因分析
由于可能存在着不止一个赊销对象，而且赊销占销售总额的比例有大小之分，所以因产品危机冲击而导致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传染症状可能有轻重之分，而且持续时间也会长短不一，有的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症状，有的则几乎没有反应甚至反而更健康，因此，从受传染程度来说，上游企业资产负债表遭受直接传染的症状大致可以分为四态。
（一）严重态
所谓严重态，就是在问题企业产品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上游企业的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款的数量迅速增加，甚至许多应收账款变成永不能收回的坏账；与此同时，产品销售数量迅速下滑，大量产品堆积在仓库，保管费用迅速增加；而且企业的声誉也迅速下降，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也随之大幅下降；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这些企业陷入了财务困境，其中的部分企业甚至濒临破产。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1）这些上游企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就是问题企业，而且以赊销为主。受制于企业规模偏小、地理局限以及销售对象的巨型体量等因素，事实上，赊销战略是弱势卖方实现生存发展的一种主动战略选择，一些上游企业别无选择只能选择就近将企业的大部分或者全部产品赊销给问题企业。（2）这些上游企业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是问题企业以及与问题企业的问题产品属性极其相似的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由于属性的相似，与问题产品类似的产品往往更容易遭受传染影响[5]，导致产品也发生滞销，现金流入减少，进而导致应付账款不能按时归还，如果上游企业的销售对象是问题企业及生产类似问题产品的企业，则危机发生时，这些上游企业将会遭受严重传染。（3）上游企业给予的赊销期限过长以及赊销量超限。赊销期限过长就会导致库存费用增加，而赊销量超限就意味着多借给客户钱，这两项费用可能等同于或超过了增加销售所得的利润，这意味着支持销售额增长所需要的现金大于因销售额增长而带来的现金。这一政策的前提是假定所有赊销的货款都能准时回收，一旦危机发生，才惊觉现金已被“应收账”绑死，公司顿时陷入财务困境并面临破产。（4）风险管理举措严重失当所致。即由于措施严重不当，不仅未能及时认识到产品危机的严重性，而且预防性的回应措施严重失误，导致受到严重传染。显然，传染症状严重的上游企业，不仅可能使企业本期陷入经营困境，而且可能延续到下期，并进一步传染给自己的上游企业，将危机向下及向外蔓延。
（二）较差态
所谓较差态，就是在问题企业产品危机的冲击下，一些上游企业的应收账款不能按期回款的数量缓慢增加或增加不多，形成坏账的应收账款比例很小；与此同时，产品销售数量小幅下滑，积压在仓库中的产品较少，保管费用有所增加；而且企业的声誉受到一定的影响，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下降不明显；现金流出稍微多于现金流入，企业离陷入财务困境还相对较远。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1）这些上游企业主要采用现金销售策略，与问题企业间的赊销账款占比不大。之所以如此，可能在于这些上游企业相对实力强大，在产品的销售上占据较强大的主动权。（2）除了问题企业外，这些上游企业其他销售对象的产品与问题产品差异比较大，这就使得这些销售对象受到问题企业传染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此，尽管这些上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会受到问题企业的传染，但是其他销售对象良好的信用分散了这些上游企业的部分风险。（3）适当的赊销政策保护了这些上游企业免受更大的冲击。适当的赊销期限及赊销规模既有利于企业拓展市场又为预防风险冲击设立了安全线。（4）风险管理机制存在薄弱环节导致风险演变为危机，但由于后续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使得危机症状显得不那么严重。显然，传染症状较轻的上游企业，不仅可能在本期结束时恢复正常，进一步向下期持续及向上游企业蔓延的可能性也不高。
（三）一般态
所谓一般态，就是问题企业产品危机对这些上游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些企业的应收账款没有出现明显增加或者增加也是在合理范围内，销售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企业声誉受到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能力基本上没有变化。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1）与问题企业的交易量很少，赊销量更少。这要么是离问题企业比较远的外省上游企业，其产品已经大部分被周边企业消化；要么是属于大型企业，与问题企业的交易占比较小。这导致了借助赊销引发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症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该类上游企业的产品品种很多，出售给问题企业的产品只是其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远不能对该上游企业的销售及相应的应收账款产生大的影响；或者是该上游企业的销售对象差异较大，这些销售对象基本不受问题企业出现问题的影响，因此，该类上游企业就有很强的免疫能力。（3）管理良好的赊销政策，该类企业不仅制定了合理的赊销政策，而且对应收账款的管理也非常科学到位。这就使得由产品危机引发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可能性降至最低。（4）风险管理机制运行有效，使产品危机冲击风险未能造成危机。显然，传染症状几无的这类上游企业，不仅本期能基本上保持正常的经营活动，也不会在下期出现传染症状或者将传染症状传染给自己的上游企业。
（四）良好态
所谓良好态，就是问题企业的产品危机非但没有对该类上游企业形成冲击，反而使这些企业的应收账款减少了，同时销售数量也出现了增加，企业的声誉及借贷能力都得到提升。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1）该上游企业的赊销对象主要是出现竞争效应的那些企业。当产品危机爆发后，会出现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两种情况，那些受到竞争效应影响的企业挤占了问题企业的市场份额，销售量上升，现金流入量增加，这使得其对上游企业的应付账款可以得到及时支付，并且扩大了针对上游企业产品的采购。（2）该类上游企业或者奉行多元化经营战略，问题企业只是其中一个占比不大的销售对象，其他业务却因此次危机反而经营大好，因此危机来袭时，总体上该类上游企业的销售业绩反而趋好且相应的应收账款减少；或者是该类上游企业的业务能力极强，短期内转产销售其他产品，及时隔离了危机的传染，即该类上游企业本身具有强大阻断危机传染的能力。（3）基本上不采用赊销策略。这可能源于该企业是一个处于成熟期的企业，产品质量成熟优质；也可能是因为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盈利来源渠道多，单一产品拓展市场的欲望不强烈，这就保证了企业免受产品危机引发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4）风险管理机制的设计及其运行非常有效，不仅有力地避免了风险的进一步恶化，而且抓住了机会使风险变为收益。显然，这些因祸得福的上游企业，不仅本期维持了良好的经营状态，下期也会继续正常经营，并且会将自己的利好进一步传给自己的上游企业。
三、eRm-iF改造及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治理思路
（一）eRm-iF改造
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是不同的，前者重在及时反应与控制，重点在于“治理”；后者重在预测与规避化解，关键在于“预防”。这源于风险和危机两概念的侧重点不同，风险是指有危险和损失发生的可能性，强调危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所以应该以“预防”为主；而危机意味着危险和损失已经发生了，但危险导致的损失程度不确定，因此应该以“治理”为主。审视迄今以来危机管理的经典理论成果，如mitroffandpearson[6]的五阶段模型、Gonzalez-Herrerpandpratt[7]的四阶段模型、augustine[8]的六阶段模式、Heath[9]的4R模型、赵定涛和李蓓[10]的四阶段危机管理动态过程、王爱民[11]的三阶段模式，等等，存在如下两个问题：（1）这些模型往往将风险管理和危机管理混杂在一起，预防和治理的界限不明显；（2）所提出的危机管理模型往往只是个流程图，缺乏与目的和组织的融合。比较而言，CoSo提出的eRm-iF是个非常完整的风险管理框架，将目的、手段、组织有机融合在一起，但是eRm-iF仅仅聚焦于“预防风险”，缺乏“治理危机”的功能，而且主要着力于内部风险的防范，对外部风险防范缺乏可靠的着力点，所以不适于进行危机管理，尤其不适于外部风险造成的危机的管理。然而eRm-iF的设计思路却为我们设计企业危机管理整合框架（eCm-iF）提供参考，考虑到产品危机导致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特点，融入平衡计分卡的设计理念[12]及王战平[13]提出的一些思想，这里通过改造eRm-iF形成图1所示的eCm-iF来实现对产品危机导致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危机治理。
如图1所示，这里对CoSo的eRm-iF作如下改造：首先，在管理要素上，将eRm-iF的风险管理八要素中的四要素：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及风险应对，修改为危机确认、传染隔离、危机处置及消除隐患。其余的四个要素保持不变。其中，危机确认就是确认危机存在及其严重程度和范围，并通过图、表形式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明。传染隔离，就是一旦确认危机存在以后，立即采取措施切断与病原体的联系，防止传染的进一步深入。危机处置就是采取多种措施从多个方面着手，减轻直至危机症状的消失。消除隐患就是消除导致被传染的因素或强化导致被传染的薄弱环节。其余四个管理要素仍维持内部控制原有的解释及功能，并为上面四项功能提供环境保障及通过控制活动、信息沟通及全程监控来促使危机治理活动有序高效地运行。其次，在实现目标上，将eRm-iF的四个目标依据危机管理的需要修改为危机解除处理、潜危失衡纠正、常态维系优化及社会责任履行，这四个目标之间不仅是一种递进的关系，而且也是分别针对着不同的传染态，若传染危机呈现的是一种较差态，则对应实现的目标应该是潜危失衡纠正，并且由它开始递进直到实现最高目标即社会责任践行。反之，如果社会责任履行出现了问题并导致企业出现严重危机，目标将再次跌落到危机解除处理这一层次。最后，在组织层次上，吸收平衡计分卡及其衍生的战略地图的思想，并且依据治理的前后顺序，将组织层次修改为财务管理层面、客户管理层面、业务流程层面及学习成长层面。这是因为传染症状首先表现在财务报表上，进一步溯源是客户管理层面出现了问题，再进一步深入则可追踪到问题出现在业务流程层面及学习成长层面上，即因为治理的难度及轻重缓急，对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治理存在着一种由表及里的逻辑顺序，而且以这四个层面为对象，企业有了针对内外两种风险本身及其引发危机的治理着力点。
（二）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治理思路
以严重态为例，基于eCm-iF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治理思路如图2所示，具体而言，当问题企业出现产品危机并致使其供应商――上游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传染后，上游企业的治理思路为：首先，应立即启动危机确认机制。一方面审视企业的财务状况，审视重点包括确定应收账款递增的速度及数量、企业可掌控的现金数量并判定是否可以维持日常运营以及维持多久等；另一方面审视客户方面的情况，确认包括问题企业在内的所有客户经营运转情况，特别是问题企业的经营情况是否可以持续，以及其他客户企业的销售是否受到问题企业的影响等。其次，采取隔离措施。一方面应立即停止针对问题企业的赊销业务，并减少针对其他受影响企业的赊销规模，以减少呆账及坏账的增加；另一方面应发表相应的声明，澄清自己的产品不是问题企业产品问题的根源，以划清与问题产品的界限，消除其他客户对本企业产品质量的潜在担心。再次，依据危机所处态势的严重性围绕四大目标进行危机处置。一方面强化销售管理以开发新的客户群，并增大对老的健康客户的促销力度，以恢复甚至提升受问题企业影响的产品销售规模；另一方面，强化应收账款回款的努力，加快应收账款周转速度，减少应收账款累积的数量和速度，与此同时，加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沟通，以获得必要的贷款，必要时向政府提出帮助的请求。最后，进行隐患消除。亟待危机症状减缓或者消失，应该立即着手消除导致传染发生的隐患。重点在于：一方面强化业务流程的管理，包括提升运营管理流程的效率、强化客户管理流程的功效、增强创新开拓流程的成效、提高政策法规流程的效果，以此促使企业走向卓越、产品领先同行、形成忠诚的客户群体。另一方面要提升学习成长层面的水平，包括提升员工胜任能力、提升组织应变能力、提升信息保障能力、提升制度建设水平、提升企业文化。在这一周而复始的危机治理过程中，当上游企业遭受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严重程度从严重态逐渐转为良好态时，危机管理的目标也应逐步从危机解除处理提升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这一持续的改进过程中，信息沟通与控制活动始终起作用并使危机管理有效有序，而控制环境及全程监控则进一步为此提供了平台和保障。
（三）治理着力点及其着力次序的确定
显然，危机治理不仅要抓住主要矛盾，更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图2显示，尽管针对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治理的四要素围绕财务管理、客户管理、业务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层面着力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但事实上不仅这四个层面在危机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轻重有所不同，而且由于这四层面中的每个层面又包含多个方面的内容，这其中并不是每一个方面都与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都关系密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确认每一层面的具体治理着力点以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图3是由Kaplanandnorton基于平衡计分卡（BSC）而设计的。该图显示，财务管理、客户管理、业务流程、学习成长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即企业通过员工、组织等要素的学习成长，才能在业务流程上创新且提高效率及建立战略优势，并通过提供特定价值给客户从而支持和协助企业深化客户管理，进而改进财务管理最终实现股东的长期价值。由图2可知，尽管危机治理的不同阶段，治理所着力的层面有所不同和侧重，但结合图3和图2，追根溯源可知，首先，四个层面在危机治理过程中的角色由主到次的顺序应该为：学习成长、业务流程、客户管理、财务管理。这也就是说，只有在学习成长层面及业务流程层面上下大力气治理，并兼顾客户管理及财务管理的着力改善才可能实现标本兼治，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其次，四个层面中各自的治理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就财务管理层面而言，应该是着眼于保安全的合理财务结构的管理和安全合格产品的提供。其中前者又是治理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前者不仅是遵守相关法规的要求，也与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发生与否直接相关。所谓的合理财务结构，是指不仅总负债/总资产保持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资产结构及负债结构也要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而安全合格产品的提供则有助于企业缓解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带来的流动困境，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结构。二是就客户管理层面来说，以塑造形象为目标的质量上乘及选择多样又是治理的重点着力点。这是因为质量上乘一方面可以获得很多客户的青睐，另一方面可以减少赊销策略的使用。选择多样的意思是企业生产的产品系列及品种不单一，这样可以分散客户，削弱个别客户出现问题对企业的冲击力度。显然，这两者中质量上乘的治理又是重点中的重点。三是就业务流程层面而言，运营管理流程又是重点着力点，这是因为运营管理是业务流程的最基本任务，它又包含多个流程管理，这其中尤以生产流程和分销流程为治理的重点，这是因为前者关系到产品品质的优劣，后者则关系到企业财务结构的安全与否，此外客户管理流程中的产品服务及政策法规流程中的严守政策法规也是要重点治理的对象，前者可以防止或及早发现客户企业的产品问题源自自己，从而减弱客户企业问题产品引发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影响；后者则可以减少企业被传染的机会或降低企业被传染的概率。四是就学习与成长层面来说，组织能力及制度建设是危机治理的重点。其中，组织能力中的运行和决策能力又是治理的重点，这两方面建设及改进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企业各个流程的有效运转，及时预防及治理危机的发生及恶化。制度建设中的制度设计与执行也是治理的重点，制度设计是否科学有效和制度执行是否有力彻底是企业及其员工作出正确决策并以正确方式做事的根本保证。诚如前述，各个层面及其构成要素在危机治理中的角色不仅有轻重之分，也有缓急之别。从治理的缓急而言，应该是由表及里来进行，因而以上着力点的治理顺序应该为财务结构、安全产品、质量上乘、选择多样、生产流程、分销流程、产品服务、法规遵守、组织能力、制度建设。
四、结语
借助信用链，问题企业的流动性冲击及其乘数效应的收敛趋势将导致上游企业债务累积和锁定。鉴于上下游企业间赊销存在的普遍性以及产品危机发生的频繁性，上游企业出现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症状是个经常发生且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治理这一病症，本文结合平衡计分卡（BSC）思路及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Rm-iF）的理念，构建出了以治理产品危机引发的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为目标的企业危机管理整合框架（eCm-iF），并在此基础上，以严重态为例，提出了资产负债表直接传染的治理思路，进一步分析了治理的着力点及其着力次序。
【参考文献】
[1]noBUYiRoK，JoHnm.Balance-sheetcontagion[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2002，92（2）：46-50.
[2]FReDeRiCB.Creditchainsandthepropagationoffinancialdistress[D].europeanCentralBankworkingpaper，2006.
[3]王彬彬.基于信用链的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4]屈耀辉.产品负面报道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实证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4（1）：164-171.
[5]DaHLenm，LanGeF.adisasteriscontagious：howabrandincrisisaffectsotherbrands[J].JournalofadvertisingResearch，2006，46（4）：388-397.
[6]mitRoFFii，peaRSonCm.Fromcrisispronetocrisisprepared：aframeworkforcrisismanagement[J].academyofmanagementexecutive，1993，7（1）：48-59.
[7]GonZieZHa，pRattCB.Howtomanageacrisisbeforeorwhateverithits[J].publicrelationsquarterly，1995，40（1）：25-29.
[8]aUGUStinenR.managingthecrisisyoutriedtoprevent[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5，73（6）：13-14.
[9]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m].王成，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31-40，79-100.
[10]赵定涛，李蓓.企业危机动态管理模式[J].管理科学，2005（3）：8-15.
[11]王爱民.基于社会责任的重大工程危机管理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5（3）：13-17.
地方债务危机解除篇10
摘要:肇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两年多来蔓延并扩到整个欧元区。欧洲债务危机的源头是绝大多数欧元区国家严重地违反财政纪律，但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则原因众多，诸如过高的社会福利、过度的政治腐败以及欧元区制度设计的缺陷、欧元区各国领导人危机处置措施失当等等。化解欧洲债务危机任重道远，须各方特别是欧元区各方达成共识，共克时艰。
关键词:欧元；债务危机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这场金融海啸尚未完全平息，大西洋彼岸又发生了欧洲债务危机，其阴霾弥散到整个欧元区。问题是，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何以变得如此艰难？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扩散
欧洲债务危机2009年12月肇始于希腊。欧洲债务危机，即欧洲债务危机。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为担保向外借来的债务，包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
2012年1月13日，信用评级服务机构标准普尔报告，宣布将塞浦路斯、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长期信用评级各下调两个等级；将法国、奥地利、马耳他、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的长期信用评级各下调一个等级；确认比利时、爱沙尼亚、芬兰、德国、爱尔兰、卢森堡和荷兰现有的长期评级；剥夺法国的“aaa”信用评级。德国则幸免于难，维持“aaa”信用评级。欧洲债务危机进入新的阶段。这对试图遏止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欧盟各国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今年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对此，欧元区国家财长联合做出回应，发表声明称，已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方面做出了长足的努力，并且正在朝着建设更强有力的经济同盟方向加速改革。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原因
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与扩散，既有近因，也有远因。
2.1欧洲债务危机是与欧元的启用和特质直接连在一起的。
有货币发行自即有货币的国家，应对政府债券可能的偿付隐患，一般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增发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券来间接实现展期，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赢得更多时间；二是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发货币，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压力。这就是说，货币国家的经济也有可能会存在风险，但它有自己的风险解决机制，基本上不存在谁向它逼债的问题。
欧元由欧洲中央银行和各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中央银行系统负责管理。欧洲中央银行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欧元区国家的中央银行参与欧元纸币和欧元硬币的印刷、铸造与发行，并负责欧元区支付系统的运作。从1999年1月1日迄今，欧元区共有17个成员国。根据1992年在马斯特里赫特签订的《欧洲联盟条约》，成为欧元区成员国，需要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如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须接近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
欧元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改革最为重大的结果，也是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仅就经济利益的维度而言，实行统一货币，有利于欧盟各国增强自身经济实力，提高竞争力；减少内部矛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简化流通手续，降低成本；增加社会消费，刺激企业投资等。
但是，单一货币的风险也是同时并存的，诸如，由于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由欧洲中央银行决定，各成员国将不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调整其经济，公共投资和财政政策将成为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唯一手段；由于政府和企业可以借入欧元而不是该国货币，这就使得市场上资金的来源大为增长，从而给欧洲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波动性。更为重要的是，对欧元区各成员国来说，欧元其实就是外币。借入欧元就会形成外债。既然是外债，一旦违约，就会出现逼债问题。这才是最大的症结。面对外债，欧元区各成员国无法独立采取措施，只能指望欧洲中央银行或债务重组。但是，欧洲中央银行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救援一个成员国的债务危机。正是由于欧元区的建立剥夺了各成员国独立解决风险的可能，实际上也就把一国局部的经济风险放大为欧元区整体性的风险。同时，由于各成员国之间利益平衡问题，使得希腊等国的债务问题一拖再拖。不容忽视的是，在建立统一的欧元货币区时，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退出机制和退出路径。因此，一旦欧元区一国出事，就很难建立起一道有效的防火墙，会殃及其他成员国。
2.2欧洲债务危机的源头是欧元区国家普遍奉行的高福利与财政能力不足之间的长期矛盾，且绝大多数国家严重地违反财政纪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国在废墟上逐渐建立了社会福利体系，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成为社会福利国家。欧盟地区是世界上社会保障体系最为完善的地区，其社会保障模式属于典型的“普救式”，内容丰富，种类齐全，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入学、住房等均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而且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可以普遍享有，有些成员国更是享有高福利国家的美称。这种社会保障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发展，保证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因此，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欧洲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欧洲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却成为制约欧盟经济快速发展的绊脚石。第一，高福利、高税收导致公共开支巨额增长，对经济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第二，项目繁多的社会保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发展的能力大大削弱。第三，高额的失业救济金导致许多劳动者宁可在家闲居也不愿意从事低工资低收入的工作，“自愿性失业”成为欧盟许多国家和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社会问题。第四，福利费用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在不少国家的社会福利体制中，还存在着腐败的“特权福利”，且难以根除。事实表明，欧盟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则它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任何改革，又往往成为执政党不敢轻易触摸的“高压线”。因为福利承诺是争夺选票的有利工具，反对社会福利很可能会失去选票。在政党政治体制中，选举是各政党力量的大检阅，而选票则是各政党实力的晴雨表，它甚至关乎各政党的政治生命。各政党为讨好选民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福利刚性，这不仅体现为社会福利支出日益上升，而且体现为社会福利涉及更广的范围和更强的力度。慷慨的社会福利待遇水涨船高，超出了很多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使得财政赤字日增，举债度日甚至债台高筑成为常态。
三、化解欧洲债务危机的对策及走势
早在1991年初，邓小平同志就曾精辟地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同理，金融搞不好，则会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两年多来，欧元区各国为缓解和化解欧洲债务危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直在致力于消除引发危机的根源。特别是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新进展，尤其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欧债市场2012年第一季度需渡过的一道难关就是庞大的再融资。因此，达成危机救援协议对欧债市场至关重要。
在2012年1月25日至29日召开的第42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年会）上，欧洲债务问题成为焦点，原因在于，其一，这一问题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走向的最重要因素；其二，欧洲债务危机折射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乃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性局限。针对各方的“问责声”，与会欧盟和欧元区的首脑们给予了积极回应，力陈他们为重建欧洲信心、恢复欧洲经济开出的“药方”。
在2012年1月底举行的欧盟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与会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举措，同时还涉及新财政条约和永久性救助机制等议题，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在应对欧洲债务危机方面有所进展。特别是德国主导的以严肃欧盟财政纪律为主要特征的新财政条约草案已于1月底获得欧盟峰会通过，并将于3月签订。根据这一条约，将来一旦某个成员国无视欧盟为稳定成员国财政制定的规则，只顾自己不顾欧盟整体利益的话，该国将承担严重后果。然而，迫在眉睫的是，希腊在2012年3月20日就须偿还145亿欧元到期债务，急需获得下一笔救助贷款。2010年5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通过并实施了总额1100亿欧元的第一轮援助希腊贷款协议。为了获得第二轮总额1300亿欧元（约合1727亿美元）的援助贷款，2012年2月13日凌晨，希腊议会通过了该国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关于第二轮救援贷款的协议，从而为该国获得新的贷款、避免债务违约创造了新的条件。但是，希腊紧缩政策则引发了首都雅典的示威与骚乱。希腊最终能否获得这笔新的贷款，则最终取决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是因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承诺的每一项紧缩和改革措施都没有落到实处。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拨款前，希腊议会总是设法通过紧缩措施。一旦贷款到位，紧缩措施的落实问题则乏人问津。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二轮救援贷款条件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表明：既想留在欧元区内，又不肯加强削减福利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此外，葡萄牙债务情势也日益告急，其5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分别飙升高位。市场愈发担心，葡萄牙是否会沦为下一个需要第二轮救助的国家。欧盟成员内部过去那种穷国躺在富国身上过日子的时代，也许已经成为历史。
摆在欧元区领导人面前的选择：一是向后退，退回欧元诞生之前，各国重新使用自己的货币，执行各自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无疑是一条绝路，它可能带着整个世界经济一起坠下悬崖。二是继续向前走，实行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执行统一的财政政策，甚至政治一体化，这是一条活路。唯有如此，并且引入国际援助资本，欧洲才有可能走向新一轮的复兴。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指出的，最终适用的还是那句话：只有团结，才有欧洲！欧洲人必须齐心协力化危机为重新开始的转机。（转引自曹辛：《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前夕接受南方周末专访：“协力取得造福两国公民的经济成果”》，《南方周末》2012年2月2日。）